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哲学没有新的处境

《为了回应哲学的“新”处境，德勒兹和加塔利写作了这本<什么是哲学？>》（2020-02-19 Deleuze and Guattari）报道：

本文原文标题为《德勒兹&加塔利 | 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同时避免意见和混沌》，转载自公众号“欧陆思想联萌”，雷克斯·巴特勒文，郑旭东译。

在某些方面，哲学的处境从未比现在更好。随意走入一家相对严肃的书店，哲学书琳琅满目。其中有哲学家的作品，比如黑格尔的《逻辑学》。有哲学家的选集，比如《柏拉图的五个对话录》。有研究特定哲学家的专著，比如《维特根斯坦的私人语言》。有关于哲学家的介绍性导读，比如《如何阅读海德格尔》。有各种各样介绍整体的哲学的书，比如《西方哲学经典》。有实践性的手册，像传授其他技能一样教导哲学，比如《你需要知道的50个哲学理念》。有些书借助大众文化中的事物来讨论哲学，比如《黑客帝国与哲学：欢迎来到实在界的大荒漠》。有些书把哲学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情境中，或者试图呈现哲学如何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生活，比如《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哲学与生命的意义》。最终，还有些书把哲学和宗教混合在一起，通常是某种“新世纪”(new age)类的，它们读起来像是东方神秘主义、自我帮助以及哈佛商学院的结合体，比如《我的信念：著名男人和女人的个人哲学》。

然后还有很多活动，声称它们的行动正是哲学的行动。我们见到，广告工业中的营销人员和品牌设计师寻求去创造品牌“意识”(awareness)。我们还看到艺术家和作家自己声称或者被认作在挑战社会的规范(而且针对他们有很多像《给艺术家的尼采》或者《给作家的莱布尼茨》这种书)。还有神学家坚持他们正在做哲学家应该做的工作，亦即给生活提出更高的价值。在博客和网络上，成千上万的人把自己当作舆论制造者，强迫人们——如果这是哲学的任务——去重新思考。在所谓的“创意产业”中还聚集了各种泛泛而论的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的确，如今到处都能发现哲学：在电视秀场中、报纸专栏上、广播节目中，以及在公共论坛和观念节日上，人们以哲学的视角讨论了太多的事情。那些从哲学视角出发的公共辩论覆盖了任何类型的主题——从日常生活的伦理到对战争的辩护，从上帝的存在到医学上的安乐死，这一过程中对立的双方挑战彼此，目的在于产生最终的共识。

然而，在另一些方面，对于哲学来说，事情好像从来没有这么糟糕。在那些严肃书店中，提供给哲学的书架每年都在缩水，真正的哲学书籍越来越多地被混同在那些仅仅装作哲学的书籍之中：指南，导论，应用，自我帮助，灵性(spirituality)。的确，曾经储备哲学书的书店都转向网络零售了。如果哲学还存在的话，它也越来越多地作为商机、品牌、产品、生活意见、身份象征或者社会地位而存在。这同样适用于哲学学科本身，它已经失去了它的批判性利刃，丢失了提出替代性价值或者教导我们如何生活的能力。如今的哲学并不是真正否定性的，它并不挑战现状(status quo)；相反，却满足于教导我们如何在现存秩序中活得更好，事实上，就是如何在其中取得成功。哲学被降低为一种治疗。并且它还被其他的伪装者(pretender)所包围，即其他所有声称在从事哲学的学科。哲学陷入了不断审视和总结自身的活动中，或者它陷入一种对相关问题的无尽辩论中。这些问题并不改变任何事情，也没有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事情，它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把这个辩论无止境地保持下去，从而以此辩护哲学自身的存在。

正是为了回应哲学的这些“新”处境，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和精神分析师、政治活动家费利克斯·加塔利写作了这本《什么是哲学？》，此书在1991年以法文出版，在1994年被译为英文。毫无疑问，他们身处的法语哲学环境和英语哲学环境有所不同。由于语言的差异，法国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免于遭受英语出版业和流行化的冲击。多亏了法国高中对哲学的教育方式，法国如今还存在着对哲学来说真正的通俗学术(popular academic)基础。然而，即使在上述现状的大约二十年前，他们也看到了这种对哲学的模糊欲望。正是出于使哲学变得通俗且平易近人的这种愿望或者要求，哲学进入公共的辩论之中，成为公民对话的一部分。在1977年，德勒兹发表了一个针对新哲学家(Nouveaux Philosophes)的尖锐批判。所谓新哲学家，指的是比如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éGlucksmann)、阿兰·芬克尔克罗(Alain Finkelkraut)、贝尔纳·亨利-列维(Bernard Henri-Lévy)这些后来走入公众视野的思想家，他们坚持哲学通俗化的野心，并拒绝共产主义，同时维护普遍“人权”——德勒兹谴责他们背叛了那些受害者，却还以受害者的名义说话。至于加塔利，如果说他不是从同样的角度捍卫哲学的正直，但长期以来，他始终与目之所及的那些日渐增长的文化异化和商品化斗争。举例来说，在他和意大利自治论者(Autonomist)、哲学家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合写的一份宣言中，他声称：“工人阶级不能再把自身当作‘自足的’，他们的格言将是：思考、生活、实验(experiment)并且以各种方式斗争。”

在《什么是哲学？》中，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对哲学的构想，德勒兹和加塔利展开了他们新的概念架构。正如他们所写，他们并非那种突然想出新品牌或者概念的“创意人”(ideas man)。他们不属于计算机科学、市场营销、设计或者广告行业，在这些领域中“唯一的事件就是展销会，唯一的概念就是可供销售的产品”。他们进一步列出了“哲学不是什么”的扩展清单，而这个清单反对很多人们通常思考和辩护哲学的方式。对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哲学不是“静观(contemplation)、反思(reflection)或者沟通(communication)”。它无关于“认识自己”或者“对存在的惊讶”(WP?,7)，甚至也不必考虑相对于外在参照物(referent)它是否为真。尤其是，人们不应该把哲学理解为“意见”的一般化或者对“议题”的讨论，尽管如今它总是在这个意义上被承认。就像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说：“当一个哲学家听到有人说‘让我们讨论这个吧’，他就会马上逃走。”因为这样的对话仅仅在已知的层面运作，从而没有任何新东西会发生。他们仅仅重复所有人都已经知道的东西，而那个站在舆论之外的犬儒者(cynic)则秘密地希望获得所有人的认同。在这本书的后面，德勒兹和加塔利针对作为“共识”(consensus)的分析哲学，想象了一个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家的晚宴场景：

举个例子，晚餐桌上有一盘奶酪，某个人从中抽取(extract)出一个纯粹的质(比如说，臭味)；但在他抽象这个质的同时，他把自身认同为一类主体，这类主体经验到一个共同的情感(affection)(比如说社会中那些讨厌奶酪的人——相对于那些喜欢奶酪的人)。

但是，如果德勒兹和加塔利把他们的工作和作为“意见”的哲学区分开来，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仅仅是站在意见之外。事实上，当他们说哲学在古希腊发源的时候，这一起源并非由于古希腊的语言和哲学有什么内在的关联，也不是因为古希腊人像黑格尔或者海德格尔认为的那样，以某种方式更接近存在(Being)，而是因为伴随着早期民主和国家间的贸易，正是在古希腊我们第一次拥有了意见的自由交换。在古希腊，针对那些质疑哲学的人，出现了哲学与其对手的对抗；而针对其他自诩从事哲学的人，也上演了哲学与其朋友的竞争。面对这种处境，哲学的根本任务就不仅是提供另一种意见，而是要通过判断哪些意见是“真的”(true)，从而寻求和意见的决裂。如果说柏拉图标志了哲学的起源，那是因为他的方法在根本上并非为了确定事物之本质，而是为了裁定哲学诸多竞争者的断言。他试图找到意见背后的“知识”，某种“原信念”(Urdoxa)或者“原意见”，它将能够解释或者辩护意见。这就是他所谓辩证方法的基础，在这种方法中，“静观中的普遍者能够衡量竞争意见的相对价值，从而把它们提升到知识的层面”——德勒兹和加塔利并没有完全和这个方法分道扬镳。

虽然德勒兹和加塔利警告我们不要把哲学当作意见，因为这会陷入不断重复过去假设的危险，但同时他们也清楚表明，哲学并非仅仅出于自己的利益而寻求新意或者不落俗套。如果他们拒绝了现成的方案，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断定没有所谓哲学的方法，没有办法讨论哲学在做什么，甚至不同的哲学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对哲学而言，的确有某种逻辑或者方法，而这正是德勒兹和加塔利试图在这本书中勾勒出来的。这是哲学家们如何彼此“交谈”，或者如何写作哲学“历史”的问题。(的确，使用“洗礼”［baptism］这个词来描述某个概念从一种哲学体系到另一种哲学体系的转移，就暗示了德勒兹和加塔利考虑到了不同哲学体系间关系的问题。“洗礼”这个词来自美国语言哲学家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 被用来说明一个词如何能够被用于缺乏任何“唯一确认性质”［uniquely identifying property］的指涉物。)所有这些都指向了对立于意见的另一个问题，即“混沌”(chaos)，也就是说如果不依靠某些方法，思想总是转瞬即逝。思想将仅仅被视作外在世界的一个部分，被视作特定环境所产生的效果，而无法超出它们。德勒兹和加塔利写道：“最令人烦扰的就是一个逃脱自己的思想，一些飞离的、消失的观念，它们还未形成，就已经被遗忘所腐蚀，或者沉入其他我们不再掌握的东西之中。”这次，哲学产生于对混沌的回应，混沌正是驱动哲学之物，而哲学也必须不时地让混沌回来，这就如劳伦斯(D.H. Lawrence)想象中的那个裂痕，诗人和艺术家用它划破我们头顶上的保护伞，从而能够让光芒进来。

因而，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同时避免意见和混沌，前者是对不变的同一物的重复，而后者是稍纵即逝的差异。可以说，哲学必须潜在化(virtualize)意见的推论性现实(discursive actuality)以及混沌的质料性现实(material actuality)。针对意见的一般性，即意见认为自身是真实的和正确的，哲学必须提出一种“反向施动”(counter effectuation)。针对混沌的物理性——也就是那些历史、社会和传记的规定性，它们试图把思想还原到其语境——哲学必须生产某种“施动”(effectuation)。这两个过程并不一样，而且事实上以相反的方向运作。一个是在事物的终端对现实物(the actual)的潜在化，而另一个是在开端对现实物的潜在化。对于它们间的连接线，德勒兹和加塔利在《什么是哲学？》中有一个美妙的比喻：他们谈到了“蜘蛛网”，蜘蛛在其中既可以向上也可以向下。在《什么是哲学？》中，我们也将看到，他们通过把哲学与艺术和科学(包括逻辑)进行比较来找到哲学的特殊性，而艺术和科学也以各自的方式与混沌和意见相关联。一方面，哲学只能够通过艺术和科学来思考自身：没有艺术的哲学仅仅是科学，而没有科学的哲学仅仅是艺术。但另一方面，哲学也是对艺术和科学的思考(尤其是对其可能性条件的思考)：在艺术中有某些类似科学的东西，而在科学中有某些类似艺术的东西。在《什么是哲学？》一书中，哲学不仅仅在哲学的领域中被发现，也同时在艺术和科学之中被发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哲学就是艺术、哲学、科学之间的关系自身。

在《什么是哲学？》中，针对这些问题，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了一种非常微妙的“传记性”(biographical)处理，这就涉及我们将要谈到的哲学的“人物”(personae)。他们所谓“暮年”——指的不仅仅是哲学工作者在传记意义上的暮年，也是哲学自身的暮年——的危险之一就是我们既不再能“施动”混沌，也不再能“反向施动”意见。毫无疑问，这就是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他们写作这本书之时自身所处的暮年。如二人所说，正是这种暮年使得他们有时间去反思哲学自身，从而针对它提出一些问题。但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哲学”这个提问本身是否构成一个适当的哲学主题？又或者，这仅仅是那些无尽的自我反思之一，也就是“哲学的瘟疫”之一？对于《什么是哲学？》来说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它是在做哲学，还是仅仅与哲学有关？在他们的暮年，德勒兹和加塔利能否提出一种适当的施动或者反向施动？又或者他们是否落入了“组合的平面(plane of composition)之外的精神混沌”中，或者“已有的意见或陈词滥调”里？德勒兹和加塔利还暗示，这个问题也应该向哲学自身的“暮年”提出。在今天哲学是否还可能？或者它到达了某个“终点”(end)，就像之前不少哲学家(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德里达)认为的那样？但也许哲学总是在它的“暮年”之中。也许它总是面临着施动混沌以及反向施动意见的难题。也许正是做这些事情的困难甚至不可能性，事实上导向了哲学。（编辑 | LY）

谢选骏指出：正如“太阳之下没有新的东西”一样，古今中外的哲学也没有新的处境。上文的作者大概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在“新”的上面打了一个问号。在我看来，任何试图定义哲学的努力，都是“非哲学”的，或者是一种对于哲学的伤害。至于删改你说说的“哲学的新处境”，其实就是哲学商业化，这在古代的雅典和中国的稷下都出现过。

网文《稷下学宫（战国时期高等学府）》报道：

稷下学宫，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也是中国最早的社会科学院、政府智库。始建于齐桓公田午时期。位于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门附近。

“稷”是齐国国都临淄城（今山东省淄博市）一处城门的名称。“稷下”即齐都临淄城的稷门附近，齐国君主在此设立学宫。故因学宫地处稷门附近而得名为“稷下学宫”（这与东汉时期的“鸿都门学”得名由来相同）。

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这场不可多见、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的。它作为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园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

在此期间，学术著作相继问世。有《宋子》、《田子》、《蜗子》、《捷子》等，今已亡佚。另《管子》、《晏子春秋》、《司马法》、《周官》等书之编撰，亦有稷下之士的参与。由于不少人是善于把学术和政治结合起来游说当权者的能手，故在宣王时受上大夫称号之稷下士多达七十六人。

稷下学宫的存在，曾为当时段“百家争鸣”开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先秦时期学术文化的繁荣。

百家争鸣之地

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其中主要的如道、儒、法、名、兵、农、阴阳、轻重诸家。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孟轲）、淳于髡、邹子（邹衍）、田骈、慎子（慎到）、申子（申不害）、接子、季真、涓子（环渊）、彭蒙、尹文子（尹文）、田巴、儿说、鲁连子（鲁仲连）、驺子（驺奭）、荀子（荀况）等。

尤其是荀子，曾经三次担任过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当时，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

这些学者们互相争辩、诘难、吸收，成为真正体现战国“百家争鸣”的典型。更为可贵的是，当时齐国统治者采取了十分优礼的态度，封了不少著名学者为“上大夫”，并“受上大夫之禄”，即拥有相应的爵位和俸养，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列传》），“不任职而论国事”（《盐铁论·论儒》）。因此，稷下学宫是具有学术和政治的双重性质，它既是一个官办的学术机构，又是一个官办的政治顾问团体。

稷下学宫的学术博大精深，包含了当时各家各派的思想。就儒学而言，曾在稷下学宫中有影响的儒家学者，有孟子。《盐铁论·论儒》中记：“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论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现代学者钱穆认为这段史料不可靠，孟子不是“稷下先生”（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孟子不列稷下考》），但有不少学者不同意钱穆的观点。不管孟子是否稷下先生，可以确定的是，孟子长期居齐，他的思想颇受稷下学者的影响。 

荀子，则是稷下学宫的最后一个大师。荀子曾三出三进于稷下，历时数十载，并曾三为祭酒主持学宫的工作，形成为有别于邹鲁儒学的学说。正由于此，所以历代儒者才那样冷遇荀子，把他排除于儒家道统之外，甚至说他“才高学陋”，“不见圣贤”（程颐）。就连苏轼也说他“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荀卿论》）。所谓“异说”即指荀子背离了孔孟儒学的真传而走入异端他途；所谓“高论”即指他融会礼法，创立自己的新学派。

产生历史根据

关于稷下学宫的形成和发展的问题，学术界认为稷下之学一开始就受到齐国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利用。这是因为齐国的田氏政权是取代姜氏而成立的新政权，它需要对其合理性进行辩护，以巩固统治地位。

产生原因

1、战国时期养士用士之风的自然发展。

2、齐国封建经济发展的结果。

3、齐威王文教政策开明的体现。

建立霸业

古器物铭文《陈侯因敦》记载：“其唯因，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大意是齐威王（因即因齐）要发扬他父亲桓公午的光荣传统，远要以黄帝为祖宗，近要继承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

创建

稷下学宫创建于齐威王初年，是齐威王变法改革的产物。齐威王是田齐桓公的儿子，据《竹书纪年》推算，他于公元前356—公元前321年在位，共在位36年。齐威王初即位时，喜好声色，饮酒作乐，常常通宵达旦而不理朝政。但很快在邹忌、淳于髡的劝谏下振作起来，决心改变齐国的现状，进行变法改革。

齐威王是个有雄心壮志的国君，他以“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精神，任用邹忌为相，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进行变法改革。他从考核官吏，赏罚分明，树立清廉的风气入手，烹了阿大夫，封赏了即墨大夫，并“谨修法律”，实行法治。他还广开言路，奖励批评，从而揭露弊政，以便于改革；重视人才，选贤任能；加强边防，积极奋战。齐威王不以珠玉为宝，而以人才为宝。戍守边防的田忌、檀子、黔夫等都能独当一面。而且用人不受宗室血缘关系的限制，往往破格提拔。邹忌出身为布衣之士，孙膑是从魏国逃来的“刑余之人”，淳于髡本是髡钳家奴，为赘婿，都被委以重任，位在上大夫之列。

稷下学宫的创建当是齐威王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徐干《中论·亡国篇》说：“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这里所说的“齐桓公”，很可能是齐威王之误。因此，郭沫若曾经认为徐干创作的《中论·亡国篇》中的齐桓公即齐威王，不是没有道理的。徐干该篇不是专论稷下学宫起于何时，而是顺便提到此书而已，其有误是不足为怪的。

齐威王之所以创建稷下学宫，除了受魏文侯尊礼子夏建立西河之学的影响和广开言路之外，更有他为巩固田氏政权的统治的苦衷。据《史记》记载，田氏欲代姜氏有齐国，非一世也。其中田常（田成子）杀齐简公是最重要的一步。当田常已经杀了简公，害怕诸侯们群起而攻之，于是“乃尽归鲁、卫侵地，西约三晋、韩、赵、魏氏，南通吴、越之使，修功行赏，亲于百姓，以故齐复定”。可见，田氏取代姜氏的过程中，在外交、内政上作了大量的工作。到太公田和迁齐康公于海上，又在浊泽与魏文侯会盟，请魏文侯出面求立为诸侯，得到周天子与诸侯们的同意，才于“齐康公十九年（公元前386年）田和立为齐侯”。田齐政权的建立，也是来之不易，而且害怕落个篡弑的恶名，他们总不忘为“田氏代齐”的合理性制造舆论。因此，齐威王创建稷下学宫是下了很大本钱的。稷下学宫规模宏大，“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稷下先生们也受到尊宠，到齐宣王时，“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徙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以致稷下先生多达千有余人，而稷下学士有“数百千人”。由于稷下学宫集中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因此便出现了《黄帝四经》、《管子》等一大批著作。

存在时期

战国时期，齐国是东方大国，鲁国不但弱小，而且很快就灭亡了。战国时期齐国的文化圣地就是稷下学宫。它基本与田齐政权相始终，随着秦灭齐而消亡，历时大约一百五十年，随着稷下学宫的消亡，稷下之学开始流散六国。

创设条件

齐国本是周朝开国大臣姜子牙的封地，姜齐奉行尊贤尚功的国策，很快开发成为强国，春秋时期，一度成为霸主。到公元前386年，失去社会支持的姜氏失去政权，经过几代努力而获得齐国上下广泛支持的田氏，取代姜氏，田和成为齐国君主，日渐衰微的周王朝及其封国都对此表示承认，这一事件被称为田氏代齐。王族换了，国家依然兴盛， 对于这次“篡位”，一直以来很少听到批评的声音，甚至很少有人以“篡位”称呼此事。对此庄子有句辛辣的评论道：“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见《庄子·外篇·胠箧第十》）

田齐的第三代国君齐桓公田午，为聚集人才，在齐国国都临淄西门外创建稷下学宫，将学者封为“大夫”。学宫延续至末代齐王田建时期方才衰弱。这个学宫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才消失，与田齐政权存在时间基本一致。

发展

稷下学宫始建于齐桓公田午时。“齐桓公（田午）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尊宠之”（徐干《中论·亡国》）。齐桓公田午弑其君田剡及孺子喜而自立，田齐第三任国君，公元前374年至公元前357年在位。稷下学宫即创建于田齐桓公执政时期。当时，由于田氏代齐的时间还不久，新生的封建政权有待巩固，而人才又十分匮乏。于是桓公田午继承齐国尊贤纳士的优良传统，在齐都临淄的稷门附近建起了巍峨的学宫，设大夫之号，招揽天下贤士。这时的稷下学宫尚属初创阶段。只是到了齐威王、宣王之际，随着齐国国势的强盛，才得以充分发展达到鼎盛阶段。

齐威王当政，在邹忌等人的辅佐下，采取革新政治、整顿吏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选贤任能、广开言路，扩建稷下学宫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措施，终于使齐最强于诸侯，稷下学宫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风俗通义·穷通》说：“齐威、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由此可见，稷下学宫在齐威王时有了很大发展。

公元前319年，齐宣王即位。当时齐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壮大。齐宣王在位期间，借助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一心想称霸中原，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为此，他像其父辈那样广招天下贤士而尊宠之，大办稷下学宫。为稷下学者提供优厚的物质与政治待遇，“开第康庄之衢”，修起“高门大屋”，政治上，授之“上大夫”之号，享受大夫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勉其著书立说，展开学术争鸣，鼓励他们参政、议政的热情和积极性，吸纳他们有关治国的建议和看法。因此，吸引了众多的天下贤士汇集于稷下。这一时期的稷下学宫，在其辉煌的历程中，发展到最高峰。《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次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这即是说，继齐威王时稷下学兴盛之后，齐宣王时再度兴盛起来，而达到鼎盛时期。这种盛况，既是齐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产物，也是当权者重贤用士，思想开放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功能询议

稷下学宫是齐国君主咨询问政及稷下学者议论国事的场所。齐国执政者不惜财力物力创办稷下学宫，实行各种优惠政策，招揽天下有识之士，其根本目的就是利用天下贤士的谋略智慧，为其完成富国强兵、争雄天下的政治目标。因为他们懂得“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致远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说苑·尊贤》）的道理。而被稷下吸引来的稷下学者都有着积极参与现实的功业思想，他们高议阔论、竞相献策，期望自己的政治主张被齐国执政者所接受、采纳。《新序·杂事》说：“稷下学者喜议政事。”《史记·孟荀列传》说：“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学者……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

齐王向稷下学者咨询国事、天下事，使得稷下学者发挥了智囊团的作用，稷下学宫也因此成为一个政治咨询中心。例如，淳于髡曾用隐语谏威王，使之戒“长夜之饮”，从消极悲观中振作起来，亲理国政，奋发图强；他又以“微言”说齐相邹忌，敦促其变法革新。齐宣王与孟子曾多次讨论政事，探求统一天下的途径。王斗曾直面批评宣王“好马”、“好狗”、“好酒”，独不“好士”，直到宣王认错、改错为止，“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战国策·齐策四》）。这些都显示了稷下学宫的政治功能。稷下学者进言，齐王纳言，是稷下学宫作为政治咨询中心的一大特色。

教育

稷下学宫又具有培养人才，传播文化知识的性质，被后人称为“田氏封建政权兴办的大学堂”，“齐国的最高学府”，其在教育史上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稷下学宫具有后世大学的基本要素，是以教育功能为主体，兼具学术研讨争鸣及为现实政治服务功能的高等教育大学堂。稷下学宫绝不是历史上官学的复归，而是在传承中创新，在变革中重生：使官、私学结合，让官学走出官府，成为社会之大学；变“政教合一”为政教结合，提升了大学为国家政治服务的内涵；稷下学术的交流、发展，创新、突破，哲学大师的不断成长和涌现，使其真正具有了后世所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本质属性。稷下学宫在继承、发展了孔子私学的本质属性和诸多优势的同时，对私学的创新、超越展现在：变一人之教为大师云集的众人之教；变一家之学为百家之学的传承与争鸣；变传授历史知识为主为研究现实、面向未来为主；由个体私学向私学教育联合体性质的实体发展。并以国办官学的形式，积极主动地影响和导引了战国私学的发展方向。

作为教育功能，与后代学校相比，它既有一般学校的特点，又有历史的独特性。稷下学宫具有一般学校的性质和活动特点。首先学宫具有规模宏大的校舍条件，“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正说明校舍建在交通要道，并且相当宏伟壮观。其次，有众多的师生在开展较正规的教学活动。《战国策》载田骈有“徒百人”，《孟子》记载孟子出行“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稷下最为前辈的学者淳于髡也有“诸弟子三千人”之称（《太平寰宇记》引《史记》）。宣王时，稷下的师生数量多达“数百千人”。由此可见师生人数之众。如此师生济济一堂，定期举行教学活动，再次，稷下学宫有较严格的规章制度。根据郭沫若的考定：《管子·弟子职》篇当是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里面从饮食起居到衣着服饰，从课堂纪律到课后复习，从尊敬老师到品德修养，都规定得详细严格。从此，可见当年稷下学宫的规章制度也是健全、严格的。

学宫具有独特的教育特点。游学是其教学方式之一。学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老师可以在稷下招生讲学，即容许有学与教两个方面的充分自由。这些游学方式的施行，就使学士们开阔了眼界，打破了私学界限，思想兼容并包，促进了各种学说的发展和新学说的创立，大大促进了人才的培养和成长。稷下学宫便成为教育人才的中心。

学术

稷下学者总是针对当时的热点问题阐述政见。他们学识渊博，长于分析问题，在表述上旁征博引，穷尽事理，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和学术性。同时，由于稷下学者学派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案有异，而会竞长论短，争论不已。最终促进了稷下学宫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的形成，使稷下成为当时发展学术、繁荣学术的中心。

在学术上，稷下学宫具有兼容百家之学，多元思想并立，各家平等共存，学术自由，相互争鸣，彼此吸收融合等多方面的特点。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荟萃的中心有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五行家、纵横家、道家、兵家等各种学术流派，都曾活跃在稷下舞台上。稷下学者因政治倾向、地域文化、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差异，各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从而使稷下学宫形成了思想多元化的格局。在这种形势下，稷下各家为求得自身的存在与发展，相互间展开论争，使稷下学宫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在论争中，不仅充分展示了各自的理论优势，而且使学者们也认识到各自的理论弱点，促使他们不断吸收新思想，修正、完善、发展自己的学说。论争促进了不同学术见解的思想渗透和融合。

因此，郭沫若高度评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的一个最高峰的。”总之，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发展，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开创了百家争鸣的一代新风，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学术文化大繁荣的黄金时代的到来；同时，稷下学开启秦汉文化发展之源，对秦汉以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

稷下学者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仅就稷下学者的著作来看，其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教育、道德伦理、文学艺术以及天文、地理、历、数、医、农等多学科的知识。这些著作的问世，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先秦思想理论宝库，促进了战国时代思想文化的繁荣，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

性质特点

稷下学宫实行“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的方针，学术氛围浓厚，思想自由，各个学派并存。人们称稷下学宫的学者为稷下先生，随其门徒，被誉为稷下学士。

齐威王即位，为革新政治，选贤任能，广开言路，进一步扩建了稷下学宫。齐宣王时期，采取了更加开明的政策，“趋士”、“贵士”、“好士”，稷下学宫的规模和成就达到顶峰（滥竽充数这个典故就和齐宣王有关）。齐宣王对稷下学宫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时，四方游士、各国学者纷至沓来，“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儒、名、法、墨、阴阳、道、小说、纵横、兵家、农家等各家学派林立，学者们聚集一堂，围绕着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礼法、王霸、义利等话题，展开辩论，相互吸收，共同发展，稷下学宫达到鼎盛。世称“百家争鸣”。对此，司马光在《稷下赋》中说：“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

然而，齐闵王后期，不听谏言，邹衍很快离开齐国去了燕国，随后，齐几乎为燕将乐毅攻灭。齐襄王时期，齐国重建，虽然努力发展稷下学宫，但是稷下学宫仍然没有能够恢复到鼎盛时期的面貌。

至齐襄王的儿子齐王建即位，稷下学宫未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并随着齐的灭亡而消失。

稷下学宫的性质：

①稷下学宫是一所由齐国官家出资操办而由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学校，始终不改变养士、用士的基本目的。从其主办者和办学目的来看，稷下学宫是官学。

②稷下学宫是由养士制度发展演变而成的教育机构，它保持了充分尊重士人之讲学，不加干涉与限制的风范，其教学与学术自由，体现出私学的性质。

③稷下学宫是一所集讲学、著述、育才活动为一体并兼有咨政议政作用的高等学府。

稷下学宫的特点:

①学术自由，表现在——稷下学宫“不治而议论”，拥有相当的独立和自由；来者不拒，包容百家；欢迎游学，来去自由，表现在——学术论辩，相互争鸣及吸取。

②待遇优厚，包括给予“不治而议论”的政治待遇及优厚的物质待遇。

孟子和稷下

据徐干《史论·亡国篇》：“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孟轲之徒皆游于齐。”此处的齐桓公即田齐桓公午。徐干说齐桓公创立稷下学宫，钱穆认为此说“《中论》以外无言者”，即是孤证。而此说在时间上有矛盾，田齐桓公午在位19年（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57年），在此期间，孟子并未游齐。钱穆也说：“桓公（田午）之卒，孟子作不过三十，谓其已游齐，亦恐不然”。《风俗通义·穷通篇》说：“齐威、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孟子第一次游齐当在齐威王之时。

徐干说，稷下学宫创建，孟子即游于齐。很可能徐干所说的齐桓公是齐威王之误。因此，郭沫若在曾主张徐干《中论·国篇》中的齐桓公即齐威王是有道理的。孟子初次到稷下学宫是哪一年呢？据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说，齐威王元年是公元前356年，孟子游齐不当在此年。司马迁说：“齐威王即位以来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其后威王才振作起来，重用邹忌、淳于髡等，“济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可见齐威王招贤人聚稷下，当在重用邹忌、淳于髡之后；故定孟子第一次游齐在齐威王十年，即公元前347年比较合适。这就是说，齐稷下学宫约创建在公元前347年。孟子约生于公元前390年，此时已43岁，学成之后，以孔子嫡传自居，听说齐威王招贤，就想依靠齐威王推行其“仁政”主张。于是由邹子第一次到齐都临淄，成为最早的一批稷下先生。

孟子在齐并未得到齐威王的重视；孟子与稷下先生淳于髡颇不相得，受其讥讽。有“男女授受不亲”的辩论（《孟子·离娄上》），又被齐人议论。孟子说：“我无官守，我无言责，则吾之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孟子·公孙丑下》）可见孟子第一次游齐的初期在稷下学宫未能获得重要地位，在齐并不得志。由此也反映出稷下之学并非以儒学为主。但是它又不完全排除儒学。孟子在稷下仍有容身之地，只不过受到一般待遇罢了。

不过，孟子还是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比如，他让大夫谏齐威王，威王不听，于是辞职。孟子又与匡章交游，使齐威王改变了认为匡章不孝的看法，后来威王用匡章为将，打败秦国（公元前335年）。并“兼金一百”以示特殊优惠，但孟子却以“未有处”而不受（《孟子·公孙丑下》）。此时孟子在稷下学宫虽无显赫地位，但他在那儿呆的时间并不短。孟子为什么在三年之丧返齐后又离开稷下学宫呢？从齐宣王时“稷下学士复盛”来看，大概在齐威王后期，孟子已无落脚之处，此时又听说宋偃王将行“王政”，故孟子去齐至宋（约在公元前323年）。

孟子在齐宣王时第二次到稷下学宫：孟子在游历宋、薛、鲁、滕、魏之后，在齐宣王时，再次来到稷下学宫。《盐铁论·论儒篇》说：“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可见孟子在齐宣王复兴稷下学时再度游齐是毫无疑问的。

关于齐宣王时稷下“复盛”在何年的问题，钱穆提出：“《世家》叙此年于宣王十八年，以下宣王十九年而卒，而此事无确年可系，故书于其卒前耳。狄子奇《孟子编年》遂谓‘宣王十八年兴稷下’大误。周季《编略》误亦同。”（《先秦诸子系年·稷下通考》）这里钱穆虽然提出了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我认为，齐宣王时稷下“复盛”，就在齐宣王初立之时，与孟子第二次到稷下学宫的时间是一致的。前面已说过，齐威王元年当公元前356年。《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可见威王卒在公元前321年，齐宣王元年为公元前320年。梁寰王继位于公元前319年，孟子在见梁寰王即位后即由大梁（开封）到齐稷下学宫，正值齐宣王即位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319年。这在《孟子》一书中是显而易见的。《孟子·尽心上》说：“孟子自范之齐。”范，今山东范县东南20里，为从大梁到齐的要道，《孟子·告子下》说孟子“由平陆之齐”。平陆也是由梁到临淄的必经之地。据阎若璩《释地续》说：“平陆为今汶山县”，当是齐的边邑。

孟子第二次到稷下之前，名声早已很大，有“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了。因此，他一到稷下学宫就受到齐宣王的尊敬，并为齐卿（《孟子·公孙丑下》），与在齐威王时他初次到稷下所受的冷遇是大不相同了。其地位似乎有所变化，得到了客卿的待遇。故孟子丧母，由齐归葬于鲁才能够“木若以美然”（《孟子·公孙丑下》，用卿之礼葬母，才会有后丧前丧之说。刘向《新序》说：“齐稷下先生善议政事”。孟子与齐宣王论政，在《孟子》中记载甚多。那时齐宣王雄心勃勃，想称霸诸侯。故问孟子“齐桓晋文之事”，而孟子却对他大谈其“仁政”的主张（《孟子·离娄下》）。以后多次论政，从各方面谈“仁政”，如论“贵戚之卿”和“异性之卿”（《孟子·万章下》），论君臣关系（《孟子·离娄下》），论“汤放桀，武王伐纣”（《孟子·梁惠王下》），论“尚贤”（同上），论“与民同乐”（同上）。孟子在齐言辞锋利，有时弄得齐宣王无言答对，以致“王顾左右而言他”（同上）。

但是齐宣王并不完全采纳儒家思想，也不打算实行孟子的“仁政”主张，而是继续实行尊黄崇老的政策。后来因燕王哙让位于子之引起燕国内乱。齐宣王派兵伐燕并取燕，以至于燕人叛。后来两人关系破裂，孟子便辞去卿位，离开齐国，过宋归邹，最后终老于邹。孟子离齐时间是在公元前312年。除了宇宙本原之论，此外，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内容还很多，如杨朱的力命之辩、名实之辩、道儒墨的天人之辩、义利之辩、王霸之辩、攻伐寝兵之辩等等。

历史地位

从稷下学宫的施行方针及其成果意义来看，稷下学宫完全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真正的第一所大学，第一所学术思想自由学科林立的高等学府。作为战国时期学术中心与教育中心的稷下学宫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游学为主，来去自由；各家并立，平等共存；百家争鸣，自由辩论；相互吸收，融合发展。在战国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文化土壤中，稷下学宫集智囊机构、学术中心、教育中心于一体。稷下学宫的多重功能是有机和谐地统一在一起的，其政治功能是以学术活动和教育活动为基础实现的，而其学说功能又是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通过教育的实践活动来传播和实现的。 

历史意义

秦朝设有七十员博士官的制度，据说是沿用了齐国稷下学宫的传统；而且，秦的著名博士叔孙通（为汉朝制订朝礼，朝礼制定后，刘邦曾经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就号称“稷下生。”

稷下学宫本身有很多功能：其成员即可以充当政府的智囊团，又著书立说进行学术研究，由于广收门徒，还起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可以说是一所非常成功的大学。战国时期，三晋纷乱，楚则保守落后，秦虽是新兴，文化未盛，齐几乎始终领导文化潮流。而中国自秦以后的各种文化思潮，差不多都能从稷下找到源头。如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学，基本上是孟、荀两派理论的交替使用；再如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一直在中国盛行，并且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在中国几千年历时中，稷下学宫学术氛围之浓厚，思想之自由，成果之丰硕，都是独一无二的。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重要阵地，是中华文化兴盛发展的典型代表。由此形成的稷下学术精神，主要表现为：关注现实、明道救世的务实精神，兼容并包、相互交融的自由精神，彰显个性、实现价值的主体精神，以人为本、重视民生的民本精神，尊道贵德、礼法并重的和谐精神等。稷下学术精神在中华文化精神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它不仅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兴盛繁荣，而且推动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

网民嚎叫：

这些流派并不是偶然产生的，是在不断的辩驳与实践中慢慢汇聚而成，作为文化交流的象征地之一，稷下学宫在战国时期起到的作用非同寻常，从这里走出来的人才多不胜数，那稷下学宫中又出了哪些大师呢？

"稷下学宫"大约存在了一百五十多年，基本上与田齐政权共存亡。后来因好大喜功的齐愍王穷兵黩武，不主张"黄老之说"，"稷下学宫"走向衰落，齐国被秦灭掉后，"稷下学宫"也随着消失。"稷下学宫"主导的"黄老之说"亦逐渐流散。

谢选骏指出："稷下学宫"虽然消失，"稷下学宫"主导的"黄老之说"好像逐渐流散——但其实却对西汉政治产生了极大影响，进而加速了汉朝的文明化，所以可说稷下精神永世长存了。由此可见，哲学确实没有新的处境，哲学的命运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