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是场“超限战”？今日世界没什么不能成为武器》（德国之声2020-04-14）报道：
德国《时代周报》在线版发表一篇中国记者Franka Lu的文章，认为北京首先将病毒视为对其政权的威胁。《日报》关注了非洲人在中国广州遭受种族歧视。《时代周报》在线的这篇文章写道：“中国政府正以极大的努力，对其在新冠疫情发展中的角色进行新的叙述。”文章分析道：“我们在此所经历的，其实与二十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制定出的一个战略一脉相承。1999年，人民解放军两名军官乔良和王湘穗出版了一本书，题为《超限战》。时值苏联解体、天安门大屠杀过去十年，而七年前邓小平前往深圳重新宣布经济改革路线，要让中国在21世纪初成为经济奇迹。但党害怕资本与信息的交换可能会颠覆其专政地位。他们认为，必须对所有虚拟或实际的威胁保持警惕，以便不重蹈曾经的对手苏联的覆辙。直到今天，苏共的下台对中共来说都是一种警告，一种创伤。”文章写道：“超限战出自一种被外界长期围困的感觉。中国目睹苏共如何特别是在七八十年代进入一场不可能赢的与美国的军备战，并且输了。以此为鉴，乔良和王湘穗提出一个新的战争概念。当时中国尽管也已经开始扩充常规武器，但两位作者认为，同时还要注意：‘在今日世界，没有什么不可能成为武器。因此，我们必须以一种超限的意识来理解武器。……一场人工诱发的股市崩盘、一场黑客攻击、一桩传言或丑闻让敌方汇率崩盘或领导人在网上出丑，这些都属于新式战争的武器库。’ ”文章写道：“这本书中的概念很快运用到2003年中央军委和军方批准的‘三种战法’战略中。这三种战法是：传媒战法（亦即舆论战）、心理战法和法律战法。目标是，称霸以自保。源自这一战略的项目包括北京年复一年注资数十亿美元的‘软实力’计划以及习近平自2012年上任后实施的‘新丝路’倡议。”文章写道，此次新冠疫情中，“在欧洲许多人感到困惑，觉得中国按说应当从萨斯疫情中学到了教训。然而，欧洲人不明白的是，中共丝毫不缺乏预防疫情的知识。另一点更具重要性：中国领导层从一开始看待疫情的视角就是，它可能危及其专政地位。即便病毒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政治敌手：一个认为自己身处战争中的专制政权，不愿让假想敌或真正的敌手——无论是异见人士还是西方民主政体——发现自己软弱的迹象。为维持稳定的表象，北京这样的政权，愿意牺牲疫区的本国国民甚至是下级的生命，就像湖北所发生的那样。举例说，党无论如何不会允许美国的志愿者看到武汉爆发的中心，也不会在清理好一切、如同什么都未发生之前，批准世卫组织工作人员去那里。”
对非洲人的种族歧视——《日报》关注非洲人在中国广州遭受种族歧视。文章写道：“在许多非洲国家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出抗议之声。乌干达记者、评论员John Njoroge在脸书上问道：‘那么，我们非洲人是否应该也这么做？’他随即自己回答说：‘不，我们不应该这样做。’——但是非洲政府和政治精英应当‘重新思考他们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以及联合派飞机，‘去把我们的弟兄姐妹接回家’。”
谢选骏指出：武汉起疫和超限战扯不上现实的关系，但在神学上确有关联。按照我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2015年扩大一倍再版为《神话与民族精神——十个文化圈的比较》）中的阐述，“超限”是一个神学概念，来自人类对于上帝的理解。所以，如果说新冠疫情是场“超限战”，那么这也只能是神秘力量所发动的，而不是今日世界里的两脚畜生们所发动的——因为作为人类的武器，武汉病毒实在太拙劣了，属于那种“自杀——他杀”的型号。
《网民要求美国重查去年“流感”样品，美国真查了！》（北美新药科普历史网 2020-04-13）报道：
两天前《美国科学院院报》出了一篇新冠病毒在全球传播进化的文章，结果微信上很多人传这么一条评论：这篇文章对全球的华人都是一个大幸事。我觉得这个说法脑补过度了，就写了一文谈了自己的看法，没想到收到到不少评论和私信，80%反对的人都提了一个强烈的要求：美国要是心里没鬼，就测查之前流感季节有没有新冠阳性的，哪怕开棺验尸也行。
我看了这样的诉求心里有点为难。第一，这么大的规模的普查，谁来出钱？第二，开棺验尸需要征得家属，否则就成了盗墓笔记了。可是，这念头一出，就被打脸了，正所谓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面对中文网民惊雷般的怒吼声，美国人咨诹善道，察纳雅言，还真就查了！
美国西雅图有一家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是世界著名学府。这个学校有一位计算生物学家叫Trevor Bedford的，专攻病毒基因组学。他们的联合公关课题，公布了今年一月收到的3600份来自有流感样症状病人的鼻咽分泌物，其中新冠病毒的阳性率为：零！
然后他们又测了2020年二月份的3308份流感样本，2月1日到2月21日收集的样本，新冠阳性率为：零！
第一份新冠阳性样本出现在2月21日，在那个时候，来自武汉的一位美国华人在西雅图下飞机已经一个多月了，他是美国本土确诊的第一位新冠病例。整个2月份一共测出10个阳性。这个大规模的筛查研究，涵盖的症状起始日期最早可以回溯到去年的10月份，一直延续到2月21日，在这样一个流感高峰期，都没有测出哪怕一个新冠样本，倒是测出了很多其他病毒，包括流感（influenza）, 呼吸道合胞病毒（RSV）,（鼻病毒）rhinovirus, 人类偏肺病毒（metapneumovirus），常规冠状病毒。那么所谓的美国大流感死的好多其实都是死于新冠的质疑，有多大的可信性？
有人问，这么大规模的样品收集，开棺验了多少尸？花掉了纳税人多少额外的费用？答案是，一具没有，一个子儿不用。这个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原来是源自西雅图当地几个学术中心的合作项目，叫做西雅图流感课题（Seattle Flu Project），从2018就开始酝酿实行了。这个项目是比尔盖茨基金会资助的，牵头人是一位名叫朱海伦（Helen Chu）的华裔学者。这个项目就是招募有流感症状的志愿者，鼓励他们自我采样，寄到中心，然后科学家们通过样本中病毒的种类和序列，以及宿主的出行位置，来研究流行病毒传播和进化的特征。
这个原本算是一个一般性的分子流行病学的项目，简直就是为了新冠疫情而度身定做的。由此可见，美国对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的基础研究，可谓是积累深厚，藏富于民。而阻止知识精英们为抗疫做出贡献的，反而是政府衙门里的官老爷了。朱海伦第一时间提出用自己研发的新冠试剂盒筛选西雅图流感项目的库存样本，遭到了CDC和FDA的反对。他们理由有两条，第一，研究项目的题目是流感研究，如果用于新冠病毒，有挪用经费的嫌疑；其二，测定新冠样本的方法，必须得到FDA的批准，学术机构不得随便上马，如果测了，结果不得公布。
那这些学术实验室就赶紧申请FDA批准呗，但是这个过程太慢了。FDA有一次规定教授把申请材料邮寄过去。这年头谁还寄信啊！整个的2月份，研究人员们都在和CDC，FDA的机构踢皮球。等到了2月25号，朱海伦实验室终于忍无可忍，不等了，测！
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例阳性，是西雅图郊区一白人小孩。朱海伦的同事，计算生物学家Trevor Bedford分析了该病例的病毒序列，发现极大可能就是来自1月21号确诊的那个美国华人。
鉴于这个白人小孩和那位美国华人没有过接触，这就说明这个毒株在西雅图大社区已经悄悄传播了6个星期了，预期感染数可以计算出来。Trevor Bedford在3月2日的推特中披露了这个发现。这个推特被一个能够直达天听的人看到了，他叫Scott Gottlieb，是前任的FDA局长，本来特朗普内阁有意让他出任新冠疫情应对的协调人，不知为何没有成行。他在收视率很高的周末CBS新闻节目中大声疾呼：美国可能已经上千人感染了！这是第一次有官方色彩的权威人士传递如此黑色的消息，让女主持人有点迷糊，因为CDC不日前还宽慰大家：新冠病毒对公众威胁很低。
后来，CDC/FDA的反应才开始变快了，迅速批准象朱海伦实验室这样的学术机构参与测试。所以有了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这样的生力军参战，科学家们不知疲倦地值班连轴转，华盛顿州成了疫情早期美国测试最广泛的地区。不单单是新的病例样本可以测，他们把过去库存的好几千流感样本也测了。所以，中文网友们的怒吼和诉求：调查美国流感期间有无新冠案例！就这样得到了满足。
无法挽回的是，宝贵的时间耽误了。当朱海伦看到美国如今的确诊病例和死亡数，不知道会不会说一句：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FDA批准不批准，老子到处测！从某种意义上说，朱海伦，Trevor Bedford, 也是吹哨人，因为他们的数据和官方唱了反调。3月2号Trevor Bedford发推预测实际感染病例上千例，3月7号美国的官方确诊数字还仅仅是几十人，特朗普总统还执着于这个渺小的数字，甚至不愿意放一艘游轮上的21位美国确诊者入境，生怕他们破坏了这个美好的数据。
I like the numbers being where they are, Trump said during a visit to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n Friday. I dont need to have the numbers double because of one ship that wasnt our fault.
如今，美国的吹哨人确认了美国流感季的病人不含新冠病毒，我是相信了，您呢？
谢选骏指出：新冠疫情是场“超限战”？那只在神学上才是如此，也就是说，那是上帝许可的对于人间的清洗。现在，既然可以证明新冠疫情不是来自美国，那么“武汉病毒、武汉肺炎、武汉起疫”的说法就是板上钉钉了。新冠疫情既然不是人类故意为之，那么与文化战争又有何关系呢？
《新冠疫症改变了美国的战争观》（2020-04-14 林孟编译）报道：
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欧亚集团”高级顾问卡普兰（Robert D. Kaplan）的文章说，中国和俄国在对抗新冠肺炎疫症方面，相对于美国具有优势。中国国企在疫症引起的经济冲击下首当其冲，但专制独裁体制使其得以制定严苛的检疫政策。俄国由于受到多年经济制裁，其经济模式中一些自给自足机制，加上数千亿美元的黄金和硬通货储备，有助于抵消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下跌的影响。
相比之下，沉浸在全球自由市场中的美国受到了严重损害。从杜鲁门到奥巴马，美国历届总统建构、维持的全球秩序体系濒于毁灭。七国集团和其他西方领导的国际机构，由于缺乏白宫的领导而无法协调行动。由于国会和美联储为刺激经济而积累了大量债务，美国国防预算在未来许多年可能会收缩。这掩盖了真正的问题——中国、俄国和美国一样是低出生率社会，都害怕伤亡。中俄两国看待战争的角度比传统军事行动更广阔。他们还从经济、网络战、宣传和情报角度看待战争。对这两个专制独裁大国来说，新冠肺炎疫症无论多么偶然，都是一场战术上的胜利。
中国古代哲学家孙子为获得战略优势，赞成使用各种欺骗手段。他认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进行流血征伐是失算的。北京已把这种谋略牢记于心。虽然我们继续把大规模常规部队或小规模特种部队的西方战争方式视为战略，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战争观念。
美国的战略必须是国务院、商务部和其他政府机构全部动员起来，将政府的安全政策和工业活动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尤其与高科技公司联系起来。这样各方面都能在松散的协调下工作，推进美国和西方的目标。随着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程度降低，硅谷被迫在事实上是美国盟友的国家组装产品，使其自身利益更符合华盛顿的利益。这就使上述战略更容易推行。
中海油等大能源国企是北京在海外的新战争武器——中国和俄国通过更严格控制的官僚机构和国家控制的公司，早已精通此道。无论北京的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还是莫斯科的俄罗斯天然气股份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都是两国政府在海外的武器。中国借此巧妙地胁迫一些国家加入“一带一路”计划和5G网络。俄国借此试图诱骗西欧国家购买西伯利亚天然气。这些都是战争的新面貌。
我们的对策不仅是更紧密的公-私领域合作，以及更多的机构间协调。还要恢复美国品牌，首先使使私营领域与公共领域合作时感到舒畅。国际主义和促进人权不再是选择，而是必要条件。这些条件有助于我们的优势，使我们得以恢复盟国圈子，让中国和俄国处于守势。
尽管美国的体系受到打击，但我们仍然处于相对强大的地位。中国和俄国宣布自己的领导人成为实际上的终身统治者，突出了习近平和普京老去时出现的制度性缺位，无意中暴露了他们的弱点。
在这场新的大国争斗种，最终的胜利者将是抓住时代发展精神的人。在一个日益拥挤、相互关联的星球上，全人类正经历着同样的创伤。这意味着，在星球恶魔的时代，包括气候变化和流行疫症在内的全球意识最终必定浮现。在这媒体驱动的世界，大国之间将不断争夺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只在军事领域竞争将使我们毫无防备。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新冠疫情与文化战争的关系就在于——不同的社会文化，面对新冠疫情的不同反应，将决定下一个历史阶段的各自命运！新冠疫情虽然不是人类故意为之，但是人类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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