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网文《成吉思汗时代的商业文明》（中华工商时报 2010年7月9日）报道：
因为毛泽东一句“只识弯弓射大雕”，人们认为成吉思汗只懂得在马背上打江山，其实，他是代表蒙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具有商业精神、提倡自由贸易、实行开放型经济政策的开明君主。
在蒙元帝国四面征战的过程中，成吉思汗依靠他简单的生存力量和道德信仰构建起他的帝国大厦，尽管这座大厦在其死后不到100年的时间之内轰然倒塌。今天的学者们对蒙元时代有不少正面的评价，但那些评价并没有超出农耕社会王朝更替的范围，他们对成吉思汗征服中的屠杀、把耕地变牧场等政策仍予以严厉的批评，认为蒙古统治者在社会政治领域带来的某些落后的影响是对宋代的逆转。但是如果我们跳出农耕文化来看蒙元时代，事实却不仅仅是那么简单。史学家们认为，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真正重商的朝代。
翻开中国经济思想史，便可以发现，西周以前中国思想史上重商思想很流行，但从西周开始逐渐被重农主义所取代，最终形成了“农为本、商为末”，重商为“本末倒置”的经济伦理观。到了元代重商思想重新开始盛行，成为元朝执政者的重要治国方略。“元代的商业政策与前代有所不同，至少在蒙古统治者的心目中没有贱商的观念，相反，从很多措施上可以看到，政府不仅重视商业，还保护商业，因而元代商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举国上下呈现出一片繁华景象”……
成吉思汗的重商思想无疑推动了商业资本的发展，给中国社会的超常发展提供了契机。马克思谈到商业资本的历史作用时，认为商业资本本身产生不了新的生产方式，但对新的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
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西欧曾经出现过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作为反映当时商业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一种经济思想和政策体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因为毛泽东一句“只识弯弓射大雕”，人们认为成吉思汗只懂得在马背上打江山，其实，他是代表蒙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具有商业精神、提倡自由贸易、实行开放型经济政策的开明君主。他的重商思想和政策措施，对恢复和发展蒙古社会经济，促进东西方物资文化交流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重视商业
如果没有全球性的商业扩张恐怕也就没有今天的世界体系，在促进全球商业方面没有哪个民族能与蒙古人相比。在欧洲，自蒙古人入侵五十年以来，众多被孤立分隔在各自的小圈子里的文明融为了一体，有了统一的洲际交通、商业、技术和政治体系；在亚洲，中国传统的抑商政策被蒙古人彻底打破。
在蒙古帝国统治时期，蒙古地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百业俱兴，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波斯史家志费尼作过较详细的描述：“成吉思汗出现前，他们没有首领或君王。每一部落或两部落分散生活，彼此没有联合起来，时时发生战斗和冲突。他们有些人把抢劫、暴行、淫威和酒色看成豪勇和高尚的行为。契丹汗经常向他们强征硬索财物。他们穿的是狗皮和鼠皮，吃的是这些动物的肉和其他死去的东西。他们当中富有的标志是：他的马镫是铁制的，从而人们可以想象他们的其他奢侈品是什么样了。他们过着贫穷、困苦、不幸的日子，直到成吉思汗的大旗高举，他们才从艰苦转为富强，从地狱入天堂，从不毛的沙漠进入欢乐的宫殿，变长期的苦恼为恬静的愉快。”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威风凛凛的庇护下，蒙古人的境遇已从赤贫如洗变成丰衣足食。
成吉思汗特别重视发展商业。他认为商业是增加社会福利，增进人类和平的正当行业，尤其把对外贸易看作国家的“金麻绳”，在他的铁骑踏破欧亚大陆的时候，他更是把商业看作同世界各国友好交往、和睦相处的法宝。
成吉思汗作为牧民领袖，具有思维开放、向往知识、尊重人才的开明思想，这充分表现在他对商人的信任和肯定上。他认为，商人不是世人鄙视的对象，而应该是人们学习的楷模。1218年，当来蒙古经商的花剌子模商人返回时，成吉思汗命他的儿子、那颜、将官，各从自己的部属中抽调两三个人，让他们随那队商人去算端的国土，在那儿做生意，收购奇珍异宝。他鼓励子孙后代学习商人们不怕艰难，兢兢业业，敢冒风险，勤奋好学，从零开始的创业精神。这样就组成了共有四百五十多人庞大的商队，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由此开始。
成吉思汗为了鼓励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实行了许多优惠政策和具体措施。政治上以富商大贾担任行政要职，提高其社会地位。同时还在蒙古帝国上层培育了一批重商、扶商的代言人。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和后来，不少商人充任了蒙元王朝的显官，如回鹘富商镇海为蒙古四大名相之一，权力在耶律楚材之上。回纥人阿三、阿合马、桑哥及汉族卢世荣均为商人，先后主政掌管财政经济大权。蒙古帝国初期，蒙古地区民众的财产主要是动产即牲口，如牛、马、羊、骆驼等，税收也以马牛羊计算。
根据成吉思汗的《大扎撒》，一律免除宗教人士、贫民、教师、医生及各类知者的赋税负担。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成吉思汗时代向经商者课税的记载。实际上从窝阔台统治时期，占领中原地区后才设立税所，开始征收商税。在《大扎撒》中明文规定：“要保护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又实行了国家集权管理对外贸易，逐步建立了直接干预商务活动的体制，还在大道上设置守卫，建立驿站，畅通商路，给商业往来及贸易活动提供各种方便。成吉思汗下令：凡进入他国土内的商人，一律发给凭照，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对他们应予优待。成吉思汗的这些法令和具体措施不仅在当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已成为草原居民的传统习俗。正如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所说：“成吉思汗统治后期，他造成一片和平安全的环境，实现繁荣富强，道路安全，骚乱止息，因此，凡有利可图之地，哪怕远在西极和东鄙，商人们都向那里进发。”
成吉思汗的重商思想不仅体现在他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上，而且在他的继承者那里得到进一步的贯彻和发展，如窝阔台合罕、蒙哥汗、贵由汗，特别是在元朝皇帝忽必烈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元朝政府积极推行重商政策，发展商业，扩大贸易，在律令上特设保护商业的条款，给予商人各种优待和特权。
首先，是减轻商税。元代商税本轻，并不断减低。至元二十年（1283年）七月，“敕上都商税六十分取一”。同年九月，“徒旧城市肆局院，税务皆入大都，减税征四十分之一”。政府对商人不断减税，无疑会刺激商业的发展。为了鼓励内地商人到蒙古地区做买卖，政府对上都的商人，给予“置而不征”的免税待遇。第二，是保护商贾人身安全和财物安全。政府规定：商旅所至，“官给饮食，遣兵防卫”。对商贾资财明令保护，严禁“拘雇商车”等，保护商贾人身及资财安全，成为各级官吏的要务。
其次，蒙古帝国初期就有帮助商贾解决困难，扶持中小商贩扩大经营，增加渔利等措施。如在窝阔台合罕时期，就曾动用国库来解决商贾资金不足，并给予政府贷款来鼓励经营买卖。《史集》载，合罕有旨，无论要价多少，都按十加一付款。有一次，陛下的一些负责人说，没有必要按十加一地多付，因为货物的原价已高过同类货物的价格。合罕说道：“与官家交易，获利多些才对商人有利，因为他们必然对你们有些开支。我这是在为你们的大圆面包付钱，免得他们从朕处受损失而去。”
各级政府普遍重用商人。元朝大臣当中不仅有回鹘、汉等民族大商巨贾，而且也任用西方高僧大贾。马可波罗本身是个意大利商人，从1275-1292年的17年间，在元朝政府供职，先后担任总督、巡视、出外使节等要职。
游牧民族的本性
学者德山先生在《元代交通史》中说：“国际陆路交通是成吉思汗祖孙三代三次西征的产物。”由于蒙古帝国的兴起，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往来于这条大道的商人们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塔那到中国的路上行走，是绝对安全的。这条“横穿中亚的商路”，对于当时东西方商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成吉思汗的重商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游牧民族固有的商业精神的具体体现。成吉思汗生长在一个外有强敌金兵压境，内有各部族相互吞并，道德秩序非常混乱的时期。所以，他自创业之始，就注意到道德、威信和秩序的建立。对他来说，战争不是最终目的，而是达到安定和富足的一种手段。
当以武力征服世界，建立赫然而立的军事帝国后，成吉思汗更强烈地意识到只有发展商业贸易才能补充自身经济的先天不足，实现繁荣稳定。
从思想基础上来说，成吉思汗的重商思想来自于畜牧业生产方式本身。游牧业生产的单一性与人们需求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这种经济形态的半自给性和依赖性。因此，交换便成为草原牧人的“必需品”，商业精神变为游牧民族共同的固有特征，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正好与城市发展及其条件相反，对那些没有定居的游牧民族来说，商业精神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却往往是他们固有的特征。”
翻开中国经济思想史，便可以发现，西周以前中国思想史上重商思想很流行，但从西周开始逐渐被重农主义所取代，最终形成了“农为本、商为末”，重商为“本末倒置”的经济伦理观。到了元代重商思想重新开始盛行，成为元朝执政者的重要治国方略。“元代的商业政策与前代有所不同，至少在蒙古统治者的心目中没有贱商的观念，相反，从很多措施上可以看到，政府不仅重视商业，还保护商业，因而元代商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举国上下呈现出一片繁华景象”。
成吉思汗的重商思想无疑推动了商业资本的发展，给中国社会的超常发展提供了契机。马克思谈到商业资本的历史作用时，认为商业资本本身产生不了新的生产方式，但对新的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倪建忠的《风暴帝国》中得到更多的启发。他认为，蒙古人衰败，从中原退出，撤回草原后，中原文明也失去了新鲜血液，中国历史上丧失了一次转型的机会。因为，“在中国历史本身的发展中，这是近代化的前夜，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科学技术更上一层楼，为近代科学发展准备了足够充分的条件，西方近代民主制便由此启发而来。蒙古族注入的新血统，使中国人从宋人只知苟且偷生、毫无大志的颓靡状态中清醒过来，懂得了生存法则的残酷性，已经具备了征服海洋，走向世界的野心和能力。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到了14-15世纪，近代文明的曙光应该出现在东方，而不是西方！”
正如拉施特在《史集》中所言：“封建贵族和大商人阶层，他们归降于蒙古征服者，获得了各种优待和特权。成吉思汗的继承者蒙古诸汗所规定的苛捐杂税沉重的徭役，全部重担正是落在纳税阶层定居农民和中下层市民身上。”当蒙元帝国的子孙们面对偌大的疆土依然还要不断征战，盲目扩张时，他们疯狂地兼并土地，把广阔的良田变为牧场，对汉人实行严酷的高压政策，最初昙花一现的文明曙光终究无法阻挡最广大农民的起义之路，因为他们的日子并没有富裕起来，反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1279年灭宋到1358年大都失守蒙古人退出中华大地，整整80年。
谢选骏指出：猪头毛泽东自以为比狗头铁木真“现代化”，所以说他“只识弯弓射大雕”，其实毛比铁还不如，因为它需要向苏联称臣纳贡。但是因此就说，蒙古鬼子重商，岂不掩盖了他们的强盗性质。
（二）
《元朝实行重商政策的原因》（新浪博客 2007年7月13日）报道：
为什么历代都是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而为什么元朝却改变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政策呢？为什么要实行重商政策呢？
商业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物资调配的手段。商业的发展是有利于各地的物品互通有无的，使物资为更多的人所用。各取所需，各尽所用。
其实我们不应该忘了一个重要而又基本的原因，那就是发展商业可以给统治者带来大量的奢侈品，并且还可以给国家带来大量的赋税收入。据记载在汗八里城里，“凡商人之携金银宝石皮革来自印度或他国而莅此城都，不敢售之他人，只能售之君主。”据《新元史·食货志》记载，凡商贾之税，岁大汗所征课程，第一为盐课，收入甚巨，辖境构成蛮子地方九部之一合金。（八十秃满。每秃满值金色干七万，则八十秃满合金色干五百六十万。）《新元史·卷七十一·盐课》1286年两浙盐场出盐四十五万引，每引分二袋（合二百四十公斤），值中统钞二十二贯，则四十五万引共值九百九十万中统钞矣。假定钞对银仍保存其法定价值，应共值金九十九万两。大汗在此第九部地所征课额，既如是之巨，其他八部收入之多，从可知也。那元朝还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
首先，这种重商政策的出台与其的民族性格有关。作为元朝的统治民族的蒙古族，早在11世纪中叶以前就有关于“阳卜”（蒙古人的祖先）与契丹进行牛羊驼马及皮毛的交易的记载。后来建国不久，成吉思汗就向中亚派出了骆驼商队，只不过在经花刺子模时被他人劫杀了，这还引起了一场不小的战争。还有，据洪文卿《元史译文证补》载：“元太祖尝谴西域商三人赍白骆驼、麝香、银器、玉器赠货勤自称王，并要求往来通商。又尝派亲王诺延等出资造人，随西域商贾西经，收买西域土物。”可见蒙古民族一直就是一个重商的民族。后来到了忽必烈时期国家都是大力支持商业的发展。为什么他们会具有这样的民族性格呢？我们都知道元朝的建立民族是北方的游牧民族——蒙古族。蒙古族也居住在蒙古草原上。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他们世代以游牧为生，很少从事农耕。这就决定了他们就不得不与其他民族进行交换，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加上是游牧的生活方式使其有了更多与其他民族接触的机会。与此同时也相应的增加了进行产品交换的可能。这就使蒙古民族逐渐形成了与农耕民族“重本抑末”不同的思维和性格。这种性格势必会在其成为统治民族时影响其政策的制定。
其次，色目人的影响。元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对各民族进行分化，人为地制造民族等级。施行四等人制。第一等为蒙古人，第二等色目人（指西北地区各族及中亚、东欧来中国的人），第三为汉人，第四为南人，而蒙古人与色目人同是特权阶级，色目人更为蒙古人所信任。并有很多人身居高位。他们可以给统治阶者提出有关国家政策的策略。而色目人是从西方到中国的人的一种总称。他们来到中国的目的大多是来经商的。他们是可以说是一些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这些商人在入主朝堂后，他们肯定会建议君主实行有利于他们的商业政策。
再次，蒙古给世界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其武装侵略，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而这个帝国实际是五个帝国。而元帝国是名义上的大汗。各帝国是相对独立的。怎样才能加强对四大汗国的控制？通过商业之畅通，来栓住这种名义上的宗藩关系。同时这也是由各国的物质产品的差异，进行的物质调剂，这就叫互通有无。
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元朝的重商政策是对南宋的政策的继承发展。据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南宋都城临安的情况说：“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可见当时商业的繁荣。这些无疑会对元朝的政策产生影响。
其实，很多人对 “重农抑商”政策都有一些误解。不是说封建王朝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就不发展商业了，只是说一般的封建动作者都对商业活动不太重视而已。所以，元朝统治者只是放宽了对商业发展的限制。这样一举多得的措施他们何乐而不为呢？
谢选骏指出：说到底，蒙古人“重商”不过像共产党“开放”一样，都是“黄鼠狼给鸡拜年”罢了。
（三）
《元朝时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平富足程度是古代最高的！》说，在历史上，元朝是人民生活最好的年代，因为蒙古人重商开放。古代洋人对中国的印象，只有马可波罗是肯定赞扬的，明白吗？可是蒙古人是外族人，又不搞科举，又重商开放，中国这些满脑子重农抑商的文人当然不说元朝好话。
我早就列举几条证据说明元朝人的生活相当不错。至少不输于世界平均水平。第一条证据是明初明太祖明成祖办了几件耗财的大事，修南京城北京城，修砖石长城，把全国城墙史上第一次全部换成砖石的，修九边，建紫禁城，造大船下西洋，这都是元朝富民的遗产。过了一百多年，实行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的明朝嘉靖皇帝，连北京外城都修不全。大家自己去查看北京外城修成啥样。第二条证据就是水浒传描写的生活场景。水浒传中“宋朝小百姓们”生活水平真不错，有酒有肉的。可大家想想，水浒传的作者是元末明初人，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元朝，他写的生活场景肯定主要是参考元朝的生活场景，而不可能是宋朝的生活场景。以前没有照片没有电视，他哪能知道他没见过的宋朝人怎么生活？我们现代人有谁还能清楚清朝人民国人怎么生活的呢？第三条证据就是元曲的发达。元曲发达是因为元朝人经常请戏班子唱戏。各地广建戏台。请戏班子是要花钱的，这跟改革开放初，农村有钱人出钱放电影是一回事。第四条证据就是马可波罗游记。第五条证据就是当时作为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出土了很多元朝老百姓墓葬。泉州当时有很多阿拉伯人前来定居。
元朝虽然有这样那样的规定，什么人分几等，实际上蒙古人对中国的统治类似于粗放的殖民统治，派到各地的官员基本不会说汉话，要靠翻译。官僚机构也不繁杂。元朝税收也很轻。经济上百姓自由发展的空间很大，经商做买卖的人很多，这与实行重农抑商的汉族朝代大不一样。
元朝统治的崩溃，不是因为人民饥饿活不下去而造反，而是因为宗教自由政策以及民族矛盾。在元朝，出现两个组织很严密的教派，明教和白莲教。这两个宗教组织程度很高，跟政党没啥差别。元末脱脱调集几十万百姓修黄河，这两个宗教正好利用人员集中的时机进行动员，策动几十万修河民工造反。于是反元暴动风起云涌，到处蔓延，元朝统治失控，很快土崩瓦解。参加明教红巾军起家的朱元璋当然知道宗教组织强大动员能力的威力，因此他当上皇帝后，立即宣布此二教为邪教，并且对中国人实施了前所未有的严管，比如村民要去别的村子都得申请路引。朱元璋的政权组织形式就很类似于明教的组织形式，比如村民们得不时集中起来学习圣谕之类的。政治上严管，经济上重农抑商，破坏商品经济，实行闭关锁国，所以明朝百姓穷得很，皇帝和政府也穷。明万历皇帝帝后的随葬品，只有皇冠凤冠冕服比较有价值，其他随葬品在帝王中可称寒酸，还不如汉景帝的儿子诸侯王们来得气派。
谢选骏指出：说蒙古时期中国百姓的生活最好，就像说共产党时期是中国盛世一样，是“正话反说”了。因为按照上面三文所说，蒙古人似乎是彬彬有礼的重商绅士，这与历史相去甚远。历史实际显示，蒙古人是强盗，比现代影片所记录的纳粹德国和倭寇日本还要凶残百倍，因为他们的祸害不是延续了十几年，而是一两百年。凡是这些蒙古鬼子占领过的地方，可以说是寸草不生，不论城市还还是乡村，都变成了比草原还要荒芜的鬼地方，用文天祥《正气歌》里的话说就是“阴房阗鬼火”。在蒙古人长期占领的地方，人民遭到灭绝，残余分子都变成了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看看现在的远东、中亚、印度、东欧、阿拉伯世界，就知道“蒙古症”的后遗症多么严重。难怪人们把唐氏症叫做“蒙古症”，那就是一种“先天愚型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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