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百年之后就是百年之后

《中共气急败坏 一切源于对崩溃的恐惧》（2021-08-31 颜纯钩脸书）报道：

颜纯钩评论文章：中共一连串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大规模整治，几乎到达气急败坏不顾后果的程度，其失智与无序的程度，使很多评论家无法理解，有人认为这是习近平的文革情意结，有人认为是他的权力任性，有人认为是他急于二十大上连任而采取的非理性胡搞。笔者一向认为，这一切都源于对未来濒于崩溃的恐惧。

笔者在不同文章中多次指出，这么大的动作，这么多不寻常的自我摧残，绝不是习近平一个人一时的冲动，它们一定建立在中共最高层的共识之上。中共做这么多自废武功的事，不是一时冲动，是有深刻盘算的。

我认为中共高层至少有几方面的共识：一是中美关系已不可修复，二是共产意识形态与普世价值已去到决战的阶段，三是西方国家围堵必定造成国内外危局，四是大陆经济下行必然带来社会冲突频发，五是要防范政权崩溃，唯有走回闭关锁国。

近月以来种种看似杂乱无章的政策，对不同行业不同范畴的围剿打压，都指向几个政策目标：一是意识形态上迅速回归中共原教旨；二是杜绝西方文化的影响；三是打击寡头经济，铲平中产，讨好底层；四是减少社会生活自由化，加强党的一元化统治；五是从严控制舆论，清洗网络；六是压缩私产，扩充政府财源；七是下放权力，加强基层执法；八是管制学校教育，提高洗脑效果。

可能还有更多的应急措施推出，目的就是加强社会管控，铲除西方影响，减少社会不必要开支，预备应付苦日子。中共从邓小平开始，就没有打算把中国改革成一个西方类型的民主社会，一旦走上民主之路，中共的统治就会动摇，因此从一开始，中共就抱定捱过难关，再与西方较量的打算。

改革开放借市场经济之东风，怯邪扶正，把数十年泛政治统治耗尽的国力重新恢复起来，等到腰杆粗了，力气足了，中共仍旧要回到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去，仍旧要达到解放全人类的宏伟目标。鉴于这个大战略，中共在国力强大后，便开始对外扩张的大计。

中共的对外扩张损害西方国家的利益，使西方各国感受到共产意识形态的威胁，这一觉悟导致中共与美欧各国关系的恶化。中共误判自己有足够力量与西方抗衡，没想到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敌人，因此稍一接触便陷于全线溃败的窘境。

在对外扩张无以为计，而外围压力日益增大的前提下，中共唯有龟缩回国内，这一龟缩不只是“高筑墙广积粮”那么简单，而是要先安内后攘外，清除开放四十年渗透到社会肌体中的西方毒素，准备在被围困的处境下勒紧肚皮活下去，要防止内部生乱，外部高压，唯有实现闭关锁国、高度一元化的统治。

中共本来的如意算盘，是在经济实力足够强大之后，走新加坡的开明专制之路，但中国那么大，问题太复杂，再加上目前的内外压力，已不可能以新加坡的适度开明维持统治，最终只有选择走朝鲜的绝对专制之路。

朝鲜金家王朝统治七八十年，人民不见天日，但因政府血腥统治残民以逞，朝鲜仍可维持家天下的格局。中共认为，只要中国人有饭吃，活得下去，再加上洗脑和酷刑，中国人也只有乖乖接受自己的命运。因此，当前所有的“新政”，都是中止改革开放、维持红色江山的必要过渡。

可以想像，这个过渡还没有完，不同范畴的打击和围剿陆续有来，至少，奢侈品消费、饮食文化上的奢靡、民间欢渡西方节日、文化艺术作品的西方流毒仍会成为打击目标，被大规模绝杀。

有人认为习近平正准备发动第二次文革，我认为完全意义上的文革已不可能，但政府以文革意识形态来加强管控，这却是过渡到朝鲜模式的必由之路，这留待下一篇文章来谈。

香港爱国爱党蓝丝们，背脊开始发凉了吗？香港富豪们感受到刀掠后颈的嗖嗖声吗？香港已经大陆化，大陆正在新疆化，香港离新疆化还有多远？

一个旷古未有的十四亿人巨大集中营，正在习近平手下建立起来。香港是在集中营内，还是在集中营外，现在该是让我们担心的时候了。

还是那句话，能走的就走吧，不要恋栈，宁肯悲观一点，不要存侥幸之心。一个没有人性的党，干起坏事没有底线。

最后关头会比我们想像的更快来到，生死总有分晓，而黎明前的黑暗将很难忍受。

谢选骏指出：上文啰里啰唆讲了五条之多，大概是没有读过我的有关论述——《（共产党）百年之后就是死亡之后》。在我看来，百年之后——就是死亡，这不说是“宇宙规律”，至少也是“地球生物的宿命”。除非共产党是机器人，而且是能够自行修补、自我完善的的智能机器人。百年之后就是百年之后，可是废垃大众就是不懂。由于不懂，就被吓成了这样。

《搞二次文革？习近平的真实目的其实是这样子的》（2021-08-31 颜纯钩脸书）报道：

颜纯钩评论文章：近日一篇署名李光满的文章：“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因被几乎所有党媒转载，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这篇文章立意很高，有高度概括性和前瞻性，火药味很浓，杀气腾腾，海外评论人士都惊呼：第二次文革来了！

这篇文章当然有背景，它的背景是中共需要把前些日子以来，一连串打击市场、反垄断、讲均富的反常行动，一起作一次解释。政府的混乱行动把市场、中国人、外国投资者都打矒了，所有人都对政策无法理解，对未来无法预期。为避免全社会思想混乱，需要出一篇文章，给一切非理性政策一个说法，让这些非理性的行动有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

那么，这篇文章是否预示了习近平打算发动一场毛泽东式的文革呢？要下这个结论，首先要对毛式文革有一个基本了解。

毛泽东搞文革，有两个基本目的，直接目的是打倒刘少奇政治集团，这个集团威胁了毛至高无上的权力；长远目的是要建立一套毛泽东自己发明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政权模式，这就是文革后建立的“三结合”领导班子，所谓三结合，就是军队干部、领导干部和群众代表联合组成的“革命委员会”。

习近平若准备搞习式文革，他有需要打倒威胁他地位的高干集团吗？实际上没有，足以威胁他的集团和个人都被清除得差不多了，若有能力取代他的，也早就取代了。

习近平有重建共产政权模式的野心吗？也是没有的，他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毛泽东的文革，有一些基本的运动形式：一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二是工人、农民和学生的造反组织，三是摧毁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四是放手让天下大乱社会失序，五是乱过几年后，毛还能把乱局收拾起来。

习近平胆敢让全国上下实行“四大自由”吗？只要言论一放开，天下就大乱。习近平胆敢让工人农民和学生成立自己的造反组织吗？一旦人民有结社自由，天下也会大乱。习近平胆敢让各级政权机构全面瘫痪吗？一旦政府瘫痪，也一定天下大乱。

在毛泽东手上，天下大乱，他有军队在手，他有至高无上的威望，凭这两条，他可以从容收拾乱局。但放到习近平手上，一旦天下大乱，局面就失控，中共的江山就不保。

可以肯定，习近平想都不敢想要搞第二次文革，他没有能力，他也没有那么大的想头。

那么习近平想干什么？近期一轮乱棍横扫，究竟目的何在？这就是笔者昨天文章的结论，就是他要闭关锁国了。

要闭关锁国，最要紧是保证中共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党要把一切都管起来，不留一点私领域。党要无孔不入，要掌控一切，要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如此才能保证不出一点纰漏。

因此打击私企和网络巨头，打击教培、美团、滴滴等，都因为这些企业规模太庞大，庞大到党“针插不进，水泼不入”（毛泽东文革初骂北京市政府的八个字)，党的权力一定不能有覆盖不到的死角，一定要占领它。

此外，肃清西方文化影响，也是“先安内后攘外”的必要措施。对外要与美欧较量，内部不能不统一思想，不能让西方意识形态有生存空间，造成思想混乱，影响统一行动。因此打击明星文化，铲平文学艺术影视行业的西方毒素，重回党文化的“初衷”，也是当务之急。

局势预后凶险，未来日子难过，怎么活已经不重要，最重要有饭吃，是活下去。因此，预先打击民间不必要的开支，好像教培、电玩、高价酒、奢侈消费、饭圈文化等等，都是一般平民非基本生活必需品，都应该加以打击，以储备更多粮草，应付未来的苦日子。

习近平不可能搞文革，也没打算搞文革，他只是要闭关锁国，只有闭关锁国才有执政安全感，才能应付极端恶劣的内外环境，才能控制一个摇摇欲崩的社会。

要全面闭关锁国，偌大中国就将与世界脱钩和隔绝，像朝鲜那样关起门来做皇帝，但因此就有自置于绝境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反制裁法”在香港落地会突然喊停的原因。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仍把香港留给英国，保留一个对外的窗口，以免需要时连一个对外的管道都没有。

一旦闭关锁国，香港又有价价了，留香港一线生机，对大陆脱钩后濒死的经济有多少帮补。只是，毛泽东时代香港是英国管，今日香港是中共管，香港还能不能生金蛋，那就没有人知道了。

美中关系有三种前景，一是合作，那已经不可能，否则不必闭关；二是对抗，对抗的终极是战争，战争的结果是中共必败，那是速死之局；三是不战也不和，中共闭关锁国，慢慢阴干，那是缓死之局。

对抗速死，闭关缓死，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习近平选择闭关锁国的根本原因。

（原标题：《习近平准备搞第二次文革吗？》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闭关锁国是必要的——这个我在三十多年前的1984年和1987年就先后论述过了。否则，“对外开放”就会成为“消化不良”了。

立此存照——

谢选骏：贵民论与锁国论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6月15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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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2月11日我写下这样的笔记：

《略论中国进入“新王国时代”的几大步骤》

［1974年，我很崇拜希腊雅典城邦的立法者梭仑，希望同样的故事可以发生在中国。现在十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很多积极的变化，但是我本人却觉得中国的变化太慢了。这可能是由于中国的面积太大，人口太杂，不像雅典那么富于效率？无论如何，以下是我十年来在这个蜗牛国度里的蜗牛思考：］

一、瓦解与重建

A、革命精神崛起

B、权威中心凝集

二、新锁国政策

A、新权力的第一步：内在的封锁，反抗与压制

B、新权力的第二步：对外联络的相对闭锁，中国一体化政策

三、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的开禁

A、正常生活的逐步恢复

B、各种高级文化的复苏

C、经济结构的民族化

D、政治结构的现代化

E、宗教政策及其深远的社会意义及文化意义

（1）反基督教而“天子化”；（2）反伊斯兰教而“教派化”；（3）反佛教而“修道化”。（4）推崇、赞助、规范并深化民间道教。

四、建设宪政

A、一切有活力的社会都是相对封闭的社会。

B、一切上升的社会都是权力分享的社会。

C、隋唐的分权与明清的集权之比较。宋朝开始企图垄断权力，后果是受迫于辽、金、元。

D、罗马公民权与雅典公民权的不同性质。

E、“公民权”还是“教派组织”？前者易趋官僚化，后者易招分裂之虞。

F、一百年内用党派的特权与教派的秘仪，限制“公民权”。

G、贵民社会的立宪君主。（所谓“贵民”，是与“贱民”对称的。“贵民”一词兼有“尊重人民”和“高贵的人民”这双重含义。而与“仁政说”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贵民论”，不尽相同。）

H、最高法官与军队统帅的任命仪式。

I、“一人之下”的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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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9月17日我写下这样的笔记：

为什么说“新锁国政策势在必行”？

这是因为，中国无法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也就是民族国家；而如果要让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也就是民族国家，就必须先让中国完成某种回归，从老大的世界帝国“退回”到民族国家，就像俄国正在经历的，就像奥匈帝国、土耳其帝国、蒙古帝国、阿拉帝国已经经历的。

我们看到，现代世界一切乱源都是从民族国家的诞生过程中产生的，所以俄国和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策源地”。而德国和日本之所以成为侵略战争的策源地，也是因为分别受到了俄国与中国塌陷时刻的致命吸引，被卷入到一个深不可测的革命黑洞中。

那么，如果使得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也就是民族国家呢？首先就是要彰显民权，使贱民成为贵民。（所谓“贵民”，是与“贱民”对称的。“贵民”一词兼有“尊重人民”和“高贵的人民”这双重含义。而与“仁政说”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贵民论”，不尽相同。）贵民不是一个观念和态度，而是一个实存和阶层！

只有保证一个新型贵民社会而不是贱民社会的发展，并有效地防卫由它而兴起的新文化不受贱民的毒化；世界秩序的支撑力量才得以在中国形成。

如此说来，中国正是应该加大推行开放政策，怎么可以反过来实施锁国政策呢？

这是因为，现在的国际秩序条理分明，上等国家与下等国家泾渭分明而且很难“翻身解放”──二十世纪以来试图改变国际秩序的所有努力其实全都是失败的，不论苏俄还是德日，不论文革还是伊斯兰革命，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现在很明显，中国走向世界的结果仅仅是加入国际贱民的行列。“中国品牌”在国际上就是“劣等货”、“冒牌货”、“伪产品”的代词。这就是所谓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荣誉。例如中国人在日本的声誉就是随着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深入过程，而日益败坏的。

未来的中国如果甘心继续败坏下去则已，如果不愿继续堕落、继续革命下去，就不得不改弦更张，而要改弦更张就不得不厉行某种程度的新锁国政策。

1、新的锁国政策是民族自新运动的有力杠杆；而民族自新运动的能量将折射回来，加强而不是削弱这一杠杆的作用。

2、新锁国政策还有待于一个保护机关、实行某种程度的文化隔离。其目的就是像建立一个苗圃，保护新型贵民社会不受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污染。

3、新锁国政策意识到：一切新兴的、年轻的社会──从根本上说来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封闭性，它充满自信，拒绝感受异己势力的威胁。甚至像美国这样的极端开放社会，在它走向世界舞台、扮演霸主的角色之前，也还是奉行孤立主义的！它要求“内外有别”；它渴望“文化隔离”；它追求“不同于人”（与众不同）。只有这样，美国才能摆脱欧洲的控制和影响，走向自主和主宰地位。在美国自己实现贵民化以前，它并不汲汲于去同化别人──因为它还要养精蓄锐，所以表现为孤芳自赏、自相愉悦。

只有逐步走向衰落的社会才是“开放”的。例如美国的全面开放其实是在它获得霸主地位的“新三十年战争”（1914—1945年）期间，尤其是在战后以及冷战期间。那时美国开始扮演英国在十九世纪积极扮演而被十九世纪的美国严词拒绝的角色，也就是开放社会的角色。“开放社会”诚然是强大的、富足的，但同时却具有生命开始没落的一切症兆。它已丧失了严格的自我约束力这一“强劲生命力的有力表现”──它也就失去了一种莫明其妙的威慑性和持续不衰的吸引力。因为巨大的生命能量永远在“含苞待发”的状态下蠢蠢欲动！

关键不在于是否执行锁国政策，而在于执行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锁国政策。一切创造集团其实都在实行某种积极的锁国政策。不论他们的政治制度如何。对内保持肃静、对外鼓动骚乱，这是他们的共同态度。这和政治与意识形态无关，基本上属于生物与捕食战略。而全面开放，则促使文化及秩序不断走向颓废与瓦解，这也和政治与意识形态无关，基本上属于生物与传染病范畴，尽管这会影响到政治与意识形态，使之患病。对内厉行礼制，重新唤醒自己的活力；对外加速他人的腐化，引导敌人犯错误，使之率先毁灭。

如果真能这样，一个国家对外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压抑力量，对内就形成强大的压抑力量：这是可被称作“内外之分”的两面政策。中国自古以来实行的就是这种“隔离政策”。例如，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准许人民自由离境，更不允许自由进出。这样的自由，只是有条件地授予那些远道来华的外国商人，那些“朝贡贸易”的使节。

只有等到力量对比已由于这种忍耐、等待及两面战略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只有等到敌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格局已从根本上被淘空、而中国文明的内在结构已再度确立并茁壮成长之际，中国才能结束新锁国政策，才能开始与世界混同。不过，那时的混同已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混同具有根本不同的意义。不是作为被迫的贱民，而是作为主动的贵民；不是被世界同化，而是去同化世界。

中国人不可忘记这个瑰灿的国宝，因为它能赐福给未来的中国与世界。新锁国政策的推行，并不需要一个信念明确、意志坚定、道德高尚、手段严酷并具有最高的纪律性的统治集团，那是列宁主义与纳粹主义的道路，已经失败。新锁国政策仅仅需要“贵民”二字，然后根据贵民的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设计战略方针。其目的，就是避免中国在不利情况下继续贱民化，同时不断提升中国人自己的品质，包括生活品质与人种品质，然后等待一个历史机会再来返身（而不是“翻身”）进军世界：以贵民的而不是贱民的身份进军世界。

以此，不必顾虑中国在物质上的贫乏及科学上的幼稚，这些都是成长中的故事，总有一天，世界会为中国提供这些技艺与装备的。看看罗马人的历史，这一点就不喻自明了。当然，中国为了加强及巩固“两面战略”，也必须适当发展这些故事，但切不可为这些故事而损害甚或放弃了“两面战略”。否则中国的血就算白流了，而且世界的危机也无以挽救了。

“内外之分”两面战略──就成为中国的罗马法。这种战略的精神内核不仅是罗马法意义的“公民精神”，而且是从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天子崇拜”。其实这两者并不冲突，因为即使在罗马，这两者也是并存的。

从“公民精神”与“天子崇拜”在罗马的并存，回溯以前的贵族制度，不难发现历史上的贵族制度有三大类型，从时间上讲既是相继而起的又是相互渗透的：

（一）独身的贵族制度

1、由独身者、不顾“家庭”者统率的社会。

2、两种独身贵族：A、劫贼、海盗、冒险家；B、哲学家、修道士、僧侣。

3、独身为常人所难──因此独身者似乎就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尤其当他以哲学或是宗教的名义这样做……就是老子与道教的起源了。

（二）非世袭的贵族制度

1、这种制度主要存在于古代的奴隶专政和现代的无产阶级专政里，许多僭主都利用这种“制度”来强化个人崇拜的力量。

2、因为类似绑匪的能量常存人类社会组织中，强有力者、有统治能力与胆魄的人们，虽然一时窃取权力，但并不能将之传与子孙后代，结果导致非世袭常居上风。

（三）世袭的贵族制度

1、世袭的贵族制度是文明走向稳定和成熟的表现，也是原始生命力开始衰落的表现。

2、世袭的贵族制度的精髓是“大人世及以为礼”，结果却把“礼”与“权”绑在一起，使得夺权者必须篡改礼。

上述对“三类贵族制度”的描述也许失之于笼统，但并非“宰割历史”、“任意胡说”。我之所以如此提法──是因为我希望未来中国社会能够走上贵民道路，而不是沉浸在腐化堕落的贱民主义中不能自拔，听凭五胡、鲜卑、沙陀、辽金元清日本苏联那样的野蛮军事强权来蹂躏自己，为自己制造一个外来的军事贵族阶层！

如果中国不能自己创造一个贵民乃至贵族集团，就不得不把中国拱手相让给外国征服者，让他们来为美丽的中国提供一个丑陋的王冠。

为了避免这种周期性的恐怖，我把最赤诚的希望寄托于第一种贵族也就是独身的贵族及其强有力的表现“独身贵族的虎贲团”，如果他们能够形成“天子的臂膀”，就是中国的至幸，百姓的至福。中国人民不是那种能够有效自卫的人民，如果不能为他们提供某种内部的秩序，他们就会被某种外来征服所压倒。为了避免外来的征服，让我们欢迎内部的秩序！

第二种贵族即非世袭的贵族仍然能够成为新文化的有力开拓者与宣化者。他们的表现形式最为灿烂，但其末期已有衰落之兆。

至于第三种贵族也就是“大人世及以为礼”的贵族──有识之士对之嗤以鼻，称之为“蠹”。如今中国就被无数“叫花子出身的蠹”所叮满。

新锁国与新王国的关系为何？

──尚未形成民族国家的社会如当代中国，其进入民族面临根本的文化转型时，它要在以下两条道路的中任选一类组合，以构成自已的转型方式：

1、内生型的、外生型的；

2、无组织的、有组织的；

3、自下而上的、自上而下的；

4、内部无产者领导的、外部无产者领导的。

内生型的、无组织的、自下而上的、内部无产者领导的，叫做“国民革命”；外生型的、有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外部无产者领导的，叫做“共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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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1月22日在日本东京，清晨的梦中，我兴起并记下的这些提纲：

《“新王国”的线索 》

1、“八九·六四”是民主运动还是党锢之祸？

2、中国近代史的核心挑战是“如何建立民族国家”。

3、中国文明的几次变形：王国——帝国——宪政（新王国）。

4、中国革命是制度之争还是文化之争？

5、联邦之梦：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历史在分裂割据（联邦）与中央集权之间循环。

6、统权与治权的分离：“礼乐之邦”的本义是“王道”。

7、新王国的历史意义：建立君主立宪的宪政中国。

8、新王国的现实功能：传统与现实的最佳结合。

9、新王国对急速进行的后现代化的世界，提供了新的切入角度。

[博讯来稿] (Modified on 2007/6/15)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