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早期近代化与清朝衰微】】
自强与自强失败
一八六〇年代清朝中兴以后的几十年中，最重要的人物，不分满汉，都努力要实行西洋方法制度。这种动向——刘广京和费慰恺等人都有研究——作为依据的是好听却误导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似乎是以为，西洋军械、轮船、科学、技术可以从某方面用来保存儒家的价值观。我们现在回顾以前，可以看得出，炮艇和炼钢厂是带着它们各自的生活哲学而来的。可是，一八六〇至一九〇〇年的这一代人却紧抓着中国可以一跃就跨入现代半途中的口号，如同想一跃而过暴涨的河水一般。
因此，在“自强”这个中国古典而非外来的口号之下，中国的主政者开始采用西洋军械和机器，随即陷入无法回头的逐步借用。借了机械装置就得再借技术，借了科学就得再借其它知识。接受了新观念就得改制度，最后走到立宪改革以至革命共和。只让工具西化而不让价值观西化的这种不彻底西化的谬误，其实有许多保守的读书人已经看出来了，因此他们选定的路线是全面反对西化。
自强运动的领导人物即是平定太平天国的文人将领，包括曾国藩和年纪较他轻的助手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制造枪炮轮船的上海“江南制造局”即是李鸿章所建。早在一八六四年，李鸿章就向朝廷说明，洋人欺压中国乃是凭着船坚炮利，将他们逐出是无望的，中国社会因此面对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的结论是，中国必须学习使用西洋机械以求自强，这也意味着要培训中国人才。一八五三年派里（Perry）抵达日本以后，日本武士也曾立刻看出这个简单的道理。但是中国的洋务运动处处受到守旧读书人无知偏见的阻挠。就在日本迅速现代化的这几十年里，中国迟迟不动，形成了历史上一桩重大的对比情势。
中国的难处不胜枚举。以译书为例，十七、八世纪有大约八十位耶稣会传教士将四百多部西方著作译为中文，其中一半以上是有关基督教信仰的，约三分之一是科学知识方面的。十九世纪初叶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发表了大约八百种著作，但几乎全部是宗教文宣或圣经翻译，都是用简单的文句写给一般民众看的，并不以中国知识界为对象。十九世纪最后的三十多年中，有个天赋颇高的英国人（John Fryer）和中国读书人为江南制造局合译了一百多部科学工技方面的著作，制定了以后发展工技必须的中文术语。但是这些译作发布有限，很少有读书人念过。这类书籍的印制要靠外国人或涉及外交事务的少数官员来推动，并没有皇帝的旨意。
一八六二年在京城设置的同文馆，乃是培训政府外交谈判人才的学校。由一位美国传教士主持，聘有九位洋教习。由于总税务司支持，赫德又积极鼓励，很快就收了一百多名学习外文的满汉学生。但是反洋化的知识界却反对同文馆教授西方科目，其理由是：西方科学的原理借自中国的算学，方法是中国发明的，却被洋人拿去用了。
命运系于中国学术的读书人要维护自己权益的心态，可举容闳的实例做最鲜活的说明。容闳于一八四七年随传教士赴美读书，一八五四年自耶鲁大学毕业。在国外待了八年后回国，却等了将近十年才得到曾国藩任用，负责购买机器并担任翻译。容闳建议送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政策，等到他返国十五年后才开始实施。一八七二年间，他带了一百二十名身着长袍的中国学童来到康乃狄克州的哈特福。随行的还有老式中国教师，以便替这些要负起中国西化大任的学童温习制举功课，因为这是仕宦之途必不可少的。另外有一位守旧派学者担任容闳的同僚，任务是防止西方接触败坏了学童的名教道德。到一八八二年，这个留学计划便废止了。
类似的情形也阻挠了初期的工业化。守旧派恐怕开矿、铁路、电报线会破坏风水，而且怕这些事惊动祖坟、引来不守法纪的矿工、夺去划渡船和赶车者的生计、浪费公帑、造成对洋人机械与技师的依赖，从而惹来无穷祸患。即便主张西化者能够克服这些恐惧，仍有欠缺经营技术与资本等实际问题要解决。大规模企业计划必须有大臣出来主持，通常是按照“官督商办”的模式办理。也就是说，这些企业经营被官僚作风陷于瘫痪，办事的商人始终受把权的官吏压榨。而不分官商都只顾抽取现有利润，不肯将收益再投资。以利润再投资维持自足企业不断成长的目标，始终未能达成。
因此，尽管许多官方赞助的计划初期看好，十九世纪晚期的工业化大体上是白忙一场的。以李鸿章于一八七二年创设的轮船招商局为例，本来受津贴要运江南贡米进京。自一四一五年起，几乎每年都由一大队的运米帆船逆大运河北上送贡米，此后可以快捷地循海路自上海运至天津了。为了供给轮船需用的燃料，一八七八年在天津以北开了开平煤矿。为了运输开平的煤，一八八一年建了中国第一条永久铁路。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末，这些相互支持的企业都没甚么发展。招商局在官吏、总办、帮办的贪污搜刮之下，无力与英国的轮船公司竞争。开平矿务局积欠了洋人大笔债务，于一九〇〇年卖给了胡佛（Herbert Hoover）等人。铁路建筑的事被搁置，一八九八年以后才由列强在其势力范围内筹划推动。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三十年的后期中，最主要的对手是张之洞。张在武汉任职十八年，在武汉设置铸铁厂——后改为炼钢厂、武备学堂，以及教导电报通讯、采矿、铁路、工艺等的工技学校。但是张之洞的主要目标是，把这些工技全部安插到正统儒家思想的格局之中。
中国的近代化因而成为几位大臣玩的游戏。他们明白近代化之必要，便努力筹资金、选人才，在无精打采甚而不友善的环境中进行建设。他们为了个人利益与权势而继续做下去，慈禧太后的朝廷却与日本明治天皇的朝廷不同，支持态度既不坚定又不连贯。而且，她任由守旧派大臣对改革派掣肘，这样她才能握住裁夺之权。由于华南地区一向都有许多头脑灵活的人在找出头的机会，迅速成长的通商口岸上尤其充满跃跃欲试者。因此，十九世纪晚期有的是带头创业者，却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变革。清廷把洋务运动交给少数几位巡抚去办，因为这么做合乎中央与地方均势的要求——朝廷不必负担费用也不负责任。此外也因为通商口岸的官员和洋人有往来，只有他们清楚时务，知道如何找洋人帮忙。
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是验收自强运动成果的时候了。因为中国大得多，押注的人都看好中国。李鸿章所见的却不然，因此事前曾试图阻止战争发生。中国建设海军始于一八七〇年代。一八八〇年代间，李鸿章曾向英国购置巡洋舰，并且聘了英国教练与顾问。后来克鲁伯公司（Krupp）得标，又再向德国购买了更大型的船舰。不料，到了一八八〇年代末，海军经费竟在大臣共谋下转移为慈禧太后修筑颐和园之用。总税务司赫德估计：“海军应当还有三干六百万两（大约合美金五千万元），这下子你瞧，一毛钱也不剩了。”他于一八九四年九月发现：“他们的德国舰上没有炮弹，英国舰上没有火药。”甲午之战中国只动用于李鸿章的华北陆军和北洋舰队（华中华南的末动），而海军的炮弹有些只是填了沙子充数，根本没有火药。
日本人以镇压叛乱为由，于一八九四年介入朝鲜。战争中大败李鸿章的华北各军，又在近代最初的一次海战中于鸭绿江口击溃北洋舰队。北洋舰队司令是一位骑兵老将，他把军舰按骑兵冲锋式一字排开，却被日本海军以两个纵队包围。如今，北京颐和园的游客看到大理石船“清宴舫”的时候，脑中应会浮起一行碑文：“讣告：未成形的前清海军长眠此地。”
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中国的第一场近代战争竟然只让一位省级的巡抚一肩去扛，就好像那是他省内边境自卫的事。清室确已被指责为无能的外族，但是清朝的问题不能只用外族一词就交代过去。问题显然在于其帝制政体本身、帝制下行政的虚有其表、帝制政府结构上之不可能成为近代化的中央统治力。
清朝把许许多多内乱都应付过去了，此刻的外交关系却不可收拾了。日本甲午一战大胜，把远东带入帝国主义列强竞争的另一个十年期。中国为了要付赔款，不得不向欧洲人发出债券筹钱。一八九八年间，俄、德、英、日、法都在中国自划势力范围。这种势力范围通常包含一个可以做为海军基地的大港，有进入腹地的铁路，以及沿铁路线有可开发的矿藏。中国为了遏阻日本扩张，便开门迎俄罗斯进入东北。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以后，俄国人才被限制在北边，由战胜的日本占据南满和朝鲜。
从各方面看，中国似乎要亡了。带着新学说理念的新一代能挽救中国吗？新的学说理念能启发全国在强有力的统治力之下获得新生吗？
基督教与儒家之争
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基督教传教士似乎是外国侵略行动使用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手段。十七世纪就开始的冲突，到十九世纪又再续接下去，而且是从政治、知识、社会等多方面继续。
就政治观点而言，基督教是旁门左道。起初看来只不过是佛教的一个旁支教派，有一套信仰系统，有一位救世者，有道德内疚（犯罪），也有一套救赎办法。这些成分大多数宗教信仰都有。由于非主流的宗教支派在中国都是被禁止的、类如白莲教的宗教组织，一般都是在暗处。耶稣会传教士于十七世纪在中国的斐然成就，只因为教皇不准祭孔祀祖以至与中国皇帝对立而毁于一旦，导致一七二四年的天主教遭禁。后来是因为法国坚持要求，才于一八四六年解禁。这期间：中国的天主教徒仍存在，但外籍神父只能在暗中行事。
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ism）的传教士本来就是怀着改革者的抱负投入神职的，一开始传教就和既存的儒家社会体制起了冲突，因为儒家社会体制有其自己的改革方式。传教士和中国的士大夫阶级乃是天敌。双方都享有特权——可以免挨县宫责打，双方也都是教导天地宇宙道理的人。竞争对立是在所难免的。保罗·柯文（Paul Cohen）引用一名早期传教士的话，颇具代表意义。此人认为，儒家士大夫外表做出来的礼貌文雅之下“除了诡诈、无知、粗鲁、庸俗、自尊享大、对一切外国事物顽固仇恨之外，什么都没有”。对方的感想正是半斤八两。在士大夫读书人眼中，传教士乃是外国来的颠覆分子，拿炮艇做他们伤风败俗行为的后盾。守旧的爱国分子痛恨也害怕这些外来的不速之客，但是守旧派在近代展开之时败下阵来。可取得的相关文字记录多属争辩性质的，否则便是战胜的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所写的。柯文的出色总结（见CHOC 10）所农据的数据显示，皈依基督信仰的中国人甚少，传教士侵入的影响力却无所不在。
一八六〇年至一九〇〇年的这段时期，在治外法权与内地居住权（这一条是某位虔诚的法国翻译官非法添入的）的庇护下，传教士的据点逐步向每一省分内蔓延。天主教从其原来的老基础上发展，至一八九四年已有大约七百五十名欧洲传教士，四百位本土的神父，教友超过五十万人。新教传播是从广东展开的，最初来的传教士是一八〇七年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罗勃·莫里森（Robert Morrison）。第一位美国传教士于一八三〇年到中国。到了一八九四年，新教传教士已超过一千三百人，其中大部分是英、美、加拿大籍。共派驻大约五百个地点，每一处都有教会、宿舍、街上的小礼拜堂，通常也设有一所小学校，可能还设有医院或诊疗所。五百个据点分布于大约三百五十个大城小镇中。然而，吸收到的中国信徒不满六万人。可见中国注定了不会成为基督教国度。
一八六〇年以后，中西接触增多，士大夫们和传教士也就摩擦不断。曾抵抗“崇拜基督”的太平军的湖南人，更有积极的反基督教运动，维护名教思想之余还挑起激烈行动。通常，士绅们会以男女一同做礼拜为题，散播传教士行为不端的话言。曾有过度渲染的色情写作描述神父、修女、教徒的淫乱纵欲行为。士绅若想引发暴民行动，只需要张贴写明群众聚集时间地点的告示即可。大小教案事端不下千起，经外交管道报案的也有上百件。传教士要求洗雪不白之冤，并要求官方维护他们依条约享有的拉他人人教的权利。
炮艇勒索迫使清朝官吏站在外国人这一边，帮忙强制执行条约权利，又更进一步损害了清廷的威望。天主教教会尤其会在打官司的时候保护自己的教徒。法国由于贸易量少，就极力卫护天主教传教团，其主教都有某种官方承认的地位，有些还接受官街。
新教的传教士共有十多个不同的会派。初来的艰巨任务乃是学中文，并且要译出一整套传达讯息所需要的术语。中国已具备指述上帝、灵魂、罪恶、悔悟、救赎的词汇了。传教士们面临了大问题：如果拿既有的词汇来用，这些名词多是佛教用语，不能使基督教明显有别。如果换一套新的用词，可能比较不容易使人听懂。翻译上最难解决的，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上帝——的称谓，天主教会经过一再更改之后，决定用“天主”，有些新教会派决定用“上帝”，有的则是用“神”。只用一个版本中译圣经的话，就要形成信仰主体称呼不能确定的僵局。
在“基督教占领中国时期”（这么称呼很不聪明），新教各会的传教士把小型学校和浅显的医疗术一同带入各大城市。在大都市里传教，偶尔也会遇上应试的举子。但是对于多半是农家出身的美国传教士而言，还是觉得乡间生活比较相宜，与儒家思想竞争的成功希望也比较大些。新教教会的成长缓慢，却很稳定。到一九〇〇年，皈依人数与虔诚信徒总共有十万以上。这在中国人口中只算九牛一毛，不过新教传教士都是搞组织机构的高手。他们建起各自的西式洋房宅院，由中国仆役管理打点。继而办起学校，开设公共保健诊疗所，最先被他们争取到的中国教徒通常都是替他们办事的人，如厨子、发传教小册子的人等。此外也有一些聪明的理想主义的人，因为欣赏西洋生活方式而乐于接受西洋宗教。十九世纪末叶有许多主张改革的人信了基督教，原因之一是，工业、基督教、民主政治的三位一体似乎是西方强大的秘诀，故也是救中国的最上策。
维新运动
帝制中国晚期的学术思想追上外交趋势的脚步，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中国发生广泛商业成长的同时，学术界也有了变动，班哲明·埃尔曼（Benjamin Elman，1984）称之为“从哲学变为语文学（philogogy）”的动向。变动的本质是，科举入仕的大臣们不再只看重义理的道德判断，改为注重比较不属文化导向的精确技术性研究方法。这样也许较利于以后面对明确具体的近代问题。
十八世纪晚期兴起的区域间贸易最频繁的江南一带，在当时也是新兴的考证学的发详地。明朝灭亡以后，汉人学者把咎责归于混合了佛道思想的空谈理学。读书人对于宋明两代盛行的理学观念之“无从以经验证实的说法感到不满了”。只注重心性义理的风气，促成晚明党派以仁义道德之名彼
此攻讦，致使晚明政府瘫痪。满清入主中国以后，有些学者因此舍理学而就语文学，也有转治数学天文的。最主要的学风仍是考证之学，包括以训诂、校勘、辨伪、笺释等方法整理研究古书。其成果之一是发现古典经书确实有伪造的，从此古书也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
堪为这种新学术风气纪念的，是一八二九年收集成的一套一百八十部著作，为七十五位十七、八世纪学者的作品，其中一半的人是进士及第的。讽刺的是，这项学术成果是著名藏书家阮元领导纂辑的。他也是广东巡抚，也是主管欧洲贸易的大臣。
当然，阮元这套大书的作者确实有不少是商贾家庭子弟。以扬州盐商为例，其近乎传奇的富豪多金使他们有能力兴办学堂书院以培养人才。清室的重大编书计划都由大臣主持，广征天下学者参与工作，如《明史》和清朝地理志索引等，都是其重要成果。总计朝廷的编修计划超过一百五十件。从这些学术工程中产生了一种观念：治考证之学也是一种职业，是做官以外的一种事业。
助长这种考证研究的书院与藏书馆，在江南各省最盛。皇帝起初态度很冷淡，到一七三三年，才开设了国子监，以教导科举生员学业。一七五〇年以后，有些许自主权的官学开始自行赞助研究考证等学术活动。以汉代“今文”为奉的“汉学”考证，显示清代学界人士的学识有多么广博，治学态度是多么积极。他们校证古籍的成果又导引他们走向文字学、声韵学的探讨，进而展开礼器、碑文的考古研究。
到了一八四〇年代，英国突然在海上称霸，促成两条革新路线之联合，一是今文学家重新评估古籍，另一个是为官读书人主张经世致用，重视典章法制。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在这两方面都是代表人物。他于一八二六年编辑了两千多件有关财经与其它行政上实用知识的著作。他曾主张将江南贡米从上海经海路运至北京，以免走费事费时的大运河河路。他曾参与盐务税的改革，写过记述清朝十次战功的史书，并且在广州帮钦差大臣林则徐编写了有关海外诸国的一部报告——对中国的问题有极重要的新观点，不过来得迟了些。总之，魏源把以英国为代表的外在世界带进了清末革命者的视野。
考据学与近代中国学术思想方法之间的连续性，可以在一八九〇年代得到证实，精通古礼器与碑铭研究的学者于此时识出了商代甲骨文的含义。第一章已说过，此乃是近代中国考古学之始。不过这对于晚清抵御西方侵略是帮不上多少忙的。
都市成长——大多数为通商口岸——到了一八九〇年代，给实质环境与让会结构都带来很大改变。各沿海与河岸港市中，西式楼房、街道格式 煤气灯与自来水等城市设备。以及轮船汽艇运输与外贸，都与中国以外的世界有关（或是其延伸）。这些港市里的中外商贸公司、银行业、工业合力制造了一种近代中国经济形态。同时一并出现的还有近代大众传播媒体——中国记者、报纸、杂志，以及不以投身仕宦为目标的知识界。在外国人治理的近代化都市中，中国商人或是替外国公司筹资做买办，或自己经营事业，兴旺发达之后，也开始发表中国人的舆论。
中国基督教徒开始形成一个分散出来的社群之时，传教士也开始发行中文杂志《万国公报》，报导国际情势。这本新闻杂志自一八七五至一八八三年是周刊，一八八九至一九〇七年改为月刊，将世界新闻传播给中国的学者阶级。也由于公报的文章都是中国编辑主笔以文言文写成，才能够被急于理解外在世界问题的中国读书人与官吏接受，因而成为第一个供传教士直接表达意见的传播媒体。一八九〇年代间，最能干的传教士——如韦尔斯来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都以打动士人阶级为目标，从而影响到维新运动。
从中国的观点看，日本于一八九五年打败中国并不仅仅是另一个文明强国打了胜仗，而是西方代表的恶势力压倒了中国。西方人是男女公然拉手甚至接吻的野蛮淫乱之辈，现在他们凭着发明了坚利的机器，就倾覆了创造文明与太平生活的天人秩序，可见混乱即将来临。
一八九五年间，几个因素突然会合到一起。第一个是列强的威吓引起了四场战争，并且用海岸上的海军火力让中国四战皆败。外国恶势力这次用的武器更厉害了。除了武器之外，第二件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外国人有技术，不只有作战技术，而且在生活上一切实用工艺都有技术。轮船和火车用的蒸汽引擎把运输变得快速无比，上海以及其它港口都市也都被外国人建设得有铺过的路面、煤气灯照明、供水系统、警察等等。第三，认为技术工艺乃是勤奋与智能的表现的人，觉得传统中国在某些方面显然有不及西方之处。
以上的这些考虑带来的危机意识与羞惭感，指向一个无可避免的结论：中国必须做重大改革。由于一般百姓不会给政府建言，掌权菁英阶级又太安于惯有的方式而不可能发生知识理念上的领导力，所以只有读书人能解决这个问题。
自鸦片战争以来，改革计划的内容就在不断增加。李鸿章的部属之中不乏参谋意见；外国传教士、太平天国分子、到过国外的官员、香港和上海的早期新闻工作者也都提供过建议。这些人多认为，西方国家与日本多得是可供中国借用的新方法。从最广面的角度着手的话，应建立国会，以使统
治者与黎民百姓之间有更稳固的连系。此外，政府发给专利或奖励，可以促进投资。修筑道路可以便利贸易，开设矿务局可以改进采矿业，设置农业学校可以增加农产量，多翻译书籍可以拓广教育领域——可以改革的项目说也说不完。
然而，改革运动若要获得广泛支持，必须先设法让中国舍固有旧制而取法外人的做法在哲学思想上站住脚。由于中国统治阶层仍以儒家思想为中心信仰，就必须从儒家思想中寻求认可。这件事只有儒家的近世大贤才办得来，唯有这种人才担负得起更新儒家传统思想的大任。康有为的重要贡献就在此。他是广东的读书人，思想早熟而富于想象力，有极端的自信，最擅长于托古改制。
康有为原是今文学派的学者。清朝提倡今文的学者认为古文学派所推重的经书欠缺可靠性，而自宋代以降的理学思想便是以古文派注疏为依归的。今文古文之争的复杂程度，颇类似基督教有关三位一体与得救预定论的教义争论，不可能用三、两句概括的话就交代过去。我们现在只需明白其要点是，今文学派所崇的经籍来自西汉（公元以前），古文学派依据的经籍则是东汉（公元后）的标准本，也是宋儒整埋出来的理学（中国人称之为“宋学”）依据的版本。若是主张崇今文而驳斥古文（事实上今文版本比古文版还老》，就有了摆脱理学说教羁绊的借口，并且可以把各教传统重做一
番讲解。今文学派主张因应时代而改革政令典章，因此一般多赞成维新。
埃尔曼（1990）曾指出，晚清的今文学派运动其实是明末江南士人想消除朝廷专制的东林党运动的延续。一六二〇年代东林党攻击的是宦官，一七九〇年代专制罪恶的代表则是衰老的乾隆皇帝宠信的贪官和坤。十九世纪的今文运动也在当年东林党（常州）的起源地展开，今文学者常以“清议”的方式呼吁朝廷应更注重民间的需求．康有为——有意或无意地——代表了士大夫阶级对于政府改革愈来愈感兴趣的心态。
一八九一年间，康有为出版了《新学伪经考》，指宋儒所奉的古籍大多是伪造的，并不是孔子所言。他的这番骇入之闻写得博学而巧妙，并且很具有说服力（不过当时和现在都不能广为人们所接受）。他还援引今文古籍来证实他的混乱、接近太平的小康、天下太平一统的三种时代之说。清未当时正在走进三者之中的第二个时代，这种时代演进隐含着逐渐进步的道理。康有为的理论大多撷取自以往学者的著作，却有他独到的见解。因此，他能在演化进步的思想传遍全世界的时候，把这些思想走私到中国固有传统理念之中。
康有为和他同为广东籍的学生梁启超，很快就接受了一八九〇年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着书讨论土耳其与印度等顽固保守国家走向没落的命运，以及俄罗斯的彼得大帝与日本明治天皇如何在适者生存的竞争中使自己的国家强盛。简言之，主张急进改革的康梁等人虽然是民族主义者，却仍期望清朝能救中国。他们效法外国传教士，以办报纸传播言论，并且成立读书会以讨论时事。康有为甚而提倡将敬拜孔子组织成国教，但他的宗旨是传统的，即是期望皇帝接纳他的忠言，从朝廷展开中国的全面革新。
一八九八年，他的机会来了。这一年中，列强都要求在中国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似乎要将中国瓜分了。自一八八九年慈禧太后“归政”以来，理想主义的光绪皇帝名义上可以自己主政了，但太后仍在新建好的颐和园里监视着。到了一八九八年，皇帝二十七岁，一直在读书。一个傀儡皇帝从事这种活动是欠稳妥的，皇帝的老师——也是李鸿章在朝中的对手，便将康有为推荐给皇帝。就在国家危机增剧的这年中，康成了皇帝最信任的人。
自六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一日的一百天中，光绪皇帝发布了大约四十条的新政诏谕，涵盖了行政、教育、法律、经济、工技、军事、警察制度等方面。许多条目都是过去几十年间提议拟写的，到此时才由皇帝颁布。很不幸的是，这一百天并不像罗斯福总统一九三三年上任的头一百天那样完成了新政（New Deal）立法，一八九八年的维新始终停在白纸黑字阶段，大臣们都在静观太后如何反应。慈禧太后则是等到几乎每位大臣都觉得新政将使自己地位不保了，才着手安排军事改变。康梁二人逃到了日本，慈禧太后却将光绪皇帝监禁在瀛台，并且把捕到的“戊戌六君子”处死。
许多人只看了康梁为自己辩说的文章，从黑白分明的绝对观点来评定百日维新之失败，认为康梁等人与光绪皇帝乃是被邪恶反动者击败的英雄。台北故宫博物院档案馆开放，以及北京一号史料馆的资料，使路克·邝（Luke S.K.Kwong，1984）这样的历史修正论者可以重新解释一八九八年事变
的原委，也让班哲明·埃尔曼这样的专家对自己的质疑发出疑问。一八九八年的北京政局需要有人来重作更完整的评估。
总之，最顽固守旧的一帮满洲亲王因为只生活在宫廷王府，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只知妄自尊大，不久就成为农民秘密结社“义和团”的赞助支持者。清室朝廷这种转而支持狂热宗教团体的行为，显然已经是知识破产了。
义和团之乱，一八九八——一九〇一
山东西北的黄河冲积平原是人口相当稠密的地区，由于生活太贫苦，农村里几乎已不见地主士大夫阶级。土匪定期霸占农村，导致农村彼此不和。在上的朝廷和士大夫阶级已经无力管制。一八九〇年代间，过度积极的德国天主教传教士竭力吸收教徒，其手段之一是帮教民打官司，使非教民败诉。一八九八年德国在山东占据势力范围，其傲慢态度更激起强烈的反基督教情绪。其实早在传教士往内地扩展，欧洲列强和日本又一再羞辱中国朝廷之时，反教情绪已经在滋长了。反教事端非花费赔款不得解决，以至于清政府下令府县官吏应避免和传教士及中国教民对立。如此一来，山东农民只得利用秘密结社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山东西南的大刀会便是这种自保组织之一 。一八九八年，黄河溃决之后又接着长期旱灾，百姓陷入绝境。华北的变乱局势一触即发。
约瑟·艾士里克（Joseph Esherick，1987）就义和团起源作的精辟研究指出，山东西北部民间原有练武术（即戏剧、说书，以至现代功夫电影所呈现者）与神仙附体的巫教仪式（本书第一章已提过商朝君主自任巫者之首的仪式）。义和拳——后来更名义和团——便是将这两种民间传统习俗结合为一体。其团员在举行过膜拜仪式后进入恍惚状态，口吐白沫。神仙附体之后，便可以刀枪不入。任何人都可以求得神仙附体，并且在有神力在身的时候成为领导人。整个义和团内无需划分阶级的组织。其行动目的即是其口号所说的“扶清灭洋”。在恰合时代需要的顺境中兴起以后，义和团便以野火之势传遍华北。满清的亲王大臣们觉得义和团表达了百姓的心声——亦即是中国政治的最终裁决力量，甚至慈禧太后也曾做如是想。大臣们多建议与义和团合作，勿与其反向而行，藉此消灭帝国主义列强。
以后的连续事件便是你来我往的冲突迭起。一九〇〇年春天，各公使馆的卫兵出动，以开枪威吓义和团。六月十三至十四日间，义和团攻入北京和天津，杀死教民并抢劫财物。六月十日，八国联军从天津出发，在往北京来保护公使馆的途中便被阻住。六月十七日，联军舰队攻击天津城外的海岸炮台。六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和朝中多数大臣正式向八国宣战。如她所说：“中国衰弱，所能倚赖者唯有民心。失了民心，如何能保国（她所说的国，乃是指清室）？”
一九〇〇年炎热漫长夏季中的义和团之乱，乃是十九世纪最为人所知的世界大事之一，因为有很多的外交人员、传教士、新闻记者被几乎无休止的枪火围困在北京使馆区八个星期之久（六月二十九日至八月十四日）。约有四百七十五名外国平民、四百五十名八国联军兵众、三千名中国教徒被围困，另外还有大约一百五十匹赛马供应新鲜的食肉。一支多国联军替他们解了围，是在经过一番争执之后，而且曾一度有谣言说他们全都被杀死了。慈禧太后——押着光绪皇帝一道——乘牲口拉的二轮大车逃亡西安去了，八国联军把北京彻底劫掠了一个够。德皇威廉二世派来的一位帅在北京周围市镇使出恐怖手段，这些地方有数千中国教民被屠杀，在华北各地共有二百五十名外国人丧命，其中多半是传教士。报复的意味甚浓。
曾经领导自强运动的几位汉人总督也拿出对策来应付这次危机。广州的李鸿章、武汉的张之洞，以及其它数人，六月间就当机立断不理会北京朝廷的宣战之说。他们指这整桩事只不过是“拳匪之乱”，只要外国人不把军队炮艇开进来，就可确保东南各地平安无事。这一招弄真成假果然奏效，帝国主义列强宁愿保住原有的条约无恙，以及中国应偿的外债。因此故，一九〇〇年的这一战——是清朝在十九世纪内第五度，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外国列强宣战——只限制在华北地区之内。
庆亲王与李鸿章于一九〇一年九月与十一国签的辛丑和约，大部分都是惩罚条文：十名高级官吏被处决，一百名高级官吏被惩处；四十五个城市暂时不许科考；北京使馆区面积扩加、筑防御工事、戍守军队，各条铁路也照样办理，并且拆毁大约二十五处中国设的炮台。赔款约为三亿三千三百万美元，分四十年偿清，其间的利息可使实际付款比原定数额的两倍还多。唯一有些许建设性的条文是，各通商口岸进口关税确实提高至百分之五。
士气人心之不振
以儒家理念为本的统治理论体系强调的是，君主、官吏、家族或社群领袖需有无瑕疵的端正品行，才能够使其优越地位与特权被人们认可。中国凭威望统治的程度是异乎寻常的。皇帝本人即便是无赖或傻瓜，皇帝的至高地位却是不可亵渎的。官方公告的意见都以维护或改善掌权者的形象为宗
旨。在夺权之争中输掉的一方都被贬谪为品德不好，而品德不好正是他输掉的原因。人的名誉和生命是一样重要的，女人的名誉尤其重于一切。名誉受到污损的人，可以藉自杀表明自己的清白。不论是在社会上、在政府中，名誉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重视道德意见甚于法律的环境背景里，人心士气若是沮丧不振，其影响是不可计量的。信心受打击、屈辱感、个人或集体丧失颜面、自觉举措不当——这些都是十九世纪中国士气每下愈况的征候。
总括来看，清朝的最后一百年给人最明显的印象，就是不断从各方面打击人心士气。从一七九九年开始，便有大贪官和砷的被查抄赐死，玷污了皇帝（宠信他的乾隆）的名声。同时期，八旗军和绿营打不平白莲教作乱，朝廷不得不征召汉人乡勇，是清室威信的又一次重挫。
如果我们快速略过这一百年，只挑重点看，就必须注意鸦片贸易在广州之激增，与其在东南沿海的扩张。鸦片原本已经被指为败坏风气之物，后来导致白银外流与银两铜钱兑换率不稳，使必须以铜钱换白银纳赋的农民百姓受害，引起财政危机。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条约，主持和谈缔约的人也许可以说它很技巧地把洋人威迫引开了。但全国的人都看得见，鸦片在持续增量输入，广州一地的问题又扩大到另外四个通商口岸。这些虽是国境外围上的事务，在北京朝中却卷起了以金钱利益为重的姑息政策与遵守道德原则的严格抑止之间的争执。钦差大臣林则徐若不是道德立场遭人出卖，也不至于被撤职。一八五八年的条约予以合法化的鸦片贸易，当时正在收买唆使中国的官僚界，迫得朝廷只能随波逐流，同时却丧失了国体。过不久，太平天国乱事又起，而且一发就有燎原之势，令人不得不认为是朝廷的欠缺声望替他们打开了从广西直通南京的大道。
要等到北京朝廷同意修改清室中央与忠君的地方巡抚之间的权力均势以后，太平天国才得以平定。朝廷必须把全权交给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些省里的大臣，由他们去带领用自己省内贸易税给养起来的湘淮军作战。这乃是清朝权力结构上的重大变迁，可以佐证的事实之一是，此后京师外围各省和江南米仓各省的总督都是由汉人担任。同时清政府也得容许外国人过问中国的政治活动。
我们说过，也有相当的理由说，清政府一路下坡的颓势被一八六〇年代的中兴勒止住了。事实上，清朝已是来日无多了。从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又放火烧了圆明园。清朝却在如此受辱之后接受了与英法的非正式结盟，由此可见同洽中兴只是应急的对策。一八五〇与六〇年代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漫长交战议和过程中，明显可见汉人一般都主张为维护原则而战，满人却宁愿姑息侵略者以换来清室残喘的机会。恭亲王及其支持者——包括年纪尚轻的慈禧太后——成就的姑息政策，是一个权宜之计，让清朝再延续了一代，虽然实际上是使清朝在中国沿海的中英共治局面中退居“资浅合伙人”的地位。
在满籍军机大臣文祥卵翼之下成立，由英国人赫德主持的总税务司，展现了帝国主义的双重目的。赫德在建设擘划的前大半任期内，为清政府提供了一个近代化的税收机构，也帮忙管理了各通商口岸上的那些好斗的外国人。整体而言，清政府是大受其裨益的。然而，一八九五年以后，必须紧缩借贷以付给日本赔款，一九〇一年后又要付辛丑条约所有签约国的赔款，总税务司只顾向中国政府索讨赔款的钱，显然变成帝国主义的掮客。
满汉协力与缔约列强合作以维持大局，尽管做得相当成功，满汉各自的利益却有分歧存在，以后将逐渐各行其是。但是在这一切之下还有更大的疑问：清朝既已抵挡不住外国军事上与经济上的侵略，是否有能力招架智识上的外来侵袭呢？
不但中国的政府已经无能治国，理学思想的基本原则也开始受到质疑了。这个危机之艰险，已经甚于明末以及以往历朝曾面对过的困境。也许只有宋朝的经历可相伦比。但是宋朝在灭亡之后仍旧留下其文化优势，接触过西方知识的清末中国人却不能断定中国文化仍然优于外邦。鸦片烟瘾在中国社会的每一阶层内扩散，就是人们已丧失自信的确凿证明。史景迁依翔实资料做过估测，一九〇〇年间中国的鸦片消费者约有四千万，其中约一千五百万人是有瘾的。按这个数字来算，每有一名中国人皈依基督教，就有十五个中国人染上鸦片瘾。
再就是读书人的士气被在劫难逃之感消磨殆尽，而读书人乃是理学信仰的最重要的守护者。下一章将以清室与士大夫读书人的关系为讨论中心。
【谢选骏指出：这章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谎言——“一八六〇年代清朝中兴以后的几十年中，最重要的人物，不分满汉，都努力要实行西洋方法制度。”因为在我看来，这些满汉杂种想要努力实行的，恰恰不是“西洋方法制度”，而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魏源在其著作《海国图志》中提出的著名主张。1842年《海国图志》问世，作者魏源在该书《原叙》中指出著书目的：“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所谓“师夷”主要是指学习西方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一套长处，而“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魏源不仅主张从西洋购买船炮，而且更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由自己制造船炮。所谓“制夷”，即抵抗侵略、克敌制胜。他强调指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
在我看来，一八六〇年代清朝“中兴”以后的几十年中，最重要的狗官不分满汉，都是魏源这个路数，没有一个想要实行西洋的方法制度，所以才会终于大败。不过他们也只有败亡的命运，因为在这些杂种看来，实行西洋的方法制度，等于就是改朝换代了；那还不如活一天算一天的苟延残喘——他们拒绝“保中国不保大清”的革命，就要中国和满清一起沦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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