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高的博客《赵紫阳为什么执意访问朝鲜，犯下平生最致命错误？》（2023-05-05）报道：
朝鲜这个近邻，实在算得上是中国人的魔障：二十世纪中叶、后叶，中国的两次大乱局，都与朝鲜搅在一块。五十年代初毛泽东介入金日成、斯大林发动的朝鲜战争，1989年赵紫阳访问朝鲜，都不幸导致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的治理方式和发展路径
1989年4月30日，赵紫阳从朝鲜一回到北京，就把当时担任中共港澳工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许家屯召回来，了解香港和海外各界对北京学潮的舆论，同时也因为许家屯和杨尚昆的关系不错，赵紫阳委托他去拜访杨尚昆，请杨向邓小平进言，收回对北京学潮的“动乱”定性。这些内容以前我写过，不细说了。那次许家屯对我谈到，赵紫阳在北京学潮问题上过于自信，“轻敌了”——他说的轻敌，是指轻视党内的政治对手、轻视当时的严重局面了。许家屯说：“有什么必要嘛，非要去访问朝鲜？”
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去世、引发学生和民众的悲情怒火，社会矛盾趋于紧张，赵紫阳为什么执意要对朝鲜进行一个星期国事访问？人们不断探寻、不断追问。
当时不少人劝赵紫阳推迟访问。劝说者中最早的是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
事实证明，田纪云对局势最敏感，1989年4月14日上午，胡耀邦去世前一天，田去赵家拜访，说出现重大政治动荡迹象，建议赵推迟访朝。这是党内高层最早建议赵推迟访朝的记录。田纪云说：赵紫阳在“六四”期间最大的失误就是去朝鲜。4月14日，我去劝他，恳切陈词，说，现在这个形势怎么能离开北京？访问完全可以推迟。赵说，这是国事访问，推迟不好，反而会让外界认为我们国内发生了多大的事情。李鹏、姚依林会处理好。
田说，恐怕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
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4月23日给赵紫阳打电话，认为全国已经处于“紧急状态”，“作为党的一把手，应该推迟出国访问”。但并不认为学潮有啥大不了的赵紫阳拒绝了，“我说，耀邦追悼会后，学生已经复课，访朝这个事是邓小平和金日成定的，我不好提改变的要求，即使提出来，常委也不好通过，你有什么事情，可以找在家的领导。”
赵紫阳的智囊班子中，不少人如陈小鲁等，也都建议赵不要去朝鲜。
盟友、智囊和政敌，竟然观点惊人的一致。中南海内外情绪郁闷、忧虑、紧张，而赵却出奇地冷静、放松。
1989年，胡耀邦辞世引发了八九民运，最后导致“六四”屠杀。
赵紫阳访朝的动机，引起了许多猜测和诟病。李鹏就曾埋怨赵扔给他“烂摊子”居心叵测，不负责任地一走了之；还有一种说法是赵紫阳想跟学潮拉开一些距离，静观其变，访朝期间事态若好转的话当然很好，如果事态不见好转，那就轮到自己大显身手了。甚至有人分析，赵是模仿毛文革初期点了火之后，就到外地转悠，等待刘少奇、邓小平露出破绽后，回京一击，后发制人。田纪云则认为，赵之所以犯如此致命的错误，完全是因为“过于自信”，这与许家屯的说法很很相似。
中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先生在他的巨著《赵紫阳传》中，把赵访朝的动机归纳为三种：“躲避说”，“阴谋论”，“自信说”。他说：
卢跃刚著三卷本《赵紫阳传：一位失败改革家的一生》。
关于赵访朝动机，有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似不能忽视。……在《改革历程》一书中记载赵紫阳说：我在朝鲜，“看了邓的讲话，当时我脑子里马上的一个反应就是又一场反对自由化的运动要来了。我倒没有想学潮平息不了，因为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担心的是十三大以来的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势头受到损害。因为邓认为，学潮的原因是长期反自由化不力。”
“阴谋论”，除了指赵紫阳搞阴谋，还有来自另一个方向的阴谋。美国《纽约时报》2019年5月23日刊登了赵紫阳的秘书鲍彤，与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对话。鲍彤说，很多人问：赵紫阳为什么要到朝鲜去？赵紫阳自己是这样说的：他在1989年4月19日请示过邓小平，邓小平跟他说：“你去，回来以后你任军委主席。”
鲍彤当时并不在场，但他认为赵紫阳一定问了邓小平“朝鲜到底去不去”，才有邓小平的这句话。鲍彤没有说，但人们可能理解为：赵紫阳到朝鲜去，是邓小平的调虎离山计，要趁他不在国内，大权临时落到李鹏手里，就能按照邓小平的意图来处理学潮。这种理解我看比较牵强：赵紫阳对管军队一直没有多少兴趣，“军委主席”对他有多少吸引力？但赵紫阳可能把邓小平这句话，理解为自己依然得到邓的信任，所以就比较放心地去平壤了。
不管是哪种原因，总之产生了致命的后果。朝鲜这个近邻，实在是中国人的魔障：二十世纪中、后叶中国两次乱局，都与朝鲜搅在一块。五十年代初毛泽东介入金日成、斯大林发动的朝鲜战争，1989年赵紫阳访问朝鲜，都不幸导致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的治理方式和发展路径。
赵紫阳出访前，提出三条意见：一、胡耀邦追悼会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要劝阻学生游行，让他们复课；二、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打、砸、抢、烧、冲违法行为应依法惩处。
这三点意见，政治局常委都同意，成为中央的正式意见，而且邓小平也同意了。所以4月22日上午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李鹏要求赵紫阳召开一次常委会商量对策，赵说，常委都议过了，不必再开会了，对策已经有了，就照那三条办。
大意失荆州。文革动乱首先是中学生打砸抢（当然是在毛泽东的蛊惑、煽动下），给邓小平、李鹏、陈希同等正在掌权的大多数官僚留下了深恶痛绝的记忆，和“学生是社会动乱之源”这样的负面结论。文革结束只有12年，把学潮与文革挂钩，而不是与民主诉求挂钩，把处理学潮的不同意见联想到路线斗争是自然而然的，党内政治文化、思想认识就是这样形成的。
赵紫阳前脚走，李鹏一伙人后脚就搞出了很多名堂。4月23日至4月29日，赵紫阳访朝一周，犯了他一生中最严重的错误，很快就被他离开北京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了。人们已经知道的很多，我这里就从赵紫阳走后第二天长话短说——
4月24日晚，李鹏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出席，杨尚昆、万里两人不是常委，但一直列席常委会，也参加了。还有好几位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如田纪云、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以及一些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听取北京市委、国家教委的学潮问题汇报。
这一次会议是胡耀邦逝世以来常委扩大会人数最多的。北京市委汇报的最后，提出了“四点建议”，具体内容我就不细说了，总的精神就是要强硬。北京市汇报后，会议一致认为，当前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指明这场斗争的性质”。
4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家听杨尚昆和李鹏汇报，做了著名的“四二五讲话”。他肯定了李鹏主持的常委扩大会的定性——“动乱”定性不是邓，而是李鹏主持的常委扩大会首先提的，北京市委的“四点建议”在学潮定性和强硬态度上颠覆并取代了赵的“三点意见”。《邓小平年谱》记载的讲话内容如下：
邓小平对国内民主运动一直持强硬压制态度。
邓小平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乱。就是要旗帜鲜明，措施得力，反对和制止这一场动乱。行动要快，要争取时间。……这些人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使国家和民族丧失前途。不能让他们的目的得逞。我们不要怕人骂娘，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不要怕国际上有反应，只有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才有真正的名誉……这一场动乱完全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要害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要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这还不够，还要抓紧立法。准备迎接一场全国性的斗争，坚决把动乱压下去。不然天无宁日，国无宁日，天天不得安宁，甚至永远不得安宁。现在他们搞的那一套，都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搞的那一套，唯恐天下不乱。……这场动乱，有后台，有黑手，方励之夫妇是个典型。表现坏的要解除职务，坚决调离。……我们必须快刀斩乱麻，为的是避免更大的动乱。你们常委的决定是对的，常委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很好。只有态度鲜明，措施坚决，支持地方放手处理，才能把这场动乱制止下去。
原始纪录中邓小平还有一句话更露骨：处理学潮，“不怕流血”。这个讲话一锤定音，打出了镇压的底牌。
4月26日，根据邓讲话精神写的臭名昭著的“426社论”出笼。
4月27日，学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427游行”回击“426社论”。
1989年“427”大游行。
4月28日，李鹏主持常委碰头会，他们感觉“426社论”调子太硬，激怒人民，决定展开与学生的对话，并发一篇调子软和点的社论。
4月29日，人民日报发了新社论，是鲍彤主持并修改的。李鹏集团做了妥协，向赵紫阳“三点意见”靠拢，但沉浸在“427游行”胜利狂欢中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对当局所作的这点退让根本不放在眼里，无人理睬；对话也举行了，但学生代表都是官办学生会选派的，根本不是示威请愿学生的代表，这样的“对话”等于是拒绝对话。
4月30日，赵紫阳回到了北京。情况已经全然改观。
赵紫阳这个星期在朝鲜，完全是闭目塞听，国内的情况两眼一抹黑。朝鲜是世界上信息管制最严厉的国家。赵的秘书李树桥回忆：“我们一跨过鸭绿江就是无线电管制，再好的收音机，所有的信号都收不到，听不到国内的声音。……26日凌晨零时30分，有人敲我的门，说大使馆有重要的文件看。……我一去，看了两个东西，第一，政治局常委会纪要，第二，1989年4月25日上午邓小平谈话记录。”
这件事太重要了，所以李树桥到2006年——事情过了17年——都还清楚地记得，是大使馆在十六开方格纸上，很工整的钢笔字誊抄。大使馆看文件有一个特殊的设备，怕有人偷窥，像老式照相机那样，拿布做一个类似微型帐篷那样的东西罩着头看。
“我看完快到两点，跟大使馆说，早上七点半，把文件和设备拿到百花园迎宾馆紫阳套间外面安装好。早上大使馆的人来了，7点25分，我跟紫阳说：‘紫阳同志，北京传来重要文件，设备已经装好，请你看看。’没有426社论，只有这两个文件，紫阳也是罩着头看。他看完，吴学谦、洪学智、朱良等人依次看。大家看完出去后，紫阳走到写字台前，用圆珠笔写：小平同志并政治局常委：我完全赞成小平同志关于制止动乱的正确决策。赵紫阳 1989年4月26日
他跟我说，把这个内容用电报发回去。”
北京戒严前夕，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这一幕定格于史页，也定格于人心。
七天时间对国内风起云涌、瞬息万变的学潮形势完全无知，成了桃花源中人，又把权力授予了政治局常委中的反对派首领——这对于制订危机处理政策的最高领导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个灾难。赵紫阳访朝，“三点意见”的软肋就完全暴露了。
卢跃刚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很精彩，他认为，本来赵的处理学潮三点意见，企图温和处理学潮，促使学生回到校园，恢复常态，通过协商对话这样不流血的现代法治社会方法来缓解矛盾，化解政治危机，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赵紫阳应该了解，三点意见从历史经验、高层政治格局和事态的急剧变化来看，只是一个脆弱的党内共识，它的贯彻是高难度的，既有一个安抚学生、不激化矛盾的问题，也要克服阶级斗争观念、动辄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惯性，齐心协力解决问题，有巨大的操作难度。”
要实现赵紫阳的设想，需要党内高层及其官僚阶层、各高校校方管理层对学潮处理认识高度统一，能够强有力地贯彻执行三点意见；但党内高层处理学潮从来都是强硬派占上风，官僚集团和校方长期以来居高临下，对待学生、学潮，最熟悉的方式是糊弄、哄骗、恐吓、镇压。
另一方面，学潮的主流呢，被悲情和怒火主宰，又不存在统一领导的组织，在短短半个月的抗争中，来不及涌现有威信、有胆略的领袖。这是一群有献身精神、牺牲精神的勇敢无畏的野马。一边是被压抑太久被激怒的学生，一边是被阶级斗争观念训练出来的官僚集团，从思想到方法都针尖对麦芒，十年改革时间太短暂了，双方没有学会对话和妥协。要贯彻落实三点意见，卢跃刚指出，需要实现各方利益平衡的高超政治技巧。
三点意见，是一个符合现代民主政治趋势、避免流血的好方案，但兑现的基本前提是，赵能自始至终主导方案的执行，而不是假手于人，特别是假手常委中的强硬派和政治反对派头子李鹏，在政策与执行之间形成断层。更何况危机处理与常态处理是两码事。
“三点意见”在赵离开一天的时间里就被废掉。赵访朝实际是把学潮处置主导权拱手交给了强硬派，虽然此时李鹏拿到权力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是传统官僚的思路，认为此时的权力是烫手山芋，埋怨赵“把这个‘烂摊子’推给我了”。不仅是李鹏，当时中共党内相当部分人包括李锡铭、陈希同都没有意识到，由于赵紫阳访朝，赵李的暂时权力交接，李鹏意外地掌握了“六四”学潮的最高处置权，导致了“六四”学潮处理的根本性转折。若赵紫阳在北京，在既定方针下，李鹏等强硬派绕不过总书记这个门槛去见邓。李锡铭、陈希同在赵紫阳面前说不出渲染事态、推卸责任的狠话来。
赵紫阳访朝归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扭转被动局面：五四讲话、亚行讲话……但讲得再好，也无力回天。因为归根结底，要继续贯彻原来的三点意见，都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请邓小平收回“动乱”的定性，才能从“426社论”的困境中解脱，但他见不到邓小平了。总书记要见太上皇，通过近臣、秘书甚至女儿等多个途径，都被挡驾，只能通过他们得到一些并不靠谱的说法来揣测，这真是中共现代政治的大悲哀！邓小平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要他改口，这是不可能的任务；万里是邓小平的长期牌友。
第二个条件，就是维持与杨尚昆、万里这两位与邓小平关系密切的大佬的联盟。但他们的地位都有赖于邓小平，在邓小平明显与赵紫阳观点相悖的情势之下，他们还会支持赵紫阳吗？杨尚昆在整个八九“六四”期间所起的作用十分神秘，早就启人疑窦；万里虽说与赵紫阳的改革思路相吻合，但对赵紫阳是有心结的，后来赵紫阳去世后，他不送花圈，完全沉默。这两个人，我一直关注，或许将来专门拿出时间来仔细探究一番。今天没有时间细说了。
中国古话说“一失足成千古恨”，赵紫阳可以说“一访朝成千古恨”。今天是（2020年）6月3日，31年前的今天晚上的巨大悲剧，我们要永远铭记，要让后代也知晓，共同吸取历史的惨痛教训！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毛泽东、赵紫阳在朝鲜翻车，没有说到清朝、明朝、隋唐也都在朝鲜翻车——清朝明朝在朝鲜和日本冲突，成为压断骆驼的最后稻草；隋炀帝因为征辽而翻车，唐太宗因为朝鲜战争而深自懊悔，感叹说：“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那么为何，这些人都在朝鲜翻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可以做一篇博士论文。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