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切莫让愤怒与仇恨中断了国家的现代化》（多维 2021-09-10）报道：
中国现代化进程仍然“正在进行式”中。如果引用孙中山先生当年的话说，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并且就历史的开放性而言，现代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但人们不能把“现代化”和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这两个概念混同起来。“现代化”无疑是总体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但也是人类迄今为止历史的“特殊”部分。
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开始于近代，这是因为近代以来，人类历史开始以加速度的方式发展。正如英国定量宏观经济学史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 1926-2010）所告诉我们的，在近代之前漫长的农业社会里，历史发展缓慢，几乎没有革命性的变化。在世界范围内，尽管也有些地区在一些阶段发生过“奇迹”，例如中国的宋朝和明朝郑和下西洋的时期，但类似的变化没有普遍性，更没有可持续性。促成革命性变化的是近代工业革命，因此近代之后出现了“大分岔”，一些社会因为工业化和技术进步获得了飞速的发展，而更多的国家则依然停留在农业社会。当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Hegel, 1770-1831）说中国“没有历史”时，他是在比较当时的中国和欧洲，因为当时欧洲的工业革命已经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各方面造就了巨大的变化，而中国则依然躺在不变的历史之中。
“理性”与人类现代化的关系
近代“大分岔”引出了人们对现代化的思考，界定和分析各种导致现代化的要素。几乎没有人会否认，现代化是人类理性精神的胜利，即人类应用自己的理性来促成方方面面的变化。如果说科学和技术是促动现代化最主要的因素，那么科学和技术的本质在于理性。这种理性先发生在经济领域，然后扩散到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等几乎所有领域。
简单地说，历史的加速度变化和发展是因为人类把自己的理性引入了历史。理性促成历史的变迁，这在今天的信息社会表现得更加清楚。
但“理性”并不意味着人类所做的都是正确的。如果用“主观能动性”这个概念会更好一些。主观能动性既包含理性，也包含情绪。尽管人是理性的动物，但人也是情绪的动物。从人类行为而言，理性可以促成人类塑造伟大的成就，但情绪很有可能引诱人类犯颠覆性的错误。那些因为被情绪所诱导而进行的“伟大社会工程”往往表现为乌托邦，不仅没有促成人类的进步，反而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
讨论以上这些是因为我们相信理性，相信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我们基于理性的力量。正当我们需要非常理性的时候，有趋势显示，情绪开始主导我们的行为。如何掌控我们的情绪而弘扬我们的理性至为关键，因为决定中国现代化可持续进展的是理性，而有可能中断中国现代化的则是情绪。
被“情绪”主导的中国和世界
在今天的世界，各国都被情绪所主导。如果写过无数以“年代”为书名的英国左派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John Hobsbawn, 1917-2012）还活着的话，说不定把当今这个时代称之为“愤怒的年代”。英美发达国家因为收入财富分配不均和社会高度分化在愤怒，不发达国家因为持续的贫困在愤怒。
内部民粹主义和外部民族主义的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特征。在上一个世界，这两种主义的崛起和极端化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不仅仅是一次，而是连续两次，给世界和人类文明造成了灾难。今天各国不断高涨的愤怒，内部的愤怒和外部的愤怒，是否会再次导向人类的大冲突甚至战争呢？
在这个过程之中，中国至为关键。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无论就经济发展而言还是就反贫困而言，在所有经济体中，中国为世界作出了最大份额的贡献。但未来呢？在未来，中国是否可以继续扮演这个角色，或者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决定了中国本身的现代化是否可以持续，更决定了世界的和平和发展是否可以持续。
世界有愤怒，中国社会也有自己愤怒的地方，对内部不公的愤怒，更对外部不平的愤怒。全球化和其它一些原因也造就了内部的不公平，因此，政府要调整经济结构、整顿市场、规范企业行为，为国家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制度基础。但一些社会成员发现了机会，借此发泄愤怒。如果对社会现实的抱怨有正当理由，把愤怒变为理性的批评和建议，则是可以是促成社会变化的动力。但不当的发泄愤怒不是辨别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不过，一些人的愤怒是“理性”为基础的，因为愤怒的目的是利益。以流量为大的社交媒体是始作俑者，是推手，也是利益获得者。人们可以把此称之为“商业民粹主义”。社交媒体充斥着类似“XX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要让XX父女跑了”等毫无底线的民粹主义情绪，人身攻击、妖魔化、诅咒、谩骂……只要能够带来流量，带来利益，什么都可以做。尽管这些和国家的政策没有实质性的关联，但对毒化社会风气、加深社会不确定性、制造社会分裂方面有着其它方法所不能达到的有效性。
外部更为糟糕，“商业民族主义情绪”泛滥，一些人毫无节制地发泄情绪，哪管得上国家利益。更为糟糕的是，一些人自以为爱国主义的表述，但处处被自己所仇恨的人牵着走，处处被人所利用，反过来损害国家利益。
人们有一万个理由对美国表示愤怒甚至仇恨——几乎在所有问题上，自特朗普以来，美国和中国作对，妖魔化中国，围堵中国。更为荒唐的是，美国把所有的责任，即使是国内治理（例如新冠疫情控制）问题都推给中国。特朗普是这样，现在的拜登也是这样。在对付中国方面，拜登政府界定了“四个领域”和“三个抓手”。“四个领域”即合作、竞争、对抗和冲突；“三个抓手”即内部建设、同盟关系和中美双边关系。但即使是“内部建设”（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再工业化、技术升级等）也都拿中国来论证其合理性。美国政界和知识界的一些人对此也持批评态度。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就认为美国不思自己的过错而把责任完全推给中国是完全不对的。也有前官员认为，美国的问题在于内部（特朗普式）的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法西斯主义是否会在美国崛起？这是人们可以争论的，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但历史上大众民主和法西斯主义并不是没有关联，例如德国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
谢选骏指出：有一种流传很广误解，认为希特勒是通过选举上台的，其实不是，希特勒仅仅是通过一战败将兴登堡的政治任命而上台的，然后才有机会发动了政变。上文作者追随了这种误解是不应该的，因为你是一名学者，虽然被人称为“御用”，但还是不应该这样进行史料的任意裁剪。希特勒与大众民主没有关联——他和毛泽东一样，是“民主了大众”、“运动了群众”。当然，其实是毛泽东偷学希特勒的，而希特勒是偷学了布尔什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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