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已经灭亡？目前全世界至少有2700万人被奴役》（第一财经 2020-07-11 维舟）报道：
新奴隶制的特点之一就是高利润，原因很简单：它不再像旧奴隶制那样合法地拥有被奴役对象的人身所有权，而仅仅是当作一件用后即弃的工具。
一说到“奴隶制”，绝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想到的，恐怕都是诸如古代的奴隶社会、近代的奴隶贸易或南北战争前美国南方社会棉田里的黑人——简言之，那唤起的是关于历史的印象而非现实。确实，很多人都以为奴隶制早已消亡，美国学者凯文·贝尔斯1993年查阅文献时发现，数千篇与这一问题相关的文章，研究的都是“历史上的奴隶制”，却只有两篇涉及当代奴隶制。但他在深入调查研究后发现，全世界还有2700万人生活在“新奴隶制”之中，而这还是保守估计，有些学者甚至主张有多达一两亿人。
这个事实恐怕让很多人感到震惊。2700万人看起来仅占世界人口的0.4%，但就其总量而言仍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比全上海的人口（2428万）还要多。更关键的是，这些人的处境在公开的媒体环境中几乎得不到关注，因为“奴隶制已经灭亡”对世人而言似乎是一个“常识”，这使得人们往往只是在隐喻的意义上谈到“奴隶”，诸如房奴、卡奴甚至孩奴，在美国，右翼政客鼓吹税收就是奴隶制。这种词义的变迁本身，就阻碍了人们去正视现实中仍然存在的远为恶劣的真实情况。
但它之所以不为人知，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奴隶制都是非法的，因而它本身就处于隐秘的地下状态；与此同时，被奴役的那些人通常又都是最边缘、最弱势、最沉默的少数，他们没有渠道，也不知道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不知道还有其他选择——有些人直至被解救之后，对“选择”的概念仍然非常困惑。不过，边缘也正是观察主流的最佳出发点，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些人的处境正可折射出全球化时代的新经济意味着什么。
南亚和非洲是“新奴隶制”的核心地区
翻开这本《用后即弃的人》，可能让人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奴隶制这样一种近乎原始的制度形式，竟然能在现代社会中进化出适应能力，在那些看不见的角落里生存下来。这就像是病毒，虽然是最古老的生命形态，但哪怕是装备了最先进医学科技手段的现代人也未能将之根绝。应当看到这种残暴的组织形态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有着适宜它生长的土壤，并且灵活（你也可以说“狡猾”）地适应了特定的需求。
自从19世纪中期英美等国推动废除奴隶制以来，一直有两种不同观点的争论：传统上认为，这是由于人道主义的进步，使得现代人在良知上无法接受这样一种压迫人的制度存在；但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姆斯1944年在他引发激烈争论的《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中得出一个新的结论：终结奴隶制的其实不是英国人的高尚情操，而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整个系统已经毫无利润可言。他认为，现代产业革命初期是非常粗犷而野蛮的，如果要使产品获得利润就无法使用自由劳动，而这些艰苦的脏活就由强迫性的奴隶劳动来进行，然而这又推动资本主义逐渐成熟，一旦到这样一个新的阶段，对种植园主的个人经济利益而言，奴隶制下的生产体系就显得低效、落后，最终无利可图了。1850年，美国南方的奴隶价格高昂，但年均生产利润只有5%。
但新奴隶制却不是这样，它的特点之一就是高利润，原因很简单：它不再像旧奴隶制那样合法地拥有被奴役对象的人身所有权，而仅仅是当作一件用后即弃的工具。它也不在意种族、部落之类的因素，而只关注对象是否弱势、贫困，从而容易被控制。纯粹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说，购买奴隶已经不是以往那种主要投资，既不用一次性大笔投入，也不用维持长期关系、在他们生病后还出于自己“资产亏损”的考虑为他们看病，而变得更为残酷：他们纯粹只是赚钱的工具，尽可能地榨取更多利润，榨干即弃——印度的农业抵债劳工每年为奴隶持有者创造超过50%的利润。
很多弱势者之所以堕入被奴役的境地，与其说是被胁迫的，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无路可走
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奴隶制“残余”的结果，恰是它“适应”新经济的结果。很多人都注意到，全球化时代非法的地下经济（所谓“暗网”）反而得到了蓬勃发展，并且将新经济中的许多技术应用到其中，所有罪恶在此都明码标价，且高效运转。一如书中所指出的：“新奴隶制模仿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后者由所有权和固定资产管理转向了资源或流程的管控和使用。换种说法，它像是从19世纪对殖民地的所有权转向今日的经济剥削，而无须承担管理这些殖民地国家的成本和麻烦。”简单地说，这就像是既能完全占用个体的经济价值，又不需要为他们的生存负责，无用且无利润产生的老幼病残则被毫无怜悯地随意丢弃。这一套地下经济规则的运作，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全球新经济，它真正的区别在于逃脱了法律的监管。
如果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跨国企业仅仅在意廉价的劳动力成本，那么如果技能要求并不高，没有工人能和奴隶劳动力竞争——因为他们理论上是无偿的。尽管2700万现代奴隶一年创造的产值仅约400亿美元，只是全球经济（每年80万亿美元）的一个零头，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其实对各地经济造成了一种结构性破坏：在这2700万人中，约有1500万~2000万是南亚的债务质役奴隶，这意味着大量自由工人不得不经常和无偿劳动力竞争，被迫压低工资，被逼向奴役。最终，这不仅让他们陷入困窘，而且还将社会拖入内卷化的深渊——过密地投入劳动力，但工资水平却不见增长，也无法实现经济增长，从而推动社会迈入新的更高层次。
当然，因为各国的情形不同，事实上并没有一种完全通行的“新奴隶制”，而是有着许多特殊的亚形态。在泰国，这更多的是现代转型中地域发展不均和女性歧视的产物，导致北部山区的女性被贩卖后遭到性奴役；在东南亚和巴西，盛行的是“契约工人”，人们在暴力威胁下缺少行动自由，以超出血汗工厂的强度生产；在非洲的毛里塔尼亚，甚至将奴隶劳动转化为一种城市经济。这意味着可能并没有一种通行的办法可以完全消灭所有这些现象，而只能有针对性地结合当地实际来消除它。
虽然书中强调高利润和暴力是这种新奴隶制的两个基本要素，但有时连这两点也未必适用，如巴基斯坦砖窑厂较好的利润也仅有10~15%；而在非洲一些地区，被奴役的女孩却是由父母献给当地迷信祭司的；毛里塔尼亚的许多奴隶自认是主人家庭的成员，是被神安置在主人家中的，离开将罪孽深重；巴西和巴基斯坦的奴工都认为诚信很关键，债务必须偿还，否则无法做人，逃跑是没用的……这样，奴隶主甚至都不需要动用暴力，只需要利用他们的善良。这既可见现代奴役关系的复杂性，也让我们看到它最可悲、可憎的一面：那些原本正面的价值，最终竟能被用来服务于奴役。
在这些地方，作者也是矛盾的：他强调新奴隶制利润丰厚，但这就难以解释为何巴基斯坦的砖窑厂这样利润微薄的地方，债务奴隶仍然存在；他主张“废止奴隶制实际上是在拯救我们自己的灵魂，奴隶制是我们人性的晴雨表”，似乎这主要是一个道德认知的问题，但他也很清楚地明白，这种恶劣的社会形式之所以存在，并不是当地人道德堕落，而是因为有钱可赚：“如果奴隶制不再有利可图，那就不会有奴役的动机。”他既相信奴隶制很难废除，非常棘手，但又强调你很容易帮到他们：“大概35美元便可以帮助这些家庭重获自由，过上安全而富有成效的日子。”这或许是因为他的研究更多的其实是一项公共倡议，旨在召唤行动。
虽然公众关注、各国行动都至关重要，但最终这种新奴隶制的消亡，恐怕不是取决于“我们”，而是“他们”——很多弱势者之所以堕入那样的境地，与其说他们是被胁迫的，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无路可走，那甚至谈不上是自己“选择”的，而是因为别无选择。别说这些处在经济转型中的第三世界国家穷人，就算是1990年代原本尚属“第二世界”的东欧人，在非法进入西方时，发现也仅有为数不多的路可选：干黑活、做妓女、照顾老人，而有时甚至说不上哪条路更好一些。这种奴役是他们的谋生办法，既可以说是被迫，也可以说是自愿。很多债务质役奴隶和契约工人也都是类似的处境：他们以为自己只是试图爬出贫困陷阱，但却永远卡在那里。
但不管怎样，书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对：“解放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过程。”看看历史我们也能明白，一个社会中结构性的问题不会一夜之间消失：美国打了一场内战才终结了奴隶制，但战后黑人的处境仍不乐观，而且随后就有华人被“卖猪仔”充当契约劳工来填补劳动力空缺；俄国1861年宣布解放农奴，但此后十多年里政府却再三发布命令阻挠农民自由流动，否则地主无法找到廉价劳动力。只有当人们的迁徙自由、人身自由等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而市场上又有足够多选择时，这些残暴的现象才有可能逐渐消亡，而那意味着现代化的最终实现。
（《用后即弃的人：全球经济中的新奴隶制》，[美]凯文·贝尔斯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11月版）
谢选骏指出：目前全世界至少有2700万人被奴役——而负责制定全球秩序的联合国却对此不闻不问。按照i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教义——联合国就是一个“奴隶主阶级的国家联盟”了。而马克思主义者所组建的共产党国家，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新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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