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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11日星期三

谢选骏:民族区域制度必须废除



《中国各省陆续取消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自由亚洲2020-11-10)报道:


继中国安徽早前率先宣布取消地方性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后,江西、辽宁等也陆续做出类似调整。那么,导致中国少数民族政策出现“大转弯”的原因是什么呢?


据中国媒体报道,江西、天津、福建、辽宁近期宣布,将分别于2023年或2026年起,取消少数民族考生加分政策。与此同时,湖南、广西、海南、贵州也对“少数民族考生”加分项目采取进一步规范,缩减加分分值或实行户籍、学籍和实际就读年限三重认定。


值得注意的是,除福建省将减少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和台湾考生的加分分数外,其它省份则都保留了少数民族以外的加分项目。


180度转变 取消怀柔政策为哪般?


因安全原因不愿透露全名的中国独立媒体人刘先生分析说,从越来越多省份取消对少数民族的怀柔措施,转而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可以看出:“可能是香港、海外维人、藏人的抗争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感到焦虑,于是试图通过强硬政策消除中国国内任何非党化思想。另外,也可能是在经济下行、维稳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政府释放点没成本的小恩小惠来收买主流民众的人心,于是就把势单力薄,又没存在感的内地少数民族的利益牺牲掉了。”


公有公理,婆有婆理?


香港《星岛日报》的相关报道介绍说,中国自1978年恢复高考后,就为烈士子女、少数民族、归侨、华侨子女考生提供“优先录取”或高考加分等特殊优惠政策。其中,被中国官方宣传为“照顾”少数民族考生,同时保障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少数民族加分政策引发大批汉族家长及考生的不满。


例如2018年,贵州曾发生少数民族考生在加分后差点让该省高考文科状元杨云无缘北京大学的事件,造成极大争议。当时有网络消息披露,贵州总加分考生占总数的45%,促使约千名家长到贵州省信访局上访。


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的桑杰嘉(Sangjey Kep)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反驳说,不是每个人都觉得加分政策是一种“优惠”,中国的高考制度本就不公平。“其实很多人觉得我们可以公平地和汉族考生一起考。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很多少数民族的学生学自己的母语,课程跟汉人课程完全不一样,不分开来考试就是不公平。”他强调,早前中国官方需要培养可以帮助其管理各民族的官员干部,所以出台“优惠政策”,鼓励这些人离开居住地,接受 “中国化”培训。然而,中国官方一边宣称“优待”少数民族,一边却从他们身上搜刮好处。


“很多少数民族是损失很多东西以后,中国政府才给一些特殊的优惠。比如藏人给出了土地、资源。你如果去研究那些援藏项目,追踪这些钱的去向,其实就是中国政府左手拿出来,右手再拿走。所谓的对少数民族优待,都是宣传用词。”


继续“同化”


近期在中国各省市纷纷调减少数民族加分政策的情况下,再有贵州家长拿着印有“高考公平”字样的白纸,前往贵州省教育厅抗议,认为少数民族人口占三成六的贵州省改革“动作太慢”。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习五一在微博上转发了上述消息,还留言评论说“反对超国民待遇”、“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独立媒体人刘先生告诉记者,无论针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的出发点如何改变,都使得少数民族接受同化教育,同时鼓励有条件的汉族修改自己的民族成分,导致少数民族或主动或被动地被掺“沙子”。他感叹,现在非聚居区的少数民族文化特征基本都被磨平了。


桑杰嘉也说,中国政府在看到持续多年的“同化”措施未达理想效果,反倒激起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等更积极地守护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从而认为优惠措施没有推广下去的必要,并不断提出让少数民族消失的政策。


《安徽取消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意欲何为?》(自由亚洲

2020-09-14)报道:


中国安徽省最近宣布自2022年起,取消备受争议的地方性少数民族高考加分项目。消息引发外界关注。那么,在近期新疆、内蒙古等民族情绪紧张之际,安徽政府实行相关政策的用意何在?


安徽省教育厅近日发布通告,表示根据中国教育部、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公安部、国务院台办等关于深化高考加分改革工作的有关规定,自2022年起,取消侨眷、港澳同胞及其眷属,还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考生的两项地方性加分项目。


安徽“试水”?


出于安全考虑不愿透露全名的中国独立媒体人刘先生分析说,安徽这次率先推出政策之举颇有“试水”的成分。“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集权力度,还有目前民族政策在中国国内敏感度,我不认为这是安徽省教育厅自行其是。选择安徽相信是该省少数民族和港澳生比例相对低,发展水平中上,相对稳定,万一政策‘翻车’还能有救。”


不过,安徽省这份调整高考加分工作的实施方案保留了包括烈士子女、荣立二等功或被授予荣誉称号退役军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和台湾考生的四项全国性加分项目,分值在10分至20分不等。


对此,刘先生表示:“取消港澳不取消台湾就很明显。现在中共明显铁了心要强硬压服香港和少数民族,澳门从来是‘小绵羊’,中国官方觉得不需要或者说不屑于继续用怀柔政策。烈士遗属和老兵是维稳隐患,当然是要着力安抚。这个政策就是放弃怀柔少数民族和港澳,藉此安抚一下汉族群众的长年积怨。”他还补充说,由于高考名额有限,获得加分的少数民族考生会把等额的汉族考生挤下去,等于中国政府通过加分政策把成本转嫁给了民间。


加分到底公平不公平?


长久以来,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一直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地雷”,大部分汉族考生认为,自己高考如此辛苦,少数民族学生可以得到加分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安徽取消地方性少数民族高考加分的消息公布后,中国国内网络全是一片赞好之声。


新浪微博网民“野马长缰绳”表示,“取消加分丶取消歧视”;网友“USB之父华盛顿”认为,“很好,不公平是造成歧视和对立的主要原因”;网民“先聚焦后改变”则建议“希望全国推广,尤其是重灾区,比如贵州、甘肃、内蒙古等地”。


然而,不愿透露真实姓名的在美中国留学生Kim却告诉记者,他不觉得给少数民族考生加分有什么问题。“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程度落后,所以通过加分调控一下入学机会我想是合理的。如果放任不管就成了达尔文主义,是残忍的。”


记者通过查询发现,虽然广西、西藏、新疆等地为少数族裔考生加持的分值并不低(10-20分),但中国各省份和地区的少数民族高考加分项目并不涵盖所有少数族裔,而是具有明确条件和指标,同时有地方政府开始“抚平”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造成的“差距”。


以上述新浪网友提到的甘肃为例,今年开始,长居当地“两州五县”的汉族考生与少数民族考生加分政策被调整成一致,即报考普通高等学校专业,录取时文化课加分分值统一为20分。


高考加分意欲何为?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政治和战略副主席艾克林(Erkin Ekrem)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批评,所谓的少数民族高考加分项目,是中国政府将自身教育系统强加给少数族裔的结果。“所谓的少数民族,像维吾尔人,在各个方面,包括教育、文化、生活习俗、信仰和中国文化不一样,维吾尔人自己本来也有自己一套的教育系统,现在中国官方把教育系统改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时候,那肯定有许多问题会出现,为了掩盖这些问题,当局就想到他要加分。”


刘先生也形容,针对少数民族的加分政策表面上是优待,内里却是掺了“沙子”的“香饵”,不但能诱使少数民族主动接受中国教育,促成主动“汉化”,也让大量想要“蹭分”的汉族绞尽脑汁改身份证,间接促成少数民族“汉化”。


《朝鲜族步内蒙后尘 汉化教育扩至东北三省》(自由亚洲

2020-09-18)报道:


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强推汉语教学引发公众连续抗议之后,近日有媒体披露,东北三省的朝鲜族学校从本学期开始,也将更换教材,逐步加强汉化教育。本台就此专访一名吉林延边州朝鲜族知情人士。


年过三十的“小金”(化名)是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居民。他说,自从近日更换教材的消息曝光后,当局明显加强了警力。


小金:现在满大街都是警察,每个十字路口都至少有4个警察在部署。在开学日那天,很明显在大街上看到很多巡警和武装警车的巡逻。气氛还是很严肃的,这个气氛已维持了很长时间了。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为了防止像内蒙那样的群体性事件发生。”


内蒙古上月底要求学校,新学年起在3个科目改用国家统编课程及汉语授课。据了解,从9月新学期开始,中国东北地区部分朝鲜族小学和初中,也将使用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语文”教材,代替延边教育出版社编写的“汉语”教材。


小金:“我上学的时候,小学除了汉语课,其他都是用朝鲜语上的,而且汉语课程也是专门定制的,每个课文会给一篇中文作文。在作文结束下方,引用的生字、生词都会用朝鲜语做翻译。(采用)新版教科书意味着汉族学校和朝鲜语学校上的课程就没有区别了,汉族学校上的教科书会被朝鲜人学校采用。”


据韩国《朝鲜日报》引述消息人士表示,部分朝鲜族学校正把其他科目的朝鲜语教材替换为汉语教材,有关改变引发了朝鲜族人的忧虑。虽然根据少数民族优待政策,学生可以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进行高考,但如果从小学开始就使用和汉族一样的标准教材, 意味朝鲜族教育会大幅萎缩。


小金说,朝鲜族家长送子女上汉族学校本来就很普遍,不排除高考也会像教材那样迈向统一。


小金:“少数民族地区改由汉语高考是大趋势,当地教育腐败的情况很严重,向老师行贿这样的事情很普遍,很多朝鲜族家长很讨厌这样的事情。把孩子送到汉族学校学习,汉族学校的朝鲜族比例非常高,有的时候一个班级里面接近一半的人是朝鲜族。”


朝鲜族人响往韩国的自由、民主制度


根据中国人口普查数据,目前中国境内朝鲜族人口约为180万。小金认为,这次更换教材并未引发示威、罢课等大规模抗议行动,固然与朝鲜族人口基数相对较低有关;更重要是,他们族群一向重视子女教育,不少人都选择把孩子送到大城市。小金说,虽然中央政府一直提倡民族团结,但当局根本留不下朝鲜族人的心。


小金:“朝鲜族并不是在当地有很严重的民族歧视问题,但是当朝鲜族在政府部门或者机关工作达到一定职位后,就很难再往上提升了。举例说,以前朝鲜族比较多的时候,一个机关单位一把手肯定是汉族,二把手是朝鲜族。但现在很多一把手二把手都是汉族了,因为已经没有朝鲜族人才了,大家都已经走了。我感觉就是,能达到一定社会地位的朝鲜族还是比较少的,大部分中产阶级和平民老百姓还是没有归属感。”他说,不少朝鲜族人心里向往的是与他们文化和语言相通的韩国。


小金:“在中国没有就业并且有很多不公的情况下,我们至少还有一个退路,就是一个强大的韩国。大部分(朝鲜族)人还是会倾向于去韩国,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有更好的就业,有更好的医疗,有更好的法治。大家都用脚投票了。没法跟中国共产党对抗的话,那就跑到韩国去。当然还有一个朝鲜,但我没有见过正常的、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人,在中国受到不公的情况下移民到朝鲜的。”


在小金眼里,韩国的自由、民主、包容是中国朝鲜族人的避风港。他又认为,如果蒙古共和国能像韩国一样自由、民主、强大、富有,蒙古族也会像朝鲜族那样,用脚来投票。


谢选骏指出:中国各省陆续取消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是朝着“消除民族歧视”的正确方向前进了一小步。但是,这是不够的,民族区域制度也必须废除。只有那样,才算真正消除了基于民族歧视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网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报道:


民族区域自治是列宁在1913年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想出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由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已经结成了政治利益共同体。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少数民族之间的政治利益共同体关系得到强化。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推行的少数民族自治政策,在这类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政策的一部份。


“民族自治地方”类型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鉴于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地域较小、人口较少并且分散,不宜建立“自治地方”,《宪法》规定通过设立民族乡的办法。

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民族自治地方的名称,除特殊情况外,按照地方名称、民族名称、行政地位的顺序组成。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根据宪法和法律,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规定。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

制定自治条例。

中共所宣稱的民族區域自治的必要性

要建立無產階級政權,摆脱资产阶级的民族纷争,防止工人被民族文化分化,防止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需要彻底民主的国家制度,要求各民族一律平等,因此列寧認為“凡是国内居民生活習慣或民族成分不同的区域,都应当享有广泛的自决和自治,其机构则用普遍、平等、秘密的投票方式来建立。”列寧還指出要“根据当地居民自己对经济和生活条件、居民民族成分”確定自治地區邊界。所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巩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少数民族之间的政治利益共同体关系的必要手段。


民族區域自治的歷史

1940年代以前,中共貫徹列寧思想并接受共產國際領導,以民族自決為處理國內民族問題的方案。毛澤東《論新階段》代表中共的民族政策從聯邦制、民族自決轉向民族區域自治。中央六届六中全會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淡化民族自決觀念,提倡民族區域自治。毛澤東諮詢黨內主管民族工作的李維漢后,確定了建立多民族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共同綱領》中规定了“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李維漢起草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这个纲要的内容载入了1954年的新中国宪法,確認民族區域自治在國家政治制度體系中的重要地位。民族区域自治从此成为基本政策和基本政治制度。烏蘭夫、阿沛·阿旺晉美領導并完成了制定《民族區域自治法》。1980年代,第四部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先后頒行,使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建設進一步得以加強,民族地區從經濟、政治、文化的自治權得到實現。此外,还有行政法规《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和《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和《兴边富民“十一五”规划》,从项目、资金、政策等多方面加大了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民族自治地方共制定了自治条例139件,单行条例777件,根据本地实际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和补充规定75件,13个辖有民族自治地方的省都先后制定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若干规定或意见,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了137个自治条例、510个单行条例、75个变通和补充规定。2011年国家民委政策法规司出台《民族法制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进一步强化民族区域自治和少数民族权利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自治机关的组成、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利等重要问题作出明确规定。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4年5月31日,在总结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经验的基础上,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自同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2001年2月28日修改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规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學者指出,1957年,周恩来在《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中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大理由:“我国和苏联的情况很不同。在我国,汉族人口多,占的地方少,少数民族人口少,占的地方大,悬殊很大;在苏联,俄罗斯人口多,但占的地方也大。中国如果采取联邦制,就会在各民族间增加界墙,增加民族纠纷。因为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同汉族长期共同聚居在一个地区,有些地区,如内蒙古、广西、云南,汉族都占很大比重,若实行严格的单一民族的联邦制,很多人就要搬家,这对各民族向团结和发展都很不利。所以我们不采取这种办法,而要进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是执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机构。1949年10月根据《共同纲领》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职责包括:开展民族识别、确认民族成分,建立民族自治地方;发放少数民族地区各项补助专款、资金;保障少数民族权力,处理民族关系。


民族自治地区范围的确定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地区占国土总面积的64%,汉族地区仅仅占国土面积的36%。截至2003年底,中国共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其中包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另有1173个民族乡。民族识别是民族自治地区范围确定的前提。


1947年乌兰夫领导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是最早的民族自治区。1954年,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塔吉克族自治州、自治县先后成立,最后按照《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于1955年10月1日宣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956年2月,中共中央倡议在甘肃境内回族聚居地区成立省一级的回族自治区,最后《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议》于1958年10月25日决定划出甘肃的19个县市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1958年3月15日,在中共中央的倡议下,原来的广西省改建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包括壮族聚居的西部地区和汉族聚居的东部地区。1959年平息西藏武装叛乱后,于1965年9月1日成立西藏自治区。到1959年底,全国共建立了4个自治区、1个自治区筹备委员会、29个自治州、54个自治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了广泛的实施。


1964年为民族识别的高潮阶段,特别针对云南省进行民族识别。


民族自治地方的优惠政策

中共先后制定民族地方经济优惠政策83项,包括财政优惠政策9项、税收优惠政策14项、工业优惠政策12项。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商业、供销和医药企业,从投资、金融、税收等方面给予扶持。中共还增加对民族区域的资金投入,在财政上逐步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包括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国家确定的其他方式。此外,还扶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事业,设立的各项专用资金和临时性的民族补助专款。中央向民族地区转移财政支付30年累计20889.40亿元。从实行民主改革的1959年到2008年,中央给予西藏的财政补助累计达2019亿元,年均增长近12%;从自治区成立的1955年到2008年,中央财政给予新疆的财政补助累计达3752.02亿元,年均增长11%,其中2008年达685.6元。比如新疆1994年从中央财政得到的补助为295.297亿。西藏财政支出的93%到94%都来自中央的转移支付,即西藏财政每花10元钱,至少有9元是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民族地区的企业还免征地税。还有少数民族地区财政三照顾政策。中央财政来自全国的税收及其他收费。同时,才采取对口支援的形式,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让汉族地区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北京支援内蒙古、河北支援贵州、江苏支援广西和新疆、山东支援青海、上海支援云南和宁夏、全国支援西藏;中央各部门对口帮扶贫困地区;中央国家机关、全国18个省(市)和17个中央企业对口支援西藏。


谢选骏指出:民族区域制度必须解散!因为,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种族隔离、民族隔离——说穿了,就是一种民族歧视政策的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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