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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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看——这是与中国人民不同的观点，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七年末这开头的八年，是人民共和国重建、成长、革新的创造期。这个有希望的开端后面，有两个大灾祸大动乱时期：第一个是一九五八至一九六〇年的“大跃进”，在这之后有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的经济重建期；第二个即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至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的时期。这四个连续的时期中，第一 、第三两期是出色的共党组织者与行政人才领导的，第二、第四两期却是毛泽东主控的。
我们将从共党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三年巩固政治控制开始，然后谈到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进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农业与苏联式工业化的经济转变。自一九五八年起，从事农业工作的民众被组成将维持二十年之久的生产系统，至毛泽东于一九七六年死后为止。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狂暴太过火，招致中国社会各重要层面的反感，以致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这十年被贬为“迷失的十年”。
七〇年代间，各大学逐渐复课，一九七八年底邓小平终于掌控全权后，开始了以“四个现代化”为口号的联合发展时代。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八年的十年改革高潮期中，时常出现意见分歧、激烈争辩，甚或有管制导引经济成长的政策徒劳一场的情形。事实终将揭示，中央政府和党携手合作也控制不了中国人民的物质进步。政府的工具手段办理抑制镇压没有问题，在现代世界中担任领导却不敷用了。中国的未来命运，端看政治组织者用人的能力如何，是否能善用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这包括有专长的科学人才，以及对于迫切社会文化问题有创意响应的作家和艺术家。因此，政治制度是问题的重心。“民主”成为与共党专政的“四个坚持”相对立的口号。控制的经济未能充分满足人民需求，导致试行部分市场经济的策略，其结果有好有坏。
经过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八年的十年改革，中国共产党发现，一九八九年再要走回头路已经无益。到了一九九一年，各省的发展迅速推进，而且对中央的指令只做表面应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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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确立政府与乡村控制】】
建立新国家，一九四九——一九五三
在位的统治者与官僚们控制人民，乃是中国朝廷政府维系和平、秩序、繁荣、权威的惯用原则。中国共产党当政以后，为达到有效的控制而用的方法是灌输意识型态，以及利用人民的恐惧与希望交织的心理为自续不断的动机。杀戮的手段只需用到足够维持恐怖的阴影常在即可。
满洲人于一六四四年入主中国以前，先在满洲南部建立王国，又拢络中国的官吏。共党也是如此，打内战的期间就先在华北和东北成立了政府。在理论上策略上都是毫无异议的领导人毛泽东之下，共党领导阶层携手合作，在政治局里进行政策辩论，使中央指令合乎地方实施条件。高级将领如
彭德怀、林彪、聂荣臻、陈毅等人，都曾和毛泽东及周恩来共事多年。刘少奇、邓小平等建党人，都是延安时代的元老。整个领导阶层是一个经历过试炼而关系密切的团体。
首先，解放军进驻华南西南新近解放的地区。全国划分为六个军事行政区，先由军事委员会治理，至一九五四年才改制。共党普遍认为需要三年时间重建经济动员人民，然后才能够开始社会转型。
第一个决策是，让大部分国民党时代的地方官留任原职。这些保住职位和薪水的人员总共约有二百万人之多，而共产党可以派来接收这些职位的干部顶多不过七十五万人。
第二个决策是遏止通货膨涨，运用的办法包括：（1）接管所有银行业务，控制所有借贷；（2）每项重要货物都建立全国性的交易协会，控制了货物；（3）按消费品市场指数水平发薪资，不再以钞票计薪资，而是用米、面、油、布等基本用品计算，以使民众安心。个人薪资不受通货膨涨影响，从而稳定了商业，物流和通货都均衡下来，通货膨涨降至每年百分之十五。这的确让靠薪水过活的人有了活路。
重建铁路线与恢复轮船航运都不算是多大难题，但是中共在执政才一年的时候就全力投入韩战，当时看来是很冒险的赌博。一九五〇年十月间，中国的“义勇军”以奇袭击败了往中韩疆界鸭绿江挺进的美军。中共派入韩战战场的部队总数超过二百三十万，其中包括中共三分之二的野战集团军、炮兵部队、空军，以及全部的坦克。到一九五三年七月停战的时候，美军的火力已经造成中共部队重大伤亡。苏联虽提供了一些支持，但这一场战争严重耗损了中国的资源。可是若从另一方面看，这一战有益于社会的重新组织。“抗美援朝”的运动形成一种战时的约束力，其效用与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是一样的，可以把全国上下迅速严厉地组织起来。
一九四九年以后，都市百姓最初的心境是兴高采烈的，因为人人都对共产党充满信心。战胜的共军是一群乡下青年，有极严格的纪律、有礼貌、肯帮忙，与以前奸掳烧杀的军阀部队，与国府军都截然相反。共党的政府是真心要扫除污垢，不只是扫净阴沟街道，还要清除乞丐、娼妓、瘪三无赖，要把这些人集合起来改头换面。共党的新中国将是可使人引以为荣的中国，是能遏止通货膨涨、废除外国特权、消灭鸦片烟和贪污的中国。能够唤起国人成为合群的行动者，积极参与公共建设、推广识字、控制疾病、对地位低下的阶层友善、研究新民主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一切都为理想主义而有野心的青年打开新的大门。要到后来，他们才明白，这一片“乐土”是建筑在有系统的控制与操纵的基础之上的。共党组织将逐步穿透社会、制定言行的模范代表、指定思想方式、抑止个人行为偏差。
妇女同样也从男性与家庭的压制下解放出来，至少理论上是如此。新的婚姻法使妻子与丈夫地位平等，而且可以离婚了。听来像是妇女的好日子来了。也是要等到后来，才可以看出来，妇女解放使女性能从事有薪水的全职工作，但只限于待遇不好的职务。同时却仍要管理家务，没办法节育，而且时常受到男性虐待。因为没有电冰箱，妇女为了购买日用品有永远排不完的队。
早在共党还不能试行大众经济社会生活转型之前，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组成能够担负执行改革重任的行政系统。由于共党干部渗透行政系统之际，商人和国民党留下的官员都稳坐原位不动，现在最紧要的就是先拔掉政府机关里的杂草，使组织一体化。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就是以政府、企业界、党内的官员为靶子。同时期的”五反运动“，则是以原先未受打搅的资本家阶级为攻击目标。利用行贿、逃税、盗用国有资产、在劳工待遇或原料方面作弊诈欺、偷窃政府经济情报等罪名，可以使每个雇主老板挨告受审。此一运动的目标是
要夺取工厂控制权，榨取资本家的资本。许多雇主在恐怖的气氛中遭受清算，有一些成了政府雇员。
这些运动之发生，应归功于两个因素。第一个是新的统一战线，即是一九四九年成立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虽然只是顾问性质，却是一个包括共党与非共党领导人士的重要舆论工具。政协会于一九四九年通过的“共同纲领”主张实行渐进主义。中共政府成立之初的各部首长以非共党人士占大多数，等到共党有了充裕的可用人才以后，就把这种人才总动员的状态排挤掉了。
另一个功臣则是发挥了群众组织功能的群众运动。工人、青年、妇女、专业团都被纳入不同的组织。每个组织都有全国性的管理机构，一有运动上场，就可联络到组织成员。像清算反革命分子、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渐渐形成可以触及都市里每一个人的系统架构。各种运动不但可以挖出可疑分子、不忠分子而予以打倒，也可以发掘有才干的激进人士而吸收他们入党。一九四七年的共党党员人数为二百七十万，到一九五三年增至六百一十万。
都市与现代经济结构中发生这种渐进而零星的、断续而骇人的联合行动，同时在乡村正进行着土地改革运动。土改的目标是要给所有村民阶级地位、打倒地主、让佃农翻身。这种土改运动已于一九四九年以前在华北与西南的共区普遍实施过了，要把它推行到江南地区却是艰巨的任务。军事绥靖以后，工作队进入农村，组织农民去攻击地主、消灭地主。这个阶段中，富农可能不会成为攻击目标，而且暂时还是被讨好的对象。但富农的地位往上拉和地主近似，往下拉又与贫农差别不大。土改的公开审判、群众控诉、处死，造成恐怖气氛。各方估计的数字不同，但显然有上百万的人因此丧命。
一九五四年的下一个步骤是制定国家宪法，以此取代临时的共同纲领，也使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出入意料地迅速结束了。这个宪法基本上是以斯大林于一九三六年制定的苏联宪法为蓝本。结果是强化了政务院与其下五十余个部会的权力，政务院成为党的部门，由身兼两边职务的人来负责协调。如周恩来，兼任总理与政治局委员二职——是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第三号人物。不同于苏联宪法的是设有国家主席一职，由毛泽东担任。这个职位与古时皇帝的地位相呼应，而已经启动了的毛泽东崇拜，也是为了配合中国人追求单一权威代表的心理需要。
与苏联相对的是，军事与公安力量都在党的控制之下。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管辖，军委会由毛泽东领导。公安事务由公安部负责，由党控制。换句话说，秘密警察系统不像斯大林时代那样成为一个单独行动的政府阶层，也不是俨然一个独立王国，随便可以威吓人民和政府其它部门。此外，军方也不像蒋介石主持的军事委员会那样自成一个系统，和党、政系统一样有所属部会。
然而，军方基于本质上的不同还是另成一个体系。虽然许多军人也是党员，担任高级军职的政委也大有人在，军方渐渐趋于专业化以后，党政影响力也递减。在军委会之下的军方系统有自己的人事职等，军委会并不受党中央委员会的仔细监督，军委会的政治部也不受中委会宣传部的严密监督。军委会控制好几个机械建设部，有自己的通讯运输系统、机场、港口、工厂、研究机构，而且军方预算不经国务院审核。
于是中国就这样——和蒋介石时期一样，党、政、军由一人总领维系统一局面。安德鲁鲁·纳森（Andrew Nathan）指出，能够直接向毛泽东的地位挑战的人，只有地位仅次于毛的军委会主脑（彭德怀与林彪）。不过，一九五四年间的大权仍握于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之手。
依照垂直统治的原则，中央各部控制下级政府中的从属机构。水平的协调则由各级政府自理，假使能协调成功的话。另外也按苏联模式，设置省级以及省以下各级的一系列人民代表大会。每一级大会的代表，都是由其上一级的大会提出单一候选人名单而选出来的。故代表们是对上级负责的，不甚需要对下级负责。各级大会的最上层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会议，以听取报告、决定政策。非中共党员的代表虽占一大部分，但除了参加讨论之外并无权力。各级政府的主控权都在党委会。
农业集体化
中共巩固了政府体制之后，下一项作为即是农业集体化。一九三〇年代的苏联，曾以城市干部下乡去攻击并消灭富农，富农以杀死牲口煽动反抗为反击手段，大多不肯屈服。因此，苏联的集体化行动酿成重大破坏。中国的情形却不同，中共最初就是一个农村组织，与乡村息息相关，因此很知道该用什么渐进步骤去达成最终的目标。
第一阶段是使农民组成互助队，第二阶段是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人将土地与设备集中于合作社内，同时也可从合作社得回按比例应得的一分。这个第二步骤不会引起富农反抗，因为富农并未受害，一开始反而得蒙其利。这次土地改革只将百分之二点六地主富户的土地易主，大多数人（自耕地主）仍在原位未动。地主的土地分配给佃农和无地产的长工，反而使土地私有的情形有增无减。到了五〇年代初，土地仍可以私下买卖，因此富农阶级持续存在。共党战胜刚执政的时期可说是一段蜜月期，当时的贸易、副业生产、教育、小型农村互助队、合作社都在成长进步，一切都看好。农民都不愿意放弃私有的土地，那怕只是极小的一片。
然而，第三阶段的合作化很快就来到，从下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往上级推动。这是真正的集体化，农民一律领工资，不论各个人贡献的财产、农具、牲口、土地是多是少。毛泽东主张进入这一阶段的冒进行动，在共党内部引起许多人辩论反对。其实，第二阶段土改把地主土地重行分配时，有些村民已经在恐怖气氛中采取激暴的集体行动，党也相中了农村激进分子而予以吸收，这些条件都是足以带起第三阶段集体化运动的势头。一九五四至一九五六年间，高级合作社纷纷成立，速度快得出人预料，名义上是超额完成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通常是农村组织的一个部分，或就是农村的全部。从一九五八年起至一九七八年，这些合作社改称“生产队”。它们算是三层组织的最底层；往上是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之上是公社（一九五八年起）。中共的这种农村组织法是国民党的政府想也不曾想过的。
家庭是农业生产合作社与后来的生产队的一员，政府透人民间的力量因而及于每一个家庭。这样完整的农村组织，是中国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从此，农民既无田产也不租田，自己的劳力与劳力的产品也都由不得自己支配。农民发现自己被归入某一阶层，必须参加劳动、会议，以及其它集体行动，才能谋得生计。若要活下去，就得趋炎附势、说谎、出卖他人、弃绝旧希望、枉顾孝义，以及配合一个警察国家惯有的其它行事。
官方发布的集体化成功报告背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由爱德华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保罗·皮考维兹（PauI G.Pickowicz）、马克·塞尔顿（Mark Seldon）、凯·安琼森（Kay Ann Johnson）带领的一组人，在北京以南一百九十公里的武功村调查研究十年之久，终于获得当
地主要活动者的信任与数据提供。他们做成的记录是一篇漫长而愈来愈艰苦的辛酸史，内容描述农民苦苦挣扎抵抗一种由党控制的新式农奴制度。
集体化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农民社会里兴起一个新的掌权阶级。这个新的农民领导阶级分子都有共党干部身分，都是有野心、有活力的年轻人，在新的权力结构中找到可以往上爬的机会，因此都是自选自任的。这些人没有美式经验的民主平等主义或多元机会可言，他们精通的是中国旧式作风的发展“关系”、逢迎讨好上级、压迫剥削下级。这些干部新贵的一切行动都有高度政治性，本能地追求地位、权力，以及能使他们有别于一般大众而稳居地方新贵的其它先决条件。他们满嘴讲的是意识型态，对权大势大的人唯命是从，把搜刮公家资财视为自己职位上的正规收入。这些人无所谓儒家的体恤人民之心，也没有顾及国家需要与大众利益的见识。
集体化名义上的成功，被颂扬为乡村经济福利向前踏出的一大步。事实上，这是政府力量终于伸入农家的一步，是为了便于控制而将农民生活政治化的一步。
集体化农业之实践
一九五八至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年里，中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被扣在与新政府的脐带式关系之中。据艾珍（Jean C.Oi.1989）说，共党革命虽然重组了权力结构，“却未改变农民政治的根本议题：收成应当如何分配。”这个争议点成为农民与政府关系中始终不变的焦点。共党怎样取得粮食，以便喂饱渐增的都市人口并且供应工业扩张的资金，乃是毛泽东时代的老故事。
农业集体化的巅峰是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公社组织。“并社”行动规模之大，远超乎局外人所能想象，这也显示了中国特有的能力。一九五八年完成集体化结构之后，每一名农人头上都有六层管理机制，从上到下包括省、专区、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中国的两千个县之下，共有七万个公社，每个公社大小和昔时的市场村镇区差不多。七万个公社之下有七十五万个生产大队，每个大队约等于一个村子，有大约二百二十户，人数约为一千。生产大队之下共有五百万个生产小队，每小队有三十三户，人数约一百四十五人。
在这整个结构中，政府建立了谷类公卖制，将供应全国主食的谷类收集后再分配。政府管制谷价，并指定农人应栽种那些谷类，该生产多少。从历史的观点看，此乃是治国权术的最高表现，把中国古代利用地方官吏管理操纵百姓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
村民领取应配给的粮谷时，必须出示户口登记证件。证件上载明领粮者的居住所在，如果本地人到了外地，就无法在外地领到粮食。自由买卖粮谷的市场关闭以后，农民一般都不能旅行走动了，只能固守在原居地，为了取得粮食不得不依附在自己工作的生产小队上。矛盾的是，革命政府把农民从地主剥削等压制中解放出来，奠定了政府的合法性，随即却把农民封在从来没受过的箝制之下。政府变成了终极地主，这种地位若要维持合法性，必须有非比等闲的权术运用。
面对这个挑战，政府玩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两阶段把戏。首先，把政府的农业税压在最低额。起初的税额约占收成的百分之十，随后渐渐降到大约为百分之四点五。没有人能说农民被课了重税。第二步是定下一个标准，收成量超过这个标准就算“剩余”。政府要每个生产小队把“剩余”的谷粮（主要为稻米或小麦）贡献出来，即是按政府的固定低价格卖给政府。同时鼓励农民，“看谁贡献给毛主席的最多”。农民若是头脑够简单——仅极少数是如此，就会自认不是农奴而是施惠者了。
收成的分配很明确。首先要缴税，这是政府的一分，非给不可。其次是“三项保留储备”，即是明年下田的种子、牲口饲料，以及农民自己的一分——粮食配给。配给的粮食由粮谷的集体主人——生产小队——来发放。农民领到的配给除了每人基本需要的之外，还有按工作表现发的工分谷（通常是发现金）。每人配种与工分配给通常为七与三之比。工分可以激励人多工作。每人分配到粮食总额，定在足以维持生存的标准。但是，艾珍以及其它人的研究指出，中国定义的维持生存标准所需要的粮谷，却比救灾组织制定的国际标准少很多。国际标准的“自足”之量设在每人每天一千七百至一千九百卡路里，每天有一千九百至二千一百卡路里就算是“剩余”了。中国的数字则不然，“国际标准认为低于维持生存所需之量，在中国却已高于剩余了。”
政府既已公布“剩余”收成量，就准备向生产者收购一部分余粮。政府藉收购取得的总额多少，由生产小队上面六层官僚的较高层者来规定。每一层上级都可配到指定可得的分量，这包括了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干部们，他们即是监督生产小队缴粮谷的人。
这种残忍的缴粮程序中，关键人物是生产小队的队长。小队长是农村本地人，通常具有党员身分，被派担任此职，任期有几年。小队长有指挥小队的权威，而且要和其它小队比赛，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促使自己的小队增加生产，并且把部分的“剩余”按政府定的比市价低的价钱卖给政府。因此，小队长也就成了整个征粮制度中的最主要掮客，在下级队员和上级大队干部之间斡旋。这种职务是农村政治学和乡村人际关系的一个主要重点，也是中国自古就有的。可想而知，小队长和低于或高于自己地位水平的人相处，都是一种主从式的往来关系。他的个人背景“关系”在这种处境里必能发挥作用，贪污行为难免由此而生，而且蔚为风气。
农人和收税者之间的战争，无疑是在男人与女人的战争以前发生的，其微妙性、精密性也决不输给后者。小队长的位置是腹背受敌的，前面有上级，后面是小队队员。他可以让全队合作，以反抗政府的征粮目标。手法包括做假帐或索性做内外两本帐、以多报少、虚报开销、趁夜间偷偷把粮谷运走，不收集散落田里的谷子以压低收成量（再以这些散谷喂牲口），不让大队干部知道有新的田开耕等等，举不胜举。对于大队干部，除了消极的蒙骗之外，还要搭配以积极的感情培养，藉邀宴、送礼、奉上小惠结下人情债。然而，生产小队智胜大队干部的故事不过和囚犯越狱成功的传奇一样，带着可怜的味道。干部对农人系统化的剥削乃是常态，例外者非常稀罕。
小队长也有一套可以促使队员增产的办法，但是要长期保持激励的效用不衰却很难。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后，真相才昭然于世——政府为榨取粮谷而限制农民行动自由的策略效果并不好。一九七八年以后，农人从自己的劳动获取利润的机会增加了，生产量也就大大超出了以往。但是这个日子末到来以前，农民一直处在党与政府的压制之下。
开始工业化
共党于一九四九年战胜，刺激乡村人口往城市回流。都市人口从一九四九年的五千七百万迅速上升至一九五七年的一亿。到了一九六〇年，都市人门已高达一亿三千一百万。不断从乡村迁入城市的人口，使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这种情形要等到农村与产业性工作人口能纳入机构管制以后，才有所改善。产业劳工——中国的“无产阶级”，在民国时代是很不容易追踪的。因为无技术工人都是劳工承揽人到乡下去找来的，而这些承揽人和工厂经理是一气的，反对工人组织工会。一九四九年的制造业劳动力，有五分之三仍是未受雇于他人的工匠。到了一九五七年，这些人大都纳入了城市的手工艺合作社；此时的劳动力已是原来的两倍，一半以上的人是工厂的员工了。
斯大林模式的工业化强调先牺牲农业以发展重工业，这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因为乡村在中国整体经济中占着很大的优势。即便如此，早期的工业目标都达成了，将工业社会主义化的工作方向中已经出现了“大跃进”的心态。
国府时代的国家资源委员会，先前就控制了全国工业投资的三分之二，这是有益于进行国家垄断工业的。一九四九年战争结束时，国家资源委员会的高级主管和其下的二十万名职员都留在大陆没有撤离。这些入主张按照苏联路线建立国家控制的经济体系，反对美国人偏好的公私混合发展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改进原本是由资委会领导的，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开始阻挠资委会的行动，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资委会终于完全停摆了。
共党并没有以几年的时间渐进为资本家与政府配合经营的工业，反而按照党在农业管理上已经确立的集体化来办理。很快的，集体化运动在名义上接管了工业经营，虽然实际上资本家仍旧持续运作。至于共党干部们，一律是对农业所知比工业多得多。爱国心和私下的野心教他们把工业计划目标定得太高，又虚报成果，根本不求健全逐步的发展。因此，政府和党干部在工业上的积极行动作风都变得不切实际了。
通货膨涨控制住以后，课税基础扩大，政府岁入从一九五〇年的六十五亿元增加为一九五一年的一百三十三亿元。持续不断的赤字，藉发行债券余销了百分之四十。债券不是以通货为单元，而是以货品等值为单位，也可能是银行存款。国民政府时代的岁入约为国内生产毛额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共党政府一九五二年的岁入却占了将近百分之二十四，一九五七年增至大约百分之三十。
政府利用差别待遇的税则和信贷政策，将私人资本的工业并入国营。结果，使一九四九年占一半以上的民资工业降至五分之一以下。但是地方上的手工业大致仍属私营。
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被认为是大为成功的。国家收入的平均年成长率为百分八点九。农业产量据说有大约百分之三点八的扩大，而同期人口成长约为百分之二点四。其它开发中国家的经济成长平均约为百分之二点五。印度在五〇年代的成长率还低于百分之二。中共的纸上统计数字是非常可观的。按统计，小学生的入学率从百分之二十五跃增到百分之五十。据说，都市工资普遍增加了几乎三分之一，农民收入则增加了五分之一。
工业投资方面，中共的记录与苏联于一九二八年展开的强制工业化颇为相似。不过，一九五〇年中国的国民平均收入，只有一九二八年苏联国民平均收入的一半至四分之一。中共未能看清，苏联的人口与资源比例优于中国很多，而且革命以前就有很大程度的工业化，便采取了苏联模式的快速工业化——偏袒重工业而牺牲农业。中共的工业投资总额，有大约一半给了苏联支持的一百五十六个工业计划，都是大规模且资本密集的。这一百五十六处苏联工厂，几乎全是重工业，都设在武汉、包头之类的内地大城市，以避免对上海、天津等沿海都市有所倚赖。
倚赖苏联援助，却要支付很高的代价。中共第一次五年计划投资约二百五十亿元，苏联以每年六千万元的额度支持，但这些钱是借贷，不是赠予，必须全数偿还。苏联派来的专家有一万名左右，中国派到苏联受训练的有二万八千人。但是苏联的全部贡献只占中国工业投资的百分之四左右。当然，苏联科技比中国的先进，整体看来苏联的友好关系也具有极重要的价值。
这诸多因素让一九五六年的“第二次五年计划”的策划人得到十分明智的结论，大家都认为，重工业的确该受重视，但是必须农村进步，才能长保城市进步。策划人士又觉得，大规模工厂在内地不如较小规模的工厂效率高。小型的地方工厂尽管科技较不进步，原料和人力却可就地取材，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又可以带动乡村的工业化。此外，策划人士也想减少对苏联支持的依赖。最后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农业集体化并没有造成谷类与其它农产品的产量显着增加。政府官僚系统愈扩愈大，似乎已经到了妨碍经济成长的地步，主张减少中央控制的呼声相当强。然而，一九五六年讨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尚未进行到公开宣示的程度，就被一九五八年夏的“大跃进”压倒了。
教育与知识分子
如果知识分子还在扮演指责告诫当政者的儒生，学生还在学校里念古典的、自由开放教材，革命怎能搞得成功呢？．毛泽东没受过很多开明自由派的教育，不过他很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即是：支持政府的知识分子，以及能够触及而且重塑农民大众的教育形式。由于这是他后来吃了败仗的一个领域，我们讨论之前先回顾一下中国的教育经验。
帝制时代，有学问的人几乎全都是要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所以有学问的人一般都是崇尚古典而保守的人。中国文学的大部分成就，是在这个认可社会秩序与中央控制权威的架构之内产生的。在欧洲因为许可宗教寺院庇护权、不同信仰宗派对立、政教分治等情形存在而酿成的多样化，在中国是没有的。学术活动大都留在官方管道之内，像朱熹、王阳明这样的哲学门派创始人，都做过官。
近代中国有两项事实源自这种传统。第一，十九世纪的中国读书人并不轻易就接纳外国观念，改革的进行相当缓慢。其次，旧秩序真正瓦解以后，民族主义弥漫，知识分子不分改革派或反动派，大多一心想要“救中国”，心理上仍以国家政府为取向。
这种取向有其矛盾性。因为从政书生的角色本来就是双重的，一则要执行朝廷的行政，一则要向主政者建言，必要时还得站出来批评朝政。读书人知道是非而且有义务进谏告诫，这种观念已经牢牢嵌入“知行合一”的学说之内了。也就是说，学问应该在行为中体现，而行为应该影响知识。一九一二年“新文化运动”的读书人曾经力主划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实在是革命性的作为。但是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华以后，这些读书人都成为官方的顾问或行政主管了。专门批评中国腐化现象的鲁迅，曾经有组成“左翼作家联盟”的实际行动。他鼓励批评与出版，也是以改善社会秩序与国家行政为取向，毫无退出政治的意思。
共党一旦于一九四九年掌权，思想谨慎的必要性就大大增加了。理论上，从革命战争过渡到运作新政府之际，必须把尚武的行为转变成以说服的方式达到革命目标，不再诉诸暴力。进入二十世纪的后半期以后，建立一个现代化政府除了必需工程的经济的知识资源，就连社会科学、历史、文学各方面的人才也是缺一不可。后工业文明的成熟社会里，这些新知识已受到高度重视了。但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却认为，中国最当务之急是重建统一国家的强固中央权势，并且按照马列主义的毛泽东思想改造价值观与社会结构。为了这个目的，共党必须先控制好中国人民的思想与行为。共产党的悲剧在于几乎走不出抓牢控制力这第一步基本要务。
五〇年代初，教育界的教授们有上百人遭受了思想改造。每个人都必须招供过去对资本帝国主义的顺从，表白自己因背叛中国人民的深重罪恶，以及感谢毛主席指导他洗心革面。知名人士的儿女都得公开指谪父亲为反动分子。每一篇招供到了可以过关而告示大众的时候，多是利用出入意表的推理方式说明被旧秩序恶行腐蚀了的被告为什么已经不堪为青年表率。教授们经过这一番羞辱折磨，其公众形象也就毁得一干二净。
五〇年代的知识分子只是思想改造的目标物之一。等思想改造扩大成全国性的运动以后，改以某些理论上的恶行劣迹为攻击目标，再找出一些有此类恶行的人按照固定步骤加以改造。每次运动都是全国一致展开，由地方上的激进分子带头做起来。这些人通常都受上级指示，要揪出一定数额的改造目标。思想改造的斗争大会都是群众规模的，动辄上千人，以便有效发挥杀鸡儆猴的作用。
教育改革的下一步是，制造忠于党路线的学生。由于知识分于从事教职者非常多，整个教育体系变成了一个要彻底翻新重建的领域。中国近代教育政策的三个明显有别的时期中，第一个时期是旧式经典教育期。这个延续到一九〇五年为止的时期，教育了类似英国牛津、剑桥毕业生的通才，造就了见识开阔的行政人才，而非技术专才。第二时期至一九四〇年代为止，造就成功受西方文艺与科学熏陶的新式士人阶级，一般民众只在初步教育的阶段。第三时期从一九四九年开始，也是毛泽东希望能以一般民众为教育政策重心的时期。推广初级学校教育与简易公卫措施，是中共的两项重要成就．按毛泽东的希望，可以利用苏联体系，从小学就开始培养意识型态正确的技术专家。但是，实际的教育制度面前有两条路要走，一是让一般大众受新式教育学专门技术；另一个是培养一个见解开阔的菁英阶级，以取代旧式的从政儒生。然而，以中共的有限资源，哪能同时把两个目标都达成呢？
一九四九年起，中共便开始积极模仿苏联的教育模式。这个模式强调的是，以专才教育培养实用科门的科学人才，其中又以自然科学为首要。因此，中共取消了教会学校和国立大学必备的文艺院系，另外办了二十所工艺学院和二十六所新的工科大学。大约二百所高级教育机构中，只有十三所
是文理学院兼备的综合大学。中共当政初期的这种教育调整，结果是使大多数的毕生转入技术科门，也使以往调教有政治理念而无甚实用技能的科系——尤其是政治系和经济系——人数锐减。换句话说，教育方针的转向主要是把制造适任政府高官的通才教育，改成了制造技术专才的实用教育；共党自有选任高级官员的管道。这样的转向，意在切断文科教育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联。
仿效苏联也包括管制教学计划、教材、教科书。因此，一切专才教育制度都是按中央指示办理。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一个苏联式的“高等教育部”成立了。在庞大的翻译计划下，苏俄的各种专业教科书都有了中文版，俄文中译的书占了出版书籍的三分之一以上。原来以英语为第一外语的教学，也改采俄语。评分数与口试的方式全按苏联通行的模式。遗传学这一门，更是对苏联冒牌学者李森科（P.Lysenko）的非科学性观念唯唯诺诺，徒然白忙了一场。
国民政府时期和共党“边区”留下的旧系统，与苏联模式合组的教育制度，尚有许多仍未解决的问题。例如，在西方国家受过高深教育归国的人，现在虽然都是教授，却得为了适应共党统治而重新受训调整。虽然教授们都是五〇年代思想改造的头号目标，事实上，任教职的人大体上都没有采纳共党的方式和观点。教员们的民主社会主义成分多些，极权共产主义的成分较少。
教员即便受过思想改造，而且有心接受新的革命思想，却遭到了教育标准的难题。共党希望加紧制造工农阶级的知识分子，教授们却发现，最优秀的学生还是有教育背景家庭的于弟，只受过两、三年教育的工农阶级根本达不到上大学的水平。政府虽然鼓励乡村民办学校，但是要让这种学校衔接上新式高等教育的水平却不可能。由于民众教育是由未受过多少教育的党员指导办理，想要达到大学水平的希望渺茫。
重要的是，中国的高等教育数量一直有限。一九四九年以前，人口有四亿的中国每年只有十八万五千名大学毕业生。以后，人口迅速增加，受过高等教育者占的比例并没有扩大，大学毕业的人仍然只占全国的百分之一。人才这么少，如何能建立现代化的国家？五〇年代渐渐过去，每村皆设民办学校的目标不得不放弃了。中学毕业而等着进大专院校的人不宜太多，万一造成一批职业不符其志向的知识分子阶层，反而无益。
简而言之，中国人还没摆脱劳力的大众与劳心的有权阶级二分法的观念，中学毕业生认为不挤入白领阶级乃是丢脸的事。一九五六年间，大学生之中工农出身者只占三分之一。教育的革命虽然已经展开，距离完成或成功却还远得很。除了教育之外，还有苏联的不当经济开发模式，一同为下一个争取知识分子支持的革命阶段作好准备。
毛泽东先说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革命不可或缺的前提，“我们没有他们不成。”他在一九五六年初的立场是，农民和工人渐渐合并为一个阶级，工农都成了党员，同样的过程也适用于知识分子。工人、农人、读书人都付出劳力，所以都是同一个无产阶级的分子。阶级斗争要停息了。这是邓小平的看法，此时的邓是毛的忠心追随者，也是共党的总书记。有证据显示，一九五六年初的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当然是专精人士，但想法是够“红”的。
此时的共党领导人在于知识分子对党的价值方面，有两派分歧的看法。一部分人觉得共党藉统一战线的策略已经加大了影响力，建立了与非党员的知识分子的共同立足点，这些知识分子曾与党合作，有的后来人了党。知识分子人数虽少，对于共党以文艺影响民众以及各种行政技术建设方面，都有很大功劳。共党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认为，应该继续努力把非党员的知识分子人才拉过来与党合作，党也该配合他们的需求。可是，像刘少奇、北京市长彭真之类的强硬路线组织者，却执意要不计任何代价促成党的统一与唯一正统地位。
这个议题在一九五六至五七年的“百花运动”被提了出来。所谓“百花”，是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一九五六年五月起，党敦促知识分子就改善其工作环境条件（如有更多外国书刊可读、多一点余暇、扩大活动范围）发表意见，并且放胆批评态度盛气凌人的党干部。毛泽东估量，总共不超过五百万的知识分子——中学毕业以上程度者，有低于百分之三的人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有敌意。因此，“百花”对党的官僚作风的批评，应该是有建设性的，是代表人民中“无敌对意识的矛盾”，在完全效忠党体系的前提下是有商榷余地的。
中国知识分子很清楚，伸出脖子是会挨一刀的。所以第一年中什么话都没说。到了一九五七年五月，他们开始批评共党政府了，而且态度愈来愈凶，其基本前提、办事作风、教条全都成了箭靶。五星期之内，“百花齐放”就被勒令停止了。
反右派斗争，一九五七——一九五八
“百花齐放”一旦显露了知识分子对共党政府不再抱有幻想的态度，毛泽东便以一九五七年六月开始的反右派运动来惩治顽强的知识分子。这时候也在进行党员整肃行动，因为有太多共党官僚已经变得疏懒而追逐私利。有的党员甚至和不可靠的知识分子往来，知识分子心理却没有变“红”的意思。因此，这两种不听话的人可以摆在一起斗争。
中国历代的皇帝偶尔也会开放言路，但是听到的话往往比他们预期的多。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听到批评言论之后，既惊且怒。不过他们随即反攻，把知识分子和一些党员当作反右斗争的目标。这一回，有大约三十万至七十万的技术专业人员被革了职，并且被扣上难以翻身的“右派”大帽子，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其后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如被砍了脑袋，原已不足的可用人才动不起来了。身为共党总书记的邓小平是右派斗争运动的积极角色。
一直到一九五七年，有两类人在中共政府里稳居领导人地位。第一类是非共产党员的民主自由派爱国者，其中有些人是留在大陆未撤走的，有的还是从外国回来服务祖国者。第二类是一九四九年以前被共党派到大后方工作的“外派干部”。成立新政府所需的经验、世界观、才智，这两类人具备的较多。以自由派人士身分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外派干部会怀有自由派情操，乃是意料中事。他们理想中的革命运动是要解放人民，不是要控制人民。抱这种理想的人，一定会在革命成功之后吃苦头。我们看一看这两类人竟然有数以万计者成为右派斗争的目标，就可明白革命运动已经在吞噬革命斗士了。
一九五七年间，城市和乡村都出现新的掌权群众。这些由工人农人组成的团体，教育程度低，对外在世界一无所知，而且患有恐外症和仇恨知识分子症。试图了解斗争运动详情的人，不妨把它看成新的夺权势力——爱德华·弗里德曼称他们是“基本教义派”（fundamentalists）——与思想新派的统治菁英残余分子之争，而前者决心要把后者消灭根除，即便后者的专精技术对新政权有一定的贡献。共党内的这一股新的掌权群众藐视学识，对于中国求现代化的问题近乎茫然，遇上可以大干一场的机会，却能够施出残酷狂热的破坏手段。
共党容许这种人占上风，可见其领导人对于现代世界无知到了什么程度。建设国家发展经济都是必需高等教育人才的，共党却把中国知识阶层的这么一大部分牺牲掉，跑去站在“基本教义派”那边，这不但愚蠢，而且贻害无穷。从结构上看，一向存在的权势与学识问的均势被破坏了。如十七世纪的清圣祖康熙皇帝的文武并重，就是明白文武均势个中道理的实例。我们可以说，毛泽东一行如果善加利用有学问、有技术的知识分子为辅，那些接二连三犯下的大错也就不致发生了。一九五七年乃是中国“迷失的二十年”的第一年，因为从这一年起，爱国的人才都变得无用，白白搁着不能为国家发展效力。后来的人用“迷失的十年”指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其实这十年只是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历史之延续。
“百花齐放”既已表明知识分子的忠诚有问题，毛泽东想到了下一步，要调教无产阶级好出身的人成为忠心为党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如果才能和阶级出身有了矛盾，还是阶级出身更重要。毛还警告知识分子，他们只是被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用来教行下一代的，不要妄想抱持与党不一致的思想。
中国的统治者自古以来就期望其追随者表现绝对的忠诚，优先程度要和子女对父母的孝心一样。如果说毛泽东因为对知识分子信任落空而感到失了颜面，根本还未搔到他的动机的表皮。从一九五七年起，毛就一直与知识分于势不两立，鄙夷地指他们只是玩弄文字的人，又有些恐惧地视他们为不听管柬的人。这种态度使他说出许多言过其实的荒诞之语，例如，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人，所有伟大的知识性成就都是教育程度较低的青年做出来的，崇拜科技是一种迷信。如此一来，他退回了当初发迹的根源，也就是，中国黎民百姓是智慧的泉源，也是未来的希望。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等人不懂，共产党的“确立政府与乡村控制”，不过是“建立苏联傀儡卫星国与推行俄国式的农奴制”——本质上，这与满清、蒙古、辽金、五胡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区别。这不过是加上了现代技术的移植，所以显得更有效率，用用飞机大炮，队队有广播，人人被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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