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交友论》加速了晚明社會的瓦解

 “利玛窦的《交友论》及其对晚明社会的影响”（广东教育学院学报 2005年04期 关明启）報道：

内容摘要：在十六世纪，在西方国家已经开始资本主义的广泛发展的时候，中国的大明王朝才迈开了他与西方交流的第一步。西方传教士是这次新与旧交变的主角，利玛窦是他们当中成功的典型。初入中国，按照适应性传教策略的要求，学习中文是利玛窦最主要的任务。《交友论》便是利玛窦用中文撰写的第一部著作，它的成功，无疑是这次传教成果的公开展示，它带给利玛窦的不仅是中国士大夫们的赏识，更为重要的是它验证了适应性传教策略的正确性，为利玛窦后来传教局面的推开创造了条件。这部著作紧扣当时中国士大夫们的心理，按照他们的口味进行编写，作为外国人撰写的中文著作，它既是外国人了解中国又是中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可以说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和融合的产物。

利玛窦，意大利来华耶稣会士，1582年进入中国，同时带来了他的远大理想——将天主的恩惠遍施于这个泱泱大国。1595年，也就是利玛窦进入中国后的第十二年，他尝试着用中文编写了一篇不太长的论文，名曰《交友论》。目前，据笔者考证史学界还很少有专门对此的论着，本人万分有幸能在老师的点拨下对此问题做一些试探性的研究。《交友论》的在当时的出版无疑印证了利玛窦的“适应性传教策略”的正确性，同时对他接下来的传教工作也起到了一个巨大的推进作用。那么，利玛窦当初撰写这篇文章的背景及其经过是怎样的，这片文章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呢？笔者将就此展开论题。

 The First Contac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View of Friendship Development——A Critique on Ricci Matteo’s On FriendshipGuan MingQiAbstract:On Friendship was just the first article Ricci Matteo wrote in Chinese. The success of this paper was no doubt a show of the missionary tactics. It brought to Ricci not only many Chinese friends, but also the test and verification of the right of the missionary tactics, which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later missionary work. As an article written by a foreigner, it set up a bridge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resulted from the crash and fusion of the different cultures.

Key words:Ricci Matteo; On Friendship; the ethical view; influence

 

一 《交友论》的产生

16世纪的中国和欧洲完全是两种状态。在中国，繁荣的封建物质文明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到来前仍保持着它常有的孤傲；而在欧洲，一种以开放、进取的姿态，企图占有全世界的新文明，正在迅速崛起。这种新文明充满了扩张的特性，欧洲的版图已经容纳不下它疯狂的脚步。近代西方文明与古老中国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中西“对话”拉开了帷幕。碰撞的双方，一个被新鲜的科学知识所吸引而期望以此来富国强兵，一个借助“文化适应”、“科学的传教策略”而企图把他们的宗教传播到中国。由于利玛窦神父的直接参与，这次碰撞并不是暴力的，而是友好的，是以利玛窦等来华耶稣会士和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友谊为支撑的。《交友论》是这种特殊碰撞的产物，是利玛窦“适应性传教策略”的成果的一次公开展示。

早在利玛窦到达中国之前，确也曾有一些传教士试图在中国进行传教，但是他们有的被驱逐出境，有的被大明王朝所囚禁，而传教工作却丝毫没有进展。1555年，传教士巴瑞托试图进入广东，但被拒绝靠岸。十年后，氟朗西斯·派瑞斯带着申请书来到广东巡抚衙门请求开教于中国，后来被强迫谴送回澳门。三年后，西班牙籍传教士瑞贝拉遭到同样的对待。以至于他在向总会长报告时说“在我居于澳门的三年中，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力图进入中国，但我认为我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此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局面陷入僵局。让传教事务重现曙光的是意大利耶稣会士范礼安。他通过细心的观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进入中国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调整我们的传教策略，采取一种迄今为止我们在其他任何国家完全不同的方法。” 最后在范礼安的指示下，利玛窦成功地打开了中国的传教局面。他所采取的方法是目前史学界通称的“适应性传教策略”。所谓“适应性传教”，其大意粗略的讲就是指在传教过程中使自己的传教方式与所在国的特定情况相适应，以此来达到传教的目的。按照利玛窦本人的意思讲就是“根据不同的民族，采用不同的方法，使人们对基督教感兴趣”。 “适应性传教策略”的一个关键因素，笔者认为就是要适应所在国的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就利玛窦而言，要与中国做到实质上的沟通，就要与中国人交朋友。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宗教学家，天主教神父邓恩先生在他的《巨人一代》一书中也这样严肃地写到：“不能与中国的先进文人交上朋友，建立友谊，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也就不可能发生。”

《交友论》就是利玛窦为他的朋友，南昌皇室家族建安王朱多节所作。利玛窦在《交友论》的序言中说“……因而赴见建安王。荷不鄙许之以长揖。宾序设醴欢甚。王乃移席握手而言：凡有德行君子，辱临吾地，未尝不请而友且敬之。太西邦为道义之邦，原闻其交友道何如。窦退而从曩少所闻，辑成友道一帙，敬陈于左。 1595年，利玛窦通过好友石星的朋友王继楼医生的帮助得以结识建安王，当时的建安王虽然已经不得预闻政事，但却可以附庸风雅，不愿意放弃结识利氏的机会，早在与利玛窦结识之前，他就听说了这么一位西来奇人，一直渴望能够见到，在与利玛窦认识后，邀请“利子” 过府宴饮便是接连不断的事情。席间，两人经常谈起友谊，讨论交友之道。《交友论》就是利玛窦为了酬谢建安王的知遇之恩而作。利玛窦把他和建安王讨论友谊问题的谈话整理刊印出来，这就是《交友论》。

 

二 《交友论》的内容及其反映的利玛窦的伦理观

《交友论》是利玛窦采辑西方名人言论而成的格言集。按照台湾学者方豪的观点，《交友论》的100则格言中，有76则分别引自欧洲古代28位作家的格言及摘自23种古代著作。这当中包括苏格拉底的《律息斯篇》、西塞罗的《论友谊》、圣奥斯定的《忏悔录》、《论交友》等书的内容。由于和建安王讨论友谊之道与《交友论》的写成之间的时间较短，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利玛窦是直接引用了某位作家的有关友谊的现成之作。这种说法不无一定的道理。但利玛窦到底引用了谁的著作呢？美国学者史景迁认为利氏的《交友论》主要引自雷森德的相关著作，而国内学者孙尚杨则认为利玛窦的《交友论》主要选自1590年出版于巴黎的《Sententiae Et Exempla》一书。当然这些还都只是史家学者的一家之言，还有待于随着史料的发现的做深入的研究。《交友论》的百条格言中除了少数涉及宗教外，大多数都是从世俗人伦的角度来陈述友谊之道的。这又不外乎以下几种观点：

一， 友谊的重要性：“如世无友，如天无日，如身无目矣”、“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视友如己焉”。

二， 交友的态度：“信，于仇者犹不可失，况于友者哉，信于友不足言矣”、“人事情莫测，友谊难凭。今日之友，后或变而成仇恨；今日之仇，亦或变而为友，可不谨慎乎？”、“交友之先宜察，交友之后宜信”。

三， 交友的必要性：“交友之旨无他，在彼善长于我，则我效习之；我善于彼则我教习之。是学而即教，教而即学，两者互资矣”。

四， 朋友的判定：“我荣时，请而方来，患时不请自来，夫友哉!”、“平时交好没，一旦临小利害，遂为仇敌，由其交之未出于正也。交既正，则利可分，害可共也”。

五， 国家间也存在友谊：“国家可无财库，而不可无友也”、“客力所以匹夫得大国，有贤人问得国之所行大旨，答曰：“惠我友，报我仇”。贤曰：“不如惠友而用恩，俾仇为友也”。

尤其最后一点难能可贵，利玛窦已经把友谊上升到了国家的高度，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给大明国的统治者们带来了无穷的魅力。

 

利玛窦的伦理观在《交友论》的内容上得道了很好的体现。由于良好的中文功底带来的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理解，使得利玛窦在《交友论》的内容选辑上更具有针对性。虽然来到中国仅仅十几年，但利玛窦已经敏感的触摸到了中国大明王朝的一些细微变化。明朝前期肃杀的文化氛围，在中期往后开始有所松动，由于与道德原则不同的社会观念滋长起来，到了明朝晚期，新思潮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 当时传统的五伦观念在这种剧烈变化冲击下也面临挑战，位于五伦之末的朋友关系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利玛窦一边宣扬“友谊之道”为西方固有，一边肯定中国传统友谊观的存在，他指出《论语》开篇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正是这一点很好的体现。他还进一步得出结论“明朝当时朋友关系沦为五伦之末是一些文人士大夫忘掉孔子教导的结果”。所以，在《交友论》中，利玛窦不断地运用传统的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的观念来唤起明朝士大夫对友谊的再次重视。这一方面说明了利玛窦传教策略上的细心，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如：“吾友必仁，则知爱人，知恶人”、“友之乐多于义，不可久友也”、“友者相褒之礼易施也，夫相忍，友乃难矣”、“虽智者亦谬计之友多乎实矣”。这样的友道的论述无疑坚定了明末士大夫对重建友谊的信心。利玛窦这位以来华“交朋友”为口号的耶稣会士被他们奉为上宾也就不足为奇了。

《交友论》一经出版，便广为流传，在知识界引起轰动，他们都敬佩利玛窦的学问，许多学者都挣着想得到一册。因为用欧洲和中国的两种文字刊印，所以它更加风行。这本书受到文人学士的广泛赞许，并被一些权威作家在其著作中常常引用。事实上，《交友论》的成功让利玛窦也感到万分惊奇，以至于在写给他的朋友高斯塔神父的信中说“与我们已经做过的一切相比，这本书为我，为欧洲人赢得了更多的荣誉，这篇文章给我们带来的是有天分的学者，有道德的人的声誉。这篇文章非常受欢迎，已经在两个地方出版了。” 虽然对此利玛窦谦虚得说，这本书只不过是他从会院的书籍中找出来的西洋格言或哲人的名句加以润色，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写出来的，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对利玛窦的工作予以肯定，因为，正是通过他的努力，才使中国人对西方人有所了解，并实际证明了不同思想文化间有着共同的东西，而这恰恰就是利玛窦与当时明朝士大夫建立友谊的基础。

三 《交友论》对晚明士大夫的影响

“……鸟有友声，人有友生，鸟无伪也，而人容伪乎哉？京不敏，蚤溺铅椠，未遑负笈求友，壮游东西南北，乃因王事敦友谊，视西泰子迢遥山海，以交友为务，殊有馀愧，爰有味乎其论，而溢信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以上是冯应京在《刻交友论序》中的论述。《交友论》刊印之后在明朝士大夫中间获得了广泛的反响，除了冯应京为之作序外，利玛窦的好友瞿太素也作了一序。此外，朱廷策为友论题词，陈继儒对《交友论》题叙。就是在《四库全书》中也有关于《交友论》的记载。当时，这本书一再被传抄重刻。1599年再版后，又被编入各种文集丛书再版，像李之藻的《天学初函》、陈继儒的《宝颜堂秘笈》、冯可宾的《广百川学海》、屠本浚的《山林经济籍》、吴从先的《小窗别记》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交友论》带给晚明文人士大夫的影响是巨大的。

利玛窦所宣扬的西方重视朋友关系和代表平等的交友之道符合明末文人学士竟相结社及注意朋友情谊的社会心理。16世纪的大明王朝的学术思想界正在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是涵盖哲学、宗教、自然科学的西学的传入，传教士输入的西方科学，对于中西文化的首次相遇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输入，使得中西文化的相遇具有了时代性冲突的底蕴；另一方面是明朝学术思想界自身所起的一些变化，主要是指一批具有新的思想的学术群体的形成，这些群体的出现在明末特务横行，相互出卖之风猖獗，人心冷淡，彼此失去信任的年代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这一里一外的两个方面在一定内容上而且还是相通的。以利玛窦为代表这样一些西来学者他们的主要任务当然传播天主教，但是天主教本身教义上的一些观点却获得中国的士大夫们的认同，比如道德意义下的朋友之道。而宋元时期承袭下来的程朱理学在明朝已经不在是众人皆以承认的真理，出现了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的这样一批知识阶层——泰州学派（这之前是王阳明的心学）。他们当中以何心隐和李贽等人为代表。他们倡导平等学说，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其中体现在朋友的问题上，何心隐的观点相当鲜明“天地交曰泰，交尽于友也。友秉交也，道而学尽于友之交也。” 在泰州学派之后又兴起了东林学派。这些学派或个人在当时所掀起的一股自由解放的潮流既在客观上为西学的传播创造了一种文化氛围，同时也为某些士大夫倾向西学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准备。从这种意义上说明中叶以后，诸如早期启蒙学说、泰州学派、东林学派和科学思想等各种进步的社会思潮皆可以找到他们同西学的某些契合之处。当西学和中国的这些新思想产生共鸣的时候，《交友论》自然会被很好的接受，而且它既可以说是两种文化观融合的缩影，又可以说是沟通二者的桥梁。在同样的对待朋友的看法上，我们不难看出《交友论》实际上是欧洲基督教教义与中国儒家思想初步融合的产物。这种融合在《交友论》中得到了根本的体现.

 

四 《交友论》对传教方式的影响

《交友论》出版之前，利玛窦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十二年，对中国的情况可以说已经相当了解。这么长的时间里，利玛窦始终是按照适应性传教路线在前进的。事实上，早在他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他就开始苦心学习中国的语言，之后又在好友瞿太素的指点下脱掉僧人的服装，留须并改穿儒家的衣服，有了这样的基础的条件后，和中国的士大夫之间的直接的交流得以实现。虽然，像瞿太素、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决不是仅仅是钦羡利玛窦的语言能力才和他交往的，但这起码说明了中西交流具有了一定的浅层条件。此外，他们能接受这个西来僧人还因为在利玛窦身上有来自西方的他们闻所未闻的一些新知识，以及见所未见的希奇玩意儿。我们在不否定利玛窦带来的《几何原理》和自鸣钟等新鲜物件的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所有这些还仅仅是一些物质层面的东西。当时，中国正经历着明清两代转换之际的动荡与多难，儒家思想仍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想，积两千年之久的浸淫，已直根于中国人的心中。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首次意识到要让作为外来意识形态的基督教思想在中国社会的肌体里沉淀，发芽，生根，必须理解中国的文化和各个阶层的社会心态，必须强调基督与儒学的共同点，并辅之以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

真正的想了解一个人，与一个人交上朋友，恐怕还得交心的。利马窦正是通过他与广大的中国士大夫进行这种心与心的交流才得以在中国久居并改变了以往传教士在中国所处于的被动局面。《交友论》出版之前，利玛窦已经结识了广大的中国士大夫，这其中有肇庆知府王泮，江西巡抚陆万垓，退休兵部侍郎石星以及曾多次给予利玛窦帮助的瞿太素，还有建安王和乐安王；《交友论》出版后，利氏的交友范围更是空前的广泛，大学士沈一贯、叶向高，思想家李贽、章潢，魏国公徐弘基，丰城侯李环，礼部侍郎朱国祚，南京太监总管冯保等等都在利玛窦的交友之列。

《交友论》的出版一方面体现了利玛窦进入中国以来在传教方面取得的一个成绩，同时这也必为传教工作的进一步开展铺平道路。由于此书是为建安王所作，一时间利玛窦的名声大造，它扩大了利玛窦的影响。之后，石星和王忠铭能够结识利玛窦并促成其进入南京和北京一定程度上也是缘于此因的。正确的传教方式无疑是所有这一切的前提。

首先，文化传教的方式为《交友论》的成功提供了可能。从文化传教看，利玛窦能将《交友论》书面化并取得成功得益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前人的点拨。以往的传教往往采用口头传教的方式进行，在中国的传教士也多是这样。来看利玛窦的先行者沙勿略，他总结了在日本传教方面的经验，认为在文化程度比较发达的国家采用文字形式传教不失我一种可行的手段。但沙勿略壮志未酬，他的这一理想只能是明日黄花。首先尝试在中国以书面形式传教的是罗明坚。他于1584年出版了《天主圣教实录》。但由于当时传教士中文水平有限，翻译过来的东西往往不易被别人理解，因此效果并不明显。

真正将“文化传教”付诸实践的是利玛窦。1595年《交友论》诞生于利玛窦的笔下，并在短暂的时期内引起较为广泛的关注，这对扩展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交友论》能一炮打响，在文化传教中，它的地位自然不言而喻。第二是利玛窦自己的细心观察。在与中国人交往的过程中，利玛窦发现不论是官员，还是绅士，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就是贫民百姓的文化程度也相当高，这与他曾经到过的印度、交趾不可同日而语。基于这种考虑，利玛窦认为将《交友论》刊印出来显然是一种必要。而《交友论》的成功无疑又增强了利玛窦“文化传教”的信心，在沿着这条大道走下去的过程中，他相继又编写了《天主实义》、《畸人十篇》、《二十五言》等等的著作。虽然这些著作也大都获得较大反响，但《交友论》的成功的先河作用却是不容抹杀的。

其次，《交友论》确认了文化传教方式的正确。上文已经提到，《交友论》是利玛窦与南昌建安王讨论友谊之道的问答的编辑整理。由于建安王的显赫地位，《交友论》自然会影响广泛。但更重要的是《交友论》讨论的问题主要是西方人的交友之道，它避开了直接介绍天主教教义而使中国人难以接受的风险，采用这样的方式既达到了宣扬天主教教义的目的，又让人能够接受，而最关键的还是因为在传教时机尚未成熟，传教策略必须慎之又慎的时期，《交友论》为利玛窦扩大了影响，促进了潜在的受洗人群形成。

这种风格之所以成功，我们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此加以证明：第一，在《交友论》之后，利玛窦编写了《天主实义》。在这部著作里，利玛窦空洞的介绍了天主教的教义并且对佛教教理进行了一定的抨击，结果虽然这部著作也获得了刊印和流传，并且在士大夫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如徐光启就从中感悟而皈依，冯应京也由衷的钦佩而褒扬等。但其同时也招来了一些人的反对和责难，这当中自然有为数不少的“偶像崇拜者”，也还有深信佛理并为之辩护的达官、翰林和进士。“雅好禅学，多方外交”，十分活跃的掌管翰林院司经局的四川人黄辉便是一例。 此外，一些“不太友善”的人也对《天主实义》妄加断论。面对这样的压力，利玛窦必须得采取一定的措施。措施之一便是我们论据的第二点，也就是利玛窦编写了另外一部著作，《畸人十篇》。在开始编写这部著作的时候，利玛窦很矛盾，他害怕再次招至佛僧们的攻击，于是向朋友们寻求建议。朋友告诉他“为什么不用广受欢迎的《交友论》的写作风格，谈谈天主教对生活的看法呢。”当然，利马窦采纳了朋友的意见。他这一次像当初撰写《交友论》一样，将天主教的教义隐晦于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时间的价值、邪恶问题、对死亡的思考等等。其结果自然相当富有成效，“在我用中文撰写的书籍中，最受欢迎的、影响最大的当推出版不久的《畸人十篇》。 通过以上正反两个方面的例子我们不难看出，《交友论》的写作风格是成功的。《交友论》虽然是利玛窦用中文撰写的第一部著作，但它的积极影响却不止如此。

 

五 总评

利玛窦作为耶稣会士中的一员来华的主要目的自然是传播基督教，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使自己的思想与中国的社会思潮相汇合，如果要做到这一点，他就不得不使自己的传教政策适应中国社会进步的知识精英们的心理取向，适应早期启蒙者不再满足于传统学说的特点。 《交友论》以浅显的表达方式，深刻的合时思想满足了上述两点要求。这里我们应该避免一个狭隘主义的错误，那就是把《交友论》仅仅定性为耶稣会士们的传教工具，因为除了宗教性外，《交友论》更具有世俗性和伦理性。它是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撰写的第一部世俗内容的汉文西书；在友谊观上，它代表了西方和中国伦理上的同一性。

《交友论》虽然只是利玛窦的一部很不成熟的中文著作，但它带给明末士大夫的精神冲击是巨大的。在这部著作中所宣扬的交友之道，就是在今天，也一样对我们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耶稣会士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邓恩 石蓉 石蓉   2003 / / P 1,2 

 利玛窦与中国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林金水   1996 / / P 166 

 交友论      利玛窦   / / P 

 利玛窦与中国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林金水   1993 / / P 

 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孙尚杨   1998 / / P 32 

 基督教与帝国文化     《北京：东方出版社》  王晓朝   1997 / / P 120 

 利玛窦中国札记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利玛窦   2001 / / P 212 

 早期西方传教士与中国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余三乐   2001 / / P 74 

 中西文化交流先驱     《北京：东方出版社》  许明龙   1993 / / P 12 

 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卫平   1992 / / P 52 

 逑友于必要的张力之中-宗教与文化论丛     《北京：东方出版社》  包利民   1995 / / P 101 

 何心隐集     《北京：中华书局》  何心隐   1960 / / P 28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顾卫民   1996 / / P 35,5 

 中西文化交流先驱     《北京：东方出版社》  许明龙   1993 / / P 12,25 

 利玛窦传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乔纳森·彭斯   2000 / / P 189-190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     《北京：商务印书馆》  沈定平   2001 / / P 417 

 利玛窦.利玛窦书信集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罗渔   2001 / / P 57 

 明清启蒙学术流变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萧萐父 1995 / / P 61

谢选骏指出：人説“利玛窦的《交友论》及其对晚明社会的影响”——我看這些影響可能加速了晚明社會的瓦解，因爲“交友”和“朋黨”是一體兩面。而朋黨則分裂了社會主流，加速了晚明社會的瓦解。

谢选骏：合法移民比非法移民更危險，而本地土著最危險

《关于英国各地爆发的暴力骚乱，目前我们所知的》（《纽约时报》2024年8月6日）報道：

周日，反移民抗议者在英格兰的罗瑟勒姆与警察发生冲突。

一起致命的持刀砍人事件和随后的反移民虚假宣传在周末触发了英国各地的暴力骚乱，从街头到政府领导人的办公室，气氛十分紧张。

随着这个国家进入充满不确定的新一周，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如下。

骚乱发生在哪里？

周末，英国有十几个城市出现街头抗议，其中大多数在英格兰。从南部的奥尔德肖特到北部的桑德兰和西部的利物浦都爆发了骚乱。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也被卷入其中。

在某些地方，抗议者只是不太规矩，但一些地方的暴力行为非常明显。

周日，暴徒们冲进英格兰北部罗瑟勒姆镇一家为寻求庇护者提供住宿的酒店，砸碎窗户，蜂拥而入，警方竭力控制他们。警方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寻求庇护者是否仍住在酒店，没有客人在混战中受伤。

在米德尔斯堡，一群戴面具的暴徒向警察投掷瓶子和石块。汽车被点燃，至少九人被捕。周六，利物浦的一家图书馆和一家食品银行被人纵火，一些人破坏和抢劫了商户。在赫尔市中心发生了纵火和店面被砸事件。

国家警察机构的代表说，周末有近150人被捕，数十名警察受伤，其中一些人需要送医。

是什么引发了抗议活动？

周一，在利物浦附近的海滨小镇绍斯波特，一名17岁的男子持刀袭击了一个儿童舞蹈班，从而引发骚乱。三名儿童死亡，八人受伤。

这名嫌疑人在英国出生和长大，但网上很快就有传言称他是无证移民。为了反驳这些虚假的说法，当局采取了不寻常的措施，公开了他的身份。但在英国，移民问题是一个热点问题，尤其是在极右翼势力中，只要有谣言就已足够。

极端组织呼吁追随者走上街头，在袭击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这些人开始响应号召，首先开始的是绍斯波特市。

当局如何回应？

骚乱引起了警察的严厉回应。一个执法协会称，警方增派了近4000名警察。

“毫无疑问，那些参与暴力的人将面临法律的严惩，”首相斯塔默周日在声明中说。

“我保证你会后悔参与这场混乱，”斯塔默说，“无论是直接参与的人，还是那些在网上煽动这种行为然后自己逃之夭夭的人。这不是抗议。这是有组织的暴力行动。”

英国国家警察局长委员会负责公共秩序的BJ·哈林顿表示，网上的虚假信息是“这起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的重要推手”。

哈林顿说，情报小组、侦探和社区官员正在努力找出煽动暴力的人。

“他们不会赢的，”他说。

尽管当局誓言要打击暴力，但他们长期以来一直难以遏制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而这正是骚乱背后的催化剂之一。英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已经发现，对互联网的监管在法律上是一个模糊的领域——既要保护个人权利和言论自由，又要阻止有害信息。

这有什么政治影响？

斯塔默上任仅一个月，他所在的工党击败了在英国执政14年的保守党，这次骚乱是他遭遇的首次政治危机。

执政期间，保守党曾试图利用公众对移民的不满，发誓要减少移民（尽管他们未能做到）。但最近几天，他们与工党一起谴责暴力抗议活动。

现任反对党领袖、前首相苏纳克表示，骚乱“与绍斯波特市的悲剧无关”。他说，“我们全力支持（警方）迅速处理这些罪犯”。

依循召集相关大臣、公务员以及警方和情报部门代表的既定规则，斯塔默周一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谢选骏指出：人説“关于英国各地爆发的暴力骚乱，目前我们所知的……”——我看合法移民比非法移民更危險，而本地土著最危險。因爲本地土著肆意妄爲，而非法移民卻藏頭露尾。

谢选骏：利玛窦参与了遣返罗明坚的阴谋

《欧洲拉丁文四书首译本新探》（高源 2023-08-18）報道：

一 拉丁文首译：德礼贤的发现与译者同一论的形成背景

二 从文法到内容：波塞维诺印本与罗马国图稿本之关系

三 文本的背后：欧洲奥古斯丁主义传统影响下的立场分野

四 结 语

参考文献

摘要

在以往东学西渐思想史研究中，德礼贤所发现的罗明坚稿本被认为是最早的四书拉丁文译本，其《大学》部分手稿经波塞维诺整理首次出版于欧洲。然而，该印本与稿本间存在重要差异，反映出译者身份的复杂性。两种拉丁译本间的差异不应简单理解为修辞术语或行文结构层面的区别，而更多地展示出欧洲奥古斯丁主义传统影响下的立场分野。这种分野使得首次进入欧洲的四书呈现错综的历史脉络，透射出早期耶稣会士对华的不同态度。

关键词

四书拉丁文首译本; 德礼贤; 波塞维诺印本; 罗明坚稿本; 欧洲奥古斯丁主义传统

在近些年的欧洲汉学研究中，国内不少学者已将四书首译问题的研究重心从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转移到了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身上，更加强调罗明坚在中欧文化交流特别是儒家典籍西译中的奠基地位。诚然，罗明坚无论在“西学东渐”领域，还是在“中学西传”历史上，都属于关键角色，推动了欧洲天主教信仰与中国儒佛道宗教传统的互动。然而，关于四书在欧洲的拉丁文首译问题，传统观点认为，罗马国图藏本（罗明坚稿本）与《书目选编》。所刊印的《大学》首段［波塞维诺（Antonio Possevino，1533—1611）印本］的译者均为罗明坚。这个论点曾对提升罗明坚研究并更新以往将利玛窦作为中学西传第一人的学术史观做出过重要的理论贡献。围绕该论点及其提出背景，本文拟拉近四书进入欧洲的历史镜头并做进一步的观点推进，试图为四书在欧洲的早期译介与传播提供更为清晰的思想史线索。为此，我们将首先考察“印本与稿本译者同为罗明坚”论点形成的背景与论据，其次回归波塞维诺印本与罗马国图稿本这两种拉丁文首译版原文来层层剖析两者的异同，在此基础上透视出印本与稿本差异背后所传达出的耶稣会士对华态度分歧的根由，以期推进当前对四书经典与欧洲历史脉络相遇的精细化研究及中西哲学互动的深度理解。

一 拉丁文首译：德礼贤的发现与译者同一论的形成背景

罗明坚作为四书拉丁文首译者的历史地位的确立经历了比较曲折的过程。最先的论证者当属意大利神学家德礼贤（Pasquale M. D’Elia，1890—1963），然而在辨析手稿文本过程中，德礼贤本人的观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1935年初，德礼贤在罗马伊曼努尔二世馆耶稣会档案中发现了一组拉丁文手稿，编号为“1185（3314）”。这组稿本包含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及杂糅儒佛道三教的《诸家名言汇集》等五部分。起初，德礼贤推断稿本的作者应是利玛窦，历史年代约在1591年至1594年，似略先于1593年出版于罗马的波塞维诺印本。在该组手稿旁边，德礼贤留下了如下批文，引起了学界关于谁是稿本译者的争论：

耶稣会档1185（3314），中国四书的第一部译著，还附有不同作者的名言集。它包括有：（1）《大学》的译本；（2）《中庸》的译本；（3）《论语》的译本。注意，这三部译本是于1591年11月至1592年8月10日间完成的；（4）《诸家名言汇集》。注意，该译作是罗明坚神父在1593年11月开始创作并于同月20号完成的；（5）《孟子》译本……在几乎同一时间，1591年至1594年，我们知道他的会友利玛窦将四书译成了拉丁文……鉴于该译本提供了一种较罗明坚的学问更高的中国学，很有可能该译作的作者为利玛窦，而罗明坚只是抄写而已。［1］43

据德礼贤推断，耶稣会档案所藏的这组拉丁文手稿应该是四书的首次翻译（此时他尚未知晓罗明坚曾有时间略早的西班牙文译稿）［2］118-124。德礼贤认为，该组拉丁文译稿完成时间应该集中于1591年11月至1593年11月，而除了《诸家名言汇集》（实为《明心宝鉴》的拉丁文翻译）之外，其他手稿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很有可能都为利玛窦所译。因为，几乎与罗明坚同时，利玛窦在肇庆也在用拉丁文翻译四书，并在寄给总会长阿圭维瓦的信中声称罗明坚的译文并不好［3］130-131。实际上，此时德礼贤并未掌握更确凿的证据，而是觉得从翻译水平上看，罗明坚尚未达到如此高的中文水平。因此，德礼贤推断，“罗明坚只是抄写而已”［1］43-47。

然而，不久德礼贤便改变了他之前的观点，认为这组手稿的译者或许更应该是罗明坚。在1942年出版的《利玛窦史料》（Fonti Ricciane）第一卷中，德礼贤做出了如下的重要修改，认为这组手稿之所以没有正式出版，是因为受到了耶稣会亚洲巡视员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的有意阻挠：

该译本为罗明坚所作，他之所以未能像拉丁语《教理问答手册》一样出版，是因为遭到了范礼安神父的强烈反对。范礼安在1596年12月16日给耶稣会会长的信中点明‘罗明坚粗通汉语’，而且说利玛窦当时不仅正在写作一部更好的《教理问答手册》，同时也正在翻译四书，其译作的大部分在1594年11月15或16日前已给他看过。［1］47

从德礼贤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范礼安当时曾阅读过利玛窦翻译的四书的大部分手稿，而范礼安关于罗明坚的评价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利玛窦的暗示（亦即利玛窦参与了遣返罗明坚的“阴谋”）［2］118-119，觉得“不会是个好译本，罗明坚神父仅粗通汉语而已……千万不要在现在出版这本书”［1］47-48。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之所以转变了之前“译者为利玛窦”的观点，乃是德礼贤发现了范礼安的信件，即阻碍罗明坚出版该拉丁文稿本的一系列关键性证据。掌握了这些信息后，德礼贤在《利玛窦史料》的一条注释中，给出了他的判断：“1591年至1592年罗明坚校对了在中国完成的四书拉丁文翻译（2543号）。如果这本译作以及《教理问答手册》没有出版，那是因为范礼安的强烈反对。”［1］47

虽然德礼贤经历了如上立场的转变，但罗马国图藏本译者为利玛窦的观点在学界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一个重要的代表即意大利亚非研究所的达仁理（Francesco D’Arelli）。作为亚非研究所图书馆馆长，达仁理更便捷地接触了第一手“东学西渐”的档案史料。他对这组馆藏四书手稿进行了编号、整理和分析，但依然强化了德礼贤起初的判断，即认为稿本的真正作者是利玛窦，而非罗明坚，罗明坚的角色仅是誊写者。达仁理的理由如下：

罗明坚除了自称自己是将《诸家名言汇集》由中文译为拉丁文、字面直译的作者外，我们不妨假设，他还是手稿FG［3314］1185剩余部分四书拉丁语译本的抄写者和收藏者……倘若说罗明坚仅仅是抄写者或FG［3314］1185手稿一至三部分、第五部分的搜集者，我们就有理由说作者是利玛窦。［1］50

达仁理对原手稿做了鉴定并添加了页码标记。他的主要论据集中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材料编制”，另一个则是“手稿字迹”。从材料编制上看，达仁理认为仅《诸家名言汇集》有可能是罗明坚所译，且仍然存疑，因为那是罗明坚“自称”。而手稿第一至第三以及第五部分，即《大学》《中庸》《论语》以及《孟子》则是抄写自利玛窦的。从手稿字迹上看，罗明坚的书写字迹颇为潦草、粗陋难辨，更像是为赶时间而匆匆誊写的，因而缩写、连笔、疏漏乃至于错译的现象较为普遍。

针对罗马国图藏本译者是利玛窦而非罗明坚的观点，近些年来国内学界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不少学者如梅谦立、王慧宇、麦克雷、张晶晶、李慧、罗莹等将目光从利玛窦转向罗明坚，认为罗明坚才是该组拉丁文手稿的真正作者。此种观点的主要立论出发点是对罗马国图藏本与波塞维诺之印本的比较。其中，张西平先生为此做出了重要理论创新。自2001年《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罗明坚》［4］发表以来，张先生对还原罗明坚作为“儒学西译第一人”的历史角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论证，大大推进了国内学界的传教士汉学研究。以张先生反驳达仁理的观点为例，我们进一步来剖析“印本与稿本译者同一论”立论的主要切入点、依据及其背后的可能性疑点。

在2016年出版的《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16—18世纪中学西传的轨迹与影响》中，张西平深入剖析了稿本译者为罗明坚而非利玛窦的文献基础。张先生认为，达仁理之所以得出罗明坚“是四书拉丁语译本的抄写者和收藏者”的误判，乃是“未对两个《大学》的拉丁文之译本作比较之结果，缺乏文献证明”［1］50。由此，张先生将稿本与波塞维诺印本（即《书目选编》）关于《大学》的拉丁文译文进行了详细比较，发现了如下三点“铁证”。

首先，“文献的署名是罗明坚，字迹是罗明坚而不是利玛窦或其他人”［1］49。不同于德礼贤早期观点以及达仁理的观察，张西平敏锐地发现，该手稿上明确留着罗明坚的签名，并无利玛窦及其他神学家的字迹。因此，将其归于利玛窦作品的观点乃基于主观臆断，而无使人信服的有力证据。而且，若单看罗明坚的中文水平及汉学造诣，从其保留下来的诗文来看，其实与利玛窦非常接近，将其视为罗明坚的作品并无不妥［1］47。

其次，“文献中的一份文献《诸家名言汇集》的译者写的是罗明坚”［1］49。如果说该组手稿并未留下任何签名印记，我们可说尚难判定译者是谁，然而，在手稿“ff.1a-16a”（即第1-31页）上的扉页背面明确注有“A P. Michaele Rogeri collecta”（由罗明坚神父整理）的字样，即表明其正是该文稿的译者［1］44。而且，从《大学》《中庸》《孟子》《论语》以及该组手稿的整体内容上看，字迹皆出于一人，据此即可判定译者即是罗明坚［1］44-49。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第三点，“文献中的《大学》中的一段拉丁文翻译文字和罗明坚已公开发表的《大学》翻译文字完全相同，只是个别词有变化”［1］49。在张西平先生看来，波塞维诺发表的《书目选编》所收录的《大学》正是罗明坚的拉丁文作品，此可作为直接的证据来印证罗马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文本究竟是否出于同一人之手。通过将波塞维诺1593年于罗马出版的这部印本的第九章与罗马国图本《大学》相比照，张先生指出，印本与稿本这两种拉丁文译本“基本相同，只是个别拼写略有不同……这说明，后者的拉丁文译本作者，也应是罗明坚”［1］49。

由此可见，“印本与稿本译者同一论”乃是支撑罗马国图藏本译者为罗明坚的重要而直接的文献依据。这个论点对推进罗明坚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学术贡献。然而，倘若我们换个角度，站在达仁理的立场上予以反思，依然可以有如下三个层面的进一步疑问。

第一，虽然文献扉页背面有行文字显示是罗明坚的手迹，但这手迹仅仅可以推到罗明坚是该组手稿的抄写者或写作者，并不必然得出“罗明坚是该稿本的原作者”的结论。因为，一种可能性依然存在：罗明坚的底本的部分手稿有可能来源于好友利玛窦，因为利玛窦曾在肇庆做翻译四书的工作，并曾提供给巡视员范礼安和耶稣会总会长阿圭维瓦神父一份带注释的、更加清楚的、更加完备的拉丁文译本［5］135。在此基础上，罗明坚仅以潦草的字体将其誊写出来，而简略地注上一笔自己的名字，作为誊写的标志。这种假设也不无道理。

第二，虽然《诸家名言汇集》的扉页背面留有“罗明坚”的名字，但并不必然得出罗明坚是其他手稿《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拉丁文直接撰写者的结论。达仁理并不完全否认罗明坚是《诸家名言汇集》直译者的观点，而是更加审慎地做出这样的设想：或许其他篇目并未出自罗明坚之手，而是来源于利玛窦或者其他的同道神父，罗明坚仅是这些拉丁文手稿的传抄者和收藏者。

第三，张西平评论达仁理说：“达仁理的结论，显然出自未对两个《大学》的拉丁文之译本作比较结果，缺乏文献证明……我们通过对两个译本的对照分析，可以确认藏在意大利罗马国家图书馆的这份四书翻译手稿的作者，是罗明坚，而非利玛窦。”［1］50事实上，达仁理并非没有注意到波塞维诺印本，而且他也主动关注其与罗马国图稿本的关系问题。比如在《利玛窦与〈四书〉拉丁文译本——从史学传统到新的研究》一文中，达仁理即表态说：“波塞维诺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于1593年出版了《耶稣会文选》（Bibliotheca Selecta）一书，本书第9卷第9章《中华帝国》中对中国历史的介绍广为流传，而这一章正是吸取了同会兄弟罗明坚所撰《天主实录》的大量内容。此外，波塞维诺还为这部《天主实录》出版了章节目录。众所周知，这是取材于罗马伊曼努尔二世国立图书馆所藏罗明坚手稿FG（3405）1276中的第ff.7v-8r页，其标题就是《天主实录——对天主真实而简要的阐释》……虽然波塞维诺在《耶稣会文选》中大量转述了《天主实录》的内容，但却似乎有意对第一个出版这部‘中国图书’（Liber Sinensium）的原作者避而不谈。最近，这部‘中国图书’已被证实就是《四书》的第一部《大学》，引用了罗明坚手稿第一部分FG（3314）1185中的f.1rv（pp.1-2）页，即《第一部：大学》（Liber Primus Tà schio Humana institutio）的内容，但一些文字与手稿有出入。”［6］163-175［7］145也即是说，达仁理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波塞维诺其实发表了“《天主实录》的著者”（指罗明坚）的一本关于“中国图书”（指《大学》）的部分段落（即波塞维诺印本），再加上达仁理此时已对罗马国图档案馆所藏的手稿文献做了整理和编号，我们可以看到，达仁理不可能不知道波塞维诺印本与罗马国图藏本之间的密切联系。由此可见，对于达仁理未对稿本与印本这两个拉丁文首译本进行比较的假设［1］50，值得进一步的学术商榷。

从以上疑点可以看到，“印本与稿本译者同一论”的立论基础似乎发生了动摇，传统的观点可以有进一步的学术推进。问题的关键在于波塞维诺印本的真实译者究竟是谁，以及作为拉丁文首译的印本与稿本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连锁问题上。围绕此核心问题，我们将回到稿本与印本原文本身，由表及里来剖析两者的诠释路径，以判断这两种拉丁文本形成的线索及其背后的价值取向。

二 从文法到内容：波塞维诺印本与罗马国图稿本之关系

在波塞维诺1593年出版的《书目选编》（见图1）第一卷第九章中，其涉及了中国的历史与地理，并冠之以拉丁标题“De iuvandis Iudaeis et Mahometanis ac ceteris gentibus”（《论帮助犹太人、穆斯林及其他异教徒》）。其中，收录了关于“Liber Sinensium”（《中国之书》）的材料，内容系《大学》的开篇。虽然只有两段拉丁文，但常被学界视作欧洲首次正式出版的拉丁文四书版本。该版本排版清晰、文法较为严整，其拉丁原文内容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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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波塞维诺印本1593年首页影印③

（a）Humanae institutionis ratio posita est in lumine naturae cognoscendo， et sequendo， in aliorum hominum conformatione...Quando autem compertum fuerit ubi sistemdum est， tunc...Qui scit hunc ordinem tenere， non procul abest a ratione， quam natura praescribit.［1］48-49［8］2-6［9］37

（b）Principio， qui voluerunt nautrae lumen， animis hominum ad mundi perfectionem concessum fuerit， inter mortalitatis huiusce tenebras dispicere， prius Regnum constituerunt...Qui cor quaesiverunt ab omni labe facere alienum， eius cupiditatem， et stadium aliquod， vel amplectendi， vel fugiendi ordinarunt； hoc vero ut praestarent， cuiusque rei caussas， et naturas noscere studuerunt.［1］48-49［8］2-6［9］37

为了更清楚地分辨以上印本与稿本的异同，笔者亦把德礼贤神父所发现的《大学》拉丁文稿（见图2）内容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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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罗马国图藏罗明坚拉丁文稿本首页影印④

（c）Humanae institutionis ratio posita est， in lumine naturae cognoscendo et sequendo in aliorum hominum conformatione...Quando compertum fuerit ubi sistemdum， tunc...qui scit hunc ordinem tenere non procul abest a ratione quam natura prescribit.［1］48-49［9］37［10］43

（d）Initio qui voluerunt indagare insitum naturae lumen， datum ad mundi regimen， prius regni administrationes sibi proposuerunt. At qui volebant regnum suum recte administrare； prius domui suae disciplinam recte constituebant...Absolutio scientiae posita est in causis et rationibus rerum cognoscendibus.［1］48-49［9］37［10］43

据以往学界研究的传统观点，以上两种文本的作者均为罗明坚［1］48。如果我们细致比较（a）（b）与（c）（d）这几段文字，可以发现（a）与（c）中，即从“Humanae institutionis ratio posita”（“大学之道”）到“natura prescribit”（“则近道矣”）的拉丁文叙述内容确实几乎一致。其中，波塞维诺印本仅仅多出了副词“autem”与谓词“est”这两个无足轻重的点缀［9］37。这即可说明，这一段的翻译应出自同一人之手。关于这段“三纲领”的译文，我们可将其内容回译为：“教育之道乃在于认识并追随自然之光的启迪，从而同然于其他人，进而维持业已获得的诚善。然而，当一个人知道何处可以静止，那么他就可立足，遂获平静；平静之后，就可安定，安定后就能谋虑与判断，最后心愿即可达成。事物有其秩序，一些事物在前，另一些在后。谁如果知道如何维护这些秩序，那么与自然所规定的理性就不远了。”这段文字存在较明显的句子连环结构，其行文与中文原典的表述较为贴近。从首句所言的“亲民”（而非“新民”）的内容来看，其所依据的底本与朱熹的《大学章句》较为相似［9］38。

然而，诡异的是，从“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到“致知在格物”这段文字看，两种译本（b）与（d）却颇不相同。如此，哪一种文本才与前段“三纲领”的拉丁文表述更加契合呢？我们比对其原文并附以中文译文，参见表1。

表1  八条目拉丁原文中文回译

译本 八条目拉丁原文 中文回译

波塞维诺印本 Principio， qui voluerunt nautrae lumen， animis hominum ad mundi perfectionem concessum fuerit， inter mortalitatis huiusce tenebras dispicere， prius Regnum constituerunt； qui autem Regnum optimis voluerunt institutis， et legibus temperare， domum suam recte administrarunt； domum suam recte administrare qui voluerunt， semetipsos ex rationis praeceptis formarunt： Qui vitam suam penitus cum ratione consentire cupiverunt， eius， quod intimum esset， cordis scilicet， et mentis statum summo studio direxerunt： Qui cor quaesiverunt ab omni labe facere alienum， eius cupiditatem， et stadium aliquod， vel amplectendi， vel fugiendi ordinarunt； hoc vero ut praestarent， cuiusque rei caussas， et naturas noscere studuerunt. 首先，欲用自然之光赋予人的心灵以完善尘世、分辨可朽生命中之黑暗者，则先治理国家；然而，以最好的教育和法律来治理国家者，则需管理其家；欲要管理其家者，则需形成理性准则来塑造自我；将自我的欲望与理性相契合者，则会尽最大努力来引导心灵和头脑，使其保持内在的坚定；那些尽最大努力寻求心灵坚定者，则使其执拗或逃离某些事情的欲望得以调和；从而这成为一个重要的前提，以试图认识事物的原因和本质。

罗马国图稿本 Initio qui voluerunt indagare insitum naturae lumen， datum ad mundi regimen， prius regni administrationes sibi proposuerunt. At qui volebant regnum suum recte administrare， prius domui suae disciplinam recte constituebant； qui recte volebant domui suae disciplinam constituere， prius vitam suam instituerunt； qui vero voluerunt vitam suam instituere， prius animum suum instituerunt； qui animum voluerunt instituere， mentis intentionem et actiones rectificarunt， qui suae mentis intentionem et actiones volebat dirigere， scientiam sibi comparabant. Absolutio scientiae posita est in causis et rationibus rerum cognoscendibus. 古之欲探寻赋予尘世之国的自然之光者，必先获得国家的治理权；欲要治理其国，则先建立其家之规矩；欲建立其家之规矩，则先教育其人生；欲教育其人生者，则先教其心；欲教其心者，则先正其心念与行为；欲要引正其心念与行为者，则需为自己而获取知识。通过这些知识而认识事物的原因和道理。

注：  八条目拉丁文来自张西平《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16—18世纪中学西传的轨迹与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8-49，229-230页；原文参见德国慕尼黑数字中心图书馆，https：//www.digitale-sammlungen.de/en/view/bsb11054556？q=%28Bibliotheca+selecta+qua+agitur+de+ratione+studiorum+in+historia%29&page=，1；中文回译部分为笔者译。

我们首先从形式上来判断。罗马国图稿本采用了句式连环译法，其基本形式与《大学》原文的写法非常相似［9］38。除去首句谈及“自然之光”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外，其他诸节则用了较整齐的译介形式。比如，“At qui volebant regnum suum recte administrare， prius domui suae disciplinam recte constituebant”（欲要治理其国，则先建立其家之规矩），其后则重复“qui recte volebant domui suae disciplinam constituere”（欲建立其家之规矩）并引出“prius vitam suam instituerunt”（则先教育其人生），其余以此类推。与此相较，波塞维诺印本则无此明显的环型句式，而是更多地从语义层面进行自由翻译［9］38。由此可见，罗马国图稿本中的“八条目”与上段的“三纲领”更加契合，应出于同一人之手。

其次，从内容上看，罗马国图稿本与中文原典更加贴近，几乎是直译［9］38-39。与此相较，波塞维诺印本的翻译则较为随意，其语义与原典有不小的距离。较典型的是最后一句，国图稿本译为“Absolutio scientiae posita est in causis et rationibus rerum cognoscendibus”（通过这些知识而认识事物的原因和道理），其理解与朱熹《朱子语类》中的“格物致知”或“格物穷理”如出一辙［9］39。相比之下，波塞维诺印本的“eius cupiditatem， et stadium aliquod...et naturas noscere studuerunt”（追求或避免某事物的欲望……以试图认识事物的原因和本质）则不具有明显的朱子理学特质，而是带有典型的神学色彩。两者在内容上有不小的差距。

再次，我们深入修辞细节来看，波塞维诺印本在用词方面倾向于用完成时，而罗马国图稿本的时态则较为随意［9］37。例如印本所用的“prius Regnum constituerunt”（先治理国家）、“donum suam recte administrarunt”（需管理其家）、“domum suam recte administrare qui voluerunt”（欲要管理其家者）、“semetipsos ex rationis praeceptis formarunt”（需形成理性准则来塑造自我）、“cum ratione consentire cupiverunt”（将自我的欲望与理性相契合）、“mentis statum summon studio direxerunt”（保持内在的坚定）、“vel furiendi ordinarunt”（或有规划地避免）、“naturas noscere studuerunt”（认识事物的原因和本质）等，均显示了较统一的完成时态，表述方式较为讲究［9］36-38。与波塞维诺印本相较，罗马国图稿本则显得颇为紊乱，手稿特质明显［9］36-39。

由此可见，两种拉丁文本差异不小。稿本采用环式译法，更加贴近《大学》中文原文，体现出朱熹理学“格物穷理”的义学特质，然而其拉丁文术语时态散乱、用词无章可循［9］38；与此相反，印本则采用较规整的完成时态和古典拉丁文风，内容多为意译［9］38-39，其神学认知路径与中文原典有不小的距离。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三点有意思的结论：

（1）无论罗马国图稿本还是波塞维诺印本，除个别副词和谓词略微不同外，其“三纲领”的拉丁文内容几乎完全一致，显示底本是同一译者，但经过改动。

（2）罗马国图稿本“八条目”与“三纲领”的译风及环式译法相一致，其译者应是同一人。

（3）波塞维诺印本的“八条目”与“三纲领”的译风及内容有较大差异，其译者不应是同一人。

这三点结论再一次动摇了传统上将印本与稿本译者同归于罗明坚的观点。也就是说，首次展现于欧洲读者面前的并非完全是罗明坚的译稿，而是经过加工乃至出于特定目的而过滤的文本。由此引出一个关键问题：波塞维诺为何对罗明坚稿本加以较大幅度的改造呢？

三 文本的背后：欧洲奥古斯丁主义传统影响下的立场分野

李慧在其《耶稣会士罗明坚〈大学〉拉丁文译本初探》一文中对印本与稿本进行了较细致的文本分析。在回应“印本译文是经罗明坚自己改编还是波塞维诺在编辑出版时改编”这一问题时，李慧推断：“笔者将西班牙语版的意大利文译文和罗明坚拉丁文写本进行对比，发现拉丁文写本与西班牙文写本内容几乎一致，说明罗明坚对拉丁文译文的内容是确定的，他在介绍给波塞维诺《大学》译文时，不可能只对第四句进行较大改动，因此改编者应当是波塞维诺。”［9］38然而，在涉及罗明坚稿本为何被改编这一关键问题上，李慧将其原因归结为“使修辞句法更为规范”［9］38-39。李慧留意到波塞维诺具有良好的古典人文教育背景，强调其对文艺复兴时期西塞罗修辞文风的精通及承袭。因此，之所以对罗明坚的手稿进行修改，乃主要出于“使之更为规范、典雅”的目的，也为了“更能突出展示中国人注重政治和教化相结合的思想”［9］39。这个论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能完全揭示其深层次的动机。笔者另外在《书目选编》中发现了波塞维诺如下有关中国人的言辞较为激烈的评述，体现出波塞维诺较明显的奥古斯丁主义神学“判教”立场，而不仅仅出于语言层面因素而做的文辞修改：

中国人在精神生活方面有两方面的才能：聪明与意志力……虽然遗憾的是，他们将来可能会坠入地狱……虽然他们成就斐然，但与完美相去甚远。圣奥古斯丁曾说，真正的知识开启理解之门，而异教闭之。因此，他们并无全善之心。（谁又会在专注于世俗喜乐的同时而不爱耶稣？）［1］236

虽然说波塞维诺不欣赏与罗明坚同去中国并访问菲律宾的桑切斯（Alonso Sánchez，1540—1593）所提出的“借重武力”的征服计划［11］264，但并不意味着波塞维诺完全了解儒家天人精神，这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其将儒家置于与天主教平等的立场去思考问题。从以上“他们（指中国人）将来可能会坠入地狱”“他们（指异教徒，亦指无耶稣信仰的中国人）并无全善之心”“谁又会专注于世俗喜乐的同时而不爱耶稣”等表述看，波塞维诺的神学立场较为保守。更确切地说，波塞维诺乃是从欧洲奥古斯丁主义传统棱镜来管窥儒家道德伦理观的。对此，波塞维诺的态度与思维逻辑分为两个层面。

其一，秉持严格意义上奥古斯丁主义神学人类学与末世论立场，认为若无恩典，则必入地狱。依据奥古斯丁的“双城”神学教导，尘世交织着两座城，一为“朝圣途中的上帝之城”，一为“充满错误与悖乱之爱的地上之城”［12］103-121。这两座城，本质上透视出两种爱：一者为“爱自己”（amor sui），一者为“爱上帝”（amor Dei）。在地上之城中，充满着原罪所导致的堕落与悲苦，奥古斯丁曾在《上帝之城》第22卷第22章第19至21节中如此解释尘世罪恶之根源：“这些罪恶都属于邪恶中的人类，他们都源于那错误和悖乱的爱之根，正是亚当的儿子在出生时随身带着的。”［12］118更重要的是，“任何一个人，若未经上帝恩典的再造重生，永远都会是‘近于魔鬼之人’（homo similis diabolo），魔鬼社会的成员，并因上帝的正义审判之故，终将遭遇‘至恶’（summum malum），也就是永恒的死亡”（第19卷第4章第4节）［12］118。波塞维诺正是从这种“尘世之城悖乱与爱的秩序”以及“双城”两极化趋势的奥古斯丁主义神学视角，才得出“他们（指中国人）将来可能会坠入地狱”这种偏斜式结论。

其二，理性与美德若服从恩典，则恰恰是进入基督学园的最佳铺垫［1］237。基督教与异教（从波塞维诺视角看，亦包括儒家）关于美德的观点有显著区别。儒家关于美德的认知，其核心在于“五德”（仁、义、礼、智、信）。这五德所依据的是健全的理性与刚强的善良意志。然而，这种理性与意志，从奥古斯丁晚年的神学视角看，恰恰已不再可靠，因为在原罪的压倒性力量下，“理性”与“意志”已处于一种悖乱状态，呈现出一种指向自我与尘世诱惑的“重量”（pondus）特质。波塞维诺对“五德”所依据的理性和意志的理解，带有明显的奥古斯丁主义烙印，既推崇这些心理机能本身的重要性，又对它们的脆弱性和堕落境遇有较清醒的认识。因此，波塞维诺关注更多的则是如何实现理性、意志与美德在恩典视角下的扭转。

在这样一种充满张力的神学动力学教义框架下，波塞维诺在罗明坚的《大学》手稿基础上做了重要的修改。

首先，波塞维诺从启示神学出发，将“光照”这种超自然力量（lumen supranaturale）凸显出来，作为区分心灵善恶与生命价值的根本标准。与这种“光照”神学思路相比，罗明坚的进路则是从心性之中寻找“自然之光”，将“lumine naturae cognoscendo et sequendo”译为“认识与遵从自然之光”，这与朱熹的“性即理”的理学宗旨暗合。波塞维诺的修改则突出“光照”神学在完善心灵与尘世“修齐治平”中的核心作用，体现了奥古斯丁光照论的深刻烙印。

其次，波塞维诺从欲望扭转角度来理解“身—家—国—天下”的结构性转化，这种解释凸显出“恩典”对欲望的治疗作用，与奥古斯丁情欲疗治观如出一辙。例如，波塞维诺将罗明坚的手稿底本修改为“将自我的欲望与理性相契合者，则会尽最大努力来引导心灵和头脑，使其保持内在的坚定”（cum ratione consentire cupiverunt， eius， quod intimum esset， cordis scilicet…），这与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第9卷第5章中所说的“圣经交由上帝来统帅和保佑心志，由心志来调节和控制性情，把它们转向正义之用”［13］5相应。波塞维诺将“修齐治平”的链条纳入奥古斯丁主义神学欲望论予以结构性诠释，这已然与罗明坚所译介的拉丁文本有了重要区别。

更重要的是，波塞维诺将“光照”作为认识论的前提和基础。其思路是用光照力量作为标准来建立理性的原则，进而引导欲望与其相适应，“从而这成为一件重要的前提，以试图认识事物的原因和本质”（hoc vero ut praestarent， cuiusque rei caussas， et naturas noscere studuerunt）。与此不同，罗明坚稿本则借助朱熹“格物穷理”的思路以实现真理的认知，因此将最后一句翻译为“qui sua mentis intentionem et actiones volebat dirigere， scientiam sibi comparabant”（欲要引正其心念与行为者，则需为自己而获取知识）。

由以上分析可知，波塞维诺展示了传统奥古斯丁神学人类学欲望救赎论的立场，其根本立足点在于“光照”对“身—家—国—天下”的结构性改造，甚至不惜进行句意重塑。与此相比，罗明坚的译介则温和得多。其中，朱熹“居敬穷理”论与“格物致知”论在罗明坚的翻译中占有较大的分量。然而，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同为儒学典籍西译的耶稣会士，罗明坚为何忽视奥古斯丁主义的基本神学立场而与波塞维诺产生重要分歧呢？这是否意味着罗明坚隔阂于奥古斯丁教义抑或放弃了天主教传统神学的诠释路径？

罗明坚在来华译介四书的过程中，与其他传教士一样，也曾怀有宣教热情，担负着传播天主教的使命。在《天主圣教实录》中，罗明坚记录了如下关于奥古斯丁的趣闻逸事：

尝闻古有一位人君，欲知天主之说，问于贤臣。答曰：容臣退居一月寻思…已三月矣，并无以对。君怒曰：尔何戏侮若此？！臣曰：臣何敢戏君。但此理精微，益思而理益深。亦繇仰覩太阳，益观而眼益昏。是以难对耳。又闻古有一圣人，欲尽明天主之说，昼夜寻思。一日在于海边往来，遇一童子手执漏碗，望海而行。圣人问曰：子将何往？童子曰：吾执此碗欲汲尽此海水。圣人笑曰：欲以漏碗汲尽沧海，子言谬矣。童子曰：尔既知漏碗不能汲竭海水，而顾劳神殚思，求穷天主之量，岂不大谬！……以此观之则天主诚非言语之所能尽。［14］基2-5

虽然在罗明坚之前，西班牙与葡萄牙传教士中有不少是奥古斯丁修会会士，也不乏有关奥古斯丁思想的介绍，然而在现有的中文文档中，罗明坚所记载的则是意大利耶稣会范围内较早的有关奥古斯丁的记录，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罗明坚是想以奥古斯丁的事迹作为一种精神感召，来吸引更多的中国听众皈依天主教。由此可见，罗明坚并非不熟悉奥古斯丁的教导，也并非无视奥古斯丁的精神遗产，而恰恰是将其作为重要名片和思想资源来推动天主教在华的传播。

然而回国后在对四书进行拉丁文译介时，罗明坚已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奥古斯丁神学人类学与末世论的立场，更多地从儒家本身特别是程朱理学角度出发，试图寻找欧洲奥古斯丁传统与儒家天人精神的契合点。特别是“八条目”的翻译，罗明坚一方面紧贴中文的环式结构，力求拉丁语符合中文原文的句式和句意，另一方面则强调光启神学下的理性认识论与朱熹“性即理”“格物穷理”思想的共鸣，从而形成了“光—理—心—性”内在贯通的认知路径。因此，罗明坚并非全然放弃了奥古斯丁主义神学路线，而是以包容的精神将奥古斯丁神学与朱子理学相协调，展示出一种温和的对话立场。

由此可见，虽然罗明坚亦秉持奥古斯丁主义神学视角，但其诠释路径已与波塞维诺有了重要区别。罗明坚的温和立场乃至从程朱理学内部来寻找与奥古斯丁神学传统的契合点，或许与他个人在华从事儒学西译的切身阅历有关。长期在华传道使罗明坚对中国国情以及儒家伦理有较深刻的了解。待其返回罗马后，他将《大学》拉丁文译稿首段，连同之前在华的手稿《论中华帝国》《圣事正义》《教理问答手册》（即《天主圣教实录》）等交给波塞维诺时，两人对中国的想法和认知实际上已出现了重要分歧。对波塞维诺而言，包括明朝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是亟须被“神学之光”启示和救赎的。因此，在1593年《书目选编》出版时，波塞维诺不仅修改了罗明坚拉丁稿本内容，也在随后的段落中写道：“中国人首先将受到耶稣的化身与受难这一教义的救助……没有上帝的恩典，一切努力皆为徒劳。”［1］239这种观点透露出当时欧洲普遍流行的一种神学中心主义的心态，也深层次反映出同受奥古斯丁神学传统影响的波塞维诺与罗明坚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不同的印象。如果再考虑“借重武力”征服中国的西班牙神父桑切斯的立场，足以看出这三者之间内在神学路线的根本性分野。

四 结 语

围绕四书在欧洲首次译介的拉丁文本的考辨，我们发现将罗马国图稿本与《书目选编》所刊印文本简单归为罗明坚所译的传统观点已变得不再完全可靠。相关的学术论点可以有进一步的推进。印本展示出规整而优美的古典文风，且具有较明显的奥古斯丁主义神学特质。究其内容，更多的是意译与天主教语境下的神学诠释，不仅与罗明坚稿本（基于朱子理学的质朴翻译）有较大出入，而且与中文原文也有不小距离。然而，印本并非与稿本完全无关，其“三纲领”的拉丁译文内容却几乎一致。这说明印本的译者不再局限于罗明坚，而是更多地指向“波塞维诺”。确切地说，是波塞维诺对罗明坚手稿做了相当大的改动。然而，这种改动不是简单的术语修辞层面的微调，而是呈现出更深层次的神学路线的分歧。其动机和目的不能如传统观点那样，将其归结于“使之（罗明坚手稿）更为规范、典雅”［9］39，而是应该更加清醒地看到，波塞维诺对中国人“将来可能会坠入地狱”与“并无全善之心”等论述［1］236，展现了一种较极端的判教立场，即从欧洲奥古斯丁主义神学棱镜管窥儒家的道德伦理观。波塞维诺的评述固然展现出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狭隘视角，但一定程度上却也反映了当时西方天主教神学笼罩下不少耶稣会士隔阂于东方儒家精神而又盲目傲慢的心态。如果反观同去中国传教的桑切斯神父所倡导的“武力征服”计划［15］179-198，再结合波塞维诺的保守判教神学路线与罗明坚所坚持的儒耶合汇的开明主张，即可看出欧洲奥古斯丁神学传统在最初接纳儒家意识形态时所可能展现出的多种应对方式。这些应对方式对于理解17—18世纪的“礼仪之争”以及欧洲教会内部传教路线争论的深层逻辑，具有重要价值。

综上所述，欧洲拉丁文四书稿本与印本展示出错综复杂的历史图景关联。虽然罗明坚长期在华播道并开创了儒学西译的先河，但首次正式进入欧洲社会的却是波塞维诺特意改造过的译本，其传达的已不再是罗明坚的温和立场。印本与稿本间的译介分野，与其说是术语修辞的差异，不如说是欧洲奥古斯丁主义传统影响下对待儒家伦理价值体系的不同回应，折射出儒家经典首次进入欧洲社会视野中时耶稣会士的不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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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nelly J. P.， “Antonio Possevino’s plan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Vol. 74， No. 2 （1988）， pp. 179-198. [百度学术] 

谢选骏指出：人説“欧洲拉丁文四书首译本新探”——我看即使利瑪竇這樣的賢人，也不能免俗，参与了遣返前輩罗明坚的阴谋。這不僅可悲，而且體現了人的原罪是無法剋服的。

谢选骏：帝國生產的唯一目的就是皇帝修建陵墓

 《北京仓促转向让情况更糟》（FX168财经 2024-10-15）報道：

中国可能会重演1980年代日本房市泡沫浪潮。《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文章指出，当前北京政策制定者采取的临时措施让经济情况变得更糟。中国拖延治疗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患上严重“疾病”，出现增长缓慢和长期通货紧缩的压力。

《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表示，在寻求治疗之前，区分病因和症状至关重要。由于中共决策者拒绝承认疾病的本质，他们没有治愈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采取了暂时的缓解措施，使情况变得更糟。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日本就是如此，过去20年中国也是如此。

沃尔夫写道，“中国政府现已宣布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这是可以预见的。不管日本愿意不愿意，这都是日本需要做的。这也是日本30年来利率接近于零、净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达到159%的原因。就像中国目前的政策一样，这是‘消费不足’或结构性需求不足的潜在状况的结果。鉴于这种情况，需要刺激需求。巨大的房地产泡沫是此类经济体的一个特征，而不是缺陷，当泡沫破裂时，迫切需要疯狂干预也是此类经济体的一大缺陷。”

2000年至2024年，中国国民总储蓄平均占GDP的45%，日本平均占28%。而美国平均仅为18%。当投资机会极好时，这些高储蓄率可以为超高速增长提供资金。在中国，与日本一样，高储蓄率在21世纪初之前为令人难以置信的快速增长提供了资金。然而，在长期增长之后，高回报投资的供应不可避免地会下降。因此，投资会减弱，需求也会减弱。曾经的优势变成了劣势。

日本和中国都采取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在进行高投资的同时保持巨额经常账户盈余。但在这两个国家，这一方案都遭遇了外部阻力，尤其是来自美国的阻力——日本在1980年代遭遇阻力，中国在2010年代遭遇阻力。在这两个国家，货币政策都放松了，信贷激增，房地产市场繁荣，日本在1980年代再次遭遇阻力，中国在2010年代再次遭遇阻力。信贷推动的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成为需求的新引擎。

文章继续分析：“‘让房地产泡沫来吧’这一解决过度储蓄问题的方案的巨大缺陷在于，泡沫破裂将导致资产价格下跌、债务无法偿还、金融受损和民众不满。更糟糕的是，泡沫破裂还会导致需求进一步疲软，因为泡沫破裂的影响会进一步削弱投资，从而加剧过度储蓄。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行动，过度储蓄几乎肯定会带来严重的经济衰退。”

分析起来，解决方案有3点：暂时刺激需求，避免萧条；清理金融系统(就中国而言，包括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是，找到新的、强大的长期需求来源。他认为，北京当局最终会做到前两个，即使这意味着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上会有大量债务。但遗憾的是，北京在第三个问题上却犯了错误。

北京仓促转向让情况更糟

最大的问题不是供应方面的潜力，而是需求方面的薄弱。一个潜在增长率最多为5%的经济体不会将超过40%的GDP用于生产性投资。他提到：“一定水平的投资或信贷扩张所产生的增长已经崩溃。中国太大了，不能指望对全新制造业的投资能够取代过去十年对房地产的巨额投资。相反，试图将GDP的40%用来投资肯定会导致浪费，并导致更大的坏账。“

文章最后写道，“中国需要提高消费。但这一现实给中共高层带来了挑战。他们似乎觉得投资和生产是良性的，而消费和收入再分配是无意义的。然而，正如知名经济学及亚当·斯密斯(Adam Smith)所言，‘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和目的’。”

谢选骏指出：人説——正如知名经济学及亚当·斯密斯(Adam Smith)所言，‘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和目的’。

我看——帝國生產的唯一目的就是皇帝修建陵墓。

谢选骏：“算法”就是扼殺思想言論的黑手

《社交媒体如何改变了我们交流的方式？》（尼古拉斯·巴拉特（Nicholas Barrett）BBC科技记者2024年10月13日）報道：

算法如何影响和塑造我们的言论？

人们所熟知的社交媒体算法已经存在15年了。

2009年，随着脸书（Facebook）推出排名式个性化新闻推送，算法应运而生，并改变了我们在线互动的方式。

和许多青少年一样，算法对希望控制他们过度行为的成年人也构成了挑战。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对此无所事事。仅今年一年，世界各国政府就试图限制有害内容和虚假信息对社交媒体的影响，而这些内容的影响都被算法放大了。

在巴西，当局近期曾短暂禁用原名Twitter的X，直到该网站同意在该国任命一名法定代表人并屏蔽一份黑名单上的账户，当局指控这些账户质疑该国上次选举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欧盟出台了新规则，威胁称，如果科技公司不能防止平台干预选举，就要对它们处以营业额6%的罚款，并暂停其服务。

在英国，一项新的网络安全法案旨在迫使社交媒体网站加强内容审核。

在美国，一项拟议的法律正要出炉，该国表示，如果中国母公司不抛售TikTok，美国用户将失去这个软件。

各国政府面临限制言论自由和干涉互联网早期制定的原则的批评。

美国诗人兼牧场主约翰·佩里·巴洛 (John Perry Barlow) 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辩称：“工业世界的政府，你们是令人厌倦的血肉和钢铁巨人，我来自网络空间，这是思想的新家园。代表未来，我请求你们这些过去的人们不要打扰我们。你们不受欢迎。在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没有主权。”

亚当·坎德布(Adam Candeub)是一名法学教授，曾担任特朗普总统的顾问，他自称是言论自由绝对主义者。

他告诉BBC，社交媒体“两极分化、争执不休、粗鲁无礼、毫无升华，由此，我认为这是进行公共讨论的糟糕方式。但同时，起码在我看来，很多政府都在推动将其作为社会和政治控制的工具，这更糟。”

坎德布教授认为，除非内容“当下存在明显的危险”，否则“最好的方法是建立一个思想集市，对不同观点持开放态度。”

数字城镇广场的局限性

“思想集市”这一理念体现了这样一种观点：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所有人的声音都能被平等地听到。2022 年，埃隆·马斯克接管X时表示，他将该平台视为一个“数字城镇广场”。

世界首富马斯克收购推特的一波三折

马斯克接手X时认为这个平台是一个数字城镇市场。

但这是否没有考虑到算法的作用？

美国律师兼耶鲁大学全球事务讲师阿莎·兰加帕(Asha Rangappa) 表示，马斯克“忽略了传统城镇广场和在线城镇广场之间的一些重要区别：在不考虑这些差异的情况下取消所有内容限制将损害民主辩论，而不是帮助它。”

兰加帕认为：“思想集市”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初最高法院的一个案件中提出的，“其前提是思想应该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相互竞争”。她还补充说明“问题在于，像Twitter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与真正的公共广场完全不同。”

她认为，“社交媒体平台的功能从一开始就不允许思想自由和公平地竞争……社交媒体上思想的‘价值’并不反映它有多好，而是平台算法的产物。”

算法的演变

算法可以观察我们的行为，并决定数百万人登录时看到的内容——对于某些人来说，正是算法破坏了互联网最初创建时可能存在的思想自由交流。

“在早期，社交媒体确实发挥着一种数字公共领域的作用，言论自由流动，”悉尼大学商学院教授凯·里默（Kai Riemer）和桑德拉·彼得（Sandra Peter）告诉 BBC。

“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算法从根本上重塑了言论自由的本质，不一定是通过限制可以说的内容，而是通过决定谁可以看到什么内容”，里默和彼得教授这样认为。他们的研究探讨了为什么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自由。

“算法不是让思想自由竞争，而是放大或抑制信息的传播范围……引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干扰了思想的自由交流，而这种形式往往被忽视。”

脸书是社交媒体推荐算法的先驱之一。作为一个坐拥30亿用户的巨大平台，它的首页推荐功能可以说是代表作之一。

15年前，当该平台推出基于用户数据的排名算法时，人们看到的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帖子，而是脸书希望他们看到的内容。

脸书平台还根据每条内容的讨论情况、优先显示有争议的话题的帖子，因为这些帖子获得了最多的参与度。

社交媒体奖励更有争议性的言论。

塑造我们的言论

由于有争议的帖子更有可能得到算法的奖励，因此出位的政治观点可能会在社交媒体上被过度放大。批评者认为，社交媒体不是自由开放的公共论坛，而是提供一面扭曲和耸人听闻的公众情绪镜像，夸大了分歧，压制了大多数人的观点。

因此，虽然社交媒体平台指责政府威胁言论自由，但他们自己的算法是否也可能无意中构成同样威胁？

“推荐引擎不会屏蔽内容——相反，社区准则会根据平台的偏好限制言论自由，”TikTok前公共政策副总裁西奥·伯特伦（Theo Bertram）告诉 BBC。

“推荐引擎对我们看到的内容有很大影响吗？ 绝对是的。但你在注意力经济中成功还是失败，与你是否拥有言论自由是两回事。”

然而，“言论自由”仅仅是指说话的权利，还是也指被倾听的权利？

正如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阿尔温德·纳拉亚南（Arvind Narayanan）所说：“当我们在网上说话时——当我们分享想法、写文章、发布照片或视频时——谁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算法。”

通过确定每篇发布内容的受众，平台“切断了演讲者和受众之间的直接关系”，里默和彼得教授认为。“言论不再取决于演讲者和受众组织，而是由算法决定。”

他们声称，这一点并未被纳入当前关于言论自由的辩论中，因为目前辩论的焦点是“发声的一方”。他们认为，算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干扰了言论自由。”

算法社会

我们的时代被称为“算法社会”。可以说，在这个社会中，社交媒体平台和搜索引擎与国家管理言论的方式相同。

这意味着，根据耶鲁大学的杰克·巴尔金（Jack Balkin）的说法，美国宪法中对言论自由的直接保障仅限如此：“通常理解的第一修正案不足以保护的言论实践”。

里默和彼得教授同意法律需要迎头赶上。 “平台在塑造言论方面发挥的作用比法律目前承认的要积极得多。”

他们声称，监控有害帖子的方式也需要改变。“我们需要扩展对言论自由监管的看法。当前围绕内容审核的辩论忽视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平台的商业模式如何激励它们通过算法塑造言论。”

虽然坎德布教授是“言论自由绝对主义者”，但他也对平台集权持谨慎态度，这些权力可以通过计算机代码成为言论的守门人。“我认为我们最好将这些算法公开，否则我们就只是被操纵了。”

然而，算法不会消失。正如伯特伦所说，“城镇广场和社交媒体的区别在于，社交媒体上有几十亿人。人们有权在网上享有言论自由，但每个人却没有权利平等地被倾听：我们不可能看每一个TikTok视频或阅读每一条推文。”

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对算法进行适度调整能否培养出更具包容性的对话，更接近我们面对面的对话？

像蓝天（Bluesky）这样的新微博平台正试图让用户控制显示内容的算法，并恢复旧有的时间顺序显示逻辑，它们相信这种时间顺序可以提供更少中介的体验。

脸书的吹哨人弗朗西丝·豪根（Frances Haugen）在2021年向参议院作证时说：“我强烈支持按时间顺序排序……因为我们不希望计算机决定我们关注什么，我们应该拥有人性化的软件，或者人类一起对话，而不是计算机来决定我们听到谁的声音。”

脸书吹哨人自曝身份 曾揭发脸书的四个内幕

然而，正如纳拉亚南教授指出的那样，“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信息并不中立：它们还受到富人越来越富效应、人口偏见和病毒式传播不可预测性的影响。不幸的是，没有中立的方式来设计社交媒体。”

平台确实提供了一些算法的替代方案，X上的用户只能从他们关注的人中选择提要。通过过滤大量内容，“推荐引擎提供了比仅仅关注我们已经认识的人更大的多样性和发现”，伯特伦认为。“这感觉就像是言论自由限制的反面——它是一种发现机制。”

第三种方式

根据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说法，“无论是平台自我监管，还是未来的国家监管形式”都无法解决“网络言论自由问题”。相反，他提出了第三种方式。

“中间件”可以让社交媒体用户更好地控制他们看到的内容，独立服务商提供一种与平台内置内容不同的内容展示形式。福山写道，“一个由中间件提供商组成的竞争生态系统……可以根据用户的个人偏好过滤平台内容”，而不是根据平台的内部算法提供内容。”

“中间件将把选择自由交回到个人用户手中，他们的代理权将使互联网恢复到1990年代所渴望的那种多元化、多平台系统。”

在没有中间件的情况下，我们目前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提高与算法交互时的代理意识。“普通 TikTok 用户通常对算法非常在意——在发现新事物的过程中向算法发出鼓励或阻止推荐引擎的信号，”伯特伦说。

“他们认为自己是算法的主人。我认为这是以这种方式思考挑战是有益方的——不是我们是否需要关闭算法，而是我们如何确保用户拥有被代理权、控制权和选择权，以便算法为他们服务。”

当然，即使我们自己制定算法，也存在着危险，我们仍然可能落入社交媒体的回音室。算法可能不会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BBC的一项调查发现，当一名年轻男子试图使用Instagram和TikTok上的工具说他对暴力或厌恶女性的内容不感兴趣时，他的首页推荐流里依然会出现相关内容。

尽管如此，有迹象表明，随着社交媒体算法走向成熟，它们的未来可能不掌握在大型科技公司或政客手中，而是掌握在人民手中。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Gartner最近的一项调查，只有28%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喜欢在网上公开记录自己的生活，低于2020年的40%。人们反而更喜欢与值得信赖的朋友和亲戚进行封闭的群聊。这种空间更强调对言论负责，对耸人听闻和挑衅的奖励更少。

Meta公司表示，现在直接消息中发送的照片数量超过了分享给所有人看的照片数量。

正如巴洛在1996年的文章中告诉政府“网络空间不欢迎他们”一样，一些网络用户可能也对社交媒体算法抱有类似的期望。目前，对于如何应对互联网上任性青少年，仍然存在着极有争议的讨论。

谢选骏指出：人問“社交媒体如何改变了我们交流的方式”？——我看所謂“算法”就是扼殺思想言論的黑手。

谢选骏：美國官員這樣吃裏爬外

《起底纽约市长前高级顾问郑祺蓉：与中国关系密切》（JAY ROOT, BIANCA PALLARO, EMMA G. FITZSIMMONS, 傅才德, KARINA TSUI 2024年10月16日）報道：

2022年秋天，纽约市长埃里克·亚当斯正在春风得意之时，他最好的筹款人之一、高级顾问郑祺蓉带着他走进华人聚居区——皇后区法拉盛一个华丽的舞厅。

这次活动是一个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非营利组织的周年庆典，她和亚当斯在活动的主桌就座，看着主持人卢建顺站起来向人群发表讲话。

卢建顺用普通话夸耀道，他在曼哈顿下城的非营利组织办公室里开设了一个中国政府警务站——联邦当局后来说，这是一个非法的前哨站，被用于一个庞大的跨国镇压计划。卢建顺说，这个警务站将有助于“落实祖国政府惠及海外华人的政策”。他的话被翻译成英文。

然后轮到亚当斯发言。站在同一个舞台上，他开始称赞卢建顺的团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市长说，“它为我们的华裔美国人社区赋权。”

后来，卢建顺的兄弟卢建旺因与警务站有关而被捕，并被指控为中国政府的未注册代理人，亚当斯的助手拒绝回答记者的问题——亚当斯是否听过卢建顺谈论警务站，或者是否知道警务站据称在监视中国异见人士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这件事凸显了郑祺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密切而持久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给亚当斯带来的危险。虽然亚当斯在上个月被起诉后面临的联邦腐败指控并非集中在他与中国的关系上，但检察官最近要求他和他的工作人员提供有关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信息。他们还表示，可能会对亚当斯和他身边的其他人提出更多指控。

在亚当斯市长的竞选筹款活动中，很少有哪位助手比郑祺蓉更重要。《纽约时报》对她过去20年的活动进行了调查，发现她与同中国政府有关的个人和团体密切合作的例子很多，她也愿意引导政界人士倾向支持亲北京的叙事。

联邦检察官上个月在起诉市长时表示，她一次又一次带领亚当斯和其他市政官员和商人访华——包括2017年与亚当斯的一次旅行，她接受了价值数千美元的免费旅行。

今年早些时候，起诉卢建旺的同一部门也搜查了她的住宅，该部门专门处理针对中国在美国非法影响的案件。

她至少在20个场合与凯西·霍楚尔和安德鲁·科莫州长的一名前助理一起露面。该助理现在被指控代表中国政府非法行事。

就像这位名叫孙雯的前助理在州长办公室所做的那样，郑祺蓉在纽约市任职期间让亚当斯远离台湾官员，中国认为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2016年，当亚当斯担任布鲁克林区长时，台湾官员邀请他参加一个招待会，郑祺蓉拒绝了。

“他最好不要去，”她在给他的日程安排人员的电子邮件中写道。“他必须非常小心地对待台湾的活动。”

郑祺蓉对此拒绝置评，她还曾在一家替共产党做宣传的中国官方新闻机构的附属机构担任兼职顾问的。

她的律师史蒂文·布里尔在声明中表示，周一从市政厅辞职之前，她是“市长值得信赖的助手”。他还说，联邦调查局搜查她的家已经过去几个月了，但仍没有对她提出任何指控。

他说：“在过去的25年里，郑祺蓉毕生致力于改善纽约人的生活，尤其是亚裔社区。”

尽管与孙雯有相似之处，但郑祺蓉的政府工作情况有所不同。霍楚尔与孙雯断绝关系是在联邦检察官指控孙雯为推动中国议程收受了数百万美元的贿赂之前。孙雯已表示不认罪。

相比之下，在联邦官员搜查了郑祺蓉的住所，市政府开始调查郑祺蓉是否不正当地使用了一名市政府雇员来帮助她翻修房屋之后，亚当斯似乎与郑祺蓉的关系更紧密了。市政府的调查仍在进行中。

自2014年担任布鲁克林区区长以来，亚当斯一直与郑祺蓉共事。

郑祺蓉上周辞职后，亚当斯通过发言人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感谢她为纽约市所做的工作。

上个月，市长的首席法律顾问、曾担任联邦检察官的丽莎·佐恩伯格曾向亚当斯发出最后通牒：赶走郑祺蓉和其他正在接受联邦调查的助手，否则会面临佐恩伯格离开的风险。市长拒绝那样做后，佐恩伯格在一个周六的晚上辞职。

对郑祺蓉所作所为的审查发生在人们对中国在纽约和美国各地的影响力日益担忧的背景下。除了最近对孙雯的起诉以及正在进行的纽约唐人街中国警务站案之外，联邦检察官还对许多其他人提起了指控，包括纽约市警察局的一名退休警官和一名学者出身的间谍，他们代表中国跟踪或监视海外的异见人士。

亚当斯的办公室以联邦调查仍在进行为由，让记者将有关郑祺蓉的问题提交给市长的律师，但该律师没有马上回复记者寻求置评的电子邮件。

纽约州参议会议员刘醇逸来自皇后区，他受“稻草人捐款”丑闻的影响，在2013年的市长竞选中失利。刘醇逸说，他认识孙雯和郑祺蓉已有多年。他承认她们分别在州长和市长手下做过类似的工作，但劝诫不要急于下结论。

“温妮（即郑祺蓉——译注）给我的印象是，她做事情不是为了金钱方面的利益，”刘醇逸说。“更多地是为了得到声望和社区的尊重。”

荣誉大使

当选布鲁克林区区长约一个月后，亚当斯曾在Twitter上发过他的团队增添了一名新成员的消息。

“今晚，”他写道，“我任命#SunsetPark的郑祺蓉为区政府的第一位荣誉大使，代表我们的#华人社区！”

对郑祺蓉来说，这是她以前在布鲁克林区政府职责的延续和扩大，她曾为亚当斯的前任做志愿者，同时“被多个中国市级政府给予代表这些城市（在美国的）投资利益的特许”——据郑祺蓉在纽约的哈德逊河谷推销一个商业项目时，一名商业顾问所写的备忘录记载。

该项目涉及购买纽约州沃威克市不久前关闭的一个监狱综合体的部分建筑，将其作为与中国开展农业贸易的场所，市政府官员对这一前景感到兴奋。

郑祺蓉最终为购买部分监狱建筑支付了约20万美元的首付款。但这笔交易很快就失败了，郑祺蓉退出交易，赔了首付款，沃威克市长迈克尔·斯威顿说道。将近十年后，一名法官命令郑祺蓉向当地一家律师事务所支付近2.3万美元的欠款，法庭记录显示，截至今年9月中旬，这笔钱仍未付清。

亚当斯2014年担任布鲁克林区长后，他和郑祺蓉马上采取行动，推动旨在加强布鲁克林作为美国华人文化中心地位的另一个项目：日落公园的??一个巨型牌楼，这本是为了给亚洲以外发展最快的华人聚居区之一的入口增添荣誉和光彩。

市政府记录显示，为了推动这个项目，亚当斯和郑祺蓉以及纽约市其他行政区的代表们一起去了中国。按照设想，牌楼的成本将由他们访问的市政府和郑祺蓉为推进牌楼项目成立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分摊。

2014年5月，亚当斯在中国与两个城区签署了姐妹关系协议，并参观了当地的学校。但亚当斯也与非营利组织、设在纽约的美国长乐公会会长卢建旺见面，该组织的办公室后来成了曼哈顿唐人街的非法中国警务站所在地。

2014年与郑祺蓉一起访问中国时，亚当斯会见了一位名叫卢建旺的纽约非营利组织经营者。联邦检察官说，去年，卢建旺在曼哈顿设立了一个中国政府海外警务站，监视和恐吓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

卢建旺也是郑祺蓉率领的另一个代表团的成员，他们一起访问了福建日报社。据报道，这家媒体隶属于中共宣传机构的媒体曾在2016年为郑祺蓉提供了其东南网美国站顾问的工作。

据媒体报道，亚当斯以民选官员的身份至少六次访问中国，但目前尚不清楚郑祺蓉是否每次都陪同前往。

据一家中文媒体报道，在2017年的一次访问中，亚当斯赞扬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政府送去一个宣传胜利。“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全球投资发展基础设施的战略，旨在加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但美国官员称其为胁迫外交，让发展中国家背上巨额债务。

2018年，亚当斯和郑祺蓉表示，他们多次访华至少有了一些收获，他们将签署一项接受中国政府向布鲁克林赠送“友谊牌楼”的协议，这座12米高的牌楼将在中国建造，然后由纽约人将其安装在日落公园。但两年后，这个项目也落空了。亚当斯2022年当选市长几个月后，美国国税局撤销了郑祺蓉为牌楼项目成立的非营利组织的免税特许，原因是该组织未提交所需的文件。

曾为中美纽约布鲁克林牌楼协会捐款的美籍华裔商人抱怨说，他们的钱被浪费了。但担任牌楼协会代理主席的《星岛日报》全美行政总裁梅建国表示，将试图重启该非营利组织，梅建国曾2014年与亚当斯和郑祺蓉一起前往中国。他说，自牌楼协会成立以来已筹集到20万美元左右的资金，其中的约四分之一仍在托管账户中。他说，一旦获得国税局批准重启运行的通知，他将公开账簿供公众查阅，“每分钱都有记录”。

“我向大家保证，没有人把钱装进自己的腰包，”他说。

梅建国工作单位的母公司星岛新闻集团在香港出版了一份亲北京的报纸。梅建国已在2021年向美国司法部注册，将星岛美国登记为代表母公司的外国代理人。

继任亚当斯布鲁克林区长职务的是安东尼奥·雷诺索表示，他对中国政府施加影响的努力保持着警惕。他已为重塑牌楼项目形象展开工作，将其变成一个向布鲁克林华人侨民致敬的项目，不需要郑祺蓉为使用公共和私人资金搞的那个“错综复杂的系统”。

“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需要中国的资金，”他说。

筹款的本领

日落公园牌楼项目的失败并没有削弱亚当斯对郑祺蓉的热心和支持。不管郑祺蓉在中美交流和商业交易上怎么失败，她都知道如何筹集资金。

她有从纽约庞大的华人社区筹集小额竞选捐款的超凡能力，曾帮助亚当斯拿到了数十万美元的公共资金配捐。纽约市有一个用纳税人的钱设立的、旨在减少金钱对政治影响的慷慨项目——候选人每募集到一美元，就能获得八美元的公共资金配捐，每位捐款人的最高限额为250美元。

2018年4月，郑祺蓉开始利用自己庞大的亚裔美国人团体网络，为亚当斯寻找能为他打开公共资金水龙头的捐款者。

她第一次为亚当斯的市长竞选举办大型筹款活动是在法拉盛新世界购物中心的君豪大酒楼，有500人参加了活动，他们吃了龙虾、大虾等佳肴。竞选记录显示，亚当斯那天从有华人姓氏的捐款者那里筹集了至少6.4万美元，通过公共配套资金项目获得了约10万美元的纳税人资金。

郑祺蓉组织了至少另外五次策略非常明确的筹款活动：通过寻求小额捐款将公共资金配捐最大化。亚当斯当选市长之前，郑祺蓉又筹集到了9.6万美元，给亚当斯带来了逾40.5万美元的配捐资金。

郑祺蓉多次利用法拉盛的新世界购物中心为亚当斯筹款，她还在那里设有办公室。联邦调查局在搜查郑祺蓉住所的同一天突袭了该办公室。

据布鲁克林区长办公室的记录，郑祺蓉还代表中国商人和政府官员（包括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官员），向亚当斯提出了十余次会面请求。

其中一些商人后来为亚当斯2021年的竞选举办了筹款活动。郑祺蓉介绍给亚当斯的一名房地产开发商曾在2021年8月举办了一场活动，从私人捐款者那里筹集到了32686美元，带来了93600美元的纳税人资金。

选举结束后，郑祺蓉立即将自己的筹款能力用在了亚当斯的就职典礼上。据多家中文报纸报道，她通过一个名为“亚裔之友总联盟”的实体，为亚当斯的过渡和就职账户又筹集了40万美元——几乎是他为此筹集的全部资金的一半。该组织是一个由亚裔协会组成的联盟，其主席在新闻中被称为“亚当斯在法拉盛竞选活动的负责人”，该组织网站上有多张亚当斯的照片。

其中近12场活动都在法拉盛新世界购物中心举行，这里是中国文化和政治的繁忙交汇点，也是基层员工募捐的来源，他们为亚当斯的竞选账户筹集了20多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配捐资金。根据非营利性新闻机构城市与记录的报道，其中许多被证明是“稻草捐款”——即名单上的捐款人非法使用他人的钱以获取纳税人资金。

郑祺蓉和两名竞选志愿者在这家购物中心有一间办公室。今年2月，就在联邦调查局搜查她在布朗克斯的住所的同一天，该办公室也遭到了突击搜查。

亚当斯上任后，郑祺蓉（当时已成为受薪市政府雇员）一直在为亚当斯2025年的连任竞选筹款，这引发了人们的质疑——她是否利用自己在市政府的职位帮助捐赠者。 

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位与郑祺蓉一起参加亚当斯大型筹款活动的捐赠者，很快就从另一位商人特里·陈（音）手中夺取了曼哈顿下城东百老汇购物中心的经营合同。特里·陈的家族从1988年开始经营这家购物中心。

“筹款活动结束后，我们很快就投标失败了，”特里·陈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没有胜算。”

郑祺蓉进入市政府担任亚当斯的亚裔事务主管后，职权随之扩大，年薪也从10万美元涨到了19.6万美元。记录显示，在这个职位上，她作为市长办公室仅有的约100名“决策者”之一，行使着广泛的权力，充当与美国华裔权势人物的联络人。

选举之夜，在亚当斯的庆功宴上，她就站在他身旁。亚当斯在时报广场宣誓就职的当晚，她也是他身边的少数几个朋友之一。郑祺蓉还与亚当斯的儿子乔丹·科尔曼以及市长的长期助手英格丽德·刘易斯-马丁关系密切，后者称郑祺蓉为“我的姐妹”。

格雷西大厦的派对

后来，联邦政府开始搜查郑祺蓉的住所，她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

几个月过去了，她终于在9月12日的一个备受瞩目的政治活动中重新露面——市长在格雷西大厦举办的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庆祝活动。这是纽约市华人社区相关人士在又一个市政选举年前夕的热门活动。

然而，这次活动却异常低调。感染新冠的市长没有出席。尽管郑祺蓉在前两年的节日活动上都做过演讲，但这次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后台——引导表演者和演讲者，偶尔走出来问候来宾并拍照。

在亚当斯2021年竞选市长时，郑祺蓉帮助他筹集了数十万美元。但在其住所被搜查后，她基本上退出了公众视野。

当时报询问郑祺蓉是否参与了围绕亚当斯展开的错综复杂的联邦调查时，她似乎没有心情谈论这件事。

“不，不，不！”她说。“谢谢你。”

然后她溜回了帷幕后面。

谢选骏指出：人説“起底纽约市长前高级顾问郑祺蓉：与中国关系密切”——我看“美國官員這樣吃裏爬外”，可以説是毫無廉恥。這都是因爲，美國商業立國，笑貧不笑娼。

谢选骏：川普四年能否摧毁美国移民传统

《美国各地移民准备应对特朗普的打击行动》（MIRIAM JORDAN 2024年11月25日）報道：

候任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誓言要在上任第一天就开始削减移民——包括合法和非法移民——并加大驱逐力度。

移民们正争先恐后地要在打压开始之前行动起来。

外国出生的居民已经打爆了移民律师的电话。他们挤满了非营利组织举办的信息交流会。他们正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避免受到特朗普承诺将在1月20日就职后采取的全面措施的影响。

“应该感到害怕的人都来了，已经持有绿卡的人在匆匆赶来，”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移民律师伊娜·西马科夫斯基说，她还说，她的团队接到了太多咨询，已经应接不暇。“每个人都很害怕，”她说。

持有绿卡的人希望尽快成为公民。那些法律地位不稳或非法入境的人正在争先恐后地申请庇护，因为即使申请理由不充分，根据目前的规定，存在待决案件的情况可以保护他们不被驱逐出境。与美国公民有关系的人正在快速办理结婚手续，这样就有资格申请绿卡。

总共约有1300万人拥有合法永久居留权。而根据2022年的估计——也就是现有的最新数据，有1130万无证居留者。

“大选结果让我陷入恐慌，促使我立刻去寻找永久性解决方案，”休斯顿的软件工程师、30岁的亚内丝·坎普扎诺说。

她在两个月大的时候被从墨西哥带到美国，符合“童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DACA)的条件，这个奥巴马时代的计划让成千上万童年入境的移民留在了美国，且有工作许可。

但DACA是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的攻击目标，目前正受到一项诉讼的挑战，这可能会帮助他终止该计划。鉴于该计划岌岌可危，坎普扎诺和她的未婚夫（一位美国神经科学家）加快了结婚计划。他们将在下个月——特朗普上任之前——举行婚礼。她说：“只有在我的身份得到保障后，我才能正常呼吸。”

拜登总统执政期间边境的混乱局面令两党选民都感到不满。特朗普在竞选时承诺将实施大规模驱逐，并在上周表示，他打算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动用联邦军队来实现他的目标。他的最高移民政策顾问斯蒂芬·米勒曾表示，“庞大的收容设施”将作为行动的“集结中心”。本周，得克萨斯州土地专员向联邦政府提供了靠近边境的1000多英亩土地，用于建立拘留中心。

驱逐出境并不罕见。根据移民政策研究所的分析，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驱逐了约150万人。拜登总统驱逐的人数也差不多。奥巴马总统在第一个任期内驱逐了300万人。

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从未试图大规模驱逐人口，也没有建立庞大的拘留机构来协助驱逐。

除了米勒，候任总统还任命了其他移民事务鹰派人士担任要职，其中包括由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资深官员托马斯·霍曼担任“边境沙皇”。

霍曼表示，政府将优先遣返罪犯和身背未执行驱逐令的人。但他也表示，将利用工作场所突袭和其他手段来围捕无证移民，其中许多人已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

即使在加利福尼亚州，其领导人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限制了与移民部门的合作，并承诺将再次这样做，移民们也仍然担心执法工作会剧烈加强。

作为无证移民的墨西哥农场工人西尔维娅·坎波斯说：“这次我们更害怕了，因为特朗普说他重新掌权后会做的一切。”，她与丈夫和三个孩子住在里弗赛德县，其中两个孩子是美国公民。

她说，在西班牙语广播、电视和社交媒体上，无论她转到哪里，都会听到有关特朗普意图的信息。

“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个，”42岁的坎波斯说，她18年前与丈夫一起越过边境。“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

这就是为什么上周二她向经理请假，不去收割蔬菜，而是到一家非营利机构参加“了解你的权利”讲座。

他们的提醒包括：你有权保持沉默。只给出示了法官搜查令的移民局工作人员开门。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不要签署任何文件。制定家庭计划，以防被拘留并与子女分离。

讲座结束后，坎波斯填写了一份宣誓书，授权她的孩子在必要时接受医疗救治，并在她不在时由她的姐姐（美国公民）照顾。她公证了三份宣誓书，回家后，她跟分别为11岁、14岁和17岁的三个孩子们做了交代。

“我们不想制造更多的恐惧，但我们希望他们做好一切准备，”TODEC法律中心执行主任卢斯·加列戈斯说，大选后该中心的热线电话被打爆，然后开始举办这些讲座，其中许多座无虚席。

该中心一直在送出团队向南加州农业发达地带的农场工人介绍情况，这些地带依赖移民劳工，其中大部分是无证移民。周四上午，莱克维尤一家农场的30名工人暂时放下采摘和包装绿叶蔬菜的工作，参加了当天举行的第四场介绍会。

在达拉斯，30岁的文森佐·马里内罗是DACA的受益人，他一直在疯狂地探索合法留在美国的途径。

如果失去DACA，他将失去工作、驾照，甚至可能失去三居室的房子。他已经与另一位DACA受益人组建了家庭，他们有一个7个月大的婴儿。

“没有DACA，我就无法养家糊口，”在一家宗教广播公司担任系统工程师的马里内罗说。

他希望公司能担保他获得技术工人签证，但这可能要等到明年。与此同时，他的律师建议他申请将DACA再延长两年，尽管目前是2025年6月到期。

“到特朗普上台时，我希望我的证件能延长两年，”马里内罗说。“这样我就有更多时间进行规划。”

虽然很少有大学领导就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战略发表意见，但许多校园一直在不声张地权衡保护其国际学生和无证学生的措施。

11月15日，1700多名大学管理人员和教职员工参加了关于如何为这些学生提供支持的网络讨论。

“我们要传达的信息是，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高等教育与移民校长联盟的执行主任米里亚姆·费尔德布卢姆说，这是一个由私立和公立大学组成的无党派团体，主办了这次活动。

她说，许多机构正在考虑为DACA受益人申请工作签证做担保，这将为他们提供一个临时解决方案，最终使他们可能获得永久合法身份。他们正在寻求利用拜登政府的新指南，该指南加快了对符合条件者的处理速度。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即将到来的寒假，许多国际学生可能会回国探亲。2017年，在入主白宫的首日，特朗普就禁止主要来自穆斯林国家的人进入美国，造成了机场的混乱。这一禁令在法庭上受到质疑，但其后的一个版本得以保留。

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已向所有国际学生、教职员工发出旅行警告，敦促他们“认真考虑”在总统就职日之前返回美国，并表示学生可以提前入住宿舍。

康涅狄格州米德尔敦的私立大学卫斯理安大学也于11月18日通过电子邮件向其国际学生发出了类似的建议。该校表示，1月19日前后留在美国是“避免再次入境遇到困难的最安全方式”。

谢选骏指出：人説“美国各地移民准备应对特朗普的打击行动”——我想“川普四年能否摧毁美国移民传统”？這顯然要取決於力量對比。

人説“而根据2022年的估计——也就是现有的最新数据，有1130万无证居留者。”——我看這個數字大大縮小了，實際人數多上一倍恐怕都不止。要想驅逐這麽多的非法移民，那肯定需要一次社會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