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满蒙史观的恐怖新娘

满清灭亡百年，除了满洲国复辟，还有一种“满蒙史观”兴风作浪。满蒙史观不仅体现在各种“清宫戏”里面，还有理论文字的表述。

有篇《掀开蒙元帝国开放历史的“盖头”》便是。它说——

13世纪，亚欧陆路隔千山，海运阻万水，人类还认为世界是“平”的。同期，美洲大陆尚未进入人类“史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亚欧大陆东西方，北借古丝绸之路，南依西太平洋印度洋海路数度转运，进行了点缀历史的交往，并为此付出了现代人难以估量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13世纪初，亚洲东北部游牧族群蒙古人，经几代强人励精图志，以闪电般的铁血战争打破寂静的13世纪亚欧大陆，一统东亚南北，凭雷霆万钧之势横扫亚洲版图大部，史无前例的打通亚欧大陆通道，触角抵达东欧、中欧地区。蒙古人行动之猛烈，已然影响了中世纪欧洲与亚洲各国的历史发展走向及格局。继西汉匈奴“蛮族入侵”欧洲之后，西方历史称之为蒙古西征，东方“蛮族”的二次来袭，让中亚、西亚、欧洲特别是东欧列国措手不及。由蒙古人创立，人类历史上最大也是第一个“世界帝国”，蒙元帝国由此开启。

从公元1206年乞颜部落后裔成吉思汗（孛儿只斤.铁木真）统一漠北草原（今蒙古国大部至俄罗斯东大部，环贝加尔湖周围）蒙古各部落建立大蒙古国（蒙古语也客.蒙古.兀鲁思）到1368年明朝建立止，蒙元帝国存国163年；从忽必烈（成吉思汗嫡孙，成吉思汗幼子托雷之嫡幼子）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帝国起算，蒙元帝国存国97年；自1276年，元帝国“和平解放”南宋首都临安（杭州）启，蒙元帝国存国92年。

存国百年左右的蒙元帝国，给人类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留下多少影响？这是一件复杂的世纪工程，自元帝国亡后，人类就没有停下研究总结蒙元帝国历史的脚步，包括西方国家。有评价其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全球化模式的“世界帝国”，也有述说其大大促进了古代东西方的交流，更有历史学者批评其破坏人类文明、打乱历史进程――还有其烧杀掳略、嗜血如命的野蛮行径等等，不一而诸。这些或都是事实，待历史继续品评著说。

以下本文仅就蒙元帝国在社会各层面的对内及对外开放予以介绍述评，意将远隔之历史真实、高阁于史册的蒙元历史言之一二，供观者批评，由方家指正。

一、中原汉地的历史偏见

中原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的形成，并不是历史的理所当然。儒家传统，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历代帝王、文人学者不断强化、丰富、发展累积而成。儒家传统思想包含了远东各地各民族特别是东亚中原汉地的诸多文化基因在内，被后来中原汉族族群尊为圣贤之学，中华之正统。

可以说，儒家传统文化的形成以及所谓“所有权”，在地域上不仅仅归功江浙华南，也当然不全是华北中原，更不能独属北方边锤。儒家传统发源于东部鲁地，弘扬于汉地关中，发展中得益于两江文化的熏染，集大成于明清燕蓟京师。儒家传统之“知识产权”不是汉人独属，其属于远东人类诸族群，超越中国国界，至少包括东亚甚至东南亚各族群。

诡异的是，似乎由汉民族“主导的”中国历史，古代及近现代，却有意无意的排斥中原汉地以外的少数族群。并在一定程度上，完全否定少数族群对儒家传统、华夷正统的贡献，甚至在骨子里认为少数族群是中华正统的破坏者。
中国所谓正史以及后来的历史教科书历来很不情愿将由少数族群建立的国家列入中华正统。明朱元璋于1368年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举兵北进。清初反清复明的势力同样打着恢复中华正统的旗号。清末民初，孙中山亦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其政治纲领。

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任命宋濂修《元史》，仅以短短一年时间完成，相对二十四史其它典籍可谓草草了事。以至于今天元朝可供研究的史料大为不足。这种不乏狭隘的历史观念涉及之远，有很多日本学人甚至认为中华文化已绝响于南宋灭亡之际。

以黄仁宇先生之“大历史观”，千百年无数帝王文人精雕细磨的中华正统，虽不乏闪烁着精妙绝伦的东方智慧，但也同时在文化上逐步将自身封闭起来，最终物极必反的走向狭隘自闭症的“病态”。“东亚病夫”尽管难于入耳，却也是换位观察的结果。中国历史在对待自身历史，特别对待少数族群“主导”的历史尤其如此。甚至今日普通国人对蒙元帝国历史知之甚少，连现代传媒影视剧也鲜有涉及。

中华正统是什么？本身就是一个难以言说或者没有准确边界的模糊概念。儒家经典、儒家精义就是中华历史之正统？还是以儒家传统为代表的汉人传统是正统？在本人看来，如果非有什么是正统不可的话，那这个正统当以中华文明为名义，包括诸子百家、历代文化精粹以及东方各民族在政治文化、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在内之集大成者。其中当然的包括蒙古民族在内的东亚各族群集体智识之共同结晶。

览东周末年，群雄并起，一个当时思想家们称之为礼崩乐坏的时代。就是那个时代，却是有记载史以来，中华文化最璀璨夺目的时期。彼时华夏的正统是什么？是儒家？是道家、墨家、法家？都不是，又都是。至少自战国始，中原文化即不断与北方少数族群相互影响。影响自始也都是双向，而不是理所当然的单向。如果说相互影响中，是北方游牧民族学习汉地文化更多，这大致不错。但如赵武灵王着胡服、练骑射，矢志富国强兵是汉地向漠北草原人群学习的范例亦不绝于史。反向则更多，其中以北魏鲜卑拓跋氏习汉字、改汉姓、迁都洛阳最为壮观。

族群的血缘人种方面，早在先秦各国特别是中原北地国家便从未停止与草原民族交往通婚。秦惠文王妹妹远嫁西北；汉武帝姐姐背井入匈奴；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即是胡人；以及文成公主进藏、昭君出塞等列不胜枚举。
有如中原文化排斥蒙元帝国一样，传统中国对北魏、金、辽一直态度暧昧，难于正视。南北朝时期，长江以北大部为北魏国境。包括在发扬所谓儒家传统等各方面，北魏均不在东晋之下。南宋、金、辽在当时中华版图上，俨然三足鼎立之势。我们的历史承认魏、蜀、吴的三国之势，却有意忽略宋、辽、金均衡之实。连同后来对蒙元、满清朝代的历史态度，此实为中华文化不自信的、狭隘的、偏见的一面。这种偏见形式上是对外民族的放矢，实质上是自身文化狭隘基因受冲击后的过激反应。

排除少数族群的历史参与，从来就没有什么正统的中原正统。蒙元文化、蒙元帝国本身就是中华文化、中华历史的一部分。否认回避这一点，是中国近现代落后的历史原因之一。继续回避这一点，势必会导致我们难于走狭隘自闭的民族心理牢笼，也因此使得我们在骨子里难于接受比漠北少数族群“距离”更加“遥远蛮族”的近现代文明、普适文明价值。不抛弃老大自闭的民族心理，中国梦或许就只能停留在梦的阶段，不成梦魇即为万幸。

二、迁徒自由的人口政策

现代人类学上，中国版图地区的族群被统称为黄种的“蒙古种”。这或许是中原汉人很不“情愿”的事。细分下来，又有北方大陆型，南方海洋型。南方有尼格鲁人种渗透期间，西北有白种的高加索人族群杂糅。

农耕社会，劳动力作为那个时代的第一生产力，是财富的象征，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军事防御力量的储备。为此，有史记载以来，中国版图的人口被动迁徒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种混同就从未停止过。商周时期，随新封建国家的建立，西部周人大量迁往东部各分封国。东周末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兼并频仍，人口流动更加频繁。秦统一六国，秦始皇将大量南方人口移往北方、西北实边，也将中原人口大量迁至关中。

所谓五胡乱华之南北朝，至少有百万计北方人口大量进入中原，融入汉地。
承蒙元之前各时期，中国版图人口的流动更多体现为军事防御属性的官方行动。启蒙元之后的明清时期，明初朱元璋迁山陕人口填充中原华北，在于解决因明元之际战争导致中原人口大量减少的窘境；明末清初，满人抢掳、强征50－100万人口充实东北地区，仍是官方行动。

蒙元帝国时期，官方的迁徒人口行动仍旧不断。但是非官方民间的自由迁徒流动在专制时代却显得尤为另类而耀眼。其中的动力来源，在于蒙元帝国时期不仅对商业贸易不加以政府管控，且在中国古代历朝代，元朝最为重商。人口大量自由迁徒正是伴随着蒙元帝国重商主义盛行而大范围进行。

13世纪中叶，蒙元政府从中亚西亚征兵戍守中原汉地。之后，更多数量的中西亚伊斯兰族群人口进入中国版图，这是今天回回民族在全国各地“大分散，小聚居”局面的肇始原因。蒙元帝国之前，中原特别是华南地区几乎没有伊斯兰族人种。很自然，伊斯兰宗教也是随这一波人口流动而在中国传播、发扬。

不完全历史考据，蒙元时期有百万左右的西域回回人来到东方，他们中的大部分主要从事商业，是中西陆路商业贸易繁荣承载的主要人群。古代蒙元时期，中国版图的总人口约在6000万左右，而仅仅一个族群就有百万人口的大迁徒，其规模与影响可想而知。到达东土的回回人，在蒙元帝国时期的角色如同今天犹太人给世人的印象，是具有商业头脑的民族。元世祖忽必烈朝，许多善于理财的回回人进入中央国家机关从事财政与商业管理。其中原是中亚花剌子模国的穆斯林商人回回人阿合马，后被忽必烈任命为中书省宰相，位极人臣。就连明初被永乐皇帝朱棣委派七下西洋的太监郑和也是元朝回回穆斯林人后裔。

回回族群是蒙元帝国人口流动最具典型的一部分。其它如蒙古人进入汉地，汉人北上漠北，东南沿海与内地的互动，以及华南特别是以泉州港口为基地的人口向东南亚、南亚流动迁徒数量也很可观。以郭守敬为代表的一批汉人早在辽宋金尚存之际即远赴草原加入忽必烈位于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多伦县一带）的金莲川幕府。

今天的西藏地区，其正式进入中国版图的时期也是蒙元时期。西藏地区人口与汉地及蒙古地区的交流也从那个时期大量启动。以至在当政20多年的阿合马的继任者之后，忽必烈还任命过一名中书省宰相叫桑哥，桑哥即来自吐蕃（西藏）。

值得一提的是，晚近时期山东河北等地民众“闯关东”以及山西等地民众大规模“走西口”虽也是民间行动，但多是下层百姓迫于生计不得已而为的历史大动作，其与蒙元时期因商业而动的迁徒有本质区别。

三、兼容并蓄的宗教原则

蒙古民族早期信奉一种原始的宗教萨满教，直到忽必烈时始有重大改变。1254年，忽必烈及其皇室成员集体皈依藏传佛教。然而，与在极权体制下，因君主个人嗜好影响国家政策走向的传统情况有所不同是，自成吉思汗起至元顺帝（妥懽贴睦尔）止，蒙元帝国当局对各种宗教采取的是尊重、兼容、宽松、保护的自由宗教政策。这一政策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开明。直至20世纪，中国宗教整体上依然延续了蒙元时期的宗教格局。

在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前，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西方宗教以及藏传佛教在汉地中原虽已出现，但传播发展却极其有限。13世纪前，这些西方宗教在中国宗教版图上充其量只是零星点缀。汉地中原最主要的宗教是道教与汉地佛教。而这两种宗教，只有道教是汉地“特产”。

佛教自西汉传入中国（起始于洛阳白马寺）后，对其在汉地传播贡献最多的时代，洽洽是北方少数族群建立的北魏朝。当今中国三大佛教石窟遗址之敦煌莫高窟，特别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均于北魏朝大规模开凿。

前元时期，最早引起蒙元帝国统治者重视的汉地宗教是道教教派之一的全真道教。

1220年，全真道教主邱处机应成吉思汗之邀远赴大雪山行营（今阿富汗）觐见成吉思汗。道教由此开始受到蒙元帝国政府重视。今北京朝阳门外东岳庙为元时建造之道教法场。

1255年，少林寺长老福裕亲至蒙廷和林（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西南前杭爱省，鄂尔浑河东岸）面见大蒙古国第四任大汗蒙哥（成吉思汗嫡幼子托雷长子，忽必烈兄长），汉地佛教开始受到蒙廷礼遇。

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最快、最盛、发展最深入当属蒙元帝国。忽必烈在尊藏传佛教僧人八思巴为帝师后正式皈依藏传佛教。其后来甚至委任八思巴帝师创制八思巴文字（文字已失传，西藏档案馆尚存有八思巴文圣旨一件），并将其作为国字以官方名义大力推广。

回回人在蒙元时期“遍天下”的另一个“副”产品就伊斯兰教在汉地的广泛传播。信徒触角抵达东南沿海的泉州一带。因人数众多，蒙元朝廷专设管理伊斯兰教徒哈的司。

1307年，天主教罗马教廷向蒙元帝国派遣“驻华大使”，即孟特.戈维诺主教。到达元大都后，孟特主教先后修建数座天主教堂，将西方宗教建筑艺术融入中国。孟特主教任期，仅在元大都直接由他洗礼的信众就达6000人之多。
基督教徒爱薛（今叙利亚人）还奉忽必烈之命出使伊利汗国（忽必烈三弟旭烈尤建立，今中东土耳其一带），归国之后成为忽必烈近臣，官至二品。
如前所述，尽管世祖忽必烈皈依藏传佛教，但元帝国并没有颁行严格意义的帝国国教。蒙古统治者对各宗教采取的是一种兼容并包的实用主义政策。围绕帝国最高统治者身边的不乏宗教各届“政协代表”人士。中国历史宗教信仰的真正自由期，可谓当在蒙元帝国时期。

四、各从所欲的商业贸易

天然温湿的亚热带季风气候环境，使亚洲东南部自古适合农业耕作，于是农耕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主要的生计方式。外加一条肆虐无常的黄河又使人财物统一集中组织模式成为必要。两者共同促成组织集权、经济富足中国传统的形成。久而久之，这种传统带来了重农轻商、封闭狭隘的族群特点也成为一种“天生”的必然。

相反，源于生存境遇恶劣、自然条件不稳定之原因，重商主义天然成为游牧蒙古民族与欧洲海洋民族共同的特点之一。但是，随着技术条件对自然环境限制的克服与突破，重商主义走向世界前台成为历史的必然。随政权在握，有元一代，蒙古游牧民族的重商习惯亦大行华夏南北。

有史以来，中国古代的商业贸易发展迟缓而波折。蒙元之前，政府虽重视农业耕作，但基于农业经济自然基础不可能也未曾受到任何挑战的前提下，政府当局对商业亦未施行太过严苛的限制。至南宋，自然发展起来的对外贸易终于小有规模。

蒙元政府不但对商业贸易不加以限制，反而鼓励商品生产、商业流通，并积极参与其间。一时间中国大地商业呈现空前繁茂的局面。忽必烈政府甚至在1278年8月向东南亚各国下谕：“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更是历朝绝无仅有。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明清皇帝们禁海、锁边、闭关，对商业的鄙视，对商人的盘剥。

本人作一种历史不允许的假设，如果蒙元帝国不是短命而亡或者后继明清政府沿袭蒙元重商主义，今日中国甚至世界格局或许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观。
至元中叶，中国对外贸易规模、收入均超过曾所谓盛极一时的南宋王朝，每年从海外输入的黄金超过3400两。据马可波罗估计，元时代福建泉州港的吞吐量已相当于当时亚历山等地中海沿岸港口的100倍。元海外贸易在唐宋发展的基础上，无论在规模，还是质量上，均远超过唐宋。

忽必烈时期，元政府首次打通从江浙一带入海，沿东、黄、渤海一路向北的海运大通道。今天津古文化街天后宫，即是建立于元代，是元海外贸易及海运通道运行导致妈祖信仰向北方海港发展的见证。

早在蒙元帝国时代，中国商船已畅行于东南亚以及南亚各口岸。印度洋商品及商人在中国沿海也司空见惯。马可波罗同学正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东土帝国。

尽管今天人们难睹历史之颜。然而，我们可以想见，1274年蒙元帝国15000士兵、900艘战船东渡日本；1292年2月，蒙元帝国20000名“海军”陈兵安南（今越南）、爪哇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其在造船及航海技术方面的先进程度。

蒙古人是实用主义者。铁骑踏过就是帝国商业队伍的紧随其后。而与其不同的，100多年以后，作为元帝国时期东来汉地回回人后裔的郑和奉皇命七下西洋，其目的是商业？是攻城略地？是展示航海战舰技术？都不是。历史让人吊诡的是，随着郑和（郑和本人没有回来，留尸海外）舰队第七次归来之后，中华帝国开始其长达近500年的禁海锁国、封闭自满的历程。500年之后，英国人用500多年前蒙古人带到西方的火药制成的大炮轰开了清帝国的大门。

中国东南沿海民间贸易，从蒙元时期的“合法”终于走到明中期之后的“非法”。从事这些贸易的人一部分变为“倭寇”。明朝时期罄竹史册的“倭寇”所为，除了我们今天知道的以外，很多是从事“非法走私贸易”的商人，即今天所称的外贸商人，这些是被我们历史遮蔽了的一面。

朱元璋的后人们，本可以循历史之大势而坐收海外贸易之“渔利”，却反其道而行之，动用国家之根本而“抗倭”。除了为中国历史平添了戚继光、俞大猷等民族英雄外，还贻误了现代人文、工业文明曙光的发展列车。

五、各从本俗的社会治理

在帝国统治术方面，蒙古人没有采用秦统一六国后的中央集权制，没有完全照搬分封制，也没有将草原部落治理方式放之四海。举帝国之大，幅员之阔，东西之远，南北之别，史无前例。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因地制宜、因俗变通了社会统治治理方式。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尝试，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部分导致了元末明初社会治理的失控。但是，作为通讯交通动辙数月一年的庞大帝国，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们采用多元多层统治治理结构，诚为历史的不得已。

在漠北蒙古人“本部”，帝国时期基本沿用成吉思汗时期“黄金家族”政治结构。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之初，成吉思汗将整个漠弱草原分为95个千户辖区，各千户有义务向领主及共同的大汗缴纳牛羊及派出兵卒等。其中中部60多个为中央大汗直辖，其余由成吉思汗四个儿子分领西部，四个兄弟分领东部，即著名的蒙元“黄金家族”的形成。这一传统政治结构一直影响着有元一代。

在忽必烈继汗位前后，西部领地诸王的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逐步事实上脱离帝国。尽管在蒙元存国期间，西部各汗国名义上仍然是元帝国的藩属，但逐步成为与元失去实际统治关系的独立王国。各分封王（后均自称汗国）权力极大的政治模式自成吉思汗即已形成。其自治程度比今天联邦、邦联结构更高的多，元中后期中央与西部汗国的关系几乎等同于今日之英联邦国家。

蒙元帝国对西藏的管辖主要通过宗教施加影响，世祖忽必烈通过鼎力支持八思巴，在西藏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体制。当我国政府今天常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故有领土，这里的“古”指的就是蒙元帝国。

蒙元帝国对原属南宋、金、辽国遵循的社会治理原则，基本概括为各从本俗。如南宋诗人汪元量对蒙古人到来后诗云：“衣冠不改只如先，关会通行满市廛。北客南人成买卖，京师依旧使铜钱。”忽必烈灭南宋，对原南宋的经济结构及生产方式基本保持不变，甚至刻意予以维护，以致有诗形容临安（杭州）“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华如故”。

蒙元政府在税收制度上，也采用南北近乎完全不同的征集方式。华北袭唐金旧制以纳丁税为主，南方沿用南宋例以纳地税为主。在管理手工业、商业、海运、宗教等社会各行业中亦各尊其道、各从其俗。

六、百家争呜的科技文化

自西汉始，至1912年清帝退位止，儒家传统作为东方文化主流传两千年之久。期间，在蒙元时代，也只有在蒙元王朝，儒家正统走下千年神，回归“百家之列”。

客观上讲，元朝百年存国，虽没独尊儒术，元帝国的统治者们也未曾有意“冷落”儒家的子弟，更没有武断的罢黜儒家。元帝国没独尊任何一家思想，也没有罢黜任何一家学说。事实上，同尊重各宗教、各家思想一样，蒙元时代自成吉思汗起对儒生即重视有加。汉地儒生耶律楚材追随成吉思汗多年。早期汉地儒生张文谦、刘秉忠、郭守敬、王鹗（金朝状元）在忽必烈金莲川开府时即加入忽必烈最高决策层。汉地理学宗师吴澄、许衡，以及中国古代四大书法大家赵孟頫等都受到忽必烈的礼遇。

然而，被“娇生惯养”千年的儒家汉地广大子弟，突然与其它同道“平起平坐”，失落、彷徨、郁闷在所难然。正因为此，元后来的儒生清流在史册上没有为蒙古人留下美名，几乎成为狭隘偏见中的必然结果。

个人以为，儒家思想失去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对中国传统思想无疑是一次百年松绑，是思想解禁、自由发展的本位回归，更是对于多元文化相互学习促进、融合的一次历史契机。

学以致仕传统的颠覆，让蒙元时期文艺、科技呈现出中国古代历史少有的欣欣向荣的黄金时代。

元曲，又称杂剧，与现代戏剧艺术渊源同流。相对唐宋明清历史，短短百年蒙元，元曲就发展成与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齐驱的中国古代代表性艺术奇葩，实在难能可贵。蒙元帝国时期流传至今的《汉宫秋》、《窦娥冤》、《西厢记》等大量的戏曲精典经久不衰。“古代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的著名诗篇千百年来不绝于耳。

以郭守敬为代表的元帝国天文学成就，在当时领先于世界。元帝国的科学家们，将中国年历法精确到万分之两千四百二十五位，着实令执现代先进仪器仪表的今人赞叹。郭守敬等制造并使用当时全球先进的天文仪器观测并记载的宇宙恒星数达到2500颗以上。

蒙元帝国在建城、水利、造船航海、纺织、瓷器制作等各个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达到了当时中国历史之最、领先世界制造业的程度。

今日北京城的基本轮廓肇始于元大都的规划设计。元大都遗址公园（位于今海淀区明光村一带）以及安贞门、建德门这些耳熟的名称是元大都的重要见证。北京城内的水系亦基本形成于元代，如通惠河、积水潭（今什刹海）、大液池（今北海、中海）、均出自元刘秉忠、郭守敬等人之手。北京现元代建筑遗存还包括万宁桥、妙应寺白塔（位置在阜成门内的白塔寺）、孔庙大门、居庸关云台、东岳庙等。另河南广济渠，宁夏唐来渠、汉延渠也是元朝福泽百年的大型水利工程。

尾声

有元一代，存国不过百年，因为汉地的偏见，我们对其知之甚少，实属不该。历史就是历史，遮掩回避是固步自封的自卑；正视历史，才是今日民族国家继往开来的动力之一矣。

……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篇《掀开蒙元帝国开放历史的“盖头”》，揭开的不是蒙元匪帮的盖头，而是满蒙史观的盖头。这盖头底下露出了一个面目狰狞的满蒙史观的新娘。为了证明自己如何美貌动人，这个牲口甚至不惜美化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先遣队“色目人”。而八百年之后，众所周知，蒙满史观最后在斯大林这个色目人的“共产国际”里得到了变形的还魂。“社会主义大家庭”，其实就是蒙古汗国体系的现代版本，它囊括了来自各族人民的俘虏——这些俘虏由自称“先锋队”、“解放军”的人类渣滓组织起来，形成了自称“人民共和国”的奴隶集团。斯大林主义，其实也是满蒙史观的恐怖新娘之一。至于毛泽东思想，那就只能算作满蒙史观的卑贱小妾了，一天到晚打的都是如何多分些田地的鬼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