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民意、减少压迫——且看宋代统治者是如何“与民同乐”》（2021-01-07 缁尘绮陌）报道：
孟子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这是关于“与民同乐”的最早记载。虽然孟子主张与民同乐，但是这一主张并不会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中国古代统治者对人民的态度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如秦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锺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二是明白了“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真理，能够尝试“与民同乐”。宋代统治者在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后，明悟了堵不如疏的道理，因而宋代贯彻与民同乐的治国理念的程度为古代中国历代王朝中最为深刻的。
一、与民同乐治国理念的历史背景
1、农民战争兴起
唐太宗李世民虽然深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真理并且以此教育其后世子孙，但是李氏子孙显然没有明白其祖的苦心，唐末统治者昏庸无道，忽视民间疾苦，王仙芝、黄巢等人的农民起义加速了唐王朝的灭亡，故而唐代亡于藩镇割据与农民战争之中。
而北宋初年也爆发了多起农民起义，因为宋廷对四川的残酷压榨，王小波、李顺以“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为号发动了农民起义，这场起义虽以失败告终，但也使宋王朝深刻认识到农民反抗力量的不可忽视。因此在四川地区的太守任免上，懂得顺应民意、减少压迫是评价该地太守政绩的标准之一。
自陈胜吴广起义后，农民起义多爆发于统治者残暴敛使得农民苦不堪言的王朝末期，宋初就有农民起义，这反映出农民反抗暴政的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也反映出古代农民对自身权利和财富的保护和追求。这不得不让宋代统治者警醒，如何稳固王朝的统治成为重中之重。“均贫富”一直以来都是劳动人民的追求，阶级压迫会导致官逼民反，而与劳动人民和谐共处无疑是最佳的方案，与民同乐能够顺民意，因此宋代统治者选择了“与民同乐”的治国之策。
2、门阀观念衰退
科举制的实行对世家门阀的传承与延续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寒门学士也能够入朝为官，获得高官厚禄。加之唐末战乱，使得古代中国1000年来的世家门阀传承失去了根基，门阀政治走向没落，统治者也无需依靠门阀之间的关系来维持统治。皇权统治基础发生变化。
此时，统治者更加依靠的是科举制下出现的各路精英人才。这些人中虽有世家门阀培养的人才，但是一直保持着耕读生活的普通人家出现的人才数量也不容忽视。皇权统治基础的变化除了对皇权运作方式产生影响，还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结构、经济文化取向及社会流动方式。
官僚阶级的组成多样化，底层百姓有了向上层社会进阶的可能性，这种情况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流动和交流，阶级观念有所弱化，“平等”的观念出现，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的地位有所提高。统治者为了得到平民阶层的认可，以获得最大的拥护来稳固其统治根基，自然愿意“与民同乐”。
3、孟子学说复兴
孟子在儒家中的地位虽仅次于孔子，被尊称为“亚圣”，但是孟子的学说及治国理念并未受到历朝历代统治者的重视，这主要在于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治国理念是不可能得到视己为贵的统治者的重视的。
孟子学说能够复兴主要在于唐宋几百年间的“孟子升格运动”，这可以说是科举制下的一个创举，众多的儒家门生为之努力，如唐时韩愈及宋代孙奭。韩愈强调孟子是孔子学说的正统继承者，在其《原道》一文中指出“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而孙奭作为宋代的三朝元老名儒，主持勘校了《孟子》。在孙石介范仲淹、欧阳修以及他人的共同努力下，“尊孟”成为宋代主要的社会思潮，为孟子学说的复兴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现实条件。
孟子学说的复兴，促使了孟子所倡导的政治理念也能够得以践行，虽说在封建帝制下帝王最为尊贵，统治者的根本利益不能撼动，因此不可能达到“民贵君轻”的程度，但是孟子所强调的重视民生，以民为本的理念也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同，因此“与民同乐”的治国之策在两宋时期具备了实施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二、具体的表现
1、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士大夫对于皇室而言其本质上与平民无异，故而与民同乐最重要的表现之一便是帝王能够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不是用士大夫治天下，宋代统治者在这一方面上是古代中国其他朝代所无法比拟的。宋代的士大夫参与政治的热情极高，除了科举制打破了门阀的束缚，更在于宋代统治者对待士大夫的态度。宋代有“刑不上大夫”的硬性规定，士大夫即使触犯了统治者，最多也就被贬流放，例如我们所熟知的苏轼被多次贬谪流放，很少有士大夫因言失命。
宋代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提供了良好条件，士大夫的生命安危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即使在蔡京、秦桧这些权相当道时，那些极力反对他们的士大夫也少有因此丧命，这在古代中国的其他朝代是极其罕见的。甚至在士大夫参与皇位之争、皇室内部纷争后，仍然能够得以善终，例如太宗晚年的宰相吕端在太宗驾崩后，违背太后旨意，坚持立太子为帝（即宋真宗）。太后也没能对吕端进行报复。虽然新帝宋真宗对吕端的保护不可否认，但同样体现了宋代政治环境之宽松。
2、帝王“与民同乐”的表现
宋代以来，社会融合加快，加之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文化得以兴起，在这样的条件下，帝王“与民同乐”成为了可能。宋真宗时，统治者多次下诏允许官民游乐，曾经由官府出资举办船赛活动，让百姓进行观赏，以便达到与民同乐的目的。
《宋史·本纪第七》记载“赤县父老本府宴犒，年九十者授摄官，赐粟帛终身；八十者爵一级”，同时举办娱乐活动允许士大夫和百姓游乐三日，这是宋代统治者重视民生，与民同乐的重要表现。
而宋仁宗不仅对士民游乐持支持态度，并且多次参与这些活动，做到了亲身与民同乐。在元宵灯会等活动中，宋仁宗也会登御楼与百姓共赏花灯，彰显其“与民同乐”的治国理念。为此，宋代时期，官方会定期举办文化娱乐活动，天子与庶民同乐被视为国泰民安的象征，这时的与民同乐对统治者来说更是一个政治活动。
3、士大夫“与民同乐”的表现
在与民同乐活动上，宋代统治者已经身体力行，那么士大夫阶层自然是上行下效，热衷于官民同乐。最为人所知的便是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讲述了他与滁州百姓同游滁州山水的情景表现了太守与民同乐，除了《醉翁亭记》，欧阳修在其《丰乐亭记》中也讲到“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这也表现了百姓愿与士大夫共同游乐的意愿。而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为报倾城随太守”也表现了官民同乐的盛大场面。
宋代的官民同乐同帝王与民同乐具有相似的政治含义，民愿与官同乐则表示士大夫为官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和支持，说明士大夫为官能够顺民意。说明其政绩好，可以作为政绩考核的评价标准。
4、市政建设体现与民同乐
受宋代抑武尊文政策的影响，整个宋代社会有一种比较轻松的风气，宋代在城市建设注重园林修建，修建了许多皇室园林，而这些皇室园林也会定期对市民开放，为百姓称道。同时地方长官也注重园林的修建，例如欧阳修命名醉翁亭和修建丰乐亭，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等等。
无论皇室还是地方长官，他们修建园林多是受到“与民同乐”的治国理念影响。良好的市政建设为百姓娱乐活动提供了场所，宋代百姓的娱乐活动也较为丰富，在《清明上河图》上便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宋代百姓的日常生活，宋代社会呈现出一派祥和的气氛。这也是“与民同乐”治国之策行之有效的体现。
三、总结
我们应该认识到宋代统治者实行“与民同乐”的治国之策是以维护其皇权稳固为出发点，虽然倡导与民同乐，但是涉及到赵宋政权的根本利益时，统治者仍会摒弃这一理念，统治者的意志会影响国家政策，这也是程朱理学从异端学说变成官方学说的根本原因。但我们必须肯定宋代“与民同乐”治国理念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它不仅丰富了宋代百姓的娱乐生活，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转变的步伐。
谢选骏指出：在两宋周围“战国环伺的国际环境”下，“与民同乐”只能导致民风奢靡和战力衰弱，顺应民意变成了欺世盗名。最后直接导致亡国灭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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