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没有航母舰队就没有国内安全

《国境之外：他们被失踪，他们在恐惧》（2018年4月5日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当局跨境执法、强迫失踪、规劝回国让一些海外华人活在恐惧中——
2015年10月底的一天，流亡泰国的中国异见人士姜野飞在栖居的阁楼里做了一个噩梦。醒来后他对妻子楚玲说：“我梦见我被移民警抓了，给我遣返了。”
尽管曼谷酷热难耐，楚玲回忆说：“我当时就觉得浑身发冷，汗毛都立起来了。”

彼时，姜野飞已经流亡泰国七年，除了从事民主活动外，还经常画一些讽刺中共政权，特别是习近平的时政漫画。
楚玲为此很担心，几次提醒他要小心，“我说泰国军政府和中共关系非常密切。他们如果想来泰国绑架你是很容易的，你走到大街上，可能人家给你摁到汽车里，就给你拉回去了。”
可是姜野飞说：“男人的事，女人别插手。”
两天后，姜野飞被泰国警方抓走，理由是违反泰国移民法，尽管当时他已经持有联合国难民署签发的难民身份。
“我一听就知道是中共想抓他，很清醒的感觉，” 楚玲说。
两个多星期后的一个凌晨，姜野飞和另外四名中国人被遣返。他很快被安排上央视认罪，之后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组织他人偷越国家边境罪”被正式逮捕，羁押至今，尚未审判。
楚玲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帮助下流亡加拿大，终日以泪洗面。她害怕接触生人，碰到手机上陌生的号码也不敢接，过着家、英文学校、教会三点一线的生活。
即便来到自由的土地，恐惧依然缠绕着她。
“我害怕有一天也被人间消失”
同样在惊恐中过活的还有谷书花和她18岁的女儿。谷书花的丈夫董广平原是河南郑州的一名公安，因为纪念“六四”失去工作，入狱三年，后逃亡泰国。
两年多前的那个下午，他和姜野飞一道在曼谷街头被抓，一道被遣返，如今一道被关在重庆第二看守所。
谷书花告诉美国之音，从2016年11月起，一个自称在柬埔寨的中国人先后给她打过不下十多个电话，说董广平的案子很严重，要她带着女儿回国。
“他说，重庆官方数一数二的人物让我跟你联系。当局想让你们做一个政治案件的典范。如果你们放弃加拿大身份，董广平可以轻判。你要是不回去，董广平会判得很重。你们可能一辈子也见不着面了，”谷书花回忆说。
她还说，那名男子在电话中放了一段十几秒的审讯录音，其中有董广平的声音。
谷书花决心，绝不听从这名男子的话，“中共能让董广平人间蒸发，我怎么能相信他呢？”
母女二人在加拿大深居简出，不敢住在偏远的郊区，不敢晚上出门，时时为生命安全担心。
“我害怕有一天也被人间消失，把我们弄回中国，受酷刑折磨，没有他们想不出的招儿,” 她说。
土生土长的澳洲人也染上恐惧病
初来乍到的人在恐惧，恐惧也深深植根于一些在异国生活多年的华人。
旅居澳大利亚的华裔作家齐家贞说，1987年，46岁的她到澳洲时，心中还怀着在大陆时的恐惧。
那种恐惧源自10岁时看镇反杀人，源自20岁时偷越国境到美国留学未果，以“反革命叛国投敌集团罪”坐牢十年。
“中共对海外华人，那些与他们意见不一致的人进行着长期迫害，” 齐家贞对美国之音说。
她说，在她个人身上，这样的例子就不胜枚举。有一年，流亡美国的人权活动家吴弘达到澳大利亚出席活动。她们全家请他在墨尔本唐人吃饭。餐馆里坐着三个黑衣人也在吃饭，但余光一直盯着他们。他们吃完饭走出来，那三个人也尾随而来。
吴弘达2016年在加勒比海度假时，离奇溺水身亡，一些人仍对他的死因存有疑问。
这类事情经历多了，齐家贞说，她的先生伊恩也变得不一样起来，“他比我还要神经过敏，比我还要担忧。”
每次齐家贞外出旅行，特别是到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这样的地方，伊恩都会非常焦虑，只要24小时没有她的消息，就怀疑她被人绑架了。
“一个地地道道、在澳大利亚土生土长的人，从来没有在政治上感觉过恐惧，也被我这样的经历传染上了恐惧病。” 齐家贞说。
红通背后的政治动机
这些恐惧并非杞人忧天。当下，北京正在全球范围内加紧行动，设法让那些被他们视作贪腐或危及政权的华人回到中国，不论这些人身居何处，持哪国护照。他们中有商业大鳄、前中共官员、异议人士、活动人士。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不久，宣布将反腐运动扩展至海外。当局说，这个名叫“天网”或“猎狐行动”的运动是为打击外逃贪官。
据中国公安部统计，“猎狐行动”开展五年来，已经将世界各地3000多名经济犯罪嫌疑人遣返回国。 但是人权组织和西方情报官员说，经济犯罪常被中国当局用做借口，掩盖背后真实的政治动机。
旅居多伦多的谢卫东头顶上悬着一张中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色通告。在中国时，他当过律师，后来成为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 因为对中国司法系统彻底失望，谢卫东下了海，创办法律咨询网站，并于2014年和妻子移民海外。中国当局以腐败为名对他展开旷日持久的调查，希望将他带回中国。
去年12月23日凌晨两点左右，谢卫东家突然门铃大作。等他起身应门时，敲门的人却以不见踪影。那天后半夜，他久久不能入睡。
“我们非常害怕，”他对加拿大《环球邮报》说，“他们的目的是恐吓我，或者绑架我，把我强制带回中国。”
“失踪人民共和国”延伸至海外
“我们不用‘绑架’这个词，我们倾向于说‘强迫失踪’，”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项目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对美国之音说。
她说，“强迫失踪”指的是政府代理人或官员将人拘押，之后拒绝承认，或者拒绝说出此人身在何处。这是一种由政府犯下的侵害人权行为。
在中国境内，政治异议人士被“强迫失踪”的事件层出不穷，现在这种做法被扩展至全球，连民主国家也不能幸免。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3月发表的深度报道《那些失踪者》指出，在美国的盟友国家中，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活动看来最为明显。报道援引多名美国前高级情报官员的话说，在澳大利亚发生的疑似绑架案例已经趋近两位数。多起案例都涉及被失踪者遭殴打、被下药，之后被拽上开往中国的轮船。
澳大利亚一名前情报官员对该杂志说，还有一些人被中国特工扣押在当地，用胁迫手段要求他们自愿回国。
“谈到这类‘自愿’回国的案例，我们都必须质疑这些行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自愿的，”理查森说，“我们知道中国当局会采取胁迫手段，有些是非法手段。”
动用亲友不打草惊蛇
一种担忧开始在美国情报界蔓延：中国政府策划或默许的“绑架”行动已经来到美国。
一名前高级情报官员对《外交政策》说，大约五年前，美国情报官员开始留意到一个模式：旅居美国的中国人也在失踪。 有证据显示这些失踪者是在胁迫下离开美国的。有人在他们的学校或住所附近看到中国情报特工出没。
“人权观察”的理查森说，很多时候，这类案子很难界定，其中可能涉及移民问题。不过一个令人担忧的事态是，中国当局设法在完全不惊动执法部门的情况下，向这些住在美国的中国人施压，让他们回国，比如派家人或朋友到海外来游说他们。
她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家人可能是自愿的，也可能是受胁迫的。这些人持旅游签证到其他国家来，为中国政府做事。”
动用嫌犯亲友是中国当局规避外国法律的一种手段，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执行总监詹宁斯（Peter Jennings）对加拿大《环球邮报》说，因为一国警方在另一个国家秘密开展执法行动显然是违法行为，但如果当局通过非正式工作人员从事此类行为，则很难进行制裁。
“美国司法部不会允许美国成为犯罪分子的避风港，”司法部的一名发言人在一则书面声明中说，“如果存在犯罪证据，司法部将协助他国执法，但是不会接受另一国在我国国土上进行单边执法活动。”
“人权观察”的理查森说，中国在海外开展的这些活动对西方国家构成重大风险。这些国家的执法部门必须真正明白这些问题，投入资源加以应对，这样才能在移民社区中树立信任。
她说：“如果有人再碰到凌晨两点陌生人来敲门，他们拿起电话报警，警察不会说，‘哦，这是我听到的最荒唐的事’”。

所有评论 (70)
不具名
2018年4月6日 9:13
异议者家属千万别相信共匪的话，千万别傻乎乎地跑回国来自投罗网。看看刘霞吧，即使刘晓波已经去世，共匪也不放过她。再看看共匪在国际社会上的信用：当初中英联合声明是全球瞩目之下签订的，如今共匪一句话就作废了。面对英国这样一个还比较强大的主权国家，共匪尚且如此言而无信，谁要是相信共匪会对几个被它们视如草芥的平民信守诺言，那一定是太天真了。
不具名
2018年4月6日 7:38
专制已发生了新的变种，完成了从威权专制到极权专制的疯狂转变。这种转变还不完全是文革的翻版，它是在新的经济体量和高科技手段下集秦、毛、法西斯和旧日本军国主义邪恶之大成。
人类社会已岌岌可危，如果文明世界特别是鸡国人还继续等闲漠视，似乎一场人类浩劫无可避免！
不具名
2018年4月6日 12:42
这还不足以让你们认识到中共的纳粹本质吗？你们还要愚蠢到什么时候？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再不反击，你们的下场将与我们现在的一样。
不具名
2018年4月6日 10:36
不要去那些和中共眉来眼去的国家，泰国柬埔寨，最好去能买枪的国家，像美国，身上有枪就不怕，民主国家也要加强签证管理，禁止中共鹰犬入境，用冲锋枪扫射中共鹰犬！
不具名
2018年4月6日 10:30
吴弘达淹死在洪都拉斯，他的前老婆立即把他火化了，奇怪！有个叫杨逢时的唱歌的理事，非常回避这些，一问三不知，还说她给中国学生讲课不能暴露身份，真是见鬼啊。
不具名
2018年4月7日 7:30
当然回避，关系不一般
当事人
2018年4月6日 10:16
中国特工对笔者跨国钓鱼执法十几年，技穷”计”不穷，在美国把”监外执刑和人格谋杀”都发挥到了极致，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详见当事人博客dangshiren.blogspot.com, 英文版 victim2015.blogspot.com。谁都可能是下一位雷洋 ！
贪官反共是好事
2018年4月6日 10:15
贪官反共是好事，民主人士当支持。反共不分穷与富，只分反早与反迟。贪官不限个人罪，独裁专制粪池弊。共产理想臭如屁，为官不贪难为继。巨贪都在政治局，为首当数江王习。当官也同板上肉，不知何时成肉糜。携财外逃拆共墙，正义人士当鼓励。民主不分官与民，反共当争分秒急。爆料真情揭黑幕，戴罪立功转新基。拥共贪官必严惩，底层五毛当鞭笞。推翻专制建民主，阳光之下再论理！
空玄預言網
2018年4月6日 8:45
「神通比不過業力」，「孫悟空飛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will be." 都如 "預言" 所料發生了！
不具名
2018年4月6日 4:25
这里有很多五毛在偷换概念：把中国逃出来的贪官、及与其利益共生的相关人与真正为国内弱势群体发声、被打压、被迫害的律师、维权人士相提并论,故意搅浑水！其目的就是要掩盖真正走民主宪政改革的声音,让中国人永远处于不觉醒的猪、奴状态！永远被中共独裁统治。这里要这类人清楚两点：中共体制下产生的大量贪官、裸官，无论身处哪里,当中国走向民主政体后一定会被清算！而为中国人民民主抗争的异见人士，作为中国的脊梁，一定会被载入中国民主革命的史册！……
不具名
2018年4月6日 2:07
泰国这个国家认贼作父，当年如果不是国军帮助泰国消灭了共产党，柬埔寨的命运也一定会降落在泰国身上，泰国更不会有今天的繁荣。而现在的泰国政府看中中共的钱财不惜与虎谋皮。当然了中共为了征服东南亚也是不惜花重金，推广东南亚旅游项目，搞什么各种文化交流给这些国家撒钱，每年强迫富商和在校学生组团到泰国、新加坡旅游、消费，利用中国的人口红利操控这些小国的政治和政府行为。泰国应该学习马来西亚，看穿中共的这套把戏，拒绝与中共合作，否则柬埔寨的命运就会是结果。
不具名
2018年4月6日 0:42
当中国成为民主国家后，应该立法没收贪官财产建立被迫害者国家赔偿基金，给说有坚持民主而被迫害者包括后代以充分的补偿。这类报道会成为一种证据。
猴子
2018年4月6日 3:23
别作清秋大梦了，中国怎么会变民主国家呢？中国人怎么配过民主生活呢？现在的问题根本不是中国变不变，而是美国会不会变成社会主义国家。
不具名
2018年4月6日 4:53
你才是一厢情愿做“春秋大梦。

不具名
2018年4月5日 11:15
中共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儿子，贪污几个亿跑到北美了，豪宅、名车、奢侈品享乐着，投资了好多企业，他还花钱让女儿成了政治明星，天天叫喊被政治迫害了，被中共追杀了，你信吗？
不具名
2018年4月5日 11:11
中共的百名红通贪污犯多数都躲在美国，他们不发表反共言论就要被遣送的，竟然成了政治异见人士，笑掉大牙！美国应该没收他们的巨额财产，人送回大陆！
不具名
2018年4月6日 2:24
未经公正审判，你凭什么认为人家是贪官？还有法治观念没有？！
不具名
2018年4月6日 5:33
携款潜逃的没有一个是普通百姓，都是中共贪官，跟政治无关，没有一个好玩意儿！

不具名
2018年4月6日 5:37
反共就好！必须真反共！
不具名
2018年4月6日 5:24
中共的贪官有奶就是娘，哪天美国不行了，他们反戈一击，成为中共的急先锋，靠不住的这些人。

中共军方代表
2018年4月6日 1:20
只要是消灭共匪，不论贪官还是乞丐，贪官在共匪国不贪能生存？所以不要和共匪讨论太多，对流氓有时必须动用他们的办法对付她们，这就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而且投靠民主社会的中共贪官，他们的情报更多，

猴子
2018年4月6日 3:24
我信！
不具名
2018年4月5日 10:57
简直是笑话，这些人都是卷着钱款跑的，卷走的都是民脂民膏，他们多半都是中共原来的高官，摇身一变成了自由世界的座上宾了？吗的，他们真是两头都吃香，共产党不抓他们就怪了！
不具名
2018年4月5日 9:28
【恶魔谁永信】
和尚?假和尚!
风尘?红乱相!
少林?官家寺!
武功?也够呛!
2012年底民间机构调研,8200万党员实际掌权的6500万人,他们平均每人实际非法持有人民币现金超过100万元,非法持有不动产超过人民币100万元以上!实际这部分人持有国家近130万亿的国家财富!是实际中国流通现金1.12万亿的116倍!按此占比全国流通财富的99.994%,剩下的是登记人口十几亿的大国里全民争夺的财富!中央集体学习中某高级领导指出:我们辜负了人民的信任!如果人民审判今天的干部(无论是不是党员),处决到副班组长一级,没有冤枉的!改革30多年,改已没路，只有革了...,新领导集体中某领导提到那电影《晚晴风云之木兰议事》
不具名
2018年4月5日 9:09
这些人根本不可靠的，当初信誓旦旦的宣誓效忠共产党，贪污了巨额资金之后被中共追杀，走投无路，东南亚、太平洋岛国和台湾都不肯收留他们，只有去北美欧洲，摇身一变成了政治异议人士，有些人到了美国还是生活淫荡腐败，喊几句反共产党的口号就成了政治难民，美国还是不要收留这种垃圾，没几个好东西。
不具名
2018年4月5日 8:54
我小区里也有一个央企高管，2011年跟他的情人（女会计）卷走了900多万人民币跑美国去了，申请到了美国移民局政治庇护，现在属于异见人士、被中共迫害的人士，找人胡编乱造了好多文章攻击中共对他的政治迫害，写的越狠越容易得到保护。中共方面这种人逃到美国的非常多，要么是干部，要么是企业家，毕竟带去了大笔资金投资美国，而且摇身一变成了人权卫士，美国人当然喜欢他们，我亲戚在检察院反贪局工作的，案宗里这种人非常多，美国不肯引渡，很难抓回来。这篇文章里说的，绝大多数都是这种人，据说跑到海外的中共贪官污吏有上百万人，美国容纳了至少五万中共巨贪。
中共军方代表
2018年4月6日 1:27
共匪国说谁是贪官就抓谁，而且关键是共匪国的法律，法官，等司法系统都是共匪说了算，这他妈要别人怎么能相信你嘛，你们打着反腐败的旗，干着清除异己的勾当，
不具名
2018年4月6日 5:26
估计你也是这种人吧，或者他们的家属吧？

不具名
2018年4月5日 11:53
这也是欧美民主国家的制度缺陷。被人钻了空子。
淪陷區的中國人
2018年4月5日 8:28
“除了恐懼本身，我們沒有什麽可害怕的。”——羅斯福。
既然認清黃俄共匪非我族類，馬列二鬼子犯罪團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邪惡，最無恥的反人類犯罪組織；既然選擇，決定，投身於顛覆黃俄共匪偽政權，推翻共匪黃俄偽政府的民主革命事業中；既然身為炎黃子孫，光複大陸，驅逐馬列本就是中國人應盡的本分，無可推託的責任与使命，那麽肝腦塗地，橫死街頭尚且無怨無悔，還有什麽可恐懼的呢？
不才曾枕著一字螺絲刀睡了兩年，即便現在不再經常挑選，騷擾，恐嚇，不才也無需枕著螺絲刀睡覺，但心裡很清楚，共匪狗腿子連狗屁“法律文書”都沒有，膽敢綁票，遇事唯死而已，但有魚死網破，同歸於盡。以必死之心求勝，以必死之心求生，就是這樣了。共匪爪牙還想色誘，利誘，妄圖誘捕，軟埋，讓不才重新跪回去，与淪陷區的望不到邊的豬狗奴才一樣苟延殘喘，無異於做夢。正如不才曾言，寧可讓流氓打死，絕不能讓流氓嚇死。
不具名
2018年4月5日 7:22
等等，不是说西方警察都是报警后五分钟就到达现场吗？怎么会有人报警不理呢。你们这些五毛，在给西方抹黑
不具名
2018年4月5日 8:13
對於普通罪犯民選政府執法者可以應對，對於克格勃，蓋世太保，共匪犯罪團伙爪牙，刺殺要員尚且都能完成，綁架普通民眾用不了三十秒。
不具名
2018年4月5日 6:06
共匪无恶不作。饿死几千万国民道歉都没有。

2018年4月5日 6:01
所谓的“异见人士”、“政治犯”恐怕是百里挑一，99%都是贪腐分子，席卷了巨款逃亡海外、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如同当初的赖昌星、杨秀珠一样，打着“异见人士”的旗号寻求海外庇护。
中共军方代表
2018年4月6日 1:37
你说的听上去似乎是有道理，但是你仔细想想，中国国内不是一个法治社会，所以 腐败，贪污 这些罪名都是一部分人头脑里对另一部分人的想法，说直白点就是皇上觉得你有罪就可以判罪了，所以没有法治是中国一切都很混乱的根源，表面的镇压也掩盖不了的，法治社会的保障是人人都拥枪的天赋人权，否则十几亿奴隶的社会很难行法治
不具名
2018年4月5日 8:37
您覺得反黨反“政府”反對社會主義“新”“國家”，100%都是貪污犯也不足為奇，因為您只是共匪反人類犯罪阻滯還陽的走狗奴才。郭文貴先生確實是曾經是共匪犯罪團伙中的一分子，但正因為曾經是共匪犯罪團伙的一分子，所以才能掌握共匪犯罪組織的確實證據，只要幡然醒悟，將功贖罪，就是在自我救贖。如此言論對您也適合。
不具名
2018年4月6日 11:00
人類才能步入幼稚園，您連進入幼稚園的資格都沒有，馬戲團，動物園，飼養場，垃圾填埋場才是您應該存在的地方。

不具名
2018年4月6日 10:58
回覆樓下，郭文貴先生所言倘若是創作，那共匪政法委馬仔豈不是聽命郭文貴先生演員？您与您的同類，別團結在以習賊近平爲領導核心的犯罪團伙周圍了，效忠郭文貴先生，另立中央吧。

不具名
2018年4月5日 11:09
郭文贵贪污了大笔中共的真金白银逃亡到美国，天天在咖啡馆里搞文学创作，他的鬼话自己穿帮，有点智商的美国人也不信他了，还真有人信？你是幼稚园的吧？

德国老鹰
2018年4月5日 5:43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美国居然为贪官污吏辩护。民主法治，廉洁奉公原来都是笑话。当然，红通犯被拿住，美国“直接经济损失”太大，美国第一就成了空话。
世无共匪法才张
2018年4月5日 5:36
中共匪帮法流氓，玩弄法律于股掌；
依法治国空口号，只为镇压找伪装。
偏有正直好律师，据实引法辩公堂;
法官本是党打手，理屈词穷羞而狂。
中央法氓一声令，下面法氓迫害忙；
大抓律师赤膊上，天下围观裸流氓。
法盲犹可补课学，法氓只配落法网；
国有共氓无法律，世无共匪法才张。
不具名
2018年4月5日 4:45
你们这些人在做违法事情的时候怎么不想到法律、不感到害怕？对付这种狡猾的违法犯罪分子，不用些非常手段让他们伏法，对守法的老百姓怎么交代？再说了，哪国特工不是干类似这种事情的?
不具名
2018年4月5日 3:55
美国一些政客纠缠通俄门，但对中国的威胁视而不见，这真让人担忧！
不具名
2018年4月5日 3:26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好笑
2018年4月5日 1:31
鞏小夏算不算?! 被失蹤 在恐懼!
不具名
2018年4月5日 1:17
我是大陆老百姓，对中共专门搞阴谋诡计深有体会。中共是无赖和土匪的集合，是人类的毒瘤，应当彻底铲除。
不具名
2018年4月6日 9:59
大陆你妹啊
不具名
2018年4月5日 1:09
西朝鲜，名副其实！
不具名
2018年4月5日 12:38
狗篮子CIA FBI杀人不眨眼 土匪
不具名
2018年4月5日 11:49
獨輪運全家死絕
不具名
2018年4月5日 11:48
獨輪運全家死絕
不具名
2018年4月5日 4:15
要死也是死你全家！
中国人
2018年4月5日 11:34
说这话我就想笑了，就算你们说的这一部分有些是真的，但是这个世界干“强迫消失”这种勾当最多的就是美国的CIA了吧，中国最多管理的还是中国人或者华人，美国管理的可是全世界不分国家不分人种呢，连别国的国家元首都敢“强迫消失”，卡斯特罗就是最好的证明了，一个这样的土匪，有什么资格说别人呢？逗
具名
2018年4月5日 11:34
不要怕。你越勇敢，土狗就越害怕
不具名
2018年4月5日 11:33
没得议题当然要制造议题了
不具名
2018年4月5日 11:18
这星球虽然在宇宙中小如芥子，但对目前的人类而言还算大，保存某些东西—例如证据—的地方也还足够多。即使杀害反抗者的肉身也毁灭不了这些证据，暂时让这些自以为掌控世界的幕后操纵者得瑟，时机成熟时再揭穿此种红白二皮脸的把戏。
不具名
2018年4月5日 11:00
很好，干得好，我相信我的评论不会被刊登出来。
不具名
2018年4月5日 10:53
贪官腐化之人到了中共外，就成了异见之人，可笑之至。有的贪官子女还在华人中炫耀很有钱，还有那么多喷子在狂吠他们是受到了迫害。
不具名
2018年4月5日 10:44
让全球恐惧，是习近平一伙的绝招。
流氓中共越境执法，在全世界抓异见人士。
2018年4月5日 10:21
流氓中共越境执法，在全世界抓异见人士。
 不具名
2018年4月5日 9:30
中共邪党的魔爪应该延伸到全球各地，将世界笼罩在阴影之下。还不团结起来对抗共匪，自由民主很快就要被黑暗吞噬。
不具名
2018年4月5日 9:09
这些人说穿了就是借反中来获得绿卡身份而已，纽约多伦多唐人街这种人太多了！还有所谓的移民律师专职干这一行的，有全套的培训材料。很多人在洗白身份拿到外籍身份之后立刻就申请中国签证回中国了，摇身一变美籍加籍华人了。纳税人的钱就这样被白白浪费了！！！
不具名
2018年4月5日 12:22
看你三观好不到哪,你是帮中共洗地的？难道中共打压异见人士、打压律师是假？为何有如此阴暗心理揣度别人是为了移民？为了绿卡？即使他们真有幸来到美国庇护,我们该高兴,这样的人来到美国对推进中国民主进程有好处，总比那些吃美国饭、砸美国锅的五毛强多了！我是看不懂你有什么理由拒绝别人来美国？因为你先来,后来的都是居心叵测？到了民主社会,没学会善待别人,崇尚正义,反而不时发散出党文化余毒，狭隘自私、容不得他人。要说,像你这样的人才真不配来到美国……
清明时节祭蒋公
2018年4月5日 9:04
清明时节雨纷纷，华夏遗民愐斯人。
蒋公中正存天地，不灭耿耿中华魂。
辛亥投身共和功，内忧外患戎马征。
日寇黄俄殊死战，保留台湾中华根。
年年清明盼清明，壮志未酬大陆沉；
共匪盗国马列笑，但闻华贤哭泣声。
年年清明祭蒋公，反共复国众志城；
民国光复大陆日，再祭蒋公慰华圣！
中国大陆广西人
2018年4月5日 5:34
赞一个！支持！！
不具名
2018年4月5日 8:20
中共是地球上最大的恐怖组织。
不具名
2018年4月5日 8:19
想拿绿卡、不管黑白就喷中国政府！这个套路全球华人都知道！
不具名
2018年4月5日 10:25
共匪是流氓，是猪狗不如畜生，该喷！不是吗？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说过，“如果让人们知道中共干过罪的，人民就要推翻共产党”。
不具名
2018年4月5日 8:07
美国应该打击中共在美国的非法行为!
袁二 王八组合
2018年4月5日 7:42
过去五年的中共已经越来越公开朝鲜化，今后如无有力的反击，则比毛魔时代还邪性！


谢选骏指出：“中国当局”的跨境执法、强迫失踪，已经延伸到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些英语国家，只是在美国，还停留在规劝回国的地步，这是否因为美国还有个几个航母舰队？难怪中国要积极发展航母舰队，看来，在全球化的时代，“没有航母舰队就没有国内安全”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现实。不信你看，英国的航母舰队瘫痪了，俄国就在英国开始毒杀其公民了。

谢选骏：皇帝的儿女生下来就是让人杀的

《他们是成吉思汗后裔 每天挣扎在生死边缘》（2018-04-06 转载  侠客岛）：

清明节，除了踏青之外，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祭祀和扫墓的日子。在这一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篇关于巴基斯坦哈扎拉人的故事。他们是成吉思汗大军进军中亚留下的后代。

他们的故事发生在奎达，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首府。故事的底色充斥着袭击、爆炸与死亡——

2013年1月，一名自杀式袭击者走进奎达的一间台球房，拉响身上的炸药，当场炸死8人。救援时，藏在一辆救护中的炸弹再次引爆。连环袭击共造成超过120人死亡，绝大多数来自哈扎拉社区。

5周后，一枚炸弹又在奎达一个人头攒动的市场炸响，造成至少90人死亡，大多为妇女和刚刚放学的孩子。

而就在本月初，一名未知身份的枪手朝停在奎达Kandahari市场内的一辆汽车开枪，当场打死了哈扎拉族驾驶员。

据巴基斯坦国家人权委员会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过去5年奎达发生的各类袭击事件中共有509名哈扎拉人被杀，其中2013年超过200人，另有627名哈扎拉人受伤。

这篇文章发自巴基斯坦前线，作者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前驻巴基斯坦记者王琦。总钻风读完说，感恩我们出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和平的国度。

文章有些长，4000多字。但读完，相信你会有和他一样的感受。

奎达哈扎拉墓地

奎达Mari Abad哈扎拉社区的公墓内葬有近1000名恐怖袭击遇难者，如果想找寻某位逝者，你只需知道他的去世时间，因为同一袭击案的牺牲者往往被葬在一起。

更令人瞠目的是，这片墓地白日里几乎是整个社区最热闹的所在：卖菜的商贩、遛弯的老人、跑酷的少年络绎不绝，欢声笑语在这片长眠之所此起彼伏。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屠杀

“‘你是中国人吗？’由于长这样，我已经被问过多少次了。当听到‘不是’，他们又会问：‘那你家在洪扎（巴基斯坦北部）？’‘不，我来自奎达。’接下来的猜想大多会是，‘那你显然是普什图人喽。’‘不，我是哈扎拉人。’‘天呐！所以你是被害得很惨的那拨人！’”萨达特·阿里在博客中写道。

奎达，巴基斯坦安全形势最复杂的地区，藏匿有羌城军等宗教极端势力，俾路支解放军等民族分裂势力，以及传说中的阿富汗塔利班大本营。去年5月，两名中国公民在此遭绑架后遇害，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负责。

奎达生活着约60万哈扎拉人，他们是成吉思汗大军进军中亚时留下的后代，几乎全部是什叶派穆斯林。该派别被羌城军、巴基斯坦塔利班等逊尼派极端组织视为“异端”。由于有着显著的蒙古人种特征，他们也成为最易辨识的袭击目标。

奎达哈扎拉社区

2013年1月，一名自杀式袭击者走进奎达的一间台球房，拉响身上的炸药，当场炸死8人。当人们蜂拥赶来救援时，藏在一辆救护中的炸弹再次引爆。连环袭击共造成超过120人死亡，绝大多数来自哈扎拉社区。

2013年台球厅袭击案后，哈扎拉人以抬棺示威、拒绝下葬。

鲁克萨娜·毕比那天失去了4个儿子中的3个。她家斑驳的墙上挂满照片，毕比坐在地上，怀抱三个相框，里面是逝去的孩子们，“我光着脚跑到清真寺，找到了儿子们的遗体，我吻了他们的脸。我自己把他们抬到墓地，老大叫哈迪姆·侯赛因，我对他说：‘在下面好好照顾弟弟们。’之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大家把我抬回了家。”

毕比担心9岁和5岁的孙子也遭遇不测，“他们问我：‘那些想杀死我们的人是谁？那些在逊尼派和什叶派间煽风点火的人到底是谁？’”

毕比一家与大部分遇难者一样，也是哈扎拉人。

袭击中失去亲人的哈扎拉人

台球房袭击案发生后5周，一枚炸弹又在奎达一个人头攒动的市场炸响，造成至少90人死亡，大多为妇女和刚刚放学的孩子。逊尼派极端组织羌城军宣布对上述两起袭击负责，并声明说，要将奎达变成“什叶派的坟墓”。

2013年2月奎达市场袭击案造成至少90人死亡，图为亲友们守候在遇难者身旁，用拒绝下葬的方式表示抗议。

2013年2月奎达市场袭击案造成至少90人死亡，图中一男子正为遇难者掘墓。

据巴基斯坦国家人权委员会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过去5年奎达发生的各类袭击事件中共有509名哈扎拉人被杀，其中2013年超过200人，另有627名哈扎拉人受伤。就在4月1日，一名未知身份的枪手朝停在奎达Kandahari市场内的一辆汽车开枪，当场打死哈扎拉族驾驶员，另一名该族乘客身中数抢，被送往医院抢救。奎达所在的俾路支省什叶派联盟主席阿格哈说：“孩子成了孤儿，妻子成了寡妇，但我们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

鸟笼

据统计，2017年奎达有12名哈扎拉人被杀。暴力事件减少了，但哈扎拉社区却为此付出高昂代价：为遏制针对哈扎拉人的屠杀，当地政府在通往其社区的各条路上筑起高墙，或设立哨卡。奎达哈扎拉人由此被隔成两个独立社区，任何人想进入都必须接受盘查。“没错，恐袭少了，但城里其他地方我们也去不了了。”居民穆萨说，“我们不能做生意了，像活在鸟笼里。”

奎达有两个哈扎拉社区，分别是图中的Mari Abad和哈扎拉镇

精明能干的哈扎拉人曾统治奎达的市场，可眼下，几乎所有的哈扎拉商户都已迁往两大聚居区。穆萨认为，政府做的远远不够，“如果他们连一小撮恐怖分子都对付不了，还有什么资格被称为政府？”

去年10月，菜贩加富尔跟5个族人一道前往市中心的一处批发市场进货，他说他知道有危险，可Mari Abad地区的菜价比城里其他地方贵太多了。加富尔是唯一回家的人，“车突然停下来，同时枪声大作，我爬起来想看看发生了什么，结果被击中，失去了知觉。”加富尔身中5弹，奇迹般活了下来。如今，他说他绝不会再离开Mari Abad，家人也不准。加富尔的两个儿子已经辍学，帮着养伤的父亲看护菜摊。

哈扎拉社区隔离了危险，也隔绝了未来。据报道，近年来奎达各高校哈扎拉学生数量显著下降。19岁的纳吉斯·阿里原计划去奎达俾路支大学就读，但考虑到安全风险，父母要求她放弃学业，“我成绩那么棒，可是连校方都说无法确保安全。我爸妈真心想让我上学，但他们实在害怕发生不测……教育对我而言是最重要的事，但我们有什么选择呢？”

逃亡

哈扎拉青年在抗议，牌子上写着：哈扎拉人要求正义

浑浊不堪的现状与未来，让越来越多的哈扎拉青年选择逃离，他们理想的庇护所是澳大利亚和欧洲，而估计约九成的逃离者是通过非法途径运作的。

眼下奎达移民产业异常火爆，经由南太平洋的圣诞岛前往澳大利亚的旅程很是热门，也充满危险。

穆罕默德·昌格兹在哈扎拉社区中心从事移民咨询工作。他舅舅、舅妈和他们的孩子都在前往澳大利亚途中淹死了，“很危险。中介为了几百美元撒了谎，但迫于形势，很多人仍趋之若鹜。”

28岁的穆罕默德·伊布拉西姆在印度尼西亚一个拘留中心呆了一年后回到奎达。他此前通过中介登上一艘由雅加达前往圣诞岛的小船。航行途中船开始漏水，船长弃船而逃，万幸的是落水的乘客被印尼海岸警卫队搭救上来。“我哥也通过黑中介去往澳洲。我们都知道他那艘船在2011年12月沉没了，但爸妈至今不愿接受他已去世的现实……很多家庭都不愿相信他们的挚爱已经离世，有人说，大洋中有座监狱，所有失踪的人都关在那里。每个人都盼着能等到一些好消息，但消息从未传来……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会争取离开，因为生命在这里受到威胁，坚持毫无意义。”

据巴基斯坦Samaa电视台援引奎达哈扎拉社区长老的话说，目前已有约70000名哈扎拉人搬离了奎达。

乐园

尽管上苍对哈扎拉人如此刻薄，但后者如同墙缝中钻出的小花，奋力从甘苦中榨出甘甜。

由于缺乏公共设施，Mari Abad地区公墓承担了很多额外的功能。每日天光乍破，人们便会来此散步。一位老人推着婴儿车徜徉在墓穴之间，小孙子兴致勃勃的看着、听着周围的世界，“我带孙子出来溜达，这样他妈妈就能安心处理家务了。”上午10点，墓园中的菜市场开门迎客，并立刻被妇女们挤满。讨价还价的叽喳声，挑菜时手镯碰撞出的叮当声以及周遭的鸟鸣声此起彼伏，汇成一首快乐的歌。

日落时分，墓园一天中最重要的活动开始了：堆在墓穴上的石头被借用来，作为Sang Girag，一种哈扎拉人玩了几个世纪的游戏的重要道具。活动中，两队各出3到5人，用网球大小，光滑的圆形石头轮流掷向一个被称为qarqa的圆柱形目标，打中qarqa得一分，率先赢得10分的队伍获胜。各个年龄段的人，甚至80多岁的老汉都踊跃参加。其他人则坐在一旁，撵着祈祷用的珠串，为支持的球手喝彩，也调侃着每一次失误。

Sang Girag，一种哈扎拉人玩了几个世纪的游戏

夜深了，人们陆续沿公墓中四通八达的道路回家，墓园则恢复了原本的静谧与肃穆。

萨达特·阿里在博客中写道：“由于三面环山，岔路众多，离家近，这里让我们感到安全而舒适。一个多世纪以来，这座公墓从最初访客寥寥的禁地变成整个社区的多功能活动中心，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悲歌

哈扎拉人的悲歌其实早已吟唱了一个多世纪。

哈扎拉族发端于阿富汗。1890年代，由于种族仇杀、政治斗争等原因，约三分之二的哈扎拉人口被喀布尔埃米尔阿卜杜尔·拉赫曼屠杀，数千人遭奴役，战败者的头颅还被堆成数座高塔。奎达哈扎拉人的一大部分就是那时从阿富汗逃难至此的。

此外，自1979年开始的30年间，苏联入侵阿富汗及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又迫使哈扎拉族掀起新一波的移民、难民潮。时至今日，阿富汗生活着600至800万哈扎拉人（2014年），是该国第三大民族，巴基斯坦约65万，伊朗约35万，澳大利亚2万，但准确数字很难统计。

俾路支省近年来教派冲突死亡人数表

具体到巴基斯坦，其实教派冲突久而有之，但自2007年起却呈逐年恶化之势，个中缘由耐人寻味。首先，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美国在阿富汗发动的反恐战争令邻国巴基斯坦受到了致命核辐射”。巴被迫卷入反恐战争之际，巴基斯坦塔利班、羌城军等逊尼派极端组织急速扩张，并发动多起针对什叶派的屠杀式袭击。2011年秋，羌城军袭击哈扎拉人乘坐的公交车，造成30人死亡，袭击前该组织在公开信中叫嚣：“所有什叶派都该去死，我们要把巴基斯坦土地上那些不干净的人通通清除。”同时，羌城军、巴塔和阿富汗塔利班还相互勾结，联手发动诸如2009年斯里兰卡国家板球队袭击案，并在政府军辐射不到的巴阿边境地区各自为对方提供避风港等便利。

另外需要着重讨论的是，孩子不停的被人欺负，家长为何不好好管管呢？

沉默

网民评论：

西岸 今天 12:56

这都怪穆罕默德，娶了十几个老婆却没有一个儿子，导致身后出现什叶派（血统派）与逊尼派（长老派）之争。

谢选骏指出：皇帝的儿女生下来似乎就是让人杀的。最极端的例子就是秦始皇的子女几乎无一幸免，还有土耳其苏丹的后代也不遑多让，其他的也只是一个清算时间的区别。这就是《福音书》所说的“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不仅人类如此，蜜蜂也是这样，蜂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立即杀死还未出生的候选蜂王，以便让自己独大。这就是“选种”。类似于“一将功成万骨枯”。当然，比被杀更惨的是遭到奴役。你奴役了别人，别人就奴役你的后代，只有绝种的征服者幸免于此——他们是项羽、汉尼拔、华盛顿、列宁、希特勒，他们也因此成为某种神话的源头……

谢选骏：一叶障目的保罗·肯尼迪及其《大国的兴衰》

《中国崛起伤了美国自尊心？耶鲁教授说…》（2018-04-06 转载 参考消息）报道：

保罗·肯尼迪，耶鲁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是一位早在31年前就预测美国走向相对衰落的历史学家。在共和党总统里根执政末期、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之前，肯尼迪教授出版专著《大国的兴衰》，纵论公元1500年以降，近500年间世界大国的兴衰及其因果。该书面世后引发轰动和争议，一时间洛阳纸贵，各国争相翻译出版，美国国会当时举行数场听证会，召他作证陈述。
当时只有42岁的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阐述的主要观点包括：
——大国的兴衰是相对而言的，取决于当时环境里和其他国家实力升降的比较；
——兴衰的主要和最终决定因素，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
——不断扩展战略承诺导致军费攀升，最终使国家经济基础负担过重，是一个大国走向长期衰落的开始；
——大国的兴衰不是突变，而是一个渐变的长期过程。
简言之，大国兴衰是与其竞争对手比较而言，而因对外黩武损害本国经济，是500年来全球舞台上，一个个兴盛一时的大国走马灯般走向衰落的主要历史原因。
3月下旬的一天，在春雪初霁的耶鲁大学，肯尼迪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近两个小时的独家专访。
大国兴衰取决于经济实力
第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围绕肯尼迪至今仍不断再版的这本著作展开。31年间，《大国的兴衰》已翻译成23种语言印行数百万本，各种毁誉不绝于耳。那么，倘若重写此书，作者的主要观点有无改变？
在雅致的耶鲁大学历史系小楼，如今已华发萧疏的肯尼迪教授告诉本报记者，去年夏天，他完成了自己关于二战海军和海洋强国历史的最新著作，有出版社约他为《大国的兴衰》写篇新的前言，他因此深思这个问题，“想了很多”。答案仍然是：书中主要观点“不需要改变”。
他说，500年来大国兴衰的历史表明，大国相对的经济实力与地位，与其相对的军事实力或地位相关联；而大国之兴衰，最终、更重要、更具决定性的因素，是相对他国而言的经济实力；“大国的经济基础决定和影响着它的相对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包括金融和技术实力在内的经济力量更加持久，更加重要，超越文化的理解与误解。
他举例说，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经济不断增长。现在，到处听见人们谈论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明智的人们会认识到，中国目前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其基础是它的经济成功。一旦中国经济停滞或下行，人们也会怀疑中国在世界上相对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将减弱。另一个例子是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日本经济逐年增长，如果这一态势持续，日本将会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国。但事实上，《大国的兴衰》出版两三年后，即大约1990年，日本经济停止增长，并从那以后长期停滞，日本的国际影响随之走低。
肯尼迪教授说，一个大国，如果经济健康强劲，就会兴盛；如果经济软弱、停滞和受到削弱，就存在问题，其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就会下降，这是一种普遍现象。虽然就此而言，不同的大国情况不同，并且技术进步的优势、特定大国领导人相对而言的聪明敏锐、大国相对而言的社会内在凝聚力，这些都很重要，但“大国兴衰的主旨是取决于经济”。
美国衰落没有简单化答案
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在走向衰落吗？肯尼迪教授说：“你们可能不会满意我的答案，但我的答案是‘我们必须得观望’。”
他说，以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要就此得出一个简单化的答案是极其困难的。美国经济各类迹象并存，既有创新和科技进步、就业市场的复苏，又有在全球市场的失利和退却，与中国、韩国、日本、德国的贸易逆差还将持续。许多迹象显示，特朗普宣布新的关税政策，不是在宣示美国的力量，而是在事实上承认美国人缺乏竞争力，反映出美国存在的巨大焦虑——不论投资比率、基础教育、医保总体水平还是技术培训，都显示出美国相对缺乏竞争力的迹象。相形之下，上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在这些方面远比当时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更加强大、更有竞争力。
肯尼迪教授一再强调衰落的相对性，同时也继续坚持他关于美国在走向相对衰落的观点，主要依据是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份额缩小。他认为，对美国领导人来说，主要挑战就是如何成功地、智慧地处理美国这种相对衰落。
特朗普能够领导美国战胜这一挑战，进而让美国“重新伟大”吗？从肯尼迪教授对特朗普的评价来看，显然是困难的。在访谈中，肯尼迪教授多次点名或不点名批评特朗普。他说：“我们的领导人，从身体上、情绪上、从内心深处，确实没有能力耐心。他从不读书，就看福克斯新闻频道，不看其他新闻报道，早上醒来就想搞点事情。”
肯尼迪教授使用“愚勇”（foolhardiness）一词形容特朗普的执政特点，认为他“没耐心”“不稳定”，政策诉诸波动的情绪和本能直觉，“经常冒犯美国的朋友和侮辱美国的竞争者”。但特朗普执政“不会搞垮美国，因为美国太强大，太有应变能力。但是领导人的一整套政策具有破坏性，使得我们生活在一个破坏性的时代”。
他同时指出，美国的相对衰落势头，并非不可逆转。尽管未来50年里，世界经济的总体趋势是东升西降——亚洲和非洲经济份额相对上升，美国和欧洲经济份额相对下降，但以美国经济的多元和体量之巨大，也可能通过创新和技术进步，遏制并逆转其相对的衰落。《大国的兴衰》成书于上世纪80年代，但到90年代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经济就曾连年较快增长，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相应有所回升。
所以，肯尼迪教授说，大国的兴衰是相对的，对大国兴衰的思考和分析应当加以条件限定。他认为，就目前而言，长期趋势似乎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将没有过去高；大概率事件是，以经济和军事指数衡量，美国可能失去世界第一的位置；但美国不会因此失去大国地位，仍将在国际事务中极具影响力，因为它内在实力和资源规模非常巨大，特别是它能够调动的各方面资源非常丰富。
美国朝野“满脑子中国”
肯尼迪教授强调，中美关系“极为重要而复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中美是世界“国家丛林中两头最大的大象”。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传递给世界的信息，可能会被其他许多国家效仿或利用。
他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一方面，是将美国与其他国家经贸关系过分简单化，将其当成有形的货物交易，视之为非输即赢的棋类游戏；另一方面，其中的政治考量大于经济考量，缺乏对中美关系复杂性的理解。对从中国进口产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对美国的经济地位来说，弊大于利；对中美相互理解来说，也是件糟糕的事情。
美国政府停止对华接触政策了吗？肯尼迪教授回答说：“是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停止。”但他又说，如果几周后，特朗普宣布自己和北京进行了非常好的政策对话，两国关系很棒，他也不会感到惊讶。
他说，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特朗普的用人方式。特朗普凭借直觉执政，对白宫顾问和政府高官的不同意见感到沮丧。如果特朗普政府里都是一些对他点头称是、对外强硬对抗的人，他们的政策会相当有破坏性。
更重要的影响因素自然是一段时间以来，在美国朝野不断兴起风浪的新一波“中国威胁论”，肯尼迪教授说，如今，中国频繁成为《经济学人》等英美报刊的头条或者特刊焦点。这让他想到，百年前德国崛起时，在大英帝国的报章上、在当时所谓爱国民粹团体的政治议程里，也充斥着“德国威胁论”，因而产生这样一句俗话“满脑子德国”（Germany on the brain），如今也可以说“满脑子中国”（China on the brain）。
肯尼迪教授说，目前美国朝野对华舆论的确过度夸张渲染，走得太远、调门太高。那些民粹主义、咄咄逼人的反华辞藻，并没有数据作为支撑，令美国担忧的某些事情也还没有发生。这些夸大其词的论调，没能理解中国的担忧和弱点。
他指出，对很大一部分国际受众来说，中国被描绘成一个过于高大的巨人。但与此同时，许多明智的中国人会说，我们实在并没有这么强大，中国有很多自己要操心的内部问题。“中国所有这些担忧可能都没有被（中国威胁论者）提到，那么中国所有威胁也就可能被夸大”。
他说，和展望美国的相对衰落一样，在谈论中国和亚洲的崛起时，也同样必需使用条件限定。中国人也是人，也有可能摔跤，中国也像日本一样，已发现保持经济增长的难度。他说，我们应谨慎使用预测性语言。截至目前，最大的风向标是：中国经济将继续相对增长，即便不像以前那么快，也会相对于美国在增长。
肯尼迪教授还特别告诫，要警惕选择性使用事实进行偏颇论证的习气，谨慎辨析观点背后的事实；“我们能制造各种数据显示中国有50英尺（约合15.24米）高，也能制造更多数据显示中国只有4英尺高（约合1.22米）”。
与此同时，肯尼迪教授也引用了一句古老的英国谚语“无火不冒烟”，意即我们常说的“无风不起浪”。他说，在“中国威胁论”的喧嚣背后，也存在毫无疑问的铁的事实——连续30年，中国的经济成功使它稳步获取了全球制造的更大份额。
他说：“因此，是否中国在相对崛起而美国在相对衰落？我的答案是‘是的’。这是否让美国人担忧，就像历史上其他任何头号大国所担忧的那样？是的。新的中国海军、空军和武器、导弹系统是否带给美国实力、效率和技术上的威胁？是的。中国和25年前相比，是否军事上更有效和更强大？是的。”
肯尼迪教授认为，这种相对变化的发生，就是对美国的挑战。中国在理解当前美国上存在问题。美国，包括有才智的美国人，对理解中国并确切衡量美国竞争力所面临挑战的规模上也存在问题。识别美国真正关切的领域，将其与夸张的中国述事区分开来，这是最为困难而又必要的事情。
中美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缺乏相互理解会导致互信缺失，那么增进中美交流就能够改变中美关系现状吗？肯尼迪教授给出了双重但并非模棱两可的答案：“能，但也不能。”
他说，美国也致力于扩大两国学生和民间交流，比如高中球队比赛、芭蕾舞演出等等。这些措施能够成为两国关系向前迈步的“突出进展”，因为它们能够针对中美之间的歧异带来更加现实主义的理解和交流。但与此同时，这些交流也难以消弭中美之间“真正的不同”。对待具体问题和国际事务，和中国相比，美国的政治文化“有不同的、特殊的态度”。“我们应当理解，中美有不同的世界取向，不同的世界观，而不是简单假定另一方糟糕或者天真地以为坐下来谈就能相处甚欢”。他指出，中美需要厘清两国的所有歧异中，“哪些是真正的不同，哪些能够通过智慧的妥协而加以改善”。如果界定四五个这样的领域，就可望朝着明智的中美关系迈出真正的步伐。
归根结底，中美能够避免掉进“修昔底德陷阱”吗？肯尼迪教授回答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从政治上、情感上、本能上，都很难得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他指出，美国和中国都是骄傲的、富有自我意识的主权国家。如今，在众多行业中，中国都位居世界第二，并在取代美国的领先地位，而美国即便长期而言可能进行战略收缩，也决计不会退出亚太，把势力范围自囿于加利福尼亚州至夏威夷州的东太平洋，这方面，“美国的心态是不可妥协的”。
不过，肯尼迪教授并不认为中美之间必然存在结构性冲突。他说，世界经济——这是最大的结构，中美同为其中一部分。如果整个世界经济，从贸易、投资到制造，都是以令人满意的速度增长，你会看到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相对上升，而美国的份额相对下降，但美国经济也会继续繁荣。这样的世界经济结构，既允许中国的相对增长，也允许美国相对而言和中国共享繁荣，而不必产生任何结构性冲突。简言之，世界市场这块大蛋糕越大，大国间的结构性冲突可能性越小。反之，如果像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那样，整个世界经济的蛋糕变小，冲突的几率肯定会增大。
无论如何，中美关系的发展，需要战略耐心，特别是对特朗普的白宫，需要“尽可能的耐心”，而中国领导人懂得这一点。肯尼迪教授指出，西方历史上有两个富有战略耐心的领导人例子。一是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明智而审慎，在统一德国后，非常密切地观察俄罗斯、奥匈帝国等强权的动向。二是美国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耐心大战略”，最近美国史学家就此出版了一本有趣的新书。
肯尼迪教授说，中美关系广阔而复杂，世界上找不到哪根魔杖或某种帽子戏法，能够使中美关系“突然转型”，“如果双方领导人都认识到，在世界大国事务中，最重要的单一问题是避免严重的中美对抗，那么我们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谢选骏指出：保罗·肯尼迪及其《大国的兴衰》可谓一叶障目了。何谓也？因为它只知经济实力，不知形成经济实力的要素。这就像评价一个实权派人物的兴衰，仅仅说他有钱或没钱，而不知造成其有钱或没钱的要素——例如创造力、软实力、亲和力、意志力、执行力等等，岂不一叶障目哉！保罗·肯尼迪，四十多岁写出《大国的兴衰》，到了七十多岁竟然毫无长进，不思反省，没有自我突破，简直白活了三十多年，这就是教授职业的局限吧。难怪说，“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要想不瘦，只有不教。”

谢选骏：比万润南更早“发现习近平”的造王者

（一）

《严家祺：谁在习近平心中埋下了连任二十年种子——修宪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个大痕迹》（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4月04日 转载）说：

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这是人们早就知道的。要说大事新事，只有两项，一是删除了1982年宪法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任限制的规定；二是王岐山复出。去年王岐山从权高位重的职位上离职后，成了一个普通老百姓，在这次人大会议上，当选为权高位重的国家副主席。

两大循环和两次转型

这次修宪，修改的是1982年宪法条文，删除了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这一改变，并不只是改变邓小平时期以来实行了近40年的一项政治制度，而是重新恢复了被辛亥革命废除的最高权力更迭规则，所以，这是一件大事。历史事件大部分是转瞬即逝，时间一长，不留痕迹，而这次修宪，留下了中国一百二十年来中国历史变化的一个“大痕迹”。

这一变化，对一年、两年政治影响并不明显，但对十年、二十年中国政治有很大影响，也许会有更长远的影响。

看历史，有些细节会影响全局，要注意这些细节，但更重要的是大轮廓，就像在高空、在卫星上观察地球表面一样，地球表面的大轮廓，人所改变的微不足道，高山大海沙漠平原千年不变。中国历史也有大轮廓，一是两大循环，二是两次转型。

两大循环是王朝循环和分合循环，从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秦朝，到1911年辛亥革命被打断，历时二千一百三十二年。王朝循环就是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九个“大一统王朝”一个又一个出现，一个王朝灭亡了，另一个王朝就兴起了；分合循环，就是分裂与统一的循环。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的分裂、军事政变和农民革命造成舊王朝的灭亡、新王朝的兴起，交替出现，就是分合循环。

两大转型中的第一次发生在二千多年前，从春秋战国时期、经过漫长的准备，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完成。这次大转型，改变了中国历史上封土分侯的、原来意义上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统一国家。

第二次大转型从19世纪后期清王朝洋务运动起，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共产党革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到21世纪的今天，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转型。洋务运动是19世纪中国的“舊改革开放”，戊戌变法及清末新政是中国的“舊宪政运动”。辛亥革命只是把秦始皇以来的传统的专制制度转变为脆弱不堪的共和制度。中华民国和后来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上都是“共和国”，实际上充斥着君主政治的种种残余。到今天，这一大转型远未完成。第二次大转型，首要的目标是实现魏京生在1979年提出的政治现代化，也就是要最终结束王朝循环和分合循环，使古老的中国成为政治现代化的、民主自由富强文明的国家。

辛亥革命后的皇帝梦

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改良运动，目标是把君主专制的中国改变为君主立宪的中国。君主立宪，就是用宪法来约束皇帝的权力。这次变法运动历时103三天，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大清帝国的皇帝光绪被囚，戊戌变法的参与者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谭嗣同等六人遭到残杀。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孙中山得出结论，在中国，不是要用宪法来限制君主的权力，而是要废除帝制，也就是废除君主政体，建立共和政体。

辛亥革命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唐宋元明清舊王朝的循环就此终结，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实行共和政体的国家。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实行了共和，然而，几千年的皇权思想不易清除，袁世凯当了中华民国大总统，整天还做皇帝梦，非要当皇帝不可。

从中华民国建立开始，中国的共和主义就软弱不堪。辛亥革命后，中国本来可以按中华民国的宪法，不断完善法制，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但当面临议会和政府、以及其他争端时，脑袋中缺乏法治观念的孙中山，只知道“二次革命”，而脑袋里只有专制皇权思想的袁世凯，身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藉口反对“二次革命”的叛乱，解散了国民党、摧毁了国会，走上了复辟帝制的道路。袁世凯当上皇帝后80天，在全国讨伐中宣布撤销帝制，77天后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去世。袁世凯死后一年，张勋依靠手中的军队，在接任的大总统黎元洪的支持下，复辟帝制，这是又一次皇帝梦的实践。1917年7月1日凌晨，张勋等人头戴花翎、身穿朝服，率领文武大员涌入中和殿，把已经废掉的、13岁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重新捧上了皇帝宝座，宣读了复辟“上谕”，改中华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给复辟功臣们加官晋爵。但这次皇帝梦只做了12天，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溥仪宣布退位，张勋逃入荷兰使馆。

袁世凯称帝的失败，使在中国大陆广阔的土地上担任总统、主席的国家元首，都不敢于明目张胆地要求终身在位。就是毛泽东在担任一届国家主席后，还把国家元首的职位让给了刘少奇。毛泽东想当皇帝，受到两大限制，一是共产党的中国，名义上称为“人民共和国”。二是受到中国中央和全国各地许多当权派的抵制。在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知道，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毛泽东担心自己会成为少数，因此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名，清除了数以千百计的政敌。1969年中共9大的召开，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发展到顶点，标志着毛泽东从一个名义上“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成为真正的皇帝。

毛泽东的文革，本质上是清除政敌、强化皇权的一次大规模行动。中国历史上的舊专制制度，为了强化皇权，需要从宫廷中清洗掌握实权的功臣、宿将。毛泽东为了清洗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这些当权派，第一次把隐蔽的宫廷政治变成了全民可见的、清除当权派异己势力的“革命造反”。由于这些当权派在文革前的专横跋扈、欺压人民，对他们的揭露批判使文革中的“革命造反”带有它的天然合理性，不幸的是，这些遵循毛泽东思想的革命造反派，在文革中和文革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中遭到了更为严重的摧残迫害。

毛泽东经历过辛亥革命、袁世凯、张勋复辟时代，他知道，就是他掌握了皇帝的绝对权力，他还是不敢像袁世凯那样公开称帝。

邓小平的正背两面

袁世凯称帝是历史的一场倒退，但也是广义上的创造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除了袁世凯外，还有5个创造中国历史重要人物，这就是慈禧太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

毛泽东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句话不对。实际上，人民群众只是人口的繁衍者和历史的推动者。历史从来不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看一看人类六千年史，可以发现，人类史上绝大多数历史事件是自然发生的，而不是人有意识创造，只有政治、技术、艺术和科学假说可以由人有意识地创造，但还有一些非常重大的历史事变，完完全全是几个英雄豪杰或军阀枭雄的创造。

创造历史的人，在他心中有一颗早就埋下的“种子”，这颗“种子”在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下会发芽成长。《自私的基因》作者道金斯（RichardDawkins）用“心因”（Memes）一词，来代表形成“种子”的因素。“心因”是生物学上“基因”（Gene）的文化类比。“基因”通过遗传而在生物界中传播，“心因”是人脑特有的，从一个人的头脑跳到另一个人的头脑中，在人类社会中传播。特定“种子”是特定“心因”的特定组合。创造历史——与发明新技术、新产品、新武器、新方法一样，都是从少数英雄或枭雄的“种子”萌发出来的，要经过试验到大规模工业生产，新制度、新体制、新局面、新社会才能创造出来。

对一个国家或许多国家来说，不同时期内部有隐含着不同的、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由于各种原因，这种需求受到压制。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的创造者，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待这一问题。一种方式是，历史的创造者比常人更早发现这种需求，并找到实现这种需求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并造福于人民大众。另一种方式是，历史的创造者，错误地引导人民大众，把人民作为“追随者”，为满足这种需求而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当然，介于这两种方式之间，还有种种复杂的情况。

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也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创造者。但邓小平与毛泽东不同，他以第一种方式去实现社会需求。经历过文革灾难的邓小平在掌握大权后，开始小心翼翼地冲破“姓资姓社”意识形态的束缚，正是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最早意识到这种需求的正当性、合理性，从农村开始，采取了缓进的逐步的经济改革，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开放解放了被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束缚的社会需求，鼓励人们发财致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邓小平的道路是依靠社会本身的力量，使中国一步步地从毛泽东时期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国有私人混合的经济、计划市场并存的社会。这是继清末“舊改革开放”后的“新改革开放”，使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中国和毛泽东时期中国的经济制度。4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政治体制方面，邓小平看到毛泽东终身掌握最高权力的危害，在文革后提出反对搞“个人崇拜”，主张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1982年由全国人大通过了新宪法，明文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一规定，出于邓小平“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思想，也是用宪法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和政体”国家的最重要的表现。

邓小平有正背两面。邓小平的背面，就是“六四屠杀”。这是对人民的犯罪，今天仍然要追究大屠杀的责任，但邓小平的正面，是八十年代与胡耀邦、赵紫阳一起的改革开放，包括在1982年宪法中明文规定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应受到充分肯定。

王岐山与陈一咨性格非常相似

这次召开全国人大，当我在电视上又看到了19大后几个月没有露面的王岐山时，就想起了我很熟悉的陈一谘和万润南。

八十年代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王岐山是陈一谘的“小兄弟”。陈一咨和包遵信是《走向未来》丛书的顾问，而王岐山是编委。北京青年经济学会成立时，陈一咨是常务副会长，王岐山是副会长。1979年后三年，王岐山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室工作，后来在香港以方丹闻名的郝明，也参与了近代史所民国史的工作，他们也互相认识。

陈一谘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我与陈一谘在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时，他要和江泽民拉关系，就打电话给江泽民，让他到厂桥办公室谈话，那个江泽民也就去见了陈一谘。当我与陈一谘在纽约时，有一次王岐山来到美国。我觉得王岐山是不可能在纽约看望陈一谘的，陈一谘知道后说，“他妈的，王岐山怎么不来看我！”

我与陈一谘在北京政改办、在巴黎和纽约时很熟悉，也认识许多王岐山的朋友，我注意到陈一谘行为模式与王岐山几乎一模一样。周恩来曾经说，中国的“中央政治”，主要决定于几个人。按这种说法，未来的中国政治，起关键作用的就是习近平、王岐山、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几个人，就像文革中毛泽东、林彪两人的关系变化，会造成中国政治的变化一样，王岐山担任国家副主席后，按我对陈一谘的了解，就可以知道，在未来的年月中，王岐山会在中国掀起怎样的政治风暴。

在习近平心中埋下“连任种子“的人

王岐山在这次全国人大后复出、以及习近平为自己开辟终身担任中国国家元首的道路，这两件大事，本来与陈一谘、万润南风马牛不相及。但我还不得不谈到陈一谘、万润南他们。

我十分相信，历史是英雄和枭雄创造的。他们之所以创造历史，是因为他们内心世界里被埋下了一颗“创造历史的种子”。莎士比亚创作的戏剧《麦克白》，描写了11世纪苏格兰的一位战胜归来的将军麦克白，一颗“种子”如何在他心中发芽、成长的故事。当这位将军被种下这颗种子后，最后成了苏格兰国王。马丁·路德在一五一七年，之所以掀起搅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宗教改革，是因为心中埋下了一颗“圣经在教皇之上”的种子。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变法，是因为康有为心中有一颗模仿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种子，但因儒家不能改造成为“儒教”，儒家经典不能成为基督教经典《圣经》那样的信仰，康有为和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在袁世凯的叛卖下最终夭折。

这几天因为写文章谈创造历史的“种子论”，我不仅想起陈一谘，也想起远在巴黎的老友万润南。我担任全国青联常委五、六年，也认识熟悉当时任全国青联主席的胡锦涛。我在全国青联离任时，我提名推荐王沪宁担任全国青联委员。万润南是胡锦涛的同学，在清华大学文艺社团，作为集中队员，他们吃在同一个食堂、住在同一栋宿舍、组织生活在同一个支部。文革中，他们两人一起从北京，经过西安、成都、重庆，然后一起乘船从重庆沿江而下，胡锦涛在南京下船，回泰州老家；万润南在上海下船。一路上，都是胡锦涛安排一切，照顾万润南。但当胡锦涛大权在握、身为中国国家主席时，对他青年时期的好友为看望自己在中国亲人的要求置若罔闻时，万润南就发现了胡锦涛作为一个

政治家的无能。一年多前，我对他说，薄熙来想当中国最高领导人，是因为他的岳母对他说，他比习近平强，这是一颗种子，慢慢在薄熙来心中发芽。现在习近平心中也埋下了一颗种子，你知道这颗种子是谁给他埋下的吗？万润南说不知道。我说这个人你绝对知道。万润南就是不知道。我最后告诉他，这个人在习近平当上总书记后不久，写了一篇文章，希望习近平连任二十年。

万润南恍然大悟，原来就是他自己。万润南在这篇文章中，怀着对“胡同学”的不满说：“和面无表情、语言刻板、说话像背书的前任（胡锦涛）相比，习近平常常有一些流露真情的讲话。他不用那种老套的官话，而是用自己的个性化语言。”万润南说：“如果不出意外，普京二0一六年连任成功，他将实际主导俄罗斯政治二十年”。万润南是中国第一个公开希望习近平连任二十年的人。万润南文章是题目就是《习同学，你其实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

万润南是邓胡赵时期成功的私人企业家，是八十年代闻名中国的四通公司的大老板。万润南流亡国外近三十年，始终坚持中国民主化的理想，在对他的老朋友胡锦涛极端失望的情况下，他寄希望于刚上台的习近平。当万润南说“习同学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时，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习近平连任的“私欲”，另一方面为了用“低成本”实现中国和平民主转型。但万润南不知道习近平的性格特征，没有想到习近平会那么迫不及待地在19大刚开过后的十五天内就要抛弃邓小平1982年宪法的规定，删除“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条款。万润南说：“要知道，一人一票的选举制是民主宪政的基本制度，是政府信用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也是民众自信与自尊的支撑。你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据说，小布什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的笼子四周插着五根栅栏，那就是选票，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和三权分立。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这五根栅栏，我们不能一步到位，那就从民选这第一根栅栏开始。离开了一人一票的选举制，侈谈什么和谐社会、长治久安，都是痴人说梦。蒋经国先生还说过一句很透彻的话，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一党专制必然要结束，政改是一种体面的结束方式，拒绝政改则会导致极不体面的结束方式，历史潮流是不可能阻挡的。希望习近平顺应潮流，像蒋经国先生一样，以专制结束专制。这十年，可以为民主宪政铺路。十年后，不是按家法交班给密室政治、暗箱操作出来的候选人，而是按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普选出新的领导人。因为习近平结束专制所得到的民心拥护，他完全有把握当选第一任民选领导人，到时候我都会投习同学一票。五年后再连任一届。那么，习近平将和普京一样，能够实际主导一个大国的二十年政治。”

帝制的个性与共和的本性

如果按万润南做法去做，习近平不需要修宪，而是在十年任期期满前，在中国制订一部全新的、有自由选举制度的新宪法。看来，习近平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这本书叙述了拿破仑的侄儿路易·波拿巴面对法国工业革命中严重的两极分化，在1848年12月选举中以550万张选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总统，并于1851年12月发动政变成立了军事独裁政权。如果习近平知道一点法国第二共和如何变为第二帝国的历史，他就会听取万润南的话。这次人大修宪，可以说粉碎了万润南的梦想。使人担心的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会在未来以新的形式出现。2018年宪法容许国家元首无限期在位，中国的国家安危就系于一人。

当“国家安危就系于一人”时，迟早会遇到最高权力更迭问题。在世界历史上，王位、帝位通常由继承更迭，但也有“选举君主制”。中国历史有一个长期的规律，这就是，最高权力的衰败往往导致分裂割据，强有力的帝王可以统一中国，而当懦弱的帝王继承或选举登上帝位后，分裂割据就随之出现。

袁世凯称帝，为中国埋下了分裂的种子。如何判断“大一统”与“分裂”对中国的意义，这里不谈。中华民国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第一次建立的共和国，但中国历史中更顽强的力量是大清王朝时期积累了几百年的分离主义力量。中华民国除了从1912年到袁世凯去世的短暂几年是“大一统”时期外，实际上与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一样，是四分五裂时期。袁世凯以后，是军阀势力、共产党苏区、日本傀儡政府和台海两岸分裂的时期，直到今天，持续了一个世纪，中国仍然没有成为真正的“大一统”国家。

如果说，共和的本性是和平与统一，那么，可以说，帝制的个性就是分裂与割据，因为帝制的最高理想，就是每一个帝皇周边的人都想自己称帝称皇，或者把另一个人扶上帝位皇位。看一看现在风靡中国的电视剧《独孤天下》吧，看一看沙特阿拉伯的王位争夺吧。这次废除1982年宪法国家主席“连任限制”，使中国传统的“宫廷政治”就像《独孤天下》那样，穿着中山装和西装在21世纪的中国重演。

习近平习于“蛮干”，就像他处理东海、南海冲突、用非经济办法对付股市、几天中就把孙政才关进“笼子”一样，他可能在他任上为实现台海两岸的统一，而采取“蛮干”的方式，用“武力威胁不断升级”实现统一的办法。但是，当现在删除了邓小平宪法中国家元首连任限制后，国家安危系于一人，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就会使山顶上的球（物理学上的一种稳定态）滑落下来。习近平的后继者，一旦懦弱无能，中国就会面临四分五裂的危险，也许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到了全球化的时代，还要身受一次新的“五代十国”的磨练，然后才能最终摆脱中国历史上的两大循环，完成中国历史的第二次大转型。（写于2018-3-7WashingtonDC近郊，原载香港《前哨》月刊2018-4，2018-3-28在网路发表时，个别地方增加了几句话。）

【附】2018-3-21预告：谁在习近平心中埋下了连任二十年种子

【按】近十年来，我用大部分时间在写一本分析研究国际金融的书，用很少时间写一些政治评论。去年11月，我所熟悉的王沪宁成为政治局七常委之一，才使我想起，对中国政治有重要影响的一个人物，可以作一评论。这样才在去年11月3日写了一篇《从王沪宁谈起》的文章，文章的重点用“副标题”表示：如何面对2022年最高权力更迭危机？

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1982年中国公布的新宪法修改草案，明文规定国家元首和首脑连任的限制，这是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但宪法另设中央军委主席，没有任期限制。当时我研究各国政体，了解到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政权，全国武装力量统帅权总是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掌握，只有伊朗、朝鲜（指1982年的朝鲜）是例外。1982宪法草案把这一权力从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手中分离了出去，在社科院内部向中央反映的1982年一期的《要报》上，我撰文提出这种规定的危害性。这一问题，我在北京讨论宪法草案座谈会上也公开指出。（见《光明日报》1982年5月5日《从长远观点看宪法》）事实证明，这正是造成1989年政治灾难的一个制度原因。可以预测，五年后，到2020年‘20大’最高权力更迭时，习近平和王沪宁将不得不面对这一重大问题。”

去年11月初，我写这篇文章时，根本没有想到今年3月11日中国会修宪，并废除了1982年邓小平宪法对国家主席“连任限制”。而且，从2018年2月25日公布修宪要删除“连任限制”，到3月11日正式废除这一“连任限制”，只有15天。这15天，造成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大变革。

4月1日，我将在网路上发表《谁在习近平心中埋下了连任二十年种子？》一文，这个人，并不是王沪宁。

谢选骏指出：严家其认为，万润南是中国第一个公开希望习近平连任二十年的人。万润南文章是题目就是《习同学，你其实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下面我们就看看这篇文章。

（二）

《万润南：习同学，你其实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阿波罗新闻网 2013-04-26 讯】说：

和前任相比，习近平常常有一些流露真情的讲话。他不用那种老套的官话，而是用自己的个性化语言。前些年，习近平在备位接班期间，在一次对外访问中就说过“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之类的话，让大家觉得意外，也由此议论纷纷。

最近在访问俄罗斯期间，习同学又有一些让世人侧耳的说法。一是“鞋论”，二是“性格论”。关于“鞋论”我将另有文字分析。今天就专门说一下他的“性格论”。

原话是这样的：习近平在3月22日与普京会谈时说“我觉得，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消息报》、第一频道等主流媒体都注意到了这句话，并直接加以引用。

这句话，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首先，普京的性格是什么?简言之，就是强势：对内铁腕领导，对外强硬对抗。而且，从2000年开始，普京连任两届总统后，又担任了四年总理。2012年再次竞选总统并当选，同时把总统任期延长为六年。如果不出意外，普京在2018年连任成功，他将实际主导俄罗斯政治二十年以上。

性格决定命运，领导人的性格也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传统社会的转型，需要强人，也就是强势的领导人。普京是这样的强人，习近平也会是这样的强人吗?

在当今的政治人物中，习近平最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强人。首先，他比前任有底气。习近平是根正苗红的红二代，老子是共产党打天下的元老，难能可贵的是，其父习仲勋是正派、贤明、受尽磨难的老一辈。所以，在太子党眼里，他是同类;在老百姓眼里，他是忠良之后。在当今中国社会，没有人比他能得到更广泛的认同。

而且，习近平本人受过很多苦。我们基本上是同代人，都受过所谓“再教育”。但我们下乡、下厂，还有工资拿，算是国家干部。而他们是一无所有，下到社会的最底层，比我们受过更多的苦。他下过乡，甚至因为政治问题进过劳教所。他有着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这种经历对一个人的一生是刻骨铭心的。他和底层社会、底层老百姓之间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联系，对民心与民情的重视和敬畏，是出自内心的。习近平在两会闭幕讲话中四十四次提到“人民”，我相信他是真诚的。

很少有人注意到，习近平还有一位好老师。他叫孙立平，是清华社会学系的教授。据说，他是习近平的博导。我读过孙老师的大部分文章，非常认同他的观点。关于社会溃败和权力溃败、关于阳光法案、关于改革的共识、关于文革的反思，孙老师都有许多真知灼见。哪怕习同学能听进去一句半句，我相信都将会受益匪浅。

据我所知，习近平身边也有一些不错的智囊，有的是他当年的清华同窗。他们有相当合理的知识结构，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有的还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他们对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应该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相信他们会给习近平增加“正能量”。

再有，就是胡学长高风亮节的“裸退”，给习同学预留了极大的政治空间。我曾经称赞胡的“裸退”是“立德”，并非虚言。如果习近平由此而有所作为，那就功德圆满了。

从底气(出身)、经历、师长、同学、前任留下的空间这五方面而言，习近平得天独厚。就权力资源而言，无人能出其右。这就是说，习近平完全有条件成为政治强人，想当普京不是梦。

问题是，当个普京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你，习近平，其实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

普京是一位强人，但不是伟人。在俄罗斯，他没有机会成为伟人，因为他只是在一场大变革完成之后看家护院比较强势的掌门人。而习近平却有成为伟人的机会：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一个民主宪政的新中国将从您开始!

按照现在共产党的家法，习近平将有机会主导中国今后十年的政治。这十年，有充分的时间为社会转型作准备。蒋经国先生曾经说：“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我以專制來結束專制。”我想对习近平同学说：“你可以做十年专制者，但你是最后一位。而且，你比蒋经国先生更幸运，因为你完全有机会成为民主宪政的新体制下的第一位民选领导人。”

要知道，“一人一票”的选举制是民主宪政的基本制度，是政府信用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也是民众自信与自尊的支撑。你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据说，小布什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的笼子四周插着五根栅栏，那就是选票、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和三权分立。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这五根栅栏，我们不能一步到位，那就从“民选”这第一根栅栏开始。

离开了“一人一票”的选举制，侈谈什么和谐社会、长治久安，都是痴人说梦。蒋经国先生还说过一句很透彻的话：“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一党专制”必然要结束，政改是一种体面的结束方式，拒绝政改则会导致极不体面的结束方式，历史潮流是不可能阻挡的。

希望习近平顺应潮流，像蒋经国先生一样，以专制结束专制。这十年，可以为民主宪政铺路。十年后，不是按家法交班给密室政治、暗箱操作出来的候选人，而是按“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普选出新的领导人。因为习近平结束专制所得到的民心拥护，他完全有把握当选第一任民选领导人，到时候我都会投习同学一票。五年后再连任一届。那么，习近平将和普京一样，能够实际主导一个大国的二十年政治。

习近平将比普京伟大得多。因为普京不仅不是社会转型的领导人，而且他二十年的掌权有搞小动作之嫌，招世人诟病。而习近平的二十年，堂堂正正，完成了一个十四亿人口大国政治制度的和平转型，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

“一切革新都会招致孤立，创造性始终包含有做人所不熟悉的事情的意义。它需要有一种能抛弃人所共知的事情的意志。”

这是我当年的一点感悟，习同学，我相信，你懂的。

谢选骏指出：万润南《习同学，你其实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这篇文章是2013年4月26日前后发表的。但是，在此之前的两三年，解龙将军就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天才预言——《习近平高鼻隆准，有帝王之相》！

（三）

《解龙将军：习近平高鼻隆准，有帝王之相》（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0月19日 来稿）说：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闭幕，增补习近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此次习近平当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加强了习近平作为接班人的猜测。不过，熟悉习近平的人，还有他的家裡人，都说他从来没想过当官。

没想当官却要当中国最大的官

熟悉习近平的人，还有他的家裡人，都说他从来没想过当官，虽然是在中共开国元老的曾被不少人羡慕的家庭中长大，但严格的家教，父母的遭遇，小时候就曾品尝过的世态炎凉，还有上山下乡的七年经历，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那个年代，当个贫民百姓是幸福的，儘管贫穷，却不会遭受太多的精神折磨。因此，他总是提起延安插队时“幸福”时光。在同去的知青都相继回城后，他仍在坚持，仍在享受与梁家河村的乡亲们打成一片的日子，这样的日子比被关进学习班的日子，当然是“幸福”的。

当时，习近平唯一能从父母亲处得到的好处就是有一副强健的体魄。他的长相、身材酷似其父，一米八的大高个，虎背熊腰，圆脸、细长眼、高鼻隆准、有帝王之相。强健的体魄的确帮了他大忙，全村男劳力没人能把他摔倒了，干起活儿来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他的坚持，他的北京娃的身份，终获乡亲们的肯定和信任。他当的第一个官，是陝北老乡们给的，他只能用自己的力气和所掌握的知识，去回报梁家河。

就这样，不想当官的习近平，还是当上了一个最小的官——村官。当时没有人能想到，这个告别梁家河村去清华求学的村官，会在三十多年后成为中共未来领导人——中国最大的官！

在中共十七大上，习近平超过被外界普遍看好的李克强，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领军者，曾让西方媒体惊讶不已。其实，自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以后，习近平的接班态势日趋明显。

宗海仁在《第四代》一书中，虽然把习近平和李克强并列为“最重要的两位培养对象”，但更看好习近平：49岁的习近平类似于十年前的胡锦涛，作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的代表，被中共中央列入中共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人进行重点考察。

在让不让第五代领导人进入中共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问题上，当时政治局常委的多数意见，都倾向于比照中共十四大时的模式，建议让一名50岁以下的进入常委班子。但江泽民本人并不赞同这一意见，江泽民认为，现在50岁以下的年轻干部资历较浅，如未来要负更大的政治责任，就应该让他们在现在经受更多的各层次的工作锻炼。

因此，江泽民倾向于先不让年轻人进入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而建议让他们在政治局、书记处或国务院甚至一些重点省市安排适当的职务。随后，习近平调离福建主政浙江，最后空降上海滩。

在谈到李克强时，宗海仁早在十五大之后就撰文指出：据目前中共最高层的民意，李克强较之习近平逊色不少。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中国政局稳定，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习近平将以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的身份，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大的影响力。

就这样，不想当大官，更没想过当中国最大官的习近平，在中共神秘的人事决策过程中，很早就被“钦定”为中国未来领导人。

脚踏实地，敢作敢为

八十年代的宁德是福建最落后的一个地区，人的思想意识十分落后。习近平刚到宁德，一位老干部带他到基层熟悉情况，逢人先介绍他是习仲勋的儿子，而不是新来的宁德地委书记。这使习近平十分狼狈。他从不否认自己从政有家庭背景的关係，但他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我是靠老子吃饭的人。”

至于为什么自己经常被人议论，他认为主要是迄今为止国家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干部选拔制度，因此，很多领导人对身边比较熟悉的人，如老战友的子女，自己的秘书、部下等，就比较容易提拔使用。

宁德两年，习近平不提新口号，不铺新摊子，不搞一刀切，对山区县、沿海县进行分类指导，区别对待，走遍了宁德的绝大多数乡镇，作出了切合宁德当地经济发展的决策。有评论称，习近平通过自己的工作，终于让宁德的干部群众认清了他并不靠父辈荫福吃官饭，而是一个有主见、有思想，当机立断，脚踏实地的人。

新世纪初，在当选省长后的省政府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怒斥福建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科盲”现象，批评说：“我们提出‘数字福建’工程，指的是建设信息化的福建，有的同志竟以为又要搞‘数字出干部’了。如果这种‘科盲’现象继续下去，我们怎么去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他还严厉指出：现在一些干部不注意学习，整天忙于应酬，有的汲汲于仕途，心思歪用，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揣摩领导的意图、找门路跑官上。这些人即便溷上了官，终究还是要被我们事业的发展所淘汰。

习近平在这份施政演说裡，多次加重语气，告诫在座的各地各部门官员，“如果整天只考虑自己得失，缩手缩脚，就是对人民不负责任。作为干部不要热衷于传小道消息、不要观望懈怠、不要整天忙于应酬，甚至心思歪用，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揣摩领导意图、找门路跑官上。而应多思、多学、多干，用我们的实干去凝聚民心、推进事业！”

他的这份施政演说被称之为继朱鎔基就任上海市长的施政演说后又一份难得的施政演说。从这份演说中，可以看到习近平的敢作敢为，不怕得罪人的勇气和胆魄。

生性豪爽，重情重义

曾有人总结称，习近平飞黄腾达的“绝招”之一就是，充分利用太子党的人脉，懂得如何付出。还说，凡是与老爷子习仲勋有过战斗、工作关係的人一律善待好，每次回北京至少到三位叔叔阿姨家问寒问暖，充分利用沿海封疆大吏的位置为叔叔阿姨们及其后代办事……

这些传言很可信。跟习近平打过交道的人说，这是习近平的个性使然。习近平与棋圣聂卫平的关係就是最好的例子。少年时代建立起来的友谊，这麽多年并未因职务和地位的变化而受影响，至今两人一见面还会像以前那样，一起喝酒，一起看球。

说习近平对跟父亲关係好的人“一律善待好”，倒是也有例外，他曾为了“拥军”而“冷落”过李先念夫人。1993年初，李先念夫人林佳媚来到福州，省委安排福州市接待，可市裡事先已定这天上午慰问部队。习近平忙完“拥军”，顾不上吃饭，才急忙赶去问候李夫人。

知情人士还讲过一段习近平与江泽民的一位亲戚“交往”的故事：许江是江泽民的外甥，坊间曾传言江泽民上台后给中国美院（当时叫浙江美院，1993年改为中国美院）副院长打电话，要求提拔当时还是油画系主任的许江。后来习近平主政浙江后，对许江多有照顾，许才当上中国美院院长。

知情人士称，这确实是个谣传，许江是2001年担任中国美院院长的，而习近平是2002年才调到浙江的。知情人士说，习近平跟许江的确有过交往，两个人都有上山下乡的经历，有些共同语言。习近平主政浙江后，也非常关心中国美院的发展，帮助解决一些问题。许江2008年在中国美术学院八十週年庆典大会上的致辞中，也提到了习近平：“早在象山（分校）建设初期，习近平同志就亲临视察，后来在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的调研中，又亲手种植了门前的那棵杜英树。2006年，习近平同志又主持省委常委会，专门讨论我院建设一流大学的相关问题，这对我院，对全国的兄弟艺术院校都是一种极大的鼓舞。”

知情人士认为，仅凭习近平与许江的交往，来证明习对许非常照顾，令江对习有好感等等，其实都是坊间的推断和猜测，要知道即使习近平不关照，许江也能得到关照，况且习近平早在福建任职期间，就已受到江泽民的器重，并成重点培养对象。只能说，习近平对许江和中国美院的关照，是“锦上添花”。

可以说，习近平豪爽的性格，在三教九流都结交了不少朋友。以他插过队的梁家河为例，至今乡亲们一提起习近平，都夸他重情重义，称他是个地地道道的陝北人——生性豪爽，热情厚道。这一点从他与农民好友吕候生的交往中便可看出。村民吕侯生是习近平插队时的好友，两人曾合盖过一条被子，吃一个锅裡的饭。

1994年，吕侯生右腿患了骨髓炎，住院两个多月花了6000多仍不见好转，却债台高筑。当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得知后，立即给他寄上500元路费，请他到福州治病。吕侯生到福州看病期间，习近平几乎每晚都到医院看望吕侯生。

病好转的吕侯生要回陝北时，习近平给他买了一张飞机票，还把2000块钱塞到吕侯生手裡。1999年底，吕侯生第二次到福州，已是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当即安排他住院。第二天晚上又赶到医院，把院长、专家、主治大夫和护士找到一块，共同研究治疗方桉。

同年10月底，吕侯生在山西太原武警医院做了截肢手术，习近平闻讯后，将医疗费全部支付。2000年1月，吕侯生第三次到了福州，这时习近平已当选为福建省省长。吕侯生是戴着假肢一瘸一拐去的，一见面，习近平就高兴地说：我的农民朋友大难过去了，咱一块合影做个纪念吧。

梁家河大队还有个劳动模范叫武林娃，智力障碍。生产队时期因为干活过于卖力，腰和手指落下残疾，不能伸直。习近平从福建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时，看到昔日牛一样勤劳的林娃不再强健时，他眼眶潮湿，握着林娃的手半天不肯鬆开，随后从口袋裡掏出几百元钱塞给林娃，在场的乡亲们无不为之动容。

习近平并非胡锦涛最喜欢的接班人

习近平于2008年被指定为国家副主席，从此进入极可能成为共产党一号人物的轨道。法新社分析指出：2013年中共新一轮权利分配将见分晓。到时，胡温政权任期将结束。

一些政治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既然已经增补为军委副主席，这应该为他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成为中共总书记提供了保障。然后，应该在2013年成为国家主席。

分析指出，习近平并非胡锦涛最喜欢的接班人，但一些专家认为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为他仕途节节攀升提供了支持。江氏虽已全面退休，但仍被认为有相当的影响力。

习近平回忆插队岁月：扛200斤麦子 十里山路不换肩

在送习近平上大学时，梁家河村民和习近平的合影（前排中为习近平）（资料照片）

据人民网报道，习近平的童年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度过，而他的少年时代更与父亲的命运紧密相连。由于“文革”期间父亲被打倒，不到16岁的习近平就被迫前往陕北插队。这段经历成为他永远难忘的记忆，也成为他最宝贵的一笔人生财富。“我几乎那一年365天没有歇着，除了生病。下雨刮风我在窑洞里跟他们铡草，晚上跟着看牲口，然后跟他们去放羊，什么活都干，因为我那个时候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我不换肩。”

当时，约29000北京知识青年到延安插队，习近平是第一个当大队支部书记的。这种历练，让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看到人民群众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了解了社会，这个是最根本的。很多实事求是的想法，都是从那个时候生根发芽的，以至于到现在每时每刻影响着我”。

“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八年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这几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1968年，习近平从北京到梁家河村插队，习近平不会做饭，吕侯生就把做饭的事“承包”了。习近平酷爱学习，常在煤油灯下读着吕侯生连书名都认不得的书，吕侯生就憨憨地坐在油灯的一旁，陪着习近平看书写笔记。晚上也不回去了，一条被子两人合伙盖。

1994年，吕侯生右腿患了骨髓炎，在医院治疗两个多月，花了6000多元仍不见好转。本来就贫困的吕侯生已债台高筑，实在没法了，给习近平写信说了自己的状况。不到半个月，习近平给他寄来500块路费，请他到福州治病。此后，只要在市里，习近平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吕侯生的病榻前来一趟，他说：“侯生，给你治病，都是我自己花钱，花多少我都愿意。”

经过治疗，吕侯生的病得到了好转。吕侯生要回陕北了，习近平给他买了一张飞机票，还把2000块钱塞到吕侯生手里。吕侯生激动地说，近平同志，真不好意思呀，这一趟花了你几万块。习近平说：“谁让我们是朋友哩！”

1999年10月底，吕侯生在山西太原武警医院做了截肢手术，习近平闻讯后，将医疗费全部支付。2000年1月，吕侯生第三次到了福州，这时习近平已当选为福建省的省长。吕侯生是戴着假肢一瘸一拐去的，一见面，习近平用手反复摸着吕侯生的右腿，高兴地说：“我的农民朋友大难过去了，咱一块合影做个纪念吧。”

2002年“七一”前夕，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托人给居住在莆田市仙游县榜头镇的83岁老战士李朝金送去慰问金。饱受癌症折磨的李朝金激动地说：“为穷人求解放，多少战友牺牲了生命，我只不过出了一点力，受了几次伤。党和政府这么关心我，让我感动不已。”

给腐败成本细算“三笔账”

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条游船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2002年10月，习近平调任浙江后，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专程到嘉兴南湖瞻仰红船，接受革命精神教育。他说，如果我们的党员同志能够来到南湖看一次展览，听一次党课，学一次党章，观一次专题片，瞻仰一次红船，重温一次入党誓词，有促于“精神传承、思想升华”。对习近平，一般在职的机关干部的普遍印象是，“习书记的讲话，往往一语点中要害，对于丑恶现象，从来不留情面”。知情人认为，习近平的个性更在于他强调和重视“官德”和人格魅力。对待“吏治”与“官德”，习近平在浙江可谓措施迭出，警告频仍。

领导干部要做到“权为民所用”，就必须法德并举，既要依法用权，又要以德用权，归根到底用权要讲官德。这是习近平对权力的诠释。在他眼里，德，不仅是“立身”之本，而且是“立国”之基。中国历代思想家既重视以德修身，也重视从政以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中的这句话，他十分推崇。习近平说，“为政以德”，即执政者要以德施政，善待民众，以赢得百姓的拥护；二是要以自身的道德行为去教育和感化百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要想达到“正”，就要自省、自律、自责、克己，通过道德修养提高自身素质。

“红船精神”是鞭策我们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求真务实、一心为民的强大道德力量。习近平说，它直接反映的是个人的“内功”，即个人的道德素质――道德素质好，就能不论白天黑夜、明里暗里，都能严防死守，矢志不渝，管住自己的口、自己的手、自己的腿，以及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从而使自己坦荡从容。

2004年7月15日下午举行的浙江省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代表省委常委会向全省人民作出6条廉政承诺时，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干部要算一算“经济账”、“法纪账”、“良心账”。习近平说，每个领导干部只有想清楚、算明白了这“三笔账”，才能真正行使好人民赋予的权力。大家要按照省委全体常委的承诺要求，坚决抵制跑官要官；坚决拒收钱物；自觉管住配偶、子女、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决不以权谋私；带头坚持“两个务必”，始终保持公仆本色；带头遵纪守法，自觉接受监督；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博讯来稿](博讯boxun.com)
【https://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0/10/201010190541.shtml】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0月19日来稿)

谢选骏指出：2010年10月19日，解龙将军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天才预言——《习近平高鼻隆准，有帝王之相》，这不仅比万润南2013年4月26日前后发表的《习同学，你其实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早了个两三年，而且事实证明，其预测也更接近实际情况。所以谢选骏说了：解龙将军是比万润南更早“发现习近平”的造王者。让我们多多拜读他的其他作品吧。那也将是一次次令人惊艳的精神逆旅。

谢选骏：马基雅维利是个城邦里的官迷

《“论李维”如何自圆其说——作为彻底目的论者的马基雅维利》（2013-12-08 by企鹅君）说：
作为政治学历史上的一位巨人，马基雅维利自己的政见究竟是什么样的？他到底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的拥护者？这个问题成为了古往今来许多马基雅维利研究者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但是我想，马基雅维利本人对于此问题可以说不甚关心。借用费耶阿本德的一句话，“什么都行（，只要……？）”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给了世人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形象。他教导君主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毫不隐瞒地大胆地向世人展现权术与阴谋种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技巧。这类似于中国先秦法家中的“术”的技巧。那么马基雅维利对于“法”的看法呢？他对于制度和政体的意见如何？许多评论者认为，《君主论》是一本为独裁者和阴谋家准备的教材，但是，出乎读者意料的是，在他先前的，甚至被认为是更代表他本来思想的《论李维》中，他把溢美之词献给了罗马共和国，献给了共和政体。许多人因此认为，共和制才是马基雅维利向往的政体，而《君主论》只是一本谋求地位而向君主进献的作品，甚至，可能是一种反讽。
而我的观点是，关于君主和共和的争论，在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中，如果不是不重要的，至少也不属于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说马基雅维利有对政体的偏好，那也是出于一种目的论的考虑，而并非所谓共和精神和自由民主的卓越。要论证这一观点，我们应当仔细审视被形容为共和政体赞美诗的《论李维》，在字里行间分析马基雅维利的思维脉络和价值取向。
我们注意到马基雅维利在书中的叙述有着明显的前后逻辑不一致（以现代标准），这让人难以判断他“真实的态度”，也让他的作品成为了一座丰富的引用素材库，在民主-独裁的光谱上位居任何一点的后世政治人物，都可以从中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论述作为自己的后盾。
我们首先需要面对的矛盾叙述就是民众和其领袖的关系问题。首先，马基雅维利以一种上溯家族先祖的历史意识强调了罗马建城时的共和传统，并热情地赞颂之。但是，很快马基雅维利又开始强调大权独揽的重要性，甚至不知是颇有用心还是忘乎所以地用“君主”来称呼共和国的领袖。这使得我们一再面对诸如“共和国的君主应该怎样控制民众”之类的矛盾表述。但到了第58章，马基雅维利又开始赞扬民众：“民众比君主更聪明、更忠诚”请注意，这是在马基雅维利主义信条中几乎相抵触的两个维度。
另一个矛盾来自于马基雅维利对自由和极权二元光谱中随心所欲的切换。马基雅维利用大量的篇幅为自由歌唱，并把自由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绝对价值标准贯穿于下文的各种论证中。但是接下来令我们大跌眼镜的则是，他将任意宰制他人生命，钳制舆论和公众意见，乃至实行警察国家的恐怖统治的君主都称为自由的捍卫者，并表扬他们的高尚目的和为后世谋福祉的信念，这实在难以接受。
接下来的一个矛盾相对没有那么令人震惊，是因为我们在《君主论》中早已经见识过了。对于如出一辙的阴谋行径，如暗杀，欺骗，恐吓，以及其他各种诡计，由于某种“目的”不同，马基雅维利可以将它们赞颂为美德或谴责为暴政。
另一个典型例子来自于第10章。对于推翻了共和政体的恺撒，马基雅维利用一种痛惜民主不再的态度控诉：“恺撒如此受人憎恨，与其说是因为他的作恶当受谴责，不如说是他存心作恶。”与但丁截然相反的是，他称颂布鲁图斯，并将其塑造为捍卫民主的最后一位悲剧斗士。但是仅仅过了两段，他就开始赞扬恺撒为明君的典范（和那些堕落的皇帝对比），称整个世界应该对恺撒感恩戴德。作为总结，马基雅维利强调，应当像罗慕路斯那样整饬城邦，或建立王国，而不是如恺撒“摧毁”它。但是从他的说法中，我们实在看不出罗马帝国除了多了推举制这一产生明君的方式外，比王国差在哪里。
现在我们触动到一个精神内核的问题：马基雅维利对柏拉图及其他各种乌托邦构想嗤之以鼻，称其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海市蜃楼，但他自己却满怀着热忱期望着“千年帝国”的降临。总的来说，没有一个前现代的政治学家不怀着某种意义上的乌托邦理想而能完成一部政治学杰作的。
马基雅维利书中层出不穷的矛盾不能以为《君主论》辩护的同样方法来处理：如果后者是一部献给君主的作品而不得不夹杂谄媚和浮夸，那么前者按其自述应当是一部发自肺腑的作品，理应表述他的真实想法。然而他自己或多或少地表示了使这一切矛盾不成为问题的办法：那就是一种彻底的目的论。即：只要有好的结果，一切手段都是可以的，一切政体也都是可以的。
“什么都行，（只要____）”在这个填空题中填入的内容，按照马基雅维利的思路，可以是“自由”“秩序”“成功”等任何词语，哪怕他们互相矛盾。总的来说，由于彻底的目的论，马基雅维利排除了过程的价值标准。而在《论李维》中，他又表现出一种结果价值观上的惊人弹性。这种弹性到达了这种地步，即恺撒既是自由的毁灭者，又是自由的捍卫者，所以既应当赞扬，又应当憎恨。这非常像传说中罗慕路斯的下场：元老院因为已经没有办法表达对罗慕路斯的赞颂，只有让他成为神，于是杀了他。
不过，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抛开绝对价值和死脑筋的逻辑来说，马基雅维利总体上是明晰的。即，那些以伟大之名留名青史，或者拥有成为不朽者野心的政治家，其行为总是正义的。书中一句话透露出马基雅维利不吐不快的心声：“如果不想把官职授予卑鄙小人或恶棍，那就让更卑鄙、更邪恶，或者更高尚、更完美的人去追求它。”
一个合理的外推是，马基雅维利应该会赞赏奥斯曼帝国的弑亲继承法：每当年老的苏丹逝世后，他的各个儿子们从全国各地领兵向首都飞奔，第一个到达首都并能够通过阴谋、内战、政变等击败其他所有兄弟的人，将成为新一任苏丹，并将不幸的兄弟们全部处死。再夸张一点的推论便是：一切时代通过一切方式上台的君主，以极端马基雅维利视角看，都是有着合法性的——只要他们不被别人赶下去。事实上，马基雅维利对共和制度绝大多数的赞扬与民意、公共福祉等关系甚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君主制可能能产生一两个明君，但共和制却能产生源源不断的明君。这种制度的全部长处在于可以稳定地提供高质量的君主。
在自己的思想中构筑完备体系是一回事，而作为政治学作者对读者叙述又是一回事。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马基雅维利秉持了一种对读者的目的论：为了他的目的论的政治理想，和始终让最强者成为君主的愿望，他对读者的任何叙述哪怕有着矛盾和内在问题，只要有助于说服读者向着这一目标努力，都是可取的。当然，这有些走得过远了，将读者视为政治理想的工具未免有些令人不快；但从之后的历史发展来看，我们却不能说马基雅维利没有取得成功。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和多数谈论马基雅维利想法的人都忽略了一个事情——马基雅维利是个官迷！因为马基雅维利出身贫寒又想往上爬，求官心切，数易其主，所以下笔常常不能自持。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去体谅马基雅维利的苦衷，自然能够对它的种种离奇说法可以会心一笑，而不会百思不得其解了。
尼科洛·迪贝尔纳多·代·马基雅弗利（意大利语：Niccolò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1469年5月3日－1527年6月21日）是义大利的学者，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外交官。他是义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被称为近代政治学之父，是政治哲学大师，他所著的《君主论》（又作《君王论》）一书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政治理论，其中“政治无道德”的权术思想，被人称为“马基维利主义”。另一著作《李维论》则提及了共和主义理论。他的《战争的艺术》一书，则论了兵役制度、练兵之法、行军、宿营、作战、工程等军事问题，让他也成为著名的西洋军事家。
生涯
马基维利生于义大利佛罗伦萨，父亲曾是一名律师，有两姊一弟。后人对于马基维利的幼年时期所知不多，但他显然受过了相当完整的拉丁文和义大利文教育。
马基维利生时正值乱世，教宗国是最强大的军事势力，富有的义大利城邦一个接著一个的被外国强权如法国、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攻占。当时各大强国之间的合纵连横变化不断，佣兵军团经常在一夕之间便转换阵营，地方政府也常在数周之间建立或瓦解。在1527年罗马市还遭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洗劫，这是12世纪以来罗马第一次被德意志的军队入侵。繁荣的罗马城市如佛罗伦萨和热那亚也在同一年遭到相同命运，虽然马基维利在佛罗伦斯遭到洗劫时便去世了。不过也正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马基维利培养出了分析他周遭乃至全世界发生的政治和军事事件的智慧。
在1494年，统治佛罗伦萨长达一甲子的美第奇家族被推翻，接著由反抗教宗亚历山大六世的修士萨佛纳罗拉成立共和国，领导长达四年，由于萨佛纳罗拉施政过严，最后被推翻，被以火刑烧死。之后由索德利尼继续统领佛罗伦斯共和国。1498年马基维利出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国务厅的长官，兼任共和国自由和平十人委员会秘书（Secretary of the Ten on Liberty and Peace）[1]，负责外交和国防，经常出使各国，拜见过众多掌权的政治领袖，因而成为佛罗伦萨首席执政官的心腹。他看到佛罗伦萨的雇佣军军纪松弛，极力主张建立本国的国民军。1505年佛罗伦萨通过建立国民军的立法，成立国民军九人指挥委员会，马基维利担任委员会秘书，在1506建立一支小型民兵部队[1]并在征服比萨的战争中，率领军队，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最终在1509年迫使比萨投降佛罗伦萨。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宗陷入矛盾期间，他到处出使游说，力图使其和解，避免将佛罗伦萨拖入战争，并加强武装以图自卫。也是在这段时期马基维利认识了另一位义大利的政治家和军人切萨雷·博吉亚，领略到他在扩展领土上采用的各种策略和统治手段之后，对他相当钦佩。
然而到了1512年8月马基维利前往比萨时，经过一连串复杂的战役和外交角力后，美第奇家族在儒略二世的军队支援下攻陷了佛罗伦萨，共和国随之瓦解。乔凡尼·麦地奇（后当选教皇，为李奥十世）成为佛罗伦萨大公，身为共和国高官的马基维利丧失了一切职务，并在1513年以密谋叛变为罪名遭收入监狱，受到刑求拷打，但最终被释放。此时他已然一贫如洗，于是在距佛罗伦斯城7哩远的圣安德里亚（Sant'Andrea）隐居，开始进行写作，在他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道：
“傍晚时分，我回到家中的书桌旁，在门口我脱掉沾满灰土的农民的衣服，换上我贵族的宫廷服，此刻又回到古老的宫廷，遇见过去见过的人们，他们热情地欢迎我，为我提供单人的食物。我无所拘束和他们交谈，询问他们采取各种政治行动的理由，他们也宽厚地回答我。在这四个小时之中，我没有感到一丝疲倦，忘却所有的烦恼。此时贫穷没有使我沮丧，死亡也没能让我恐惧，我融入了这些大人物的世界里。因为但丁曾经说过：
从学习中产生的知识将永存，
而其他的事不会有结果。
我记下与他们的谈话，编写一本关于君主的小册子，我倾注了我的全部想法，同时也考虑到他们的臣民，讨论君主究竟是什么？都有什么类型的君主？怎样去理解？怎样保持君主的位置？为什么会丢掉王位？对于君主，尤其是新任的君主，如果我有任何新的思路能让你永远高兴，肯定不会让你不高兴，一定会受到欢迎。”
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两部名著《君主论》和《论李维》。
《君主论》是献给洛伦佐二世·德·美第奇的钜著，洛伦佐死后，主教朱理·美第奇统治佛罗伦萨，立志改革政治，征询马基维利意见。1523年朱理当选教皇，为克莱芒七世，重新重用马基维利，让他编写《佛罗伦萨史》。马基维利后将新书献给教皇，获得120金币的赏赐，并起用他为城防委员会书记，加入教皇的军队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作战。
他在《佛罗伦萨史》中描述当时的佛罗伦萨人：
“他们在穿着和日常生活上，比他们的先辈更自由，在其他方面花费更多，花费在休闲、游戏和女人上的时间和金钱更多，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拥有有更好的穿着，有更文雅的谈吐。谁能以最精明的方式伤害他人，谁就是最能干的人。”
1527年，佛罗伦萨恢复共和，马基维利想继续为佛罗伦萨共和国效力，但因为他曾效力于美第奇家族，不被共和国任用，最终郁悒成疾，58岁即离世。
著作
马基维利最知名的著作即是《君主论》，但克里斯汀·高斯（Christian Gauss）在引言中在认为本书并不能使人了解马基维利政治思想的全部，又言“对于马基维利可谓不幸，因为这本书迅速地压倒了其他所有著作，而使他的大名完全依赖在这一本书上。”
在此书中马基维利阐述了一个君主（统治者）应该采用怎样的统治手段才能保住自己的政权。书中人性本恶的部分类似中国荀子、先秦法家思想，尤其在论证“君主应该不择手段达到目的”这一命题时，和韩非子继承申不害提出的“重术”观点不谋而合。马基维利所假设的人性本恶也反映出他认为必须使用残忍权力才能达成实际目标的主张。君王不该对于其臣民抱有完全的信赖和信任。
然而此书中马基维利更加创举的部份在与其对“新君主”（principe nuovo）现象的关注和论述，认为因世袭而来的君主由于人民已经习惯了旧政权，统治困难比新君主要来的少，世袭君主要做的只是小心维持其既有的制度；而新君主为了维持其夺取的土地，建构一套新的而恒久的权力架构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马基维利对此总结，为了稳定政权，君主在公众上必须保持完美的名声，但在私底下则必须采取许多本质邪恶的政治手段。
与其他著作不同的是，《君主论》并没有告诉读者一个理想的君主或王国应该是什么样子。马基维利透过众多例子解释了哪些君主得以成功的取得统治并保持权力，这些例子来自于他在担任佛罗伦斯外交官时对各国政局的观察和对古代历史的研究。他的著作也代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高潮，他在书中大量采用来自古代文献的历史例子。
如是不谨慎研读马基维利的论点，读者经常会以为《君主论》一书的中心思想是“为达目的而可以不择手段”——这其实是一种目的论的哲学观点，亦即只要目的正当，所有的邪恶手段也都是正当的。然而这只是对于马基维利的误读，因为马基维利也指出了邪恶手段的一些限制，首先，他指出只有维持稳定和繁荣才是国家可以追求的正当目标，个人为了其利益而不择手段则不是正当的目标，而且也不能正当化邪恶的手段。再者，马基维利并没有完全否定道德的存在，也并非鼓吹完全的自私或堕落。马基维利明白澄清了他的定义，以及采取残忍手段的前提（必须要快速、有效、而且短期）。尽管如此，天主教会仍将《君主论》一书列入禁书名单，后来一些人道主义者如伊拉斯谟也大力批评这本书。
《君主论》一书在政治思想史上的主要贡献是彻底分割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虽然马基维利也强调道德的重要性，但君主所应该做的是将善良与邪恶作为一种夺取权力的手段，而不是目标本身。一个聪明的君主会妥善的平衡善良与邪恶。
实用主义是马基维利在整本著作中所遵循的主要原则，一个君王应该将其作为夺取和维持权力的方针指引。不同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理想的社会”并不是马基维利的目标。事实上，马基维利强调应该在必要时使用残忍的权力或奖赏，以维持统治的现状。虽然许多后人将马基维利的理论曲解为“马基维利主义”，只是一个误传的名称，这一词在当时其实是被用于描述16世纪出现的一些政治著作。由于这种误读，马基维利主义一词因此也在现代经常被用以描述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甚至是极端的政治立场，这实际上也让我们忽略了马基维利著作中其他较为温和的理论。
《君主论》一书是马基维利用以阐述君主治国之道的著作，而《李维论》则是他用以为共和国政体辩护的，集中了他全部共和政治思想的精华，《李维论》也因此而被认为是《君王论》的姊妹篇。
《李维论》中总结了一系列的历史教训，描述了共和国应该如何成立、架构，涵盖了对权力的制衡与分立、政治权力分立的好处、以及共和国比君主国优秀之处。在《李维论》一书中，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初露端倪，对之后法国的卢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民约论》中，卢梭就多次引用了马基维利的著作。
对于马基维利的两本著作的另一种解释是，《君主论》是他为了讨好美第奇家族以取得政治职位才写下的著作，而《李维论》一书才是马基维利真正的政治钜作。
其他的著作
《兵法》 （Dell’arte della guerra） 1519-1520
《关于日耳曼国家的报告》 （Ritratti delle cose dell’Alemagna） 1508-1512
《关于法国的报告》 （Ritratti delle cose di Francia） 1510
《佛罗伦萨史》 （Istorie fiorentine） 1521-1525
剧本
《曼陀罗》 （La Mandragola） 1528
《克丽齐娅》 （Clizia） 1525
《曼达拉哥拉》
诗歌
《十年记》 （Decennali） 1504
《金驴记》 （L'asino） 1517-1518
《歌四章》 （I capitoli）
《狂欢节之歌》（Canti carnascialeschi） 1502-1524
散文
《贝尔法哥》 （Belfagor arcidiavolo） 1518-1527
《玩乐协会章程》 （Capitoli per una compagnia di piacere）
《劝忏悔》 （Esortazione alla penitenza）
《非洲迫害史》 （Libro delle presecutione d' Africa）
《佛罗伦萨人物品格》 （Nature di uomini fiorentini） 1520
《杂谚》 （Sentenze diverse）
《关于语言的对话》 （Discorso o dialogo intorno alla nostra lingua） 1515-1516
《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 （Vita di Castruccio Castracani）


谢选骏指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是在五百年多前的佛罗伦萨城邦里形成的，其眼界最多只能达到部分欧洲地区，包括希腊罗马世界和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法国和部分德国，甚至不及中国先秦战国七雄争霸里所产生的韩非。从现在全球化的格局来审视他的观点，绝大部分都是错误的。因此要让它变得有用起来，我们必须尽量回到他的时代和地域，设身处地分辨之，举一反三，才不至于刻舟求剑。

谢选骏：一根筋的麦卡锡

《麦卡锡：救了美国 却被自己人背叛》（阿波罗新闻网 2018-02-25 讯：作者：Conservapedia 译者：九喻）报道：
指控共产党对国务院（the State Department）进行渗透，以及联邦政府存在安全和忠诚上的风险，使得麦卡锡在1950年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原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
约瑟夫-雷蒙德-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1908年11月14日-1957年5月2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在1947年-1957年代表威斯康星州（Wisconsin）任职参议院。从1950年开始，麦卡锡成为挑战共产党对美国政府的渗透的最出名的公众人物。他指控有大量共产主义者、苏联间谍和同情苏联的人，在联邦政府内部从事削弱美国的阴谋活动。这一指控被包括解密的Venona文件（Venona files）在内的政府文件和听证会证明是正确的。最终，在共产党在内的麦卡锡的对手的有效运作下，他在参议院内受到非难。“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这个名词，在1950年特指暴露共产主义者的努力，后来很快被用到类似的教义性行为。
早年生活
麦卡锡出生并成长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农场，1935年获得Marquette大学（Marquette University）法律学位。他于1939年被选为威斯康星州历史上最年轻的巡回法院法官（circuit judge）。当麦卡锡接手法官职位的时候，这间法院积压的案子超过200件。他延长了工作时间，至少有十多次，过了半夜他的法庭还在开门受理案件，他还打破了很多官僚程序，从而很快的清理了这些积案。根据一份地方报纸的说法，麦卡锡法官“高效的伸张正义，他有很好的法律知识和判断力。”
军人生涯
尽管法官被免除了服兵役的要求，33岁的麦卡锡志愿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他在1942年8月入伍成为一名中尉（first lieutenant），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麦卡锡在所罗门群岛（Solomon Islands）服役，任职轰炸机中队（bomber squadron）情报官。他冒着生命危险，志愿作机尾机枪手，参加了许多战斗任务。麦卡锡在1952年荣获十字飞行荣誉勋章（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在30个月的从军期间，麦卡锡的表现得到他的直接上级和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Admiral Chester Nimitz）的一致称赞。尼米兹海军上将这样评价麦卡锡上尉的服役：
“（麦卡锡）1943年9月1日到12月31日期间在所罗门群岛服役，他作为情报官和轰炸机中队俯冲轰炸机机尾机枪手的表现是卓有成绩的。他参加了大量战斗任务，在正常工作任务以外，他还承担了航空摄影师的工作。他冒着敌人猛烈的防空火力，出色的拍摄了敌人火力位置的照片，在物质上为随后的轰炸作出了贡献。尽管腿部受伤严重，他拒绝去医院治疗，而是继续高效完成情报官的任务。他勇敢的表现在海军服役传统上也属于最好的。”
另外，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空军的副司令（Assistant Commandant of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少将Field Harris在给麦卡锡的信里说：
“亲爱的麦卡锡法官：我满意的告诉你，你在30个月的服役中卓越的表现，特别是在战斗区的表现，得到了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的赞扬。毫无例外，你服役其间所有的指挥官都对你的表现给予最高的评价。
海军陆战队不会忘记你的贡献。主要是靠你这样的优秀美国人的付出和牺牲，海军陆战队才能保持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时间、无论遭遇什么情况都能击败敌人的传统。
我对你的服务表达诚挚的感谢，希望你在今后的日子继续取得成功，并祝好运。”
最后，在麦卡锡的直接上级E.E. Munn少校的推荐信里，Munn少校不但称赞麦卡锡志愿承担机尾机枪手、情报员和航空摄影师的战斗任务，还特别提到他自己参加的轰炸任务。这包括遇到猛烈抵抗的区域，例如Kolombangara，Ballale，Bonis，Kara，Kahili和Buka。这封推荐信提到：
“麦卡锡上尉一直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尽责，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最佳典范。”
美国参议员
指控共产党对国务院（the State Department）进行渗透，以及联邦政府存在安全和忠诚上的风险，使得麦卡锡在1950年进入了人们的视野。2月9日，在西弗吉尼亚（West Virginia）Wheeling的McClure饭店（McClure Hotel）的Colonnade Room，麦卡锡在演讲中说道：
“我手上有57个案件，牵扯共产党员或忠于共产党的人，但是他们仍然参与制定我们的外交政策。”
麦卡锡开出了与这57个威胁相关的一个名单，并公开了名单上的几个名字，包括John S. Service，Gustavo Duran，Mary Jane Keeney，Harlow Shapley，和H. Julian Wadleigh。这些名字来自于“李名单”（Lee List），这个名单是由1947年众议院拨款委员会（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的检察官在审理未解决的国务院安全案件过程中拟定的，委员会的首席检察官是罗伯特-李（Robert E. Lee），这个名单是他负责准备的。
麦卡锡在1950年2月20日在参议员作了一场6个小时的演说，这个演说不断被怀有敌意的参议员打断，其中的4个人－－Scott Lucas（打断61次），Brien McMahon（打断27次），Garrett Withers（打断22次），Herbert Lehman（打断13次）——一共打断演说123次，麦卡锡提出，有大约80人曾经在国务院、或者象“战争情报办公室”（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OWI）和“经济战争署”（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BEW）那样的战时单位工作。民主党人坚持要麦卡锡给出名字，麦卡锡回应说，
“伊利诺伊州（Illinois）参议员大声要求我给出全部名字。我告诉他就我所知，那是不合适的。我没有得到关于这些人的全部信息……但是我有足够信息相信，或者他们是共产党员，或者他们给共产主义者极大的帮助：我可能错。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除非参议院要求我那么做，不然我不会把名字公开，但我愿意把名字提供给参议院的任何一个委员会，并愿意让委员会在办公时间监查这些人。有可能名单里的一些人是清白的……”
有些人说麦卡锡曾经宣称，“我手上有一个205人的名单－－这些名字已经通报给国务卿，告诉他这些人是共产党员。”这个说法只涉及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Wheeling的那次演讲，而不是指他在其他城市所作的关于对美国政府的颠覆活动的演讲。205这个数字出现在另一个演说里。1950年2月20日，在参议院的一次演说中，麦卡锡正式解释了这个问题：
“我面前这封信，来自1946年国会记录的副本，A4892页。这封信的作者是前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F. Byrnes，1945-1947年在杜鲁门政府任国务卿）。信的内容是关于对第一批大约3,000人的监查。之后还会有多次监查。这只是一个开始。”
这封信是关于监查的第一组3,000人。总统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监查从战争部（War Department）的那些战时机构转到国务院来的雇员，我认为是个智慧的做法。这些战时机构有几千名背景特殊的人。伯恩斯国务卿在他的信里说道：根据行政命令，大约有4,000名雇员从各种各样的战时机构（例如OSS，FEA，OWI，OIAA）转到国务院，其中大约3,000人的背景经过了初级监查，结果285个人被你在信中提到的监查委员会认定不同意长期雇用，
也就是说，前国务卿承认，285人是有安全隐患的。他还说只有其中的79人被解除了雇佣关系。提到的571人里，一些来自这205人，一些来自之后的监查，但还没有解除雇用关系。我要说国务院的调查机构的工作很出色。文件显示，他们调查了很多细节以便发现共产党人。唯一的问题是，当调查机构正确的认定这些共产党人之后，国务院拒绝解聘这些人。我会给出具体的例子。”
麦卡锡指出，杜鲁门总统（President Truman）和民主党对共产党人软弱，甚至和共产党人结盟。杜鲁门反对麦卡锡的说法，杜鲁门不知道破译的“薇诺娜计划”（Venona project），该破译证实了叛逃过来的前共产党间谍Elizabeth Bentley的供词。
麦卡锡的支持度和受欢迎度在1954年初达到顶峰，1954年1月的一次盖洛普调查（Gallup Poll）显示，50%的受访人总体对他持正面看法。麦卡锡在“最受尊敬的人”里排名第四。1954年3月9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播出了爱德华-默罗（Edward R. Murrow）的攻击麦卡锡的电视片“See It Now”。
Venona文件
1995年，Venona文件的文本解密，更多苏联间谍在美国活动的详细信息得以披露。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是美国政府里少数几个了解Venona文件的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胡佛把Venona文件的信息透露给了麦卡锡。实际上，胡佛提供给了麦卡锡错误的信息，或无关的文件，以便给Venona文件里真正的嫌疑人的亲属、朋友或关系紧密的同事施加压力，威胁他们如果不合作，不透露他们可能知道的相关人员的活动和联系，就会把令人颜面扫地的信息公开。没有迹象显示麦卡锡意识到自己被胡佛以这种方式加以利用。
1950年2月7日，麦卡锡的Wheeling West Virginia演讲之前3天，胡佛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时说，反间谍“和处置犯罪案件的目的不同。对反间谍工作更重要的是确定间谍的联系人，间谍的企图，情报来源，以及联络方法”，“而拘捕和公开信息只是最后不得已的方式”。他总结说，“只有完全了解间谍网的活动，我们才会安全，因为那样我们就可以让他们的活动失去作用。”
有人说麦卡锡曾经声称，“我手上有一个205人的名单－－国务卿知道这些人是共产党员。”这个著名的“名单”，正如人们知道的，一直都引起很多争议。205这个数字出现在麦卡锡和胡佛的一次口头谈话里，谈话是关于当时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的间谍嫌疑人。联邦调查局自己已经发现了5个二战期间活动在美国的间谍；叛逃的苏联间谍Elizabeth Bentley在此之上又加上了81个她知道的间谍；Venona文件是一个验证，一个有真实名字的完整名单已经出现在1957年联邦调查局的一份备忘录里，之后这个名单又有添加，总数是206人。
围绕这个题目一直有很多混淆。尽管最保险的鉴别间谍的文件－－联邦调查局/Venona文件－－使用了206这个数字，而麦卡锡在Wheeling演讲里只是提出共产党员和其他安全隐患，而不是间谍活动。一个美国共产党党员造成的安全隐患，并不必然意味着这个人曾经或正在从事间谍活动。Venona文件显示，还有大量的间谍没有被联邦调查局掌握。当人们问麦卡锡这个数字从哪来的，他指出来自“李名单”（Lee List）提到的安全隐患，胡佛曾尝试通过这个名单来找出已知的安全隐患对应的没有侦查出来的间谍代号。胡佛没有公开Venona文件已经发现的间谍。在1946年进行的联邦调查局和“军事信号情报服务部门”（Army Signals Intelligence Service）联合调查中，胡佛根据破译的Venona文件，用同样的办法让杜鲁门的一个心腹产生错误印象。胡佛报告说，一个可靠来源告知“华盛顿有一个大型苏联间谍网。”在间谍名单的14个名字里，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和Nathan Silvermaster名列其中。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Undersecretary of State Dean Acheson），名单上还包括其他令人不可接受的名字，从而降低了对希斯和Silvermaster指控的可信度，这实际上达到了他让人产生错觉的目的。于是，杜鲁门政府一直怀疑胡佛和联邦调查局用指控行政官员是苏联间谍的办法玩弄党派政治伎俩。
Venona文件明确给出了349个活动在美国的间谍的代号，其中包括美国公民，移民，永久居民，他们以不同方式与苏联情报部门合作，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发现。在麦卡锡领导的“调查委员会”（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PSI）的公开听证会上，有83个人使用了“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反对自我归罪权”（the fifth amendment right against self incrimination）。另外还有9个人依据宪法拒绝参加不公开的听证会，他们的名字都没有公开。在使用宪法第五修正案的83个人里，有几个人后来被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和联邦调查局认定是Venona文件里提到的苏联间谍。几个著名的例子是：
Mary Jane Keeney：联合国雇员，她的丈夫Philip Keeney在“战略服务办公室”（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工作；
Lauchlin Currie，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手；
Virginius Frank Coe：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分部主管（Director of Division of Monetary Research, U.S. Treasury）；布雷顿森林会议技术秘书（Technical Secretary at the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illiam Ludwig Ullman：参加联合国宪章大会（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Conference）和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代表；
Nathan Gregory Silvermaster[26]：美国财政部采购分部主要计划人（Chief Planning Technician, Procurement Divisi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Silvermaster间谍网头目；
Harold Glasser：美国财政部驻意大利联盟高级代表处代表（U.S. Treasury Representative to the Allied High Commission in Italy）
参议院有关劳工权益的委员会“LaFollette公民自由委员会”（LaFollette Civil Liberties Committee）的4个工作人员；
Allan Rosenberg：外国经济管理局主管（the Economic Institution Staff, 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理事（Counsel to 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所罗门-阿德乐（Solomon Adler）：任职美国财政部，去了中国并加入毛泽东政权（1994死在中国）；
Robert T. Miller：泛美事务协调办公室（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美国国务院近东事务部（Near Eastern Divisi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苏联档案里的“Gorsky备忘录”（Gorsky Memo）也提到了他；麦卡锡指证案例第16号，“李名单”第12号；[27]
Franz Leopold Neumann：经济福利委员会顾问（consultant at 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战略服务办公室中欧部副主任（Deputy Chief of the Central European Section of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纽伦堡战犯法庭第一研究主管（First Chief of Research of the Nuremberg War Crimes Tribunal）；也出现在苏联档案里的“Gorsky备忘录”（Gorsky Memo）里；
Laurence Duggan：美国国务院美洲共和国分部负责人（head of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ivision of American Republics）；
Leonard Mins：战略服务办公室研究分析部俄国处（Russian Section of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Division of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Cedric Belfrage：英国安全协调部；《National Guardian》周刊创办人；
Gerald Graze：美国国务院；“李名单”第29号， Lee List#29，从苏联档案里的“Gorsky备忘录”得到证实，Stanley Graze的兄弟；
Sergey Nikolaevich Kurnakov：《每日工人报》（The Daily Worker，共产党机关报）；
David Karr：战争信息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记者Drew Pearson的主要助手。
Venona文件证实了，参议院“民权委员会”（the Senate Civil Liberties Subcommittee）里至少有4个工作人员是克格勃间谍，这个委员会的前任主席是参议员Robert LaFollette, Jr.，他在1946年的选举中被麦卡锡击败。这4个克格勃间谍是：
John Abt，委员会首席律师（Chief Counsel）。
Charles Kramer，他还任职于其他3个国会的委员会。
Allen Rosenberg，他还任职于“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经济战争委员会”（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BEW），“外国经济管理局”（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FEA），后来他还曾在美国最高法院辩论案子。
Charles Flato，他还任职于“经济战争委员会”和“外国经济管理局”。
这4个间谍都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也是共产国际成员。
尽管有共产党渗入美国政府的前提是正确的，很多受到麦卡锡怀疑的人并不是间谍。近期学者发现，在1950-1952年期间受到调查的159人里，9人有来自Venona文件或其他来源的确实证据，证明曾经为苏联谍报部门服务。其他人虽然没有直接的间谍证据，但很多人被认为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
已知的安全威胁和忠诚隐患
1947年6月，“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提交给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一份秘密备忘录，请他注意国务院内部已经发展而且仍在发展的安全隐患。备忘录写道：
“有证据显示，有一个周密的、精心计算的方案，不但保护身居高位的共产党成员，而且弱化安全和情报保护措施。联邦调查局一份关于苏联对美国的间谍活动的初步报告指出，有很多国务院雇员卷入了间谍活动，其中一些人担任高级职务。”
罗伯特-李（Robert E. Lee）是拨款委员会的主要调查员，负责准备这份名单。“李名单”使用了数字而不是直接使用人名，这个名单在委员会内部发表。
这个备忘录里列出了9个国务院官员，指出他们“只是国务院雇员里的几个代表，国务院里有几百名这样的雇员，他们受到保护并允许继续工作在那里，尽管事实上他们对国家安全构成明显的威胁。”到6月24日，有10个人的名字被从名单上去掉。但是从1947年到麦卡锡发表Wheeling演讲的1950年2月，国务院没有因为忠诚和安全原因解雇任何人。而在政府其他部门，在1947-1951年间，因为忠诚原因就有超过300人被解职。
尽管不是全部，但麦卡锡参议员提出的大部分案例，都来自“李名单”或李议员在1947年为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整理但是还没有解决的国务院安全案例的“108人名单”。Tydings委员会（The Tydings subcommittee）也有一个名单。除了上面已经列出的Venona文件证实的间谍以外，还有一些麦卡锡参议员指证的安全和忠诚隐患被证明是正确的：
Robert Warren Barnett夫妇，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48号和49号，李名单59号。
Esther Brunauer，美国国务院；麦卡锡名单47号，李名单55号。
Stephen Brunauer，美国海军，爆炸物研究部门的化学家。[38]
Gertrude Cameron，美国国务院，信息和编辑专家；麦卡锡案例55号，李名单65号。
Nelson Chipchin，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23号。
Oliver Edmund Clubb，美国国务院。
John Paton Davies，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
Gustavo Duran，美国国务院，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助手，联合国社会事务部文化活动分部主管（Chief of the Cultural Activities Sec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pad Erdos，美国国务院。
Herbert Fierst，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1号，李名单51号。
John Tipton Fishburn，美国国务院；李名单106号。
Theodore Geiger，美国国务院。
Stella Gordon，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40号，李名单45号。
Stanley Graze，美国国务院情报部门；麦卡锡案例8号，李名单8号。Stanley Graze的兄弟Gerald Graze被克格勃档案证实是间谍。
Ruth Marcia Harrison，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7号，李名单4号。
Myron Victor Hunt，美国国务院；麦卡锡名单65号，李名单79号。
Philip Jessup，美国国务院，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军事政府事务和管理海军学院副院长（Assistant Director for the Naval School of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派驻联合国代表，无任所大使（Ambassador-at-large），太平洋关系研究所主席（Chairman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Research Advisory Committee）；麦卡锡案例15号。
Dorothy Kenyon，纽约市法官，美国国务院任命的派往联合国妇女状况委员会的代表（U.S. State Department appointee as American Delegate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Leon Hirsch Keyserling，哈里-杜鲁门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President Harry Truman's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Mary Dublin Keyserling，美国商务部（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Esther Less Kopelewich，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24号。[59]
Owen Lattimore，共产党控制的“太平洋关系研究所”（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董事会成员，“太平洋关系研究所”期刊《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编辑。
Paul A. Lifantieff-Lee，美国海军部；麦卡锡案例56号，李名单66号。
Val R. Lorwin，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54号，李名单64号。
Daniel F. Margolies，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41号，李名单46号。
Peveril Meigs，美国国务院，美国陆军部；麦卡锡案例3号，李名单2号。
Ella M. Montague，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34号，李名单32号。
Philleo Nash，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哈里-杜鲁门总统的顾问。
Olga V. Osnatch，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81号，李名单78号。
Edward Posniak，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77号。
Philip Raine，美国国务院，地区专家；麦卡锡案例52号，李名单62号。
Robert Ross，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32号，李名单30号。
Sylvia Schimmel，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50号，李名单60号。
Frederick Schumann，美国国务院合同雇用的讲师，威廉大学（Williams College）教授；不在李名单上。
John S. Service，美国国务院。
Harlow Shapley，美国国务院任命的派驻联合国UNESCO代表，National Council of Arts, Sciences, and Professions主席。
William T. Stone，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46号，李名单54号。
Frances M. Tuchser，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6号，李名单6号。
John Carter Vincent，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2号，李名单52号。
David Zablodowsky，美国国务院，联合国出版部主管；麦卡锡案例103号。
莫罗在《See It Now》电视节目中对麦卡锡参议员的攻击
对麦卡锡参议员最著名的攻击之一，是由爱德华-莫罗（Edward R. Murrow）主持的电视系列记录节目《See It Now》的一集，播出时间是1954年3月9日。到莫罗制作这集攻击麦卡锡的电视片的1954年，对麦卡锡的猛烈攻击已经持续了几乎4年。根据麦卡锡传记作者Arthur Herman的记录，莫罗和他的工作人员花了2个月时间精心编辑画面，以便把麦卡锡包装成最坏的形象。没有一个镜头以正常工作状态展示麦卡锡。不像莫罗宣称的那样，这部电视片“根本不是一个报道，而是全方位的攻击，使用的手法恰恰是批评人士指责麦卡锡的‘捕风捉影’。”
电视片大部分镜头都是麦卡锡处于最不雅观的状态，包括“打嗝，挖鼻孔”。在这些镜头里，麦卡锡指责民主党“背叛美国20年”，因为民主党政府在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和波茨坦会议（Potsdam conference）上对共产主义苏联让步，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ACLU）描绘成“为共产党服务，做共产党的工作”，斥责Zwicker将军，因为Zwicker宣称他会保护其他在军队里提升共产党的将军。莫罗把五角大楼密码室雇员Annie Lee Moss描绘成麦卡锡的无辜受害者，尽管后来证实，联邦调查局因为她和共产党的关系警告过军队和民事服务局。
甚至一些麦卡锡的批评者都被莫罗这部一边倒的电视片激怒了。Commonweal的 John Cogley多年来一直反对麦卡锡，他“毫不留情的抨击莫罗和电视制片人颠倒事实，筛选镜头。”Cogley指出选择另外一些镜头可以很容易的把麦卡锡包装成非常正面的形象，进而警告这种不当利用电视的方式。他和另一个《Saturday Review》的反对麦卡锡的人都认为，“那不是个令电视新闻业感觉自豪的时刻”。
为了迎击负面宣传，麦卡锡在1954年4月6日出现在《See It Now》节目，说明自己干的工作，以清除莫罗的节目造成的误解。麦卡锡指出他的委员会“把为苏联服务的共产党清除出政府和要害军事部门。”他还说，“比如，238人接受公开检查；367人在执行程序内接受检查；84人拒绝就与共产党相关行为作证，因为如果他们说出事实，可能会进监狱；24人因为共产党背景被解除从事机密、超级机密材料的工作，是我们的委员会揭露了这些人。”麦卡锡还指出莫罗的左派背景，以及他之前与共产党组织的关系。
莫罗的报道，同一年电视转播的“军队-麦卡锡听证会”，和持续4年的反麦卡锡媒体的报道，是导致全国民意转而反对麦卡锡的主要原因。然而，著名主播Eric Sevareid说，莫罗的攻击“来得很晚。年轻人回头读那段历史，以为媒体里只有一个人挑战麦卡锡，这让很多人感觉不好，包括我自己，因为那个节目其实很晚才出现。”
甚至莫罗也不承认自己在麦卡锡的受欢迎度下降上起了那么大的作用。他宣称，“上帝啊，我没做什么事情。（《时代》杂志专栏作者）Scotty Reston和很多其他人写和我一样的内容，说一样的话，长达几个月，长达几年。我们跟在后面。”
不管怎么样，尽管《See It Now》节目出现的很晚，尽管这个节目制造假象，反麦卡锡的历史学者还是把功劳归给莫罗，认为在打击麦卡锡从事的消除美国政府的安全威胁的工作上，莫罗起了主要作用。
遭到的谴责和Watkins委员会
尽管麦卡锡参议员在几年前就受到了来自左翼自由派和共产党人的不计其数的充满偏见、无法证实的攻击，正式谴责并试图把麦卡锡从委员会主席的位置上除去的有组织的努力，开始于1954年3月。
参议院里的反对
1954年3月9日，来自佛蒙特州（Vermont）的保守派反共参议员、共和党人Ralph E. Flanders发表了一次演说，批评麦卡锡参议员所谓“把与共产主义的战斗引向错误的方向”，以及他在“使我们在世界上失去尊重”上扮演的角色。Flanders认为美国应该更加关注外面发生的“共产主义势力在世界各地的令人担心的扩张”，而那种扩张将使美国和加拿大成为“自由世界的最后据点。”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政府的内阁官员让Flanders“释放”，而艾森豪威尔总统给Flanders留了一个对他的演讲表示感谢的条子，但并没表示反对或赞成。在1954年6月1日的演讲里，Flanders强调了苏联如何在没有消耗自己的资源和人力的情况下在亚洲取得军事成功，还说美国“是共产主义通过经济手段进行征服的另一个例子。”他补充说，“共产主义独裁和法西斯主义独裁的一个标志就是全体被统治者都互相监视。”Flanders对参议院说，麦卡锡的“反共手法和希特勒给无助的少数派心中植入恐惧的手法完全类似”；他指责麦卡锡散布“分裂和迷惑”，还说“如果麦卡锡是为共产党工作，那他干的就不可能更漂亮了。”
1954年6月11日，Flanders发起提案指控麦卡锡“行为失当”，要求他离开委员会主席的位置。在接受了John Sherman Cooper参议员、J. William Fulbright参议员和左翼自由派的“有效国会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an Effective Congress）法律顾问的意见后，他修改了提案以便与“之前的谴责动议一致。”提出了谴责动议之后，Flanders就没有参与负责这项谴责动议的Watkins委员会组织的听证。麦卡锡对Flanders没有什么个人怨恨，有报道说，在听证会开始之后，麦卡锡还接受了他的邀请和他共进午餐。
Watkins委员会
终于，麦卡锡被指控有46项行为不当，为此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评估这些指控，委员会主席是参议员Arthur Watkins。这是5年来对麦卡锡进行的第5次调查。这个委员会于1954年8月31日开始调查。经过2个月的听证和分析，委员会只对最初提出的46项指控里的2项指控建议进行谴责。对其他指控都认定不成立。
1954年11月8日，参议院就这2项指控召开特别会议进行辩论。这2项指控是：
1）麦卡锡在1952年“没有与‘参议员权利和选举分委员会’合作”，在一项旨在把他逐出参议院的提案上配合就他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某些方面展开的调查。
2）在一次主持参议院质询时，麦卡锡对Ralph Zwicker将军“表现过分”。
关于Zwicker将军的指控被参议院否决，因为认定麦卡锡的做法有可能是由Zwicker自己当时的表现“引发”的。很多参议员感觉军队表现出对委员会主席麦卡锡的敌意，他们不顾麦卡锡在1954年2月1日写给他们的信件，而在第二天让Irving Peress荣誉退伍。因此，参议院作出结论，麦卡锡在2月18日对Zwicker的行为没有违规。
于是，关于Zwicker将军的指控在最后一刻被放弃，代之以如下的指控：
2）麦卡锡把“Watkins委员会”称为共产党的“愚蠢的女佣”，把参议院特别会议称为“私刑聚会”，“表现不合参议院伦理原则，有可能让参议院蒙羞，阻碍参议院的宪法程序，损害其尊严。”1954年12月2日，尽管有十几名参议员告诉麦卡锡他们不愿投票反对他，可是因为面对来自艾森豪威尔政府和两党领袖的巨大压力不得不投票反对他，参议院最后以67：22票通过“谴责”麦卡锡在两项指控上的行为。民主党参议员全部支持谴责麦卡锡，共和党一半支持，一半反对。
对谴责案的分析
人们批评对麦卡锡的谴责案是企图消灭参议院里调查美国政府的安全和忠诚风险的最响亮声音。如果仔细检查这两项对麦卡锡的指控，会发现它们都存在重大问题。
先分析第一项指控“没有与‘参议员权利和选举分委员会’合作”，事实是那个分委员会从没传唤麦卡锡，而只是“邀请”他去作证。这个分委员会里的一个参议员和两个工作人员因为对麦卡锡的不诚实表现先后辞职。在这个分委员会1953年1月2日最后的一份报告里写道，他们调查的事件“因为1952年的选举而变得无法决定。”直到那时的整个美国历史，还没有任何一名参议员因为在前一届国会期间的行为或没有接受作证“邀请”而被惩罚。因此，对麦卡锡的第一项指控完全是骗局，是意图损害麦卡锡的造势行为。
第二项指控比第一项指控问题更大。麦卡锡因为自己在参议院外发布的对“Watkins委员会”和参议院特别会议的批评意见被谴责。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World Report）1957年6月7日那期杂志上，David Lawrence在社论里指出，其他参议员指责麦卡锡在宣誓下撒谎，接受不当金钱，从事选举欺诈，诽谤，作出错误指证，要挟勒索，为共产党服务，与Roy Cohn和David Schine的“个人关系”有问题。然而，这些参议员从没受到“表现不合参议院伦理原则”或“损害参议院尊严”的谴责。只有麦卡锡被要求对自己说的话承担责任。
最后的日子
麦卡锡继续追查身居美国政府高位的共产党，但是他的权力和调查力度被严重削弱了。在1954年共和党失去对参议院的控制之后，作为少数党成员的麦卡锡不得不依赖公开演讲，来继续提醒美国大众共产主义的威胁。在之后的两年半时间里，他做了一系列重要演说。
1957年1月，麦卡锡夫妇领养了一个女婴，起名Tierney。不幸的是，几个月之后的1857年5月2日，麦卡锡因急性肝炎死于Bethesda海军医院，终年48岁。
麦卡锡被以国葬待遇安葬，70名参议员参加了他的葬礼。麦卡锡是17年里第一个葬礼在参议院举办的参议员。几千名大众在华盛顿特区向他的遗体致敬，估计有超过3万威斯康星人到他的家乡Appleton的圣玛丽教堂（St. Mary's Church）对他表示敬意，神职人员在超过1百名牧师和2千名大众面前举行庄严宗座安魂仪式。3名参议员George Malone，William E. Jenner和Herman Welker，把麦卡锡的灵柩从华盛顿护送到他的家乡，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参加了威斯康星的葬礼。麦卡锡被埋葬在圣玛丽墓地，留下他的妻子Jean和领养的女儿Tierney。
对麦卡锡的再评价
在保守派作家Ann Coulter的畅销书《背叛者：从冷战到反恐战争期间左翼自由派的背叛行径》里，她这样评价麦卡锡：
“半个世纪之后，只有一些无害的怪物还自称共产主义者的时候，人们很难捕捉麦卡锡发动的反共战役的重要性。但是今天‘共产主义者’这个词听起来和‘君主制主义者’一样可怕，不是毫无原因的－－那绝不是因为大无畏《纽约时报》的社论谴责麦卡锡，赞美哈佛大学教育出来的苏联间谍。是麦卡锡使得当共产党主义者成为可耻的事情。美国内部的共产主义运动再没能恢复元气。”
当Ann Coulter要求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主持人Bill O'Reilly举出一个被麦卡锡折磨的无辜人的例子时，O'Reilly提出Dalton Trumbo，他是“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HUAC）指控的“好莱坞的十个人”之一，O'Reilly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个委员会的目的是调查美国共产党对好莱坞的渗透，曾要求“好莱坞的十个人”的剧作者、导演和制作人于1947年到国会作证。而麦卡锡是在1950年才开始他的反共战斗。
1953-1954年，麦卡锡调查新泽西州Ft. Monmouth的高级秘密设施松懈的安全管理。当时他被左翼自由派和共产主义者攻击，他们宣称Ft. Monmouth没有安全问题。然而多年之后，Barry Goldwater参议员在《没有什么好道歉的：美国参议员Barry M. Goldwater的个人、政治回忆录》里（With no apologies: The personal and political memoirs of United States Senator Barry M. Goldwater）。解释了为什么把美军在Ft. Monmouth的超级秘密部门悄悄搬到亚利桑那州（Arizona），他说：“Carl Hayden1955年1月成为有很大权力的拨款委员会主席，他私下告诉我，Ft. Monmouth搬家了，因为他和其他多数党民主党委员都相信，Ft. Monmouth的安全网已经被攻破。他们不愿公开承认麦卡锡的指控是正确的。他们唯一的替代选择就是把整个设施从新泽西搬到亚利桑那。”
尽管麦卡锡的调查证明他的怀疑是正确的，很多年过去了，而且直到今天，左翼自由派仍在散布谎言说麦卡锡在Ft. Monmouth什么都没发现。
Carl Bernstein于1989年出版他的《忠诚：一个儿子的回忆录》（Loyalties: A Son's Memoir）一书之前，他的父亲Albert Bernstein表示紧张，因为这本书会揭示共产党对美国政府和社会其他方面的渗透。Albert Bernstein宣称：“你会证明麦卡锡是正确的，因为他说的就是整个系统里到处都是共产党。他是对的……我对你即将写的这本澄清麦卡锡的书表示忧虑。问题在于每个人都说他是个骗子；而你说他是对的……我承认共产党在这个国家是一个势力。”
Albert Bernstein和妻子Sylvia Bernstein从1940年代开始就是共产党员。Albert Bernstein是工会活动人士，Sylvia Bernstein在1930年代在战争部当秘书，克林顿政府时期，她志愿在白宫回复写给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信件。1950年代，Sylvia Bernstein使用宪法第五修正案，以避免向国会暴露她的共产党员的身份，但她公开为两个定罪的间谍服务，这两个人Julius Rosenberg和Ethel Rosenberg，于1953年因间谍罪被处决。
Venona文件和苏联文件
苏联崩溃以后，莫斯科的克格勃文件和内务部档案第一次向研究人员和公众公开，这些文件证明了麦卡锡的怀疑符合事实。在美国方面，“莫伊尼汉保密委员会”（Moynihan Secrecy Commission）负责对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文件加以保密和调查，这些文件有超过40年的保密期。保密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发现：
“只要有指控，就有否认……只要有人认为政府里有共产党渗透，就有人认为政府捏造指控冤屈无辜。对这个时期历史的平衡认识开始显现：Venona文件肯定会提供大量事实，给这件事一个结论……
第一个事实是，在华盛顿、纽约和洛杉矶，存在大量共产党间谍活动，但主要参与人都有系统的否认他们的活动。”
中央情报局负责监督历史情报收集的Hayden Peake指出，“还没有一个现代政府像美国政府那样被全面渗透。”

谢选骏指出：麦卡锡的困境在于，他是一根筋，但他所生存的美国却是一个商业社会，就像股票市场一样，什么都是拿来卖的，包括民主、自由，虽然不可侵犯，但却可以主动出让，只要价格合适就行。当然，不是一次买断，因为那是奴役，是违法的，但可以分期出卖，因为这是合约，是合法的。麦卡锡不懂这个，勇往直前，当然成为输家。也许，美国政府的强大正在于它那样被全面渗透——就像股市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