谢选骏：文明不是战胜野蛮而是腐蚀野蛮

《我国史上的数次野蛮战胜文明，最后一个对我国摧残尤为惨重》（2020-01-05 秦時月）报道：

事实上，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野蛮征服、屠戮文明的征服史。

从最古老的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一直到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不断被野蛮征服、毁灭、屠戮。

中国虽然从3500年前延续迄今，但是期间也有数次被野蛮征服，尤其是近代的满清取代大明，直接中国带入世界满族之列。

直到近现代欧洲文明诞生之后，文明对野蛮才拥有了压倒性优势。

第一次：永嘉之乱。西晋末年，晋朝历经“八王之乱”后元气大伤，胡人乘机入侵，匈奴灭亡西晋并建国。北方以匈奴、羯、羌、氐、鲜卑为主的五个少数民族建立起了大大小小数十个政权，史称“五胡乱华”，汉人政权退守长江以南建立东晋。华夏民族的发源地黄河中下游流域完全被少数

民族掌控。永嘉之乱为中国历史上巨大的风暴。在此以前，中国本部的空间，全以汉民族活动为中心。但自怀、愍二帝被掳北去，晋室南渡后，北方便成为胡族活动的大舞台。自匈奴刘氏兴起，五胡便展开连串的建国运动，彼此混战不休，令中原人民流离失所，死伤无数。加上战争阻碍生产，使开发近千年的中原沦为白骨蔽野之地。此亦为异族首次成功入主中原。

第二次：靖康之耻。靖康之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著名事件，发生于北宋宋钦宗靖康年间（1126~1127年）因而得名。女真人攻破北宋都城开封，赵构在杭州建立南宋，从此中原沦陷百余年，淮河以北皆属金国。靖康之耻导致了北宋的灭亡，深深刺痛汉人的内心，南宋大将岳飞在《满江红》中提到：“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靖康耻无疑是汉民族历史上的一场大劫，也给当时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更是大宋这个王朝的百年国耻！而这场大劫所产生的根源更是后人必须深刻总结的重大教训，这个国耻宋王朝用了百年才终得洗雪，在此之间，南宋和金国之间的百年战争遍布关陕黄土、秦岭蜀山、河洛中原和江淮沿岸，远比沙漠中打转的宋夏战争更加激烈震撼！

第三次：崖山海战。1279年宋朝军队与蒙古军队在崖山进行的大规模海战，也是古代中国少见的大海战。崖山海战直接关系到南宋的存亡，因此也是宋元之间的决战。战争的最后元军以少胜多，宋军全军覆灭。南宋灭国时，陆秀夫背着少帝赵昺投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十万军民跳海殉国。此次战役之后，赵宋皇朝的陨落，同时也意味着南宋残余势力的彻底灭亡，蒙元最终统一整个中国。中国第一次整体被北方游牧民族所征服。南宋的灭亡标志着中国古典时代的终结，部分人认为这场海战标志着古典意义华夏文明的衰败与陨落，有“崖山之后无中华”这一说法。崖山海战使得一脉相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由此产生断层，其影响深远延续至今。之后明清的文明形态跟之前大不相同。宋朝的灭亡让中国从农业帝国向商业社会转型的一次尝试化为泡影。正是因为宋朝尝试放弃集权农业帝国的形态，所以才会在军事上持续弱势。在冷兵器时代的东亚季风区，集权农业帝国或许是文明延续的最优选择。

第四次：清灭明。满人曾经生活在天气寒冷的西伯利亚地区，他们为了生存流窜到中国东北，当时的明庭接纳了他们。乘大明镇压流民作乱时起兵作乱。由于满人文化水平极其低下，统治方式简单粗暴，就是大屠杀，清军所到之处皆充斥着清军的暴行，试图用屠刀彻底征服这个古老的民族，赵州之屠、畿南之屠、潼关之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江阴八十一日、常熟之屠、四川大屠杀、金华之屠、南昌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汾州之屠、大同之屠、广州大屠杀、潮州之屠等暴行累累。清朝大屠杀是野蛮民族对先进文明的残酷破坏，其令人发指的野蛮行径必将受到全人类的唾弃。清军在中国各地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导致中国人口锐减，绝大部分有气节的汉人都被屠杀殆尽（使中国人口从明朝后期的五千多万多减至顺治十七年的一千九百万，净减十分之九以上），留下了少许亡命天涯的忠义之士和委曲求全的少部分百姓，还有卖祖求荣汉奸，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痛苦，亦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严重摧残了明朝中后期以经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萌芽，知道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20世纪依然采用腰斩、凌迟、诛连全族都恐怖政策诛杀先进的国人，曾经的中国迷马戛尔尼，留下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评语：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与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正在变成半野蛮人！

谢选骏指出：从历史上看，文明不是战胜野蛮而是腐蚀野蛮，也可以叫做“文明开化”——就像日本、德国、世界各国一百多年来所经历的。

《在今天的条件下野蛮是否可能战胜文明》（老高的博客 2014-01-20）报道：

小者看我们身边，诚信者吃亏，狡诈者获利，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大者看当今世界，不讲底线者动辄要挟，咄咄逼人，屡屡得手，恪守底线者自缚手脚，处境困蹙，被动不堪……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的野蛮战胜文明，会在今天重演吗？

老高按：野蛮战胜文明甚至毁灭文明，史不绝书。我们今天是否仍然面临这种风险？小者看我们身边，诚信者吃亏，狡诈者获利，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大者看当今世界，不讲底线者动辄要挟，咄咄逼人，屡屡得手，恪守底线者自缚手脚，处境困蹙，被动不堪。

眼看着鄙弃普世价值、坚持“特色道路”的力量急速膨胀，对于野蛮势力可能战胜文明势力这种梦魇成真，已是当今不少人真实的担忧。历史学家秦晖最近曾经在一次学术座谈会上，再次举了“昂纳克寓言”的例子（我几个月前曾经在我的一篇文章《执政者为何宣传“历史必然规律”？》中，介绍过他的分析）：

低人权国家由于其劳动力成本被强制压到最低，所以反而在国际竞争中具有优势，将高人权国家的同行排挤出市场。发达国家如果要保持竞争优势，就不得不向低人权国家看齐，也搞“血汗工厂”，压低劳动力成本，但这样做的结果岂不等于是被低人权国家给“和平演变”了？劣币就这样驱逐良币，或者说野蛮战胜文明的现象，就在世界范围上演，不仅是经济，而且还涉及政治、文化、社会……

野蛮战胜文明，会在当今世界重演吗？文明又凭借什么去对抗野蛮、战胜野蛮？阙光联的一篇文章《文明与野蛮的博弈》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列出了在这个世纪，在如今的条件下，野蛮不可能战胜文明的论据。他的论据、论证和结论是否有道理？这篇不算短的文章，值得我们耐心地读一读，仔细地想一想。

共识网近日发表了秦晖、施展、许章润等人的学术座谈纪录《世界改变中国，还是中国改变世界？——从“第三世界”到“第三个世界”》，对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反思，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话题和观点，令人深受启发。其中关于文明与野蛮的博弈问题，成为一个颇能引发大家关注和兴趣的焦点。秦晖先生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角表达了对野蛮战胜文明的担忧。在中外历史上，野蛮战胜文明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从古希腊斯巴达战胜雅典、马其顿征服希腊、蛮族消灭罗马帝国，到中国秦始皇灭六国、五胡乱中原、蒙古灭宋、满清灭明，等等，甚至二十世纪由俄国一声炮响引发的某类革命，都是野蛮战胜甚至消灭文明的例子，可谓劣币驱逐良币。而在现实世界中，此类现象也依然存在。秦晖举了一个“昂纳克寓言”为例，其实表达的是对所谓中国模式可能给文明世界带来的某种劣币驱逐良币效应的担忧。

应该说，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野蛮战胜文明的现象的确大量存在，但对其成因却需要具体分析。如果文明与野蛮的博弈发生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社会内部，那么我们应该追问的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制度、法律、道德伦理等是否公正、合理、健全、有效。如果博弈发生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发生在世界范围，那么就应该分析世界局势和时代环境。时代环境的变化，尤其是人类走向全球化的历史趋势，能够对文明与野蛮的博弈造成重大影响，使得这种博弈在当代世界与在古代世界会有某些重大区别。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问题，被这些座谈诸君忽略了，那就是文明本身的内在矛盾与危机往往是诱发其自身衰亡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其输给野蛮的内因。也就是说，文明之所以输给野蛮，还应该从文明自身的内在缺陷来寻找原因。

古代蛮族征服文明民族，最直接的原因是其军事上的骁勇善战。在冷兵器时代，直接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往往就是体力、人数、斗狠好勇，所以文明民族尤其中国式的农耕民族在军事上往往不是游牧民族的对手。秦国靠商鞅变法造就的那种凶狠好战的军国主义路线征服了其他六国，包括文明程度远高于秦的齐楚等大国。可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面对着更加强悍野蛮的北方匈奴，最终却也只好采取守势，修筑万里长城。而劳民伤财的长城工程又是导致秦朝灭亡的直接导火索。后世历代中央王朝对这些周边蛮族基本也是采取羁縻政策，而不是将其完全征服或彻底消灭。因为游牧民族没有固定的领土，在辽阔无边的茫茫原野上纵横驰骋，以古代的技术条件要将其完全消灭，或者完全征服而置于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难度极大，成本极高，要付出太大的代价，得不偿失，尤其是会导致中央王朝国力严重空虚，甚至引发天朝自身的内部矛盾和危机，可能还没将蛮族征服，中央王朝自己就要垮台，短命的秦朝、隋朝都是这样的例子。所以，蛮族在古代世界始终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随时可能给东西方各文明民族造成威胁，只要后者发生内部的危机、动荡，蛮族就很可能乘机入侵。

 

这种情况在近现代世界里显然发生了根本变化，近现代的战争，胜负主要取决于国力，而国力强弱一般是与国家的文明程度相关的。所以传统的游牧民族不再构成对文明民族的威胁，并且游牧民族自身也逐渐文明化，被构建成为民族国家，成为文明民族之一。在现代世界，野蛮力量是那些热衷于暴力与恐怖的极端主义势力，包括各种极权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纳粹式的法西斯国家和某些极权主义国家也会拥有强大的国力和战争力量，对文明世界构成严重威胁。但是与古代世界相比，情况至少有两个重大区别：

第一，现代野蛮力量（无论是纳粹法西斯、极权主义，还是形形色色的宗教极端主义）是建立在对内、对自己的国家和国民采取强制性的封闭和镇压的基础上的，只有靠这种暴力手段对国民实施洗脑，才能够建立和维护其存在，因此它一开始就注定是没有真正的、长久的生命力的。而古代的蛮族并不需要对自己的群体采取这种人为的强制洗脑，维系古代蛮族的族群生活的基本纽带是传统、习俗和宗教，这些是人们自觉接受而非暴力洗脑的，是“自发演进”的产物，自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在应对野蛮力量的挑战和威胁面前，现代世界各文明民族开始走向合作、联合，从而摆脱了古代各文明民族对付蛮族时孤立无援的状态，显示出文明世界强大的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各主要文明民族第一次实现了世界范围的大规模合作，共同对付法西斯野蛮力量威胁。

 

文明被野蛮打败、征服，原因并不是文明人珍爱生命、慈悲为怀，恪守底线、不忍将敌人赶尽杀绝，而野蛮人漠视生命、毫无底线、不怕死。第一，文明人珍惜生命，但绝不是无原则的贪生怕死、但求苟活，在同侵略者、强权者、暴力犯罪者、恐怖主义者作战中，文明人所表现出来的奋不顾身的精神，比比皆是，为此牺牲生命的英雄烈士古今中外都非常之多。第二，面对毫无底线的野蛮人，文明人以其人之道待其人是完全正当的，作为现代文明之主要表现的现代法治，也明确承认公民享有正当防卫权利和反抗暴政权利，而且这是自然的权利，不可剥夺。第三，其实也是最重要的，文明制服野蛮并不需要学着野蛮人那样漠视生命、践踏人类文明底线。以暴易暴不是制服和消灭野蛮的根本办法。要从根本上战胜和消灭野蛮，除了迫不得已实施必要的暴力、战争手段之外，还必须对野蛮力量赖以生长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条件进行根本的改造，铲除培育野蛮的不良社会土壤，实现社会的文明化。二战结束后，文明世界对原法西斯国家的民主化改造就是一个例子，英美盟国并没有对纳粹德国、日本实施纳粹式的报复、屠杀和惩罚，相反，在实施民主改造的基础上，却大力帮助德国（西德）、日本实现经济复兴。相比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等国对德国实施的惩罚政策激发了德国人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客观上倒是为纳粹的崛起埋下了祸根。

文明输给野蛮也不是因为文明人讲诚信，野蛮人毫无信用可言，于是文明人经常给野蛮人提供可乘之机。这种欺诈行为只能得逞一时而不可能永远得逞，文明并不意味着无原则的退让直至自取灭亡，对于毫无诚信的人，文明人也会采取措施予以惩罚、排斥，使其难以得逞。

文明输给野蛮，除了前述古代世界的技术条件限制之外，更加重要的原因其实在于文明民族自身的内在矛盾、危机使其逐步丧失内聚力、战斗力而输给蛮族。因此，在探讨历史上文明被野蛮打败、征服甚至消灭的原因时，我们应该更重视对文明民族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与缺陷的分析。例如秦国能够征服六国，原因并不只是因为秦人强悍好战，还因为六国自身不能进行良好的合作，相反却是相互之间勾心斗角、互不信任。楚国虽然文明程度很高，但其内政却昏昧无度，君臣猜忌，奸佞当道，上下离心，纲纪废弛，自然没有战斗力。后来那些败亡于蛮族的历朝历代，如西晋、宋朝、明朝等，甚至西方古代历史，包括古希腊、古罗马的灭亡，情形大抵亦如此。与其感叹这些文明民族在蛮族面前的软弱，不如追问这些文明民族其内部社会、政治文明本身存在着怎样的内在缺陷、矛盾、危机导致其丧失内聚力、活力和反应能力。

现当代世界出现的野蛮对文明的挑战、威胁，其实从根本上说，也是文明世界自身内部危机引发的。纳粹法西斯的出现、苏式极权主义的崛起、民族与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兴风作浪，等等，都不是古代蛮族那种完全外在于文明世界的外部野蛮力量，相反，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说是现代性危机的体现和产物。近代以来人类文明发展的总体趋向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文明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正面价值、正面成果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矛盾、深刻的危机。无论是纳粹，还是苏式极权主义，乃至于今天依然活跃于世界范围的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其缘起无不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矛盾有重要关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说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产物。所以，我们固然要强烈谴责和批判这些现代野蛮力量的种种暴行和罪孽，要坚决守卫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和底线，但是，对于这些野蛮力量如何产生、如何更好地防范，我们更应该追问的是文明世界本身的问题与缺陷，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自身的内在矛盾与危机。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复杂，非本文所能详述，现代性问题实际上已成为西方现当代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核心主题，西方知识界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和领域，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程度，来探索、剖析和回答现代性所遭遇的诸种问题。

 

这就是说，无论古代还是现当代，文明世界、文明社会从来都不是完美的理想国，不是处于纯净的文明状态，而是充满着种种缺陷、矛盾和危机的复杂社会。我们在思考文明何以被野蛮打败、征服的时候，潜意识中切不可有一种文明的自负心态。进而言之，现实中的文明社会本身，也不同程度地包含着种种反文明的野蛮性因素在内，文明自身就内在地存在着走向野蛮化蜕变的潜在危机。

以中国古代文明而言，虽然中央王朝的文明程度远高于周边游牧民族，但是中央王朝实行的专制政治本身，体现的那种权力至上、公权私有、成王败寇的政治逻辑，以及由此导致的许多暴政、腐败等现象，何尝又不是一种野蛮文化！古代社会生活那种湮灭人的个性、蔑弃科学理性等特征，其实也是野蛮性而非文明性。中国古人对于文明的这种内在问题和缺陷是有清醒反思的，从先秦时代的庄子，到魏晋玄学、唐宋佛学、明清非主流的思想家，甚至曹雪芹的《红楼梦》，都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表达了对文明社会内在矛盾的反思。庄子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仁义道德之类文明秩序的虚伪性。当文明社会的伦理规范与政治秩序变成主要是用于维护某种现实权力关系的工具的时候，它实际上就偏离了甚至是背离了彰显人的尊严这个最根本的文明价值本身，文明也因此而变成一种虚伪，甚至是一种变相的野蛮。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本身也同样暴露出强烈的野蛮性特征，对利润的无止境追逐，对工具理性的盲目推崇，世俗价值对超越性的贬低和排斥，由此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政治矛盾、阶级及族群斗争、经济危机、精神文化危机、环境危机等等。如果我们把野蛮比作疾病，那么古代文明民族是由于自身肌体内部的某些疾病、慢性病导致免疫力下降，最后被外部的病毒、病菌入侵感染，而导致肌体死亡。而现代文明世界则是自身肌体内部严重的失调导致内部发生病变甚至是癌变，从而遭遇生命危险。对于现代文明而言，纯粹外部的病菌病毒（古代那样的蛮族）已经不可能会危机文明肌体的健康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无远弗届的强大的对外扩张运动，使得这种完全游离于文明肌体之外的纯粹外部的病菌病毒甚至都难以存在了。所以，能够给文明肌体的健康乃至生命带来巨大威胁的，恰恰就是、也只能是这个文明肌体自己内部的病变。

 

在文明与野蛮的博弈中，文明社会的竞争力从根本上说，是来自人性向善的天然本能趋向，文明价值所体现着的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的尊严的维护、对理性的生活方式的追求等，是合乎人性的天然本能的，因而人们会发自本能地去竭力卫护文明。也正因此，从长远趋势来看，文明战胜野蛮是必然的。历史上那些蛮族在军事上征服了文明民族之后，往往在文化上逐步被被征服者征服，自身也走向文明化，而如果不能完成这样的文明化转型，则最终必然不能保持其军事胜利的成果，而走向衰亡。蒙元和满清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文明战胜野蛮，从根本上靠的不是强制力而是人性、人心，战争之类暴力手段只是应急之需，虽不可轻言放弃，但无论如何都不是根本。

 

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也就是文明价值真正得到体现的社会，是不会轻易被野蛮征服的，即使由于军事和技术的原因暂时被野蛮力量征服，各种形式的反抗与抵抗也将持续不断地冲击野蛮力量的统治，并且野蛮力量的原始落后治理方式也必然会导致各种严重的社会矛盾与政治、经济危机，最后必然使野蛮力量走向削弱，或者是野蛮的征服者被推翻，或者是野蛮力量自身实现文明化转型。尤其在现代世界，各文明民族在反抗野蛮势力威胁面前正在逐步走向合作与联合，因此，相比于古代世界，纯粹外部的野蛮力量对现代文明世界的威胁实际上是大大降低了。

 

野蛮战胜文明只需要暴力行动的成功即可，而文明战胜野蛮，却经常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因为文明相对于野蛮的优势，或者说文明的内在力量，有时候并不是很快能显现出来的，尤其当文明社会出现危机，或者文明处在转型过程之中因而不成熟的时候，文明就似乎变得比较软弱，而不似野蛮那样强悍而富有战斗力。只有当文明转型成功，当文明变得成熟，当文明能够很好地解决自身的内部矛盾和危机的时候，文明的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文明才会显示出巨大的力量。这不仅仅是一种道义的力量、精神的感召力，同时也是强大的物质力量。在文明的这种成熟的力量面前，野蛮不仅在道义上、精神上丧失人性的力量，而且在物质力量上同样暴露出其极端的贫穷落后与匮乏。可见，只要文明能够成功实现转型、成功解决自身内在问题和危机，那么它就不会轻易被野蛮征服。野蛮的力量再怎么貌似强悍，终究都是短暂的，是不可持续的；而文明的力量即使一时貌似柔弱，终究也是长久的、可持续的。

在现代社会，野蛮力量之所以能够颠覆文明，最主要的原因首先都在于文明社会自身的内在缺陷或不成熟。如果文明社会的种种内在矛盾、问题长期得不到很好解决以至于造成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精神等方面的危机，那么，文明价值就很可能被湮灭而得不到实现，人们甚至会对文明丧失信心、信仰和希望，不愿为守护文明而努力，从而为野蛮力量的崛起和进攻造成极大便利。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文明转型时代，即正处于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阶段的社会，难免面临着许多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矛盾和经济发展问题，社会内部也远未形成对于现代文明价值的强大共识，所以一旦治国者出现失误，社会矛盾激化，就很容易滋生各种极端主义的情绪、思潮和势力，为野蛮力量的产生和攻击创造有利条件。存在着内部危机的文明社会，以及转型中的不成熟的文明社会，在野蛮力量的威胁和进攻面前，往往缺乏强大的战斗力，有时候甚至表现得不堪一击。

无论是克服自身危机、解决内部矛盾和问题，还是实现文明的转型与成熟，都需要一定的过程，尤其需要和平安宁的外部环境，所以这里最关键的其实是如何保障文明在解决自身问题和实现转型的过程中的安全，避免由于野蛮的进攻而招致文明的灭亡。这种情形之中的文明社会不仅需要树立信心，坚定对文明价值的认同，尽早形成对于文明价值的基本共识，拒绝野蛮的诱惑；同时更需要在应对野蛮的挑战时注重长远成效，不可因眼前之急而冒失卷入与野蛮的暴力相搏之中以至贻误文明的自我革新与转型之机。在文明尚未解决自身的问题与危机、或者尚未完成转型的情况下，以暴力同野蛮拼搏根本无法展现文明的力量，以己之弱项同野蛮之强项相争，势必难以取胜。当然，脆弱之中的文明能否为自己争取到这种安全的环境，也取决于其他许多条件，并非完全都是文明社会自己所能决定的。如果文明社会不能够清醒认识自身问题并积极加以改进，以恢复或增强人们卫护文明的信心；如果世界各文明民族不能清醒意识到野蛮力量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敌人，而采取“莫管闲事”的庸人心态，文明民族之间不能进行有效的合作和相互支援以共同抗击野蛮；如果文明社会的治国者不会采取必要的策略，避免与野蛮力量做简单的角力，相反却将主要力量放在这种强力角逐上，等于是以自己的弱项同野蛮力量的强项进行竞争，那么文明被野蛮击败的悲剧后果就难以避免了。国共内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当年国民党被称为“弱势独裁”，蒋介石被认为“民主无量，独裁无胆”。显然，弱势独裁、民主无量比起民主有量当然是落后，但比强势独裁和极权却更接近文明；独裁无胆比独裁有胆也更显文明。国民党的真正悲剧就在这里：它既没能真正实现民主宪政，把国家带入现代文明之中，甚至无力解决一系列严重的政治腐败、经济困顿等问题，从而无力做到使国家具备对于种种反文明的极端主义力量的强大免疫力。同时，它又根本学不会共产党那种高度极权的军国主义组织和治理模式以及毫无底线的斗争策略，所以在同共产党的军事角力中自然没有战斗力。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当局却又幻想以军事手段来解决共产党问题，而不愿以妥协换取时间来解决自身问题、促进国家的文明进步，这就等于是以自己的弱项同共产党的强项来竞争，加上不利的外部国际环境，其最终的失败就不可避免。

 

野蛮战胜文明只有一途，那就是暴力。在和平的状态下，或者说排除了暴力，野蛮是永远不可能征服文明的。而文明征服野蛮却不是依靠暴力，而是依靠人性的本能倾向，依靠民心。因此，只要排斥了一切暴力和强制，只要确保各群体之间、各民族之间在和平的、自由的状态下交往，那么，野蛮绝无可能战胜文明。虽然很多野蛮力量在依靠暴力征服了文明之后也虚伪地声称自己是顺应民心，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但实际上其所谓“民心”无不是完全靠暴力强制手段制造出来的，根本不是真实的民心。真实的民心只有在和平的、不受强制的、自由开放的状态中才能体现出来。

秦晖先生的“昂纳克寓言”，表达的就是对当代全球化背景下野蛮战胜文明的一种担忧。昂纳克寓言实际说的就是低人权国家由于其劳动力成本被强制压到最低，所以在国际竞争中具有优势，将高人权国家的同行排挤出市场。发达国家如果要保持竞争优势，就不得不向低人权国家看齐，也搞血汗工厂，但这样做的结果就无异于是被低人权国家给“和平演变”了。于是，劣币驱逐良币或者说野蛮战胜文明的现象就会在世界范围上演。这个寓言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频频遭遇贸易摩擦和人权争端的原因所在。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关注中国人权问题，并不完全出于道义激情或是对中国人的关心，同时更是出于对其自身商业利益的考量。这在无意中恰恰验证了马克思的名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西方的劳动者要想维护自身的权利不受资本的侵害，就必须同时维护中国之类落后国家的劳动者的同等权利，否则，在全球化的时代，落后国家劳动者权利受害的最终后果也会损害发达国家的劳动者的权利。

然而，野蛮真的可以不需要通过战争之类暴力手段而仅仅通过国际经济贸易的途径不战而胜征服文明吗？理论上的分析以及现实的情形都表明，昂纳克寓言最终不过是杞人忧天，低人权国家的这种所谓竞争“优势”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根本不可能使这种国家能够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真正取得优势地位，主导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与方向，更不可能真的实现对发达文明国家的“和平演变”，最终的结局依然是这种低人权国家自身的经济社会陷入严重危机。在与低人权国家的经济竞争中，发达国家的经济虽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牵连，但绝不会出现严重危机，更不可能被“和平演变”、被野蛮战胜而不得不向低人权标准看齐。

 

第一，正如任何一种奴役经济（即依靠强制奴役劳动为主的经济，如奴隶制经济、监狱或集中营经济、毛时代的经济）都不可能真正带来长久持续的繁荣一样，建立在剥夺劳动者权益基础上的经济也注定是不会真正繁荣的。低人权国家的经济发展是畸形的，不可持续的，其表面的繁荣只是虚火，绝不表明这个国家真正的富裕与强大。由于劳动者以及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受到专制权力的压制甚至剥夺，社会财富分布严重失衡，巨大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国民并未从经济发展中分享到相应的份额。因此，这个国家必然会出现内需严重不足、国内市场萎缩的情况，经济发展缺乏后劲，是不可持续的，只能依赖政府投资和出口拉动。依赖政府投资、公款消费来维持经济发展，无异于饮鸩止渴；依赖出口来保持发展也同样是充满风险的。

第二，低人权国家的经济不可能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因为低人权的状况必然使劳动者的素质难以提高，无法造就高素质的劳动力人口。强制维持的低廉劳动力成本也使得企业缺乏科技创新的内在动力。而且低人权国家对自由的思想市场的压制和禁锢必然严重损害整个社会的创造力。这种国家很难造就和留住高端人才，国内高端人才纷纷流向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个国家的某些国内一流大学实际上是为发达国家培养人才、培养高级白领。由于这种状况，在国际市场分工中，低人权国家注定了只能在低端产业依靠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保持一定的市场份额，而很难、甚至不可能在高科技、创新性领域具备任何竞争力。所以昂纳克寓言只能对发达国家的低端产业、低素质劳动力造成冲击，最极端的结局不过就是将发达国家的低端产业给淘汰掉，或者这类产业转移到低人权国家去，而根本不可能撼动发达国家在高端产业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最终的竞争结果就是在低人权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一种新的国际分工，即前者完全成为全世界低端产业、低端产品的生产国，后者则汇聚和垄断全世界最高端的产业、最先进的高新科技、最发达的高智力行业尤其是精神文化行业。从长远看，前者将吸纳和汇聚全世界的低素质劳动力（近年来大量黑人、南亚东南亚劳动力开始进入中国），后者则汇聚全世界的高端人才。前者只能做世界经济发展的手足，后者则成为指挥手足如何运动的大脑和驱动手足运动的心脏。前者不仅牺牲劳动者的权益，还牺牲国民的福利，牺牲资源、环境、国民健康，为后者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物美价廉的低级产品，从中赚取微薄的利润；后者仅凭在高端产业的优势地位，就可以尽情享受前者提供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同时由于本国不再生产那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低端产品，不再发展有害劳动者身心健康的高强度劳动的产业，就可以保有蓝天白云、洁净的空气洁净的水，享受健康和悠闲。最后，前者成为低人权、低福利而且环境不宜人居的地方，后者则成为人人向往的乐土。

一方面是本国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包含着巨大的结构性危机，另一方面是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永远居于低端地位，没有竞争力，这样的低人权国家谈何能耐去“和平演变”发达国家！在现实中我们已经看到，低人权国家不仅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占据低端位置，而且在政治上、文化上，也同样得不到国际社会普遍的尊重。国际社会对这种国家的看法，或是视之为浅薄的暴发户，如同我们过去嘲笑某些个体户“穷得只剩下钱”，因而是满脸的不屑；或是视之为一种新的威胁，所谓“中国威胁论”，当然，威胁论不管出于何种动机，客观上都是过于“抬举”这种低人权国家的实力，不禁让这种国家的国民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最要命的是，低人权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始终缺乏道义力量，只能依靠烧钱摆谱来自我炫耀，靠金钱来结交酒肉朋友，因而很难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好感和信任。在其血汗产品走向世界遍布全球各个角落的同时，其在国际上的朋友却越来越少，对其国民入境的免签国之少，与其产品在世界上的份额简直成反比。在以牺牲本国资源、环境和民众福祉、健康为代价为发达国家提供物美价廉产品的同时，却不断地遭受后者的百般指责甚至刁难，包括贸易摩擦、知识产权纠纷甚至人权问题发难等等。当然，这些纠纷未必都是发达国家有理，后者对前者的指责与刁难也的确有诸多“得了便宜还卖乖”之嫌，但这种局面的出现却正表明，所谓的“低人权竞争优势”根本就是一种自慰，一种国际性的卖春而已，就如同出卖了青春和肉体还被买家看不起一样。

 

一句话：只要不诉诸强制和暴力，通过正常的交流交往和竞争，野蛮绝无可能战胜文明。■

谢选骏指出：上文所说的“通过正常的交流交往和竞争”其实不是“战胜野蛮”，而是“腐蚀野蛮”。因为人类的基本行为模式的第一条，就是诉诸强制和暴力，这和动物没有区别——这在幼儿园和小学里，就体现得清清楚楚的了。而所谓的文明，也是要通过强制和暴力，才能抑制野蛮的——这就是莫洛博士建立的动物农场，人们天天进出的幼儿园和大中小校园。

《文明为何会被野蛮打脸》（2015年11月20日 新华每日电讯）报道：

在寒冷的冬天，思考一个并不温暖的话题：为什么文明会在野蛮面前步步败退？

一、

公元784年夏天，蔡州，几个野蛮的叛军士兵，勒死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噩耗传来，一个名叫怀素的僧人哀恸不已，挥笔写下：“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

这位被勒死的老人，就是一代书法大师颜真卿，时年76岁。后人说，“学书当学颜”，其实，更值得强调的是，“做人当学颜”，他是中国历史上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范。

这位大书法家，做官口碑极好，正大光明，磊磊落落，为唐朝一代名臣。历史评价其人“忠义强直，至死不变”，在被杀害之前，颜真卿已经遭遇多次死亡威胁：他被叛军将领执刀威胁，所居囚室内被挖大坑要将他活埋，叛军还架起木柴浇上油要活活烧死他……他浑然不惧，正气浩然。他最后的书法作品，是给自己撰写的墓志、祭文。

颜真卿生逢唐朝由盛至衰之时，先是“安史之乱”，后是藩镇割据，他四处奔走、抗击叛军长达28年，虽屡遭佞臣诬陷，仍奋斗不止。颜氏家族，三十多人被杀，他的堂兄颜杲卿死得更惨：被俘后坚决不降，当面痛斥安禄山，后者非常愤怒，命人绑颜杲卿于桥柱上，肢解并吃他的肉，颜杲卿骂不绝口，叛贼钩断了他的舌头，说：“看你还能骂吗？”颜杲卿在含糊不清的骂声中死去。

今天读颜杲卿颜真卿兄弟的故事，黯然神伤。唐朝，一个伟大的时代，辉煌壮丽，群星璀璨，诗歌有李白杜甫白居易，书法有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绘画有阎立本吴道子韩干……中华文明至此攀上一个巅峰。但笔走龙蛇之手，却要沾满乱世的污血；无双的才华、高贵的灵魂，却被野蛮轻易扼杀。

这样的悲剧场景，在人类文明史上，并不罕见。譬如，绝对担得上“伟大”二字的阿基米德，城破时正在研究几何图形，当罗马士兵闯进门来，沉浸在科学思考中的阿基米德提醒侵略者不要踩坏他画的图，还有一说，请求侵略者待他运算完再下杀手，但后者立即用剑刺穿了老人的身体。

文明是向善的，而野蛮却只追求恶。在野蛮面前，文明往往如此脆弱。当金兵铁骑兵临城下时，汴梁，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一座通过《清明上河图》让后世窥其盛况的名城，面对一个落后的渔猎民族，却毫无抵抗能力，只能任其掳掠。史书中记载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金兵扎营城外，索要无度，有一天要的居然是元宵节的灯饰。然后，正月十四，以前灯火辉煌的汴梁一派死寂，城外金兵营寨却张灯结彩，庆祝元宵，金兵命令开封全体百姓上城墙“观灯”。可以想象，观灯者两股战战、满心恐慌的模样。

宋朝文化空前进步，各个领域硕果累累，享誉千古，对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明人宋濂谓：“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然而一个来自遥远北方、尚未开化的游牧民族，轻易就给了大宋终极的侮辱。锦绣江山，衣冠文物，沦落不堪，最不堪的，还是人的命运，史载：宋朝实在无法支付金兵的巨额金银索求，于是双方折算出了一个以女性折抵金银的公式：王妃、帝姬每人折合金子一千锭；宗姬、宗妇每人折五百锭；族姬、族妇二百锭；贵戚女折金一百锭……那些精擅书画、迷恋词曲的贵族女性，还来不及在一个婉约缠绵的梦中醒来，就零落成泥碾作尘，成了蛮族的性奴。

文明在野蛮面前的不堪一击，让很多人愤懑、迷惑与绝望。1942年2月22日，著名的犹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与妻子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近郊的佩特罗波利斯小镇寓所内，双双服毒自杀。时值法西斯最猖獗的岁月，茨威格曾经历过的那个昨日的世界不见了，他曾经熟悉的那个光荣时代结束了，他曾经在心中选择作为自己故乡的欧洲，也在同室操戈的战争中第二次自取灭亡地把自己撕裂得支离破碎以后消失了。而今，留他只身一人，被疯狂的时代马车抛在后面，“成了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败和野蛮在时代的编年史上取得最大胜利的见证人”。

他不甘心见证文明的失败，他在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没能穿过黎明前最浓重的黑暗，他没能见到文明对野蛮的胜利。

二、

美剧《权力的游戏》已经播完第五季，留下特别的悬念：勾心斗角仍在继续，各种意外层出不穷，最富人文情怀也最能给人们带来希望的守夜人总司令琼恩·雪诺，正计划与宿敌野人建立起联盟，共同抵御可怕的异鬼，却被手下兄弟们一人一刀杀死。他倒在雪地之上，大氅暗黑，大地雪白，鲜血殷红。

如果放在人类文明与野蛮的博弈视角下来看这部电视剧，《权力的游戏》提供了最好的隐喻，它不仅展示了权力争夺之间赤裸裸的残酷，更提示了人类悲哀的宿命：文明输给野蛮，更多原因在于文明自身的内在缺陷。野蛮很可怕，但导致对文明致命一击的，往往是文明自身缺陷引发的衰亡。

试想想，汉、唐、明，哪一个朝代开始，不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他们面对文化落后但骁勇善战的北方游牧民族，并未一味退让，颇多万里远征、漠北驱敌的壮举，即便是文弱的宋朝，缔造者赵匡胤也是马上得天下，以神勇著称。

事实上，宋朝的军事科技成就，达到了冷兵器时代的巅峰:步兵拥有射程达360米到400米的世界上射程最远的单兵武器神臂弩；骑兵拥有射程近200米的大型复合弓；炮兵则拥有冷兵器时代射程最远、威力最大的重型三弓床、车弩炮，据《武经总要》记载，其射程达惊人的1600米，这是火炮出现前人类直射武器所能达到的极限，同一时期，欧洲最先进的大型希腊弩炮的极限射程，只有400米。用今天的话来说，车弩炮堪称今天的重炮，而其发射的长近2米的重型箭镞其实就相当于穿甲弹。但车弩炮神臂弩一类，还算不上宋军最可怕的神器，他们还掌握并熟练运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神器——火药武器，配合单兵弓弩或重炮的各种大、小火药箭、火蒺藜……宋军还研制出了第一种管状火器:突火枪；第一种火焰喷射器：猛火油柜；第一种开花炸弹:震天雷……这些火药武器并未只停留在实验室，两宋诸战皆有使用。

但掌握了如此多“神器”的宋朝，为什么仍然避免不了靖康之耻、崖山之亡呢？

宋朝重文轻武，气质偏柔弱，但这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什么？且看一个历史细节：宋徽宗重用佞臣，一大爱好是听宰相李邦彦讲黄段子，李邦彦模样俊秀，在民间长大，熟习猥鄙之事，对答敏捷。他讲黄段子，应该是一边讲一边辅以肢体动作的。有一次玩过火了，他把衣服全部脱光，露出斑斓的文身，现场做淫秽表演。徽宗大怒，拿起一根棍子满场追打。李邦彦顺着柱子攀到梁上，用娇滴滴的声音求饶，逗得徽宗笑弯了腰，命宦官传圣旨：“可以下来了，没事儿了！”皇后碰巧经过，暗自摇头叹息:“宰相就这样，国家能治理好吗？”

是的，宰相这样，皇帝这样，这个国家能好吗？靖康年间，金兵大举来犯，李邦彦是坚决的不抵抗派，坚决主张割地求和，一个霹雳炮手在城墙上冲金兵发炮后，竟被李邦彦枭首处死。结果再无人守城。文明，就这么轻易溃败了。

有着辉煌开端的汉、唐、明，都因为自身缺陷，无一例外走向了衰弱失控——有制度的缺陷，有文化的缺陷，更有人的缺陷。人是文明的核心，所有机密的掌握者。人身上的缺陷，诸如嫉妒、贪婪、偏见、傲慢……一切恶的因子，只要有机缘，就会开出恶之花。

颜真卿之死，就是源于宰相卢杞。此人狭隘、善妒，只想把比自己有才华的同僚，一律排挤出去，确保自己相位稳定。所以，当藩将李希烈威胁洛阳意欲反叛时，卢杞居然奏请皇帝让年近八旬的颜真卿去劝谕李希烈归降。在卢杞看来，颜真卿是四朝元老，才华、能力与品德、口碑均在他之上，他一定要让颜真卿去死，感谢叛军提供了这个机会。

令人欷歔的是，颜、卢两家本是世交，颜真卿对卢杞还有恩，史载，卢杞“恶太子太师颜真卿，为当代名臣，不肯附己，欲出之。真卿谓曰：‘先中丞传首平原，真卿以舌舔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耶？’杞矍然起拜而恨愈切骨。”意思是说：颜真卿有一次被逼无奈，就说了一件往事：卢杞的父亲卢奕当初被安禄山杀害，叛将段子光携首级在河北诸郡示众，以震慑人心。后来颜真卿把段子光捉住杀掉，并取出卢奕等人的首级，以蒲草为替身，入棺埋葬。其时，卢奕脸上尚有血污，颜真卿没有随便擦去，而是恭敬地用舌头舔去。如今故人之子咄咄逼人，颜真卿无奈至极：“我对你父亲这般好，你何必如此不容我呢？”

即使放在今天，“以舌舔面血”，这也是令人感动不已的仁义之举，但在人性之恶面前，所有的美德都如浮云，所有他自认为会阻碍一己之私利的行为，都必须被清除。所以，卢杞“矍然起拜而恨愈切骨”，这种人的逻辑是：野蛮时代，甭跟我讲什么文明!

三、

在茨威格自杀之前375年的1567年，葡萄牙殖民者建立了里约城。同其他新大陆的城市一样，里约城也是在原住民印第安人的尸骨之上建成的。

在欧洲的殖民者到达美洲的最初五十年中，被屠杀的印第安人人数达一千二百万以上。这些殖民者凶残、冷酷、贪婪，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是：殖民者皮萨罗将好客的印加帝国皇帝关进一座屋子，告诉臣民：如果要救你们的皇帝，就得用黄金把这间屋子填满。这间屋子长七米、宽五米、高三米，体积约一百立方米。五个月后，印加人运来的黄金把屋子填满了，他们期盼皇帝获得自由。但他们错了，获得巨大财富的殖民者，直接把印加王绞死了，临刑前还逼他改信了基督教，说是这样可以免除下地狱受苦。

在人类历史上，文明与野蛮的博弈中，这是另一种现象：所谓的文明，比所谓的野蛮，更野蛮。

1861年，法国文豪雨果写就《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怒斥了“文明的野蛮”：“有一天，两个强盗进入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看来，胜利女神可能是个窃贼。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由两个战胜者分担……两个胜利者，一个塞满了口袋，这是看得见的，另一个装满了箱箧；他们手挽手，笑嘻嘻地回到了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故事……”

这封信的精华在于这么一句：“我们欧洲人，我们是文明人，中国人对我们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当然，当时的清朝，以泱泱天朝上国自居，自认为自己才是“文明”的，英法联军烧不烧圆明园，都是野蛮的“夷”。

无论中外，这种自命为“文明”者，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自负，睥睨野蛮。中国自古信奉“和合”文化，无论是真正地占据世界文明的高地，还是虚幻地意淫自己为天下之主，骄傲之外，倒也满足并追求“四夷宾服，万国来朝”。但有些过于自负的文明，往往走向极度的自私自利，视为野蛮者，就得不到文明的同等待遇，甚至不被视为“人”。史载：大航海时代，达·伽马在印度洋掳掠了一艘非洲摩尔人的商船，抢劫了财物后，他下令放火烧船，船长苦苦哀求：“我们是举手投降的，并没有丝毫反抗，请你凭着人类的良心看着办吧！”

但达·伽马又怎么会把摩尔人看作“人”？他坐在自己的船舱里，通过舷舱欣赏大火吞噬商船的景象，看着妇女紧紧地搂住儿童，用最动听的语言哀求饶命，最后下令开炮轰击，把熊熊燃烧的船沉入海底。他没有任何愧疚，因为“人类的良心”，只作用于同一个等级的“文明”。

这就是答案：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人，为什么会制造奥斯维辛；衣冠楚楚的绅士，转眼能变成残酷无情的刽子手……这就是所谓“文明”对所谓“野蛮”所干的事情!

有话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换句话说，野蛮不可怕，就怕野蛮加了文明的包装。就像一个笑话：记者采访一个从哈佛大学深造结束即将回国的食人族酋长：“你回去还吃人肉吗？”酋长说：“当然吃啊！”记者大惊：“那你上哈佛不是白上了吗？”酋长不满意了：“谁说白上了？我现在会用刀叉吃人肉了……”

历史不是笑话。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在他所著的《日本帝国衰亡史》中，这么叙述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为什么要对一个被日本人认为是自己文化发祥地的国家(他们的罗马和希腊)施以如此惨绝人寰的野蛮暴行？任何一国军队的军人在外国的国土上失去控制后做出他们在国内绝不敢犯的野蛮行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无法说明日军暴行的规模和严重的程度。这些暴行只能是在某些比较激进的军官的唆使下干出来的。这些军官认为必须教训中国人……”

日本人总是热衷于把侵华归结于“教训中国”，在他们眼中，日本是文明先进的，中国是野蛮落后的，这种“教训”并不需要文明层面上的交流，低等民族只需要用恐惧来征服。他们甚至带着道德优越感来进行这种武力征服，他们认为征服中国之后，中国人才会听日本人的话，进而接受高素质民族的改造。

文明不是绝对的，更不是纯净的，文明之中，夹杂着野蛮，甚至可能在某些特定时期，文明被自身中爆发的野蛮所吞噬。即使在今天，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瞬间也可能摇身一变为斯文败类，暴露其最野蛮的一面，更遑论一般人了。文明之中的野蛮，就像一个再健康不过的人，体内也都有原癌基因，如何抑制其不恶化为癌细胞、恶性肿瘤，是医学上至今未解的一大难题。

如何抑制内心的野蛮冲动？如何抑制、剔除文明中的野蛮基因？这是当前一个更大更无解的难题。

四、

在寒冷的冬天，应该写一些温暖的文字。

我们相信，人类社会会不断摒除野蛮，走向文明，因为绝大多数人向往文明，文明意味着尊重生命、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建立一种理性的科学的生活方式，让绝大多数人都有安全感，而野蛮轻视人的生命、尊严、理性的价值，妄图用恐惧让多数人变为奴隶。人类历史正是因为人类对文明的追求与保护而顽强延续到今天的，文明战胜野蛮，是必然的。

但我们必须看到，对文明而言，野蛮如附骨之疽，即使在高度文明的躯体内，也隐含着种种反文明的野蛮因素，存在着恶化的风险。在今天，我们身边有许多现代的野蛮人、文明的野蛮人，他们甚至高智商、能力超群、技艺娴熟，他们有高度文明的外表，还有一颗没有跟着进化的野蛮之心。

或许，直至遥远的未来人类文明终结，也不可能消除野蛮，人类能做的，就是保持文明对野蛮的绝对优势，保持对文明内部野蛮因子的有效遏制。

还有人乐观地说，古代野蛮的游牧民族征服文明民族之后，往往在文化上被文明民族征服，最终实现同化，走向文明。

是的，历史确实如此，但那是历史，我们都活在当下，我们要努力不重复陷入那样的历史，被野蛮打脸、唾面、蹂躏，徒劳地寄希望于时间与来世。那是历史告诉我们的痛，一下一下，告诉我们，痛，剧痛，极痛，我们不能再被野蛮——外部的与自身的野蛮——征服。（关山远）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不被野蛮征服，就无法“开国”了——任何国家的建立，都不是文明战胜野蛮，而是更野蛮的战胜了不那么野蛮的；任何国家的灭亡，都是由于过度文明而导致的腐化堕落。

《胡平：文明如何战胜野蛮》（2021-09-11 自由亚洲）报道：

在911恐怖袭击事件20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世界未必比当时更安全。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9月9日说，20年前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的基地组织可能会在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试图卷土重来。他强调，美国准备好应对基地组织可能构成的威胁。

有报道称，阿富汗塔利班新政府的就职典礼定于9月11日举行，受邀参加仪式的国家有中国、俄国、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朗和卡塔尔。塔利班就职典礼偏偏选在911，这无异于向全世界宣示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西方式民主在阿富汗的失败，以及国际社会反恐之战的不成功。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文章《如何走出“文明坟场”？》。秦晖说，正如阿富汗裔作家安萨里指出的：“介入阿富汗事态的大国势力似乎总会一败涂地。这里地形复杂、X民善战，这对征服者而言确实是特殊的挑战。如此想法看似智慧超然，实则大错特错。历史上，阿富汗沦于外敌铁蹄之下的情况实在不知凡几。”“如果阿拉伯人没有征服并长期统治阿富汗，今天这里几乎全民信奉的伊斯兰教，包括塔利班的‘埃米尔’又从何而来？”

秦晖写到：“完成征服后的外部势力，其实后来都难免两个选择之一：要么撇开本地人，征服者直接‘弱肉强食’，以主人姿态来治土临民，通过暴力镇压以克服土著的分散自主乃至离心割据状态，甚至实行种族清洗和文化灭绝（如雅利安征服后，印度河流域古文明连同其土著都不复存在；波斯征服后，雅利安-印度语支居民也不复存在；蒙古征服后，“把阿富汗化为一片鬼域”；以及穆斯林征服后，佛教文化惨遭灭绝——今天塔利班炸毁大佛，只不过是其“扫尾”工作而已）。要么，如果想保持文明而心慈手软，那无论是直接治理还是扶持本地代理人治理，大概率的结果都是难以支付极端高昂的治理成本，最后不得不退出”。

因此，秦晖总结道：“阿富汗与其说是‘帝国坟场’，‘民主坟场’，不如说是文明的坟场。这次美国的失败与其说是美国失败，民主失败，毋宁说是文明的失败。”

中共对美国相关阿富汗的政策提出批评。中共外长王毅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用强权及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只会使问题越来越多。

中共这一批评根本站不住脚。因为在当年，美国是因为反恐才对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的。当时的塔利班支持恐怖主义，为发动911恐怖攻击的基地组织提供庇护所，美国为了反恐才对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在当时，连中国政府也表示支持。美军打垮了塔利班政府后，阿富汗势必面临制度重建，美国拒绝像老的殖民主义者那样自己充当阿富汗的统治者，于是帮助阿富汗人民建立起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确实犯有错误。但美国在阿富汗遭遇挫折，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美国不想照搬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做法，用强权及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而造成的。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阿富汗局势已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尊重阿富汗人民的意愿和选择。”但是当前阿富汗的局势，绝非阿富汗人民的选择。这一点不容混淆。

20年前，911事件发生后，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文明与野蛮之战》。其中写道：“有人说，911恐怖袭击是一大创新，它改变了人类对战争的概念。不对。911恐怖袭击不是创新是复古，是倒退到野蛮时代。在野蛮时代，各部落、各国家之间打仗就都不讲规则，不分军人与平民，不分战时与平时，无所不用其极。在那时，饱受欺凌、走投无路的弱者要是用911式的恐怖袭击手段打击强者，只会迎来滔天大祸，被屠城屠族，灭国灭种。古代的情报更不灵，遭受恐怖袭击的一方更难以准确地找出谁是袭击者，怎么办？很好办，把有嫌疑的人员或族群统统灭掉就是。在古代历史上，被灭绝的部落、村镇、城市、族群、国家，难道还少了吗？”所以我要说：恐怖主义，包括911这种超级恐怖主义都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用文明的方式战胜恐怖主义倒是人类的新问题。

美国这场反恐之战之所以打得很艰苦，就因为美国要讲文明，讲规则，投鼠忌器，既要尽最大可能避免误伤无辜，同时又不能因为反恐而把自己变成警察国家。这就给恐怖主义留下了某种空隙和机会，无法彻底根绝，一劳永逸。

恐怖主义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顽疾。它很难根治，不过其危害终究也有限。恐怖主义之所以能对我们造成危害，不是因为它有多大的实力，而是因为它总是躲在暗处，采取偷袭的方式，并且针对没有武器、缺少防备的平民。这也就注定了恐怖主义不可能真正做大，因为它一旦冒出水面，就可能招来毁灭性打击。相比之下，极权主义才是自由的大敌，因为极权主义可能做大。

网上早就有人写道：本拉登说，最惹不起的是中国。是的，在奥威尔“1984”式的极权国家，恐怖袭击确实很难发生。但那不是中国打败了恐怖主义，而是恐怖主义已经打败了中国。中国政府自己就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事实证明，一般的恐怖主义不可能威胁人类的普世价值；真正能威胁普世价值的只有国家恐怖主义，即极权专制政权。我们必须对此保有清醒的判断。

谢选骏指出：文明的飞机大炮既然不能战胜野蛮，那么就改采银弹攻势腐蚀野蛮吧——这就是美国五十年来“对华政策”的核心。但是看来也是不行的。这不过是中国历史上的“和亲”、“纳贡”的翻版，但是最终还是败于蛮族入侵。怎么办呢？无解。因为，文明不是战胜野蛮而是腐蚀野蛮——其结果野蛮人固然文明了，但文明人却野蛮了——看看美国今日的吸毒合法化，就略知一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