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囚禁的中国──1980年代的中国思考（下）

第五章《“中国进入世界”的四步》



（1977年7月7日──1983年12月14日）



（241）



巨大的涡轮绞肉机就要开绞了。伟大的中国民族之曙光！满含着创造精神的民族灵魂！你将运化出一种全新的“绞刑”──它不用绞索；不用绞架，只用一个巨大的镰刀斧头和一道封锁一切钢铁长城。它每天要吞食无数的生灵，至于这样的意义──让人们去议论纷纷好了，好官我自为之。



这个巨大的涡轮绞肉机的隆隆巨响及其绞刑所散发的刺鼻气味──生动地预示了未来中国的全部恐怖和全部希望。其中的数理只有懂得的人才能懂得──实在是无法言传。只有等到它的行刑吏开始“遭到身教”的时候──世人才能“理解”它。无疑的：这一“身教”将出之以历史悲剧的形式──祖宗欠下的债必须要由子孙来偿还：真的“报应”永远是丝毫不爽的。



（1979年2月6日晚）



（242）



中国人的十大不幸



1、社会组织原始，胞族血缘氏族社会演变为五毒俱全的“共产主义单位”。



2、“五千年历史”又使许多原始的行为方式，成为“解放以后”民族文化、社会生活的定式。



3、秦以后的大一统社会废除了长子继承法，导致游侠精神的死亡。统治规则丧失殆尽，人民遭到奴化，进取精神消失。



4、高级法规变得模糊原始，人治盛行，而且朝令夕改。



5、土地开发过度、资源全面破坏。



6、崇拜恶神的原始宗教根深蒂固，民族精神退化到拜物教阶段。



7、盲目的排外要求，不懂装懂的夜郎自大，恐外排外心理严重纠缠。



8、依赖人力资源，不擅学习技术。



9、自我造境，迷信宣传，迷恋已有传统、文字、风俗，排斥创造的能力。



10、道德从个性的修养变成了政治的形容词和压力器。



（243）



次殖民地命运的九个结果：



1、多国殖民化，任何一个“列强”都足以并吞中国。中国的表面独立不是因为自己强大，而是因为列强竞争，没有一国敢于冒犯他国，后来日本蒙昧，斗胆而行，则与英美反目宣战，自取败亡。



2、多国殖民化并未使得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层面得以现代化。比印度等“一国的殖民地”，中国都更为“国将不国”，失去社会重心与文化构架。



3、作为列强的演兵场，中国甩掉的包袱不如奥斯曼帝国多，又无俄罗斯帝国的实力以维持蒙藏新疆等地的秩序。日本、德国等国无条件投降以后，仍然得以飞跃发展，皆由其包袱较少，后起的韩国亦然。



4、1927年以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对城市的反抗态势所产生的“农村搞乱城市”的历次政治运动。



5、1949年“解放以后”城市力量的严重萎缩，大量农民进城执掌政权，使得社会发展大幅度倒退。



6、商品经济的退化，从供给制到统购统销，再到共产风。



7、国家法律如六法全书遭到废除，农村的党章与帮规，取代城市的法律。



8、“民族文化”变成了“贫农文化”、“乞丐文化”、“痞子文化”。



9、对文明的全面清算，被西方左派美化为“清教主义”。



（1983年12月29日）



（244）



治国可以有两种方式：



1、以法律治国；



2、以政策治国。



以法律治国的是“统治性的国家”；以政策治国的“革命性的政权”。



法律是恒定的、公议的、普遍的；政策是多变的、私设的、特定的。



以法律治国，国之大善；以政策治国，国之大恶。



（245）



中西冲突：十六世纪──1842年



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立宪运动）：1842──1919年



西体中用（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文化革命、共产主义）：1919年──至今



中西相融（以中国传统的名义，实现现代化即必要的欧洲化）二十一世纪──



（246）



清俄《尼布楚条约》三百年：



西伯利亚的矿坑和青海的牧场，是作为蒙古人的共同遗产而留下来的。二十世纪的“巧合”，原有十三世纪的共同命运作为基础。在欧亚大陆最深的腹地，有一条世界上最漫长、最多事的分界线。它自古以来就像长龙一般南北走向地摆动着，从未固定过。气候演变、动植物的生长状况、居民的脾性、社会内部的力量平衡、文明的兴与衰──都是推动这一改变的动力。



原先孤立于欧亚大板块核心部位的那片广漠空间，三百年前被一条边境线给分割了。用火器武装起来的清、俄两国分取了这块世界上最危险、最不稳定的区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最原始的区域。现代文明迟迟进入不了这一板块核心，反倒在此出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也就不足为奇。而此板块被浸透之时，既是现代文明全胜之日，也是它行将走到尽头、被逐出大舞台之前夕。因为此大板块的原始惰性，会产生致命的反弹，且渗入现代文明结构之中，使之僵硬。就像如今的“第三世界国家”正以狂热的姿态把剩余人口输入发达国家，使之在一时的廉价劳力之后，终尝类似“蛮族入侵”的苦果。



（247）



蒙古统治以来，整个中国破败凋敝，好像几千年从来住的就不是人，到处都是蜘蛛网、垃圾堆、令人惨不忍睹的一切。尤其最近四百年，中国民族精神的晦暗，使得中国人常在黑暗与屠杀中苟延残喘。我们，承衰而起，我们要创造“第三期中国文明”，我们要建立“第三中国”。古人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满洲灭亡中国已经将近四百年了，那么“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是在我们百年之后吗？百年之后的中国，将有大圣大哲继我等而起，开创中国数千年未有之生面，并进而以此拯救人类文明？



由于元蒙满清日本苏联相继侵入，中国的历史发展起了波折。从那时起，中国历史发展就注定与“正常发展”有所不同了。这还导致了中国人的精神中心──君主制度的崩溃以及野蛮化、革命化进程的开始，这样，中国社会就非得从头开始来个大改组不可了。



当时看来，满清似乎还是“天命嘉许”的势力。有什么办法呢？历史是由胜利者孵化的卵蛋，野鸡可以变成凤凰，这就是历史命运。明末的何心隐与李贽等极端派人物的命运，也被这种历史命运决定了。何、李的声名之所以不著，是由于满清恢复了旧秩序。本来，明末士大夫多喜何、李言论，但到清初，屠刀一下却杳乎不存了。难怪土匪总结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显示了“历史的命运”对人进行的裁决是那么无情。



另外一面，何心隐，李贽一流的思想，在当时虽是一种“异端”思潮，但本身却是没有太多创造性。他们的价值，在于影响了当时的思潮。他们的出现说明：明末社会失去了方向。在这种意义上，他们相当于魏晋之际的阮籍、稽康。而明朝末年的社会腐败程度，确实也赶上了西晋末年，难怪外来力量如此顺利地接管了中国。五胡乱华、满清接管，都是拥有内应的。



1、何心隐、李贽等人相当崇敬阮籍、稽康等魏晋人物。



2、就消解旧的文明而言，明代王阳明的地位与魏晋王弼的地位大致相等。而何、李之流正是王学的“魏晋士人”。



3、何心隐、李贽及其后学公然以“不守礼法”、“狂放不羁”来破坏旧秩序，虽然他们与魏晋人物一样没有指出建设的方向。这样，他们就为蛮族入侵准备了道路。



满清人比五胡更有组织，又比辽、金更有经验，且因他们时在明代之后，承受了元、明统治者的大一统及其一切黑暗措施。满清人到中国来的使命，是以“扼杀活的精神”为手段，来恢复旧的秩序，并使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富统治权术的政权。在其手段的卑鄙而言，满清是最恶毒的一个王朝。满清统治者，扼杀了生机，使中国人麻木不仁，使中国社会进一步黑暗、停滞与没落。



到了满清末年，其种种措施阻碍了改革，这种延迟最终导致中国落伍于欧洲。可见，满清的“修复措施”恰恰使中国社会更难改革了，到西方入侵以后。只能通过革命的大破坏，才能适应世界的新局。



中国的崩溃导致了一连串的革命、动乱、屠杀、破坏，包括制度、文化、生命财产、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满洲统治的历史后果，到现在还在深深地作怪。野蛮人终于从东北入关了，二十世纪一再重复了这样的“历史嘲弄”。



（1980年4月24日）



（248）



满清的统治真是“杰出”，在修修补补方面确实还很有些“创造性”，甚至达到了人类史上都引人注目的一个“样式”！在它的党团（旗人）统治下，人民麻木而愚味、安静而卑顺，对作威作福的统治者而言，确实再也没有比这更为理想的“老子哲学的意境”了。如果欧洲人不来，这种原始、僵化而幸福的时代，还不知何时结束呢！即使所谓“启蒙学者龚自珍”，不也是在欧洲入侵的时候才发出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吁？看他对于“病梅馆”的批判，谁说没有借鉴欧洲的镜子呢？



（249）



面对欧洲的步步进逼，明清统治者为了巩固因停滞而变得危机重重的大帝国，便采取了一种贻害长久的错误方式：不是克服停滞，而是把停滞变成制度，不是鼓励创造性，而是对奴性进行制度化。野蛮的满洲人，他们使用了整套扼杀独立精神的社会战略，这种策略虽然有效冻结了当时动荡不已的中国社会，但却给现代中国带来了严重后果：社会僵化、人民低能。现代中国继承了满洲辫帅们的遗产，就像脑瘫患者一样可怜：东倒西歪、左右摇摆、语无伦次。



为什么满清大汗康熙、乾隆，比大多数明朝皇帝更有作为？这不是因为“他是满人”，而是因为“双重统治”：用团结的满人来监督分裂的汉人，再用众多的汉人去完成满人做不了的事情。但任何方法再好，都是有其极限的。不信你看，乾隆一死，清朝就江河日下，他的那些继承人后来连孩子都生不出来了，比明朝皇帝更加不堪，足足让一个雌性（慈禧太后）统治了半个世纪。因为在汉人僵死以后，满人也随之僵死了，并且比汉人更加低能。



（250）



满清王朝的慢性死亡过程为一百年之久。而在各个方面都很像“满清”的“中共”，其百足之虫死而未僵，又何足怪哉！但时去运来，一切都会表面化、激烈化的。



满清的洋务运动，主要起了一种加强统治机构、镇压人民起义的作用，并未能真正汲取欧洲文明……在这种意义上，洋务运动推迟了中华民族的复兴。邓小平推行的新洋务运动，基本上也是如此，它不是新的文明，不过是为新的文明准备了一个过渡。



（251）



当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金田起义一百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以1850年为轴心的1838年──1864年这段中国历史上，有四种对峙的、交错的政治势力，但没有一种是代表中国民族的利益的，没有一种是可以列为后来中国的先驱的：



1、满清帝国主义，代表对中国的直接的民族压迫，以维持现状和特权为务，是一种反动的帝国主义。



2、欧洲帝国主义，代表先进的技术文明，和有力的政治文化，从长期看，可以帮助中国下入世界，以短期看，但预示着中国民族的侵略和压迫。是一种“进步的帝国主义”。



3、拜上帝会，在政治上是中国民族对满清帝国主义的反抗，但在政治文化上又受欧洲影响对中国进行催化。最后，退化为特权集团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双重压迫。



4、湘淮皖勇。在政治上帮助满清帝国主义镇压汉人，在文化上又代表了腐朽的乡下人对欧洲城市文明的反抗。



这四股力量没有一股是“好”的。依其有害于中国民族可做如下排列：



1、满清帝国主义：100％有害。──完全反动。



2、欧洲帝国主义：50％有害。──文明进步，民族侵略。



3、拜上帝会：50％有害。──革命，愚昧。



4、湘淮皖勇：50％有害。──抵抗，镇压。



（252）



以林则徐其人为例来分析上述冲突：



1、在其宦游的前期即鸦片战争前后，他作为满清的帝国主义的差役，对外参与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其目的并不是保卫中国民族而是保卫“大清朝”。结果是反动的帝国主义被先进的帝国主义击败。林顶戴自己也蒙受了历史的羞辱。



2、在其宦游的后期即金田起义后，他作为反动的帝国主义的差役前往镇压，企图推行民族压迫。



从上述两方面看，林氏完全说不上是什么“民族英雄”，他只是清廷的奴仆而已。因为他受命镇压反清民族起义的行为，难以用一句“历史局限”轻轻带过，而是其“汉奸”身份的最好说明。林则徐和吴三桂，殊途同归。难道林则徐不知道，在“欧洲帝国主义的侵略”之前，中国已经被一个野蛮的“满洲帝国主义”奴役了两百年了？如果可以原谅林则徐，为什么不能原谅汪精卫？



（253）



上述如此这般不堪入目的中国近代传统，完全提不出一个我们可以奉为“先行者”的楷模。──这预示了中国革命的深度和漫长！



而中国百年革命揭示出来的两大任务是：1、摧毁过去的，2、建设未来的。“建设”不仅指的是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而且指的是尚须建设新的政制、新的礼制、新的文化甚至包括新的哲学、观念、心理！



（254）



辛亥革命：文官系统崩溃。从此武人阶层与知识阶层开始了迄今为止八十年对立（1911年—1989年），“专政”从“民主的补充”，变成了“民主的代替”。武人阶层更是进化为“党国体制”。所谓“民主的补充”是指：“多数人统治”虽然“民主”，但任何民主国家也都有其对待少数人的“专政性质”。而“民主的代替”则是“民主集中制”的“党国体制”，其实质是军事管制、武人专政。武人专政也叫做“无产阶级专政”。



（255）



在1911年以前尤其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个“律”统治的国家，依靠惯例（“祖法”）和“大清律”治国，上谕和圣旨仅在特殊时偶尔使用，对惯例和法律作例外的变通。但当中国陷入欧洲帝国主义侵略，陷入内乱和外侮之后，惯例和法律不再适应新的国内外形势而逐渐崩溃了。于是爆发了革命，结果形成了《六法全书》。1949年“解放以后”，一切法律宣告作废，开始了一个长达数十年的“政策治国”的时代。



（256）



满清以来的中国问题：中国的统一有赖于中央集权，而中央集权又对社会的发展极为不利。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



我的答案是：一个由社会择优制度而来的、非世袭的精英阶层及其辅佐的立宪君主制。一个由这样的文明创造者为象征的普遍礼制，能够再度安定中国。所谓“普遍礼制”就是普遍的、中立的、没有任何人身限制的社会择优制度。就像美国的“执照制度”那样。没有执照就没有资格，没有执照就不能越俎代庖。



（257）



中国当代的种种问题起源于“无法自我调整”。既然中国社会无法像日本社会那样自己出面调整由于欧洲的入侵所带来的全面失调，那么就只好任凭外人来予以强迫调整，于是列强、日本、苏联继满洲势衰而纷纷入侵中国、入主中国、在中国培养代理人：军阀、汉奸、共产党。在这痛苦过程中，习惯了亡国状态而且没有能力自治的中国社会随波逐流地改变着自己的一切──包括整个的观念世界以及社会环境、衣着打扮，甚至对于自身的看法都是由外部世界决定的。在对中国本身的看法与感受上，中国人从民族自大者变成了民族自卑者。



可是这一巨变还不是我的历史哲学的起点。



我的历史哲学起始于这样的思考：为什么中国与日本的命运不同？二者在文化上原来不是很相似吗？二者在种族上不也是相去不远吗？为什么两者的命运以及他们对同一事物的反应如此有别呢？仅仅因为中国的文明没有自觉地学习别人的传统吗？我发现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实上，中国人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也是很善于学习别人的东西的，学习佛教、印度、西域的文化元素。



我发现，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一个区别，那就是中国人似乎有点暮气沉沉，而日本人的心态却更年轻。于是我想探究“人间事物衰落的原因”、“自我调节能力为什么丧失”的这一奥秘。



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心态殊悬，是个值得大书特书的话题。这主要不是生理问题，而是心理问题，并且是社会心理──历史记忆的差异所造成的。



（258）



如果说，“中国问题实因文化失调所致”，为什么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而两国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须知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非文献也，非文字也，而是指“文明之总括”，所以中国的“文化失调”首先体现为“社会失调”。中国与日本，就“文献”意义的文化来说，似乎没有很大差异，但是若就社会结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民族性格等各个方面论之，两者的文化（“文明之总括”）则大相异趣，绝对不是什么“同文同种”了。此因两个文化的起源发展并不相同，传承发展更有歧义。结果不同，是很自然，就像欧洲各国虽然同为“基督教民族”，但是差异也有天渊之别。难怪日本人也可以自称：“日本固有文化”并非中国文化，实为“和魂”而已；他们甚至说中国文化对日本只是一层画皮，极易剔除。



但对于中国人自己，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与社会风俗，结为一体。欲革新中国文化，不得不先革新中国人的大脑，甚至演变到了“革命的砍头主义”，也是效果不彰。



（259）



在“革命的砍头主义”的支配下，中国的社会改造，包括了一切方面的斩首行动：政治、军事、经济制度的改造，语言、文化、心理造甚至表情的改造。其结果，现在的中国人都是愁眉苦脸或是横眉怒目的。而每一项改造之下又可细分为更多的项目。社会的砍头主义、改造运动，体现为“历次政治运动”。但是究其实际，社会改造运动不是人的意志掀起的，而是由于历史的压力，人的意志，不过是 在躲避历史的压力。人的天性中有极大的堕性，而习惯性如不遇到某些深刻的危机就会自然延续，相形之下，社会改造因此变成根本多余的。而根据《周易》体现的历史原理，社会改造运动一旦掀起，本质上就不可逆转了。任何危机如不深刻到一定程度，不会引起社会改造对之抵抗的；相反还不易为人们察觉。而当危机深化，终于引起社会改造运动时，这种危机于此不仅已经无法得到解决，反而因为僵化的秩序遭到破坏而格外加剧了。这就给予社会改造运动以更强有力的动机器，从而使社会改造的剧烈程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计甚至想象，甚至危机已经缓解了，社会改造运动依然不会停止。因为“易”的进程开始，一切都不可逆转，除非把社会改造运动的领袖以另一种罪名捕杀之，而强制社会改道。



人的生存条件不断在变，人不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就活不下去。而腐朽没落的大人先生们却属于坐以待弊的人，并阻挠别人求生存求升华的意志。这种人是更深意义的秽多与非人，这种大人不被赶入地狱，社会就无法更新。社会改造运动所体现的，就是“天命”。天命是人类一切命运的契机，其中包括人的诞生在内。人的优越之处在于他较能体味天命，人所禀受的基本天命即是：生存与升华，其余一切都是为此服务的。



反抗天命就是违背自然，而违背自然的人即已丧失了生存的依据，这种人放弃了自己的生存权利，沦为事实上不受法律保护的人。



（260）



反对中国的“党内民主派”：



1、一个叫化子手持打狗棍，（又名“讨饭棒”），一个绅士手执“文明棍”──难道，你们能说这叫化子贫穷的原因在于他的打狗棍？或者，你们断言绅士之所以文明是因为他较有风度地使用了他的“身份标志”（“文明棍”）？



2、我们知道──人们把“打狗棍”叫做“专制”、“独裁”，但我相信它却不是贫困的原因。相反，它只是贫困动乱的社会常常使用的一种“防卫机制”。人们把“文明棍”叫做“民主”、“自由”，但我相信它却不是富裕发达的原因。相反，它只是一个健康强大社会的最后装饰品，和它的“自我调节机制”。



3、党内民主派们认为──叫化子只要把手上的打狗棍换成文明棍，就可以变成绅士；或者，只要剥夺绅士手上的文明棍而飨之以一根打狗棍，就可以沦为叫化子。



4、但是，我们反对你们的这种一厢情愿！正因为我还没有浅薄到成为一个党内民主派的地步，所以，我一开始就不相信这场所谓的“改革开放”能够达到它预期的目的。



5、中国“党内民主派”的特征：



（1）信奉经济决定论。（2）把现代中国贫困破产的原因，诿过于中国传统及所谓“小农经济”。（3）信奉“欧洲社会产生的现代技术及其经济管理系统可以迅速移植于中国，并使中国迅速成为现代化国家”。（3）相信和平演变的奇迹。认为在中国也可以“通过另一种方法来改变用共产专政建立起来的结构”。然而，中国历史只能对此提出否决的证明，因为一个用暴力建立起来的政权，只能用暴力来结束。（4）误信中国可以通过“和平的”、“民主的”或“联邦的”方式予以整合。



（261）



罗马尼亚化，正严重威胁着东欧的民主进程，如果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并取缔之，也就是对欧洲式法治与民主原则的一个致命打击，激进的极端主义与反动的极端主义，很有可能分裂社会，并使和平主义的改革进程最终失败。



（262）



中国的社会经济改革之所以遇到相当困难，反复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是因为整个社会还缺乏一个健全的法律基础。能不能健全这个法律基础，将关系国民经济建设的成败。



返观现行中国的经济建设，由于在缺乏法律基础的国情下推行承包、增加市场调节机制，结果该发展的（如企业精神）没有发展起来，不该发展的（如投机心理）却大大发展了。这不是经济的单方面“过热”，而是法律基础的全面缺失所致。那么，一个社会缺乏法律基础意味着什么呢？



1989年“五十天的民主历程”（4月15日胡耀邦死亡至6月4日天安门大屠杀）表明，中国的民主进程想要有所建树，必先确立一个最高仲裁者的权能，然后以此类似现代国家最高法院的最高仲裁者为中介、为灵媒，去护育民主制度的自然生成。否则，文革式的“大民主”意味着暴民的“先锋队专政”。这种“民主运动”离民主制度的建成何啻千里之遥。



从民主运动到民主制度之间，须有漫长的道路以为生成过程。在法国，这个过程是八十年（1789─1870年）。而普选在英国的发育，则花了二百七十四年时间（1644─1918年）！没有拿破仑专政，没有克伦威尔专政，民主制度的最后确立是不可想象的。



（263）



从十九世纪的百日维新到二十世纪的五十天民主，中国现代化的路途在某种含义上确是“圈形”的。这都是随着洋务运动在实践（经济的或军事的）和精神上的破产而来的。引进西学为用，但却不变“中体”，结果前后两次“中体”一为满洲化的，一为苏联化的。在维新之前，是洋务运动；在维新之后，是革命运动；这是没有疑义的。然而，这两次运动不同又有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势足以说明中国史还是在向前（即某个“目标”）滑行的。这种滑行已经产生了一些成果，还将产生更大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化、野蛮化的倾向大大增强了，但与之俱来的则是民气的张扬，是民族活力的某种“恢复”。中国也许有希望在我们之后的百年，迎来又一个盛唐那样的黄金时代。



前述两个运动中最富于指向性的事件是“公车上书”和“武昌起义”。从形式上说，二者有相类似性。但性质是不同的。公车上书开启了当时知识阶级叛离统治力量的时期，而武昌起义本身，就是知识阶级叛离的结果。这一区别是意味深长的。



如果说，第一个运动（“公车上书”）还是以满怀归顺之情为始的，尚且逐渐触发了政治的与社会的革命，那么以明确对立而宣告诞生的第二个运动（“公车上书”）又会导向什么，将是不言而喻的。思考历史并预测未来的人们，对此不会感到陌生。



（264）



知识阶层的背离，也是西汉社会的危机已经超过了“临界线”因而变得不可逆转了的严重信号。它以这个社会的精神崩溃为背景，从而导入这个社会结构解体的剧情高潮。尤其是就中国这样的社会类型而言，它一无教会势力,二无许多民族那发挥社会主导作用的教士阶层（如犹太系三宗教以及印度系两宗教的实践所示），三无作为社会中坚的贵族传统（如欧洲的骑士、日本的武士、印度的刹帝利、中国先秦的公侯伯子男卿士系统等等），四是秦汉以来，平民出身的知识阶层就成了游侠般的“民族脊梁”。



我们看到，“党锢之祸”使得知识阶层的背离统治机构（镇压之后背离更甚），不过一代人时间，“黄巾之乱”就来临了。因为（1）在精神上可以抗衡太平“妖道”的儒学风范已被帝室宦官们给摧毁了，和平演变的道路已被堵死。（2）在社会生活中可以制衡下层骚动的“中间阶级”（士绅）的威信已由于一个特殊的下层人集团（宦官）的崛起而消失了。既无恒产又无恒心的无规范集团，由于胡作非为而被击溃。“群龙无首”的乱势已成，只等待张角等辈一声令下就天下大乱了。



（265）



知识阶层的背离，同时还兼有整个中间阶级完全瘫痪和束手无策的特征。中间阶层并不是从此就一蹶不振、退出角逐了，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中间阶级只是放弃并被迫失去了原先的社会功能而转入了一种新的社会角色：



原先，中间阶级的社会使命是沟通统治的上层和被治的下层，用调解和疏通作用来弥合分歧、防止社会分裂。后来，随着中间阶级的疲软瘫痪，社会的分裂（朝向两个极端的运动）终成定局。革命因此爆发了。



（266）



历史上的一切宗教之所以风行一时，甚至迄今保持强大的影响力，无非在于它们提供了一种恒定久远的希望。一切信仰无非是一种希望。革命也是需要新的信仰的，因为革命可以提供一个最后的希望，在国家那黑色的灾难深渊中兴起、发光。



（267）



就现代中国而言，通向民主与法治的道路，应是坚硬有力的；而泥泽式的道路反而足以迷惑迈向目标的人们。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因此也是无法自下而上的获得的，因为想从暴民脚下中产生民主和法治，比想从暴君手里产生民主与法治，还要艰难。中国百姓不会自治，互相又不合作。



就未来中国而言，只能由一个“手握绝对权力的家伙”，在“牺牲了个人权利”之后，“化私为公”，在中国创造一个可以有效统治的公共权力。面对中国人民的苦难，他用一种前所未有的途径来结束这苦难。他的历史作用将发挥示范的作用，消除秦始皇以来的礼崩乐坏、个人专断的历史。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他大权在握，那么又有什么力量能保证他不滥用独裁的权力并遵照“功成身退”的古训，有计划地利用专制的权力开通法治的遂道呢？



这就在于他一念之间。



他将拥有一种新道德。一种放眼于生物哲学的种族脉搏。



这道德说服他：克制自己的人欲一面。



这道德鼓励他：把中国的宪政当作自己的作品载入中国历史……



民主和法治，将作为“他的作品”被创造出来，不是“蓝图”，而是“工程”！艺术的冲动，战胜了人欲的冲动。──这就是历史给他的报酬。而他的永久名声，就是社会给他的赎金！



他是一个“比毛泽东和秦始皇的总和更伟大的人”。他要把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帝王都远远地抛开──从人格意义上。他将成为中国的梭仑，一种凯撒式的梭仑，一种秦始皇与梭仑的混合体。



（268）



“秦始皇与梭仑的混合体”──这信念比一切外在约束都更深地更有效地保证了他的纯洁性。



他将开辟政治制度意义的第三中国（宪政时代）。正如秦始皇开辟了政治制度意义的第二中国（帝国时代），禹和他的儿子夏启开辟了政治制度意义的第一中国（王国时代）。



我们期待新时代的大禹！



他调动传统能量，革新中国的行为环境，劈开未来中国的前进道路。他鼓舞传统的骄傲，达到当代的文明。他把以传统列为神剑，而不贬为革命的对象，他把神剑指向外部世界的压力，而不指向中国人自己。



（269）



在中国的传统和中共的现实之间寻求一致性，有助于揭示中国不变的特性，以预测未来中国的走向：例如，民主集中制即是以斯大林主义者语汇表达的古老中国传统之一，即基于圣听的裁决。这对应于欧洲传统，则是所谓的“开明专制”。但是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却是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基于中国本位，而是基于苏联本位，它根本就不把中国人放在心上，所以它搜刮成千上万的民脂民膏，输往境外，去支持所谓的世界革命，即共产国际的联合行动！到了毛的继承人邓小平那里，虽然不再援助外国的共产兄弟，却要自肥家族，把国库挖空，送进私人帐号。他们把这个叫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因此绰号“邓先富”。



（270）



中国为什么这样穷？因为意识形态的指向错了！民族目标被模糊了！



中国为什么这样穷？被国际资本给吸干了！共产国际的政治资本，造成了极权主义；跨国公司的商业资本，造成了买办主义。



中国人，请把中国重新放在心上！这样你们才有资格站着说话。



即使中国的希望在于世界，也绝不等於中国的希望在于国际，任何国际组织，都是不可能以中国人的利益为利益的。中国人，应该抛弃对一切“国际”组织的幻想，哪怕是“自由民主人权的国际阵线”！



国际主义决不能成为听命于外国的藉口！



（271）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人种已由于长期的文化定向选择及其“政策”而趋于退化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曾是强大的。现在的问题在于，这种文化是要以人为食的。这就是狂人鲁迅终于悟出来的“仁义道德吃人”。而中国的人种又能否负载如此沉重而丰硕的文化？所以首先的中国问题不在减少恶性膨胀的人口数量，而在改善恶性萎缩的人口质量！



有了这层明晰，再深入一层，当发现人口的数量膨胀实际上只是人口的质量萎缩的一个后果。即，膨胀中的人口是以其数量在代偿迅速退化中的质量。这里也在演绎一个最基本的生物学原则。例如，当肝功能退化之后，肝脏就会发生肿大，以代偿衰落中的机能。心脏和肺脏也是如此。人口的数量问题还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人种的质量则关乎民族的兴衰。这是非常严峻的。



（272）



全民性的、分摊式的节育万万要不得！



首先，这将加剧中国种族退化的危机：各色人等都有同样的遗传机会，结果各类致病基因就会在中国大地上泛滥成灾。因为大家只有一个孩子：即使是先天性痴呆的也要好好哺养他，并让他生儿育女！这种局面将使中国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恶化，并给中国社会罩上一层先天的阴影。



其次，普遍的节育引发了一场心理危机。如果节育成为一种风尚，这个国家就要大大倒霉了！试看古罗马帝国和今日的欧洲的人口萎缩──中国决不可以走上他们的覆辙！姑且不谈什么“一个孩子难教育”、“对下代的培养影响深远”之类的陈词滥调；仅仅人口萎缩，就将引起文明的瘫痪。中国在西晋末年，也是因为人口萎缩，迎来了五胡乱华的绝世。



任何一个对民族的未来负有责任的中国人──都应责无旁贷地起来反对这些“计划生育的错施”！为了中国──必须取消建立在极其荒谬的“平等生育”基础上的节育法。



我们的意见是：宁愿让孩子们生出来，经过社会化的自然淘汰后再死去──也不能让他们阴郁地、无选择地死在母亲的腹中！这既是太残忍、太唯物主义、太不“人道”；也是太不科学、太不经济、太不合乎大自然的一般法则了。



中国的新制度将是“内外有别”、“双轨并行”的伟大礼序──它的天然优点、也势必体现在新中国的人口政策上！



（1981年12月30日）



（273）



“独生子女”运动──不仅将给未来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将给社会心理、民族精神以深刻的影响。



在一个注重亲戚关系的社会里──釜底抽薪式地翦除了亲戚集团存在的实际可能：这将预示着一场多么广泛、多么彻底的革命！许多传统的美德和传统的丑恶都将因此消亡。许多人将会产生孤独感，许多古已有之的屏障将要崩解；只有一个抽象的“精神家园”变得可依靠起来了。



一种全民性的信仰因此就要取代家族性、地区性、部落性、宗族性的联络──成为第三中国的精神纽带。若非如此，“一盘散沙”就会化为“一团齑粉”了。



既然“人自为战”在事实上并不可能──而以往的亲族关系又不复存在了：全民性的信仰联系，于是成为中国人民唯一的精神纽带。



一种新的哲学乃至于新的宗教──就会崛起于上述的社会背景中。



（274）



中国社会对付革新规范者的无上法宝，曾经是“使之失去对象”。这在《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命运中得到了象征性表达：当孙悟空面对对象时，他几乎不可战胜，因为他拥有的神奇的力量，足以与世周旋、日新月异、立在不败之地。但西天的如来佛祖终于来了──他在此扮演了一个比东土的玉皇大帝还要中国化的角色：他使孙悟空一下子失去了对象……被罩在了五指山下。



五指山的圈套，终于化为无所逾越的虚无：它无所不在，因而无可针对，孙悟空的锐气对此也只能束手无策…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智慧”，“不在的息壤”。但这种发霉的智慧，用来对付外来的欧洲人，却不灵验了，因为欧洲殖民者是恰恰不依赖对象的！他们我行我素，排闼直入。



（275）



在立意要对抗西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毫无西方精神储备，让人怀疑这场战争如何进行？



1、群体的意识，已经渗透到最为个体化的学术研究中来了。



2、中国人的合群本能，首先照顾到的总是“别人怎么看”，而不是“自己怎么想”。



3、但在实际上，“人们”并非理念的座标，而是一些朝三暮四的人。大家都看别人的脸色行事，社会只能陷入混乱、丧失规范。



4、可敬的实证主义者们，已陷入一种文献崇拜或叫“概念真理”的风尚中；但文献并不构成历史本身，更不构成历史的动力。



5、用前人创造物的遗迹去佐证自己──如果不是出于一种说服的策略、躲闪的智慧，那就很可能是发自一种迷误，一种因循的愿望。这是懒惰而不是忠诚。



（276）



处于当今社会大变革、文化大调整的冲击下，对传统文化的合理态度是：在第一领域即在理智的、文化的、意识的领域中抛弃它。不论我们的背离多么彻底──在第二领域中即在习惯上和心思上我们都将与它始终厮守。



（277）



为什么近代史上的多数革新之士，到了晚年大都成为思想保守的代表人物？因为，第二领域的“深层结构”，始终存在。且当第一领域中意识的力量弱化之后，这第二领域中本能的力量将再度强化，与生理上的“第二童年”结伴而来，在思想掀起一场复古即返老还童的运动。



在长久的探索中，在寒夜的孤思中，我认识到了一个真理──不论祖国现在怎样，并且以后还将怎样，只要他没有灭绝，他就是历史的中国之继续。继绝世者，若使自己成了最大的绝世者，这岂不违背美好的初衷？这才是最惨的失败。



现代中国，虽受种种外来影响，本质上仍是数千年来之延续。我们是历史连续性的工具，即生在此，就有了责任、义务！我们承前启后，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278）



我们不幸地降生为人。又不幸地降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更不幸地降生在1950年代的中国大陆……所以我们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部发展阶段”。我们整个一生，都有一种遭到活埋、彻底浪费的感觉。



这个人满为患的时代、这个人满为患的国土，没有“国家”！一切都是昂贵无比的，只有人是廉价的、低贱的、卑劣的、无意义的。人的无价值，使人的尊严还不如一块猪肉那么值钱！



由于民族的灾难，我们的文化已经一败涂地了。几十年来的中国人已经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甚至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成为什么了。所以，在此历史的大困境中，我们应该开始自救。唯有自救者方能为民族开出一条路来。他不强求别人接受，但他的风范将吸引那些真正感到饥渴的人，开启民族的自救。



困难的是怎样把祖宗的书和现代的心结合起来。这决不是现成的。这需要构们毕生的努力。需要一点一滴的努力，而不是振臂一呼。我们说“返祖”，也并非返回祖先的状态，而是从祖先的智慧中获得启示。你有激情，这很可贵。我建议你在读书的同时一定要拼命去读欧洲人写的历史著作。到时候功效自然显示。只有这样，方能知道我们自己是什么，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



（279）



在我们这个无文化的社会中，“文化本位”不仅是梦呓，且如果真的实行起来，就会带来谬种流传的绝望！



当今的汉人、唐人、华人，已是世界意义上的文化少数民族！甚至连中国的城市都比主流文化圈中的乡村还要更为土气与残败。



1、努力追击先进民族的结果，是显出了后进民族的格外蹩脚。



2、后进的、蹩脚的民族艺术的政治化，工奴、农奴、兵奴集体所“创作”大跃进民歌及其变种“毛语录歌”等等。



3、“写给谁看”的困境，实际反映了：本土文化意识与外来文化压力的冲突，中国人的教养和共产党的党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当年印第安人与欧洲殖民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是如此相似。



4、吸收了外来文化意识的知识分子与保留着本土文化习俗的民族大众之间的隔阂。



5、这些隔阂突出表现为语言与观念的断层。两难处境：接受同化还是反抗同化。而语言在终极上的不可翻译性质，加剧了两种文化之间的隔阂。



6、在这样快速变化的时代，文化的碰撞及其冲突实际上不可避免。这是好事，是活力之源。对此，过于的神经紧张其实只是心态衰老的表现。事实上，也只有在冲突和冲突之后所进行的协调的基础上，新的民族及其文化方能诞生，乃至健康成长。



（280）



现代人尤其是现代世界的理论家们或叫“智囊”们的历史感，正日益蜕化，智囊的囊，就是酒囊饭袋的囊。于是，历史在这些鼠目寸光的智囊面前，就成了一堆越来越以难理解的非人构造。现代的学科迷信和科学迷信，已经浸透了人的五脏六肺。强制上帝（顾客）接受诱骗的专家们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自然力量，正恣意捏造历史，它往往具体幻化为某种“经济力量”或“客观规律”。“历史”与“人”就这样遭到绝缘，成为异化的源泉。这样的“历史”对人而言，就成了奴役的根源，代替了古代的“天命”，成为现代极权国家的理论基础。这样产生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捏造出了许多极端政策的借口，不把人当作人而是把人当作物质。



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决定论，不仅支配专政国家的权力，甚至也渗透到了民主国家的方方面面，与商业主义的惟利是图，互相勾结了起来。极左派和自由派甚至和保守派，都结为盟友了。



而我们借以起源的中国古代文明，却是与上面这些东西多少有些不同的。它最大的与众不同处，即在于它的平衡精神：相信阴阳调和。中国的阴阳调和，建立在自然主义的、非宗教性的、人文主义的信念上。它相信，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状态，可以产生巨大无匹的生长力量。当然，这与欧洲近世以来的人文主义所主张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并渴望“征服自然”的奇想，是根本不同的。在这种意义上，“环境保护”思想的兴起，不啻于西方思想传统的转辙。



人们称古代中国文明为“史官文化”，认为它是最早体现了现世精神和人文主义的世俗文化体系。这样的文明，在古代无异具有优越性，因为它能使人们较真实地面对他所看到的世界。这种以历史为归宿的思想，正如一切人间事物，随时间的流逝也逐渐暴露其弱点，由于其一味“以治为本”的精神，导向了僵化的功利主义，从而排斥一切在当前看来似乎“无益于治”的新事物。这种习惯正是加剧中国社会僵化、文化沉闷的要因；这种习惯后来又演化成所谓“中国民族性”，遂使事情一发不可收恰。



令人拍案惊奇的是：这种在中国盘踞已久、日渐陈腐的习惯，在十九世纪以来的欧洲竟然得以畅销。功利主义，正以不可逆转的势头，攫取北欧海盗的子孙们日益空洞的心灵。它以惊人的发展速度，攫取了大量的欧洲信徒。当然，这也表明欧洲自由主义的危机已经来到。



（281）



二十世纪的欧洲人，也开始按照古代中国的样式，崇拜起“历史”来。现代欧洲人已经学会像古代中国人那样，给“历史”以崇高的本体地位，让它取代了“上帝”的位置。



这得多多少少感谢那些充满热忱的耶稣会教士，正是他们在明末清初之际──在把欧洲的数学和天文学输入中国的同时，也把中国的哲学与历史的和社会与政治的诸多思想甚至易经原理，引进到西欧，使得莱布尼兹那批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之间的欧洲理论家们，包括法国百科全书派的著名人物，深受“中国精神”的熏陶。尽管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极其皮相，而且常常遭到他们自己观念的曲解。



但毕竟，这些中国文明的熏陶与濡染，在欧洲人那里起了作用，百年之后的十九世纪初期终于开花结果，引起基督教欧洲在事实上的“改宗”。基督教欧洲的这次“改宗”，是以无神论的面目出现的，如黑格尔就是一个典型。他还利用德国民谣赞美耶稣的话说“上帝死了”也就是说基督殉难了，尼采后来通过不厌其烦的宣传，使之家喻户晓地误解为“上帝真的死了”。从此，欧洲人的崇拜对象，从犹太式的清教徒“上帝”，一变为中国式的士大夫“历史”。如卡尔马克思就用“历史必然性”代替了圣西门的“新基督教”，来宣传他的共产主义的胡思乱想。



（282）



由于文化传承和时代背景的认定，欧洲的历史崇拜，在名义上和自我意识上是“自创”的而非“引进”的。在内容上，它也从中国“以治为本”的殷鉴眼界中跳出来，进入“历史必然性”的思辨神话。这主要是自希腊哲学以来的传统起了作用，就像是希腊哲学的传统而非希伯莱思辨的传统，对基督教神学的形成起了决定性影响。欧洲人自诩创造而非引进的历史本位的观念体系，实际上是中国式的历史崇拜──史官文明──的欧洲变种。



这是表层，深一步的探查使我们可以看清：从法国的巴贝夫到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体系甚至自我标榜是反社会主义的体系──在本性上都是着眼于“以治为本”的历史本位主义。他们，已经远离了基督教欧洲的精神传统。基督教欧洲的精神传统甚至在北欧人的劫掠和十字军的远征中，也有鲜明的表现。基督教欧洲的精神传统，全无帝国的气象，只有封建的精髓；尽管这还是在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亡灵”下，但它毕竟和社会主义的追求世界整体性的统一理想，完全背反。基督教欧洲崇尚的是竞争，蔑视的是中和；而社会主义的理想，实际上是为全球性的统一秩序的出现，开路的。



（283）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盛行于欧洲的种种“史观”，就是欧洲人这次大规模改宗运动的明显证据，“唯物史观”仅是其中一种。表面上看，自称基督信徒的人数还是很多，各个教派的教堂依然林立，但一切信仰的内涵，已悄悄变了。甚至，连基督教运动本身也受到世俗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影响，纷纷开始标榜或实际选用一种新的什么“神学”了，例如“解放神学”什么的。



无怪孙中山曾对类似的现象感叹说，近代西欧战国时代的一切“主义”，在古代战国早已有了它们的原型。是的。甚至现今世界的联合国及其前身“同盟国──“协约国”、“轴心国”，也有古代中国的“连衡──合纵”为其前声。而这一切原型中最根本的原型，就是历史本位的精神、历史崇拜的仪式。



误入歧途最深的，还不是这些自命为文明（近来改换了“发达”一词）的欧蛮，而是他们的中国效颦者。我们周围的“效颦东施”（摸着石头过河的“东效颦”）们亦步亦趋地祭起他们心目中的“欧洲法宝”，在中国大地上互相对垒厮杀、搞得乌烟瘴气。其中的敌对阵营，先是军阀，后是党阀，竟然都以“西式的史观”作为他们祸乱中国的武器，日益酷烈的内战，几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血腥日课。



丑陋的东施们根本就忽略了：这个西欧新近改宗的历史本位，并非欧洲列强的致强之道，而是欧洲文明的衰颓之光。历史本位思想和社会主义以治为本的思想，是对欧洲文明的内在危机所作出的“补救式反应”，这体现为“阶级斗争”而非“封建割据”，对于平息欧洲社会转型过程所造成的内乱也许有用；但对中国寻求富强的努力来说，却是南辕北辙的。



而且这些急功近利的东西，严重威胁中国社会的复兴，因而在根本上是中国积弱的病态体现。中国的复兴，与洋务派和改良派的一切梦想相反，无法在经济领域或政治领域内率先实现。中国的复兴，首先必须是人的复兴，是精神的复兴，是文化的复兴；只有人与精神与文化的复兴，才能激发社会的全面复兴。中国的命运一再证明了这一“螺旋式上升”的常识。尽管现代中国的东施们，并没有对此作出充分的估价。



（284）



人人都生活在全球环境中。



而这个地球，已经被公认为“一个村落”。



可是在这个“村落”中，如今“虚无主义”却成了流行病。这多么荒唐！因为人，已经意识到那看不见的、弥漫在整个世界后边的“无限虚无”。



如果说，“观念和意识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反映”，一种基本被动的月光式的东西（有限的主观能动性！）──那么，“虚无”的观念又是何由产生的呢？它仅仅来自，人性本身的不稳定吗？它仅仅是种“被扭曲了的意识”吗？



如果世界无往而不是“实存”，如果世界充斥了“存在”，那么“虚无”观念这面镜子所“反映”的那个“虚无的现实”，又是在什么地方呢？



（1983年12月18日）



（285）



民间文化，往往以其沉默的敌意，与高级文化对峙着。作为一种可能的替代者，它往往在历史性变革的关头，才跃入历史学家的视野。



诚然，民间文化的视野、历史感和进取精神，常常逊于高级文化；但不要忘了，它却是高级文化的基础。民间文化较为稳定，又较有弹性，可以适应不同的需要。在高级文化的面前，民间文化显得粗陋，但这又正是它的力量所在：它还没有丧失原始性，它也许是幼稚的，因为尚未分化，但也因此具有发展的潜力。



（286）



高级文化的代表，没有必要时刻向民间文化宣战。这类战争向来利少弊多，容易流于迫害行为，其恶果使整个社会生活趋于沙漠化。这就是“文革”的教训之一。



高级文化和民间文化，分属不同领域。它们完全可以和平共处。互相侵犯甚至谋图并吞只会使社会生活的分野与节律趋于紊乱。



当一个社会“其命维新”的时刻来临之际，这种分野与节律应予调整；但不到此刻硬性“改造”则会导致紊乱则应紊乱。况且，“维新”的最大限度也只是“改变”旧有的分野与节律；而不是“废弃”分野与节律。



（287）



许多民族的高级文化之形态和气质，都与其民间文化的形态和气质大相径庭，甚至趋于相反。这并不构成高级文化对民间文化宣战的借口。对于一个民族的生活而言，民间文化既有其重要性，又有其影响力，不容忽视。它有时对民族命运的影响甚至大于高级文化。而这并不是这个民族的佼佼者为民间文化规定的短期目标或长期目标。



高级文化，往往只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表象；民间文化有时才是隐居幕后的操纵者。这就是“沉默的大众”的力量所在。再者，随着时间的逝去和表象不可避免地褪色、剥落：民间文化会上升为新形式的高级文化，更会使得智囊团里的秀才们大吃一惊。



（288）



就当今中国的情势而言，必须努力保护那些备遭摧残的民间文化。因为我们意识到了：民间文化乃是高级文化的潜在土壤。破坏了这种“文化土壤”，也就摧残了高级文化之花明天开放的灿烂前景。毕竟，后者常从前者代谢而出，而并非是从洋大人的教科书那里“借鉴”“学习”而来的……中国人信奉欧洲宗主时代，即将一去不返。而中国精神宗主的诞生，中国精神的重振、中国生活的步入正轨，都和民间文化息息相关。



既不是无轨，也不是“洋教头之轨”，而是要仰仗民间的智慧──民间文化再加上一些复古之美的装饰。



（289）



民间文化的保护与“中国一体化”如何协调起来？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中国地域广阔、部族众多，各地民俗差异极大，如其听之自流，势必构成中国一体化的潜在障碍，无从造就一个民族──中国民族。



而中国若不断然投入一体化的激流──不仅复兴无望、甚至苟延难再。第三中国的黄金时代，有待于一个磅礴的希望之潮和一个坚定的意志之塔。而中国一体化，则是把潮与塔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手段。没有一体化作为“枢纽”──那个意志之塔也不能转捩中国悲惨的近代历史，那个希望之海则不能注入中国丰饶的未来文化……如此一来，中国民族争取彻底解放的千年事业就会半途而废。所以，中国一体化与民间文化，都不可偏废。甚至可以说，第三期中国文明的高级文化，反而是上述结合的必然结果。



（290）



彼此悬殊极大的各种民间文化类型，本来是作为“前工业时代的遗迹”而存在的。那时，闭塞的交通状况使得各种“乡土气”特别浓厚的民俗得以保存、发展。现代交通的出现，使这种状况一去不返了。



特别是遭到了较之蒙古化更为严厉“苏联化”的摧残禁锢之后，中国民间文化的现存状况令人寒心。现在中国的民间文化，基本上处于剥落状态甚至是地下状态，而且日益为年轻一代所轻视、忘却。这种现状隐伏着巨大的危险：它使得中国人在面对外来文化时缺乏了起码的免疫力，从而使得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未来变得极不稳定。中国社会的这一特点，与回教社会一比之下就十分显著了。在回教社会那里，传统过于强大固然是社会发展的一种障碍；但像中国这样毫无传统意识的民族也是经不起世界风暴之侵袭的。



（291）



中国一体化，承受着一个伟大民族再度登上历史舞台的压力，远远超出区区的“两岸统一”的框架。



中国一体化，与民间文化的保护──不仅不相冲突，反而互补。那是为了一个新的文明诞生，所准备的融合。



民间文化缺位的“中国一体化”，已经在“文革”期间尝试过了，并遭到惨败和全民的唾弃。脱离了民间文化的中国一体化，只能造成荒漠的社会。这从理论上说是不可能的、无意义的，从实践上说是注定要破产的。而以牺牲民间文化为代价的中国一体化，表面上是对民间文化低俗势力的反击，其实是这一低俗夸大张扬。这些来自底层的阴暗势力，通过“翻身运动”得以登堂入室，盘居高位，却只会顽固坚持自我中心立场、无补于中国一体化这一现代压力，终遭覆灭。



未来的中国一体化努力，则会更加中庸──它不会放弃民间文化这一武器，更不会笨拙地试图压制它。同样，未来的民间文化，不会无视中国一体化的压力，更不会拒绝投入它的洪流。它们二者必在中国命运的感召下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这样一种新眼光是比较好的：考察中国一体化运动的长远得失，就到它与民间文化的关系方面去。看它能否有效利用民间文化的巨大潜能，来促进中国生活的重建。看它能否运用民间文化的默化力，来顺水推舟地促进中国一体化。它将拒绝什么“逆水行船”、“不斗则垮”之类的胡言乱语。它考察某种民间文化类型包括其精神的类型，它研究某些民间文化细节的长远得失，就会着眼于“它与中国一体化的关系”：凡是能强化中国一体化运动的，凡是能相对降低中国一体化运动的代价与牺牲的，就应予特别保护。凡有助第三期中国文明滋生的，就予以特别扶植。



（292）



民间文化，决不等于“民间曲艺”什么的。民间社会及其文化，那是随着中国生机的日益恢复，而开始茁壮生起的新绿，那是作为中国健康状况的指标和象征而出现的。对传统的民间曲艺，可以保护；但对新起的民间文化，则需扶植。重点保护和重点扶植的共同归宿，都是中国的一体化及其必然结果──第三中国的崛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生长。中国终将驱逐苏联殖民主义的后遗症，形成一个现代国家。



（293）



说“人民生活状况的演变才是历史的主干”，那也是不恰当的。



首先，它忽略了高级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影响；忽略了这一事实：优秀而独创的个性，可以催化人民生活的状态。



其次，历史的重心不仅在于“延续”，而且在于“更新”，在这种意义上，“创造”应该比“因循”获得更高的优先权。人民生活的改变频率，远远低于高级文化的演变频率。民俗习惯的推陈出新，无论如何也不能与“突出的个性”相提并论。民俗学既然不能与历史学分庭抗礼，更不能代替历史学。



（294）



革命即“鼎革天命”，或曰“天命的转移”。这是需要由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团来，“予以物质化”的。虽然革命的可能及需要，早已储存在历史的易化之中，但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集团，就不会有这样一个革命。即便古代的帝王也都懂得，要稳固自己的政权，就要寻找“王气”的新源头，并予以“及时的扑灭”！



革命不是单方面的破坏，因此不仅仅是“革除旧物”；革命是一个“两部”曲：它由破坏、毁灭、革除旧物为开端；以创立、建设、定鼎新物为结束。一个成功的革命者，必须完成上述双向的历史任务。后者的完成，较之前者更是考核“一次革命是否成功”的重要关键。它的评价标准是：“议礼、制度、考文”，这就是中国革命必须完成的第二部曲（创立、建设、定鼎新物）的三个乐章！这是比政治革命更为复杂的文化革命，而不是假借文化革命的政治革命或争权夺利。在此不能善始善终者，诚如毛泽东，其无后乎！



（295）



在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革命者的精神，置中国的命运高于一切！为了中国的全面翻新，即使需要自下而上的颠覆，甚至需要“不惜任何代价”。转型，没有颠覆是不行的。为了中国的复兴，不应逃避任何苦难。也许历史家和小说家会说这是悲剧，但在一个真正的战士眼中只有一种悲剧：那就是民族的沦丧、光荣的堕落。为了避免这唯一的悲剧，可以作出一万种努力。



个人只是历史运动的物质材料，而只有精神上的东西才谈得上什么悲剧不悲剧。所以个人的任何命运都无从称为悲剧，历史不因这些遭遇触动了精神人物的心思，就改变了对于命运的基本观念。



这并非麻木不仁，恰恰相反，我们非常敏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可能知道民族的、整体的命运才构成悲剧与否，因为那才是连台大戏，富于真正的悲剧因素。它碾碎一切个人的片段，最终把私利化为公益，这是它的成功所必需的。



（296）



统治集团必须放弃干涉文化阶层的短浅政策。文化阶层可以放弃政治权力；但必须得到充分的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这样，整个社会才可能进入文明状态。没有文化阶层的统治集团，只能是野蛮化的军事集团。



没有文化阶层的今天，也就没有统治集团的明天。没有文化阶层今天的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也就没有统治集团明天的政治稳定和长久利益。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犹如一对不可须臾分离的孪生儿，它们的关系是互相关联、生死与共的。“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这两种相对于“军事管制”和“暴力专政”的东西，是文明开化的结果，是结束野蛮的体现。统治集团若想“全面专政”、作威作福、全面剥夺人民的自由，就必须首先消灭文化阶层的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因为文化阶层才是“民意”的最终代表。这在党锢之祸里，有着最为清楚的表现。在古代中国这是由士人表现的；在穆斯林世界则由阿訇代言；欧洲的教士和大学则在政教合一的时候常充这一角色。



总之，统治集团妄想垄断一切，则丧失一切──难免落得众叛亲离、“关河空锁祖龙居”的凄凉晚景。“中央文革小组”和“戒严部队指挥部”惨遭清算的命运说明──任何集团像任何个人一样，总是精力有限的，它不可能无限制地掠夺、无限制地树敌。



（297）



统治的艺术仅仅在于：如何既不剥夺文化阶层的必要自由；又能有效地保持它的效忠程度。最伟大的政治艺术家，善于把“赐予自由”和“激励忠诚”巧妙地凝成一体；他不是被迫放弃某些权利，而是用臣民的自由来促使君王的权力。他善于因地制宜地驾驭，及时的让步和英明的放弃，仅仅是目光短浅的“收买”是远远不够的。



统治集团若不恣意凌驾于文化阶层之上；而是暗用种种巧妙的手段使得合文化阶层心悦诚服地拜倒在自己脚下（然后他再恭谦地把他们挽扶起来，就像李世民和魏征玩弄的那套把戏）──统治的效果会好上十倍。到头来，这还是促进了统治的利益。这就是“贞观之治”的奥秘。



其实，不仅贞观之治如此，春秋五霸之首也是如此。李世民和魏征的老师就是齐桓公和管仲，贞观的把戏早在一千多年前就被他们玩过了。关键在于，管仲与魏征这两个家伙都是“二臣”，为了掩盖他们自己的变节，不得不玩起“贤臣死谏”的把戏。而唐太宗与齐桓公这两个酒色之徒也不是什么好鸟，为了掩盖其“夺位”的不当，就只好忍辱负重，扮演一下“英明领袖”的角色，只不过到了后来实在装不下去了，终于漏出了马脚，弄得个晚节不保。



（298）



创造语言文化的虽然不是国家，可是保存、发扬、运用语言文化的，却非国家而莫属！国家实际上就是“语言文化实体”。文明的起源，就是国家的起源。当然，由于历史的曲折迂回，国家常常并不直接等于语言文化实体：有时一个国家有几个语言文化实体（如“俄罗斯联邦”），有时几个国家才构成一个文化实体（如“英语国家”）……但从长远看来，语言文化实体会跟随国家的消长分合而变易。但无论如何，一个国家只要长久存在，最后必能演变为一个独立的语言文化实体，例如殖民主义者创造的那些国家，不都是如此创造了一个个外于自己的语言文化实体？一个语言文化实体如果长久地分为几个国家，也会演化为不同的语言文化实体，例如中国和越南、朝鲜、日本的关系，就是如此。



（299）



“兴于斯者亡于斯”，看来这是历史的一种命运与法则。尽管自我调节的功用可以暂时避免灭亡，逃离灾厄、但随着历史因素的增加，调节能力必然日趋僵化，大难之临则不可御矣！



（300）



在追求自然奥秘的过程中，人们培养了追求绝对真理的思想习惯；这是古代欧洲。



在追求社会原理的过程中，人们培养了追求妥协精神的思想习惯；这是古代中国。



以自然精神入世，追求绝对真理，则宗教战争与思想战争频起。



以社会精神出世，则为各种宗教的杂凑、思想的混同，创造了混合主义的条件。



以自然精神出世，能创造较极端的宗教、思想；较独立的科学、技术；较纯净的美感、艺术……



以社会精神入世，能创建较稳定的秩序、较发达的组织、较完备的伦理和道德系统。



（301）



东西两方哲学的差异，实际上就是源于对自然精神和社会精神的总结。



当然，在东西两方上述差异的大前提下，各自内部还有着各自的差异。



中国文化内部，道家较富于自然精神而显得比较超迈、洒脱，具有观世、接物的慧眼；儒、墨诸家则显得比较拘谨、局促，但富于待人、处事的能力。



（1988年3月1日）



（302）



我们思想中的宪政民主，不是“学西洋”，而是“破除家天下”（帝国时代、第二期中国文明）、“否决党天下”（僭主时代、过渡时期的混乱）、回归祖辈的文明（王国时代、第一期中国文明），促进新的文明在中国继续生长。



（303）



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在于恢复长期遭到破坏的生态平衡。



1、自然生态，实行空地运动。



2、人口生态，废除供养制度。



3、社会生态，建立宪政制衡。



4、文化生态，恢复多元文化。



生态危机是中国最深的病态，消除它，是“中国病”得以痊愈的标志。其结果，是中国建成西欧那样的“花园国家”。



（304）



三部曲：



文化的特征，是生活特征的集中表现。若欲创造一种文化；必须首先建立一种新生活……



生活的特征又是种族特征的集中表现。若欲建立一种新生活；必先提炼一种新的种族本能。



所谓种族特征──不应以皮肤的颜色和骨骼的构造、更不应以肌肉头发的特点来区分。种族特征应被理解为心理素质、智力特点、意志形态。



所谓生活特征──不应以食物、居处、服饰、交际的不同形式来区分。生活特征应被理解为具有不同猎取对象的生活方式。



所谓文化特征──则这种意义上的种族特征、生活特征的最高表现。它最为关注的不是市民们和农民们所谓的“文化生活”、“精神财富”、“脑力劳动”等语无伦次的梦呓；它竭尽全力为之效劳的是：如何在历史的茫茫苦海中矗立一道的精神灯塔。这道光柱注定点燃许多焦渴慕义的心。



（305）



回顾一下中国的近代命运：我们的心眼就倏然洞亮了。它未卜先知，告诉我们一些秘密──中国革命的历程必经三大阶段：



1、新本能的提炼、新心理的养成、新意志形态的凝聚；而不是真实意义的复古。我们正处于这一阶段的末期。



2、新生活的建立、新民族的目标、新方向的确立；而不是做西方的好学生。这将花费整个二十一世纪。



3、新的文化发育、新的历史谱系、新的宇宙图景的完善化；而不是充当世界领袖。这将在二十一世纪之后逐步展开。



4、以后就是世界主流文明的衰微、中国从边缘向中心移动；与此同时，世界一体化进程逐步展开。



（1989年8月5日）



（306）



人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种足以抗拒时间侵蚀的制度，因为各种制度都会发生“磨损──失灵──瘫痪”的过程。



前人解释这一现象，多从“制定制度的都是人”出发，意谓一切制度既然是人制定，难免不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渐渐落伍……但人们却很少从“执行制度的都是人”这一角度出发去考察问题的更深一面，即：一切制度既然是人所制定并且受制于人，那就必定会使人“适应”也就是产生日渐增强的“抗药性”，从而抵消制度的作用。既然人与制度的关系始终存在这样的紧张度，这种“制度的抗药性”迟早会产生并日益强化，直至“人性战胜制度”即使得制度趋于失效与崩溃。从这种意义看，任何制度都不能沿着一个方向发展，否则，人对它的阻力将日益增大。



（307）



中国人为之奋斗了一百五十年的现代化事业若欲取得决定性成功，其指向必须首先是民族主义的，而不能首先是世界主义的，否则就难以调动中国民族内心中和传统中的巨大潜能。事实已经表明，任何类型的世界主义在这规模空前的人类运动面前，都遭到了决定性的挫败。无论是满洲猪尾巴扼杀中国活性的反民族政策，还是斯大林毛头的歼灭中国本位的反民族思想，都给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带来了灾难。那么，欧洲中心论的努力又将怎样呢？它不是把欧洲作为一时的、技术性支援，而是把欧洲作为建中建极的本位依据──这也是不行的。这将压抑中国现代化的动力、中国复兴的狂热性、中国民族的自豪感。至于欧洲文化模式的不适于中国，就不必多说了，因此我切切以为：



1、中国的欧洲化只应停留在局部的表皮而无法进入全面的结构。



2、科学、理智、技术的欧洲化不必延伸为习俗、感情、道德的欧洲化。因为我们还没有也不可能有“产生了欧洲文化的那些人种的、历史的、社会的要素”。



（308）



中国居民将承受中国命运转折所带来的全部超重量负荷。我们无从羡慕其他国家的居民，甚至无从攀比那些弃中国的命运而出走的人们。含辛茹苦，忍辱负重、是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之可言的。如果你自认是一位爱国者，是一位有着更高理想的中国人，你将别无选择。“爱中国吧！”──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这个强有力的呼声将克服你已然无用的个人计虑，而去面对无从回避的民族命运。



多少年来，中国人已习惯这这样的观念：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必定是“曲折的”。这阴郁的“客观规律”似乎被令人不安的经验一再证明为是真的。中国人越来越成为“曲折的宿命论者”，成为心安理得的“客观规律的奴仆”。那么，我们是怎样看待“曲折”的呢？



从常识看来，客观的曲折是由主观的反覆无常所赞成的，并由主观上的目的论给检验了出来。正是中国人在适应现代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和挫折，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和急功近利，使得人们在文化上进行了大量的试验性探索，并在社会实践上变得反覆无常即不断“拨乱反正”、“来回调整前进的航向”。此为“近代中国祸乱之源”也。



（309）



在我看来，既然反覆无常已经成了“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之常态”，我们在理解其“本质”之先，总还得揭示其“现象”。理解其本质，是思辨的产物；揭示其现象，是经验的产物。



中国的历史惰性和它适应现代生活的迫切性，注定了它的发展道路容易滑向“之”字形的。这不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代词，不是技术性的取巧；而是整个世界观的往复移位，是民族精神重心的革命所造成的。



1、要抗击外部的列强，必先制裁内部的腐败。



2、要想走向世界秩序，必先回归民族国家。



3、要创造有活力的中国新传统，必先借鉴吸取欧洲的老经验。



4、要加入现代世界的欧洲化进程，必先唤醒古老传统中的忧患意识。



5、要充分发掘传统文化中的丰厚资源，必先经历现代式的、反叛传统的革命。



6、要实现民族复兴，必先培育某种世界意识。



凡此，必定包含着每一步骤内部的冲突，由此导向的否定与痛离，结果构成“之”字形的内在合理性。



（310）



“忘记过去”不仅意味着背叛，还意味着革命与进步。使印度获得独立的，不是甘地的非暴力主义，而是纳粹德国对大英帝国心脏的致命一击。



（311）



在一个除了官僚主义的组织与价值以外一无所有的社会里，“和平演变”是不可能发生的，只有暴力才能驱动革命的进程。在一个只有现世原则而没有彼岸目标的社会里，社会演变要遵循“非暴力形式”，从而达到“和平革命”，那是一个天方夜谭。



（312）



新野蛮主义起源于深刻的绝望，不是起源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结构的崩溃。这是新野蛮主义与旧野蛮主义的根本区别。人们也将新野蛮主义称为“革命精神”。绝望。深刻的绝望。以及从这绝望的深渊中升腾起来的复仇欲念和“死亡本能”──这些正是新野蛮主义的动力。



（313）



我们需要把中国问题放在全球格局下来看，如此观察，当能发现每次近代革命，都是国际形势变动的结果：



1、太平天国──鸦片战争的结果



2、洋务运动──二次英法战争的结果



3、戊戍变法──甲午战争的结果



4、辛亥革命──八国联军的结果



5、五四运动──一次大战的结果



6、北伐与中共──俄国十月革命的结果



7、中共的接管──二次大战的结果



8、历次整肃──韩战的结果



9、文革──中苏冲突的结果



10、改革──美苏缓和的结果



（1982年4月10日京郊）



目前惟一可以影响中国国内局势的“国际形势的演变”，就是美日军事同盟与台海局势。相形之下，单纯的中国国内局势，并不是决定性的。没有国际形势的支持，星星之火，无法燎原：因为中国近代的所有重大变革，都是在对外关系遭到决定性的挫败之后，才发生的。这就好像，只有站在一个板块之外，才能撬动这个板块；所以，海外的“支点”对中国国内的“局势”，具有决定性作用。国内的努力要想获得成效，必须配合外在支点的运动。



11、台湾的“民主化”──被驱逐出联合国组织的结果



（1991年10月补记）



12、中国的崛起（经济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结果



（2010年补记）





第六章《中国的再统一》



[1982年3月6日──1991年10月]



（314）



我们文化中的多动症倾向：



这几年思想界的变化幅度之大，为“五四”以来所仅见。而另一方面，文化界尤其是艺术界的变化幅度，或许还远远超出了理论所能认可的范围。艺术常常作为感性的大胆前锋，有时甚至是放肆的。那些被理论家和社会习俗牢牢固守着的阵地──“艺术先行于理论”的这一特点，早在1980年代“伤痕文学”的时代就开始了。也正是由于艺术的这种社会前锋作用，这些年来的艺术也就成了我们社会思想的晴雨表、成了许多艺术门外汉股掌上的玩物……。仿佛与此互为表里似的，社会的艺术趣味和文化兴奋点在狂烈地替换着。改革开放初期的小说热，以至诗歌热，确实曾经维持了几年，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个热闹时代。不过说白了，纯文学从来就没有在现代中国扎过根，而且似乎连纯文学是什么，也大有启蒙的必要──不管怎么说，纯文学肯定是和当今流行文坛的武侠小说、报告文学大不相同，所以“衰落了”的感叹也是莫名其妙的：如果文学从来就没有扎下过根，又谈得上什么衰落呢？在这种意义上，《河殇》说“文明衰落了”倒也不失为对古代中国的褒词，因为中国曾经文明过，所以才谈得上“衰落了”。



（315）



毕竟，我们的传统中国拥有过能够衰落的盛世。而不会衰落的东西，恰恰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理念，例如“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个绝对没有也永远不可能有的东西。





（316）



“纯文学衰落了”的提法，我之不能同意，还由于那实际上是“社会热点的转移”造成的。 “纯文学衰落了”是表面，里面是中国社会的政治化与商业化。这是从“党的文学”倡导以来，就无法逃避的一个劫难。这后面隐藏的正是“社会热点的转移”，例如人们1970年代末热衷于阅读解读人性问题、社会问题小说，和1980年代末热衷于阅读武侠小说、报告文学，两者的动机是完全一致的。即，都不是纯文学的，而是在响应“党的号召”去登台献艺。



（317）



目前的中国，处在一种“文化分裂症”中。不仅港澳台与大陆分裂，而且大陆内部自相分裂，局势很像汉、唐之间的南北朝时代。所以我把近代中国叫做“第二次南北朝时代”。



（318）



1988年瑞典文学院宣布 ：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授予埃及作家马哈福兹，理由是他“通过大量刻画入微的作品──展示了洞察一切的现实主义，以唤起人们树立雄心──形成了全人类所欣赏的阿拉伯语言艺术”。在此之前，1986年，尼日利亚小说家、诗人和戏剧家沃尔•索因卡获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黑非洲文学家。



这样一来，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区域，以前是中国、阿拉伯、非洲，而现在仅仅是中国了。中国的落伍甚至缺席，表明中国“还有希望”，还有“成为某种新文化策源地”的巨大潜能。



中国尚未被欧洲文化的病毒完全控制？尽管已经遭到深深侵入──这种病毒是一切晚期文化在其没落时注定要四下扩散的。



中国或许还有真正的自新能力？中国还没有唾弃自己的“特色”、还没有习于侮蔑自己、对未来还怀有一种巨大而又飘渺的青春式幻想？



现代的人们！不要轻视了这种历史大气候的征兆！它虽十分微弱，终将异常强劲。潜伏在这种“无能获奖”的冰冻状态之下的巨大暗流──正使世界历史的轴心，向“非欧洲”的方向，缓缓旋转。



“非欧化”，将是下一个历史回合的主题！



（319）



中国要结束分裂、消灭国共党、实现南北朝的统一，就需要一个“大保衡”。



“保衡”是商初宰相伊尹的尊号，又称“阿衡”。《书经•说命下》：“昔先正保衡 ，作我先王。” 孔传：“保衡，伊尹也。”孔颖达疏：“保衡、阿衡，俱伊尹也。君奭》传曰：‘伊尹为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南齐书•高帝纪上》：“昔保衡翼殷，博陆匡汉，方斯蔑如也。”章炳麟《訄书•相宅》：“故以一千四百州县之广袤，各异其政教雅颂者，百蹶之媒也。虽保衡治之，必乱其节族矣。”



保衡不仅是宰相，也是最高法官。大保衡所保之衡：



1、社会之衡：法律；



2、文化之衡：礼制；



3、人性之衡：道德；



4、人欲之衡：中庸。



未来的大保衡就是“中国的称砣”、“中国的定心丸”。



大保衡所要破除的，是帝国时代的一家一姓的天下观，与僭主时代的一党一派的国家观。第三中国的大保衡所要树立的，是天下为公的自由观、道法自然的生态观、国家护民的民主观、民贵君轻的国家观。唯其如此，大保衡才可能权高位重，平衡人民与社稷，成为天地人的中保。



（320）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先秦中国的民族国家，与现在西欧的民族国家还是有些区别；尽管“礼”在先秦中国的作用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总的说来，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民族主义对发扬各个民族的活力，国家主义对推动文明社会的进步，还是正面价值居多。但是如果走过了头，就像现代西欧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像古代中国的战争国家，最后走向互相毁灭的战国兼并道路。这些都是极端，都是不好的一面。两次大战之后的欧洲人，他们反思爱国主义确有片面之处，所以要推行和平主义，趋向世界大同，发展更大规模的全球观念……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直接进入这一国际角色还很困难，自己的修养并不成熟。现代中国人并非地道的现代人，所以要参与世界事务就不能不补课。有人提出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这个在我看来是远远不够的，中国需要补的课，还有民族主义的或国家主义的课程，千万不能像毛泽东那样损国家而肥国际，成为外国势力的奴隶。



惟有反毛，才能完成中国近几十年来的文化革命还没有充分完成的任务，那就是把中国人从天下主义者变成国家主义者。然后才去谈论国际主义，然后再去从事世界主义。



（321）



在把中国人从天下主义者变成国家主义者之前，中国民族国家因为无法师承自己的父辈，而无所依托、步履维艰。这就迫使民族国家的奠基者们不得不在死亡边缘去开创属于自己民族的道路。



满清帝制结束以后，中国先后追求自由民主和共产主义，最后却一一落入“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僭主政治的陷阱。这些不幸的遭遇告诉我们：我们只能从自己的存在状态而不是从洋人的经历和父辈的教条那里，学得生命的真道。



民族国家的公民，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学习探索，而不是像过去两千年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的臣民那样墨守成规。汉人在自命天朝时，却沦为世界帝国的臣民；后来进一步沦为亡国奴，做一个猪尾牛蹄的满洲顺民。公民时代不再接纳臣民的道德，因为若不放弃臣民道德，公民事业就无从做起。



（322）



在民族国家的意义上，五百年的春秋战国，要比秦至清两千年的中央集权，更富于现代性；而《春秋左传》上的忠烈男子，比近代以来的欧美人物，更能推动中国重开王业。中国不是注定要猥琐屈服于外来统治的，中国的气质体现在“左传英雄”的能量中，曾是日本所谓武士道的取法对象。未来的中国人，不必欣赏倭寇的武士道；不必欣赏欧美人的献身精神：因为这些玩意儿《春秋左传》的历史中应有尽有，而且在先秦的王国时代比秦后的帝国时代都要多得多。



（323）



文化上的夏商周三代到秦两汉，属于的中国第一期的本土文明。



这一文明在政治制度上则分为王国时代与帝国时代：夏商周三代的封建制度属于王国时代，秦两汉的郡县制度则属于帝国时代。在王国时代，那里的绅士与欧美人的相似，那里的武士道和日本相似。这是因为他们和近代的欧美人、日本人相似，同处巨大的“战国漩涡”里争霸，这漩涡不仅囊括了当时当地的全部文明国家，而且拥有当时当地的“受剥削的第三世界”，也就是说，拥有大片“半开化的蛮族地带”。



而我们今天如此可悲的中国，不仅不再是王国时代那样的文明中心，而且丧失了帝国时代的藩国──朝鲜、越南、日本、尼泊尔、阿萨姆、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西伯利亚、印度尼西亚、琉球……并且被迫由老大帝国向民族国家的退化。



在这种违反自然的“年轻化”过程中，新一代国人被迫认识到，中国不再是“天下”（即世界国家），而只是民族。作为“民族”（即民族国家）──我们需要重新学会那些已被两千年的中央集权和蛮族入主强迫我们遗忘了的统治民族的本能，如春秋时代那种忠义无上的烈士美德。中国人，必须完成这一历史性的“倒退”：回归自己的祖辈精神，以便彻底调整好未来反戈一击进军世界的步伐。



（324）



由于长期习惯了帝国内耗的中国人太容易嫉妒别人了，封闭社会造成了恶性竞争的通病。所以，中国的“国家元首”这一最高荣誉，必须置于一个“杜绝一切觊觎之心的位置”，这样才能使社会免于陷入惨烈的继承危机。而事实一再证明，“继承危机”其实是中国社会的动乱之源。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中国社会避免这一危险：多元状态＝无序状态；也就是说，“自由等于混乱，民主等于涣散”──必须予以结束。如果不能解决这个“继承危机”的首要问题，一旦自由民主的机会来到了，中国人又会失之交臂地陷入“自由混乱，民主涣散”的陷阱。这就等于又一次召唤专制乃至独裁，就像汉献帝召唤董卓进京那样。



（325）



“中国的国家元首这一最高荣誉，必须置于一个杜绝一切觊觎之心的位置”，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有君主立宪制度，也就是说，不管叫不叫君主，国家元首不可用一种大规模竞争的方式来产生的，否则很容易撕裂本来就容易产生分裂倾向的华人社会。第三中国的国家元首，必须置于一个杜绝一切觊觎之心的位置，那就是“小范围的继承制度”。



为此，需要“圣人的储备”。需要“超越儒家的教化”。需要“融合了道家及民间信仰的天子──文明创造者”。



（326）



中国的统一只能建立在君主制的宪政基础上。



（327）



1982年3月6日，我曾经用一段对话体文字，来叙述我那时对于“中国统一”的看法。全文如下：



［楚魂代表“过去”，秦人代表“未来”，他们在“荒芜的现代中国”相遇，忍不住参加了关于第三中国政治前途的对策谈话。］



秦人：中国的统一只能建立在君主制的宪政基础上。



楚魂：把“中国的统一”与“君主立宪制”联系在一起，似乎有些牵强。根据我们的常识，这两个问题之间，缺乏内在的联系，更没有因果关系。因此，把“中国的统一”与“君主立宪制”联系在一起，会使人怀疑立论者的动机，似乎他不是标新立异、希图一鸣惊人，就是抱有不可救药的偏见、复古成癖。



秦人：你这样过早下结论，不也是在固执于某种“真理”？你的真理其实就是当代的通病，来自官方教科书的规定，千篇一律，强求一致，结果造成心理瘟疫，不同程度地感染了许多现代中国人。既然我们要认真讨论问题，起码要能在主观上把这种瘟疫造成的感染，降低到最低限度。思想上的讨论、驳辩乃至格斗、厮杀──不是为了分裂这个世界、炸碎这片社会，而是为了在更健全更有利的基础上综合这个破碎的世界、弥合现代中国这片残缺不全的社会。所以一切理论上的高峰应该是超越性的、启发性的，例如原创性的《论语》；而不该是局限性的、镇压性的，例如东施效颦的《毛语录》。这样，社会发展才会多一些回旋的余地，使自己的社会基础变得广泛一些，也更富于建设性的潜质。



楚魂：请具体讲一讲。



秦人：这就是说，要把问题追溯得远一点，要把问题牵扯得广一点──才能弄清一个问题的全貌、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讨论”在本质上是思想的厮杀──只能一个回合一个回合地进行，一次一次的胜负解决。您不反对这么“烦琐”吧？



楚魂：悉听尊便。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口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因为在普通人眼里，语言和道理是世界上无用的东西里面最无用的东西。



秦人：诚然，口才不能改变世界；但世界要想变得好一点，却不得不通过思想的表达。语言和道理也许无法独立发挥作用，但是有用的东西却需要语言和道理加以确认，甚至是从语言和道理中间生长起来的。



就拿您刚才说的“中国的统一”与“君主立宪制”这两个问题之间“既缺乏内在的联系，更缺乏因果关系”来说吧：经过一番细致深入的探讨，你就会发现自己确实错了──因为在“中国的统一”与“君主立宪制”之间，确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即使不用“因果关系”一词来概括这种联系的话。



楚魂：我想要看你怎样收起如此撒下的“漫天大网”；但愿不要捕捞起一堆封建的垃圾才好！



秦人：好的，谢谢您的祝愿。起码，我信你敢于面对新鲜真理的性格；否则，我也不会和你讨论这些相当冒险的东西了。



现在，我们先来“正名”，澄清定义不同所造成的混乱及误解。比方说，“中国的统一”这个概念吧，“中国”是什么？“统一”又是什么呢？



楚魂：“中国”吗？……不就是指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和十亿人民吗？



秦人：其实，这个问题挺复杂。您刚才说的，只是现在国际社会承认的中国现有版图和居住在这版图中的人口数字。而“中国”一词，应该有远为丰富的内容。比方说，历史上的中国，算不算在“中国”里呢？



楚魂：你看呢？既然你在“正名”，你就下定义吧。



秦人：一般认为应该算的，我也同意这一点。比方说，“中国文化”就不能仅指现代流行于中国的一些半成品和流产货；更多的场合它包括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有时它还暗示着未来的中国文化。对于这些问题，宁可考虑得细腻一点儿。



楚魂：就算这样吧。



秦人：再如“统一”一词，成堆的历史学家都众口一词地说：“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你看这种结论是否有点儿太性急了？甚至有点儿草率？



楚魂：我好像并不觉得。秦始皇不是扫灭了六国吗？不是做到“书同文，车同轨”甚至“行同伦”了吗？



秦人：这说明您的历史眼光还是比较局促的。事实上，秦始皇并未完成同化各国的“统一运动”，完全融合各个主权国家的统一运动，后来是由汉武帝完成的。秦始皇帝尸骨未寒，中国大地就狼烟四起，分裂状况立即表面化了。经过六国的复国战争、楚汉争霸、汉高祖和惠、文、景四代的重新酝酿，到汉武帝才实现了名实相符的“统一”。



楚魂：照你的逻辑，汉武帝也没能完成统一？因为后来又是王莽和绿林；又是黄巾和董卓──最后还来个“三分天下”：汉武帝的“统一”不也是个画饼充饥吗？



秦人：不然。你的历史眼光不该这么局促的。在历史中，“过去”、“现在”、“未来”，总在变动中，总在不断重新界定中。正是在这三者的交相摩擦中──新历史就成形了。因此一个健全的“现在”不可能建立在排斥“过去”的基础上；一个健全的“未来”也不建立在排斥过去和现在的基础上。排斥不仅是一种病态的表现，而且排斥还会从反面加剧即将来到的过程。如毛泽东的“反修防修”、全面专政的残酷性，加剧了邓小平的“重新补课”、原始积累的残酷性，秦始皇的非古主义加剧了汉武帝的复古主义。毛泽东和秦始皇尽管在空间上表现得霸道和强力，但在时间面前却是侏儒，尤其是毛，对任何改变都充满恐惧。我想他们晚年都是严重的忧郁症患者，甚至是精神病人，所以他们的言行充满了妄想狂症状：秦始皇要长生不老，毛泽东要斗私批修。当然，这也是一切巨变发生时代的通病。



至于秦始皇和汉武帝的区别所在就有所不同了。



秦始皇对“过去”采取一种极端排斥的态度；在政治上就是一种政策了。虽然秦始皇采用了古代的“皇”“帝”称号，但他并不是在复古，而只是为了强调他的绝对权力。秦始皇缺乏一种融合“现在”和“过去”的建设性方针。他似乎不懂，无论怎么说，“现在”只是“过去”的延续。相反，他用屠杀政策加深了“现在”与“过去”的裂痕，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最后弄得天下断裂，不可收拾。



汉武帝在这一点上比他高明了。作为一个人而言，刘彻也许不及嬴政具有开创性质；但作为一个负有责任的政治主脑来说──他就更加成熟了。其成熟的重要标志就是消除了“过去”和“现在”在形式上的深刻对立；将之融汇在不可阻挡的“未来”中，而没有坚持那些坚持不了的“未来”。刘彻于是成为中国历史的常规；不像嬴政始终困在“过去”与“现在”的夹击之中，最后遭到“未来”的车裂。而代替他实际承受车裂刑罚的，就是那个和他一起狼狈为奸的佞臣李斯。



楚魂：你的宏论颇有诗意。但是请问：秦王若不力斥“过去”，怎能开创历史呢？要知道，秦王不仅是个帝王，还是革命者。他的曲折身世具有空前绝后的戏剧性，就像罗马起源于狼崽一样，仿佛喝狼奶长大的人方能统治世界。如此不凡的始皇帝命运，怎能不在历史力量的夹击中惨遭“车裂之刑”？罗马的凯撒也与此类似，被刺杀在神坛之下。可这又算得什么呢？这些人格的力量所创造的怵目惊心的历史转折作用，如何抹煞？



秦人：没有人试图抹煞这些……我的意思只是说，秦始皇未能真正完成中国的统一。真正的统一必须具备两个要素：



首先它必须是社会生活上的统一。表面上的“政治统一”过于脆弱而不可靠；充其量只是它的前奏和准备而已。亚历山大“统一过欧亚非三角地带”吗？铁木真“统一过欧亚大陆”吗？希特勒“统一过欧洲”吗？──并没有。他们只是“征服过”而已。你总不能说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是“欧洲共同体”的先驱吧？



其次，它必须是历史发展上的统一。它是“集大成”的、“中庸之道”的；而不以“反传统”、“反潮流”的病容来贻笑大方。作为一个健康而生气勃勃的未来象征，它不会耗金亿万，举行一个“和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幽灵仪式、共党宣言。而圆满而成熟的文治武功，才能子孙满堂，在未来之雾中托出金色的创造！



可是嬴政只完成了军事上的征服、政治上的兼并；没能做到文化上的整合。只是“海内一”；未曾“古今一”。只有刘彻通过系统伪造的历史工程和计划定做的政治乔装：成就了“古今一”的大业。其双管齐下给未来世界塑造了一个坚硬的模式，就像罗马的奥古斯都一样。这实际上造成了“天下一统”而不是所谓“中国统一”。



楚魂：我觉得你似乎有点儿离题千里了。



秦人：离题是为了回到本题。思路和视野总不能过于狭窄才好。下面给“君主制”下个定义好不好？依你看，“君主制”的含义是什么？



楚魂：“君主制”吗？无非就是君主当政的制度了。



秦人：其实，这种提法过于含混了。因该说，君主制本来是“主权在君”的制度。但实际上，各种“制度”纸面上的定义和实际上的形态之间往往相去甚远。例如我们倡导的“君主立宪制度”其实已经不是“主权在君”的了，但它又和“主权在民”的人民主权论不同，应该说是一种中庸的、混合型的制度。



楚魂：即使以粗疏的眼光来鸟瞰一下历史上的“君主制”，少说也有十几种不同的形态。



秦人：其实各种“制度”内部都是如此。同一种制度，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时代的实际形态，其差异并不小于同时代的不同制度之间的差异。例如探讨一下君主制的历史变动，就可以看出欧洲是比较突出的，因为这个地方变化较快。它的发展容易被观察到。



罗马帝国解体后，十一世纪以前的君主制由一种蛮族酋长与暴君制度的混合体构成（第一种）。十一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主要由那些“根据习俗而统治”的国王来体现（第二种）。文艺复兴后，以巴罗克时期为顶点，专制君主诞生了（第三种）。他们更多地不是凭借习俗，而是凭借自己的意志进行统治。英国革命后，尤其是法国革命后──立宪君主制日益取代了专制君主制，成为欧洲政治的主流（第四种）。因为专制君主制对于一个要求多方面发展而非单方面发展的民族，显然是种桎梏。以上是“后罗马帝国时期的欧洲史”的四种君主制：



第一种：蛮族酋长与暴君制度的混合体构成。



第二种：根据习俗而统治的国王。



第三种：专制君主。



第四种：立宪君主制。



中国的君主制度与欧洲有着天壤之别。在欧洲，专制君主只是一个短短时代的变奏；而在中国，专制君主却是两千二百年间的历史主流。中国的专制君主制发展到这样“完满圆熟”的境地：专制帝王的人身死亡对这制度的继续运转几乎已经没有多大影响了。在欧洲，专制君主作为一种制度，从未像在中国这么强大、稳固、天经地义。这是首先因为，欧洲政治体系是一个支离破碎地形上的产物，其次因为，专制君主制度在欧洲还受到了基督教会和自治城市的双重限制。而在中国，专制君主却是在中原板块上形成、扩大的，并且得到一元化倾向的儒家伦理和家长制度的双重支持。可见地缘政治和文化性格，往往决定政治格局和社会制度的潜在命运。



即使如此，经历了两千二百年的中国专制君主〔“皇帝”〕制度，也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先秦时代的君主制度就颇类似于欧洲的君主制度。不同的是以后的发展：在欧洲，立宪君主制取代了不稳定的专制君主制；在中国，日益稳固的专制君主制取代了不太稳定的专制君主制。“中国春秋五霸”──实际上是“欧洲巴罗克开明专制君主”在远东地区的先行者。中国的春秋五霸与欧洲的巴罗克开明专制君主，都喜欢以文化的乔饰来装扮政治的暴行。至于中国专制君主制为什么比欧洲专制君主制的命运“武运长久”如此，而且越演越烈，其原因实在太多，无法一一论及。



再往前推，“春秋五霸”还相似于希腊城邦争霸历史上的提洛同盟、伯罗奔尼撒同盟、反马其顿同盟、亚该亚同盟等“霸主”。虽然中国是君主制的，希腊主要是君主制与共和制混合的。但在争夺霸权的意义上，共和国制度一点不比君主制度来得温柔，甚至因为动员了群众而变得更为凶猛。可见中国与欧洲虽有差异，但还有很多的相似。我们只要知道中、欧两者的异同就够了；不必强求“理解”甚至不必试图加以解释，因为那往往是穿凿的、多余的甚至是徒劳的。



楚魂：你对君主制的差别谈了许多；似乎忘了它们之间的共同点。这共同点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这些差别。



秦人：我应该感谢你的提醒。这共同点是非常重要。即以中国为例：在二十世纪中国民族生活总崩溃之前的四千多年里──中国民族一直生活在君主制中，尽管有“先秦王国时代”与“秦后帝国时代”的区别。中国从来没有共和国，即使贵族共和都没有，更不用说平民共和国了。这个事实的潜在意义导致现代中国依然无法建立共和国，不仅民主化无从实现，连寡头政治都不稳固，因此只能生活在直接和间接的军事统治下。这种军事统治表面上是“党国”，其实还是个人专权的。



楚魂：请问，所谓“中国民族生活总崩溃”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指“全盘苏化”？



秦人：全盘苏化的执行者们，把格鲁吉亚人斯大林称做父亲，这比做忽必烈和满洲人的奴隶还要糟糕，因为忽必烈和满洲人毕竟还和汉人同一种族。崇拜斯大林，简直是认贼作父。



楚魂：对于保守的、不善于学习的中国社会来说，有所变迁总不是坏事，也许认贼作父的生活也值得一试？否则生活岂不成了一潭死水？



秦人：问题在于“崩溃”；不在于“变迁”。在斯大林的干预下，中国分裂为两个：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党国分庭抗礼、鱼肉百姓。未来，两个中国惟有在一个共同君主之下，形成为第三中国，中国方能统一！



现在我们生当青黄不接之际，你尽可以赞美“春天”；但是严酷的春荒却折磨着人们！固有的民族生命被破坏了；代替的东西却迟迟建立不起来了。要说“现代中国的变迁”这个题目，那么二十世纪的中国确实悲惨，民族的生活方式全面崩溃了──这就是其主要内容。在我看来，这就是“无君无父”的结果。“无君无父”的状态分裂了中国，所以要结束中国的分裂就需要结束“无君无父”的中国，不再把斯大林叫做“爸爸”，不再把马列主义作为中国的国教，不再供奉毛泽东这个“斯大林党团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党代表”及其所谓的“毛泽东思想”这个马列主义的土著变种。



（328）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白鞑子，黑鞑子，红鞑子。



政治中华，文化中华，地理中华。



──你说联邦好还是邦联好？



──我看还是“刘邦”好。当然这个“刘邦”不是那个秦朝的市井无赖，而是现代的立宪君主──是两个中国都可以接受的、第三中国的最高象征。这可以按照我的一贯思路，从“最后的贵族世家”──孔子后裔的衍生公家族里，遴选出来。



（329）



人们抨击君主政治“专制”，却不知即使专制君主也并不“极权”。那么，什么是极权呢？只有动员群众、政教合一的僭主政治，才是极权主义的。

传统王朝固然专制，但其君主权力并非僭主统治下的现代极权社会所想象的那样“无法无天”，其政治和社会也远比革命的僭主政治温和、稳定。更何况，专制君主制度只是一种最坏的君主制度，而如果配以立宪制度，形成君主立宪，那么这也是一种现代民主制度。但是，全面专政的僭主政治却是与立宪制度格格不入的，而且无法转型为现代民主。



例如中国古代王朝大多崇奉儒学，其政统受到道统的制约，被迫形成开明专制。儒家强调仁政、礼制和德治，要求臣要有臣的样子（臣臣），君也要有君的样子（君君）。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语丛三》甚至明言：“友，君臣之道也。”意思隐含君若不以友道待臣，臣就可以不臣。除了野蛮民族入主中原的时代，中原王朝大多比较开明，君权受到士人的制约，蒙古化的明朝初年只是例外。



（330）



大一统时代的儒家，对君王具有严格要求，这可从“君”、“王”的释义看出一点。《韩诗外传》卷五说：“君者，何也？曰：群也。”《白虎通义•号》说：“君之为言，群也。”《春秋繁露》更有“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孟子》主张君臣对等、从道不从君、民贵君轻等独立意识。



只有在野蛮民族的压力下，儒学不断受到君权的歪曲，道统不断受到政统的压抑，而野蛮民族出身的秦始皇甚至把六经付之一炬。但起码在两汉时代，公共舆论、民间社会以及儒士群体还是对君王拥有相当程度的制约能力。本于儒家仁义原则制订的各种文物典章制度，作为一种“善的竞赛”而非“恶的竞赛”，在维护君权的同时也制约了君权。要知道，制约也是一种维护，正如刹车就是护车，没有刹车必定车毁人亡。同样的道理，不对君权或其他形式的最高权力进行制约，必定导致王朝颠覆。



（331）



凡是深入了解中国历史的，反而会对君主政治保有好感。因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都是君主制稳定的时代，最坏的时代都是君主制不稳定的时代，如二十世纪的中国就是如此。与通常的看法相反，文革时代并不是君主专权的时代，而是无君、无亲、无师的无道时代。这个“无道”时代的特点也是“无主”。甚至毛泽东也不以皇帝自居，他动员群众造反的口号是“舍得一身剐，要把皇帝拉下马”──如果他能像哪怕是最坏的皇帝那样做事，哪怕像蒙古皇帝和满洲皇帝，甚至像仅仅当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毛的僭主革命、“改造中国”也不会那样毫无章法、卑鄙下流、残酷无情。



无君、无亲、无师的无道时代，再加上毛自况的“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正好破坏了“天地君亲师”的社会伦理，导致阶级斗争能够横行、禽兽行为泛滥。三纲五常的破坏并没有带来人民以什么“解放”，反而招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的人民死亡。一亿多条人命，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消灭掉了。



（332）



钱穆《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1941年）认为汉朝官制都有一律规定，皇帝也不能任意修改它。而明清的考试，法律上规定的时间，三百几十年来都未曾更改过。至于考试的方法；皇帝亦不理会，做官高低，全由吏部掌管，所以中国的政治，实在不能算是君主专制政治。而秦汉隋唐几个朝代，政治武功，社会经济，都有很好的设施。秦朝统一天下，造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局面。这便近于现世所谓民族国家的理论。秦以后，两汉隋唐最有成就的事业是政治与社会。一统的政治和平等的社会。



我认为，钱穆的上述论说虽然出于普及宣传的需要有些简化了，但还是说出了一些真相。尽管他把“秦统一”说成是“民族国家”恰恰把事情说反了，体现了他并未理解中国历史的基本脉络。不过他对历史掌故还是相当熟悉的，所以他看到了两汉具有“一统的政治和平等的社会”。当然当他把隋唐也包括在这里面的时候，就又犯错误了，因为隋和唐的前期，主要是贵族政治的而非平民政治的，和西周比较相似，只是到了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势成，唐朝才逐渐向平民社会过渡，仿佛走上了东周的道路。甚至其间的转折也是由于一个著名的女人──祸水导致的：在西周是“幽王烽火戏诸侯，褒姒一笑失天下”的褒姒，在盛唐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玉环。然后才过渡到五代和南北宋那种类似战国的局面。凡是种种，都是钱穆所无法理解的，我们也不苛责于他。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1961年）有些具体分析还是比较中肯的。他指出：“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的黑暗的政体”，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但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因为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能说是君主专制。就政府组织政权分配的大体上说，“只有明太祖废止宰相以下最近明、清两代六百年，似乎迹近君主专制”，但尚绝对说不上黑暗。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刑罚的处决，赋税的征收，依然都有传统客观的规定，绝非帝王私意所能轻易摇动。如此这般的政体，岂可断言其是君主专制？



（333）



1989年五十天民主（这是我对八九民运的概括）的失败，正如九十年多前的百日维新一样，是必然的、前提决定的，并非偶合的、操作失误的。对此中国国情，用欧洲式的民主运动，例如攻占巴士底狱、1848年革命、1989年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等模式，均无以解之，只有诉诸中国式的“党锢之祸”，方能得到近似的比况。



党锢之祸的起源，是从统治阶级内部最后一次调整社会结构的努力，党锢之祸的爆发，证明统治秩序已陷入难以回避的天命移易──革命！历史上每次党锢之祸，都继之以摧枯拉朽的暴民起义，导致社会结构的总崩溃。受治而非自治的子民，纷纷游离那个庞大的军营。党锢之祸中的头等角色，也难以在下轮革命中扮演头等人物，因为这两个运动的性质如此歧异，以致难以互通。



就中国社会而言，一个步入末路的政权之不能复兴，正如一位朽翁之不能返老还童，即如“同治中兴”这类雌体老佛爷乱搞出来的罕见丑剧，最后不过是推迟了中国的现代化几十年，并使地方割据、国家分裂主宰了此后两百年的中国社会。而同治中兴的可能，还基于党锢之祸这一课的阙如，使统治阶层内部的分裂一时还不致于导向社会结构的崩溃。缺乏党锢之祸这一课，过了三十多年经过甲午战败，才被公车上书、康梁变法给补上了。



（334）



中国的臣民们不喜欢造反。即使活不下去而走上了造反之路，也总是跪着祈求新的领袖。因为中国的哲学相信圣人而不相信原罪，中国的宗教崇拜活人而不相信圣灵。



这样一群目光短浅的中国人民，只有看到了新王朝的气象时，才会以王朝更迭的信念开始支持造反，而结果呢？这实际上并不会导致欧洲意义的“革命”，而只能导致中国意义的朝代更迭、治乱相循。



（335）



为了让中国迅速走向现代文明，在第三中国的公民社会里，公民权似乎不该是天生的，卢梭的陈词滥调应当还俗：公民权利，应是通过努力争得的一项权利，就像考试及格一样。如果给予每一个人以公民权而不问其人之优劣，则必将导致世风日下、竞相逐臭、道德沦丧。群众永远也不会获得控制自己的能力，他们只会听命于在上者的榜样。所谓“效法”、“上有好之者，下必甚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就是这个道理。例如，毛泽东道德败坏、人品卑劣，所以他号召的“斗私批修”就成为反面材料。



同样，个人的自由权也是需要前提的，无论如何个人的自由总不能越出礼的范围，也就是不能侵害他人权利，不能像毛泽东那样损人利己、为非作歹、“说尽天下漂亮话，干尽天下丑恶事”。礼仪、礼制、礼的精神应成为一个健全社会的普遍价值标准，个人利益至上的自由行动的权利也应该控制在整个范围以内。



人的生命是“缘罪而生”的，一任人欲纵横那就会引起人欲之间的致命对撞，社会车祸将天天发生。一个社会要长治久安，就不得不从人类历史的角度出发，去审视一切，推进向善的运动；而不是从人的动物欲望出发去大谈什么天生的个人自由。个人自由名义下的许多行为，看似不违法律，实际上起了败坏风俗的作用，终将破坏礼制也破坏法律。



（336）



个人自由与政治民主对于一个农业民族，真是多余的赘物！个体工商业的兴起发展之所以需要个人自由与政治民主，因为不这样则将导致个体工商业的窒息。此即个人自由与政治民主在近代于地中海──大西洋一角发展之原因。然而从历史上视之，则此种个人自由与政治还是民主鲜矣暂矣。可知此种制度与风气难以持久，但亦非从此逝去不复出现，而是渐与各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合流，并施其强大影响于未来之世界秩序！在合流过程中，如果工商业的发展脱离了个人本位，那并不会形成社会公益，相反会造成官僚垄断。这是由人的“罪性”决定的，而“对于人的罪性的发现”，正是在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古代地中海区域首先完成的。



（337）



中国不能为了人口压力而使民族积弱不振，不能因为粮食问题而牵制工业的发展，不能为了控制人数而降低人的素质，不能因为满足肉体而毁灭民族的灵魂。



中国的财富，并不在于它的人口，而在于它的创新能力。中国的发展取决于如何突破所谓限制性的因素，恢复历史上的创造能力。



中国的财富，也不在于它的土地和资源；更不在于它的生产力量，相反，

这是它的落后之处，是它的耻辱。



中国的财富，在于它的悠久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同时，中国的战略地位也是得天独厚的，尤其在美洲的发现以后，中国确实“居天下之中”了，在海洋时代也不致于“两面受敌”。



这一左右逢源的地缘环境，告诫我们不可舍本而逐末。世界未来的势运，多少系于这一格局的后坐力。



（338）



中国现有一个错误政策：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开垦许多沙石草地、山坡河滩，结果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产生的农牧业效果却极为有限。这样不仅不能“解决人口问题”，而且事倍功半。



对中国畜牧业的展望，也是一个完全不现实的展望：中国的人口压力相当大，不可能拥有澳大利亚、阿根廷那样的牧场。而在西藏、新疆和内蒙古，气候条件相对恶劣。即使在西藏、新疆和内蒙古这些边区，中国也只能发展“半天然的畜牧业”，而难以自然放牧。



（339）



对于真正的君子而言，外在的纪律约束还是不够的，严酷的自我训练也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因为纪律及训练都是用来控制身体的外在物质手段。真正的君子所需要的是道德的自律及道德的修养，需要超越于道德和礼俗的自觉、自信、自律。而这相当困难，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可能做到，因为这是违反人性的。那怎么办呢？只有寻求宗教的力量，用超验的信条进行催眠。



如果有了这种可能性，则不难投射到外，焕发为纪律（外在的自律）和训练（外在的修养），从而进一步成其卓绝的人格及柔韧的的适应能力。从这种意义而言，做一个“君子”比作一个“超人”更艰难。但是，培育君子的“中国公民化运动”却是建立中国法治国家的必要阶段。在这种意义上，缺乏必要的宗教基础，法治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



公民化运动，要逐步推广，把全体中国居民，变成合格的中华公民。其方式类似于历史上的罗马公民化运动：通过一套量化的指标，对合格的、可以吸收为罗马公民的外省（原来的外国）居民，逐个的或是逐个家族的，授予罗马公民权、化为罗马公民。



其标准为:



1、对国家的贡献，而不是对政权、党派或是家族的效忠。



2、受教育程度。在现代条件下，这首先体现为掌握标准国语，否则其他一切免谈。而现代中国，“国家公务员”甚至“高级官员”竟然说不好或是故意不说国语，这个国耻肯定要加以消灭。



3、保证不对社会构成财政负担或贪污压力的自立经济能力。



4、公益心和良好的社会行为，“公共道德”就是”公益心”，是现在的中国人最缺少的品质，但它却是现代国家的基础。



（340）



普鲁士精神（后来发展为国家主义）与儒家教化有一根本差异，即前者注重全民训练，而后者注重阶层教化；前者注重武功（军事征服），而后者注重文治（风俗同化）。前者很像现代化的亚述与斯巴达，与儒教和社会主义其实是格格不入的，当然，如此立论并不排除德国政治思想曾受过儒家思想的感化、影响，后来又在欧洲率先时兴了社会主义，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且是“国家社会主义”。



普鲁士精神与儒家教化这两种东西本质上有某种深刻的差异，难以逾越。简言之，前者是进取的、强盗式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好像无畏敌手的军人；而后者则是守成的、礼仪式的、老谋深算病态的，好像敬畏天命的君子……但是这两者还是有其内在联系的，古人云，“天下逆取而顺守之”。取天下者，需要普鲁士精神，守天下者，需要儒家教化。而单纯的普鲁士精神在中国被称为“霸道”；人惟有“王道”这种儒家教化的理想，才能催眠中国。一切催眠，要想取得现实的物质，须以“霸道”为后盾，此谓“礼表法里”乎。



普鲁士人，以中国式的王道作为其霸道的装饰品，结果形成了“国家社会主义”，从俾斯麦到希特勒。但“王道”并不等于“开明专制”。王道，既不开明，也不专制，而是间接统治。这样的“王道”比“开明”更加远离专制，因为它不是取决于态度，而是取决于制度。这样的王道，不是仁义道德的修饰，而是行政制度的原则。这个制度就是“统治权的分离”。即使做不到“司法审判权与政治统治权两权分立”，也要做到“统权与治权权的两权分立”。



（341）



一切人间奇迹，均于平凡中创出，军事奇迹亦然，军事天才之所以能克敌制胜，不在于他拥有不可战胜的神话，而在于他能在危险中求得安全，在失败中夺取成功，故历史上决无“不可战胜的统帅”，尤其不存在军事上的常胜将军，只有不惧失败的天才，他与那些“一遭失败即成懦夫”的将军之天才。天才的“天”在于其天赋命运，其“才”在于能够回避失败，敢于以身试法，以最后力量拚搏最后成功。伟大的天才，自有伟大的命运，此为万世通典。



（342）



儒家的规范比“学说”更重要，这实际上是用以约束“中国人的劣根性”的，而不是相反。即，并非儒家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看来，中国文明要在“整体上复兴”，还是离不开儒学的“复兴”甚至儒教的“教化大众”。此语出自吾口非同小可，因为我个人向来不喜欢儒家的规矩──但作为一个“精神的载体”，我个人必须说出自己并不喜欢的“真理”，尽管这个真理只是“我的真实想法”的意思。



在日本，你可以看到，倭人比华人的优点，几乎全是“儒家之教”。所以，日本并不需要弘扬儒教。日本人自己认为，那并不是“日本人学习了儒教”，而是日本人的国民性就是那样。但是我却看到，中国人失去了儒教，才变成了现在这样的野蛮。



（343）



行为场所的永恒转移已使一切有关“胜利”的说法，统统归之神话，统统归于子虚乌有了。历史力量的汇演，使得一切胜利都是不可长葆的，而在它所保持的那暂短的时刻，只不过是“从一个行为场所转向另一个行为场所”的历史瞬间而已。一旦此种转移完成，胜利之果也就易手了，甚至不复存在了。此刻，一场新的汇演即一场新的“争取时间的斗争”，即将全面展开。顺行天意的创造者就是天子，他面对这永恒的转移和汇演的变易，持何态度呢？



天子，洞悉历史力量的无穷易化。天子不会存有任何关于“最后胜利”的梦想。天子知道，他永远是孤独的。无论他取得怎样辉煌的世俗胜利，无论他怎样彻底地击溃了以往一切敌人，无论他如何顺利地达到了希冀的目的地，他都很清楚地知道：这些都是暂时的幻影，都是瞬息即逝的。心满意足的状态，本是反天命的势力用来迷惑他、牢笼他的一些阴谋，目的是使他失去抵抗的力量，放弃奉天承运的使命。更何况，天子本来就是毫无止境的呢？



（344）



天子来，要重建天下的权威感。他在新的基地上，以新的精神来创造新的权威。新的名号也许能够卷来新的扩张力量，但其基础可能不稳。惟有古老名号促成新的暴风漩涡，可以形成超级权力。他一扫二十世纪的嬉皮，二十一世纪的多动特征，也要伴随英雄的毁灭一同远去。明朗中充满了悲惨的事件，快活中渗透了死亡的黑水──在你的光天化日之下，潜伏着多少生命的暗礁！然而在这风云惨淡、人欲横流的时分我断言：历史的潮流是终会转向的！一扇门关了，一扇门又开了。英雄的毁灭因此也是英雄诞生的契机。



（345）



“第三中国”的宣告



笔者在1989年6月号的《中国青年》杂志（5月底出版）上，如此指称1989年5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是那位编辑非常狡猾，他（或是她）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篡改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因为三百五十年来的异质统治──包括异族统治和异化统治即本族人执行的异族统治，已经使得中国人明显地丧失了“自己思考”和“思考自己”的能力。而1989年的短暂春天，却提供了一个“自己思考和思考自己”的瞬间。这个瞬间的窗口很快就被被粗暴而迅疾地关闭了，但是它依然留下了的记忆、显示了可能，并印证了我此前十五年的思考（1974─1989年）。这一思考就是本书所要展示的。



这一思考的最初结果，曾以单篇文章的形式作出如下发表：1《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美国合众国际社电讯1981年10月18日）、2《文化史上的兀鹰──兼论董卓等历史形式》，原载《华人世界》1987年第1期、“文化哲学丛书”《秦人与楚魂的对话》第440─473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4月第l版。）、3《反文化现象的历史思考──读<三国志>及其它》（原载《科技日报》1989年2月19日及26日、《向东方》之《第三章文明的毁灭》，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4《反传统主义的七十年──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基本线索》（原载《五四新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5《文学的理性和文学的奴性──一个从古到今的鸟瞰》（原载《书林》杂志1989年5期。）、6《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分治》（一九九七年十二月。）、7《野蛮的北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定位》（一九九八年一月。）。其间的时间跨度为整整十七年。而从那以后到现在又过了八年。一共二十五年过去了。如果从“第二南北朝”概念开始孕育写作的1975年算起，其间经历了1980年的大纲（《新南北朝的曙光》大纲之一，《历史比较学的方法及例证》，1980年5月2日）到现在（2006年）已经整整三十一年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现代中文世界，若不替某些特定的党派或是财团摇唇鼓舌，发表每一篇具有独立见解的文章，都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漫长无谓的等待。



（346）



我们所生活、所置身其中的这个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艰苦卓绝努力的泥潭和漫长无谓等待的荒漠。我因此称之为“无君世纪”，一个涵盖了、凌驾于有形的中华民国（现在的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的大陆）之上的那个无形的废墟！这个废墟不仅无君，而且无父无夫──是一个被乱党和黑帮等“组织”完全盘据的黑暗时代！



结束这个废墟的，兼并了两个中国的，将是未来的“第三中国”。



这个“第三中国”的称谓还取义于第一中国的王国时代（先秦）与第二中国的帝国时代（秦至清）之后的“宪政时代”──它要超越无君师的“共和时代”的废墟，兼并大陆与台湾、融合王国时代与帝国时代，构成完整意义的“第三中国”。



有人目现在的“共和”为血腥的祭坛，有人目之为腐败的典型。作为“第三中国的发现者”，我则目之为一个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并且相信它必能以自己的独特性而在人类人文明史上占有一席醒目的位置。不是由于它标志着中国的巨大牺牲，不是由于它预示着中国的盛运即将开始，不是由于它暗含着人类命运最凄苦最惨痛的一页──而是由于它蕴含着某种巨大的创造潜能。就像过去的秦和隋，因为秦和隋的巨大能量，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后来的继承者汉与唐，都无法企及的。



这个蕴含着巨大的创造潜能的“共和混乱时代”，但愿它也是“绝后”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典型的痞子”诞生、扩散、垄断一切之后，将永不再有他的后裔来荼毒世界。清末的八旗都不如文革的痞子腐朽得厉害，南朝的士族末流都不及改革的痞子那么疲软不堪。蒙古的野蛮人比不上痞子党团的横暴；李自成张献忠手下的闯和流，对比痞子的愚暗无知也相形逊色。



哀哉！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垄断性的痞子结构无情吞噬社会细胞的时代。



有人说这是毛泽东及其党人的杰作。作为一代以人作为对象、以人的生命作为材料的“艺术大师”，毛造的“艺术珍品”迄今仍在中国张扬肆虐，而且命中注定要给世界打上“烙印”。正如毛语录所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本人作为高利贷者的长子，就深刻地体现了这一阶级烙印，他后来终于把全民都盘剥得一穷二白。因为农村里的畜牧业者清楚：所谓“烙印”就是人们用烧红的铁，活活烫在牲口身上的归属印记。



但在我们看来，二十世纪的高利贷者和烙印者们与其说是现代中国的缔造者，不如说也是受到了现代中国的可怕缔造──在他们成为残暴狡诈的施害者之前，他们首先是孤苦无助的受害者。毛泽东在乞讨、流浪、行骗、受人侮辱、损害追杀的时候，有谁怜悯过他？



从这种意义上说──深深的毒化不仅来自人性深处的诡诈，也来自生存压力的逼迫。现代美学理论就认为“艺术美”并非“艺术作品的客观特征”，而是人们“亲口品尝的生物性愉悦决定的”，所谓“丑恶”只要处理得当，也是“艺术性”的重要方面。艺术正是这种意义的夸张、人为典型而已。真伪、善恶、美丑的严格界限，到底在哪里？



（347）



艺术是对现实的反动。从这意义看，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专制政体所创造的酷吏，乃是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无政府状态的深刻反动。这些酷吏虽然吸尽中国的精华以自肥，致使中国举步维艰，但我们最终可以满怀希望地说，命运并没有抛弃中国，中国的曙光已经来临──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这虽然像是“梦呓”，然而下一个周期的曙光，从来都是被这一个周期的权力，当作梦呓来处理的。



不错，我们的认识现在还是孤立的。但光荣的孤立怎么能够因为其孤立而被作为应该否定的论据呢？我们的精神笔记，就是历史的思想钩沉，它说明了孤立者的历史价值是无从取代的，因为它戳破了“群众专政”的黑暗时代、并在工农兵的一片死寂的沉默中，说出光明的所在。



（348）



在孤立者遭到窒息的同时，中国的灾难与日俱深。大众的无能与社会的灾难，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或者至少是骈生关系──“老化”往往是和“顺世”互相伴生的。



但孤立者已经宣告：欲消除中国的灾难，必先恢复“思考自己”和“自己思考”的能力，从而激起“中国思想的复兴”！所以，“惟有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中华民国）之后的那个第三中国，才是王国时代与帝国时代的继承者。”



自我们而启始的第三中国，它既是政治上的，又是文化上的。它将由政治上的功业过渡到文化上的创新。它绵亘多少世代呢？起码千年。这种展望将予第三期中国文明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它推出我们真正价值系列的全部微妙。



（349）



第三中国的人们，既不是患有广场恐怖症的党派老鼠，也不是自欺欺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摇唇鼓舌者。他们，是精细而审慎、大胆而热烈的创造者。他们并不希图造出什么永恒的东西或永恒的真理，他们只是为了这个千年的这个季节的特殊需要而孜孜创造……



文化意义上的“第三中国”不同于政治上的“第三中国”，它是作为文化上的第一中国（“古王国”：殷周至南朝）和第二中国（“中王国”：隋唐至新南朝──政治上的第一中国）的继承者出现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受欧洲的文化影响而形成。正如文化上的第二中国感受着西域和印度的影响，文化上的第一中国也曾感受着周人尤其是楚人的影响……



（350）



由于满洲人与中国人的对峙，导致中国社会中坚的彻底崩溃，在近代中国，因此行不通日本式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天皇的权威代之以党国的专断。但是党国比天皇更不灵。天皇是空灵的，他较少私利（只有一个皇室需要满足）；党国却是一个实体，它盘踞着大大小小的暴发户与食尸者。



（351）



军国主义开端的新王国？这是来自埃及的告示。



既然能把古埃及（前亚述或前马其顿时代）的文明称作“法老文明”；为什么不能把古代中国文明（前佛教或前五胡时代）称作“天子文明”呢？

从殷周到西晋──第一中国绵亘了一千多年。那儿有着周公的谋略和成康的盛世，诸子的天才和战国的财富；秦汉的威仪和魏晋的玄谈……



是的，五胡乱华之前的第一期中国文明、南北朝至清末的第二期中国文明、以及二十世纪开始的第三期中国文明（它注定要给未来世界注射某种奇特的东西）──都天然地属于“天子文明”或“天子文化系统”的范畴。这是任何外来暴力与阴谋诡计也抹杀不了的基本事实。



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开拓者们──必须澄清这一历史真象！文明的开拓者们──必不辜负“天子文明”的伟大期望，接受并推广这一至关重要的暗示：“天子文明”，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1982年10月3日）



（352）



英雄精神的形态，针对自身的生存处境而发。它要“控制自己的命运”，充满“把握命运”的最大野心，──这宏图总以悲剧式的巨大声响崛起、落空、再度倔起、再度落空……在这无止境的“轮回”中，人改造了他的文化，改造了他自己以前设计的世界。



英雄精神起源于“决不满足”与“反抗沉沦”，所以任何处境中兴起的英雄精神，都是独特的、不可再现的；后人追寻不到它，只能凭吊它的遗迹。英雄时代披荆斩棘。英雄精神的种子、英雄活动的耕耘、英雄史诗的灌溉──为我们留下了两份重大的遗产：



1、抽象、信息化的“精神遗产”。它包括，从神话中派生出来的各种世界观，体现民族的精神、情趣、历史、想象等特质的各种传说，以及信息化了的种种知识、观念、学说，通过语言或图像、尤其是通过文字而传递……这是复古主义的真实基础。



2、具体的、实体化的“物质遗产”。它包括，从神、家屋到生产工具、经济作物在内的整个“人工的自然”，以及整个外部生活方式等等。此外，还有从民俗礼仪到面部表情在内的“表达感情的方式”。



信息化的遗产和实体化的遗产，融合成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但它们对我们的实际含义却大为不同，对前者，可以“抽象继承法”处理。即，用当代人全新的理解去注释它、分解它、吸收它。事实上，历史上的文化创造者们，也正是以这种微妙的态度去对待“前人的遗产”的。但对后者，对实体化的遗产，对那些至今深刻制约着我们一举一动、牢牢固定着我们的处境、弥漫在我们思维言论的“社会圈”，却无法“抽象继承”。这是社会革命的真实基础。



（353）



古往今来的各种乌托邦与“理想社会”虽有形态上的差异，但在以下一点却殊途同归地一致：



它们都想为人的群落生活寻求一种最终的确定牲。而这种确定性又无一例外地采取了枯燥的、静态的形式。为确保这些形式，只有乞灵于人为的隔离措施。陶渊明的桃花源位于人迹罕至的深山中，柏拉图的“大西岛”孤立在汪洋的包围里……都表明了乌托邦的与世隔绝而非仅仅是隔离！而破除隔绝，则招致腐败。尽管理论家喧说，“腐败是必要的，若无腐败，世界将充满无从消解的垃圾”──但对于普通人来说，腐败过程毕竟是令人厌恶的。



正是在厌恶腐败的心理下，人类早期遭遇过的自然险阻，在厌恶腐败、追求新鲜的意志下，被尽情理想化了，古代之“害”变为现代之“利”──自然的刁难变为上帝的赐福。但乌托邦毕竟是脆弱的，因为它的未来主义梦想恰是建在复古主义的假定沙滩上。而比未来主义的乌托邦远为强大的是，几万年的文化隔离所造就的多样化文化传统，至今还在哺育我们。



（354）



政治意义上的“第三中国”，则作为“两个中国”的统一者来到我们面前。它既不疲软无力，也不杀气腾腾──它洋溢着一派雄劲的祥光……它将在两个中国的废墟上，建成自己颠扑不破的结构。



第三中国的诞生将不局限于政治领域。因为，那也将是文化上第三中国──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正式开张。



第三中国，决不是“党的国家”（“党国”）。它既不是第一中国即中华民国的“半盘党化的国家”，也不是第二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盘党化的国家”。第三中国应该而且必定建立在一个更合理、更有弹性、更加可塑、更为多元化的基础上。它之所以是“应该”的，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中华民国的模式太零乱，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模式则太僵硬，它们全都不合中国生活的需要。它们，尤其是第二中国，最后已堕落成人类历史记载而不仅仅是中国记载上的腐败典型。关于“典型的塑造”问题，在这里得到了意味深长的讽刺性宣传。



（355）



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事实上只是走向第三中国的中继站。第三中国才是持久的中国，第三中国的国号是简单明了的“中国”每无需任何多余的后缀。就此而言，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的多重罪恶也应得到宽囿，但在此之前，请先予以清算──不是社会的清算，而是历史的清算；不是悲剧式的清算，而是喜剧式的清算。



第三中国之所以是“必定的”，因为前面两个中国尤其是第二个中国──事实上只是“中国本体”在与现代世界互相作用时，产生的一些变态反应而已……它们的千奇百怪，都是过渡时代的毛病……



（1990年1月1日）



（356）



十二年（1979年西单民主墙）以来，尤其是两年（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的大陆政情显示：追求民主自由的风潮日益浩大且将进一步扩大，特权统治阶层对此已是阻挡乏术。“六四”镇压帮助我们“多体验了整整一个时代”。中国在此以后，实际上已经慢慢滑入了一个不可控制的无政府状态。整个中国社会都进入了不可逆转的“解体状态”，“虚无党”真的进入了虚无状态，其“大治”的结束已是“板上钉钉”了。



然而，从另一方面而视，民主自由的追求者们有几许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呢？关于这一点只要稍微仔细地剖析一下著名的民运人士的案例就可以了：他们更多是旧制度的反对派，而非新制度的筑造者。这不是简单的个人态度或个人素养所致，而是由于：自由主义百年来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中国社会现实的批评者，而非整合者。所以，百年来拥有整合中国社会的机会者，均非自由主义者。



这牵涉到一个问题：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者到底代表谁？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有时我悲观地想到，民主主义者在中国，只代表了百分之二的人：这就是，占总人口百分之二十的城市人口中的百分之十的受过较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以及，散布于广大农村与乡镇的少数先进分子。无可讳言，民主与自由的理念极可能代表着中国的前途，但在现实生活中，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者则只代表着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二！



在中国，百分之二的人统治百分之九十八的人不是例外，而是通义；但是，如果民主主义者胜利了，谁来监督、尤其是制衡他们？──姑且不论这是多么不可能，多么容易“在过程中异化为相反的东西”。──就凭那“不以民主自由为终极价值的百分之九十八”？结果不难设想：民主主义蜕化为民主集中制，自由精神演变为先锋队（或曰“精英”）精神──似乎成为一个逻辑的必然。



中国农民的生存需求，迄今停留在“求温饱”阶段，中国市民的生存需求，只是寻求小康水平，论者有言，少数先进分子常能推动社会发展这是不错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者可领导一个专制的、对自由并无迫切需求的社会。当少数开明人士领导着一个对自由、民主并无迫切需求的国家时，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变成“新权威主义者”。这就是“社会整合的压力”所扭曲的理想主义。



（357）



“革命”有两层含义：作为结果的“鼎革天命”；作为过程的“性质突变”。综合上述两层，可以思考一下几层：



1、突变意味着打破常规、过激反应。



2、“革命”是一个社会的应急状态，往往采取杀人放火、恐怖措施。



3、“革命”意味在高度的紧张中调动一切非常规的力量，包括鸡鸣狗盗之徒。



4、“革命”是一个社会、一种文化重获主动权的极端努力。革命的失败，意味着此社会、文化“应战主动力”的进一步丧失。革命的胜利，意味着此社会文化重新获得“对自身的控制权”以及“对外部环境的主动权”。



5、“革命”是一个坏到极点而迫不得已再为之的“善举”即“必要措施”，犹如外科手术一样。



6、革命的时间一定不能太长，否则社会就无法恢复正常了。



（358）



中国需要一场市民革命。一场短促的英国光荣革命式的外科手术。1989年“五十天民主”及其以后几年的镇压，提供了反面的证明。它不仅暴露了北京政府的无能，也暴露了反对派的低能。随着对峙双方的精神坍毁，一个社会真空出现了──如果有效率的公益心遭到“军事管制”、“戒严状态”的取缔，谁能创造一种“新的形式”以占领心灵的真空？秦失其鹿，天下竞逐之。



在现代城市文明的格局下，逐鹿者必须具有城市人格方能定鼎中原。一个成熟的城市人格方能召唤整个民族一起前进。不实现这一人格，整个民族就没有方向感，不实现这一召唤，革命就不可能获得动力。从此言之，中国是不可能像欧洲那样发生纯粹自下而上的历史性变革的；而只能遵循中国特有的王朝模式──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地交互进行。



中国需要新的王。但这新王，是在国际压力下产生的抗体。



（359）



对新权威主义的政体来说，必须进行一次自由选举，哪怕仅仅一次！哪怕“下不为例”！因为，神权政治已经不能赢得社会的信任，君权也就不再能神授了。除了选举式的“民意”，检验政治合法性的手段已经阙如。



（360）



很久以来，生活在僭主专政下的中国人，都从正反两方面争说毛泽东不齿于人类的“伟大”。事实上，第三中国要是出不了一个比毛更有人格力量的新权威，就无法清理毛的遗产，就无从把中国引出革命与内耗的漩涡。



要知道，依靠毛的徒子徒孙或手下败将如邓小平一类，是不可能真正清理毛的遗产的，他们连毛都玩不过，又怎能超越毛的那种末流秦始皇政治的俗套呢？



第三中国需要一位“反对秦始皇的始皇帝”，而不是毛泽东那样的“赞颂秦始皇的末世皇帝”。他知道中国必须转变，他知道自己责任重大。他知道，只有反对秦始皇政治，并把手中的独裁权力转变为国家法理，才能一举埋葬秦始皇到毛泽东的“两千年不灭的帝国阴魂”！那时，一个新型的中国国家，才能成为坚强堡垒──与本土创造的第一期中国文明、我们的祖辈精神，齐驱并驾；并超越吸收了佛教元素第二期中国文明、三教合一的精神，成为吸收了基督教元素的第三期中国文明。



新文化将构筑，新民族将诞生。新的指向，以人格化形式达到法理化成果，通过“无我的、体现了历史节奏的铁腕人物”，来实现。



（361）



“全民革命”又称“城市革命”或“资产阶级革命”。世界东西方各国“全民革命”的时刻表：



尼德兰1566年──1609年（西班牙影响之颠覆）

英格兰1644年──1688年（荷兰影响之跨海）

美国1776──1783年（英国影响之西进）

法国1789年──1870年（英国影响之东进）

中欧1848年──1945年（法国影响之东进）

俄国1905年──1991年（中欧影响之东进，大彼得变法后两百年）

日本1868年──1945年（美国影响之西进，明治维新后八十年）

中国1911年──？年（八国联军之合围，辛亥革命后？年）



（1991年10月）



（362）



中国要避免“贱民资本主义”。“贱民资本主义”是个很能妥贴表达东亚社会实情的词汇。它包括裙带关系、贪污受贿，本质上是用小团体来取代大团体，谋求不正当的利益。





第七章《黄金时代的重来──论礼制的世界统治》



[1975年──1990年4月2日]





（363）



从世界史来观察，政治军事上的事业若不能在文化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则无长期建树。一切具有影响的政治军事事业，也就是所谓文治武功，都必在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甚至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影响。换言之，一种伟大的政治武功其本身也是一种文化运动及社会潮流在权力方面的表现。一种文治武功要是没有新的文化模式作其背景、为其陪衬，那将暗然失色、百无聊赖、平庸无奇！创造新的文化，因此必不可免成为生活的最终目的！创造新的生活，就是为新的文化创造基础！



（364）



随着中国的兴起：“太平洋文明”必定焕然一新。中国的复兴将导致苏联重心的东移：否则它将不能应付这一挑战。苏联重心的东移将促使美国重心的进一步西移：于是世界舞台将从大西洋移至太平洋。显然，这样一个“太平洋文明”决不会是和平的，它先天充满了静静的硝烟与冲天的血光……



鉴于这种可能性，中国切不可过早露出锋芒。要之，太平洋文明的过早来临其实对中国是一把双刃剑，并不见得真正有利。中国的要务在于：避免在羽毛丰满之前激发这一“文明”，以免过早过多地损耗了自己应该肩负的更为远大的世界责任。



中国还需要某种更为深刻的“冬眠”，而不仅仅是文革时期的那种自我孤立，以便完成艰难的自我调整──一切过早过重的世界任务对中国都是不合时宜的：这一期限从现在算起：至少还得花上一百年。这百年的历史将是内部压力史。建设是作为战争的准备而兴起的；解放只不过是新迫害的先声。积极的内战与压抑从根本上说，不是破坏而是建设。这是一个新民族的诞生所不可逃避的临产痛苦。



（365）



强大的压抑力量及其实施的迫害，损毁不了一个真正负有世界命运的坚强民族。压抑及迫害，会更为有效地除去坚强民族内在的杂质：使它变得更纯洁、更有耐力、更富于弹性也更加充沛扭转乾坤的精力。



我所刻画的蓝图并不仅仅是幅悲惨的祭祀场景。须知：在这祭祀场景的帷幕之后，还闪烁着天命的灵光……为了取得这种殊荣，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更何况，这本就是无可逃避的宿命？



（366）



中国必须坚守自己的宿命。尽量不被腐朽的世界风潮所败坏。西风如果东渐成功，世界就太单调了。为了世界有一个可以持续的未来，让我们为中国保留一点多元化的净土吧。



这不仅是个目标，而且还是一种战略。这种战略的终极目标是等待──特别等到中外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折的时辰：用最后一击摧毁根基已经腐朽的欧洲文明，就像摧毁一座报废的大楼，以便为新的建筑扫清场地。这其实不是“破坏“，而是“动工”和“奠基”罢了。这也许是收尸入殓，因为在这以前许久，欧洲的享乐主义“文明”就已经让其社会寿终正寝了。



为了保障这一战略的遂行，中国不惜采取孤立主义政策。一切与外国的交往：都要有利于这一“清场”战略；而不可损害这个“最后一击”。一切国家的与私人的生活，都必须围绕这一轴心旋转。这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道理。



（367）



中国人，拿出传统的耐心来：扬己之长、去人之短……等待时机，发动一场“新文化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不必勉强，那就老老实实接受别人的同化和改造。就像毛泽东时代接受“全盘苏化”那样卑躬屈膝。因为世界的统一势在必行，区别只在由谁主导。



（368）



社会的治理被古人简称之为“政治”。政，就是“正”，就是止于“一”之下，甚至可以理解为“止于天之下”（这里的“一”就成了苍穹），这就是“顺应天命”。“知止而后能定”（《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就是“政”，就是确立那个“与天命对应的人间秩序”。政治是什么？就是这种人间天秩的体现，是自然律在人间的延伸，而不是违反自然律。良好的政治，决非消极地维持某些人的特殊权益，而是积极地符合自然、顺应天命的启示。



可惜，现在的“政治”已经被大众庸俗化了，成了朋党之间争权夺利的代名词。这样的坏事也许无法消除，但对它所进行的“历史误解”却需要澄清一下。



（369）



对社会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社会的治理”！社会可能“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可能“有自由而无秩序”。显然，自由是建立在秩序的基础之上的，自由是一种比较高级的秩序，自由社会是比专制社会更为高级的社会。



“社会的治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它决不等同于简单地维持警察秩序，否则那就十分低级。维持警察秩序，不仅低级，而且保守，甚至反动。



社会要想得以治理，只有顺应天命；而且是主动地、创造性地顺应，这就是自由。社会要想得以治理，就不能被迫地、无可奈何地因袭，否则就会走向腐败与享乐主义。反过来看，凡是得到良好治理的社会，就必定是顺应了天命的社会。



（370）



好的政治，是科学的化育，是保护自然的；受命于天，然后又以天命临莅世界。在实践上，也正如在“礼制的天下统治”的一切其他方面一样，不但不要强迫人们遵循礼制，而且在相当长期的历史时期内，还要尽可能地限制人们进入礼制文化。物以稀为贵，社会择优制度及文明化育制度的实施，也要像限制狩猎与限制耕作一样，限制教养，不要滥用。滥用会导致早衰，持盈保泰是一个慎重的智慧。



1、不论用法律、行政还是经济诱惑、社会压力、文化约束等手段，敦促群众为“礼制的复兴”与“文化的纯洁”这些高级的历史目标而约束自己的情欲，是很困难的，而且根本无此必要。高级的东西永远只能有少数人在使用，任何高级的东西一旦普及，就会劣质化。例如一度高级的大学教育现在相当劣质化，原因就在于此。



2、人民生活一旦被导入礼制文化的范畴，必然会导致这一文化的鄙俗、僵硬；尽管从文明的进程来看，这也许是无法逃避的定数，但“普及”毕竟是“衰亡”的开始，所以绝无必要来加速普及。加速普及高雅的东西，就是加社会衰亡、就是加速黄金时代的结束。要知道，群众迟早都会挤入礼制文化的圈子，并使整个礼制为之崩解的。



3、从策略上看，强迫人们向善即使表面看来是“自觉自愿”，也远远不及“同化”来得效果持久。“同化”导致的“普及”虽然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并将导致礼制的鄙俗化及僵硬化，但它的效果还是比较强迫推行的效果来得稳定，并能通过持久影响而渗入文化的各个方面，从而奠定自己的历史地位，所以使人民“向化”是最紧要的。而倾心向化的杠杆原理就是“上有好之者，下必甚焉”的“榜样的力量”。



（371）



人民是文明过程的“草”，君子是文明过程的“风”──文明的创造意志则体现了“天命与易化的节奏感”。天子应成为君子的楷模，而人民也就在倾慕上层人物的风气中，自然而然地感化到了礼制的文明中，并被化育给成全了……天子及辅佐他的君子，作为礼制的中坚，通过永不间歇的“日新其德”，进取不息。这种努力如果有一天微弱了，以致其动力也消耗殆尽了，那一天也就是人民群众进入礼制的一天，也就是礼制的黄昏……自强不息的日新其德，被大众的习俗给取代了。



（372）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贫血的时代。这是第三中国的史前黑暗。但有一天，精神创造者会从中国文化的废墟里昂然步出，天才大师把中国文化的沙漠变成了超越欧洲的景观。──会有的！会有的！尽管我们是看不见了。



个人不可能真正超越他的时代。没有一定的养份即使仙人掌也无法存活、难以生长。问题的关键谁也超越不了，那就是：环境与品种。



为了新的环境：塑造新的品种！为了新的品种：开创新的环境！──这就是历史的“适应过程”。



我们时代的悲剧性在于：既没有“良好的环境”更没有“良好的品种”。什么也没有，没有。但这也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性所在──它提供了一种“继绝世”的可能性……而未来的“好时代”，百无聊赖的人们却不再拥有如此“空间”了！



（1982年2月15日）



（373）



“中国文化的原教旨主义运动”。接近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原文化状态，再以此状态注入混乱的现代生活。



（374）



“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还是“自由地坚持特权阶级的顽固化”？



“理论上的矛盾”，乃是一种“自限性”。



（375）



桓温大将军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主席说：“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独裁。”



他们都共同致力于揭示理论的这一前提：总是有人被骗，总是有人独裁，所以从宏观来看，谁被骗谁骗人，谁独裁谁受独裁，都是一样的。



（376）



“必要的恐怖”和“正确的方向”综合，可以构成从爱情到政治的所有行为动力。甚至连哲学的思考、宗教的冥想，也得力于此一综合。



恐怖是强烈的动机，正确的方向则提供了胜利的保证和使动力持续化的后继。

一位成熟的、羽毛丰满的

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

──是不受任何

意识形态

组织系统

战略构想

战术法则

──的支配的。



相反，他是这一切有形后边的无形，他是天意。



（377）



人格角色与政治运动之间的“阶段性的适应关系”：



1、伟大的导师──宣传阶段



2、伟大的领袖──组织阶段



3、伟大的统帅──战略阶段



4、伟大的舵手──战术阶段



但实际上，人格角色被承认的过程却正好相反：



1、战术阶段的胜利，一步步确认了统帅身份；



2、战略阶段的胜利，一步步建立了领袖地位；



3、领袖权威，是通向现代导师的必由之路。



4、难怪现代人的思想这么贫乏，因为导师们全是侏儒。



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导师，追认的权威；其实质，是“机会主义的舵手”、“不择手段的统帅”。



（378）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是现代汉语中酒鬼般的完满权威：仅是精神上的导师是不够的，如果不是组织的领袖，那么人们将说，“你启示完了没有？完了？那么现在，让我来领导！”这个民族没有真的信仰，而只承认权势。因此，仅是精神的导师兼为组织的领袖是不够的，如果不是面对一个身披戎装的山大王，人们将说，“你的错误是不会下山摘桃子，而我们却干渴之极，无法忍耐了。”领导抗战的蒋介石为什么输了？因为他不会摘桃子。而惟有那能窃取胜利之桃的毛润之才算赢了，并因此把精神的导师、组织的领袖、战略的统帅等所有高大的帽子全都戴在自己头上，这还不够──他还要拥有一个“随心所欲驶向任何地方的权力”──“舵手”不仅是战略方向的立法者，而且是战术手段的操弄者，他的心血来潮可把最有献身精神的人，驱使到最危险的绝境。



（379）



就中国的情势而言，只有民主才能保证民主。即，只有人民的主人而不是伪装成人民公仆的窃贼，才能担保人民的主权。不敢担当主人之义务的，何足语于治国？这是我们的毕生奋斗之所悟：他必须具有看破红尘的觉悟，他必须藐视自己手中的权力，他才能够恰当地运用权力，把社会带入宪政状态。



（380）



历史并不是法医的解剖学。历史把阴谋和爱情、疾病和药物、时尚和决斗……统统扫入了废弃筒。人们很快就忘掉了谣言、龃龉、争风吃醋、无病呻吟或苦痛的哀嚎──留下的只是惊人的业绩和英雄的传说。



（381）



战略是弱者的朋友。如果具有无限强大的力量，那么任何战略都是多余的；因为战略的设计只为弥补力量之不足。“当初进攻罗马的汉尼拔要是多有二十头大象，就可以完全改变他的战略并获得完全的成功。”



（382）



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革命”，而是“一个自然过程”。因为中国的症结不仅在于政治危机、制度危机、思想危机、社会危机，而且是更为根本性的生态危机……不论欧洲意义的“Revolutio”，还是中国意义的“革命”，其具体进程都是理性指导下的努力，这些努力都无法胜任“生态使命”。惟有圣人，才能胜任中国的生态使命。为什么？因为，“圣人出而黄河清”：澄清黄河，就是恢复生态。其基本内容，其实是通过死亡与荒芜

使得开发过度的大地，重获生机。



看看中国历史经验，每个王朝末日，也大都是先发生“一个自然过程”，尔后奉天承运者才起而“革命”，即建立新天命以鼎革旧秩序，从而结束了这一可怕的自然过程。



（383）



我必须欺骗自己说，现在统治在中国的，是中国自己的产物，而不是欧洲包括被欧洲人称为“东方”的俄罗斯东正教传统和基于对这传统的反抗的布尔什维主义……我才能克制反对它的冲动。然而，我无法为此而欺骗自己。谁能帮助我？谁能欺骗或至少麻痹一下我的大脑？让我活得坦然一些。



（384）



人生的一大谋略，是“造成既定事实”。这不仅针对外部，也针对自己。空想不如实干，一万个规划也不如率先迈出的一步。这一步就是造成一个事实。为了对得起它，你就必须接着走下去，完成未了之业。于是，你就有了一项比意志更强的强项──形势。所以俗话说：“要想看到一些事情发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自己动手。”而华人却最不懂得这一点，老是希望别人去干，自己当一个观众。更为恶劣的是，让别人去送死，自己好收取门票……所以中国的事情永难进步。



“造成既定事实”这一谋略不仅对实干家有用，对思想家也有用──及时写下你的所思，你就不会从思想的前沿上后退了。因为，你得对得起曾经企及的思想高度。为了不让以前的努力白费，有一天你就得硬着头皮发表这些对自己并不有利的东西，于是，你就成了一个天命的代言人，一个历史的传声筒，一个为了思考而思考而不是为了金币而思考的人。



（385）



在中国，“人是唯一的原则”。坚持正确的原则，就是坚定不移地跟着被以为正确的人走。对此的最彻底的表达，体现在一句众所周知的成语中：“成者王侯，败者贼寇。”



（386）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对欧洲文明及其文化本身进行抗争的力量，也许是五百年来首屈一指的：它不仅针对欧洲的政治与思想进行抗争，有如苏俄；也不限于对欧洲的军事与经济进行抗争，有如日本。但这伊斯兰也并非奇迹。要知道，伊斯兰世界是全球范围内唯一一个与基督教世界保持过一千五百年持续接触的活宝！而且，伊斯兰的起源本身就可以归结为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影响！包括正的与负的。因此在根本上，伊斯兰教对欧洲文明的免疫力无疑要大于中国、印度以及美洲、非洲、澳洲的土著。



（387）



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哪一个组合更好？



（388）



没有帝王观念的儒学，仿佛被砍去了头颅。



没有帝王观念的儒学复兴，仿佛是无头尸体的舞蹈。



如果说这死亡之舞有其最低限度的意义，那么也只能是：从现代废墟中，引导人们进入一座新宫殿、新王国。



下一代人对此所能作出的选择仅仅是：



1、中止这骇人听闻的无头之舞。



2、给它移植上一颗鲜活的新头。



前一个选择将使我们再入废墟；后一个选择将要求巨大的创造力。两难。



但我们选择了“2”（给它移植上一颗鲜活的新头），而非“1”（中止这骇人听闻的无头之舞）。因为后者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那只是文革一类的破坏性闹剧。



（389）



为什么那些“穷国”、“不发达国家”的首脑会议，要到巴黎、日内瓦以及美国的某些名城召开？



如果说，这些首脑麇集在富国和发达社会的消费中心开会，第一动机是为了穷奢极欲地消费，那么，世界上就没有比这穷国会议更能显示人的贪婪性的事情了。



如果说，这种奇怪的会址选择的第一动机是为了吸引欧洲舆论的注意，那么，世界上就没有比这更无希望的“发奋图强”了。他们不仅不自救，而且，还规规矩矩在欧洲秩序的框架以内活动──这种治标而不治本的隔靴搔痒，除了隔靴搔痒外还有什么用处呢？



（390）



如果把历史分成“有上帝的时代”与“无上帝的时代”……那么现代中国就是还在“无上帝的时代”里苦苦煎熬……直到煎熬出一个上帝来，直到一个上帝来，一举结束了这类大苦大涩的煎熬。



按照理性主义的说法，无上帝的时代也就是无道德的时代，或道德体系崩溃中的时代。虽然淫乱放纵的时代也总还是有一点道德残余的，但有上帝的时代才能重建道德的体系。所以，现代世界虽然供奉着三大宗教的成千上万的观念偶像，以及其他大宗小宗内孔外孔的无数牛毛，却称不上“一个有上帝的时代”。



（391）



上帝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因为这是发自一个还有得救希望的灵魂。深刻思虑的结果！上帝是什么？用我们的话来说，上帝就是天子背后的力量，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主宰。所以上帝离我们其实不远，甚至以人形潜居我们中间。就个人而言，能够亲自接触上帝的机会也许不多，但就历史的全体甚至仅就一个社会而言，能够得见圣颜的机会其实并不稀少罕见。



当上帝的圣徒们在一股神秘力量的驱使下，凝聚一股足以扭转历史进程的势力，天子的圣诞就来到了。那时，一座空前规模的祭坛也就建立起来了。



（392）



在全地球算起来，中国居民在这种非道德状态中陷得最深。其结果，不但是信息系统的严重紊乱，以至于文化结构无法调节、社会秩序全部崩解、礼义廉耻一概堕落──而且连语言系统亦由于一系列社会地震而分崩离析、面目全非。中国人群，业已没有共同语言，只能分裂为孤立的门阀──这些门阀之间多是声息不通的。其病症是：流行的语言不但鄙俗，而且词不达意，足以酿成思维混乱。



由于信息系统的紊乱和崩解，整个中国区域实际上陷于散沙状态，人人都游离于结构，显然疲弱不堪。这种分裂不是积极的竞争，而是消极的猜疑，社会没有向心力，不足以维持自身的统一……



我们时代的中国灾难，都可归结到信息系统的紊乱，“新闻封锁”、“谣言主导”，只是表面的一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上述病态还将扩散，把它对社会的解构活动发挥到极限，然后才会开始有所逆转。



（393）



当代中国的一切混乱及种种失调、件件灾难，虽然有极深刻的“社会重组”上的理由，然从近因来看，都是缺乏“社会反馈”即信息系统的崩坏所致。古人所惊叹的“礼崩乐坏”也可以从“信息系统的崩坏”这一角度得到更好地理解。



要使一个社会保持和谐状态，就不仅要使它的信息系统运作良好、消除种种紊乱及混杂，且要使它富于生机，具有自我调节能力。这样的社会就能从不断来袭的混乱中脱拔出来，尽其潜能予以调节，从而在一片荒芜混乱中开出灿烂的文明。



这是多么艰巨的任务！这是多么痛苦的旅程！这是令人疲乏和厌倦的，而且我看见一片无望的苦海！然而，作为命运的奴隶，既生于此种命运之中，就不能不尽力抵抗，谁愿意不挣扎一下就屈服于宿命的魔影呢？



（394）



绝处逢生的中国人民必须重新学会──尊重权威。



不是尊重“权威们”；不是尊重各行各业、五花八门的“大师”；不是尊重那些昼夜营作、孜孜营利的“名人”──而是尊重那唯一的大能者。



“尊重权威”的前提是──把久已败坏、金玉其外的“权威们”、“首长们”、“阀阅们”扫荡殆尽。作为唯一大能者的必要条件，我们需要这个扫荡作为庄严而欢畅的祭典。这个唯一大能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部法典、一股创新的精神，作为社会的精神向心力。



人民生活的运行，依赖精神向心力所促成的绝对权威；相对的向心力，人民还不信赖。绝对的权威需要借助神化和巫术，这是无可奈何的生物局限，不论智者如何振振有辞地反对它。



理解了这一点，中国革命就完成了它史诗般的历程：以破坏人治权威开始；以建立法治权威告终。



（395）



我们现代中国人，其实是活在“西方的没落”的阴影下、甚至活在“西方真理”的排泄物中，并在其刻毒的腐蚀下支离破碎着。欧洲的“文艺”比欧洲的“思想”更深刻地使我们灵魂分裂。我们丧失了屏障、迷失了自我，被一股无所不在的巨流推搡着、攘扰着、陷溺着。无论我们怎样反抗、怎样抵御，我们还是在其围堵之中。甚至我们的反抗、我们的抵御，也不可祛除地沾上了欧洲的、末世的色调……我们是“真的完蛋了”。



不论怎样挣扎，我们都不能真正逃脱来自西方的致命吸引，更谈不上什么“解放”了。于是我知道了：中国民族的解放、中国文化的解放──完全有待于新人的兴起，虽然我们与此无缘了！



（396）



新人──将没有我们这样的痛苦，将没有我们这么疯狂的挣扎，他们将沉浸在新文化的阳光而不自觉其幸福。他们将把欧洲文化视作一件精巧有趣、玲珑透剔的玩物，对它只有好奇心与爱意，没有嫉妒心与敌意……因为他们不感到威胁、不感到致命的腐蚀、不感到精神的幻灭……只感到一种艺术气氛……



但我们是感到了这一切的！岂止感到──简直是被它苦苦煎熬！所以对于欧洲的敌意，从我们心中不可缓解地升起。



新人将活在一重艺术的天地之中，不像我们被没落的艺术所害，又在无望的生活中被掩埋……而且无人知晓！好在我们想到：“有人知晓甚至悲悼”又怎么样呢？那还不是一片终究的空虚吗？



（397）



自身苦痛的经历──使我坚信年轻人不应阅读诗歌与小说；而应研读心理与战略。尤其是那些命定要成为自己的主人和别人的主子的猛士们。至少，在读完诗与小说之后，应立即漱口，而绝不像梁武帝萧衍那样用诗来漱口，他说：“三日不读谢（朓）诗，便觉口臭。”



下面就是两首我曾经喜欢过的谢朓诗：



《新亭渚别范零陵云》：“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停骖我怅望，辍棹子夷犹。广平听方藉，茂陵将见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离忧。”



《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虽无玄豹姿， 终隐南山雾。”



（398）



一定要有所排斥、一定要有所不顾、一定要有某种程度的愚味冥顽──创造的灵光才向你显现！



曾经自命为艺术家的人──在真正的创造者面前会感到由衷的羞愧，他在创造者面前成为小人，成为不可救药者，自大的回忆带来揪心的痛悔。真正的艺术家首先应该成为“文化创造力的仆从”，特别是在我们这个青黄不接的时代背景之下。为了伟大的希望而保留可爱的缺点吧，命运并没有规定说：缺点应该消灭！



比如，使毛泽东僭称“伟大”的；不是他在1949年以前的“夺取政权的合理作为”；而是他在1949年以后“巩固政权的疯狂行为”。1949年之前他的“理智”──不过是一介精明的土寇与流贼而已。只有某些不了解中国的美国记者才会看得上他。但1949年以后就不同了──他成为“替苏行道、改造中国”的刽子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成了“其无后乎的始作俑者”。虽然在许多事情上，他的残暴性还比不上秦始皇，但比隋炀帝却是大大赶超了。当然就迫害规模的人数来说，他可能倒是史无前例的，甚至超过了斯大林和希特勒。何况现代中国的人口比起秦代和隋代来，已有十倍之巨……杀人利器和“软刀子”颠倒黑白的宣传技术，也高妙许多、效率大增了……



（399）



不论毛的“替苏行道、改造中国”的活动，其积极价值到底如何──它们的出现本身就有一种历史悲剧的价值。社会意义上的价值与历史意义上的价值，往往不同，有时甚至是互相对立的。“社会价值”的寿命往往超不过一代人：三十年，至多一个甲子六十年；而“历史价值”则值得长久的怀念。因此难怪，这两种价值彼此在吞噬对方、竭力把对方从自己心目中抹掉。



按照同样的原理，“舆论”与“天命”，在大多情况下也是这样誓不两立地对峙着。舆论总是力图抹杀天命的存在；而天命则要不断改变舆论，迫使人民的愿望向它靠拢投降、为它起伏效命。在历史过程中，有时舆论抑制了天命，有时天命驾驭着舆论。前者是繁荣的和平时代；后者则为混乱的革命和战争……支配前者的是习惯的欲望；鼓舞后者的往往是一种图腾的崇拜。这里无所谓优劣；只有“文明的大季节”而已。当时则行，过时则易──岂有它哉。



所以有人说，毛泽东敢于玩弄舆论、践踏社会价值──这正是他的伟大与不同凡响之处。在这种意义上，“人民公敌”就是“伟人”的本质，欺负了别人，别人才会敬重你，这就叫做“征服”，也就是“政府”的本质所在。政府专门欺负生产者，向他们征税、要人、摊派劳工。毛说要“不破不立”，他破坏了一切，反而声名鹊起。至于说到毛曾统治过的大部分中国人的遭遇如何──那根本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人对于已经征服过的猎物，是不再会有多大兴趣的了。尤其就中国而言就更是如此了──这么一个历史漫长、兴衰无定、充满来去匆匆的野心家与争霸者的舞台，经常因为无原则、无价值、无标准的争权夺利而搞得精疲力竭、举国残破。



（400）



天子，文明的创造者。他的足迹总是发轫于历史的最低潮，他的光芒总是闪耀在世界的黑暗中心……我们在黑暗的边缘中心发出喘气，我们在低潮的漩涡遭到撕裂，这时在我们的头上，升起了一道灵光。天上的权威，就像星光，一扫世纪的疲惫。创造者的思想、言语、谋略，不论看起来多么怵目惊心，听起来多么不可思议、想起来多么骇人听闻，甚至达到使历史震恐、令艺术失色的绝顶之境──都是“合乎中庸之道”的，也就是说，那都是浩荡易运的集中体现。这样的天子永远不会落伍，也永远不会激进。他的思想就是中庸之道，他的言语就是中庸之理，他的谋略就是中庸之纪。他并不追求中庸，不把中庸作为“保持优势的秘方”和“绵延既得利益的看门犬”──相反，中庸永远追寻着天子，哪里有天子，哪里就有中庸，因为天子就是天下之中。



（401）



新的政治伟鼎矗立于天下，将有镇平漫天风尘的奇效，而这有待于强固效死的三大鼎足：君子团、酷吏团、虎贲团。君子团，行谋略而有管理权；酷吏团，行司法而有督察权；虎贲团，行征伐而有平叛权。



独夫民贼可以讨而诛之。三团的元首则为新时代的三公。新的三公秉持新的天命，他们来不光是要动刀兵，更且是要致太平！化玉帛为干戈，又化干戈为玉帛。与天命，若符节。干戈不是目的，玉帛也不是目的，“化”才是目的本身。这化，就是使三公一以贯之的王化。王化是历史的枢纽，是文化人类学的太平斧。



酷吏团好像“仅仅听命于天子的廉政公署”；而君子团和虎贲团，在具备双重使命，这关系到中国的双重未来：



1、提升自己：藉以创造历史、酿造文化──不断的升华。



2、完善“新王国”、拯救民族于水火之中──持续的中庸。



（402）



在精神意义上，《书经》提供了一整套翔实而完备的社会政治原则，既古老，又常新，在在切中人性要害。《书经》没有意识形态的鼓噪，却富于经验的恳谈、道德的诫命，可谓纯净。显然，这是为治国者撰写的，所以极少宣传性。《书经》是提供指导原则的，和它相比，《礼记》是提供社会规范的，《仪礼》是提供社交规范的。《书经》是帝王读物，《礼记》是贵族读物，《仪礼》是士绅读物。



先秦中国，没有一部可供大众阅读的经书，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何以中国在欧洲的冲击下再难整合。这仿佛也告诉我们：中国的困境不仅仅是政治与社会的，而且是精神性质的。中国需要一部《新旧约全书》那样的大众经典，以延续、发扬我们民族的心史与道统，并在中国确立“以规则无为而治的宪政时代”，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中国”，并据此开辟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家园。



（403）



现在，中国居民的惰性心理是举世闻名的。“保守性”早已被公认为中国“民族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的重点不在讨论这一民族特性的优劣，而在于分析这些特性形成的主要因素。退一步讲，所谓的“优劣”是随时而易的。顺时则优、逆时则劣，岂有它哉。就现代而言，中国居民的这种心理特性明显体现为一种“劣根性”，因其阻碍了中国有效适应国际环境的诸多压力。



普遍认为，“儒教”的保守倾向和中庸训诲是造成中国居民心理惰性的一大因素。这种观点的拥护者寻出种种论据为自已佐证，确也做到洋洋大观。但终究缺乏根本上的说服力。比如日本，也受到儒学深刻的影响，其社会浸透儒家精神的程度，比起中国本土来毫不逊色，但日本为什么能在近代颖脱而出，一呜惊人并有效利用儒学的影响加速自身进入现代社会？



中国为何无法做到这种“化弊为利”呢？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惰性来自两个方面：



1、政治地缘方面独一无二的复杂因素。



2、周边缺乏同等程度或更高程度的明威胁。



而第“2”因素，还可进一步归类到第“1”因素方面去。两者相合，促成中国人颟顸无能、反应迟钝。根据我们今日的知识，中国以外的高级文明在历史上不是不曾有过，而是距离中国的心脏地带过远，未能使中国感受到足够的压力与威胁。



下面试分别简述之。



政治地理方面的因素



打开中国地图，就会发现中国的形状宛如一只公鸡：东北是其头，新疆、西藏为其尾，东南沿南为其腹部，内蒙古是其脊背，西南地区则象“鸡的后方”，韩国似其喙，东南亚似其脚。

日本像条蚕，如果加上蒙古，中国则像桑叶了，所以三十年代人们说，中日关系史“中国遭到日本蚕食”。



再看看中国的地形图，处于中国心脏地带（鸡心地区）的河南省以及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安徽、江苏北部──正好由一片平川构成。这片被称为“华北平原”的鸡心地带，西界太行、嵩山、巫山，北抵燕山，东有泰山、南达淮河；而它东西半岛，西面的山西地界和关西平原，南面的长江边区──正好成为它形形色色的“花边”。这个“华北平原”的核心部分，在古代被目为“中原”或“京畿”，核心位于今天的洛阳──开封一线。



上述的“中原”是中国权力的古老基地。它是一块庞大而肥沃的腹地。只有它是联成一体的，它的四周方圆在它面前始终显得比较零碎、薄弱。



在“中原”的压力和引力之下，经过数千年的“逐鹿”，到秦代形成了一个大体圆形的政治实体：北起幽燕，顺长城西向到兰州，然后南下经成都平原，东向经贵阳至西江流域直抵海滨，最后，东、南两面濒临西部太平洋……这个实体，直到明代，都是“中国本部”的基本内容。



到了满清一代，借助新兴异族的武力，“中国本部”又增加了一层直辖边区：（云南是元明两代并入的）满州、内外蒙古、青海、新疆、西藏──以及作为“藩属”的韩鲜（韩国）、印度支那。



政治地理的现实，决定了中国的孤立状态。在欧洲人心目中的“远东”──它是无可争议、难与顽抗的中心：西伯利亚太荒芜了，而太平洋诸岛（包括日本）又太零散。印度支那太局促了，而西部的广大高原山地则缺乏足够的人力以及养活这些人力的可耕地。



远东的形势如此，中亚的形势又何尝不然？所以，公元七、八世纪阿拉伯回教徒藉其席卷征服欧亚非大陆的威势侵入中国，最终也只得停留在葱岭到敦煌一带，未能深入中国腹地，主因在于它的中亚基地较为薄弱，其实力不够并吞中国。



对中国以外的势力而言，最终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要么趁一时的兴起“入主中国”，要么持续承受中国的压力。俄罗斯和日本入主中国的努力都宣告失败了，它们将面对中国复兴之后的持续压力。西伯利亚和日本本土很可能被中国收回。



这种压力不是一时的，而是永久的。因为中国具有强大的政治地理因素作背景。除非昆仑山脉沉沦下去，成为平原式大海──否则，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不会发生根本的转变。



通常所说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其原因与其到那虚无飘渺、变化无已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不如到这千古如一、万化不移的地理现实里探访。



中国的这种长久孤立状态，在世界诸大文明中心的历史上是唯一的。



苏美尔、埃及、巴比伦（以及腓尼基与犹太）、米诺斯（以及迈锡尼、希腊）固不必说──他们原本属于关系密切的“地中海文化”；即如远处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尽管有五河与沙漠的阻绝，仍与两河流域关系密切，故一再横遭来自中亚的侵扰。所谓印度的雅利安氏，正是这种侵略的第一批具有历史记忆的果子。



相形之下，中国遭受蛮族入侵的频率要少得多。更重要的区别是：侵入印度的中亚势力，与入侵中国的北亚势力不同──中亚往往不是真正的蛮人，而是另一种文化的急先锋：从亚历山大直到巴卑尔的历史，充分显示了入侵印度者们高度的文化素养。这与五胡、铁木真、金兀术、努尔哈赤等入侵中国者们的野蛮状态是大不相同的。



（1984年2月8日）



（404）



中国内在力量的解放，有待于中国精神从古旧形式的压抑下或外来形式的役使中解放出来。而它的双重象征──就是反抗“黄色的星星”。



现代中国，仅仅扯下了黄色的龙袍──这还远远不够。未来中国，还将反对“黄色的希望之星”……星辰崇拜例如星条旗和五星红旗上的五角星以及犹太人的六角型的大卫星等所显示的，月亮崇拜例如伊斯兰教的新月符号所显示的，都是酷热沙漠游牧生活的产物，而很不符合需要阳光的农业民族的生态。



二十世纪的沙漠状态……更把“黄色的五角核心”捧上了天。人们用鲜血、殷红的鲜血祭祀它、浸透它。近代的黄色加上古代的皇权，使得黄色成为噬血之色。皇权为什么也是黄色的？这是因为皇权与黄泉相同？它将把人民下降到冥府里去的“大救星”。



什么时候，中国人能驾驭黄河，什么时候中国人能把黄土高原的荒漠辟为生态的宝库，什么时候中国人就战胜了这黄色的梦魇──什么时候他们将不再供奉这恶魔般的、荒芜的、晦气的黄色！



欧洲人说，黄色是卑贱的颜色──它不仅庸俗，而且意味着背叛……



儒学者说，黄色是高贵的颜色──它不仅象征着大地，而且暗示着皇权……



在我们新精神的透视之下──黄色，既不卑贱也不高贵；说它是背叛的象征或皇权的标志──同样是囿于民俗的陈辞。



黄色，本不是人间的色彩。



黄色，这是沙漠的色彩。是半荒漠的、沙风鼓起的“黄土高原”的原色……



黄色，这是贫瘠、凄凉、寸草不生的象征。



自古以来的“中国人”，震慑于黄色这沙漠主宰的颜色；于是，他们像膜拜恶魔一样顶礼黄色，将黄色奉为至上之色。



黄色和对黄色的崇拜，压抑了中国的生命力，黄色由荒凉的北方统治秀丽的南方，黄色压抑了中国的生命力，黄色使中国绿不得绿、红不得红甚至黑和白也因此变得混淆不清。黄色在中国的脸上打上了贫弱的标记──黄色除了荒凉，还是软弱的象征。



有人会说，“中国人”的“黄皮肤”决定了中国应当崇拜“黄色”；而中国人的拜黄倾向，正是来自他们体肤的色彩。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和根据反对这种“有色人种”论的变相说法：



1、在与世界其它种类（如白种人和黑种人等）大规模接触以前，（即现代以前），中国人并未充分意味到自己是什么“黄种人”。而中国所崇拜的那种朱黄色，和中国人的肤色相差甚远。



2、人类的灵魂是没有固定的色彩的。它只是反射着宇宙纷纭无限的光谱、色谱──它的生命纯净、它的形体活泼，完全不为颜色所限所拘。即便是人的肉身，也具备多种色调。就拿“黄种人”来说吧，他的肤色虽“黄”，眼睛却是深邃的黑褐色、牙齿则是爽心的涅白色；心是殷红的、胆是碧绿的、脑浆是乳白的……这样的人，怎么能是“黄种人”呢？



黄色，不过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代表色。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希望，在于突破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局限；因此，第三中国在未来必然会兴起一股脱离黄色的精神运动。那将构成“五色循环的智慧海”。



五色海。



（1984年10月16日）



（405）



中国人应当学会追求“没有用的真理”。一时不见效用的真理，才是珍品！理解了这一点，中国人才有能力摆脱对于古玩的痴迷，不再汲汲于他们的“实用”和“利禄”。



──“先秦理性精神”还是“现世实用态度”？前一个概括显然是“康德精神的呓语”，后一个概括才是迄今活着的“中国精神的实际”。



第三中国需要“精神上的武士阶级”，还是“新技术的魔术师”？前一个概括显然是“日寇俄寇的模本”，后一个概括才是“中国人擅长的专项”。宋明以来的汉人（北中国人）、唐人（南中国人），都是靠“技术”而不是靠“精神”来抵抗外侮的，因为“精神的极点”、“社会的组织能力”已经转向蛮族了。



（406）



儒家不追求终极的真理；而先秦大师中这种追求真理倾向的罕见例子是为老子，但他也是并不彻底的。于是老子追求“道”的热忱，最后溶化在追求权术的努力之中。



根本精神极其重要。日本武士也有陶醉于声色醇酒之时，支那汉奸也有慷慨激昂之日，但由于二者根本精神不同，其结果亦不尽一样。日本人曾有一股誓死不回的劲头，而支那人却多临危而惧、临阵而逃，甚至认贼作父、充当汉奸。但中国的化石倾向也有好处：延缓了异族入侵的腐蚀性。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麻痹了中国人的神经，使之对世界上真实发生的事物丧失了感知的能力，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或民族都无法与之比拟的“坚强”，《老子》说“坚强者死之徒”，所以中国人也能在异族的奴役下安之若素。



日本人有什么精神上的创造吗？没有。日本人充其量不过是把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方面予以某种特殊化而已，在这一点上日本人并不比高丽人、越南人、四川人、广东人……高明。尽管他们在近代的幸运是令人瞩目的。只是对于“中国”而言，日本甚至不够上“外省”，而只是一个“藩邦”──它往往误解了中国文化的精义而将之无耻地予以岛夷化了。



在所谓“日本文化”（假定“日本文化”这一名号能够成立）中，还是有值得今日中国人“珍视”的地方，因为作为各民族之大杂烩的“现代中国人”（“支那人”）已经无法具有古代中国人的许多美德与创造能力。那些被遗忘的东西，许多像化石一样保留着，许多则根本不复存在了──而小小的倭国列岛却保留了不少这类在中国大陆上已经消隐的光采。这就是“日本文化”对我们的价值。



中国人在接触日本文化时刻，勿忘这些不过是中国文化的反响而已：中国人从自己身上也许能比从任何人学到更多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被不肖子孙暂时遗忘──需要从别人那里转嫁而来；就像希腊人从欧洲人那里反过来学习古希腊文化一样。面对浩荡无涯的中国历史和深刻混杂的中国现状，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嘘出一阵雄风、发出更深的感叹：愿我们消除自己身上的杂质，再度趋向古典的完美。



（407）



中国！当我在乌何有之乡梦游时，当我沉浸在陶醉与升华的时候，古代诗人的飘渺意象就突击了我──我又怎能忘掉京畿的钟磬，而自称孤独呢？是的，我的孤独是仅就我的环境而言的。我的环境永远朝向陌生的、异己的未知。但只要我们能和自己的精神家园同在，不就行了吗？“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



命运的线索并不能使我妥协，命运的线索并能使我放弃孤独，同样也不能动摇我对极点的崇仰与挚爱。这是我与生俱来的生理需要！



（408）



命运的线索使我想到：现代中国的力量在于城市而不在于农村。



近代中国命运的种种波折已使中国农村凋敝、中国农民已成为“医治中国问题”后所剩下的药渣。现在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似乎还不是恢复这批药渣的生机，而是继续利用这些药渣的残余能量来完成中国问题的转型。这说起来十分残酷，但是等到中国问题得以解决，即中国已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时候，那时农民的问题才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我这里所说的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种对未来的预测。而且，从现状看来，中国农村不仅死气沉沉，而且凋敝状况有甚无已。整个中国大地，好像被剥了皮一样满目疮痍。眼下中国的大趋势是：城市不断从人才、人力、物资诸多方面吸干农村，并且继续榨取农村。这也许是“为了国家工业化”，也许是社会的城市化所要勒索的代价？老毛要把中国农村当作殖民地来压榨的谋图，终于穷凶极恶地实现了。中国的农民怎么会出了毛这样一个“逆子”和“败类”，结果就成了自己压榨自己、自己阉割自己、自己杀害自己？



（409）



力挽狂澜是不可能的。只有顺遂天命而不计成败利钝者，方能成功。同情不能放在失败者与被历史淘汰者一边，而必须放在应运而生的新人身上，在这个问题上，只能克制感情。



第三中国要创立一种新政治的学说与实践，一劳永逸地告别狐狸与乌鸦的儿戏。



（410）



新的政治终于理解：“义务”与“权利”是相对的两个观念，而义务应先于权利。也就是说，必须先行付出义务，然后权利才可能得到：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天生的权利”。“天赋人权”只是由父母透支给子女的，这是否构成新的悲剧，那时我们无法预料的。其余诸如此类的诺言，完全是一些煽动家的伎俩，因此“天赋人权”在提出的当时也不是授予黑人的，后来也不授予亚洲人和其他“被压迫民族”。这是因为，任何权利都是对此前的责任与义务的一种报酬！因此，任何权利说到底都只能“通过武装斗争”来获得，根据同样的逻辑，任何权利都需要通过经济斗争来维持。权利大者其义务与责任也大，其付出之代价亦大，否则，此权利即为“篡夺”的。任何人若得以“继承”为借口而逃避义务、获取权利，那么他的权利一定是不牢靠的。除此之外的权利都是特权。一切型号的特权，其本质都是因承受上辈的福泽而逃避履行自己的义务！



另外一方面，对社会承担了较多义务者，其权利亦应相对增加，否则才会构成真的“剥削”，否则社会的义务权利观念将遭毁坏！从这种意义说，统治者该是社会的第一仆人！



“国家高于国王”，是一切政治现代化的前提。这样的国王，才是天命的象征、人群的表率、万物的灵长、无可违拗的统治者，因此他的义务也必然成为宇宙间最沉重的负累！国王决不回避义务，否则国王就不是“太极之仆”的天子了！



好的国王是用权利来维护义务；决不是用义务来粉饰权利！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在于义务，这是宇宙之间最沉重也最光荣的义务，而权利呢，仅仅是一种手段：用以实现无可匹敌的更大义务！



这义务就是保持天下的和平！这义务就是保障社会的幸福！这义务就是保护礼制的纯洁！这义务就是保有文明的潜力。



中国文化的征服史也是一部“以武力开其端、以文化继其成”的漫长历史，以为只靠文化本身的力量就能实现征服的人是不切实际的人，或者，他所说的征服不是正常意义上的征服……例如，那是通过文化的腐蚀作用来击败对手，例如汉人用自己的腐败同化了满洲人。



但是，好的征服，从来不以压榨为目的，不论这种征服的手段看起来多么非和平与非善良……否则，那实际上不是征服，而只是助长敌人的力量。



诸如佛教之于古代中国，儒学、西学之于日本，马列主义之于现代中国等等，这些所谓的征服到头来不但达不到征服的目的，反而为助长别人而付出了代价，最后别人还把接过去的文化变了质来进攻他们自己，这是“只信文化、不懂政治、不用武力”的结果。这实际上也并不是王道，只是在传递文化罢了……



至于中国文明，其核心始终是政治也就是“社会的治理”……不论书经时代的史官文化传统还是后来继起的诸子百家，皆缘于是。即使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宋明诸子哲学，亦出于此，不胜枚举。有人可能以庄子来驳难我的上述说法。可是明眼人都会看出，即使庄子哲学也并不较老子哲学更加远离政治的影响。庄子中既无科学亦无宗教，有的只是一种人生哲学，这种“人生的哲学”与“社会的治理”之间，完全是一种直接的关系。



从后世言之，中国文化中“非政治的因素”可谓大都可以追溯到庄子，甚至连中国的佛教传播翻译及“佛教的中国版”道教，都受庄子影响。不论文人的出世生活，抑或画派的山水味道，都是如此。例如中国画在先秦两汉一直还以人物画为主，直到魏晋南北朝之际才开始有所转变。这与佛教有关，但似乎与玄学与社会政治的变迁，关系更深。



（411）



中国社会中一切貌似“非政治的因素”，甚至也是一种对政治努力的反动。在这种意义上，它还是深受政治影响的，所以无论怎么看，中国社会及其文化总是被政治观念支配的。这倒不是说中国社会多么懂得抽象的道理，而是说中国社会的居民非常注重人际关系、裙带关系，喜欢运用这些关系投机取巧，来得到不正当的利益。这样的背景使得“政治性”得到了不恰当的放大，甚至被夸张到了某种漫画的形式。



这一特点可以从“中国的历史著作是全世界最为发达的”、同时“中国社会又是全世界最为政治化的即最为注重处理人际关系的”这一点上，得到证明。泛政治化的社会向来总是重视历史的殷鉴作用的，而且他们只重记实与资治的历史描述、不重探讨历史因果关系的历史哲学。



众所周知，中国史籍连贯虽为世界之所仅见，却是以“记实”和“资治”为重点。这不仅由于中国文明拥有最长的连续历史，而且由于中国社会重视人际关系、重视政治得失、重视正统观念，而凡此种种，又都是和“如何掌握政权”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



魏晋南北朝绵延到清朝末年的第二期中国文明，虽然深受西域文化和印度佛教的影响，但是同样明显的是，第二期中国文明还是还是与西域、印度的文明大相异趣：前者完全以“如何保持统一帝国”为主要思考对象：为此需要排除宗教上的干扰纠纷，也对科学上的批判探究兴趣缺缺……可以说，这种意义的“政治艺术”，全世界要算中国人的“水平最高”了。虽然这也使得中国人民的政治能力实际上遭到闲置、最终因“用进废退”而变得极为低下；但中国的统治者也因此在这方面似乎有了一种特殊的天赋，他们垄断情报、控制权力，似乎只是为了掌权目的而活着，不论是古代的“修齐治平”，还是现代的“政治挂帅”，其表现可说都贯穿了“家族至上”的欲望。无独有偶，不论你征诸中国社会的哪一方面及哪一阶段，都可以看到这种假公济私的言行。



（1982年8月13日）



（412）



恶梦：我被一个深刻的忧虑困扰着。这忧虑包括着无名的悲衰和真正的恐惧……我梦寐以求的新统治阶级，新文化阶层与新武士阶层的珠联璧合──当他们成功使中国复兴之后，自身反被家族至上的腐蚀性命运支配了……他们如何抗拒成功带来的腐败呢？他们如何避免自身的泡沫化呢？



（4123



“精神食粮”和普通粮食有一个共通的妙用：使人发胖。“精神食粮”比普通粮食还多一个妙用：使人内心满足，从而减少普通食品的消耗。如此看来，“精神食粮”对于一个粮食极度匮乏的“红区”、奴隶社会而言，真是一个杰出的发明，应该授之以“诺贝尔和平奖”──它延迟了一场内战的爆发。“精神食粮”对于那些粮食极度充裕的“白区”、自由社会而言，则是一个冒险精神的引子，鼓励人们向往红区、向往贫困、向往原始和野蛮。



（414）



圆明园的毁灭──预示着中国的生机得以重新萌动。



圆明园是什么东西？一堆杂拌、一堆未经充分消化的贡品、一堆“文明”的伪饰而已……而中国的崛起──恰恰要求着完全相反的东西！



中国的崛起，要求一种内在饱满的精神以及它那命定枯瘦、野气、然而倔强的形式……这一切将由我们的命运得到最高的表现！



（415）



没有一种雅利安文明，是独立起源的。欧洲往往不是真理的来源。但是在现代中国，一切都变得如此不确定、都变得如此暧昧，以致事物的发展最终变得是“比慢”而不是“比快”。这正应验了一个民间故事所述：三个兄弟为争取遗产而比赛──一同骑马离家之后，以最后一个返家者为优胜。而此种竞赛实际上很难出现胜利者的，因为大家是比慢速度而不是比快速度。结果是富于戏剧性的：为了赛事可以进行，三兄弟在一个智者的启迪下“换马赛跑”──抢先把对方的象征物──马──率先“射”入家门。于是，难题解决了。



现代中国，就是以类似的“反其道而行之”在追求自己的现代化。“形左实右”甚至成了主宰。于是，而新的不确定又产生了。



（416）



在未来，中国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可以有两种形式：



1、发展“过量工业化”，进入后工业社会，把世界现有的平衡完全打破。全世界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的程度，将增加一倍以上……这相当于新增加一个“西方七国和苏联的总和”。



2、现代文明由于过量工业化，由于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导致的生态系统的全面退化，而崩溃。这时，保留自然状态即“非组织状态”最多的中国，将由于进程的逆转，反而“领先”。自然状态和野蛮处境，使中国保有更多的“元气”和适应性，从而更容易形成另外一种“代表未来世界发展方向的文明样式”。



（1990年4月2日）



（417）



1、中国的长期潜力，归根结底海在于它的“自然状态”。



2、但中国急于挤入的现代化进程却指向“文明状态”，即有损于中国长期潜力的“反自然状态”。



3、世界历史表明：（A）每一次文明力量对自然状态的胜利，都是渐进的；（B）每一次突变的进步，都是自然力量对文明状态的胜利。如柏林墙的建立是文明力量的结果，而它的瓦解则是自然力量──“民族感情”，而不是像人们现在理解的那样正好相反。



4、中国在文明世界中的一再落伍，为它在下轮世界史的角逐中保存了“一股天然的潜力”。



5、现代中国人的最终生存状态，因此只能是“为未来而生活”。彼岸的星光，使此界的黑暗，变得庄严。



6、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并非由于“人类的短视”所致，而是由于“彼此的嫉妒”所致。由于各个人类集团之间疯狂的竞争，从这个意义说，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只能有待于一个──世界政府。



7、人们忘记了《圣经》上的教导：“不可嫉妒强暴的人，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箴言》第三章31节）因为人们担心“落后就要挨打”。尽管《圣经》的应许说：“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为他所亲密。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赐福与义人的居所。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箴言》第三章32－35节）



（1990年3月7日）



（418）



新的中央，应该拒绝听命于国际势力的左右摇摆。



新的中央，提供信仰、进行监督、进行操作、握有权柄。



新的中央，有真理与意志，也有方法与道路，民族的自豪感和人类的价值感同时得到尊重。民主的机制、宽容的精神，最好有一个“人格化的象征──天子”予以担保，但最好不要采取“伟大领袖”的堕落形态。



（419）



中国中心主义与中国一统主义，始终都是中国人心理的一大要素。中国中心主义与中国一统主义这种要素予中国历史的进展以巨大影响：所以中国的国家意识即使在春秋战国时代那样的长期分裂中，也没有发展得像近代的多国条件下这样充分。尽管在政治的其余方面，“中国”也就是“世界中央”的概念那时已相当完备。



从源头而言，中国中心主义及中国一统主义之所以能够产生并不断发扬光大、万古长春，全在于中国地理的“合抱”要素；亦在于中国文字的统一场，所以我说：“汉字不灭，中国不亡。”



中国中心主义及中国一统主义，势必通过汉字，给予世界历史进程以重大影响。



后记



我走遍了世界想证明自己的错误，但我失败了……中国人！你是世界的弃子，但你并不灰心，是不是？！你的信念驱使你走向一个又一个苦难，但你并不悔悟。你要用你的坚忍，把错误的变成正确的；你要用你的努力，让时运重新转回来。



迷路是一种揪心的体验……眼看半个夕阳西沉，荒郊野地怪声四起……而迷路时的沉静则是一种赏心悦目──这时，你看到了平日里视而不见的一切，领会出“文明将你与自然隔离开了”这一事实。于是你说：“方向感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基于辩认能力的磨励，往往还是艰辛的磨励。”



人只有在自己的地盘里、在自己营造的环境中，才有理由看到“自己的伟大”。



1991年10月25日东京



──────



附录1





没有民族主义，岂有民主政治

──访谢选骏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实际操作中时常难以绕开民主与民族主义是否对立的困惑，最极端的例证为：“专制的祖国”与“民主的异国”这二者必择其一时认同哪一个？谢选骏在回答采访的第二部份，阐述了他独特的思路。





一、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民主政治



安琪：请你阐述一下何谓民族主义下的民主政治？



谢选骏：一个现代国家要是不经过民族主义阶段，是很难进入民主政治的，因为他首先要把民族的利益，人民的意志放在一个本体的位置上，而不是把阶级的利益、国王的意志放在最高的位置上。这个意志形成了，才能形成民主意识。这在普鲁士也是很明显的，普鲁士经过1848年革命以后，王朝政治垮了，国王认同德意志民族，把德意志民族的力量放在第一位，推动民族统一战争，然后才获得整个民族的拥护。是有条件的拥护，即国王效忠我们民族，我们民族效忠国王。如果你国王叛国，我们就绝对不答应。当时的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给国王定的就是叛国罪。这时王朝政治显然已经结束而进入民族政治了。之所以法国当时民族主义高涨，整个社会的基层都动员起来了，就是因为把整个王朝政治的专政与帽子给拿掉了，全民都平等了。



安琪：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是一种什么关系？



谢选骏：互为表里。孙中山的叁民主义是很有条理的，就是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同时提出，然后还加上一个民生主义。要是不保障人民生活的话，你这个政权怎么可能是一个民族利益至上的政权呢？那只能是一个特权阶级利益至上的政权，或者是一个王朝政治利益至上的政权。所以必须首先要保证人民的生活，保证社会的公平。



安琪：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可以用来解释今天的民族主义吗？



谢选骏：有些方面可以，有些方面不可以，毕竟时空都有变化。





二、民族主义是中国现代化的动力



安琪：你个人的自我定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也是当前比较敏感的话题。请问，你的理论支点是什么？



谢选骏：民族主义不是民族情绪，也不是民族主义下的情绪，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就是说国家利益至上，而民族又是世界秩序中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单元。



安琪：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谢选骏：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区别会越来越小。我们所说的国家主义，不是古代的王朝国家主义，而是在一个民族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国家的国家主义。在某个现代国家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就表现为一种民族主义，要求把这个民族统一起来，加以共同的开发。当这个新的民族国家已经在这个民族统一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后，当然是向国家主义演变。在这个国家中间，包括一些少数民族成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绝对单一的，日本、德国这样比较单一的民族国家，也有些少数民族成员。这时你如果再提倡一种纯粹的民族主义，就会伤害少数民族。因此，这时就不能提倡民族利益至上，只能提倡国家利益至上。象美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就提倡国家利益，而不是民族利益。它可以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之下求同存异。在英语里，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词义没有什么区别，都是Nationalism。但我的意思是先有民族主义，然后进入国家主义。



安琪：对中国而言，民族主义是什么？



谢选骏：是中国现代化的动力。任何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地要经历民族主义的阶段。民族主义阶段一般来说是和城市革命或者共产党所说的资产阶级革命同步的。也就是说资产阶级革命导致民族主义兴起。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旧时代的产物，有点象西欧中世纪快结束时的宗教战争，是意识形态主导的，而不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主导的。冷战结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过时之后，取而代之的当然就是民族主义的利益导向了。而且，民族主义思潮必然伴随着国家经济的现代化和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但是这个思潮到一定时候也会过去。那时，一些落后国家，包括中国、俄国、东欧一些国家，甚至中东一些国家也将开发成功，开始进入国际主义的时代了。





三、文化民族主义特征



安琪：那么，民族主义是政治运动还是文化运动？



谢选骏：首先是文化认同。比如北欧国家，他们先是把瑞典语从丹麦语中独立出来，然后另搞一套挪威语，然后再形成挪威的国家。先形成民族意识，然后才有国家。民族主义应该先是一种文化运动，然后扩展为一种政治运动。意大利也是这样，意大利国语不是以罗马方言为基础，而是以佛罗伦萨方言为基础。德国马丁路德改教以后，把圣经翻译成德语，推进民族文化的复兴运动，然后才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成政治民族主义。



我认为，即使现在不赞成政治民族主义的人，在文化上还是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民族取向，不希望变成外国人的文化殖民地吧，这样总得认同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使中国人成为一种不但有教养的，而且是说自己语言的，在自己语言的基础上获得一种文化成就的人。



安琪：你是说语言是文化民族主义的首要特征？



谢选骏：对！例如五四白话运动。文化民族主义不仅要对民族有文化认同，同时还有重要的一点是普及教育。因为在王朝时代，教育被少数人垄断，文化上不是民族主义的，而是少数精英主义的。民族主义还带有一个全民主义的意思，是民族的，而不是一个小集团的。比如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兴起，实际上和政治民族主义兴起是同时的。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已有新文化运动，但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被过早激发了，因此这两个太快地并轨了。



在政治民族主义爆发之前，按照欧洲的例子看，德国经过一个一百多年的文化民族主义的阶段，北欧也是好几十年，意大利更长，经过了甚至几百年的时间，都是先有文化民族主义，再有政治民族主义，然后形成民族国家，之后变成国家主义，然后才进入一个国家联盟阶段，搞起世界大战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完成了国家联盟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意识形态阵营分割成两个营垒，开始冷战。这就是从封建主义变成大的王朝国家，然后变成民族国家，变成国家联盟，最后变成两大政治营垒。中国历史走的当然跟这个不一样，因为中国在二千年以前本身早就是一个大一统世界了，所以它走的路线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反的，就是从一个大的世界帝国重新融合为一个民族国家。同化方式有两条，一是在国内庞大世界里进行民族同化运动，或者叫民族同质化运动；还有就是分成比较小的民族国家的规模，这两条路哪一条更好？我认为在理论上可以讨论，在实践上最后只有一条道路能走，这条道路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认为，分裂的道路很难避免战争，因为中国人虽然讲现代化，但是中国人一千年以来受外族压迫，一百五十多年以来受西方帝国主义压迫，怀着很深的民族屈辱感和亡国意识，特别害怕再度亡国的心理很强，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外部危险，宁愿忍受内部的一个专制暴君，也不愿外人统治，这个你说他非理性，那也没办法，因为它本身是一种存在。



四、民族主义就是战争！？



安琪：怎样理解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一句名言：“民族主义就是战争”？



谢选骏：首先，关于民族主义的定义不可能明确，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公婆辩论的不是一个东西；第二，不同人的处境说的问题不一样。比如密特朗说的话对不对呢？在法国人立场上是对的，民族主义就导致普法战争，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民族主义就是战争”这话没错。可是请问一下，法国不经历民族主义阶段，他能够建立海外帝国吗？能够形成现在这个社会系统吗？能够建立现代文化和经济吗？当然不可能！也不可能建立民主政治。他这个话要放在二百年前说，那就是胡说。应该说，是民族主义在法国推翻了王朝政治，带来了法国民主，但是在完成历史作用以后，如果再来搞民族主义，那不就是把好事做过了头成了坏事了吗？



但是在中国现在还没有经过民族主义阶段来说，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民主，也没有经济发展。所以不一样。比如一个法国人在意大利说民族主义，说爱国，人家会说你是法西斯。我没有意大利人的经历，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相反在中国，如果一个人说爱国主义，你就说这个人是法西斯分子，那大家看你就是汉奸。因为中国跟意大利的经历完全不同，意大利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是一个被侵略国家，连自己的家园都保不住，首都南京大屠杀死了好几十万人，在这样的民族背景下，你跟他说“爱国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就反了。



所以我说西方发达国家，少来点民族主义，多来点国际主义，给发展中国家多点援助，多转让点市场出来。就像美国白人对美国黑人做的让步那样。被压迫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就应该多搞点民族主义，就像美国黑人向白人争取权利那样。这样才可以追上发达国家。这就是黑人跟白人要平等的历史真相。少数民族跟多数民族争取自己的权利，他们的需要是不一样的，如果一刀切，那就意味着现在世界的资源分配技术发展就永远固定下来了，他已经捞足了，靠民族主义已经发展起来了，他叫我们别捞，别搞民族主义，这不是害我们吗？让我们永远落后，永远处于一种被压迫状态，这是行不通的。





五、大陆流行“识时务者为俊杰”



安琪：当前中国民族主义在知识界通过何种方式表现？



谢选骏：两种情况，一种是知识分子为了迎合当时一些政治需要，而搞的一些个人的发展战略，即升官进爵战略。还有一种代表了国内社会压力的改变。比如说，我有一些朋友，“六四”时还没有遭到伤筋动骨的清算，只是被单位要求写检查这样的皮肉之苦，他们就可以一下子从翻译西方着作跳到研究国学了。这说明“六四”事件给人们灵魂中造成的震撼之烈，大家都去当隐士了。后来发现不行，还要活，还要在社会上获得影响，所以就开始提出一些让宣传部门感到可以接受的，同时又能自立新说的东西。中国知识分子采取一种学说和理论的态度是很随便的，很多情况下带有明显的吃饭动机。国内近几年很着名的何新也是这样，他的观点经常变，有人指控说他的作品都有问题，引用的材料都是剽窃来的，或者是漏洞百出的，但是这都不妨碍他吃的饭越来越好。



这一点其实在我们身上也不同程度存在着，也许在其他人看来，我个人说不定还比他们严重呢，但由于我出风头的机会不像他们那么多，所以可能这些问题不凸显。他们出风头的机会多了，这些问题就明显些。分析其原因，这跟我们几千年的亡国传统有关系，一千多年来是政治亡国，一百多年遭受西方人的文化摧残，连文化也亡国了，尤其在“文革”中就完完全全地亡国了，都拜倒在西方的偶象面前，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尊完全丧失了。在这样一种彻底的亡国奴状态下成长起来的人显然是见风使舵的。一千年来我们嘴上说的都是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而实际上干的都是张宏范的“识时务者为俊杰”，行为和言论不时地带有吃饭的考虑在里头，而且在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话，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原则。我反省我个人也有。





六、中国不可能产生独立知识分子



安琪：从这个角度，你认为中国有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吗？



谢选骏：所谓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是西方意义的知识分子，我认为中国没有。而有的青年学者曾经鼓吹说要在中国培养独立的知识分子，实际上这些学者很快就用他们自己的行为证明，他们自己都不是独立的知识分子。能不能怪他们呢？我说不能。因为中国和西方社会绝对不一样，它怎么培养出同样的知识分子呢？西方的知识分子，其直接来源是修道院，是教会办的大学，那种大学本身都是高度自治的，是脱离世俗政权的，而且经常培养反政权的思想。中国知识分子不然，中国知识分子是从有钱人家里的庄园，由那些私塾先生培养出来的，和政府官员是合流的，一方面为政府官员做预备队，另外一方面，政府的很多高级官员也包养一些大知识分子，这跟西方的结构完全不一样。而且中国的政权是政教合一的，毛主席既是政治的最高领袖，又是宗教的最高领袖，所以看中国的皇宫和欧洲的王宫不一样，如法国的王宫都是平面的，没有一种升天的感觉，中国皇宫是相当于把西方教堂和西方王宫结合在一起的，是一种从人间升往天堂的感觉，皇帝就好像坐在一个天堂里似的，接受臣子来自地面的朝拜，他是代表“天”的。欧洲的国王，都没有这么大的权力，他们稍稍越权，就被老百姓推翻了，比如巴黎卢浮宫允许周围和它同样高度的建筑存在，这样的皇权还能确保长久吗？在心理上就没有神秘感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能跟西方知识分子一样，在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也很难一样。



安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是怎样的呢？



谢选骏：这是一个应该保留给上帝来回答的问题。



安琪：你怎样评价1992年以来大陆思想理论界的发展？



谢选骏：主要还是吃饭第一的，就是跟现实社会政治进行一种妥协的，同时又表达一种向前看的趋向，否则就发表不出来。这要归之于共产主义国家跟法西斯主义国家不一样。法西斯主义国家是你发表以后他给你禁书，共产主义国家根本就不让你发表，你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完全从现在发表的资料去看大陆思想界的动向。如果看作是大陆思想界全部实况的话，就要犯更大错误了。我们以前在中国搞过民族学调查，民间记录的许多史诗、神话故事都是经过篡改的。



当然，大陆的思想理论界1992年以来有些动静，但这些动静在很大方面是失真的，不代表大陆实际思想状况。因为这些作家和理论家们，他们写出来的东西能够发表的，都是经过删改的，他们经过看风向、自律、妥协等一个很复杂的程序，并不代表他的真正想法。



另外，还有很多东西根本发表不出来，被压死了，变成地下抄本或投往海外发表。而海外投稿，由于特殊处境也容易变得偏激，或者为了投合海外刊物的需要来写。海外刊物尤其是中文的严肃刊物，它也不允许你发表跟它的倾向相反的见解，比如，你不鼓吹几句自由民主的老生常谈，它就不给你发表。这就叫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正反两方面经验都有了。真绝。





1996年10月于巴黎





附录2





《中国民族站起来了？•前言》



本书的概念是很有意味的：“中国民族站起来了”。注意，是“中国民族站起来了”，而不是人们经常说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两种命运。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此语原出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时，顺口说出来的，但后来被他亲自指挥的无产阶级学者和理论家们，大书特书，视同中国获得国家自立民族自强的象征。



然而，从1840年、1842年两次鸦片战争以后签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始沦为半殖民地、次殖民地算起，中国民族整整用了一个世纪，到1942年10月9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将近一年之后，美、英两国迫于当时国际形势，送交中国政府有关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的的通告，放弃在华特权，另立新约，历数月之商讨，中美中英新约，于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正式签字，主要内容如下：



（一）美国与英国人民或社团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撤销，今后美英在中国领土内的人民或社团，应依照国际公法的原则及国标惯例。



（二）美国与英国依辛丑和约所取得的特权，如使馆界、北宋路驻兵权等，一律撤销，其行政与管理，连同使馆界一切官有资本与官有义务，均移交中国政府。



（三）美国与英国在中国的租界一律撤销，其行政与管理，及一切官有资本与官有义务，均移交中国政府。



（四）美国及英国在租界内的特别法庭，一律撤销。



（五）美国及英国在中国各口岸使用外国引水人特权，一律撤销。



（六）美英军舰驶入中国领水之特权撤销。以后中国与他们两国之间，军舰互相访问时，通常国际惯例相互给予优礼。



（七）英国放弃其要求中国任用英籍海关总税务司之特权。



（八）美英两国人民在中国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之权，一律撤销。



（九）此次新约未涉及的问题，如有影响于中国主权者；应由中国与美英各国之间，依照普通承认的国际公法原则及近代国际惯例解决之。



至于其他列强的在华特权，也已经随着中国人在抗战中的惨重牺牲而烟消云散了。血腥的事实历历在目：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是中国民族五千万战争亡灵的生命代价换来的，不是哪个列强不论社会帝国主义还是帝国主义（如苏维埃政权在1920年代的空洞声明和日寇汪伪在940年代的拙劣把戏）赏赐的。



及至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和1945年的《波兹坦公告》中国更与美英联合向日寇发出最后通牒，命令无条件投降。紧接着，中国又作为五大战胜国和创始国之一，成为新成立的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所以“中国民族站起来”的日期，应该是这个日子。虽然香港、澳门，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方才收回。



1949年10月1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族的一部分（“人民”），镇压了民族的另一部分（“阶级敌人”）；所以从那以后直到改革开放宣告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三十多年里，中国民族的一部分依然站着，但民族的其他部分则分别是跪着（“资产阶级”）、趴着（“地富反坏右”）、躺下了（“被镇压──即处决──了的”）。这样，民族整体从1945年日本投降、百年大患解除的全体站立起来，倒退为1949年以后的部分站立，部分跪下，部分趴下，部分躺下了。确实，从民族主义或是国家利益至上（而不是阶级斗争和国际主义至上）的角度看，这确实是民族倒退而不是民族进步。因为民族主义的发展乃是民族成员的权益扩大而不是权益减缩。



所幸的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民族自杀政策，终于被日益觉醒的民族多数认识到，除了彼此危害，一无是处，因而遭到逐渐唾弃。例如，在三十年代被“文革旗手”鲁迅破口大骂过的周扬，曾在1979年亲自向他五、六十年代担任中宣部长时参与迫害的作家，正式道歉。在当时推诿成风的官场，此举堪称石破天惊，受到文坛的广泛赞扬。当时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名誉院长，而笔者是该院的学生，所以可以见证此事。可惜周扬参与开辟的这个唾弃过程，至今仍在持续，并没有真正完成。



但不论如何，在这个日益觉醒的过程中，于是，中国民族中那些被打倒管制镇压的阶级，开始逐步恢复了公民权，分别从跪着、趴着、躺下（死后平反恢复名誉）的状态，重新站立起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之下，“中国民族主义”开始复活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正论反论侧论，皆有之。读者盖可自明也。



于是，也就有了安琪的这本书：《中国民族站起来了吗？》，她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而好的提问，比好的解答，更难。因为好的提问是真正原创性的。她讲述的故事不是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民时代”的老调，而是重新回到了民族本位的中国人，在新的“民族时代”的种种思考。可以预见的是，“民族时代”在中国刚刚拉开序幕，而本书，则不言而喻是这民族时代的最初的记录。所以，不论本书的学术价值可以定为多高，它的史料价值大概是抹煞不掉的。



我理解，一个现代国家要是不经过“民族时代”，大概是很难进入“民主时代”，只有把民族利益，放在本体位置，而不是把阶级利益、党派特权、国王意志放在最高位置上，这才能形成全民意识。这即使在普鲁士王国也是很明显的，普鲁士经过1848年的城市革命以后，王朝政治难以维持，国王必须认同德意志民族，把民族利益力量放在首位，推动民族统一战争，然後才获得整个民族的拥护，这是有条件的拥护，即国王效忠我们民族，我们民族效忠国王。所以才有“国王叛国”的概念，如英王查理一世、法王路易十六，都是以叛国罪被处死的。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给国王定叛国罪这一事实，表明王朝政治、阶级政治的结束，和民族政治的开始。尤其法国不比岛国英格兰，直接面临外国干涉，民族主义特别高涨。



其实，比英国更早的尼德兰（荷兰与比利时）革命，也就存在着对抗西班牙统治的民族主义动力。在民族政治无孔不入地的驱使下，整个社会的基层都搅翻（大翻身运动）了，动员起来了，因为王朝政治的阶级专政被取消了，全民在法律面前获得了同等权利。



这里的民族主义显然不仅仅是民族情绪，而是一个政治概念，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其要义是“国家利益至上”，而不是阶级利益、王朝利益至上；民族国家终于作为世界秩序中的基本单元被确立起来了。



当然，民族与国家还是有区别的。尽管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二者的区别会越来越小。即使德国、日本、意大利这样比较单一的民族国家，也有些少数民族成员。而在多民族国家中提倡纯粹的民族主义，就难免伤害少数民族。因此，这时就以“国家利益至上”来代替民族主义了。像美国这样的多民族甚至多种族国家，就只能以国家利益来团结全民，而不可以民族利益来发号施令。尽管在英语里，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词义，都是Nationalism。



民族主义在中国，也是现代化的动力。正如在其他民族那里，现代化也要经历民族主义阶段。民族主义阶段一般来说是和城市革命或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同步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则反而是旧时代的残留物，如同西欧中世纪结束时的宗教战争，是意识形态主导的，而不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主导的。



理论上，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工人无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这仅仅是犹太人卡尔.马克思编织的无国家者的理想说辞。实际上呢，无产阶级革命比之资产阶级革命，在民族主义意识方面更为滞后，所以号称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国家一旦建立，无不马上反目成仇：如苏联对中国，中国对越南，越南对柬埔寨……所以冷战结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过时，代之以民族主义的国家利益导向，就是十分自然的了。且民族主义思潮必然伴随着国家经济的现代化和社会结构的最终民主化，甚至德、意、日等轴心国，也逃不出这个定律。而比德意日更为后进一步的东欧、俄国、中国，也自然会逐步走上经济开发、政治民族一些国家，甚至中东一些国家也将开发成功，开始进入国际主义的时代了。



与此同时，作为“民族时代”（既不是前此的“王朝时代”、“阶级时代”，也不是后此的“同盟时代”、“国际时代”）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既是政治运动，还是文化运动，即是文化身份的认同。比如今日看来民族性极为淡漠的北欧国家，十九世纪完全是狂热的民族主义群体：他们先是把瑞典语从丹麦语中独立出来，然後另搞一套挪威语，然後再形成挪威国家。其实这些弹丸之国，原先都是日耳曼民族，何须分彼此呢。



从欧洲的事例看，是先形成民族意识，然後才有国家；即使美国的叛离，也是先不满低人一等的殖民地意识，才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茶叶党的走卒贩夫的精神，起来造反，创立国家。民族主义先是文化运动，然後扩展为政治运动。意大利也是这样“文化立国”的；如意大利国语不是以罗马方言为基础，而是以佛罗伦萨方言为基础。因为文艺复兴的中心是佛罗伦萨而不是罗马。德国马丁路德改教以後，把圣经译成德语（十六世纪），推进民族文化的建设（十七、十八世纪），然後才在这基础上发展出政治民族主义（十九、二十世纪）。



不需讳言，即使不赞成政治民族主义的人，在文化上还是有一个民族主义的取向，不希望变成外国人的文化殖民地吧，这方面越是有成就的民族就越是明显，如法国人、德国人在抵抗英语文化的侵蚀中，是最为积极的。文化民族主义，促使人们成为有教养的，而且是在自己语言的基础上获得一种文化成就；所以发展民族语言，如前所述又是文化民族主义的首要特徵。



例如中国近代的白话运动，不仅推动民族的文化认同，且支持了普及教育。因为在王朝时代，教育被少数人垄断，文化上不是民族主义的，而是精英主义的。民族主义则是全民主义的，是民族的，不是任何一个小集团的。比如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兴起（“新文化运动”）和政治民族主义兴起（“五四运动”）几乎是同步的，政治民族主义过早激发了，当然也就使得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装备不足，政治民族主义也就缺乏纵深。



相反看看欧洲，在政治民族主义运动爆发之前，德国经过一二百年的文化民族主义的阶段，北欧也是好几十年，意大利更长，经过了甚至几百年的时间，都是先有文化民族主义，再有政治民族主义，然後形成民族国家，之後变成国家主义崇拜，然後才进入国家联盟纵横交错的阶段，组织起世界大战来了。到了这个时代，“民族主义就是战争”了。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理解和想法，也不知道作者安琪是否同意。我不仅希望中国民族站立起来之后，从此不再部分跪下，部分趴着，部分躺倒……而且还希望中国民族不要老是站着，不要老是像毛泽东喜欢谈论的《红楼梦》里的经典人物焦大那样“奴才站惯了，不敢坐”。中国民族要认认真真地坐下来，且是坐到世界圆桌会议上，大方自然地坐到G7也好G8也好的交椅上去，让世界文明的风水轮流转转。



因为中国，不仅需要能够激动地“站起来”，而且需要能够安祥地“坐下来”，坐在世界精神的圆桌会议上。不为世界的乱象担忧，也不必反弹乱象──如“民主运动”反弹“专制统治”；“权威主义”反弹“民主运动”。因为中国的精神将知道，乱象和反弹之后，将是新秩序。民主运动、权威主义、宪政国家──这至少需要三部曲。





是所至盼。





谢选骏谨记

2001年9月11日

谢选骏：欧洲议会能完成天主教会的未竟之业吗

谢选骏：欧洲议会能完成天主教会的未竟之业吗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何塞·伊格纳西奥·托雷夫兰卡有篇文章《欧洲走向四分五裂的根源》深入分析了欧盟在2012年的处境：

由于欧元前景不明以及阿拉伯世界突然爆发的政治剧变，欧洲领导人均将民意调查和选举过程作为其治理的基础，并千方百计想要保住权力，即便这样做会毁灭投入如此多时间、做出如此大牺牲方得以建成的欧盟也在所不惜。

丹麦以控制犯罪这种民粹主义的借口，再次提出了边境控制措施。藉由这一措施，丹麦这个曾经在民主、宽容和社会正义方面堪称楷模的国家，充当了一个日益屈服于恐惧和仇外的欧洲的急先锋。与此同时，希腊一年多以来一直徘徊在悬崖边缘，其欧洲伙伴几乎没有哪国政府对希腊有可能放弃欧元表示沮丧——其中的一些国家甚至暗中支持反击希腊政府的市场措施。芬兰则毅然投入了仇外性民粹主义的怀抱，并且步斯洛伐克的后尘，拒绝对葡萄牙进行金融救助。由于大选迫在眉睫，法国和意大利以突尼斯起义为借口，对欧盟内部民众的自由移动实施限制。而德国，因对地区选举期间尚要分神应对欧元危机感到不满，在联合国安理会做出的对利比亚的决策中与法英两国分道扬镳，从而破坏了维持十年之久的欧洲安全政策。

欧洲计划（European project）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均未曾招致如此质疑，其耻辱也未曾如此昭然若揭。对今日的欧洲国家而言，拥有一个大型的持仇外立场的政党似乎是必需的。事实上，欧洲已沿着四条断层线而四分五裂：价值观、欧元、外交政策以及领导权。如果没有彻底的改革，欧洲一体化进程将土崩瓦解，从而令欧洲作为一个经济上和政治上有意义之实体的未来成空。

《欧洲走向四分五裂的根源》一文认为：

欧洲现在的危机并非一时或短暂的：我们并非仅仅在遭遇厄运，也非受害于凭空而来的悲观情绪。要认识欧洲一体化计划当前所面临的危险，我们只需对过去的十年稍加回顾。过去与当前局势之反差深具启发意义。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投入使用后，欧盟通过了《里斯本战略》（Lisbon Strategy），承诺要将欧盟打造成世界上最具活力、竞争力和可持续性的经济体。欧盟还致力于自由、安全和公正议题上的扩张，从而使欧洲的一体化延伸至警务、司法和移民等领域，这些领域直至当时在欧洲建设议程上仍处于边缘地位。同时，为了完成最终的一体化并实现真正的政治团结以使自身在21世纪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行为者，欧盟还着手起草《欧盟宪法条约》。

但欧盟并非仅仅着眼于内部，它也放眼外部世界：它实现了欧盟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扩张，接纳10个中东欧国家以及塞浦路斯、马耳他为其成员国；它还做出了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深谋远虑之举，即致力于启动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从而架设起一座通向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珍贵桥梁。与此同时，欧盟还奠定了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基石：欧洲国家，包括德国在内，联合制止了米洛舍维奇对科索沃的种族清洗企图，并承诺组建一支6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在欧洲领土之外展开危机遏制和维和行动。曾几何时，随着欧元之流通、欧盟之扩大、共同宪法之唾手可得以及在欧盟理事会秘书长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领导下，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的日臻成熟，每当谈及欧洲，人们心中所激起的并非厌倦或冷漠，而是钦佩。

十年之后，上述一系列辉煌成就及乐观前景远非仅仅遭遇质疑这么简单：我们承诺的是一个成功、开放的欧洲，而遭遇的却是一个尽管扩大但却日益狭隘的欧洲，一个尽管共用欧元但却日益自负且不相互扶助的欧洲，一个因惧怕外部世界、忧虑认同丧失而自我封闭、不再相信和践行其价值观的欧洲。许多人对欧盟的扩大感到后悔，且不愿再提及任何更进一步的扩张；他们对履行当初的土耳其入盟承诺兴味索然，甚至无意考虑巴尔干国家的加入。柏林墙倒塌后的20多年本应是欧洲充实内外的大好良机，但现实却大异其趣：扩张之后，我们表达了对欧盟扩大的疲劳；立宪失败之后，我们目睹了对政治一体化的厌倦；欧元危机之后，我们则见识了经济和金融的衰竭。经过10年的制度改革和反思，原本计划拯救欧洲免于瘫痪并将其带入21世纪的《里斯本条约》则湮没不闻，其成果也不见踪影。

《欧洲走向四分五裂的根源》一文还认为：

当前欧洲危机之严重源于四个离心力之聚合：仇外情绪高涨；欧元危机；外交政策不健全；缺乏领导。这几个问题平行存在，但它们都有着一个危险的通病：缺乏长远眼光。结果是，成员国之间的任何分歧，无论呈现为何种形式，均会成为零和博弈，成为不惜一切代价都要赢得胜利以便向国内民众炫耀的残酷争夺，无论这种争夺对欧洲一体化有着怎样的利害影响。

大约三年前，意大利焚烧罗姆人帐篷所产生的滚滚浓烟便对排外局势发出了警告。自此以后，伴随着各个国家的选举，仇外势力在许多国家出现并站稳了脚跟（如瑞士、芬兰、英国和匈牙利），而在那些仇外情绪已分外明显的国家则得到进一步强化（如意大利、法国、荷兰和丹麦）。像癌症一样，仇外势力蔓延并把持了各个国家的政治话语和议程设置，他们强化边境控制，实施移民限制，为家庭团聚设置重重障碍，并收紧社会、医疗和教育服务的获取渠道。更为恶劣的是，德国的蒂洛??萨拉辛（Thilo Sarrazin）这样的仇外分子则越过红线，大肆宣扬“穆斯林智商低劣”之类的种族主义言论，令人恐惧地回想起纳粹分子将犹太人、黑人和斯拉夫人贬称为“劣等人类”的史实。面对当前的经济危机，构成欧洲最珍贵遗产的宽容、开放价值观备受质疑甚至逐渐败退。

鉴于欧洲的问题并不能全然归咎于移民，这种对外国人的恐惧着实令人惊诧。事实上，真实情况恰恰相反。欧洲的问题除了主流移民观点带来的道德自杀外，如果不改变其人口发展趋势，欧洲将走向经济自杀，以欧洲当前的出生率，其适龄劳动人口将慢慢萎缩，进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依赖性的日益增强，社会供养成本也将越来越高。欧洲应当借鉴美国的经验，后者吸纳并整合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不仅改善了移民的处境，也增强了整个国家的福利。欧洲却乐于制造一个伪问题，围绕该问题来建构解决方案，这样只会加速自身的衰败。

种族主义者和仇外分子的鲁莽和愚蠢使他们无法获得人们的重视。然而，其影响传统政党的能力却不容小觑，反而正在日益增强。每当他们在某个成员国上台执政，其不具合法性的种族主义的反欧盟议程往往与诸多欧盟机构相抵触。为了阻止其倒行逆施，其他成员国政府理应挺身而出，援引欧盟条约，对仇外分子和威权主义者迅速实施制裁，一如对那些不遵守预算赤字规则的成员国实施制裁那样。但令人遗憾的是，欧盟机构和成员国政府面对法国对罗姆人的驱逐所做出的软弱回应，对《匈牙利宪法》新闻自由条款的过度关注，或意大利对非法移民的骚扰均显示：当需要挺身而出反对其他成员国政府时，欧盟机构及其成员国都是靠不住的。

《欧洲走向四分五裂的根源》指出了“团结的终结”，说人们认为当前的危机应归结为经济，但这并非全部真相。欧洲一体化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并非来自危机本身：欧洲在历史上也曾面临危机，但却愈挫愈强。上世纪80年代，面对美国和日本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方面的压力，欧洲各国政府决定推进一体化方面的实质性跨越。彼时，欧洲领袖们清楚地预见到了当时所称的“非欧洲化之代价”，亦即消除阻滞经济增长之障碍所可能创造的财富和福利。

当前，由于欧洲经济面临着严重而棘手的挑战（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和竞争力的丧失），人们在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方面有着广泛的共识。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关于此次欧元危机怎样形成又该如何摆脱，各方的观点看法不可调和。对以德国为首的一些成员国而言，当前面临的危机源于一些成员国财政上的不负责任，解决方法也应简单明了，那就是要求这些成员国遵守业已生效且得到进一步强化之紧缩措施。与该解决方案紧密相伴的是居高临下的道德说教，似乎一国之盈亏反映出该国人类群体道德之优劣。另一些人想要的则是一个以文化和宗教模式为基础而非以绩效为基础的双车道欧洲：位于快车道的是秉承新教徒信仰的道德高尚的拯救者；位于慢车道的则是挥霍无度的天主教徒，他们不可信任，必须被加以管束，抑或，归根到底，必须把这些人撵上街头。

这种危机论调有葬送欧洲的风险，必须加以驳斥。情况各异的欧洲各国，无论是穷国希腊或富国爱尔兰，还是极力拥护企业权力、新自由主义和放松管制的国家，均发现处境相似，这迫使我们对这场危机做出更为复杂的解释。我们所经受的是经济增长危机，这是打造货币联盟过程中的一个合乎逻辑的阶段，在该阶段，单一货币政策的推行未得到财政政策和金融体系规范的充分辅助，从而诱发了不平衡，日积月累便产生了当前所面对的问题。身处该情势，且鉴于该货币联盟设计之初并未考虑应对类似当前危机的必要机制，那么接下来应该做的也许是讨论如何完善该货币联盟，使其能够以一种平衡的方式运作，同时另一项必须进行的工作似乎是，引进新工具并加强机构权威以改善货币联盟的治理。

但我们并未沿着深化货币联盟的道路走下去，相反我们当前所看到的是一种赢家/输家的心态，一些国家正借机将自身的经济模型强加给其他国家，仿佛所有国家情况相同，可以在同一规则下运转。这一切所带来的后果便是，由于缺乏更具雄心的措施，我们将自身禁锢在一个永恒的危机情境中。与此同时，与当前援助措施相关的政策调整和开支削减将进一步恶化受困国的危机情势，而非助其脱离“苦海”。循此路径，局势恶化将不可避免，因为如果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无法很快到来，结果便是，要么债务国群起反对政策调整和过度的债务负担，要么市场和债权国政府联合起来对不具偿付能力的国家实施封锁，或将之逐出欧元区。如果情势继续下去，那么在许多欧洲人眼里，欧盟将最终成为1980年代和1990年代许多亚洲、拉美国家眼中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强制推行不具合法性的经济意识形态的工具，受援国却又必须遵守这种意识形态，因为缺乏任何替代选项。欧盟有可能继续运作，但欧洲将不再是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工程，相反它仅仅成为一个负责监督宏观经济稳定性的监管机构，并且这种稳定性缺乏民主与认同。

《欧洲走向四分五裂的根源》也看到了：与内部协同的崩溃同样严重的是，欧洲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无法做到以同一个声音发声、行动。身为全球最大的经贸国集团、世界最大的发展援助项目提供者，以及拥有尽管规模有所削减、但依然数量可观的军事和安全机构的欧洲，还在以一盘散沙的方式各行其是，以致效率明显低下。

显然，以实力而论欧洲算不上一个强权国家实体，它也无意以强权国家的方式行使权力。问题在于，即便在像地中海这样地理位置最为接近的地区，欧洲也无法以一种团结而果断的方式行动，要知道，欧洲在地中海地区的实力无疑是压倒性的；而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欧洲有着庞大政治经济实力的机构中，它也同样缺乏影响力或效率。在所有这些多边机构中，欧洲国家众多，而作为整体的欧洲近乎缺席。

曾许诺要实行新的、更有效的外交政策的《里斯本条约》正式生效已一年有余，但欧洲的外交事务却全面瘫痪了。欧洲对阿拉伯革命所作的回应，毫无疑问，只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几十年来，为了换取移民、能源及安全方面的利益，欧洲支持一连串威权、腐败政权的持续统治，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民主价值观的推广和对人权的尊重。然而，当阿拉伯地区的民众在缺乏任何外国帮助的情况下最终掌控自身命运时，欧洲的反应却迟缓、胆怯而懒散，欧洲国家领导人明显更多关注的是保护本国经济利益及控制移民潮，而非支持民主变革。

我们不要自欺欺人，阿拉伯革命与欧元危机类似，在避开绝境后仍有大量工作要做：除了达成和平之外，欧洲还应重建其备受质疑的军事能力的可信度，重建其备受打击的安全和外交政策机构的可信度。由于对欧盟新的外交政策机构，尤其是对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赫尔曼??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欧盟外交事务暨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凯瑟琳??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以及新的欧洲对外行动局（EEAS）所扮演的角色感到万分沮丧，各成员国政府已开始脱离这些机构，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协调和运作。

吊诡的是，我们越是希望欧盟和成员国的利益融为一体、希望布鲁塞尔与各成员国联合一致，我们从中所发现的分裂也就越大：一方面是仅仅以书面形式存在的、缺乏任何效力的欧盟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则是一系列间歇性地以成员国间志愿同盟为基础的政策，且同盟之形成完全借助成员国的资源。如果阿拉伯之春以快速、皆大欢喜的方式收场，欧洲这方面的失败也就不为人知。但如果阿拉伯未来的民主之路异常坎坷，充满局部的成功与失败，具有巨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事实似乎正是如此——那么欧盟就将分裂，将无力对外展现任何影响力，并将在海外变得无关紧要。由于在中东缺乏任何影响力，由于设置入盟障碍从而使土耳其蒙羞，由于放任地中海地区自生自灭，欧盟将不再是一个世界上可信任的政治行为者。

多年来，欧洲公民和精英对一体化进程收益有着心照不宣的共识，欧洲一体化便在此基础上得以推进。但如今该共识在两边均已破裂。一方面，民众收回了授权欧盟机构“民享非民治”的方式进行治理的全权委托。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体化进程已触及国家认同，尤其是福利国家和社会政策这一最敏感神经。对经济、自由主义和放松管制的偏爱最终使一体化建设变得政治化和理想化，而人们原先认为该计划最好掌控在专家和官僚手中。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伴随着民众的背叛，同时出现了我们称之为的“精英背叛”。

德国可谓此现象的最佳例证。根据民意调查，63%的德国人不再信任欧盟，53%的人认为德国在欧盟中没有前途。对德国精英而言，情况也没有多少不同：当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即将超过对法国的出口时，南欧已被视为经济增长的一个绊脚石。关于欧洲一体化承诺的记忆也已随着代际变化而消失：德国当前662名议会成员中，仅有38名在1989年当选。毫无疑问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新德国。鉴于其分量和重要性，德国所发生的任何变化对欧洲一体化建设均具有深远的影响。并且由于新德国的关键特征是对欧盟缺乏信心，它正在输出怀疑而非信任，一如它在过去所做的那样。欧洲引擎一个至关重要的零部件就此停止了运转，没有任何零部件可以替换。缺乏德国的信任，法国可以在经济上得以幸存，甚至可以利用英国来填补德国在外交政策上留下的漏洞，但显而易见的是：没有德国的完全投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将无法推进。

在缺乏德国的领导或任何替代领导者的情况下，一体化进程千疮百孔。欧盟执委会主席巴罗索（Jose Manuel Barroso）、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范龙佩以及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凯瑟琳??阿什顿均徘徊迷失在欧洲的迷雾中，无力发出简单明确的话语以便将自身与那些依然对一体化充满信心的“亲欧派”联系在一起。唯有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出于道德良知会偶尔站出来，构筑反对民粹分子和仇外过激行为的屏障，并试图推动一体化进程。然而，只有个别欧洲议会成员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在必要之时愿意反对本国政府及政党。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以及其他许多国家，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这样一代领导者：他们目光日趋短浅，专注于竞选活动；既无人向欧盟谏言又无人替欧盟讲话。

《欧洲走向四分五裂的根源》悲叹说：时间一天天过去，欧洲分裂的感觉也一天天真切，一天天令人信服。欧盟会彻底解体吗？答案显而易见：会，当然会。归根结底，欧盟只是一种人为构建。正是其必要性和有益性赋予其以存在的合理性，但这一事实并无法阻止其消亡。正如一系列有利因素促使我们大胆推出这一宏伟计划一样，一系列不利因素的涌现也会轻易令其消失，尤其是如果那些负有捍卫之责的国家推卸责任的话。

许多一以贯之的“亲欧派”们切切实实意识到了欧盟解体的危险，他们适时地表达了对局势走向的担忧。然而，他们同时却担心，这种性质的警告会激发悲观情绪，结果只会进一步加速欧盟崩溃。但是，当我们日复一日地目睹欧洲所象征的正派及价值观之底线频频被执迷不悟的政客们所践踏，政客们肆无忌惮地激发欧洲公民的恐惧之时，我们不可能继续对另外一条道路充满期待。只要看看“反欧派”以何等清晰的思路和决心追求其目标，就很难令人相信仅凭乐观主义就足以将欧洲从当前四处弥漫的冥顽不灵、自私自利和仇外主义泥沼中拯救出来。如果另一方不展现出同等决绝的态度和清晰的思路，那么欧洲终将失败。

……………………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何塞·伊格纳西奥·托雷夫兰卡上述的《欧洲走向四分五裂的根源》一文的微观分析虽然细致，但却“察秋毫而不见舆薪”，完全不懂得：欧洲并非“走向”四分五裂，而是欧洲“一直都是”四分五裂的。当然，自从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瓦解以来。而且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自从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瓦解以来，欧洲实际上从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一体化”。

不过，欧盟这样的“一体化”距离真正的“统一国家”，还有一个本质的区别需要跨越。

2004年发表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一书我曾写道：

二十世纪的联合国，依靠论坛形式协调人类政治行为的状态，但在二十一世纪伊始的“九一一袭击”后，联合国机制眼见得破碎飘零了。“欧洲共同体”有幸靠关税同盟而改变历史的宿命吗？这一宿命就是：统一不得不诉诸某种形式的强制理论。我很怀疑。欧洲议会与美国议会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缺乏强制力量；因为美国的强制力量是通过贩卖黑奴、独立战争、屠杀印第安人、血流成河的南北战争、大陆扩张、海外扩张〔通过对西班牙的掠夺〕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稳步建立的，而欧盟呢？欧盟甚至连独立战争都还没有开始呢！有一天，历史也许将证明，人类还是得“穿新鞋走老路”──仰仗某种类似于强秦和罗马的“赐福”？甚至要依靠“全球范围的南北战争”，来实现“世界国家的和平共处”。黄金时代的重来、礼制的天下统治，难道真的可以缺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真的无须必要的斧钺以为支持？”

（参见《第二十六章 礼的精神 Chapter Twenty-six Spirit of Etiquette》，《第八节 黄金时代 （8. The golden age》）

在我看来，欧洲并非“走向”四分五裂，因为欧洲一直都是四分五裂的。其根源，是缺乏一个罗马帝国那样的武力统一。

自从西罗马帝国瓦解外界以来的一千五百多年，东罗马帝国、法兰克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拿破仑、希特勒都企图统一欧洲，甚至匈奴人、蒙古人、突厥人等亚洲草原民族，也都曾经跃跃欲试，但都以失败告终。这是武力统一的失败。

那么，不是武力的统一呢？

以前有“天主教会”，现在有“欧洲议会”。

“天主教会”整合欧洲长达千年，但属下却并不统一，而是小国林立，封建割据。

“欧洲议会”真能克服小国林立的割据状态，完成天主教会的未竟之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