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富贤：建议降低结婚年龄到17岁 让女性30岁前可生3孩》（2020-09-07 白双路）报道：
8月14日，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刊登了南京大学的刘志彪、张晔撰写的《提高生育率：新时期中国人口发展的新课题》一文，建议充分利用社会抚养费，鼓励家庭生育。其中，可以建立生育基金制度，40岁以下的公民，不分性别，每年必须向生育基金缴纳一定比例的工资。
基于此，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研究员、《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福贤博士认为，设立生育基金的做法实际上是，过去一些地方强制支付“无过生育保障”(只能在绝经后领取)和社会抚养费的想法是一致的，这将迫使更少的学生成为更多的学生。这不仅侵犯了人权，还降低了生育意愿和生育率。
以下是易富贤博士观点的全文:
当人口政策到了关键时刻，各行各业的人都在一个接一个地摩擦热点，干扰视听，误导人们并做出决策。例如，江苏的《新华日报》刊登了南京大学的刘志彪和张野的文章《提高生育率:新时期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提出要充分利用社会抚养费，鼓励家庭生育。建立生育基金制度。40岁以下的公民，不分性别，每年必须缴纳一定比例的工资。
事实上，设立生育基金的做法是，过去一些地方强制支付“无过生育保障”(只能在绝经后领取)和社会抚养费的想法是一致的，这将迫使更少的孩子成为更多的孩子。这将降低生育意愿和生育率。
南京大学的两位教授不知道该怎么想，但他们认为，他们可以用社会抚养费来鼓励生育。每年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只有200多亿元(而每年财政对计划生育的投入却有几千亿元。)，并没有进入国库。社会支持的存量是多少？仅靠这种股票怎么能鼓励生育呢？
有记者还问我：“从文章的细节来看，似乎有些意见还不错。你认为什么意见更可取？”
我当时说，这篇文章中有价值的想法是我们多年前冒着很大风险提出的。现在他们只是随意地把它堆积起来，创造了错误的核心思想。你要我评估他们的细节吗？
我们不能继续把人当作“物体”，认为人口就像自来水一样，我们可以想关就关，想开就开。
尊重生命，欢迎每一个孩子，用爱迎接每一个生命，而不是绑架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人口问题不能通过如此小的斗争来解决。尊重生命，以人为本，全面改革经济、政治、社会、卫生、文化、教育、伦理、城市规划等。以便有效地提高生育率。
如果生育率能够得到有效提高，它将为未来几十年乃至数百年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国力提升奠定人口基础。
我曾经在《中国经济报道》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从全球视角探索中国的新人口政策”，其中提到中国的人口政策需要另一种方式。以下是我当时提到的建议：
1.制定反人口危机措施的总体计划。中国的人口结构遭到破坏。为了恢复人口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需要在社会、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和其他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设计应该灵活，禁止胁迫。
2.开展人口危机国情教育，修订教科书，纠正几十年计划生育宣传形成的“人口是负担”的观念，废除不利于生育的法律规定。
3.增强家庭价值。相信家庭价值观的人有很强的生育动机和很高的劳动热情，会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来抚养孩子。例如，钦州、玉林、贵港、广西和广东茂名的传统家庭价值观保存完好，2010年的生育率仍在2.0以上；在东北部，情况正好相反。犹他州是美国各州政府人均儿童投资最低的州，但由于其强大的家庭观念，该州的生育率是全国最高的。
以色列的社会福利水平不高，但它坚持传统信仰，生育率高达3.0。如今，儒家仍然重视教育，私生子的比例很低，这说明重视家庭的文化基因依然存在。
传统的家庭价值观是“自然进化”的结果。建议“保存”(不背离“自然法”)和“改造”(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重建经济基础)。
4.平衡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保护妇女权益。家庭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社会保障制度应与家庭建设相结合，这符合中国传统，是中国的良好制度资源，可以纠正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弊端。
有人建议把养老和抚养小孩联系起来，这样很多孩子就能得到更多(来自孩子和社会保障)。以夫妻为“共同纳税人”，即使一方不工作，双方都可以领取养老金；有更多的联合税和更多的养老金。
这样，夫妻双方努力生产人口和物质(提高他们抚养孩子的能力)；多生孩子，好好抚养他们(避免不负责任的生育)。生育率和劳动参与率都很高。离婚使这一制度的设计更加困难，需要长期的会计平衡，需要精心设计，以公平地保护妇女的权益。
如果向妇女提供合理的带薪产假，由国家社会保障支付，而不是由雇主支付，雇主不会歧视妇女。带薪产假可以由祖父母分享(计算工作、计算服务年限和支付社会保障)，这样母亲就可以提前重返工作岗位。有许多孩子的家庭可以退税。医疗保险、公园门票等。以家庭为单位，“添子不添银”。
5.平衡儿童和老人的福利。发展型福利优先于消费型福利，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不可能取消社会保障，那么应该提供儿童福利；无论儿童的福利有多高，都只是老年人福利的一小部分。
将来，中国的劳动力会减少，面包会越来越少。应该设立一条红线，使社会养老金只能得到红线内的“面粉”。养老行业和养老智库的责任是用这些“面粉”高效地制作美味而充足的“面包”，而不是分割更多的“面粉”。
6.平衡生育能力和养育能力。在农业社会中，生育力和养育能力是同步的。但是现在当你有生育能力的时候，你就没有养育孩子的能力；当你有能力抚养孩子时，你就失去了生育能力。建议将法定结婚年龄降低到17或16岁，目前英国为16-18岁，美国为18岁(经父母同意和/或法院允许，可以是16-18岁；孕妇可以更早)。
现在，随着教育效率的提高，小学应该缩短为5年，初中和高中为5年，义务免费教育为10年。区分男女教育，推广网络教育，使女性平均初育年龄控制在25岁以内。大多数女性都有条件在30岁前生育三个孩子(这也有利于优生)，并顺利进入职场。
为了减少育儿能力和生育能力之间的时间差，政府应该给予生育补贴。日本孩子出生时可以得到42万日元。此后，3岁以下儿童的每月补贴为15，000日元；3岁小学毕业，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10，000日元，第三个(或以上)孩子15，000日元；初中生10，000日元。生育津贴中加入了“婚姻促进费”，以帮助地方政府举办相亲活动，婚介机构使用“大数据”进行匹配和分析。
易富贤:建议降低结婚年龄到17岁 让女性30岁前可生3孩
逐步将财政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5.5%，优先保障婴幼儿的营养、健康和早期教育。免费体检和送货。将建立更方便的托儿中心和课后托儿班，3至5岁的儿童将免费进入幼儿园和托儿所。鼓励退休老人参与儿童保育。限制课外辅导课，加强课堂教育，淘汰不合格教师。完善高校贷款和助学金制度，为大学生创造工作条件。
为年轻人提供优惠的抵押贷款和租金。增加城市土地供应，将建成区的土地控制标准从每平方公里10000人降低到4000人，可以降低房价，改善交通，缩短通勤时间。城市和住宅设计应该“适合生活”，这有利于主流家庭抚养三个孩子和照顾老人。
培养纯正的民俗，降低婚姻成本。为了保护生育能力，我们应该确保食品安全，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
7.开展尊重生命的教育，限制中晚期流产。在俄罗斯，怀孕12周后堕胎是被禁止的(因强奸导致的怀孕可以推迟到22周)，堕胎广告也是被禁止的。在美国，51%的怀孕是意外的，由于法律限制堕胎，生育率保持在1.8-2.1。(本文来自郭芙智库)
谢选骏指出：易富贤反对“硬性强制一胎化”，这是对的。但他现在推动“软性强制三胎化”，这是错的——因为这不仅在推动地球暖化，而且也是“违反人权”的软性强制行为。
《我为什么要在《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先生的中大讲座上搅局？》（李思磐）报道：
谢谢吕频和蔡一平女士在我们小小的共和国，一个女权邮件组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谢谢一位我的老师，TA敏感到易先生观点背后可能有性别盲区，并通知我去听了易先生的讲座。
2012年6月6日晚上，我在易富贤先生在中山大学“终结计划生育政策”的讲座上，没有礼貌地一再争夺提问权引起众怒；甚至抱着IPAD冲到讲台位置，要求易先生澄清他“多生”的政策立场，与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和希特勒治下的纳粹德国有何不同；甚至大呼小叫要在场的人好好去看一下易先生的文章，来理解我为何着急。
之前，我其实不怎么了解易先生的研究，除了他反对计划生育的立场。我对他没有预设的反感，因为我反对损害妇女生殖健康、剥夺妇女生育决策权，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强制计生政策。直到我在讲座前搜寻到他的一篇论文（论文待下文再说）。我决定必须去现场向他提问。
我为何忧虑和愤怒？因为我在演讲中，感觉到一种危险的趋势——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男权复辟的气味。在这样的一种政策图景中，生育的主体——女性是不被重视的，她们被视为一种神奇的容器，作为强国保种、富国强兵的工具。
讲座概述：人口与国运
随着老龄化社会和劳动力拐点的到来，对福利制度的忧虑、公众权利意识觉醒和对野蛮强制节育的反感，以及失去独生子女的群体被媒体发现，要求改变现在计划生育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是易先生观点受欢迎的基础。对于他与计生委商榷的数据统计部分，我没有专业的发言权，也基本同意他对人口结构的很多分析。关于强制一胎化政策应该结束，我没有异议。
但易先生至少花了一个小时，讲的主题其实就是“人口与国运”。讲座一冗长，就会有很多破绽。如易先生将历史上一些王朝的覆亡，都跟“淫乱”、“同性恋被宽容”以及“少子化”挂上钩，他也讲了一段蒙古男人要去做喇嘛，导致蒙古女人成为外族淫乱对象之类的故事（我不知道史学家们如何评价他对史实的表述）——总之，古代文明的消失，都是人口的减少（背后通常都是令人恐慌的性乱）的结果；现代国家经济指数的走低，也都是人口减少的结果。历史和社会的多元动因被简化了，变成比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更为刻板的体系。
在讲到战争与人口的关系时，易先生将人口增长归结为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积极因素，并不反思战争本身的逻辑。难道孩子们被生出来，就是为了国家武力扩张当炮灰吗？
但易的“史实”堆砌颇多，听众目不暇接，也基本没有时间一一提醒他查漏补缺。譬如，他讲到苏联解体之前，正是苏联妇女生育率开始高于美国——这本来是正好证伪了他“多生则国运昌”的论点，没想到他话锋一转，说，其实如果不解体，假以时日，苏联就要超过美国。
其实，易先生并没有否定强制计划生育政策的立论前提：为了国家。后者是担心养不起人口要影响国家竞争力，而易则是担心人口太少影响国家竞争力——他们其实是在同一个价值体系下基于不同的数字分析或自身利益，作出相反的结论。出于这样简单的数字逻辑，他也轻率作了各种似是而非的大论断，譬如，他认为人口减少会影响中国在联合国的“国际话语权”。
充满性别偏见的人口/生育分析
最让我坐不住的是，在讲座中，易先生公然否定社会发展的积极成果。譬如，海量的经济学和人口学的量化研究，都证实了妇女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率的反比关系。讲到这里，易先生说：“我们的教育有问题啊。”事实上，入学率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重要指标，提高女性教育程度无论在联合国还是中国政府，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目标。
关于生育性别比，我同意易的意见，中国高达125的生育性别比跟强制计划生育有关系。但是易先生又引出一大通只有结论没有推理的内容，如“男孩癖好是普世的”、“男孩癖好是男性的原始本能”、“母性是女性的生理本能”，等等。他用这些结论编织了一个不怎么稳固的桥，希望过渡到“只要放弃计划生育，性别比自然趋向合理”的结论。
期间，易先生的PPT里出现了一张他肯定认为很有趣的大图：一位骨瘦如柴的老妇抹着腮红、戴着墨镜、浓妆艳抹，旁边的顺口溜文字大意是：中国四千万光棍娶不到老婆了，以至于只能老妇扮嫩，嫁少夫来救光棍（也算救国？）。我觉得这幅画是低俗的性别歧视，不应该在一个学术讲座上出现。于是在讲座后的提问中，我说，你不是说中国妇女丈夫死的早，膝下无儿受（计划生育）害最深吗？那么她们找个年轻的丈夫应该是选择之一（不该被嘲笑）。易的回答是，生物本能决定了男人不会找年长的老婆。
我想说的是，这样的论述过程，充满了男性中心的偏见。“生物本能”在易先生的论述中似乎是万物的律法——性、生育和婚姻，都有被他框定的“本能”自然推导的模式。一些听众的微博（支持者和反对者皆有）把他的观点总结为“超生救国”，是非常贴切精炼的。这是一种在生育政策上的国族主义，个人和家庭，都是国家民族实现目标的工具；主张多生，就是为市场多生产消费者，为国家增加劳动力和兵源——至于个人与家庭按自己的意愿生育决策是基本人权，他并没有提。
提问过程：性别盲的学术社群
于是，我问易先生的第一个问题是，易的多生主张如何建议妇女和家庭政策？事实上易在那个论文里有所涉及，但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部分观众哗然，犹言“这与计划生育有啥关系”。
让我着急的不仅仅是易先生的观点，还有现场听众的态度。在一个有不少公共政策专业背景的听众中，很多人认为我提的问题跟人口政策没有直接关系，把我视为搅局者；在另一些提问者那里，我看不到他们对我和在座的柯倩婷副教授提出的妇女权利问题的思考和回应，我们提出的问题被无视。有的人甚至跟我说，他们考虑的是比较宏观的政策面，不涉及“微观”的问题。总之，愤怒的我被当成疯子。甚至有人问我，有没有结婚，有没有生小孩？
我认为，一切生育政策的讨论如果不考虑女性，都是可疑的。譬如易富贤说使女性不愿意生育的受教育程度提高“有问题”，那么调整的具体对策是什么？减少女性受教育？性别隔离的贤妻良母教育？还是用性别平等、鼓励父母共同教养的政策来支持妇女生育（我在易的讲座里只看到他对女性地位提高的忧虑）？再如，易富贤提出中国家庭应该普遍生3个孩子，才能补偿丁克、一胎家庭的生育不足，那么，如何处理这部分妇女的社会福利、工作权保障问题？
在讲座之后与易先生的交流中，我表达了两个观点：希望他的文章在对外发表前，请在美国的性别和妇女研究的同事帮他看一看，毕竟美国社会和社科人文学界关于性别平等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共识。第二，我仍然表达了希望他能从联合国的生殖健康权框架下去讨论生育政策改变，而非用他津津乐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如‘中国古代社会妇女地位比欧洲高’；‘除了夫权还有舅权’）”来复辟一个家族、社会和国家要求妇女为群体而非自己的利益生育的蓝图。
但易先生之后的回答让我明白为什么整整两个小时的演讲没有提一次人权价值。他说，联合国人口基金以及相关领导者（具体是谁没听清楚）是一个利益集团，就是为了控制人口，他才不会考虑他们那一套呢（大意如此）。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the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的使命是：“促进每一个女人、男人和孩童享受健康生活与平等机会的权利；支持每个国家使用人口数据制定政策和减少贫穷；确保每一次怀孕都是期待中的、每一次出生都是安全的以及每个年轻人都可免于HIV/AIDS 之害；以及，每个女孩和妇女都被有尊严地对待。”为什么易先生不愿意考虑“他们那一套”呢？
妇女和家庭政策：再回到父系家族
现在，我要回到讲座之前我看的易富贤先生的论文《中国人口问题：船大惯性大，调头要趁早》。在提问环节，我问他，这篇文章里的观点是否需要作出修正。他表示仍然坚持。那么好，我列举一下他在“调整人口政策的建议”部分的观点。
这一部分，关于进行再分配，改善民生，进行倾向于支持家庭的政策配套，我大体上是赞同的。但是，我仍然看到这些零散的政策建议中，一种父权制复辟的风险。
请看这一节：
“2.4. 将生育当生产看，尊重男女的天然分工，建议设立母亲节
男女分工是天然的（李白在《蜀道难》就说：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不意味着不平等，忽略男女的天然差别、分工是对女性最大的歧视。男人是物质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女人是人口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现在物质再生产有报酬，人口再生产是免费的，“造人”不如“造物”，驱使女性过度参与物质再生产，等于是挪用了养育孩子的时间、精力、成本。穆斯林国家生育率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妇女劳动参与率低。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居全球17位。20-30岁之间是妇女最佳生育时间，但是在目前的分配制度下这段时间又是奠定事业基础的时期，越来越多的女性将这段时间用来学习和工作，而不是结婚生子。日本有一半的妇女到33岁还没有生育。有生育能力时没有生育条件，等有生育条件后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晚育并且增加残疾儿童的比例。应该改善女生的学制，用分配的杠杆来平衡妇女花费在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时间和精力，降低养育孩子的成本，鼓励妇女在在30岁之前完成生育三个孩子的任务。在建立社保制度的时候让生育与养老金获益适当挂钩。”
易先生创造性地使用了“歧视”一词，也断章取义地使用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一些观点，认为生孩子是女人的“天职”，并且女性应该为这个“天职”得到社会回报——但代价是牺牲近代以来她们在家庭以外获得的机会、被驱赶出职业领域。我曾经见过很多这样“活学活用”的例子，用“支持妇女”的糖衣炮弹来推销保守的性别观。
易看中的是穆斯林国家妇女劳动参与率低对“多生救国”的益处，而并不考虑这可能要牺牲女性生涯发展和社会地位的负面效果。虽然他会引用联合国HDI数据，但他选择性地淡忘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上性别平等排名靠前的国家，解决家庭与工作平衡的社会政策方向：鼓励女性工作，鼓励两性共同从事养育照顾。
再看这一段：
“2.5. 建立新型稳定的家庭模式，赋予婚姻完整的含义
古代自然经济使得男女分工明确，互相依赖，家庭稳定，利益一致，同心协力抚养小孩。现在男女分工不明，经济独立，离婚率高，既浪费生育时间，又提高生育成本，不利于人口再生产。需要通过税收等制度，将单身男女往家里赶，并且不愿意离婚。增加离婚的难度，加强对未成年孩子的保护，加强对已经生育孩子的妇女的法律保护。现在由于孩子少，媒体过度地宣传爱情（将爱情看得比生命还要高，那就当然比社会责任要高，为了新爱可以随便离婚），将婚姻简单地等同于爱情，婚姻简单依赖于性激素水平，爱得死去活来，离得随随便便。要赋予婚姻完整的含义，家庭既是感情、物质利益共同体，又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也是社会的基本细胞。”
税制倾向于鼓励人们结婚，这在很多国家都在实施；婚姻法要加强对未成年人以及生育孩子妇女的保护，这也并不离谱。然而一些看起来合理的观点中，还是夹杂着诸如“增加离婚难度”这样妨害婚姻自由、开历史倒车的观点。
最雷人的是，易先生单列了一条：
“2.7. 保护生育器官
宣传生殖健康知识，加强食品卫生安全。人流和性病是不孕的重要原因。减少人工流产，控制性病传播，降低剖腹产比例。防止性解放思潮的泛滥。”
这完全超过了我的想象力。作为活生生的女性身体一部分的子宫，在这里被当成了某种共同体的“基础设施”，需要以一种标准化的方式予以“维护”。看到这里，我认为，易先生的立场，更接近西方宗教保守派。反堕胎、强调“性道德”对社会秩序的关键作用，结合讲座中易先生的观点，我也可以得出异性恋中心、反对性的多元与宽容、反对性少数群体的结论。
我更不能同意的是下面这一条：
“2.9. 挖掘传统文化，重建新型生育文化
物质条件就像食物的原材料，生育文化是烹调技术。成功的生育文化将节省人口再生产的成本。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内容非常丰富，是一个精神宝库。由于传统文化所依存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已经发生剧变，要想完全恢复传统文化是不可能的。在重建新型生育文化过程中，需带一些“旧土”，保留一些传统的生育文化。比如重视家谱文化、祖宗文化，将清明节、中元节作为法定假日。
如果把这条看起来无害的“文化观点”与之前的数条建议结合起来看，那么，易先生的妇女和家庭政策虽然不完备，但也有了大致的系统性：在传统父权夫权的家族文化背景下，重建父系家族传统，让中国人重归“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为了达到“多子”的目的，妇女要在国家和夫家的经济和政策照顾之下，阶段性就业（30岁以前生3个）、或牺牲大部分职业规划，投入人口再生产。
有人跟我说，易富贤是个“生育自由主义者”，并不主张强迫多生（但当我问到他的观点与齐奥塞斯库反对堕胎政策的区别时，易确实说到罗马尼亚的政策被误解了）。
我想说的是，在易富贤所设想的“超生救国”的大背景下，再加上他鼓吹的“传统生育文化”以及“离婚难度”等因素，即便没有行政强制手段，妇女能有多少不育或者少育、堕胎或不婚的自由呢？在这样刻板的、异性恋婚姻强迫症的环境中，性别少数能有容身之地吗？父权文化的强大之处，就在于他无需论证，无限地被再生产出来，渗透每个人生活的日常细节。
如果易富贤先生不修正他的观点，我认为他的“生育自由/多生救国”，跟强制堕胎的恐怖不相伯仲。正如一位女网友“也要楚天阔”评论的：“我早就看穿他们这帮人了，一边宣扬生育自由，一边对未婚未育的优秀女性冷嘲热讽……他们实际上跟我党的逻辑是一致的，那就是生育不由女性作主，而是由国家作主。如果一定要两者相权，我还是选择我党的计划生育吧。毕竟少生比多生容易些，受罪少些。”
我个人的意见是，生育政策的核心就是生育主体妇女的意愿和权利。一切不以妇女权利为核心的生育政策都应该被抛弃。
我也建议全国主张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的同仁，在易先生出现的所有讲座场合，坚持向他质疑和提问。
谢选骏指出：上文主要是从“女权”角度质疑易富贤的言论——在我看来，如果能从“人类权利”和“地球生命权利”的角度看看“人口爆炸”作为“地球暖化的总加速师”是如何有害，就更有说服力了。如果那样，“软性强制三胎化”就无法作为一个“新国策”冒头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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