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获得了重新维护“天命”的机会》(裴敏欣 2022年12月15日)报道:
上个月,在反对新冠防疫政策的大胆示威中爆发的公愤堪称习近平主席执政十年来在国内面临的最大危机。他的政府迅速镇压了抗议。眼下的局面很容易被理解为不满于现状的民众与不肯退让的威权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缓慢发展的僵局。但中共与中国人民的关系远比这复杂。
在迅速镇压示威者的同时,习近平政府实际上在以同样的速度对示威者的主要诉求做出让步,扭转了不受欢迎的“清零”政策,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响应能力。要彻底终结此事余波仍需更多努力,但习近平现在有机会重新改写统治中国的社会契约,即人民通过默许专制换取稳定繁荣的隐性交易。
他可以向邓小平学习,将危机的政治潜力发挥到极致。上世纪70年代末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重新掌权,当时中共正面临存亡危机:毛泽东的独裁使中国陷入贫困,让中共元气大伤。邓小平抓住时机,抛弃了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理想国的幻想,转而支持政治稳定和提升生活水平。党与人民达成新的约定。
到上世纪90年代初,统治中国的精英阶层再次陷入颓丧与迷失的状态。对1989年北京民主示威的镇压损害了党的形象,而1991年12月苏联又解体了。邓小平再一次化危为机。苏联刚解体几个月,这位87岁的领导人就重振了党的精神,为市场改革注入新活力。随后几十年的经济成功再次确认了党的“天命”,这是帝王时代的一种君权神授的概念。
邓小平之所以能利用危机,是因为受指责的是其他人(毛泽东和苏联)。习近平要与他投入了大量政治资本、但已经扼杀经济并引发罕见街头示威的防疫政策划清界限,就没那么容易了。但他确实也有独特的优势:在10月举行的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获得了第三任期,并将众多亲信安插到党内高层。承认重大政策错误并不会危及他的政治生命。
习近平获得了一个战略窗口,不仅能让他趁机结束“清零”政策,还能让他转变个人执政风格,这种风格已经危及到党与人民的约定。习近平上台前,这份长期契约要求党必须任人唯贤、施政有方。官员晋升取决于其所在城市和省份的经济表现,尽管渠道有限,但公民仍有表达不满的途径。律师、记者与活动人士有更大的自由去挑战治理不善或滥用权力的地方当局。
习近平背离了这一切。十年前他继承权力之时,经济蓬勃发展,但执政的中共因腐败和环境破坏问题而声名狼藉。他严厉打击了这些问题,将意识形态忠诚置于经济发展和行政能力之上。毛时代的政治灌输又回来了,政府对私营部门不再那么友好。对“颜色革命”——即以民主名义进行的民众抗议——的恐惧,让习近平实行了毛时代以来最为严厉的社会管控和审查。
从表面上看,11月下旬发生在多座城市的抗议反对的是严厉的一刀切政策,如封锁和无休止的核酸检测。但其它深刻民怨已累积多年:经济放缓、青年失业率飙升、房地产危机、社会控制收紧以及习近平对失去民心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复兴。10月,一名抗议者独自表达了这种不满,于二十大前夕在北京张贴反习标语,包括“不要文革要改革”,而这些口号也出现在11月的街头示威中。
如果习近平仍然坚持当前国家主导经济和政权绝对安全的意识形态路线,这将是不明智的。这样一来中国经济几乎肯定会继续低迷。只想着表忠心的官员可能会变本加厉地实施无视民意的拙劣政策,而这正是示威的导火索。习近平的强硬外交政策也将进一步疏远西方,继续秉持“敌对势力”蓄意破坏中国的妄想,给已然厌倦的中国公众带来更多压抑。
相反,习近平应该学学邓小平。重新把重心放在经济发展上将是个好的开始,或许可以会见一些企业家领袖,近年在习近平打压私营部门之际,他们中的一些人要么被抓,要么被边缘化或低调行事。废除过去两年实施的严厉科技监管法规也将释放积极信号。其实习近平在执政第一年就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深化经济改革蓝图,呼吁由市场力量而非国家来主导经济发展。这些年来,随着他的言辞和政策向左偏转,改革议程基本全被搁置,但变革永远不晚,眼下就很需要。
最近的示威也清楚表明,政府必须拿出更多响应。恢复被习近平彻底关闭的允许公众质疑政策的有限渠道,将有助于党实现有能力的治理。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抱负可能成为一党统治的长期威胁,但中产们更愿意改良而不是革命。然而政府的无能和冷漠可能导致他们更激进,“新冠清零”就是典型案例。
除非习近平听取党内不同的声音,否则回归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并不现实。在他掌权之前,中共奉行集体决策,旨在平衡党内主要派系的利益。这经常导致决策机制瘫痪。但它也让党得以避免独裁可能带来的重大政策失误(比如“新冠清零”)。如今习近平已彻底掌权,他或许没有交出一点权力的动机。但他仍可以在决策过程中包容更多协商。
谁都不知道习近平是否认为自己有转向的必要。但如果他真的理解了最近的抗议,那他必然会发现,与中国人民重新订立契约,对于维护他自己的“天命”可能至关重要。
谢选骏指出:上文侈谈“天命”,却不懂“邓小平是改革开放这个烂尾工程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只吃甜的,把苦的都留给“后人的聪明”去处理,然后自己两腿一蹬,死翘翘的了,连骨灰不留下一把,叫受骗上当的苦主们求告无门。
《举国躺平 中共官员坐等革命爆发》2022年12月15日报道:
近期北京等地疫情大爆发,医疗系统濒临崩溃,老百姓忧心忡忡,有分析认为,在三年严控清零期间,中共整个官僚体制似乎也被清零,随着中共防疫的急速转向,官员如今们坐等社会危机、革命爆发,目前的情形或许是对未来中共政治的预演,一场更深刻的政治危机正在加速显露出来。
在各地爆发“白纸运动”后,北京当局似乎干脆“破罐子破摔”,松绑管控,一周以来,各地疫情快速蔓延,感染人数激增,医疗系统几乎崩溃,发热门诊爆满,感冒退烧药被抢购一空。尤其北京疫情严重,网传大量感染者死亡,多家殡仪馆24小时超负荷运转,遗体需要排期近一周才能火化,就连当地墓地也售罄。
《美国之音》15日刊发江枫的评论文章指出,近期中国各地爆发大规模“白纸革命”抗议活动以后,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习近平一意孤行坚持三年的动态清零政策嘎然而止。当三年来人们第一次公开、大胆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阳性反应的同时,他们惊讶地发现过去三年无处不在的街道干部和居委会社工一夜之间消失了,药店的感冒药售罄,而急救车和ICU迅速爆满,似乎这个政府没有为解封做好丝毫准备,动态清零正在以硬着陆的方式带来疫情之外的另一波冲击。
文章写道,这就是中共国目前正在发生的,恐怖而荒诞的情形。在人们起而推翻清零管控之后,愕然所见的是一个躺平三年的体制。在过去三年,这个体制的所有资源都被投入到对普通人民的控制和大规模的集中营建设中,并没有多少资源用于改善公共卫生体制。究其原因,这三年,中共的整个官僚体制似乎也被清零:整个官僚体制的资源都以“社会清零”作为优先要务,形成机械执行上级命令如活死人一般的僵化群体,这意味着中共整个官僚体制在精神上的躺平,已提前进入前苏联勃涅日列夫时代的后极权主义了,一如被习近平在十几年前称之为的“没有一人是男儿”。
文章认为,可笑的是,过去三年,中共的宣传机器似乎也注意到了这种体制内的躺平气氛,恰恰是那些表面上最为积极、绝对忠诚、坚持严格清零的官僚干部们正是躺平一族,他们的政治生涯都在等待最高指示中渡过,而再无所作为,也不敢有所作为,然后坐视社会危机的爆发,乃至革命。历史上,苏联崩溃前夕苏共官员普遍心态与此惊人相似,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举国清零的体制正是一个举国躺平的体制,当这个体制的最高层发生了一点哪怕最轻微的动摇,动态清零就分崩离析。
文章最后写道,这或许就是对未来中共政治的预演,一场类似1961年底至1962年初的政治情形,却因为党内缺少了刘少奇这样的竞争对手而显得更加危险,一场更深刻的政治危机正在加速显露出来。
谢选骏指出:邓小平作为烂尾工程的总设计师,名不虚传——他的隔代继承大法,就是一个典型烂尾工程案例。他应该知道这一天迟早来到,所以他不留自己的坟墓,免遭历史的清算——这就苦了太猪毛泽东,僵尸犹在,等待鞭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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