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共产党是类似“旗人”的特殊民族

（一）

网文《汉族旗人，一个特殊的群体》写道：自满清的祖宗努尔哈赤创立八旗制度以来，“旗人”就成了满人的代名词，满人统一被编在八旗里，清兵入关后，这种制度依然没有改变，旗人另立户籍，与普通汉人分开管理，旗民只受各旗旗主管辖，地方官员一般不能对他们发号施令。旗人主要以给朝廷当兵为职业，一人当兵，其俸禄可以养活全家，入伍后，升职也很快，所以在大清军队（八旗军和绿营军）里，军官多为旗籍人员（八旗军的官兵皆为旗人，绿营军虽然也有不少汉族军官，但是在汉人庞大的总人口中占的比例，还是较少的，相反，旗人却以很少的人口总数，占据了绿营军很多军官职位）。

旗人若参加科举考试，也可以享受一些优惠政策，一般可以低分录取。以此，足见在清代时，旗人简直是国家的特等公民，尽享国家优惠，地位远在汉人之上。用现在的话讲，他们都是高富帅，其他人则是屌丝。不过，大家也许不知道，旗人并不都是满人，还有一些蒙古人，甚至还有汉人，这就是鲜为人知的“汉八旗军”。

汉八旗军是在满清入关前，由清太宗皇太极创建的，原因是满人男丁不够，为补充兵源，皇太极将辽东一带的汉人编为八旗，为其征战。汉八旗军的军旗区分跟满八旗一样，也是“正黄，正蓝，正红，正白，镶黄，镶蓝，镶红，镶白”。不过，当时，汉八旗军的旗主却多为满人。

另外，在满人八旗里，也有不少旗籍汉人，这些旗籍汉人主要是在入关前，在战争中被掳掠的辽东百姓，旗主将这些被掳汉人分配给各级军官或有战功的士兵当奴仆，也就是包衣。当年曹雪芹的先祖就是被满八旗军掳掠，后成为了多尔衮旗下的包衣。

汉八旗军也好，汉人包衣也好，他们都跟满洲旗人一样，另立户籍，不与普通汉人同户籍，也都只受各自的旗主管理，连他们的家眷子女也如此。其后代一般也在旗籍。

旗籍汉人由于长期接受满族的生活方式（强制的），因此他们就不自觉的被满族同化了，饮食，服饰等都近似于真正的满人了，旗籍汉族妇女也穿旗袍，并且不裹脚，这跟普通汉族妇女有着明显的不同。

清代皇室为了维持其血统纯正（一说为了不扰民间），一般不在汉人中选拨秀女，宫女。一般只在八旗中选秀，而汉八旗女子是可以成为选秀的对象的，看来，大清皇帝已经把汉旗人看做自己的同胞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原则上，汉旗人可以跟皇上攀亲，但有清一代，能够做上妃子的汉旗女子并不多，见于史书的只有大将年羹尧的妹妹年贵妃，绝大部分后妃仍然是满族女子。

现在讲几个著名的汉族旗人。

先说年羹尧，年羹尧原籍安徽怀远，清初其祖父迁居到辽东，入汉军镶黄旗，哈哈，很奇怪啊，他们家竟然是在满清入关后才加入八旗军的。这时，满清已经基本平定天下了。

不过，年家还是很争气的，还是抓住机会为朝廷立了不少战功，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后来竟做到了工部侍郎、湖北巡抚，可谓官高显赫。年羹尧本人更是十分了得，他文武兼备，年少时就中了进士，30岁不到就成为了内阁学士，不久又做到四川巡抚，成了堂堂一品大员。大家不要以为这是年羹尧是官二代的原因，其实，年羹尧很有真才实干，他在四川时，就励精图治，将偌大一个四川管理得井井有条，深得康熙皇帝赏识，后来，他又为朝廷领兵出征，在平定西藏，****的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表现出了他的卓越才干，以致于官做到了四川总督，抚远大将军之职，远胜于其父辈。

康熙驾崩后，后即位的雍正皇帝也很赏识年羹尧，之前，就已经主动向他攀亲，娶了他妹妹做福晋（当时雍正还是王爷，所以年羹尧妹妹还只能称福晋，后来就成为贵妃了），即皇帝位后，更是对年羹尧宠幸有加，把他和隆科多并称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年羹尧也不负重望，为朝廷平定了一些新的叛乱，再立战功。

但是，随着地位和声望的不断提高，年羹尧的骄横之气也开始增长了，他开始目无群臣，甚至目无君上，他要群臣像面见皇上一样向他行叩拜礼，自己见了皇上却不行礼，深深触怒了雍正，后来，雍正又发现年羹尧还结党营私，贪污敛财，可谓十恶不赦。于是终于决定对年羹尧实行严惩了，先是将他调职，然后又降职，最后干脆命令他自杀了事。曾经如日中天的年羹尧就落了这么个下场。年羹尧死后不久，她妹妹年贵妃也因郁闷忧伤而死在宫中了。

汉族旗人，一个特殊的群体

年羹尧

再就是前面提到的《红楼梦》的作者，大文豪曹雪芹，曹家祖上在满清入关前即遭掳掠，成为满洲正白旗包衣。其曾祖父曹玺曾服侍过年幼的康熙皇帝，后被康熙委任为江宁织造（一种专门负责为朝廷生产纺织品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央企老总，是个肥缺），后其子曹寅，其孙曹頫三代都为江宁织造一职。一个汉族血统的包衣奴才家族，竟然混得如此显赫，真是不可思议啊。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曹家也像年羹尧一样，爬的高也跌得重，到了曹雪芹的父亲曹頫这一代，灾难就降临了，曹頫不知是被人陷害，还是确实有不轨行为，竟被扣上了“亏空”的罪名，被革职下狱，抄没家产。年少的曹雪芹只能迁回北京，后来一直落魄，家徒四壁，贫寒交加，虽然在晚年写出了《红楼梦》这部巨著，但却别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任何转机。曹雪芹最后贫病而死。

汉族旗人，一个特殊的群体

曹雪芹

再说说高鹗，他是《红楼梦》的续写者，大家知道，曹雪芹没有写完《红楼梦》就悲惨的去世了，《红楼梦》的后四十回是高鹗续写的，但大家不知道，这位高鹗竟然也是汉族旗人，他是汉军镶黄旗人，也许正是因为与曹雪芹有着相同的身份，他才能写成《红楼梦》的后部吧。

可不要小看了这位高鹗先生，他的文采学识也是十分了得，不仅能写小说、诗词、而且还会戏曲，绘画，还曾高中进士，做过官员。与曹雪芹相比，文采虽差了点，但个人事业却还不错，并不落魄。

汉族旗人，一个特殊的群体

高鹗

满族八旗子弟在清代一直白白享受朝廷奉养，很少有自食其力者，靠自己本事干出成就来的就更少了，基本都是平庸之辈。而相比之下，汉族八旗子弟待遇要差一点，朝廷对他们关心不够，但却有不少苦学奋进之人，如年羹尧，曹雪芹，高鹗等人，年羹尧虽说也出自官宦之家，但后面的成就却主要是靠自己在马背上打出来的，曹雪芹的祖上虽也受过朝廷厚待，但后面却很潦倒，曹雪芹在食不果腹的环境下还能坚持写出《红楼梦》这样的不朽著作，确实很了不起，换了满人，早就四处求人以谋生计了，哪里还会去搞什么文学创作。高鹗则原本就出身低微，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而跻身仕途，并成功补写了《红楼梦》。

由此，我们明白了旗人中原来也是有精英的，不要再一提到旗人，就认为他们都是堕落腐化，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了。

（二）

读者评论说：

1636年皇太极继承元玉玺，为了承继大元之大统，建立满蒙共主之国，改国名为“大清”，“大清”是蒙古语“Daicing”，意为“战士”，大清国意为“战士之国”，中文音译为“代青”或“大清”。满清是承袭元玉玺建国，直接传承自蒙古人的元，是14世纪蒙古元帝国的延续。

汉人在满清时期是最低等的群体，满汉不通婚的种族歧视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现在以汉人为绝对主体的中国一口咬定满清是中国的朝代，诚然让人目瞪口呆。

汉族只是中国56个民族之一，尽管汉族的人口比例相当大。但道理你应该要懂，一个国家可以包含一个民族，但一个民族不能代表一个国家。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所以你的结论以汉族为主的中国就不应该把历史上少数民族执政的朝代算作中国历史是完全且没有道理没有文化的错误的！照你的论断延续意思是别的民族的人就不是中国人喽？有够愚昧的。

1636年皇太极继承元玉玺，为了承继大元之大统，建立满蒙共主之国，改国名为“大清”，“大清”是蒙古语“Daicing”，意为“战士”，大清国意为“战士之国”，中文音译为“代青”或“大清”。满清是承袭元玉玺建国，直接传承自蒙古人的元，是14世纪蒙古元帝国的延续。

汉人在满清时期是最低等的群体，满汉不通婚的种族歧视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现在以汉人为绝对主体的中国一口咬定满清是中国的朝代，诚然让人目瞪口呆。。。

67楼落迦之光

呵呵，这又是个造谣的了。满汉不通婚，能有康熙么？
大清什么时候继承元朝了？明朝继承元朝，满清继承明朝好不好？你这造谣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外国人或者汉奸，直接来中国网络上造谣的。您把历史资料拿出来，咱们一个一个论证行么？
你知道“Daicing”，意为“战士”这个词蒙古语是怎么来的么？恰恰是来自汉语的，大秦的音，这是北方少数民族崇拜大秦帝国。懂么，你个汉奸。

78楼大日本四式中战车

谁说满汉不能通婚？？？？？？在八旗组织里汉旗与满旗通婚的多的去了，康熙她妈不就是汉旗人么。在清只有旗人与平民不的通婚。

满汉不准通婚。

但是汉军旗，满八旗下的包衣是特殊情况，他们血统上是汉人，但是法律身份却属于满人。因此可以和满人通婚——汉军旗可以和满人也可以和汉人通婚，包衣原则上是由旗主“指婚”，即嫁给同样为奴才身份的其他包衣，当然也有指婚为八旗贵族的。

81楼giga_fans

汉军旗是指汉族投靠满洲被独立编旗的，主要是原来毛文龙的部下，如孔有德部即被编为汉军旗，一开始是四旗，后来是否增加到八旗我就不知道了。

曹雪芹不是“汉军旗” ，他是正白旗下的包衣。就是说是属于满洲八旗中正白旗下的汉人奴隶身份。不过曹家隶属于内务府（正白旗是上三旗），家中曾有人当过康熙皇帝的奶妈，因此成为康熙的“自己人”，就是《红楼梦》中所说的“有体面的奴才”。

这个很正常，现在中国的56个民族都是在互相融合又在互相分化，只是大家的生活生产习惯方式不同罢了，其实人种基本上都是一个人种，有一部分汉族融入到其他民族这个很正常，相反其他民族融入到汉族的那就跟多了，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等等很多少数民族基本上都融入了汉族或其他民族里面了！现在的56个兄弟名族只要大家认同的是一个国家，一个命运，又何必有色的眼镜去看待他们呢！大家要团结，要友爱，这样才好嘛！

旗人的确是一个特权阶层，但也有义务，就是当兵为将，保家卫国，清朝国民分旗人和民人，一般不分民族，只问在旗还是在籍，说白了和民国以后入党是差不多的性质。

满族人只占旗人里的3分之1左右，满人和在中国境内的蒙古人基本上全部入旗，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则选部分精英分子入旗，旗人甚至还有外国人。

八旗的建制为满蒙汉二十四旗，大抵东北各族入满洲旗，以满人为主，包括俄罗斯人，朝鲜人deng。西北各族入蒙古旗，以蒙族为主，包括藏人，回人等，东南各族入汉军旗，以汉人为主，包括土家，壮族，越南人等。

汉军八旗基本上是一个汉族精英的集合体，事实上，清初入关前后数十年，基本前明的所有武将和有名气的文臣都划入了汉军旗。除了范仲淹，岳飞，袁崇焕，吴三桂，左良玉，郑成功等人的子孙，还有故明王室的后裔，存活的绝大部分被抬入八旗汉军。

这些汉人的后代到民国全部划为满族。

有那么多精英如何亡了国？没有曾左，连太平军这关也过不了吧？


汉八旗其实就是汉族人，现在居然都给划成满族了，连曹雪芹都被注成满族的了，很是荒谬。

说的好听点就是汉军旗，说的不好听的就是率先投降的人。

说的不好听就是汉奸，领导外敌侵入中原荼毒百姓，还得意万分，自诩开国功臣 。


（三）

大家知道，共产党有自己的特殊方言，例如解放军和铁路部门这些独立王国，都流行一种不同于普通话的腔调。

无独有偶，满清也是这样。

《清代驻防八旗与当地文化习俗的互相影响——兼谈驻防旗人的族群认同问题》（潘洪钢）说，驻防八旗受到当地文化习俗的影响是无疑的，如本民族语言的消失、风俗的演变等。在这种变迁过程中，驻防旗人也深深地融入于当地社会。但他们保持了自身的族群认同，所有习俗的演变都隐隐显示出一种有选择的学习与变化；同时，他们也用自己的文化习俗深深地影响了当地社会。驻防旗人及其后裔的族群认同，是我们研究和处理今天城市民族关系问题仍然要注意的问题之一。

清代驻防八旗是一支地位特殊的军队，也是“聚族而居”的人民共同体。在二百数十年的历史中，驻防旗人处于汉族的汪洋大海中，与当地人民风俗相互濡染是无疑的。乾隆帝视察杭州驻防旗兵后，在“阅杭州旗兵”诗中感叹：“已此百年久驻防，侵寻风气渐如杭”〔1〕卷22，说明驻防旗人习俗向汉族方面的转变。而至民国时便有“是否还有一个作为民族的满族存在”的疑问产生了。〔2〕第225页在对驻防八旗风俗演变和民族融合问题的研究中，有两个偏差值得注意：一是人们注意到了当地汉族风俗对驻防旗人的影响而忽略了驻防旗人风俗文化对当地的影响；二是人们关注到驻防旗的人的汉化而忽略了他们的族群认同。本文仅选取几个事例对此作初步讨论。


一


驻防八旗在长期与当地人民接触交往中，语言的变化最为明显。

清王朝以少数民族统治全国，长期保持高度的民族警觉性，一贯强调“国语骑射”为其基本国策。对于居于内地省分的直省驻防八旗，清代历朝皇帝一再“严加行文与西安等处凡有汉军兵丁驻札之省分”，“旗人学习清话，谨遵圣旨，务收实效。”〔3〕卷165但驻防旗人在长期与当地人民的交往中，学习当地语言无可避免。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帝南巡至杭州，还看到“杭州满洲、汉军官兵皆善骑射，娴熟满话。”〔4〕卷7而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乾隆帝南巡杭州，则已感到“今各省驻防旗兵，其清语率皆生涩，然音律尚不致大错。设令其汉语，则与本地汉人无异，风土所习染，亦无可如何，然必不可令忘清语也。”〔5〕卷首之5在长期与当地人民的接触中，其清语“生涩”是必然趋势，风习所染，乾隆帝也感到“无可如何”。这里有一个有趣的例子：“何天培，前广州将军拜音达礼子也。幼在广十一年，能操广州土音。”〔6〕第443页广州驻防起初均为汉军八旗，而其与当人民隔离之策亦同于满洲驻防旗人，康熙时这个广州将军之子，因为幼时曾在广州住过十一年，即能说当地粤语，是驻防旗人在长期与当地接触中，语言变化的典型事例。这个例子固然是一个小孩子，容易学习新的语言，但长期接触交往，无论汉军还是满、蒙旗人，成年人也多学用当地语言。为改变这种趋势，清廷从上到下采取了多种措施，如旗人参加科举考试须考满、蒙文翻译、旗内文件往来尽量使用清语等。乾隆五十九年上谕：“现因各省驻防满洲渐染汉习，正当整伤之时，此等无关紧要档册事件若兼书汉字，日久尤易染成汉人习气。著交各省将军、大臣等，嗣后此等事件即造清字册。不必兼书汉字。”〔7〕第59-60页在实际执行中也有严格督导旗丁使用满语的例子，“时满兵来粤已逾五十年，未免渐染汉习，（佐领）雪太于见众兵时，每以清语问之，有不能对者，立限学习，逾期犹不能，必加责斥。”〔6〕第479页但驻防旗人学习汉语的趋势难以逆转，如西安驻防旗人“由于长期和汉族杂居相处，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仅仅通过翻译，满足不了满族人民发展文化的迫切愿望。因此，许多人为了直接吸收丰富的汉族文化，就逐渐放弃了满族的语言、文字。”〔8〕第148页实际社会生活中，乾、嘉以降，驻防旗人中能操满语的人已经很少见了，如嘉庆初荆州驻防旗人噶勒柱，因故被逮至京，“上幸圆明园，噶勒柱伏道旁中愬。上问为谁，左右以名对。上曰：‘是荆州驻防善清语者耶?’因以国语诘之。噶勒柱以国语自陈事，得白。”〔7〕第162页此事颇生动，一个驻防官员因能说满语而为当朝皇帝记住，说明当时真正通满语者已经为数甚少。可见，清中叶以降，各地驻防八旗中，汉语已成为基本语言。这是在长期与当地人民交往中，驻防旗人受到汉族文化影响的结果，也是民族关系发展的表现。

然而，与此同时出现的另一种语言现象却往往为人们忽略：清中叶后，各地驻防旗逐步放弃满语后，却出现了一种“方言岛”现象，即以旗人北方方言与当地方言结合，形成驻防八旗城内的既不同于北方方言，也有别于当地语言的一种特殊语言，成为语言方面的一个奇特现象。辛亥革命后，在驻防旗人深受民族歧视与压迫的情况下，此种方言岛现象仍旧得以保存，直到改革开放后的当代，此种特殊语言现象仍然顽强地存在着。笔者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及近年，数次赴清代八旗驻防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每每为这种语言的坚韧生命力所打动。2004年笔者赴荆州考察，居住在当地最后一幢旗兵营房中的关大娘仍然在使用此种特殊语言：她的的口音主要为当地荆沙一带的方言，但其中明显夹杂着北方口音。看到我们这一点感兴趣，她干脆用北方话与人交谈。她自己似乎对此也感到满意、高兴。其实，她的语音中，说北方话时带有浓重的荆沙口音，说荆沙话时又带有很多北方的儿化音。不独笔者，到驻防地区进行调查访问的学者和记者对此类现象也有很多生动记录：如在福州，“满族虽已完全放弃了满语满文，但在家里以及他们互相交往时，使用的仍是类似北京方言的语言，今天听起来大体是标准的普通话，虽然他们也会讲福州方言。而闽江口水师旗营兵丁的后代，所说的是一种既非满语亦非当地方言的语言，这一现象已引起一些专家的注意。”〔9〕第52页在山东青州“此前，我们在潍坊等地参观，颇为山东话的难懂犯愁，有时不得不请求对方把话重复一遍。在北城村，却犹如在跟北京老乡谈话，如此相近的乡音，实在令人兴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长达300年里，北城满族生活在被汉文化长期熏陶的，一个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城池内，竟然还能保留下如此纯正的“京腔”。“据村委会干部介绍，只要一出北城村，你听到的就是地道的山东话，北城村人无论老幼都兼通山东话和‘北城话’，村外交际用山东话，村内交际用‘北城话’。”〔10〕在呼和浩特，“生活在这里的八旗官兵直到今天还保持着许多当年从京城带去的习惯，特别是语言。我访问的两个老人都操一口道地的京腔，对我说话时也都称，‘咱们’、‘咱们的人’、‘咱们满洲人’，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11〕在福州长乐市琴江，“村党支部张书记的普通话中掺杂了一点东北口音，先是让我吃了一惊，同时也让我这个来自满族发祥地的北方人倍感亲切。原来，在琴江，人们都会说三种语言：普通话、福州话和满族“旗下话”。张书记一句‘家乡来人了’，立刻拉近了我和琴江的距离。”〔12〕可见，驻防旗人在与当地汉族接触中，为了交往的方便而使用了汉语，但潜意识中的民族自我认同，使得他们独特方言得以长期保存，隐隐显示出对汉族语言文化一种有选择的学习的态度。

丧葬习俗也是民俗演变的标志之一。清代驻防八旗在长期与当地人民接触中，学习和接受了汉族土葬的风俗，却也保留着某种自己的特点。

清初，八旗葬俗，仍沿袭辽、金时期女真人火葬旧俗，主要是焚尸而埋骨灰的复合葬。入关后，受到汉族封建文化的影响而逐步出现了土葬，但对于内地驻防旗人，则严禁在当地土葬，死者灵柩或骨灰一律送回京师故旗安葬。“西安等各省驻防官兵，原非令其久住，若置立产业、坟茔，遂同土著，殊属不合，著该将军等严行禁止。”〔13〕第191页雍正十三年，乾隆帝正式下令废止了八旗中的火葬习俗，而驻防旗人则仍要归京安葬，“乾隆元年议准：各省驻防官兵亡故，如家贫不能扶柩回京，准照军前之例火化，官为送回。再：各省驻防已故妇女闲散人等骨殖，亦于官兵每年官送之便一并送京”。〔14〕卷177从政策层面上看，这当然不仅是葬俗问题，更重要的是清廷为防止驻防旗人土著化，成为当地土著居民而采取的措施之一。但这个规定不久就发生了改变，一是由于驻防旗人在长期与当地人民交往中，习俗有了改变，不断提出在当地土葬的要求，如雍正十年上谕中所说“数年以来，以一二事陈奏于朕前者，重见叠出不下百余次”，“奏称驻防兵丁身故之后，其骸骨应准在外瘗葬，家口亦应准在外居住”。〔15〕卷10二是驻防旗兵及其家属的灵柩或骨灰归京，在执行中也给清廷和各地方政府带来不少麻烦“咨送络绎，亦觉纷烦，地方官颇以为累”。〔14〕卷176乾隆二十一年，正式下令准许驻防旗人在当地安葬，贫困不能置地的兵丁，由驻防八旗设置公共墓地：“嗣后驻防兵丁着加恩准其在外置立产业，病故后即着在各该处所埋葬，其寡妻停其送京。但各处情形不同，兵丁内有无力置地营葬者，亦未可定，着该将军都统等酌动公项，置买地亩，以为无力置地穷兵公葬之用”。〔14〕卷176至此，其葬俗也由火葬转变为土葬。但是，这个葬俗的转变也不是对汉族葬俗的全盘接受，而是将满蒙民族旧有葬俗与汉俗揉合而形成一套新的礼俗，在停尸、出殡、祭祀及坟茔等方面都形成了与汉俗不同的特点。最典型而又显而易见的例子是，今天广州满族坟场仍保留着旗人特有的“椅子坟”，与汉族墓地迥异。

从驻防旗人葬俗的演变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对汉俗实际上是有选择的吸收，并与自身原有习俗结合，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新的属于自己民族的特点，而后就认定这种新的形式就是自己民族的形式。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他们起初是火葬就认定土葬不是这个民族的习俗。
驻防八旗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对妇女贞洁的提倡也是典型的例子。清初，受到汉族封建文化传统影响，满族中就有人提出了严男女之禁，提倡贞洁的主张，如顺治时完颜阿什坦就曾“请严旗人男女之别，定部院九品之制”。〔16〕第 362页由于适应了统治阶级的需要，清初以降，汉族宋明以来铚锆妇女的理学为统治者接受，雍正初下令：“嗣后必使兵民一体，凡营伍中节行贞烈之妇女，尽得举报，不致冒滥亦不致隐漏，以副朕广励风节至意”,〔17〕卷26八旗中旌表贞洁烈女的情况逐渐增多。雍正间广州将军蔡良发现“正红旗甲兵蔡长泰妻赖氏，青年守节，奉侍翁姑。良访闻，具题请旌。广州旗妇守节题请建坊旌表之例，自此始焉。”〔6〕第431页嘉庆间广州“满、汉八旗节妇先后呈清旌表者十余家。事始于嘉庆十年”〔6〕第456页。伊犁将军保宁“疏陈驻防孀妇守节，未举旌表之典，请照内地一体办理。于是采访各城，请旌者凡七十人，后著为令。”〔18〕卷342查阅各地驻防八旗志书，贞洁烈女名氏累百盈千，不绝于书。更有甚者，有的地方甚至对汉族传统的处女贞洁观念也接受下来，在青州“新娘的嫁妆中有一个便盆和一块八寸见方的白布，新婚的第二天早上，新娘要将这块白布亲自送给婆母验证上面的血迹，以示自己的贞洁。”〔19〕第42页这种检验贞洁的形式是汉族自宋以后的常态，而满族中保存如此完好，当然是受到汉文化影响的一种表现，它与入关前满族中流行转房婚等较原始的婚姻形态，而不注重妇女贞操的情况有了根本的不同。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驻防旗人对于汉族传统中限制妇女行动的习惯也还是有所取舍，宋代以来汉族妇女缠足的习俗，就没有被驻防八旗接受。清中叶以后，在京畿等地的旗人中，也有个别旗内妇女缠足的记载，而长期生活在汉族地区的驻防八旗中，并无妇女缠足的情况出现。这当然与满、蒙民族妇女的传统有关，满族入关前就有男女同耕牧的风俗，在兵额不足时，妇女也要参预战事。入关后驻防八旗妇女虽主要从事家务劳动，但仍或多或少地保持了关心世事的传统，如我们看到荆州驻防妇女额勒图氏，在太平天国时期“官相国（荆州将军官文，——引者）镇荆，时军事方棘，为缋地理炮台全图，进呈御览，相国手书“秋水冰壶”旌之。”〔7〕第218页我们在驻防地区考查中发现，驻防旗人后裔，仍以妇女不缠足为旗人与当地人的主要区别之一，如广州驻防旗人后裔说：“满旗的妇女是天足，我们是在旗内通婚，不与当地人民通婚。”荆州驻防旗人后裔关大娘也有类似的说法：“她示意我们看着她的大脚，说，那时我们都不缠足，而城外（指满城外，当时满城已不存在了，但她还是习惯地这样称呼当地汉人）的女人都是小脚，站也站不稳，走也走不快，那有我们的大脚稳当。”这种情形又从另一侧面说明了驻防旗人对于汉族风俗与文化，是有选择地吸收与学习的。

文化习俗的学习与选择，有两个层面，一是统治者的大力推行，二是下层旗人自觉的学习。我们看到，凡是两方面结合一致的，则顺利实施，否则就难以推行。如统治者严令保持清语，但下层旗人为了与当地人民交往的方便，逐渐放弃满语，统治者也感到无可如何。而禁止妇女缠足，由于下层旗人一般均未选择缠足，统治者的禁令就得以顺利实现。

二

在长期的交往中，驻防旗人的习俗中不免打上当地民俗的烙印。如荆州旗人在祭祖时，保留了本民族的传统形式，但祭祀物品中却用了当地特有的米酒，“小祭，或米糕，或水饽饽、洑汁酒等物。”〔7〕第95页这里所用的“洑汁酒”，就是湖北地方特有的米酒。驻防旗人与当地民风民俗就是这样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在民族关系发展和风俗文化的演变中，驻防旗人也深深地融入了当地社会；同时，他们也用自己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深深地影响了当地社会。如广州“羊城灯市，以旗人所制为最伙且又最工。人物、禽鱼、花卉、器皿无一不备，多绫织或蓪草为之，五色鲜妍，璀灿夺目。盖封印后兵有余闲，籍此稍获赢余，为新岁款接亲宾之需，亦承平佳事也。”〔6〕第554页驻防旗人所制花灯，成为广州一种特产，是一种商品，也是民俗互融的表现，也是旗内风俗对当地社会文化产生影响的一种表现。

驻防旗人对当地风俗文化的此类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兹略举一二：

语言方面，驻防八旗放弃满语是其所谓“汉化”最明显的标志，但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清中叶以降，驻防地区普遍出现了一种“方言岛”现象，耐人寻味。在古城荆州，驻防旗人操汉语后，均用北方方言，被当地人称为“城里头话”，荆州“东城成为江陵的一个方言岛”〔20〕第13页辛亥后，旗界拆除，旗人分散，语言发生了不少变化，而其基本语调未改。直到近年人们调查时仍发现，荆州驻防旗人后裔“乡音未改”。而且，这种北方方言也对当地语言产生了明显影响。所以《江陵县志》称：“清代，满族、蒙古族八旗兵及其家属二万余人来驻江陵达240多年，南北语言交融，对县境近代方言产生了重大影响”〔20〕第682页。

驻防八旗是一支地位特殊的军队，不仅其官兵，即其家属亦与当地普通居民的法律地位有很大的不同，而他们又被隔离在一个独立的“满城”中生活。学术界常将直省八旗驻防，比喻为汉族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座“孤岛”。孤岛中的居民，在“我满洲人等，因居汉地，不得已与本习日以相远”〔17〕卷11的情况下，基于生活和交往的需要，他们放弃了满语。但对于从京旗故地带来的这种北方口音，这种既能满足交往的需要，又能显示出区别，也还便于自己内部的交流的状态，他们世代保留下来。“方言岛”现象的产生，是基于驻防旗人的民族自我认同，而清代将驻防旗人与当地人民隔离的政策，为此种语言现象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这就是山东青州驻防旗人后裔会有“村外交际用山东话，村内交际用‘北城话’”现象的原因。

这种由少数人使用的语言对当地方言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交往：驻防旗人的特殊方言本身就是在与当人民的交往中产生的，在交往中使用，在这一过程中，当然也会与当地居民互相影响。荆州驻防旗人后裔，80多岁的关大娘至今还记得，当年她与当地人在口音方面互相嘲笑的情景：当地人对她说的什么饽饽感到好笑，而她也对别人把豆面饽饽叫做什么芽子感到好笑。在语言差异较明显的情况下，互相嘲笑其实也是互相靠拢和学习的过程。二是人口及这个少数民族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居的重要地位：从人口比例来说，驻防八旗在当地当然是绝对的少数，“宣统末，荆州八旗共6029户，24466人。”〔21〕与宣统时荆州府附廓县江陵县12万余户，59万余口的总人口数相比，旗人还是绝对少数。但是这个少数人口却集中居住于府城暨县城中，在城市人口中所占比例却有一定优势，而且，他们是国家军队，法律地位特殊。此种情况也导致了他们的特殊方言对当地产生影响。三是人口的交融：以直省驻防而言，携眷居于当地二、三百年，其间与当地人口发生交融的情况较为普遍，有驻防旗人买当地人为旗下奴仆；当地或外来居民投入旗下，成为旗内民人；有驻防旗人抱养民人子女为子嗣；也有娶当地女子为妻、妾的情况。这种人口交融当然会对旗内语言产生重大影响，但反过来，也会使旗人长期使用的方言对当地产生影响。

驻防八旗对当地风俗的影响，在饮食方面也较明显。在古城荆州，人们不难发现北方风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笔者赴当地考察时就发现，当地最负盛名的菜肴，如“千张肉”、“散烩八宝饭”、“酥黄雀”、“皮条鳝鱼”等，都是北方风味。

2004年笔者实地调查，当地旗人后裔介绍说：“现在荆州区（以前的江陵县城关，即满城所在地）还能看到满人饮食的影响，如八宝饭、白稣肉、白稣丸子、白肉血肠等，都曾是满、蒙、汉各族人民都喜爱的满族食品。白肉血肠，在荆州南门外，直到五六十年代都还有。子面饽饽，是典型的满族食品，用未发酵的子面做成，汉人称为锅亏，因为比较耐饥，出苦力的、纺织女工、搬运工人、黄包车夫都喜欢。在口味上，也有嚼劲，可以下火锅煮。”亦可概见民族间风俗习惯交互影响的情况。


三

在文化的濡染中，驻防旗人及其后裔保持了某种选择性，不能不令我们注意到他们的族群认同。

在多次民族学田野考察中，我们深深体会到驻防八旗及其后裔的民族自我认同感。他们对社会上常见的“满清”、“同化”和“八旗子弟”等字眼，颇有微词：“现在常常说满族已被同化了，所以民族政策、民族工作中常常不包括满族了。这不正常，满族是本地的世居民族，总用同化一词，引起民族矛盾：一是否认了满族的存在，二是加剧了历史的隔阂”。“八旗子弟这个称呼是不准确的，在很多时候，这个词是有贬意的，专指饱食终日，无所事是的人。我们满族，都是驻防的八旗子弟，但却是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人民。”从他们这些话语中，很容易感到其由来已久的族群认同。

这种现象已经引起学者们的注意，“驻防旗人散居到全国各地,彼此间少有联系,长期处在汉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却仍能长久保留本民族的一些文化要素,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22〕我们认为，造成驻防旗人这种强烈的族群认同的原因有五：其一，共同的“社区”生活形成了他们族群认同的基础。清代驻防旗人生活在与其他人民相对隔离的“满城”、“满营”之中，如同“社区”的同质人口，共同的利益与共同的需求，使之形成了共生共存关系的小社会。其二，与当地及周边地区人民的不同法律地位，强化了此种认同。清代旗人法律地位不同于普通民人，一般犯罪多可用鞭责等形式抵罪，在旗、民不交产、不通婚、不同刑的政策下，较易形成某种“优越感”，久而久之就助长了他们对自身地位的认同。其三，清廷对旗兵的限制措施，固化了这种认同。按制驻防旗人不得出城二十里，他们“生则记档，壮则当兵”，不得从事农、工商各业，唯赖兵饷为生，也使他们局限于某种生活空间和思维之内，族群认同在此基础上得到固化。清廷宣称的所谓“恩养”政策，也使他们对本民族的统治者产生认同。其四，战争与生活的贫困化，加剧了此种认同。笔者曾作过初步统计，荆州驻防自设立以后，参加了中国南方包括台湾在内的几乎所有战事〔21〕，仅太平天国时期襄河一战，荆州旗人战死者就达七百七十余人〔7〕第133页。所以“满族人世世代代以先世的赫赫武功感到骄傲．又不能不因战争的残酷而陷入痛苦忧思之中”〔23〕第771页，这种共同的战争生活也增加了他们的族群认同。旗人在心理上，认为自己打下并保卫了今天的天下，吃一点粮饷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应当吃得更好更久些才对。国家的军队，不由国家养起来行吗？正是基于此种心态，才有当年旗兵不事积蓄、追求奢侈生活的情况。清中叶以降，旗内人口增加而兵额不加，造成严重的“旗人生计”问题，但仍未打破旗制对他们的限制。他们对生计问题有自己的理解，他们不能明白其根本性的问题所在，所以只会形成消极的抵触情绪，提笼架鸟就是消极形式。旗人生计问题的日益严重，会使旗兵更进一步走向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颓丧生活。在驻防地，向地方官员闹事，向粮仓管理人员闹事，向民间滋事，也成为一种宣泄〔24〕。其五，辛亥革命后的生活落差，更加强了驻防旗人后裔内心的此种认同。从一个民族的发展来讲，完全不准从事农工商各业，无疑是一种羁绊，但具体到辛亥革命时，却又不能不做具体分析。满族全民皆兵地生活了二百多年，如此巨大的落差，的确是极难适应的。他们对革命的理解是有限的，加上宣传“革命排满”的资产阶级内部对“排满”在理解上的差异，革命队伍的复杂，满人与朝廷一体的心理，都使得排满在具体实施中存在很多问题，革命时的杀戮是惨烈的，革命后的民族歧视更是普遍的。那种为保持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评价而忽略满人惨痛经历的作法也不是史家应有的态度。从满人的角度说，革命使之被迫隐藏民族成分与特征，被迫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在心理上会形成一种抵触情绪，加剧了他们在心理上不能与周边民族融为一体的情况。直到当代，荆州旗人后裔还曾为“六百六十六，汉人杀满洲”那句口头语与人打架，既体现了旧时民族隔阂的残余影响，也表现出他们自身的族群认同。这种情况，是我们今天研究和处理城市民族关系问题时仍要注意的问题之一。

〔参考文献〕
〔1〕（清）南巡盛典〔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C〕.
〔2〕潘洪钢.辛亥革命与驻防八旗〔A〕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4.
〔3〕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C〕.
〔4〕（清）张大昌．杭州驻防八旗营志略〔M〕．杭州：浙江书局，光绪十九年刊本．
〔5〕钦定八旗通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C〕.
〔6〕(清)长善,等.驻粤八旗志〔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7〕(清)希元,等.荆州驻防八旗志〔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
〔8〕辽宁省编辑委员会编.满族社会历史调查〔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9〕定宜庄、胡鸿保.浅论福建满族的民族意识〔A〕中央民族学院学报〔J〕1993.1.
〔10〕刘小萌、王禹浪.山东青州北城满族村的考察报告——关于青州八旗驻防城的今昔〔A〕黑龙江民族丛刊〔J〕200l.4
〔11〕胡鸿保、定宜庄.口述与文献的融通--满族史研究新体验〔A〕黑龙江民族丛刊〔J〕1999.3
〔12〕英未未.福建奇异地保留着一个满族村〔A〕南方周末〔J〕2004-09-09
〔13〕清圣祖仁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清实录》〔C〕.第五册1985．
〔14〕钦定大清会典则例〔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C〕.
〔15〕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C〕.
〔16〕（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A〕．北京：中华书局，清代史料笔记从刊本〔C〕.1984．
〔17〕世宗宪皇帝圣训〔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C〕.
〔18〕（民国）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9〕杨和中.青州的满族风俗和旗城博物馆〔A〕民俗研究〔J〕.1989.1.
〔20〕湖北省江陵县县志编纂委员会.江陵县志〔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
〔21〕潘洪钢.辛亥革命与荆州驻防八旗〔A〕.满族研究〔J〕1992.2.
〔22〕刘小萌.青州旗城一部驻防旗人的实录〔A〕.满族研究〔J〕.2000.4.
〔23〕王钟翰.中国民族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4〕潘洪钢.清代驻防八旗的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从荆州旗、民的几次斗殴事件入手的探讨〔A〕.江汉论坛〔J〕.2005.2.

（四）

还有网友对“汉八旗”问题发挥了应有的历史想象力：

共产国际实现了俄罗斯统治中国的梦想。

首先要搞清楚哪些是我们应该歌颂的，哪些是我们应该反对的！

CCTV告诉我们，凡是有利于中国56个民族统一的，都是应该歌颂的，凡是不利于中国56个民族统一的，都是应该抨击的。至于在这个统一的过程 中，会不会发生人口减少，会不会有屠杀，历史专家告诉我们，这些都是统一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旦天下稳定下来，人口就会上升，以一时的杀戳来评价历史，是很短视的行为。

其次要搞清楚，哪些政权是正统的，哪些政权是不正统的。

历史专家还告诉我们，凡是中国现有56个民族建立的政权，而且其政权在中国领土上的，都是正统的政权，我们应该排除大汉族主义倾向，中国56个民族都有 权在中国领土上建立政权，都是合法的。有人老是把元朝清朝和日本比，这是不正确的，虽然和族在历史上，的确有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机会，但这不是还没有 成为嘛，没有成为的事，就不要乱说了。

那么如何衡量中国的领土的，是现在的960万平方公里，还是历史上最大的 版图。或者是现有56个民族控制过的版图呢。按照成吉思汗是中国人的英雄的观点（成吉思汗出生在蒙古国，建都在蒙古国，主要活动区域在现在960万平方公 里之外），当然应该是历史上最大的版图，应该是当年蒙古帝国控制的版图。也就是许多中国人说的，“我们中国版图最大的时候，到过欧洲。”

那么显然，俄罗斯族符合这个条件。

俄罗斯族是中国现有56个民族之一，而且俄罗斯族在历史上被蒙古帝国统治超过200多年，比汉族被蒙古帝国统治的时间要长得多。

所以俄罗斯族在当年蒙古帝国控制的土地上建立的政权，显然也是中国的合法政权。

俄罗斯族在中国土地上建立了合法政权后，立即表现了惊人的统一决心，他们顺着当年蒙古族走过的道路，击败了突厥人，哥萨克人，把西伯利亚，中亚等大量的土地，都统一在了这个新政权下。这时，他们来到了东亚。

这时东亚是满族建立的清政权，虽然也是中国的合法政权，但是这个政权显然缺乏统一中国的决心和意志。听说清政权连台湾都曾经打算送给荷兰 人，这叫什么话，台湾可生活着我们的高山族，那也是56个民族之一嘛，要是真的成为现实，那中国不就只剩下55个民族了吗？

最后还是要感谢我们伟大的英雄施琅大将军，他劝说清政权，合并了台湾。但是清政权在得到台湾后不思进取，放着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大量领土不去收复，却一心追求歌舞升平，和当年的南唐一样。

这时，有统一决心的俄罗斯族来到了新疆，他们发动了统一中国的战争。但是南朝的康熙皇帝，却逆历史潮流，抗拒统一，自己又没有统一的决心和实 力，妄图造成中华民族长期的分裂局面。最后，利用俄罗斯族的挫折，以及北朝国都的不稳定局势，签定了《尼布楚条约》，这和宋朝的“澶渊之盟”有什么区别！

俄罗斯族在这次统一失败后，因为欧洲有新的敌人，并且因为《尼布楚条约》这种“澶渊之盟”要遵守，就再也没有能够统一中国了。

如果俄罗斯族的统一能够成功，他们将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啊。

首先是版图上，全面超过满族，除了波斯和阿拉伯，可以说，几乎达到了当年蒙古族的水平。这是多大的一份嫁妆啊。

其次是先进的技术，俄罗斯族伟大的彼得大帝，亲自到西欧学习先进的科学，比起南朝的康熙只会在书房里学心科学，有天壤之别，这将让中国的面貌带来多大的变化，肯定能让中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强国。

最后是俄罗斯族还会给中华民族大家庭介绍许多新的朋友，中华民族大家庭很可能能够从56个民族，增加到史无前例的200多个，这是多么大的惊喜啊。想想看，200多个民族，200多朵花，在晚会上该有多精彩。

总之，可恨的康熙自己没有统一中国的决心，又抗拒俄罗斯族的统一，造成了中国的分裂，中国版图的减小，真是千古罪人哪！

（五）

现在我们自己可以根据上述讨论总结一下了：

鞑虏康熙的这个可能的遗憾，终于在毛泽东的黑手里弥补了——在斯大林的裤裆下，毛泽东带领“中华人民共和国”钻进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贼窝。

国际共产党是类似“旗人”的特殊民族，中国共产党则类似“汉军旗”那样的汉奸组织。

国际共产党是类似“旗人”的特殊民族，中国共产党则类似“汉军旗”那样的汉奸组织。所以毛泽东喜欢读《红楼梦》，因为那是汉奸子第曹雪芹写的。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不是普通的中国人，而是汉八旗成员，是“旗人”而不是“汉人”——所以他们动不动就对汉人进行无情的镇压，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红二代就是“八旗子弟”，不过在种族上，他们不是（类似古代满洲人）的现代苏联人，而是苏联在中国的代理人，类似满洲人在中国的代理人——汉八旗的八旗子弟。

而国民党和孙中山，就是引进苏联人、帮助现代汉八旗——中共获得政治正当性的罪魁祸首。

（当然，共产党与“旗人”也有区别，那就是共产党属于开放的民族，可以随时补充新血；“旗人”是封闭的民族，能不能随时加如入。在这一点上。共产党集团又类似穆斯林集团，共产党统治又类似于埃及马木留克奴隶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