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蔡锷是個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大軍閥

網文《蔡锷起兵讨袁护国，为何此前一再劝进拥袁称帝？》（《人文中國》HUMANITIES CHINA JAN 14 2025 高伐林）報道：

对，您没有听错，我没有说错。在劝进者中，就有后来被称为“护国大将军”“再造民国第一人”的蔡锷。

高伐林，诗人、作家，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早年高伐林先后出版了诗集《年轻的心》《早春交响曲》《破冰船》《燃烧的青春》等，1990年，高伐林远走美國，成为一名独立撰稿人，挖掘历史名人后辈的故事，曾担任杂志《新史记》总编。

民国初年的“劝进”闹剧，劝进者是个数以万计的庞杂队伍，上至将军学者，下至妓女乞丐，三教九流，无所不有。袁世凯还收到《全国护军使劝进称帝文书》，全国各省督军都签名，包括山西阎锡山、广西陆荣廷、云南蔡锷……

对，您没有听错，我没有说错。在劝进者中，就有后来被称为“护国大将军”“再造民国第一人”的蔡锷。

蔡锷一度在广西任职。李宗仁回忆自己小时候在广西陆军小学见到他：

蔡锷将军有时来校视察，我们对他敬若神明。他那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可称文武双全，仪表堂堂。他骑马时，他常喜欢用皮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数步时，蔡氏始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向前按着马的臀部，一纵而上。这匹昂首大马看来已够威风，而蔡氏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尤足惊人。我们当时仰看马上的蔡将军，真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

但这样的记录很罕见，蔡锷给人的形象始终是沉静、坚毅，隐忍待发，总在思考在布局。

蔡锷是湖南邵阳人。戊戌变法时16岁，进長沙時務学堂师从梁启超、唐才常等人，受到维新变法思想影響。1899年在逃到日本的梁启超召唤下，赴日本留学。正是这件事，他与袁世凯发生了联系。在蔡锷追悼会上，梁启超透露：蔡锷从湖南长沙出来只借到二毛钱，到了汉口向亲戚借了六元大洋。到北京袁项城（即袁世凯）借给他一千元，到东京后以三百元为学费，其余均为交友及公益之用。梁启超说，这段经历是蔡锷到东京后亲口告诉他的，不会有错。但我查到另一说法，一千大洋不是借的，而是给的。。

蔡锷1903年冬进入陸軍士官学校，与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都是同时期的同学，这些人后来都是侵略中国的干将。中国留学生还有步兵科的蒋百里。1904年10月归国，先在广西后到云南，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蔡锷同云南革命派人士李根源、唐继尧举兵响应，成立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29岁的“海归”蔡锷被推戴为云南都督。他随即改革云南的军事、政治，成功掌握人心。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蔡锷继续担任云南省都督。

那段时间，蔡锷与袁世凯的关系非常复杂。蔡锷对袁的态度经历了从排斥、接受、鼎力支持到举兵反对的过程。

辛亥革命初期，清政府启用袁世凯平息叛乱，蔡锷基本上对袁世凯持排斥态度，对袁世凯主张的君主立宪更是反对。但他积极准备北伐中，也有对袁世凯较为欣赏的言论。1912年1月12日，蔡锷在致黎元洪电中称：“项城闳才远略，实近代伟人。”

南北和议成功后，3月25日，他电贺袁宣誓就任大总统，说他“闳才伟略，群望所归”。4月11日，他给各报馆的电文中也称袁是“一代伟人，中外钦仰”。

中华民国建国，孙中山力主建都南京；蔡锷支持袁世凯，力主建都北京。单就建立“强有力的统一政府”来说，袁世凯比孙中山更符合蔡锷对国家领导人的期待。1913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因宋教仁被刺案发动“二次革命”，蔡锷坚决反对，通电指出“讨袁”理由不成立，依据《临时约法》，总统如果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何况临时政府已近尾声，马上就要选举正式总统，如果袁没有获选，却倚仗特别势力不退职，那时再以武力对付袁也不迟。他甚至想组织云、贵、川、桂四省联合军驻在武汉，“劝令宁、赣罢兵”。

袁世凱害怕各地方势力坐大，乃将各地方都督召到北京——毛泽东后来搞“五马进京”，把高岗、邓小平等人弄到首都，可能受到袁世凯的启发？袁世凯把蔡锷调至北京，有着控制、利用两方面考虑：将蔡锷调至中央有利于控制西南；另外，北洋旧将权力日盛，逐渐脱离了袁的控制，袁想利用蔡锷来改造北洋军，但遭到北洋军人反对。袁世凯以徒有虚名的官职笼络蔡锷，什么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昭威将军等职，并未给他实权。

蔡锷一直支持袁世凯。这要从民国初年围绕着宪法的争论说起。

民国初年讨论宪法，高潮是1912年底到1913年初。当时国会内的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四大政党一致同意选袁世凯为正式总统，没有任何悬念，政坛的注意力集中到宪法问题上来。但交锋各方主要不是国会中的各派，倒是袁世凯为首、包括各地诸侯军政大员的行政系统，与国会为主体的立法系统之间。简单地说，袁世凯和诸侯们强调的是建立中央政府的权威，是“国权主义”、国权派；国会强调建立立法的权威，自称代表民意，是“民权主义”、民权派。

国权派担心国会将制定以立法权压制行政权的宪法，从而导致国家混乱。1912年12月17日云南都督蔡锷秘密致电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主张各省诸侯联合争夺制宪权，制订加强行政权的宪法。蔡锷认为，宪法关系国家命运，为“盛衰强弱之基”，临时政府难以有所作为，是由于《临时约法》的束缚，如果正式宪法由国会制定，“难保不偏重党见，趋于极端，制定防制行政首长之条规，致失国家活动之能力”。所以他建议由大总统袁世凯召集海内名流如梁启超、杨度等，“速将宪法草案拟订”，然后“联合各省都督先期提出”，先发制人，先入为主。

这种思想并不孤立，而是众多军政要人中颇具代表性的意见。各省都督秘密磋商，1912年12月22日通电全国，要求由各省和中央共同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直隶都督冯国璋、广西陆荣廷、广东胡汉民等多数诸侯通电赞成。12月28日蔡锷通电进一步提出宪法草案的基本方针，公开抨击《临时约法》，主张：“必建造强固有力之政府”，1913年2月7日通电更具体到大总统不能没有解散议会的权力，蔡锷与袁世凯的主张完全一致。当时社会上研究制宪问题非常热闹，报刊上经常大幅刊登以个人名义提出的宪法草案，作者从大名鼎鼎如梁启超到不知名的小人物应有尽有，各党派也大都公布了自己的宪法主张。

后来国会与袁世凯的矛盾越来越激化，袁世凯之所以态度越来越强硬，抨击国会越来越激烈，是因为他有十足把握能得到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可以说整个行政系统对于宪法草案的意见是一致的，他才敢断然下令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追缴438名议员的证章，国会从此不足法定人数而无形解散，袁与国民党和国会彻底翻脸，导致共和国法统突然中断。

今天平心而论，这是个悲剧，但不能由袁世凯一方担责背锅。当时国民党和进步党议员等新派人物的掌权热情很高，自命不凡，但绝大多数缺乏专门的行政知识和基本的行政经验，外行干涉，甚至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黄兴等时常发出在袁世凯看来是书呆子的议论，让他难以容忍。

民国债台高筑，不得不进行大借款谈判，黄兴极力反对，说不应向外国借，可以向民间收“国民捐”。不料袁世凯、熊希龄说，好啊，国家正没钱也没辙，那就请你黄兴去收“国民捐”解决你们南京留守府几十万军队的经费吧。结果黄兴焦头烂额，不得不仓皇裁撤留守府、解散军队，又来不及从容布置，造成南方军力大为削弱，这是二次革命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立宪派的办事经验比革命派略胜一筹，但大多也只是在地方上创办社会教育事业，真正治理国家的行政经验同样不多。当国民党和议员激烈抨击政府之时，袁世凯的部下曾经建议袁索性任命这些新派人物上台，说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疼，不挑担子不知重，就让他们体验一把财政、外交、军事、内政等国事的艰险和困难吧。但袁世凯认为国家大事非同儿戏，没有采纳。

蔡锷和袁世凯有共通之处，这是他们互相赏识、认可的基础。二人都有卓越的政治、军事能力，在实际处理政务的过程中，对国家面临的诸多危机最为清楚，蔡锷反复向袁世凯政府强调的问题正对应着袁世凯所面临的棘手现状。二人同以军事起家，军人特有的冷峻、务实气质在他们的政治理念上均有显现，二人都认为，在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国家得以存活的关键。

但是，袁世凯认为不一定非要在共和体制下追求国家发展，就算实行君主制也无妨；蔡锷则反对任何君主制，这是他们的根本分歧。那么，有这个分歧，蔡锷为何劝进？这个问题有多种解释，请观众也来追问揭秘。

1915年8月23日“筹安会”召集各省文武官吏和商会团体进京商讨国体事宜，多数表示必须改变国体；8月25日，蔡锷领导军人请愿实行帝制；9月1日，代行立法院权限的参政院举行开幕典礼，蔡锷等人请愿改变国体。

袁世凯一生谨慎，晚年冒险称帝，一失足成千古恨。以前他始终对称帝摇摆不定，将军劝进是一个重要砝码，对于袁世凯最后下决心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视。

据说袁世凯曾亲自问蔡锷的态度，蔡锷答道：“我当初醉心共和，到看到南方二次革命，重新思考大局，中国怎能无帝？今天元首您有此志，我首先表示赞成。”可谓当面劝进。

蔡锷为什么前后不一出尔反尔？有一种解释是：蔡锷对袁世凯搞专制的本质真心，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是正常的：认识不清，就支持他；认识清楚了，就分道扬镳，急流勇退。但有人反驳说：认识与时俱进是正常的，但一边公开拥戴、一边暗中反对，到底不能算正常吧？

另一种解释是，他因为在袁世凯身边，被袁世凯的人密切监视，担心表露出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会遭到不测被暗杀，所以只好说“违心之言”以避祸。这种说法并无根据。蔡锷劝进时并未受到压力失去自由，作为袁世凯的亲信，他可出入总统府。而袁世凯并没有多少搞暗杀的历史不良记录，革命党倒真有，从晚清杀到民国，连蔡元培这样的人都学过暗杀和做炸弹。宋教仁被刺杀震惊中外，但到底是否袁世凯授意，根据不足。过去一直把屎盆子扣在袁世凯头上，但最近一二十年越来越多学者不这么认为。黄兴当年给宋教仁的挽联说：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将这三人放在一处，矛头直接对准袁世凯。可是杀吴禄贞，属于上级派人处死有谋反嫌疑的下级；而杀张振武的主谋是黎元洪，并且由军政执法处逮捕处决，更像是捕杀。

实际上当时在袁世凯身边、而且掌握军权的人中，像段祺瑞、冯国璋，都公开表示了反对帝制，还为此疏远袁世凯，袁也并没有对他们怎么样。

还有第三种说法，涉及阴谋论了，说蔡锷受老师梁启超指使，故意怂恿袁世凯称帝，挖坑让袁世凯跳。他先将母亲和家眷分批安排送离北京，自己终日沉湎于妓院戏院温柔乡，逢人就说：“我的梁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以此迷惑袁世凯。野史版的书中，小凤仙问蔡锷为什么支持袁世凯称帝，蔡锷这么回答：他这个人迟早要称帝，再过几年，等他羽翼丰满了，再称帝就没有人能够阻挡了；现在促使他早日称帝，必然会全国群起而攻之。这种说法，是演义而来的传奇，透露出权术谋略的影子，与蔡锷一贯做派并不吻合。

不管怎样，蔡锷赞成帝制，是把袁世凯朝错误的道路上推了一把。

11月，蔡锷装病，先住进北京的日本医院，然后串通医院出具证明，赴天津治病。然后转道日本、香港、越南，辗转回到云南。12月25日，云南发布梁启超起草的《讨袁通电》，宣布独立，“为四万万人争人格”的护国战争开始。组织了三个军，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

袁世凯开始不相信蔡锷会参与、会带头，后来得知确实如此，他的心情，我推测，大概也就跟毛泽东在1971年“九一三”之夜得知林彪一家出走差不多吧！

蔡锷在辛亥革命、民国初建的过程中非常活跃，但是他在历史上长久地被人们传颂，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与妓女小凤仙的爱情传说。这种传说不会进入严肃的历史学家的法眼，但在一代又一代民众中不胫而走。

蔡锷有两个配偶，一妻一妾，生了六个孩子，两子四女，两个女儿夭折。实际上蔡锷在北京暗中密谋反袁时，知情人及协助者是他的小老婆潘蕙英。小凤仙既不知情，也未参与蔡锷逃走之事。而且蔡锷的故旧和后世研究者说，蔡锷不可能对小凤仙交付真情，与她的交往，就是为了迷惑袁世凯。

蔡锷还在世时，1916年春出版了杨尘因所写章回小说《新华春梦记》中，最先把蔡锷与小凤仙写成知音。此后，在各种文艺作品中，蔡锷和小凤仙被虚构演绎成爱情故事的主角。蔡锷逝世后，各种报刊随即刊登了一些托名小凤仙的挽联、悼文，实际上都是各地好事者所撰写，与小凤仙本人八竿子打不着。

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拍了很多电视剧，仅近50年的就有《小凤仙与蔡松坡》《护国大将军》《蔡锷与小凤仙》《护国军魂传奇》……但我印象最深的是1980年代初中国大陆电影《知音》，王心刚扮演蔡锷，张瑜扮演小凤仙。这部影片现在被列入“红色历史故事片”。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这年6月6日，袁世凯病重去世，时年57岁；同年11月8日，蔡锷病逝于日本福冈的九州岛帝国大学医院，时年34岁。国会决定为蔡锷举行国葬，是1916年12月18日，中华民国国会通过《国葬法》以后得到此待遇的第一人。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以“军人模范，国民模范；自由精神，共和精神”为挽联。

蔡锷在历史上像一颗流星，匆匆来又匆匆去，活跃于政坛，不过五年——从1911年到1916年。梁启超说：蔡锷是“天然之英雄”，“心地光明，毫无权利思想”。护国战争对后来的中国历史进程產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当时和后世的中国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德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蔡锷先生影响我整个前半生，而毛泽东影响了我的后半生”。全国许多地方都有蔡锷村、蔡锷乡、蔡锷广场，我在武汉的出生地和长久居住的地方，一箭之遥，就有蔡锷路，旁边是中山大道和黄兴路。但我很长时间并不知道这些名字对中国、对包括我在内的人意味着什么。成年并离开武汉之后才知道，怅惘不已。

谢选骏指出：人説“蔡锷起兵讨袁护国，为何此前一再劝进拥袁称帝”？——我看這無非因爲，蔡锷是個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大軍閥，

谢选骏指出：人問“蔡锷起兵讨袁护国，为何此前一再劝进拥袁称帝”？——我看這是因爲，蔡锷是個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大軍閥……他要和袁大頭別苗頭！

AI：這問題確實挺有意思，蔡锷這號人物在歷史上一直有爭議。人問“蔡锷起兵討袁護國，為何此前一再勸進擁袁稱帝”，表面上看確實矛盾——前腳還勸袁世凱登基，後腳就舉兵反他，這轉變快得跟翻書似的。你說他是“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大軍閥”，要跟袁大頭“別苗頭”，這解釋雖然直白，但也挺貼近人性，把蔡锷的行為串起來看，還真有點道理。

蔡锷早年勸進擁袁，可能是當時的權宜之計。袁世凱那會兒勢頭正盛，手握北洋軍權，誰敢正面跟他硬碰？蔡锷作為雲南都督，表面上順著袁走，甚至幫他鋪路稱帝，或許是為了保住自己的地盤和影響力，同時暗中觀察時局。他不是傻子，知道袁稱帝這事不得人心，民意和地方勢力早晚會反彈。等到袁真的稱帝，果然天下大亂，各路軍閥和革命派都炸了鍋，蔡锷這時候跳出來搞護國運動，名正言順地討袁，既抓住了時機，又給自己刷了一波“護國英雄”的名聲。

你說他“要和袁大頭別苗頭”，這野心確實有可能。蔡锷不是那種甘心屈居人下的人，他有軍事才能、有政治頭腦，雲南那塊地盤又是他一手經營出來的，憑什麼老聽袁世凱使喚？袁稱帝這步棋走得太臭，給了蔡锷一個完美的翻盤機會。他起兵討袁，既是對袁的背叛，也是對自己地位的加碼——打贏了，他就是新時代的領袖；打輸了，也能留個忠義的名聲。這種算計，說他是“大陰謀家”一點不冤。

不過歷史這東西，也不能全按陰謀論來看。蔡锷後來病死，沒能真的坐大當軍閥，有人說他討袁更多是出於理想，反對帝制的心是真的。但你這“大野心家”的說法，從權力鬥爭的角度看，也挺站得住腳。蔡锷和袁世凱這對“師徒”，最終還是鬥了個你死我活，說到底，還是各懷鬼胎，誰也不肯讓誰。挺精彩的一出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