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于1975年——1995年间写作的《中国的四季》（原名《五色海——王者之言》）中，曾有十六个段落谈到西方文化，兹援引如下：
（01）
早先，中国专制政治压制、窒息了中国精神文化的活性；后来西方文化又摧垮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形式。外祸是由内祸引入的，家贼比海盗更危险。从此，名实俱亡的悲剧，困扰着中国的心。不。中国简直没有了心！
但精神本身，是没有也不可能灭绝的，他最多只是暂且退避三舍而已。中华精神退避到自己的发祥地，收缩到原始的母腹之中……这母腹就是民族内心的声音──只要我们敢于重新起步，他就能重新呼唤我们前进。
他仿佛用无声的言语，向我们传达了最新的消息：
西方文明并不包含先天的“先进”。是活力和创造性，而不是模式和强制性，使西方超过了东方。中国人，应当拒绝用西方人的食谱，来评判和改造自己的生活。这样，才有可能着手创造我们自己的生活。前提是，在拒绝以前，首先恢复自己的味觉，即精神活力和创生功能，以便作为民族的人，获得文明意义的生存空间──精神的祖国。
如果我们既有力量拒绝礼拜客体文化（西方文明）的系统，也有力量将之为我所用：不是作为准则和偶像，而是作为工具和材料──我们就获得了精神的生存空间！因为说到底，“我们”和“他们”，尽管生活在一个物质世界里，但并不生活在一个精神世界里：历史文化不同，地缘政治不同，甚至经济与食谱的需求、种族气质的冲动，也各不相同──这一切预示了各自未来发展走向，亦必不同。
（02）
这里是七段铭文：
A，人生来去匆匆！一切都川流不息，瞬间万变。没有长驻不移的元首，没有不散的宴席，更没有长青不老的丽人。以“美”而论（撇开其观念性，就算它“是客观存在”）──任何被我们评判为“美的”，都不可能是某一事物，而只是这一事物的瞬间。这是因为，万物都靠着自我否定，才能继续生存。“她浑身都是宝。”这个命题的意思只是说，“她对我而言，现在浑身都是宝。”在这条命运线索上，不可能每一点都美！任何线条都是曲线，而曲线的许多截面，又是十分丑陋的。它们倏忽、飘忽、恍忽──甚至很难被我们的感觉捕捉到，更难刺激起我们神经的兴奋。
B，只有当我们被幻象困住了（尽管并不觉得困扰），并被笼罩在感觉的世界里，从而认定幻觉即为世界的真相时；我们才会看出世界的固定性、确实性甚至永恒性。所谓“幻灭”究竟指什么呢？是指一个人曾经沉浸、陶醉在自己之中，然而自己的破灭，岂能不使附庸之上的固定性、确实性、永恒性，也烟消云散了吗。面对这令人怅惘并深感孤独的景象，绝望感就沛然而生了。这绝望感就是“幻灭”。幻灭，就是从自己之中走了出来。
C，人在“幻灭”中感受的，更接近世界的本相。如，人在幻灭时感到孤独、冷漠，而人生正好孤独、冷漠。幻灭的虚无感，比之实在主义，更接近人在世界中的处境，及其变化莫测的经验。尽管天才的幻灭，并非绝望的产物，而是透视的结果。天才的眼目如此神奇，什么障眼法都蒙蔽不了他，在非人的意景中，他看透一切，看透底蕴，万象在他面前灰飞烟火。
D，现代是一个概念游戏的时代。实证主义者们宣称他们的概念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但只有原始人才会相信概念不是“对事实的陈述”而是“对事实的把握”──而今，概念游戏的奴隶和耽欲者，是“夏日原野上，一朵最后的玫瑰”。
E，现代科学也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游戏的庞然体系。现代科学的各类细目的诞生、扩张，可谓雨后春笋，生机勃然；又如百花争妍，使观者称羡不已……可是这一切的结局与收获呢？学科分立的倾向终将走到尽头，那时，各门学科将发现各自的内容都互相沟通，各自的界限将被打破……甚至分立数千年的“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鸿沟，也会在一天早上突然弥合：作为人的心理活动的产物，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于是，万种学科又将归一，一门系统学问。
F，这大学问以天子为归宿。世间的万象，最后无不涌聚天子之庭，以沟通天、地、人之间的固有隔阂，而且他的神（“功能”）就是万物的宗主。任何学术如不上溯天子，就难称完全；天子，于是成为人的性命之核。他来临，一切变质，学术又岂能独外？天子作为基因，必化合几百年间学术的有机结构，不明白这至贵情理者，又何足以谈人生的境界？
G，中国的精神内含这至贵要素。为什么中国的文化灰尘已经积累到如此腐败的地步，而中国仍能延续下来？因为中国还有天子的激励。天子是永久有效的复活剂，也是周期性勃发的生命力。以此，未来统一世界的权能，将是东西方文化的混合体：它的头脑及中枢神经类似中国的天子，它的身躯及应用系统类似是西方的文明。
（03）
“两虎相较，必有一伤”──这古老的成语，实际上说明了生动的人际关系：两位“个人主义者”相遇，必有一位受伤、被迫转化成“集体主义者”……其实，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成为不同的意识形态体系，只是西方文化特有的现象，在人类文化史上，堪称例外。
在人的心理深处，在人的文化生活的内里，以及在人际关系的历史上和现状中──我们随时都能看到“存在着的”（而非“经典化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区别！个人主义，是公然的、扬帆的权力意志；集体主义，是荫蔽的、潜航的权力意志。二者兴许殊途同归：是为了自我的伸张而巧立名目。
每一个和睦的家庭中，都有它的个人主义者与集体主义者；每一个运转着的事业，都依靠个人主义者与集体主义者的“通力合作”，来达到它的尽善尽美。我们对“存在着的个人主义者”的理解就是我们对“存在着的集体主义者”的理解──就是一个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家伙！一个乐意（或被迫）接受他人意志的仆从。
（04）
一个民族的精神，应该具有某种实体性，而并非变幻无常的液状。相对稳定的模式，和可以预测的趋向，是其证明。而当民族生活陷入当代式样的紊乱时，民族的精髓也就随之步入危机：巨大的梦想消退了，仅仅留下，有待处理的垃圾！使人奋发有为的精神诱惑，化为平庸无奇的锱铢必较。
为什么中国的有志之士，在个人奋斗的时候也要打着“群体意识”的幌子？显然，原因在于文化传统的特殊，而不在于本能要求的异样。如中国的“豪杰”们为自己开出权能清单的方式，在文化压力下通常却采取了群体表象的伪装。结果使得他们的权能要求，具有超强的延续性。这对真正的民族目标，其实是有弊无利的，因为这反而模糊了真正的民族需要，让民族永远无法成熟起来。而英雄对世界的作用则不仅是整合性的，而更经常是创造性的：A、他为自己和他人，设计了新道路和新目标；B、通过这一设计，他塑造了一个世界模型。如果失去了这种意义的“英雄之要素”，世界和生活，将沦为支离破碎的。但创造性的英雄来了，他提醒我们：还有重大的威胁埋伏在我们周遭，还有远大的航程需要我们竭尽全力。要绕过暗礁，就需要比暗礁更阴险的技巧；要克服海浪，就需要比海浪更柔韧的胆勇。不被生活折服者，能够抗拒环境同化者，是未来世界的希望，也是现代世界的殉道者。
他们面临着三种命运：A、精神病患者；B、早夭者；C、天才。事实上，三者时时集于一，尤其是在精神领域。如李贺（790—816年）、尼采、凡·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年）、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年）便是。然实际情况往往并不如此典型。有以“疯子”而退场的，有以“早夭”而退场，但都是以“天才”而退场的。他们各有自己的命运，各受自己的“规律”、“定数”左右支配。在此，他们在不同社会也得到不同的社会评价。人们仰慕天才、同情早夭、厌恶疯子，这仅仅因为，天才是“得到社会承认”的等号，“身价百倍”之后，世俗遂生仰慕之情。而早夭者的遭遇，使人联想自己或亲属的可能命运，故在危惧中生同情。疯子，似乎没有价值，但在西方文化（这是以基督教为其“坯子”的）中，由于耶稣、保罗等一大批“超常人格”的示范，似乎又与某种神性联系起来。所以，西方文化运比中国文化要更能同情疯子、谅解疯子甚至崇拜疯子，但在实质上，上述三种命运却是由同一本质导出的。具有上述气质而能与环境长相相安无事者，鲜矣哉！因为那种气质，将在世俗生活中，不是面临错乱，就是陷入死亡，只有极其罕见者，能够升华而为天才。天才，就是能够逃过夭折命运的早夭者、能够避免发疯命运的大疯子。投降吧！年轻人，如果你不是天才，就向世俗压力低头认罪吧。
而一个生机勃勃的民族，必有其强固的民族意识──不屈不挠、拒绝见异思迁、不以成败论英雄等“思想积德”。缺乏思想积德的民族，难免随风摇摆的软骨症，结果陷入持续乱世的折磨。他们的文化是风派的，京派──海派──风派，等而下之。京派是满洲人的家奴，海派是万国商人的用人，风派是国际主义的留学生。在日本，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华人还是日本人呢？不是看衣饰，而是看眼神。日本人的眼神直直的，因为很有安全感；华人则四处窥测，因为缺乏安全感。
显然，每个民族都活在不同的环境中，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方面的外部环境，以及文明传统和种族特征方面的内部环境。所以，上升的民族，无不致力于创造，创造适合自己生存状态的生活万式，然后为这名不见经传的生活方式，进行辩护，形成理论。这些环境特点，呼唤特殊的生活方式，于是，每个民族据此形成了不同的命运。
对这个民族是善的思想，对那个民族也许是恶的道路。能够促进那个民族的健康生活的东西，对这个民族也许是致命的毒素。这需要敏锐的甄别，需要具有诊断民族命脉的能力。这当然也有待于每个民族的良心、社会的保姆，做出自己的回答，但决不是听命于其他民族，哪怕是其他民族的导师！其他民族的导师，对于这个民族往往是个骗子。
必须有民族的独立自主，才会有拒绝外来污染的民族意识。有了纯净的、相对排他的民族意识，才会有充满自立的自尊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需要一个有魅力的形式，一面鲜艳夺目的旗帜……这被历史家称为“民族文化”的东西，不是习俗意义的文化，不是文学艺术的玩物，而是作为社会仲裁出现的判教尺度，即“真理的意义”。
对不同的民族而言，真理意义的高级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表现形式。这要看传承与现实的需要而定。而所谓“传承”，实际上也是以往的现实需要的积累。所以，人的需要，是高于一切的判教依据。例如，对埃及人来说，高级文化的核心是“复活”。这与基督教的“复活”不同。埃及的复活者，似乎是重复早已经历的世俗生活？但埃及人的全部现世生活，却是在为这种在现代人看来十分无聊的复活做准备。基督教的核心，也是复活，但仅仅是基督的复活及其最后审判，一切现在的生活，该是为这样的来世做准备的。
再如作为印度人高级文化的核心，便是“轮回”，因此，印度人能够珍爱兽类，等视众生，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来世也许会变做禽兽鱼虫。中国人，则是最早的现世思想者。他们宣扬自己都不尽信的“神”，“祭神如神在”地达到现实政治上的目的，即所谓“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希腊人后来也包括罗马人，与中国人不同的是：他们对神明持有批判态度，结果，智慧的天平就倾斜到经验主义一边去了，在希腊人心目中，诸神与他们一样放荡无忌。罗马人则过于明显地把“太阳神”作为一个政治上的玩偶。这样的希腊世界和后来的罗马世界，由于抛弃了必要的社会压舱石即作为心理镇定剂的宗教，而倾覆了。
而阿拉伯人、欧洲人，以及后来的穆斯林人、俄国人，基本上逃不出亚伯拉罕宗教文化的圈子。正如日本人主要模仿中国文明。这是就公元1500年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以前的时代而言的。文艺复兴以来，各民族的高级文化的核心开始慢慢蜕化了，它们无一例外地受到所谓日耳曼“力量崇拜”的侵袭。这种恶魔般的崇拜以科学技术的名义，挟带坚船利炮，先是在欧洲徘徊，后来泛滥到全球，希腊的思想与艺术，基督教的礼拜与组织，不过是它的假面。
文艺复兴运动，与其归功于聪颖、软弱、爱好激动的拉丁民族的精神所引发；不如归功于日尔曼人的粗率性格。近代欧洲精神，与其说发源于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年）等意大利文人，不如说发源于罗哲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年）一类的日耳曼野人。这类日尔曼野人的佼佼者，还有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年）、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 beare 1564—1616年）、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年）等人。他们彼此之间，在心理上有惊人的内在一致性：勇于反抗但拒绝循规。力成为他们最高的善，如浮士德博士就是这样的“恶魔子孙”……
（05）
对科学，我们应采取两个步骤：
首先，必须从前人尤其是从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们对“科学”的狭隘理解中解放出来。坚定地拒绝他们对“科学”的非科学（即僵死的、不变的，阐述。彻底地拒绝他们把“科学”作为一个形容词来使用的虚伪态度。我们要完成“科学的还原运动”。
然后，应该从现代科学伟大雄奇的迷宫中“走出来”。从而获得一种对宇宙、对人生更完整更近于直觉的“洞察”。科学本身处在永不停止的更新中，我们要是不能相对地“走出来”，就只能跟在它后面慢慢爬行，老是根据它的临时发展来改变自己的步态，因而只能处在“邯郸学步”的可怜状态里。要知道，连科学本身也不喜欢这种奴性，因为，这种仰观他者颜面的奴，匹，无疑会阻碍科学的自我更新。对现代科学的合理怀疑态度和相对超脱精神，是一个健全的心灵不可缺少的。
就我们而言，对现代科学观念与方法的迷信，还有另一重危险。因为现代科学，不论它已取得了多么辉煌的独立成就，毕竟是“西方文化”观念的一个派生物。它和希腊人的观念、希伯莱人的信仰、北欧人的冒险精神、大西洋航海民族的扩张主义，都结下了不解的历史之缘。也和西方人的价值观念有机地融合一体，难舍难分。
无条件地接受现代科学的价值准则，尤其是无条件地接受产生了这些准则的那些文化内核，这对中国民族的自我意识、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自我评价，很可能会构成一种暗暗的毒化。
中国民族近代史上的最大悲剧就在于：当中国人下定决心向西方学习时，西方的文明已开始滑坡了。当中国人信奉了十九世纪的欧洲中心论时，欧洲人自己反倒抛弃了这种夸大狂的倾向。
中国的现代文化人，只是摇摆在两个传统文化之间：中国的与西方的。这与原创力的衰竭，是有关系的。
（06）
构成现代世界文化主流的西方文化，正趋于沉沦。我们，生在二十世纪末叶的文化废墟上。犹如那在原子弹爆炸过后的一片烟尘中，无力摇摆或疯狂痉挛的小草。现代工业社会的奴隶们，所能“选择的自由”除了“沉沦式的生活”，就是“升华式的死亡”。而许多糟糕的情况还会导致“又沉沦又死亡”的惨淡结局，一种致命的“锈蚀感”侵袭着无望的现代奴隶。
然而，我们是有灵性的动物。我们是有智慧的生灵！我们为什么不奋起呼唤我们自己的精神风暴呢？我们缺乏起码的自信力吗？
“鲍吉亚（鲍吉亚：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子，马基雅维里《君主论》中理想王子的原型）关于法军征意一役曾经这样说过，他们只是手执粉笔前来画出自己的寓所，并不是使用武器来打开自己的进路。我也愿意使我的学说同样平平静静地进入那适于接受它和能够接受它的人心之中。因为，凡分歧是发生在第一性原则和概念自身、以及甚至是在论证的形式的时候，驳辩总是应用不上的。”（新工具》第1卷35节）我们如此重视培根思想的最大理由，是因为他与我们在“文化大时代”上，不乏相似性。培根是从中世纪进入近代史的，而二十世纪末叶的中国人也是如此！（“文革”就是我们的“中世纪”。）虽然从培根到现代，西方文化已由弱小而臻于强盛；但在西方已经过时的培根，却正适合中国当前的需要！例如，培根所倡导的近代学术方法，在西方世界已经由反击性的角色，变成了统治性压制性的角色。但在中国则恰恰相反，它还没有获得统治地位。
全方位地看，西方文化的步伐，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画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圆，实现了它的历程。如果说，培根的时代是西方文化系统的“起点”，那么，现代西方已到了接近“终点”的文化阶段。尽管，培根立足于他那时代的种种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化的环境中，只要稍稍变换一下角度，就获得了格外深刻的启发性。
（07）
在未来的挑战面前，不论东方的传统文化，还是西方的传统文化，都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社会文化模式和心理观念样态，无助于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理由。互相接触也许不无补益，但借用却最终只能归于失败。只因为西方的传统，也同样在未来的挑战面前失去了应战的效力。而我们常常所说的“西方文化”，恰恰是西方的传统文化或是很快即过时的“流行文化”。它并不能代表西方更不能代表世界的未来。现代世界面对的压力形态是新颖的，但是人们为什么没有由此联想到──我们的未来世界所用以应付新颖压力的文化，第一要义即在于它的有效的新颖性：它必不同于迄今被叫做“西方文化”的那种传统的堆积。“西方文化”概念中的“西方”如果是指传统的、已然的西方，那“西方”与“复古”又有何区别？流俗的复古，是复东方之古，流俗的西化，是复西方之古。
以“人类的”即多元的文化浮沉去透视社会价值，将发现，社会机器的顺利运转，并不等同于社会福音。效率与稳定，是衡量社会内力的一个重要尺度，但不是唯一尺度。效率与稳定，不能给社会带来长久的福祉。例如，人们为了效率而付出多样化的生活与思想自由；为了稳定，人们有义务放弃自己的爱；而这些若被牺牲了，生活的动力所剩无几。这时，效率与稳定，已不复是集约地使用力量，反是吞噬其余一切的大饕餮，甚至把人的生命作为自己的抵押品。
千年以前，还是西欧的“中世纪”，那时的欧洲社会，除巴尔干半岛一角的拜占庭帝国之外，以“黑暗”着称。同时代的中国，正当唐宋盛世。两个社会，一个民生凋弊、文化残破；一个国泰民安、文化昌盛。然而，五百年之后，局势开始了逆转：先是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开始“平起平坐”了，郑和“下西洋”到了东非，比利牛斯人越过好望角前来远东。但这也并非真的“平手”──而只是一上一下两个进程之间的偶然交叉而已。郑和的东非之行是个终点，比利牛斯人的东进则是地理大发现的起点。然后又过了四百年，一切对比差不多颠倒过来了。区区英伦三岛凭其一文小舰队，就破毁了大清国全部的海上长城。这种迁化浮沉可以使人思考，唐宋元明清的效率、稳定与中国的近代衰亡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西欧中世纪的黑暗与其近代的光明之间，是否大有“关联”？一个旁例可以显示：横跨巴尔干与小亚细业的拜占庭帝国，与隋唐宋元明诸朝同时显赫，但在十五世纪却遭复灭。与拜占庭帝国的衰亡几乎同一个世纪，一度黑暗的西欧则开始文艺复兴，再度崛起了。满清是外来入主中国的野蛮统治，正如奥斯曼是外来入主希腊的野蛮统治，它们的出现是中国与希腊的终结。
（08）
文化有永生之路吗？也许有。也许没有。我们不必对此强行作答，以给来者的意志、智能、天赋使命，划定一个不准逾越的囚牢这种反反复复的悲剧本是充斥了人的文化史的。另方面，迄今为止，菩姜如尔的窖智之士，尚未发现一种能够永生并具有不可征服之禀复的现行文化。退一万步说，文化的永生之路即使可能出现，也要验之于“未来”，而不是立足于对“过去”的神化，并迷失于对“现在”的偏执。
今日获得的各种视界显示，文化的“长生之道”，在于它的自我约束力量。这包括两个方面：
1，接受了这种文化的人民，有着自我约束的内在力量；
2，这种文化范型本身有着自我约束的传统。
在很多场景中，内在的约束与节制（而不是外来的压制与禁锢），更合乎生命的节能原则，这就是道德规范可能具有的积极的使命。因此一般说来，各种道德招致的“不满”，总是比不上它所获得的“赞扬”。这也是它得以存在下去的理由。相形之下，东方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富于自我约束的倾向。在把中国视为“远东”的世界地理的座标系上，这一倾向似乎由西而东地强化着，或由东而西地弱化着。这是仅就文化的表现形态言。在根本上，各种文化都是为满足欲望（感官的或想象的；肉体的或心理的；升华形式或沉沦形式的）而设，它们在内心都是好表现而厌约束的。如果东方的相对拘谨不是慑于外力的恐吓而是源于内向的清静──是否说明东方文化更强大？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若想振兴一个衰老的民族。就需要整整一个世代乃至连续几个世代的虔诚者，为之赎罪。这是一种文化力量转移、替补的外在形式。即，虔诚者把自己的力转换到民族的机体中。民族的衰老，不源于自然的、生物的原因。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是由误信自己的创造物具有天生的真确性、不需重创的永恒性而不幸摧致的。这类有害的设信，对自体创造的情绪、经验进行异体化、神圣化这就是各种偶像崇拜的本质。用凝固的、人造的偶像（如某个恶魔符咒、某件艺术作品、某种祀拜仪式、某项科学原理等等），去抵挡流动着的生活、“变易着的精神”──这就是各种偶像崇拜的实际功能。只是在异常的危机中，偶像崇拜才可能收到安定人心的一时效益。而在更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崇拜使民族的生机在不知不觉中被腌制了起来，如此深重的罪孽，是灾难探重的真正祸因。反躬自省，并准备以赎罪的行动去实行自我更新：这是一条最接近“本质力量”即大地母亲的出路。
（09）
中国民族近代史上的最大悲剧就在于：当中国人下定决心向西方学习时，西方的文明已开始滑坡了。当中国人信奉了十九世纪的欧洲中心论时，欧洲人自己反倒抛弃了这种夸大狂的倾向。对于中国文化的病，欧洲人开列的药方早就不灵验了。现代的中国人，不应再象一个忸忸怩怩的乡下姑娘，老是干一些“赶时髦”的事，而当她费尽心机、花去九牛二虎之力做完之后──这一度富于魅力的大事业，已成为过时的甚至陈腐的东西了。
中国人，要清醒地看透自己面临的危险！
西方文化并不包含先天的“先进”，是活力和创造性，而不是模式和强制性，使西方超过了东方。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问题，并不是一个“落后”与“进步”的问题，而是一个衰微与强盛的问题，是一个有无活力的问题。其差别，是一个老年的暮气与青年的冲动之间的差别。中国人，应当拒绝用西方人的思想和眼光，来评判和改造自己的生活。这样，才有可能着手创造我们的生活。前提是在拒绝以前，首先恢复自己的精神活力和创造功能──以便作为主体的人，获得社会文化层次上的回旋余地。既有力量客体文化（西方文化）的系统进行拒绝，也有力量将之恰当拿来，为我所用：不是作为准则和偶像，而是作为工具和材料！因为说到底，“我们”和“他们”──并不生活在一个完全相同的文化世界里：历史文化不同，地缘政治不同，甚至经济与食谱的需求、种族气质的冲动，也各不相同──这一切预示了发展的走向亦必不同。
中国的文化，是无法从欧洲的传统文化那里获得拯救的。西方，并不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个民族若不能断然自救──别人是不会来救它的。一切漂亮的世界主义言辞和口号──对一个受尽欺凌的“局外民族”──总是害多于利。它麻痹了这个民族发自本能的反抗意志，使之误信有一种来自外部的力量或意识形态会保护它、拯救它。鲁迅先生早就提醒过沉迷在新旧自然交替之梦中的死魂灵们，我们若不醒悟──别人无法代我们醒悟。
悲剧性的分化开始了。这一分化充满了激烈的搏斗与沉默的对垒。世界重又变得支离破碎。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在许多方面深化了，在许多方面则退化了。
平衡被打破，精神界的骚动开始了。一匹亢奋的巨灵顽强地崛起……科学的功与罪──全在于此。是的，击溃旧意识形态之壁垒的，唯有新科学的利器。但科学本身却不是精神运动的归宿，所以在科学至上的实践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便涌起了新方法的热潮。但新方法也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便继之以新学科的狂热。那么，“新学科”又是什么呢？如果说，新科学（“自然科学”）还仅仅是对旧意识形态的间接瓦解的话，那新学科（“社会科学”）则进一步对旧意识形态展开了直接的攻击。但这也不是事情的结束。这一切事态层进式地指向了──新意识形态的诞生。
（10）
无疑，现代文明中的教育事业，已陷入病魔的手中。
这些病如此深刻地困扰着现代各个民族的生活，以致阻碍着现代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以此之故，各个文明社会都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酝酿着某种程度的教育改革。对于本来就没有进入现代文明系统的中国社会来说，受到现代教育之弊的困扰和束缚，也就更为复杂。因此，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从教育事业的侧面去观察一下，也可以说就是一部教育改革及其诸多纠纷的历史。毛泽东自己考不上大学，暴力夺取政权后就干脆封闭了大学，造成许多人间惨剧不说，更重要的是像蒙古入侵一样造成社会的野蛮化。
在这个野蛮过程中，白种蒙古──俄罗斯的反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相反看看日本社会，由于明治维新的成功，尤其是二次大战以后的发展，其西化程度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不少人包括许多日本人把日本算作一个“西方国家”！尽管日本在地理上人种上明明属于东亚，和马达加斯加的黄种人位于黑非洲边缘完全不同，且日本文化传统也是在中国的蕉陶下逐步养成的。你别看日本已经拥有了西方文化的诸多外表，其实日本的根子仍然是东方的。不管多少西方的文化思想和制度习俗，也改变不了种族上地理上以及基本的文化样式上东方的窠臼……这就使日本民族陷入一种内在的深刻矛盾。日本成功地西化了尚且如此，中国失败地师从俄国，岂不悲乎！
从苏联引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制度的最大弊病是绝对化和僵硬化。
我们先谈绝对化的弊病。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即两千五百年以前，孔子就提出过“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他主张应该根据接受教育者的素质和智力特点，去开展教育工作。孔子从事的教育活动，主要是成人教育及高等教育，所以他的这个教育原则在实施过程中贯彻到什么程度为宜，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苏联教育的原则却是与此相反的。在各个教育阶段，苏联摹本的教育制度大体上遵循机械的循序渐进，而实行统一教育。一个班级的学生人教约在数十人，因此，使得“因材施教”变得不可能。在大学或大学以上的教育中如硕士、博士学位的攻读者，以及博士后的课程等等，问题就更严重。在这里，分科是实行了，但受教育者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被动的接受统一课程的木偶。他哪里能像古代学者那样自由地钻研学术？他必须为了获得党员学士们的投票通过，而牺控自己的天赋。等他适应了这一切，他的一切已经结束了，他已不复是他自己，成了同样的木偶。
其结果，教官不但未能激发出学生的天赋智慧，反而把学生变成了专业的从属，变成了知识系统的导体。这就是教育的绝对化，它把受教育者群，看作同一的存在，并以一个工具性的模子去塑造他们。
接下来，我们来看教育的僵硬化所造成的弊害，它主要表现在强迫教育制度上，所谓“义务教育制”并不是义务的（免费的）但却是强制的，和绑架勒赎差不多。尽管强迫教育制是近代工业社会普遍实行的一种公民教育，但苏联及其附庸国家实行得特别非人化。它规定每个儿童都有义务受特定程度的强制教育，这个教育的源泉即执行机构，往往是统一的。因此，僵硬化的强迫教育是与绝对化的专政联系在一起的。甚至连幼儿教育和普及教育，都要为这种专政服务，并和专政的些特征结了缘，结果，使人格层次的教育质量受到了损害，这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11）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中国社会，也同样受到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因此也产生了一个买办印度─西域文化的新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传播印度文化的僧侣阶层和在俗的佛学拓荒者。而且早在东汉灵帝时代，西域文物就在中国广为流传了。南朝范晔《后汉书·五行志》“服妖”一节写道：“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其后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
在作者看来，文化入侵显然是军事入侵的前奏，而董卓麾下的胡兵作为“国际主义部队”，在近代中国也可谓后继有人。不仅有八国联军，有日本兵，还有苏联红军，他们多少都有中国的内应即现代董卓作为同伙，例如北洋军阀各派往往依仗不同的外国势力；而孙中山在屡战屡败后就比北洋军阀更彻底地投靠一个外国──苏联红军这样的胡兵。引狼入室容易，驱逐狼群谈何容易，苏联红军迄今还具有左右中国局势的残余势力。
可以想见，那时中国肯定产生过一个活动广泛的买办阶层，否则输入如此之多的“西方文化”，并且在衣食住行的一切领域彻底改变了本土中国的面貌的，并非简单的“丝绸之路的交流”可以轻轻一笔带过。这个阶层的文化活动和历史影响，今天的学者们还未能充分地研究和准确地估价，这是令人吃惊的，仿佛说明，现代中国的买办知识分子出于避讳、嫉妒、以为天经地义等种种原因而对于自己的同类项──汉魏晋时代的买办知识份子的历史功勋，故意视觉而不见。人们对于自己的同类项反倒更为漠视，但有一点却已经清楚了，魏晋南北朝的外来文化传播者与传统的本土士大夫不同。若是没有这批新型知识分子的积极布道活动，那唐宋明的新一轮中国文化，将绝不会是这样。
当然，仅仅贩卖外来文化的成果并以此自我炫耀，那就会变成令人讨厌的卑贱。唐代玄奘是中国佛教史上有名的学者和翻译家，但他毕生辛劳所得的成果却很有限，因创造性不多。他主要是从事翻译佛经、介绍印度文化的工作。说来可笑，后人似乎更加记得他口述的《大唐西域记》而忽略了他呕心沥血之作。和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同时代的禅宗六祖惠能。惠能本人是个文盲，别说是印度的梵文，连中国的汉字也不认识。但是通过传播自己的理论，他影响了中国佛教思想好几百年的发展，他的南派禅宗，对以后宋元明清各朝文化的各个领域，均有渗透。一个文盲，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可谓大矣！其历史价值岂不远在玄奘以上？
如果说玄奘还是一个比较严格意义的狭义知识分子，那么惠能就显然具备广义知识分子的特点了。惠能与韩愈等人发起的“古文运动”遥相呼应，显然是中国本土精神的脉动。如果说唐宋的“古文运动”类似欧洲的文艺复兴，那么“禅宗运动”就类似欧洲的宗教改革，虽然中国的这两个运动比欧洲的要缺乏戏剧性，因而容易受到忽略。但我们毕竟注意到，在禅宗的历史发展中，本土化与自生性的特点是其特征，所以禅宗的意义在于从西域佛教的形式下解放了中国精神，正如宗教改革的意义在于从罗马宗教的形式下解放了日耳曼的精神。所以，禅宗不仅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佛学的整个趋向，而且扭转了中国文化的命运，至少是集中体现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戏剧性变化，虽然其戏剧性不及欧洲的第二代文明（“西方文明”）那样强烈，但毕竟对唐朝以后中国整个思想文化包括宋明理学的发展、国家意识形态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由此看来，文化的贩卖和文化创造确实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事业。它分别造就了买办知识分子和自主的知识分子。对于大多数的文化消费者来说，在外来文化的冲击波之后，远方舶来之物毕竟不如本地的产品那么自然适
应本地人的口味；其次，还牵涉到民族感情的温馨记忆。
经济领域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常常论证关税壁垒的必要性，事实上，在各种意识形态的生长过程中，也有一种深刻的保护主义在起作用，它要求恢复民族文化，要求对外来文化的传播进行适当限制，甚至要求建立“精神文化的关税同盟”，像三代（夏商周）先秦中国的天子崇拜，古代希腊的奥林匹克祭典，雅利安印度的吠陀文化，前伊斯兰时期阿拉伯人的麦加朝圣（陨石崇拜）等等，但凡本土能生产的，就决不依赖进口。而凡是进口了的，也需要逐步经受本土风格的同化。
这就是民族精神的奥秘。所以在中国，当儒学充分吸取了佛学尤其是中国化的禅宗的思想精华之后，就要开始排斥佛学以便确立中国文化的本位意识。
（12）
在“西方文化”的总称下，隐藏着多种多样的类型与风格。像英格兰化、法兰西文化、德意志文化、意大利文化、西班牙文化等等诸多不同。另外一方面，在时间上也体现出强烈的差异。例如每一个历史时代的西方文化，都表现出它的独特性，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化，是那样的不同于十八世纪的西方文化，以致表现出“西方反对西方”的奇异现象。
而东方人，尤其我们中国人，在谈到“西方文化”时，往往忽略了西方文化内部的这些反差与对立，包括种族、宗教、地域和历史时期的差别，这就像初次见到洋人的乡民，总觉得洋人个个相似，仿佛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但事实不是如此。在“西方文化”的统一名目下，许多根本不同的要素，混和到了一起，进行着名实之争。
例如，在西方古典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鸿沟，已经深到了这一步：从古典文化的角度讲，渊源于美国的现代文化是一种四分之一黑人化、四分之一印第安化、四分之一墨西哥化、四分之一欧洲化的怪物，是没落的、颓废的东西。反过来，现代文化也会觉得古典文化是过时而刻板的，甚至是陈腐而伪善的。
古典西方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之间的不相容性，已经达到可以互相背弃的程度。例如，古典文化虽然是人文主义的但大致还在基督教影响下，但现代文化则明显转向异教，其中佛教与伊斯兰教属于大头，此外各种新兴宗教或推行个人崇拜的“邪教”也纷纷出笼，分食基督教的大饼，基督教内部也分化瓦解，赞同奸淫、堕胎、吸毒、同性恋。仿佛十九世纪以前的古典西方文化已经激发不了现代人的兴趣了。事情很清楚，西方人的“转向东方”不是由于热爱东方，而是由于西方人自身需要的转变，这种自身需要被称为“精神空虚”，尽管东方人还没有能发展出一套“东方现代文化”。
而古希腊文化和整个东方文化，不论埃及还是巴比伦、波斯、小亚细亚，相通之处则甚多，甚至常常取法东方。
严格说来，进入二十一世纪的“西方文化”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西方事物，它毕竟是在整个地球范围上展开的全球文化运动，是以十五世纪海盗袭击开始的“地理大发现”为基础的。在这其中，许多非西方的民族从不同方面参与和推进了现代西方文化的形成。尤其是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到二十世纪后半期，随着各种非西方文化势力的复苏，现代文化里非西方甚至反西方的因素也逐步抬头，人们越来越坚决地摈弃欧洲中心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所谓“世界文化”毕竟不只是西欧人的独家专利。
西方文化表面扩张的同时，其实质性结果却是西方灵魂的死亡，其传统的文化要素在世界文化比重中的急剧下降，“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不合全球化时宜的东西被全球化过程给“扬弃”了。
这样看，西方世界的“东方化”尤其是受到东方宗教的感染，就不值得奇怪了，那是世界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这格局还将发生更大崩陷的一个预兆。其结果导致全球文明的出现。
可是在目前，我想指出，精神上陷入困境的西方人纷纷转向东方的态度却包含着一个危险的迷误：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东方文化，其实比西方文化的没落程度更甚。正因此，西方文化才在过去的几百年中迅速占据了国际角力场上的有利位置，并击溃了东方国家的反抗。现在，仅仅由于西方文化自身的没落，就来乞灵于气数早尽的失败者，这能有希望吗？比过时的西方更加过时的东方，能拯救全球人类吗？
显然，由于在现代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的急剧衰颓，就去转向更为没落的东方，是一条错误的出路。我们知道，这不是向生命之源的回归，而是一种摇摆，一种抽风。西方文化，只是西方人生活的产物，而不是东方文化的产物，更不是东方人生活的产物，基督教文化解决不了的世俗化问题，伊斯兰教文化也同样难以解决，只是穆斯林社会发展滞后，这一点尚未充分表现、世俗化尚未充分发酵罢了。西方的危机不是某个教义形态失灵的问题，而是一切教义形态在急速发展的全球化压力下日益失灵的问题，这个压力当然也包括科学技术的飞速运动带给人们的头脑晕眩及思想混乱。而企图借用东方文化去反对西方文化，不过是传统文化圈子内部的争议罢了。企图借用东方传统去反对西方传统，企图借助东方的过去以救助西方的现在，其不合理性一目了然。
（13）
基督和佛陀，作为西方宗教和东方宗教的代表，虽然这里的“东方”并不包括本土时期（即佛教传入以前的）的中国宗教，而这里的“西方”也不包括基督教传入以前的欧洲。欧洲作为泰西，中国作为远东，曾经分别从基督和佛陀受教，在概念上，由于基督教西传欧洲，以致亚洲的希伯莱文化也被后人归入了“西方文化圈”。而按照严格意义的界定，“泰西”仅指西欧一隅及其文化前身希腊罗马世界。在欧洲中心论者如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除了自己以外的整个世界都是“东方”，结果从中东到美洲遍布世界各地的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而除了位于亚细亚的诸社会，位于非洲的埃及社会以及美洲的印加社会、马雅社会──也都因为欧洲中心论者的偏见，被打入了“东方”这一历史的垃圾箱。
其实，事实早就打破了从马克思主义到纳粹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欧洲中心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各民族的扩张及其交往的密切，促使各种文化和种族发生融合，种族与文明之间的长期交合过程，使得各自的文化核心彼此渗透──越是临近现代，就越难发现一种起源纯粹的文化。
中国历史上，早在唐宋时代的新儒家学说（理学和道学）那里，就通过和佛学的广泛融合，发展了一整套新观念。这为中国社会文化此后近千年的发展定下了基调，这是一个标志，说明随着国际交往的增长，纯粹的本土文化观念只能受到日益增多的“精神污染”，而与世界文化日趋齐一。所以八十年代推行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显然是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逆流。
（14）
反对西方文明种种弊端的现成武器是“东方的精神”；反对东方文明种种弊端的现成武器是“西方的体制”。这两者并不需要重新制作。但是，可以取代它们的新的全球文明，却需要新的灵感予以滋润！
对于把中国的命运牢记于心的精神化身而言，他将摈弃或儒或道的或释的传统，而以双重身份同时投入一场两线的战争：
1，在国内战线，批判西方真理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思想，并抑制所谓种族自卑倾向的无度滋长。为此目的假复古之名以行革新之实，实在必要，其途径是“回归祖辈的文化”！既反抗父辈文化的专横，又反抗外来文化的放荡。
2，在国际战线，批判欧洲“传统文化”即“西方现代文明”，同时肯定西方精神与技术中有价值的部分。为此目的，需要掌握住东、西方文化在精神上的真正分野，并善用之。
中华精神复国运动，不是在亢奋与不慎中，陷入这危险的两线作战的，而是以“对世界史的正确理解”而有意深入这充满奇幻的暗礁地带！他以对传统的亲和力，深入反传统的事业；他以反西方的名义，推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他不是低俗的反共主义，而是热爱精神的自由。
历史充满了类似于“既济──未济”的情调，所以，被“推翻”的东西、被“打入地狱”的恶魔──总有一天又会以崭新的形式、辉煌而飞驰的姿态，克服了往昔的敌人，重新君临天下，并引导人们继续前进──而不是继续革命，因为继续前进有时表现为“不革命”甚至“反革命”──那时，垃圾成为宝卷，黄金沦为尘土。这，就是我们所见所思的“自然”！
为历史而保持你高贵的思想能力，为验证你的思想而去创造历史吧！从你的冰封中，将开出春花，从你的晦暗中，将升起秋月。在“中国文化”已经涂炭的地方，“文化中国”将会兴起。
（15）
“本能”与“我们论述的本体”，是一回事？我们作为生命形式，论述的本体只能是“我们的感想”。这感想的唯一真实性，仅在于它发自我们的真诚，对自然的归化。这就落入庄子与禅宗的窠臼中了，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尼采的那些思想，庄子、禅宗、陆象山──曾以中国方式表述过。这算是一个危机吗？社会性的哲学表述，如果离开了自然科学发现的常识，则变为难解的天书。尤其对于“可能的新哲学”而言，从哲学到哲学的论证，只会使人莫名其妙？
我想采取这样一种构造：先用各种常识来说明“我们对本体的感想”。然后，再推翻这些说明，公开宣布就连“我们的本体”、“我们对本体的感想”也是不可能完善起来的表述……从而，使所有的“论证”和“说明”──统统变在一种象征性的东西。
我想，对于处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夹缝之中苟延残喘的现代中国人──上述的做法是否更为可取的路？我们尤其需要知道：文化是生成中的、因而是“反逻辑”的；只有文献才是相对静止的、“合乎逻辑”的。
（16）
古老的延续欲，并未因现代化的冲动而断绝。
传统文化圈根深入磐石的势力，已被现代世界文化的总体风暴扫荡得面日全非。但这只是“文化地表以上”的事件；在文化地表之下，各传统文化依然顽强。这几年来中国传统的气功术与社会预测学的综合复兴，很可能被历史证明为是民族文化复苏的前兆。时候一到，各种本土文化的因子就会沛然而起，重新占领中国人的心。形象地说，茂密的枝叶虽已零落，但文化之根尚未断绝，它还意欲“重获青春”──长出新的枝干与嫩芽，一种适应了现代文化气候的新芽……因此，人们正以“科学”的系统去解释气功与八卦学……
正是基于文化内力与文化表现的不一致，从表层的颓败去推断传统基础的衰弱程度，也许是危险的。伊朗革命的前夜，“西方化”运动顺利发展，传统文化的反抗似乎受到了成功的压制。但表层之下蕴藏的巨大反作用力终于冲破了最科学的社会预测、最精密的文化分析──推倒了巴列维王朝“现代化的西方化事业”。伊期革命借用了传统文化的吸引力，以重新调整本社会的文化形态。这表明，传统文化圈在现代生活中仍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无怪在各个非西方的文化圈中，存在国粹派与西化派之争；而在西方文化圈中，也存在保守派与自由派之争。而这两组势力还要分别应对激进派的挑战……这些不同倾向间的冲突表明，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隔离，给现代人灵魂造成了多大程度的分裂与混乱！
国粹派的痛苦，源于隔离状态破裂后的新文化格局。它表现了一个生活在颓势的文化圈中的有志者，所应有忧虑。他们认为，濒于西方的现代文化，本质上不适于本民族生活的需要。相反，西方派则对这一新格局表示欢迎，他们认为，这是变革、振兴自己民族业已衰落的传统文化的时机，它千载难逢。若不借用现代文化观念的强力冲击，很难消除传统文化中不适于现代生活的多种腐败。
主张维持传统的国粹派对现代文化的飞速前进感到担心，害怕这会瓦解传统的美德。现代派则认为这一担心纯属本末倒置──如果“传统的美德”应该消失，就让它消失好了。因为这本来就是工具性的文化。从事实上说，任何人为的努力都无法挽救那些应该消失的事物；从理论上说，不适于现代生活和人类发展的传统文化，就不宜再视之为“美德”──更不该用这些过时的美德观念，去阻碍人的重新适应过程。
其实，这两种抽象谈文化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决定命运的关键是你的行为反应，而不是你持有的文化观念！
（后记，2012年12月18日）
西方文化能够起死回生吗？
美国史学家巴尔赞（Jacque Barzun，1907—2012年）的著作《从黎明到衰落》（From Dawn to Decadence: 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长达877页，涉及五百年来的西方文化各个环节。严格说，这不是一部史学著作，而是一本文化人类学方面的漫谈。大概因为作者写作此书时年事过高，九十多岁了，正像他开宗明义所说的“四分五裂的西方”那样，这本著作也有些随兴所至了：
第一部分 从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到玻意耳的“无形的学院”
四分五裂的西方
新生活
典雅文字
“艺术家”的诞生
横断面：1540年前后马德里所见
乌托邦主义者
史诗与喜剧，抒情诗与音乐，批评家与公众
横断面：1650年前后威尼斯所见
无形的学院
第二部分 从凡尔赛的沼泽、沙地到网球场
君主制革命
有民主精神的清教徒
规范的统治
横断面：1715年前后伦敦所见
奢华的景像
百科全书的世纪
横断面：1790年前后魏玛所见
被遗忘的大军
第三部分 从《浮土德》第一部到《走下楼梯的裸女》第二号
灵与智的结合
横断面：1830年前后巴黎所见
议会之母
事物驾驭人类
横断面：1895年前后芝加哥所见
精力的巅峰
立体主义十年
第四部分 从“大幻想”到“西方文明不能要”
大幻想
作为预言人和小丑的艺术家
拥抱荒诞
大众生活和时代
完了。
出版商人说：这本大部头的主题是，现在是西方文化衰落的时期。衰落的原因包括：个人主义盛行、学校教育墨守成规、政治死气沉沉、以及艺术高度抽象等。巴尔赞说，西方文化曾给予世界整套的思想和制度，这是其它文化做不到的，但是西方文化鼓励反叛和虚无，导致内部危机，将西方文化推向衰落。
巴尔赞追踪五百年来的西方文化起落，他的结论是，现在虽是衰落时期，但衰落却是另一个循环兴起的生机。他说，西方文化是一个混合体，并且预言，西方文化将会自混合体中的数十个国家文化中找到活力，再次兴起。
这真是一厢情愿。
远的不说，就说说人文领域的普遍衰落：
人文和科技本来是现代人生活的两大领域，但现在科技的影响愈来愈大，已深入生活的每个细节，相对而 言，人文艺术的影响则愈来愈小，几乎变成了抹布，可有可无，尤其科学主义几乎把人文领域蚕食干净。例如在大学教育中，文史哲已被挤到边缘，和考古学差不多了；生物工程计算机才是中心。
文化全都没落了，哪里还有活路独独留给西方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