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论鲁迅是白蛇精的投胎

网文《论雷峰塔的倒掉》报道：

《论雷峰塔的倒掉》是近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鲁迅于1924年创作的一篇杂文。此文借题发挥，将雷峰塔倒掉的社会新闻与《白蛇传》的民间故事巧妙地结合起来，借雷峰塔的倒掉，赞扬了白娘子为争取自由和幸福而决战到底的反抗精神，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残酷本质，对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权势者，进行了批判和揭露，揭示出扼杀人民自由、阻挡社会发展的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全文运笔随意，故事讲解生动，议论更是精辟独到，在遣词造句上十分生动形象和准确，寓深刻思想于嬉笑怒骂之中，是一篇充满战斗力的檄文又是一篇难得的美文。

作品原文

论雷峰塔的倒掉1

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2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映掩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

然而一切西湖胜迹的名目之中，我知道得最早的却是这雷峰塔。我的祖母曾经常常对我说，白蛇娘娘就被压在这塔底下！有个叫做许仙的人救了两条蛇，一青一白，后来白蛇便化作女人来报恩，嫁给许仙了；青蛇化作丫鬟，也跟着。一个和尚，法海禅师，得道的禅师，看见许仙脸上有妖气，——凡讨妖怪作老婆的人，脸上就有妖气的，但只有非凡的人才看得出——便将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后，白蛇娘娘来寻夫，于是就“水漫金山”。我的祖母讲起来还要有趣得多，大约是出于一部弹词叫作《义妖传》3里的，但我没有看过这部书，所以也不知道“许仙”“法海”究竟是否这样写。总而言之，白蛇娘娘终于中了法海的计策，被装在一个小小的钵盂里了。钵盂埋在地里，上面还造起一座镇压的塔来，这就是雷峰塔。此后似乎事情还很多，如“白状元祭塔”之类，但我现在都忘记了。

那时我惟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后来我长大了，到杭州，看见这破破烂烂的塔，心里就不舒服。后来我看看书，说杭州人又叫这塔作“保叔塔”，其实应该写作“保俶塔”4，是钱王的儿子造的。那么，里面当然没有白蛇娘娘了，然而我心里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他倒掉。

现在，他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

这是有事实可证的。试到吴越的山间海滨，探听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蚕妇村氓，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贵恙的之外，可有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

和尚本应该只管自己念经。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是搬非，大约是怀着嫉妒罢，——那简直是一定的。

听说，后来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至荼毒生灵，想要拿办他了。他逃来逃去，终于逃在蟹壳里避祸，不敢再出来，到现在还如此。我对于玉皇大帝所作的事，腹诽的非常多，独于这一件却很满意，因为“水漫金山”一案，的确应该由法海负责；他实在办得很不错的。只可惜我那时没有打听这话的出处，或者不在《义妖传》中，却是民间的传说罢。

秋高稻熟时节，吴越间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红之后，无论取哪一只，揭开背壳来，里面就有黄，有膏；倘是雌的，就有石榴子一般鲜红的子。先将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个圆锥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锥底切下，取出，翻转，使里面向外，只要不破，便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有头脸，身子，是坐着的，我们那里的小孩子都称他“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

当初，白蛇娘娘压在塔底下，法海禅师躲在蟹壳里。现在却只有这位老禅师独自静坐了，非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为止出不来。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

活该。 [1] 

作品注释编辑 语音

1.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北京《语丝》周刊第一期。

2.雷峰塔：原在杭州西湖净慈寺前面，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为吴越王钱俶所建，初名西关砖塔，后定名王妃塔；因建在名为雷峰的小山上，通称雷峰塔。1924年9月25日倒坍。

3.《义妖传》演述关于白蛇娘娘的民间神化故事的弹词，清代陈遇乾著，共四卷五十三回，又《续集》二卷十六回。“水漫金山”“和白状元祭塔”，都是白蛇故事中的情节。金山在江苏镇江，山上有金山寺，东晋时所建。白状元是故事中白蛇娘娘和许仙所生的儿子许仕林，他后来中了状元回来祭塔，与被法海和尚镇在雷峰塔下的白蛇娘娘相见。

4.这篇文章最初发表时，篇末有作者的附记说：“这篇东西，是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做的。今天孙伏园来，我便将草稿给他看。他说，雷峰塔并非就是保俶塔。那么，大约是我记错的了，然而我却确乎早知道雷峰塔下并无白娘娘。现在既经前记者先生指点，知道这一节并非得于所看之书，则当时何以知之，也就莫名其妙矣。特此声明，并且更正。十一月三日。”保俶塔在西湖宝石山顶，今仍存。一说是吴越王钱俶入宋朝贡时所造。明代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十四中有简单记载：“杭州有保俶塔，因俶入朝，恐其被留，做此以保之……今误为保叔。”另一传说是宋真宗咸平年间（998年—1003年）时僧永保化缘所筑。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咸平中，僧永保化缘筑塔，人以师叔称之，遂名塔曰保叔。” [2] 

创作背景

雷峰塔和保俶塔同在西湖，雷峰塔是吴越建国之初，吴越王为皇妃所建，故又称皇妃塔，用以标封建道德。保俶塔建于吴越行将覆亡时，是吴越王钱元瓘为王子钱弘俶入贡宋朝所建其“保”之称便有明显的维护封建道统的色彩。辛亥革命后，虽然封建专制被推翻，但封建制度并没有“绝种”，复辟势力仍存在复古论调仍在鼓噪不绝中，要清除封建思想意识更非易事。[3] 

此文写于1924年10月28日，正是雷峰塔倒掉的一个月后。作者写作此文时，上距辛亥革命13年，下距五四运动则仅5年。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两千年来的皇权统治，但并未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五四运动，特别是同时进行的新文化运动，虽然对封建思想、封建道德进行了有力的冲击，但也远没有将这些污泥浊水涤荡净尽。1924年冬，正是北洋军阀政府加强其反动统治，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革命斗争也日趋高涨的时候，鲁迅恰于此时发表此文，大题小做，借题发挥，其意义是远远超过了批判封建礼教的范围的。 [4] 

文学赏析

一座古塔倒塌，这件事本身与社会政治斗争毫不相干，然而密切关注着政治风云变化的鲁迅，则以敏锐的目光，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把它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反封建斗争巧妙地联系起来。借雷峰塔的倒掉，用“白蛇娘娘”横遭法海残酷镇压的神话故事，对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权势者，进行了批判和揭露，热情赞颂了“白蛇娘娘”的反抗精神，揭示出扼杀人民自由、阻挡社会发展的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

从标题看，这好像是一篇论文，实际上是一篇语言优美，意蕴深刻，娓娓而谈的随笔散文。寓理于事，用叙事的笔调议理，是这篇文章最突出的特色。作品从头至尾，既没有论说文的旁征博引，也没有杂文纵横挥洒的任意而谈，而是把深刻的道理寓于描摹真切、优美动听的叙事之中。

文章首先从“雷峰塔”倒掉的见闻谈起，全用叙事语言，没有直接发表自己的议论。紧接着笔锋一转，用娓娓动听的语言，讲述了“白蛇娘娘”的传说。这样就巧妙地赋予了“雷峰塔”以“镇压的塔”的象征意义，为全文表现反封建的主题奠定了基础。

然后，以大量篇幅铺叙由白蛇、许仙、法海的关系构成的故事。寓理于事，把文章反封建的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通篇几乎找不到纯议论性语言，但如同盐于水中，虽看不到盐的形体，却在每一滴水中都能尝到咸味一样。作者表现的“理”，没有公开点破，却朗然裸呈于读者面前。更见功力之处，是不仅寓理于事，而且融情于理，使叙事、议理与抒情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既以理喻人，又以情感人。作品从篇首描写雷峰塔的“破破烂烂”到中间叙述法海“横来招是搬非”，干涉别人的婚姻自由，把憎恨封建权势者和同情被压迫者的鲜明情感凝聚于笔端，进发在叙事语言的字里行间，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

最后，以独立成段的“活该”二字作结，用“幸灾乐祸”的笔调，对法海“老禅师”“独自静坐”在蟹壳内永世不得翻的下场作了辛辣的嘲讽，把人们惩恶扬善的强烈愿望痛快淋漓地宣泄出来，收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既新颖巧妙，又富于战斗性，令人叹为观止。 [5] 

名家点评

教育部原总督学柳斌《柳斌谈语文》：《论雷峰塔的倒掉》是一篇短小、精悍、战斗力很强的散文，和《我之节烈观》《祝福》一样，是射向封建主义的一颗灼热的子弹，但它不像《我之节烈观》那样，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历陈封建道德的罪状，也不像《祝福》那样，用沉痛的笔调描绘封建礼教造成的现实悲剧，而是用轻松、活泼、幽默的笔触，直接抒写雷峰塔倒掉以后自己快意的心情，直接抒写自己的爱和憎。 [6] 

安徽大学教授方铭《现代杂文精品》：杂文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统一，是诗与政论的融合。一篇杂文，不排斥形象与诗情的抒发。而这一篇是一个特例。全文就雷峰塔的倒掉，先说出自己的快意与高兴，同时展开美丽抒情的叙述。通过老祖母所讲的白蛇与法海斗法的传说，再说及吴越乡间吃螃蟹的趣话，把自己快意的感情、乡人的是非爱憎表现具足。那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是非常鲜明的。一句“并不见佳，我以为”，一句“活该”，把作者的主观情志全盘突现。将思想镕铸在形象里，或者说，全以形出之，杂文的特质以这一篇表现得最特别，所以说它是特例，又具有范型意义。 [7]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黎孟德《黎教授教你读鲁迅散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借人民对雷峰塔倒塌的欢欣，对白蛇娘娘的同情和对法海禅师的憎恶，反映了人民反封建反礼教和追求自由美满生活的强烈愿望。诚如鲁迅所说，这是田夫野老，蚕妇村氓的民意。 [8] 

作者简介编辑 语音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近现代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其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同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语、日语、俄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等5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谢选骏指出：考古表明，雷峰塔和白娘子毫无关系，既然如此，无知的鲁迅为何拿此大做文章呢？

网文《鲁迅骂法海：我只是喜欢上了自己的女学生而已》（弘虫子 职业经理人）报道：

倘若问中小学教材中谁的文章数量居首，那肯定非鲁迅先生莫属。八零后的人大都记得清楚，一旦那位留着板寸头发、八字胡须、横眉冷眼的半身照出现，意味着大家又要多一段背诵的文字。据统计，在鼎盛时期，鲁迅先生共有23篇文章入选了各版本的中小学语文教材。

然而，当下一个被称为“鲁迅大撤退”的现象正在发生。根据教育部调整，近年来被收入教材的鲁迅文章一减再减，最近一篇被删掉的文章是《风筝》，此文在2013年教育部教材调整时被剔除。要知道，《风筝》早在民国年间就被胡适等收录到当时的教科书，而那时的周先生一共贡献了19篇文章。

鲁迅之所以“撤退”，官方的解释是他的文字“十分难懂”，当初周派一家独大源自于那时“阅读资源贫乏”的文学现状。而现在我们有更多、更好的文学素材，那个时代的鲁迅可以安心离开了。

呵呵。

如果说鲁迅的文章难懂，读过他文章的人是赞同的。周先生处在从文言文到白话文过渡的时期，单单是文字，现在读起来就有些吃力，更何况迅哥还有那么多心里话“欲言又止”。可是，鲁迅先生在文坛的地位，恰恰也是因为他隐晦曲折的表达方式，这好比他作了一幅画，却又不给它上色，也就留给了后人很大的想象空间。那篇《论雷峰塔的倒掉》，便是典范。

今日无事，翻出文章细细品读，忽然发现一向稳重的迅哥在《雷峰塔》中的文字无不充满了对法海的不屑和对白娘子的支持，甚至借百姓之口说：“试到吴越的山间海滨，探听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蚕妇村氓，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贵恙的之外，可有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

鲁迅先生认为，凡是不支持白娘子的人，都是“脑残”。

周先生是文坛大家，他读过的书籍不用说，自是广泛。那时候赵雅芝版的《新白娘子传奇》尚未问世，演绎文学当属弹词《义妖传》，和故事的源头《白蛇传》，但这两部书里的法海，当真如此遭人唾弃？

《白蛇传》里说的清楚，那白蛇妖并非报恩，而是化成人形后偶遇许仙，遂生欲念，缠绵之后不能自拔。然妖终归是妖，数次现形后许相公害怕，便从法海处求得钵盂，罩住了白蛇。法海将盂埋于雷寺峰前，筑起七级佛塔，曰雷峰塔，才救下了许仙。故事至此完结。

如此说来，法海何错之有？他是济世救人、降妖除魔的高僧。

再说那白蛇精，无论幻化成何等人形，如何行善，她终归是妖，妖和人的爱情，是跨越了伦理道德底线的行为，岂能放任？

一向客观的迅哥，为了一个妖怪向法海开炮，我认为背后的原因只有一个：他喜欢上了一个妖怪。

那这个妖怪是谁呢？让我们从文章的落款说起：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先记住这个时间。

1923年，鲁迅被聘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中国小说史略》。那时的周先生早已是名满天下的新文化运动领袖，才辩无双，但他仍是一个“单身狗”。虽然母亲早在自己少不更事的年纪便替自己寻下了一位小脚的妻子朱安，但婚后三日讯哥旋即东渡日本求学，至死未曾圆房。这不是迅哥想要的爱情。

当42岁的鲁迅出现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的讲堂上时，受欢迎的程度应该大过今天《欢乐喜剧人》的主持吴秀波，是当之无愧的“爆款”。

首堂课结束，坐在教室第一排听讲的一位许姓女子后来在她的日记中这样回忆：“许久许久，同学们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暖气。不约而同的大家吐一口气回转过来了。”

这位女子叫许广平，是鲁迅后来的“妻子”，也是周海婴的生母。那年，她25岁，对迅哥一见钟情。

时间继续往前走，1924年两人开始有书信往来，而信中我们的迅哥称呼许小姐为“广平兄”，书信密集时，“单日达六封之多”。两人每天写信六封，跟眼下发短信或微信差不多了。

1925年8月8日，比鲁迅小18岁的女子、鲁迅的学生许广平，搬到了周先生三条胡同的家中。民国第一师生恋正式公布。

让我们从头捋一下，这段恋情中有“大叔恋、师生恋、婚外恋”，发生在剪掉辫子后的十几年里，而当事人又是个公众人物，至此，我只能说：迅哥，你真猛！

我坐在电脑前，细思极恐。自己一向崇拜的迅哥，原来也是个多情的男子。他为了爱情，敢于挑战伦理底线，但又羞于直言，只好借着雷峰塔的倒掉，埋怨那个维护传统观念的法海多事，可谓心机深重。而我们上学时所读的课文，老师却说：“鲁迅是借雷峰塔的倒掉，赞扬了白娘子为争取自由和幸福而决战到底的反抗精神，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残酷本质……”

如果迅哥听了老师的话，一定会说：“我骂法海，却是因为喜欢我的一位女学生，仅此而已。”

我没有诋毁鲁迅先生的意思，相反，我和教育部的意见一致：既然我们不能很好的读懂周先生，那就把他的文章拿走吧。

我甚至怀疑，有一天，鲁迅的好友润土也会离开，他在多年后的菜市场卖西瓜，被人用秤砣活活砸死了。

2018年2月20日

作者： 听强哥说

谢选骏指出：上文以为许广平是白蛇妖怪，但从鲁迅的态度看，鲁迅他不像是遭到妖精迷惑的书生，鲁迅自己倒像是白蛇精投胎的妖精。当然我理解上文作者，他可能是看到鲁迅死在许广平手里，就以为鲁迅是被白蛇精给吃掉了——因为鲁迅之死，就发生在鲁迅欢呼雷峰塔倒掉的十年之后。

1975年的中国为何做不出一件像样的青铜器来呢

《“轴心时代”的中印文化之比较研究》（2018-08-19 李桂芳）报道：

公元前8世纪到前2世纪，是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重大突破时期。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第一次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Upanishads)和佛陀(Buddha)，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在中国，“轴心时代”大致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时期，其时可谓学术文化异彩纷呈，后世之学术思想文化可谓在此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在印度，“轴心时代”大致相当于古代印度的列国时代。这同样是古印度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时期，其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文化流派，其中的佛教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试图就这一时代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和印度列国时代出现的百家争鸣的文化现象做一剖析，以期能比较分析出同一时代的两种不同文化的特征。

一、中印文化繁荣的社会背景

古代中印在同一时期的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相似的文化繁荣现象，主要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也正如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说：“我们发现，与这个新的精神世界相一致，上述三个地区(主要指中国、希腊和印度)表现出类似的社会学情景。那里有大量的小国和城邦，有国家对国家，城邦对城邦的斗争，然而这首先要有惊人的繁荣和财富、力量的发展。中国的诸侯列国和城市在周朝软弱无力的帝国统治下，获得了独立自主的生活。政治进程包括诸侯列国通过征服其他小国而得到的扩展……在印度，有许多邦国和城市。”这段文字揭示当时的社会政治局面、经济发展水平对人类思想文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一）政治方面

1.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周天子和各诸侯国的关系在名义上是“宗属”关系，但实际上由于周王室赖以统治的基础井田制和宗法制不断地松动和逐渐瓦解，是“礼崩乐坏”的局面，周天子的权威已在政治生活中受到极大挑战，诸侯做大，不听节制。与此同时，各诸侯国之间则是互相攻伐，战争持续不断，小国被吞并，先后出现“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的局面。

春秋时期的政治形势与西周大变。周平王东迁洛邑后，周王室经济、军事实力大减，王室微弱，逐渐形成了齐、秦、晋、楚争霸的局面。司马迁说：齐、秦、晋、楚在西周时甚微弱，封地或百里或五十里。到春秋时“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换言之，春秋时代，就成了霸主的天下，周王室只是一个名存实亡的共主。在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以及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等霸主政治。春秋200多年间的政治，就是各大国争夺霸权的政治。

春秋时期无数次战争使诸侯国的数量大大减少。到战国时期，晋国一分为三，姜姓齐国被田姓所替代。春秋时不大参与中原政治事务的北方燕国，也强大起来。再加上原来的秦、楚两国，形成齐、楚、燕、赵、韩、魏、秦七强国，称为“战国七雄”。战国晚期，各国之间的兼并更加激烈。秦国先后灭韩、赵、燕、魏、楚、齐，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七国争雄的局面结束。

总之，从政治局面上来看，春秋战国是一个分裂多变的时期，政局十分的不稳定，这就为当时各种思想的萌芽与繁荣提供了一个社会大背景。同时，为了争夺霸权和兼并他国或者不被别国兼并，春秋战国时期，各大国都进行了变法图强的改革运动，以适应新的形势。这些改革运动，成为各国的重大政治事件。它既使国家富强，又推动了社会制度的前进，像对赋税制度的改革，促进了封建地主经济的成长；用人制度上的改革，促进了封建官僚制度的形成；成文法的公布，促进了“明法审令”的封建法律制度的确立；郡县制的设置，奠定了封建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等等，都为思想上的繁荣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另外，这一时期士阶层的崛起、私学的兴盛使得各种思想进一步的传播，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大发展。

2.古印度列国时代的政治

古代印度的列国时代，主要指公元前6世纪~前4世纪。根据印度佛教文献记载，公元前6世纪初，次大陆北部有16个大国。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列国为摩揭陀所统一。又因为佛教产生于此时，故在史学上亦称为“早期佛教时代”。在这个时代之初(公元前517年)，次大陆西北部被波斯帝国所占领，当地居民为外族所统治。次大陆历史发展的重心转移到恒河流域。列国的政体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类为君主制；另一类为共和制。一般来说，小国多为共和制，大国为君主制。共和制保留氏族部落军事民主制的传统较多；君主制国家在早期阶段也是共和制，经过兼并扩张，军事首领在战争中增长了权力与财富，后来成为君主制。在君主国中，国王享有广泛的权力和特权。他有权征收土地税以及种种商业税，有权处置山林之地以及无主财产，还有权征发劳役。国王还掌握着军事、行政和司法方面的最高权力。君主政体往往是世袭，在位的国王有时指定他的继承人。但史料记载也有选举的，选择的对象范围有时限于王室的成员，偶尔也从王室以外遴选。

共和制国家中比较强大的是跋祇、由毗提诃、梨车、跋祇、杰纳德里卡等八九个部落联盟组成的。首领由选举产生，由刹帝利家族选出的成员组成长老议事会协助，最高权力往往属于人民大会。但其时权利已落到刹帝利出身的贵族长老手中，他们如同国王一样，也举行灌顶仪式，并由他们的家族世袭其职位。

在列国时代，君主国和共和国两种体制一直并存着。但从总体上看，古印度列国时代，君主制在恒河流域不仅占了优势，而且最终将取共和制而代之。

（二）社会经济方面

1.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农具较多地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随着井田制的崩溃，私田不断增加，土地关系向私有化方向发展。诸侯们不得不陆续实行改革，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而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由此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经济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加，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手工业领域技术水平也大大提高，官营和私营作坊同时发展。随着社会产品的丰富，商业也得以迅速发展。商品交换扩大，市场活跃，金属货币广泛用于流通领域，战国时总共有布币、刀币、圆钱、铜贝、金币五种类型。经济的发展也促进城市经济的繁荣，临淄、邯郸、郢等成为名副其实的工商业大都会，“工商食官”的局面被打破。随着商业的繁盛，产生了一些非常著名的大商人，比如在春秋战国之交就有子贡和范蠡。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刺激了个体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其经济地位的提高的同时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商人也开始扮演重要的社会角色，如范蠡、吕不韦等就是最著名的代表。

2.古代印度列国时代的经济

列国时代的社会经济有了重大变化，首先是铁器使用普遍，农业生产品种和产量都有较大的提高，水稻的种植相当普及；畜牧业仍然比较受重视，各村有公用的牧场；手工业分工更加专门化，佛经中提到的手工业匠人，就有18种之多，例如木匠、锻工、皮匠、画匠、织工、象牙工、宝石匠等等。由于手工业的发展和专业化，出现了许多“同业公会”的组织，行会的头人通常都是能接近国王的有势力的人物。列国时代最大的变化是商业特别活跃。至公元前6世纪，在北印度，特别是恒河的中下游地区，出现了一批大城市，历史家称之为第二次城市化。在佛典《大般涅盘经》中列出八大城市，即王舍城、吠舍厘城、舍卫城、波罗奈城、阿腧陀城、瞻波城、懦赏弥城、咀叉始罗城。这里既是商业贸易的中心，也是各种手工作坊的集中地。商业在各城市的市场进行，城市之间有商路连接。主要是陆路贸易，商队有时达到几百辆牛车。商人还组成商会，目的是控制价格，谋求厚利。物物交换的制度还未完全消失，但使用货币作为交易媒介正日趋普遍，主要有银币和铜币。除货币外，有些大商人开始使用银票，在不同的城市间兑换。与国外的贸易持续发展。这一时期文献提到与锡兰、缅甸和泰国的贸易。

二、中印思想文化领域的繁荣

（一）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贵族的没落，士阶层的崛起，“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使得知识得以在民间传播。士阶层依靠其文化知识，纷纷参与到政治活动之中，以左右时局。封建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繁荣创造了物质条件，私学的兴起造就了一大批具有丰富知识和阅历的文士，各诸侯国新兴贵族的养士风气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舞台。这些知识人士对宇宙万物提出的种种解释，对现实变革发表不同看法，对种种时弊提出改革方案，对治国的不同理念，必然出现观点各异的百家学家，由此也实现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由卜巫的宗教迷信文化向以人为中心的理性人文文化的历史转型。此时期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派别，《汉书·艺文志》将战国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西汉人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将小说家去掉，称为“九流”。俗称“十家九流”就是从这里来的。而对后世最为有影响则有儒、墨、道、法、名、阴阳、兵家等，儒家主张“德治”和“仁政”，以民为本，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道家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墨家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学说，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法家主张以法治国，提出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等等，经后世学者的糅合发展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二）古代印度列国时代的思想文化

伴随着古印度列国时代的社会动荡，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各种新思潮和新宗教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了。到这一时期，婆罗门教与现实社会的变迁不相适应，它就成了各种新思潮、新宗教的首要攻击目标。新思潮、新教派，在佛教文献中被称为“外道”。据说当时有“六师”“六十二见”或96种外道。它们各有自己的学说和徒众，代表着不同的阶级或阶层，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主要代表有耆那教、佛教、顺世论派等。各种新的思潮纷纷兴起，不过它们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具有反婆罗门教的倾向。

耆那教是反对婆罗门教的一个新宗教。耆那教反对婆罗门教和《吠陀》的权威，反对杀生，主张灵魂自生、永恒，人的行为造的“孽”要通过坚持“三宝”（即正信、正智、正行）来净化；主张五戒:不杀生、不妄言、不偷盗、不奸淫、戒私财；主张以严酷的苦行、自我折磨，甚至舍身来解脱肉体，使灵魂得到幸福安乐。这些思想反映了当时下层人民的要求，对打破婆罗门教一统天下的局面起到积极作用。

佛教由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佛教也否认婆罗门教的作用。其教义的核心是四谛即四个真理，这就是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释迦牟尼竭力宣传“众生平等”和“生死轮回”等思想，宣传打破种姓制度，反对婆罗门压迫的思想。佛教经过阿育王的大力推广，发展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之一。

顺世论派，又称“顺世外道”和“斫婆迦派”，重要代表人物为阿夷多翅舍钦婆罗。其主要思想是不承认吠陀和其他婆罗门教经典文献，主张地、水、火、风四大元素是世界统一的物质基础，人死后没有灵魂和轮回。激烈反对种姓制度，认为人生而平等，在本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同时认为人应该现世求快乐，反对苦行、禁欲。

三、中印文化繁荣特征的异同

（一）相同之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是中国的“百家争鸣”，还是印度的“百家争鸣”，都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历史发展必然性，并且两地都出现思想繁荣的现象，这并非是由单一的一个原因造成的，而是由多个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复杂动荡的社会大背景，即诸侯国或邦国林立，战乱频繁；另一方面则是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大发展。此时期两国都处于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时期，铁器在社会生产中得到了使用并逐渐推广，促使生产力的迅速提高，生产力的提高又推动了阶级力量的改变，进而推动了思想的繁荣。

（二）不同之处

1.对于中国的百家争鸣现象而言，首先是具有一种学术争鸣的特点，因为各个学派所代表的阶层不同，必然出现诸子百家彼此诘难，各个学派之间相互抨击、贬低的现象。对于这些学派来说，他们之间也有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尽最大努力宣扬自己的学说以供君王富国强兵、治民以霸天下。他们之间的学说也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差异性，如道家提倡“超自然”“无为而治”。而儒家则提倡的是“德治”和“仁政”，以民为本，提出“克己复礼”，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墨家则提出“兼爱”，认为天下人是平等而生来自由的，不应该有等级的区别。这就造成了各个流派之间的激烈争论，也充分地体现出了中国百家争鸣学术上的争鸣特点。其次，百家争鸣中的多数思想得到了许多当时国君的采纳，体现了学术思想上的经世致用性。其中尤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更是在多个诸侯国的改革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秦国的商鞅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这都把法家思想用于治国强兵的目的之中。另外，各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纷纷招贤纳士，给予士人的优厚物质待遇，使得各学派的思想家有更好的条件去进行思想学说创新；对士人也采取的是一种宽容的态度，知识分子的地位空前提高。另外，各诸侯国君允许士人“合则留，不合则去”，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最后，在中国，主要产生的各种学术流派，这些学术流派是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代言人，主要体现在对传统观念的颠覆如反对等级制度；民本思想的发展，如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仁政思想，告诫统治者“爱民”“利民”，轻刑薄赋，听政于民，与民同乐等，这标志着民本思想真正形成了以关心现实问题为核心。各家学派提出了参政、治国思想，都表现出鲜明的入世特征，各学派思想经过后世思想家的糅合与完善，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

2.就印度的百家争鸣而言，首先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反对婆罗门阶级和婆罗门教及其教义，可以说是低级种姓民众反对种姓制的斗争促进了“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印度的百家争鸣思想虽然也是蓬勃发展，但是这些思想有一个最终的集合点，即反对婆罗门教，推翻婆罗门阶级的统治，解放婆罗门教义对广大人民的思想控制。其次，印度百家争鸣过程中的一系列思想流派，它们体现出了一种共存性，因为它们存在着共同反对婆罗门教义的目标，这一系列思想流派之间并没有出现相互抵制、批判的现象。就好像当时印度出现的“耆那教”和“佛教”，他们之间虽然有着不同的思想学说，但是他们一直保存着一种互不侵犯的形式，没有在学术思想上形成真正的争鸣。最后，在印度出现的众多思想流派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以宗教思想反对宗教思想。即各个阶级对婆罗门教的不满，所以“佛教”“耆那教”等新宗教便顺应时代而出现。

总之，“轴心时代”中国文化繁荣的最大特点是经世致用，具有明显的入世特征，所以其思想不断发展成为后世王朝的治国学说；而印度的文化繁荣的最大特点是反婆罗门教，宗教性强。这是同期两国思想文化领域所表现出的最本质区别。但无论如何，古代中国与古代印度所取得的思想文化成就成为后人永恒的精神财富，正如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说：“过去成为崇拜的典范和对象。过去的成就和伟人仍清晰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并提供了学习和教育的内容（孔子的儒家思想在汉朝的发展，阿育王对佛教的推动）。”这些思想内涵深刻地影响了中印文化后来的发展，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也是不言而喻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基本属于马列主义的观点，用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思想文化。这个想法我在1975年就放弃了。因为那时候我发现，中国当时的生产力虽然不济，但肯定还是要远远超过殷商两周时代的，可是1975年的中国为何做不出一件像样的青铜器来呢？更别说产生类似诸子百家的学问了。或者说，现在的希腊为何产生不了一个像样的哲学家呢？

（摘自《谢选骏全集181卷》：《轴心时代并不存在——从轴心时代到全球思想》）

轴心时代不是一种心理状态

《轴心时代并不存在——从轴心时代到全球思想》全书后记

人类社会何时进入现代？“轴心时代”真的存在过吗？

原文作者：Laura Spinney

一般认为，人类大概在公元前10世纪进入现代，但是一项对历史数据的宏大研究发现，真相比之前预想的要复杂。

200多年来，这个理论一直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大概在公元前10世纪中叶，人类跨越了心智的分水岭，成为了现代人。所谓的“轴心时代”改变了神治、奴隶制和人祭的古代社会，人类进入了尊重社会正义、家庭和律法的更加文明的时代。

20世纪的德裔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是轴心时代理论（Axial Age theory）的最著名的支持者｜Fritz Eschen/ullstein bild/Getty

这个概念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些人提出人类正在经历第二次轴心时代——在人口快速增长以及技术发展的驱动下。但是根据一项迄今最大规模的历史和考古学跨文化调查，轴心时代从未发生，或至少和先前的理论叙述不同。

这项研究指出，在人类理解自己在宇宙中所处的位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的确有重大进展。不过，这些社会变革有时发生在公元前10世纪之前，有时发生在这之后。此外，在所谓的“轴心”文明中，即希腊、以色列-巴勒斯坦、伊朗、印度和中国，轴心时代并不总是存在，但是其他的文明却曾发生这样的变化。这项调查的作者之一、维也纳复杂性科学中心的人类学家Jenny Reddish 表示：“我们没有发现仅限于上述五个文明所经历的一致的轴心时代。”

这项研究被编成了一本500页的书，书名是Seshat History of the Axial Age（《塞莎特轴心时代历史》）1 。该书着重阐述了最近十年流行起来的“大数据”历史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对时空相距甚远的社会的演化，进行了提纲挈领的比较，为细致但孤立的常规历史学研究提供了补充。用这种方法对复杂社会进行研究的人可能会参考这项研究。

独立的创新？

轴心时代的概念可追溯至18世纪，但它最大的支持者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1948年，德裔瑞士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写道，在公元前800-200年间，上述5大文明独立地接受了道德普遍主义（moral universalism），即人类因为共通的人性而对他人负有道德义务。雅斯贝尔斯认为，由于每个文明各自的创新者（柏拉图、希伯来先知、琐罗亚斯德、佛陀和孔子）的推动，这个思想成为了一种潮流，最终遍布全球。

但是这项新研究挑战了这一点。该研究基于一项发表于2018年的调查2 ，主持该调查的是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Daniel Mullins。两项研究都采用了一个叫做Sechat的先锋历史考古数据库。Seshat（塞莎特）是古埃及书写女神的名字。

2018年的研究的对象包括雅斯贝尔斯所提的五大文明，以及研究作者挑选的其他5个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2000年之间兴旺发展的文明，它们位于现代的意大利、土耳其、埃及、柬埔寨和日本。2018年的研究发现，几个古文明的轴心时代并不如之前所想的那样轮廓清晰。

新研究的其中一些作者也参与了2018年的研究，他们扩大了研究对象，将同时期的东南亚、玻里尼西亚、西非、南北美也囊括了进来。这项研究目前还没有经过同行评议，但得到的结果和2018年的相同。并未参与这项研究，但是为该书写了序的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考古学家Ian Morris 表示：“毫无疑问，我们要解释的现象比雅斯贝尔斯提出的模型（即欧亚大陆在公元前10世纪发生了道德和智力革命）要复杂得多。”

深挖数据

许多历史数据库现在正在完善之中，但是Seshat却是其中时间最长、最有野心、也是发展最快的。2011年，在英国、欧盟以及其他资源的支持下，一些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数学家建立了这个数据库。现在，Seshat收录了超过450个文明的信息，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

研究助理将一手和二手历史资料用特定格式输入数据库，同时保留了这些资料的争议和不确定性。通过输入格式，研究者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上对比这些史料。之后，专家们，如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还要对资料进行审核。

在这项最新研究中，研究者设计了12个分析指标，这些指标是受到大多数学者认可的，能够衡量“轴心时代转变”。其中包括：是否存在正式的法典，是否信仰全知的超自然生灵，是否存在监督执政者的全职公务员。这些研究者接着研究了上述文明中这些指标随时间的变化，并进行了交叉对比。

他们发现，轴心特征出现的时间和地点千差万别。长久以来，学者们对古埃及这个过早发展出复杂社会的文明是否符合雅斯贝尔斯的标准就存在争议，但是新研究发现，古埃及的确出现过轴心时代，而这个轴心时代远远早于雅斯贝尔斯的描述。

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Joe Manning撰写了这项研究的古埃及篇，他表示：“在公元前1200年的新王国时期（Ramesside period），你可以看到宗教仪式方面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个时代曾被叫做‘个人虔诚时期’。”而在公元前2000年的安纳托利亚（现在土耳其境内），赫梯人（小亚细亚的一个古文明）却已普遍实行了法治。

与此不同，最新研究显示，虽然古中国也是雅斯贝尔斯所称的轴心文明之一，但是在公元前200年后的几百年，它才发生轴心时代变革。

光之岛

根据Seshat团队，他们的数据明显和雅斯贝尔斯的另一个重要主张不符。后者认为，创新是在五个核心古文明中独立发生的，他把这几个文明叫做“光之岛”（islands of light）。但是加拿大乔治布朗学院的历史学家、Seshat的项目经理Daniel Hoyer表示，这些文明曾发生“数不清的跨文化交流。若非琐罗亚斯德教、古埃及的道德理想主义、赫梯的律法主义，别说犹太人的拉比传统了，甚至连柏拉图的论著都不太可能诞生。”

这项研究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德国洪堡大学的宗教社会学家Hans Joas认为，这些研究者为了支持他们的观点而曲解了文献，“很不幸，有些人还在使用‘轴心时代’的概念，好像这是一种神秘的同时性。实际上这个概念早就被抛弃了。”

现在的轴心时代的概念和先前大有不同，而当前这项研究反而强化了人们对此概念的一种猜测，那就是轴心时代的概念确实有意义。巴黎高师研究文化演化的Nicolas Baumard 表示：“最初这个概念是有用的，因为它指出古代并不是一段同质时期，上古文明和靠近代的古文明之间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还提出，争议还在持续，Seshat调查证明了这一点。Baumard认为：“争议的核心不再是轴心时代的时间和地点，而转移到了因果关系上。”

未来的研究方向

这项研究不太可能对轴心时代盖棺定论，因为古人的心理状态是很难量化的。学界也还在持续（有时尖刻地）讨论建立历史数据库的最佳方式。Seshat的一个对手是宗教史库（the Database of Religious History），宗教史库的数据由专家（如历史学家）录入，而非非专业的助理。

Morris认为，尽管存在争议，但大数据为检验轴心变革的不同成因理论提供了可喜的可能。轴心时代是否如他和Baumard等人所想的那样，是累积的财富带来的呢？又或者，如Seshat研究组在书中所说，轴心时代是文明在逐渐复杂化的过程中，为了维持社会凝聚力而出现的呢？

同时，这本书的主张对现在出现的一种论调也有借鉴意义，那就是人类正在进入，或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Morris认为，出现这些论调并不奇怪，因为技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社会；但是如同最新研究指出的那样，新的轴心时代的本质和旧的轴心时代一样难以捉摸。

对于英国华威大学的历史学家Michael Scott来说，这些论调凸显的只是现代人的惶恐，而非任何真实存在的变革。他认为，现代人通过研究假想的轴心时代，来了解处于民粹主义、气候变化和国际化日益强烈的环境之下的自己，“我怀疑是这三个因素让我们想要了解自己是否处于轴心时代之中。”

参考文献：

1.Hoyer, D. & Reddish, J. (eds) Seshat History of the Axial Age (Beresta Books, 2019).

2.Mullins, D. A. et al. Am. Soc. Rev. 83, 596–626 (2018).

原文以When did societies become modern? ‘Big history’ dashes popular idea of Axial Age为标题发表在2019年12月9日的《自然》新闻上

谢选骏指出：上文虽然胡说“最新研究显示，虽然古中国也是雅斯贝尔斯所称的轴心文明之一，但是在公元前200年后的几百年，它才发生轴心时代变革。”——但是它好歹也指出了“轴心特征出现的时间和地点千差万别。”至于上文所说的“古埃及的确出现过轴心时代，而这个轴心时代远远早于雅斯贝尔斯的描述。”——我表示怀疑。因为，仅仅凭着以下说法远远不能做胡相应的结论——

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Joe Manning撰写了这项研究的古埃及篇，他表示：“在公元前1200年的新王国时期（Ramesside period），你可以看到宗教仪式方面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个时代曾被叫做‘个人虔诚时期’。”而在公元前2000年的安纳托利亚（现在土耳其境内），赫梯人（小亚细亚的一个古文明）却已普遍实行了法治。

因为我认为，仪式上的变化和

法律的颁布，并不能说明“现代性”的存在。所以我认为，这些最新的研究，还是没有看到“文字流通”和“私学兴起”才是轴心特征的关键。而他们的批评者也没有看到，轴心时代的现象和特点，不是一种心理状态，而是由传播工具促成的，那就是文字和私学。

（摘自《谢选骏全集181卷》：《轴心时代并不存在——从轴心时代到全球思想》）

周文王的“天命观”和周公的“制礼作乐”，也都是一种私学了！

《中国历史的轴心期》（李冬君 2020-08-03）报道：

王权的分量变轻了，王朝的格局变小了，但诸侯国却一个接着一个繁荣起来；周王室虽不能主导国际关系的发展，却能在国际利益的纠纷中，发挥协调和仲裁作用。不管怎么说，这还是个拥有共识并可以共同信守的时代。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到了一个“轴心期”的历史分期法，对于我们认识人类精神发展史和认识我们自己，都具有非常的启迪意义。他发现，人类历史在公元前500年前后，经历了一次理性的洗礼和觉醒，之后，但凡经历这一次理性洗礼的文明，都曾有过一次飞越，并且影响至今。所以他把这一时期称之为人类历史的“轴心期”。

这一时期，人类文明在转型在飞升，尤其人类精神，如电火行空，迸发理性之光，穿透神话思维的屏障，东西方文明都开始从神话故事中走出来，走向人类自己，讲人类自己的故事，开辟了人类精神生活的理性样式，而如今这一精神遗产仍然被作为当代人的精神资源在传说。是的，无论古希腊抑或中国，都在这同一时间点上，同时被理性精神照亮。

理性精神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古典精神。古典与古代不同，进入古典时期之前的历史，为古代时期。古代是指历史的过去式，因为不具有人类性和未来性而成为历史标本。古典精神正相反，它因为始终关注人性或者人类幸福本身而与人相随始终。

从古代到古典

依据“轴心期”这一历史坐标来看中国历史，中国的“轴心期”，大约始于公元前800年的周公时代，止于公元前200年前后秦国统一。在这6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历史经历了从古代到古典的过程，包含了古典意识的滥觞期、古典思想的生长期和古典文明的形成期。

轴心期的中国出现了两个标志：一个是周孔之教，从周公到孔子，礼教精神统一了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另一个是周秦之制，也就是王朝中国从西周的封建制向着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发展。

依据雅斯贝斯的历史分期，中国还可以分出两个轴心期，一个是周公时期的理性萌发，一个是先秦诸子时期的百家争鸣。

从文王演周易，到周公制礼作乐，我们见识了中国历史上从理性觉醒到建立制度的第一次思想创举。《尚书》说，周公摄政七年，每年都要完成一个壮举，分封建制、制礼作乐、辅佐成王、营建东都洛阳等，直到把殷商的神权统治转向西周的以民为本的理性政治原则，正如王国维所说，这是一次社会巨变，是一次社会转型。

而以老子、孔子为核心的先秦诸子这些群星丽天的思想巨子们，在理性启蒙的同时，更多关注的是人性与政治的现实张力，他们甚至把所有的思想能量都用于思考一个主题，那就是人性或人心与治理之间无穷无尽的博弈关系。在中国的轴心时代，形成了中国文化里特有的依附性基因，以及作为思想者的世俗化胎记。

但是，春秋诸子与战国诸子，他们仍是中国轴心时代一道理性的精神风景。古典精神，只有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先秦诸子那里，才显示了勃勃生机，才具有改造世界的能力。诚如雅斯贝斯所言，那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期，理性的太阳同时照亮了东西方，希腊哲人和先秦诸子並世而立，人类还没有哪一个时期比这个时期更壮丽。

关于历史意识

轴心时代，人类理性的觉醒，首先始于历史意识的觉醒，它表现为人类对时间的自觉或者理性认识，人们发现了记录历史的意义，人类可以在自己的活动时间秩序里积累经验和智慧。

追根溯源，历史意识的觉醒，要从荷马与周公谈起。希腊有荷马史诗，荷马是游吟诗人，以说唱的方式，讲述古希腊的来源和历史，希腊城邦制，就在“史诗”的摇篮里诞生了。

周公也有“诗史”，西周的封建制在“诗史”中诞生，“诗史”是西周的“祭祖歌”，西周人在对祖先的礼赞中，总结祖先的历史经验，总之，史诗与诗史，都是对人类在时间里的活动轨迹的自觉。

“史诗”，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民族精神在“英雄的故事”里孕育。而荷马就是古希腊民族集体记忆的代表，他的说唱赋予一个海洋文明英雄主义的理想；“诗史”则是一代王朝的宗庙记忆，以家族为核心，用“祭祖歌”的形式，以血缘亲戚为纽带，把家族的宗庙祭仪转化为国家方式的宫廷礼仪，在对祖宗的颂唱中，追赠祖先的合法性，求证祖先在历史中获得的天命庇佑的历史轨迹，神化祖先。如《诗经》里的颂诗。

史诗和诗史，有时会与神话交错，也有为祭祖的配乐诗，严格说来，它们还都不是历史。但历史意识就这样在东方和西方同时醒来。

历史意识的完全自觉，应该从对历史的纪年开始。如公元多少年发生了什么事件。殷商甲骨文有文字记录事件，但只是记录商王的战争或祭祀等活动，没有对时间的认识。直到西周厉王时，西周人才开始了对重大事件的记录加上了时间的定位，也就是历史纪年的开始。

周厉王垄断山泽之利，又不许百姓议论劣政，所以翻车了。没了周王执政，大臣召穆公与周定公商议共和执政，并将“共和执政”的事件缘由记录下来，在中古历史上被称为“共和元年”，这是中国有历史纪年的开始。

纪年，是以人为尺度来测量时间，它意味着人类行为剪断了神话的脐带，从神话转化为历史。有了纪年，在神话思维中作配角、跑龙套、无足轻重的人类，在历史意识中成了活动的主体。当然，有了时间意识，短暂、无常，便在现实中取代了永恒，人们开始关注短暂的意义。纪年，还是一个民族对于历史的自觉。中国纪年，虽以“共和纪年”开头，但它还是自发的，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还不能代表王朝史观，不过是面对暴君和暴民，所做的一个临时性的策略选择，并非带有根本性的制度安排。

西周人历史意识的突然觉醒，主要原因还是要对列祖列宗有所交代的忧虑，召、定二公立此存照，是要告诫后人，他们共同执政，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僭取”夺权，而是两人“共和”执政，等待新君，迎接新的天命莅临，为此，将他们的“忧心”与“期待”记录在历史的年表上，这便是“纪年”。

以“忧”纪年，是从忧患中开始了纪年的自觉，决定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面，那就是对于未来的忧患意识。所谓我们常说的国家与民族“兴于忧患，亡于耽乐”。而西方的历史纪年则与中国不同，它们始于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是一场盛会，是一场庆典。古希腊人的历史意识，凭借对奥林匹斯山诸神的共同信仰和对人体美的理想，在被圣火点燃的体育运动带来的集体欢腾中觉醒了。

东西方在轴心期，历史意识已经出现了差异化，古希腊人的历史意识始于欢乐和赞美。在对历史的自觉意识中进入轴心期，形成的理性气质却各有不同。中国历史纪年，比古希腊早了半个多世纪，与此相应，此前周公比荷马，此后孔子比苏格拉底，也都早约半个多世纪。在轴心期时代，中国文明就已经表现出一副少年老成的矜持和沉郁。周公用周礼治理天下的理智，似乎比荷马的英雄主义的诗性更加实惠，孔子的国家化伦理，也比苏格拉底的思辨性真理更富于人情。

然而，从西周“诗史”，到春秋各国的“国别史”，还都是以史官文化为主体的王室家族史，它们还没有获得清晰的历史形式，还缺乏一种真正的、对于历史的自觉使命。如宗庙的颂祖之诗，只是一族之史，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各国史记，也是各诸侯王族的私家史。

直到孔子著《春秋》，他把“吾从周”的价值观注入历史，以周文王为历史发展或追求的目标，才开始中国历史的觉醒。《春秋》以“王正月”开篇，表明孔子要以王为主体，来写王的历史。所谓“王史”的王，是指文王，文王为王道之始，成为孔子的理念王、理想王，是现实王的榜样，也是王道的目标。这个“王史”有了一种普遍性的历史目标和历史使命感，是全民的历史、天下的历史。

轴心期历史观初现

老子留下深奥的五千言，然后毅然决然向西出关去了。孔子生逢其时，正是人类历史的“轴心期”。

哲学，从发现自然开始，古希腊人的理性之眼由外而内，从自然出发回到人自身，从寻找自然的始基到发现人的灵魂，这一思想历程，从泰勒斯到赫拉克利特，从毕达哥拉斯到巴门尼德，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到亚里斯多德，不是哪一个民族都会如此幸运地产生哲学，并出现一个“哲人共和国”，它是神的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的统一。即希腊哲学有三个世界，神的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它们各自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边界。

而中国史官文化，从孔子到司马迁，都没有分别三个世界，他们都将三者统为一体。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在于“究天人之际”。人与神的统一性，在于“通古今之变”。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神的世界发展并不充分，与人关系较为密切的，是以鬼神形式出现的祖灵，而祖灵既是神的，又是人的，就其在天之灵而言，它属于神，就其作为祖先而言，它无疑又属于人。作为神，由于血缘纽带束缚，它未能超越生死获得独立的发展形式；作为人，它又只能以鬼神而存在，人性的因素在鬼神形式中得不到充分发展。

孔子对于作为鬼神的祖灵，敬而远之，对于祖先之灵，则以历史来安顿。他没有把人和神的世界分开，未剪断人和神的脐带，而是将他们一体化。

对于自然，孔子也是以人为自然产物，来实现天人合一的。天地生万物，原型为父母；天地之自然，是一个生物性的存在；而自然本身，则是一个物理化的世界。作为生物性的存在，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作为物理性的存在，人与自然分别各成一世界。与自然为一体者，理性习惯顺因自然，常以自然为法；而与自然相对而两立者，理性则惯于支配自然，为自然立法。

孔子的世界只有一个，那就是个王道大一统的以人为本的世界。他的大一统的世界，是“理想王”的世界。时间，以“理想王”来标记，纪年纪月纪春秋；同时，历史事件总要在具体的空间发生，所以，他的历史空间，也以“理想王”为中心，那个“王”，可以参天地化万物，可以将神的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三者统一。

正如孔子把文王作为他的理想王一样，孔子本人虽然不是现实中的王，却也被后世尊为理念之王，所有现实中的王都要向他看齐，因为他为现实中的王建立了王的范式和标准，也就是以民为本的王道。

秦汉以后，孔子作为“王”的万世师表，却又没有现实的王位，所以被称为“素王”。所有现实中的王都是相对的，都有偶然性，唯有理念之王是绝对的，能超越无常或者超越不确定性，成为永恒之王，这样的王，只能是“素王”。

有制度安排的王，是“帝王”。没有制度安排的王，是“素王”。“素王”与制度无关，而是要有“理念王”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吾从周”，是孔子的文化选择，也是理想自白；是总结古史，也是寄托未来。这就是轴心期孔子的历史观。

周礼的新生

孔子之时，周室已经衰落了，而周礼却还在普世，有相沿未变且发扬光大者，随着周代礼乐文化的下移和普及，“礼不下庶人”解体了，“礼失求诸野”成为了新时尚。

西周政教也已然向东发生大转移。东周“礼崩乐坏”，虽说早已开始，但还在进行中，不过，那是站在周天子的立场上来说的，对于诸侯，则无疑是一次大解放，作为最高的政教，礼从顶端跌落下来，天子失礼，由诸侯来奉行，礼之用，不是靠了天子的权威，而是凭着礼本身所具有的普遍性为各国所遵守，被诸侯当作国际法那样的国际关系的准则来用。

天子式微了，难以号令诸侯，可天子作为名义上的共主，还是得到了各国的认可，更何况周室的宗法地位还在，故天子的政教礼仪依然。各国的事，由各国自己去办，各国之间的事，按照周礼的要求去办，国际纠纷，天子可以协调，但再也不能主宰。

应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好时期，虽说王权的分量变轻了，王朝的格局变小了，但诸侯国却一个接着一个繁荣起来。周王室的地位和作用，也有点像现在的联合国，虽不能主导国际关系的发展，却能在国际利益的纠纷中，发挥协调和仲裁作用。同时，还能对提出无礼要求的国家，在得到各国同意之后，以周礼为依据，作出制裁和征伐的决定。不管怎么说，这还是一个有礼可依的时代，是个拥有共识并可以共同信守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除了呈现具有文明样式的礼，还兴起了能够表达国家意志的诗，因此，那时各国往来不光行礼，还要吟诗，彬彬有礼的国际政治，外交上要表现出优美的诗意，政治文化化，要有诗意的栖居，由此产生了一代“不学礼，无以立，不学诗，无以言”的新人，即“君子”，这批君子新人，形成了后来的中国君子的人格范式。

君子的政治，要有个审美的样子，政治虽然功利，也要不离诗意，虽有成败得失，但凡能求成仁取义，就是君子人格的表现；若仅以成败论作得失计，那便是小人政治。而君子从政，不但是遵从制度的政治，更是遵从人格的政治，既要体现制度化的利益属性，更要表达人格化的精神属性，政治不光是制度在兑现，更是人格在行动，因此，君子的政治人格必须超越制度安排的功利性诉求，而有更高的历史目的论的目标。目标可以放在未来，而确立目标的依据，则要从历史中寻求。君子人格立于诗礼，追求天下观。

孔子“吾从周”，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开出一条“法先王”的君子政治的源流，不仅为现实制度提供正当性来源，还是君子人格转向内圣外王的政治人格的一个主体性建构。

孔子之前，240多年的时间里，官学分化为百家之言。孔子从百家言脱颖而出，成为一座分水岭。此前，百家出于官学，经他转化，而归于儒家；此后，儒家由分化而异化，产生了新百家，百家殊途，同归于中国圣化。

如果说春秋时期诸子争鸣和诸侯争霸，还带有礼乐文化的封建气质，那么到了战国时期，周道不行，礼乐文化让位于耕战，使得百家争鸣也带有明显的兼并作风。春秋诸子尚有周礼可依，战国之世，周礼也被打破，礼制转向法术势。

中国轴心期，周礼经历了两变，从周礼至春秋再至战国有两变，春秋时期，经由孔子一变，寓仁于礼，而有仁礼合一。到了战国时期，经由荀子又有一变，引法入礼，要礼法并用。

秦汉大一统后，思想上也要实现帝王大一统，我们看到从“焚书坑儒”到“罢黜百家”，再到“独尊儒术”的思想围剿，古典精神至此便告衰竭，古典精神的理性花朵还未结成政治文明的成果，就已凋落。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第一辑四卷，中信出版社）

谢选骏指出：如果上文所说的“中国的‘轴心期’，大约始于公元前800年的周公时代”，是言之成理的——那我就不得不宣告说，周文王的“天命观”和周公的“制礼作乐”，也都是一种私学了！我可以把它看作一种“革命的哲学”，颠覆了殷商王官的宗教；而礼乐制度的政治伦理在当时的世界中确实具有独一无二现世精神，而且充满理性的思辨。当然，文武周公的私学礼乐，只是相对于殷商的王官宗教而言；和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相比，西周的制礼作乐的天命观依然缺乏“对话”的要素，因而也还是一种官学，虽然不同于殷商的王官宗教。

（摘自《谢选骏全集181卷》：《轴心时代并不存在——从轴心时代到全球思想》）

历史动力学晚于“历史力学”二十多年

《“轴心时代”的历史实证考察》（双体实验室 2021-05-06 ）报道：

根据“轴心时代”(Axial Age)理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一时期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释迦牟尼、孔子等杰出的轴心人物，他们的思想主张共同建构了人类文明的精神大厦。轴心时代作为一个文化历史概念，横跨多个学科，其具有的复杂性和多维性而蕴含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文化历史内涵。

有关轴心时代的讨论繁复庞杂，如何考察这样一个宏观抽象的命题是一个颇受争议又极具难度的任务。今天双体实验室为大家推送的文章是发布在《美国社会学评论》期刊的一篇论文。它采用新兴的历史动力学作为研究方法，考察了希腊等主要轴心文明和意大利等非主要轴心文明的关键历史制度变革，对轴心时代若干核心观点进行了实证评估，为我们切入轴心文明研究提供一些洞见。

“轴心时代”的历史实证考察

原文作者：Daniel Austin Mullins等

编译：秋鱼

引言

“轴心时代”是指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一时期希腊、印度、中国、伊朗和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出现的关键性社会历史变革。对轴心时代的讨论持续百年，但是学界并未就这一主题达成共识，尤其对轴心时代的本质、原因和结果存在异议，现有历史实证研究和社会学分析的欠缺阻碍了这一概念的发展和完善。

来自牛津大学等高校的研究团队梳理了轴心时代的学术史，提炼出轴心时代相关讨论的重要观点，并采用历史动力学(Cliodynamics)纵横考察Seshat: Global History Databank数据库中希腊等主要轴心文明和意大利等非主要轴心文明的关键历史制度变革，对轴心时代若干核心观点进行了实证评估。下面本文将简要介绍该论文对轴心时代主要观点的论述以及对这些观点进行的实证评估。

有关“轴心时代”的主要观点

“轴心时代”相关讨论中的主要观点大致可概括为4个：(1)轴心时代存在历史上的离散；(2)轴心变革出现在相互独立的文明中，最终向全球传播；(3)相关历史研究应关注杰出的轴心人物；(4)也应关注脱胎于重大认知和文明发展的轴心变革，以考察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以及法律制度的角色和应用。下文将简要介绍这4个观点，指出其主张和存在的分歧。

观点一：轴心时代存在历史上的离散

雅斯贝尔斯认为，世界历史的关键转折点发生在公元前800年到200年间，后续的学术讨论多基于此时间段。然而，轴心时代的时间跨度波动范围很大。这种波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轴心时代有不同的衡量标准，而这些衡量标准又一步决定哪些思想家、运动和社会属于轴心范围。

尽管轴心时代的时间定位为公元前1000年，但有学者认为轴心时代出现的关键性变革在很久之后才会有实际影响。例如，佛陀、孔子和柏拉图等轴心人物的改革主张也是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才酿成成熟的宗教思想运动。今天我们所知的世界各大宗教包括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并未生产于轴心时代，但却都可以追根溯源到轴心人物。

不同文明的轴心变革同步出现在离散的历史时期这一观点支撑了轴心时代这一基本概念。然而，正如前文提及，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轴心时代应定位于公元前1000年中期，但是对于轴心时代的开始和结束却存在异议。如果将时间尺度拉长，会发现轴心变革的一些特征也会出现在其它非轴心时期。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评论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这个话题，认为不存在单一的历史离散的当代文化转型时期。如果轴心变革的重要特征无法与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绑定，那么轴心时代这个概念的理论效用则需要打折扣，研究的重点应该从“时代”(Age)转向“轴心”(Axiality)。要研究“时代”，就需要小心谨慎地界定其时间尺度。

观点二：轴心变革最初发生在相互独立的不同文明中

雅斯贝尔斯确定了轴心时代转型发生的五个地区：中国、印度、伊朗、希腊和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些文明所经历的轴心变革发生在同一时期，但事实上相互孤立，并无多少关联。从这些意识形态开始，关于社会和个人与权力关系的观念以及激进的思维方式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轴心思想对于许多现代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建立至关重要。轴心思想的传播帮助创造了儒家、犹太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反过来又塑造了非洲-亚欧大陆的许多社会，轴心时代的理想变成了现实，在随后的社会文化发展中永久存续下来。

早期由于对轴心时代的时间划分限制，学界多关注希腊等传统意义上的轴心文明，而埃及等其它具有轴心性的文明被排除在外。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尽管对轴心时代的讨论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但是所考察的对象有限，回避了其他地区也具有轴心变革的问题。如果不能证明非轴心国家是因为缺乏相关促进因素而没有发生轴心变革，那么便无法判定相关论断的准确性。此外，即使是主张二次轴向突破重要性的学者，如果忽略了其他时期和地区，没有考虑到那些没有经历这些所谓突破的地区，便很难解释轴心意识形态传播的本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直接比较不同的区域样本，包括轴心时代所涵盖的区域和传统上与轴心时代无关的区域。

观点三：历史研究应该关注代表轴心人物

学界已有相关文献讨论诸如孔子、柏拉图、佛陀、琐罗亚斯德等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杰出人物在轴心时代扮演的关键角色，但是未能解释这些轴心人物如何在各自的领域发展相似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关注个体的研究进一步强化了轴心时代作为一个离散的历史时期的观点，学术讨论围绕着谁应该是轴心思想家展开。从微观的个人角度切入宏观的轴心文明理论，有助于我们以新的视角考察轴心时代的相关问题。

但是，聚焦于个人层面就容易将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归因于轴心人物本身，这会模糊宏观层面的历史背景以及长期的动态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也就是外部环境促使轴心人物思想的阐发和这些重要创新在非洲-亚欧大陆的传播。因此，对轴心时代的考察也需要宏观层面的考量。

另一个与轴心时代历史分期密切相关的问题是，这些轴心人物的崛起与他们的意识形态作为官方宗教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时间差。例如，佛教思想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在印度、中国和东南亚的兴起，是在公元前一世纪中叶悉达多·乔达摩诞生后的几百年里才兴起的。这导致了佛教理想的形成和实践中存在大量异端，与印度教、儒家和其它在这些不同地区已经存在的意识形态混合在一起。

轴心意识形态的异质传播并没有使这一概念失效。事实上，这种二次出现的轴向性是许多学者争论的一个问题。然而，当最初轴心时代的时间性变得模糊，如何借助轴心时代的时间性解释该概念便具有一定的挑战。这同时也需要拷问，如果轴心变革发生在公元前一千年，我们应该将重点置于公元前的轴心人物上还是最有可能促进轴心变革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呢？

观点四：轴心变革产生于重大的认知和文化发展

雅斯贝尔斯等支持轴心时代的许多学者认为轴心时代见证了人们思考方式从依赖神话、维护宇宙和社会秩序、世俗经验等角度到依赖个人理性经验的转变。关注拯救、救赎、解放和个人责任等宗教哲学观念据说在这一时期首次出现。

雅斯贝尔斯明确指出了轴心时代与道德化宗教的出现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宗教被赋予了道德，神的威严因此而增强。轴心时代的重要性在于，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对二阶思维的关注导致对盛行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与习俗进行重新审视。这种批判性的重新审查促使法律建设等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统治者合法化他们的权威，在思想规范上注重道德、伦理和协作行为。最后，这些改革由此形成了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制度基础。

对“轴心时代”主要观点的实证评估

“轴心时代”内容庞杂繁复，要考察以上观点还需要系统且谨慎的历史实证研究。来自牛津大学等高校的研究团队借助新兴的历史动力学作为研究方法，将考察的时间范围扩大到公元前3000年到2000年近5个世纪，追踪希腊等主要轴心文明和意大利等非主要轴心文明的关键历史和制度变革，验证有关轴心文明的一些主要猜想。考察对象来自非洲-亚欧大陆，包括传统意义上属于轴心文明的希腊、印度、中国、伊朗、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和非轴心文明的埃及、意大利、土耳其、柬埔寨和日本。

该研究表明，如预期那样，在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希腊、印度、中国、伊朗、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确实存在重要的轴心变革。柏拉图哲学在地中海的出现和流行，犹太教的成熟，以及佛教在整个南亚和东亚的迅速采纳，儒家思想对中国政治和宗教生活的重要影响，都证明了第一个千年的确是轴心文明变革的时代。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地区的许多核心变革特征在核心时代之前就存在了。这与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有一个特定的单一轴向时代的说法相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拜火教的兴起。事实上，从公元前一千年中期开始的拜火教为轴心运动提供了明确的证据，但是伊朗在轴心时代的地位有时被忽略了。尽管人们对拜火教的早期历史和发展知之甚少，但有一些证据表明，在第一个千年中，这种意识形态所表现出的许多关键的轴心特征实际出现在青铜时代时期。

类似的观点也适用于公元前一千年中期之前，这一时期以色列-巴勒斯坦、印度和中国所实践的意识形态表现出许多典型的与轴心相关的特征。例如，印度教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体系，早于任何轴心时代，有其道德规范和道德惩罚以及至少从公元前二千年早期开始对平等主义的追求。事实上，第一个千年中期兴起的佛教思想传统继承了早期印度教思想的许多轴心特征。中国也是如此，其法家思想早于儒家思想，也具有轴心特征，并影响了世界儒学的后期发展。

在轴心时代之前的几个世纪，埃及就存在具有典型轴心特征的意识形态，这个打破了雅斯贝尔斯对“时代”的时间界定。一些在轴心时代之前就不存在于埃及的轴心特征，诸如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和世俗化，即便在轴心时期也不存在于埃及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也再次提出了轴心性各种因素之间的的关系问题，也需要探究埃及是否经历了一次比轴心时期更早的轴心变革。

埃及和土耳其的情况显然与这种观念相矛盾，即在公元前一千年中期之前，轴心区以外的少数地区不存在轴心变革。但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前，东地中海、近东、印度和中国的旧世界文明以外的许多地区已经很难考证宗教与哲学传统的确切内容，使得很难评估轴心时代之前这些地区是否有轴心特征。

相反，在柬埔寨几乎无法捕捉到轴心时代之前或之中的轴心特征。在第一个轴心时期，柬埔寨确实出现了类似轴心转变的现象，但这似乎与该地区一种轴心意识形态的出现或传播无关。事实上，印度教在东南亚已经延续几个世纪，但直到公元11世纪，一种特殊的柬埔寨形式的佛教在国家的支持下才得到广泛的实践。这表明，必须找到另一种方法来解释这种柬埔寨式佛教在该地区的兴起和传播，这种解释不依赖于影响非洲-亚欧大陆各地区的轴心时代观点，也不基于与轴心相关规范和理想从核心地区向邻近地区扩散的观点。

意大利和日本的情况也同样复杂。例如，即使佛教和儒家思想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在日本流行，日本统治者绝对的权威使得艾森施塔特(1996)宣布日本从轴心时代前跨向现代社会。

对于日本和柬埔寨这些充满矛盾历史的地区，我们需要将轴心性分解为不同的指标特征，与考察对象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对于轴心时代的支持者来说，这种方法并不常见，但这样做可以提出新的问题。例如，为什么随着佛教思想的兴起和传播，日本获得了一些关键的轴心特征，而其它的却没有？为什么佛教促进了印度和中国的轴心变革，却对日本收效甚小？无论答案是什么，这都表明在一个特定的地区，除了佛教思想之外，还有一些东西在推动这些轴心特征的传播。

一旦我们将所有的经验和历史证据囊括进来，并系统考察我们所确定的轴心时代的12个指标，就很难支持“轴心时代”的一个观点，即关键的轴心意识形态以及其推动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变革只出现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某几处关键地域。也就是说，并没有详实的历史数据证明存在一致的轴心变革的模式。

另外一个问题是，轴心时代概念如果没了时间限制是否还有理论价值。例如，很多学者关注轴心的二次突破，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核心时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才孕育发展。但是该项研究的数据并不支持这种观点，研究显示无论发什么，这些轴心特征指标并不如既定的那样稳定或产生决定性变革。

例如，根据轴心时代理论，鉴于希腊的轴心理念在共和党精英中越来越流行，意大利应在公元前几个世纪经历一次剧烈的轴心转变，或者随着基督教的发展在公元前二、三世纪开始出现轴心时代的二次突破。但是上述均未在意大利出现。而在日本，尽管佛教等宗教传播了道德化和平等的伦理观念，其意识形态依然保留了许多非轴向特征，例如信仰神灵和强调社会等级。

总之，这些结果对轴向特征的动态轨迹提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并呼吁重新评估轴心变革的性质和影响。另一方面，该研究也确实提供了支持轴心时代的一些关键观点的数据。在这里探索的10个地区在特定的时期内见证了所有轴心指标的出现。同时，在许多社会中，重要的意识形态、宗教和认知发展与社会、文化和政治机构的彻底改革密切相关。而这些变革肯定对后来的社会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注释：

历史动力学：2003年由生物学家Peter Turchin创立，旨在用数学建模等方式发现历史模式的深层原因，解释历史并预测未来。

谢选骏指出：历史动力学是2003年才出现的。而我的“历史力学”是1980年代就在《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中出现了。在我看来，要对“轴心时代现象”做出定性定量的分析，从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科学规律，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轴心时代实际上是虚拟的——它的存在仅仅取决于两个或一个事情：文字记载的普及和民间私学的兴起。

（摘自《谢选骏全集181卷》：《轴心时代并不存在——从轴心时代到全球思想》）

希金斯《世界哲学简史》不懂哲学

《“轴心时代”与哲学的起源》（丁一 2019-11-30）报道：

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

在公元前6世纪和前4世纪之间，相距甚远的世界各地都取得了非凡的发展和进步。在地中海的北部、南部和东部，在中国、印度以及它们之间的某些地区，独创思想家开始挑战和超越各自社会既有的宗教信仰、神话以及民间传说。他们的思想开始变得更加抽象。他们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他们的回答也越来越富有雄心、更具思辨和令人惊讶。他们引来了学生和信徒，创建了学派、膜拜团体和伟大的宗教。他们就是“哲学家”，智慧的追求者，对简单回答和流行偏见永不满足。突然之间，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尽管我们并不十分了解他们之前的思想世界，甚至也不了解他们，但我们仍可以很肯定地说，自从他们出现，世界开始变得不同。

有些哲学家出现在地中海的东海岸、希腊和小亚细亚（今属土耳其）。这些充满好奇心、间或有点乖戾的哲学家，认为根据任性的诸神来解释自然的流行说法有问题。他们是贤者、智慧之人，对自己的才智充满自信，对流行观点进行批判，尤为关键的是，他们能使自己的追随者信服。他们重启了关于万物的终极本原和本性的古老问题。他们不再满意（曾激动人心的）熟悉的神话故事，比如，大地与天空交媾、维纳斯诞生于大海以及宙斯投掷雷电。他们开始拒斥流行的诸神观念，更加喜欢较少人性（较少“神人同形同性论”）的知识。他们开始质疑“事物所是”的常识观念，并区分“真的”实在与事物显现的样子。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也从原来仅仅是关于个人明辨、遵守具体社会的法律风俗的问题上升为普遍性的问题，即“什么是人之为人的正当生活方式”？在智慧这个观念中，我们可以找到对这个问题最简明扼要的回答，而那些追求智慧、热爱智慧的人，因此被称为哲学家（philosopher这个词源自philein［爱］和sophia［智慧］的结合）。在公元前6世纪和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丰富了小亚细亚、希腊和意大利的思想生活。他们中最伟大的人或许要数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前399），他因自己的教学活动和政治立场而遭到处死。他坚信真正的好人不会受到伤害，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死就是对这个信念最为生动的展示。而且，由于他的死，哲学成了人类世代痴迷的学问——先是希腊人，随后是罗马人，接着是欧洲的沉思者。

大约与此同时，有位名叫悉达多·乔达摩（Siddh?rtha Gautama，公元前563—前483）的忧郁的贵族青年，走遍印度苦苦寻觅面对死亡以及他周遭所见的巨大苦难的方法。最终，他找到了答案。他在动荡不安、暴力横行的时代提倡和平与安宁。在经历了一段神秘体验之后，他“好像从梦中醒来”，成了著名的“佛陀”，即“觉者”。他的思想质疑传统的“印度”思想，改变了印度、东亚各国，以至世界。

佛陀弃绝世俗的物欲和欢愉，是漫长的探寻者传统中的一员。他从印度教经典《吠陀》（Vedas）和《奥义书》（Vedanta）中的古老论题得到启发，认为我们关于宇宙和自身的日常图景只是一种幻象。长久以来，印度哲学家都在捍卫婆罗门作为绝对实在的概念。有些哲学家强调，婆罗门完全独立于常人的经验且不为这种经验所知。佛陀肯定熟悉这种观点——他的同时代人，耆那教的创建者摩诃毗罗（Mahavira）也肯定熟悉。但他们两人最终都拒斥了这种观念。与耆那教徒相同，佛陀表明，惟有看破世俗现实和个体自我的幻象，修行自身以摆脱招致苦难的那些令人迷惑的欲望和激情，才能超脱人类苦难。以佛陀之名，佛陀的追随者发展出丰富的理论，涉及知识、自然、自我及其激情、人的身体及其疾病、心灵及其苦恼、语言和我们构想实在的方式。耆那教徒和一代代不同流派的婆罗门哲学家，也发展出有关上述主题的丰富理论。

与此同时，在中国，有位名叫孔丘（孔夫子，公元前551—前479）的小官员，因其在人们相处共事方面的金玉良言和深邃洞见吸引了大批追随者，成为万世不朽的伟大教育家。当时的中国已经有高度发达的政治文化，但社会也同样处在动荡之中。孔子学说的主旨就在于定义并促成通向大同社会之方式（即所谓道）。在孔子生活的时期，周王室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整个中国实际上有众多“诸侯”，每个人都很清楚，只要帝国不能保持统一，就会陷入毁灭性灾难。孔子孜孜以求的，就是为统一提供哲学基础。

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家庭。然而，家庭以及我们今天所谓的“传统的家庭价值”在当时（公元前500年！）就已被权力政治所败坏，存在严重的问题。因此，孔子哲学关注的几乎全是社会政治、正当统治、正当政府以及家庭价值和共同体价值的问题。于是，他的论述涉及人际间的和谐关系、为政的才能、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教化他人、自我反省和自我转变，以及培育个人德性和避免恶习。

与西方哲学家相比，孔子没有谈论的东西同样值得注意。除非出于类比人际关系的需要，孔子并不谈论自然或万物的本性。他并不特别关心非人类实在的终极本性，而且，与佛陀不同，他不考虑我们所认为的“实在”或许只是表象或幻象的可能性。他也不谈论诸神，或者说，除了个人德性、人际关系和良序社会，他什么也不关心。孔子从未想过要创建一种宗教，也没有野心要凭借抽象的哲学才华去征服同胞。他谦虚却颇有预见性地说：“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译按：出自《中庸》）可是，他死后受人景仰，甚至被历朝历代奉若神明，而儒家思想——或者说它的变种——如今也成了世界上三分之一人口的哲学。

根据历史记载，在公元前6世纪，中国还有另一位圣人（也可能是许多圣人）名叫老子，他提出一种极为不同的达成和平与教化的方式（道）。?与他同时代的孔子相反，老子更为看重自然，但对人类社会关注较少。比如，孔子认为某些欲望“不自然”，也就是说（从根本上而言），它们在君子的正当生活中不应有位置。老子更相信自然，更信赖未受教化的人的欲望。?对于孔子而言，美好生活之道就是遵循和尊重祖先遗留下来的传统。而在老子看来，道显得更为神秘。道不可言说，也无法加以阐明。它无法被解释为一种准则、指南和哲学。（《道德经》有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能尝试去发现道并循道生活。

孔子和老子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础。他们都强调，“和”是社会与个人的理想状态；两者都坚持以宏大视野来看待个体生命。个人品格是生活的目标，但个人无法用孤立的个别术语加以规定。孔子认为，个人具有社会性；但在老子看来，个人依自然而生。他们的分歧在于，自然与社会哪个更为重要？这是中国思想家共有的思想框架。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孔子和老子引发的）自然—社会之争都是永恒的哲学论题。中国人沉思自然秩序与人类秩序的关系；古希伯来人讨论什么是“自然”；希腊人所开启的争论则延续至今：什么是自然，什么不属于“人的本性（自然）”？中世纪的教会和伊斯兰教陷入这类争论不能自拔；南太平洋和非洲的许多地区，以至南美和北美，有成千上万的部落和传统社会都展开过类似的论争和讨论。日本社会在哲学上最为折中，把老子的道家思想、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相互融合，仔细地区分了自然、社会和灵魂的哲学概念，由此形成了属于他它自己的、充满独创性的生命哲学。

儒家与道家的对话，或者从较为全球性的视野来看，强调社会和传统与强调自然之间的对话，本身就是某些社会概念和文化观念的产物。它建立在如下文化观念之上：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自然与文化的区分，以及与之相应的“自然”与“不自然”之间的区分。早期希伯来人坚持认为，烹煮还在吃奶的小羊羔“不自然”，这也许是因为，在食肉的饮食习惯中，他们隐约意识到那些被食用的动物也有尊严。20世纪美国最高法院为哪种性行为是自然的展开争论，但这类讨论早在古希伯来人及随后的基督徒便已设定。亚里士多德认为，为了谋利而借贷（高利贷）是不自然的，然而今天，绝大多数商人会认为，赚钱是世界上最为自然的事情。人们以为，所有世界给予我们的东西都是自然的。事实证明，“自然”是哲学中最具争议性的概念之一。

让我们回到中东，回到波斯，即现在的伊朗，那里有个名叫巴尔赫的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 of Balkh，又称琐罗亚斯德［Zoroaster］，约公元前628—约前551）的人，他开始提出一种全面的道德一神论。我们可以推测，查拉图斯特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古希伯来人和埃及早期的一神论者阿赫纳吞的影响，甚至也许还受到了《吠陀》的影响，当然，人们完全可以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一神论者，因为严格来讲，他确实信仰多个神。然而，他强调对最强大的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进行专一崇拜。（值得一提的是，《旧约》也不否认其他神的存在。《希伯来圣经》只是严厉宣称耶和华的至高无上，强调“在我面前，不可称颂别的神。”）

查拉图斯特拉也坚持一种激烈的伦理观，它源自世间两种形而上的力量之间的冲突。阿胡拉·马兹达站在善的这一边，与其相对的是完全的黑暗，即恶。查拉图斯特拉认为，善和恶都源于我们自身。他对后来所谓的“恶的问题”有过深入思考——北非的圣奥古斯丁在千年之后才又开始着手讨论这个问题。全能的上帝怎会允许世界上存在如此多的苦难和恶呢？查拉图斯特拉的回答是，善和恶均由上帝创造。摩尼教徒继承这个观点（他们受查拉图斯特拉影响，但被拜火教信徒视为异端），将这种道德二元论发展成善恶之间的宇宙大战。拜火教信徒后来将自己的信仰转变成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政治势力，使波斯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古希伯来人属于世界中的一股哲学力量，但（在耶稣之前）没有哪个希伯来哲学家堪与孔子、佛陀、苏格拉底或查拉图斯特拉比肩。即便如此，他们撰写过一部描写他们自己的著作，这部著作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不错，这就是《希伯来圣经》或《旧约》（尤其是《创世记》），它首先是一部宗教经典，但它也是极为重要的哲学著作。当然，它还是历史、神话学作品，有人甚至还认为它是科学作品。古希伯来人并没有发明一神的观念，他们也不是第一个具有庞大法律体系或者认为自己是“选民”的民族。埃及人阿赫纳吞和后来的查拉图斯特拉也崇拜唯一神；汉谟拉比统治下的巴比伦人也有丰富的法典（希伯来人后来从中受益良多）；而且，几乎每个部落和社会的成员都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今天仍这样看待自己。古希伯来人的显著成就在于，他们善于创造和讲述自己的故事，说自己是与上帝立约的民族，虽因自己的作为而历经苦难、遭逢悲剧，却仍忠心耿耿、默默忍受，使种族繁衍延续。自力更生的漫长历史无疑是这个民族的巨大优势，使它尊崇作家、思想家以及传说叙述者。

因此，宽泛说来，哲学不是某时某地在世界突然登场，而是在世界各地多次登场。然而，我们不应想着自己的那点创新而沾沾自喜、目无他人。我们非常熟悉这种洋洋自得的情境：世界黑暗，一片蛮荒，直到出现少许光亮——希腊的“奇迹”以及其他两三个遥远地方的光亮。许多民族都把自己的文化称颂为“野蛮人”包围着的文明港湾，我们对此应持谨慎态度。希腊人说波斯人是野蛮人，波斯人以同样的名称回击希腊人。希伯来人把所有其他人贬斥为“异教徒”，后来却又被不再接受自己原来犹太身份的基督徒所拒斥。中国哲学家余英时在谈到中国周边部落时也说过类似的话，中国所谓的“蛮夷”部落就有今天的日本，但它是世界上最精致复杂的社会之一。同样，埃及人瞧不起南部的努比亚人，罗马人蔑视北方地区的人。到了近代，英国人看不起法国人，法国人看不起德国人，德国人看不起波兰人，波兰人看不起俄国人——而俄国人看不起西伯利亚人和中国人。一种文化中的“野蛮人”，往往是另一种蓬勃发展的文明，并能成为富有成果的观念之源。

只有无知和偏见才会阻止我们接纳这样的可能性：丰富多彩的哲学流派和精妙的论证曾盛行于世界各地。许多社会有复杂精致的口传文化，它远比通过书写让知识代代相传更为直接也更富成效。面对面讲故事非常迷人，且极富人情味。识字的人往往较少。相比之下，书写文字就很难有这样的效果，它冷漠、疏远、没有人情味。在口传社会中，长者以诗歌的形式传递他们的智慧。然而，这些文化一旦消失，他们的观念——实际上还有整个文明——也就不为我们所知了。

甚至古希腊在变得“哲学化”之前，也就是说，哲学家还没有将自己的观念写下来并要求自己的学生去研读时，也属于口传文化。《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并不是名叫荷马的人的独创，这些作品能够以如此非凡（尽管确非原创）的形式流传至今，可谓幸运至极。斯巴达的哲学大多数以传唱而非诉诸文字的形式流传，或许正因为雅典人——尤其是柏拉图——能够书写，最终使雅典成了世界的哲学中心。（就此而言，伟大的苏格拉底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因为柏拉图，我们才［自认为］对苏格拉底及其思想非常了解。）

因此，非洲有很多地方的部落对世界的思考极为复杂精妙，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实际上，倘若倾听地球上不同地区人们的交谈和思索，无论是乡野之声还是咖啡馆之语，我们就不难发现，任何民族都在以（或者曾经以）某种形式“做”哲学。他们好奇，什么是星星？事情为何发生？我们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死，死时又发生了什么？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是恶？没有理由认为，这类问题以及围绕它们产生的思想只限于那些采用了书写语言的文化，它们为后世保存了可供研读的文本。

同时，后来南北美洲作为“新世界”而“被发现”，但其实都早已有人居住，那些居住在靠近赤道较为温和的地方的人们，发展出了自己卓越的文明和哲学。在欧洲人16世纪早期到达之前，印加、玛雅和阿兹特克文明已然发展成形很久。美国土著部落几乎没有什么历史文献记载，但他们在家园被开发剥削的之前数千年，就可能已经发展出了有生态意识的思想体系。澳大利亚土著依照“黄金时代”的哲学观念生活了数万年，在那个时代，祖先创造了世界，他们在回归自然之前，把法律和仪式传授给后代。

不用说，古希腊人和中国古人对这些发展一无所知（从地理上来说也是不可想象的），欧洲人要在百世之后才对这些文明有所了解。但是，我们为何要认定，与那些保存完好且有哲学自觉的文化相比，这些文化缺乏思想性、哲学性和想象力呢？我们（有些自以为是地）将“我们自己”的哲学传统视为历经曲折后突然转变的结果，并对它广为人知的开端加以颂赞，这没什么不好。不过，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向来颂赞的只是某一种哲学，它或许只是有众多面向的宏大人类计划的一部分。

（[美]罗伯特·C.所罗门，凯瑟琳·M·希金斯《世界哲学简史》）

谢选骏指出：看来希金斯《世界哲学简史》不懂哲学，因为哲学都是私学！上文可能属于“后殖民主义”学派，这也不错，说明了西方殖民者的良心发现。但是，良心发现不能篡改基本事实，就像殖民强盗不该不把土人当人，并以此为理由来剥夺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后殖民主义者也不该把缺乏文字的澳洲和北美土人和有文字却无私学的印加、玛雅和阿兹特克文明，捧上印欧与中国等（不仅有文字而且有私学）的同等位置。恕我直言，埃及、巴比伦等“苏美尔子代文明”之所不能和印欧、中国相比，就是因为埃及、巴比伦像印加、玛雅和阿兹特克文明一样，虽有文字，却无私学。

（摘自《谢选骏全集181卷》：《轴心时代并不存在——从轴心时代到全球思想》）

谢选骏：布林肯是个统派而且很不人道

《众多台湾艺人祝福祖国 绿媒死盯欧阳娜娜》（2021年10月01日 观察者网）报道：

今天（1日）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2周年华诞，中华儿女纷纷送上祝福。

不出意外，欧阳娜娜、张钧甯、赖冠霖等一众中国台湾艺人发文祝福祖国后又被台媒盯上了。以“三立新闻网”为首的岛内绿媒们，一大早就开始对发文艺人们一通猛酸，还旧事重提拿“陆委会”罚款说事，如跳梁小丑一般上蹿下跳。

与往年相比，今年发声庆贺国庆的中国台湾艺人尤其多，张韶涵、吴奇隆、郭品超等还在视频中表态“我是中国人”，并将于今晚登上央视国庆晚会。绿媒怕是快要酸不过来了……

自去年国庆，欧阳娜娜在央视晚会献唱《我的祖国》引起两岸热议后，岛内绿媒们就非常关注欧阳娜娜的一举一动。

这头，欧阳娜娜刚刚转发了@央视新闻 关于“祝新中国生日快乐”的官方微博，并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那头，“三立新闻网”等绿媒就开始阴阳怪气了，形容欧阳娜娜“不负众望准时发声”，引得粉丝“嗨翻天”云云。

“三立”还不忘提及欧阳娜娜去年献唱《我的祖国》等歌曲，遭到台湾“陆委会”警告，指其涉嫌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相关规定，可处10万元新台币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还得按次连续处罚。

且不说台当局无能狂怒又辩称“从未说过要对欧阳娜娜罚款”，此刻绿媒旧事重提颇有那么点“威胁恐吓”的意思。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此前曾对此表示，每逢中华儿女的重大节日，我们都会同台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共同欢庆。台湾艺人来大陆发展，参加两岸影视交流活动，与大陆歌手同台演出，观众们喜爱，我们也积极支持。民进党当局动辄对与大陆交往的台湾民众进行威胁恐吓，只能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除了欧阳娜娜，最早在微博送出祝福的一批中国台湾艺人，如王大陆、赖冠霖、张钧甯、陈立农等人也被绿媒一一“点名”。

赖冠霖还晒出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招待会”照片赖冠霖还晒出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招待会”照片

其实转发“祝新中国生日快乐”相关微博的远不止这几位，与往年相比，今年发声的中国台湾艺人尤其多：

王力宏、杨丽菁、焦恩俊、林志颖、徐洁儿、陈志朋、杨丞琳、陈妍希、阿信、彭于晏、阮经天、鬼鬼吴映洁、陈意涵、辰亦儒、汪东城、董又霖、刘以豪、林佑威、卓依婷、文淇……

张韶涵、吴奇隆、郭品超通过视频向祖国表白，他们三人还将登上今晚播出的央视国庆晚会，“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在这里祝福祖国的明天更美好。”

据@CCTV中国电视报 报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祖国颂——2021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17点在央视一套和三套同步播出，为祖国72岁华诞献上祝福。

现场登台的嘉宾包括歌手李宇春、孙楠、廖昌永、谭维维、周深、周笔畅、容祖儿、杨千嬅、张韶涵、谢霆锋、郑云龙、阿云嘎等，以及演员陈坤、金晨、胡歌、刘涛、朱一龙、任嘉伦、黄景瑜、陈伟霆等，载誉而归的奥运冠军也将登台。

报道称，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文艺表演者同台会聚，以—首《国家2021》共同为祖国献出祝福。

网民哀嚎：

我太难了DI湖北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牛年诞生的新中国一定“牛”！

ray666123：回复@用户7442602672：哈哈，现实

用户7442602672：欧阳娜娜还在乎你那些台湾小丑吗？人家在大陆活的有滋有味，你们以为还会回到你们那小破岛子上去吗？

颜值不稳定的猫山西

国庆节日，普天同庆

用户7442602672：有国才有家，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流雲化雨VS我國你鱉广西贺州

王力宏不是台湾人，是美国华人。

10秒前赞回复

干嘛要昵称866：不管他国籍是哪里，他的心是中国心

重镇之誉山东烟台

我们统战工作做得还不够。根本就不需要照顾什么台湾官方的脸面。他们在扭曲历史的时候，什么时候想过国家的脸面了？

《欧阳娜娜等台湾明星发文祝贺“国庆”，引争议》（ZAKER  2021-09-30）报道：

欧阳娜娜今日发文祝福祖国，民进党很无语。

台湾艺人欧阳娜娜等人今日零时后发文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后，引起岛内争议。

台湾绿媒 " 三立新闻网 " 今日（1 日）上午 8 时许发文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2 周年，许多艺人选择在微博发文庆祝，去年因为登上大陆官媒《央视》演唱《我的祖国》引发轩然大波的欧阳娜娜，这次也 " 不负众望 " 准时发声，粉丝再度嗨翻天，其他如王大陆、赖冠霖等人也都开心庆祝 " 新中国生日快乐 "。

@央视新闻 今日 0 点 0 分在微博发文祝新中国生日快乐：今日，此刻，一起转发这条微博！祝福祖国！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2 周年，今天，14 亿中华儿女为你庆生！一起传递写下你的祝福吧！祖国，我爱你！

欧阳娜娜看到后，立刻转发并称 " 愿祖国繁荣昌盛 "，王大陆也说 " 盛世华诞，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赖冠霖还贴出去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2 周年招待会的邀请函与嘉宾证，说 " 一抹鲜红飘万里，正是家国兴盛时！祝福你，我的祖国 "，由内到外展现 " 红通通 " 云云。

欧阳娜娜微博截图

王大陆微博截图

赖冠霖在微博中晒出他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2 周年招待会嘉宾证照片

此外，九一八事变爆发 90 周年当天，欧阳娜娜也与张钧甯、王大陆等台湾艺人转发 @人民日报、@央视新闻 有关 " 勿忘国耻 " 的微博。

对于欧阳娜娜等人今日发文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新中国生日快乐，不少大陆网友为他们点赞：真棒！↓

" 三立新闻网" 今日也提及欧阳娜娜去年在《央视》播出的国庆晚会上演唱《我的祖国》等歌曲，台湾陆委会曾发出警告，若有涉及违反 "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 相关规定，可处 10 万元（新台币）以上、50 万元（新台币）以下罚款，还得按次连续处罚。

网民哀嚎：

xms369 发表评论于 2021-10-01 08:20:41

这次台湾没跟上脚步，布林肯都发文祝贺了。近亲的妒忌狭隘不如远交的朋友。

一一二二 发表评论于 2021-10-01 07:29:00

为什么台湾人就不可以庆祝祖国繁荣了？我没搞懂

换一个 发表评论于 2021-10-01 06:23:45

持有台湾护照，庆祝中国国庆，不就等于宣示台独。蔡英文绐小学生发亇贺电，他不会蠢到从龙床上掉下来吧。

谢选骏指出：台湾人就敢欺负艺人，不敢拔拔布林肯的毛，哪怕那也是个统派。

《布林肯国务卿就中国国庆日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2021年10月1日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9月30日）通过新闻稿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新闻稿全文如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PRC）迎来10月1日国庆之际，我谨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在美国寻求合作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的同时，我们祝愿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来年和平、幸福、繁荣。

《中国国庆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谨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2021-10-01 环球网）报道：

当地时间9月30日，美国国务院官网刊登了国务卿布林肯祝贺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的新闻声明。

声明写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0月1日庆祝国庆之际，我谨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美国寻求合作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我们祝愿中国人民在未来一年和平、幸福和繁荣。”

值得注意的是，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去年也在中国国庆之际发来贺电。与蓬佩奥的致辞相比，布林肯的致辞中多了“美国寻求与中国合作”的内容。

谢选骏指出：事实证明，布林肯国务卿不仅是个白左，还是个共产党的同路人。

《中国国庆 布林肯祝贺声明加提“寻求与中国合作”》（法广 10/01/2021）报道：

今天是中国72周年国庆日，北京及各地惯例举行庆祝活动，媒体报道注意到，香港为今年的十一严阵以待，部署比往年更多警力维稳。中国国庆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按惯例发声明祝贺，与去年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祝贺文相比，布林肯贺稿中增加的“美国寻求与中国合作”的内容，被媒体解读为华盛顿缓和与北京紧张关系的最新迹象。

在国庆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周四晚间出席了在北京的国庆招待会。习近平没有讲话，总理李克强在会上代表致辞。他赞扬了政府在过去一年的表现，并重申了对港澳台的立场。据本台驻香港麦燕庭的报道，李克强讲话表示要促进港澳两地与中国内地同发展共进步，但没有提推动香港民主发展。在谈到台湾时，李克强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中国国庆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9月30日在美国国务院网站发祝贺声明，声明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10月1日国庆之际，我谨代表美利坚合眾国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美国寻求合作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祝愿中国人民在未来一年和平、幸福和繁荣。

美国国务卿在中国国庆发祝贺声明为惯例，但在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报道特别关注声明内容用词是否透露若干关系迹象。与去年特朗普执政时时任国务卿蓬佩奥的祝贺声明相比，布林肯这次增加了“美国寻求与中国合作”的表态被香港“南华早报”解读视为华盛顿寻求缓和与中国紧张关系的最新迹象，而新加坡联合网则在其报道中指，布林肯短短两段祝贺文字中，所诉求的对象都是中国人民。

媒体也报道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周五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致电，祝贺中国国庆，香港法制报报道说，金正恩电文强调支持中国粉碎敌对势力的反华活动。

在各地的十一庆祝活动中，香港的庆祝活动受到特别关注。香港周五上午8点在金紫荆广场举行了升旗仪式，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中心举行国庆酒会，特首林郑月娥在酒会致辞中说，今年的国庆对香港来说别具意义，香港在国安法及完善特区选举制度的双重保障下，真正踏上“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

报道普遍关注此次国庆前夕香港加大安全防范的状况，报道指，自周四起香港一连两天动员超过8000警力，在港九各区部署，并将在"各个敏感地点作高姿态巡逻"。彭博社报道说，这一警力数字比2019年香港反送中期间警方在“十一”时部署街头6000警察还要更多。

尽管如此，国庆日香港仍有零星的请愿活动。据“香港01“报道，香港社民连一如往年发起游行，其成员到湾仔会展的升旗礼会场外要求实施普选以及释放因涉嫌触犯”港版国安法“而被还押的民主派人士。期间遭数十名警察拦截包围。在台湾，也有港人的示威活动，据中央社报道，港人在台团体“香港边城青年”将于中国国庆当晚在台北立法院外举办晚会，向中国表达抗议。香港边城青年表示：“我们必须与受压迫者站在一起，共同捍卫我等珍而重之的普世价值，”

在中国国内，国庆开启了旅游旺季的“十一黄金周”假期，报道预计将有6.5亿人次出游，跟2019年新冠疫情之前的7.8亿出游人数相比，旅游人潮已恢复超过80%。而于此同时，中国多个省地受连日限电的冲击，法新社报道根据周五发布的一份报告指，中国主要国有能源企业已被要求不惜一切代价确保明年冬天有足够的燃料供应。负责能源和工业生产的副总理韩正本周在一个紧急会议中要求煤炭、电力和石油等能源国企，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供电，“不允许停电”；中国国资委主任郝鹏今天也要求电厂提高政治站位，打赢保电攻坚战。

据报道，中国9月份有超过10个省市祭出限电措施，导致大量高耗能工厂必须停工，不仅冲击本地经济民生，也令国际担忧将影响供应链稳定。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上个月中国工业活动自 2020 年 2 月以来首次出现收缩。韩正的讲话引发了对大宗商品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的担忧。因电力短缺野村证券和高盛银行本周下调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他们预计供应链和生产将可能会进一步中断。法新社报道指，为苹果和特斯拉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供货工厂也受到冲击并被迫停产。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3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28国新任驻中使节时强调，中国会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证能源电力供应。

谢选骏指出：布林肯向中国官府祝贺也就罢了，还向被剥夺了人权的中国人民祝贺，真是反动透顶啊。而民进党政府不向这个亲共屁股的美国国务卿提出抗议，却拿几个艺人开刀，这证明了民进党也是个没有人权的黑恶组织。

《美大使馆怒发文：孟晩舟是认罪了才走的》（美国大使馆 2021-10-01）报道：

今天消息：孟晚舟回国后，央媒大力宣传，让国内受众普遍相信是中国政府的力量帮助孟晚舟恢复自由身。

但美国显然对此很无语，美国司法部在大使馆刊文，说明：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晩舟承认误导全球金融机构，孟晚舟签署延期起诉协议以解决欺诈指控。

以下为正文：

美国司法部

公共事务办公室

2021年9月24日

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晩舟承认误导全球金融机构

孟晚舟签署延期起诉协议以解决欺诈指控

华盛顿——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49 岁，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在布鲁克林（Brooklyn）的联邦地区法院出庭，签署了一项延期起诉协议（DPA），并因被指控共谋实施银行欺诈、共谋实施电信欺诈、银行欺诈和电信欺诈而被传讯。

纽约东区（Eastern District of New York）代理联邦检察官（Acting U.S. Attorney）妮可·博克曼（Nicole Boeckmann）表示：“孟在签署延期起诉协议时已对她在实施一项欺诈一个全球金融机构的图谋中的主要作用承担责任。她在事实陈述中所承认的，证实在担任华为首席财务官期间，孟就华为在伊朗的业务运营向一家金融机构的高级主管多次做出了严重的不实陈述，以试图维护华为与这家金融机构的银行业务关系。孟所隐瞒的华为在伊朗的业务的真相，本来会对该金融机构继续其与华为的银行业务关系的决定产生重要影响。孟所承认的证实了政府在起诉这起金融欺诈案中的有关指控的核心——孟及其他华为雇员共同从事了就华为在伊朗的活动欺骗全球金融机构、美国政府和公众的行为。”

主管司法部（Justice Department）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Division）的代理助理司法部长（Acting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马克·莱斯科（Mark J. Lesko）说：“这项延期起诉协议将使在加拿大正在进行的引渡程序结束，否则该程序可能会持续许多个月，甚至数年。我们非常感谢加拿大司法部在这次引渡中兢兢业业，及其对法治的坚定遵循。”

主管司法部刑事局（Criminal Division）的助理司法部长小肯尼思·A·利奇（Kenneth A. Polite Jr.）表示：“金融机构是我们维护美国金融体系的安全和保障的第一道防线。因此，有关法律要求使用美国金融体系的公司向金融机构提供有关其业务运营的真实信息。华为技术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今天承认，她没有说明关于华为在伊朗的业务的真相，结果导致有关金融机构继续与华为开展业务，违反了美国法律。我们的检控团队继续准备针对华为的审理，而且我们期待着在法庭上证实我们针对该公司的诉案。”

主管联邦调查局（FBI）反情报处（Counterintelligence Division）的助理局长小艾伦·E·科勒（Alan E. Kohler Jr.）表示：“孟所承认的是以一贯的欺骗手段违反美国法律的证据。当有迹象表明在美国开展业务的公司做出藐视我们的法律的行为时，联邦调查局将继续展开积极调查。”

欺诈金融机构的图谋

根据法庭文件，以及孟在延期起诉协议事实陈述中所认同的，星通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星通）是一家主要在伊朗运营的香港公司。截至2007年2月，星通由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华为）的子公司华盈管理（简称华盈）全资所有。2007年11月，华盈将其在星通的股份转让给华为控制的另一个实体Canicula控股公司（简称Canicula）。在华盈将其星通股份转让给Canicula时，孟在华盈担任秘书。

2008年2月，在华为将星通的所有权从华盈转让给Canicula后，孟加入了星通董事会，该董事会由华为员工组成。她在董事会任职至2009年4月。孟离开星通董事会后，星通董事会成员仍是华为员工，Canicula继续持有星通，而且Canicula继续受华为掌控。截至2012年8月，在用英文所写的公司文件中，华为将星通列入一份“华为其他子公司”的名单。

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华为控制了星通在伊朗的业务运营，而且星通由华为控制的一个实体所有。星通所有的重大业务决策都由华为做出。此外，星通的国家经理——业务主管——是一名华为员工。被星通雇佣的员工都认为他们是为华为工作的。

在同一时期，华为员工与一家英国人力公司接触，在伊朗提供工程师以支持星通与伊朗电信服务提供商的合作。代表星通进行谈判及合同事宜的是华为的员工。为支付这些承包商的费用，华为从星通在亚洲的银行账户，其中包括从一家跨国金融机构（金融机构1），向该英国人力公司在英国的账户发送了至少750万美元的大约80笔系列付款。这些交易以美元计价，并通过美国结算。

在2012年12月和2013年1月，据包括路透社（Reuters）在内的多家新闻机构报道，星通提出在伊朗销售来自一家美国计算机设备制造商的“禁运”设备，有可能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而且华为与星通有密切关系。在2012年12月的一篇文章中刊发的致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华为称星通是其在伊朗的“主要当地合作伙伴”之一。据路透社报道，华为进一步声明：“华为在伊朗的业务完全符合所有适用的法律和法规，其中包括联合国、美国和欧盟的法律法规。我们公司一贯履行并严格遵守这一承诺。此外，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合作伙伴遵循同样的承诺并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和法规。”

2013年1月，路透社的一篇后续文章报道，孟在2008年2月至2009年4月曾担任星通董事会成员，并指明了星通董事成员们与华为之间的其他联系。文章还引用了华为的声明如下：“华为和星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正常的商务伙伴关系。华为已经建立了一个符合产业最佳实践的贸易合规体系，而且我们在伊朗的业务完全符合所有适用的法律和法规，其中包括联合国的法律法规。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合作伙伴，例如星通，做出同样的承诺。”这一陈述是不正确的，因为华为曾运营并掌控星通；因此星通不是华为的商务“伙伴”。

在这些文章发表后，“金融机构1”和其他向华为提供过包括美元结算在内的国际银行服务的其他全球金融机构（统称“金融机构”），针对上述媒体报道向华为查询。2013年年初，华为员工向“金融机构”表明，星通只是华为在伊朗的一个当地商务伙伴，而且星通没有利用其在“金融机构”的账户进行与伊朗有关的交易。

为了回应新闻报道中的指称，华为要求与“金融机构1”的一名高级雇员进行面谈。该会面于2013年8月22日在香港进行，当时孟会见了“金融机构1”负责亚太地区业务的一名高管。在会面中，孟进行了一次以中文为文稿的PowerPoint演示，并由一名口译员翻译成英文。孟表示，她使用口译员是为了使自己的语言精准。

孟在她的陈述中所谈内容之一是，华为与星通的关系是“正常商务合作”和“正常与可控的商务合作”，她形容星通是一个“伙伴”，“华为的商务伙伴”，以及在伊朗“与华为共事的第三方”。这些陈述不属实，因为正如孟所知，星通不是华为的商务伙伴或与之共事的第三方；华为掌控星通，星通的雇员其实是华为的雇员。如果“金融机构1”知道华为掌控星通，这会对它具有实质意义。

此外，孟称华为“曾一度是星通的股东”，但已经“出售了在星通的全部股份”。这些陈述不属实，因为，正如孟所知，华为将它的股份“售给了”一个华为控制的实体。具体而言，华为将星通的股份从华为一个子公司（华盈）转到了另一个由华为控制的实体（Canicula）。如果“金融机构1”知道星通是被从一个华为控制的实体转到另一个实体，这会对它具有实质意义。

最后，孟称华为“在伊朗的运营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章和制裁规定”，并且“华为或华为与之共事的任何第三方”“没有违背出口控制规定”。这些陈述不属实，因为华为运营星通致使“金融机构”为华为设在伊朗的商务提供违禁服务，包括银行业务，而华为掩盖了星通与华为的联系，故违反了美国财政部（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 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的 《伊朗交易和制裁条例》（Iranian Transactions and Sanctions Regulations，31 C.F.R. Part 560）。此外，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华为使星通通过“金融机构1”从事了经美国准许的价值大约一亿美元的交易，其中至少有一些支持了违反美国法律的它在伊朗的业务，包括有750万美元用于英国人事公司提供的在伊朗工作的合同人员。

在会议期间或结束后的任何时候，孟——她知道路透社报道了华为有关星通发布的公开声明——没有撤销或者修改其中任何一项声明。而且，也出席了8月会议的华为财务官没有更正或修改孟作出的任何声明。

在孟与“金融机构1”的会议后不久，华为在“金融机构1”的要求下，准备了一份英文版演示文稿说明（PowerPoint presentation）。孟后来安排于2013年9月将演示文稿说明的纸质拷贝送交给她曾会晤过的“金融机构1”的高管。英文版演示文稿说明中的陈述紧密跟随孟在会议中的陈述。

在会议后和接到孟的演示文稿说明后，“金融机构1”决定继续它与华为的关系。其他“金融机构”也同样将各自与华为的关系继续下去。

延期起诉协议

根据延期起诉协议的条件，孟同意，关于她有意对“金融机构1”作不实之词的一项四页事实陈述准确。孟还同意不犯其他联邦、州或地方罪。如果孟违背协议，她将可受到此案第三份替代起诉书对她的所有指控。政府还同意撤回向加拿大司法部提出的将孟引渡美国的要求。

纽约东区助理联邦检察官亚历山大·所罗门（Alexander A. Solomon）、茱莉亚·内斯特（Julia Nestor）、戴维·凯斯勒（David K. Kessler）、萨拉·埃文斯（Sarah M. Evans）和梅雷迪斯·阿尔法（Meredith A. Arfa）；刑事局防洗钱和追回资产处（Money Laundering and Asset Recovery Section）出庭律师劳拉·比林斯（Laura Billings）和克里斯蒂安·瑙维尔（Christian Nauvel）；国家安全局反情报和出口管制处（Counterintelligence and Export Control Section）出庭律师西娅·肯德勒（Thea D. R. Kendler）、戴维·利姆（David Lim）和伊丽莎白·亚伯拉罕（R. Elizabeth Abraham）正在起诉此案。纽约东区民事处（Civil Division）助理联邦检察官布赖恩·莫里斯（Brian Morris）和布伦丹·金（Brendan King）以及司法部国际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出庭律师安德鲁·芬克尔曼（Andrew Finkelman）、玛格丽特·奥马利（Margaret O’Malley）和约翰·赖森伯格（John Reisenberg）提供了宝贵协助。

网民哀嚎：

CARLTON80 发表评论于 2021-10-01 08:28:18

我要真普選 发表评论于 2021-10-01 04:12:00CARLTON80:英美法律裏面認了罪，當然不用判！否則為什麼要有這個協議？一來減少司法程序的成本，二來給予初犯者改過自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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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赶紧把输入法改成简体吧，我也不让你改英文了，

或者你换个名字叫“驻马店要真普选也行”

CARLTON80 发表评论于 2021-10-01 08:26:44

我要真普選 发表评论于 2021-10-01 04:12:00CARLTON80:英美法律裏面認了罪，當然不用判！否則為什麼要有這個協議？一來減少司法程序的成本，二來給予初犯者改過自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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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个驻马店农民懂个cz的英美刑法！ 英美刑法里面所有plea guilty以后都是要宣判的，

否则检控方跟你玩那么多花式干嘛？还不如罚酒3杯。

Capitaltwo 发表评论于 2021-10-01 08:10:39

塔绿班翻译的假新闻。

谢选骏指出：美国司法部公共事务办公室2021年9月24日发出的文件，美国驻华大使馆却选择10月1日中国国庆的日子予以刊登——这是什么意思？打脸！既打了共产党中国，又打了昨天电贺“中国国庆”的顶头上司布林肯。因为布林肯是个统派，而且很不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