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梁启超说佛”之迷误

（一）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二）

论者有谓：晚清佛学，于梁启超之前，已经蔚成时代风尚。或基于宗教的信仰，或出于经世的动机，或为学者的理性思考，或做哲人的哲学研究，用梁启超的话说，“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清代学术概论》）。至于梁启超本人，更是推波助澜，使思想界这股伏流，奔涌而起，成为整个时代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沿着魏源所开创的，以经世为川、治世为本的佛学道路，在谭嗣同经世佛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并改造佛教教义，融同儒释，形成了以救世为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形式，以“无我”和“尽性主义”为核心的东方人生哲学，从伦理观念上考察佛教对世俗社会的影响，从理论上把佛学作为“修己安人”、“治国平天下”和争取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进而实现大同社会的思想武器；同时他还接龚自珍佛教文化研究之先路，对佛教哲学、佛教史和佛教典籍作了比较深入的学术研究，进一步启发了近现代学者探讨佛教源流和佛理之热情。他对佛学的利用和改造，既反映了近现代知识界在迷惘中广泛求索救国救民新的理论武器的倾向，也表现出近代佛学入世转向的鲜明特点。而他对于佛教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更是独占鳌头，绝非他人可以比拟的。因此可以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佛学研究的杰出代表。

据梁启超自述，他是在十九岁那年开始从康有为接受佛学启蒙教育的，自此之后，他便与佛典结下不解之缘。尽管他常说自己“夙根浅薄”，“信心不起”，但他对佛学的研究，始终不坠，并且和他的政治思想一致，达则以佛学兼善天下，穷则以佛学独善其身。前者是对佛学的利用和改造，使之成为经世致用的精神武器；后者则是佛教文化的潜心研究和对身心的陶冶。因而形成其佛学思想的两个阶段：

前期，自十九岁至辛亥革命。与其变法维新、鼓吹资产阶级民权的政治思想平衡发展，以改良社会政治为特征的经世佛学。此为“佛学注我”阶段。

后期，自民国建立时至其逝世。与其社会教育、学术研究相一致，以治本为基本出发点的佛教文化研究。此为“我注佛学”阶段。

（三）

学者多将梁启超与佛学接触的生涯分为四段：第一段为梁氏早年求学至戊戌变法失败的期间（1891—1898年）；第二段为梁氏逃亡日本期间（1898—1912年）；第三段是辛亥革命成功后梁氏回归国内参与政治活动（1912—1918年）；第四段是梁氏自欧游回国后一直到其去世为止（1918—1929年）。

其中前二段可谓梁启超早年佛学思想成型时期，而第一段则是他接触清末维新同志学佛思想最多亦最活跃的时期，第二段是他在日本流亡时对戊戌变法时期维新同治思想的冷静反思与总结；至于后二段则是进入民国后他对佛教的兴趣和研究，尤以第四段基本上是他转入学界后在书斋所进行的学术研究。这前后几个时期中梁启超的佛学思想变化很大，难以笼统言之。

但是，梁启超作为清末民初一个标杆式的人物，却体现了一股奇怪的历史潮流：

清末维新人士不愿“全盘西化”，又面临“学问饥荒”，试图找寻一个“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学术理论。于是他们多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梁启超在其著名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把佛学作为晚清思想界的一条“伏流”，他从龚自珍、魏源谈到康有为、谭嗣同，乃至章炳麟，都喜好谈论并推奖佛教，包括他自己，“启超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往推挹佛教”。此中列举的都是晚清思想界荦荦大者，其实，清末维新人士中因学佛而著名者尚有不少，诸如唐才常（字绂丞，1867—1900年）、汪康年（字穰卿，1860—1911年）、夏曾佑（字穗卿，1863-1924）、宋恕（字燕生）、孙宝瑄（字仲愚）等，他们也都与佛学有密切关系。诸君子既倡维新，又相与鼓吹、相互影响而促成一种学佛的风气以至思潮，基本上形成清末的一个思想共同体，尽管这只是一种“伏流”，但惟其如此已令人感到暗潮汹涌的澎拜。

（四）

最为怪异的是：京城佛学风气的形成大概缘起于1894年甲午战败的刺激，因思想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日本的崛起中“佛教隐为助力”，又认为西学之流行与佛理“暗合”。谭嗣同对佛学最初发生兴趣可能就是1895年前后他在从事维新变法运动时接触到京城诸佛学名士，如其在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书信中他就谈到，“在京晤诸讲佛学者，如吴雁舟，如夏穗卿，如吴小村父子，与语辄有微契矣。”

这真糊涂之极！

大家知道，佛教是吃素的、戒杀的，“佛教亡国”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事实。

中国自从东汉传入佛教以来，无力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恢复秦汉遗风，何况夏商周的局面。即使盛唐，也要仰仗少数民族的武力，结果导致安史之乱。两宋就不必说了，即使驱逐了鞑虏的明朝，还不是被鞑虏更深地卷土重来，死死地遭到满洲奴役了二百多年，三倍于元朝。这都是由于佛教瓦解了汉人的斗志。

不独汉人如此，就是彪悍的西藏人和蒙古人，接受了佛教之后也是懦弱不堪，甚至比汉人尤甚。至于在萨满教之下横遭中国的满清，两百年后也变成了东亚病夫，因为它们的雌性首领竟然自称了“老佛爷”。

叶赫那拉氏的“西太后”扮演观音，不是巧合，而是清末的潮流！

她的政治反对派梁启超，却与佞佛的意义上与她同步：难怪有的学者指出，梁启超与佛教的相遇，很难从他的个人内发的精神史上明确其关联。但可以认为他是以师友交往及读书与佛教相遇的。师从康有为和结识谭嗣同，开始使梁启超与佛教进行了知识的交流。康有为的《大同书》固然与公羊学、“西学”关系密切，但和佛教的“众生平等”说似乎也不无关系。谭嗣同在《仁学·自叙》中提出“冲决网罗”的口号，就是从佛家的“无我”说中引申出来的。因此说梁启超在师友们的影响下，也日益热心于佛学。

这是一个多么怪诞的亡国交响曲：想用吃素的佛教去对抗外来侵略！

这怎么可能成功呢？

（五）

学习佛教文明，本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志业。清末，第二期中国文明已死，第三期中国文明开启。

第三期中国文明是以学习基督教文明为志业的。结果清末民初的人物不此之图，反而掉头佞佛，这怎能不是一桩倒行逆施呢？又怎么可能不让中国历史陷入重大挫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