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都是帐篷 无家可归者的加州 可能无家可归的你》（纽约时间 2021-09-20）报道：
对于一个像旧金山这样富裕的城市来说，在街道上看到那么多无家可归的人会让人既震惊又不安。如果你在市中心走一走，你会看到帐篷、临时的硬纸板床和人类排泄物乱扔在人行道上。一贫如洗的人们躺在地上，衣着光鲜的科技精英匆匆走过，彼此仿佛身处两个世界。
2018年，一名联合国官员到旧金山考察公共住房。她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她的官方报告得出结论说，该市对无家可归者的待遇“构成残忍和不人道的待遇，侵犯了多项人权，包括生命权、住房权、健康权、水权和卫生设施权”。但在那以后，旧金山的情况根本没有好转，无家可归的人数增加到8000多人，其中大多数人露宿街头，而不是住在收容所。
如今，在加州大城市，到处都是穷人搭起的帐篷。即使你不住在加州，也可能见过关于加州无家可归者的照片，在威尼斯海滩上、奥克兰杂乱无序的无家可归者营地，或者在洛杉矶贫民窟附近的街道上，类似的景象比比皆是。
如果你身在家中，你每天经历的冲击可能会更加闹心：漂漂亮亮的小区里住着大量无家可归者，当中一些人患有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或存在药物滥用问题；走在路上会看到道路上堆积如山的垃圾和丢弃的衣物。
加州的无家可归危机是许多选民最关心的问题，它和随之而来的治安等问题直接导致民众对民主党州长加文·纽森日渐不满。尽管纽森已经从罢免州长的特别投票中成功脱身，但问题仍然摆在那里。
州长办公室估计，在加州，任何一个晚上大约有17万名无家可归者在街上。根据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2020年度无家可归者评估报告》，加州占美国所有无家可归者的一半以上——该报告指出，加州70%的无家可归者居住在户外，而不是像纽约等地区那样住在收容所，或者像西雅图那样住在车里，这使他们更容易被民众看到。
保守派将加州的无家可归问题归咎于放任的自由主义治理，但事实是，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不会有意设计一个如此功能失调的体系。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社会学助理教授尼尔·龚（Neil Gong）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将公民自由主义与紧缩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弗兰肯斯坦怪物。”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自1960年代以来大量精神病患者被扔到街头，以及挥之不去的毒品和酗酒问题无疑增加了人们流落街头的可能性。但是许多研究者和倡导人士表示，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很简单：加州的住房过于稀缺和昂贵。
太懒，太自甘堕落？这可能并不是主因
对于无家可归者，一个最常见的推测是他们很懒，不想工作，导致纳税人需要为他们的基本生计埋单；另一个则是他们多数人吸毒、酗酒，流落街头是自甘堕落的结果；从跟街头流浪者的互动中，也会观察到其中一些人还存在显而易见的精神障碍。无家可归的成因非常复杂，跟这些可能都有关系，彼此间互相影响，但从数据来看，也许它们都不是主要原因。
首先需要厘清一个事实，很多人认为无家可归者常年没有一个固定去处，但多数情况下并非如此。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丹尼斯·库尔汉（Dennis Culhane）曾就无家可归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他说，最常见的无家可归时间是一两天。根据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2014年的调查，只有将近六分之一的无家可归者被归类为长期无家可归者，也就是无家可归一年或一年以上，或在三年内至少经历过四次无家可归。这就导致相关的数据可能相差迥异，很多可能只是某一个月或某一个晚上的剪影。
在工作问题上，2013年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一项研究发现，17%携家带口、无家可归的成年人有带薪工作，而55%的人在前一年有工作。
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的研究人员估计，大约25%的无家可归者有工作。
据全国无家可归者联盟估计，40%到60%的无家可归者都有全职或兼职工作。
华盛顿政府委员会2017年报告称，22%的单身成年无家可归者和25%的有家庭的无家可归者有工作。
工作和无家可归有时还会导致恶性循环，没有固定住址、无法保持整洁的形象、没有车、没有可靠的电话、信用评分很差，这些都有可能导致人们无法通过背景调查，申请到工作。
至于吸毒和酗酒问题，大部分研究和专家都认为，美国大约有25%到40%的无家可归者正在与酒精或毒品成瘾作斗争，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研究确实表明，无家可归的单身成年人中酗酒和药物滥用的发生率更高，这一群体约占无家可归人口的三分之二。
库尔汉说，在无家可归的单身成年人中，他发现大约有“50%的人长期滥用酒精或药物”。然而，如果把无家可归的家庭算入其中，库尔汉估计药物滥用率将下降到大约35%。
库尔汉说，成瘾和无家可归之间很难证明存在直接联系。
“吸毒和酗酒本身并不会导致无家可归，但在出现这些问题时无法获得治疗支持或难以获得住房，可能是更大的驱动因素，”库尔汉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
美国无家可归问题跨部门委员会执行主任马修·多尔蒂（Matthew Doherty）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多尔蒂说：“重要的是要记住，大多数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和有药物使用问题的人都有一个家可回，住在我们的社区里，所以并不是这些问题本身必然导致无家可归。”
精神问题则更加复杂，历史也更久远。
1967年的《兰特曼-佩特里-肖特法案》确立了病人可以拒绝治疗的新权利，并大幅减少了住院治疗。结合州长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削减服务改革，导致病人被大量从医院里放了出去，但又无路可去，没有亲人可以投靠。
1972年6月，加州一所州立医院将近4000名精神病患者扔到了圣何塞街头，催生出了一个贫民窟。到了80年代，随着加州政府大幅减税并削减社会项目，包括国家资助的精神机构，导致成千上万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艰难地靠自己生存。这也是加州第一次出现了如此多的无家可归者。
目前，加州大约30%的无家可归者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相比之下，美国成年人中这一比例为5%。但这些人几乎无法获得适当的治疗，只有在精神病爆发并表明他们对自己或他人有危险的情况下，他们才会被收治入院，然后迅速被踢回街头。
谢选骏指出：1960年代，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削减服务改革，导致病人被大量从医院里放了出去，但又无路可去，没有亲人可以投靠……从而大大恶化了加州的无家可归状态。1980年代，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变成了美国总统，从那以后，美国的无家可归状态就大大恶化了。罗纳德·里根是个老年痴呆症，他瞎猫碰着死耗子，耗死了苏联，但也让美国的无家可归状态一路走到了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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