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第二卷
第六章圣边奈狄克特与大格雷高里
公元六世纪及以后几世纪连绵不断的战争导致了文明的普遍衰退，在这期间中，古罗马所残余的一些文化则主要借教会得以保存。但教会对这项工作却做得不够完善，因为那时甚至最伟大的一些教士也都趋向于宗教狂热和迷信，而世俗的学问是被认为邪恶的。尽管如此，教会的诸组织却创始了一稳固的体制，后来，使学术和文艺能在其中得以复兴。在我们所论及的时代里，基督教会有三种活动，值得特别注意：其一，修道运动；第二，教廷的影响，特别是在大格雷高里治下的影响；其三，通过布教的方式使信异教的蛮族改奉基督教。关于以上三项，我将依次稍加论述。
大约在四世纪初叶，修道运动同时肇始于埃及和叙利亚。修道运动有两种形式：独居的隐士和住修道院的僧侣。第一位虔修的隐士圣安东尼，约于公元250年诞生于埃及，并于公元270年左右开始隐居。他在离家不远的一间茅舍里独居了十五年之后；又到遥远的荒漠中住了二十年。然而他却声名远扬，使得大批群众渴望听他讲道。于是，他于公元305年前后出世讲道，并鼓励人们过隐居生活。他实行极端刻苦的修行，把饮食，睡眠，减少到仅能维持生命的限度。魔鬼经常以色情的幻象向他进攻，但他却毅然抗拒了撒旦恶毒的试探。在他晚年的时候，塞伯得地方竟住满了因他的榜样和教诲所感悟的隐士。
数年后，——大约在公元315年或320年左右，另一埃及人，帕可米亚斯，创办了第一所修道院。这里的修道僧过着集体生活，没有私有财产，吃公共伙食，守共同的宗教仪式。修道院制度并非以圣安东尼的方式，而是以这种方式赢得了基督教世界。在帕可米亚斯派的修道院中，修道僧从事许多工作，其中以农业劳动为主，以免把全部时间用于抵御肉欲的种种诱惑之上。
大约与此同时，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也出现了修道院制度。这里，苦行实施得远甚于埃及。柱上苦行者圣谢米安，和其他主要隐士都是叙利亚人。修道院制度是由东方传到了操希腊语言的诸国家，这主要须归功于圣巴歇尔（公元360年左右）。他的修道院，苦行程度较差；并附设有孤儿院，和男童学校。（并不专为准备当修道僧的男童所设）。
修道院制度最初是个完全独立于教会组织之外的自发运动。使修道院制度和教士融合在一片的是圣阿撒那修斯。同时部分上也是由于他的影响，才确立了修道僧必须身兼祭司之职的常规。公元339年当他住在罗马时，他又把这一运动传于西欧。圣杰罗姆为促进这一运动做了很多工作，圣奥古斯丁又把这一运动传布于非洲。图尔的圣马丁在高卢，圣帕垂克在爱尔兰也都创办了修道院。埃奥那的修道院则系圣科伦巴于公元566年时所创办。起初，当修道僧尚未纳入教会组织之前，他们曾成为宗教纠纷的根源。首先，在僧侣中，无法区别，谁是真诚的苦行者，谁是因迫于生活困窘，看到修道院生活较为舒适，而作了修道者。还有另外一种困难；修道僧对他们所喜爱的主教往往给以狂烈的支持，致使地方宗教会议（甚至几乎使全基督教会议）陷入异端。确定一性论的以弗所地方宗教会议，（并非全基督教会议）就曾处于修道僧的恐怖统治之下。若非教皇的反对，一性论者也许获得了永久的胜利。但在后世，却未再发生过这类骚乱事件。
早在公元三世纪中叶，在没有男修道僧以前，似乎已有了修女。
清洁被视为可憎之事，虱子叫做"上帝的珍珠"，并成为圣洁的标志。男圣者与女圣者会以除非必须涉水过河之外脚上从未沾过水而自豪。在以后的世纪里，修道僧却做了许多有益的事：他们擅长农艺，有的还维持或复兴了学术。但在早期，尤其是在遁世修行的阶层之中，则全非如此。那时大部分僧侣不从事劳动，除了宗教指定的书籍之外，什么书都不读，并且以一种全然消极的态度来对待道德，视道德为规避犯罪，尤其是规避犯肉欲之罪。圣杰罗姆确曾把自己的藏书携往沙漠，但他后来却认为这是犯了一桩罪。
西方修道僧制度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圣边奈狄克特，也就是边奈狄克特教团的缔造者。他于公元480年左右诞生于斯波莱脱附近翁布瑞亚地方的一个贵族家庭中。二十岁时，他抛开了罗马的奢糜和宴乐，跑到一个孤寂的洞穴中，在那里住了三年。此后，他生活过得不再那样孤独了。并于公元530年左右创立了著名的蒙特·卡西诺修道院，他为该修道院起草了"边奈狄克特教规。"这个教规适合于西欧的风土，对修道僧的苦行要求得不象一般流行在埃及和叙利亚地区的那样严格。当时在过度苦行方面有过一种不足为训的竞赛。谁愈是极端地实践苦行，谁就愈被认为神圣。边奈狄克特终止了这种竞赛，并宣布超过教规以外的苦行须经修道院长准许后方得实行。修道院长被授予大权；他的选举属于终身任职性质。（在教规和正统教义范围内）他对他的修道僧几乎是实行专制般的统治。修道僧不得再象以前那样，可以任意由一处修道院转入另一处修道院。边奈狄克特派僧侣，在后世虽然从博学著称，但在初其他们的阅读却只限于虔修用的书籍。凡是组织都各有其自己的生命，并不以其缔造者的意志为转移。于此，最显著的例证就是天主教教会，天主教会是会使耶稣甚而保罗大吃一惊的。边奈狄克特教团则是个较小的实例。修道僧必须宣誓保持清贫、顺从和贞洁。关于这一点吉朋批评说："我在某一地方曾听到或看到一个边奈狄克特派修道院长坦率的自白：'我那清贫的誓言每年给我带来十万克郎；我那服从的誓言把我提升到一个君主般的地位，'但我却忘记他宣誓贞洁的结果了。"虽然如此，该教团背离了创始人的意愿也并非全为憾事，尤其在学术方面更是如此。蒙特·卡西诺的图书馆是有名的，晚期边奈狄克特教派修道僧对学术的嗜好，曾在许多方面予世界有过贡献。
圣边奈狄克特从蒙特·卡西诺修道院的建立时期，到公元543年死去时为止一直住在该修道院。在属于边奈狄克特教团的大格雷高里尚未立为教皇之前不久，蒙特·卡西诺修道院曾遭到伦巴底人的劫掠。修道僧逃往罗马；但待伦巴底人的狂怒平息后，他们又纷纷回到蒙特·卡西诺。
从教皇大格雷高里在公元593年所写的对话集中，我们得知很多有关边奈狄克特的事迹。"他在罗马受过古典文学教育。但当他见到许多人由于研究这类学问而陷入放荡、荒淫的生活之后，他便转身撤回刚刚踏进尘世的双脚，唯恐相习过深，同样坠入无神的危险深渊：因此，他抛掉了书籍，舍弃父亲的家财，带着一颗专诚事奉上帝的决心，去寻找一个什么地方，用以达成自己的神圣心愿：于是，他就这样饱学而无知和不学而智慧地离开了家门。"
他当即获得了行奇迹的本领，第一个奇迹是用祈祷修好了一个破筛子。镇上的市民把这筛子挂在教堂门口，"许多年后，甚至到了伦巴底人入侵的时代，还依旧挂在那里。"他丢开了那筛子，走进了他的洞穴。这地方只有一个朋友知道，这个朋友秘密地用一条绳子把食物系给他，绳上系着一个响铃，以便在送食物时通知这位圣徒。可是撒旦却向绳子投了一块石子，把绳子连铃铛都打坏了。虽然如此，这个人类的仇敌妄想断绝圣徒食物供应的试图却终未得逞。
边奈狄克特在洞穴中住满了上帝旨意所要求的日数之后，我们的主便在复活节那天向某一位祭司显现；把隐士的所在默示给他；并吩咐他和该圣徒共进复活节的筵席。大约与此同时；有些牧羊人也发现了他。"起初，当他们由灌木丛中偶然发现他时，他穿着由兽皮做成的衣服，他们当真还以为这是一只什么野兽之类的东西，但等他们结识了这位上帝的仆人之后，其中许多人便因他而把原来野兽般的生活一变而为蒙恩、虔敬和献身的生活了。"
边奈狄克特，象其它隐士一样，遭受过肉欲的诱惑。"恶魔使他忆起从前见过的一个女人，这个回忆在上帝仆人的灵魂中，唤起了强烈的淫念。它有增无已、几致使他屈服于享乐，并兴起了离开荒野的念头。然而在上帝恩惠帮助下，他突然清醒过来了；当他看到附近长着许多茂密的荆棘和丛生的荨麻时，他立即脱下衣服，投身在内翻滚了许久，以致当他爬起来之后，他已可怜地弄得全身皮开肉绽：他就这样借着肉体的创伤医治了灵魂的创伤。"
在他名声远扬之后，某修道院僧众，曾因他们的院长新近去世，而邀请他去主持该院。他接职后硬要他们遵守严格的戒律，致使众修道僧在一次盛怒之下，决定用一杯鸩酒对他进行毒害。然而当他在杯口上画了一个十字之后那杯便立即粉碎了。于是他又重返到荒野中去。
筛子的奇迹并非圣边奈狄克特所行唯一致用的奇迹。一天，一个善良的哥特人用一把钩镰芟夷荆棘，镰头忽然从柄上脱落，掉进深水之中去了。边奈狄克特得悉之后，将镰柄放进水中，这时镰头便立即浮起来，自动地接到镰柄上去。
一个邻区祭司，因嫉妒这位圣徒的名声而赠他一块有毒的面包。然而边奈狄克特却奇妙地得知这是一块有毒之物。他习惯于喂养一只乌鸦。当乌鸦在发生问题那天飞来时，这位圣徒便对它说："我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衔起这块面包来，把它丢在一个人迹不到的地方。"乌鸦照办了，在它飞回来的时候他照例喂给它当天的食物。这恶毒的祭司，看到无法杀害边奈狄克特的肉身，乃决定戕害他的灵魂，因而打发七个赤身裸体的少妇进了他的修道院。这位圣徒唯恐某些青年修道僧因受诱惑而去犯罪，故而自行离去，以便使那个恶毒的祭司不再发生行这种恶事的动机。以后这个恶毒的祭司终因住房的天花板倒坍下来而被压身死。这时有一位修道僧追踪到边奈狄克特那里告诉他这个消息，这修道僧一面表示愉快，一面请求他重返原来的修道院。边奈狄克特对犯罪者的死亡表示了哀悼，并对那称快的修道僧课以苦行。
格雷高里不仅谈到圣边奈狄克特所行的一些奇迹，同时也不时乐于叙述圣边奈狄克特生涯中的一些事迹。在他创建了十二所修道院最后重返蒙特·卡西诺时，那里有一所纪念亚波罗的礼拜堂，仍然被乡民作为异教崇拜之用。"一直到那时，这些疯狂的异教群众仍然去献那罪恶深重的祭品。"边奈狄克特毁坏了他们的祭坛，代之以一所教堂，并且劝化附近的异教徒改信了基督教。这时撒旦感到了烦恼：
"这个人类的夙敌，不把这件事当作好事对待，现在他竟不在私下，或在梦中出现，而是公开呈现在那圣教父的眼前，并且大声诉说他伤害了它。修道僧们虽听到它的喧噪，却看不到它的形体：但当尊敬的教父向他们述说时，撒旦却以凶险残暴的姿态出现在他面前，它张牙舞爪，嘴中喷着热气，眼中射出烈焰，活象要把他撕碎了似的：所有修道僧都听见了魔鬼对他所说的话；它首先呼唤了这位圣徒的名字，但是我们这位上帝的仆人却不屑于回答它，于是它便开始了一阵冷嘲热骂：它首先喊'蒙福的边奈特'，但却发现他始终不回答它，于是它马上改变了腔调并说道：'该咒诅的，而不是蒙福的边奈特：你与我有什么相干？你为什么要这样迫害我？'"故事到此为止；人们由此推想撒旦终于在绝望中放弃了挣扎。
我已从这些对话中作了较长的引证。它们的重要性有三个方面。第一，圣边奈狄克特的教规，后来成为西欧所有修道院（除去爱尔兰的修道院，或一些由爱尔兰人建立的修道院之外）的典范。然而对于圣边奈狄克特的生平来说，这些对话却是我们的认识的主要来源。第二，它们这些对话描绘出公元六世纪末叶，最文明的民族精神领域的一幅最生动的图画。第三，这些对话为教皇大格雷高里所写成，他是西欧教会中第四位和最末一位博士，并且在政治方面是个最杰出的教皇。以下我们就要对他加以重点叙述。
诺桑普顿副监督，W．H．赫顿牧师断言大格雷高里是六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他说只有查士丁尼皇帝和圣边奈狄克特是他的匹敌。他们三人诚然对未来的时代起过深远的影响：查士丁尼由于他的法典，（并不是由于他的武功，因为那些都是暂时的）；边奈狄克特由于他的教规；而大格雷高里则由于他所带来的教廷权的增长。在我所引用的那些对话中，他虽然显得稚气和轻信。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却非常机敏，专擅和十分清楚地体会到：面对着一个复杂，变化靡常的世界他能有些什么成就。这一对照是颇为令人惊奇的：在行动上最有力的人物往往在精神上却属于第二流。
大格雷高里，是以格雷高里为名的初代教皇，约在公元540年生于罗马一个富有的贵族之家，他的祖父于鳏居后好象也曾做过教皇。他本人在青年时代时有过一所宫殿和巨大的财产。他受过当时人们认为良好的教育，虽然这并不包括希腊语文知识，尽管他在君士坦丁堡住有六年之久，然而却从未学会希腊语文。公元573年他做过罗马市市长，但是因为宗教需要他，所以他便辞去了市长的职务，为建立修道院和周济贫民，捐献了所有的家财。他把自己的宫殿变做了僧舍，而自己则变成一个边奈狄克特派教士。他专心致力于虔修和苦行，致使自己的健康受到长期的损害。教皇裴拉鸠斯二世看中了他的政治天才，派他住君士坦丁堡充当他的全权公使。因为罗马自从查士丁尼时期起就在名义上臣服于君士坦丁堡。格雷高里从公元579年至585年住在君士坦丁堡，在东罗马皇帝的宫廷中一面代表罗马教廷的利益，一面代表教廷神学不断与东罗马帝国的僧众进行商讨，因为他们比西罗马帝国的僧侣较易倾向于异端。这时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主张一种错误的见解，他认为我们复活后的身体将是无法触及的。大格雷高里终于拯救了皇帝，防止他远离真实的信仰。虽然如此，他却未能说服皇帝出兵攻打伦巴底人，从而完成他出使的主要目的。
从公元585年至590年的五年间格雷高里在他的修道院里做院长。以后教皇逝世了，于是格雷高里便继任为新教皇。那是一个艰难的时代。但也正是由于时代的混乱，才给予一个能干的政治家提供了极大的机会。伦巴底人正在劫掠意大利；西班牙和非洲由于拜占庭的衰微，西哥特人的萎靡和摩尔人的掠夺，竟陷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在法兰西存在着南北之间的战争。不列颠在罗马治下虽信奉基督教，但自从入侵以后又转入了异教信仰。那里还有阿利乌斯教派的残余者，"三禁令"的异端尚未消灭尽净。这骚乱的时代甚至影响了一批主教，使他们中间许多人远远不再成为人们的楷模。圣职买卖到处盛行，一直到公元十一世纪后半期时为止仍是一件急待矫正的弊端。
格雷高里以全副精力和智力向所有这些困难的根源搏斗。在他继任教皇之前，罗马主教，虽被人们公认为教阶制中的最高人物，但在其主教管区以外并不认为有任何管辖权。譬如，圣安布洛斯曾与当年的教皇相处得甚为融洽，但显然他却丝毫未把自己看成是教皇权威的属下。格雷高里，部分由他本人的道德品质，部分也由于当代流行的无政府状态，居然能成功地主张他的权威，不但为全体西方教士们所公认，而且在较小的程度上甚而获得了东方教士们的承认。在全体罗马世界中他主要借着同主教们和俗界统治者们通信的方法，但有时也间用其他方法，来行使他的权威。他所著的教牧法规含有对主教们的劝告，在整个中世纪初期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本教规旨在作为主教们的职务指南，而且也这样为他们所接受。这本书本来是为拉温那的主教写的，但同时他也把它送交赛比耶的主教。在查理曼治下，主教们在授任圣职时才得被授予此书。阿尔弗莱德大帝把这本书译成盎格鲁·撒克逊语。在东罗马则以希腊文刊行于世，它对主教们给以健全的、即或并不惊人的忠告，有如劝告他们不可玩忽职务等。同时书中也告诉他们不可批评那些统治者，如果他们不听从教会的劝告，那末却须使他们经常受到地狱劫火的威胁。
大格雷高里的信札是非常有趣的，它们不止显示出他的性格，同时也描绘出他所处的时代。除了对皇帝和拜占庭宫廷的贵妇人以外，他的口吻竟然有如一个校长——有时称赞，经常斥责，对自己发号施令的权限从未有过丝毫的犹豫。
让我们拿他在公元599年所写的信做个实例。第一封是他写给撒丁尼亚岛上卡格利亚利主教的信。这人虽已老迈，但却道德败坏。信中的一部分这样说："有人告诉我，你在主日行庄严弥撒之前竟出外用犁去翻献礼人的农作物……在庄严弥撒之后你又肆无忌惮地拔掉那块土地的界标……如果你体察到我们原谅你头发斑白，那末，老头儿，今后你可要好好反省，在行为上切忌轻举妄动，在举止上切忌蛮横恣睢。"关于这个问题他同时还写信给撒丁尼亚俗界的权威人士。这个主教又因收取主丧费用受到申斥；以后他又因允许一位改宗的犹太人在犹太会堂里放置了一个十字架和一座圣母像而受到申斥。此外，格雷高里尚得悉该主教同另外一个撒丁尼亚的主教未经大主教许可竟然私自出外旅行；当然这也是必须禁止的。接着就是致达尔马其亚总督的一封很严厉的信，信中说："我们看不出你在哪一点上能使上帝或人满意"；"鉴于你想讨好于我们，所以你应该在这种事情上，用全副心意和眼泪来满足你的救主。"至于这可怜的人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我则一无所知。
以下的一封信是给意大利总督卡里尼克斯的。信中祝贺他战胜了斯拉夫人，并且指示他怎样处理伊斯特利亚地方违犯了三禁令的异端派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他也曾写信给拉温那主教。有一次我们竟破例见到格雷高里给叙拉古主教写的一封为自己辩护，而不指责别人的信。这次所讨论的问题是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在于当弥撒进行到某一点时应否呼阿利路亚。格雷高里说，他的用法并不如叙拉古主教所指，是出于屈从拜占庭政府的结果，它是经由蒙福的杰罗姆而起源于圣雅各的。因此那些认定他过分屈从希腊用法的人们是错误的。（与此类似的一个问题，曾造成俄罗斯旧教徒分裂的原因之一）
有许多信是写给蛮族男女统治者们的。法兰克女皇布吕尼希勒德曾为自己请求一领赐给法兰西某主教那样的白羊毛袈裟。格雷高里虽愿答应她的请求；但不幸她所派的使者却属于分裂派。他写信给伦巴底王阿吉鲁勒夫庆贺他与敌方媾和。他写道："因为，倘若未能达成和议，除了使可怜的农民——其劳动对双方都有裨益——继续流血；并给交战两方带来罪孽与危机之外，还能得到些什么结果呢？"他同时并写信给阿吉鲁勒夫的妻子，狄奥德琳达皇后，叫她劝导丈夫坚持为善。他再次写信给布吕尼希勒德谴责在她国内发生的两件事。一项是俗人未经普通祭司的试用期可以立即升任主教；另一项是准许犹太人拥有基督教徒作奴隶。他给狄奥都利克和狄奥代贝特，法兰克王国的两位国王写的信中说，由于法兰克人模范的虔诚，他本想只说些令人欣慰的事，然而他却情不自禁，必须指出在他们王国里盛行着圣职买卖罪。他也写信给图林地方的主教谈到该主教所受的委屈。他给蛮族统治者写过一封彻头彻尾属于恭维性质的信；这信是写给西哥特王理查的，这人过去曾是个阿利乌斯教派，于公元587年改信了天主教。为此，教皇奖给他一把小钥匙，"这把小钥匙含有当年拘锁圣使徒彼得颈项时所用锁链上的铁，它可以从蒙神祝福圣使徒彼得最圣洁的身上带来祝福，这条拘锁过他颈项使他殉道的锁链，可以解除你家人所犯的一切罪愆。"我希望这位国王陛下嘉纳了这项礼品。
关于以弗所异端宗教会议，他对安提阿的主教有过以下指示，指示中说："我们曾听说，东方教会中，除非用金钱贿买，就没有一个人能得到圣职。"——主教必须竭尽全能矫正这种事态。马赛的主教因为毁坏了某些被人尊崇的偶像而受到申斥：偶像崇拜诚然是错误的，然而，偶像毕竟是有用之物，因此，应该加以尊重。高卢的两位主教受到了谴责，因为有一个妇女先是当了修女以后又被迫结了婚。"果真如此，……你们二人应当从事雇佣劳动，因为你们不配作为牧者。"以上是他一年中发出信件的一小部分。有如他在本年度的一封信（cXXI）中所慨叹，这也就无怪乎他找不出时间来从事宗教的默想了。
格雷高里并不欣赏世俗学问。在他写给法兰西伟恩的主教德西德流斯的信中说："我们听到一件提说起来都不免赧颜的消息。人们说你的'弟兄们'［其实就是你］习惯于对某些人讲解语法。对此我们不但非常不满，而且十分恼怒，以致我们把以前所说过的一切都化为叹息和悲伤，因为赞美朱比特的话语断然不能出于颂扬基督的口中……正是由于这种事在关系到祭司时极堪咒诅所以越发有必要通过真其实据，彻底查清这事的真相。"
一直到盖尔伯特，亦即赛尔维斯特二世时期为止，教会内对异教学术的敌视延续了至少有四个世纪。从十一世纪以来，教会才对俗界学术抱有好感。
格雷高里对皇帝的态度比对蛮族诸王的态度要更为崇敬。他在写信给一位住在君士坦丁堡的通讯者时说："凡为最虔诚的皇帝所喜爱的，无论他怎样吩咐，尽都在他的权能范围之内。他怎样决定，就怎样去办。只要他不使我们牵连上撤职处分［关系到正统派主教的］就行。再有，倘若他的所作所为合乎教规，我们就要追随。倘若不合乎教规，我们就要忍受，但要以我们自身不致犯罪为限。"摩立斯皇帝被一个无名的百夫长，弗卡斯所领导的叛乱废黜了。于是这个暴发户便获得了帝位。他不但当着摩立斯杀害了他的五个皇子，而且随后把这位老年的父亲也一并杀掉。除了殉职以外，再无其它选择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当然只好为弗卡斯加了冕。但令人更为惊讶的则是格雷高里，他住在远离罗马生命比较安全的地方，竟然对篡位者和他的妻子，写出令人作呕的奉承。他在信中写道："诸国的国王们与共和国的皇帝之间，有以下不同之点，诸国的国王是奴隶的主人，而共和国的皇帝则是自由人的主人……愿全能的上帝在每一思想上和行动上保守你虔敬的心［也就是你］常住于他的恩惠之中；愿住在你心中的圣灵指引你去作一切应以正义和仁慈从事的事业。"在致弗卡斯的妻子丽恩莎皇后的信中说："那长期加于我们颈项上的重负业经解除，代之以皇帝大权温和的羁绊，为了你的帝国的安宁，试问有什么舌，有什么心得以说尽想尽我们对上帝所亏负的感谢呢。"有人可能认为摩立斯是个恶人；其实他却是个很善良的老人。那些原谅格雷高里的辩护者们推诿，他不曾知道弗卡斯的暴行；但他是确曾知道拜占庭篡位者惯例的行为的，而且他又不待查清弗卡斯究竟是不是一个例外。
异教徒改宗对教会影响的增长是很重要的。在公元四世纪末叶之前乌勒斐拉斯或乌勒斐拉已使哥特人改了宗，——但不幸，他们改信了，为凡达尔人所信仰的阿利乌斯教派。然而，在狄奥都利克死后，哥特人却逐渐地改信了天主教：西哥特人的王，有如我们所见，在格雷高里期间采用了正统教派的信仰。弗兰克人从克洛维斯时代起就改信了天主教。爱尔兰人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前经圣帕垂克劝化也改了教。帕垂克是一个萨摩塞特郡的乡绅，他从公元432年起到461年死去时为止一直住在他们中间。爱尔兰人相继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作了很多布道工作。在这些工作中最伟大的传教士是圣科伦巴；再有便是关于复活节的日期和其他重要问题曾给教皇格雷高里写过长信的科伦班。除去诺桑布利亚以外，格雷高里特别注意到英格兰的改宗。人人知道他在未当教皇之前，如何在罗马奴隶市上见到两个金发蓝珠的男孩。当有人告诉他这两个男孩是盎格鲁人时，他立即回答说，"不，是安琪儿。"在他就任教皇以后，他派圣奥古斯丁前往肯特劝化他们。关于这次布教他给奥古斯丁，给盎格鲁王爱狄尔伯特和其他人士写过许多信。他下令禁止毁坏英格兰的异教庙宇，但却指令毁去其中的偶像并把庙宇奉献给上帝作为教堂之用。圣奥古斯丁向教皇请示过一些问题，诸如堂表兄弟姐妹之间可否结婚，夜间行过房事的夫妇可否进入教堂（格雷高里说，可以，倘使他们已经洗净），等等。这次布道据我们所知是成功的，而这也正成为我们直至今日仍为基督徒的原因。我们目前所考察的这一段时期，具有以下的特征：当代的伟人虽较其他时代中的伟人逊色，但他们对于未来的影响却较为深远。罗马法、修道院制度和教廷长久而深远的影响主要应归功于查士丁尼、边奈狄克特和格雷高里三人。公元六世纪的人们虽不如他们的前人那样文明，却比以后四个世纪的人们文明远甚，他们成功地创始了许多终于驯服了蛮族的制度。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述三人中，有两人出身于罗马的贵族，而第三人则为罗马皇帝。格雷高里在某种正确的意义上来说，是最后的一个罗马人了。他那命令人的语气虽为其职务所使然，却在罗马贵族的自负中有其本能的根源。在他以后，罗马城许多年代未曾产生过伟人。但就在罗马城的衰落期，它却成功地束缚了征服者的灵魂：他们对于彼得圣座所感到的崇敬正是出于他们对凯撒宝座的畏惧。在东方，历史的进程是不同的。穆罕默德诞生的那年，正是格雷高里年近三十岁的时候。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韦伯曾把资本主义兴起的动力归结于清教运动，其实早在宗教改革运动诞生之前一千年，天主教圣徒本尼狄克特创立的修道院就在创造生产型的人格了：他们的口号是“祈祷与劳动”。而后，教皇格利高里一世又大力推广这一制度，使之遍及整个西欧。
由上述可见，马克思韦伯误判了天主教，把天主教的历史贡献归给了新教。这很可能因为韦伯他自己就是个新教徒：
1864年4月21日，马克斯·韦伯生于德国图林根的埃尔富特市。他的父亲是出身于威斯特伐利亚纺织业实业家兼批发商家庭的一位法学家。1869年他携眷迁居柏林。后来成为柏林市议会议员。韦伯的母亲海伦妮·法伦斯坦-韦伯是位很有文化修养、热衷于宗教和社会问题的妇女。她在1919年去世。她对她的儿子影响很深，使他对宗教具有炽热的感情。否则，韦伯的误判就是完全不可理喻的。
根据我的研究，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并无关系，如果一定要说新教和资本主义有些关系，那主要是信仰新教的人群不像信仰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人群那样，长期遭受过罗马帝国的统治。
……
《现代科技文明的源头—黑暗中世纪的天主教修道院（基督教中国 教会生活）报道：
努西亚的圣本笃(Saint Benedict of Nursia，480年－547年)，又译圣本狄尼克，意大利天主教教士、圣徒，本笃会的创建者。他被誉为西方修道院制度的创立者，于1220年被封为圣徒。是天主教会重要圣人之一。前教宗本笃十六世的圣号即来源于他。他经常与《元素论》作者圣安东尼奥一起供奉，侍候于圣保罗左右。左手持十字架，右手持《修院圣规》，神情悲悯，呈慈悲相。
谢选骏《祈祷与劳动－－圣本尼狄克特和他的<规程>》：
"祈祷和劳动"的双重精神，催化了一千五百年以来的西方文化。
我们不妨先浏览一遍这段历史：
公元三七0年 匈权人(曾受中国汉朝的压力被迫西迁)出现在欧洲。
公元三七八年 西哥特人在亚德里雅那堡击败并杀死罗马皇帝。公元四0六年 汪达尔入侵、蹂躏了高卢、西班牙(409年)。
公元四一0年 西哥特人入侵意大利，劫掠罗马，蹂躏西班牙。
公元四四九年 盎格鲁人、萨克森人、朱特人开始征服罗马治下的不列颠。
公元四七六年 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遭到废勘。
公元四大六年 克洛维一世在原罗马帝国的高卢省建立法兰克人王国。
公元四九三年 东哥特人掌握了意大利的控制权。
至此，享祚千年之久的罗马国家分崩离析，古希腊罗马文明开始消亡，"中世纪"降临在西方世界…… 一千年的中世纪，在批判的理性意识审视下是"黑暗" 的。但在社会实践上，它摧毁了腐败的罗马奴隶制。在心理模式上，为西方文明迄今一千五百年的发展奠定了基调，故有无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在蛮族大举入侵的中世纪早期，基督教会成了保存古代文化的唯一"蛹体"。安静的修道院，仿佛成了个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由于有宗教权威的庇护，它成了四散奔命的文人学士的有效避难所。它的社会文化功能与后期教会压制科学、思想、学术的进步恰恰相反。时势造成的这一差别，是研习历史文化所不可不知的。在那兵荒马乱、青黄不接的时代，出现了一个传奇式的象征人物－－努尔西亚的圣本尼狄克特（又译为“本笃”， 480－－543年）。
他是个伟大的教士，出身于意大利翁布里亚的努尔西亚一个贵族世家。但他并没有作为一介纨绔子弟而了其一生，相反，在宗教文化的领域中，他所倡导的"祈祷和劳动"，注定了要改变欧洲文明和世界历史的面貌。
那时，他的祖国罗马及其文明正在崩溃。在绝望中，他转向基替教信仰。年仅二十岁，他就前往苏比科亚附近的一个岩洞过起隐修生活，以图净化自己的灵魂。隐修时间长达三年之久。在社会组织趋于瓦解的形势下，许多慕名者很自然地被他吸引，前来归附。他在建立十三个教区组织之后，南下蒙特卡西诺创建了大修道院，并奋斗了一生，于公元五四七年在此逝世。
在教皇格利高里一世("伟大的格利高里"，540年生) 撰写的《对话录》第二卷里，我们知道了关于本尼狄克特的一些史事。他并非一个从来没有过人欲的绝对圣徒。在荒野的隐修生活中，有一次他回忆起过去爱过的一个女子，强烈的感情冲动，使他痛不欲生，为了压下欲火，他脱光衣服爬进一个荆棘丛中拼命翻滚……据说，这皮开肉绽的创伤具有奇效："使他医治了灵魂的创伤。"渐渐，圣名带来了尊敬和权威，他被推选为修道院院长。但他并不因此而眷恋权位。有一次，只因他坚持严格的规章，修道院僧众盛怒之下，决定用一杯毒酒毒死他。他发觉后并不介意，只是重返荒野，再度去过孤独的隐修生活。
本尼狄克特既有严格的要求，又充满宽恕的精神(在中世纪这被叫做"基督精神")。一位邻区祭司曾经试图毒死他而未成功，又派了七个赤身裸体的少妇闯进他的修道院。本尼狄克特不愿使用武力，又怕年轻的僧众经不起诱惑，就自行离开他创办的修道院，以使那祭司不再制造阴谋。不久，这个祭司被坍下的天花板压死了。一个修道士找到本尼狄克特，高兴地通报这个"好消息"，并以此要求他重返修道院。但圣徒本尼狄克特却对死者表示了哀悼，并处罚了那个对他人之死拍手称快的修道士。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似乎是难以理解的。
本尼狄克特不仅是个修道士，还是文化史上创造者群像之一员。他勤奋，又是个实干家。《圣本尼狄克特规程》的问世，使他完成了一个欧洲文明史上的革命。他为自己创办的修道院规定的制度条文里的双轨("祈祷与劳动")，载起了新文化的使命。他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把体力劳动看作"神圣"的知识分子。这对旧欧洲和整个旧世界鄙视体力劳动的传统观念，是个革命性的打击。要知道，甚至连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都是鄙视体力劳动的死硬派。他曾宣称，奴隶不应该享受人的待遇。
是基督的仁慈使本尼狄克特的革命披上了宗教的外衣：他把体力劳动与敬畏上帝联系起来；把"祈祷与劳动"相提并论："懒惰是灵魂的大敌。所以，修道士应当经常工作，或做手工劳动，或阅读《圣经》。这些工作时间按照季节安排如下：从耶稣复活节（注：约当公历四月中旬）到十月一日，修道士应从第一小时起工作，劳动到第四小时为止。从第四小时到第六小时的时间用于读经活动……第九小时以后继续工作，劳动到黄昏为止……真正的修道士，应以他们的手的劳动来生活，像使徒和教父那样……
(摘自《圣·本尼狄克特规程》)
请注意，这是在全世界的知识分子还都普遍鄙视体力劳动的公元五世纪时制定出来的，而出身于劳动人民的早期 "使徒"和"教父"的生活，显然对此起过示范作用。
本尼狄克特并不像后来那些掌握大权的宗教组织的教会统治者所宣传的，只是一位苦行者、虔诚派和绝对圣徒。他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一个致力于改造那已经毫无希望之火的社会的人。只不过他的改革是从当时并不很引人注目的修道院里悄悄开始的。修造院里的革命－－"祈祷与劳动" 成了新时代的口号与象征。本尼狄克特是这一运动的奠基人。在腐败成风的希腊、罗马的"古典时代"晚期，劳动是奴隶的卑贱标志，自由民（更不用说贵族、富人和特权阶层了）是不屑于正视它的。这种古老的价值观念，是古典世界灭亡的祸根之一，也是古希腊罗马人尽管充满科学精神，却终究发展不出工业文明的一个关键因素。现代科学研究和工业文明，都建立在尊重手工劳动、体力劳动的基础上。而西方知识分子的前身，或为从事体力劳动的修道士，或为工匠出身的早期资产阶级。如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格雷戈尔· 孟德尔，就是十九世纪中叶一个默默无闻的奥地利修道士。没有尊重体力劳动的传统，现代工业文明制度是无法逐步成熟起来的。
《圣本尼狄克特规程》还揭示了体力劳动在精神生活中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劳动把人从有害于精神健康的懒惰中解放出来，而且提供了谋生的手段和社会救济的后援。美国史学家J.W.汤普逊指出，本尼狄克特修道院"把关于农业、畜牧、园艺等罗马科学方法，通过中世纪保留下来。还抽干了沼地，清除了森林，开辟了无数的荒原。” （见《中世纪社会经济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上册182页）
其结果粲然可观：一所本尼狄克特修道院，便是一个模范田庄。他们种植庄稼，栽培葡萄，酿造大量的啤酒、葡萄酒。并向欧洲各地开展贸易活动，甚至出海远航。修道院的手工作坊生产响铃、铅制水管等各种产品，以满足自身需要。教会的垦殖地，在耕作技术几乎被遗忘的时代，把它保留了下来。他们甚至首先使用泥灰石作肥料，以提高作物的产量。在保存农业、工业技术方面，修造院比封建的贵族庄园起了更大的历史作用。
早期的修道士并不是一些除了阅读《圣经》之外就不学无术的文化寄生虫。"祈祷和劳动"之余，每一所修造院都建立了图书馆和手稿缮写室(印刷术一千年之后才进入欧洲生活)，甚至美术创作园地。中世纪早期普遍的社会混乱，使这些图书馆、缮写室、美术创作园地成了保存、绍继古代文化的有益的温床。修道士们广为抄录、收藏了希腊文、拉丁文的古典文献，而不限于基督教读物。许多修道院座落在交通要道旁，设立了旅店，还负担起养路的任务，这对于维持业已分裂了的欧洲各部的正常交往秩序，起了积极作用。为照顾病倒的旅客，旅店里还设立了医院，从而为近代医学和医疗系统的发达，开创了有力的传统并准备了物质基础。英国历史学家A·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盛赞早期教会是西方文明的摇篮，正是基于上述事实。
近代欧洲文化以"物质文明"为重心。一般认为，这基于对中世纪神权的精神统治的回应。但历史是连续的，近代并非越过中世纪而跳跃式地展开了"古典文化的复兴"，恰恰相反，它从中世纪继承了较之古典世界远为直接和丰富的精神和物质遗产。其中，对体力劳动的尊重，堪称一笔最珍贵的礼物。但这一礼物是否是基督教的教义的纯粹恩赐呢？也不尽然。
我们知道，基督教是从西亚、北非一带开始传入欧洲的，修道院制度也因此首先兴起于近东。但埃及和叙利亚等地流行的修道方式只有过度的苦行性质，而无明确的劳动制度。谁越是极端地实践苦行，谁就被目为越是神圣。本尼狄克特中止了这种过度精神化的变态竞赛，他第一个宣布：超过教程规定以外的苦行须经特殊批准方能进行！这就把修道士们的精力有效地纳入体力劳动的领域。无结果的苦行，终被有结果的劳动取代了。从社会经济发展上着眼，谁能不承认这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它解放了生产力)呢！而这种革命，并非亚洲的基督教教义所固有的，而是欧洲人的一个创造。
不是本尼狄克特造就了欧洲人的性格，而是国民性与本尼狄克特在交互作用中交相发展着－－西方世界早在他之前二百年就开始出现了修道活动。但缺乏一套本尼狄克特式的规程－－守则。多亏了这套法规，使那些并无特殊耐力的一般僧众也能适应这单调枯燥的修道生活。《规程》还提供了一个共同行为的准则和自治组织的基础。契约与约法对社团生活的重要性，至此充分体现了出来。
本尼狄克特的杰作，是基于罗马秩序崩溃的社会苦难。社会的元秩序迫使修造院整饬内部的秩序。《规程》于此实现了一个有效的时空交叉：古罗马与中世纪的社会组织(时间)和东方与西方的修道方式(空间)在此融汇贯通。本尼狄克特的规程，是富于启示力的交叉点。
此后，西方型修造院对东方型修道院的革新，化育出一种新的精神类型：《规程》规定修道士每天要在固定时间作几次祈祷，内容是朗诵《诗篇》和《圣经》的具体章节，以增进成员们之间的认同感和精神力度。在人际的对话， (而非东方式的独自一人的"吾日三省吾身")，在强化团体精神的宗教礼仪(合唱，而非"孤吟"或默诵)中，获得了一种超家族、超区域甚至超民族的共同精神。这比孤独的内省和默想方式，远为社会化。再加上共同劳动、共同食息的纽带，使得修造院这种西方社会文化的原始蛹体，获得了东方社会所没有的自治型的组织力。这对西方工业城市的兴起，提供了一项人际关系形态方面的原始模型。
随着时间的流逝，"祈祷与劳动"最终化成了心理向心力、社会组织力与经济生产力。其结果是修道院的组织形式与生产方式，向广泛的时空不断扩散。到六世纪末叶，大格利高里派奥古斯丁率领四十名修道士到英格兰建立修道院的组织和产业。二百年之后，已在英格兰打下根基的修道士势力又返回欧洲大陆内腹部的日尔曼、斯拉夫、北欧等地，传播新文明的模式。到公元九一0年，在全欧的修道院布"点"的基础上，跨"点"成片的大社团相继出现－－为以后西欧文明统一体的形成，铸造了千年之基。也正是在这风起云涌的新潮下，五百年以后文艺复兴运动，才得以在蛮族入侵之后的欧洲荒原上，催发了个性觉醒的蓓蕾。
本尼狄克特的史例表明，宗教的动机往往成为文明扩张的催化剂。
……
从无神论者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的前述章节可以看出，他之不懂天主教圣徒本尼狄克特，更甚于新教徒马克思·韦伯之不懂天主教圣徒本尼狄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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