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明成祖（明太宗）明朝第3位皇帝》报道：
明成祖朱棣（1360年5月2日－1424年8月12日），或称永乐帝，明朝第三代皇帝，公元1402年至1424年在位，在位二十二年，年号永乐。这段时间称为永乐盛世。
明太祖朱元璋皇四子，安徽凤阳人，生于应天府（今江苏南京），时事征伐，并受封为燕王。洪武三十二年或建文元年（1399年）建文帝削藩，燕王遂发动靖难之役，起兵夺位，经过三年的战争，最终胜利，驱逐其侄建文帝夺权篡位称帝。
明成祖在位期间，改善明朝政治制度，发展经济，开拓疆域，迁都北京，使北京自此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至今。此外他编修《永乐大典》，派遣郑和下西洋，北征蒙古，南平安南。明成祖的统治时期被称为永乐盛世，明成祖也被后世称为“永乐大帝”。另外，他加强太祖以来的专制统治，强化锦衣卫并成立东厂，残酷镇压忠于建文帝的大臣，此外，他在位期间不顾祖制重用宦官，也促成明朝中叶后宦官专政的祸根。
明成祖于1424年病重驾崩在榆木川，后谥号“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原始庙号为“太宗”，葬于天寿山长陵。嘉靖十七年（1538）九月，嘉靖帝发动“大礼议事件”改谥为“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改上庙号为“成祖”。
早期经历
元顺帝至正二十年（1360年）四月十七日（5月2日），朱棣生于应天府（今南京）。
洪武三年（1370年），朱棣十岁，受封燕王。曾居中都(今凤阳)，对民情颇有所知。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棣就藩北平府，之后多次受命参与北方军事活动，两次率师北征，曾招降蒙古乃儿不花，并曾生擒北元大将索林帖木儿，加强了他在北方军队中的影响。朱元璋晚年，长子太子朱标、次子秦王朱樉、三子晋王朱?皆早朱元璋去世，而后朱元璋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驾崩后，四子朱棣不仅在军事实力上，而且在家族尊序上都成为诸王之首。
建文帝削藩
建文帝朱允炆登基后，为了提防燕王谋反，于洪武三十一年十二月派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都指挥使谢贵、张信为北平都指挥使。随后又命都督宋忠屯兵驻开平，并调走北平原属燕王管辖的军队。
建文元年（1399年），朱棣装病，使建文帝把作为人质的朱棣三子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送回燕藩；之后由于属下被朝廷处死，遂装疯。由于王府长史葛诚告知朝廷，装疯被发觉[2]。
时燕王遣使入金陵奏事，使者被齐泰等审讯，被迫供出燕王的异状，于是朝廷下密旨，令张昺、谢贵逮捕燕王府的官属，张信逮捕燕王本人。但张信经过考虑，将此事告知朱棣[3]。于是朱棣和僧人姚道衍等进行举兵的谋划，令张玉、朱能将八百勇士带入府中潜伏，以待变故[4]。
燕王起兵
张昺、谢贵得到皇帝密诏后，七月初四带兵包围了燕王府。朱棣假意将官属全部捆缚，请二人进王府查验。二人进府后，朱棣派出府内的死士将其擒获，并连同府内叛变的葛诚、卢振一同斩杀[5]。当日夜里，朱棣攻下北平九门，遂控制北平城[6]。
燕王朱棣起兵，援引《皇明祖训》[7]，号称清君侧，指建文帝身边的齐泰和黄子澄为奸臣（谋害皇室亲族），需要铲除，称自己的举动为“靖难”（意为“平定灾难”），并上书建文帝。
燕军控制北平后，七月初六，通州主动归附；七月初八，攻破蓟州，遵化、密云归附；七月十一，攻破居庸关；七月十六，攻破怀来，擒杀宋忠等；七月十八，永平府（今河北卢龙县，属秦皇岛市）归附。七月二十七，为防止大宁军队从松亭关偷袭北平，用反间计使松亭关内讧，守将卜万下狱。至此，北平周围全部扫清。燕军兵力增至数万[8]。
燕军攻破怀来后，由于领地相距太近，七月二十四日，谷王朱橞逃离封地宣府（今属张家口，距北京约150公里，距怀来约60公里），奔京师[9]。八月，齐泰等顾虑辽王、宁王帮助燕王，建议召还京师；辽王从海路返京，而宁王不从，遂削宁王护卫[10][11]。宋忠失败后，部将陈质退守大同。代王本欲起兵呼应朱棣，被陈质所控制，未果[12]。
七月，朱棣反书到京，朱允炆削朱棣宗室属籍，废为庶人。决定起兵讨燕[13][14]。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置平燕布政使司[15]。
耿炳文率军在八月十三日到达真定[16]，并分兵于河间、鄚州（河北任丘北约30里）、雄县，为犄角之势。在经过观察后，八月十五日，燕军趁中秋夜敌军不备，偷袭雄县；成功后又利用伏击击败了鄚州的援兵，遂攻克鄚州，收编剩余的部队[17]。八月二十四日，燕军到达无极县。从樵夫和中央军被俘士兵处得知敌情，于是燕军发动决战[18]。
二十五日，燕军趁耿炳文送使臣出城时偷袭中央军，炳文逃回城中后，怒而迎战。在燕军主力与耿炳文军相持时，朱棣亲自率军袭击其侧翼，耿炳文大败溃逃，中央军投降三千多人[19]。中央军狼狈逃回城中，城池差点失守。部将李坚、甯忠、顾成等被俘；士兵被杀、被俘数万人（后放还）[20]。耿炳文率残部不到十万人在真定坚守不出，燕军攻城三天不克。八月二十九日，燕军返回北平[21]。顾成降燕之后，留在北平协助燕世子朱高炽守城[22]。
耿炳文战败，朱允炆开始担忧战事，考虑换将。黄子澄说曹国公李景隆是名将李文忠之子，建议他接任；齐泰反对，但建文不听[23]。八月三十日，拜李景隆为大将军，誓师出征，并召回耿炳文。李景隆以德州为大本营，调集各路兵马包括耿炳文败兵，增兵至五十万人，九月十一日进至河间[24]。
朱棣听说朝廷以五十万倾国之兵交付李景隆，大喜过望，说：“李景隆不会用兵，给他五十万大军，根本是自取灭亡。赵括之失必然重演，我军必胜。”[25][26]
大胜李景隆
九月初一江阴侯吴高率辽东兵攻打永平郡[27]，九月廿五，攻陷永平郡，决定趁势偷袭大宁（今内蒙古宁城）以获得其精锐部队；另一方面利而诱之，将中央军引至“空城”北平下。九月廿八，出师。[28]。十月初六，燕军经小路到达大宁城下。朱棣单骑入城[29]），见宁王朱权，向朱权求救。在居大宁期间，朱棣令手下吏士入城结交并贿赂大宁的军官等。十月十三，朱棣提出告辞，朱权在郊外送行，伏兵尽起，大宁军纷纷叛变，归附朱棣。于是朱权与王妃、世子等一同随朱棣前往北平，而大宁的全部军队（包括其骑兵精锐朵颜三卫）都被朱棣收编。大宁成为空城。朱棣实力大增[30]。十月十九，燕军在会州整编，分立五军（中前左右后）。十月廿一，入松亭关[31]。
十一月初五，渡白河（时已结冰，渡河处在今北京顺义区东），打败李景隆的哨探陈晖部队万余人[32]。李景隆大败[33][34]。李景隆令郑村坝所有军队轻装撤退。[35]。燕军轻易击溃城下的敌军，获得大量物资[36]。[37]。此战中央军丧师十余万[38]。十一月初九，朱棣回到北平城，再次上书，惠帝不应[39]。[40]。十二月十九日，朱棣出师攻打大同。十二月廿四，抵达广昌，守将杨宗投降[41]。建文二年（1400年）正月初一，燕军抵达蔚州，守将王忠、李远投降[42]。二月初二，燕军攻大同。李景隆前来救援。李景隆走出紫荆关后，燕军从居庸关返回北平。中央军兵力、装备大量损失，士气受到重创[43]。
建文二年四月，李景隆从德州，郭英、吴杰等从真定誓师北伐兵力增至六十万。燕军亦出。四月二十日，燕军渡过玉马河[44]。四月廿四，燕军战斗失利。[45][46]。次日（四月廿五），再次交战。[47]。[48][49]。四月廿七，燕军进攻德州。初九，燕军进入德州。五月十五，燕军攻济南，李景隆逃走。燕军遂围济南[50]。十月，朝廷召李景隆回南京。黄子澄、练子宁、叶希贤等上书，请求立斩李景隆。朱允炆不听。[51]。郑村坝之战和白沟河之战，使得两军攻守形势逆转。
燕军围济南。右参政铁铉、盛庸坚守。朱棣射信入城招降，未果[52]。五月十七，燕军掘开河堤，放水灌城[53]。铁铉决定派千人诈降，诱朱棣进城[54]。朱棣围城攻打三个月[55]。六月，惠帝遣使求和，朱棣不听[56]。七月，平安进军河间，扰乱燕军粮道[57]。八月十六，朱棣撤兵回北平。盛庸、铁铉追击，大败燕军，收复德州[58]。
建文二年十月，朱棣决定再度南下，十月廿七到达沧州。燕军仅用两天就攻下沧州，徐凯等投降[59][60]。燕军自长芦渡河[61]，十一月初四到达德州。朱棣招降盛庸未果，遂南下[62]。十一月，燕军到达临清，焚其粮船。燕军从馆陶渡河，先后到达东阿、东平，威胁南方，迫使盛庸南下[63]。盛庸在东昌（今山东聊城）决战[64]。十二月廿五，燕军至东昌[65]。朱棣仍然亲自率军冲锋，盛庸开阵将朱棣诱入，然后合围，张玉被中央军包围战死。次日，燕军再次战败，遂北还[66]。在击退中央军的阻截后，建文三年正月十六，燕军返回北平[67][68][69]。
朱棣与姚广孝商议，姚广孝强烈支持再次出兵[70]。二月十六，朱棣再次出师[71][72]。三月二十日，燕军探知盛庸在夹河（今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附近，漳河支流）驻扎，于是驻扎在距对方四十里的地方[73]。三月廿二，燕军进兵夹河。[74][75]。朱棣率领一万骑兵和五千步兵攻击盛庸军左翼，不能入。此时燕将谭渊望见已经开战，于是主动出兵攻打。朱棣、朱能等则趁中央军调动产生的混乱，趁暮色向中央军后方猛攻，斩杀庄得[76]。此战杀伤相当，但燕军损失了大将谭渊[77]。当夜，朱棣率领十余人在盛庸营地附近露宿；次日（三月廿三）清晨，发现被中央军包围。朱棣再次利用禁杀之旨，引马鸣角，穿过敌军，扬长而去。中央军愕然，不敢射箭[78]。
朱棣回到营中，鼓励众将“两军相当，将勇者胜”[79]，于是再次会战，双方互有胜负。战斗打了七八个小时后，盛庸大败，损失了数万人，退回德州[80][81]。吴杰、平安引兵准备会合盛庸，闻庸已败，退回真定[82]。夹河之战结束。夹河之战重新确立了燕军的优势。闰三月初四，朱允炆因夹河之败，再次罢免齐泰、黄子澄，谪出京城，暗中令其募兵[83]。
击败盛庸后，朱棣进军真定。[84]。闰三月初九，两军会于藳城交战。[85]。次日，复战，南军不能支，大败而去。[86]。朱棣将射成刺猬的军旗送回北平，令世子朱高炽妥善保存，以警示后人[87]。从白沟河、夹河到藳城，燕军三次得大风相助而胜，朱棣认为这是天命所在，非人力所能为[88]。夹藳之战再次使南军损失惨重，正面战场战事稍缓和。南军改为通过谈判、反间、袭击后方等方式间接作战。击败平安后，燕军南下，先后经过顺德、广平、大名，并驻扎于大名。诸郡县望风而降[89]。
朱棣听说齐黄被贬，上书和谈，表示“奸臣窜逐而其计实行，不敢撤兵”[90]。朱允炆得书，与方孝孺讨论，方孝孺表示可以借此机会遣使回报，拖延时间，并懈怠其军心；同时令辽东等军队攻其后方，以备夹攻。于是（四月）惠帝令大理寺少卿薛嵓去见朱棣，传诏并秘密在军中散布相关消息[91]。薛嵓见朱棣，说“朝廷言殿下旦释甲，暮即旋师。”朱棣表示这连三尺小儿也骗不过。薛嵓无言以对[92]。五月初一，盛庸、吴杰、平安等分兵骚扰燕军饷道[93]。朱棣遣使者进京表示盛庸等不肯罢兵，必有主使。惠帝听从方孝孺的意见，将其下狱（一说诛杀）[94][95]，和谈破裂。
朱棣见和谈破裂，从济宁南下，成功焚烧大量中央军粮船，京师大震，德州陷入窘境[96]。
七月，燕军进攻彰德，林县投降[97]。七月初十，平安自真定趁虚攻北平，扰其耕牧。朱高炽固守。朱棣分兵回援；（九月十八）平安与战不利，退回真定[98]。由于河北战事不利，方孝孺想出了反间计，利用朱高炽（长子）和朱高煦（次子）的矛盾，先写一封信给守北平的高炽，令其归顺朝廷，许以燕王之位；然后派人告诉朱棣和高煦（随军）世子密通朝廷，以使燕军北还。但朱高炽得到信后，根本没有拆开，将朝廷使者连人带信一起送往朱棣处。反间计失败[99]。
七月十五，盛庸令大同守将房昭入紫荆关威胁保定，据易州西水寨以窥北平。朱棣回兵救援[100]。朱棣分兵守保定，并包围房昭的山寨。十月初二，燕军与真定援兵和房昭军决战，房昭退回大同[101]。十月廿四，燕军回到北平。之后又击败了袭永平的辽东敌军[102]。
建文三年冬，南京有宦官因犯错被处罚，逃到朱棣处，告知南京守备空虚。朱棣遂决定直接率兵南下，临江一决。道衍亦支持不再与盛庸、平安等纠缠，直趋京师[103][104]。
攻克南京
1401年（建文三年十二月初二），燕师复出。十二月十二，到达蠡县（约在保定以南50公里）。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燕军南下至馆陶渡河，长驱直入。正月十四，陷东阿；正月十五，陷东平；正月十七，陷汶上；正月廿七，陷沛县（进江苏）；正月三十，到达徐州[105]。惠帝见燕军再次出动，三年十二月令驸马都尉梅殷（惠帝的姑父，顾命大臣）任总兵官，镇淮安[106]。建文四年正月初一，将迁往蒙化的朱橚（废周王）召回南京。命魏国公徐辉祖率兵援山东[107]。
二月初一，何福、平安、陈晖进兵济宁，盛庸进兵淮上。二月廿一，朱棣击败徐州的出战军队，徐州自此闭城死守[108]。朱棣继续南下。三月初一，燕军进逼安徽宿州。三月初九，抵达涡河（今安徽蚌埠市怀远县以北）[109]。平安带兵来追；但三月十四日在淝河中了朱棣所设的伏兵，只得退回宿州[110]。三月廿三，朱棣遣将断徐州饷道，铁铉等率兵围攻，互有胜负[111]。四月十四，燕军进达睢水之小河，搭浮桥。次日，平安、何福领军夺桥，双方隔河僵持。数日后，中央军粮尽，朱棣决定偷袭。半夜，渡河绕至敌后；四月廿二，双方战于齐眉山（灵壁县西南三十里），中央军大胜，斩燕将李斌[112]。
燕军陷入窘境。四月廿三，燕军众将要求北返，朱棣不同意，说“欲渡河者左，不欲者右。”大部分人站于左侧，朱棣怒。朱能这时强力支持朱棣，表示“汉高祖十战九不胜，卒有天下”，坚定了燕军坚持的决心[113]。
这时，朝廷讹传燕军已兵败，京师不可无良将，遂召回徐辉祖[114]。四月廿五，考虑到在河边不易防守，何福移营，与平安在灵壁（一作灵璧）深沟高垒作长远之计。由于粮道被燕军阻碍，平安亲自率兵六万护卫粮草。四月廿七，朱棣率精锐袭击平安，将其一分为二；何福全军出动救援，朱高煦也率伏兵出现，何福败走[115]。
中央军缺粮，何福与平安决定次日（廿九）突围而出，在淮河取得给养，号令为三声炮响；次日，燕军攻打灵壁墙垒，进攻信号正巧也是三声炮响。于是中央军以为是己方号炮，纷纷夺路而逃；燕军趁势进攻，中央军全军覆没。灵壁之战就此意外结束。此战燕军生擒了陈晖、平安、马溥、徐真、孙成等三十七员敌将，四名内官（宦官），一百五十员朝廷大臣，获马二万余匹，降者不计其数。只有何福单骑逃走[116][117][118]。
灵璧之战后，燕军向东南方向直线前进。五月初七下泗州，朱棣谒祖陵[119]。盛庸在淮河设下防线阻碍燕军渡河，朱棣在尝试取道淮安、凤阳受阻后[120]，遣朱能、丘福率士兵数百人绕道上游乘渔船渡河，五月初九从后方突袭盛庸，盛庸败走。燕军遂克盱眙[121]。
五月十一，燕军向扬州方向前进，五月十七到达天长（扬州西北50公里）。守扬州的监察御史王彬本想抵抗，但属下反叛，趁其沐浴时绑缚之。五月十八，扬州不战而降[122]。随后高邮归降[123]。
扬州失陷，金陵震动。朱允炆惊慌不已，与方孝孺商议后，先后定下如下几个救急方法：下罪己诏；号召天下勤王；派练子宁、黄观、王叔英等外出募兵；召回被贬黜的齐泰、黄子澄；遣人许以割地求和，拖延时间[124]。[125]。
五月廿二，朱允炆遣庆成郡主（朱元璋的侄女、朱棣的堂姐）与朱棣谈判，表示愿意割地。朱棣说“此奸臣欲姑缓我，以俟远方之兵耳。”郡主无言以对，遂返[126]。
六月初一，燕军准备从浦子口渡江，但遇到了盛庸最后的抵抗。燕军战不利，此时朱高煦引兵来援，殊死力战，击败盛庸[127]。随后南军的一支水军部队降燕[128]，燕军遂于六月初三自瓜洲渡江，并再次击败退守此地的盛庸。六月初六，燕军至镇江，守将率城投降[129]。
六月初八，燕军驻扎于龙潭（距京师金陵东约30公里），朝廷大震。朱允炆徘徊殿间，召方孝孺问计。方孝孺表示城中尚有二十万兵，应坚守待援；即使真战败，国君为社稷而死，是理所应当的。可以再派大臣、在京诸王前往谈判以拖延时间。于是六月初九，派李景隆、茹瑺等见朱棣，再次谈判；朱棣表示割地无名，只要奸臣。六月初十，遣谷王朱橞（建文元年逃回京城）、安王朱楹等第三次前往谈判，无果[130]。
六月十二，外出募兵的大臣们仍未返回，朱允炆只得派在京诸王和武臣们守卫各门。时左都督徐增寿（徐达子，辉祖弟）谋内应，被一群文官围殴[131]。
篡位夺权
次日（1402年7月13日），燕军抵金陵。徐增寿作内应，事败，被朱允炆亲自诛杀于左顺门。守卫金川门（位于南京城西北面）的朱橞和李景隆望见朱棣麾盖，开门迎降[132][133][134]。
燕军进南京，朱允炆见事不可为，遂在皇宫放火。马皇后死于大火，朱允炆本人不知所终；此后其下落成为千古谜团[135]。朱棣入城[136][137][138]。
南京称帝
明成祖着衮龙袍画像
仁孝文皇后徐氏着大衫半身像
朱棣进入南京，出榜安民，成为了明朝第三位皇帝。朱棣进城之时，翰林院编修杨荣迎于马首，说：“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一语点醒朱棣[139]。次日（建文四年六月十四日）起，诸王及文武群臣多次上表劝进，朱棣不允[140]。
数日后（七月十七日），朱棣谒明孝陵，并于当日登基即位，改元永乐[141]，是为明成祖。明成祖重建奉天殿（旧殿被朱允炆所焚），刻玉玺。同年十一月十三日，封王妃徐氏为皇后[142]。
朱棣登基称帝后，对靖难功臣进行了封赏。封王两人，为：朱能（东平武烈王）；张玉（河间忠武王）。
封公二十二人，为：丘福（淇国公）；徐增寿（定国公）；陈亨（泾国公）；郭亮（兴国公）；李彬（茂国公）；李远（莒国公）；柳升（融国公）；徐忠（蔡国公）；袁容（沂国公）；郑亨（漳国公）；姚广孝（荣国公）；张信（郧国公）；王聪（漳国公）；顾成（夏国公）；张武（潞国公）；陈珪（靖国公）；薛禄（鄞国公）；王真（宁国公）；吴允诚（凉国公）；李让（景国公）；孟善（滕国公）；张辅（英国公）。
封侯十五人，为：陈瑄（平江侯）；何福（宁远侯）李濬（襄城侯）；孙岩（应成侯）；房宽（思恩侯）；王友（清远侯）；王忠（靖安侯）；刘荣（广宁侯）；火真（同安侯）；王宁（永春侯）；宋晟（西宁侯）；郭义（安阳侯）；谭渊（崇安侯）；柳升（安远侯）；薛绶。
封伯十八人，为：陈贤（荣昌伯）；陈旭（云阳伯）；刘才（广恩伯）；张兴（安乡伯）；房胜（富昌伯）；徐理（武康伯）；徐祥（兴安伯）；金玉（会安伯）；高士文（建平伯）；陈志（遂安伯）；唐云（新昌伯）；茹瑺（忠诚伯）；王佐（顺昌伯）；许诚（永新伯）；薛斌（永顺伯）；薛贵（安顺伯）；赵彝（忻城伯）；朱荣（武进伯）。
明成祖登基后不承认建文年号，七月初一（一说六月十八日），将建文元、二、三、四年改为洪武三十二至三十五年[143][144]，次年改元永乐元年。凡建文年间贬斥的官员，一律恢复职务（如靖难初期因离间被贬的江阴侯吴高被再次起用，守大同）；建文年间的各项改革一律取消[145][146]；建文年间制定的各项法律规定，凡与太祖相悖的，一律废除。但一些有利于民生的规定也被废除，如建文二年下令减轻洪武年间浙西一带的极重的田赋，至此又变重。[147]
残害建文旧臣
明成祖在靖难之役结束后，为了佐证他“清君侧”的起兵宣言，向金陵军民发布公告：“谕知在京师的军民人等，我先前一向守望我藩的封地，却因奸臣弄权作威作福，导致我家骨肉被其残害，所以不得不起兵诛杀他们，乃是要扶持社稷和保安宗亲、藩王。今次研拟安定京城，有罪的奸臣我不敢赦免，无罪者我也不敢滥杀，如有小人借机报复，擅作绑缚、放纵、掠夺等事情因而祸及无辜，并非我的本意。”[148]
建文四年六月廿五，明成祖诛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建文帝大臣（几乎都是文官），灭其族[149]，史称壬午殉难。其中据清修《明史》、明遗民谈迁所著《国榷》、明朝官方史书《明实录熹宗实录》记载，方孝孺被诛十族（九族加朋友门生），受牵连而死者共873人，充军等罪者千余人[150]，当中被救的幸存者有假借余姓逃过一劫的方孝孺的幼子方德宗[151]。而因黄子澄受牵连的有345人[152]。景清降后密谋行刺，事败，八月十二被杀，灭九族；后屠其家乡，谓“瓜蔓抄”[153]。
此外，众多建文旧臣如卓敬、暴昭、练子宁、毛泰、郭任、卢植、戴德彝、王艮、王叔英、谢升、丁志方、甘霖、董镛、陈继之、韩永、叶福、刘端、黄观、侯泰、茅大芳、陈迪、铁铉等等也都被酷刑处死或自尽，史称：“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154]他们的家属和亲人也被牵连，死者甚众。被流放、逼作妓女及被其它方式惩罚的人也不少。明仁宗即位后，大部分人始获赦免，而余下的人的后代却迟至明神宗时始获赦免[155]。建文帝被朱棣篡位后，朝野为之尽忠死节者甚众，不及备载。
在大肆诛杀之外，当月，明成祖将忠于建文帝的魏国公徐辉祖下狱，但顾及其父是中山王徐达，其姊即成祖仁孝文皇后，还是释放了他，仅削其爵位。辉祖死后，其子嗣魏国公爵[156]。黄观被明成祖所嫉恨，其状元的身份被革去，故明代保持三元及第记录的只有商辂一人。耿炳文、盛庸、平安（灵壁之战降）、何福、梅殷等将领投降后都受到迫害自杀身亡。
巩固统治
再次削藩
永乐初，明成祖为了安抚诸位藩王，稳定国内局势，同时表示自己和建文帝的不同，曾先后复周、齐、代、岷诸亲王旧封；建文帝的弟弟吴王朱允熥、衡王朱允熞尚未就藩，明成祖皆降为郡王，同年又将已就藩的朱允熥、朱允熞召到燕京，以不能匡正建文帝为由废为庶人，软禁于凤阳，不久也于永乐四年死于火灾。当其皇位较巩固时，继续实行削藩。周、齐、代、岷诸王再次遭到削夺；迁宁王于南昌；徙谷王于长沙，旋废为庶人；削辽王护卫。
在政治上，明成祖继续实行太祖的徙富民政策，以加强对豪强地主的控制。明成祖时期，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永乐初开始设置内阁，选资历较浅的官僚入阁参与机务，解决了废罢中书省后行政机构的空缺。朱棣重视监察机构的作用，设立分遣御史巡按天下的制度，鼓励官吏互相讦告。他善利用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
明成祖即位之初，对洪武、建文两朝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提出“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的原则。他利用科举制及编修书籍等笼络地主、士人，宣扬儒家思想以改变明初过事佛、道教之风，选择官吏力求因才而用，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重设锦衣卫与设立东厂
在全国局势稳定之后，明成祖为了加强对大臣的监控，恢复洪武时废罢的锦衣卫。同时，明成祖又设置镇守内臣的东厂衙门，厂卫合势，强化专制统治。
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成祖为了镇压政治上的反对力量，觉得锦衣卫不足以达成目的，决定设立一个称为“东缉事厂”，简称“东厂”的新衙门，地点位于燕京（今北京）东安门之北，一说东华门旁。（今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据说系原东厂所在地。）
东厂的行政长官为钦差掌印太监，全称职衔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尊称为“厂公”或“督主”。初设时由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后因事务繁杂，改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担任。东厂的属官有掌刑千户、理刑百户各一员，由锦衣卫千户、百户来担任，称贴刑官[157]。隶役（称掌班、领班、司房，共四十余人）、缉事（称役长和番役）等军官由锦衣卫拨给。
修改《大明律》
明初《大明律》明令：“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尔扮帝王后妃、忠臣节烈、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扮者与同罪”，以压迫杂剧创作，明成祖即变本加厉，以极刑来禁止此类杂剧的印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该律所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158][159]。
永乐盛世
明成祖十分重视经营北方，加之自己兴起于北平（今北京），明成祖在南京即位后，于永乐元年改北平为行在，设六部，增设北京周围卫所，逐渐建立起北方新的政治、军事中心。永乐七年（1409年），明成祖开始了营建北京天寿山长陵，以示立足北方的决心。与此同时，争取与蒙古族建立友好关系。鞑靼、瓦剌各部先后接受明政府封号。永乐八年（1410年）至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亲自率兵五次北征，巩固了北部边防。永乐五年（1407年）开工修建北京宫殿也就是紫禁城（但后来部分宫殿被李自成放火烧毁，清初又重新修复），直至永乐十八年(1420)始完工。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正式迁都，定鼎北京。
发展经济
明成祖注意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认为“家给人足”、“斯民小康”是天下治平的根本。他大力发展和完善军事屯田制度和盐商开中则例，保证军粮和边饷的供给。在中原各地鼓励垦种荒闲田土，实行迁民宽乡，督民耕作等方法以促进生产，并注意蠲免赈济等措施，防止农民破产，保证了赋役征派。
明成祖对各地方官吏要求极为严格，要求凡地方官吏必须深入了解民情，随时向朝廷反映民间疾苦。永乐十年(1412年)，朱棣命令入朝觐见的地方官吏五百余人各自陈述当地的民情，还规定“不言者罪之，言有不当者勿问’。之后，永乐帝宣布“谕户部，凡郡县有司及朝使目击民艰不言者，悉逮治。”即地方官或中央派出的民情观察员，如果看到民间疾苦而不实报的，要逮捕法办。对民间发生了灾情，地方上要及时赈济，做到“水旱朝告夕振，无有雍塞”。通过这些措施，永乐时“赋入盈羡”，达到有明一代最高峰，史称永乐盛世。
经营边疆
《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描绘的明永乐年间的明朝最大疆域，包括羁縻地东北地区（包括外东北）、新疆哈密、青藏地区（有争议）和短暂占据的安南地。
西南边疆，永乐十一年（1413年），平定思南、思州土司叛乱后，设立贵州布政使司。为加强对乌思藏（今西藏）地区的控制，朱棣派遣官吏迎番僧入京，给予封赐，尊为帝师。不过，史学界对明朝是否实际统治了西藏存在较大的争议。
永乐年间，明朝在藏区建立一套僧官制度，僧官分教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喇嘛等，每级依受封者的身份、地位进行分封。如明成祖即位的当年，即派侯显前往乌思藏迎请噶玛噶举派的第五世噶玛巴活佛，后封其为“大宝法王”。1406年，明成祖又遣使入藏封乌思藏帕竹第五任第悉扎巴坚赞为“阐化王”。明封八王中的两大法王、五大教王都是永乐时期封授的。此外，明成祖依僧官制度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由此明朝对藏区的各政教势力由上至下各级首领的分封基本完成。但明朝并未在乌思藏等地区驻军。亦有学者通过对比元朝对于西藏的实际管辖，认为明朝上面这些对藏人名义上的封授并不能被认为拥有在西藏的实际政治权力[160]。《剑桥中国明代史》亦指出：“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西藏人都未觉得他们是明朝廷臣民。另外，他们无须中国（明朝）居中调解而维持着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关系。”[161]
东北边疆，永乐七年（1409年）在女真地区，设立奴儿干都司。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派邢枢等传谕奴儿干，正式招抚诸部，扩大明朝东疆。永乐二年（1404年），置奴儿干等卫所，其后在当地相继建卫所达一百三十余。永乐七年（1409年）明政府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奴儿干地区的所有军事建制机构。永乐九年（1411年）正式开始行政管辖权。都司的主要官员初为派驻数年而轮调的流官，后为当地部落领袖所世袭。明成祖为了安抚东北女真各部，在归附的海西女真（位于松花江上游）与建州女真（位于松花江、牡丹江之间）设置卫所，并派宦官亦失哈安抚位于黑龙江下游的野人女真。亦失哈并于1413年视察了库页岛，宣示了明朝对此地的主权[162]。在奴儿干都司官衙所在地附近建有永宁寺，立有永宁寺碑，清代曹廷杰于1885年曾拓回碑文。同时，明成祖撤去大宁都司，将宁王朱权内迁南昌，授予兀良哈蒙古的朵颜、泰宁和福余三个卫所自治权，但不允许三卫蒙古人南迁到大宁地区驻牧。明成祖还于1406年和1422年对兀良哈蒙古进行镇压，以维持这一地区的稳定[163]。
辖区内主要居民为蒙古、女真、吉里迷（尼夫赫人）、苦夷（阿伊努人）、达斡尔等族人民，分置卫所，以各族首领为各卫所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职，给予印信。据《明史》记载，奴儿干都司有卫三百八十四，所二十四，站七，地面七，寨一。都司治所奴儿干城（元朝征东元帅府旧地，今俄罗斯尼古拉耶夫斯克特林），在黑龙江下游东岸，下距黑龙江口约两百公里，上距吉林船厂约两千五百公里。明宣宗即位后，奴儿干都司于宣德九年（1434年）正式废弃，共持续25年。
西北边疆，永乐四年（1406年）设立哈密卫。此前，察合台的后裔肃王兀纳失里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开始向明朝纳贡，被明太祖封为哈密国王。其子脱脱向明成祖朝贡，永乐四年（1406年）三月，明成祖宣布设立哈密卫，以其头目马哈麻火者等为指挥、千百户等官，又以周安为忠顺王长史，刘行为纪善，辅导。之后，哈密国成为设有明朝羁縻卫所的王国，忠顺王是哈密国王，哈密卫指挥使掌握哈密兵权，另有汉人长史。
同时，明成祖还多次派遣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陈诚、中官李达等官员出使西域[164][165]。随后西域的帖木儿帝国、吐鲁番、失剌斯、俺都准、火州也与明朝多次互派使者往来[166]，加强了政治、驻军和贸易往来，全国统一形势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明成祖很重视河工，永乐九年（1411年）朱棣于疏浚会通河为保证北京粮食与各项物资的需要。朱棣命开漕运。漕运在元朝至元年间即有，然而却因会通河一段水浅而无法大量载运物资，于是元朝均以海运为主。明朝初期，传饷辽东、北平的途径也均以海运为主[167]。洪武二十四年，黄河在原武绝口，会通河于是被淤。
永乐年间，明成祖迁都北京，采用河路、海路并运。当时海运危险且多有损失；而河运却经过淮河转沙河，然后经过黄河进入卫河，于此转入北京，陆运须经过八个卫所，劳民伤财。济宁州同知潘叔正上疏建议浚通会通河，使得元朝运河恢复。于是，朱棣命宋礼、刑部侍郎金纯、都督周长前往治理。会通河首要问题为水源不足，宋礼采用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修筑埋城与戴村坝，横截汶水向南，经河面最高端南旺分水，流入运河，且使黄河不会影响漕运。同年八月还京，论首功，受上赏[168]。
次年，因御史许堪进言卫河水患，朱棣再命宋礼前往治理。宋礼在魏家湾分支黄河，泄水入土河，于是从德州西北开一支支流，到海丰、大沽流入大海[169]。此时，宋礼以海运损失巨大、劳民伤财，上言请求停止海运，而恰逢平江伯陈瑄治理长江、淮河等告竣。于是河运从此昌盛，可运大型物资。永乐十三年，朱棣遂终止海运[170]。
永乐十三年（1415年）凿清江浦，使大运河重新畅通，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永乐年间，明成祖还派派夏原吉治水江南，疏浚吴淞。
永乐大典
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边疆稳定的局面下，为整理知识，明成祖令解缙等人修书。编撰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召集一百四十七人，首次成书于永乐二年（1404年），初名《文献集成》；明成祖过目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不甚满意。永乐三年（1405年）再命姚广孝、郑赐、刘季篪、解缙等人重修，这次动用编写人员朝野上下共二千一百六十九人[171]，启用了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永乐五年（1407年）定稿进呈，明成祖看了十分满意，亲自为序，并命名为《永乐大典》，清抄至永乐六年（1408年）冬天才正式成书。
《永乐大典》由解缙、太子少傅姚广孝和礼部尚书郑赐监修，组织上设监修、总裁、副总裁、都总裁等职，负责各方面工作。监修：解缙、姚广孝、郑赐；总裁：副总裁：蒋用文、赵同友；都总裁：陈济。
《永乐大典》修书过程对所收录的书籍没有做任何修改，采用兼收并取的方式，保持了书籍原始的内容。明成祖修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在三年时间内即告完成。《永乐大典》有22877卷，其中凡例、目录60卷，全书分装为11095册，引书达七八千种，字数约有三亿七千多万，且未有任何删节，这是清朝《四库全书》无法相提并论的。但成祖并未将《永乐大典》复写刊刻，而决定只制作一份抄本，并于1409年完成[172]。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原书只有一部，现今存世的都是嘉靖年间的抄本。
郑和七下西洋
15世纪初，朝鲜所制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显示郑和时代的明朝及其藩属国的世界观。
明成祖时期，为了开展对外交流，扩大明朝的影响，同时确立自己即位的正统性，从永乐三年起，朱棣派三宝太监郑和（初名马三宝）率领船队六次出使西洋（第七次在明宣宗宣德年间），所历三十余国，成为明初盛事。永乐时派使臣来朝者亦达三十余国。浡泥王和苏禄东王亲自率使臣来中国，不幸病故，分别葬于南京（浡泥国王墓）和德州（苏禄国王墓）。
永乐三年六月十五（1405年7月11日）明成祖命郑和为正使，王景弘为副使率士兵二万八千余人出使西洋，造长44丈广18丈大船62艘，从苏州刘家河泛海到福建，再由福建五虎门杨帆，先到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地区），后向爪哇方向南航，次年6月30日在爪哇三宝垄登陆，进行贸易。时西爪哇与东爪哇内战，西爪哇灭东爪哇，西爪哇兵杀郑和士兵170人，西王畏惧，献黄金6万两，补偿郑和死难士兵[173]。随后到三佛齐旧港，时旧港广东侨领施进卿来报，海盗陈祖义凶横[174]，郑和兴兵剿灭贼党五千多人，烧贼船十艘，获贼船五艘，生擒海盗陈祖义等三贼首[175]。郑和船队后到过苏门答腊、满刺加、锡兰、古里等国家。在古里赐其王国王诰命银印，并起建碑亭，立石碑“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嗥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176]。
永乐五年九月初二（1407年10月2日），郑和回国，押陈祖义等献上，陈祖义等被问斩[177]。施进卿被封为旧港宣慰使[178]。旧港擒贼有功将士获赏：指挥官钞一百锭，彩币四表里，千户钞八十锭，彩币三表里，百户钞六十锭，彩币二表里；医士，番火长钞五十锭，彩币一表里，锦布三匹[179]。
永乐六年正月，明成祖命工部造宝船四十八艘。永乐六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180]，命太监郑和、王景弘，王贵通等[181]出使古里，满剌加，苏门答剌，阿鲁，加异勒，爪哇，暹罗，占城，柯枝，阿拔把丹，小柯兰，南巫里，甘巴里等国，赐其国王锦绮纱罗[182]，永乐七年夏（1409年）回国。第二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000人。
永乐十二年（1414年），儒林郎翰林院修撰沈度作《瑞应麒麟图》，描绘1414年郑和下西洋时榜葛剌国进贡的麒麟。
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明成祖命正使太监郑和、副使王景弘、候显率领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驶海舶四十八艘，从太仓浏家港启航，敕使占城，宾童龙，真腊，暹罗，假里马丁，交阑山，爪哇，重迦罗，吉里闷地，古里，满剌加，彭亨，东西竺，龙牙迦邈，淡洋，苏门答剌，花面，龙涎屿，翠兰屿，阿鲁，锡兰，小葛兰，柯枝，榜葛剌，不剌哇，竹步，木骨都束，苏禄等国[183]。费信、马欢等人会同前往。满剌加当时是暹罗属国，正使郑和奉帝命招敕，赐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域为满剌加国，暹罗不敢扰[184]。满剌加九洲山盛产沉香，黄熟香；太监郑和等差官兵入山采香，得直径八九尺，长八九丈的标本6株[185]。永乐七年，皇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捧诏敕金银供器等到锡兰山寺布施，并建立《布施锡兰山佛寺碑》[186]此碑现存于科伦坡博物馆。郑和访问锡兰山国时，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被郑和觉察，离开锡兰山前往他国。回程时再次访问锡兰山国，亚烈苦奈儿诱骗郑和到国中，发兵五万围攻郑和船队，又伐木阻断郑和归路。郑和趁贼兵倾巢而出，国中空虚，带领随从二千官兵，取小道出其不意突袭亚烈苦奈儿王城，破城而入，生擒亚烈苦奈儿并家属。
永乐九年六月十六（1411年7月6日），郑和回国献亚烈苦奈儿与永乐帝，朝臣齐奏诛杀，永乐帝怜悯亚烈苦奈儿无知，释放亚烈苦奈儿和妻子，给予衣食，命礼部商议，选其国人中贤者为王[187]。选贤者邪把乃耶，遣使赍引，诰封为锡兰山国王，并遣返亚烈苦奈儿。永乐九年（1411年）满剌加国王拜里米苏剌，率领妻子陪臣540多人来朝，朝廷赐海船回国守卫疆土[188]。从此“海外诸番，益服天子威德”[189]。八月，礼部、兵部议奏，对锡兰战役有功将士754人，按奇功，奇功次等，头功，头功次等，各有升职，并赏赐钞银，彩币锦布等[190]。
永乐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明成祖命正使太监郑和，副使王景弘等奉命统军二万七千余人，驾海舶四十[191]，出使满剌加，爪哇，占城，苏门答剌，柯枝，古里，南渤里，彭亨，吉兰丹，加异勒，勿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等国[192]。郑和使团中包括官员868人，兵26800人，指挥93人，都指挥2人，书手140人，百户430人，户部郎中1人，阴阳官1人，教谕1人，舍人2人，医官医士180人，正使太监7人，监丞5人，少监10人，内官内使53人[193]其中包括翻译官马欢，陕西西安羊市大街清真寺掌教哈三，指挥唐敬，王衡，林子宣，胡俊，哈同等[194]。郑和先到占城，奉帝命赐占城王冠带[195]。1413年郑和船队到苏门答剌，当时伪王苏干剌窃国，郑和奉帝命统率官兵追剿，生擒苏干剌送京伏诛。[196]1413年郑和舰队在三宝垄停留一个月整休，郑和费信常在当地华人回教堂祈祷。郑和命哈芝黄达京掌管占婆华人回教徒[197]。首次绕过阿拉伯半岛，航行东非麻林迪（肯尼亚），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国。同年11月，麻林迪特使来中国进献“麒麟”（即长颈鹿）。
永乐十五年五月十五日（1417年6月）总兵太监郑和受明成祖命，在泉州回教先贤墓行香，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198]，永乐十五年五月（1417年6月）出发，护送古里、爪哇、满剌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喃渤里、卜剌哇、苏门答剌、麻林、剌撒、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各国使者及旧港宣慰使归国。随行有僧人慧信，将领朱真、唐敬等[199]。郑和奉命在柯枝诏赐国王印诰，封国中大山为镇国山，并立碑铭文[200]。忽鲁谟斯进贡狮子，金钱豹，西马；阿丹国进贡麒麟，祖法尔进贡长角马，木骨都束进贡花福鹿、狮子；卜剌哇进贡千里骆驼、鸵鸡；爪哇、古里进贡麾里羔兽[201]。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1419年8月8日）回国。
宋末泉州市舶司提举蒲寿庚之侄蒲日和，也与太监郑和，奉敕往西洋寻玉玺，有功，加封泉州卫镇抚[202]。
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郑和奉明成祖命出发，往榜葛剌（孟加拉），史载“于镇东洋中，官舟遭大风，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毕，……风恬浪静”，中道返回，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1422年9月2日）回国。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炽即位，以经济空虚，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动。
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1424年8月12日），明成祖去世，太子朱高炽即位，改元洪熙，是为明仁宗，于洪熙元年五月辛巳（1425年5月29日）去世，太子朱瞻基即位，改元宣德，是为明宣宗。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1430年1月），郑和奉明宣宗命率领二万七千余官兵，驾驶宝船61艘，从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启航，进行了第七次下西洋。开始返航后，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遗体埋葬于古里[203]，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
南征安南
明太祖朱元璋为与邻近国家保持长久的和睦关系，便在其所主编的《皇明祖训》中开列十五个“不征诸夷国名”，以警戒后世子孙切勿“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越南（安南国）便是其中之一。[204]1400年，安南陈朝权臣胡季犛篡位，建立胡朝，改国号为“大虞”。不久后自称太上皇，由儿子胡汉苍即皇帝位。由于前朝陈氏原是向明朝称臣，世世受明册封，凭着篡夺得国的胡氏为免惹起明朝猜疑，便于1403年农历四月丁未（西历4月21日[205]）遣使赴明，向刚起兵夺位的明成祖声称陈氏“宗嗣继绝，支庶沦灭，无可绍承。臣，陈氏之甥，为众所推”[206]，欲借此声称自己具有统治资格，要求明朝册封。明成祖派杨渤到越南观察后，当地陪臣耆老跟随他向成祖上奏称“众人诚心推权理国事”[207]，明廷一时再没有怀疑的理由，便封胡汉苍为“安南国王”。[208]
1404年农历八月乙亥（西历9月10日[205]），陈朝遗臣裴伯耆到明廷，控诉胡季犛父子“弑主篡位，屠害忠臣”，要求明朝出兵“擒灭此贼，荡除奸凶，复立陈氏子孙”[209] 八月丁酉日（西历10月2日[205]），有一位自称陈氏子孙，名叫陈天平的人（越南史籍写作“陈添平”，《大越史记全书》称他的身份本是“陈元辉家奴阮康”[210]），从老挝入明，亦向明帝诉说胡氏篡位的经过，要求恢复陈氏统治。[211] 其后，明成祖当着胡朝的来使面前，安排陈天平与他们会见，使一众来使都错愕下拜，甚至涕泣，适值裴伯耆在场，向来使责以大义，场面紧张。[212] 明廷于是对越南政局多所干涉，派员查核实情，胡朝明白势不得已，唯有承认责任，要求“迎归天平”。[213]
另外，明越两国又因领土问题出现外交风波。1405年，广西省思明府土官及云南省宁远州土官向明廷控诉，辖境猛慢、禄州等地被越南所占。为此，明廷于该年农历二月，遣使责难胡朝，要求取得禄州，胡朝便被迫将古楼等五十九村交给明朝政府。[214]
胡朝虽然愿意息事宁人，但两国关系仍然紧张。其后，胡朝所派到明廷的使节，都遭扣留，不许回国。明廷又派员入越，查探山川道路险要之地，以为日后南征的准备。[215] 另外，胡朝的南邻占城，曾于1404年遣使入明，声称遭到胡氏“攻扰地方，杀掠人畜”，并进一步“请吏治之”，[216] 这亦引起了明廷的注意。
不过，明成祖仍未敢轻言出兵。1405年年底，云南将领沐晟建议出兵，却遭明成祖反驳说：“尔又言欲发兵向安南。朕方以布恩信，怀远人为务。胡虽扰我边境，令已遣人诘问，若能摅诚顺命，则亦当弘包荒之量。”[217] 至于陈天平的处置，明廷则决定送归越南，并要求越人“以君事之”，奉为国主。[218] 越南方面，胡朝有感于对明关系紧张，亦积极防备，重编军制，在多邦城（陈仲金说位于山西省先丰县古法社）加强防守，于各个河海要处装插木桩陷阱，整顿军库，招募人民有巧艺者入伍。但胡朝君臣对明主战或主和，意见分歧甚大，有官员认为只好“从他（明朝）所好，以缓师可也”，左相国胡元澄则认为只决定于“民心之从违耳”，对明作战并无十足把握。[219]
明军南下
1406年，明朝派镇守广西都督佥事黄中领五千士兵（《大越史记全书》称领兵十万），护送陈朝王孙陈天平（陈添平）回越南（《明实录》把事件列在该年农历三月丙午，即西历4月4日；《大越史记全书》则列入农历四月八日，即西历4月26日[205]）。当进入越南境内的支棱隘时，遇上胡军截击，明军不敌，陈天平及部分士兵被俘。陈天平经胡朝审讯后，被“处陵迟罪”。明成祖得悉后大怒，便“决意兴师”。[220]
同年年中，明成祖派总兵官朱能加封“征夷大将军”，配印信。后来在行军时病卒，由副将张辅代替）、左副将军沐晟、右副将军张辅、左参将李彬、右参将陈旭等领兵[221]（《大越史记全书》称共有八十万人，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认为可能有夸大[222]），分兵两路，开进越南的白鹤江会师，一边向越南腹地步步推进，一边发出檄文向越人呼吁胡季犛父子的行为是“肆逞凶暴，虐于一国”，并列出胡氏“两弑前安南国王以据其国”、“贼杀陈氏子孙宗族殆尽”、“淫刑峻法，暴杀无辜，重敛烦征，剥削不已”等二十款大罪，又称明军的到来是“吊尔民之困苦，复陈氏之宗祀”[223]，以使民心动摇。果然，不少越人“厌胡氏苛政，罔有战心”，有助明军前进更为顺利。农历十二月丙申十一日（西历1407年1月19日[205]），胡军的主力退守多邦城，明军亦看准该城位于河边，有较大面积的沙滩可供抢滩，于是分兵进攻，成功以火铳击退胡军象兵。其后，明军攻入越南的重要城市东都昇龙，并大肆掠夺，“掳掠女子玉帛，会计粮储，分官办事，招集流民。为久居计，多阉割童男，及收各处铜钱，驿送金陵”。[224]
明朝攻占安南
1407年年初，明军攻破昇龙后，向胡朝的首都清化继续前进，胡氏皇子胡元澄领军退守黄江（在今越南河南省的一段红河），与胡季犛、胡汉苍会合。明将沐晟则进驻木凡江（在今越南河内市，与黄江相接）预备出击。农历二月，沐晟沿江两岸击败胡元澄军，追击至闷海口（在今越南南定省），因军中爆发疾疫，明军移师到咸子关立塞备战。农历三月，胡军集合水步大军七万，号称二十一万，与明军爆发咸子关之战。结果胡军溃败，大批兵士溺毙于该处河流，无数船只及军粮沉没，胡氏父子败逃，最终在农历五月十一日（西历6月16日[205]）在奇罗海口（在今越南河静省奇英县）被明军俘获，胡朝灭亡，领土被明朝占领。据当时的统计，越南土地人口物产资料为：府州四十八、县一百六十八、户三百一十二万九千五百、象一百一十二、马四百二十、牛三万五千七百五十、船八千八百六十五。[225]（※此一统计数字，按《明实录》记载的1408年农历六月的计算，则是“安抚人民三百一十二万有奇；获蛮人二百八万七千五百有奇，粮储一千三百六十万石，象、马、牛共二十三万五千九百余只，船八千六百七十七艘，军器二百五十三万九千八百五十二件。”[226]）
明朝设立交趾布政司
胡朝亡后，明成祖在农历六月癸未朔（西历7月5日[205]）下诏，声称这次军事行动是为了越南原本的陈氏王室着想，“期伐罪（指胡朝）以吊民，将兴灭而继绝”，并打算对“久染夷俗”的越人“设官兼治，教以中国礼法”，以达致“广施一视之仁，永乐太平之治”。明廷又以陈朝子孙被胡氏杀戮殆尽，无可继承，于是在越南设置交址都指挥使司、交址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及交址等处提刑按察使司等官署，将之直接管辖。[227]
安南内属后，安南人民不断进行反抗，明军多次进行镇压。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去世，太子朱高炽明仁宗即位，次年明仁宗去世，太子朱瞻基即位，是为明宣宗。宣宗考虑到“数年以来，一方不靖，屡勤王师”，[228] 便允许撤兵。黎利得胜后，就发布阮廌所起草的《平吴大诰》，称他自己的抗明斗争是“仁义之举，要在安民，吊伐之师，莫先去暴”；提出中越两国是“山川之封域既殊，南北之风俗亦异”，因而有必要脱离明朝统治，自行建国，于是建立后黎朝。[229]
其后，1431年农历正月五日（西历2月12日），明封黎利为安南国王，从此朝贡不绝。[230]
五次亲征漠北
为了稳定北方边境，对付蒙古势力。永乐七年（1409年），明成祖朱棣派淇国公丘福率十万大军征讨鞑靼，由于轻敌，孤军深入，中埋伏，全军覆没。为消除边患，明成祖决心亲征。明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明成祖调集50万大军。五月八日，明军行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朱棣将之更名为“饮马河”）流域，询得鞑靼可汗本雅失里率军向西逃往瓦剌部，丞相阿鲁台则向东逃。朱棣亲率将士向西追击本雅失里，五月十三日，明军在斡难河（位于今蒙俄边境）大败本雅失里。[231]朱棣打败本雅失里后，挥师向东攻击阿鲁台，双方在今蒙俄边境之斡难河东北方向交战，明军杀敌无数，阿鲁台坠马逃遁。此时天气炎热，缺水，且粮草不济，朱棣下令班师。鞑靼部经过明军的这次打击，臣服了明朝，当年向明成祖进贡马匹。成祖亦给予优厚的赏赐，其部臣阿鲁台接受了成祖给他“和宁王”的封号。
明军在永乐八年（1410年）第一次出征鞑靼后，瓦剌部趁机迅速发展壮大，1413年，瓦剌军进驻胪朐河（今克鲁伦河），窥视中原。明成祖决心再次亲征，调集兵力，筹集粮饷。永乐十二年（1414年）二月，明军从北京出发，六月初三，明军在三峡口（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击败了瓦剌部的一股游兵，杀敌数十骑；初七日，明军行至勿兰忽失温（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瓦剌军3万之众，依托山势，分三路阻抗，朱棣派骑兵冲击，引诱敌兵离开山势，遂命柳升发炮轰击，自己亦亲率铁骑杀入敌阵，瓦剌军败退，朱棣乘势追击，兵分几路夹击瓦剌军的所扑，杀敌数千，瓦剌军纷纷败逃。此役，瓦剌受到了重创，此后多年不敢犯边，同时，明军也伤亡惨重。
瓦剌被明成祖打败，鞑靼趁此机会经过几年的发展，势力日益强盛起来，从而改变对明朝的依附政策，并侮辱或拘留没明朝派去的使节，还时常对明朝边境进行骚扰的劫掠。永乐十九年（1421年）冬初，鞑靼围攻明朝北方重镇兴和，杀死了明军指挥官王祥，对此，朱棣决定第三次亲征漠北。永乐二十年（1422年）三月，明成祖率军从北京出发，出击鞑靼。其主力部队至宣府（今河北宣化区）东南的鸡鸣山时，鞑靼首领阿鲁台得知明军来袭，乘夜逃离兴和，避而不战。七月，明军到达煞胡原，俘获鞑靼的部属，得知阿鲁台已逃走，朱棣下令停止追击。明军在回师途中，击败兀良哈部，九月，回师北京。明成祖第三次出击漠北，虽对鞑靼部有一定的打击，但成效不大，并没彻底解决盘据漠北的蒙古三个部落对明朝边境的滋扰。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鞑靼首领阿鲁台再次率部滋扰明朝边境，明成祖闻悉后决定再次亲征。明军八月初出征，九月上旬，明军到达沙城（今河北张北以北）时，阿鲁台的部下阿失贴木儿率部投降明军，并得知阿鲁台被瓦剌打败，其部已溃散，明军暂时驻扎不前；十月，明军继续北上，在黄河以北击败鞑靼西部的军队，鞑靼王子也先土干率部众来降明，明成祖朱棣随即封也先土干为忠勇王，十一月，明军班师回京。
永乐时全国形势相对缓和，但由于国家支出过大，赋役征派繁重，使有些地区发生了农民流亡与起义，十八年山东发生的唐赛儿起义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支。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至七月，明军对蒙古鞑靼部的作战。是年正月，鞑靼部首领阿鲁台率军进犯明山西大同、开平（今内蒙古正兰旗东北）等地。明成祖朱棣遂调集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5都司之兵于京师（今北京）和宣府（今河北宣化）待命。四月三日，以安远侯柳升、遂安伯陈英为中军；武安侯郑亨、保定侯盂瑛为左哨，阳武侯薛禄、新宁伯谭忠为右哨；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为左掖，成山侯王通、兴安伯徐亨为右掖；宁阳侯陈懋、忠勇王金忠（又名也先土干）为前锋，出兵北征。出征前户部尚书夏元吉以国库虚耗，曾劝他勿起战事，但他不听，反系之大狱。二十五日，进至隰宁（今河北沽源南），获悉阿鲁台逃往答兰纳木儿河（今蒙古境内之哈剌哈河下游），明成祖令全军急速追击。六月十七日，进至答兰纳木儿河，周围300余里不见阿鲁台部踪影，遂下令班师。
朝政
内阁大臣
明成祖为填补太祖废除丞相后导致六部之首的空缺，但又希望强化皇权，他设立内阁，内阁大学士计有解缙、黄淮、胡广、杨荣、金幼孜、杨士奇、胡俨。明成祖时期涌现许多著名大臣，包括蹇义、郁新、刘观、郑赐、宋礼、金纯、夏原吉、吕震、金忠、沐春、沐晟、沐昂、张辅。
明成祖任用酷吏强化自己的统治，著名的包括陈瑛和纪纲。
明成祖时期的著名太监包括：郑和：三宝太监七下西洋；王景弘：郑和的副手；侯显：有才辨，强力敢任，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亦失哈：巩固北方边防，晚年研究改造武器，如改造步枪（装枪头-为安装刺刀的先驱）；王彦：原名王狗儿，尚宝监太监；昌盛：神宫监太监，贵州人。历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
去世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明成祖率领北征大军班师返京。七月十五日，明成祖病重。十六日，行至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昏迷不醒。十八日，明成祖朱棣崩逝于榆木川（今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享寿六十四岁，在位二十二年。遗诏传位皇太子。大学士杨荣、太监马去等秘不发丧，暗中派御马监少监海寿秘密回京，“奉遗命，驰讣皇太子”[232]。太子朱高炽立即派皇太孙前往虎帐。八月十一日，皇太孙到达军营后，始发布帝崩消息。太子朱高炽即位，宣布次年改元洪熙，是为明仁宗。明成祖驾崩后，殉葬的有30余位宫女，其中包括成祖的16位嫔妃[233]。
明成祖驾崩后，谥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太宗，十二月十九日，明成祖与仁孝文皇后徐氏合葬于长陵。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明世宗朱厚熜改谥明成祖为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改上庙号为成祖。[234]
评价
《明史·成祖本纪》中评价明成祖：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然而革除之际，倒行逆施，惭德亦曷可掩哉。[235]
蔡石山在其著作《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的开篇评价明成祖“明朝的永乐皇帝，驾崩于1424年8月12日，自从1402年7月17日登极以来——近乎八千零六十二天的在位期间——而且所有的证据也显示，他从未浪费过一天”[236]。在书末，他再次评价明成祖“毋庸置疑，永乐有过多的自我，而且拥有很多的美德：他是自信、直率的，能够甄别和牢记有很强能力之人的贡献，而且保护依靠他的那些人，尤其是他的家人。不过，他也有黑暗面，特征就是不必要又未经思考的侵犯性，而这类侵犯性经常产生了暴虐和消耗”[237]。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庄宪大王实录》中评价明成祖“使臣言："前后选献韩氏等女，皆殉大行皇帝。"先是，贾人子吕氏入皇帝宫中，与本国吕氏以同姓，欲结好，吕氏不从，贾吕蓄憾。及权妃卒，诬告吕氏点毒药于茶进之，帝怒，诛吕氏及宫人宦官数百余人。 后贾吕与宫人鱼氏私宦者，帝颇觉，然宠二人不发，二人自惧缢死。 帝怒，事起贾吕，鞫贾吕侍婢，皆诬服云："欲行弑逆。" 凡连坐者二千八百人，皆亲临剐之，或有面诟帝曰："自家阳衰，故私年少寺人，何咎之有?" 后帝命画工图，贾吕与小宦相抱之状，欲令后世见之，然思鱼氏不置，令藏于寿陵之侧。 及仁宗即位，掘弃之。 乱之初起，本国任氏、郑氏自经而死，黄氏、李氏被鞫处斩。 黄氏援引他人甚多，李氏曰："等死耳，何引他人为? 我当独死。" 终不诬一人而死。 于是，本国诸女皆被诛，独崔氏曾在南京，帝召宫女之在南京者，崔氏以病未至，及乱作，杀宫人殆尽，以后至获免。 韩氏当乱，幽闭空室，不给飮食者累日，守门宦者哀之，或时置食于门内，故得不死。 然其从婢皆逮死，乳媪金黑亦系狱，事定乃特赦之。 初，黄氏之未赴京也，兄夫金德章坐于所在房窗外，黄俨见之大怒，责之，及其入朝，在道得腹痛之疾，医用诸药，皆无效，思食汁菹。 俨问元闵生曰："此何物耶?" 闵生备言沈造之方，俨变色曰："欲食人肉，吾可割股而进，如此草地，何得此物?" 黄氏腹痛不已，每夜使从婢以手磨动其腹，到一夜小便时，阴出一物，大如茄子许，皮裹肉块也。 婢弃诸厕中，一行众婢，皆知而喧说。 又黄氏婢潜说："初出行也，德章赠一木梳。" 钦差皆不知之。 帝以黄氏非处女诘之，乃云："曾与姐夫金德章、邻人皂隶通焉。" 帝怒，将责本国，敕已成，有宫人杨氏者方宠，知之，语韩氏其故，韩氏泣乞哀于帝曰："黄氏在家私人，岂我王之所知也?" 帝感悟，遂命韩氏罚之，韩氏乃批黄氏之颊。 明年戊戌，钦差善才谓我太宗曰："黄氏性险无温色，正类负债之女。" 岁癸卯，钦差海寿谓上曰："黄氏行路之时，腹痛至甚，吾等见则以鄕言言腹痛，必惭而入内。" 及帝之崩，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当死之日，皆饷之于庭。 饷辍，俱引升堂，哭声震殿阁。 堂上置木小床，使立其上，挂绳围于其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经而死。 韩氏临死，顾谓金黑曰："娘吾去! 娘吾去!" 语未竟，旁有宦者去床，乃与崔氏俱死。 诸死者之初升堂也，仁宗亲入辞诀，韩氏泣谓仁宗曰："吾母年老，愿归本国。" 仁宗许之丁宁，及韩氏既死，仁宗欲送还金黑，宫中诸女秀才曰："近日鱼、吕之乱，旷古所无。 朝鲜国大君贤，中国亚匹也。 且古书有之，初佛之排布诸国也，朝鲜几为中华，以一小故，不得为中华。 又辽东以东，前世属朝鲜，今若得之，中国不得抗衡必矣。 如此之乱，不可使知之。" 仁宗召尹凤问曰："欲还金黑，恐泄近日事也，如何？ 凤曰："人各有心，奴何敢知之?" 遂不送金黑，特封为恭人。 初，帝宠王氏，欲立以为后，及王氏薨，帝甚痛悼，遂病风丧心，自后处事错谬，用刑惨酷。 鱼、吕之乱方殷，雷震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俱烬。 宫中皆喜以为："帝必惧天变，止诛戮。" 帝不以为戒，恣行诛戮，无异平日。 后尹凤奉使而来，粗传梗槪，金黑之还，乃得其详。”[238]
毛泽东：“《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239]
家族
关于其生母的争议
《明史》记载朱元璋前五个儿子、第二女和第四女[240]都是马皇后所生。根据《明实录》第四子明太宗（即明成祖）生于至正二十年4月17日，第五子周定王生于至正二十一年7月9日。马皇后这种过于频繁的生育情况历来都被怀疑，认为五位皇子并非是马皇后所生。而且明人早就指出“或曰高皇后无子”[241]。根据朝鲜使臣权近《奉使录》记载，朱棣的生母不是马皇后[242]。
《南京太常志》：“孝陵神位，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右一位妃，生成祖文皇帝，孙贵妃生周王。”但李淑妃的父亲李杰投奔朱元璋时，才二十六岁，同时，朱标已在前一年出生。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三沈元华条：“奉先庙制（南京太庙奉先殿）高后南面，诸妃尽东列，西序惟?妃一人，具载南京太常寺志。善高后从未怀妊，岂惟长陵，即懿文太子亦非后生也。”李清《三垣笔记》：“南太常志载成祖为?妃所生，讶之。钱宗伯谦益有博学名，问之，亦不能决，以志言东侧列妃嫔二十余，西侧止一?妃。因启寝殿验之，入视果然，乃信。”
靖难后朱棣自称是孝慈高皇后所生的嫡子。但谈迁、朱彝尊、傅斯年、吴晗考证其生母为高丽人妃[243][244][245]。另一个证据是明成祖建南京大报恩寺中对妃的供奉，中国古建筑专家潘谷西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元明卷》（第四卷）就持有这种观点。
但是妃到中国的时候为1365年春，当时的朱棣已经5岁了（1360年四月十七日出生于应天府吴王宫），所以她不可能是成祖的生母。所谓的明《太常寺志》是被伪造和篡改过的，篡改者是张廷玉，这在民国时期就有人考证过了，吴晗认为张廷玉的取材是明朝政府的内部记录，但也拿不出具体证据，“行历不详，只好阙疑。”[246]。然而明成祖登位后两次下令重修《明太祖实录》从而可以正面角度描写自己，因此实录中朱棣的出生日期有可能被篡改以符合朱棣是马皇后所生(也就是说朱棣是嫡子)这一说法。
刘继庄说明成祖生母是蒙古人，甚至色目人。刘继庄《广阳杂记》，蒙古黄金史：明成祖母为瓮氏，蒙古弘吉剌人，以其为元顺帝妃，故隐其事。“宫中别有庙藏神主，世世祀之，不关宗伯。有司礼监为彭躬菴言之，少时闻燕之故老为此说，今乃信也。”以上都是明人的记载。但考证，徐达、常遇春1368年攻入元大都前，元顺帝早带着后妃北逃元上都，而1360年出生的明成祖此时已经九岁了，1369年常遇春攻破元上都，明成祖已经十岁，所以其生母也不可能是瓮氏。
参考文献
引用
永安公主墓志上为“公主讳玉英 今上皇帝 仁孝皇后之长女也 生洪武十年六月十五日……”
《明通鉴》卷十二：（六月）己酉，燕山百户倪亮上变，告燕官校于谅、周铎等阴事，诏逮至京师，皆戮之。复诏责燕王。王遂称疾笃，佯狂走呼市中，夺酒食，语多妄乱，或卧土壤弥日不甦。张昺、谢贵入问疾，王盛夏围炉播颤曰：“寒甚。”宫中亦杖而行。昺等稍信之，长史葛诚密语之曰：“王本无恙，公等勿懈。”
《明通鉴》卷十二：初，张信之至燕也，与昺等同受密旨，忧惧不知所出。以告母，母大惊曰：“吾闻燕都有王气，王当为天子。汝慎勿妄举，取赤族祸也。”至是又密敕信，使执王，信见事急，三造燕邸，辞不见，乃乘妇人车径至门，固请之。王召入，信拜床下，密以情输王。王犹佯为风疾，不能言，信曰：“殿下毋尔也。臣今奉诏禽王，王果无意，当就执，如有意，幸勿诲臣。”王察其诚，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于是召僧道衍谋举兵。
《明通鉴》卷十二：会昺等部署卫卒及屯田军士，布列城中，一面飞章奏闻。布政司吏李有直窃其草，献之府中，燕王亟呼护卫张玉、朱能等率壮士八百人入卫。
《明通鉴》卷十二：秋，七月，诏至，“逮燕府官属”，于是张昺、谢贵等率诸卫士以兵围府第，……壬申，王称疾愈，御东殿，伏壮士左右及端礼门内，遣人召昺、贵，不至，复遣中使示以所逮姓名，乃至。……一时伏兵尽起，前禽昺、贵，捽葛诚、卢振下殿。王掷杖起曰：“我何病！为若辈奸臣所逼耳。”昺、贵及诚等不屈，皆斩之。
《明太宗实录》卷二：是夜，（张）玉等攻九门，黎明已克其八，惟西直门未下。上令指挥唐云解甲骑马，导从如平时，过西直门，见闘者，呵之曰：“汝众喧哄，欲何为者？谁令尔为此不义，是自取杀身耳。”众闻云言，皆散，乃尽克九门，遂下令安集城中，人民安堵，诸司官吏视事如故。北平都指挥使俞填走居庸关，马瑄走蓟州，宋忠率兵至居庸关，知事不齐，退保怀来，留俞填守居庸。
《皇明祖训·法律》：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
《明太宗实录》卷二：甲戌，通州卫指挥房胜等率众以城来归。
丙子，马宣在蓟州，谋起兵来攻。上遣指挥朱能等攻拔其城，遂生擒马宣。遵化卫指挥蒋玉、密云卫指挥郭亨各以城来归。
己卯，命指挥徐安、钟祥、千户徐祥等讨填，安等攻破其城（居庸关），填走怀来，依宋忠。
甲申，至怀来。……宋忠余众苍黄列阵未成，上麾师渡河，鼓噪直冲其阵，宋忠大败，奔入城。……都指挥庄得单骑遁走，余众悉降，即散遣归原卫。
丙戌，永平守将赵彝、郭亮以城来归。
乙未，……乃作诒卜万书，盛称奖万而极毁诋亨，缄识牢密，召一卒饮之酒，且厚赉之，而置书其衣中，俾归与万。其同获之卒窃窥之，问守者曰：“彼何为者？”守者曰：“遣归通意，故得厚赉。”卒跪曰：“告守者能为我请得偕行，惟命是从，不敢望赉。”守者如所言为请，遂俱遣而不与赉，不得赉者终不平，至即发其事。刘真、陈亨搜卒衣，得与卜万书，遂疑万，执下狱，籍其家。
《明通鉴》卷十二：壬辰，谷王橞闻燕兵破怀来，自宣府奔京师。
《明鉴纲目》卷二：燕兵起，朝廷虑（朱）权与燕合，召权及辽王植归京师。植泛海还，权不至，坐削护卫。
《明太宗实录》卷三：齐泰等虑辽王植、宁王权为上之助，建议悉召还京，惟植至，遂遣敕削权护卫。
《明通鉴》卷十三：陈质者，建文元年宋忠之败，质以参将退守大同，代王欲举兵应燕，质持之不得发。
《明鉴纲目》卷二：棣反书闻。帝告太庙，削棣属籍，废为庶人。诏示天下。以（耿）炳文太祖时宿将，拜征虏大将军。
《明通鉴》卷十二：是月，燕王反书闻。齐泰请削燕属籍，声罪致讨。或难之，泰曰：“明其为贼，敌乃可克。”遂定议伐燕，布告天下。
《明史》卷一百四十二：暴昭，潞州人。……燕兵起，设平燕布政司于真定，昭以尚书掌司事，与铁铉辈悉心经画。
《明通鉴》卷十二：八月，己酉，耿炳文师次真定。
《明通鉴》卷十二：壬子，……，夜半，至雄县，袭其城。（潘）忠援兵不至，前锋麾下九千人皆战没。……命护卫千户谭渊率壮士千余，伏月漾桥水中，……，俟忠等援军已过，即出据桥，王遣兵逆击忠，败之。
《明太宗实录》卷三：上问忠等：“莫州军马几何？”忠云：“尚有战士万余、马九千余匹，今闻臣败必走，急取可得也。”上率精锐百余为前锋，趋鄚州，径薄其营，悉降之，尽获其人马辎重。
《明太宗实录》卷三：壬戌，未至真定二十里，获采樵者，询知炳文军惟备西北，其东南无备。上率三骑先至东门，突入其运粮车中，擒二人问之，其南岸之营果移于北岸，由西门而营，直抵西山。
《明通鉴》卷十二：炳文出城逆战，张玉、谭渊、朱能等率众奋击，王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夹攻，横冲其阵，炳文大败，奔还。朱能与敢死士三十余骑，追奔至滹沱河东。炳文众尚数万，复列阵向能。能奋勇大呼，冲入炳文阵，南军披靡，蹂藉死者甚众，弃甲降者三千余人。
《明太宗实录》卷三：上将轻骑数十，绕出城西，先破其二营。适炳文送使客出，觉之奔还，……炳文出城迎战，张玉、谭渊、朱能、马云等率众奋击之，上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夹击，横透敌阵，炳文大败，急奔入城。军争门，门塞不得入，相蹈藉死者甚众，乃自相斮，然后得入而阖门自守。丘福等杀入子城，门闭乃退。其左副将军驸马都尉李坚领众接战，我骑士薛禄引槊刺坚坠马，挥刀斫之。坚大呼曰：“我李驸马也，勿杀。”禄生擒之，其右副将军都督甯忠、左军都督顾成、都指挥刘遂俱被擒，斩首三万余级，积尸塞城壕，溺死滹沱河者无算，获马二万余匹，俘降数万，尽散遣之，有二千人愿留不归，上从之。
《明太宗实录》卷三：丙寅，攻真定二日未下。上曰：“攻城下策，徒旷时日，钝士气。”遂命班师。
《明通鉴》卷十二：（顾）成遂降，王遣人送北平，辅世子居守。
《明通鉴》卷十二：上闻真定之败，始有忧色，谓黄子澄曰：“柰何！”对曰：“胜败兵家之常，无足虑。”因荐曹国公李景隆可大任，齐泰极言其不可，竟用之。
《明太宗实录》卷四：（九月）戊寅，谍报曹国公乘传至德州，收集耿炳文败亡将卒并调各处军马五十万，进营河间。
《明太宗实录》卷四：上语诸将曰：“李九江（李景隆小名），豢养之子，寡谋而骄矜，色厉而中馁，忌刻而自用，况未尝习兵，见战阵而辄以五十万付之，是自坑之矣。汉高祖大度，知人善任，使英雄为用，不过能将十万，九江何等才，而能将五十万？赵括之败可待矣。”
《明太宗实录》卷四：上笑曰：“兵法有五败，景隆皆蹈之。为将政令不脩，纪律不整，上下异心，死生离志，一也；今北地早寒，南卒裘褐不足，披冒霜雪，手足皲瘃，甚者堕指，又士无赢粮，马无宿槁，二也；不量险易，深入趋利，三也；贪而不治，智信不足，气盈而愎，仁勇俱无，威令不行，三军易挠，四也；部曲喧哗，金鼓无节，好谀喜佞，专任小人，五也。九江五败悉备，保无能为。然吾在此，必不敢至，今须往援永平，彼知我出，必来攻城，回师击之，坚城在前，大军在后，必成擒矣。”
《明太宗实录》卷四：九月戊辰朔，永平守将郭亮驰报：江阴侯吴高、都督耿??等以辽东兵围城。
《明太宗实录》卷四：丙戌，上率师援永平，诸将请曰：“必守卢沟桥，扼李景隆之冲，使不得径至地城下。”上曰：“天寒冰涸，随处可度，守一桥何足拒敌？舍之不守，以骄敌心，使深入受困于坚城之下，此兵法所谓利而诱之者也。”壬辰，吴高等闻上至，仓卒尽弃辎重，走山海。上遣轻骑追之，斩首数千级，俘降亦数千人，尽散遣之。上议攻大宁，……乙未，师行。上谕世子严守备，敌至，慎毋与战。
《明太宗实录》卷四：壬寅，师抵大宁，城中不虞我军骤至，仓卒关门拒守。上引数骑循绕其城，适至西南隅而城崩，上麾勇士先登，众蚁附而上，遂克之，获都指挥房宽，抚绥其众，顷刻而定，城中肃然无扰。遣陈亨家奴并城中将士家属报亨，刘真等引军来援，军士闻家属无恙，皆解甲。时宁王权三护卫为朝廷削夺者尚留城中，至是皆归附，上悉以还宁王。
《明通鉴》卷十二：壬寅，燕师至大宁。王单骑入城，诡言穷蹙求救，执宁王手大恸。宁王信之，为草表谢，请赦其死。居数日，情好甚洽。时北平锐卒伏城外，吏士得稍稍入城，阴结三卫部长及戍卒。己酉，燕王辞去，宁王祖之郊外，伏兵起，拥宁王行，三卫彍骑及诸戍卒一呼毕集。守将朱鉴不能御，力战死，宁府长史石撰不屈死。壬子，燕师南还，宁王同行，宁妃、世子皆从，悉以三卫配北军，大宁城为之一空。
《明太宗实录》卷四：乙卯，我军至会州，命张玉将中军，郑亨、何寿充中军左、右副将；朱能将左军，朱荣、李浚充左军左、右副将；李彬将右军，徐理、孟善充右军左、右副将；徐忠将前军，陈文、吴达充前军左、右副将；房宽将后军，和允中、毛整充后军左、右副将；以大宁归附之众分隶各军。丁巳，师入松亭关。
《明太宗实录》卷五：庚午，师至孤山，讯知李景隆军郑村坝。我逻骑至白河，还言河水流澌，兵不可度，又闻景隆列阵于白河西。是日，大雪初霁。上默祷曰：“天若助予，则河冰合。”是夜，起营。达曙白，河冰已合。于是会师毕度。诸将进贺曰：“同符光武滹沱之瑞，上天祐助之征也。”上曰：“成败亦惟听于天耳。”时景隆遣都督陈晖领骑万余来哨而行道相左，晖探知我军度河，从后追蹑，其众方度，上率精骑还击之，斩首无算，晖余众奔度，河冰忽解，溺死甚众，获马二十余匹，晖仅以身免。
《明太宗实录》卷五：谍报景隆驭军严刻，士卒多蹑履执戟，尽夜立雪中，不得息，冻死及堕指者甚众，临战率不能执兵。上曰：“违天时以自敝，可不劳而胜之。”乃率诸军列阵而进，遥望敌军讙动。上曰：“彼乱而嚣，可击也。”以精骑先进，连破其七营，诸军继之交战，自午至酉，上益张奇兵，左右冲击，大败景隆兵，斩首数万级，降者数万，悉纵遣之。
《明通鉴》卷十二：辛未，战于郑村坝，连破其七营，遂逼景隆。燕将张玉等列阵而进，乘胜抵城下，城中兵亦鼓噪而出，内外夹攻，景隆师溃，宵遁。
《明太宗实录》卷五：是夜，景隆尽弃其辎重，拔众南遁，遂获马二万余匹。诸将请追之，上叹曰：“杀伤多矣，降皆释之，遁者不须追也。况天气冱寒，饥冻而死者亦不少，宜抑止锋锐，勿过伤生。”诸将乃止。
《明太宗实录》卷五：时敌兵违九门者尚未知景隆遁，犹固守不退。癸酉，上率兵攻之，破其四营，其余望风奔遁，所获兵资器仗不可胜计。
《明通鉴》卷十二：翌日，九垒犹固守，燕兵次第破其四垒。余众闻景隆已走，遂弃兵粮，晨夜南奔。景隆退还德州。
《明鉴纲目》卷二：……内外夹攻，诸军皆溃。丧士卒十余万。
《明通鉴》卷十二：乙亥，燕王再上书自理，谓“朝廷所指为不轨之事凡八，皆出齐泰、黄子澄等奸臣所枉，请诛之以告天下。”不报。
《明太宗实录》卷五：先是，上语左右曰：“辽东虽隔山海而数扰永平，当思所以靖之。吴高虽怯而行事差密，杨文粗而无谋，去吴高，则杨文不足虑矣。然非用智不能去之。”遂遣人赍书谕二人，与文书则盛毁辱之，与吴高书则盛称誉之，而故易其函，若误置者。于是二人皆以闻于朝，朝廷果疑吴高，削其爵，徙广西，独命杨文守辽东。由是兵无纪律，人怀疑贰，不敢数出矣。
《明太宗实录》卷五：庚申，师至广昌，守备汤胜等举城降。
《明太宗实录》卷六：二年正月丙寅朔，上至蔚州，……城中恟惧，将王忠、李远等城举降。
《明太宗实录》卷六：我师攻大同，李景隆果来援，引军出紫荆关。上率师由居庸关回，景隆军冻馁死者甚众，堕指者什二三，弃铠伏于道，不可胜计。
《明通鉴》卷十二：乙卯，燕师渡玉马河，营于苏家桥。
《明通鉴》卷十二：己未，遇（平）安兵于河侧，安伏精兵万骑邀击。燕王曰：“平安，竖子耳。往岁从出塞，识我用兵，今当先破之。”及战，安素称骁勇，奋矛直前，都督瞿能父子继之，所向披靡，燕师遂却。。会千户华聚、百户谷允陷阵而入，斩首七级，又执我（南军）都指挥何清。日色已暝，遂收军。是役也，真定之师亦至，合兵六十万，阵列河上，郭英等预藏火器于地中，燕师多死。王从三骑殿后，夜，迷失道，下马伏地视河流，烧稍辨东西，始知营所在，仓猝渡河而北。王还营，令诸军蓐食。
《明太宗实录》卷六：敌藏火器于地，其所谓“一窠蜂”、“揣马丹”者，著入马皆穿，而我军俱无所复。时夜深，各收军还营，上亲殿后，从者惟三骑，迷所营处。上下马，视河流，辨东西，营在上流，遂度河，稍增至七骑。是夜，营白沟河北，令军士秣马蓐食，俟旦毕度。
《明鉴纲目》卷二：明日再战，能及安??燕将房宽阵，败之。
《明太宗实录》卷六：乃令都指挥丘福等以万余骑冲其中坚不动，上以精锐数十突入敌军左掖，杀伤甚众，……于是复进战不已。敌众飞矢如注，上所乘马凡三易三被创，所射矢三服皆尽，乃提剑左右奋击，剑锋缺折不堪击，乃稍却。敌来逼而限以二堤，上复驰马越堤逆之，佯以鞭招后，敌疑有伏，不敢越堤而止，遂相持。
《明通鉴》卷十二：燕王见事急，亲冒矢石，又令大将丘福冲其中坚，不得入，王荡其左，突景隆兵绕出王后，飞矢雨注。王马三创，凡三易，所射矢三服皆尽，乃提剑，剑锋复折，马阻于堤，几为瞿能、平安所及。王亟走登堤，佯举鞭招后骑，景隆疑有伏，不敢进，会高煦救至，乃得免。
《明太宗实录》卷六：壬戌，我军乘胜进取德州。辛未，李景隆闻我军且至，拔德州之众宵遁。癸酉，命陈亨、张信入德州，籍吏民，收府库，得粮储百余万。……李景隆奔济南。（庚辰）诘旦，至济南，李景隆众十余万仓卒布阵未定，……，遂进击之，大败景隆，斩首万余级，获马万七千余匹。景隆单骑遁。
《明鉴纲目》卷二：冬十月，诏李景隆还。赦不诛。御史大夫练子宁、宗人府经历宋征、御史叶希贤并言景隆失律丧师，怀贰心，宜诛。黄子澄亦请正其罪以谢天下。皆不听。子澄拊膺曰：“大事去矣！荐景隆误国，万死不足赎罪！”
《明通鉴》卷十二：燕师遂围济南，铉与庸等乘城守御。王知不可骤克，令射书城中趣降。
《明太宗实录》卷六：辛巳，堤水灌济南城。
《明通鉴》卷十二：铉乃佯令守陴（墙头）者皆哭，撤守具，遣千人出城诈降。王大喜，军中懽呼。铉设计，预悬铁板城门上，伏壮士??堵（瓮城）中，候燕王入，下板击之，又设伏，断城外桥以遏归师。
《明通鉴》卷十二：比王入门中，人呼千岁，铁板下稍急，伤燕王马首。王惊觉，易马而驰。伏发，桥仓猝不可断，王鞭马自桥逸去，愤甚，复设长围攻之。铉随宜守御，燕师持久顿城下者凡三阅月，卒不能下。
《明通鉴》卷十二：六月，上闻济南危急，用齐泰、黄子澄计，遣使赦燕罪以缓其师。己酉，命尚宝丞李得成诣燕师，谕王罢兵。王不听，留之，得成遂附于燕。
《明通鉴》卷十二：秋，七月，都督平安将兵二十万，进次河间之单家桥，谋出御河，断燕饷道。
《明通鉴》卷十二：（八月）戊申，燕师解围去，盛庸、铁铉追击，败之。金兵德州，燕守将陈旭遁，遂复德州。
《明太宗实录》卷七：丙午，下令征辽东。……壬子，密令徐理、陈旭等朱诣直沽，造浮桥济师。丙辰，移师还通州，循河而南。……戊午，我军过直沽。上语诸将曰：“徐凯等所设备，惟青县、长卢而已，塼垛儿、灶儿坡数程皆无水，皆不备，趋此可径至沧州城不？”是夜二更，启行，昼夜三百里，敌两发哨骑皆不相遇。明旦，至监仓，遇敌哨骑数百，尽擒之。食时，至沧州，敌犹未觉，督军士筑城。我军既至城下，始苍黄分，守城垛众皆股栗，不及擐甲。我军四面急攻之，上麾壮士由城之东北角登，逾时拔其城。而先已遣人断敌归路，遂斩首万余级，获马九十余匹，而生擒都督徐凯、程暹、都指挥俞琪、赵浒、胡原、李英、张杰并指挥以下百余人，余众悉降，咸给牒遣。
《明通鉴》卷十二：丙辰，自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昼夜兼行。戊午，师至沧州城下，凯等方四出伐木，昼夜筑城，仓猝收筑具出战。燕师四面攻之，张玉率壮士由城东北隅肉薄而登，庚申，拔之。
《明鉴纲目》卷二：棣自长芦渡河，至德州。
《明太宗实录》卷七：（十一月）甲子。……上虑德州盛庸之众要之，乃率诸军自长芦度河，循河而南至景州，遂至德州，遣人于城下招盛庸，庸坚壁不出。时我军皆已过，上独率数十骑殿后，庸觇知之，遣骑数百来袭后，上返兵击之，杀百余人，生擒千户苏??，余悉降。
《明太宗实录》卷七：壬申，驻军临清。上语诸将曰：“盛庸聚众德州，而仰给御河运粮，若邀其粮，彼乏食，必不得而出，出必虚声蹑我之后，其实欲向南就食。今觇伺其出，还军击之，蔑不破矣。”甲戌，移军馆陶，遣轻骑哨至大名，尽得其粮舟，遂取其粮，焚其舟。我军至馆陶渡河，至冠县，过莘县，遂向东阿、东平，以诱敌众。
《明通鉴》卷十二：乙卯，燕师抵东昌，庸背城而阵，列火器毒弩以待。
《明太宗实录》卷七：乙卯，我师至东昌，盛庸背城而出。
《明通鉴》卷十二：燕王直前薄庸军左翼，不动；复冲中坚，庸开阵纵王入，围之数重。燕将朱能率番骑来救，王乘间突围出。而燕军为火器所伤甚众，大将张玉死于阵。会平安至，与庸合兵。丙辰，又战，复大败之，前后斩馘数万人。燕师遂北奔，庸等趣兵追之，复击杀无算。
《明太宗实录》卷七：丁巳，师至馆陶。时盛庸驰报真定，于是敌众四出，以要我归师。……（三年正月）丙子，师至北平。
《明通鉴》卷十二：王闻张玉败没，痛哭曰：“胜负常事，不足虑；艰难之际，失此良将，殊可悲恨！”
《明太宗实录》卷七：上复曰：“胜负固兵家常事，今胜负亦相当，未至大失，所恨者失张玉耳。艰难之际，丧此良辅，吾至今寝不帖席，食不下咽也。”
《明鉴纲目》卷二：棣耻东昌之败，意殆欲稍休，道衍力趣之。谓棣曰：臣前言师行必克，但费两日；两日者，昌字也，自此全胜矣。
《明太宗实录》卷七：二月庚寅朔。戊戌，命僧修斋，荐阵亡将士，上亲为文祭之。祭毕，上流涕言曰：“奸恶横加毒害于我，尔等悯我无辜，奋力战斗，为我而死，含无穷之冤于地下。每念及之，痛切于心。”遂脱所服袍，焚于前，诸将趋进，亟止之。……乙巳，上率师南出
《明通鉴》卷十二：乙巳，燕师复南下。己酉，次保定。盛庸合诸军二十万驻德州，吴杰、平安出真定。燕王与诸将议所向，丘福等请攻定州，王曰：“野战易，攻城难。今盛庸在德州，吴杰、平安在真定，我若顿兵城下，彼必合势来援。坚城在前，强敌在后，此危道也。今真定距德州二百余里（注：真定即石家庄附近，离德州约四百里，应是记载有误），我军介其中，敌必出迎战，取其一军，余自胆破。”诸将曰：“腹背受敌，奈何？”王曰：“百里之外，势不相及，两军相薄，胜败在呼吸间，虽百步不能相救，况二百里哉！”明日，遂移军东出
《明太宗实录》卷七：（三月）己卯，侦知盛庸军营夹河，遂进师迫之。庚辰，距敌营四十里驻兵。
《明鉴纲目》卷二：棣将轻骑来觇，掠阵过，庸遣千骑追之。
《明朝那些事儿》第一卷：然而朱棣并未接近自己所布阵型，而是从旁掠过，很明显他的目的是侦察。然而此时盛庸终于发现，自己并不能把朱棣怎么样！对付这种侦察骑兵，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他一枪，把他打下马来，然而皇帝陛下的教导始终萦绕在耳边，无论如何是不能开枪或者射箭的，因为那会让仁慈的皇帝陛下担负杀害叔叔的罪名。……他只能派出自己的骑兵去追击对方，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
《明通鉴》卷十二：辛巳，庸军及燕兵遇于夹河。庸结阵甚坚，阵旁火车锐弩齐列。燕王以轻骑掠阵过，庸追却之，乃复以步骑攻其左掖，不能入。燕将谭渊，从中军望见尘起，遽出兵逆击之。都指挥庄得，率众殊死战，遂合庸军，斩渊及其部下董真保于阵。燕王与朱能、张武等，复以劲骑绕出南军背，乘暮掩击，庄得陷阵死，又杀楚智、张皂旗。
《明通鉴》卷十二：是日战酣，杀伤皆相当。
《明鉴纲目》卷二：棣以十余骑偪庸营野宿，及明起视，已在围中。乃从容引马鸣角，穿营而去。庸诸将皆以帝有诏“毋使朕负杀叔父名”，仓卒相顾，愕眙不敢发一矢。
《明通鉴》卷十二：既还营，复严阵约战。谓诸将曰：“昨日谭渊逆击太早，故不能成功。……，两阵相当，将勇者胜，此光武之所以破王寻也。”
《明通鉴》卷十二：壬午，复战。庸军西南，燕军东北。燕王临阵，张奇兵左右冲击，自辰至未，两军互有胜负。会东北风大起，尘埃涨天，两军咫尺不相见，北军乘风大呼，纵左右翼击之，庸军大败，弃兵走。燕师追至滹沱河，践溺死者甚众，其降者王悉纵遣之。庸遂退保德州。
《明鉴纲目》卷二：忽大风东北起，飞埃蔽天，庸军面迎沙砾，咫尺不辨物。棣兵纵左右翼横击，斩首数万。庸大败，走德州。
《明太宗实录》卷七：先是，吴杰等引军出，与盛庸合，未至八十里，闻庸败，复还真定。
《明通鉴》卷十二：闰月，癸巳，上以夹河之败，罢齐泰、黄子澄，谪于外，盖使之募兵也。
《明太宗实录》卷七：是日，军士四出取粮，又令校尉荷担抱婴儿，伪作避兵者，奔入真定城，扬言北军皆出取粮，营中无备。杰等闻而信之，遂出军袭我。
《明通鉴》卷十二：（闰三月）戊戌，遇燕师于藳城。杰等列方阵于西南，燕王谓诸将曰：“方阵四面受敌，岂能取胜！我以精兵攻其一隅，一隅败则其余自溃矣。”乃以军縻其三面，而自率精锐攻东北隅。燕将薛禄，出入敌阵，马蹶，为南军所执，夺敌刀斩数人，复跳而免。王复率骁骑循滹沱河出阵后，杰、安等预藏火器，发大弩射王，矢集王所建旗，势如猬毛，燕师中火器及弩，死伤甚众，竟不及王。
《明通鉴》卷十二：会大风起，发屋拔树，燕军乘之，杰等师大溃。燕王麾兵四向蹙之，斩首六万余级。追奔至真定城下，杰等走入城。
《明太宗实录》卷七：翊日，遣人送旗回北平，谕世子谨藏之，以示后世子孙，使知今日遇祸之难。都督顾成见旗而泣，谓世子曰：“臣少从军，今老矣，多历战斗，未尝见若此也。”
《明通鉴》卷十二：燕师自白沟河至藳城，凡三捷，皆得风助，王以为此天授，非人力也。
《明通鉴》卷十二：己酉，燕师掠顺德。辛亥，掠广平。癸丑，次大名。诸郡县皆望风降燕。
《明通鉴》卷十二：王闻罢齐、黄以为缓兵之计，复上书曰：“比闻奸臣窜逐，臣亦将休兵就藩。而吴杰、平安、盛庸之众，犹聚境上，是奸臣虽出而其计实行，臣不敢奉诏。”
《明太宗实录》卷八：书至，建文君以示方孝孺。孝孺观毕，曰：“我方将怠之，此奏之来正宜。今各处兵已多集，独云南兵来至，燕军久驻大名，暑雨为沴，不战将自困。今调辽东兵攻永平，德州扰北平，根本受敌，彼必归援，我大军蹑其后，有必擒之势矣。今辜遣人报之，往复一二月，吾师必集矣。”建文君善其策，遂命孝孺草诏，宣言欲罢兵。……遂令大理少卿薛嵓赍至军中密散之，以懈我将士心。
《明通鉴》卷十二：嵓至见燕王，王问：“上意云何？”嵓曰：“朝廷言殿下旦释甲，暮即旋师。”王曰：此不可绐三尺儿。嵓惶惧不能对。
《明太宗实录》卷八：五月己丑朔，吴杰、平安、盛庸俱发兵扰我饷道。
《明通鉴》卷十二：己丑，燕王复使指挥武胜诣京师上书，谓：“朝廷已许罢兵，而庸等攻北，绝我粮饷，与诏旨相违，此必有主之者。”上得书，欲竟罢之。孝孺曰：“兵一罢不可复聚，若使彼长驱犯阙，何以御之？”上从其言，乃下武胜于狱。
《明鉴纲目》卷二：帝乃诛胜以绝燕。
《明太宗实录》卷八：辛酉，获其谍者，言武胜等已下狱。上谓诸将曰：“我驻军于此三月，以俟息兵之命。武胜既执，则其志不可转矣，我岂能块然坐此，为人所擒哉？彼军萃德州，资粮皆通徐、沛来，但调轻骑数千邀而毁之，德州无所仰给，必困，纵欲求战，我严师待之，以逸击劳，以饱击饿，有必胜之道，胜之而后求息兵，或冀能从。”诸将皆曰：“善。”遂遣李远等率骑兵六千扰其饷道，上令远军皆易彼甲胄，使遥见不疑，又恐临战相杂难辨，令各插柳枝一握于背为识。……壬申，李远等如上旨，至济甯谷亭沙河，沛县敌望之，皆不觉。我军焚其粮舟数百艘，粮数百万石，军资器械不可胜计，河水尽热，鱼鳖皆浮死，其运粮军士尽散走。京师大震，而德州兵气稍索矣。
《明通鉴》卷十二：秋，七月，己丑，燕师掠彰德。……丙申，燕师陷林县。
《明通鉴》卷十二：丁酉，平安自真定乘虚攻北平，营于平村，离城五十里，扰其耕牧。燕世子督众固守，遣人诣燕师告急。时王在大名，遣将刘江率兵往援。……九月，甲辰，燕将刘江与平安战于北平，败之，安退保真定。
《明太宗实录》卷八：戊戌，方孝孺言于朝曰：“今河师老无功，而德州饷道又绝，事势可忧，向以罢兵之说诱之，既不能行，则当别图一策，安可坐视？臣有一策。”建文君曰：“试言之。”对曰：“燕世子孝谨仁厚，得国人心，燕王最爱之，而其弟高燧狡谲，素忌其宠，屡谗之于父不信。今但用计离间其世子，彼既疑世子，则必趣归北平，即吾德州之饷道通矣，饷道通即兵气振，可图进取也。”……遂令孝孺草书贻世子，令背父归朝，许以燕王之位，而令锦衣卫千户张安赍诣世子，世子得书不启封，并安遣人送军前。时中官黄俨奸险，素为世子所恶，而高燧深结之为己地。及安持书至，俨已先遣人驰报上曰：“朝廷与世子已通密谋。”上不信，高煦时侍上，亦替俨言非谬，上亦不信。语竟，世子所遣人以书及张安皆至。上览书，叹曰：“甚矣，奸人之险诈。吾父子至亲爱，犹见离间，况君臣哉？”
《明太宗实录》卷八：壬寅，谍报大同敌将房昭引兵入紫荆关，侵掠保定属县，……房昭据易州西水寨，寨在万山中，四面极险，惟一径扳缘可上。房昭欲守此为持久计，以窥伺北平。上曰：“保定，北平股肱郡，岂可不援？”遂班师。
《明通鉴》卷十二：八月，丁巳朔，燕师渡滹沱河，留其将孟善镇保定，而自率兵围水西寨。……冬，十月，丁巳，真定援兵至，燕师自定州驰还，合围寨之兵邀击于峨嵋山（在易州西南百里）下，令勇士卷旆登山，潜出阵后张旗帜，寨中望见大骇，与真定兵俱溃。斩首万余级，获援将花英、郑琦等，房昭、韦谅走免。
《明通鉴》卷十二：己卯，燕师还北平。……（十一月）壬辰，（刘）江及（杨）文战于昌黎，败之。
《明鉴纲目》卷二：有以中官奉使侵暴为言者，诏所在有司系治，于是中官密遣人赴燕，具言京师空虚可取状。
《明鉴纲目》卷二：会诏有司系治中官奉使之不法者，先后奔燕，具言京师空虚可取状，王乃慨然曰：“频年用兵，何时已乎？要当临江一决，不复反顾矣！”道衍亦力劝燕王：“毋下城邑，疾趋京师，此批亢??虚之策也。”遂定计。
《明太宗实录》卷八：（十二月）乙卯朔。
丙寅，上率师南征。
壬午，驻师蠡县。
四年正月甲申朔。
乙未，由馆陶度河。
丁丑，师至东阿旧县，攻城不下，力战拔之，斩首三千余级，生擒其守将。
戊戌，攻拔东平，擒指挥詹璟。
庚子，攻拔汶上，擒指挥薛鹏。
庚戌，师至沛县，守将以城降，知县颜伯伟不出，为我军所杀。
癸丑，师至徐州。
《明鉴纲目》卷二：冬十二月，诏驸马都尉梅殷镇淮安。
《明通鉴》卷十三：建文四年春正月，甲申，召故周王橚于蒙化，居之京师。命魏国公徐辉祖率京军往援山东。
《明通鉴》卷十三：二月，甲寅，何福、平安、陈晖军济宁，盛庸军淮上。燕师谋断饷道，遣番骑款台率十二骑前觇，至邹县，遇南师转饷卒三千人，款台大呼，驰入其阵，曰：“燕王大军至矣。”转饷卒惊溃。甲戌，燕师攻徐州，城中兵出战，败绩，闭城而守。
《明通鉴》卷十三：三月，甲申，燕师趋宿州。壬辰，次涡河。
《明通鉴》卷十三：丁酉，平安率步骑四万蹑燕军。燕王设伏于淝河，命都指挥王真与白义、刘江各率百骑逆之，缘路设伏。安兵将至，真诱之战，，束草置囊中如束帛状，遇安军，掷而饵之，安军士竞取囊。燕师伏发，真率壮士直前，斩馘无算。后军不继，安军围之数匝，遂斩真。真夙称骁将，身被重创，犹格杀数十人，燕王尝曰：“诸将奋勇如王真，何事不成！”闻其死，自率兵迎战。安部将和尔和（火耳灰）挺槊大呼，直前刺王，马忽蹶，为燕所禽。安军乃却，退屯宿州。
《明通鉴》卷十三：丙午，燕王遣将谭清率兵断徐州饷道，以平安驻宿州为持久计，断其粮饷，可不攻而自溃也。清至徐州击转饷兵，大破之，还至大店，为南军所围。燕军望见旗帜，亟驰赴援，铁铉击却之。和尔和之被禽也，燕王令入宿卫。至是从王，欲立功自赎，乃以身翼王，杀南军数十人，围解，遁去。
《明通鉴》卷十三：夏，四月，丙寅，燕师次于睢水之小河，燕王令陈文扼要处为桥以济。丁卯，平安列阵争桥，会何福军亦至，张左右翼，缘河而东，击败燕军，遂斩陈文于阵。安转战至北坂，横槊刺王，几及之，燕番将王琪，跃马入阵掖燕王，得脱。南军夺桥而北，勇气百倍。燕将张武率勇敢士自林间突出，与王骑合，击却之。于是南军驻桥南，北军驻桥北，相持者数日，南军粮尽。燕王曰：“更待一二日，南军饟稍集，未易攻也。”乃留兵千余守桥，而潜移诸军辎重去南营三十里，夜半，渡河绕出南军后，安等大惊。而徐辉祖之援兵适至，甲戌，与燕兵大战于齐眉山，自午至酉，南军辄胜，斩燕骁将李斌。
《明通鉴》卷十三：维时王师再捷，燕人凶惧。会淮土暑湿薰蒸，北军疾疫，乙亥，燕诸将请渡河，择地休息士马，俟衅而动。燕王曰：“兵事有进无退。”乃下令：“欲渡河者左，不欲者右。”诸将多趋左，王怒曰：“任公等自为之！”朱能曰：“诸军勉旃！汉高十战而九不胜，卒有天下。况敌已饥疲，邀其饷道，可以坐困。利已在我，岂可有退心！”诸将乃不复言。
《明鉴纲目》卷二：而帝闻讹言，谓燕兵已北，召辉祖还。福军遂孤。
《明通鉴》卷十三：丁丑，何福移营，与平安合军灵壁，深堑高垒为持久计，而粮运为燕兵所阻，不得达。时南中馈饷五万，安率马步六万护之。己卯，燕王率精锐横击，截其军为二，福空壁来援，杀燕兵数千，却之。会高煦伏兵突出，燕王还军复战，福遂败走
《明太宗实录》卷九上：庚辰，何福等先与我军相对，深沟高垒，欲运粮实其中，为持久计。至是，军败粮乏，众心离贰，乃下令期明旦闻炮三震，即出走，约聚淮河就粮。辛巳，上命诸军攻敌营垒，而躬率诸将先登，军士蚁附而上。我军三震炮，敌众误为己炮，急趋门走，门塞不得出，营中纷扰，人马坠濠堑皆满，破其营，生擒敌将左副总兵都督陈晖、右副总兵都督平安、右参将都督马溥、都督徐真、都指挥孙成等三十七员、内官四员、礼部侍郎陈性善、大理寺丞彭典明、钦天监副刘伯完、指挥王贵等一百五十员，获马二万余匹，降者无算，悉纵遣，欢声动地曰：“吾属自此获安矣。”何福单骑脱走。
《明通鉴》卷十三：于是南军粮乏，乃下令，期以明日闻炮声三，即突围出，就粮于淮河。辛巳，燕师攻灵壁垒，发三炮，令军士蚁附而登。福军误以为己号，争门走，燕师乘之，人马扰乱，遂大溃。指挥宋瑄，力战死之。福单骑走免，安及陈晖、马溥、徐真、孙成等三十七人皆被执。
《明鉴纲目》卷二：诸将请移驻淮河就粮，夜令军中闻三炮即走。翌日，燕兵猝薄垒，亦发炮三。福军以为己炮也，争趋门出。燕兵乘之，遂大乱，人马坠壕堑俱满。福单骑走，安及都督陈晖、侍郎陈性善等三十七人皆被执。
《明通鉴》卷十三：己丑，燕师下泗州。王谒祖陵，赐父老牛酒。
《明鉴纲目》卷二：盛庸独军而南，以兵数万、战舰数千列淮南岸，棣兵不得渡。遣使至淮安，假道于驸马都尉梅殷，殷劓其使，曰：“留汝口，还为而王言君臣大义。”棣气沮。凤阳守徐安，亦折浮桥绝舟楫以遏燕。
《明太宗实录》卷九上：辛卯，敌将盛庸领马步兵数万、战舰数千艘列淮之南岸，我军列北岸相对。上命将士舣舟编筏，扬旗鼓噪，指麾若将度河者，敌望之有慎色。上别遣丘福、朱能等将骁勇数百人西行二十里，以小舟潜济，渐近敌营举炮，敌惊愕，福等突冲敌阵，敌众弃戈甲而走，盛庸股战不能上马，其下掖之登舟，遂单舸脱走，我师尽获其战舰，遂济淮，驻南岸。是日，克盱眙。
《明通鉴》卷十三：癸巳，燕师趋扬州。己亥，至天长，遣使招谕扬州守将王礼。先是，礼闻燕师至，谋以城降。监察御史王彬巡江淮治扬州，与指挥崇刚婴城坚守，昼夜不解甲，知礼有异谋，执之，与其党俱系狱。有力士，能举千斤，彬常以自随，礼弟崇者，厚赂力士母，呼其子出。会彬解甲而浴，为千户徐政、张胜所缚，遂出礼于狱，开门降。彬与刚皆不屈死。庚子，燕师克扬州。
《明太宗实录》卷九上：壬寅，高邮等卫指挥王杰等率众诣军门降。
《明鉴纲目》卷二：征天下兵勤王。……下罪己诏，遣庆成郡主诣燕军。
《明通鉴》卷十三：壬寅，诏天下勤王，遣御史大夫练子宁、右侍中黄观、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征兵，召齐泰、黄子澄还。于是苏州知府姚善、宁波知府王琎、徽州知府陈彦回、乐平知县张彦方、前永清典史周缙等，先后入卫。
《明太宗实录》卷九上：孝孺言：“乃事急矣，宜以计稍缓之。”建文君曰：“何计？”曰：“曷遣人许以割地，稽延数日，东南召募壮丁，当毕集天堑之险，北军不长于舟楫，相与决战江上，胜败未知。”建文君善其言，乃遣庆城郡主度江至军门，白其事。郡主，上之从姊也。……（朱棣）又曰：“此奸臣欲姑缓我，以俟远方之兵耳。我岂为其所欺哉？”郡主默然，遂辞归。
《明通鉴》卷十三：六月，癸丑朔，燕师将渡江，盛庸扼之于浦子口，败之。燕王欲且议和北还，适高煦引兵至，王仗钺拊其背曰：“勉之！世子多疾。”于是煦率众殊死战，庸兵失利，退屯高资港。
《明通鉴》卷十三：会朝廷遣都督佥事陈瑄率舟师往援，瑄叛降燕。
《明通鉴》卷十三：甲寅，燕王祭大江。乙卯，燕师自瓜洲渡江，盛庸迎战于高资港，败绩。诸将请径薄京城，燕王曰：“镇江咽吭，不先下之，往来不便。”戊午，至镇江，守将童俊以城降。
《明通鉴》卷十三：庚申，燕师营于龙潭，京师大震。上徘徊殿廷间，召方孝孺问计。时廷臣劝上幸浙或湖、湘以图兴复，孝孺曰：“城中尚有禁兵二十万，唯有力守以待援兵。即事不济，国君死社稷，正也。无已，且遣大臣、诸王等再诣燕师以缓之。”辛酉，上遣李景隆及兵部尚书茹瑺、都督王佐复至燕军申前请，燕王曰：“皇考已分封，今割地何名？公等归奏上，但奸臣至，我即解甲谢罪，退谒孝陵，归奉北藩。”景隆等惶惧不能对，遽还。壬戌，上复遣谷王橞、安王楹等往，王卒不奉诏，唯与诸王相劳苦，宴罢遣归。
《明通鉴》卷十三：甲子，上遣人潜赍蜡丸，四出促援兵，皆为燕游骑所获。是时王叔英募兵于广德，齐泰奔往从之；姚善起兵于苏州，黄子澄往从之；而练子宁募兵于杭州，黄观募兵于上游，皆仓猝不得至。上唯与方孝孺执手流涕，命徐辉祖等分道出御。谷王橞，李景隆等守金川门。时左都督徐增寿，久蓄异志，至是首谋内应。御史魏冕、大理丞邹瑾率同官殴之，请速加诛，上犹不听。
《明太宗实录》卷九下：乙丑，上至金川门。时诸王分守京城门，谷王橞守金川门，橞登城望。上遂按兵而入，城中军民皆具香花夹道迎拜，将士入城肃然，秋毫无犯，市不易肆，民皆按堵。
《明通鉴》卷十三：乙丑，燕师薄金川门。时北兵驻龙潭，王虑京师完缮，勤王之师四集，乃遣刘保、华聚等领十余哨至朝阳门，觇知无备，还报燕王，遂率大队整兵前进。至则增寿果谋内应，上乃手刃之于左顺门。而是时谷王橞、李景隆已开门纳燕师，辉祖等力战，败绩。
《明鉴纲目》卷二：棣寻进兵屯金川门，左都督徐增寿谋内应，帝手剑斩之。橞、景隆守金川门，登城望见棣麾盖，开门迎降。御史连楹叩马欲刺棣，被杀。都城陷。
《明通鉴》卷十三：上知事不可为，纵火焚宫，马后死之。传言“帝自地道出，翰林院编修程济、御史叶希贤等凡四十余人从。”
《明通鉴》卷十三：王既入，遣中使出马后尸于火，诡言帝尸，持之泣，曰：“痴儿，何至是！”
《明通鉴》卷十三：壬申，葬建文皇帝，——盖马后也。上以葬礼询之王景，对曰：“当以天子之礼葬。”从之。
《明鉴纲目》卷二：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越八日，用学士王景言，备礼葬之。然葬地所在，后无闻焉。或曰帝由地道出亡，其后滇黔巴蜀间，皆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世遂以帝为逊国云。
《明通鉴》卷十三：方燕王之入城也，杨荣迎谒，请曰：“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王乃悟。
《明太宗实录》卷九下：丙寅，诸王及文武群臣请上正天位。……上不许。
丁卯，诸将上表劝进……不听。
戊辰，诸王上表劝进……上不允。
是日，文武群臣复上表劝进。……上固辞不允。
《明太宗实录》卷九下：己巳，上谒孝陵，欷歔感慕，悲不能止。礼毕，揽辔回营，诸王及文武群臣备法驾，奉宝玺，迎上于道，遮上马不得行。上固拒再言，诸王及文武群臣拥上登辇，军民耆老，万众夹道，俯欢呼，连称万岁。上不得已升辇，曰：“诸王群臣以为我奉宗庙宜，莫如予。宗庙事重，予不足，今为众心所载，予辞弗获，强循众志，然宜协心辅予不逮。”遂诣奉天殿，即皇帝位，诸王暨文武群臣上表称贺。
《明通鉴》卷十三：十一月，壬辰，立妃徐氏为皇后。
《明太宗实录》卷九下：洪武三十五年夏六月庚午，命五府、六部一应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格条，悉复旧制，遂仍以洪武纪年，今年称洪武三十五年。
《明鉴纲目》卷二：秋，七月，壬午朔，大祀南郊，以太祖配。赦天下，诏：“自今年六月后仍称洪武三十五年，以明年为永乐元年。”……考当时成祖不欲用惠帝年号，又不欲于季夏改元，故于即位之初，仍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说者遂谓止改是年，不知诏内所云，止就现在而计，遂举是岁六日为例，以便遵循；实则前三年皆已并从改革，故当时钦天监所进历日，直书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
《明通鉴》卷十三：凡建文朝废斥者，尽还故官。甲申，诏建文时所改官制，一切复之。
甲戌，上谕群臣曰：“我皇考肇造鸿业，垂法万年，为子孙计，思虑至周。比者，建文信任奸回，悉更旧制，使天下臣民无所遵法。予荷天地考妣之祐，继承天位，凡皇考法制为所更改者，悉复其旧。尔群臣尚竭乃心力，弼予于治。凡人才识不同，长于此，短于彼，苟事有过误，即明言之，予不汝责。若隐而不言，日久觉露，情同欺罔，法则难容。夫慎终必先谨始，持己在存诚，始终靡愆，咎何由至？始若不谨，曷克有终？予念君臣一体，故披露赤心，丁宁告戒，尔等其钦承予意。”
《明通鉴》卷十二：是月（建文二年正月），诏均江浙田赋。初，太祖屡蠲苏、松、嘉、湖极重田亩，至是复谕户部减免，亩不得过一斗。迨革除后，浙西赋复重云。
《国榷》：谕在京军民人等：予日者固守望藩封，以左班奸臣，窃弄威福，骨肉被其残害，起兵诛之，盖扶持社稷，保安亲藩也。今拟定京城，奸臣之有罪者，予不敢赦；无罪者，予不敢杀。或小人报仇，擅绑缚、却略，祸及亡辜，非本意。
《明通鉴》卷十三：丁丑，杀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文学博士方孝孺，皆夷其族。
《明通鉴》卷十三：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外亲之外，亲族尽数抄没，发充军坐死者复千余人
《明实录熹宗实录》卷二二：“己亥，诏恤先臣方孝孺遗胤。孝孺在建文朝以侍读学士直文渊阁，当靖难师入，以草诏不从，致夷十族。其幼子德宗幸宁海谪尉魏泽匿之，密托诸生余学夔负入松江岛屿，以织网自给。华亭俞允妻以养女，因冒余姓，遂延一线。至是，其十世孙方忠奕以贡来京，伏阙上书，得旨：方孝孺忠节持着，既有遗胤，准与练子宁一体恤录。”
《明通鉴》卷十三：其次黄太常，坐累死者，族子六十五人，外戚二百八十人。
《明通鉴》卷十三：及京师不守，清知建文之出亡也，密谋兴复，乃诣阙自归，上喜曰：“吾故人也。”命仍故官，委蛇班行者久之。是日早朝，清衣绯怀刃而入。先是日者奏“异星赤色犯帝座急。”上故疑清。及朝，清独着绯，命搜之，得所藏刃，诘责，清奋起曰：“欲为故主报仇耳！”上怒，命磔于市，清骂不绝口而死。一日，上昼寝，梦清绕殿追之。上曰：“清犹能为厉耶！”乃夷其九族，尽掘其先人冢墓。又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赞曰：帝王成事，盖由天授。成祖之得天下，非人力所能御也。齐、黄、方、练之俦，抱谋国之忠，而乏制胜之策。然其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是岂泄然不恤国事而以一死自谢者所可同日道哉！由是观之，固未可以成败之常见论也。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仁宗即位，谕礼部：“建文诸臣，已蒙显戮。家属籍在官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其外亲戍边者，留一人戍所，余放还。”万历十三年三月，释坐孝孺谪戍者后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凡千三百余人。而孝孺绝无后，惟克勤弟克家有子曰孝复。洪武二十五年尝上书阙下，请减信国公汤和所加宁海赋，谪戍庆远卫，以军籍获免。孝复子琬，后亦得释为民。世宗时，松江人俞斌自称孝孺后，一时士大夫信之，为纂《归宗录》。既而方氏察其伪，言于官，乃已。神宗初，有诏褒录建文忠臣，建表忠祠于南京，首徐辉祖，次孝孺云。
《明史》卷一百二十五：及燕兵渡江，辉祖犹引兵力战。成祖入京师，辉祖独守父祠弗迎。于是下吏命供罪状，惟书其父开国勋及券中免死语。成祖大怒，削爵幽之私第。永乐五年卒。万历中录建文忠臣，庙祀南都，以辉祖居首。后追赠太师，谥忠贞。
《明史刑法志》提到东厂的制度，“凡中官掌司礼监印者，其属称之曰宗主，而督东厂者曰督主。东厂之属无专官，掌刑千户一，理刑百户一，亦谓之贴刑，皆卫官。”
曾永义《中国古典戏剧的认识与欣赏》正中书局，第59页
刘孝平《明代禁书述略》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5年05期
Sperling，《Authenticating Tibet: Answers to China's 100 Questions》，19-20页
《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
蔡石山著，江政宽译，《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中华书局，2009年11月，ISBN 978-7-101-06977-8，第八章、永乐和蒙古人，第146-147页
蔡石山著，江政宽译，《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中华书局，2009年11月，ISBN 978-7-101-06977-8，第八章、永乐和蒙古人，第145-146页
陈诚著《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 周连宽校注2000 中华书局ISBN 978-7-101-02058-8/K
蔡石山 著 江政宽 译 《永乐大帝 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 中华书局 2009年11月 ISBN 978-7-101-06977-8
火者·盖耶速丁原著何高济译《沙哈鲁遣使中国记》 ISBN 978-7-101-03556-8
《明史》（卷153）：“九年命开会通河。会通河者，元至元中，以寿张尹韩仲晖言，自东平安民山凿河至临清，引汶绝济，属之卫河，为转漕道，名曰“会通”。然岸狭水浅，不任重载，故终元世海运为多。明初输饷辽东、北平，亦专用海运。”
《明史》（卷153）：“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原武，绝安山湖，会通遂淤。永乐初，建北京，河海兼运。海运险远多失亡，而河运则由江、淮达阳武，发山西、河南丁夫，陆挽百七十里入卫河，历八递运所，民苦其劳。至是济宁州同知潘叔正上言：“旧会通河四百五十余里，淤者乃三之一，浚之便。”于是命礼及刑部侍郎金纯、都督周长往治之。礼以会通之源，必资汶水。乃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筑堽城及戴村坝，横亘五里，遏汶流，使无南入洸而北归海。汇诸泉之水，尽出汶上，至南旺，中分之为二道，南流接徐、沛者十之四，北流达临清者十之六。南旺地势高，决其水，南北皆注，所谓水脊也。因相地置闸，以时蓄泄。自分水北至临清，地降九十尺，置闸十有七，而达于卫；南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置闸二十有一，而达于淮。凡发山东及徐州、应天、镇江民三十万，蠲租一百一十万石有奇，二十旬而工成。又奏浚沙河入马常泊，以益汶。语详《河渠志》。是年，帝复用工部侍郎张信言，使兴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蒋廷瓒会金纯，浚祥符鱼王口至中滦下，复旧黄河道，以杀水势，使河不病漕，命礼兼董之。八月还京师，论功第一，受上赏。潘叔正亦赐衣钞。”
《明史》（卷153）：“明年，以御史许堪言卫河水患，命礼往经画。礼请自魏家湾开支河二，泄水入土河，复自德州西北开支河一，泄水入旧黄河，使至海丰大沽河入海。帝命俟秋成后为之。”
《明史》（卷153）：“礼还言：“海运经历险阻，每岁船辄损败，有漂没者。有司修补，迫于期限，多科敛为民病，而船亦不坚。计海船一艘，用百人而运千石，其费可办河船容二百石者二十，船用十人，可运四千石。以此而论，利病较然。请拨镇江、凤阳、淮安、扬州及兖州粮，合百万石，从河运给北京。其海道则三岁两运。”已而平江伯陈瑄治江、淮间诸河功，亦相继告竣。于是河运大便利，漕粟益多。十三年遂罢海运。”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三》载，《永乐大典》的编修队伍共有“正总裁3人，副总裁25人，纂修387人，催纂5人，编写332人，看样57人，誊写1381人，续送教授10人，办事官吏20人，凡2180人”
蔡石山著，江政宽译，《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中华书局，2009年11月，ISBN 978-7-101-06977-8，第七章、文皇帝，第123-124页
《明成祖实录》 卷52
马欢著 《瀛涯胜览·旧港国》
郑鹤声等编 《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 558页
马欢著 《瀛涯胜览·古里国》
郑鹤声：《从新史料考证郑和下西洋事之年岁》 《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 167页 ISBN 978-7-5027-6377-0/K
明朝设立宣慰使司，治理边疆少数民族，以从三品宣慰使为首，见明史卷七十六《职官志》《宣慰司》
《明太宗实录》 卷52
《明史》《成祖本纪》：“永乐六年九月癸亥，郑和复使西洋”
郑鹤声等编 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 569页
郑鹤声等编 《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 558页
明陆容 《菽园杂记》卷三
明费信《星槎胜览·满剌加国》
明费信 《星槎胜览·九洲山》
明费信 《星槎胜览·锡兰山国》
《明太宗实录》 卷77
《明史·满剌加传》
《明史》 卷326 《锡兰山传》
《明太宗实录》 卷78
明严从简 《殊域周咨录》
《明太宗实录》 卷86
明马欢《瀛涯胜览·占城国》
郑鹤声等编 《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 577页
郑鹤声等编 《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 577页
明费信《星槎胜览·苏门答剌国》
郑鹤声等编 《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 1071页
泉州镇抚蒲日和《泉州灵山回教先贤墓行香碑》，郑鹤声等编 《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 586页
郑鹤声等编 《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 585页
郑鹤声等编 《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 586页
向达校注 《西洋番国志》附录二·五《长乐山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53页 中华书局
《蒲日和传》 郑鹤声等编 《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 14页
康熙《江宁县志》记载：“三宝太监郑和墓，在牛首山之西麓。永乐中命下西洋……宣德初，复命入西洋，卒于古里国，此则赐葬衣冠处也。”
朱元璋《皇明祖训》，收录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4册，齐鲁书社，167─168页。
台灣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兩千年中西曆轉換. [2011-10-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4-06）.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十九，永乐元年夏四月丁未朔条，兹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574页。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二十五，永乐元年十一月戊午条，兹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575页。
陈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一章，北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34页；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十二。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三十三，永乐二年八月乙亥条，兹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577-578页。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全书·陈纪附胡汉苍》，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488页。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三十三，永乐二年八月丁酉条，兹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578-579页。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安南》，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76页。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四十三，永乐三年六月己丑条，兹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580页。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全书·陈纪附胡汉苍》，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485页；《明实录·太宗实录》卷三十，永乐二年四月癸酉条，以及《明实录·太宗实录》卷三十九，永乐三年二月壬申条；兹同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576及580页；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十二；陈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一章，北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34页。
陈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一章，北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34页。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三十三，永乐二年八月庚午条，兹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577页。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四十八，永乐三年十一月丙申条，兹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581页。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四十九，永乐三年十二月庚辰条，兹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581页。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全书·陈纪附胡汉苍》，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485-487页；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十二；陈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一章，北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34-135页。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五十二，永乐四年三月丙午条，以及《明实录·太宗实录》卷五十三，永乐四年四月辛未条，兹同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582页；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全书·陈纪附胡汉苍》，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487-488页；H?i B?o t?n Di s?n ch? N?m─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十二，image 54-55[失效链接]；陈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一章，北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35页。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五十六，永乐四年七月辛卯条，兹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583-584页。
《越南通史》第四编第十一章第二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394页。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六十，永乐四年十月乙未条，兹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588-590页。关于檄文中的二十个罪状，原文如下：
“惟兹伐暴之师，必着声罪之实：
贼人黎季犛父子两弑前安南国王以据其国，罪一也。
贼杀陈氏子孙宗族殆尽，罪二也。
不奉朝廷正朔，僭改国名大虞，妄称尊号，纪元元圣，罪三也。
视国人如仇雠，淫刑峻法，暴杀无辜，重敛烦征，剥削不已，使民手足无措，穷饿罔依，或死填沟壑，或生逃他境，罪四也。
世本姓黎，背其祖宗，擅自改易，罪五也。
凭籍陈氏之亲，妄称暂权国事以上罔朝廷，罪六也。
闻国王有孙在京师，诳词陈请迎归本国以事之，及朝廷赦其前过，俯从所请，而益肆邪谋，遮拒天兵，阻遏天使，罪七也。
其安南国王之孙始被迫逐，万死一生，皇上仁圣矜悯存恤，资给护送，俾还本土；黎贼父子不思感悔，竟诱杀之，逆天灭理，罪八也。
宁远州世奉中国职贡，黎贼恃强夺共七寨，占管人民，杀虏男女，罪九也。
又杀其土官刀吉罕之婿刀猛慢，虏其女曩亦以为驱使，强征差，发银两，驱役百端，罪十也。
威逼各处土官趋走执役，发兵搜捕夷民，致一概惊走，罪十一也。
侵占思明府禄州、西平州永平之地，及朝廷遣使索取，巧词支吾，所还旧地，十无二三，罪十二也。
还地之后，又遣贼徒据西平州劫杀朝廷命官，复谋来寇广西，罪十三也。
占城国王占巴的赖新遭父丧，即举兵攻其旧州格列等地，罪十四也。
又攻占城板达良白黑等四州，尽掠其人民孽畜，罪十五也。
又加兵占城，取其象百余只，占沙离牙等地，罪十六也。
占城为中国藩臣，既受朝廷印章服物，黎贼乃自造镀金银印、九章冕服玉带等物，以逼赐其王，罪十七也。
占城国王惟尊中国，不重安南，以此一年凡两兵加，罪十八也。
天使以占城使者同往本国，黎贼以兵劫之于尸毗柰港口，罪十九也。
朝贡中国，不遣陪臣，乃取罪人假以官职，使之为使，如此欺侮不敬，罪二十也。
斯其大者，余不悉言。
”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六十二，永乐四年十二月丙申条，以及《明实录·太宗实录》卷六十二，永乐四年四月丁酉条，兹同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592-593页；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全书·陈纪附胡汉苍》，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489-490页；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十二；陈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一章，北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35-136页。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全书·后陈纪·简定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493-495页；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十二；陈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一章，北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36-137页。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八十，永乐六年六月己丑条，兹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613-614页。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六十八，永乐五年六月癸未条，兹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597-602页。
《明实录·宣宗实录》卷三十二，宣德二年十月癸未条，兹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711页。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黎纪·太祖高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546-549页；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十四；陈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四章，北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61-167页。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黎纪·太祖高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563页；《明实录·宣宗实录》卷三十二，宣德二年十月癸未条，兹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711页；陈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四章，北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67-168页。
《明史·鞑靼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327
《明太宗实录》卷一三0，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壬辰。
蔡石山著，江政宽译，《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中华书局，2009年11月，ISBN 978-7-101-06977-8，第八章、永乐和蒙古人，第166页
胡汉生 著 《明十三陵》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年1月 ISBN 978-7-5006-2702-9 第257页
清 张廷玉等 《明史·成祖本纪》
蔡石山著，江政宽译，《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中华书局，2009年11月，ISBN 978-7-101-06977-8，第一章、永乐朝廷生活的一天/1423年2月23日，第1页
蔡石山著，江政宽译，《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中华书局，2009年11月，ISBN 978-7-101-06977-8，第十章、结语，第203页
朝鲜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庄宪大王实录》二十六卷世宗六年十月十七日戊午第二条
胡长明. 毛泽东：《明史》我看了最生气. 人民网. 人民政协报. [2021-09-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9-21）.
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明成祖、周定王、宁国公主、安庆公主
查继佐：《罪惟录》
许文继、陈时龙：《正说明朝十六帝》，中华书局。
朱彝尊说：“中述孝慈高皇后无子，不独长陵为高丽妃所出，而懿文太子及秦晋二王，皆李淑妃产也。闻者争以为骇。史局初设，彝尊尝以是质诸总裁前辈，总裁谓宜仍实录之旧。今观天启三年《南京太常寺志》，大书‘孝陵殿宇中，设高皇帝后主，左配生子妃五人，右只?妃一人’。事足征信。然则实录出于史臣之曲笔，不足从也。”（朱彝尊：《曝书亭集》卷44）
傅斯年以为，“实为?妃子，不为高后”，“庚辛帝子一说乃妄人之谈，敌国之语，不足道者也”
朱希祖在其《明成祖生母记疑辩》反对傅斯年的说法：“若高丽果有过?氏为太祖妃或成祖母，则高丽史亦必大书特书，载其家世，如元顺帝皇后奇氏矣。且明太祖妃韩氏、明成祖权妃、任顺妃、李昭仪、吕婕妤、崔美人皆能详其家世，独?妃则高丽及朝鲜史皆无记载。”
吴晗：《明成祖生母考》 《国榷》
《明太宗实录》卷88：永乐七年二月，封张氏为贵妃，张氏故追封河间忠武王王之女。
《明太宗实录》卷235,237：永乐十九年三月，甲申贤妃喻氏薨，上辍朝一日，赐祭，谥昭顺，丧葬礼视昭献贵妃云。永乐十九年五月，加谥昭顺贤妃喻氏为忠敬昭顺贤妃
崔靖. 《明代后宫异族妃嫔与明、蒙、朝三方关系》.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云南省昆明市: 云南师范大学). 2014, (2014年第2期): 151—156 [2021-11-03]. ISSN 1000-51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1-04） （简体中文）.
《明书》
《弇山堂别集》
来源
《明太宗实录》
《国榷》
《明通鉴》
《明史》
《皇明祖训》
《明鉴纲目》
蔡石山. 《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 由江政宽翻译. 中华书局. 2009年. ISBN 978-7-101-06977-8.
傅斯年. 《明成祖生母记疑》、《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并答朱希祖先生》.
谢选骏指出：朱棣——猪蒂，是朱元璋——猪猿獐的猪崽——这对父子却比蒙古人忽必烈更为凶残——猪猿獐滥杀大臣，猪蒂甚至灭人十族——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猪狗不如了。那么，朱棣猪蒂为何能比忽必烈更为凶残呢？我认为，这是因为它是蒙古杂种（一说是高丽杂种）或别的什么来路不明的杂碎，因此比蒙古人更了解“汉人”，和它朱爹猪猿獐一样，坏都能坏在点子上。由此可说，明朝皇帝的来历，都比猪猿獐更加可疑，难怪明朝那么缺乏创造能力。不过比起满清来，明朝还是稍好，所以又是一个劣币逐良币的回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