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满素：纳粹女人的献身精神》（2019年09月30日 thchen nacui3）报道：
北京出版社的朋友送给我一本刚出炉的《纳粹女人》，读后对那个时代的气氛又增添不少具体感受。如果说正史是骨骼，那么私人历史就是给骨骼填充血肉，历史这才又活了起来。
书中记载的十几个名媛淑女，都是那个时代的女性典范，她们的身世、职业、性格各有不同，却都无愧于“纳粹女人”这个称号，她们活跃在元首周围，自觉自愿地把自己奉献给纳粹事业。奉献是一个优美的词，但看到她们的奉献，却令人脊背凉透，而且这种奉献越是无私忘我，越是令人恐惧。
且看，大名鼎鼎的戈培尔夫人一心随元首而去，何曾有丝毫犹豫？不仅她本人决意以死报效，还要亲手杀死六个亲生子女。所有工作人员都跪下为孩子求情，连希特勒都想帮他们离开地下室，但都被她“大义凛然”地拒绝了。她在绝笔中写道：“我们美好的理想破灭了，我所知道的一切美好、值得钦佩、高尚、优秀的事物也随之而去了。在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之后到来的世界，不值得我们为之生存，所以我把孩子们也带来了，让他们在我们身后的世界上活着，可惜他们了。”此等献身，不可谓不彻底了！
与纳粹的其他思想一样，其妇女纲领也是倒退的。他们要“把妇女从妇女解放运动中解放出来”，女人该做的事就是“保持漂亮和生孩子”。戈培尔说：“女人是男人的性伴侣和工作伙伴，过去这样，今后也永远是这样。……男人是生活的组织者，女人是他的帮手和执行者！”希特勒更是最讨厌女人干预政治，他在一次演讲中说：“以往那些自由主义、理智主义的妇女运动……以精神为出发点，而我们的纲领只包含一项内容：生孩子。”他还说：“聪明的男人应该讨个没怎么受过教育、头脑简单的老婆。”他的情人爱娃就是这样一个没多少文化，但把全身心都交给他的人。为了得到他的恩宠，她曾不止一次地自杀。最后时刻，这个元首“亲爱的笨丫头”，“独自开车穿越满目疮痍的德国”，去柏林和希特勒死在一起。
当然，献出生命不是唯一的献身方式，献出灵魂也许更为重要。毕竟要是都死光了的话，领袖的意志就没人来执行了。纳粹女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轻视妇女的纲领，甘当“炉边蟋蟀”，她们为纳粹死，也为纳粹生——响应号召多生多育，使德国有源源不断的青年去充当战争炮灰。纳粹党办主任博尔曼的夫人不仅生了九个孩子，还不遗余力地支持领袖们提出的大众非常婚姻和大众生育措施，包括一夫多妻制，一心盼望着能与丈夫的诸多女友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
献身的关键是忘我，而让人忘我的最佳途径就是通过群体。法国革命后，西方一直对群众理论颇有兴趣和研究，弗洛伊德在1921年完成的《群体心理与自我的分析》又将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结合进去，对个体心理如何在群体中变异的过程和原因做了极为精辟的解释，而随即发生的希特勒现象似乎验证了他的推理。
弗洛伊德认为，在群体中个人意识趋向最小化乃至完全消失，万众一心听凭领袖支配。群体中的个人与领袖之间由超我纽带连接，亦即个人以领袖为自我理想，将领袖的价值观与愿望内化成自己的。而个人与其他成员的关系是通过自我纽带，就是在同样的“领袖替代自我”中彼此认同，从而在群体中产生同一、无我、利他的亲密感情。原始部落在图腾崇拜中彼此认同，进入集体幻觉，就是这种心理过程。在群体中，领袖接管了追随者的内在生命，他的命令的效力取决于他所能取代每个人自我的程度，而不是他命令的内容。
与其他群众理论家一样，弗洛伊德也认为群体具有倒退的特点。群体不仅不会提升个体的水准，反而可能将个体降到低于群体中的最低者。个人意识是相当现代的产物，群体中个人意识重新失落，可视为一种返祖现象。群体如同北美的野牛，成群结队地跟随几只带头牛在大草原上狂奔。个人意识消失后，群体行为完全受制于领袖一人的心智、判断、欲望，乃至妄想，希特勒的妄想便是如此演变成整个德国的妄想。这种举国一致虽然表面上看来无与伦比，但最终将毁掉德国，因为自我纠正能力从此丧失，不到一败涂地决不罢休。
一个人不敢做的事，群体做起来可以名正言顺。一个人做事会患得患失，一个人犯罪会感到畏惧罪孽，这正是他在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掂量法律和舆论的制裁。但群体行动就不同了，只要有响亮的口号，就可以无所顾忌，根本意识不到是在犯罪。作为人，怕苦怕死都是本能，要克服这些本能，必须有强有力的诱因，而人们最抵挡不住的就是所谓的伟大高尚。因为名利权势虽为人之所欲，人类社会的道德舆论却不利于赤裸裸地去追求它们，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作恶时往往要作伪君子状。然而在伟大高尚的名义下——不论是奉献给“国家社会主义”的纳粹女人，还是在“圣战”号召下争做人肉炸弹的恐怖分子——他们做出可怕的事，却自以为“无私无畏”，名垂千古。
由此看来，献身精神本身不足以成为一种美德，为什么献身才是要义。柏拉图说，勇气是一种知识，中国儒家也从不提倡匹夫之勇。面对希特勒“伟大理想”的蛊惑，德国人更需要的不是勇气，而是良心和常识，献身的事情错了，一切就都白费了。比起盲目的无私来，保留一点自我倒是危险性小得多。自利听起来很平庸，但谁能无利而生存？何况社会本来就是要生产利益，分配利益的。几千年来，君主要求臣民奉献，男权要求女性奉献，无非是上位者享受下位者的奉献。奉献是尊卑有序的，这才是本质。
德国占领奥地利后，弗洛伊德亡命伦敦。眼看自己的群体心理学不幸言中，这位老迈的犹太先知除了望洋兴叹，还能做什么呢？
【本文选自《文明给谁看》，钱满素／著，东方出版社，2018年6月第1版。】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是看到了浮光掠影，就总结了“纳粹女人的献身精神”——却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是“假装独身的希特勒骗了一堆女粉丝上杆”。这就是我在《二十世纪的政治骗局》指出过的“四分之一犹太人希特勒发动犹太人大屠杀”——就像小地主毛泽东屠杀大地主、神学生斯大林屠杀神父、资本家恩哥死（恩格斯）号召消灭资产阶级……等等。正因为事情是“假装独身的希特勒骗了一堆女粉丝”，所以等苏军的禽兽们一到，就有千百万纳粹女人投身于斯大林的怀抱，“纳粹女人的献身精神”就变成了“共党女人的献身精神”了！因为斯大林也是假装的独身者——他杀掉了老婆之后就没有再娶，让千百万女共春情荡漾、欣喜若狂。无可讳言，希特勒、斯大林这招，可比毛泽东、邓小萍强多了。因为中国古书都懂，“天子无妻，告人无匹也”——
《荀子·君子》：“天子无妻，告人无匹也。”杨倞注：“告，言也。妻者，齐也。天子尊无与二，故无匹也。”
《君子》全文
天子无妻，告人无匹也。四海之内无客礼，告无适也。足能行，待相者然后进；口能言，待官人然后诏。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言而信，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告至备也。天子也者，势至重，形至佚，心至愈；志无所诎，形无所劳，尊无上矣。《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之谓也。
圣王在上，分义行乎下，则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无盗贼之罪，莫敢犯上之禁。天下晓然皆知夫盗窃之人不可以为富也，皆知夫贼害之人不可以为寿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为安也。由其道则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则必遇其所恶焉。是故刑罚綦省而威行如流，世晓然皆知夫为奸则虽隐窜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请。《书》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谓也。
故刑当罪则威，不当罪则侮；爵当贤则贵，不当贤则贱。古者刑不过罪，爵不逾德。故杀其父而臣其子，杀其兄而臣其弟。刑罚不怒罪，爵赏不逾德，分然各以其诚通。是以为善者劝，为不善者沮；刑罚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传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之谓也。乱世则不然：刑罚怒罪，爵赏逾德，以族论罪，以世举贤。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虽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论罪也。先祖当贤，后子孙必显，行虽如桀、纣，列从必尊，此以世举贤也。以族论罪，以世举贤，虽欲无乱，得乎哉！《诗》曰：“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此之谓也。
论法圣王，则知所贵矣；以义制事，则知所利矣。论知所贵，则知所养矣；事知所利，则知所出矣。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原也。故成王之于周公也，无所往而不听，知所贵也。桓公之于管仲也，国事无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吴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国至于亡，倍道失贤也。故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贤使能，则主尊下安；贵贱有等，则令行而不流；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故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分此者也；节者，死生此者也；忠者，惇慎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备矣；备而不矜，一自善也，谓之圣。不矜矣，夫故天下不与争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为天下贵矣。《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此之谓也。
题解
本篇的篇名，前人认为是“天子”的误写。因为本书的篇名多是根据篇中第一句话确定的，此说为是。本篇旨在探讨天子如何治国的问题。文中指出天子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若以礼义统治天下，则官无怠职，民无怪俗，而有罪者服其罪。刑罚、官爵运用准确，刑与罪相当，爵与贤相当，天子就有了威望，教化就易于推行。文中特别强调尚贤任能的重要意义，指出这是“主尊下安”的前提。
谢选骏指出：荀子所说的天子，还仅仅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宗教上的。至于宇宙意义的天子，更非儒家可以参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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