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思考教案，天主教的育婴堂恐怖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未婚妈妈之家挖出婴尸 爱尔兰总理震惊》2017年3月6日报道说，在都柏林的爱尔兰总理肯尼（Enda Kenny）今天对于在一家未婚妈妈之家发现死亡多时婴孩一事表示「实在骇人听闻」，若有必要，当局将扩大调查先前由天主教会经营的未婚妈妈之家。路透社报导，官方指派的调查人员3日在他们形容为「让人震惊」的挖掘后表示，这些发现于爱尔兰一家「妈妈和宝宝之家」下水道的婴尸，从新生儿到3岁孩童都有。

2014年，爱尔兰政府下令调查西部突安镇（Tuam）的未婚妈妈之家。当时当地有位历史学家的研究调查显示，这个未婚妈妈之家的无名墓中，似乎埋了800具以上儿童遗体。

在野党国会议员和权益团体敦促政府对更多地点进行挖掘。肯尼说：「这并非发生于远古以前的事，而是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一些案例。」

工作小组正在调查另外17个教会经营的未婚妈妈之家。但权益团体说还有更多类似情况，而外界对于婴孩埋葬方式和地点几乎一无所知。

权益团体「Justice for Magdalenes Research」声明指出：「我们知道逾180家机构、中介商和个人与爱尔兰未婚妈妈和她们孩子有所关联。」

官方记录显示，1930到1950年代，「非婚生」孩童的死亡率往往是婚生子女的5倍以上。平均来说，每4名非婚生儿童，就有1个以上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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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爱尔兰发生的事例不是孤立的，由此可见，有关“天主教的育婴堂的恐怖传闻”，并非空穴来风。而有关“天主教的育婴堂的恐怖传闻”，曾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并直接导致了义和团暴乱，引入了八国联军，最后导致满清的覆灭，开启了大乱中国百年迄今尚未结束的超级悲剧。

（二）

网文《“天津教案”的悲剧：民众首先被牺牲》的核心提示说，在“天津教案”中，如果政府官员一开始就澄清谣传，而不是纵容、默许甚至煽动由谣传引起的民众愤怒情绪，事态很难发展到这种失控地步。在近代中国被侵略的大背景下，群众的愤怒无疑是正义的，然而越是正义，也越容易过激。

1870年「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教案」之一，在「天津教案」的办理过程中，清政府的基层官员、高级官员、以慈禧为代表的朝廷，以及官场内的洋务派和顽固派都参与其间，不论他们彼此间有多少不同和矛盾，但这种互相作用的合力，形成了「天津教案」的「政府处理」。「中兴名臣」曾国藩，因代表清政府对「天津教案」的处理而物议沸腾，一时间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他自己也大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感，不久便撒手人寰。这固然是他个人的无奈喟叹，其实也是清政府已丧失正确应对现实能力、进退失据、难逃覆亡命运的隐喻。「天津教案」无疑有多种研究角度，本文主要是从清政府的决策及危机处理层面来分析此案。

了解「天津教案」及清政府的应对措施，自然不能无视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传教活动引起的与中国官方、民间的利益和文化冲突这一基本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士大夫、官绅及一般民众与洋人教会之间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锐，「反洋教」一触即发。在士大夫、官绅和一般民众眼中，洋教自然是「异类」，有关其各种传闻一直不断。其实，早在列强还未侵华的明末，就有传教士使用迷药拐人，将人杀死后拆割人的肢体、器官用以和药的传说。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著作魏源的 《海国图志》，也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以后，这种传闻越来越多。1870年春夏，天津地区发生疫病，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事实上，婴儿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育婴堂收留了许多本已奄奄一息的婴孩。这时，谣言在天津迅速流传，说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等。各种谣言越来越多，越传越广，信之者越来越多，人们的愤怒越来越强烈。

在这种群情汹涌、险如炸药桶一点即爆的情势下，本应息事宁人的清政府却火上浇油。迷拐贩卖儿童向来就有，恰在此时，抓获了两名名为张拴、郭拐的拐童罪犯。据天津府的告示称：「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前句是实，但重要的后半句却写入了并无实据的「风闻」，其真实意思却是想强调「风闻」的「真实情」，客观效果也正如此。政府文件中正式写明了民间传言中的「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而「受人嘱托」更是不言即明地指向教会。

由于官府正式肯定了原来的传言，有关传言就更多，信者也更多，民间捉拿之风陡盛。此时，天津百姓经常三五成群聚集在教堂周围，愤怒地发表各种言论。就在这时，民众又拿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经天津府严审，武兰珍供称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药为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供给。虽未经核实，但消息不胫而走，天津民众与士大夫确信其真，群情激昂，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为之停课声讨，聚集在教堂外的愤怒市民达万人之多。教民与普通民众不仅口角相争，而且抛砖殴打。

喧闹惊动了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向来态度傲慢、不把中国民众和政府放在眼中的领事丰大业（Fontanier,HenriVictor）乖戾暴躁地迅速带人闯入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大员崇厚、张光藻调兵镇压。遭到拒绝后，气极败坏的丰大业在返途中遇到静海知县刘杰，在刘与之辩论时，丰大业开枪向刘射击，射死挡在前面的刘杰跟丁。丰大业的开枪杀人行为自然激起天津民变。数百名愤怒的围观百姓当即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20人（包括几名俄国人），以及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其实，天津地方政府之所以一开始就以官府告示向民众指明教堂迷拐儿童、剜眼剖心制药，盖因朝中势力颇大的顽固派向来主张利用民意来抵制洋人。「天津教案」发生后，顽固派就认为民众为保卫官员而杀洋人，说明「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其罪戾」，可以趁此机会，把京城的「夷馆」尽毁，京城的「夷酋」尽戮。著名的顽固派代表、内阁学士宋晋奏称育婴堂「有幼孩眼睛」，连慈禧太后也深信此点，向曾国藩谕道：「百姓毁堂，得人眼人心。」尽管顽固派对政府决策有相当影响，但他们毕竟不会也不敢与洋人交涉。与洋人谈判的重任，不能不落在洋务派官员身上。天津本属直隶，名重一时的直隶总督、洋务派重要官僚曾国藩，自然是处理天津教案的最佳人选。在顽固派的影响下，朝廷开始态度一度强硬，曾下令说：「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喝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威。」并表示要在各地做军事准备。

曾国藩到天津后，经过一番认真堪查，确认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传言。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目珠的两个瓶子，经清政府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此时的曾国藩也即清政府面临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各地激愤民众根本不相信这一结论，天津更是民怨沸腾；另一方面是来自列强的压力，事件发生后，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并以出动兵舰相威胁。

对民众，曾国藩在《谕天津士民》文告中先赞扬「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然后，又针对他们在没有「迷拐之确证，挖眼之实据」情况下「徒凭纷纷谣言，即思一打泄忿」，他告诫说：「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远虑，皆足以偾事而致乱。」对法国，曾国藩拒绝了法国提出的处死天津提督陈国瑞及天津府县官员张文藻、刘杰此3人以抵命的要求，认为如此处理「我朝廷命官」太丢国家、政府的脸面，并以养病为名将张、刘二人放回原籍躲避风头；陈国瑞因有奕 保护而送往京城。

清廷这时已急于解决危机，政策有变，且反指曾氏有包庇犯官之意。曾国藩忙又派人将张、刘二人找回，录下口供，送押解刑部。最后，刑部判决将张、刘二人发遣黑龙江赎罪，但仍未如法国要求将其处死，而「反教」最激烈的陈国瑞却「赖朝廷加恩保全，令仍回扬州治病」。对法方提出的缉拿凶手的要求，曾国藩知道难以拒绝，于是匆匆忙忙「缉拿」了20名「凶手」判决死刑，以抵被打死的20名洋人之命。其实，其中有些是已判决死刑的囚犯，有些则并无确证。对这种不讲证据的「一命抵一命」的做法，连他的门生李鸿章都不表认可，急忙去信劝阻。在津案处理后期还未议结时，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朝廷又将曾任两江总督多年的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接任曾国藩，最后议结津案。曾不赞同曾国藩的李鸿章接手后，才感到自己原来的想法行不通，还真不能不「一守曾国藩旧章」。

「天津教案」使曾国藩从「中兴名臣」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成为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协助曾汉奸处理津案的丁日昌也受到激烈攻击，成为「丁鬼奴」。而醇郡王奕等一群权要纷纷上奏，要求满洲狗皇帝下旨讨伐洋教、惩处媚外官员。困局由洋务派官员解开，但顽固派却得到了一种 「道义上的力量」，使洋务派在舆论上反成为国家、王朝的罪人。其实，这也是慈禧的策略，最后的决定是由她拍板的，她后来也急于议结，但又要保持自己 「重民意、惜民气」的「清议」，所以要「解铃人」承担责任，成为她的替罪羊。

实际上，朝廷这种「两手策略」是相当危险的。对亟须和平稳定环境才有自强机会、甚至生存机会的清政府来说，维持局面的平稳至关重要。但一些官员却根据自己的观点立场或从自己的「集团私利」出发，屡屡以激发民众的「爱国激情」作为与洋务派争权夺利的手段，而一旦民众情绪被动员起来，便很难控制。质朴的民众确实很难想到，自己的满腔爱国热情有可能成为清政府内部政争中为人所用的工具。不过，顽固派的豪言壮语并不能真正治国，只能是不切实际的误国空谈。所以，此时主张焚教堂、掳洋货、杀洋商、沉洋船的醇郡王奕 ，一些年后成为军国大政主要决策者之一的醇亲王时，便不能不渐渐转而支持洋务派。

在「天津教案」中，如果政府官员一开始就澄清谣传，而不是纵容、默许甚至煽动由谣传引起的民众愤怒情绪，事态很难发展到这种失控地步。在近代中国被侵略的大背景下，群众的愤怒无疑是正义的，然而越是正义，也越容易过激。正义在手而又有政府支持，群众情绪、行为将更趋极端，「极端」必然引起严重后果。因为清政府终将对外谈判、妥协，此时便要控制甚至镇压失控的民众。如此一来，民众则又把矛头对准清政府，认为其软弱无能、投降卖国。如此反复，清政府的威望必然一次次降低，这本是清政府应该而且能够避免的悲剧。而民众似乎也总是忘记，清政府终归是要「议结」的，它首先牺牲的当然是民众，而对那些本应承担最大责任的煽风点火的官员，则会尽可能保护。这样的历史悲剧，民众真不应忘却。

……

谢选骏指出：从上述叙事不难看出，「反洋教」的核心问题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参照欧洲社会的问题，可以说，那本来源于教会里面发生的刑事犯罪。但是在欧洲国家在华治外法权的庇护下，欧洲来的刑事犯罪分子在中国却得以逍遥法外，结果造成群情激愤。在这一情势下，企图维持自己社会特权的官绅士大夫趁机鼓动，使得逍遥法外的刑事犯罪被扭曲提升放大为宗教问题，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冲击波。刑事罪犯躲在宗教外衣为非作歹，不仅在中国如此，在欧洲本土也是如此——但是为什么在欧洲这不会演变成为一个「宗教问题」，在中国却会？显然，这是被人利用了。被谁利用了呢？被反基督教的人利用了，而配合他们的，就是欧洲帝国主义者。这些欧洲人，其实是基督教的叛徒和内奸；就像耶稣和耶和华曾经痛斥过的犹太人那样，这些欧洲人其实是上帝的仇敌。

（三）

网文《民愤是如何毁掉曾国藩的》说1870年晚春，一则沸沸扬扬的传闻在天津附近不断扩散：天津地方已先后有几百名幼童失踪；这些幼童，大多被法国传教士收买的人贩子诱拐；每诱拐一名儿童，人贩子可得到五两银子，而法国传教士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西洋药方。此时天主堂坟地竟发现不少婴儿的尸体，其中多为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激愤，说这正是洋人迷拐儿童挖眼剖心的证据。

恰巧此时天津抓了两名拐童罪犯，天津知府张光藻审问后将二人处决，却贴出告示强调：“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此告示非但未平息怒火，反而将群众的怒火点燃。

就在这时，民众又拿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经天津府严审，武兰珍供称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药为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供给。虽未经核实，但消息不胫而走，天津民众与士大夫确信其真，有史家评“半个世纪的种族嫌恶，十年来的民族怨恨”爆发而出，众市民聚集在教堂外，与教民相争。

喧闹惊动了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领事丰大业(Fontanier,Henri Victor)带人闯入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大员调兵镇压。遭到拒绝后，丰大业在返途中遇到静海知县刘杰。按中方说法，丰大业在刘杰与之辩论时，刘杰的一名跟丁挡在前面不让其走，丰大业拔枪就射，打死了这名跟丁。丰大业的开枪杀人行为激起天津民变。愤怒的围观百姓当即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二十人(包括几名俄国人)，以及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这就是“天津教案”，或称“火烧望海楼事件”。

教案发生后，中外震惊。英、美、法、德、俄、比、西七国驻京公使联合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惩办教案人犯，随即调派军舰到天津海口和烟台进行武力恫吓。6月23日，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查办。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认为不要对其退让，不惜一战，情势紧张。曾国藩考虑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首先对英国、美国、俄国作出赔偿以使最后能单独与法国交涉。

天津教案后，曾国藩自知“名已裂矣，亦不复深问”。7月8日，曾国藩抵天津，当即发布告示，晓谕士民查拿凶犯，修葺教堂。接下来，就是关于法国领事，神甫和教堂被杀被毁的原因，曾国藩紧紧扣住武兰珍原供虚实入手。早在保定动身时，他便致信崇厚说:“欲推求激变之由，自须由此根究武兰珍是否实系王三所使，王三是否系教堂所养，挖眼剖心之说是否凭空谣传”。

经过一番认真勘查，曾国藩确认该传闻“全系谣传”、“毫无实据”。他说，来到天津后，他细细查问了几百名拦轿递禀者，挖眼剖心有何实据？结果“无一能指实者”；他也逐一讯问了河楼教堂的150余名中国教民，“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被拐情节”。更重要的是，抵达天津十几天以来，“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亦即传闻的任何一个环节，从幼童失踪、人贩诱拐到“挖眼剖心”，都是不折不扣的谣言。而天津地方官员，则为谣言的兴起推波助澜。

曾国藩“深查此事之曲在我，而列国蹊田夺牛手段，又非可以颟顸对付也。”

两难之中，曾国藩选择秉笔直书“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堂略同，专以收恤穷民为主，每年所费银两甚多。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者也”，认为张光藻和刘杰应为助长谣言、激起教案而“交部议处”。然而面对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处决全部凶手，并处死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和直隶提督陈国瑞的要求，曾国藩坚持他们的刑罚不应该是杀头。曾国藩说，倘若法国人进一步逼迫他，他将“惟守死以持之”。

最终，曾国藩议定处理结果：一、张光藻、刘杰革职，发往黑龙江效力。二、判处所谓“凶犯”20名死刑，充军流放者29名。三、赔偿及抚恤共计49万7千余银两。四、派崇厚为特使，前往法国“道歉”；并表示中国愿与法国“实心和好” 。

7月25日，曾国藩关于调查天津教案的折子《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递到朝廷，这个不符合预期的结果，令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甚为不满，“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在此一年之前，他还以“中兴名将、旷代功臣”入京陛见，接受直隶总督关防，并赐予在紫禁城里骑马的殊荣旷典。仅一年，竟谤怨交集，成为众矢之的，几落得身败名裂的境地。

汉奸曾国藩早已料到此行不易，启程前就已写好遗书。他认为自己“平时颇知持正理而畏清议，亦不敢因外国而尽变要挟常度”，在非议中走完他苟且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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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从爱尔兰天主教会“未婚妈妈之家”的案例来看，激起教案的天主教堂的种种“传闻”不会是无中生有。但是在汉奸曾国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掩盖下，竟然全都查无实据，可见曾国藩此人丧心病狂。

曾国藩不是基督徒，他也不可能同情和保护基督教。曾国藩这条走狗在教案中的种种表演，都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禄，为了充当“满清和欧洲的双料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