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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19日星期四

谢选骏:中美首次换囚意義重大


《中美换囚:三名美国人获释,一人曾为FBI线人》(ADAM GOLDMAN, 马语琴, 黄安伟, ZOLAN KANNO-YOUNGS 2024年11月28日)報道:


拜登政府周三表示,在中国被拘押的三名美国人已经通过与北京的囚犯交换获释。美国高级官员称,其中一人曾是联邦调查局的线人。

经过数月的外交斡旋,梁成运、李凯和马克·斯威丹于周三返回美国。梁成运和李凯分别被关押了三年和八年。斯威丹被关押了十多年。

“他们很快就能回国,多年来第一次同家人团聚,”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肖恩·萨维特表示。他说,目前没有其他美国人在中国遭“错误拘禁”,这是美国政府对政治人质或遭到捏造指控者的说法。

据两名美国官员称,作为交换,美国释放了被判20年徒刑的中国情报官员徐延军,他于2018年在布鲁塞尔被捕,在联邦调查局的一次戏剧性行动中被引渡到美国。


周三,徐延军在联邦监狱局系统的记录中是“不在联邦监狱局羁押中”。

几个月来,交换工作一直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本月初在秘鲁举行全球峰会期间,拜登总统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席下榻的酒店与他会晤,双方讨论了交换囚犯的可能性。

近年来,随着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人质外交有所抬头。这两个超级大国日益把拘押美国公民作为交换间谍、军火商和其他人的筹码。美国政府已警告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这些国家的旅行,或在当地保持警惕。

对于拜登来说,这些谈判的成功是外交上的胜利,在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周,他正努力巩固自己的政治遗产。这似乎也是在验证他的对华战略:双方激烈竞争的同时,也在具体问题上保持高层外交沟通渠道。但前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表示,习近平很可能是在做铺垫,与即将到来的特朗普政府发展关系。

“这是一种暗示:如果你愿意,就有可能进行互利交易,这可能会吸引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人,”哈斯说。

关于被拘押者的谈判通常独立于其他政策讨论之外。一个例子是今年早些时候与俄罗斯的多国交换,涉及24名囚犯,尽管华盛顿和莫斯科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关系紧张,但交换仍然进行。


最新的这一次交换是在周三上午,三名美国人正在返美飞机上时宣布的。

据两名因未经授权讨论此事细节而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称,现年79岁的梁成运多年来一直向联邦调查局提供有关中国活动的情报。

他表面上支持北京,经常与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官员一起露面,直到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关闭该领事馆,并称这里是间谍窝。此后不久,他在联邦调查局的联系人劝阻他不要去中国,但他还是去了。中国当局将其逮捕,2023年,他被苏州一家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现年49岁的斯威丹是得克萨斯州的一名商人,自2012年以来一直因与毒品有关的指控被关押,他的家人表示这些指控是虚假的。

根据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的报告,现年62岁的李凯于2018年被上海一家法院判定向联邦调查局提供国家机密。

李凯的儿子哈里森·李表示,他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向中国客户销售技术的公司。他在狱中写给家人的信中说,美国政府特工曾就出口合规问题与他接触。哈里森·李说,他的父亲认为,中国政府以这次接触为借口逮捕了他。


斯威丹和李凯被美国国务院认定为错误拘禁,但梁成运却未得到此认定,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为联邦调查局工作。美国国务院没有立即就原因发表评论。

徐延军是训练有素的中国间谍,在一次复杂的行动中被美国人抓获并监禁,这样的情况非常罕见。他的案件令中国感到尴尬:他是在联邦调查局的诱捕行动中,从中国被骗到比利时的。

中国通常不会进行囚犯交换,但这种情况可能正在改变。2018年,应美国政府的请求,加拿大逮捕了中国主要的电信企业华为的高级管理人员孟晚舟。此后,中国逮捕了两名加拿大男子,指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2021年,在美国司法部要求加拿大根据法律协议释放孟晚舟几小时后,中国释放了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迈克尔·斯帕弗两人。

据白宫称,拜登总统现已帮助在海外被错误拘禁的70多名美国人获释。

“这对三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时刻,”英国公民韩飞龙(Peter Humphrey)说。他曾因他称之为莫须有的罪名在中国被关押了两年。他还表示,拜登政府应该为在中国监狱中的其他许多美国人做更多的事情,即使他们没有被认定为错误拘禁,也从未登上新闻。“他们都没有得到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审判。”


谢选骏指出:人説“中美换囚:三名美国人获释,一人曾为FBI线人……中国通常不会进行囚犯交换,但这种情况可能正在改变。”——我看“中國”正在逐漸務實,不惜“拿原則做交易”了。

谢选骏:吸毒成瘾的临终病人USA


《基辛格閃退 象徵驕傲美國的危機》(社論 2024-12-06)報道:


當川普還在「讓美國再次偉大」的興頭上,一些殘酷的事實說明美國衰敗狀況難逆轉。全美市值最高的公司前十名,沒有一家是製造商,而美國最引以為傲的國家級企業,波音和英特爾都面臨瓦解倒台危機,最近英特爾董事會逼退了執行長基辛格,英特爾的股價不降反漲,代表市場也認為基辛格不適任,但英特爾一時間也找不到救星,新舵手就算有美國政府的力救相挺,也難改變英特爾的頹勢。


平心而論,曾經是世界晶片霸主的英特爾,會淪落到今天這種田地,不是因為台積電或華為,更不是因為中國崛起,而是驕傲的英特爾咎由自取。當年英特爾開發出首款商用微處理器,幾十年來英特爾的CPU幾乎就是電腦的代名詞,然而這家世界最大的晶片商因為自己的大成功,也埋下了日後失敗的遠因。


當蘋果電腦採用了英特爾的CPU,英特爾可以說是一統天下。但iPhone來了,在財務考量下,因為沒賺頭,放棄了手機晶片製造的轉型機會,沒有了移動市場,然後在電子遊戲市場上來了,英特爾又在顯示卡市場無所作為,把肥肉全送給了輝達和超微。


美國晶片設計能力一流,但是當輝達、超微和蘋果都將晶片交給了如台積電、三星等代工製造,大幅降低成本,美國晶片的災難來臨,而英特爾製造能力的衰退,再接著錯失了AI轉型機會,偌大的英特爾在基辛格的救廠策略下,回過頭來要搶台積電的代工生意,卻因合作夥伴成了競爭對手,英特爾拿不到台積或三星的優惠,又追不上圖型處理器的發展,各方困境逼得英特爾只能以裁員轉型來因應,再讓英特爾股價受到重創。


當先進製程晶片需要全天候輪班開工,才能抵回巨大投資成本,這條件美國工人根本無法克服,也讓「美國製造」成了嚴重障礙,美國逼台積電到美設廠,也遇到同樣的困擾,這些問題,又怎是工程師出身的基辛格救得回來的?


波音的危機也是自己找的。最近的災難是顆高軌衛星炸裂,讓波音對眾多客戶難以交代。光是今年,1月有架737飛機機身爆裂,3月又有引擎起火,輪胎脫落,兩個太空人因波音星際客機技術故障,現在還在國際太空站待援,9月起有3萬波音員工發起罷工,工廠停擺,第三季虧損高達60.7億美元。波音的問題,一樣是財務考量重於安全品質,公司內管理高層和員工嚴重隔閡,缺乏互信,波音前高層直言,波音離譜狀況是因「公司文化有毒」,十幾年來積累,終至陳疴難解,為了從根救起,波音公司甚至舉行「放言」活動,鼓勵員工說真話救公司,但大家私下都在問,波音會倒嗎?


這兩家公司曾經是美國國力象徵,由盛而衰的狀況一如美國當前處境,曾獨霸世界,現在卻有許多基礎建設欠缺,社會安全不足,高通膨的物價,讓許多美國人的生活品質難以和東亞國家相比,民粹當道,也讓產業升級變革遭到威脅,也更強化美國對中國崛起的危機感,川普政府傾全力要阻擋這頹勢,要打壓外國人士或貨物,「分享美國榮耀」,「搶走我們的工作」,卻不肯正視美國自己存在的問題,漠視新時代變化的速度,反而讓美國國力一再呈現衰敗跡象,一如英特爾和波音一樣。


台積電前董事長劉德音在退休後,已經和柏克萊加大校長談過,想籌組一個工業政策智庫,他說,美中博弈,美國幾乎用了80%的力量阻撓中國發展,20%力量用於強化自己,美國應該改變這樣的思維,應該將80%的力量強化自我實力。劉德音這席話的弦外之音,就是要美國誠實面對自我,才不會重演英特爾或波音的悲劇,成為時代的眼淚。


谢选骏指出:人説“基辛格閃退 象徵驕傲美國的危機”——我看這哪裏還有什麽“驕傲美國”?有的只是“吸毒成瘾的临终病人USA”!


谢选骏:投資是賭博,不投資也是賭博

《登Nature子刊 中国学者揭示股市波动对健康的影响》(生物世界 2024-07-06)報道:


计算机化交易和金融科技平台的出现,使得全球范围内个人投资股票变得更简单、更容易。


这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股票市场参与度有所上升。在中国,从2000年到2022年,投资股票的人数从2930万上升到了惊人的3.226亿。由于投资的大幅增长,股票市场的波动可能会对众多个人及其家庭的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这些股票市场波动造成的财富急剧变化或财务困难也可能影响投资者的身心健康。事实上,最近有研究发现了股市波动与特定的生理和心理问题之间的相关性,2023年11月,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阚海东教授等在 The Innovation Medicine 期刊发表论文【1】,表明了股票指数的上涨和下跌都可能迅速引发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及其亚型的发作,且该影响可持续3天。

2024年6月,暨南大学陈思宇副教授联合新加坡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的研究人员,在 Nature 子刊 Nature Mental Health上发表了题为:Associations between stock market fluctuations and stress-related emergency room visits in China的研究论文。

该论文重点研究了中国股市波动和与压力相关急诊之间的关联,结果显示,在股市波动期间,因为压力相关心理健康问题去急诊的人次更多。

登Nature子刊 中国学者揭示股市波动对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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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通讯作者、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陈思宇


为了研究中国股市波动与急诊就诊之间的关系,研究团队对北京大型医院在2009年至2012年这三年间收集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将这些关于可能因压力相关原因而急诊室就诊的特定数据,与同期中国股市趋势一起进行了分析。 

利用2009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北京三家大型医院的每日急诊室就诊记录,研究团队发现,每日市场回报率下降1%与心血管疾病病例增加0.7%和精神障碍病例增加2.5%相关。此外,每日市场回报率增加1%与当天酒精滥用病例增加3.3%相关。该研究还显示,股市波动对健康的影响是高度非线性的、瞬时的,对老年人和男性的影响更明显。

相比之下,与心理压力关系不大的疾病(例如感染和寄生虫病)则不受市场波动的显著影响。研究团队在论文中指出,经过粗略计算,每日市场回报率下降10%,与急诊相关的国家医疗费用增加约3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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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9年卫生统计年鉴》统计的中国心血管及精神相关疾病患病率

总的来说,这些分析结果表明,在2009-2012年期间,股市波动对心血管疾病和心理健康障碍有直接影响,因为股市波动与因这些与压力相关的身体和心理问题而去急诊室的次数增多有关。由于该研究中使用的数据是十多年前的,研究团队强调需要使用更新的医疗和财务数据进行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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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on 发表评论于 2024-07-06 09:20:56

都是愿赌不服输的主。

龙起卷 发表评论于 2024-07-06 08:34:00

有本事研究一下包子连任对健康的影响

饳崆 发表评论于 2024-07-06 07:52:35

研究一下罚款和心脏跳动的关系,肯定更相关。

柳小波 发表评论于 2024-07-06 07:29:23

学术妲己们就靠这种玩意评职称


五毛们就靠这种玩意的数量吹墙国撅起

莫言无语 发表评论于 2024-07-06 07:28:10

呵呵,不如研究包子上台对健康影响。

弯刀月 发表评论于 2024-07-06 07:24:00

股市是白犹最伟大的发明!它把现代人类牢牢拴在这个物质世界里。


谢选骏指出:人説“登Nature子刊 中国学者揭示股市波动对健康的影响”——我看投資就是賭博。不過呢,不投資也是賭博,因爲你不投資,別人卻在幫你“投資”——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全球沒有一片净土。人生就是賭博,不論贏了多少,最後一定輸光退場。

谢选骏:縮小稅收以便挪用貪污建立小金庫


《真实经济状况:GDP能注水 但税收没法撒谎》(马江博  2024-06-24)報道:


真实逻辑其实很容易发现,就看你是否擅长发现。


比如GDP的数据能注水,但税收没法撒谎啊。所以一个城市的真实实力究竟如何,还得看税收。


而看完了各个城市去年的税收数据,我还是有点心惊。


一、税收30强和经济30强的对比很有意思


在地方税收中,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是三大最主要的税种,我们用三大税种的和来衡量一个地方的财力,然后对比看看当地的GDP数据


上海、北京是毫无疑问的第一和第二,实力毋庸置疑,无论是财力还是经济水平,都远远拉开和后面城市的距离,深圳和广州都是第二梯队,而排在后面的重庆比苏州、杭州和成都的GDP都强,但是税收却只有后面三个城市的一半多一点。


一般来说,GDP和税收应该成正向关系,如果GDP高,但税收不行,说明本地经济中非产业经济因素比较多,比如房地产。


而顺着往下,我们可以摘出几个GDP实力和财政实力“不对称”的城市:


1、GDP属于前30但税收不属于前30的有:温州、大连、徐州、唐山、烟台、南通、泉州。


2、税收能进前30但GDP靠后的有:福州、长春、沈阳、珠海、鄂尔多斯、嘉兴、厦门、榆林。


3、一般来说,增值税占到三大税收的50%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如果低了,说明城市里产品服务的流通交易的速度在放缓,货币在流转的过程中大量沉淀在了企业和居民手里,经济容易放缓,比如济南、珠海、沈阳等。


4、而个人所得税越多的城市,尤其是个人所得税/GDP比重越大的城市,说明这个城市里的中产数量越多,他们有着强大的工作能力、比较富裕的财富水平和旺盛的消费需求,城市经济容易高速增长。北上广深苏杭、南京、成都这些不用说,都是一二线城市,但GDP排名靠后的珠海、青岛、厦门、常州这一数据也比较高,说明这些城市“隐藏的中产”比较多。


二、罚没收入占比反映的就更有意思


罚没收入/税收总收入这一指标,体现的是一个城市的治理水平,或者说,城市温度。


我们可以看到:


1、罚没收入/税收这一比值的前30城里,广西、湖南、内蒙这三个省份就包揽了接近一半儿,剩余的也多为四川、河北、贵州等省份,


这些省份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是走“强省会”模式的省份,绝大部分资源优先给到了省会大哥,而周边的小弟很多贫困市和贫困县。


2、这些强省会周围的弱势地市都比较有共性:经济结构单一,财政压力大,而且持续被周边的省会中心虹吸,因此也就有着强烈的依靠罚没收入来实现财政增收的冲动。


2、罚没收入最高的两个市都是广西的,而广西本省又没有什么好的产业,因此极大依赖房地产,省会南宁30%的GDP都是由房地产贡献,因此房地产一撑不住,整个广西连个“带头大哥”也没有了。


3、一个比较诧异的是大连,在罚没收入比的上榜城市里可以算是唯一一个特大型城市,罚没收入达到了238亿,而全年的税收也才2000亿。


4、另一个比较诧异的是山东的枣庄,作为南邻江浙沪,北接京津冀的人口大省和经济大省,山东一直都是想努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省份,这次的上榜多少有点格格不入。


透过数据看到真实,或许这才是数据的作用。


網民嚎叫:


Maui2021 发表评论于 2024-06-25 10:46:38

土共的崩溃大概会是史诗级的。一环接一环。从房子价格,到年轻人就业率,新生儿出生率。外企撤离。这一切,源于Trump时期定下的方向。

五毛们慢慢哭吧。

魔都斩妖 发表评论于 2024-06-25 08:04:36

你这个用电量啥也说明不了,美国人口只有中国四分之一,用电量却达到中国一半。2023年上海的用电量还不如广西你又怎末解释呢?上海工业比广西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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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不正是说了美国的现状了吗?

工业生产值日趋萎缩,用电总量只是中国的一半,服务业和医保也占据GDP巨大比例,仅仅律师服务费就贡献了7%以上的GDP,连全职住在自己家里的家庭主妇,平均每月都“贡献”了 $6000 的 GDP,因为那是自己用$6000“租住”了自己的房子!这和阿三喝牛尿,吃牛屎也计入GDP一个德行。


谢选骏指出:人説“真实经济状况:GDP能注水但税收没法撒谎”——我看税收也是可以撒谎的,那就是縮小稅收,以便挪用貪污建立小金庫。

谢选骏:1984年大英帝国的死亡

[《中英联合声明》40周年:四名“生于1984”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与归宿”](李雨梦 BBC中文记者 2024年12月19日)報道:


1997年6月30日香港主权移交的那个晚上,当年13岁的郑先生边吃着宵夜,边看着电视上的直播。当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告别其官邸那一刻,年少的他隐约感到那是一件重要的大事。


但他说,当时的感受并不深刻,只是懵懂中知道“(香港)一个时代的转变。”


今年刚满40岁,目前从事学术研究的郑先生说,后来长大才意识到,早在自己出世那一年,也就是英国和中国签订《中英联合声明》的那一年,香港和众多香港人的命运已“被决定”。


然而像郑先生一样,数百万香港人过去四十年没有停止过对身份认同的自我拷问和对自我归宿的追寻。我是谁?我的根基在哪里?注定要伴随很多人的一生。


今年12月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四十周年。这是一份中、英两国在北京就香港前途所签订的协议文件,确定中国政府会于1997年7月1日起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双方同意,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北京承诺,作为特别行政区,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


可是50年还未过半,中国外交部2017年首次将《联合声明》解读为一份“不具现实意义的历史文件。”类似的论调在2019年因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的反修例示威抗议、2020年实施《港区国安法》、以及今年三月份推动通过的本地国安条例“23条”时反复出现。中国当局藉此驳斥英国干涉“作为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而英国则坚持认为,《声明》作为国际条约至今仍然有效,并认为中国处于持续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的状态。


无论如何,刚过去的四、五年,香港人的命运再一次被改变。


主权移交之后,郑先生记得当时在学校里面开始要学习普通话,慢慢开始感受到一个身份转变的历程,“会慢慢接受自己和中国是有关系的,是一个中国人。”


升国旗、唱国歌、认识《基本法》,“参加国情团回大陆参观”是那个年头郑先生仍然有印象的事。他认为那是一个学习成为一个中国人的历程。对于这些变化,当时的他并没有太多的感受,直到长大之后,会开始质疑身份建构的过程。


作为“80后”一代,郑先生认为作为香港人的有趣之处,是在身份的意识上,能够处于一个模糊地带。


但2011年到海外留学之后,多年在外的流动经验让他对于自身的身份又多了一些不同的理解。“之后去到加拿大,就会想瞭解加拿大是如何成为一个国家的状态,”他说。更多的海外经历让他逐渐了解到身份并非一个固有、永有、处于永恒的状态,“如果某程度我开始抗拒中国人的身份,但又不是完全为反而反的话,那要如何说服我自己去成为一个中国人?”


学术界普遍有个共识,香港人的身份觉醒可追溯回上世纪70年代,在寻找自我与本土身份认同的过程里面,每代人的经验也起着不同的作用。


过往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会就香港人身份与国家认同进行民意调查,2014年的时候,在80后受访者组别中,有高达82.6%以香港人身份为优先,远高于其他年龄组别。


这项民意调查自1996年开始进行,调查显示,2014年时认为自己是纯粹“中国人”的身份为历史新低的8.8%,远少于1997年历史高点时的32.1%。而自有这项调查以来,“香港人,但都是中国人”的选项一直都是较多人的选择。


2014年9 月,香港爆发“雨伞运动”,当时香港的民主派支持者为了争取普选的民主制度,揭开了为期79天的“占领中环运动”。


同是生于1984年的许先生认为,主权移交这一回事在他出生的时候已经成为定局,于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也只能选择坦然接受,“从来没有对回归反感,因为这是不变的事实,你是不能改变的。”


许先生告诉BBC中文,在长大之后,对于当年签订的《声明》有多了一点理解,“有一个最大的想法,就是50年不变,那50年之后会怎样呢?”他说,自己并没有太过意识到之后会经历怎样的转变。


但三年前,曾经从事新闻摄影的他透过BNO签证计划——即“英国国民(海外)签证”计划——与家人移民到英国,自那时起,他才进一步去思考关于身份的问题。


“我想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混血儿的身份。”许先生指,因为他是在英国殖民管治下的香港出生,并且在那段时期生活了13年,然后是回到中国之后的香港,在那生活了20多年。


在去到英国之前,许先生只是单纯地理解自己是一个香港人,“但来到之后,因为将来会成为一个有英籍的人,那就会去思考这个问题。”他认为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无论是英殖还是主权移交之后的中国管治,都是无法抹去的部分,成为了他思索自我的背景,现在,若果有人问他来自哪里,他除了会回答自己来自香港之外,也会再补上一句:“是1997年前出生的香港人。”


1997年主权移交前夕,由于担心并不明朗的前途,不少香港人选择移民离开香港,据香港保安局的数据,在1985至1997年间,香港共有57.6万人移居外地,但亦有不少人后来回流。而2020年广受争议的《港区国安法》实施前后,香港再次迎来另一波移民潮。据香港入境处的“出入境旅客流量统计数字”,2020年至2023年间,香港净离港的人数亦高达53万。


同样与《联合声明》同龄的方小姐说她身边也有不少认识的人已经离开香港,但她目前未有离开的打算,仍想留下投身于不同的本地艺术计划及社区工作当中。


从事艺术工作的她记得,第一次听到《联合声明》大概是在中学时期的历史课堂上,“但我印象也是模糊的,纯粹是知道有件事情发生在我出生的那一年。”


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是在她升读中学的时候。近日在接受BBC中文访问时,方小姐坦言成长过程中并没有留意太多时事及政治相关的事情,但是那时新闻铺天盖地报导有关主权移交的消息,她或多或少也有着这样的认知:香港要回归中国。


“那时候也有一点点的情绪,我也不知道(情绪)是怎样来的,”不太了解当时的情绪,自言那时并不热爱也不太熟悉历史的她,脑海里有着这样的念头和困惑:“不是很明白回归是怎样一回事,为什么现在要由一个国家交给另一个国家?不明白为什么一开始就要由这个国家给那个国家,会觉得当香港是什么?”


大学时期,一些大学老师在课堂上面播放及讲解与“六四事件”相关的历史,她还记得,当时在课堂上观看的有关北京当局血腥镇压和平示威学生的纪录片《天安门》,这些都在她心里慢慢埋下了一些改变的种子,“一进入大学,整个世界都很不同。”


另一方面,在她就读大学的时候,正是“保卫天星码头”运动发展的时候。2006年,香港政府为了配合中区填海工程,于12月拆卸建于1958年的中环天星码头及钟楼,当时有多名文化历史保育人士到现场,抗议清拆及试图抵抗政府的清拆行动。


得悉其就读的大学有其他学生也在现场,“其实那一刻是触动到我,好像不只是我一个人蠢蠢欲动,身边相近的人原来也有行动。”


她回忆道,被触动后的自己,最终忍不住到了天星码头的现场,修读视觉艺术的她当时做了一件小小的艺术作品,以抒发自己的情绪。“因为不知道要如何,然后又觉得要做些事。”


从此她开始关注跟身份有关的诘问,“那个时候会想多了究竟identity(身份)是甚么?是那时候开始说本土。”


方小姐说, 一直以来,她都在寻找及选择一个自己合适的位置,“我觉得现在都是的,我都是在选择一个自己能力做到、合适的位置,就继续在那里尽力。”


此外,本身正在进行的社区工作,也是其中一个让她想留下来的原因。她希望能继续于香港尝试多一点的可能性,“走了就不是做这些,走了就……那个社区对我来说好像没什么意思,当然可以重新建立,但好像不是这样的(那么回事儿)。”


同样选择留下来的还有何思凡(化名)。


何思凡说,感觉生于1984年的自己在长大的过程里好像一直活在限期之中。


“小时候会说1997,长大就说2047,但去到那个限期代表什么?是不是突然天翻地覆地改变?也未必是。”在1997年前,他有种感觉是香港人在等待和试探,到了“50年不变”承诺的2047年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又会说现在还没2047就已经有2047年的感觉。”


一直以来,香港社会都有着对于2047年的想像及讨论,尤其是在2010年后一连串的社会运动及政治改变发生之后,“50年不变”会否走样、“一国两制”能否维持,也是不少人的疑问。


何思凡目前仍然留在香港,他是这样理解现在的状态,“如果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你可以真的screen out(屏蔽)所有这些东西,而你的生活是没有影响的,你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模式,而这种自由是不会愿意舍弃的。”


对于改变,何思凡并非没有感觉,但认为若果想要留在这一座城市,也要去接受目前的现状,“你可以说我务实,会有一种无奈感存在,但你都要生活的,要去务实地去接受这件事,这几年香港人讲得最多的就是‘尽做’(尽量做),尽做是一个态度,你都会去做的,不会因为预视到事情会变得愈来愈差而不去做。”


“最差的状态是,香港直接变了做大陆?但你也会去问自己,然后呢?”何思凡说。


已经离开香港多年的郑先生说, 自己在2019年之后再也没有回香港。


从外地看着香港这些年间的变化,他说他有着一种过客的心态,“当然是觉得伤心的。”


然而相对于政治制度的变化,他感到更难接受的是一种多元价值的消逝,“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回忆说, 2003年的7月1日,数十万香港市民因担心自由空间被缩窄而上街抗议《基本法》“23条”立法,此后多年民间都会举办“七一游行”以表达诉求及对当局的不满。


郑先生也初次体会到身处历史事件中的感受,“在现场才会感受到那种冲击。”他记得那时是跟朋友一起上街游行,身穿黑色衣服、喊口号的那些场景,“会觉得很震撼,”对于年少的他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启蒙。


他说,1982年9月24日时任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撒切尔夫人)步出北京人民大会堂门前,不慎跌倒的那一幕,彷似是在预示之后这40年来香港的命运,“而那是我们成年的过程,一个人开始在社会上去寻找自己的身份和位置。”


回看当年的《中英联合声明》,郑先生表示,重要的可能不是1984年,也不是1997年这些历史上的重要关点,而是如何透过历史去理解当下的香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近年我们重新去看《联合声明》这件事。”


谢选骏指出:人説——《中英联合声明》40周年:四名“生于1984”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与归宿”……我看——《1984》是一本英國共產黨在1940年代所寫的魔咒,而到了1984年,英國人真就“恰巧”和共產黨簽署了《中英联合声明》……這難道真是一個巧合?還是冥冥中的定數呢?


1984年,距離1688年光榮革命開創現代英國,還不到三百年!這是又一個“三百年壽終”的帝國案例。


谢选骏:《纽约时报》是共产党的喉舌還是間諜機構


《中美关系需要“马斯克+斯威夫特”》(托马斯·弗里德曼 2024年12月19日)報道:


我刚在北京和上海待了一周时间,与中国官员、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见面。我就直说了吧: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中国已在高技术制造业的所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飞跃。

如果还没有人跟特朗普提过,那么我要告诉他:他如今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绰号是“川建国”——意思是“特朗普是(中国)的国家建设者”——因为在第一次担任总统期间,他不停地批评中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种做法已激发了中国政府的热情,让他们为争取电动汽车、机器人、稀有材料等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加倍努力,同时尽可能不依靠美国的市场和工具。

“中国有了自己的‘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他的名字是唐纳德·特朗普,”曾在中国生活了30年的商业顾问麦健陆(Jim McGregor)告诉我。“特朗普唤醒了他们,让他们认识到这个事实:要将本土的科学、创新、先进制造技术提升到一个新水平,需要全国上下总动员。”

特朗普将要面对的中国是一个更难以对付的出口引擎。中国先进制造业的规模、复杂程度和数量在过去八年里迅猛增长,尽管中国人民的消费体量仍微不足道。


如果要我把今天的中国经济画成一个人来描述的话,这个人会有一个令人惊叹的强大高端制造业上身——像仍坚持吃菠菜的大力水手那样,但作为消费的腿细得像柴火棍儿。

中国的出口机器现在如此强大,只有非常高的关税也许才真能放慢中国的出口,而中国对非常高关税的回应可能是,开始切断美国工业现在几乎无法从别的地方获得的关键供应。这种供应链战争不是任何人、任何地方想看到的。

我两周前访问中国时,与我交谈的中国专家们希望避免这场战争。中国人的出口仍需要美国市场,但他们不会听从摆布。如果北京和华盛顿能在美国逐步提高关税上达成协议的话,双方都将受益,让双方得到做他们早就该做的事情的时间。

他们早就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我称之为“埃隆·马斯克-泰勒·斯威夫特范式”。美国将用对中国征收更高关税赢得的时间来帮助更多的埃隆·马斯克脱颖而出,让更多的本土制造商在美国制造大件产品,这样我们就能向世界出口更多的东西,减少进口。而中国将用这段时间让更多的泰勒·斯威夫特进入中国,让年轻人有更多机会花钱购买国外制造的娱乐和消费品,同时也生产更多中国人民想购买的商品,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服务——尤其是在医疗保健方面。

但如果我们不利用这段时间全面提高自己的科学、创新和工业水平,作为对中国的回应,就像我们在苏联1957年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后那样,那我们就会完蛋。

需要去中国走一趟才有所体会,但由于参议员查克·舒默2023年10月率领的国会代表团是美国立法者自2019年以来的首次官方访华,加上许多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将美国员工撤出中国的美国公司从未让这些员工返回,很多美国人错过了看到中国制造业惊人增长的机会。


下面是关注制造业的撰稿人诺亚·史密斯前不久发布在网上的,他使用的数据来自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2000年,“全球工业生产总量的绝大部分来自美国及其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的盟友,来自中国的只占6%,尽管中国已经历了20年的快速发展”。史密斯写道,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预测,到2030年时,“中国将占全球制造业的45%,将与美国及其所有盟友的相当或超过后者。

“一个国家独占制造业鳌头以前在世界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工业革命开始时的英国,以及二战刚结束后的美国。”史密斯写道,“这意味着,在一场大范围的生产战争中,全世界的国家团结起来也无法保证能打败中国一个国家。”

让我用几个例子来说明我们正在谈论的规模:在特朗普的上一个总统任期接近尾声的2019年,中国的银行提供给国内工业的贷款全年增加了5912亿元。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这个数字去年飙升至4.82万亿元。是的,你没有看错。

我2019年访问中国是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那时,小米和华为只是两家生产智能手机的中国公司。几周前我再次去中国时,这两家公司已经成了电动汽车公司,它们都在利用自己电池技术的优势来制造非常酷的电动汽车。

小米的SU7是今年4月北京车展上的热门话题,这款车是在一个曾经生产汽油动力车的废弃工厂制造的。与此同时,在以制造电池闻名时就已涉足汽车制造的比亚迪现在更是加倍投入汽车领域。我在上海出行乘坐的都是滴滴运营的超舒适的比亚迪电动车。比亚迪现已推出了一款超小型电动汽车海鸥,起价折合美元不到1万。


为了将大量的汽车库存出口,中国已开始建造一支由170艘船组成的船队,这种船一次能运载数千辆汽车横跨大洋。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世界各地的造船厂每年只交付四艘这种船。是的,你没有看错。

由于中国的电网基本上归国家所有,它能在全国各地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新车销量的一半以上是电动汽车。苹果公司谈论制造电动汽车已经15年了。有人开过苹果汽车吗?

我从北京去上海坐的是高铁。这两个城市的距离与纽约和芝加哥之间的距离大致相当。但只需4个半小时就到了,因为列车时速超过每小时350公里,而且每天有近100趟列车往返于北京和上海之间。列车行驶得非常平稳,如果把一枚硬币放在列车窗台边上——硬币的一半在窗台上,一半在窗台外——硬币会在整个旅途中原地不动。在纽约和华盛顿之间的阿塞拉列车上试试这样做,你会发现,硬币会在列车摇摇晃晃地驶出车站后的两秒钟内掉到地上。

也许你错过了这个消息:我在北京时,通用汽车对其曾经在中国汽车市场占据重要地位的尖端工厂的价值进行了逾50亿美元的减记。据路透社报道,通用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上汽通用汽车公司“今年前11个月的销量下跌了59%,降至370989辆,而本土新能源汽车冠军企业比亚迪的同期销量是该数字的10倍以上”。

但大家别担心,救助马上就来。特朗普已誓言要让美国恢复伟大荣光,他将开足马力采油,加倍努力生产高油耗车,并停止为购买电动汽车的美国人提供政府补贴。

所以,你认为将来会发生什么?世界其他地方将逐渐过渡到使用中国制造的自动驾驶电动车,“而美国将成为新的古巴——你慕名去那里观赏那些需要人来驾驶的老式油车,”正如时报北京分社社长、擅长报道汽车行业的基思·布拉德舍对我说的那样。


如果这会发生的话,我们某天从梦中醒来时会发现,中国将拥有全球电动汽车市场。而且,因为完全自动驾驶技术只适用于电动汽车,那意味着中国也将拥有未来的自动驾驶汽车市场。

这是特朗普2025年将面对的中国与他上次当总统时面对的中国有很大不同的另一个方面。就算特朗普对中国说“嘿,如果你在美国建更多工厂,我会在关税问题上放你一马”,虽然这肯定会有助于减少美中贸易逆差,但对共和党人来说,也许不是赢得选票的好办法。因为中国会这样说:“没问题,你们想要多少工厂?40个?50个?但顺便说一下。这些装配线将全部使用机器人,我们甚至能远程操作它们。”

我这次去中国学了个新词:“黑灯工厂”。一名和我一起吃晚饭的退休中国官员随口提到,她想买一张新的高科技床,于是决定去工厂看看有哪些产品。但当她来到工厂时发现,那是一家 “黑灯工厂”,灯是专门为她开的。她告诉我,工厂不开灯不是因为它停业了。而是因为工厂已经完全自动化,除了每天来清洁或调校机器的工程师外,公司没必要为任何人开灯浪费电。

正如官媒《中国日报》在一篇文章中解释的那样:“从钢板厂到手机厂,从家用电机到火箭点火装置零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向智能化生产迈进,引进了24小时不间断、无人值守进行生产的‘黑灯工厂’模式。‘黑灯工厂’,也叫智能工厂,因车间内的机器可以自动运作、不需要灯光照明而得名。”

还记得那个老笑话吗?“现代工厂将只雇一个人和一条狗。狗负责防止人触碰机器,而人是负责喂狗的。”这在中国不是笑话。

访问中国的时候,也许只是住酒店时使用客房服务,更多美国人就能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更好的了解。我很喜欢看一名德国旅行视频博主在一家上海酒店的经历,《环球时报》英文版最近对其作了报道:“‘对,电话铃响了。这意味着机器人到了,’他在视频开头时说。他把门打后看到一个机器人站在外面等他。他按下机器上的‘打开’按钮,机器上面的一个盖子开了,露出了里面他下单的食物。他取出食物,按下‘完成’键,把盖子关上,看着机器人返回电梯。”


还不需要给小费。

但中国急于实现机器人化还有另一个原因:人口结构变化的必要。美国有强大的工会和增长的人口,这让机器人成为劳动者的天敌,因为机器人会取代蓝领劳动力。而中国的人口已出现缩减,而且中国严格限制工会,这使得在工厂车间使用越来越多机器人既有经济必要,也在政治上更容易(但中国也很可能面临蓝领工人的强烈反对)。

仅在过去七年,中国的新生儿数量已从1800万下降到900万。最新的预测是,中国目前的14亿人口到2050年时将减少1亿,到本世纪末时可能减少7亿。在劳动人口持续减少的情况下,为了保持生活水平,有能力照顾所有的老人,中国将出于自身需求、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推动所有方面的机器人化。

特朗普第一次担任总统(以及拜登担任总统)期间,对中国征收关税是正确做法,因为中国没有给予我们对等的市场准入。中国一直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不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对等的市场准入,并为国内企业提供大量补贴。多年来我一直在批评这个问题。历史上,中国向美国每出口一美元的商品,美国就从中国购买四美元的商品,而且中国的进口以大豆和其他农产品为主。

但可怕的原因在这里:我们不再生产那么多中国想买的东西。中国几乎能以更低的成本、通常更好的质量生产几乎所有东西。

陈博屹是中国材料科学公司青昀的创始人,该公司的竞争对手包括杜邦。他向我解释说,像他这样的中国年轻企业家从腾讯、字节跳动和阿里巴巴等中国互联网巨头那里学会了如何“快速创新和改进”。陈博屹说,他的外国竞争对手们在产品升级上速度慢得多,当它们升级产品时,新工厂也需要五六年时间才能建成。

“我们每30天就对一些产品进行升级。我们能在六个月里建成一条新生产线。我们向埃隆·马斯克和史蒂夫·乔布斯学习。美国人非常擅长将产品‘从0变1’,我们则擅长‘从2变100’。”

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点是因为,中国制造能力的稳步提升意味着如今几乎任何你需要的东西——从微小的零件到稀土产品——都可以在国内采购。陈博屹解释说,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拥有如此完整的本土制造业生态系统,所以你想出来的任何想法,“都能在这里完成所有的采购。我们有一个目标,在三年内通过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组合,实现生产和库存的零劳动力。”然后,“我们就能坐在中国遥控中国以外的生产。这将让我们能把工厂建在离客户更近的地方。”

但他也有一个警告:“未来美国的竞争对手可能不是中国,而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正在向我们双方逼近。”

在中国经营的外国企业高管会告诉你,过去你必须身在中国才能进入中国庞大的消费者市场。他们表示,如今你仍然需要在那里,但这样做也是为了进入中国不断扩大的创新者市场。准备迎接更多的“中国设计”,而不仅仅是“中国制造”吧。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先进制造业实力的增长只是源于不公平的贸易做法,那我们就是在自欺欺人。这种增长的原因也包括中国仍有大量满怀干劲工作的人,如他们的“996”工作制所描述的那样: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六天,为了追求更好地生活。还有其他原因:中国政府投资了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它故意抑制消费支出,它有看似无穷无尽的读工程专业的大学生,而没有多少读体育管理、社会学、性别研究专业的大学生。

“中国人对待教育与我们对待体育的方式类似,”在上海纽约大学任教的林汉升说。

那么,中国将埋葬我们吗?这完全不是不可避免的。

我离开中国时对其弱点的印象与对其优势的印象一样深刻。我不想看到中国出现不稳定。中国能继续让其14亿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对世界来说很重要,但这不能以牺牲所有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为代价。

我能从这次访问中清楚地看出,由于外国游客人数相对减少,许多中国人已不再了解世界如何看待中国。正如一名白宫高级官员对我所说,中国启动《中国制造2025》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惊慌失措”。该议程是一项由国家主导和资助的产业政策,旨在让中国成为从航空航天到材料科学,再到机床等先进制造业等所有方面的主要生产国。这不仅吓坏了美国和德国等更发达的制造业国家,也吓坏了巴西、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因为它们看到中国在海外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同时限制国内消费。

中国有多达上百万亿的储蓄,这些钱可以用来刺激经济,但只是在对政府有信心、对未来有信心的情况下,人们才会把储蓄花掉。但中国政府结束新冠疫情的糟糕做法动摇了人们的信心,而且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缺乏透明度让手中有钱的人对花钱持谨慎态度。

年轻人失业率一直在17%以上、一些地方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以至于派税务人员到其他省份去追查逃税者——这些都加剧了中国人不愿花钱的心态。此外,过度建设导致的房地产危机持续让许多中国人感到“有房无钱”。中国连续三位前任或现任国防部长因涉嫌解放军中的腐败而被调查的消息也进一步损害了人们的信心。

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将中共意识形态和国有企业放在首位,这已促使中国一些最有才华的私营部门创新者悄悄地将资金、家庭或他们本人转移到日本、迪拜和新加坡。这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个好趋势。

我给我的中国朋友提供的免费忠告是,这种不平衡的经济不可持续。这种经济最终会产生一个针对中国的全球贸易联盟。世界不会让中国制造一切,只进口大豆和土豆。中国需要更多的护士为国内人民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而不是更多的工程师为国外设计更多的汽车。中国的年轻人需要更多表达他们创意的渠道,而不必担心他们写的歌词会让他们身陷囹圄。我和太多说话小心翼翼或不敢说出自己想法的人交谈过。他们看到了香港的镇压。15年前的情况不是这样。这么多受过教育的中国年轻人现在渴望出国是有原因的。

对我的美国同胞们,我要坦白一件事。我在中国感染了一种从未想过会感染的病毒:“欣赏埃隆·马斯克”。

我对马斯克用他的X扩音器欺负不能自卫的人、向特朗普献殷勤的做法如此之厌恶,以至于我只想那个马斯克闭嘴走开。但还有另一个马斯克。那是一个能制造东西的天才工程师兼企业家,能用和任何中国人一样好、而且往往更好的方式制造电动汽车、可重复使用的火箭,以及卫星互联网系统等大东西。

处于最佳状态的马斯克是中国人害怕和尊重的美国制造商。但特朗普却想把马斯克的时间浪费在缩减美国官僚机构上,在我看来真是不理智。他不该领导缩写为DOGE的非正式的“政府效率部”,而是应该领导另一个DOGE项目,一个让更多美国人“做好工程”(Do Good Engineering)的政府办公室。

总而言之,美国需要加紧工作,但中国需要宽松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向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致敬的原因:他为中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据路透社报道,今年4月26日,布林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晤后,在前往机场途中绕道前往位于中国首都艺术区的“莱蒎”唱片店。

布林肯买了两张唱片,一张是中国经典摇滚歌手窦唯的专辑。另一张是泰勒·斯威夫特2022年推出的专辑《午夜》。路透社的报道指出,斯威夫特2019年推出的专辑《情人》(Lover)发行后一周内在中国流媒体播放、下载和销售的总量超过100万次,这对一名国际艺人来说是创纪录的数字。

中国消费者有这个需求。我想对中国领导人说,是时候为你们的人民提供更多这种供应了。这对我们两个国家都有好处。


谢选骏指出:人説——中美关系需要“马斯克+斯威夫特”;我看這個《纽约时报》,把共產黨叫做”中國“,明目張膽地充當共产党的喉舌。


《中共统战部:北京的“法宝”为何陷入全球间谍战风波》(郭悠(Koh Ewe)& 碧嘉兰(Laura Bicker)BBC记者 2024年12月19日发自新加坡和北京)報道:


“统一战线”最初指的是一个广泛的共产主义联盟——曾被毛泽东赞誉为中国共产党在长达数十年的中国内战中获胜的关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毛泽东和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个“法宝”。


这个“法宝”叫“统战部”,它在西方引起的警觉程度与北京日益增长的军事武库不相上下。


与英国安德鲁王子有关联的知名商人杨腾波,成为最新一位因与“统战部”有关而受到审查和制裁的海外华人。


这个部门的存在绝非秘密。作为中国共产党一个历史悠久且有充分记录的机构,统战部曾多次卷入争议。从美国到澳洲的调查人员在多起间谍案件中提到统战部,并经常指控北京利用它进行外国干预。


北京对所有间谍指控予以否认,称有关指控“十分荒唐”。然而,中共统战部究竟是什么?它的功能又是什么?


“控制中国信息”


“统一战线”——最初指的是一个广泛的共产主义联盟——曾被毛泽东赞誉为中国共产党在长达数十年的中国内战中获胜的关键。


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后,共产党开始统治中国,“统一战线”的活动逐渐退居次要地位。然而,在习近平掌权的过去十多年里,统一战线似乎迎来了一种复兴。习近平版本的“统一战线”与早期形式大致一致:根据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MF)高级研究员马晓月(Mareike Ohlberg)的解释,即“与所有相关的社会力量搭建最广泛的联盟”。


乍看之下,“统战部”并不神秘——它甚至有一个网站,并在上面报告许多活动。然而,其工作的范围和影响力却不太明确。


马晓月博士指出,尽管其工作大部分是国内的,但统战部的一个关键目标是影响海外华人。


如今,统战部试图影响关于敏感议题的公共讨论,这些议题包括中国声称拥有其领土的台湾以及对西藏和新疆少数民族的压制。该单位还试图塑造外媒对中国的叙事,针对海外的中国政府批评者,并拉拢有影响力的海外华人。


美国南加州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黄韵琪(Audrye Wong)向BBC表示,“统战部的工作可以包括间谍活动,但其范畴其实更广。”


黄教授分析:“除了从外国政府获取秘密资讯的行动之外,统战部活动的核心在于更广泛地动员海外华人。” 她强调,中国在此类影响活动的“规模和范畴”上是全球“独一无二的”。


现年50岁的杨腾波已被确认为遭英国禁止入境、被指控为间谍的中国商人。


北京扩张影响力的野心


事实上,中国一直抱有扩张影响力的野心,而近几十年的崛起使北京终能实现这一目标。


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他在塑造中国如何对外发布信息的工作尤为积极。他的政府鼓励一种对抗性的“战狼”外交,并敦促海外华人“讲好中国故事”。


习近平的政府鼓励一种对抗性的“战狼”外交,并敦促海外华人“讲好中国故事”。


统战部透过各种海外华人社区组织运作,这些组织在国外积极为中国共产党辩护。他们审查反共产党的艺术作品,并抗议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活动。统战部还与若干对外迫害少数民族(如西藏人和新疆维吾尔人)的威胁活动有所关联。


然而,中共统战部的工作与党内的其他机构有很多重叠,其运作方式被观察人士形容为“合理推诿”(plausible deniability)。不过,正是这种模糊性引发了外界对统战部的许多怀疑与不安。


譬如,当杨腾波对他的禁令提出上诉时,英国法官同意当时内阁大臣的报告,认为杨某“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指出他淡化与统战部的关系是导致此结论的原因之一。


然而,杨先生坚称他并未做任何非法之事,对其的间谍指控“完全不实”。


类似杨腾波涉入的案例正变得愈来愈普遍。2022年,英国华裔律师李贞驹被英国安全局(MI5)指控透过中共统战部与英国的影响力人士建立关系。随后一年,在波士顿经营中餐厅的美国公民梁利堂被控向统战部的联络人提供有关当地中国异议人士的信息。


而在九月,前纽约州州长办公室的助理孙雯(Linda Sun)被控利用其职位为中国政府的利益服务,并因此获得包括旅行在内的各种好处。根据中国官媒的报导,她在2017年曾与一位高级统战部官员会面,该官员告诉她要“成为中美友谊的使者”。


对于一些卓越成功的华人而言,与中国共产党的关联并不罕见,因为他们在商界往往需要党的认可。然而,影响力与间谍活动之间的界线究竟在哪里?


据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孔诰烽向BBC表示:“当谈及北京的行动时,影响力与间谍活动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


这种模糊性在2017年中国通过一项法律后更加加剧,该法律要求中国国籍人士和公司配合情报调查,包括向中国政府分享信息。孔教授分析,这一举措“实际上使每个人都成为潜在的间谍”。


中共国家安全部发布了许多戏剧性的宣传视频,警告公众外国间谍无处不在,并且“他们狡猾而狡诈”。一些被送往国外特别考察的中国留学生被大学告知要限制与外国人的接触,并在回国后需提交活动报告。


尽管如此,习近平仍渴望向世界推广中国。因此,他委托党内一个可信的部门在国外发挥影响力。这对西方国家来说正成为一项挑战——他们如何在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行商业往来的同时,平衡严重的安全隐忧?



对中国海外影响力的真正担忧,使西方国家的鹰派情绪日益高涨,常常让各国政府陷入两难之中。


例如,澳洲试图通过新的外国干预法来保护自己,这些法律将被视为干涉国内事务的个人定罪。2020年,美国对被视为参与统战工作的人士实施了签证限制。


恼怒的北京警告称,这类法律及其引发的起诉将妨碍双边关系。


“一些所谓的中国间谍指控十分荒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本周回应有关杨腾波的问题时这样说。“中英关系的发展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她强调。


但是,一些专家表示,中国的统战工作确实令人担忧。


“西方政府现在需要对中国的统战工作不再天真,而是将其视为对国家安全以及许多华裔公民安全与自由的严重威胁,”孔教授向BBC说。


但他补充道:“当地政府亦需警惕反华种族主义,并努力与华裔社区建立信任与合作,共同应对这一威胁。”


去年12月,出生于越南的澳洲华人社区领袖杨怡生(Di Sanh Duong)因为企图迎合一位澳洲部长而被判定为有策划外国干预。


澳洲检方认为,他在1990年代参选并与中国官员有联系,成为了中共统战部的“理想目标”。


杨怡生的审判焦点在于他所说的“邀请部长参加慈善活动对我们华人有利”的含义——他是指澳洲华裔社区,还是泛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终,杨怡生的定罪及其入监服刑,引发了澳洲当地一些舆论对这类广泛反间谍法和起诉的严重担忧。因为这些法律指控可能成为针对华人社区的武器。


谢选骏指出:人説——中共统战部:北京的“法宝”为何陷入全球间谍战……我看如此一來,《纽约时报》不僅是共产党的喉舌,而且還是一個執行統戰任務的間諜機構。


2024年12月18日星期三

谢选骏:120年來诺貝爾奖的獎金为何越发越少


《揭秘|单个奖项奖金涨超60倍,120年诺奖为何奖金越发越多?(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顾志娟 2022-10-11)報道:


10月10日,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布,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S. Bernanke)、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W. Diamond)、菲利普·戴布维格(Philip H. Dybvig)因“对银行和金融危机的研究”而获奖。他们将分享10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


回顾过去百年,诺贝尔奖也是一个投资故事。


1901年至2021年间,诺贝尔奖已经颁发了610个奖项,共有975名获奖者。至于每个奖项的奖金,也从最初的15.08万瑞典克朗“膨胀”至1000万瑞典克朗。


诺贝尔奖的原始资金是“炸药之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所捐赠的约3100万瑞典克朗的遗产。若按照3100万的最初金额计算,诺贝尔奖仅颁发50年就会耗尽,但这笔资金已经使用了120多年,仍保有相当大规模的投资资本,原因即在于诺贝尔基金会的投资运作。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诺贝尔基金会的总投资资本的市场价值达到了61.03亿瑞典克朗。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梳理看到,诺贝尔基金会投资运作几经变革,目前覆盖股票、固收、另类投资(包括对冲基金、房地产投资等)。其中,2021年的投资资本回报率达到18.4%。


不过,诺贝尔基金会运作也非一帆风顺。受全球股票市场不振波及,2011年其账面净利润为-1920万瑞典克朗。次年起,单项诺奖奖金便从1000万瑞典克朗降至800万瑞典克朗,这也是诺贝尔奖金的名义价值自1949年以来首次下降。


诺贝尔基金会前首席投资官古斯塔夫·卡纳曾向媒体表示,在他2012年加入之前的10年里,诺贝尔基金会未能实现年回报率目标,这一时期的平均回报率为1.4%。


120年奖金变迁:从15万涨到1000万


1895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签署遗嘱,将其大部分遗产用于授予一系列奖项,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和平奖,这就是诺贝尔奖。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捐出的财产金额为3158.72万瑞典克朗(约为2021年12月的18.36亿瑞典克朗),他在遗嘱中规定将这笔金额转化为基金,管理者为诺贝尔基金会,基金投资收入成为诺贝尔奖的奖金来源。


1901年,包含上述五个奖项的诺贝尔奖首次颁发。


值得一提的是,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增设“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这一奖项后被人们习惯性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与按照诺贝尔遗嘱设立的五个奖项并列,该奖项于1969年首次颁发。自此以后,一般认为诺贝尔奖共包括六个奖项。


不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出资人不是诺贝尔基金会,而是瑞典中央银行,经济学奖的奖金与其他奖项相同。


1901年,诺贝尔奖首次颁发时每个奖项的名义金额为15.08万瑞典克朗(相当于2021年12月的876.36万瑞典克朗,下文除特殊注明外提及的奖金金额均为当年名义价值),此后五十年间奖金金额在10万-20万瑞典克朗之间波动,最低为11万瑞典克朗左右。


二战结束后,诺贝尔奖奖金稳步提升,至1969年经济学奖首次颁发时,每个奖项的奖金已达37.5万瑞典克朗。此后数年,奖金也是大跨步增长——1981年,每个奖项的奖金达到100万瑞典克朗;1991年,奖金达到600万瑞典克朗;2001年,每个奖项的奖金达到1000万瑞典克朗,这一金额维持了11年至2011年。


贝壳财经记者梳理看到,2012年,诺贝尔奖金的名义价值出现了1949年以来的首次下降,每个奖项的奖金从1000万降至800万瑞典克朗,并持续至2016年;2017-2019三年间,奖金提升至900万瑞典克朗,2020年开始直至今年,奖金恢复至1000万瑞典克朗。


不过,若考虑通货膨胀,按照不变价计算,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期间,诺贝尔奖金只相当于1901年的三分之一,直到1990年才恢复至与1901年基本相当的水平;进入21世纪以后奖金开始超过1901年水平,目前与最初水平相差不大。


投资策略几经谋变,股票占比约一半


1901年至2021年间,诺贝尔奖已颁发了610个奖项,共有975名获奖者。其中,经济学奖共颁发了53次,共有89名获奖者。


若按照3100万的最初金额计算,诺贝尔奖仅颁发50年就会耗尽,但得益于诺贝尔基金会的投资运作,使其在百年间仍保有相当大规模的投资资本。


诺贝尔基金会的运作基本上是以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留下的财产为基础。根据诺贝尔基金会章程,董事会对基金会财产进行管理,目的是保持基金会长期良好的授奖能力,维护基金会资产的实际价值。董事会应通过合理的资产结构和周转率,确保基金会实现良好的收益和风险分散。


诺贝尔基金会的投资目标是在通胀基础上取得额外3.5%的年收益率,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目标并未实现,期间基金会的投资策略几经变革。


最初的50年间,按照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提出的“安全证券”的要求,同时由于当时处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动荡时期,诺贝尔基金会主要投资于保守的债券和贷款,稳定性较高但收益较低。1945年诺贝尔奖金的名义金额为12.13万瑞典克朗,按不变价计算仅为1901年的三分之一。


1946年诺贝尔基金会获得瑞典政府授予的免税资格。1953年,诺贝尔基金会获得政府许可拓展投资范围,投资于股市和不动产。与此同时,诺贝尔基金会最大的海外投资地美国,对诺贝尔基金会授予免税资格。


在自由投资和免税政策的支持下,诺贝尔基金会的投资管理转为主动,并成功扭转了基金减值的趋势。至1980年代,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迅速增值的过程中,诺贝尔基金会的资产也迅速增加。


总体来看,目前诺贝尔基金会的投资分为股票、固收、另类投资(包括对冲基金、房地产投资等)几大部分,其中股票占比约一半,基金会的投资收益也因此受股市较大影响,从而左右诺奖奖金。


1975开始,诺贝尔基金会开始公布投资资本数据。当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最初留下的3100万瑞典克朗已经变为1.70亿瑞典克朗的总投资资本(下文货币单位均为瑞典克朗)。此后二十多年间基本保持了扩张态势,1987年,诺贝尔基金会的总投资资本突破10亿,1993年突破20亿,1998年突破30亿。在此过程中诺奖奖金迅速攀升,1991年从400万增长至600万,一年增加了50%。


全球市场遭遇的冲击性事件也在诺贝尔基金会的投资中留下了印记。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诺贝尔基金会的总投资资本一度锐减,从2001年的36亿降至2002年的27亿。此后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再度缩水,从2007年的36亿降至2008年的28亿。2009年,时任诺贝尔基金会执行长萧曼曾透露,“在2008年金融海啸最严重的时候,诺贝尔基金已经损失了近五分之一的投资额”。


2011年,由于全球股票市场不振,诺贝尔基金会的股票投资遭遇亏损,2011年基金会总投资资本从上年的31.51亿降至29.73亿,相较金融危机发生前的2007年缩水18%;2011年的账面净利润为-1920万瑞典克朗。次年起,单项诺奖奖金从1000万降至800万,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获得的就是800万的奖金。


诺贝尔基金会前首席投资官(CIO)古斯塔夫·卡纳(Gustav Karner )曾向媒体表示,他于2012年加入诺贝尔基金会,在他加入之前10年里,基金会未能实现年回报率目标,这一时期的平均回报率为1.4%。


卡纳加入后开始重组投资组合,将大部分股权从主动型转移到被动型,即转移到被动型指数基金上。


为实现收益目标,诺贝尔基金会还需找到股票和固定收益以外的回报来源,2012年开始,基金会加大了对对冲基金的投资,选择的策略包括股票多空、固定收益相对价值、多策略和统计套利。


经过投资策略的变革后,2012年开始,诺奖基金会的总投资资本恢复了稳步增长,至2020年突破50亿,2021年突破60亿,这一数字已经是初始金额(按2021年12月不变价计算)的332%。


百年诺奖如何永续? 注重长期保值、投资策略与时俱进


根据诺贝尔基金会2021年报,截至2021年底,该基金会的总投资资本的市场价值达到61.03亿瑞典克朗。投资资本敞口包括55%的股票基金、8%的房地产基金、16%的固定收益资产和现金、24%的另类资产和-2%的累积货币对冲收益。2021年的投资资本回报率为18.4%。


中外学者喻恺、胡伯特·埃特尔、徐扬曾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诺贝尔基金会的投资组合每年的目标配比不尽相同,例如,股票、债券、另类的目标配比在2011年为50:20:30,在2012年为55:20:25,都各有±10%的浮动空间。


2007-2015年9年时间中,虽然股票投资一直居于主要地位,但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尤其在2008年,其股票资产大幅收缩。相比而言,另类投资(尤其是对冲基金)的比例增长明显,成为组合中重要的资产类别。


从投资地点来看,在股票投资中,美国市场一直是诺贝尔基金会的投资重点,瑞典国内股票投资比例较为稳定。2012年基金会的最大变化是将部分美国股票和全部日本股票投资转到新兴市场,2015年更是大幅减持美国股票。


诺贝尔基金会是诺贝尔奖百年持续的资金之源,上述论文将诺贝尔基金会成功之处总结为永续投资的运作模式、注重投资本金的长期保值、与时俱进的投资策略等几个方面。


诺贝尔的遗产捐赠并不直接用来发放奖金,而是作为本金进行投资运作,并仅从每年的投资收益中提取奖金。对于永续型基金来说,通过将投资收益的一部分归入本金进行再投资,可以有效地帮助本金抵御通货膨胀,政府的免税政策也对本金的保值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外,诺贝尔基金会贯彻与时俱进的投资策略,能够根据市场行情及时调整投资策略,挖掘新的投资增长点。从最初的只投资固定收益证券到投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再到对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等另类投资的重视,并由瑞典国内投资转向全球资产配置,诺贝尔基金会不断地开拓能够带来更高回报的投资领域,并结合内外部管理更好地控制风险和实现增值。


在支出方面,由于诺贝尔基金会的职责不仅仅在于管理资产,还肩负着加强诺贝尔奖的地位、发展品牌的责任,会开展一些品牌传播活动。因此,诺贝尔基金会的支出不仅包括授奖的支出,还有诺贝尔委员会的费用、运营推广活动的费用等。


2021年期间,所有诺贝尔奖奖金和运营费用的总金额为1.035亿瑞典克朗。这部分成本分为四个主要类别:五个奖项的奖金5000万瑞典克朗;诺贝尔奖委员会费用2290万瑞典克朗;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的诺贝尔周1050万瑞典克朗;此外还有行政费用等2010万瑞典克朗。


诺贝尔基金会的持续运行也与其形成了稳定的奖金提取方式与长期的费用安排有关。上述论文指出,诺贝尔基金会在分配投资收益时已充分将奖金和各类管理费用考虑在内,并在基金会成立时就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财务预算体系。对支出和费用的长期打算也巩固了诺贝尔奖长久运行的资金基础。


谢选骏指出:人説“单个奖项奖金涨超60倍,120年诺奖为何奖金越发越多”?——我看事實正好相反,即使单个奖项奖金名義上涨超60倍,但實際上120年诺奖奖金越发越少!因爲按照黄金计价,20年來全球貨幣貶值了百倍!而诺奖僅僅上漲了60倍,因此按照黄金计价,其实是越发越少,只有一半了!所以説,120年來诺貝爾奖的獎金越发越少,而不是越發越多了。


谢选骏:中國武器沒有學習思想武裝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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