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解放就是奴役——西方老人的梦魇

《技術社會的夢魘——技術究竟解放了我們，還是在奴役我們？》（2021-10-22|四季書評 AND 專欄）报道：

監控者可以使用技術資訊，選擇性侵犯被監控者權益；或者當技術資訊本應作為客觀證據時，可以被監控者銷毀。這就很容易發生權力濫用、缺失公正。

文／馬麗（Sage Creative Foundation研究員）

今日人類社會的首要環境，已經不再是自然，而成了「技術」。人類面對的問題也越來越呈現出技術性特點，如大氣污染、化學洩露、飛機失事、行政制度等問題。技術將今日世界的政治、社會、科學、教育和經濟活動都支配在了一起，任何一位政客、經濟學家、教育者、科學家都無法不借助於技術來作決策和行動。我們已經長期生活在一個技術社會，如同金魚不太在意魚缸裡的水一樣，儘管這水對它施加了最大的影響力。不管在東方或西方，現在已經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以擔憂看待日趨成為現實的「技術極權主義」。從人類身份和空間融為一體，甚至被「折疊」，人們自然會問技術究竟解放了我們，還是在奴役我們？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法國社會學家和思想家埃呂爾（Jacques Ellul，1912-1994）曾說，「在現代世界，一種最危險的決定論是技術現象。問題不在於怎樣除掉它，而是靠一種自由的行動來超越它。」在他的代表作《技術社會》開篇，他給出一個定義說，「『技術』（technique）就是人們理性得出的方法之總和，而且已經在人類活動的每個領域都發揮出絕對效率。」機械、科技和為達到某目的的方法，都受「技術」驅動，但「技術」又不完全等同於這些。

技術往往與權力同構

不管中國或美國，看一看大學課程所教的內容，不外乎都是方法、材料和程式，為的是培養出更會理性計畫、更有工作效率的人。對此埃呂爾不無諷刺地說：「今天對一個人的最高美德的要求，就是他（她）要會適應這個社會。」（To Will and To Do, 192.） 而適應技術的社會化常態，就是適應社會的一部分。

現代人普遍成為了那些對技術盲目樂觀的人。很多人期待下一階段的技術進步，就是人工智慧。自動化讓技術性活動成為「自我指導性」的。到那時，人會成為一個測試和記錄的角色，而不再需要進行複雜的決策。 如此，技術就會實現一種自我擴張。人因此會被解放出來。無可置疑的是，技術進步為人類生存拓展了極大的可能性，也是不可逆轉的。

技術的一個特點是，它極容易與權力形成「同構」關係。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技術的確有一種「倫理中立」的假象。但當權力隱藏在技術背後時，技術就顯出獠牙來。當意識形態控制和技術極權結合在一起時，會製造出一種類似電影《完美風暴》（編按：《The Perfect Storm》，又譯為《天搖地動》）程度的「完美極權主義」。埃呂爾在他另外一部經典著作《宣傳》中對意識形態控制進行了更細緻的論述。這裡更需要注意地是，他對國家與技術聯姻的分析，寫成為《政治的幻象》一書。最近，很多人開始用「魔幻」一詞來形容公共事務發展的不可思議。人們也許詫異於民主國家和集權國家的政治，居然可以呈現出越來越多的相似之處。因缺乏對技術極權特點的反思，當代政治舞臺的很多作為，都只是為自己製造出一些幻象。一切問題都最終成為政治問題，因為現代國家首先是一個巨大的官僚機器，由類似的技術元素支配。這正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曾經描繪出的無處不在，無法逃離的現代的「理性鐵籠」。

技術發展中的極權隱憂

埃呂爾思想中最精彩的，是他對技術之「內在特性」的論述，即技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他認為，在十八世紀之前，人與社會的關係是當地語系化的，不同地域之間存在技術上的多樣差異，如此也就更多限定了人在技術過程中的決策。但到了全球資訊時代，技術對人類文明的影響力和牽制力已經越來越大了。他說到，「技術已經成為一種客觀的，而且可以像實物那樣被傳播開來。因此，它帶來一種文明的合一，不管它運作的環境或國家是怎樣的。」（同上，78）然而，很多人卻沒有意識到的是，技術的一個發展趨勢是它的整體性，因它將在不同地區的應用一致化。例如，警察檢測技術在各處都可以是一樣的，用趨同的技術和設備（電子眼、臉部識別）來實現。但是，當技術全面嵌入到一些社會制度（國家、軍隊、學校、工廠等）中，同時也會產生出潛在的危險，埃呂爾稱之為「技術監獄」，每個人的一言一行都被嚴密監控著。無形的監控者和被監控者之間，已經出現了一種權力支配的不對等：監控者可以使用技術資訊，選擇性侵犯被監控者權益；或者當技術資訊本應作為客觀證據時，可以被監控者銷毀。這就很容易發生權力濫用、缺失公正。

即便在一個有自由、民主的國家，技術也讓國家成為一種極權主義的制度，可以將其公民的生活完全吸納進去。

技術常常被人們視為中性、客觀的產品，可以由發達國家作為技術援助輸送給欠發達地區，因此就具有一種「普世性」。的確，技術的臍帶彷彿把整個地球村都連為一體。但是，這點就會讓人誤以為一個技術機構要遵循的規則，不再是公義或不公義的規則，而只是純技術層面的「規律」。 在輸出技術、產業、融資幫助的過程中，國家利益和政治目的會摻雜進去，破壞接受國或地區的經濟公平。這會催生一種新的技術殖民主義。

雅克·埃呂爾（Jacques Ellul）及其著作。相片提供：四季書評。

埃呂爾對一些主題的興趣是先知性的。當「技術」和「革命」在他那個時代並不是大家談論的問題時，他就寫出讓半個世紀之後的人看了仍拍案叫絕的著作。

如何進入埃呂爾的思想世界？

埃呂爾的興趣廣泛，涉及法學、倫理學、社會學和神學。他著述之多，到今天仍被人從法語翻譯成英語。在社會學領域，他的代表作品包括《技術社會》、《宣傳》、《城市的意義》等。在法學領域，他著有《法的神學基礎》等。他還寫了很多聖經注釋書。他的作品龐雜，學科跨度非常大，以至於有人說，若不瞭解他的寫作風格，簡直很難想像這些書都是同一個人寫出來的。對於那些期待可以借閱讀來強化自己本來就有的觀點的讀者，他們就不太適合讀埃呂爾的書。對於那些更具有批判性的讀者來說，埃呂爾會很對他們的胃口。

埃呂爾對一些主題的興趣是先知性的。當「技術」和「革命」在他那個時代並不是大家談論的問題時，他就寫出讓半個世紀之後的人看了仍拍案叫絕的著作。我相信他的著作雖然很晚被學界知道，但卻是不過時的，原因在於，他善於緊扣倫理原則來分析社會現象，對當代人的處境富有一種理解性的同情，但又一針見血不妥協。

埃呂爾並不是一位想要與風車作戰的堂吉訶德式的批判家。有人認為他對技術進步對人類社會過度悲觀的預測，讓他更像是一位看到末世光景的先知。埃呂爾的悲觀不是來自於技術本身，而是來自他對人性的洞察——人在掙脫物質匱乏的限定，以為獲得史無前例的自由時，往往已經陷入史無前例的捆綁中。作為神學家的埃呂爾認為，自己「是一個未來之人，不是一種暫時的、邏輯性的未來，而是指向終末（eschaton），是一個與當下這個世界決裂的未來。……我們相信這一真理比環繞我們的現實更真、更實在。」（Presence, 50-51）

埃呂爾的深刻祛魅感，讓他能既批判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也批判社會主義制度。實際上，資本主義危機和社會主義危機的一致性，是他著作的一個常見主題。例如，《宣傳》一書剖析了大眾傳播帶來的社會性意識形態災難，不只是發生在社會主義體制下。「現代宣傳的目標，不再是為了轉化人的觀點，而是激發一種積極、神秘性的信念。」 科學和藝術沒有起到平衡的作用，反而助長了這一趨勢。正因此，埃呂爾也是一個頗具爭議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定義為「絕對拒絕暴力」的意思），他和妻子甚至用退隱深山的小組交談團契的方式，實踐一種去權力架構的社群生活。

（原文題目為《技術社會的夢魘》，標題為編者所擬。）

谢选骏指出：这不是什么“技術社會的夢魘”，而是西方老人的梦魇——因为他她们竟然不懂“解放就是奴役”这么一点浅显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