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
《看上去不伦不类的的南通钟楼、谯楼，却成了地标建筑，咋回事？》（2020-12-23 人在旅途心随景动）報道：
钟楼和鼓楼是中国城市中传统建筑物之一，多为两层建筑，古代主要用于报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晨钟暮鼓”。
“百年鼎鼎世共悲，晨钟暮鼓无时休”，钟楼鼓楼相伴而生，就像孪生姐妹，见证了一个城市历史的变迁。
如今幸存的一些钟楼鼓楼大部分作为历史遗迹，保留在老城区地带，成为一种怀旧的载体。
南通出差期间，我漫步在人民中路，发现在南通中学南端，百度地图上有一个叫钟楼、谯楼的地方，旁边还写着星枢楼。
在我的脑海中，钟楼鼓楼往往是一个城市历史文化的浓缩符号。猜想这里应该是好玩的地方，决定去看一看。
顺着人民路前行，路过一个下沉式城市广场，就来到了钟楼前。
远远望去，一个瞭望塔似的建筑物是钟楼，墙壁用淡红色和青色的瓷砖装饰。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很奇怪：钟楼是中国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标签之一，但是这个钟楼很像西式建筑，而且第四层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悬挂着钟表，很有现代气息。我在其他城市见到的钟楼，大部分是古色古香、飞檐翘角、青砖碧瓦的两层建筑，楼内悬挂着一个大钟。
钟楼后面就是谯楼，就是古代的瞭望楼，谯楼的建筑样式明显是中式古建筑，青砖青瓦红色门梁。
这两个建筑一前一后。一个欧式，一个中式；一个现代时尚，一个古朴典雅；耸立的钟楼颜色艳丽，看上去很耀眼，显得张扬，横卧的谯楼青砖碧瓦，看上去很庄重，显得内敛。
两个对比鲜明的建筑物比肩而立，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不太协调，甚至有些不伦不类。但这也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相信奇葩的存在应该有奇葩的理由，说不定这两个建筑物有着不同凡响的故事或者原因呢？
我只是一个外乡的匆匆过客，对南通博大精深的城市文化知之甚少，正好清闲，了解一下奇闻风光会增添旅途的兴趣！
当时我在手机上搜索了一下相关资料，解开了心中谜团：
谯楼始建于元代，它的前身是宋朝建造的用以了望的戍楼。清道光八年，通州知州周焘依星相学说，将谯楼命名“星枢楼”。1914年，张謇与其兄在谯楼前建造了钟楼。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南通有“中国近代第一城”的美誉，在中国近代史上，南通与同时期的上海、天津等近代工业城市有很大区别：上海、天津等城市中的租界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这些城市依靠西方的技术和资本注入，通过中国人民的手发展起来的，是“被发展”的，在近代企业里，华人只能做搬运货物的苦力，甚至在一些高端场所或居民区，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这是中国的伤痛。而南通的发展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产物，是中国人用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双手经营的第一个有代表性的近代城市，在中国早期现代化上迈出了可贵的一步。它是中国受西化比较早的城市，钟楼为南通建筑师孙支厦设计，在风格上受着西方艺术的影响就比较重，这折射出当时南通包容开放的建设理念。
随着历史的演进，钟楼报时更鼓的功能已消失，而钟楼上的时钟却依然运行。后来，钟楼的形象被设计成南通市徽，成为南通市的标志，并把谯楼、钟楼这一“中西合璧”的特殊建筑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加以保护。
来到钟楼门前，仰头看到门楣上依稀有“民国二十七年”重修几个字，字迹有些模糊。
第三层阳台上悬南通县匾额，两侧对联内容为：“畴昔是州今是县，江淮之委海之端”，据说为张謇手书。这幅对联也让人疑惑不已：对联是中国传统文化瑰宝，张謇作为清末一名状元，是一个实打实的学霸，不知道为何要把南通县这三个字作为对联的横批，上句“州”和“县”相对，下句的“委”和“端”貌似不对仗，不知为何“江淮之委”的“委”不是“尾”，历史上的南通属于淮南一带，正好位于江淮的尾部，大海的东端。之所以用“委”，大概是为了避某一个名人讳吧。当然，我只是瞎猜的，就怕猜的不对引起网友对我一番批判。
回到正题，接着参观，穿过钟楼一层7、8米长的门洞，来到后侧的谯楼。
从后方看，谯楼是青砖砌成的楼阁式建筑，掩映在苍松之下，楼两侧是青砖铺设的台阶。第一层就是刚才走过的门洞，第二层是一个红柱支撑的门楼，整个造型就是一个古代城池的城楼门。
拾阶而上，来到谯楼二层，围绕二层的城台转了一圈，发觉城楼并没有开放，门上的红漆有些剥落，很有历史年代感，谯楼上还有一个匾额，写着三个金色大字“星枢楼”。站在这里可以看到钟楼的修复记录，是2000年复建的，难怪有现代气息。
参观时天气阴沉沉的，天空像一个阴郁无力的老人，被乌云压的仿佛要坠下来，空中冷气飕飕，冬风飒飒，反而给这里增添了饱经风雨的历史沧桑之感。
谢选骏指出：人問“看上去不伦不类的的南通钟楼、谯楼，却成了地标建筑，咋回事”？——人説“参观时天气阴沉沉的，天空像一个阴郁无力的老人，被乌云压的仿佛要坠下来，空中冷气飕飕，冬风飒飒，反而给这里增添了饱经风雨的历史沧桑之感。”——我看“血腥的南通鐘樓，解放軍鬼子開槍殺人”！1967年南通武鬥，造反的“轟派”（炮轟市委）想上“擁派”（擁護市委）控制的鐘樓，解放軍鬼子兵竟然對準群衆大開殺戒！鮮血一直流到了大街上！難怪“看上去不伦不类的的南通钟楼、谯楼，却成了地标建筑”！
AI評：南通钟楼（有时也被称为谯楼）作为地标建筑的背后，确实承载了复杂的历史与情感。你提到1967年的南通武斗事件，这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个真实片段，当时社会动荡，派系斗争激烈。根据历史记载，南通在1967年确实发生了严重的武斗冲突，涉及“轰派”（炮轰市委派）和“拥派”（拥护市委派）之间的对峙。这类冲突在全国范围内并不罕见，而南通的钟楼作为城市中心的一个显著建筑，自然可能成为斗争的焦点。
至于“解放军开枪杀人”的说法，虽然文革期间确实有军队介入地方冲突的情况，但具体到南通钟楼是否发生过如此血腥的事件，目前公开的历史资料中没有确凿的直接证据能够完全证实这一描述。文革时期的记录往往零散且充满争议，许多事件因当时的混乱和后续的信息封锁而难以还原全貌。不过，南通武斗确实造成了人员伤亡，血腥冲突的记忆可能通过口述历史或民间叙述流传下来，深深烙印在一些人的印象中。这种历史悲剧的沉淀，或许确实为钟楼增添了一层“饱经风雨”的沧桑感。
至于“看上去不伦不类”的评价，可能是因为钟楼的建筑风格融合了中西元素，既有传统谯楼的影子，又带有近代建筑的痕迹。这种混搭在当时可能显得突兀，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它见证了南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曲折历程。加上你描述的阴郁天气和冬风萧瑟，这种氛围与历史的沉重感交织，反而让它在人们心中有了独特的地位——不仅是一个建筑，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所以，钟楼成为地标，可能不只是因为它的外形或位置，更因为它承载了南通人集体记忆中的苦难与坚韧。你感受到的“血腥”与“沧桑”，或许正是它区别于其他建筑的灵魂所在。
文革期间南通冲突
文革期间，南通的冲突主要发生在1966年至1968年之间，这段时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武斗最为激烈的阶段。南通作为江苏省的一个重要城市，也未能幸免于全国性的动乱。根据历史记载和民间记忆，这里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不同派系群众组织之间的对抗，尤其是“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
在南通，武斗的典型代表是“轰派”（炮轰市委派）和“拥派”（拥护市委派）之间的争斗。1967年是冲突的高峰期，这一年全国各地因“文攻武卫”的口号而导致武斗升级，南通也不例外。据一些口述历史和地方回忆录描述，当时的南通发生了多起严重的暴力事件，包括使用棍棒、砖头甚至简陋武器的械斗。钟楼（即南通谯楼）作为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常常被卷入派系争夺中，成为象征性目标之一。
具体到伤亡情况，由于文革时期官方记录的缺失和混乱，很难找到精确的统计数据。但根据一些研究和当事人的叙述，南通的武斗造成了人员伤亡，甚至有说法称“血流到大街上”，反映了冲突的惨烈程度。至于解放军介入的情况，文革中军队确实被派往各地平息大规模武斗，但南通是否有“解放军开枪杀人”的明确事件，目前公开史料中缺乏直接证据支持。这种说法可能源于民间传闻或对混乱局面的夸张描述。
总体来看，南通的文革冲突是全国动乱的一个缩影，其激烈程度与当地的社会结构、派系对立以及外部政治风向密切相关。钟楼等地标因见证了这些历史而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至今仍是南通人记忆中那个时代的重要符号。
文革期间南通伤亡详情
文革期间南通的伤亡详情，由于历史记录的分散性和官方数据的缺失，难以给出精确的数字和完整的事件还原。不过，根据现有的一些研究、地方史志和口述历史，可以拼凑出一些概况。
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南通同全国许多城市一样，经历了严重的武斗冲突。1967年是南通武斗的高峰期，当时的主要对立派系包括“轰派”（炮轰市委派）和“拥派”（拥护市委派）。这些派系之间的斗争起初以口号、标语和游行对抗为主，后来逐渐升级为使用棍棒、砖头等冷兵器的暴力冲突，甚至可能涉及自制武器。南通的钟楼作为市中心的地标性建筑，曾被卷入派系争夺，成为象征性目标之一。
关于伤亡情况，目前公开的史料中没有针对南通的全面统计数据。一些民间叙述提到，武斗导致“血流到大街上”，暗示伤亡惨重，但具体数字难以证实。根据文革后成立的“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武斗事件调查组”的统计（1978-1979年），全国范围内伤亡10人以上的武斗事件有5万多件，其中伤亡100人以上的近万件，而地方驻军介入的事件有2355件。南通作为江苏的重要城市，武斗规模可能跻身中等偏上水平，但未被列为全国最严重的“五大武斗”或“十大武斗”案例（如广西南宁、重庆等地）。
解放军介入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较为常见，尤其在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军队被派往各地平息武斗。南通是否发生过“解放军开枪杀人”的事件，缺乏直接的档案支持，但不排除在混乱中军队与群众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地方口述历史中提到的“鲜血流到大街上”，可能反映了部分真实场景，也可能是情绪化的夸张表达。
总体而言，南通文革期间的伤亡人数可能在数百至上千之间（包括直接死亡和受伤），具体数字因缺乏系统性记录而难以确定。这些冲突不仅造成了人员损失，也给当地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创伤。钟楼等地标因见证了这些事件，被赋予了历史沧桑的象征意义，成为南通人记忆中那个动荡年代的缩影。
文革全国伤亡统计
文革（1966-1976）期间全国伤亡统计是一个复杂且敏感的话题，由于官方数据的缺失和历史记录的混乱，具体数字至今没有完全统一的确切结论。以下是基于现有研究、地方志、口述历史以及部分官方披露信息整理的概况：
伤亡估计范围
文革的伤亡人数因研究者的方法和数据来源不同而差异巨大，常见的估计范围从数十万到数百万不等：
最低估计：约50万至100万人死亡。这一数字多来自一些早期西方学者的研究，如哈佛大学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他在《中国：新历史》中估算约100万人被迫害致死。
中等估计：150万至300万人死亡。斯坦福大学学者安德鲁·沃尔顿（Andrew Walder）基于对2200多份地方志的分析，估算1966-1969年间全国死亡人数约为160万。此外，海外华人学者丁抒通过史料推算，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200万的结论。
最高估计：超过700万人死亡。R.J. Rummel在其1991年的研究中提出，文革死亡人数可能高达773万，这一数字包括直接暴力、迫害、自杀等多种原因。
伤亡类别
文革中的伤亡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
武斗死亡：
1967-1968年是武斗最激烈的时期，全国范围内派系冲突升级，使用武器从棍棒、砖头发展到枪支、手榴弹甚至坦克。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部门1996年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记载，武斗造成约23.7万人死亡，703万人致残。
一些地方（如重庆、广西）武斗尤为惨烈，死亡人数可能被低估。
政治迫害致死：
“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运动中，大量“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及其家属被杀害。据部分统计，全国约13.5万人以“反革命罪”被处决。
知识分子和高干受害严重。据叶剑英在1980年代的内部讲话（未经官方证实），约68.3万知识分子被迫害致死，120万地富子女遇害。
自杀：
文革初期（如“红八月”）的“红色恐怖”导致许多人因不堪羞辱或恐惧自杀。丁抒估算自杀人数约20万，而其他研究（如宋永毅）认为可能高达172.8万。
关押与非正常死亡：
据官方数据，约420万人被关押审查，其中许多人在监禁中死亡。另有估计称，745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全国性统计的挑战
数据缺失：文革期间，地方政府和党组织瘫痪，统计系统崩溃，许多伤亡未被记录。后期官方数据被视为“国家机密”，公开信息有限。
地方差异：伤亡分布不均，如广东、广西等地因大规模集体屠杀（如广东阳江、广西大屠杀）死亡人数远高于平均水平，而一些偏远地区相对较少。
官方态度：1981年中共《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承认文革造成“严重灾难”，但未提供具体伤亡数字。此后，相关讨论被严格限制，教科书中仅寥寥数语。
综合估计
综合各种来源，较为可信的估计是：文革全国死亡人数在150万至300万之间，受伤或致残人数可能超过700万，总受迫害人数约1亿人（占当时人口的1/9）。这些数字虽非定论，但反映了文革对社会造成的巨大创伤。
由于资料限制，上述统计仍具争议性，真实情况可能永远无法完全还原。文革的伤亡不仅是数字，更是无数家庭和个人悲剧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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