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相对主义定义我们的未来

《哪些思想家定义我们的未来？》（Jun 28, 2016 J.BRADFORD DELONG 伯克利）报道：

几年前，我发现当今社会科学家都站在马基雅维利、洛克、斯密、托克维尔、马克斯·韦伯和涂尔干等巨人的肩上。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的主要焦点集中在1450—1900年间西欧世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构成上。这么说吧，他们提供了一个看待（比如）1840年的西方世界的知识工具箱，但未必适合2016年的西方世界。

那么，到了（比如）2070年，社会理论课程应该教些什么？哪些经典——成于今天或仍有待出现的——将是那些在21世纪70年代结束职业生涯的人希望他们在21世纪10年代职业生涯伊始时就开始使用的？

过去几年，我仔细地思考了这个问题，将我的选择缩窄为三个人的著作：19世纪30和40年代写作的托克维尔、20世纪20和30年代写作的凯恩斯以及20世纪30和40年代写作的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

凯恩斯对他的时代的核心担忧在今天仍然正确。他担心我们的集体繁荣的脆弱性，以及民族主义和作为和平与繁荣的全球社会的基础的缺乏根基的世界主义观念之间的严重的紧张关系。他着重于如何组织我们的活动和利用我们的繁荣去创造一个适合好生活的世界。他尝试暴露如日中天的思想的必然失败性：自由放任、自发秩序、集体合作、中央计划等。他深入地思考了经济管理的技术官僚问题——以及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所带来的社会、道德和政治灾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所担忧的问题逐渐淡化为背景，因为复兴的西方繁荣让许多人相信这些问题已经永久得到了解决。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的停滞时期（增长缓慢、物价上升），问题也被认为是社会民主的过度延伸，而不是西方政治经济学存在根本性缺陷。

这一观点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缩小国家的经济作用、解放市场力量铺平了道路。在随后实现繁荣的有钱阶级眼中。撒切尔-里根纠正毫无疑问是一场成功。它创造了一个主宰1980—2010年公共领域的意识形态共识。

战后的繁荣也遮掩了波拉尼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所思考的核心问题。波拉尼接受了市场社会确实能够产生大量物质繁荣，但他担心市场社会只能通过让人变为没有思想的市场力量的傀儡和玩具实现这一点，并且人们不能坦然接受这一新角色。对波拉尼来说，目标是实现市场经济所创造的繁荣，而免于市场力量操作所隐含的贫困、创造性破坏和社会侵蚀风险。

关键是，波拉尼警告说，如果现代资产阶级秩序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威权和极权政治运动就将受益。在战后时期，市场驱动的繁荣证明任何附带社会痛苦都是合理的这一顺境观点被视为理所当然；它还形成了有钱阶级及其意识形态支持者之间的共识。

这把我们带到了托克维尔面前，他的写作时代已经过去了近两个世纪，但他的核心担忧从未离我们远去。托克维尔注重作为社会和政治秩序原则的社会等级的破坏的后果。大等级——从传说中的法兰克剑之贵族（Nobles of the Sword）长袍贵族（Nobles of the Robe）到原始资产阶级商人和高卢-罗马隶农——都赋予成员小自由和一定的个人自治权，以换取对国家的义务。（当然，一个人的社会阶级越低，他的义务越大。）

托克维尔看到这一秩序森严的世界被民主和正式的社会平等取代，所有人都平等地自由，但也平等地受社会支配。在这个新的设定中，如果你无法在市场上找到对手方，或站在了多数人的暴政的对立面，或只是在你试图决定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时寻求某种形式的方向，没有特权或自由能保护你。

在托克维尔的世界中，等级的消灭只是局部的。他为知道自己的国籍、知道等级成员资格意味着什么、知道这一资格能带来什么特权的白人男性写作。

在我们的时代，等级和等级特权的消灭正在更进一步。白人男性在西方民主国家主宰政坛的时代正在走向结束。而它的结束正逢经济民粹主义正在取代技术官僚管理——常常伴随白人男性面对岗位和生计的被全球化的非人力量破坏而转向本土论。

逐个审视国家，旧秩序不会不做抵抗就放弃。没有旧秩序会这样做。但白人男性类似等级的特权已是明日黄花。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是如何最好地实现新出现的机会，为人类造福，让所有人获益。我想不出有比凯恩斯、波拉尼和托克维尔更好的指引。

谢选骏指出：在思想的蚂蚁看来，思想的瘪三例如马基雅维利、洛克、斯密、托克维尔、马克斯·韦伯和涂尔干等都成了“巨人”，而其中三个瘪三——19世纪30和40年代写作的托克维尔、20世纪20和30年代写作的凯恩斯以及20世纪30和40年代写作的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就可以定义蚂蚁们的未来了。不过在我看来，蚂蚁的生活我们已经在毛泽东时代领教过了，不想再度忍受了。所以，能够定义未来的，已是形形色色的思想之间的博弈，是历史力学不可预测的结果！这就是一个相对主义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