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美国科学走向道家宗教

《长寿与健康：限制卡路里摄入量是否健康长寿的秘诀？》（亚历克斯·莱利 BBC 2022年2月1日）报道：

设想一下在不远的将来：餐馆里坐着第一次约会的一男一女。在最初的紧张过去后，一切进展顺利。

约会的男士说自己33岁，多年来大部时间一直单身。虽然他没说，但他知道自己想安顿下来，找人成家育子。女士回答说，她52岁，结过婚又离异了。她孩子已经20出头。他根本没想到 - 因为她看上去跟他一样大，或者更年轻。

这是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所（以下文章中简称NIA）马蒂森的梦想。她的设想是虽然实际年龄每年都在递增，但生理年龄（或生物年龄）却未必同步，未来的老年人不必像今天这样（衰老）。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牵强附会，但由于医学进步以及健康生活的改善，我们的社会已经朝着这一目标迈出了一大步。例如，2014年美国健康访问调查报告称在50-64岁人之间，16%的人每天受慢性病折磨，但30年前这一比例则为23%。

换句话说，除了更加长寿外，我们还正在受益于更长的“健康寿命”——而后者证明更具可塑性。

借用一下美国前总统肯尼迪（John F Kennedy ）1961年在美国白宫首次老龄大会上演讲的大意，我们真的可以将生命力赋予年龄，而不仅是把年龄递加给生命。

那么，我们需要怎样做才能进一步提高生命的长度和质量呢？全球研究人员都在为寻找各种方法而忙碌着，但对马蒂森和她的同事而言，答案很简单：改变饮食。

他们相信，健康老年的关键可能就是通过“限制卡路里”（“calorie restriction”）方法来减少盘中餐的份量。这种饮食要比不时减少高脂肪食物更进一步。

它是永久性逐渐和谨慎减少进食量的方法。早在1930年代初，人们就发现每天减少30%的进食量，就能让蠕虫、苍蝇、各种老鼠以及猴子活得时间更长，而且更活跃。

换句话说，在整个动物王国限制卡路里被证明是减少生命疾苦的最佳方法。而人类也可能会获得同样多的收益。

高卡路里食物到处都是。

其实，个人饮食对其健康影响的主张比今天任何历史所记载的都要早。像许多学科一样，这方面第一个详细记录来自古希腊。

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是断言疾病是自然、而非超自然现象的最早医生之一。

希波克拉底观察到许多疾病与暴饮暴食有关；而（古希腊）肥胖者往往比苗条者死得更早，这一点很清楚，而且已经被记录在案。

这些思想从古希腊这一科学中心传播开来，几个世纪以来被人采纳和应用。

15世纪末时，意大利威尼斯附近小村庄的一位体弱多病的贵族阿尔维斯·科纳罗（意大利语也称为路易吉·科纳罗，Alvise Cornaro）将这一广泛流传的智慧实践在自己身上。

如果放纵对身体有害，那饮食“禁欲”是否会有帮助呢？为了找到答案，当时40岁的科纳罗每天只吃350克的食物，而根据最近的估算，大约相当于1000卡路里。

他吃面包、意大利细长面包或喝汤、以及鸡蛋。肉食他则选择小牛肉、山羊肉、牛肉、鹧鸪、画眉鸟，以及任何能买到的家禽。他还买从本地河中捕捞的鱼。

虽然限制进食量，但科纳罗并不限制进食种类。直到40多年后去世前科纳罗称自己已经获得了“完美健康”。

饮食对健康和寿命有巨大影响。

尽管科纳罗上年纪后把生日改了，声称自己活到了98岁，但据信他去世时真实年龄为84岁 - 这在16世纪仍然非常了不起，因为当时人们如果能活到50或60岁就已经被认为老年人了。

1591年，他孙子在他死后出版了他的三卷本著作《论朴实生活》（“Discourses on the Sober Life”），把限制饮食的做法推进了主流社会，并重新定义了衰老本身。

科纳罗还称，随着晚年健康进一步的提升，具备充分心智能力的老年人，将能够把他们几十年积累的知识派上用场。有了科纳罗的饮食，美丽属于长者，而不是年轻人。

长寿试验

科纳罗无疑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但他的发现不应被任何一个学科当作事实。即使他言必行、在近半个世纪中没有得任何病——虽然这似乎不太可能，他也只能作为一个个例而已，无法代表整个人类。

但自从1935年以来，在白鼠身上所做的基础研究发现，如果把白鼠的饮食减少30-50%，不但证明它可以延长寿命，还能延缓与衰老相关的各种疾病。

当然，对老鼠或是其它实验室生物有效的试验可能对人类不一定有效。

而跟踪成年人一直到死亡的长期试验很罕见。马蒂森表示，她不认为人类长寿研究将能成为一项可获得资助的项目。

她说，“即使你从40或50岁开始，也还有40/50年的研究”。此外，她补充道，还要确保外部因素 - 例如运动、吸烟、医疗以及精神健康 -不影响试验的最后结果。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是社会和文化的复杂生物。

猴子试验证明少吃更长寿健康。

这就是为什么在80年代后期，两个独立的长期试验——一个是NIA的，另外一个是威斯康辛大学的——都是针对恒河猴的卡路里限量和衰老的研究。

我们不仅与这些灵长动物有93%的DNA一样，衰老的方式也相同。

慢慢地，在中年以后（大约在猴子15岁时）它们的后背开始驼，皮肤和肌肉开始下垂。头发虽然继续生长，但却从浅棕色变成灰色。

还有更深层的相似之处。这些灵长动物随着年龄增长，癌症、糖尿病以及心脏病发病的频率和严重性也随之增加。

威斯康辛大学的老年学专家安德森说，“它们是研究衰老的绝佳模特”。

而且，它们也容易控制。研究人员给这些猴子喂食特制饼干，包括威斯康辛大学76只猴子和NIA的121只猴子的饮食都是根据它们的年龄、体重以及胃口而量身定做的。

所有猴子都会得到它们身体所需的全部营养和矿物质。但不同的是，其中一半数量的猴子所吃的是卡路里限量饮食（calorie restricted，或简称 CR)，它们少吃了30%卡路里。

它们没有营养不良或忍受饥饿。以43岁的猴子谢尔曼为例，马蒂森说，它是在1987年16岁时开始采纳CR饮食的。谢尔曼没有出现任何明显饥饿迹象，而这在它同类恒河猴中却非常典型。

谢尔曼还是有记录以来最年长的恒河猴，比其它人工圈养的同类平均寿命几乎长出近20年。

随着比它更年轻的其它猴子生病和死亡，谢尔曼似乎不见老。即使到了30多岁，在猴子寿命中已属老年，但无论外表或行动上都不像一只老猴。

在NIA试验组的其它猴子也在不同程度上与谢尔曼类似。马蒂森说表示，这些采纳CR饮食的猴子糖尿病和癌症的发病率都更低。

2009年，威斯康辛大学的试验也发表了类似惊人的结果。

老年同样可以享受健康

同喂食标准饮食的对照组猴子相比，CR饮食组的猴子不仅看上去要年轻得多 - 毛发更多、松弛更少，以及更多棕色毛发而不是灰色，机体内部也更健康，没有病态。

癌症——例如，该物种所患的常见肠腺癌——也减少了50%。同样，心脏病风险也被减半。

虽然自由进食组有11只猴子出现糖尿病，另外5只为糖尿病前期症状，但CR组的所有猴子血糖都健康正常，对它们来说，根本没有糖尿病问题。

总体而言，在20年里CR组中只有13%猴子死于与老龄有关的疾病，但在对照组中则有37%，几乎是CR组的3倍。

在威斯康辛大学2014年的最新研究中，这一比例保持稳定。

安德森表示，他们试验已经证明可以控制灵长类的衰老问题。她说，“因为很明显，它有点被掩盖了。但从概念上讲，这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衰老本身是临床干预和医学治疗的一个合理目标”。

换句话说，如果能够延缓衰老，那所有与衰老相关的疾病也将随之被延缓。安德森表示，如果一次只解决一种疾病并不会显著延长人们寿命，因为他们还将会死于其它疾病。

安德森说，“就算你治愈了所有癌症，也无法阻止人们死于心血管疾病，或者失智症（俗称老年痴呆）、或是与糖尿病有关疾病所导致的死亡。但如果你从解决衰老问题入手，你就可以一下子解决许多与之有关的疾病”。

少吃无疑似乎帮助了猴子，但对于现实世界中的人来说，限制卡路里要难得多。

运动和饮食都可以预防和延缓衰老。

一方面，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获得常规的、高热量的饮食；再加上外卖送餐服务公司户户送（Deliveroo）以及优食（UberEats）等，让人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美食。

第二，对有些人来说长胖似乎更容易。

安德森表示，由于所有这一切存在巨大遗传差异，因此对某些人来说，保持苗条要比其它人更难。“我们都知道有的人能吃一整个蛋糕也不长胖，没有任何变化，而另一些人哪怕只是走过有蛋糕的桌子衣服尺码都会增大，”她说。

理想情况下，我们所吃的食物种类和份量应该根据个体情况而制定——我们体重增加的遗传倾向；我们如何代谢糖；如何储藏脂肪，以及那些目前超出科学指导范围的其它生理现象，或许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

我们或许可以把“容易长胖”作为生活方式选择的指南，而并非是不可避免的。波士顿塔夫茨大学饮食科学家罗伯茨表示，她个人有家族肥胖遗传史，因此她采取灵活卡路里限制饮食。

她说，“我把自己的BMI（身体质量指数）保持在22，并计算出如果我的BMI像我所有其他家人那样是30的话，那我需要吃80%的份量”。

罗伯茨强调这并不难 - 她使用一个叫iDiet的工具控制自己的体重，它有助于她少吃，但又避免饥饿感或妨碍她享受美食。她补充道，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她也不会采纳卡路里限制法。

罗伯茨不但亲眼见证了她家人的肥胖问题，而且她比大多数人都更知道CR饮食的好处。过去10年她是领导“减少能量摄入长期影响综合评估”（也称为Calerie，以下简称Calerie）的主要科学家。

过去两年以来，他们把218名年龄在21-50岁的健康男女分成2组。其中一组可以像平时一样正常进食（随意）；但另一组则采纳CR饮食，少吃25%。每隔半年对两组人员进行健康检查。

当然，与恒河猴的试验不同，两年的试验无法确定CR是否能减少或是延缓与衰老有关的疾病，原因是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看到这一发展。

但退而求其次，Calerie试验可以检测出：心脏病、癌症和糖尿病的早期生物迹象。

发表在2015年的这一为期两年试验结果非常正面。在CR控制组人的血液中，“好”与“坏”胆固醇比值有所增加；与肿瘤形成有关的分子 - 称做肿瘤坏死因子（TNF） - 减少了大约25%；胰岛素抵抗水平（糖尿病的明显迹象）同正常饮食组人相比也下降了近40%；他们的总体血压也更低。

诚然，一些好处可能是由体重减轻带来的。而Calerie的早期试验既包括肥胖人士，也有BMI指数在25或以下的健康人士。减肥肯定将会改善那些体重偏重参与者的健康。

罗伯茨表示，长期以来清楚无疑的一件事就是超重或肥胖肯定对健康不利。她补充说，之前被认为是跟年龄相关的疾病现在已经在肥胖人口中出现。

但最新结果显示，已经健康的人群 - 体重正常者（BMI指数在18.5-25之间）——也可以从中获得显著的健康益处。

尽管这样，在建议任何BMI指数正常者是否应减少卡路里摄入量前仍需进一步试验的证据。（建议任何希望改变饮食者事先要咨询医学专家。）

控制卡路里对体重和健康有很大影响

与此同时，科学家们希望他们的猴子试验能帮助我们理解到底为什么限制卡路里能够产生这些影响。

NIA和威斯康辛大学所做的研究意味着他们拥有对近200只猴子长达30年的数据：它们的生与死、血液和组织标本。研究人员希望揭开CR这个黑匣子的秘密，阐明它是如何延缓衰老的。

随着进食量减少，新陈代谢系统是否会被迫充分利用摄入的养分、提高运作效率？或者，身体是否里有一个共同调节衰老的分子开关，随着卡路里减少能把它打开（或是关掉）？或者干脆还有一个我们未知的机制，掌控着生与死？像谢尔曼这样的猴子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它们生命本身。

要想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还需要许多年。安德森说，即使她克隆10个自己，一起拼命工作也未必能解决这个问题。

“生物学是异常复杂的”，安德森说。但是研究意义重大 - 弄明白CR是如何工作的，以及其他一些可能用于定向治疗我们生物学中具体部位的方法。

安德森还表示，或许无需限制卡路里，也可以直接治疗衰老问题。她认为那才是真正的“黄金门票”。

虽然缺乏简洁答案，但限制卡路里是改善健康以及对我们生命长久影响最有希望的途径之一。罗伯茨表示，从Calerie试验中，他们还没有看到令他们认为CR不起作用的情况。

她还表示，不像其他药物治疗，CR不会带来一大堆可能的副作用。“我们的参与者没有更饥饿，他们心情良好，性功能正常。我们努力想找到坏处，但却找不到”，罗伯茨说。

罗伯茨说，一个意料之中的问题是，随着体重逐渐减轻，骨密度会有所下降。但作为预防措施，在整个试验期间他们为志愿者提供少量钙补充剂。

罗伯茨表示，因为，这（Calerie试验）是此类研究中的第一个，即使结果令人鼓舞，他们当中也不会有任何人会充满自信地说，“好吧，我们将向世界上所有人推荐这一方法”。

“但它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前景。我认为延迟慢性疾病是每个人都想做的事，并为之感到兴奋，因为没有人愿意与慢性病为伍”，罗伯茨说。

作者亚历克斯·莱利（Alex Riley）居住在德国柏林。

谢选骏指出：上文言之凿凿的美国科学，在我看来无非是在走向道家宗教的“辟谷”观念——

网文《辟谷》报道：

“辟谷”，又称却谷、去谷、绝谷、绝粒、却粒、休粮等，源自方仙家养生中的“不食五谷”，即不吃五谷杂粮，而以药食等其他之物充腹，或在一定时间内断食，是古人常用的一种养生方式。

辟谷，常与服气相联，称服气辟谷。服气，顾名思义就是服食空气，后受道家思想影响，而称服食精气或天地元气。这是以气代食之功，服气辟谷修炼法是道教历来讲究的道法，从汉代起就有道士服气辟谷的传说，而且历朝历代仿效者不乏其人。

辟谷别名——却谷、去谷、绝谷、绝粒、却粒、休粮。

由来

《山海经》载有“食气”之民，后有“食气者神明而寿”的传说，类似观念被庄子改造成神人之功，《庄子·逍遥游》载：“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藐姑射之神人，无须五谷等食物，只须饮食风露。

辟谷术起于先秦，大约与行气术同时。集秦汉前礼仪的论著《大戴礼记·易本命》说：“食肉者勇敢而悍，食谷者智慧而巧，食气者神明而寿，不食者不死而神”，是为食气术最早的理论根据。《淮南子·地形训》也有类似的记载。道教创立后，承袭此术，修习辟谷者，代不乏人。从汉至宋，辟谷术在道教内一直十分流行。西汉有《去（却）谷食气篇》云：“去（却）谷者食石韦。首重、足轻、体轸，则昫（呴）炊（吹）之，视利止。”意谓初行辟谷时往往产生头重脚轻四肢乏力的饥饿现象，须用“吹呴”食气法加以克服。这里将辟谷与行气联在一起，和《庄子·刻意》将行气与导引联在一起一样，似皆表明此三术在先秦时最初存在的状态，即表明它们大体是同时出现的。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两件举世瞩目的气功文物：导引图和《却谷食气篇》。前者是绘有各种导引姿势的彩色帛画；后者是记载辟谷食气具体方法的帛书，为我国第一部辟谷疗法专著。据考证，帛书是汉初的写本，大约在高祖惠帝时期（前206—188），详其内容，可能是先秦时流传下来的古逸书。

典籍中的有关记载

《史记·留侯世家》记述留侯张良禀体多病，采用导引、辟谷等术疗疾并习练轻身之功。《汉武帝外传》载，东汉方士王真“断谷二百余年，肉色光美，徐行及马，力兼数人”。《后汉书·方术传》载：“（郝）孟节能含枣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曹植《辩道论》载郗俭善辟谷事，谓曾“躬与之寝处”以试之，“绝谷百日，行步起居自若也”。曹操招致的方士群中，甘始、左慈、封君达、鲁女生等皆行辟谷术。东晋道士葛洪反对单行辟谷可致仙的观点，但并不怀疑辟谷术的健身延年效果。他在《抱朴子内篇·杂应》中说：“余数见断谷人三年二年者多，皆身轻色好”，并举出具体例子以证之。《北齐书》中记载一个隐居于琅琊山的修行者，练辟谷之术，服用松子、白术、茯苓等生药，以求长生不老。《南史·隐逸传》载，南岳道士邓郁“断谷三十余载，唯以涧水服云母屑，日夜诵《大洞经》”，陶弘景“善辟谷导引之法，自隐处四十许年，年逾八十而有壮容”。《北史·隐逸传》称陈道士徐则“绝粒养性，所资唯松术而已，虽隆冬冱寒，不服棉絮”。《旧唐书·隐逸传》载，唐道士潘师正居嵩山二十余年，“但服松叶饮水而已”，其徒司马承祯亦传其辟谷导引服饵之术。《旧唐书》记载一个叫王远知的人，修习吐纳导引之术，服食灵芝和白术等，活到百岁以上，且头发乌黑、步履轻捷。《宋史·隐逸传》载，宋初道士陈抟居武当山九室岩，“服气辟谷历二十余年，但日饮酒数杯”。《宋史·方技传》载，赵自然辟谷“不食，神气清爽，每闻火食气即呕，唯生果，清泉而已”，柴通玄“年百余岁，善辟谷长啸，唯饮酒”。

谢选骏指出：美国科学走向道家宗教，说明西方文明已到极限，可谓黔驴技穷，只好走向神秘主义了。西方文明已经彻底背叛了基督教，日益迷信东方宗教，佛教不够，还要道教——这意味着上帝启用中国的时候到了，十字军西征的序幕已经揭开。

谢选骏：子贵母死制铲除了母系社会的外戚专政

网文《子贵母死制》报道：

在中国古代皇权专制社会中，立储制度是政治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很长时期实行“子贵母死”制度，即皇子一旦被立为储君，其生母必须被赐死，这项残忍的制度对北魏的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子贵母死制

立太子前，先赐死其生母。这种残忍的传位方式，史学界称之为“立子杀母”或者“子贵母死”。

开此先河的，是汉武帝；形成制度的，却是拓跋氏。汉武帝“立子杀母”，在西汉仅此一例；而拓跋氏的“子贵母死”，却在北魏沿袭成势。

北魏时期，由君位传承引发的动乱十分频繁，贺兰、独孤、慕容等部落与拓跋部既为联盟，又世代为婚，成为君位传承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当时北魏尚未确立一套父子传承的嫡庶长幼之序，储君的策立和登基往往有赖于母后和母族的强大，可谓“母强子立”。

拓跋君长的妻族或母族也往往通过他们来控制拓跋部内大事，由于北族妇女没有礼教束缚和对其用权的制约，所以她们要直接把握朝政也比较容易。道武帝拓跋珪即位，即赖于母后及舅族的干预和支持，但到这时，这一传统已经成为北魏由部落联盟向帝国转轨的负担。为了改变这种局面，道武帝先用战争手段强制离散母族贺兰部、妻族独孤部、祖母族慕容部等大部落，统一代北，再后来他先后逼死自己的母亲贺兰太后，赐死太子母刘皇后。虽然之前亦有神元帝杀窦后的先例，但从道武开始，“子贵母死”开始成为易代之际的惯例。

“子贵母死”目的是为防母后干政。汉武帝杀钩弋夫人，就是因为欲立钩弋之子为太子（即后来的昭帝），子少母壮，“恐女主颛恣乱国家”。《魏书》论其源流时或曰汉典（汉武杀钩弋事），或曰北魏旧制。当然汉典只是“包装”，根源还是在拓跋旧制，在北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形成

形成在建国与巩固统治的过程中，拓跋珪逐渐感到母亲和妻子背后的势力是对自己权力的最大威胁。虽然他知道如果没有母亲和贺兰家族的支持，他就不可能获得登上君位。但童年时母亲以他的名义缚什翼犍请降的事情仍然让他心有余悸，很担心类似的事情还会在自己的子孙身上重演。经过考虑之后，他决定防患于未然，先杀死长子拓跋嗣的母亲、来自独孤部的刘贵人，彻底消除母后势力可能带来的影响。但当他向太子解释这件事情时，一向孝顺的拓跋嗣却日夜痛哭不止，不论拓跋珪怎么给他讲大道理都没有用。最后拓跋珪发起怒来，命令拓跋嗣立即进宫，太子身边的人知道拓跋珪的脾气，不知道这一去会遭到怎样的厄运，就劝太子先躲起来，等到皇帝怒气平息的时候再去见他，于是拓跋嗣就依计逃走了。

既然拓跋嗣失踪，拓跋珪只好考虑另立一个太子。下一个儿子是清河王拓跋绍，他的母亲也来自贺兰部，是贺氏的妹妹，拓跋珪的亲姨母。拓跋珪年轻的时候在贺兰部落见到她，当时就被她的美丽打动。当时鲜卑人在婚姻上没有什么辈分的忌讳，娶自己的姨母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贺氏只是觉得自己的妹妹长得过于美丽，而且已经有了丈夫，娶回来恐怕不是个好兆头。但拓跋珪并不在乎这些，他暗地里杀死了姨母的丈夫，把她娶了回来。

拓跋珪一向很宠爱贺夫人，但此时为了立太子又必须把她杀死，他觉得实在有些下不了手，只好先把她关起来，准备给自己一段时间来作决定。为了建立中原王朝那样父死子继的制度，他已经害死了拓跋觚和拓跋仪两个弟弟；在消除贺兰和独孤部族势力时，自己的母亲又被逼得忧愤而死；而此时，为了防止未来的继承人受到母后家族势力的干扰，他又不得不杀死两个宠爱的妻子。看着亲人们一个个死去，他觉得自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在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良心谴责之下，拓跋珪的心理极度扭曲，终于神经错乱了，每天都对着身边的空气喃喃自语，似乎亲人们的冤魂都飘荡在他左右，他必须向他们解释个不停。

被囚禁起来的贺夫人也不甘心坐着等死。情急之下，她托人带信给儿子拓跋绍，让他来救自己。于是十六岁的拓跋绍带着人连夜翻墙进宫，冲进拓跋珪居住的天安殿。拓跋珪从梦中醒来，还没有来得及找到武器，就已经被杀死。这时是公元409年的十月，拓跋珪只有三十九岁。随后他仅存的同母弟弟拓跋烈帮助拓跋嗣登上帝位，赐死了贺氏母子，并追谥拓跋珪为太祖道武皇帝。

此后这种子贵母死的制度仍被一些北魏后妃所借用，但当时已经不存在母后部族势力干政的可能，杀死皇帝的生母已经完全变成了打击政敌的一种手段。而且这种规定也并不能防止太后临朝，因为皇帝的生母虽然死了，但还有其他皇太后和先皇帝的妃子可以控制政权，比如著名的文明冯太后就用这种方法把献文帝和孝文帝先后控制在自己手中，皇帝也只能听她的指挥。这项制度一直到了宣武帝拓跋恪的时候才被废除。

在拓跋珪去世后，拓跋嗣继承了他的事业，让北魏的统治继续向前稳定发展。又过了十四年，曾经被拓跋珪寄予厚望的孙子拓跋焘即位，就是后来的魏太武帝。这也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王，能力才干与脾气禀性都和拓跋珪非常相似，同样勇武坚定而又多疑暴虐，最后同样死于非命。他发展了拓跋珪未竟的事业，统一了北方，创造了文字，进一步吸收了汉文化，使北魏成为一个更加强大的帝国。

子贵母死制原因

首先，道武帝制定这一制度与他受制于母亲，尤其是从登国元年（386年）建国到皇始元年（396年）他母亲贺氏去世的十年间，他始终生活在母亲贺氏的影子里有关。道武帝生于什翼犍建国三十四年（371年），而代国于什翼犍建国三十九年（376年）被前秦所灭。而拓跋珪建立北魏是在道武帝登国元年（386年）。从代国灭亡到北魏建国的这十年间，道武帝的年龄在6至15岁，由于年龄尚小，他始终生活在母亲贺氏的监护下，一切受制于母亲。

第二，制定这一制度是为了配合离散诸部政策的实施，打击与削弱部族势力，并使“父死子继”制度顺利实行，从而巩固专制集权统治，维护君权。在代国时期和北魏建国初期，部族的势力很强大，“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他们又往往与皇族拓跋氏通婚，外家部族通过皇后或皇太后攫取了很多权利，这严重影响了皇权的统治与稳定。

代国时期王位继承实行军事部落联盟首长推荐制度，实行“兄死弟及”制度，而道武帝建国后实行的是“父死子继”制度，部落的存在将严重妨碍这一制度的实行，但遏制外家部族又必须遏制母后本人，所以“子贵母死”制可以抑制与拓跋皇室联姻的部落贵族的势力，使“父死子继”制顺利实行，进而巩固专制集权统治，维护君权。

第三，制定这一制度是道武帝对拓跋部在代国时期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魏书序纪》中说圣武帝诘訜与天女合，生力微，谚语曰：“诘訜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当时的拓跋部仍处于母系社会时期，是重母轻父的，但在史书中却说诘訜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这其中肯定有难言之隐，诘訜皇帝可能与其妇及力微皇帝的舅家有过冲突。

第四，制定这一制度也有出于对保持最高统治圈内继承者的血缘上的纯洁性的考虑。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很重视这一问题，尤其是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他们更不愿在被统治族中选择后妃，以免使最高统治权的继承在血缘上有问题，比如满族。因为鲜卑族人丁太少，并且皇族又不能占有太多的统治阶层的女子来满足繁殖皇室成员，于是只能利用被统治民族的女子来繁殖皇室成员。但拓跋珪对此心存忧虑，所以以此制度来保持最高统治圈内继承者的血缘上的纯洁性。

第五，制定这一制度也受拓跋珪晚年的性格和精神状态的影响。拓跋珪晚年因沉醉于武功的胜利而骄奢淫逸起来，加上他出身于原始的游牧部落的酋长之家，自幼长期处于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之中，养成了十分暴戾和猜忌的性格。“帝服寒食散”，药性一经发作，就“喜怒乖常”，甚至达到精神分烈的状态，以致“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对扬者”。这使他陷入怀疑狂和杀人犯的地步。“喜怒乖常”，暴戾，猜忌的性格和精神状态也是促使他制定这一制度的一个因素。

第六，道武帝制定这一制度也到了受汉武帝“将立其子先杀其母”的启发。虽然前文中说这一原因有不妥之处，但对“子贵母死”制度的制定也有一定的影响。因为道武帝实行“子贵母死”的过程与汉武帝杀钩弋夫人的方法过程颇为相似，都是先谴之，然后“幽于宫”，然后杀之。

道武帝的时代，是中国北方民族的混乱关系走向澄清，十六国历史行将结束的时代，拓跋部社会从游牧走向农耕已成定局，时代条件，社会条件的作用，中国固有文化的影响，这些因素造就了道武帝，使他得以从部落联盟君主向专制皇帝转变，他为维护君权，巩固专制集权统治，制定了“子贵母死”这一制度，虽被批评为“子贵母死，矫枉之义不亦过哉。”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道武帝的个人经历来看，“子贵母死”虽然残忍，但也有道武帝无可奈何而为之的一面，亦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此制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母后干权，后权危害君权的现象。只要专制主义一日不消除，母后干权，后权危害君权的现象就永远无法断绝。

现象分析

翻开《魏书·皇后传》，关于“子贵母死”的记载，让人触目惊心：

“道武宣穆皇后刘氏，后生明元……后以旧法薨；

明元密皇后杜氏，……生太武……泰常五年薨；

太武敬哀皇后贺氏，……生景穆，神麚元年薨；

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生文成皇帝而薨；

文成元皇后李氏，生献文，……依故事……薨；

献文思皇后李氏，……生孝文帝，皇兴三年薨；

孝文贞皇后林氏，生皇子恂……后依旧制薨；

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后生宣武……暴薨”。

这份死亡名单中，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文成元皇后李氏，可以称“依故事”死；孝文贞皇后林氏，可以称“依旧制”死；而排在最前面的刘氏，居然也称“以旧法”死，不免令人生疑。《魏书·序记》中既没有发现这种“故事”的明确记载，也没有找到此类“旧法”的杀人事件。这就说明，北魏“子贵母死”制度的制定者，就是开国皇帝拓跋珪；而拓跋嗣的生母刘氏，无疑是这种皇位传承方式的第一个牺牲品。拓跋珪制定这种残忍的制度推测有如下原因：

普遍认为，拓跋珪是在学习汉武帝，其实不然。众所周知，“主少母壮”和“女主颛恣乱国家”，是汉武帝“立子杀母”的主要原因。其中，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病症。当时，刘弗陵只有七岁，尚在冲龄；其生母二十六岁，青春年少；汉武帝六十九岁，风烛残年。汉武帝自知时日不多，赐死钩戈夫人正是为了防止其成为吕后第二。相比之下，北魏刘氏死时，拓跋珪三十九岁，正值壮年；拓跋嗣十六岁，血气方刚，且北方游牧民族男子成熟较早，拓跋珪十六岁时就已经建国创业。再者，拓跋珪之死纯属意外，如果不是非正常死亡，他完全能够再活个十年八年，拓跋嗣也会变得更加成熟稳重。可见，“子贵母死”决不是对“立子杀母”的简单模仿。笔者认为，北魏“子贵母死”制度的产生，幕后另有重大隐情。

北魏建国前，拓跋鲜卑还处在氏族公社解体时期。《魏书·序记》把妇人比作“天女”，以及“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的谚语，说明父系氏族社会时，妇女地位还相当高；而“昭成……议不决。后闻之……乃止”和“平文崩，后摄国事，时人谓之女国。后性猛妒忌，平文之崩，后所为也”，则反映了当时的妇女既干预朝政，也专权弄权。再者，作为东胡的一支，鲜卑人的血管里，难免携带着“先母而后父”和“怒则杀其父兄而终不害母”的基因。北魏要成为专制帝国，实现“父子家天下”，就必须要对阻碍专制化进程的落后习俗，尤其是对根深蒂固的“母权制”进行血腥变革。笔者认为，拓跋珪通过赐死刘氏，使拓跋嗣摆脱母权干扰，成为独裁皇帝，是形成“子贵母死”制度的根本原因。

除了历史遗留问题，现实情形也让拓跋珪感到忧心。拓跋部能够复国，北魏能由弱变强，除了母族贺兰部的鼎力相助，还得益于妻族独孤部的大力扶持。然而，随着敌对政权一个个的被征服，随着北魏国势的日渐强盛，对中原历史颇有研究的拓跋珪，敏锐地嗅到了外戚势力对北魏的潜在威胁。拓跋珪是政治家，是开国皇帝，而且受过灭国之苦，为了保住这份失而复得的基业，他必须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拓跋嗣一旦继承皇位，其生母刘氏，这个来自独孤部的皇太后，就可能成为独孤部外戚染指北魏皇权的桥梁纽带，那么，王莽篡汉的历史悲剧就会在北魏再度上演。笔者认为，拓跋珪通过赐死刘氏，达到离散外戚部落、杜绝外戚介入、防止皇权旁落的连环目的，也是产生“子贵母死”制度的重要原因。

当然，如果北魏没有妇人的坐镇，这种来自“外家”的威胁也就不会存在。在历代皇帝中，有拓跋珪这种独特视角和忧患意识的，实不多见。为了让制度顺利实行，为了消除妇人干权，拓跋珪需要一种无形而又高压的力量，来堵住悠悠之口。于是，他谎称拓跋部有“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的祖制，将刘氏“以旧法”处死。《魏书·太宗纪》记载了拓跋珪对儿子的教诲：“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参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将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子贵母死”不同于“立子杀母”，但拓跋珪搬出汉武帝的原因在于，北魏正倾心汉化，拓跋珪“远同汉武”，就把表似神非的两种概念钩挂在一起，从而为“子贵母死”披上了一件合乎礼法的外衣。

拓跋珪没有想到，他会因此丧命。刘氏死后，拓跋嗣“哀泣不能自胜”。拓跋珪开导他，他反而“哀不自止，日夜号泣”。这种软弱的表现，让拓跋珪很失望，由盛怒转而露出杀机，拓跋嗣吓得“游行逃于外”。拓跋嗣失踪后，拓跋珪不得不重新立太子。他想立拓跋绍，就必须要赐死其生母，即来自母族贺兰部的贺氏。关于这件事，《魏书·道武七王》中做了模糊处理：“绍母夫人贺氏有谴，太祖幽之于宫，将杀之。会日墓，未决。贺氏密告绍曰：‘汝将何以救吾？’绍乃夜与帐下及宦者数人，逾宫犯禁。……太祖惊起，求弓刀不获，遂暴崩。”可怜道武帝竟死于亲生儿子之手，而且成为“子贵母死”制度的间接受害者。这一制度，一开始就充斥着血腥。“太宗在外，闻变乃还，……赐绍母子死”，拓跋嗣即位。

拓跋嗣虽然反对“子贵母死”，但他素来“纯孝”，最终无条件继承和沿袭下来。从拓跋珪开始，“子贵母死”已经成为北魏易代前的惯例。这种做法虽然丧失人性，但在北魏前期，对于加强皇权专制，对于稳定内部和维护皇位传承秩序，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北魏一朝，在父死子立的传位过程中，没有出现大的争斗。但是，这种制度本身也有缺陷。如，拓跋晃和元恂，这两位太子都死在了老爸前边；儿子没当上皇帝，他们的生母岂不白死了。再如，生母被赐死后，不少幼年的太子往往由保母来抚育。太子即位后，念其呵护养育之恩，都尊她们为保太后，甚至皇太后，她们的子侄也被封为高官，甚至封公封王。这就造成了，生母没能专权，保太后们反倒干预朝政。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

随着专制化进程的推进，北魏后宫几乎成了汉女的天下。她们自身无法干预朝政，也没有强大的“外家”影响朝局，“子贵母死”已经失去存在的理由。但是，它却一直被人捍卫着，僵化着，并演变成为后宫铲除异己和争权夺利的最好借口。拓跋濬的贵妃李氏之死，就是个例子。据《魏书·皇后传》记载：“文成元皇后李氏，……遂有娠。常太后后问后……验问，皆符同。及生献文，……太后令依故事。……临决，每一称兄弟，拊胸恸泣，遂薨。”入宫前，李氏曾被别人霸占，这让思想保守的常太后心里很不痛快。李氏怀孕时，常太后竟然亲自去“验问”，鉴定是不是龙种。生下拓跋弘后，李氏从普通妇人直接封为贵人，仅次于皇后，这让皇后冯氏感到恐慌。所以，在对付李氏的问题上，两个女人同仇敌忾。

此外，冯氏还有别的目的。冯氏从保太后身上得到启发：亲自抚养皇储，以控制将来的皇帝。为此，冯氏利用“子贵母死”先后害死了三位母亲，即拓跋濬的贵妃李氏、拓跋弘之妻李氏和拓跋宏之妻林氏。通过这种卑鄙手段，冯氏先后控制了拓跋弘和拓跋宏两位皇帝，长期临朝听政，并把拓跋弘逼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随后将其杀害。冯氏的侄女入宫后，其行止与冯氏无异。据《魏书·皇后传》记载：“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后生宣武……冯昭仪宠盛，密有母养帝心。……后……暴薨……或云昭仪所贼也。”自己没有儿子或者生不出儿子，就“杀其母，而养其子”，强抢未来皇帝的抚养权，以便将来参与朝政。从冯氏开始，“子贵母死”制度变得更加灭绝人性，北魏宫廷已经被阴毒恐怖的气氛所笼罩。

在“子贵母死”的阴影下，到了元恪时期，竟然出现了“椒掖之中，以国旧制，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魏书·皇后传》）的局面，堕胎现象也屡见不鲜。再者，皇后高氏“性妒忌，宫人希得进御”，元恪面临着绝后的政治危机。后来，胡氏不惧“子生身死”，艰难地为元恪生下了元诩这根独苗，因功“进为充华嫔”。为皇统大计，元恪废除了“子贵母死”制度。有人认为，这一制度是由拓跋宏废止，依据是“子贵母死，……高祖终革其失，良有以也”，其实不然。林氏死时，拓跋宏确实曾提出过“不欲袭前事”，但因冯氏反对，“故不果行”。此外，《资治通鉴·梁纪》也记载了北魏废除“子贵母死”制度这件事：“天监十一年（512）冬，十月，……乙亥，魏立皇子诩为太子，始不杀其母”。

始于天赐六年（409），止于延昌元年（512），“子贵母死”在北魏沿袭七代，历经百年，见证了拓跋鲜卑的兴衰。这一制度，是氏族社会碰撞封建专制的产物，是北魏推进制度转型的催化剂，所以，它只是一时的权宜之举。它虽然有一定合理性，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妇人干政问题。事实上，北魏出现了很多女强人，如窦太后、常太后、冯太后、高皇后、胡太后等。细细数来，这一时期的妇人干政现象，要比北魏建国前还要严重。笔者认为，专制制度一日不除，妇人干政的现象就不会断绝，这也正是西汉“立子杀母”一代而终的根本原因。而那些别有用心之人，不顾制度与现实的严重脱节，将其变成“妇人参与国政”的工具，这不仅违背了拓跋珪的初衷，同时也加速了北魏政权的衰败和分裂。

谢选骏指出：汉朝的外戚专政，来自刘邦与吕雉这对“老夫少妻搭档组合”的历史悲剧；而北魏的外戚专政，则来自于“肃清母系社会的残余”。子贵母死制铲除了母系社会的外戚专政——可惜野蛮的清朝牲口没有照着做，否则就不会有慈禧妖婆的垂帘专政了。

谢选骏：中共自古以来就是战时体制

《疫情第三年 中国四大变化：中国人突然自信爆满》（邓聿文 2022-02-01）报道：

若全球疫情时间延长，中国在抗疫中展现出所谓体制优势和助推经济的有利状况将会减弱乃至消退。（汤森路透）

1月23日是武汉封城两周年，此轮疫情进入第三个年头了。疫情的全球传播，其影响和作用已超出公共卫生层面，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带来从生活和生产方式到地缘政治的全方位的变化，某种程度说它重塑了人类和世界地缘政治版图并不为过。

中国是新冠疫情始发地，又正值中美争斗时刻，而中国政府应对疫情的方式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不同，可以说是独一个，这些情况使得疫情对中国的影响显得尤其複杂和多面，很难简单地用好或坏去描述和形容。

疫情带给中国的第一个直接改变，是一种半军事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管控体制的形成，也可称它为一种「战时管制」。

武汉长达两个多月的封城以及类似极端措施在全国的推广和常态化，实际上可以把它看作一种半军事化的社会管控方式。定点封控、严格隔离、全员核酸检测、流调追踪、绿码出行，是中国政府此后常规的应对和处理疫情的模式，被称为「动态清零」。它确实降低了疫情的传播速度，减少了人员死亡。然而，「动态清零」应对模式背后是无所不在的以科技为支撑的网格化社会监控，其代价是政府对公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大规模干预及个人自由的丧失。

提前演练战时管制

疫情之前，政府也监控民众，可监控的程度、范围都不可能做到像现在这样几乎无孔不入、无缝覆盖，那时政府即使有心强制这样做，民众也不会答应。然在防疫藉口下，无需民众同意，政府就把这套以管控和强制为特徵的措施部署和施行于社会。这在西方以及非西方的多数国家是难以想像的。儘管中国奉行集体主义价值观，民众有著服从政府的习惯，但是该防疫政策的强度也超出了民众可以忍受的必要限度，从其所起作用看，它实际是一种半军事化的管控手段，或可称为战时管制，在正常情况下这套做法社会根本不可能接受，但在它呈现的客观效果、政府的宣传特别是西方抗疫不力的反衬下，过去两年竟被民众认可和接受，虽也有一些不满声音。

中国政府一直找不著机会全面演练在社会发生动盪后或者在类似于战时的状态下实行的管制措施，以前虽有这方面的试点演习，但演习毕竟只是一种假想状态，而且是在个别地方，不能完全达到真实世界的效果，而这次疫情，让中国政府有机会去做这个事情，提前演练了社会处于极端状态下的战时管制。以后若真发生战争或者大的社会动盪，当局就能很方便地对社会实行军事或半军事化的管控。从这个角度看，此次疫情也算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意外收穫。

加剧了中美对抗

疫情带给中国的第二个实质变化，是加剧了中美对抗，造成中国和西方关係的恶化及道德受损，进而使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变得空前严峻，但中国政府也通过疫苗外交，稳住并巩固了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关係。

此轮疫情爆发前，中美关係因为香港的反修例抗争，新疆的强迫劳动以及中美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衝突，特别是贸易战而处于尖锐对立。在这个背景下，疫情最先在中国爆发的事实及其快速向全球扩散，让中美的对抗变得更剧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碰上美国的大选年，川普由于抗疫不力，让其原本看好的总统选情出现危机，因而把美国的疫情之责甩锅（撇清责任）于中国，大打抗中牌，对中国发起了一轮又一轮打击。而川普和他的一众高官将新冠病毒称作中国病毒，指控病毒来源武汉实验室并据此要向中国进行巨额索赔，也在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恶化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使得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认知迅速发生改变，道德形象在西方崩塌。中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关係的变坏与此有极大关係。

中国的防疫政策实际是一种半军事化的管控手段，或可称为战时管制。（汤森路透）

拜登上台后，虽然禁止称呼「中国病毒」，然而继续操作病毒实验室洩漏说，同时联合盟友围堵中国，并在香港、新疆、台湾议题上继续同中国对抗，尤其是继承了川普政府末期提出的新疆种族灭绝说，在科技、供应链和金融市场加大施压力度，同中国脱钩。两国关係在拜登的第一年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进入新冷战。受中美关係的波及，西方国家选边站队，中国和五眼联盟中的其他四眼，以及同欧盟的关係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倒退。

不过，疫情带给中国的不只是和美国及西方的地缘政治环境的恶劣，也有收穫，这就是中国政府通过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抗疫援助特别是疫苗，稳住了在这些国家的处境。发展中国家向来是中国外交的倚靠力量，由于中国政府的疫苗外交，在美国发起的病毒溯源以及香港、新疆和台湾问题的挑战中，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站在中国一边抵制美国。因此，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在过去两年有失有得，但鉴于现如今的国际秩序仍由美西方主导，中国的外交形势总体要比过去更严峻，这是疫情导致的后果。

中国人的自信心突然爆满

第三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在国民心态上，疫情改变了中国人过去面对西方特别是美国那种长期的自卑心理，变得自信起来，也让中国政府确立起了「东升西降」的判断和平视美国的外交。

习近平上台后，强调中国要做到「四个自信」，即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自信。如果说，在疫情之前和之初，「四个自信」只是说说，或者充其量只是在内部打打气，那麽当疫情席捲美国和西方，这些国家在应对疫情上表现出的束手无策，让中国政府和民众突然发现，西方国家的强大和政府的高效不过是一个传说，过去对西方的仰视和迷信完全不必要，学生已经超过了老师，中国政府才有强大的执行力，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能够打败西方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美国和西方正在走下坡路，未来属于中国。

美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疗资源，有高素质的民众，有发达的民间社会，还有一个看起来强有力的政府，其他西方国家虽然在综合国力上比美国要弱，但比中国还是要先进得多。按理在应对疫情上，即使不比中国做得好，也至少不比中国做得差，这是人们的一般认知，也是在武汉封城后西方国家普遍嘲笑中国的原因。而疫情最先发生在中国，还给西方提供了一个时间差，故而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西方特别是美国都有条件比中国更能遏制住疫情。但事实恰恰相反，没有一个西方大国在这场抗疫中交出了合格答卷，尤其美国，它的受感染和病死人数都远超其他国家。

出现这种完全不该出现的情形，有複杂的成因，但从中国的角度看，不管什麽原因，结果是一样的，即美国和西方的抗疫失败，反映美式民主和资本主义制度至少在应对此类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时是失灵的。如果再把抗疫的受挫和美国选举的乱像结合起来，更让中国政府和民众认为，美国乃至西方的制度体系有著内在的致命伤，不值得中国学习和效仿，中国的制度才最适合中国，美国在繁荣和强盛一百多年后已经走下坡路了，现在世界正处于「东升西降」。

可以说，没有这场疫情，就没有中美的制度对比，中国人的自信心也就不会突然间爆满，这也才有了去年3月安克雷奇中国政府对美国的平视外交。至于这是不是中国政府和民众对美国的误判，恐怕只有历史才能回答。

把抗疫受挫和美国选举乱像结合起来，更让中国政府和民众认为，美国乃至西方的制度体系有著内在的致命伤。（汤森路透）

加速全球经济「去中化」

疫情带给中国的第四个变化，是助推部分产业和企业回流，让全球更加依赖中国的市场和产品，但这也意味著一旦大流行病过去，全球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去中化」会提速。

当下中国对全球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经济上，疫情之前，由于美中贸易战以及美国试图在经济上和中国脱钩，部分外资以及中国本土的部分製造业，开始向印度、越南等劳动力丰富但成本便宜的国家转移，舆论一度唱衰中国「世界工厂」地位。这种情形在疫情爆发初期更加明显，製造业迁出中国市场的步伐加快。然而，病毒向全球的快速扩散导致各国彼此封锁，人员往来和交流中断，原本密集的经济联繫受到抑制，全球化被停顿。很多国家如印越等由于受医疗条件的限制，加上它们的政府无法做到像中国政府那样集中资源高效抗疫，故一旦病毒来袭，马上陷入瘫痪，企业停产，工人停工。

此时，中国严格的抗疫初步遏制住疫情，率先复工複产，反显出中国的体制在这种特殊时刻的某种「优势」，加之中国整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全产业链的优势以及拥有更多高品质的劳动力，从而让一些原本出于避免贸易战而从中国市场转移出去的企业认识到，留在中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它们在疫情期间选择回流中国，外资「去中国化」的速度得以减缓，去年流入中国的外资重又全球首位。

中国在疫情期间还向全球大量出口医疗物资和其他製成品和中间产品。这使得全球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加深。考量像新冠疫情这样的大流行病未来极可能再发生，以及中国的市场规模等，虽然中国相对越、印等国丧失了成本优势，但这些已经回流的企业和产业在疫情后不大可能再次转出，一些原本想迁出中国市场的企业可能也会观望，从而有助于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在短中期不会轻易动摇。

然而正因此使得很多国家认识到，不能把鸡蛋全放在中国这个篮子裡，要分散风险，所以普遍认为，在大流行病结束后，资本撤出中国市场的趋势可能加快，尤其美国和它的西方盟友，会尽力打造一个排斥中国的供应链体系，虽然这主要出于同中国竞争和对抗的考虑，但疫情是一个催化因素。

由于世界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的全球化中，此次大流行病对人类的真实影响要超出以往的历次大流行病，即使疫情结束，它对人类心理、生产和生活以及管理方式所产生的影响一时半会也难以结束。对中国而言，上述四大变化还带有某种长期性。可正因如此，设若全球疫情的时间延长，中国在抗疫中展现出的所谓体制优势和助推经济的有利状况会减弱乃至消退，而疫情对中国不利的一面会放大。故在大国最终的竞争中，谁能笑到最后，现在还不是揭晓答案的时候。

※作者：邓聿文  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

网民嚎叫：

Yusuke 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6:00:56

神奇啊，很快忘了病毒是怎么由一个城市传遍全球的……或者他们真的都相信病毒始自美国……一个这样神奇的民族…

wx3000 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5:58:37

自信也发生了变异。

Deepspace_01 发表评论于 2022-02-01 15:52:02

被洗脑灌输之后的幻觉。继续清零，千万别放弃。当世界都与病毒共存时，你就一边自己玩儿去吧。

谢选骏指出：上文幼稚，不懂中共自古以来（1921年）就是战时体制和战场经济。

谢选骏：春晚收视率南北天堑化是现代南北朝的体现

《央视春晚的南北差异已呈天堑化，广东、海南收视率不足个位数》报道：

中国央视的牛年春节联欢晚会在各种喝彩声和吐槽声中落幕后，有朋友传来一篇关于春晚收视率的文章，向我感慨：“原来春晚也有南北分割线。”

有自媒体统计，作为每年农历大年三十的保留节目，春晚在东北三省收视率最高，都超过80%。越往南走，人们对春晚的兴趣越低，尤其到了长江以南，春晚收视率都不到20%，在广东、海南等省份，收视率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个位数。

有舆论因此总结，从北往南，中国民众对春晚的态度，依序是“必须看”“一般会看”“偶尔看看”和“啥是春晚”。

上网了解了一下春晚收视率南北差异的原因。在幅员广阔的中国，南北过年的习俗有极大地域差别，但春晚展示的年味以北方年俗为主，例如春晚节目中常提的过年包饺子、吃饺子，在北方是家家户户的习惯，可过年吃汤圆、年糕的南方人却难以找到共鸣。

倾向从北方文化视角出发的春晚，相声、小品等语言类节目是卖点，但相声在京津地区发源繁荣，小品则长期由东北的二人转演员扛大旗，这些节目因为文化差异和缺少语言上的共通性，在南方经常都不讨喜。面对令北方观众捧腹大笑的“段子”，南方人常常摸不着头脑。在问答网站知乎上，关于广东人不看春晚的讨论中，有网民直言“实在是觉得没意思啊”。

与天寒地冻的北方不同，气候温暖的南方在除夕夜也有更多活动选择，绝大多数人不会窝在家里看电视，而是会出门逛花市、看花灯，和亲朋好友外出聚餐、看电影、打麻将。

春晚收视率的南北差异，也让一些舆论联想到中国经济南北不平衡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每年年初中国各地公布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成绩单”时，南北差距都会受到中国舆论关注，今年也不例外。上个月出炉的2020年各地GDP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城市前10强排行榜，北京是唯一上榜的北方城市。

“南强北弱”的态势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40多年越来越明显。1978年，中国经济10强城市中，北方城市占据超过半壁江山，但随着深圳、杭州、苏州等南方明星城市崛起，哈尔滨、青岛、大连和沈阳等北方城市纷纷掉出榜单，只剩下北京和天津。去年第三季，天津首次被挤出10强榜单，北京成为仅存的北方城市。很多业内人士也相信，若北方一些省份更早被发现GDP严重“注水”，挤掉水分后的南北差距扩大甚至可能来得更早。

中国投资圈素有“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说法，形容中国地区发展不均衡。“不过山海关”的意思是不去东北地区。投资人用这句半调侃式的形容，表达对东北地区营商环境欠佳、整体经济不景气的担忧。去年天津被挤出全国10强后，投资圈连“山海关”都嫌远，干脆提出“投资不过南宋版图”的新说法。

南盛北衰的现状，是中国经济新旧更替的折射。长期以重工业、国有企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北方地区，早年曾经有过辉煌的制造业；但中国改革开放后，东南部沿海地区因为地理优势，快速与外部世界对接。没有计划经济的包袱，南方的民营企业也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经济活力明显超过北方地区。

不同的人文土壤，也让南方地区在创造市场化营商环境上有更好的条件。这几年在中国外派，有机会到辽宁、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份出差，虽然每次短暂停留只能了解城市的皮毛，但还是能从跟当地人有限的接触中，感受到城市之间民众观念和风土人情的不同。北方人更加粗犷大方、重情重义，注重人情、讲关系、讲圈子；南方人则精明务实，有时显得冷漠无情，但他们守规则、讲契约，社会关系在南方远不比在北方重要。

南北差距在中国受到关注，就连春晚收视率的话题，都让人立刻联想到南北经济的悬殊，再次凸显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着实让人忧心。这几年“北雁南飞”的人口流动趋势，以及投资往新经济不断涌现的南方流动的情况，导致南北悬殊恶化的循环更加难以打破。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近日在一篇评论形容，南北差距拉大，这是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胜利，证明北方加大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春晚的主办方精心打造一年一度的晚会，希望争取到更多人捧场，得从南方观众着手。中国要迈入新发展阶段，实现共同富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看起来还得从掉队的北方地区入手。（杨丹旭）

谢选骏指出：上文尚未懂得，春晚收视率南北天堑化，是现代南北朝的体现。

《《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央视春晚直播平均收视率达21.93%

2022年02月01日 10:56　来源：中国新闻网参与互动参与互动

《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央视春晚直播平均收视率达21.93%

    《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　央视供图

中新网北京2月1日电 (记者 高凯)1月31日20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如约与观众见面，720度环形屏幕和XR、AR等虚拟技术的运用，为观众奉上文化大餐。

据初步统计，截至1月31日24时，2022年春晚电视端直播平均收视率达21.93%。新媒体直点播用户触达49.32亿次，相对去年增加明显。首次推出的竖屏看春晚累计观看人次2亿，竖屏用户中30岁以下用户占比超50%，总点赞数3.6亿。

《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 央视供图

《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 央视供图

海外方面，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巴西、澳大利亚、印度、阿联酋、新加坡、南非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家媒体对春晚进行同步直播及报道，通过CNTV和CGTN海外社交矩阵收看春晚直播海外受众人次超过3524万次，相对去年增加近1658万次。

据介绍，今年春晚以“新征程上的迎春曲，中国年里的欢乐颂”为主旨，力求从小切口着手，反映建党百年、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冬奥盛会、中国航天等重大主题。

当晚表演的一大亮点是彰显中华文化底蕴和时代审美追求的融合创新类节目。音乐短剧、景观太极、创意音舞诗画和原生态情景表演等，通过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在虚幻与写实中打造出优美、惊艳的视觉效果。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融合XR、全息扫描等前沿科技，舞者以独步、静待、垂思等舞蹈语汇将《千里江山图》这一经典传奇娓娓道来。俯仰之间，定格青绿千载；动静相衬，聆听历史的跫音。

《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 央视供图

《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 央视供图

创意音舞诗画《忆江南》将旷世名作《富春山居图》合璧团圆。濮存昕、冯远征、李立群(中国台湾)、丁志诚、阿云嘎、杨宗纬(中国台湾)、郑棋元、蔡程昱等翩然入画，行吟、樵渔、诵读于秀水青山，画随歌吹走，人在画中行。观众在栩栩如生的画卷中品读经典，寻味江南。

从耄耋之年的名家，到年仅七岁的萌娃，数代人同台献艺《生生不息梨园情》，戏曲艺术戏韵悠长、薪火相传。尤其是在京剧选段《徐策跑城》中，74岁高龄的陈少云宝刀未老，抖髯、抓袖、踢袍、横错步等戏曲程式动作一气呵成，让人们在名家的手眼身法、唱念做打中感受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景观太极《行云流水》突破舞台空间限制，三位武术和太极冠军在上海、重庆、广州四座云端高楼闪转腾挪，一招一式划动城市的天际线，意发神传诠释“天、地、人合一”。武术短剧《乳虎啸春》把剧情融入武术表演，虎娃以习武晨练、跋山涉水、智取行侠为叙事线索，将博大精深的中华武术、肝胆相照的侠义精神、自强不息的人格修养作出焕新表达。

百年考古学溯脉追根，为人类文明献上“何以中国”的时代答案。张国立揭晓三星堆新出土文物青铜大面具。国之重器真容乍现，一眼望去见证千年文明。随后的舞蹈《金面》，舞者与青铜大面具跨越时空，展开一段奇幻般的爱恋，使“国宝活起来”。

语言类节目力求以小切口观照现实，题材多元接地气，其中贾玲、张小斐等人带来的小品《喜上加喜》用一则短视频破题，呈现一派热闹喜乐的阖家欢好戏；沈腾、马丽、常远、艾伦等人演绎的小品《还不还》，辛辣讽刺失道者寡助、众叛亲离的“老赖”，作品以“不是我们脸皮薄，是老同学情谊深”“能借给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等警语倡导诚信做人的美德。

歌舞类节目群星荟萃，老中青三代演员联袂献上题材丰富。殷秀梅、阎维文以《春风十万里》歌颂大美中国。张也、吕继宏高歌一曲《我们的时代》，表达对新时代的美好祝福。陈坤、萧敬腾(中国台湾)、王嘉尔(中国香港)、彭永琛(中国澳门)献唱《黄河长江》，深情礼赞悠久的华夏文明。此外，还有韩红倾情演绎歌曲《这世界那么多人》，让观众为之共情。

北京2022年冬奥会将于2月4日大年初四盛大开幕。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首次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用中文祝大家新春快乐、虎年大吉，并邀约共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廖昌永、李玟(中国香港)与众多国际友人唱响冬奥主题歌曲《点亮梦》。“奥林匹克的相逢，七彩的天空最美的笑容”，梦想跨越关山万重，奥林匹克精神传遍全球。

谢选骏指出：梦想跨越关山万重容易，无视天堑化的现代南北朝却不容易。因为北方中国，太多杂胡遗种了。

《同一个春晚，不同的中国》（视角学社 微信号：my_perspective 2021年02月15日）报道：

今年的春晚，你看到底了吗？

要是放在十几年前，大家可能会说，看春晚。但现在，不少家庭的春晚，不过是打麻将的背景音。

而且，根据春晚的收视地区分布，人们已经形成了新的“中国地图”。

概而言之，就是：

春晚收视率，过了黄河掉一半，过了长江没人看！

秦岭、淮河不仅是一条中国地理分界线，还是一条南北文化分界线！

南北分野竟如此鲜明！从华北、东三省超过80%，广东5.3%、广西2.6%、海南1.6%一路狂泻！广东广西海南三省贡献收视率的，大多数估计也是北方客居人！

有人说，以央视春晚为绳，文化趣味的“南北朝”已出现。

不仅如此，在东北和华北，春晚收视率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如2008年收视率

辽宁 88.9

吉林 87.7

黑龙江 85.3

北京 73.2

河北 70.2

天津 68.8

山西 68.6

山东 68.4

正好是东三省（黑吉辽，网民俗称北欧三省）+清末义和团区域（京津冀鲁晋）

而到了11年后的2019年，华北区域收视率超过了东北！

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

在东北经济塌陷之后，山东这个全国经济大省，在这十年间大踏步滑落，成为举世瞩目的奇观。人们对山东的印象，除了出产官员，就是经济滑坡、出了错死不认账。

加上天津经济的止步不前，经济上的弱势，带来的是春晚收视率的提高。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不管是华北居前，还是东北居前，总之都没有河南！

而之前由于煤炭价格高涨而独富的山西，则在煤价下跌之后，进入了华北省份行列。

河南洛阳等地的红色文化名声在外，但从春晚来看，只和新疆在同一档次，跟东三省和其他义和团区域拉开了距离。

而新疆汉人中的一半以上可能是河南移民，其次是甘肃移民。究其原因，正如舆论场和经济发展上的表现，河南已成为华北经济发展最好的省份，其省民在全国的处境大为改善。

这些年来，山东已取代河南，成为全国网民取笑最多的省份，类似于周朝时期的“宋国”。很多古代寓言中的刻舟求剑、掩耳盗铃、守株待兔之类的蠢事，大都是宋国人干的。

刻板印象在传媒不发达的自古就有，并不是没有来由的。很多人的对外形象加起来，就是一个地区的民众的整体面貌。

而安徽，地处南北交错地带，比江苏收视率高，但比河南低。同样也是这几年经济发展表现抢眼的省份.

经济发展与文化的正相关，有人用央视春晚收视率与南宋地图进行了对比说明：想想最近流传的“投资不出南宋”，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且，最近有个离婚地图，也与春晚的收视率几乎完全重叠。

依上图所示，除了经济下滑、文化上南北分割，连华北、东北的离结率，也领先全国了。

我仿佛听到了华北和东北家庭破碎的声音！

这个问题，甚至已经成为学者研究的课题了。

如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党委副书记吴丹早在2009年发表的《央视春晚南北收视悬殊的成因分析》一文认为，春晚南北收视相差达80多倍，央视春晚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媒体对节目缺乏创新等各种批评，而是南方观众的大量流失。央视春晚收视率南北悬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所造成的南方文化集体失语和春晚对南方观众文化向心力的严重失衡应引起制作者和有关方面的重视。

但十年过去了，这个趋势并未得到改变，甚至随着经济重心的进一步南移，有进一步扩大的迹象。

从过去十年中春晚收视率变化来看，下降趋势是非常明显的：这其中，2010年的收视率很高，原因在于：那次春晚有王菲复出，小虎队重聚，前一年爆火的刘谦、小沈阳！

一旦没有这些流量，央视春晚的收视率，就只能靠经济塌陷的华北和东北来支撑了。

人民不看央视《新闻联播》和春晚，有关方面肯定很着急，下面这个报道证明，广电肯定是心急如焚，不得不出此下策，恐吓观众！

谢选骏指出：1975年我提出“现代南北朝”理论，到现在不过五十年，已经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这就是“思想的主权”的体现。

谢选骏：周孝正副教授是人大特派员

《周孝正副教授的开除通知书为什么还没有？》（2022-01-31 郭军）报道：

去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年轻老师电话通知周孝正副教授：你被开除了。周孝正说：“你给我开除没关系，但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了30多年书，你给我一个书面通知成不成？”对方实际没有回答他。他后来对媒体说：“我相信会有的。”但是到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为什么还没有？如果有了，我相信周副教授一定会告诉大家，让关心他的人放心。我就非常关心。

周孝正副教授的开除通知书为什么还没有？

我认为学校是不会给他开除通知书的。知道他拿到这个就会大做文章。就是不让你做文章，所以才电话通知，当时打电话也没有回答他以后会给他通知书啊。时间已经拖了这么长，我估计以后也不会有通知书了。

周教授本科不是学中文的，也不是学习新闻的，是学物理的，所以还是不知道中文的威力。即使学校给他一个通知书，也会让他基本上没有胜算，比如很简单，很虚：“根据中国国家人事部《离退休人员管理办法（奖惩办法）》第多少多少条，中国人民大学经研究给与你开除处理。特此通知。”

就完了。关于国家人事部的文件，你去查吧，总会找到一定的理由，但是不是学校说的，是你自己查到的，你再怎么做文章，也赖不上学校了。学校就把这件事推得一干二净！

新闻学对新闻有严格规定，我们学新闻的人、搞新闻的人都很清楚，就是6个W：what,who,why,when,where,how。

学校现在只给他一个what，就是开除这件事情。其实学校还是比周教授认真，至少还说了一个when，就是从2021年12月17日开始。

周老师自己呢？不知道是谁通知的。至少应该告诉我们这个打电话的人是哪个部门的，叫什么名字，是男是女吧？只是说很年轻。那是无所谓的，岁数大的也可能是职务很低，我们报社的人事处副处长苏尚云，干了一辈子，后来一直是副处长，就是不让他当正处长。学校就是要弄一个级别很低的人通知你，让你问不出个所以然，也顺便用这个方式羞辱你一把。

周老师也就问不出为什么，搞不清楚是怎么样的过程。所以，就只剩下了一个天真善良的愿望：“我相信以后会有的。”

其实周老师也可以自己发现一下这几个W：比如自己的存折有多少钱，以前学校给自己每个月发多少，都是什么钱。（因为据我所知，中央事业单位的干部是3笔退休金：单位的；北京市社保局按照普通北京市的工人给的基本养老金；中央社保基金。）现在再查一查开除决定生效后，自己每个月还能得到多少退休金。假如以前发9000元，现在只给3000元，那就是说学校的养老金和中央机关的社保基金加起来的6000元就不给了。这样他就清楚了自己在海外办自媒体，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付出了什么代价。外人也就知道了如果自己也是这样的情况，会付出什么代价！

可是周老师自己就把事实丢了：“我从来不看存折，以后也不看。不知道有多少钱。以后也会捐献了。”

他还把退休金的意义虚化了：“开除对我没什么影响，就是钱的事儿。”

其实您不是党员，不是有领导职务的干部，只是专业技术干部，所以学校开处您，不会有别的处理办法，就是“钱的事儿”。

无论评论什么重大问题，六四也好，改革开放，二十大也好，三个历史决议也好，周老师都喜欢说：“解决的办法就是回到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校训上来——实事求是。”

他也说“共产党是有组织的诈骗。大规模诈骗组织。”所以共产党是不会实事求是的。那您自己也应该实事求是啊。如果你对存折采取一种认真的态度，了解它的具体情况，就能搞清楚开除的意义，也就可以告诉大家真相，省得大家直至今天仍然蒙在鼓里，很难受！

关于为什么开除，就是why。周老师说：“大概就是我在海外说的话。但是我在国内也这样讲，甚至就是中央文件，习近平自己的话。比如习近平说‘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搞好中美关系，没有一条理由搞坏中美关系。’我在国内讲课，没有人提出意见。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讲课，学校搞评议，永远我都是第一名。”

这些话也是很天真的：

1，在共产党习近平那里，真理不是绝对的，过去在国内讲了，中央文件上讲了，就是正确的，就是不反党的：错了。过去共产党讲的，现在也可以是错误的。就是习近平讲了，例如关于中美关系的话，那也可能是错误的。一切以党中央、习近平、中宣部今天的话为准！

2，拿学校的评比算作标准，也错了。学校的标准根本没有用。党中央甚至只有习近平今天说的话是标准。习仲勋的话都不是标准。他都不按照他爸爸习仲勋的话去做，还管你那一套！还管学校那一套！

3，就是学校自己，单位自己也不管自己那一套。我们报社1999年之前，年年搞年终考核，评议写进档案，但是1999年就是全员解聘，全员竞聘。完全抛开了了过去报社和报社人事处搞的评议。我过去年年合格，但是照样待岗。而且再上岗，5年半，法院算“试岗”。您这样说，也太看得起中国共产党了，太看得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单位，甚至企事业单位了！

还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前几年，北京市的一个企业家，与街道办事处联合经商，挣了很多钱，企业家还盖了房子。但是街道办事处最后把这些都占有了，把企业家轰了出来，他就去法院打官司，结果输了。他肯定有各种依据，证据，都没有用。他就像日本敢死队那样，自己做了一个头箍，上面写了抗议口号，开着车到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外场地，撞死了很多人。警方最后控制了他，抓起来，判了死刑，悄悄枪毙了。当时网上好像还是新浪网有照片，戴头箍的，警察抓捕时候的，但是后来肯定是中宣部下了死命令：一律不许报道。因为报道了，无论你怎么样抹黑他，都摆脱不了共产党的罪恶。还会让人们效法！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去年，上海复旦大学年轻老师把数学学院的党委书记杀了，现在不是也一直没有消息吗？我当时就评论，不会有消息的，至少要耗很长时间，非常低调地枪毙了那个老师就算完了。甚至完全不发消息。中国的留学生现在多么难控制啊，怎么能火上浇油，以后谁还敢回到国内，效力共产党？

共产党对离退休人员在海外的行为，有8个字，估计周孝正完全不知道，就是：守住底线，不踩红线！

大意是不许接受海外媒体、外国媒体的采访，甚至不许接触。第二，不许以任何方式表示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内的任何政策和做法。

人事部门还有“外事纪律”这个概念和标准。不论什么事情，上升到了外事纪律，就是说不是个人的事情了，是国家之间的事情了。所以就不许个人乱说乱动！

周老师说自己说的都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校训“实事求是”。但是，中宣部没有批准你办海外自媒体，没批准你议论国内的事情，他们自己都没有权力批准你骂习近平“瞎折腾”“不识数”。所以，在共产党看来，就应该开除你。没商量，没通知！

所以我们不要对共产党抱有任何幻想！我绝对不是想批评周老师，而且我一直是他的粉丝。对他关于人口学、阶级分析的论述很佩服。

农历新年就要到了，中国人又把它称为“年关”。就是说经济账不要拖到下一年。所以，希望周老师在年前接到学校的通知，如果中国“人”民大学还有一点儿中国人的人味儿的话，他们应该在年前给周老师一个交代。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说清，周孝正副教授之所以不需要退休金就可以维持海外的生活，是因为他还在工作——周孝正副教授很可能就是人大的海外特派员。

《周孝正副教授太天真》（2022-01-04 郭军）报道：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周孝正，在美国旅居的学者，被学校通知：予以开除。

周教授对美国之音说：学校应该给他一个书面说明，这是对他的起码尊重。他说学校没有提及退休金和退休待遇的事情。

对此我有如下看法。

周教授虽然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有些方面比较糊涂。比如退休金的问题，他就没有搞懂。他和我一样，和蔡霞一样，都是中央单位的人，事业单位，与一般老百姓的退休金是不一样的。中国的退休金制度是四轨制：

1）中央的，就是党中央系统和国务院系统；

2）各省市自治区的，就是地方的。

3）事业单位、公务员。

4）企业，工人。

周孝正蔡霞和我，退休金有3个来源：中央退休金基金，本单位补助，地方社保基金——与老百姓一样的一份。

周教授说自己的退休工资一直都不领取，现在也不清楚。他的意思好像是学校这次把他的退休金转了银行。

这就是意味着某些待遇，比如中央的基金和学校补助没有了，只有老百姓这一块了。那你倒是问清楚了，学校不告诉你，你也应该在事先有这个概念，现在可以打听一下。但是他全不知道，这就不像一个社会学学者办的事儿。

蔡霞也是一样，也不说清楚自己哪一块退休金没有了。现在她也不出来说话了，估计共产党已经把退休金恢复了，条件是她不再批评共产党。

周孝正只是告诉美国之音是一位年轻女教师通知了他开除的事情。这也是一件糊涂事。这个人是什么部门的，表示共产党是怎么样的手段，什么部门处理他。如果是纪委，就是使用党的纪律。但是好像周孝正不是党员，所以不能是纪委。那么是人事司，人事处？一般这种机构下面还有离退休老干部办公室，那就是用“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管理办法”来处置他。不应该是宣传部，因为宣传部门只是负责发布新闻，没有权力处置具体事务。周孝正也不说清楚，这是一笔糊涂账！

他还认为学校应该尊重他，给书面通知。

学校就是因为不想尊重他，不给他书面通知，才让年轻教师打电话，都不是领导自己打电话，就怕他把书面的文件给世界的媒体。他这样想，就很天真。起码他应该交代这个教师叫什么名字。什么部门的。

其实他过去的自媒体评论也有很多不妥的地方，比如夸赞江泽民胡锦涛闷声发大财，批评都是习近平惹的祸。但是邓小平决定计划生育，江泽民胡锦涛不及时结束这个政策，在人口发展停滞以后还不及时扭转政策，导致现在中国人口问题严重，老龄化，少子化，缺少消费需求，劳动力减少，养老金枯竭。周教授作为一个人口学学者，却把板子打在习近平屁股上，其实应该打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屁股上！作为一个学者，却搞错了基本的事实。

周教授另外一个天真的地方是想拿中国人民大学当挡箭牌，保护自己。所以他总是说“我们学校的校训是实事求是，回到我们的校训，问题就好办了”。其实这个大学就是延安过来的骗子学校，毫无学术或者基本上没有什么学术水平；共产党压根儿就颠倒黑白，它创办的学校也不可能实事求是，那都是骗人的，从来没有兑现过。周教授以为自己这样说了，学校就会保护自己，但是学校就是习近平的走狗，你骂了主人，走狗当然会咬你！

这个大学包括很多教授就是骗子，在周教授眼里却是好人，这些人起码不是真正的反对共产党。真正反对共产党的是许章润教授，所以早就被开除。还能当博士生导师的怎么可能是反对共产党的人呢？比如张鸣，他是人大的教授，博士生导师，那年写文章，说毛泽东文革中让老三届上山下乡就是要解决就业难的问题。这不是往毛泽东这个杀人魔鬼脸上贴金骂？毛泽东什么时候关心过民生？我当时在中国青年报总编室改稿子，改了这段话，副总编辑，工农兵学员出身的梁长春不同意，没改，见报了。我后来委托我的老同事，调到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书的马少华转告张鸣，这么说是错误的。马少华不但不转告，还在电话中发了脾气。我们从此断交，其实是再也不来往。以前也不是真正的好朋友。只有拍马屁，无原则，才能在共产党的大学里报社里得吃得喝。张鸣不可能是反党的好人。

中国青年报是黑社会一样的地方，中国人民大学也好不了哪儿去。所以周教授最后只是一个副教授。我们单位最后把中学文化的一大帮人都给了副教授待遇。包括从来没有考上电视大学的杨建军李志强。和根本就没想考任何大学文凭学校的张章。所以周教授过去在社会上讲课很风光，但是学校并不买账，而且记恨在心。周教授很善良，以为学校会保护自己，其实学校从来都对他很不好。如果他揭露学校的事情，更不好开除他，一叶知秋——批判了学校，也就揭示了共产党的黑暗。但是他以为自己从学校拿钱，只要不批评学校就行，骂习近平没关系。这就是主次颠倒了。

我觉得周教授最不应该说的是“自己的退休金多年没有动过，以后也决定捐出去”。言外之意，共产党全拿走也没事儿。这就大错特错了。

周教授，退休金是你应得的，不是缺不缺钱的问题。广大的退休人员都是这样，不能没有退休金。

谢选骏指出：周孝正副教授是人大特派员，所以共产党把他放到海外来乱叫不要革命，接班李泽厚等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而且他还不在红通的黑名单上，更有自由狂吠的杀伤力了。

谢选骏：疫苗无罪，罪在人性——狗崽子马克思诿过于资本

《疫苗史话：英美20世纪疫苗接种史上的两起丑闻和一个早夭计划》（2022年1月30日 BBC）报道：

美国加州伯克利的家族企业，克特制药公司（Cutter Laboratories）生产的疫苗被美国各地医院下架

天花疫苗问世开启了疫苗研发先河，人类进入通过接种疫苗预防疾病大流行的新时代，而这个时代从一开始就有围绕疫苗接种的支持和反对两种力量针锋相对。

历史上反疫苗运动在部分医生和宗教领袖带领下曾经声势浩大，但疫苗显而易见的好处也推动了强制接种的推广。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科学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接种疫苗，反疫苗接种运动日渐式微，但每有新疫苗问世，仍有各种反对声相伴。

今天的西方世界，反疫苗者不再否认细病毒、病菌是疾病的起源，而是专注于疫苗的健康风险、副作用、媒体报道和对疫苗有效性的质疑，以及对制药公司信息的揭露。

BBC国际台乌克兰语组记者乔治·厄尔曼（George Erman）回顾了疫苗史上两起震惊世界的丑闻。

克特疫苗事件

克特疫苗事件又称卡特疫苗事件。1955年，克特制药公司（又译卡特制药公司，Cutter Laboratories）生产了12万剂小儿麻痹症疫苗，含有活脊髓灰质炎病毒，而不是灭活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疫苗。

《皇家医学会杂志》2006年报道说，这些疫苗“导致4万例脊髓灰质炎病例，导致200名儿童不同程度瘫痪，并导致10人死亡”。

其他研究显示，事件中有100名儿童瘫痪，4人死亡。

克特制药公司被告上法庭。律商联讯（Lexis Nexis）报告称，陪审团发现：“疫苗既不适合销售，也不适合其预期用途”，原告获得经济赔偿。

被反对接种疫苗阵营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另一起事件是1976年美国猪流感疫苗接种运动。

福特总统的流感疫苗战役

1976年2月，美国新泽西州的迪克斯堡军事基地有数百名士兵感染了猪流感。

时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1973-1977）的政府担心会引发像西班牙流感大流行那样规模的疫情；1918-1921那次疫情导致美国数十万人死亡。

恰巧即将举行大选。福特总统决定阻止这场灾难，为全体民众接种疫苗。虽然没有爆发流行疫情，大规模疫苗接种还是在秋季开始。

福特总统本人于10月14日接种疫苗由电视直播，这使得一些美国人认为这是一项政治举措。

当小报报道匹兹堡三名老年人接种疫苗后死亡时，一些接种疫苗的人开始把自己身体的略微不适或疾病苗头与疫苗接种联系起来。

小报以死亡率上升的头条新闻火上浇油。《纽约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宾夕法尼亚州死亡诊所现场”的报道。上面写道：“其中一位老人，75岁的朱莉娅·布奇(Julia Bucci)，被她手臂上的皮下注射针头吓了一跳，蹒跚地走了几步，然后倒在了卫生站的地上。就在他们眼前。”

对于数十名来自不同的几个州的接种疫苗的人来说，后来发现疫苗接种后来与危险的格林-巴利综合症（Guillain-Barré syndrome）的传播有关。这是一种免疫系统攻击神经系统的情况，导致四肢虚弱和刺痛，在最坏的情况下，瘫痪。

科学家后来发现，患流感时患上这种综合症的概率比接种疫苗后的发病概率要高得多。

最后，在4500万美国人（占人口的22%）接种了疫苗后，这个项目告停，新上台的卡特政府放弃了这个计划。在没有流行疫情也没有必要性的情况下接种疫苗、小报带来的恐慌，以及将老年人的死亡与疫苗联系在一起，导致对国家疫苗接种计划的不信任日益加深，也加强了反疫苗运动。

后来，甚至有人认为自己的格林巴利综合症是由接种疫苗引起的，出现了几起诉讼官司。

MMR疫苗、韦克菲尔德医生和麻疹爆发

互联网和全球化使得反疫苗运动能够更便捷地把自己的主张在全球范围传播，而无需建立一个集中控制的组织。

社交平台创造了传播不准确或未经证实的信息的机会，通过聚焦疫苗副作用来吸引反疫苗支持者，散播恐惧的种子。

毕竟，在社交媒体上，教育、医学经验或科学学位都无足轻重，重要的是订阅者数量和对他们的说服力。

英国医生安德鲁·韦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1998年将MMR疫苗（预防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的三合一疫苗）与儿童自闭症相关联，极大地激发了反疫苗运动的灵感。

反疫苗接种运动用安德鲁·韦克菲尔德医生的报告为自己壮声势；他的报告后来被证明无中生有，名誉扫地。

MMR疫苗自1971年开始使用，是预防这些疾病传播的基础。根据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ECDC）数据，在全球接种MMR疫苗之前，1980年有260万人死于麻疹，而2012年这一数字为12.2万人。

韦克菲尔德1995年的MMR论文

早在1995年，伦敦一所医学院的胃肠病学教师兼主治医师安德鲁·韦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在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称麻疹疫苗可能导致克罗恩病（肠道炎症）。

研究人员对他的方法提出批评，并发现无论是麻疹还是麻疹疫苗都没有引起这种疾病。

1998年，韦克菲尔德在《柳叶刀》上发表与另外11名研究人员联合撰写的论文，将MMR疫苗与自闭症患者增多相关联。

2001年，被称为神经胃肠病学之父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病理学和细胞生物学教授迈克尔·格申（Michael Gershon）对韦克菲尔德的研究结果提出质疑，并称他的研究是“垃圾”。

记者布莱恩·迪尔（Brian Deer,右）的深入调查揭露了韦克菲尔德（中）的MMR研究背后的财务动机

英国记者布赖恩·迪尔（Brian Deer）在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和《英国医学杂志》进行的调查中发现，韦克菲尔德的研究存在利益冲突。韦克菲尔德就职的学校得到反疫苗接种组织JABS聘请的一名律师的捐款，并对破坏疫苗可信度感兴趣。

迪尔还报道说，韦克菲尔德成立了一家以他妻子名字命名的公司，并希望开发自己的疫苗、诊断试剂盒和其他医疗产品，而这些产品只有在MMR疫苗可信度受到破坏的情况下才能成功。

这位科学家和他的助手此前曾计算过，该项目第三年仅诊断测试一项的收入每年就高达4300万美元。

以下是欧洲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ECDC)对韦克菲尔德案例的陈述：

“他关于停止分发MMR疫苗的承诺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2004年，这位科学家被发现提出这个主张的背后有经济利益。一位有意起诉疫苗制造商的律师聘请了他，并招募了作为研究对象的儿童。此外，（他的）数据是伪造的：与报告所称的疫苗接种后出现症状相反，一些儿童在接种疫苗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症状。”

2010年1月，英国综合医学委员会裁定韦克菲尔德有不诚实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并实施了患者不需要的医疗程序（例如，医生对幼儿进行了同行认为不必要的结肠镜检查）。

英国医学杂志写道，韦克菲尔德被裁定“犯有大约30项指控的行为，包括四项不诚实指控和12项导致儿童接受临床上不合理的侵入性手术的指控”。

韦克菲尔德的论文最终被《柳叶刀》删除。

安德鲁·韦克菲尔德被除名

韦克菲尔德后来发表的研究数据显示，他研究项目中的儿童没有肠道疾病，这与他声称的相反。

2010年5月，韦克菲尔德被从英国执业医生名册中除名，并被禁止在英国行医。

他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在我看来，他们很久以前就做出了这个决定，早在证据被公平听取之前。这就是体制处理异议的方式。孤立、抹黑并给其他医生和科学家提供一个榜样戒示不要参与这种事情。那是对疫苗安全性问题的核检。”

麻疹疫情爆发

自从韦克菲尔德的文章发表以来，一些国家的麻疹疫苗接种率急剧下降。2008年，英国爆发麻疹疫情。

在2000年宣告已战胜麻疹的美国，自2005年以来再次爆发麻疹疫情，受影响的包括因宗教信仰而经常拒绝接种疫苗的人，例如2014-2015年间在阿米什人社区中爆发疫情，以及因为已经被证伪的与自闭症有关的说法感到害怕的人——例如索马里移民社区。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裔人在2008年之前麻疹疫苗接种率达到最高水平；但2008年当地的反疫苗接种者与韦克菲尔德就该州的自闭症问题举行了几次会议。这位最后声名狼藉的科学家的主张是反疫苗者反对麻疹疫苗接种的关键。

2018-2019年，麻疹疫情袭击了全球多个国家。

韦克菲尔德的发现得到了一些名人的支持。

电视剧《海滩救护队》女星珍妮·麦卡锡（Jenny McCarthy）一再指责MMR疫苗导致她儿子的自闭症——她在自己的书中和电视节目采访中提出这些指责，为韦克菲尔德辩护。同时，她又否认自己是一名反疫苗接种者。

美国精神病学家杰弗里·利伯曼(Jeffrey Lieberman)在2015年发表在Medscape杂志的一篇关于试图寻找自闭症根源的社会名流的文章中写道：“她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的话具有误导性，且有害；麻疹疫情的爆发正是对这种伪科学神话传播的明白无误的反应。”

韦克菲尔德现在住在美国，正在拍摄谴责疫苗接种的纪录片。2016年，他的影片Vaxxed:From Cover-Up to Catastrophe（接种疫苗：从遮掩真相到灾难爆发）准备在著名演员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与人共同创办的翠贝卡电影节上放映，引起公众的愤慨，但自己孩子患有自闭症的德尼罗始终为放映这部电影的决定辩护。

最终，电影节拒绝放映该片。

谢选骏指出：疫苗无罪，罪在人性——这就像是“枪支无罪，罪在人性”、“资本无罪，罪在人性”。而卡尔·马克思这个狗崽子，不去检讨自己的罪性，单单诿过于资本，不亦理屈词穷胡。

谢选骏：抵制疫苗就是在改善疫苗

《疫苗史话：抵制疫苗接种的运动如何影响历史进程》（BBC2022年1月29日）报道：

疫苗作为人类抗衡病毒的一种手段，自18世纪诞生以来就处于争议焦点，不乏拥趸和抵制，新冠也一样。

BBC国际台乌克兰语记者乔治·厄曼（GeorgeErman）梳理历史记录，回顾“反疫苗精神”如何从第一种疫苗问世时的针锋相对，逐渐演变到今天，以及这种疫苗抵制如何影响世界。

天花

严格说来，抵制疫苗的执念和行动早于第一批疫苗的诞生，与天花流行有关。

在远古时代，天花患者的一瞥就引起了恐惧和恐慌。这是一种危险的疾病。

18世纪，英国医生琴纳（EdwardJenner,中）发明了基于牛痘的天花疫苗。图为1796年他给一个名叫詹姆斯·菲普斯(JamesPhipps)的孩子接种

天花病毒通过液体传播，感染后患者会出现发烧、恶心和呕吐症状，甚至导致失明，皮肤和粘膜上会形成化脓性脓肿（脓疱）。这种病毒高度致命，在找到有效预防和治疗手段前，极少数人得以幸存，但皮肤上毕生留下疤痕。

没有进入人体的天花病毒会自行死亡，而感染过的幸存者对其有终生免疫力。

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天花疫情目前没有定论，但可以查证的是中世纪东亚一次重大疫情，发生在日本——公元735-737年间的天花流行，死亡人数多达该国当时人口的35%，农业生产几乎被摧毁，但也推动了佛教在日本的传播。

大约在那段时期，天花传播到阿拉伯世界，然后进入欧洲。到了16世纪，西班牙人把天花病毒带到美洲大陆，夺走大量原住民生命。

大约在中世纪，非洲和亚洲有人发现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得病，具体做法是从患者皮肤上的脓包里取脓液涂抹在健康人皮肤上，使之产生抗体，达到免疫效果。

一位波斯医生和哲学家阿布·巴克尔·阿尔-拉兹（AbuBakrar-Razi，公元864-925）注意到这种做法；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将天花和麻疹区分为两种不同疾病的人。

传说美国印第安酋长之女波卡洪塔斯（又译宝嘉康蒂，Pocahontas）据传1616年访问英国后死于天花。她的故事曾被改编成迪斯尼动画片。

在欧洲，接种疫苗比亚洲晚得多。将这种免疫方法带到欧洲的是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1689-1762）。这位英国贵族也是当时颇具盛名的作家，丈夫是英国外交官，曾任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她1717年随丈夫去伊斯坦布尔，沉浸在土耳其文化和民俗中，与奥斯曼帝国社交圈的女子交往密切，从她们那里听说了接种疫苗防疫的做法。

更重要的是，她本人曾感染过天花，脸上留下了疤痕，不希望五岁的儿子也染病，便请使馆的医生查尔斯·麦特兰（Charles Maitland）为小儿接种疫苗。结果挺好，也没有不良影响。

备受质疑

受到好消息的鼓舞，蒙塔古夫人1718年回英国时尝试把天花疫苗接种方法推介给国人，孰料立刻遭到英国医生的强烈反对和质疑，斥之为东方江湖术士庸医的把戏。

然后，英国1721年又爆发天花流行，蒙塔古夫人让自己的女儿接种了疫苗，这件事很快在贵族和王室社交圈里传开，并且引起了后来成为英国女王的威尔士公主的兴趣。

勃兰登堡-安斯巴赫的卡罗琳（CarolineofBrandenburg-Ansbach）公主批准了天花疫苗接种实验：选七个死囚犯，如果接种了疫苗且生命无碍，就放出狱——他们最后都获得了自由。

此后，公主给自己的两个女儿接种了疫苗。

勃兰登堡-安斯巴赫的卡罗琳（CarolineofBrandenburg-Ansbach）带头在王室成员中接种天花疫苗。

当时，接种疫苗的过程并不安全，卫生习惯和隔离条件差，接种疫苗后大约2-3%的人出现严重症状。即使本人无恙，也会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但面对高达20-30%的天花病死率，英国贵族阶层迅速接受了疫苗接种，由此推而广之。

欧洲王公贵族死于天花和接种疫苗后去世的都不少：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两个儿子分别于1782年和1783年接种疫苗后病逝，但俄国沙皇彼得二世和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则死于天花。

父王病故后，路易十六继承王位，1774年登基后立刻与诸王子接种了疫苗。

图像加注文字法国曾经有一段时间禁止接种天花疫苗，但哲学家伏尔泰和狄德罗等学者大力倡导。绘图展示的是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抱着一名接种疫苗的儿童，边上有人分散其注意力……

当时欧洲统治者不建议强制接种，除了一些医生和教会激烈反对，疫苗接种非常昂贵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安全性也是个问题。

疫苗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出现在18世纪中叶——英国医生罗伯特·萨顿（RobertSutton）和他儿子丹尼尔开始用柳叶刀接种疫苗，极大提高了安全性，几乎消除了疼痛。

丹尼尔跟合作伙伴一起将这个创新变成特许经营业务，并推广到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在1763-1766年间，他亲自为2.2万人接种了疫苗，其中三人死亡。

然而，1796年一项开天辟地的发明彻底改变了天花疫苗接种从业者的命运，但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医学和人类历史轨迹。

那就是牛痘的问世。

牛痘

始作俑者是一名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Jenner，1749-1823年）。偶然听说的一件事让他极为感兴趣：在格洛斯特郡乡村，人们都在传说奶牛场的工人感染了牛痘后居然对天花免疫。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詹纳找到一位名叫莎拉·内尔姆斯（SarahNelms）的挤奶女工，从她身上取了牛痘病变组织样本，在一个八岁男孩，詹姆斯·菲普斯，（JamesPhipps）手臂上割破皮肤，把牛痘病毒样本揉进创口。

这个男孩没有生病，只是短时间出现头疼和食欲不振。过了六周，詹纳又给他接种了人类天花，没有发病，之后詹姆斯陆续接种了20次天花，两次之间的时间间隔各不相同，结果每次都没有出现病症。

詹纳决定把实验报告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题目是《牛痘的原因和影响》（The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The Cowpox），但当时具有英国国家科学院地位和权威的伦敦皇家学会明确拒绝提供帮助。

发现牛痘的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Jenner）超前于时代的发明遭到极大抵制和阻力。

“上帝的惩罚”

一些宗教领袖将天花称作“上帝的惩罚”，患者不应该得到治疗，而一些医生完全抗拒詹纳的疫苗接种理念。

反疫苗运动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兴起，打出反对詹纳医生及其追随者的口号，对垒双方印发阐述自己主张的宣传册，还设法利用报纸和漫画相互嘲笑讥讽。

切身利益

反疫苗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包括本杰明··莫斯利（BenjaminMoseley）和威廉·罗利（WilliamRowley），两人都是医生。他们从理念上拒绝接受天花疫苗接种。

除此之外，大规模接种的普及意味着他们的收入减少，医生为富有的病人接种疫苗的垄断被打破。

本杰明·莫斯利(1742-1819）于1799年加入了反对疫苗接种的斗争，1802年和1808年两次在议会演讲，争取议会反对普及接种牛痘。

他针对一些民众对自己孩子接种动物体液的厌恶心理，把牛痘称为“牛梅毒”，几乎将疫苗接种等同于传播性病和动物癖（人类对非人类动物的性吸引力）。

莫斯利说，接种疫苗的人身上会长出牛毛，脑袋会变成公牛头的形状，预言普及接种牛痘会带来百日咳和精神错乱的传播。他还提到神话中被波塞冬诅咒并与公牛交配的克里特女王帕西法埃生下了牛头怪——一个半人半牛的怪物。

1805年，威廉·罗利发表论文批驳牛痘的免疫效果，《牛痘接种：对天花感染没有安全保障》（Cow-Pox Inoculation: No Security Against Small-Pox Infection），文中一幅插图上是面部肿胀的男孩和长满疥疮、脓肿和溃疡的女孩，他们被称为疫苗接种受害者。罗利还声称，使用牛痘有悖神圣的宗教。

詹姆斯·吉尔雷（James Gillray）根据莫斯利对接种牛痘产生的后果创作的漫画，画中人接种牛痘后长出了牛角。

英国艺术家詹姆斯·吉尔雷（James Gillray，1756-1815）在漫画“牛痘，或新接种的奇妙效果！”中惟妙惟肖地捕捉到了莫斯利的观点。

漫画描绘了詹纳用柳叶刀在女子手臂上切割，周围的病人到处乱跑，身体的不同部位长出牛头，但詹纳一副毫不在乎的神态。墙上挂着一幅描绘牛崇拜的画，暗示了金牛犊崇拜的圣经故事。

对此，支持疫苗接种的英国医生和植物学家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发表论文《莫斯利博士的预言》予以回击。他在文中嘲笑了莫斯利关于接种疫苗的人身体可能发生突变的言论，以及他提到的帕西法神话。

桑顿直言，反疫苗接种运动的领头人应该对自己传播恐惧而导致的每一次死亡承担责任。

残忍和粗鄙

1807年，反疫苗运动成员约翰·史密斯·斯图尔特(John Smyth Stewart)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为《30,000/用于牛痘！》，里面的插图是以詹纳和他的支持者为主角的漫画，他们长着角和尾巴，正在将婴儿喂给一只巨大的野兽；这只巨兽代表着人类所有的麻烦和危险的疾病。

可怕的怪兽排便，拉出来的是婴儿，而詹纳的支持者桑顿博士则正在把怪兽排泄的婴儿铲入一堆动物粪便中。

离他们不远，有一个纪念碑，上面有反对接种疫苗的医生的名字：莫斯利、罗利、罗伯特·斯圭洛尔（Robert Squirrel）、约翰·波奇（John Birch）和乔治·利普斯科姆（George Lipscomb）。他们手持利剑盾牌，准备保护人类免受疫苗接种荼毒。

斯图尔特的小册子里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我听说……佩克姆那儿有个孩子接种牛痘后性格大变，野蛮鲁莽，居然像野兽一样四肢着地奔跑，像牛一样咆哮，像牛一样撞公牛。”他担心接种疫苗会使无辜的婴儿灵性受到污损，难以进入天国。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儿子，约克的弗雷德里克公爵在陆军强制推行疫苗接种。

王室和军方的支持

事实上，当时接种疫苗确实有可能导致各种疾病的传播，因为还不知道需要对医疗器械进行消毒，医生认为疾病的传播是由于瘴气或空气不好。发现致病的微生物和消毒的重要性，是几十年之后的事。

但当时正值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必须阻止天花疫情再度爆发，否则军队将被疾病摧毁。

詹纳得到英国王室的支持，议会在1802年授予他一万英镑的奖金。

约克公爵弗雷德里克1795-1827年间担任英军指挥官。在他敦促下，1800年军队强制接种疫苗。他的兄弟，未来的威廉四世国王，在海军中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1817-1851年皇家骑兵卫队疫苗接种和新兵体检报告显示，在接受检查的476名新兵中，大多数（262人）有特定的天花疤痕，138名新兵的手臂上有接种痕迹，另外9人的疤痕在身体其他部位。

詹纳为65名男性接种了疫苗。476名新兵中只有一名没有接种或接种疫苗，也从未得过天花。

逐渐推广

1801年，詹纳的疫苗接种被引进俄罗斯，他本人于1814年面见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次年俄国设立天花疫苗接种委员会。

不过，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疫苗接种并没有造成声势，在帝国崩溃前它仍然只是一个选项。

1806年，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决定支持接种疫苗，美国国家疫苗局七年后成立。

过了一段时间后，牛痘的局限性变得显而易见——用牛痘接种天花疫苗不会产生终生免疫力，每隔10年需要再次接种。

但疫苗接种的积极效果也显而易见。资料显示，1810年代伦敦登记在册的天花死亡病例是7858例，而1790年代有18447例。

多年来，詹纳的反对者坚持不懈地指责疫苗接种导致了从脱发、近视到日益增长的悲观主义和文学艺术颓废衰落等种种问题。他们最终还是输了。

“医疗暴政”

1840年，英国禁止接种牛痘病毒，提供免费天花疫苗接种，但基于自愿前提。

1853年，英国《疫苗接种法》颁布，规定儿童必须在出生后的头三个月内接种疫苗，否则父母可能被罚款或监禁。这标志着疫苗接种首次成为强制性的。

该法律也意味着国家公权力扩大到公共卫生部门，以保障社会整体的健康，相应的，父母对子女是否接种疫苗的决定权受到限制。

法律生效后，在1860年代初期，只有三分之二的儿童接种了疫苗，未接种疫苗儿童的父母也没有受到惩罚。而且，《疫苗接种法》颁布后，几乎立即出现了反对声。早在1854年就有一本小册子反对强制接种疫苗，《我们的医疗自由》，是第一部此类作品，作者约翰·吉布斯（JohnGibbs）是水处理运动支持者。

国家开设了疫苗培训中心，并试图控制用于疫苗接种的淋巴液的质量。

1864年至1868年间，又一场天花疫情席卷英国，强制接种疫苗法律实施更加严格。

1867年颁布新法律，要求所有14岁以下的儿童强制接种疫苗，明确规定了疫苗接种人员部署，允许未接种疫苗儿童的父母被罚款，针对每个孩子的一次性罚款变成重复罚款——一次又一次罚，直到孩子最终接种疫苗。

监禁是另一种惩罚，如果孩子没有接种疫苗，刑期可以延长。

“牛天花悲剧”——为詹纳的支持者而作的漫画，图中支持种牛痘的医生及其支持者游行声援疫苗接种立法

反疫苗接种联盟

英国各地开始出现反疫苗接种联盟，要求取消强制接种疫苗，并提出了隔离天花患者和任何与之接触者等卫生措施。

1866年，爱尔兰医生约翰·吉布斯(JohnGibbs)的堂兄理查德·吉布斯(RichardGibbs)(1822-1871)在伦敦创立了第一个反疫苗接种联盟，宗旨是推翻“医疗暴政”。

到1870年，这个联盟拥有了100多个分支机构、1万名会员和20万名支持者。

儿童的“公民自由”

理查德·吉布斯敦促父母“去蹲监狱，而不要让自己无助的后代接种瘰疬、梅毒和躁狂症”。

1870年代的反疫苗接种运动领导人威廉·休姆-罗瑟利(WilliamHume-Rotherie)坚信，即使疫苗接种是个好主意，“国家也不应该提倡”。

“至于孩子，如果父母不能为他们的孩子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那么公民自由就会走到尽头，”他在《疫苗接种和疫苗接种法》中写道。“与其接种不纯疫苗，还不如根本不接种疫苗”，作者约瑟夫·凯普勒（JosephKeppler，1838-1894）。

在大多数情况下，疫苗接种进展顺利，但也有其他疾病感染的事件，例如，在1871年的疫苗接种过程中，有两起梅毒通过病人的淋巴液传播给健康人的案例。

反疫苗接种者不失时机地利用免疫期间疾病传播的可能性发起抨击攻势。

早在1810年，意大利外科医生吉安纳洛·伽比亚提（GennaroGalbiati）就建议直接从奶牛身上提取淋巴液以避免梅毒，但他的方法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普及。

1881年，英国政府开始集中生产一种用牛的淋巴制成的疫苗。

拒绝强制接种

当时，一些拒绝接种疫苗的案例曾见诸报刊，有些是听从了医嘱。数千名城市居民因拒绝为儿童接种疫苗而受到调查。

1884年3月3日，《莱斯特水星报》有一则消息说，“爱德华·艾恩斯因疏于遵守为他两岁的儿子接种疫苗的命令而被法庭传唤。他说他出于良心反对遵守《疫苗接种法》，而且也是根据医生建议下行事，因为医生认为接种疫苗对孩子的健康不利。”该报说，这位父亲的另一个孩子接种疫苗后备受折磨，所以不愿意让这个男孩冒同样的风险。

莱斯特市当时是反疫苗接种运动的一个中心，曾有数以万计愤怒的居民聚集在街头，焚烧疫苗接种法。

1885年3月爆发了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有8万多人参加——他们举着反疫苗接种横幅、抬着儿童棺材游行，并焚烧了一个绘成詹纳的填充假人。

历史上，莱斯特曾经是英国反疫苗接种运动的中心

1884年6月10日，《莱斯特水星报》报道了两名男子和一名年轻母亲决定拒绝给孩子接种疫苗而自愿入狱，受到人群的欢呼：“（人们）对这位勇敢地忍受着的可怜妇女表示了最大的同情……她表示为了不将她的孩子交给公共接种员的"温柔怜悯"而不惜一次又一次入狱的决心。……（人群）为他们发出了三声热烈的欢呼，当他们进入警察牢房的大门时，这些欢呼声高涨。”

隔离防疫

卫生工程师约翰·托马斯·比格斯（JohnThomasBiggs）领导的莱斯特反疫苗接种组织尝试引入一些疫苗接种的替代方案，包括隔离患者、卫生措施、确定疾病传播区域，并建造可靠的下水道系统，等等。

1880年，伦敦废除强制疫苗接种协会成立，1896年成为全国反疫苗接种联盟。该组织汇集了主张“自然疗法”和顺势疗法的伦敦知识分子和工业城市的工人阶级。他们认为疫苗接种是国家和统治阶级压迫的一部分。

商人威廉·特布（WilliamTebb，1830-1917）是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他本人因拒绝为第三个女儿接种疫苗而被罚款13次。特布致力于争取议员加入反疫苗接种运动，并创办了运动的刊物《疫苗接种问询》。

1888年，曼彻斯特议员雅各布·布莱特试图通过一项废除《疫苗接种法》的法案却没有得到支持，但成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负责听取疫苗接种者和反疫苗接种者的论点，听证持续了7年，直到1896年。

皇家委员会的15名成员中只有两名持反对接种疫苗的观点。1896年，委员会通过一份报告，建议进行强制接种疫苗。

“动物毒药”

当时的反疫苗领袖中有不少医生，如外科医生威廉·柯林斯（WilliamCollins）；他认为疫苗接种是一种未知的“动物毒药”。

另一位医生，查尔斯·克莱顿（CharlesCreighton），则认为疫苗是血液中毒，否认病菌的存在，并坚持认为这种疾病是由“坏空气”引起的。

伦敦大学学院拉丁语教授弗朗西斯·纽曼(FrancisNewman)准确地描述了反疫苗接种运动对那个时代的看法——他在《疫苗接种问询》的一期中写道：

“议会无权以公共卫生为由进行攻击；也无权攻击健康婴儿的身体。禁止完美健康是一种暴虐的邪恶，就像禁止贞洁或清醒一样。任何立法者都不能拥有这个权利。（强制接种疫苗）法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权利篡夺，因而创造了反抗的权利。”

1885年漫画显示瘴气理论：死神从纽约中央公园垃圾和动物尸骸覆盖的地下升起。

豁免许可

1898年的疫苗接种法正式废除了疫苗接种的强制性质，但为了不让孩子接种疫苗父母必须从地方法官那里获得免于接种的证明。不过，地方法官实际上阻挠了法律的实施，1906年只有4万名新生儿获得豁免证书。

同时，法律禁止人工接种人体淋巴液，代之以牛淋巴液，以防止梅毒和肝炎的传播。

尽管如此，反疫苗接种运动仍在继续战斗。他们得到了英国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Wallace）和作家萧伯纳（GeorgeBernardShaw）等名人的支持。他们认为疫苗接种是“把铲子里的废物擦到伤口上”。萧伯纳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支持斯大林主义，并否认乌克兰存在大饥荒（恐怖饥荒）。

英国政府承认地方法官在破坏法律实施，1907年通过了一项新法律，规定如果父亲在孩子出生四个月内声明疫苗可能会损害孩子的健康，就可以阻止给孩子接种疫苗。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萧伯纳曾经是20世纪早期反对强制接种疫苗最激烈的人之一。

美国的反疫苗运动

疫苗接种者和反疫苗者之间的斗争同时在美国继续展开。

1855年，马萨诸塞州开创了对学童强制接种疫苗的先例。1879年，英国反疫苗领袖威廉·特布（WilliamTebb）到访后美国反疫苗接种联盟成立。

美国的疫苗接种者和反疫苗者之间的长期对抗导致的重大后果之一是一份法庭裁决：

1905年，美国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对拒绝为儿童接种疫苗并支付罚款的瑞典裔美国牧师亨宁·雅各布森(HenningJacobson)与马萨诸塞州的案件作出判决。

法官裁定，如果州立法机构认为这是防止天花传播和保护公众健康的最佳方式，任何州都可以引入强制接种疫苗。如果不侵犯成年人的保护权利，儿童可以免于强制接种。

天花疫苗的历史地位

天花疫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只疫苗，即使自诞生以来始终处于争议焦点，仍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1870-1871年普法战争爆发时，法国军队出现天花疫情，60万士兵中有12.4万人生病，2.3万人死亡。

天花也袭击了德军，但因为部队不断接种和重新接种疫苗，95万大军死于天花的只有460名士兵。

历史学家认为，对天花疫苗的不同做法，是法军战败的原因之一。

那场战争导致德国统一、法国君主制崩溃，德法之间敌意加剧，最后导致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国于1874年引入了针对天花的强制接种和再接种，到1897年，仅已知5人死于该病。法国在1871年战败后立即在军队中强制接种天花疫苗。

强制接种天花疫苗使得德国和英国在一战爆发前基本摆脱了这种疾病，而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天花死亡率仍然很高，因为没有强制接种疫苗。

法国军队新兵入伍时接种天花疫苗。阿尔弗雷德·图什莫林1895年作品。

科学的胜利

19世纪末，法国科学家路易斯巴斯德（LouisPasteur）和他的德国对手罗伯特科赫（RobertKoch）的研究极大推动了疫苗的发展。

他们奠定了微生物学、微生物研究的基础，并且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向世界证明，疾病是由细菌引起的，而不是由“坏空气”引起的。

巴斯德发明了针对禽霍乱、狂犬病和炭疽病的疫苗。

1885年，在一名被狂犬咬伤的牧羊人身上试验疫苗成功后，巴斯德又为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甚至美国的患者接种了疫苗。

自那以后，几乎每隔10年就有新的疫苗出现：

1885年，霍乱疫苗在西班牙出现；1890年代，破伤风、伤寒和鼠疫疫苗问世；1920年代出现针对猩红热、白喉、肺结核和百日咳的疫苗；1930年代见证了斑疹伤寒和黄热病疫苗的发明。

不少人认为，研发疫苗的科学家是拯救人类的英雄。

许多国家政府支持疫苗研发。殖民帝国之间爆发战争时，各国都希望拥有先进的技术和医学，以保护军队免受非战斗损失，并减轻社会紧张局势。

来自宗教的反对

推广疫苗接种在印度和西非最艰难，因为当地宗教领袖和民间治疗师带头抵制疫苗接种。

他们经常向不识字的人解释说，疫苗是外国人引进的，更会激怒神，天花会传染。

印度教女神希塔拉被认为能够传播天花和其他化脓性疾病，也能够治愈它们。

约鲁巴人是尼日利亚和贝宁最大的传统社区之一，他们敬奉的神灵之一是天花和传染病之神索波纳。

当地人认为，如果激怒了索波纳的使者（牧师），就可能会成为天花的受害者。

秘密社团经常滥用这种信仰来敲诈钱财，如果受害者不付钱，就会用索波纳的诅咒来威胁他们。

20世纪初，当地一名医生奥根托拉·萨帕拉（Oguntola Sapara，1861-1935）打入其中一个秘密社团，得知他们用病人身上提取的感染脓疱颗粒传播疾病。

得知这些信息后，英国殖民政府于1907年取缔了对索波纳的崇拜。

但对疫苗的抵制没有消亡，60年后，尼日利亚的医务人员仍不得不设法击败索波纳信徒的抵制，以便普及疫苗接种。

1920年代苏联宣传海报，呼吁民众踊跃接种霍乱疫苗，击退死神。

当代反疫苗运动

195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起了一项针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最贫穷国家的全球天花疫苗接种运动。

医生们在多个国家再次被迫与反疫苗接种运动抗衡。

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消灭天花，世界上再无天花疫情。

尽管一直有呼吁要求彻底消灭该病毒，但美国和俄罗斯的两个实验室仍保存着天花病毒的样本。

反疫苗接种运动并没有在西方消失，不过它的声音从冷战开始时逐渐减弱，因为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科学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接种疫苗。

进入20世纪，反疫苗者不再否认细菌是疾病的起源，就像他们19世纪的前辈那样，而是专注于收集有关某些疫苗的健康风险、媒体报道和官员质疑其有效性以及揭露制药公司的信息。

今天，反疫苗运动继续关注疫苗的副作用，包括一些极罕见副作用，他们会借鉴医学界一些挑战疫苗保护患者传统观点的声音。

面对压倒性的科学证据，反疫苗运动经常会故意忽略疫苗在预防疫情爆发和减少死亡方面的好处。

谢选骏指出：早期疫苗相当危险，因为那时候医生甚至没有细菌知识和消毒概念，就给人施打疫苗，结果致死率相当高。今天的武汉病毒疫苗也是如此，仓促上阵，数据不全，隐瞒真相，致死率高……所以在我看来，疫苗即使必要，抵制疫苗也是同样必要的——因为，抵制疫苗就是在改善疫苗；如果没有抵制疫苗的运动进行制衡，全民施打疫苗无异于疫苗暴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