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有了中国，这个危机年代就更没有解方了

《為何沒有中國，我們這個危機年代就沒有解方》（周報2021-10-23）报道：

[編按]近年來，針對中國的冒起，西方的一種主流意見是必須通過建立軍事同盟等方法，對中國的力量進行有效反制。然而，專研德國近代歷史的英國學者亞當．圖茲（Adam Tooze）提出另一種看法，指出中國的冒起與當年的德國並不相同，今天中國即便積極進取，致使歐美懷恨，但中國的行動也是與其史無前例的規模相匹配，並不是一種狂妄的擴張主義；在當下重要的全球問題上，比如氣候變化，西方如果不跟中共合作，就不可能有解決方案。

本文原題「Why there is no solution to our age of crisis without China」，今年7月刊於英國知名政論雜誌《New Statesman》（新政治家），《香港01周報》獲授權翻譯發表。

2021年夏天，中國共產黨慶祝百年黨慶。它確實有不少值得慶祝的成就。作為迄今最強大的共產黨和世界上最強大的政治團體，中共目睹了史上最大規模的經濟增長浪潮。對西方也好，對中國的鄰國也好，這個使人不安也出乎意料的事實，實際上為它們定義了21世紀初葉。

中國的冒起使得「社會經濟進步自然導致自由化」的假設面臨破產。四十年來，數以億計的人民，在一個致力於「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 的一黨威權國家領導下，實現了脫貧。

在這個勝利的背景下，中共正在計劃其第二個世紀。在歐洲、美國和亞洲，各國的政治精英都在奮力追趕。美國的策略家已經指定了「印太」這個新定義的世界區域，作為民主和威權主義的決戰地帶。

在大西洋兩岸，一些有影響力的人士樂見這場衝突的發生。另一些人則陷於驚詫之中，他們懷緬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的一段時期——當年，和平共存似乎是注定的。今天的鷹派人物則把當年對中國挑戰的低估，視為一個天真的時代。

歷史視角的確表明，平靜的時期往往是例外。畢竟西方的歷史優越感正是建基在中國人所熟知的「百年屈辱」 之上。過去一百年來，在商務、交通、創造和交流等方面，中國一直致力於逆轉該國的衰落。這也曾涉及到暴力，有的時候甚至達到史詩式的規模——在中國國內如此，在與外國列強的戰爭也如此。

分析家們悲觀地談論到「修昔底德陷阱」——這名古代的歷史學家認為，雅典力量加強的必然結果，就是與斯巴達作戰。作為類比，這些分析家們還談到1914年德意志帝國和大英帝國的衝突。這就貶低了中國現代冒升的重要性了。他們的思路在從遠久的古代跳躍到不久的未來時，也掩蓋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自19世紀的歷史，可以說成是現代化的努力在遭遇國內反對或國外粗暴干預的時候所引起的一系列衝突。如果我們要明白自己今天的處境，就需要一個更長遠的歷史視角——一個不止步於2012年習近平上台，或是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的視角。

在他的經典著作《帝國主義》（1902）中，經濟學家約翰·阿金森·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 視乎中國的未來走向，為20世紀設想了不同的未來境況。無論中國將會被瓦解，被殖民，或成功建立起民族國家，中國都會塑造未來。在20世紀，霍布森的見解被西方所遺忘，但他當年所觀察到的，就是我們今天面對的局面。

經濟學家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 在他1902年出版的著作《帝國主義》中指出，無論中國將會被瓦解，被殖民，或成功建立起民族國家，中國都會塑造未來。

在1902年，清帝國已經無可救藥。中國曾經強大的經濟，已經遠落後於西方的工業革命。1839-42年與英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1850年開始長達十四年的太平天國之亂，1856年和1860年與英法兩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這些都致命地削弱了清帝國，並使得歐洲列強得以在沿岸據點周邊建立勢力圈。1894-95年，中國於甲午戰爭再次戰敗。1899-1900年的義和團起義和前來鎮壓的八國聯軍，為中國造成更大的屈辱。

作為一個冒升中的國際強國，當時美國希望保存中國完整，但同時要對中國進行中和。1899年9月華盛頓宣布的「門戶開放政策」，旨在為外國投資者和商人保持對中國的平等准入條件——但並不是為中國人創造平等的權利——這體現在中國的海關稅務總司當時由外國人運營，以保證中國能夠償還外債的事實。

這一系列的沉重打擊，不但對中國是恥辱，也確認了霍布森的觀點——世界上的所有列強都插手中國，因為他們覺得這樣做是有必要的。

雖然中國變成了一個國際大戰場，中國的政治階層卻不是被動的受害者。正如其他處於危機當中的帝國——1905年的俄國、1906年的波斯、1908年的奧斯曼帝國——中國的精英試圖通過國內現代化來保存國家的獨立。

晚清新政的主導者、辛亥年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國的革命者、源自19世紀末孫中山所建立的革命組織的國民黨員，甚至是1916年之後瓜分中國的軍閥——他們都想為國家建立一個未來。他們的目標就是要通過經濟發展、軍事現代化和文化革新來促成自強。

1917年，中國作為協約國的一員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果在凡爾賽和會上，發現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轉移到了日本手中，使中國遭遇更沉重的恥辱。此後緊接的民族主義抗議浪潮——1919年的五四運動——為中國的民眾政治的發展打了強心針。它也為外來影響的導入製造了新的機會。革命後的俄國和德國的魏瑪共和國都承認中國是一個主權國家，因此於中國而言，比列強更勝一籌。作為凡爾賽體系的局外者，俄國和德國都沒有成本。基於此一政策，莫斯科在1921年7月贊助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中共連同蘇聯顧問，在1926年開始的北伐中，支持統一中國這項民族主義的事業。中共當時的做法——與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結盟——是一項高風險策略。果然，在1927年，中共被反咬了一口。正當國共兩黨的戰士進入上海與歐洲帝國列強對峙之時，國民黨下令清洗共產主義者，屠殺中共黨員，並把他們趕進內陸。到了1930年代，中共已經在內地建立多個革命根據地，而其中最有名的，是在偏遠的北部省份陝西的延安。

當時英美與定都南京的國民政府合作，並於二戰時期為蔣介石提供財政和軍事援助。但對另外的那個列強——日本——來說，中國鞏固國力卻是不祥的預兆。

1932年強奪滿洲之後，日本在1937年對長城以南的地區發動全面入侵。中共當時在偏遠山區韜光養晦，其與日本的作戰規模，事實上與中共自身規模成比例。抗日戰爭中，中國所遭受的破壞是讓人難以置信的。如果蘇聯在二戰中傷亡數字約在2,000萬到2,700萬人，在中國，單是死亡數字，已在1,500萬到2,000萬之數。

20世紀前半的中國歷史被戰爭和政治所支配。但清楚可見的是，如果中國不能發展經濟，就不可能走一條自主的道路。在蘇聯奮力建國之際，中國的現代化指導者當中流行的發展模型，是從德國和日本借來的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不是納粹主義）思想。中國今天的高鐵網絡，其雛形就首先見諸於孫中山所寫的「建國方略」。

中國的中央銀行成立於1928年。在1930年代，國民政府鞏固了貨幣，並於1936年提出重工業發展的三年計劃。1940年，即便是在抗戰期間，蔣介石還是開展了大規模的基礎建設。對蔣介石而言，他並沒有選擇。沒有道路、鐵路、電力供應和鋼鐵廠，中國根本不可能在日本鐵蹄下存活。

在1940年代，這些藍圖都夭折了。中國太窮了，根本不可能把大規模投資和總體戰的需要結合在一起。國共兩黨之間發展的最後一場內戰——在1946-49年間造成數百萬人死亡的一場戰爭——是在比魏瑪德國的惡性通貨膨脹更嚴重的條件下發生的。

共產黨打下的江山似乎一窮二白。即使中國在19世紀遭受了各種的屈辱，它跟西方的經濟體之間的縫隙卻是在1945年以後才寬闊起來。這也是歐洲列強的帝國版圖土崩瓦解、世界劃分為民族之間的經濟發展位階秩序、「第三世界」 作為一種概念開始出現的時候。

作為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中國本應屬第二世界，但它卻視第三世界革命為己任。從1935年起領導中共的毛澤東認為，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由亞非拉（日本除外）組成的「中間地帶」，可以形成針對帝國主義的一股革命力量。從1950年代中期起，中國流向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援助，在比例上不輸中國今天的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並不是2010年代才開始的。早在1960年代，中國的工程師已經與美國的同行在東非的鐵路建設領域中進行競爭。

在國內，中共就經濟政策發生內部分歧。在1950-53年的朝鮮戰爭中，中國與美國及其盟友進行對抗，因此被迫採用蘇聯式的強迫工業化戰略。但這種中央集權計劃型的模式，遭到在位者的抵制。毛澤東自己就鄙視官僚主義，並力推地方分權和發動農民群眾。毛主義藍圖的狂熱，兩度造成全面危機。第一次是1958-62年間的大躍進，當時毛希望加快農業集體化，同時把工業攤分到農村。第二次是1966年，毛澤東針對中共的官僚階層發動文化大革命。

上千萬人賠上了性命，但中國並沒有掉進波爾布特（Pol Pot）控制的柬埔寨那樣的反現代主義瘋狂。在農村，基本教育和醫療獲得普及。黨內鬥爭的結果往往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和它對革命事業的影響。及至1960年代末，經濟學作為一個學科已經被逐出正統。黨把自己的專家免職，並把他們放逐到省區。陳雲等革命元老早在1940年代掌管中共的戰爭經濟，並在解放後主持經濟穩定和大躍進，如今也被貶到工廠的車間。

到了1970年代，中國已經基本上絕緣於國際貿易。中國與美國，甚至蘇聯及其盟友越南的關係亦告斷絕。中國在區內最主要的盟友是殺人如麻的赤柬政權。另一邊廂，日本正在奮力前衝，而在朴正熙的開發獨裁體制下的南韓，其成績也開始讓朝鮮感到尷尬。香港和新加坡都在從殖民據點轉型為環球金融中心。

在此背景下，中共政權採取了360度轉向，扭轉了局勢。1971年，中國結束了與美國的對峙，為中國對外開放設立了舞台。1976年10月，以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為首的四人幫被逮捕，文化大革命結束。在此時刻，中國開展了一系列歷史性的改革，進行經濟轉型。

這些改革並不僅是誘因、產權、價格的問題。經濟增長作為一個概念，本身就需要被平反。在毛澤東的統治下，革命意識和行動永遠優先。如今，一種更正統的唯物主義被重新樹立起來。在鄧小平於1978年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實際領導人之後，發展生產力成為絕對的要務。

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文革中被下放的經濟學者、工程師等專業幹部開始回到北京。在陳雲等被平反的元老和一批與西方經濟學家發展緊密聯繫的新派知識份子之間，一個同盟開始形成。中國的改革派最喜歡的對談者，除了匈牙利的雅諾什·科爾奈（János Kornai）和跑遍世界各地宣揚理念的美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之外，還有職業生涯開始於二戰期間的英國飛機生產部的凱恩斯主義者阿萊克．凱恩克勞斯（Alec Cairncross）。

世界銀行在1983年出版的第一

份有關中國的報告，既是褒揚的，也富有先見之明。報告認為，中共政權，即使其革命十分暴力，已經奠定了經濟增長的基礎。世界銀行認為，中國的「龐大的人才資源、努力和紀律」，將允許它在「一代人左右，實現人民的生活水準的極大增長」。雖然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前景引人入勝，但改革的過程也是取決於權力。正如伊莎貝拉·韋伯（Isabella Weber）在近著《中國如何逃脫震盪療法》（2021）所言，吳敬璉等受西方影響的改革者憧憬共產制度的全面推翻。一些東歐的活動家，比如索羅斯（George Soros），則把中國看成對蘇聯堡壘的破城槌。

在訪問中國的時候，佛利民往往吹捧西德經濟奇蹟之父路德維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的例子。佛利民宣稱，艾哈德通過貨幣改革和價格自由化，克服了希特勒的計劃經濟的致命桎梏。問題是，價格自由化首先意味着不少價格的上調，中共能否熬過隨之而來的通脹呢？

這場改革賭注很大。1989年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訪問北京的時候，天安門廣場上就有紥營的學生。這場示威變成了一場全國性的運動，其根源是1987年經濟改革開始造成中國城鄉不穩。示威者要求公民權利和民主化，以及結束腐敗，並對經濟管理不善作出整頓。黨內一些人看到了自由化的機會。

在訪問之後，戈爾巴喬夫指導了蘇聯的政治經濟崩潰。相比之下，中共採取鎮壓。在軍隊支持下，黨恢復了秩序。以陳雲為首的中共革命世代的硬漢，維持了對經濟政策的控制，而沒有採用如同1990年代初俄羅斯一樣的、危機主導型的震盪療法，把國營經濟迅速轉變為市場經濟。

價格自由化將會繼續進行，但需要跟從由黨所設定的漸進步伐。正是這個命運的抉擇，使得1989年成為習近平和現屆政治局其他高級領導的決定性時刻。當時他們三十多歲，被蘇聯的崩潰嚇壞了。習和他的同輩也許是中國幾十年經濟增長的產物，但對他們來說，經濟增長是不能從黨的長期執政中剝離出來的。

1989年的鎮壓是有代價的。中國與西方的關係有所惡化。但在美國霸權的高峰期，天安門事件被華盛頓視為一次違反人權的事件，只是一時的過分之舉，而不是中共就其權力的宣告。老布殊政權很快就恢復了對中國產品的最惠國地位，美國的企業也湧向中國。2001年，中國加入了世貿——這是現代全球化真正開始的時刻。中國的工廠輸出的廉價產品淹沒了全球。西方的工會抗議中國的不公競爭行為和匯率操控，但美歐兩方精英對全球化的共識，確保了這股反對勢力遭到有力牽制。

從1990年代末開始，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從農村遷徙到中國日益繁華的都市。數以千萬的勞工，在過時的毛時代重工企業鏽帶上，遭遇下崗的命運。勞工的抗議活動遭到警方限制，也在一些新的措施下遭到紓緩——包括一套新的個人化勞資糾紛仲裁系統，以及為那些已登記的正式城市工人提供的基本福利。市場決定了物價，但北京從來沒有跟從「華盛頓共識」。它維持了一個固定的、低估的匯率，並對資本流動進行限制。有些西方經濟學家甚至談及一個「布雷頓森林體系2.0」，即北京單方面對環球經濟進行改革。

2001年，中國加入了世貿——這是現代全球化真正開始的時刻。

那項決定的重要性在1997-2001年間變得不辯自明。當時在中國以外，東亞、俄羅斯、土耳其和阿根廷都遭遇劇烈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過後往往是政治變動。在印尼，蘇哈托（Suharto）的獨裁倒台。在土耳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2001年的干預下，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成為了民粹英雄。普京（Vladimir Putin）在1999年俄羅斯危機中接掌政權。在1980年代避過震盪療法的誘惑之後，這成為了中共的第二次死裏逃生。中國的出口與國家的外匯與日俱增。中國的銀行體系在1990年代是脆弱的，但北京通過把壞賬轉移給營運不良的銀行，把威脅中和了。如此浮現的是一系列金融巨頭，其資產目前足以使他們位列世界三家最大的銀行。

如果20世紀末目睹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起飛，那麼21世紀的頭二十年，就是中國的韌性及其經濟增長的不懈的鐵證。中國的金融系統並沒有受2008年金融危機的動盪所影響。北京以一個龐大的刺激方案填補了出口方面的損失。在2010年後，中國抱着一腔疑惑，看着歐洲被迫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以控制希臘債務危機。

不少觀察者都把2012年習近平的冒起視為中國與西方關係的轉捩點。但在2009年，甫上台的奧巴馬政權就感覺到北京的態度開始強硬化。在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北京的態度是主動出擊。2011年，時任國務卿的希拉里（Hillary Clinton），開展美國的重返亞洲戰略。拜登（Joe Biden）的團隊也充斥着奧巴馬－克林頓年代的元老，其中在對華政策中最顯著的就是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在2021年7月，他仍然相信「中美可以和平共存，但…… 這項挑戰對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將會極其困難」。「交戰」 的時代已經被「競爭」 的時代取代。

在目前高漲的修辭下，我們應該提醒自己，什麼是中國沒有做的事情。中國已經不是毛澤東時代的第三世界革命推動者。中國並不是像沙特阿拉伯那樣的，盛產石油並實行宗教律法的專制王國。中國並不是一個派遣「小綠人」（little green men）去侵略鄰國的核子國家。中國也不是一個派遣無人機到全世界各地去殺戮敵人、到處借機挑起戰爭並在脆弱的國家中製造不穩，並接着以「有責任保護」 為由進行干涉的軍事超級霸權。

近年來，西方各國目睹中國的冒起，提出了各種有根據和沒有根據的指摘，包括：中國在全球各地進行間諜活動；中國通過孔子學院和學術資助推動軟實力；中國對居住海外的僑民進行監控；中國在西藏、新疆和香港進行鐵腕統治；中國聲稱擁有大片海域，對外國漁船進行欺凌，又與印度在喜馬拉雅山的邊境進行衝突。簡言之，中國被視為以一種龐大而咄咄逼人的民族國家的姿態在國際上活動。但世界上從沒有出現過，現在也沒有另一個，中國這麼大規模的民族國家。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力量像中國那樣急速增長。世界上也沒有一個政權被中共這樣的政黨所領導，而中共的使命就是要恢復其對「天下萬物」 的自然主宰。

二十年來，過度的自信、自滿和短視，使西方輕易忽略中國冒升的重要性。在2018年，克林頓（Bill Clinton）和奧巴馬（Barack Obama）兩朝元老勞倫斯·薩默斯（Larry Summers）提出了這個問題——美國能否想像一個「並非由己身主宰的、有效的經濟系統？」美國的「政治領袖能否承認此項事實，以使得他們能夠去為這個世界的面貌進行談判？能否在不招致戰爭的情況下，箝制中國？」

在當下重要的全球議題上，比如氣候變化，西方如果不跟中共合作，就不可能有解決方案。（新華社）

在總統任內的第一場記者招待會上，拜登給了他的答案——在他的管治下，中國不會成為「第一」。同時，在華盛頓，國防情治單位正在制定更為複雜的措施，以拒絕中國得到關鍵技術。辨認中國發展模式的弱點——包括職業培訓系統的失政、人口紅利的下降以致金融系統的不穩定——已經成為了一個規模小但忙碌的分析產業。

這種分析的主調放在中國冒升的障礙，而不是國際共同關注的事務。它忽略的是，中國的經濟已經成為了世界經濟增長的最重要推手。即便是現在，西方投資者仍然押注在習近平的「中國夢」上。儘管局勢愈趨緊張，2021年還是成為了外國在華投資的豐收年。蘋果公司決定在中國擴大供應鏈。英國的財政大臣辛偉誠（Rishi Sunak）宣告倫敦城重新歡迎中國業務。

今年11月，英國將會舉行COP26氣候會議。屆時，全世界的目光將會聚焦中國。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已經佔世界的28%，比整個經合組織（OECD）、美國、歐洲、日本和其他加起來還要多。沒有北京的龐大而昂貴的承諾，氣候危機就沒有解決方案。只有中國才具有足夠力量去推動世界的能源出口國——尤其是俄羅斯——去開始準備石油以後的轉型。說北京手上掌控了人類未來命運，並不為過。

要任何國家——包括美國——變成像以前的美國一樣的霸權，都是不太可能的。我們的世界的基本範式就是多邊性。那些疑中論者也許是對的——中國可能永遠都不會超越美國。但這並不是問題之所在。中國作為世界第二或第三大經濟體，就足以招來美國的懷疑和恨意。單是中國很大、跟西方很不一樣、並且追求全面的主權，就已經足夠引起惡意了。美國及其盟友的言詞聚焦在習近平的威權主義上。他們有其理由。但對美國而言，價值的宣言從來都是權力的宣言。正如薩默斯所言，我們並不知道美國政治到底能否理解一個多邊的世界——除非美國是霸權。

2021年，中共建黨百年，它給世界留下的後果是戲劇性的。原來，只要你挑戰美國及其價值的霸權，就會讓你利用資本市場和美國佔優的科技的權利變得不穩定。這為中共的歷史掀開新的一章。然而，霍布森對20世紀的預言，在21世紀更真確。你贊成也好，你反對也好，中國將會塑造我們共同的未來。

亞當．圖茲（Adam Tooze）：西方知名經濟史學家，早年研究德國統計學起源和納粹德國政經失策，也鑽研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相關專著《The Deluge: The Great War, America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Global Order, 1916–1931》獲《金融時報》、《新政治家》等主要媒體評為2014年度好書，亦獲頒2015年度《洛杉磯時報》歷史類圖書獎)；近年研究興趣轉向當代經濟問題，發表了解讀2008年金融海嘯對世界格局影響的得獎著作《Crashed: 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最新著作《Shutdown: How Covid Shook the World's Economy》則探討新冠疫情對世界的影響。

谢选骏指出：因为过度纵欲而被掏空因而面对挑战瑟瑟发抖的西方国家，仅仅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沒有中國，我們這個危機年代就沒有解方”。而不敢再看问题的另外一面——“有了中国，这个危机年代就更没有解方了”。四十年前我就说过了——“人解决”已经黔驴技穷，只有“天解决”可以奏效……武汉瘟疫的席卷全球，就是一个小小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