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中华民国（一九一二——一九四九）】】
这是一个明显双焦距的时期。从文化焦点上看见的是，外来商品、外来思想、外来行事方式空前大量流入，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涵盖的都要广远。在各个国家特有的影响之外，还有现代新风格的影响。一切事物都在变。可是，从社会政治的焦点上看，却有朝代交替空位期才有的好几种特征。袁世凯复辟失败后的十年中，军阀势力在乡下扰动，各通商口岸市内则是外国人在扮演主要的经济行政角色。这种情势激发了民族主义者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同时，动员全国农民的一项社会变乱也有了粗略的开始。
列强之中，英美两国——两个新教（Protestant）传教团的主力国——依其盎格鲁撒克逊作风而比较赞成改革，认为改革比革命较有建设性。两国为改革提供的助力，大多来自私人的非官方管道，数量既小，来得又迟。相对的则有苏俄借着同时援助国民党和共产党而支持的激烈社会革命。此外，日本自本世纪初就对中国发出的文化与经济支配力，失控而变成了军事侵略，亦步亦趋地跟着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的中国历史进行。日本的侵略行为——后来并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已陷在苦境里的中国人的折磨伤害是无法衡量的。
一九一六至一九二七年的军阀时代中，中央政府权威低落，这也是此时期在文化、社会、经济方面反而颇有表现的原因之一 。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国恢复官僚体系的控制，相形之下，以前显然比较能开放自由发展。这种对照将突显中国政党独裁时期持续存在的两大主题。其一是专制中央集权论（authoritarian statism），即政府权威至上的观念，基本上即是效忠专制的中央权威，认为政治统一重于一切。另一个是社会民间的成长，包含文化方面的创作与社会改进。中国在适应近代世界的时候，未受中国官僚直接控制而自主独立发展，便是第二个主题的实例。不过这些发展并不能保证促进统一的中央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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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追寻中国的文明社会】】
中国自由主义的范围
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可以定义为：从市镇脱离封建制度而兴起的时候，就开始在西欧渐渐形成的一种民主制度社会。那是一种多元化社会，其特征包括：教会独立于政府之外，宗教和政治是分离的，有至高无上的法律保障人们的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近年来已扩大为人权）。文明社会只能就程度差异而论，很难用简明的一句话说清楚，它含在一个国家的政务社会体制之内，却有适度的自主与自由。它不存在于伊斯兰教国度或近代的法西斯、纳粹主义、共产主义等极权政体之中，也不见于本书第一卷所叙述的中国历朝帝国。
但是，晚期帝制中国的一些新趋势开始创出制度、功能、个人职业——整个是社会的另一个层面，都未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在外国人看来，改变趋势在开放的通商口岸中最为明显。然而其中的驱策力不见得来自外在世界，可能出自中国自身内部的成分更多，尤其是出自士大夫阶级在小区公众事务方面逐渐增长的活动。一九一一年以后，传统的非官方高层人士积极活动之外，又要加上几个近代要素：中国新闻业、教育、商业的成长。知识扩张与劳力分工本来就内涵着文明社会，因为这两种情势都使专精者有资格在自己专长的领域内自主活动。然而，诸如此类的自主活动，始终带有危害中国人的国家政府统一及秩序的意味，而中国的统治者认为，自己所仰仗的即是政府对人民生活无所不在的监督。如何使个人自主或自由主义（iberalism）与政府施加的统一和秩序平衡，是放眼世界皆可见的社会问题。但中国的这个问题却异常尖锐而顽强。举一个实证，法律至上未落实之前难以达成国会治理，因此无法采取行政立法分权制。国会尽管召开，发言尽管激烈，其立法功能甚小，不过是为了象征行政体系的合法性。
按中国人的思维，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更大的团体之中是应受严格限制的。中国的个人从属于团体，中国的法律也不如道德观念的支配力大。中国思想里也有和西方文明社会观念类似的重要观念，不过是受限制规定的。例如，个人的自我表达和财产权——两者都是维多利亚时期自由主义不可或缺的权利，到了中国却必须获得官方允准才得享有。
此类限制在晚清思想中便是显而易见的。虽然理学的信仰体系迫于外来的“异体物质”（即近代化）和新知识有实际功用，不得不予以接受，但只限于当作治国的工具。要清朝的末代人士完全背弃理学思想是不可能的。有许多人试图从西学模式中找出重新肯定中国旧价值观的法则，是可想而知的。
日本维新者面对近代化的时候，曾主张融和“东方伦理与西方科学”。在中国这边则有意识形态大将张之洞提倡的著名公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话虽然说得巧妙，却自相矛盾，因为中国哲学思想所说的“体”与“用”，是指一个单一个体的相关历面。按此理，中学西学应各有自己的体与用。即便如此，这两句话仍然十分普及。因为这似乎给了中国价值观较重要的地位，把西方学识降贬为仅是一套工具而已。
怀有儒家思想的日本人提供了另一个有用的概念——西方式的国会可以促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和谐。不过中国用的阐释方法不同。西方政治思想建立了“权益”的概念——个人的欲求与团体的目标难免会有竞争摩擦。在西方，权益被枧为激起政治行为的动机力，上自国王下至贩夫走卒，无一人不然。代议政体即是为使相冲突的权益达致彼此妥协而设的办法。在中国却不是这样的。权益二字本身就含着自私的意思，而儒家道德认为自私乃是为害社会的恶行。所以，儒家只赞扬上下和谐的理想，并不强调改革者要用来达此目标的手段——代议政治。
自由主义的另一个观念——个人主义——从西方传到东方之际，完全变了形。史华慈（Ben jamin I. Schwartz，1964）很早就指出，曾于十九、二十世纪交替之际翻译自由派大师（赫胥黎、亚当·斯密、J.S．穆勒等人）的经典之作的严复，就曾赞扬个人主义成长是支持国家政府的力量，却不提它与国家政府的相抗。最具影响力的改革者梁启超倡导的见解则是，每一个人应无私地拓展自己的能力，以贡献于强国富国。唯有如此，每个个人才能够帮助他的同胞。梁启超还引用瑞士法学家布隆契利（Bluntschli）说的话：人是为国家而生，不是国家为人而生。这种国家主权论的出发点，是儒家一向的教诲。从这一点延伸出去，所有类型的权利都是国家授予的，否则就是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保留不给的。中国的宪法都列明许多权利，但那只是规划出来的理想，不一定是要执行的法统。
在这个中国版的“自由主义”背后，先要有一个假定原则，统治者的权力无限，仍是独裁的。他的治国之术可能扩张到包括宪法、国会、公民权利（以及义务）在内，一切都用于促进国家安定，强化政府势力。因此，权利都是“依法律许可之范围”受到保障，也就是说，要看当局法令许可与否。中国的宪法并没有像美国宪法那样变成不可触犯的法源，而是变成一套明白宣示的理想和希望，倒比较像美国政党的党纲。
中国的自由主义既有这种“半途”（part-way)的本质，似乎把它称为原始型自由主义（protoliberalism）或中国自由主义（Sino一1iberolism）比较恰当。它来自中国政府里“文”的一面，而书生文官可以上奏折提出建议，却没有实施这些政见的责任和权力。近代的中国式自由主义者（Sino—liberal）的言论自由有限，因为他若放胆点明了地方上掌握大权的人抨击，难保自己不受政府中“武”的这一方施加的激烈报复。比这种顾虑更重要的是，想法已经定了型，摆脱不了这模子的约束。按维拉·史瓦兹（Vera Schwarcz，1986)所说，是摆脱不了“仪式化了的理学思想尊卑关系……伦理要求的恭顺屈服”，这些都是在早期家庭教育时就灌输的心态。
此外，西方式的自由主义也被它形影不离的同伴害了。这个同伴即是不平等条约。一九一〇与二〇年代的军阀时代，正好也是前文说过的“条约世纪”期间外力影响的高峰。军阀的兵力在港口以外的“内地”劫掠，成为让外国炮舰留驻港内以备不时之需的充足理由。因此，中国型的文明社会在中国产生时，部分是按西方模型塑成，同时却在受着激起中国新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势力保护。
我们基本上最好记牢，中国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建立在与西方相异的历史经验基础上。若要认可中国专制集体主义体制持续长久的功效，以及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为了找寻专制与自由体制两者的中点所费的苦心，并不一定要先抛开对于文明社会之自由个人主义抱持的希望。
基督教改革主义的限度
袁世凯以后十年间的中华民国，包括两个范围、两种政权，一是军阀占据下的中国，一是通商口岸的中国。军阀乃是从武的人物——可能是袁世凯调教的，他们凭着带有军队并且能喂饱军队而各据一方地盘。有好几个军阀是督抚出身的。他们的才能主要发挥在彼此互相攻打——或扬言要攻打——之上。至于各个通商口市，包括大多数的都市化核心地在内。而大多数的中国银行、企业、大学、专业人士也都在这些都市中。这些地方都是中国人和外国人联合组成的小区。中国政府权力系统中，坐镇通商口岸的这一支在军阀动乱期间维持了相当程度的安定。其实根本就是让军阀骚乱到此就止步。中国的爱国主义者必须面对的矛盾是，不平等条约原则上是使中国蒙羞的，但实际上却常有实质的帮助。例如，一九二一年间，宜昌的商人两度遭到军阀洗劫，只得要求北京的外国公使在宜昌也设一个租界区，以保护百姓免遭军阀部队蹂躏。
一九〇一年义和团乱事过后，中外两个动向在一点上会合了。追求革新的中国人建立起新知识的教育制，中国境内的传教活动愈来愈侧重以“社会福音”应对近代都市生活的问题。多少年来相互叱骂却难得相遇的儒家顽固派和基督教基本教义派，其各自的下一代此刻却为了谋求中国的福祉，而成为友好的合作者。举一个例子，从国际性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分支成立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其由外国人辅导对都市青年与学生做的工作，获得中国商人和上层阶级的支持。约翰·赫西（John Hersey）写的小说《呼唤》（The Call）就描述了青年会于一九〇七至一九三七年间以中外合作方式进行大众教育及其它工作计划的详情。一九〇五至一九二五年的二十年间，中外基督教社群曾有一段短暂的黄金时代。
这个基督教徒合作时期的重要成就包括修公路、中国国际赈饥团的乡间工作、洛克斐勒资助的“北平协和医学院”的研究教育工作、洛克斐勒基金会出资给南开经济学院的社会科学系门、燕京大学与其它教会学院的扩增——包括南京大学的农业研究部，以及晏阳初（Jimmy Yen）主持的平民教育运动。
这些事功有三方面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它们对外资的倚赖有甚于中国的青年会，其中又以美资占大宗。第二，爱中国的美国人从参与中国生活中获得满足，这也是冷战时期美国人会有“失去中国”之感的原因。第三，这些事几乎连中国人的问题的表皮都没搔到。前述各种外国援助的活动之中，大多数只是实验性示范的处理，并不具有可以直接改变中国本质的规模。
西方人在中国鼓励、促成、援助的计划难免流于肤浅，原因之一是，外国人交往的对象是中国的有知识的菁英阶级，而这个阶级只占中国人口的极小一部分。以教育为例，按饶懿伦（E．Rawski,1979）作的估计，晚清男性人口中能读写者占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五，女性人口中占百分之十。但是我们看到的入学人数统计是，一九〇七年的小学入学人数为一百万，至一九二二年增为六六〇万人。同期中学入学人数则由三万一千人增至十八万三千人。对于一个有四亿人口的国家而言，这些数目实在是太少了。
因此故，致力于创建中国文明社会的活动必须视为许多个成长点，如同生物实验室里的细菌培养液生出的孢子，散落在一大片平面上。若能假以充裕的时日，每一伙勤奋的改革者——社会、科学、医疗、民众教育各方面的——也许就能把工作延伸到更广的人群之中。不过，中国的问题太大了，到头来还是得靠政府来解决。
政治新闻报导之姗姗来迟
中国的独立的近代新闻业萌发，比西欧晚了大约一百年，比日本也迟了三十年，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窥见晚清惰性的全貌。旧秩序一直箝制住有关政府策略的言论，因为这仍是皇帝独占的禁区。
自从宋朝初期印刷书籍开始普及以来，一千年间不断累积促成近代新闻业的因素。官方与私人藏书、文学鉴赏力与编纂技术、宗教经书、官方的大规模出版计划、京城流往各省政府的大量文件、地方志、方言文学、私人刻印书籍，都有一分功劳。一八九〇年代的初期，各主要通商口市共有十多份中文报纸发行。一八七二年在上海创办的《申报》，有一万五千分的发行量。《申报》的新闻部分是报电报传送的，刊载内容多属商业类。中国近代报界拖到很迟才开始涉及政治报导，乃是为了尊重皇帝控制思想与印刷的权限。
近代中国报业始于王韬等通商口岸内的中国人。王韬曾于一八六〇年代帮忙詹姆士·赖吉（James Legge）翻译儒家典籍，并随赖吉到苏格兰停留了两年。一八七四年，王韬在香港办了第一份完全由中国人赞助的报纸，刊登商业新闻与一般新闻，并且加上他自己的改革观点社论。替他作传的柯文（Cohen．1974）说，其中信息来自王韬具备的几乎独一无二的西方“田野经验”。但是，到了一八八〇年代，他的读者仍然很少。
既有这么好的开始，中国的报业为什么在原地踏步丁二十年？为什么一直要等到一八九〇年代的危机再激起上海的梁启超等人以及长沙等省府都市创办持改革立场的报纸？简单地说，就是因为书生士大夫清楚固有的行事分寸，不会踰越朝廷的决策特权界限。只有获得特别恩准的时候，才可以向皇上呈进策论。至于一八七〇与八〇年代的激烈尖锐“清议”，制造的道德热力较多，实用真知灼见较少。要迟至一九〇〇年清朝被所有的外国打败——包括日本，朝廷的天命才开始亡失。梁启超在日本办的发表政治言论的报纸，是这个情势转变的明显标记。从此以后，主张改革的都市菁英开始在省内积极活动起来。
中国报纸、杂志、书籍出版一经在有保护的通商口市环境中展开，以后二十年内就增加了好几倍。一八九六年设立的邮政，以及小学教育普及与识字者增加，都助长了书报方面的发行量。依张朋园（Zhang Pengyuan）所说每本杂志平均有十五个人看过，李欧梵（Leo Lee）和安德鲁·纳森（Andrew Nathan）估计(见Johnson等1985），晚清的书报读者在二百万到四百万之间，大约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一。都市地区新产生的读者群以及一八九〇年代的局势，都有益于快速增长（到一八九三年，都市地区人口约为二千三百五十万，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
但是，到了一九三〇年代中期，中国只有九百一十家报纸和大致同样数量的杂志。有些报纸可发行十五万分。只算报纸的读者，总数在二千万到三千万人之间。这么算来，比起其它近代化国家，印刷的刊物能触及的人数比例仍嫌小了。不过，上海商务印书馆自一八九六年起渐渐成为教科书与杂志的主要印行者。写作新文学的人士发现，都市地区读者多是为消遣娱乐而阅读。据佩里·林克（Perry Link，1981）研究，“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在一九一〇至一九三〇年间为这类读者写了将近二千二百本浪漫滥情小说。政治论述却非常少，这是因为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在这么大的国家里，仍然只占微不足道的极少量。
近代中国的政治新闻报导大体上都是辩论性质的，目标在抨击或鼓吹某些想法，并不着重以事实告知大众。李欧梵和纳森引用梁启超的话解释：“说话是为改变世事而说，否则说它何益？”所以报纸数量尽管不多，却成为主要的政论工具。
学校发展
虽然北京大学向来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始于北大前身——一八九八年戊戌维新创设的京师大学堂，叶文心最近的研究（1990）却告诉我们，上海才是中国近代工程、科技、商业教育的自然发详地。例如，美国圣公会传教团于一八七九年在上海创设的圣约翰大学，是中国的第一所教会学院。清朝政府于一八九六年在上海设立南洋大学，该校曾送学生出国深造，后改为交通大学，成为工科首要学府。
近代新科门必须用进口的英文教科书来传授，这使得理学人士和新知识的隔阂更大了，这时候各门专用术语还没有确定的中译语汇，大学入学考试和期末考试常是用英文考，外籍教授讲课也都用英文。
由来已久的政府社会结合体于一九二一年瓦解了，理学思想的世界观也于是崩溃。留下的空位中涌进来五花八门互不相干而且经常彼此冲突的文化成分。军阀时期的这一代人因此必须把事情整理出头绪来。
姜·萨里（1990）曾就一位生于一八九〇年代的读书人的生活经历作了研究。此人受了四书五经的启蒙教育，到青少年期又得另受英美式教育，包括英语会话。由此可知遣一代人遭遇的困难之大。旧士大夫阶级以后的这一代菁英要谋求的解放不只一种而是两种，第一个要摆脱的桎梏是旧式儒家家庭制度的僵化观念以及父权专制。第二则是从新知识多种文化混乱困惑中解放出来。对于一个刚受完四书五经初级教育的少年而言，新知识带给他的是一种爆炸作用，把他刚刚在其中定好自己位置的知识环境炸得四分五裂。“中国不但不再是全世界，而且降为世界的一个小片断。”少年的心智与西方世界的相遇，通常都是一种“可造成严重伤害的经验”，充满“困惑与不确定”。少年心智需要“可能比第一次解放更明确果断的再度解放”，借着“寻得更高层次的整合或综合过程”，以从困惑中解脱。从被推翻的儒家思想束缚解放以后，惊惶失措的人们必须找一个新法则来安顿自己的世界。信奉基督教、信仰科学——包括达尔文主义、全心投入某种新行业、献身爱国革命，这些都能帮人找回自我形象。没有了知识勇气，简直就不可能存活下去。
以上便是民国第一代知识分子适应新环境的创痛。他们对日本既已完全绝望，就转向欧美去寻找拯救中国之钥。这个任务使他们率先倡导二元文化政策（biculturalism），因为中国人到东京所感受的文化冲击，比起到纽约、伦敦、巴黎、柏林的感受，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
美国国会于一九〇八年决定以美国的这一分庚子赔款大约一半之数（一千二百万美元）来资助中国赴美的留学生，中国政府便开始实施送学生到美国深造的计划，设立清华学校（一九一一）为预备学校。一九二九年间共派遣一二六八名留学生至美国。一九二四年间，美国又将赔款的另一半（仍由中国政府支付）指定赞助中华基金会。该基金会由十位中国受托人与五位美籍受托人组成的董事会主持，拨发奖助学金给私人的研究及教育计划。此时期在美国深造过的中国年轻理工学者，于一九二四年组成了“科学会”（Science Society）。不久，科学会的期刊就成为新式读书人普遍抱持的希望的代表，这个希望即是，科学与科学性的见解可提供一个公认的解答中国问题的方式。
此外，截至一九二〇年代，中国境内的上百所教会中学合并而升级成为十多所教会学院或大学，通常是在美国成立校董组织，教职员中美籍的都有。但美籍人员的住宿条件比较好，而且薪水是由美国的董事会发。这些美式机构都受治外法权的保护。像北京的燕京大学等教会学校，在一九二〇到三〇年代间教育了各港口都市里新兴中等阶级的子弟。
天津有一所著名的私立的而且是纯粹中国出资的学校，即是张伯苓在一九〇四年以后开始主办的南开中学、学院、大学。经费大都来自当地中国家庭。中国的慈善事业另外还资助了厦门大学，以及上海的两所学院——天主教震旦学院（一九〇三建校）和复旦大学（一九〇五）。
但是，不论那一所私立学校都不如北京大学这个全国教育中心出色。这儿本来是专为培训官僚或替旧官僚换装新门面的地方，到两个人来担任校长以后才改观。一位是一九二一年的严复，另一位就是一九一七年上任的蔡元培。蔡原是清末的翰林，曾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他是袁世凯时代流产的内阁中第一任教育部长，后来到德、法研读了五年。为了培养北大学术思想之多样，他广招各方人才，而且坚决反对政府干预教育。他邀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在巴黎期间便受法国大革命精神的吸引，回国后主办了很有影响力的议论期刊《新青年》。陈在北大时曾为提倡科学与民主而领导抨击儒教及其一切恶行的运动。
新文化运动
日本于一九一五年提出的“二十一条件”，企图把中国降格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日本的目的虽未达成，此一事件却结束了以日本为中国改革榜样的时代，加强了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就在此时，提倡新知识的读书人为自己确定了新的角色——不做官，回避政治，不再循前辈的取向，以便检讨旧式的儒家价值观与制度，摒弃阻止中国前进的东西，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找出新文化的元素。
新文化运动（New Culture Movement）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文字工具。二十世纪中国文字系统大体上仍是沿用公元前二百年前后造的字。每个重要的用字都已经变成像洋葱了，有无数层不同的用意，都是千百年来不同用途累积而成。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拉了文pater如果保留其在古罗马时代的字形传至现代，可以用来表达的意思（也许还要并以别的字）可包括父亲、爱国主义（patriotism），父系血统（paternity）、（基督教）教父神学研究（patritics）、祖传财产（partrimony）、赞助（patronage）等等。因此，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是指那一个意思，必须看其上下文才能确定。也因此故，必须晓得古拉丁文的原文。这种情况使文言文不能成为便利小学生解答人生问题的工具；它本身已是生活中的难题了。如果不下苦功把文言学通了，就休想进入上层社会阶级。普通人办理日常事务用的语言，比起通过科举考试的人用的少数人才懂的言辞和艰深的引经据典，要容易得多。
文学革命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用白话文来写作。欧洲人在文艺复兴时代就采取了这个步骤，即是，用各国本地语文取代拉丁文。新教的传教士是履行此步骤的先锋，用白话中文的圣经向一般百姓传教。对新一代的读书人而言，推行白话文的时机已成熟。领导白话文运动的人物是胡适，他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康乃尔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主张以白话文为学术论述及其它一切沟通方式的媒介。许多人都加入这个否定文言优于白话的革命运动，白话的运用迅速普及；古文的专制就此被推翻。
追随杜威（John Dewey）而讲求实用主义的胡适，也是提倡以科学方法思考批评的主要人物。科学在工技研究上的价值早已不容置疑，将科学的思考方式运用到中国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上却是跨出了一大步。新式学术研究猛烈攻击上古中国史的神话传说，重新评估古籍的来源。此外也研究中国民俗，重新衡量明末与清代白话小说的文学价值。科学方法的批评研究十分早熟，因为有清代考证学的成就先铺了路。
新文化运动的创造力，要放在其历史背景中观察才能看得更清楚。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战，暴露了欧洲高傲文明之中原来隐含的野蛮性。奥匈帝国、俄罗斯的沙皇帝国、日耳曼帝国先后崩溃。威尔逊总统宣告了主张民族自决与开放民主等原则。数种社会主义思想、妇女解放、劳工与资本家相对的权益等各种观念传遍全世界，也涌进了共和政体中国。在古老中国社会里仍只占着顶端薄薄一层的中国知识分子菁英，本能地担负起理解并评价变迁的外在世界的大任，同时也努力重新评估中国自身的固有文化。
五四运动
挑起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事件的，是凡尔赛和约将山东原德国租界移交给日本的决定。消息传来，引起北大及北京其它学校约三千名学生到故宫前面的天安门集体示威。学生们烧了一名媚日阁员的住宅，殴打了中国驻日公使。警方攻击了学生，学生于是通电各地学校一同罢课，并组织爱国行动队伍，四出散发传单。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福州、广州等地也都发动了示威。有几名学生在示威行动中丧命，不少人受了伤。被捕的示威者很快就把各个监狱塞满了。
同年六月间，各大城市商人关店罢市响应，使抗议情绪扩散更广，导致抵制日货行动以及与日本居民冲突。有一年多时间，爱国学生持续鼓吹将日本在中国的市场摧毁，成效相当可观。同时，最具影响意义的是，新近成立的工会也发动了罢工，加入中国有史以来抒发国家民族情感最大规模的示威。
这次运动的惊人之处在于其发动者是知识分子，他们使科学和民主等新文化概念与新爱国主义会合而成反帝国主义的行动。这一代读书人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能积极担负起决定中国命运的重任。他们甚至开始透过其学生组织与一般民众接触。
在知识分子动员中，文学界以新白话文写作的小说等带头示范。大多数作家都有很高教育程度，而且出自上层阶级。其中主要人物多留学过日本，回国后在都市中贫困度日，而且经常受警察骚扰。他们的读者多半是都市中的学生，和他们一样卷入了社会革命。这些作家反对家庭制度的束缚，主张个人表现自我，包括性的自由在内。有些前进者的浪漫个人主义和自剖——以第一人称叙述或日记体畅所欲言，足以令严格的儒教规范震惊。
一九二〇年代的杰出作家鲁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生于浙江一个家道中落的士大夫家庭，考过秀才，在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读过理科，到日本又改读医学，最后决定以文学为改革社会的事业。他开始成名要等到一九一八年在《新青年》上发表讽刺小说《狂人日记》之时。故事的主人翁在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的历史书申，从字缝中看见处处都是“吃人”二字。鲁迅还说，中国文化是服事主子的文化，群众痛苦的代价换得的是主子的洋洋得意。
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和罗家伦等，在他们办的刊物《新潮》中倡导中国的“启蒙运动”，驳斥儒教家庭束缚是奴役，鼓吹个人主义价值观。一九一九年三月间，学生们就成立了演讲社，以进行对一般民众的倡导。此类学生活动有激进者加入，一心要“救中国”的张国焘便是其一。
就这样，占中国人口极少数的知识分子——包括教授、学生、作家，有一部分人士投入了文化斗争，要废除旧中国的老旧恶习，为新中国建立新观念。这些要做领导者的人却面对一个重大障碍：中国的二阶层社会结构，亦即统治阶级与平民大众二分的事实。新兴的菁英阶级能够与一般民众沟通交流吗？这些新的指挥者会不会跑得超前他们的兵丁太远？
中国中产阶级兴起
可以与学界社群自治相提并论的，是都市生活中功能集团（functional groups）的新的自我意识。最近的相关研究显示，上海与北京市内兴起的机构组织都是新与旧、中与西合并式样的。
上海的刚成形的中产阶级，是由经营外贸的中国商人起步的。一八四二年以后，广东的行商掮客由买办接任，按契约替外商处理贸易中涉及中国的事务。外国人处理货运、保险、进出口投资，买办的利润来自外商付的佣金、经手资金的利息、代理财务的酬劳，以及他们自己投资买卖的盈利。因此，中国境内外国银行的买办掌握了与中国“本土”银行交易的厚利职权。
上海买办最初都是广州茶叶贸易业来的，后来又有从宁波市和江苏省来的。一八五四年的总人数是二百五十人，一八七〇年增至大约七百人，到二十世纪初可能已有两万人。买办的职位好像家产一样，都是父传子的，或传于侄儿。他们不像老式的人那样赚了钱就买田产，通常都是投资外商公司，如此也可避免被中国官吏揩油。要区别谁是“买办中产阶级”谁是所谓的“国内中产阶级”（如中国共产党为宣传而常做的），实在不可能。他们都是同一个团体里的分子。
由于中国农业仍然生产全国总生产额百分之六十五，整个经济体系中，近代化的部分依旧很小。中国避开了受列强外国剥削的半殖民地角色；没有变成外国的供应主要来源，也未给外国货品提供广大市场。继鸦片之后，销路广的进口品只有工业用纤维纱和煤油。简而言之，传统的经济系统仍能配合中国的低生活水平继续发挥效用，近代化经济能派上用场的机会也就不多了。以汽船和大汽艇为例，虽然投入中国的水路运输网，并未使水上运输系统改观很多。中国商人倒是很快就利用了这些快速工具，不拘是外国人或中国人经营的。
清末自强运动期间，主其事的大臣都有协办者、顾问、秘书、代理人、合作伙伴构成的人事网。这个复杂关系网也管到了“官督商办”系统中的商人，但是官吏并不负责生产事务。玛丽克莱·白杰尔（Marie—Claire Bergere．1989）认为，自强运动时期推动洋务者便是利用这个官僚综合体而运作，权力仍归官方。近代化的推行，必须靠官商两方的私人关系和利润分享才能达成。清末实行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官吏们的官僚资本主义。
清廷曾于一九〇三年以谕旨提高商人的地位，藉以拉拢都市商绅。此后至一九〇七年间，新设的贸易部还有奖赏投资者、工技师、创业者的措施。到一九二一年，各省有省县议会之外，总共有多达七百九十四个商会，七百二十三个教育社团。这些结社力量脱离了朝廷管辖，组织起超越省界的全国性团体，如中国教育协会、省议会联盟即是。这类团体所代表的是士绅商人阶级。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中国的外国运输与贸易量都因而减少，进口量下降，随后便是外国需求的中国原料输出增加。此时世界市场上的银价大涨，增加了中国通货的购买力。没有外人来竞争，是中国企业家发展的良机，即便运输短缺使他们向欧洲订购的设备不能准时送达。到了一九一九年，欧美需求下的大量出口，以及白银兑换黄金的价值上涨，都使中国商人大获其利，也因此刺激了中国的进口。
与十九世纪末的自强运动不同的是，这一波工业化偏向生产供立即消费与获利的消费商品。据白杰尔说，一九一二至一九二〇年间，中国工业达到百分之十三点八的年成长率。棉纱厂成长速度很快，单单一九三一年一年中就开了四十九家。上海的面粉厂大增，广州则有香烟、制造、火柴业兴旺。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间，上海共有二百家新的机械工程厂开设，一则是为维修设备，同时也自制编织机、纺织机，以及其它工业用机器。到一九二〇年，其中大约一半的厂家在使用电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也开始出现近代式的银行。除了北京中央政府所营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之外，还有十多家省营银行，主要是处理政府的资金和借贷。另外有十多家则是纯粹商业性的银行。至一九二〇年之时，上海还有七十一家旧式钱庄，专作短期贷款，处理鸦片商和染料业的资金。证券交易所和全国性的银行尚未出现。
上海人口——包括国际租界、法国租界、租界外的市区以及近郊，一九一〇年总计为一百三十万，一九二七年为二百六十万。一九一九年间，香港先施公司与永安公司在上海市南京路开了百货公司，是华侨势力伸入上海之里程。继而有香港上海银行公司与怡和洋行的新式大楼在洋经滨建起。
一九二五年以后，公共租界的“上海工部局”开始有华人任议员；上海近郊则有中国人的行政自治机关，一九二七年并人大上海区之前是相当自主的。公共租界内有中国纳税人协会的组织，另外有许多企业人组成的商会，以上海总商会的势力最大。纺织业和面粉业的大老板组成了企业家的新阶级，和地主士绅有往来，但不听其指挥。这种新兴的地方商绅阶级以上海的最为明显，他们不让政府管到他们头上来，自己从本地读书人里选任官吏。他们的官僚都是就地取材的。
新兴企业人阶级的迫切要求自治，不逊于发起五四运动的学界人士。实业家们多赞成教导实用主义而重视个人的新式教育。例如，继蔡元培之后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发起的新教育运动，就曾得到势力颇大的江苏教育协会的大力支持。一九二〇年代的学界和企业界往往因亲戚关系而联合为一体，例如，曾国藩的女婿是上海兵工厂厂长聂仲芳，而聂的诸子都成为纺纱厂老板，其中聂云台还兼任上海总商会的主席。
上海这个新兴的中产阶级有其自创的组织。一九一七年发行的《银行家周刊》，促成了一九一八年设组的上海银行业公会。上海的这个先例，引起汉口、苏州、杭州、北京、天津、哈尔滨各市也都成立银行公会。至一九二〇年，各市联合组成中国银行公会。另外，纱厂老板们也组成全国性的公会。这些组织研究世界市场，不再像往昔商人只以独占为目的，而是注重扩张成长，有国际观。有些大银行家是在日本受过高等教育的，最为外国人熟知的是美国宾州大学华顿财经学院毕业的陈光复。
原来的普通合伙公司或私人公司，开始转变为股分公司，但仍是凭家庭关系经营管理。家族关系之为企业的基础，可以藉荣氏家族的例子证明。一八九六年，荣氏开始在上海和无锡开办银行。传至第三代，共有十一位荣氏子孙在开面粉厂和纱厂。到了一九二八年，荣氏兄弟共有五十四人在家族事业的十二家面粉厂和七家纱厂里担任经理主管，占最高级主管一半以上。
地域关系和家族结构在新兴的企业人阶级中举足轻重，显见企业家们并没有断然脱离中国社会，倒不妨称他们是“儒家现代化人士”（Confucian modernizers）。白杰尔怀疑一个“有企业心的、开放自由的、见多识广的中产阶级”能不能移植到旧式的官老爷与佃农的文化中，而且在其中繁殖。有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是，新式的商绅已经和朝廷疏远了。而这个事实导致他们在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的革命期间支持各省的改革派菁英。
一九二〇年代的商绅们赞成胡适及其北大同僚的呼吁——要中国士人菁英起而行、要发展专业技术、要好政府整顿财政作前瞻的擘划。胡适代表了北京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与上海的企业家们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企业界赞成当时正流行的各省结成联邦的概念（这与美国各州最初的联合组织类似，但后来证明行不通）。他们也都赞成各省自治与联邦制度。另外一个务实的措施是成立商人民兵团。企业界期望自治而不让中央政府控制他们的经济功能，同时却又渴盼集权的秩序，实在是自相矛盾的。
从一九二三年三月起，企业界透过商会组织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大会，讨论解决政治整顿统一与军队及财政管理等问题之道。六月间，自治情绪高昂之时，上海总商会——既无领土也无军事基础——竟宣布脱离北京政府独立。总商会成立了一个“人民政府”的委员会，不久就和当地的军阀谈判以减少战争行动。然而，上海的中产阶级和北京的读书人一样，在这种事情上，超出了“文”的范围就无能为力。商绅阶级无法发展军事武力。上海的中国商人们随即又反对新出现的左倾劳工运动，这个立场获得外国人的支持。陈独秀于多年后回顾当时在上海为压制工运募款之事，表示他的目的在于打倒军阀并支持新式政府。陈与胡适一样，是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者，能够领导自己的社会阶层，却不会控制统治力。两人都是反帝国主义的，想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两人同样陷于两难的境地：又渴望自主权，又需要一个可能接近专制的强势政府。
工商业在京师里是次要的，首要的还是人口，即是八旗军人和为内外廷提供服务的各行生意人与工匠。外国军队于一九〇〇年占领北京的时候，在日本提议下按日本和欧洲范本设立了一所警察学校，招收的学生多为八旗军，以后这些穿制服支薪水的警员就成为新型的公务员。袁世凯随即把警察系统推广到各大都市。大卫·斯特兰德（David Strand,1989）指出，"即便已经淡化了，喜好给人训话、管闲事、调解说和的儒家心态激发了有效的警察工作"。至于扈从主义（clientlism）和惯例的舞弊，自不在话下。
一九〇七年成立的北京商会也是一个新组织。虽然其成员只占北京二万五千家商号的百分之十七，却代表了全体一致的利益，如避免钞票通货膨涨即是一例。商会的领袖不免要被卷入北洋时期的政治。北京城有大约一百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各行买卖手艺同业组织，以盲眼说书者的同业公会为例，成员就有五百人左右。制墨业则有大约二百位师傅，三百名未出师的学徒。五四运动要寻找“激进政治的无产阶级根据地”的时候，发现既有这些同业公会，似乎不急需再在工厂里组工会了。
坐人力车逛街于一八七〇至一九四〇年代盛行于东亚各地，是廉价腿力和球轴承车轮（ball-bearing wheels）的混合产物。一九二〇年代的北京城有大约六万名人力车夫，在一九二九年的暴动中攻击电车，把电车公司的九十辆车打坏了六十辆。
总之，一九二〇年代的北京目睹各种民间团体激增，鼓吹自治、节育等主张，面对军阀互斗的战乱与乡间受的蹂躏，士绅们成立了维护和平的社团，输入食品、开每天赈济八万人的粥场、出资遣散战败的兵卒。这种行动在北京必有先例可循，譬如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又被清军逐出的期间，应发生过同样情形。一九二〇年代的一些新旧混合的行为已经有了文明社会的风范，但是并不能使军事力量由此滋生。武力必须从外面进来，即是一九二八年北伐的革命军。
有关汉口、上海、北京等都市的研究，都展露出不时受道德共识推动的自觉性社群形象。往往都是既有团体或机构中，市民之间关注公理与民生的共识。当然，这种道德上的一致，继承自儒家思想，通常很难令儒家思想体系以外的人理解。因为它混合了通俗的正当感以及对于“军事”权威的持续顺从。中国式文明社会的半自主性与政府势力面对面时，似乎也有儒家书生臣子面对皇帝时的那种脆弱。他们尽管理直却不能气壮。
中国共产党之起源
中国的企业人士和新文化运动的自由派人士一样，决意不沾政治不做官。五四运动中的一部分行动主义者却有心寻求新的政治力量。这些人虽然是刚萌牙的中国文明社会里的学界滋养生长的，却投身于由来已久的事业——要创造能给中国带来统一、社会秩序、富裕、力量的新政府。也因此故，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分为两派。一是胡适、傅斯年等学院派，提倡以新方法整理国故并重新评估中国历史文化。另一派是陈独秀与张国焘等政治激进派，合力组织了中国共产党运动。
从一九〇〇年代初期，无政府主义已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先在中国引起广泛注意。一九一七年苏联革命把列宁主义带到中国以前，主要的社会主义者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巴黎和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大多爱读普鲁东（Proudhon）、巴枯宁（Bakunin）、克鲁泡恃金（Kropotkin）的理论，及其主张的
谴责政府、国家、军国主义、家庭等一切权威。无政府主义作家引用克鲁泡特金的名言，指政府已经变成当代的上帝。他们以雄辩之才阐述平等主义的观念，尤其高呼将妇女自家庭束缚中解放，将农民自剥削中解放。这些都将成为中国的革命词汇。无政府主义者不愿依赖政府，而是要每一个人解放后，以不流血的方式再创远古时代的人人平等的社会。但是，彼得·扎罗（Peter Zarrow，1990）就无政府主义者的作品所作的分析，令人觉得他们太沉缅于乌托邦式的希望，以为只要一步就可以从儒家观念的紧身衣进入全然的自由境界。这种想法荒唐得可怜。结果除了暗杀之外根本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实际上该怎么办呢？
新文化运动虽然吸引了读书人，却不足以使青年们藉创造新社会秩序而获得中国救星的新身分。一九一九年以及后来，在北大受到蔡元培鼓励的学生讨论会成为榜样，天津、济南、武汉、长沙、广州各地的大中学生都相继效法，上海的学生尤其积极。大多数团体都办有期刊。这些行动主义的学生们给了自己新任务，不再求为国效劳，而是要为社会效劳。最近才意识到都市劳动阶级存在的学生们，现在又想打动一般民众了。社会主义似乎大有可为，有些人认为它终将使工人与知识分子团结，因而防止阶级之战。亚里夫·狄尔立克（Arif Dirlik，1989）指出，此时期的某些国民党内的社会主义者，把拥有地产——而非资本主义——当作抨击目标。
到一九二〇年，已有六、七个主要都市中有思想激进的研究会成立，其成员都是知识分子，各自主动加入相互激励。北大教授李大钊于一九二〇年三月组织的研究社，树立了此类社团的风格。狄尔里克认为，一般史学者虽然公推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党人之一，其实李并未一心以建党为念。他在宣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十分热烈，但实际行动方面却希望所有的社会主义者能团结一致。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似乎主要归功于陈独秀和共产国际（Comintern）。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害得他在一九一九年夏天坐了三个月监牢。一九二〇年秋天中国共产党核心的实际组成，主要是靠共产国际的特工人员维丁斯基（Voitinsky，中文名吴廷康）。接替维氏的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史尼夫列特《Sneevliet，即马林[Marin]）——于一九二一年来到中国以后，中共的建党大会才于七月在上海召开。经由办期刊、开书店、翻译、办研究会、组工会等宣传方式，中国共产党迅速确立了“行动的意识形态”的组织恃色。与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分裂以后，中共坚持以阶级斗争为首要宗旨，从此成为一个谋求权力的、秘密的、排外的、集权中央的布尔什维克（即列宁主义的）政党。五四启蒙运动被他们远远抛在后面。一九二一年七月由俄国的共产国际代表指导的建党大会，李大钊和陈独秀这两位“创党人”都未出席。过了一年时间，才通过了党的规章原则。这时候，最初的十二位建党代表之中有将近半敷已经离开了。
早期中共党员究竟是否确实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可以再推敲的问题。建党党员之一的毛泽东，一开始是五四运动的信徒，是主张改革的渐进主义者（Gradualist）。要等到明显受挫以后，他才认定激烈革命行动是唯一行得通的路线。
毛泽东曾经赞成克鲁泡特金式的无政府主义，也就是提倡互助与合作之说。一九一四年他十八岁时，读了蔡元培译的德国哲学家鲍森（Friedrich Paulsen）作品《伦理学体系》（System derethik），还作了批注。能将哲学大众化的鲍森主张，“意志对智能而言是首要的”，伦理含于自然之中。宇宙的行为有伦理性，个人的行为亦然。因此，主观态度与客观态度并不相冲突。这种伦理色彩对这一代的中国人特别有用，可以帮他们使历史与价值观调和一致，使中国的伦理教条遗产与近代科学知识调和一致。
五四运动将爆发之前，毛泽东从北大回到湖南，办了一分讨论刊物，提出其辩证看法，指人民受压迫的阶段之后将是人民转变的阶段，中国经过羞辱衰弱的时期之后，将以强势大国的姿态抬头。这种看法表达的使相对者统一的主题，可以远溯至道家的思想。毛提倡的“人民群众大团结”，其道理是，社会中的团结集团长久以来全凭联合一气而占得优势，现在轮到人民群众以同样方式来占上风了。
毛泽东表达思想的措辞具有世界性与普遍性，不过他最初的实际行动之一是参与湖南省的自治运动。这项运动旨在成立湖南省的宪法，以反应当时流行的各省独立组成联邦以促成中国政府现代化的主张。自治必须以民意为基础，有民众参与，也就是必须动员人民。
毛的刊物于一九一九年末遭禁以后，他便动身前往北京和上海，在两地都找到了志同道合之士。但是他还不是阴谋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即便他于一九二〇年组成一个俄罗斯事务研究会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湖南分团。甚至他参加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组党会议之时，也还未全心投入阶级斗争。一九二三年间，他组成了“湖南自修学院”，宗旨之一是，用旧式中国书院传播近代知识的新内涵。他本来还要为湖南的工人运动效力，却不得不于一九二三年四月逃往上海。
上述有关中共建党人士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的数据，显示一个密谋夺权的组织在中国出现时，要具备形式相当容易，反倒是做为组织方针的理论依据比较不容易规划完善。几千年历史中曾有无数抗暴造反者秘密组成结拜兄弟的团体。孙中山组党之初，确实曾因为难以超越这种古老作风而感到棘手。汤尼·赛克（Tony Saich）编辑的中共各支党部与中央的往来书信（即将出版），指出一个事实：所谓“民主的中央集权主义”（democratic centralism）这种单向式的党纪，早期曾有执行上的困难。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将包括运作风格和观念两方面。强调党的权力高于一切的布尔什维克主义（Bolshevism）只是马克思主义衍生的一支，它有它的民主期望。至于剩余的无政府主义互助观念与“劳动学习”的观念（即是使知识分子成为劳动者，使劳动者成为知识分子），以后仍将是反布尔什维克的，但对于促成中国式的文明社会无甚帮助。
一九一〇与一九二〇年代，新文化运动的学界人士和都市企业人士的经验，都证明这两种人同样不能只凭自己的力量奠定政权。他们虽然需要新的政治秩序，却只能静观历史将给他们带来什么。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作者们不懂，事实多次证明（1919年、1949年、1989年）中国自由主义无法建立中国的文明社会。既然如此，那么怎样才能建立中国的文明社会呢？我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只有适当的宗教才能建立中国的文明社会！简单地说一下，建立第一期中国文明社会的是先秦宗教，建立第二期中国文明文明社会的是佛教，建立第三期中国文明社会的是基督教。在我看来，一个成熟的第三期中国文明，取决于中国能否实行彻底的基督教化。而迄今为止所有的“中国现代化改革”，其实都是以某种程度的基督教化为基础的——太平天国即使不算，洋务运动的开放传教也应该算，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甚至北伐革命、共产革命，在在都有正反两面的基督教身影。所谓“反面的基督教”，就是类似太平军的国民党与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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