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大跃进（一九五八——一九六〇）】】
背景因素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问，有大约两、三千万人因为中国共产党施行的政策而死于营养不良与饥馑。这是人世最大的浩劫之一。“大跃进”虽然直接归因于毛主席，却也表达了几百万人的热情。大错是怎么铸成的？
我们寻找因素时，先从中国遗产的某些残余开始看。第一，政府当局对于乡村百姓有毫无争议的控制权威。中国社会的阶级二分法——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经理人与生产者，此刻可以在共党领导人手上作空前密集的发挥。他们在延安已经发展成功打动人心的方法，一旦制定了斯大林主义的控制经济体系，就可以真正把农民差遣得团团转了。
中央的所有指令都得靠地方来实行。按中国固有惯例，地方的士气和效忠度都是施政成果的重要决定因素。共党的激进分子现在大致已经承继了帝制时代下层士大夫的地方领导地位，可以重新伸张官僚主义的旧风，也就是以博得上司称许为取向，顾不到服务人民了。士气高昂的时候，地方行政主管可能争先恐后地向上报告实行中央指令的成果有多么好。除了过度乐观的虚报数字之外，他们也会逼迫人民去制造成果。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的农业集体化曾经有比预想超前很多的成绩，后来真相大白，才知道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得太快，根本没有运作的能力。
另一个固有因素是潜在的，即是，中国农民太温顺，惯于遵从权威命令，原因是权威代表维系农民生计的和平与秩序。共党领导人的幻想可以传授给一般百姓，因为五〇年代初的共党和中国人民都觉得，彼此在建设国家的共同目标下是联合一体的。人民都信任毛主席。由于党干部——农民出身的与日俱增——都巴不得赶快实行指令，走向乌托邦与幻想的这扇门就打开了。地方对党中央的忠心，加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制造了集体歇斯底里症，使大跃进时期的人民不眠不休地工作，而且是不按常规工作。
大跃进的冲动，来自共党认清苏联式工业发展不适合中国后的惊惶失措。一九五〇年的中国人口，是二〇年代苏联人口的四倍，中国的生活水平却只赶上苏联的一半。农业全面集体化以后，农产量并没有显著增加。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七年间，乡村人口增加了约百分之九，城市人口成长额是百分之三十，这期间的政府收粮却几乎毫无增加，同时却得开始以农产品偿还苏联贷款。课征农业税来建设工业的苏联策略，已经走到了死胡同。此外，农村人口往都市迁移的速度超过工业化的速度，造成都市失业率增加，而人口稠密的乡村又有就业不足和大材小用的情形。第一个五年计划达到了预期的成果，但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如果依样画葫芦做下去，却会招致祸殃。
经济学家面临这个困境时，对策不是大跃进，而是减缓最高达到百分之四十八的重工业投资，并且把一部分资金转投制造消费品的轻工业。可买的消费品充裕了，农民也就会有较高的生产意愿。按这个办法，中央政府各部要扮演吃重角色，专长技能的分量也要重于狂热干劲。这样做的实效是完成农业改革，事实上，大多数经济开发成功的例子也都是先进行农业改革，然后才是工业化。
但是这种慢法子与毛泽东的思考架构不合。他先让同僚们相信，大规模组织乡村劳动力可以使乡村改头换面，也可以增加农产量，只要能再度发挥当初使共党头子成功的那种革命决心。可以承诺经济上会有好转，但是个人工作的物质奖励却要减少，这方面的不足可以用意识型态上的热情和自我牺牲理念来取代。毛的这个策略，对农民心理作了很夸大的而且很没把握的假定。
整个运动做起来和游击队打仗差不多，而且确实用了不少军事术语。这一回的运动机器瞄准经济改变，要同时发展农业和工业。这是二元战术，亦即毛泽东说的“两条腿走路”。群众动员要好好利用以前从未充分运用的农村劳力：首先，要以密集劳力修建灌溉系统和防洪设备、开垦荒地；其次，利用更多人手栽种、除草、耕作，以提高每一土地单位的产量；第三，利用就地取材的原料和设备来扩充本地小型工业，以生产消费用品与农具。在此同时，新式工业经济体系要生产出口物品，以换取外国的资本货物，或投资厂房建设。
因为经济专家已经和其它知识分子一样，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斗倒了，满腔群众路线热情的人就想象只凭动员群众来发挥生产能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九五七年底就全面下放经济主管人员。许多事业单位下放到县的层级，甚至货币管理也不例外。中央统计局解散了，和经济计划职责一起地方化了。大跃进的那些野心过高的目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中定下的，定目标的人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瞧不起经济学家的、被竞争心激发的、热烈忠于党理念的干部们。
一九五八年的日以继夜劳动发作起来以后，中国的面目都变了。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总动员，努力建新道路、工厂、城市、堤堰、水坝，开湖泊、造林、垦荒。在国外宣传得最响的是一九五八年七月发动的“土法炼钢”。据报告，七月底建好的炼钢炉约有三至五万个，八月的数目是十九万，九月底七十万，十月到达一百万；投入炼钢的人有一亿。不幸的是，虽然有不少人解决了冶金学的实际问题，这样大忙一场的成品大半是不能使用的。大跃进把小型工业带入乡间，运用了技术，完成了人力的空前动员，其直接后果却是一团混乱，而且很不经济。
统计局曾于一九五八年宣称，粮食作物和棉花的产量在一年内几乎增加一倍。中央委员会便以此为根据，定下野心勃勃的目标，要在一九五九年再增产百分之五十。共党领导人变成了自己说的大话的俘虏了。
一九五八年晚期，整队整团荷锄携篮的农人排列成军事队伍，敲着鼓扬着旗向田地前进，要对顽强的大自然开战。不错，用在筑堤堰、开沟渠、修水坝、引水能、垦荒等方面的人力确实有了成绩。到了今天，中国乡间仍可见到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间人们辛苦流汗掘成的湖渠。只要在那种以人力劈的石块筑成的半公里长的坑道（筑于新垦田地之下，藉以渗水而防止冲蚀），就可以明白大跃进使用的人力有多么浩大。但是这一切对于改良技术、开发资源、提高产量的设备而言，没有多大帮助。
下放动员的逻辑进而导向人民公社的开创。依此逻辑，医保、教育、大规模生产、便利设施等现代化的一切好处，都该在中央全权通盘计划下平均分配给每个人。这一次的执拗追求理想，却带来罕见的毁灭性后果。
一九五九——一九六〇的大灾难
一九五八年是丰年，一九五九年的天候却不肯帮忙了。向农田进军要打胜革命之战的农人们，往往收割无望空手而退。但是，各省各县已经报上了庞大的增产统计数字，比加倍还要高。结果是，实际产量下降的时候，政府却持续高额征粮，造成了人为的一级大饥荒。
一九五九年初，大跃进曾经撤退过。后来却因为议论大跃进的成果，撤退又止步了。一九五九年七月，共党领导人在避暑胜地庐山举行了关系重大的会议。曾是延安与韩战高级将领与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一，现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在会中试图向毛泽东报告农民的实际苦况。彭自一开始在湖南就与毛共事，跟随毛有三十年了，毛却把他的言语当作是冲自己来的人身攻击，把彭革了职。
拥护大跃进的一派人——以及带头的毛泽东——采取了反扑，不但继续推动大跃进，并且在庐山会议之后针对批评大跃进的人展开另一次反右斗争。一九五九年的第二次大跃进，使原已恶劣的后果雪上加霜。这一回的最大罪行是，农村征粮数额增加了，村民却因为必须分散劳力去进行公共建设，无法收成作物。有些地区的百姓只有平时维持生存粮食的二分之一，甚而只有五分之一者。
农村大跃进指导员的狂热行为，始终与中央部门的技术性经济观点背道而驰。大跃进延长以后，不分轻重工业，生产都下降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〇年的大饥荒，虽不至于像清末华北饥荒那样遍地是饿死者的尸体，每人配得口粮减少导致的营养不良却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体弱易病。到了一九六〇年，农民在挨饿的事实才为人所知，中国已经陷入经济的泥淖。毛主席的弱点暴露出来了，他甚至不得不承认自己对经济几乎全然外行。大跃进以毛一手导演的惨败结局落幕收场。
经济灾难发生的同时，政治上也出现不祥的转折。在此以前，政治局的共党领导人一直是每隔几星期或几个月就举行一次讨论会，以研讨通过决策。这种制度的好处是不同的意见都可以提出来，但做了决定以后每个人都要遵行。然而，毛泽东这一回却把彭德怀发表的政策辩论无端指为人身攻击。毛虽然逞了一时之快，却是得不偿失，从此打开了派系斗争的大门，破坏了共党集体领导的团结。
毛彭失和的起因之一是，彭有心要加强人民解放军的技术条件，像苏联的红军那样。毛却在计划发展有游击队特色的核子弹，不想建设苏联路线的专业化军队。
外面的人不会知道这次灾难有多严重，因为城市居民仍照样领取从乡间征来的配粮，工业建设也持续扩大。但是铁的事实终就隐瞒不了。农民队伍敲锣打鼓，举着旗子向目标进攻，加上生产单位公共食堂的乌托邦式理想、妇女投入自家田地以外的劳动行列，都在带领中国人往悬崖下面跳。要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生活水平，必须用六〇年代初几年时间的理智经济政策纠正过来。
权力下放是大跃进的诸多令人费解的中心思想之一。本来就不耐烦听中央命令的地方干部，巴不得有这个机会不受中央干预而自作指挥群众的主张。大跃进大大提高党在社会领导方面的重要性，其政治后果是，让意识型态狂热分子得到施展机会，这些煽起群众热情的人都是复古派的那一型，不是受过教育的专家。大跃进的动员群众策略，弄得中央管不住地方激进分子，不能回到经济管理必需的中央主导计划实施上。
大跃进的许多因素背后，一直有毛主席的个性与自我笼罩着。自二〇年代起，他这一生都在以言语行动反抗当权阶级。一九四九年当政以后，他继续以中国社会中有稳固地位的团体为攻击目标。后来，他还会和苏联这个走错路的权力结构决裂。毛泽东式造反运动的中心思想，即是动员群众以及打压以前帮着当权者统治群众的知识分子。就这一方面看，毛仍是反抗五四运动曾经打倒的孔家店的人。
恢复计划：控制工人
大跃进过后，刘少奇和邓小平等领导人取得了有关公社、工业、科学、手工艺、金融、商业、文学、艺术的确实报告，以备整顿复兴计划之需。尤其重要的是要控制工业经济。大跃进期间，农村人口持续迁往城市，使一九六〇年的都市人口达到了一亿三千万。厂房建筑与原料需求都成长得失控了。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四年的经费削减关掉大量厂房，使就业率降了百分之五十。失业的应对之策是，有系统地把数百万都市人口运往乡下，结果使都市人口净减了一千四百万。都市居民全部要报登户口，米、油等日用必需品全部按户口发配给票，并且定期查户口，将都市人口严格控制住。非法迁移是禁止的，都市青年依定制要到乡下插户。
在这种控制之下，都市工人有了不同的地位。工业产品的大宗产自大型的资本密集国营企业，这种企业便是有技术又有特权的工人们所属的“单位”。到八〇年代，国营工业的固定员工总数为二千七百万。这些人，按安德鲁·瓦尔德（Andrew Walder，1986）所说，是唯一“完全成为福利国家一分子的劳动力”。他们享有食宿、工资补贴、政府补助、终身年金、福利保险等附加优惠。这些待遇好的五分之二的劳动力，在大约八万五千个企业中工作，生产全国工业产品的四分之三。另外五分之二的劳动力，是次一等的工人，在都市乡村的集体企业里工作，生产量只有头一等的三分之一，待遇比不上国营企业。再低一层的是“临时工”，依合约在建筑业运输业做卖力气的粗活。
国营企业的工人可以从自己的单位分配到住屋、粮票、补贴粮食、日用品。单位里也有社会福利（保险、教育等）、医疗、娱乐，以及政治活动。即便如此，工人仍需用薪资的一半以上添购食物。国营企业的工人因此是完全依赖自己的单位生存的，而单位也就可以像以往的儒家作风的家庭那样调教工人。工人可以盼望儿子将来继承自己的职位。升等的时候，年资的考虑重于技术。异议分子和发表批评的人，很可能被炒鱿鱼。
总之，六〇年代初根本没有令当局烦恼的工人运动，国营企业工人对单位的依赖使工人不敢乱动。重工业和其它国营企业的这一批重要的劳动力，便如此乖乖顺从了政府和党，和农业体系中的农民处境相同。这时候，计划经济的陈云等人主张恢复农业的工作动机。办法包括准许耕种私人田地、许可在地方市场上买卖，促成“个人负责”的理念。这种对现实的关注，却引起毛泽东呼吁重新开始意识型态的阶级斗争。这次“二线斗争”，一边是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其它主张专家管理的人；另一边是毛自己与其追随者，代表以农村动员解决中国日趋严重问题的浪漫主张。
党的整风与教育
这场斗争之中，毛泽东与对阵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党总书记邓小平都得承认，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声望已经大打折扣，贪污腐化的情形多了，士气也低了。两方意见不同的是整风应该如何进行，该从乡下低层发起新的群众运动，抑或只限在党组织之内。毛泽东先于一九六三年领导乡村党干部的整风，名之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么一来，毛就可以组起“运动”形态的暂时机构网，一九六三年的运动也就成为两边争执的战场了。党组织退而不动，却在一九六四年展开针对基层干部而来的“四清运动”。乡村党部的主委、书记、会计、仓管等人，一旦爬到比农民高的地位，就开始欺压农民。侵吞公款、偏袒私人、偷懒怠职，无所不为，而且为了私利乱下命令。“四清”要整的是干部的剥削态度，不是出身。
为此，共党派外地的工作队来整本地干部的风。其程序和当初土改时斗争地主恶霸的情形差不多。外来的工作队到村里来住上几星期，和村里有诉怨的人培养关系，然后收集指控本村干部的罪名和证据，在斗争大会上运用不断问话、损耗体力等疲劳轰炸手段逼取供词。这些都与知识分子、官僚的斗争大会一个样子，乃是农民在共党操纵下参与政治生活的主要方式。农民不再像古时候那样只能被动地围观杀人行刑，现在可以对当局指定的斗争目标嚷叫控诉了。
共党大员不乐意配合毛泽东的群众运动整风法，很令毛灰心。他遂于一九六五年往党以外的地方去找进行党内整风的工具了。
这时候，毛泽东的另一个心愿也受挫了。这个心愿是解放农民，藉教育使农民成为有知识的公民，这也是西方自由派改革家最赞成的理想。教育一向都是人们特别关注的事。大跃进期间的教育难题是，如何以新的制度机构使一般民众都受教育，同时仍以既有的中大学系统继续教育菁英？类似延安时代“民办”学校的半工半读学校便由此产生了。据称，数以千计的中等半工半读学校建立起来。学年从原来的十二年改为苏联式的十年，课程内容也为了配合一般民众而简化了，教科书因此必须改写。瓶颈却在于没有可以担任个别科目讲授的教师。为了应急，把农民推崇为“科学家”再让他们来做老师，结果甚是不佳。工读学校不如正规学校的事实，是隐瞒不了的。
半工半读学校的坏名声传出去，农民家庭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子弟如果想往高处爬，一定要进正规学校不可，念了工读学校出来只能变成受过教育的农民。许多农民家庭宁愿把子女留在家里帮忙农事，也不愿意让子女去念工读学校。
正规普通学校系统为了将就程度较低的工农子弟，水平不得不降低。教育人士为了维持知识水平以造就菁英人才，起用了延安时代用过的重点教学政策。重点学校吸收最优秀的学生、用最好的老师、有最好的设备。由于这时候已恢复会考制，中学的好坏都是按其毕业生通过会考升人大学的人数多寡而定。按这个方式排名，重点学校都是名列前茅，工读学校都是吊车尾。工读学校学生以工农子弟占的比例最高，普通中学学生绝大多数是政治激进分子或“革命干部”的子女。在重点学校里，成绩顶尖的都是旧知识分子的子女，家风熏陶使他们在起跑点上就超前。
大跃进时期的教育改革与其它新制，都是针对中国旧社会上下二阶层划分而发的社会运动。毛泽东的名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知识分子的子女非常不利。阶级背景“坏”的学生常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甚至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好在大学的入学仍照旧例，以考试成绩为准。总之，六〇年代的新教育系统是双轨制的，上头的这一条轨，依然走向统治阶级。利用教育来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还是行不通的。
相反的，菁英阶级的出现使挤不进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怨愤不满。六〇年代，政府顾及经费问题，又恐怕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限制了高等教育发展，使城市失业青年增加。整体劳动力也显露同样的不安分，因为高薪给的较安定职位要的是有技术的人，而大多数的劳工都是消耗性的。中国社会的各个重要层面都渐渐出现紧张，共党内部亦不例外。
中苏拆伙
现在回顾六〇年代，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中国和苏联是注定要拆伙的。重要的事实是，美国从太平洋彼岸与中共进行的接触，比苏联越过西伯利亚和蒙古而来的影响力，既广泛又持久得多。俄罗斯东正教教会没在中国办大学来教育中国青年，上层阶级中国人的第一外国语是英语，不是俄语。相对的，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源于共党革命运动与几千名曾被派往莫斯科的人。这种关系迟至二〇年代才开始，而中俄共产党人彼此认识得更清楚以后，双方的情谊倒不见得更融洽。共党领导人不会忘记，斯大林在二〇年代主张遇错误的策略，到了一九四五年又为了苏联自己在东北的利益与国府签和约。总之，中苏间的连系很稀薄，一旦中共开始发展其本国式共产主义，这关系就可以溶解消失。溶剂之一是，中共再度承认需要外援来发展经济以后，美国及其盟邦能供给的也比苏联多得多。
中苏拆伙在五〇年代分几个阶段进行。一九五七年苏联建国四十周年，毛主席于冬天访问了莫斯科。他说了有关苏联在国际共党中至高地位的溢美之词，甚至说了连苏联都觉得言之过早的话——苏联人造卫星环绕地球是“东风压倒西风”已证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者来日无多了。这时候中苏之间有许多科技交换协议存在，包括协助制造核子弹在内，中国工业发展持续有近万名苏联专家帮忙。
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公开批评大跃进的时候，双方关系就开始有了裂痕。赫氏于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先后访北京，和毛泽东处得都不大好。苏联这位领导人认为，中国领导人是浪漫的线路偏差者，对他的见解不敢恭维。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宣称，人民公社制将可使中国比苏联先走到共产主义社会，这很令赫鲁晓夫恼怒。毛于一九五八年计划炮轰金门的时候对赫氏只字末提，因为毛认为这是家务事，更使赫氏怒不可遏。毛的说法忽略了一项事实，美国之与台湾结盟正如中共与苏联结盟，毛所谓的纯属内战，其实可能引发美苏两大超强对峙，进而导致核战。
此时赫鲁晓夫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威尔的协商正进行到“戴维营阶段”。一九五八年台海危机中，美国与中共可能发生战争。苏联表明不支持中共，随后又食言，把原于弹交给中共。到了六〇年代中期，赫鲁晓夫突然把派在中国的苏联技术专家撤回，而且把蓝图也一并带走了。中共不久就对苏联共党发出意识形态炮轰，抨击苏联修正主义，苏共也照样回敬。到一九六三年，中苏共党的争执公诸全世界了，双方互指对方背叛了正统的共产主义信仰。
大跃进的社会运动意义
中国的农业集体化之得以实现，是因为有地方干部多少年坚决而全心全意地投入。这好几百万人，不论男女，都是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兼操纵人。有的是党员，也有的等着入党，都有野心要实现革命，并且跟着革命往上爬。他们凭着能够对革命的机会有所响应，因而从农村群众之中脱颖而出。就社会结构的观点来看，他们大致与帝制时代与民国初年的下层士大夫阶级相似，旧士大夫的下层分子听命于地主士绅，替不在本乡的地主收帐，也有的是地方小吏、帮会或农民组织的头目、军人等，都居于可以对百姓收税、征役、调度、施压的地位。清朝末年以后，下层士大夫阶级变成了地头蛇，与上层已无瓜葛，而上层士大夫多已迁入城市。
共党推动的土改，从头到尾是一个以党干部取代旧士大夫阶级下层残余的过程。党干部的活力代表新的政权，但是就结构而言，他们穿透村民生活的程度更甚，而且有党的权威为后盾。旧士大夫阶级下层分子在地方上的出现，多少是自发而自主的，共党干部的地位却是凭着代表更高层权威得来的。
这一批乡下激进分子被造就出来而且爬到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后，当然希望有事可做，而且愿意超额地做。大跃进发动以后便煞不住，正是因为党干部一旦重组了村民就不肯停了。共党的“解放”运动，事实上是制造了一个想要一直解放下去的新阶级。
五〇年代末与六〇年代初的中共是一个年轻人的国家。这些年轻人完全摆脱了过去，卖力地争取好机会好职位。除了自私牟利之外，当然也可能有其它动机。农民生活的旧梏桎排除、教育与组织普及、人人机会均等的信条，使许多农民青年有为伟大主义效劳牺牲之心。
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会发现大跃进是往昔大规模公共建设的现代版。明代的重修万里长城工程，和抗战时期成都修筑美式B-29轰炸机起降机场一样，都是征召乡村劳力完成的。通常是先召村长来，指示他找多少多少人到某个工作地点工作一段时间，也许是十天吧。于是，村民们就自备食物来了，在工地架起可供歇眠的席棚。他们分工合作，分配到的工作完成后，再整队回家。村民服劳役的形态各有不同，但是这种挑担子运土、以人力采石的功夫都集合成为光辉的业绩。大跃进时期修堤筑坝开渠的成就，与安阳和郑州的历史古都的建筑是异曲同工的。动用如此浩大的人力乃是统治者的特权，毛泽东用它自是理所当然。
农民被组成生产大队和公社而生活，也并不全是毛泽东的发明。大跃进应该可以和北魏、宋朝、明初等时代的农业改革相比。特别是在政府力量侵入农村方面。我们仍要多看中国的悠久历史，才能真正认识现代的中国。
六〇年代初期的一阵经济恢复之后，中共的下一革命阶段又转为向内。的确，一九六二年的中印边界之争是在解放军快速而漂亮的胜战之后结束的。但是，中苏争执愈趋激烈后，中共企图拉拢非、亚两洲的第三世界国家一同反对苏联，却遭到挫折。周恩来游访非洲各国只是徒劳一场。这时候，美国以庞大军力介入越战了。但是为避免韩战式的中美冲突再演，美国承诺不入侵北越。毛泽东在外交上诸事不顺，却可以感觉出这是再次大举改造中国人民的时机。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等人似乎是在闭门造车——他们谈论中国共产党的暴行，却丝毫没有涉及苏联共产党的暴行！他们没有挖挖毛泽东镇反肃反、集体化大饥荒、大跃进工业化的根源都在苏联……甚至文革开始于十月建政的第十七年（1949——1966年），都和斯大林大肃反开始于十月革命的第十七年（1917——1934年）合若符节！嘿，他们可真是一群“中国学专家”，似乎除了“中国历史”以外什么都不懂？连如此明显的“依样画葫芦”他们都看不出来？这群“美国汉学家”是真的无知呢？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地“装睡”呢？俗话说的好，“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不过我还是要叫叫，叫醒好人，让坏蛋接着睡或永远别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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