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美国奉献了一辈子 却只有几分钟收拾办公桌》（在四季旅行 2025-03-01）報道：
被拆除的标识牌，被遮挡的窗户，还有守卫在电梯旁的警员。本周，在特朗普政府解散美国国际开发署之后，工作人员最后一次来到办公室，满含泪水地与这里告别。
普雷里·萨默（Prairie Summer）为美国国际开发署工作了近10年，周四，在华盛顿特区的罗纳德·里根大厦和国际贸易中心，她离开了该机构原来的办公室后，流着泪拥抱了一位同事。（皮特·基哈特/为《华盛顿邮报》拍摄）
普雷里·萨默走进大楼，从曾经悬挂着她所在机构标识牌的门道下走过，经过那些如今已空空如也的相框，以及被遮挡住的窗户。持枪的警员在一旁站岗守卫。
她加入了美国国际开发署其他工作人员的队伍，排队等待通过安检，以便取回自己的物品，并与总部、同事以及这个已成为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和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对联邦政府进行改革的核心目标的机构，做最后的告别。
就在两天前，她和其他人收到了一条短信，通知他们到华盛顿市中心的罗纳德·里根大厦取回自己的物品。特朗普以提高政府效率为名，迅速对这个由国会授权成立的机构进行解散，如今已进入最后阶段，他们也因此被拒之门外。
短信内容写道：“员工必须自带箱子、袋子、胶带和/或其他容器来搬走个人物品。” 他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来打包。
“真的要结束了。” 45岁的萨默一边想着，一边脱下运动鞋，走过金属探测器。
她曾在尼泊尔帮助清除地雷，在黎巴嫩支持青年项目，并且在过去的九年里，一直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工作。该机构是美国的主要援助机构，负责帮助全球各国从灾难中恢复、努力摆脱贫困并进行民主改革。本月早些时候，马斯克在X平台上发文称，这个机构是 “一群激进的左翼分子的老巢，他们憎恨美国”。
她最后一次走过纪念墙，墙上纪念着为国家服务而牺牲的99位同事。
她曾是一名高级主管，负责管理该机构与全球私营部门的合作关系。她原本已准备好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以扩大美国国际开发署在海外的援助力度。她表示，最终这些努力也有助于保障美国人的安全。
然而，她却被解雇了。
在这座石砌建筑外，人行道上挤满了支持者。一位女士挥舞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让美国重拾同情心。”
当被问及为何来到这里时，一位自称是退休军人但拒绝透露姓名的男子说：“人们总是感谢我为国家服务。我也想一定要感谢他们（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员工）。”
另一位裹着雨衣的女士，摇晃着她自制的沙球——一个装满硬币的汽水罐。
“我担心一直鼓掌手会累。” 她流着泪说道。
周四，以及周五，路过车辆的欢呼声和鸣笛声打破了二月的阴霾。这两天，数百名工作人员及其支持者涌入总部前的街道。就在他们从人行道走上车行道之前，他们背诵了就职誓言。
抗议者封锁了美国国际开发署原办公室所在的西北第14大街上的交通。（皮特·基哈特/为《华盛顿邮报》拍摄）
抗议者封锁了美国国际开发署原办公室所在的西北第14大街上的交通。（皮特·基哈特/为《华盛顿邮报》拍摄）
一些工作人员在搬运着装有他们毕生心血残余物品的食品杂货袋，推着行李箱时，不禁流下了眼泪。一位工作人员用滑板拖着三个塑料桶，里面装着他职业生涯的一些剩余物品。他觉得自己目前处于行政休假状态——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他说，他已经无法使用机构的通讯系统，也无法确认自己的具体状况。
一位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工作人员表示，他认为自己处于行政休假状态，但由于无法使用通讯系统，不确定自己的具体情况。（皮特·基哈特/为《华盛顿邮报》拍摄）
教育中心管理与运营副主任帕特里克·伊萨（Patrick Issa）拿着他从该机构原办公室取下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印章。（皮特·基哈特/为《华盛顿邮报》拍摄）
在大楼内，萨默走过二楼时，想到了她在海外的同事们。她说，当他们的工作岗位消失后，这些同事不得不让孩子退学，匆忙赶回美国。
她还想到了自己和同事们多年来致力于与世界各地的社区和企业建立关系，而现在，这些关系似乎就在她眼前被撕裂。
“拯救生命的健康项目、打击恐怖主义的工作、支持社区稳定，防止其陷入冲突——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工作。” 萨默在一次采访中说道，“认为取消这些工作会让美国人更安全、更强大、更繁荣，这种想法既荒谬又令人痛心。”
她拿起一个白色的马克杯、一些与全球各地同事的宝丽来照片，还有一些用纸巾做的装饰花。这些装饰花是她第一天上班时一位同事送给她的，在那之后的几年里，萨默会把这些花送给新入职的员工，作为欢迎礼物。
她还帮忙清理了其他无法到场同事的办公桌。她能来这里也是机缘巧合。最近几年，她一直远程工作，在科罗拉多州抚养家人。
萨默离开该机构原办公室后拥抱了一位女士。（皮特·基哈特/为《华盛顿邮报》拍摄）
在安保人员的护送下，其他工作人员把自己的小隔间清理得一干二净，清空了办公桌抽屉。他们拿走了结婚照和孩子们用蜡笔绘制的画。他们带走了那些因办公室关闭无人照料而枯萎的植物。还有最近一次七国集团峰会的徽章、一个在苏丹维和任务中得到的陶瓷碗，以及一个写着 “乌克兰” 的蓝色橡胶腕带。
“当然，这些只是一些物品，但对我来说，在全球会议上代表美国，这些物品意义非凡。” 一位前美国国际开发署雇员说道，和其他一些接受采访的人一样，他因担心遭到职业报复而要求匿名。“我觉得那些解散我们的人根本不明白，我们当初为什么选择从事公共服务事业：因为我们关心我们的国家。”
萨默走出大楼，听到迎接她的欢呼声时，不禁泪流满面。一小群人将她团团围住，给她拥抱。一位女士递给她一朵黄玫瑰，另一位女士给了她一小袋饼干。
还有一个人说，她最终决定不去取回自己的物品了。这份工作对她来说意义非凡，她小时候曾是一名难民。但她把那些有她丈夫和狗的照片留给了下一个入驻这栋楼的人。
“这样他们就会知道，我们都是真实存在的人。” 她说。
谢选骏指出：人説“他们为美国奉献了一辈子 却只有几分钟收拾办公桌”——我看這是“美國的《苦戀》是社會現實，因爲美國已經成爲一個‘初級共產黨國家’了”！所以還好，美國《苦戀》的主人公僅僅工作了十年，不像我在中國工作了二十多年，卻拿不到一分錢退休金！
網文“《苦戀》風波”報道：
《苦戀》風波是指因《苦戀》及其改編電影於1981年在中國引發的全國性的大風波。《苦戀》是1979年9月白樺發表在月刊《十月》上的電影劇本。1980年，導演彭寧根據《苦戀》改編拍攝成電影《太陽和人》，這電影被禁映至今。[1][2]
電影內容
1979年9月，文藝月刊《十月》1979年第3期上發表了作家白樺創作的一部電影文學劇本《苦戀》。1980年，導演彭寧將其拍成電影，更名為《太陽和人》。
《太陽和人》描寫了畫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凌晨光少年喪父，家境貧寒，但很有才華，得到不少人的器重，生活上也處處得到人的照顧。青年時代，凌晨光被國民黨捉壯丁，為漁家女綠娘所搭救，兩人彼此相愛。後來凌晨光參加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被特務追捕，躲進輪船到了國外，並在國外發展，成為著名畫家；在舉辦個人畫展時，巧遇綠娘，兩人結為伉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為了報效祖國，凌晨光和綠娘拋棄了在國外的一切，毅然回國。1950年代，凌晨光度過了他時有苦惱卻幸福歡樂的時光，但隨後到來的文革摧毀了一切，一家三口被趕進破爛的斗室，凌晨光甚至在他生日時被打得遍體鱗傷。女兒無法忍受這樣的生活，決定出國。女兒離開時遭到了凌晨光的反對，女兒反問：「您愛這個國家，苦苦地戀着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凌晨光無言以對。1976年為悼念周恩來，凌晨光在天安門廣場貼出了《屈原問天》的畫；人們尋找這位作者，卻被他認為是便衣跟蹤。凌晨光逃出北京，藏身蘆葦蕩，成為一個靠生魚、老鼠糧生活的荒原野人，最終凍死在荒原之上。死時，凌晨光用最後的力量在潔白的雪地上爬出一個問號，問號的那一點就是他已經冷卻的身體。[1]
事件經過
從劇本改編到電影拍攝，圍繞着這部作品的爭論一直都沒有停止過，並引起了中宣部和中央書記處的注意。1980年5月21日，中央書記處成員看了樣片，並反對電影的拍攝。但王任重下達的指示留有餘地：「修改不好電影劇本，就不要拍。」白樺和彭寧將樣片拿到中國電影家協會放映，尋求支持；看過影片的七百多人都說好，感覺是在替知識分子說話。
1981年1月，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任林杉召集電影評論家、導演和編劇參加的座談會，會上幾乎一片頌揚聲，少數持反對意見的人一發表看法就被打斷，「形成一邊倒的趨向」。然而，樣片在解放軍總政治部和中央黨校放映時反響不盡相同：黨校有說好的，但批評的意見佔上風。有人說，白樺本來就是右派，搞文學工作的人太危險了。在1月14日至2月1日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則是一片反對之聲。
批判升級
1981年4月20日，《解放軍報》發表了署名為「本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評電影文學劇本〈苦戀〉》，公開對作家、作品點名並批判。隨後電台廣播、全國十多家報紙、雜誌，如《紅旗》、《時代的報告》、《文學報》、《北京日報》、《長江日報》、《湖北日報》等媒體轉載或配合發表了批判文章[3]。 此文提到：「儘管作者曾說作品意在「表現中華民族的凝聚性和向心力」，然而，人們在作品裏看到的恰恰是這種「凝聚性和向心力」如何遭到摧殘。作品通過畫家女兒之口提出的「您愛我們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這句尖銳的問話，才是這部作品的真實主題。整個劇情都在闡發着這個主題。畫家凌晨光「痴戀着祖國」，被摧殘得家破人亡。與畫家在葦蕩相遇的歷史學家馮漢聲放棄了國外的「最現代化的生活」，落得個一輩子對祖國的「單相思」。與畫家同船回國的詩人謝秋山夫婦，被逼得「夫南妻北」；當詩人看到妻子云英的「死亡通知書」時，畫外音里傳來了妻子的咳嗽聲和她在歸國船上所說的話音： 「就會好的，回到祖國就會好的，一切都會好的。」 所有這些，實際上成了對於祖國的控訴和詛咒，是散佈一種對祖國懷疑和怨恨的情緒。」
後續
圍繞《解放軍報》文章，社會上產生較大反響，且主要是由於文章對於作品的嚴厲批判類似文革時期。周揚、張光年、馮牧、陳荒煤等幹部或文藝界人士對作品本身表示不認同，但反對《解放軍報》的批判方式，同時倡導維護文藝界的穩定。《文藝報》等媒體抵制《解放軍報》文章。
5月17日，胡耀邦在一次談話中就《苦戀》表示「文藝戰線形勢是好的，成績是主要的，缺點、錯誤是次要的」、「前些日子對《苦戀》的批評是可以的。但是現在看來批評的方法如果更穩妥，效果會更好些。批評是有好處的，為了幫助他們。但回過頭來看，方法如果好一點，效果則會更好些」、「寫《苦戀》的作家還是寫了些好作品，但這篇（作品）是不健康的，有害的。軍隊對他的態度還是好的，但軍報那種批評的措詞，用的方法不穩妥」，並要求平息對《苦戀》的批判。此時胡喬木希望《人民日報》轉發《解放軍報》文章，找了鄧小平。
7月17日，鄧小平召集周揚、王任重、朱穆之、曾濤、胡績偉就《苦戀》的問題進行討論[4]。周揚、曾濤、胡績偉在討論中表達對《解放軍報》文章的反對。鄧小平在談話中肯定了《解放軍報》文章對《苦戀》的批判，同時也表示「首先要肯定應該批評。缺點是，評論文章說理不夠完滿，有些方法和提法考慮得不夠周到。《文藝報》要組織幾篇評論《苦戀》和其他有關問題的質量高的文章。不能因為批評的方法不夠好，就說批評錯了」。當天鄧小平講話內容被整理為《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並收錄於《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
8月3日至8日，中共中央召開思想戰線座談會[4]。胡耀邦在會上承認自己沒有及時注意到《苦戀》的批評工作，並表示「黨對思想戰線的領導處於軟弱的狀態」和強調「《苦戀》應該被批評」。會議最後一天，胡喬木在講話中通過《苦戀》對文藝界提出了批評。其稱「作者和編導都採用對比的手法， 極力向人們宣傳這樣一種觀點：似乎 『四人幫』就是中國共產黨，十年內亂就是社會主義；似乎在社會主義中國的人民並沒有得到解放和幸福，而只有愚昧和迷信；似乎黨和人民並沒有對『四人幫』進行鬥爭和取得歷史性的勝利，因而在中國看不見一點兒光明，一點兒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只是慘遭迫害和屈辱；似乎光明、自由只存在於美國，存在於資本主義世界，那裏的知識分子自由生活的命運才是令人羨慕的。這種觀點，正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一種重要典型表現」[4]、「像對於《苦戀》這樣顯然存在着嚴重政治錯誤的作品，我們的文藝批評界竟然長時間內沒有給以應有的批評，直至讓它拍成電影」、「我們再不能容忍這種狀態繼續存在下去了」。
相關
台灣導演王童於1982年拍攝同名影片[5][6]。
參考註釋
李乃清. 白桦：“苦恋”三十年. 搜狐新聞. 南方人物周刊. [2021-10-0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0-01）.
你愛國家國家愛你嗎？白樺代表作在陸仍待平反. tw.news.yahoo.com. [2020-12-20] （中文（臺灣））.
顧驤. 胡耀邦为《苦恋》解围的一着棋. 南方都市報. 2010-04-13 （中文（簡體））.[失效連結]
胡新民. 邓小平为何重视对《苦恋》的批评. 黨史博採(上). 2018, (2018年05期): 34-38.
豆瓣. [2016-03-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1-01）.
IMDb. [2016-03-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2-10）.
谢选骏指出：中國的《苦戀》是一個電影，美國的《苦戀》是社會現實！美國現在是“初級的共產黨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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