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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日星期五

谢选骏: 如果母亲在重庆殉国就没有我和我的一切了



《重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直辖市)》报道:


重庆,简称“渝”,别称山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西南地区综合交通枢纽。总面积8.24万平方千米,辖26个区、8个县、4个自治县。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重庆市常住人口为3205.42万人。 

重庆地处中国内陆西南部,是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金融、科创、航运和商贸物流中心,国家物流枢纽,西部大开发重要的战略支点、“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重要联结点以及内陆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既以江城、雾都、桥都著称,又以山城扬名。重庆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主要有土家族、苗族等。旅游资源丰富,有长江三峡、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世界自然遗产武隆喀斯特和南川金佛山等景观。

重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189年,宋光宗赵惇先封恭王再即帝位,自诩“双重喜庆”,重庆由此得名。重庆是“红岩精神”起源地,巴渝文化发祥地,“火锅”、“吊脚楼”等影响深远;在文字记载的3000余年中,曾三为国都,四次筑城,史称“巴渝”;抗战时期为国民政府陪都。重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0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0个、高校68所,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两江新区、渝新欧国际铁路、西部(重庆)科学城等战略项目。

历史沿革

在距今2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在今重庆巫山县已经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人类——巫山人。在距今2万年至3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铜梁文化”(今铜梁区)。

夏商时期为百濮地,《华阳国志》载:“越嶲郡会无为濮人居地,有濮人冢”,《史记 · 楚世家》说:“(楚武王)于是始开濮地面有之,建宁郡南有濮夷,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三峡地区是中国主要岩盐产区,由于盐是古代重要的硬通货之一,由此在商朝至西周时期巫山地区催生了巴国文明。

战国时期,巴国从汉水流域南迁至长江上游后,先后在枳(今涪陵区)、江州(今渝中区)、垫江(今合川区)建都。周庄王八年(前689年),巴国与楚国激战于那处(今湖北省荆门市东南),双方相持数月,巴人不敌而归。巴楚之战时断时续,几乎贯穿整个巴史。

周慎靓王五年(前316年),秦国灭巴国后,屯兵江州,筑巴郡城(江州城),城址在今渝中区长江、嘉陵江汇合处朝天门附近。是为史载重庆建城之始。秦朝分天下为36郡,巴郡为其一。

汉朝巴郡治江州,为益州刺史部所管辖。西汉元封五年(前106年),置江关都尉于鱼复(今奉节),管辖巴郡军事。东汉建武十一年(35年),岑彭由江州入益州平定公孙述。初平元年(190年),巴郡三分,永宁郡治江州,固陵郡治鱼复(今奉节),巴郡治阆中。建安六年(201年)复改永宁郡为巴郡,固陵郡为巴东郡,巴郡为巴西郡。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诸葛亮经由江州平定益州。

蜀汉章武二年(222年),刘备在巴东郡白帝城(今奉节)托孤。李严在江州筑大城。

魏晋南北朝时期,巴郡先后是荆州、益州、巴州、楚州的一个辖区。西晋巴郡改属梁州。东晋十六国时,巴郡为成汉所辖,今重庆东部则为东晋巴东郡管辖。桓温讨伐李势,朱龄石平定谯纵,皆经由江州入益州。

刘宋时,将巴郡归属益州,巴东郡仍属荆州辖制。泰始五年(469年)分益州之巴郡,荆州之巴东郡等五郡置三巴校尉(今奉节)。萧齐时,以益州巴郡、荆州巴东郡等四郡置巴州(今奉节,480年-483年)。梁元帝太清四年(550年),武陵王萧纪于巴郡置楚州,西魏大统十七年(551年)改为巴州,北周闵帝元年(557年)又改为楚州。北周大象二年(580年)改属信州总管府(今奉节)。

隋开皇元年(581年),废郡,以渝水(嘉陵江下游古称)绕城,改楚州为渝州,治巴县。这是重庆简称渝的来历。隋时仍属信州总管府(今奉节)。大业三年(607年),州废,复为巴郡。

唐代延续渝州之称,武德元年(618年)为渝州,天宝元年(742年)改南平郡。先隶属于夔州总管府(今奉节),后改隶夔州都督府(今奉节),为山南西道辖地。乾元元年(758年)复为渝州,乾元二年(759年)渝州改属剑南道东川节度使。

宋代,重庆先后短暂属西川路、峡西路(也叫峡路,治奉节)管辖,大部分时间则属于夔州路(川峡四路之一,治奉节)管辖。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因赵谂谋反之事,宋徽宗以“渝”有“变”之意,改渝州为恭州。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宋光宗赵惇先封恭王,后即帝位,自诩“双重喜庆”,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得名,迄今已800余年。 

南宋嘉熙二年(1238年),彭大雅任重庆知府。为防御蒙古南侵之需,拓修重庆城,向北扩至嘉陵江边,向西扩至今临江门、通远门一线,范围大致比李严扩建的江州城扩大了两倍,奠定了此后直至明清重庆古城的大致格局。

南宋淳祐二年(1242年),余玠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经营巴蜀。余玠将四川制置司治所迁至重庆,并在重庆设招贤馆,广纳群贤。构筑了山城防御体系,以抗击蒙古军。

南宋宝祐六年(1258年)农历七月,蒙古大汗蒙哥亲率主力南征攻入四川。十一月,蒙古军抵重庆附近地区。开庆元年(1259年)六月初,四川制置副使吕文德率战船万艘,溯江而上,冲破蒙古军封锁救援重庆。同年七月,蒙哥卒于合州钓鱼城下,蒙古军遂放弃重庆撤围北还回师争夺汗位,战事告一段落。

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元军再次合攻重庆。景炎三年(1278年)二月,重庆被攻破,元军继而征降夔州(治奉节),纳入元廷陕西四川行省(治西安)管辖。

元至元十六年(1280年)分夔州路(治奉节)析置重庆路(治渝中区),今重庆直辖市所辖地区在整个元朝主要分为重庆路和夔州路。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陕西四川行省正式分省,四川行省统有九路(含重庆路、夔州路)、五府。四川行省重庆路管辖巴、江津、南川3县,之后又划忠、涪、泸、合4州来属。至正二十年(1360年),农民军明玉珍建都于此,国号“大夏”,辖今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地。

明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灭大夏国,复改为重庆府,隶属于四川承宣布政使司。整个明朝,今重庆直辖市所辖地区依旧分为重庆府和夔州府。重庆府辖2州、11县、1厅,包括巴县、江津、长寿、永川、荣昌、綦江、南川、合州、涪州、铜梁、大足、璧山、定远、江北厅。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6月,张献忠攻占重庆。之后重庆被大西军、清军、南明军队轮番占领、蹂躏十余次,最后几乎沦为空城。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到康熙二年(1663年),以清廷四川总督李国英重筑通远门为标志性事件,长达19年的重庆争夺战才告一段落。据《重庆通史》记载: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之后,康熙四年(1665年),重庆主城(即渝中半岛)全城仅有3000人。

清初,发生的“湖广填四川”运动使重庆具有了悠久的移民历史和丰富的移民文化,奠定了近现代重庆社会的根基。今重庆直辖市所辖地区在整个清朝仍分为重庆府和夔州府,后又分出酉阳直隶州和忠州直隶州。光绪十六年(1890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开为商埠。光绪十七年(1891年)3月,重庆海关在朝天门附近设立。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根据当年4月签订的《马关条约》中规定,重庆成为第一批向日本开放的内陆通商口岸。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日本在今南岸区王家沱设立了日本租界。同年,法国在今南岸区弹子石附近先后建立了水师码头和兵营。

民国十年(1921年),重庆设埠督办处,任命杨森为督办,筹办市政。其时重庆城区范围未定,权以巴县城关即今渝中半岛部分及原江北县城附近一带居民区为辖区。民国十一年(1922年),将商埠督办处改为市政公所。民国十五年(1926年),又改为商埠督办公署,拓展城区,开始进行城市建设。民国十六年(1927年),又将商埠督办公署改为市政厅,划定重庆两江上下游南北两岸30华里为市区,但无明确边界。

民国十八年(1929年),重庆正式建市,编制为国民政府二级乙等四川省辖市,首任市长潘文华。水陆总面积93.5平方千米,人口28万。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3月12日,蒋介石由汉口第一次飞抵重庆考察。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沿海地区有243家工厂迁到重庆,占全国内迁工厂的54%。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1月,中华民国政府颁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11月1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交代属下的文官、参军两处干员清点好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等重要器物,先离南京而首途重庆;12月1日正式于重庆办公。在成为“战时首都”之后,重庆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舞台,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抗战宜昌大撤退后,大量工业企业内迁至重庆。重庆成为以军火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城市。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重庆市将原有的6个区改设为12个区,巴县龙隐乡(小龙坎、沙坪坝、磁器口一带)划入重庆市。5月5日,迁都至重庆的国民政府颁令,将重庆升格为甲等中央院辖市(即直辖市),析出四川省,重庆亦成为继南京、上海、天津、青岛、北平后的第六个中央院辖市,辖区范围大致为今重庆主城区,即渝中区、九龙坡区、沙坪坝区以及江北区、南岸区,而北碚市(今北碚区)为中央行政院和临时政府所在地。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川渝省市划界,巴县、江北县位于城郊的区域陆续划归重庆市。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明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

从1938年春到1944年冬,日本对重庆进行了长达六年多的狂轰滥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抗战时期,重庆伤亡39480人。

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中华民国政府在重庆对纳粹德国宣战,德国大使馆关闭;同年12月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重庆成为大韩民国(流亡政府)临时驻地。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结束,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在其后的制宪国大中,以法律形式规定重庆为中华民国永久陪都。同年,抗战胜利后,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史称“重庆谈判”。

地理环境位置

重庆位于中国西南部、长江上游地区,地跨东经105°11'~110°11'、北纬28°10'~32°13'之间的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东邻湖北、湖南,南靠贵州,西接四川,北连陕西;辖区东西长470千米,南北宽450千米,幅员面积8.24万平方千米。

重庆地理

重庆北有大巴山,东有巫山,东南有武陵山,南有大娄山。重庆主城区海拔高度多在168~400米之间。市内最高峰为巫溪县东部边缘的界梁山主峰阴条岭,海拔2796.8米;最低为巫山县长江水面,海拔73.1米。重庆海拔高差2723.7米。境内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山地面积占76%,丘陵占22%,河谷平坝仅占2%。其中,海拔500米以下的面积3.18万平方千米,占幅员面积38.61%;海拔500~800米的2.09万平方千米,占幅员面积的25.41%;海拔800~1200米的1.68万平方千米,占幅员面积的20.42%;海拔1200米以上的1.28万平方千米,占幅员面积的15.56%。

重庆地势由南北向长江河谷逐级降低,西北部和中部以丘陵、低山为主,东南部靠大巴山和武陵山两座大山脉,坡地较多,有“山城”之称。总的地势是东南部、东北部高,中部和西部低,由南北向长江河谷逐级降低。 

气候雾重庆

重庆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16~18℃,长江河谷的巴南、綦江、云阳等地达18.5℃以上,东南部的黔江、酉阳等地14~16℃,东北部海拔较高的城口仅13.7℃,最热月份平均气温26~29℃,最冷月平均气温4~8℃,采用候温法可以明显地划分四季。年平均降水量较丰富,大部分地区在1000~1350毫米,降水多集中在5~9月,占全年总降水量的70%左右,春夏之交夜雨尤甚,素有“巴山夜雨”之说。

重庆年平均相对湿度多在70%~80%,在中国属高湿区。年日照时数1000~1400小时,日照百分率仅为25%~35%,为中国年日照最少的地区之一,冬、春季日照更少,仅占全年的35%左右。主要气候特点可以概括为:冬暖春早,夏热秋凉,四季分明,无霜期长;空气湿润,降水丰沛;太阳辐射弱,日照时间短;多云雾,少霜雪;光温水同季,立体气候显著,气候资源丰富,气象灾难频繁。

重庆在地形和气候双重作用下,多雾,素有“雾重庆”“雾都”之称。年平均雾日是104天,有世界雾都之称的英国伦敦年平均雾日只有94天,远东雾都的日本东京也只有55天。璧山区的云雾山全年雾日多达204天,堪称“世界之最”。  

水文

重庆的主要河流有长江、嘉陵江、乌江、涪江、綦江、大宁河、阿蓬江、酉水河等。长江干流自西向东横贯全境,流程长达665千米,横穿巫山三个背斜,形成著名的瞿塘峡、巫峡和湖北的西陵峡,即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嘉陵江自西北而来,三折于渝中区入长江,乌江于涪陵区汇入长江,有沥鼻峡、温塘峡、观音峡,即嘉陵江小三峡。 

自然资源

重庆年平均水资源总量在500亿立方米左右,每平方千米水面积全国第一,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1438.28万千瓦,可开发量750万千瓦,重庆每平方千米拥有可开发水电总装机容量是全国平均数的3倍,此外,还有丰富的地下热能和饮用矿泉水。 

2019年,重庆水资源总量497.28亿立方米。年平均降水量1105.5毫米。全年总用水量76.63亿立方米。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426平方公里。

矿产资源

截至2012年,重庆共发现矿产68种,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有54种,涵盖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贵金属、稀有金属、稀散元素、冶金辅助原料、化工原料非金属矿产、能源矿产、建筑材料及其它非金属矿产等矿种。现实优势矿产有天然气、锶矿、煤、铝土矿、锰矿、毒重石、粉石英、石膏、水泥用灰岩、盐矿、地热等。共发现并开采的矿产68余种,约占世界已知矿种的27%,探明储量的矿产有54种,主要有煤、天然气、锶、硫铁、岩盐、铝土、汞、锰、钡、大理石、石灰石、重晶石等。特别是煤、天然气、铝土矿、盐矿、锶矿、锰矿和钡矿等的储量、品位在中国都有明显优势。 

生物资源

重庆有6000多种各类植物,其中有被称植物“活化石”的桫椤、水杉、秃杉、银杉、珙桐等珍稀树种,森林覆盖率20.49%。仅号称“巴渝峨眉”的缙云山,亚热带树木就达1700多种,存留着1.6亿年以前的”活化石”水杉及伯乐树、飞蛾树等世界罕见的珍稀植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和名胜区南川金佛山,植物种类达333科5880种,有银杉、方竹、银杏、大茶树、人参等珍稀植物52种,有黑叶猴、金钱豹等国家级保护动物36种;江津四面山有1500多种植物和207种动物,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47种,珍稀动物23种。

重庆是中国重要的中药材产地之一,大面积山区生长的野生和人工培植的中药材有黄连、白术、金银花、党参、贝母、天麻、厚朴、黄桕、杜仲、元胡、当归等,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黄连产量居全国第一,是著名的“黄连之乡”。

重庆各类动物资源600余种,有金丝猴、华南虎、蜂猴、黑鹳等近100种国家重点珍稀保护动物。

人口民族

抗战期间,大量人口内迁,迁至重庆地区的达100万人。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市区人口突破百万。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时,人口已达至125万余人。抗战胜利后,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部分工矿企业、机关学校迁离,重庆人口规模逐步萎缩。但人口仍保持在百万以上,成为当时全国第七大城市。

2019年,重庆常住人口3124.32万人,比上年增加22.53万人。其中,城镇人口2086.99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8%。全年外出市外人口474.02万人,市外外来人口182.05万人。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人口为32054159人。

民族

重庆是中国唯一辖有民族自治地方的直辖市,辖4个自治县、1个享受民族自治地方优惠政策的区(黔江区)、14个民族乡。 

2012年,重庆人口以汉族为主体,此外有土家族、苗族、回族、满族、彝族、壮族、布依族、蒙古族、藏族、白族、侗族、维吾尔族、朝鲜族、哈尼族、傣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水族、纳西族、羌族、仡佬族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为193万人,其中土家族人口最多,有139.8万人,其次苗族约48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重庆市人口的5.8%。

经济综述

重庆经济建设基本形成大农业、大工业、大交通、大流通并存的格局,是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 

2020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25002.79亿元,比上年增长3.9%。按产业分,第一产业增加值1803.33亿元,增长4.7%;第二产业增加值9992.21亿元,增长4.9%;第三产业增加值13207.25亿元,增长2.9%。三次产业结构比为7.2:40.0:52.8。民营经济增加值14759.71亿元,增长3.8%,占全市经济总量的59.0%。

第一产业

重庆耕地面积162.2万公顷,农用耕地开发度较高,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商品猪肉生产基地、全国著名的优质水果、榨菜、桐油、烤烟产地,其中,有梁平的“柚子之乡”、潼南的“黄桃之乡”、涪陵的“榨菜之乡”、黔江的“烤烟基地”。另外,荣昌区是中国著名的种猪基地,其荣昌猪更为全国三大猪种之首,有“华夏国宝”之称;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为全国最大的长毛兔生产基地。 

重庆市有栽培植物560多类,其中主要粮食作物有水稻、玉米、小麦、红薯4大类,尤以水稻居首。经济作物名优品种主要有油菜、花生、桐子、生漆、茶叶、蚕桑、甘蔗、黄红麻、烟叶等。果树作物主要有柑桔、甜橙、柚、桃、李等,尤以柑桔最具盛名。饲养动物有60余种,生猪、羊、牛、兔是优势畜种。重庆市有江河鱼类120多种,鱼类养殖遍及各区县,长寿湖、大洪湖是重庆的鱼类养殖基地。 

2020年,重庆全年农林牧渔业增加值1836.78亿元,比上年增长4.7%。

全年粮食播种面积3004.59万亩,比上年增长0.2%。粮食综合单产359.92公斤/亩,增长0.4%。

全年粮食总产量1081.42万吨,比上年增长0.6%。其中,夏粮产量119.64万吨,减产0.4%;秋粮产量961.78万吨,增长0.7%。全年谷物产量753.73万吨,增长0.4%。其中,稻谷产量489.19万吨,增长0.4%;小麦产量6.09万吨,减产11.9%;玉米产量251.13万吨,增长0.6%。全年猪肉产量108.82万吨,下降2.9%。生猪出栏1434.53万头,下降3.1%。年末生猪存栏1082.90万头,增长17.5%。

第二产业

重庆是中国老工业基地之一和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形成了全球最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和中国国内最大汽车产业集群,亦形成了装备制造、综合化工、材料、能源和消费品制造等千亿级产业集群,还是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全球第二大的手机生产基地。

1891年开埠后,重庆工业大致经历了四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一是开埠通商的萌芽发展期;二是抗战时期大量企业搬迁到重庆的基础培育期;三是依托三线建设布局一批重大项目的巩固发展期;四是直辖以来的快速发展期。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重庆有近代工厂和手工工场415家;截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四川同类工厂仅583家,重庆占四川厂家总数的71%,资本数、工人数均占全四川三分之二以上,在四川,乃至西南,重庆仍是工业最集中,最发达的城市。

抗战初期,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宜昌大撤退,大量企业内迁至重庆。短时间内,企业数猛增至300多家。在约300平方千米内,兵工厂17家,聚集了9万多员工,接续着中国工业的命脉,也撑起了国家和民族救亡图存的工业脊梁。抗战时期,全国械弹2/3是“重庆造”,重庆成为以军火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城市。 

2020年,重庆工业增加值6990.77亿元,比上年增长5.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8%。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7.3%,股份制企业增长4.4%,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13.9%,私营企业增长4.1%。分门类看,采矿业下降0.6%,制造业增长6.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2.1%。 

2020年,重庆建筑业增加值3001.44亿元,比上年增长3.4%。全市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总产值8974.97亿元,增长9.1%。

第三产业

重庆是中国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基地,已形成了农业农村和金融、商贸物流、服务外包等现代服务业。拥有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内陆首个国家级新区—两江新区、以及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重庆西永综合保税区、重庆铁路保税物流中心、重庆南彭公路保税物流中心、万州保税物流中心,过境72小时内免签,进口整车、水果、肉类、生鲜海产等口岸。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重庆城内有商业行业27个,店铺字号3058家,而同期各类工厂仅400余家,重庆一直是西南最大的商贸中心城市。截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除中央、中国、中国农民银行重庆分行外,重庆市共有银行13家(钱庄23家);同年8月,原在重庆设有支行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三行成立了联合办事处。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10日,交通银行重庆支行正式开业。中央信托局迁入中央银行办公,邮政储金汇业局于1938年初迁渝,4月在重庆设了重庆分局。改组后的“四联总处”设在重庆;11月,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的总行或总管理处内迁到渝,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都设在重庆。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底,重庆金融业总资本达到64725.8万元,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600万元的40.45倍。

2020年,重庆增加值2319.80亿元,比上年增长2.8%;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952.87亿元,与上年持平;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488.91亿元,下降5.4%;金融业增加值2212.80亿元,增长3.9%;房地产业增加值1577.55亿元,增长0.5%;其他服务业增加值5655.32亿元,增长4.4%。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4458.38亿元,比上年增长5.4%。

历史文化

巴渝文化是长江上游最富有鲜明个性的民族文化之一。巴渝文化起源于巴文化,它是指巴族和巴国在历史的发展中所形成的地域性文化。巴人一直生活在大山大川之间,大自然的熏陶、险恶的环境,练就一种顽强、坚韧和剽悍的性格,因此巴人以勇猛、善战而称。巴渝文化代表:渝派川菜(渝菜)、龙门阵、重庆方言(渝语)、陪都文化、川剧、袍哥文化、重庆码头文化、川江号子、蜀绣等。


陪都文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迁渝,重庆成了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成为内迁学校的集中地,大批著名的教育家、学者来渝执教,众多文艺界名流也来渝工作定居,诸如张大千、胡适、傅斯年、林语堂、钱穆、梁实秋、郭沫若、柳亚子、马寅初、陶行知、梁漱溟、徐悲鸿、老舍等,重庆成为了西南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而学府云集的重庆文化区沙坪坝成为当时大后方著名的“文化坝”。从这里培育出了大批人才,如丁肇中、朱光亚、周光召、邹家华、茅于轼、吴敬琏、丁雪松、王家声等。陪都文化也成为重庆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块奠基石。 

方言文化

重庆方言,亦称重庆话、渝语,属西南官话。狭义的重庆言子,专指重庆人的“展言子儿”,即歇后语或陷语,于谐趣幽默里见智慧。明代,大量湖南、广东籍居民进入重庆,曾经一度占重庆市区人口的40%以上。重庆郊县依然保留移民的方言岛,渝西有大片客家话区和老湘语区,所以在语言上,重庆方言较西南官话其他方言硬、直、平。 

饮食文化

重庆饮食喜麻辣,以不拘一格使用各种材料创作新菜见长。重庆亦是火锅的发源地之一;2007年3月,重庆市荣获中国烹饪协会授予“中国火锅之都”称号。重庆饮食文化代表:重庆火锅、川菜、渝菜(重庆菜、渝派川菜)、水煮鱼、回锅肉、酸菜鱼、辣子鸡、泉水鸡、水煮肉片、老鸭汤、酸辣粉、鱼香肉丝、泡椒肥肠、粉蒸肉、烧白、重庆小面、重庆小吃等。 

民风民俗

重庆有春节拜年、十五观灯、清明祭祖、中秋赏月以及悬酒幌、赶庙会、坐花轿、放风筝等民风民俗,涵盖婚丧嫁娶、文娱游戏、鬼神观念、崇拜禁忌、岁时节令、工商交易等各个范畴,与中国其他地区比较,无不大同小异。

由于古时候重庆地域闭塞,道路坎坷,气候湿热,巴渝人在衣食住行娱乐等生活方式与习俗上,又带有自己十分独特的色彩,爽直中带几分鲁莽,热情中带几分狡黠,幽默中带几分土俗,认真中带几分滑稽,闲逸中带几分急躁,宽容中带几分排外。

宗教文化

重庆市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五大宗教。截至2015年末,重庆有宗教活动场所548处,宗教院校1所(重庆佛学院);佛教有活动场所279处;道教有活动场所33处;伊斯兰教有清真寺8处;天主教有活动场所66处;基督教活动场所162处。


谢选骏指出:如果把中国分成四大块,可以说重庆是左下方那块唯一“有洋味”或曰“现代化”的城市。这是因为重庆先有租界,后是陪都,万吨“巨轮”可以直达这里。我的父母1937年——1945年期间在重庆相遇,抵抗日本侵略。我的长兄生在这里。1979年我专门访问了这个城市,在那里怀念已经去世的母亲。小时候听她说过如何遭受日本军机轰炸的危险经历。她是在湖北参加抗战,然后进入重庆继续抵抗的。如果她那时不幸殉国了,就没有我和我的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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