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东汉与西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朝代

《从洛阳东汉帝陵看两汉陵寝制度的不同》（任晓莹2018-04-11 澎湃新闻）报道：

在去年一整年的海昏侯热中，读者们多半会被层层叠叠繁复华丽的随葬品吸引住目光，而对两汉高等级墓葬的葬仪葬制本身了解不多。一年一度的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结果将在10日下午揭晓，在进入终评的二十六个新发现中，洛阳东汉帝陵可谓是一瞥汉代帝王陵寝制度的绝佳材料。

持续十六年的考古历程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现与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合并为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第一次对东汉帝陵展开考古调查工作，是在国家文物局对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项目立项后的2003年。此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曾对邙山和洛南这一区域内可能属于东汉帝陵的二十余个墓冢进行了踏查。

考古调查，意在了解帝陵之地望。首先判断东汉帝陵的分布区域，再找出每座陵冢的陵园范围，最后对其归属进行分析。简而言之，就是回答“在哪”、“多大”和“属于哪个皇帝”这三个问题。就东汉帝陵而言，由于墓志刻石之类的材料是更晚期才出现的，无法像调查西晋、北魏帝陵时直接利用碑刻或周边墓葬的墓志记载来交叉判断，只能依靠考古类型学原理，结合文献材料进行实地调查和勘探。

根据《续汉书·礼仪志》等史籍，除献帝禅陵位于河南焦作修武县之外，其余十一座帝陵均位于洛阳，按位置分为汉魏洛阳城北兆域(孟津县境内)的五座，包括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冲帝怀陵和灵帝文陵，以及南兆域（偃师市境内）的六座帝陵，即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殇帝康陵、质帝静陵和桓帝宣陵。

2012年，针对东汉陵园的主动发掘工作首次展开。截至2017年，先后发掘了孟津县朱仓村M722东汉陵园遗址和伊滨区白草坡村东汉陵园遗址，累积发掘面积超过14000平方米。截至目前，勘探总面积256万平方米，已经进行考古勘探的帝陵共七座，分别是大汉冢、二汉冢、三汉冢、刘家井大冢、朱仓M722、朱仓M707、白草坡村东汉帝陵。在封土周围均发现大面积的陵园建筑基址，集中分布在封土东侧或东北侧，发掘者认为存在内、外两重陵园。陵区发掘工作基本复原了东汉帝陵的面貌，回答了陵园布局、陵区内建筑结构等问题。陵园的始建年代和使用年代由于缺乏完整的证据，出土遗物常常缺乏可靠的地层关系，且“整个陵区从东汉早期到晚期都有建设，单个陵园内出现不同时期的遗物实属正常”，因此尚未对各陵园的归属形成定论。由于在可见的未来都不会对帝陵本体做考古发掘工作，对帝陵陵园的考古发掘就是我们了解两汉陵寝制度的核心材料。

西汉东汉大不相同

总体上看，西汉和东汉帝陵在陵寝制度上已经出现较大变化，东汉陵园的考古工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封土形状不同。

封土是指堆砌于墓室之上、高于地面的土丘，多认为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聚族而葬的“公墓”制转向以财富、地位维系的共同体葬于一处的制度，出于强化辨识度的要求而产生。西汉帝陵均为覆斗形封土。2004年7月对偃师地区的大型东汉墓葬钻探发现，耕土下残留的封土为椭圆形。

二、墓室形制不同。

西汉帝陵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即从地面竖直向下挖出墓穴，再用数重棺椁装殓遗体与随葬品置于其内。西汉帝陵的椁室为“黄肠题凑”，即用柏木芯构筑的框形结构。东汉帝陵已探明为方坑明券墓，但未经发掘，推测为砖石混合型的回廊形墓室。

三、墓道数量不同。

西汉帝陵为四条墓道的繁体“亚”字形墓，四条墓道除了表明等级最高之外，其必要性在于搬运开挖墓圹产生的大量土石以及安装木椁。东汉帝王陵墓使用一条墓道的洞室墓，平面呈“甲”字形，一方面强调了祭祀空间，另一方面是由于砖石墓的建造不需要四条斜出的墓道。

四、帝后合葬方式的变化。

西汉时期，皇帝和皇后虽埋葬于同一陵园，但位于陵园内的不同位置，墓室和封土都是分别建造，“同茔不同陵”。东汉时期有明确记载，“合葬，羡道开通，皇帝谒便房”，帝后葬于一室。

五、外藏系统不同。

外藏系统指商周时期以来，出于“事死如事生”的需要，为逝者分门别类准备的“婢妾之藏”“厨厩之属”等各类随葬品。西汉时期，外藏系统为陵冢内外大量不同类别的陪葬坑。东汉帝陵中，就目前调查勘探的情况来看，没有发现与墓室分离的外藏系统，应当是由于洞室墓的耳室、前室等取代了陪葬坑的功能。

六、陵园的封闭方式不同。

西汉时期，帝陵陵园皆以垣墙封闭，直到光武帝原陵，文献中也记载是使用修筑垣墙的方式。而自明帝开始，“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开始使用“行马”来作为陵园的界限。“行马”是指宫门、官署前阻拦同行的路障，一般认为是木质的栅栏。

七、此外。

东汉陵寝的规模远远小于西汉时期，一方面是由于投入较少，另一方面和盗墓风气日盛、社会上层提倡“薄葬”有关。

从帝陵材料研究社会变迁，问题何在

从帝王陵墓到刑徒墓地，墓葬材料既是探索死者生活习惯、爱好、社会经济地位的一手材料，更可以被用于观察长时段的历史和社会变迁。洛阳东汉帝陵的考古新发现，对于考古和历史研究者而言十分珍贵，可以借此进一步研究帝陵建制和发展脉络，从而阐释陵寝制度背后所隐藏的政治、经济、社会意涵。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墓葬的特殊性质，在被用于分析死者生前的活动时，有其天然的局限性。

埋藏和形成考古记录的过程会损失部分信息。发掘者和研究者只能看到遭受过自然和人为破坏的“墓”，很难复原“葬”的过程。而发掘工作本身，也会造成部分信息的损失信息的逐层递减，需要尽可能地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尤其需要结合同一时段同一文化的其他遗迹进行观察。

其次，对于帝王陵墓而言，可能有一部分物品，是在墓主人死后才被选中作为其随葬品的。皇帝的生前和死后，其社会性和社会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陪葬品并不一定是墓主人生前拥有或者使用的东西，也可能被用以表达死者和生者之间的关系，或生者自身的意识。墓葬是意识形态最集中的表现，是对现实社会网络的歪曲再现，并不直接反映真实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而可能是被构建的一种镜像中的形态。

第三，对于研究者本身来说，只通过研究墓葬材料来观察社会生活的全貌是不够的。绝大多数社会活动，都不会直接表现在墓葬中。诸如财富地位、信仰习俗、亲缘关系、社会结构，在下葬的仪式、随葬品以及墓地的构建中，都只有部分的呈现，墓葬提供的只是一幅拼图的一部分材料。以上这些因素，都要求考古研究从实际出发，从材料引出理论而非相反，研究者需要结合同一文化的多类遗迹来重建社会面貌。

参考文献：

《洛阳孟津朱仓东汉墓园遗址》，张鸿亮; 严辉; 史家珍; 卢青峰

《洛阳朱仓东汉墓发掘简报》，张鸿亮; 司马俊堂; 张海涛; 郭朝杰; 高虎

《东汉“原陵监丞”封泥考略——兼谈汉代陵园职官》，张鸿亮

《略谈东汉帝陵陪葬墓茔域问题》，张鸿亮; 卢青峰

《洛阳孟津朱仓东汉帝陵陵园遗址相关问题的思考》，严辉

《东汉帝陵有关问题的探讨》，韩国河

《偃师洛南东汉帝陵考古勘探报告》

《洛阳邙山陵墓群第一阶段考古报告》

谢选骏指出：直接的考古资料比间接的文献资料更为直观地先人们显现出——东汉与西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朝代，而根本不是一个类似南宋与北宋、南明与明朝那样连续的权力中心。在我的“中国文明分期”的历史观念中，东汉与西汉的关系，更加接近清朝与明朝的关系。

《考古大揭秘：东汉帝陵封土颠覆千年传统由方变圆 影响至今》（2018年04月03日 大河网）报道：

土丘坟的形状，从战国时起就以方形为贵，延续几百上千年之后，东汉帝陵由方变圆，改变了这种审美。

□大河报记者李岩实习生王梅竹文图

核心提示｜作为中国古代墓葬礼制最高等级表现，历代帝陵的葬俗变化都深刻凝聚着时代文化基因，也为后世所看重。在这其中，东汉帝陵一改之前帝陵普遍采用的覆斗形封土，而将封土修造为圆丘形，成为中国帝陵建造史上尤为重要的变革，一直影响至今。

东汉帝陵的这种外在最为显著的改变，到底有何种呈现？背后蕴含了哪些独特的文化？随着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历时15年的东汉帝陵考古发掘成果于近日公布，这些谜团也得到了更为全面的诠释。

改方为圆——东汉帝陵封土颠覆传统

作为第二个大一统王朝，延续400多年的汉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承前启后的文化，造就了汉代帝陵在中国帝陵建造史上浓墨重彩的地位。

说到两汉帝陵，东汉帝陵的变革尤为引人注目。

在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启动对东汉帝陵考古发掘之前，学界、坊间对东汉帝陵的了解，仅限于文献记载和学术猜测，并未从现实中得到证实。

3月31日，洛阳市文物局、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召开了“洛阳邙山帝陵群东汉帝陵考古收获专家座谈会”，历时15年的诸多考古发掘成果得以详细披露。

作为此次考古成果之一，东汉帝陵的形制基本搞清，其中包括墓冢封土的基本特征均为圆丘形。

不要小看这个成果，因为在此之前，因无考古发掘佐证，针对东汉帝陵的封土形状问题，即便在学术界，也一直是谜一般的存在，定论更是无从谈起。

文献记载，除炀帝康陵和安帝恭陵为“山周”的记述外，东汉帝陵其余均为“山方”，加之根据西汉帝陵长期沿袭覆斗形封土的惯例，一般认为东汉帝陵封土应是继承前制，同为覆斗形。

比如，按照《古今注》记载，“光武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明帝限节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而在现实的考古发现面前，这些帝陵封土都不是方形。新的考古发掘，与此并不相符，甚至可以说是推翻了部分文献记载。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汉魏室主任严辉说，东汉帝陵的圆丘形封土，有点像馒头，但与早期一些地区的圆形封土是有明显区别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高度小而直径大，外观呈低矮的山丘状”。

据介绍，在西汉时期，帝陵甚是壮观，最大的墓冢底边边长有229米，高可达46.5米，最小的边长也有150米，高26米，完全是“高作山陵”。而邙山东汉帝陵，墓冢直径只有70米到130米，高度不足20米。

与此相适应的是，此次考古发掘也基本确认了东汉帝陵的位置和归属问题。

根据考古发掘，如今存在于孟津县邙山陵墓群中的大汉冢、二汉冢、三汉冢等大墓，均被确认为东汉帝陵，其中包括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冲帝怀陵和灵帝文陵，共5座东汉帝陵。

值得一提的是，在位于洛阳邙山和洛南伊滨区数量庞大的东汉陵区中，绝少有属于东汉时期的覆斗形墓冢，这个情况也被考古人员解释为“东汉时期对之前覆斗形封土葬制的变化，迅速又彻底”。

封土变化——疑与刘秀有意推崇老家有关

对于东汉帝陵封土由方变圆的巨大转变之原因，大河报记者多方了解得知，学术界早有关注，但众说纷纭。

根据文献记载，从光武帝开始，几乎历任东汉皇帝都会去长安，并遣使祭祀“十一陵”。因此，刘秀和明帝刘庄应该见过西汉帝陵。对他们的帝陵“覆斗形”封土，刘秀肯定是印象深刻。但是，打着兴复汉室的刘秀，让人诧异的是，为什么在死后首先抛弃了西汉的“覆斗形”陵墓呢？

参与洛阳东汉帝陵考古发掘并出席上述研讨会的专家韩国河说，根据他的猜测，其中既有皇帝个人原因，也有社会思想意识方面原因，同时也有墓葬构筑技术方面的原因。

现为郑州大学副校长，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历史、文学双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考古学科第一学术带头人的韩国河认为，学术界基本都认可的重要一点是，刘秀对祖根地葬俗的推崇。

他说，刘秀虽是高祖九世孙，但其起家之地在西汉时的春陵侯国(东汉改为南阳郡章陵县)，是在南阳豪强地主集团的基础上建立的政权，因此他即位后，维护对南阳春陵刘氏园陵的葬制也是很自然的事。“刘秀看重老家，从他两次‘幸章陵’，‘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也可窥得一二。立国后也很维护对南阳章陵刘氏园陵的祭祀，帝陵形制采用老家的传统是很自然的事。”韩国河认为，在宗庙祭祀这一点上，刘秀、刘庄对西汉传统是“阳奉阴违”，骨子里在树立春陵刘氏汉政的正统性，让帝陵建造遵从自己的祖先，封土改方为圆也应该就是基于这一强烈的整治家族意识确立下来。

支撑这种猜测的一个实证是，东汉帝陵的墓形为一条墓道的带回廊的砖石结构墓，流行夫妇同穴合葬，与当时的春陵葬俗一致，而西汉帝陵及诸侯王墓中，并没有这种葬制。

当然，韩国河也认为，由于两汉时期提倡“天人合一”，风水术中推崇“天圆地方”原则，封土为圆可能是东汉时期宇宙观的一种特殊理解。

韩国河的这些观点，与严辉基本一致。

葬俗文化——以方为贵被东汉帝陵终结，圆丘形影响至今

严辉说，刘秀原陵“颠覆传统”之举，终结了从东周到西汉的传统覆斗形陵冢形制，也奠定东汉帝陵的形制基础，可以说是影响至今。

“土丘坟的形状，从战国时起就以方形为贵，延续几百上千年之后，东汉帝陵改变了这种审美。”他说，在东汉之前，许多帝王在世时就为自己预修坟墓，“方形坟丘是最高的规格，除了帝王之外，只有极个别帝王的近亲及没有同帝王合葬的后妃可以采用。”

根据历史典籍，在这方面，自秦至宋代的帝陵，多是在墓室之上划出一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基址，然后层层夯筑黄土，下大上小，直到一定的高度，封土堆的顶端仍呈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平面。

考古人员举例说，比如，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是中国第一个帝陵，不仅陵园平面呈长方形，位于陵园南部的坟丘，平面也呈方形。西汉的帝陵，除文帝的霸陵系“因山为藏”以外，都筑有覆斗式的方形坟丘，位置在陵园的中央。

“整个坟丘像是一个被截去顶部的方锥体，又像一个倒着置放的量斗，考古学上就称它为覆斗形。”严辉说。

不少考古人员都认为，如今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土葬习俗，应该就是受到了东汉帝陵的深刻影响，与东汉帝陵的葬制传承密切相关。

当然，严辉看来，东汉帝陵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封土形制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东汉帝陵由秦、西汉时期的厚葬变为俭葬，变化是一系列的，也都是很重大的，“可以说，东汉帝陵之所以对后世影响巨大，它的背后，蕴含着很深厚的时代文化变迁。”

谢选骏指出：由此可见，东汉不仅完全背离了西汉的传统，而且背离了第一期中国文明的传统——这很可能是受到了佛教和西域文明的影响，入宫这是真的，那么也算第二期中国文明的酝酿阶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