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中国为何做不出一件像样的青铜器来呢

《“轴心时代”的中印文化之比较研究》（2018-08-19 李桂芳）报道：

公元前8世纪到前2世纪，是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重大突破时期。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第一次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Upanishads)和佛陀(Buddha)，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在中国，“轴心时代”大致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时期，其时可谓学术文化异彩纷呈，后世之学术思想文化可谓在此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在印度，“轴心时代”大致相当于古代印度的列国时代。这同样是古印度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时期，其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文化流派，其中的佛教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试图就这一时代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和印度列国时代出现的百家争鸣的文化现象做一剖析，以期能比较分析出同一时代的两种不同文化的特征。

一、中印文化繁荣的社会背景

古代中印在同一时期的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相似的文化繁荣现象，主要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也正如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说：“我们发现，与这个新的精神世界相一致，上述三个地区(主要指中国、希腊和印度)表现出类似的社会学情景。那里有大量的小国和城邦，有国家对国家，城邦对城邦的斗争，然而这首先要有惊人的繁荣和财富、力量的发展。中国的诸侯列国和城市在周朝软弱无力的帝国统治下，获得了独立自主的生活。政治进程包括诸侯列国通过征服其他小国而得到的扩展……在印度，有许多邦国和城市。”这段文字揭示当时的社会政治局面、经济发展水平对人类思想文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一）政治方面

1.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周天子和各诸侯国的关系在名义上是“宗属”关系，但实际上由于周王室赖以统治的基础井田制和宗法制不断地松动和逐渐瓦解，是“礼崩乐坏”的局面，周天子的权威已在政治生活中受到极大挑战，诸侯做大，不听节制。与此同时，各诸侯国之间则是互相攻伐，战争持续不断，小国被吞并，先后出现“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的局面。

春秋时期的政治形势与西周大变。周平王东迁洛邑后，周王室经济、军事实力大减，王室微弱，逐渐形成了齐、秦、晋、楚争霸的局面。司马迁说：齐、秦、晋、楚在西周时甚微弱，封地或百里或五十里。到春秋时“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换言之，春秋时代，就成了霸主的天下，周王室只是一个名存实亡的共主。在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以及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等霸主政治。春秋200多年间的政治，就是各大国争夺霸权的政治。

春秋时期无数次战争使诸侯国的数量大大减少。到战国时期，晋国一分为三，姜姓齐国被田姓所替代。春秋时不大参与中原政治事务的北方燕国，也强大起来。再加上原来的秦、楚两国，形成齐、楚、燕、赵、韩、魏、秦七强国，称为“战国七雄”。战国晚期，各国之间的兼并更加激烈。秦国先后灭韩、赵、燕、魏、楚、齐，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七国争雄的局面结束。

总之，从政治局面上来看，春秋战国是一个分裂多变的时期，政局十分的不稳定，这就为当时各种思想的萌芽与繁荣提供了一个社会大背景。同时，为了争夺霸权和兼并他国或者不被别国兼并，春秋战国时期，各大国都进行了变法图强的改革运动，以适应新的形势。这些改革运动，成为各国的重大政治事件。它既使国家富强，又推动了社会制度的前进，像对赋税制度的改革，促进了封建地主经济的成长；用人制度上的改革，促进了封建官僚制度的形成；成文法的公布，促进了“明法审令”的封建法律制度的确立；郡县制的设置，奠定了封建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等等，都为思想上的繁荣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另外，这一时期士阶层的崛起、私学的兴盛使得各种思想进一步的传播，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大发展。

2.古印度列国时代的政治

古代印度的列国时代，主要指公元前6世纪~前4世纪。根据印度佛教文献记载，公元前6世纪初，次大陆北部有16个大国。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列国为摩揭陀所统一。又因为佛教产生于此时，故在史学上亦称为“早期佛教时代”。在这个时代之初(公元前517年)，次大陆西北部被波斯帝国所占领，当地居民为外族所统治。次大陆历史发展的重心转移到恒河流域。列国的政体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类为君主制；另一类为共和制。一般来说，小国多为共和制，大国为君主制。共和制保留氏族部落军事民主制的传统较多；君主制国家在早期阶段也是共和制，经过兼并扩张，军事首领在战争中增长了权力与财富，后来成为君主制。在君主国中，国王享有广泛的权力和特权。他有权征收土地税以及种种商业税，有权处置山林之地以及无主财产，还有权征发劳役。国王还掌握着军事、行政和司法方面的最高权力。君主政体往往是世袭，在位的国王有时指定他的继承人。但史料记载也有选举的，选择的对象范围有时限于王室的成员，偶尔也从王室以外遴选。

共和制国家中比较强大的是跋祇、由毗提诃、梨车、跋祇、杰纳德里卡等八九个部落联盟组成的。首领由选举产生，由刹帝利家族选出的成员组成长老议事会协助，最高权力往往属于人民大会。但其时权利已落到刹帝利出身的贵族长老手中，他们如同国王一样，也举行灌顶仪式，并由他们的家族世袭其职位。

在列国时代，君主国和共和国两种体制一直并存着。但从总体上看，古印度列国时代，君主制在恒河流域不仅占了优势，而且最终将取共和制而代之。

（二）社会经济方面

1.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农具较多地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随着井田制的崩溃，私田不断增加，土地关系向私有化方向发展。诸侯们不得不陆续实行改革，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而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由此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经济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加，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手工业领域技术水平也大大提高，官营和私营作坊同时发展。随着社会产品的丰富，商业也得以迅速发展。商品交换扩大，市场活跃，金属货币广泛用于流通领域，战国时总共有布币、刀币、圆钱、铜贝、金币五种类型。经济的发展也促进城市经济的繁荣，临淄、邯郸、郢等成为名副其实的工商业大都会，“工商食官”的局面被打破。随着商业的繁盛，产生了一些非常著名的大商人，比如在春秋战国之交就有子贡和范蠡。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刺激了个体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其经济地位的提高的同时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商人也开始扮演重要的社会角色，如范蠡、吕不韦等就是最著名的代表。

2.古代印度列国时代的经济

列国时代的社会经济有了重大变化，首先是铁器使用普遍，农业生产品种和产量都有较大的提高，水稻的种植相当普及；畜牧业仍然比较受重视，各村有公用的牧场；手工业分工更加专门化，佛经中提到的手工业匠人，就有18种之多，例如木匠、锻工、皮匠、画匠、织工、象牙工、宝石匠等等。由于手工业的发展和专业化，出现了许多“同业公会”的组织，行会的头人通常都是能接近国王的有势力的人物。列国时代最大的变化是商业特别活跃。至公元前6世纪，在北印度，特别是恒河的中下游地区，出现了一批大城市，历史家称之为第二次城市化。在佛典《大般涅盘经》中列出八大城市，即王舍城、吠舍厘城、舍卫城、波罗奈城、阿腧陀城、瞻波城、懦赏弥城、咀叉始罗城。这里既是商业贸易的中心，也是各种手工作坊的集中地。商业在各城市的市场进行，城市之间有商路连接。主要是陆路贸易，商队有时达到几百辆牛车。商人还组成商会，目的是控制价格，谋求厚利。物物交换的制度还未完全消失，但使用货币作为交易媒介正日趋普遍，主要有银币和铜币。除货币外，有些大商人开始使用银票，在不同的城市间兑换。与国外的贸易持续发展。这一时期文献提到与锡兰、缅甸和泰国的贸易。

二、中印思想文化领域的繁荣

（一）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贵族的没落，士阶层的崛起，“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使得知识得以在民间传播。士阶层依靠其文化知识，纷纷参与到政治活动之中，以左右时局。封建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繁荣创造了物质条件，私学的兴起造就了一大批具有丰富知识和阅历的文士，各诸侯国新兴贵族的养士风气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舞台。这些知识人士对宇宙万物提出的种种解释，对现实变革发表不同看法，对种种时弊提出改革方案，对治国的不同理念，必然出现观点各异的百家学家，由此也实现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由卜巫的宗教迷信文化向以人为中心的理性人文文化的历史转型。此时期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派别，《汉书·艺文志》将战国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西汉人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将小说家去掉，称为“九流”。俗称“十家九流”就是从这里来的。而对后世最为有影响则有儒、墨、道、法、名、阴阳、兵家等，儒家主张“德治”和“仁政”，以民为本，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道家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墨家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学说，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法家主张以法治国，提出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等等，经后世学者的糅合发展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二）古代印度列国时代的思想文化

伴随着古印度列国时代的社会动荡，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各种新思潮和新宗教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了。到这一时期，婆罗门教与现实社会的变迁不相适应，它就成了各种新思潮、新宗教的首要攻击目标。新思潮、新教派，在佛教文献中被称为“外道”。据说当时有“六师”“六十二见”或96种外道。它们各有自己的学说和徒众，代表着不同的阶级或阶层，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主要代表有耆那教、佛教、顺世论派等。各种新的思潮纷纷兴起，不过它们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具有反婆罗门教的倾向。

耆那教是反对婆罗门教的一个新宗教。耆那教反对婆罗门教和《吠陀》的权威，反对杀生，主张灵魂自生、永恒，人的行为造的“孽”要通过坚持“三宝”（即正信、正智、正行）来净化；主张五戒:不杀生、不妄言、不偷盗、不奸淫、戒私财；主张以严酷的苦行、自我折磨，甚至舍身来解脱肉体，使灵魂得到幸福安乐。这些思想反映了当时下层人民的要求，对打破婆罗门教一统天下的局面起到积极作用。

佛教由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佛教也否认婆罗门教的作用。其教义的核心是四谛即四个真理，这就是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释迦牟尼竭力宣传“众生平等”和“生死轮回”等思想，宣传打破种姓制度，反对婆罗门压迫的思想。佛教经过阿育王的大力推广，发展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之一。

顺世论派，又称“顺世外道”和“斫婆迦派”，重要代表人物为阿夷多翅舍钦婆罗。其主要思想是不承认吠陀和其他婆罗门教经典文献，主张地、水、火、风四大元素是世界统一的物质基础，人死后没有灵魂和轮回。激烈反对种姓制度，认为人生而平等，在本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同时认为人应该现世求快乐，反对苦行、禁欲。

三、中印文化繁荣特征的异同

（一）相同之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是中国的“百家争鸣”，还是印度的“百家争鸣”，都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历史发展必然性，并且两地都出现思想繁荣的现象，这并非是由单一的一个原因造成的，而是由多个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复杂动荡的社会大背景，即诸侯国或邦国林立，战乱频繁；另一方面则是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大发展。此时期两国都处于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时期，铁器在社会生产中得到了使用并逐渐推广，促使生产力的迅速提高，生产力的提高又推动了阶级力量的改变，进而推动了思想的繁荣。

（二）不同之处

1.对于中国的百家争鸣现象而言，首先是具有一种学术争鸣的特点，因为各个学派所代表的阶层不同，必然出现诸子百家彼此诘难，各个学派之间相互抨击、贬低的现象。对于这些学派来说，他们之间也有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尽最大努力宣扬自己的学说以供君王富国强兵、治民以霸天下。他们之间的学说也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差异性，如道家提倡“超自然”“无为而治”。而儒家则提倡的是“德治”和“仁政”，以民为本，提出“克己复礼”，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墨家则提出“兼爱”，认为天下人是平等而生来自由的，不应该有等级的区别。这就造成了各个流派之间的激烈争论，也充分地体现出了中国百家争鸣学术上的争鸣特点。其次，百家争鸣中的多数思想得到了许多当时国君的采纳，体现了学术思想上的经世致用性。其中尤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更是在多个诸侯国的改革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秦国的商鞅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这都把法家思想用于治国强兵的目的之中。另外，各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纷纷招贤纳士，给予士人的优厚物质待遇，使得各学派的思想家有更好的条件去进行思想学说创新；对士人也采取的是一种宽容的态度，知识分子的地位空前提高。另外，各诸侯国君允许士人“合则留，不合则去”，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最后，在中国，主要产生的各种学术流派，这些学术流派是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代言人，主要体现在对传统观念的颠覆如反对等级制度；民本思想的发展，如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仁政思想，告诫统治者“爱民”“利民”，轻刑薄赋，听政于民，与民同乐等，这标志着民本思想真正形成了以关心现实问题为核心。各家学派提出了参政、治国思想，都表现出鲜明的入世特征，各学派思想经过后世思想家的糅合与完善，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

2.就印度的百家争鸣而言，首先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反对婆罗门阶级和婆罗门教及其教义，可以说是低级种姓民众反对种姓制的斗争促进了“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印度的百家争鸣思想虽然也是蓬勃发展，但是这些思想有一个最终的集合点，即反对婆罗门教，推翻婆罗门阶级的统治，解放婆罗门教义对广大人民的思想控制。其次，印度百家争鸣过程中的一系列思想流派，它们体现出了一种共存性，因为它们存在着共同反对婆罗门教义的目标，这一系列思想流派之间并没有出现相互抵制、批判的现象。就好像当时印度出现的“耆那教”和“佛教”，他们之间虽然有着不同的思想学说，但是他们一直保存着一种互不侵犯的形式，没有在学术思想上形成真正的争鸣。最后，在印度出现的众多思想流派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以宗教思想反对宗教思想。即各个阶级对婆罗门教的不满，所以“佛教”“耆那教”等新宗教便顺应时代而出现。

总之，“轴心时代”中国文化繁荣的最大特点是经世致用，具有明显的入世特征，所以其思想不断发展成为后世王朝的治国学说；而印度的文化繁荣的最大特点是反婆罗门教，宗教性强。这是同期两国思想文化领域所表现出的最本质区别。但无论如何，古代中国与古代印度所取得的思想文化成就成为后人永恒的精神财富，正如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说：“过去成为崇拜的典范和对象。过去的成就和伟人仍清晰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并提供了学习和教育的内容（孔子的儒家思想在汉朝的发展，阿育王对佛教的推动）。”这些思想内涵深刻地影响了中印文化后来的发展，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也是不言而喻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基本属于马列主义的观点，用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思想文化。这个想法我在1975年就放弃了。因为那时候我发现，中国当时的生产力虽然不济，但肯定还是要远远超过殷商两周时代的，可是1975年的中国为何做不出一件像样的青铜器来呢？更别说产生类似诸子百家的学问了。或者说，现在的希腊为何产生不了一个像样的哲学家呢？

（摘自《谢选骏全集181卷》：《轴心时代并不存在——从轴心时代到全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