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造反与中兴】】
太平天国之乱，一八五一——一八六四
一八五〇年代以后，清朝政府几乎已穷于应付连连发生的内乱。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虽然只在几处海岸上交火，皇帝却制服不了英国番鬼，大大动摇了朝廷的威望，接着来的一八四六至一八四八年的水灾和饥馑，普遍祸及已经增加的全国人口。一八五〇年终于出现大规模的变乱，并不出人意外。
乱事起于最南的广东及其腹地之间的省分。这个区域与扩大中的外贸发生关联最早，也是最后被收入清朝版图的地方。正是在这最易受外贸扰动力影响的地方，清朝的军事控制力比较弱。按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1966）分析其地方社会，大权操于地主大家族之手。在这些政府统治力量弱的地方，一姓的村子与另一姓的村子，或多个村子组成的团体之间经常发生集体械斗。此种地方性的战斗起于族裔的分裂。由于华南地区融入了自北方迁移来的客家人等族群，而客家人的生活习俗和早先来的汉族居民与山区土著都不一样。
人口续增而生活条件更恶化之时，外国来的鸦片贸易终于给了反清的秘密结社一个良机。加入这些会党的兄弟们，尤其是从商者，彼此互相帮助，为疏离分子与铤而走险者提供一个次级社会系统。按传统模式，领导造反的人理当是“三合会”的分支或旁系分子，因为这个会党组织早已遍布华侨社会与外贸界。
太平天国之所以未联合这些既有的反清集团，原因在于太平天国创始者洪秀全其人。洪秀全传布的信仰是他自己版本的旧约圣经基督教，他凭这个信仰建立的太平天国自一八五三年建都南京，统治至一八六四年止。但是许多因素从一开始就注定它要失败，第一个就是其宗教神学。洪秀全于一八四三年在广州第四次应试不第之后，爆发了对满清统治中国的愤怒，然后又读了一些别人给他的基督教传教文宣小册。作为洪秀全主要基督教教义来源的小册子，乃是广东籍的教徒梁阿发所写，梁本人从圣经旧约里，看到了少数的上帝选民在上帝扶助下反抗压迫统治的道理。梁阿发强调耶和华的正义之怒甚于耶稣之爱，教给洪秀全的只是基督教神学的皮毛。但是梁的传教小册似乎能解释洪秀全早先一次精神性疾病期间看到的景象：天父上帝呼召他救天下人，耶稣乃是他的天兄。
此后洪秀全成为积极的传教者，劝人过道德生活，信奉唯一真神。一八四七年间，他跟随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数月，学会了怎样祈祷、布道、唱圣诗、问答教理、忏悔、施洗，以及其它属于基督教基本教义派的行事方式。洪秀全和两名最先皈依的教友所创的打破传统的一神教，威力足够建立太平天团神治政权，却太渎亵上帝而得不到外国传教士支持，太坚持拜上帝而得不到三合会之类的会党支持，又太怪诞荒唐而争取不到汉人知识分子认同，这最后一者正是一般组织行政系统所不可少的。
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最初设在广西山区。当地的居民有徭族、壮族，以及洪秀全籍贯的客家人。客家人是数百年前从华北迁来的，仍保留北方的方言以及其它旧有的族群特点，反对缠足就是一例。客家人是华南的一个少数族群，却异常坚忍而进取，并且很懂得在有敌意的环境中保护自己。
洪秀全一跃而成为半壁中国江山之王的故事，颇像拿破仑与希特勒的兴起，充满戏剧性、奇妙机缘，以及始终为人们所争论的个人与社会因素。他的教友相信上帝命他们推翻满清，要他们在上帝的儿女之间建立起兄弟姊妹的新秩序。居领袖地位的是六名结为义兄弟的激进者，洪秀全与他们地位平等，只在六人之中居长而已。主控军权的是原来以烧炭为业的杨秀清，此人未读过书却有头脑，能蒙上帝附身而以上帝的声音讲话，令洪秀全目瞪口呆。其它四个都读过书，没有一个是佃农出身。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系统取材自《周礼》。太平军起兵的动机强烈，组织精密，而且一开始时是严格禁欲的，男女决不可相混。
太平天国的基督教信仰半借半创了整套的祈祷文、赞美诗歌、仪式，以便中国人适用。并且要所有人联合为兄弟姊妹，共奉唯一真上帝。基督教旧约和道家的消极政治思想与佛家的来世之说同。主张的是勇敢的族群应号角之呼唤而向其压迫者进军。最初的客家信众正是打起仗来最勇敢、体恤一般百姓的一群，这并不足为奇。洪秀全的思想创造出一个有作战组织力的中国新教派，利用基督教一千八百年历史中实验而证明无误的技巧，灌输热烈的信仰给每个人，以确保人人为教国效命。太平天国的基督教，是以思想与实践从属军事行动的独一无二的东西混合物。再有类似情形出现，等到一百年后中国借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予以中国化的时候。
一八五〇年间的广西，距离北京很远，只驻守了少量的官军。鸦片走私者以及被英国海军追缉沿西江逃入内陆的海盗，对此地影响很大。骚乱频仍促使居民培训了自卫兵力，其中有乡勇也有土匪，两者其实不相上下，都是就食于百姓的人。开始只有一小群的拜上帝会教徒也和别人一样，为自卫而武装起来，但是在暗中进行，而且别有目标。到了一八五〇年尾，有两万教徒跟随洪秀全起事大败了前来驱散他们的清军。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洪秀全在自己三十八岁生日这天自尊为太平国天王。
好战的太平天国信仰激励出一支勇猛的军队。初期的这些战士们都严守道德纪律，善待一般百姓，并且凭其奉献意志吸引了新的投效者，也吓跑了来镇压的官军。太平军配备有极多大小旗帜，部分作用在于识别所属单位。他们不作表示效忠清朝的薙发打扮（脑门剃光，脑后蓄长辫），任头发自然生长，因此被称为“长毛”。他们的模样，在拥护既有体制者看来，比大约一百年后搞西方化、反共产的学生还要可怕。
内战
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四年肆虐的这场战争，人命伤亡与财物耗损都十分惨重。约有六百个市镇在血战中易主。一八六〇年代初的美国南北战争乃是工业化时代的第一场大战斗，铁路与汽艇运输、精确的武器都是关键要素。太平天国与清军之战却是最后一场近代以前形态的战争，军队都是徒步，要靠占据的当地供应给养。没有医疗人员随队，也没有新式地图和电报机。攻城时或许会用炮击，但最常用的战术仍是从墙下掘地道、埋火药、引爆。长江上和以南的主要河川中，会以帆船或舢板进行水战，极少使用汽艇。有时会使用火枪，但大多数行动是用剑、刀、矛、棍的短兵相接。这种战斗需要动机甚于技能训练。
进行侵略的这一方有人员折损时，可以就地补充，或以俘虏充数。但是带兵的人对于这种兵丁能否固守岗位已经没有把握了，遑论要他们冲锋陷阵。官军的人马之中有世袭的满族蒙族军人，但是他们来到湿熟的南方却变得水土不服，骑兵阵到了稻田里也发挥不出威力。因此，作战时多是汉人与汉人搏斗。依官方报告，每支军队人数为二、三万人，多者有二十、三十万人。这令人疑惑他们究竟如何取得粮给，又如何在普遍没有道路的地区之中行军。军队总人数一向都是粗略估计的，也许应该酌量扣减才比较正确。
一八五一年间，太平军大举北进，占领了武汉各市。一八五三年又顺长江而下，攻陷南京，建都为“天京”。太平天国的战略，大致不出一个不识字的烧炭夫操控下的野心勃勃的委员会可能想到的范围。这些人对外面的世界茫然无知，放着上海不攻，又不发展外交关系。他们被顺势冲昏了头，竟同时派两支实力不足的军队北上取北京、往西攻华中。结果两支远征军都败了。军队指挥官大致都是独立作业，没有可靠的情报，也没有通讯联络与配合行动，只能随机应变。首领诸王一心只专注在宗教和战斗上，应付不来经济、政治，以至全面擘划的事务。
由于欠缺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太平天国不懂得占据治理乡间为基地，以供应人力与粮食。他们只顾连连攻占市镇，以战利品和征用物资为补给，作风和官军差不多。孔斐力（Philip Kuhn，见CHOC 10）指出，他们实际上一直“被围在城市里”，让地主士绅待在乡间。这种现象都是他们的狭隘宗教狂热心态所致，使他们和士大夫阶级对立，而不能吸收这些可能替他们组织管理政府的人才。
这时候，最初的信仰和严格纪律淡化松弛，对于太平天国形成严重打击。各个首领纷纷在南京自拥兵力，自设宫殿、后宫嫔妃，以及其亲信集团。传教士于一八六〇年造访一位太平天国丞相时，见他头戴缀金冠，身穿与属下军官一样的红黄色丝袍。平等主义只存在于基层民众间。
最初的领导结构自毁于一八五六年的血腥内讧。这一年，东王兼正军师与左辅的杨秀清计谋篡天王洪秀全之位。洪秀全便令北王韦昌辉扑杀杨秀清及其部下。事后韦昌辉及其部属得寸进尺，又得令翼王石达开将他除掉。石达开深感遭到洪秀全的猜己，率领很大一批兵力向西边出走。留给洪秀全的残余部属只是洪自己那批昏庸无能的兄弟与亲戚。
以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曾试图从太平天国抗清行动中抢救出一些具有正面意义的反清民族主义与社会改革范本。太平天国对于赌博、鸦片、吸烟、偶像崇拜、通奸、娼妓、缠足等诸恶一律都反对。对妇女特别开放，妇女担当军队后援，代理自古由太监负责的王宫内务，也可以上阵杀敌。但是，太平天国的历法和科举考试——用洪秀全自己的著作小册为教本，并不比清朝现行的进步。以二十五家为一共享“圣库”单位的理想公社制度，始终没有推行到乡下。最后一任丞相洪仁轩——为洪秀全堂弟，曾与传教士共事过，他的西化方针一直不曾付诸实施。而且，太平天国领导阶层无知而排外，缺乏经济计划，未能以军事长才为基础而建设扩展，导致流血不断百姓遭殃的后果。集体造反的行动，在中国一向不曾给人好印象，这一回又让基督教也担了恶名。
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们刻意垄断的上帝福音被人侵占，令他们怨恨不已。比较固守文字而欠缺想象力的人，更是不能容忍洪秀全自称是耶稣的弟弟，而且还把中国家庭制度注入基督教的天国，给上帝和耶稣添了妻妾。在我们现代人的眼中看来，洪秀全的一套改编，毫无疑问是基督教真正融为中国旧文化一部分的最佳时机。没有一位中国的先知，哪个外国宗教信仰可以征服中国？但是，少数几个能够进入太平天国的南京城的外国传教士，虽然受到礼遇，却清楚觉得太平天国的基督教并不需要他们来教导基本教理。太平天国甚至自认为是中央是上位，不过对于所有“外兄”都待之以礼。他们的第六诫“不可杀人害人”，用了中国传统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为注释。洪秀全编给儿童背诵的《三字经》，列举了上帝扶助摩西与以色列人、救世主耶稣的降生与死、古代中国（商周两朝）敬拜上帝（这一点与耶稣会的方法不谋而合）等事迹。秦、汉、宋的皇帝被指为步入歧途。一直等到一八三七年洪秀全被接入天国之时，他才受命要除鞑妖，拯救天下（中国）人。这是真正做到异种文化通婚了，但是少有传教士能容忍。信奉天主教的法国更以太平天国基督教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余孽为由，而予以反对。
太平天国留给后世的只是一个名称。文字记录有偏颇，因为官军将太平天国大部分文书销毁了，留传的多属外国人所保存（有些于本世纪才在法国和英国的图书馆中找出）。最后几年曾有一些富领导才干的人出现，但为时已晚。一个能促使这么多人奉献生命的信仰，必定有其动人之处。只不过太平天国的优点，需在清朝衰朽的旧秩序相形之下才显得出来。
一八六〇年代清朝中兴
清朝之得以从内乱外患夹攻中挺过来，主要归因于一般称之为“清朝中兴”的政策与领导转变。一八六一年间，清廷似乎气数已尽。英法联军于一八六〇年占领北京，继而迫使清廷接受了不平等条约制度，终于使操持朝政的顽固反洋派败下阵来。此时正有一位太平军新掌率，将包围南京的清军大败，随即进攻长江三角洲，并且将于一八六二年直逼上海。这个危机激发了一八六一年的辛酉政变，事后即成为慈禧太后摄政，由恭亲王和军机大臣文祥主持政务的局面。新政府力行的两大政策是：外交方面接受缔约制度以安抚洋人；内政方面多用汉人任实权之职以平乱。这种更富弹性的策略，使朝廷势力开始重振。
新获得统辖讨伐太平天国军务大任的，是湖南进士出身的曾国藩。一八五二年他自北京回乡编组团练，眼见太平天国对整个儒家秩序的亵渎与猛烈攻击，大为惊骇，决心要以古来就确立的方式——重振道德——予以消灭。为此故，他着手组织自卫团练。先选性格相近而效忠他的人为将领，由将领自己去选军官，再由军官自募兵士。按这个方式组成一个领导从属的人对人的关系网，大家彼此依赖，在作战时可以互相支持。这乃是将家庭制度中人人按其身分相互负责的精神搬到军事上来运用。结果效率奇佳。团练的每名兵士都是清白朴实人家的子弟，训练精良，粮饷充足。
曾国藩还在长江练了水师，设置军火库、妥善运用自己的资源。华南来的客家太平军将物资渐渐耗竭时，曾国藩的湘军便开始打胜仗了。满清朝廷一旦明白最上策是信任那些忠于旧秩序的汉人，曾国藩便有了任用自己的将领为巡抚的权力，也能够动员协调一致的战力。他有条不紊地从上下两方围攻太平军，长江上游湖北湖南的武汉首府曾六度易主：下游方面，英法军终于放弃中立，也投入保卫上海宁波之战。在年轻的慈禧太后听政之下的北京新朝廷，一方面接受西方的条约制度，一方面支持各省的保守派汉人巡抚，得以在一八六四年平定太平天国，给了满清朝廷奋力自新的机会。同治中兴时期的理想主义气氛，所展望的是像东汉光武中兴或中唐安史之乱以后盛世的那种保守的振衰起蔽。率先研究同治中兴的西方史学者瑞梅莉（Mary Clabaugh Wright,1957）曾生动地描述，传统儒家式政府的人臣如何在一八六〇年代活力充沛地要整顿朝政。一群八股科举出身而忠于朝廷的廉正文官，毅然平定了内乱之后，试图好好照料农业经济，为百姓谋福。华中各省恢复了安定秩序，税赋减免了，土地再发放耕种，学校重建了，有才之士补入了公职。不过高级大臣主张提倡的多，真正能在基层实现的较少。在如此复兴传统秩序之时，中兴的重臣们也开始进行西化。设置了补给新式武器的兵工厂、建造轮船、翻译西方科技与国际法的书籍，成立外交部原始型的特别委员会“总理衙门”，隶属军机处。重组的湘淮乡勇配备有新式武器，足以防杜农民造反。这些西化措施也得到西方列强配合政策之助，列强的帝国主义之争要到一八七〇年代才趋于紧张。
近来所作的详尽评估，态度比较不乐观。因为同治中兴让无知而反进步的慈禧太后掌得大权。西化行动大多是交给各省巡抚自理，由于各省内的汉人势力渐居上风，满清朝廷反而陷入了守势。但是省内的行动未能协调一致，而且得不到北京朝廷的支持。结果，清政府的中兴新气象压不倒传统中国政治的惰性，仍然得按过了时的老方法运作。
同治中兴的诸大臣固守重视农业为国家税收与百姓生计根本的观念，全然没有近代式的经济成长开发概念，只是一昧反对贪利。他们仍旧轻视商业——包括对外贸易，认为商业是不事生产的。只顾向农民和官吏强调古来节俭廉洁的重要，以为这样便可促进土地农产供养人民与政府所需。为了扶助农业，大臣们也试图降低长江下游的田赋而不见成效（见刘广京于CHOC 10所述），同时并未降低佃租，也未限制地主的地产权。他们试图整顿防治水患的必要公共设施，长江水患整治方面的成绩却没有比前任政府好多少。
中兴气势在一八七〇年以后衰退下去，其原因很多。大臣们煞费苦心地复兴过往，却不拿有建设性的眼光去面对中国的新未来，他们不能有效地激励基层官吏配合，也没有能力处理西化过程中的专门技术知识问题。正是他们保守复旧的力量，抑制了中国以革新方式响应西方接触的行动。
其它乱事之平定
同治中兴一项无庸置疑的成就是平定内乱。太平天国控制长江下游地区的时候，在太平天国以北的淮河与黄河之间又发生了捻乱。捻子兴起于华北平原南端有土墙防卫的村落，他们按自己的旗号系统组成骑兵而四出劫掠，取地方团练而代之，成为控制本乡的势力。捻子虽然没有太平天国夺取清室天下的野心，却于一八五三至一八六八年的期间在相当大的地区内取代了朝廷，并且以劫掠邻省物资的行动困扰朝廷。
清廷屡次想要肃清捻乱，却屡次失败。捻匪村子的土墙被夷平了又再筑起。曾打败太平军的一般儒士将领承诺要保障百姓安全、格杀捻匪头目、赦免其部下，试图藉此断绝乡村百姓给捻匪的支持。在此同时，华北地区多处又闹起其它乱事。这些叛乱与捻匪后来都被配了新式武器的湘淮新军制服，策略是切断其粮食与人力补给，终于以封锁防线加上反骑兵战全面剿平。
华中华北经过动乱震撼之后，西南西北又于一八六〇年代与一八七〇年代发生血腥的回民叛乱——这些激烈争斗最近才开始被人研究。总之，近代中国求变革的运动，要在以农民为基础的叛乱和平定叛乱的中兴之后开始，不出传统的行事模式。其间有几百万倒霉的人丧了命。战乱拖到后来终于精疲力竭。据现代估计，一八五〇年的中国人口总数约为四亿一千万，经过太平天国、捻乱、回乱，以及其它小规模战乱以后，一八七三年的人口大约只有三亿五千万了。
所以，西方炮艇的威逼，甚至是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比起十九世纪中期遍及各大省的乱事，只是短暂的小灾难罢了。争取到中国新通商口岸特权的欧洲人和美国人，只是居于这种社会大动乱的外沿，并不是引发事端的人。在当时某些中国人眼中，他们代表新秩序与新机会。但大多数中国人却觉得他们无甚重要。
即便如此，一八六〇年代早期，中英双方开始达成非正式谅解（entente）。英国要的是贸易的稳定，所以就帮清廷购买一支炮艇舰队（这是当时的终极武力），不过由于舰队该由谁指挥的问题没解决，这笔交易也未成。赫德与他主持的总税务司，以中国官员机构的身分，主动应和英国敦促的革新财政便利贸易。然而，英国人为维持清朝安定而涉入中国内政，后来也成为爱国人士攻击的题目。
【谢选骏指出：清朝的“中兴”是一种假象，与“东汉中兴”不可同日而语，结果不过是死灰复燃的余烬。死灰复燃是何等命运？以尿尿之！太平军1864年灭亡之后，过了不到四十年，1900年八国联军到北京撒了一泡尿，消灭了满洲的余孽。又过了十年，武昌起义的辛亥革命，迫使袁世凯代表的汉奸集团反正了。我常思考，为何太平军和国民党共产党都要通过“外来的灵感”组织革命？结论是，中国内部的“儒释道”久经体制化，已经成为官匪一家的“入室盗”了——因此无法动员足够广泛的体制外力量参与叛乱，也就无法摧毁三教合一的政治僵尸。太平军和国共党，都算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曙光所照见的新生力量，但是他们都不成熟，无法担当再造中国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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