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梳理夏商周需要寻求甲骨文的来源

网文《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报道：

《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是台湾历史学者郭静云教授的代表作之一。全书共分上、中、下三编，分别为“多元文明与集权之滥觞”，“政权承前启后：殷周王室的关系”和“商周文献中历史观念形成脉络考”，对为何要辩证看待传世文献中有关夏商记载的理据作出说明[1]。该书被入选为“2013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之5种文史类提名书目[2]以及第二届世纪出版奖正式奖[3]。

基本观点

该书作者认为，传世文献虽然并非凭空而来，但它们有自己特殊的内在价值观点和政治目的，因此与客观的史实颇有落差。也就是说，这些文献记录虽非完全凭空而来，但同时亦无法代表客观事实，而仅是表达出所谓政治上“正统”的概念。这样的正统概念源自周，成形于汉。这种三代继替的一元史观最符合汉帝国“天下一统”意识形态。所以，三代研究必须跨越并突破秦汉之际因思想正统化而造成的知识与思想鸿沟，努力还原和重建三代历史与文化的某些关键方面。在这一类研究中，特别是殷商以前的历史研究中，我们需要尽量避开文献所内隐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时代陷阱，重新思考这些描述背后的历史关系。与二手的传世文献相比，考古材料作为一手史料，具有更大的潜力，应该牢记以考古材料为主证，传世文献仅为旁证和辅证的做法 [4]。

中国原生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在长江流域，这是稻作文化的故乡，中、下、上游均为不同文明与早期国家的发源地，但在长江中游最早形成了国家大文明。该地区自旧石器晚期以来，至新石器时代，其文化发展一脉相承至青铜时代早期；一直致力于发展稻作农业生活方式，在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了以云梦大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连城邦国和交换贸易网络，从而开启了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其情形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非常相似，年代亦相同。我们习惯性以为文献所叙述的历史传说，都在黄河流域发生，但仔细阅读，文献的故事反而不能在黄河地带发生，而屈家岭、石家河文明面貌相当符合尧舜和夏王国的传说和历史阶段，此乃屈原在描述其祖国楚的历史中的尧舜时代和夏王朝。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天门石家河城势力大，应该就是夏王国的都城。到了距今3800年左右发生过国家结构的演变：几个大城的神权中心变弱，包括石家河作中央的势力也衰落，而位处其东邻并更靠近汉口和铜矿山的地区，出现更大的中央集权政体，这可能就是以盘龙城为代表。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天门石家河没落而武汉盘龙城升起，或许正是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即盘龙城文化或为传世历史神话中所载汤商王朝的历史阶段。[4][5][6]

汤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汉地带，但其所代表的文化和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州、洛阳，所以二里头、郑偃也属该文化的脉络，后者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而非一般所认为的“中央”[4][6]。

盘龙城文化时期，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虽然有本地的青铜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动率高或其它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其影响力和权威才成为主流。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另一系青铜文明，以发展战争技术为主要行业。西北、东北族群都经常来中原掠夺，殷商建都前最关键的战线是在黄河南游。郑偃城邦因此成为非常重要的边界区，也是南北贸易、行军路线常常经过之处；它们作为南方农作区抵抗北方族群的前线而具有战略意义，也因此而获得长江中游的资源。[4][6]

直至距今3,400年以后，掌握马车技术的北方族群来到殷墟建都，大约又再过了几十到百年，南下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并逐步将“汤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换言之，所谓“商”文明，应分为汤商或谓“楚商”、“南商”，和殷商，这是两个来源不同的朝代）。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汉流域的古老文明，淹没于后世文献之中。殷商王族占领中原的历史，相当于加喜特人占据巴比伦、喜克索斯人占据古埃及，有其共同的世界史背景。[4][6]

殷商在各地文明的基础上，以多元及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文明面貌出现，形成了一个新制度的集权大国，开启新的历史阶段，并为此后一体中国的形成奠定基础。这个同样自称为“商”的政权，统一了系统化的祭礼结构，又结合了各地信仰、文化。殷商时期，虽然很多地区仍保留其独特的文化及信仰，但上古帝国的上层文化呈现出广泛的一致性以及深刻的同化程度，在极为宽广的地域、跨国家的文化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同类的礼器、相近的祭礼方式等等。即使殷商周围的国家，也深受其影响，而成为将来跨国多元文化间彼此同化的基础。。[4][6]

郭静云认为，过去中国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但今天考古与甲骨金文研究的资料皆显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建国。西周早期政治与文化传承自殷商。历史由胜利者写，传世文献来自西周晚期以来官方笔录者，所以“表达北方胜利者如何希望后裔看他们的伟大历史，而不是遵照史实”。在西亚地区，如果没有足够的苏美尔和巴比伦本身的文献，我们会以为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都在北方赫梯发生，因为赫梯将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写成自己的。提出“我们终未被赫梯骗到，为何允许周人、汉帝国意识形态继续使我们误解？”这一问题，作者表示自然条件和一手考古资料显示：洛阳不可能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中央，早期历史在长江流域发生，多元文化的集合发生于殷商，此后黄河南游才成为南北多类文明结合的中央。[6]

作者还认为，中国文字的起源应该是在长江中游、江淮、江汉地区所发生的。其发生年代与西亚苏美尔文字的起源期差不多相同。早期文字所记录的语言应相当于长江中游族群的语言，可能会涉及先楚、先吴及淮南先民的语言。这些早期的先文字系统从一元发展起，在历史互动中，也具有某程度互相学习、影响的关联性。长江流域、江北等地的文字系统，从新石器晚期以来，并没有遭到中断。早期文字已出现在陶器上，但后来字数增多，可能开始在竹木上写字。殷墟建都后有计划地构成了国家礼仪的文字。其主要基础是当时最发达的长江中游文明之文字，但是殷墟贵族的语言属性与南方族群不同，因此南方的文字被配合、改造为殷商贵族的语文。殷商贵族依照南方构字的规律，另行造字，使文字更加丰富、系统化，以符合表达不同的语言，因此汉字才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跨语言的纪录工具。[5]

虽然中国文字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只到了西周晚期，中国文明才到了“认知自己”的历史阶段，而原来只有口传的故事，并自此开始纪录而形成历史文献。笔者从三个角度来探讨中华文明的历史观念形成问题。一是商周文献的类型、结构，以及其中“历史记载”的痕迹；二是文献中关于时间的记录方式，以及“历史时间”观念的形成；三是商周史官任务的演化。[5]

影响及宣传

媒体报导

该书出版后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各媒体给予了较高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报》以“许宏VS郭静云：争议中华文明起源新论”（2014.7.14）为题推出专版讨论本书，并将围绕本书的讨论列为2014年学术争鸣大事件之一[7]；

《文汇报》以“上古文明传播并非“由北向南”？为题专栏讨论本书[8]

《湖北日报》以“新锐学者称上古文明起源于长江，中华文明起源新论引发学界震荡”为题[9]。

台湾《联合报》以“颠覆！中华文明起源不在黄河在长江”、“郭静云改变上古史 学者有喊赞有摇头”、“中华文明源于长江 郭静云演讲爆满”等为题连发数篇报道[10][11][12]。

学者评论

《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出版后，也引起学界同行关注。[13][14][15]

台湾历史学家孙隆基说，“中国上古史研究急需新出发点，笔者望之已久，在郭著终见曙光。郭著以考古学为基，辅之以古文字学，比较历史学，用它们解开传世文献里暗藏“史实”之密码。她这部巨著达70万字，能质疑其中的考古学诠释者未必能动摇它在古文字学上的造诣，两项能力俱备者则未必能评量它的世界史视野”[16]

湖南大学教授姜广辉认为，该书“观点虽大胆惊人，但并非异想天开，而是由一部在我看来严肃而又严谨的学术著作提出来的。……在近百年的中国历史研究中，我们的学术界一直缺乏这种以绵密的资料与大思维方法相结合的历史研究著作”[17]

中国大陆历史学者陈春声教授说，“《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展现了严谨的史学研究中思想的魅力与冲击力。这部著作超越中国学界以历史文献为出发点解释各种考古发现的思维习惯，达致考古材料与文字记录在真正平等的意义上，严谨而视野开阔地相互参证的境界，其背后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是革命性的。学术思维方式这种革命性变革的价值，体现于作者所提出的关于中国上古史的一系列颠覆性结论之中。一旦接受了作者的观念和观点，包括中学历史教科书在内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常识性描述，就必须重写。也正因为如此，这部思想深刻的著作必定引发一场影响深远的学术论争。在这样的意义上，几乎可以肯定，这将是一部会在学术史上留下痕迹的经典之作。”[4]

宣传活动

孙隆基教授演讲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些问题——以评论《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为本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广州中山大学珠江学者讲座教授郭静云女士来我院作学术报告[永久失效链接]

中山大学博雅讲座第五十二讲-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

台湾中正大学郭静云教授应邀做客我院“嵩阳讲坛”[永久失效链接]

陕西师范大学集贤讲堂第八十八讲举行

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

浙大东方论坛第143讲——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

明伦堂讲会第143期

郭静云教授《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新书发表会

郭静云教授讲述“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

农作、青铜、马车技术与多元文明结合的问题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2013中国影响力图书排行榜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参考资料

 赵柏熹. 中华文明起源于长江流域？犹太裔汉学家这样解读. 凤凰网.国学. [2016-08-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8-16）.

 2013中国影响力图书排行榜. [2016-08-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1-09）.

 世纪阅读，第二届世纪图书奖·正式奖. [2016-08-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9-18）.

 郭立新. 长江中游是东亚稻作原生文明的发祥地——郭静云教授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述评.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5期 [2016-08-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9-22）.

 郭静云. 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11月.

 郭静云. 中华文明起源新论--长江流域是中原文明发祥地.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4年7月14日第620期 [2016年8月20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年9月15日）.

 2014學術爭鳴大事件——歷史學：探索中國歷史學理論與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4年12月22日 [2016年8月20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年9月15日）.

 吴越. 上古文明傳播並非“由北向南”？. 文汇报. 2014-02-26 [2016-08-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8-22）.

 海冰以. 新銳學者稱上古文明起源于長江，中華文明起源新論引發學界震盪. 湖北日报. 2014年12月9日.

 谢恩得. 颠覆！中华文明起源 不在黄河在长江. 联合报. 2014-02-21 [2016-08-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9-20）.

 郑语谦. 郭静云改变上古史 学者有喊赞有摇头. 联合报. 2014-02-21 [2022-04-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2-05）.

 谢恩得. 中华文明源于长江郭静云演讲爆满. 联合报. 2014-02-26 [2016-08-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9-20）.

 刘森淼. 對中國當代考古學及史學理論實踐的反思——簡評郭靜云著<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 武汉文博. 2014年第3期 [2016-08-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9-22）.

 范梓浩. 我為什麼相信「夏」源於江漢之說?. 中华读书报. 2014年4月2日第010版 [2016年8月21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年8月21日）.

 Guo Lixin. Way Out of the Maze of History (PDF).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beral Arts and Social Science，Vol.2 No.4. May 2014 [2016-08-21].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6-08-26）.

 孙隆基. 评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 东吴历史学报. 第三十一期第: 170 [2016-08-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8-21）.

 姜广辉. 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评价.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4年2期: 88 [2016-08-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1-09）.

分类：中国历史著作中国政治书籍2013年书籍

谢选骏指出：梳理夏商周需要寻求甲骨文的来源，而郭静云声称的“考古材料作为一手史料的主证”，在这方面却无丝毫着力，更无突破可言；就断言“但今天考古与甲骨金文研究的资料皆显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建国”——真可谓是“巧妇做出了无米之炊”。因为，从甲骨文在殷商末期的突然涌现来反观“殷商建国”，根本尚属“于史无据”。

网文《郭静云自述<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报道：

我好奇于古人的精神世界，而欲探其源流，窥其秘境，静言其说。为此，从早年修习的秦汉历史与文化起步，为求知而渐次深入到夏商周三代纷繁之局，文献所载三代历史内在矛盾、研究者众说纷纭，如置身暗夜迷宫，没有方向，一切只能靠亲手触摸前行。记得在2006年，为解读青铜器上的神纹（一般称为“饕餮纹”）而辗转于北京、上海、杭州、郑州和武汉的博物馆，然后又带着跟大家一样的“二里头是夏”的认识，来到河南，仔细观摩二里头、郑州和殷墟的材料。这一次学术旅行在我的头脑中升起一个巨大的问号，那就是二里头和二里岗之间具有很大的同质性，为何将它们区分为夏和商不同的文化呢？同时但它们与殷墟材料之间却相当异质，后者似乎突然出现在那里，很难视为与二里岗同一国家。后者从哪里来？前者又到哪里去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逼迫我不断地去搜集材料，寻找答案。

穿越迷宫的路漫长而曲折。我不想先入为主地预设任何观点，也没有别的法门，只是不断看资料和跑田野，从新石器晚期到夏商，东南西北中，统统都尽可能收集和阅读；不断从资料中读出新的认识，一条条的线索汇聚在一起，综合起来，否定或肯定，相互冲突或相互支持，最后才豁然开朗。再放眼世界，发现中国上古文明起源之路与其他三大文明的起源是相通的。书稿掩卷之际，由衷感到一种走出迷宫的轻松。

现在，站在阳光中审视迷宫的形成，可知今日之夏商历史和神话的形成，至少经历了四重遮蔽。首先，殷周王族以胜利者的姿态将先楚文明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其政权的正统性。其次，西周晚期至先秦时代形成的历史记载，将早前的口碑用文字加以记录而留下录者所处时代和个人主观性的烙印。再次，秦汉以来帝国意识形态的形成，传世文献经典化的过程再次扭曲历史文献的记载，造成思想史的秦汉鸿沟。最后，当代考古从后期文献看历史和决定文明的中央区，产生新的神话并写到教科书里。

本来，在我的工作安排中，本研究排在完成另一本书《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之后，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因为问题的重要性而让它插队前移了。书出来之际，我无暇再花多一些时间来顾及它，因为在走出迷宫的过程中积累的问题和认识太多，生命却有限，我有很大的压力去处理这些问题，让他们见世，这是我对古人的一份责任。

网文《如何评价郭静云的<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报道：

之一：

2013年底，郭静云的《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很好读的一本中国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考古研究学术著作

目前读到的几个论点让人耳目一新

1.殷商分界说，也就是说商和殷是由两个不同族群建立的，殷革商命，在迁都殷墟后沿用商的国民，表现在早中商和晚商在文化形态上有明显的差别，同时也有传承；

2.殷人北来说，主要论点是殷墟考古中发现的殷人文化与此前中原的仰韶和龙山文化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与辽宁红山文化有明显的承袭关系，例如郑州偃师早商中少见的兵器在殷墟出土很多，这些兵器带有非常浓重的草原因素；

3.先商文明南来说，主要论点是先商文明并非承袭自仰韶和龙山，而是起源于大溪、屈家岭、石家河、盘龙城长江中游文化线，在盘龙城文化达到顶峰后，长江中游文化伴随稻作农业、青铜冶炼（二里头青铜和石家河青铜的合金配比一致）向北进入河南，并催生了二里头和二里岗。

还没读完，但是读起来非常带感，郭静云女士时不时的吐槽也很有意思，就是书太贵了。编辑于 2018-01-05 00:21

之二：

有些颠覆性的观点对我启发很大。大胆假设和女性视角的吐槽可以弥补我很多想象力的空白。

小心求证做的不够，但也能理解。历史无论怎么研究都需要脑洞和脑补，只是郭女士开的多了点大了点。

另：有一条纵贯线，穿越时空的感觉。和眼下的考古进度条们两相对照，上古时代的迷雾渐渐清晰起来.我去过一些上古遗迹，总的感觉是现在还缺乏一个通盘考虑的理论。现有的考古成果怎么整合，形成理论性思考？我和同道要摸索的还多了去了。发布于 2018-07-08 20:16

之三：

小时候看纪录片《望长城》着迷，看到路边的土埂就觉得像城墙，可是转念一想，自己身处江汉之间，书上说咱们这里以前是云梦泽，哪来的古城墙呢？不禁觉得自己有些可笑。

直到读了郭老师的这本奇书，着实大吃一惊，原来江汉平原的史前古城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之早也是让人啧啧称奇。至少在距今五千年前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江汉平原上的先民们就已经用原始的工具和双手建立起规模庞大的“城市群”！

江汉平原上随处可见的类似的宽达数十米的长条形水塘竟然是五千年前的先民们人工开挖的护城河的一部分，而塘边底宽数十米的土堤竟然是先民用挖护城河的泥土堆筑的城墙，水塘边平淡无奇的方形台地竟然是长江中游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的史前祭祀场所！编辑于 2018-02-12 21:15

之四：

一些视角还不错，但总得来说，臆想居多。

刚才有人给我推荐了这本书，俺粗略地翻了翻……说实话比杉山正明的什么疾驰的草原征服者之类的书好多了，但真的，别把这当什么“权威解读”，其实这本书也就是个新视角的探索而已。

比如简单地找几个荒谬的地方。

作者认为，商朝和殷朝是两群人建立的，并暗示殷朝（盘庚之后）是骑马民族建立的，因为居然有马：还真是颠覆性的结论啊，原来盘庚是草原上跑马的可汗啊……

然而，马骨坑，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时期，中国境内就有了。甚至，商朝的祖先，邯郸涧沟遗址就有马骨出土：不过中国的本土野马，属于普氏野马，学者们认为这种野马无法驯养，所以石器时代的中国人，虽然可能拿马当食物，但并没有驯化马匹。

而为什么忽然在商朝晚期，驯化马匹大量出现了呢？就因为商朝晚期，驯化马匹大量出现，所以就能反推说商朝晚期王统被草原人取代了吗？

还真不能……

因为在远古时代，我国北方的“草原人”最繁荣的便是红山文化，红山文化依然没有驯化马匹。商朝远祖虽然也是龙山文化成员，但跟红山文化也多有交流，即便商朝统治者是草原人，依然不是能驯化马匹的草原人。

那么比商朝驯化马匹还早的中国人是啥？还真不是“纯”草原人，而是跟华夏先民息息相关的老亲戚——羌戎（注意，并非汉朝以后的羌族，而是华夏的西戎组成部分）。

也就是晚期的齐家文化，齐家文化位于甘肃，与华夏先祖关系根本就纠缠不清，而且也是农业为主并非游牧人。中国最早的青铜兵器、最早的驯化马匹都在齐家文化。这也是因为他们地处中国西部，容易和西方游牧人产生文化交流有关。

而商朝晚期，出现了什么大事呢？

就是商朝早期的军事打击对象，主要以东夷为主。而到了商朝晚期，尤其是暴力夫妇武丁、妇好时期，多次征讨齐家文化后裔羌人，刚掌握了马匹驯化技术没多久的羌人，就被迫把这种技术传入了中原。甚至于在商朝还专门有一支部队叫“多马羌”，就是抓来专门做骑兵（疑似）或者专职驯养军马的羌人奴隶部队。

话说为什么商朝中晚期，就那么跟羌人过不去，人殉要羌人、奴隶也要羌人……这反倒能推出商朝急于从羌人手中掌握马匹驯化技术这个原因。

换句话说，商朝晚期中原忽然大量出现驯化马匹，是因为羌人较早掌握了这门技术，羌人又被商朝征讨击败了，才有了这种结果。

可非要猜测成商朝晚期王统被草原人取代……话说这年代的“草原人”，也就是北狄、东胡的先民可能获得马匹驯化技术还晚于商朝呢。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强大的政权用来劫掠羌人啊。

郭女士这一段也无处吐槽：

话说，中国境内的“草原人”还并没有掌握马匹驯化技术的时代。是农业畜牧文化的“先羌”齐家文化有这个技术。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羌人征服了商朝并将商朝取代，反倒是商朝在跟羌人的作战中，学会了驯化马匹。

而且，羌人也不是无缘无故地掌握马匹驯化的，羌人的西界便是卡拉苏克文化区域，再往西就能跟最早掌握驯化马匹的“上古文明杀手”印欧人接触了。可是羌人连统一政权都没有，不但没有受到任何骑马民族的威胁，反而还学会了马匹驯化，还反哺了老亲戚商朝。我们甘肃人给商朝做人殉、养马，可我们真没征服商朝啊。

而且即便我们有战车长驱直入，我们也是各自为政的部落，哪儿能和一次就集结一万多甲士的商朝抗衡？

所以郭女士认为我们能征服商朝，可实际上我们甘肃人是商朝晚期的主要人殉……

不过郭女士是坚持认为，商朝的马不是我们甘肃人传入的，而是真正的草原人，红山文化的后裔夏家店文化传入的。

郭女士认为，中国石器时代很多遗址出土的马骨，只能证明我们吃过马，不能证明我们驯化了马。这个我也承认，因为她提出了，至少得有马粪、马圈之类能证明是驯养马的东西才行啊。

然而，在郭女士举例夏家店文化的马骨时，却避开了驯化马与否的情节，直接认定夏家店文化既然是“草原人”，也有马骨出土，那么一定会驯养马。

其实说到底，中国草原上驯化马的路线，还是从甘肃往内蒙传播的。夏家店的马骨，跟仰韶的马骨没啥区别，只能证明吃过未驯化的野马。只有甘肃齐家文化，有马圈、甚至用马殉葬，才能实锤证明是汉族先民中最早驯化马的人群。

然而，骑马民族无敌论还是深入人心啊。反正我是不信的，驯化马肯定是从中亚-新疆-甘肃这条线传来的，但远古时代，并没有发现中亚人能征服新疆人、新疆人能征服甘肃人。反而本来多居住印欧人的新疆，却被甘肃来的羌人在远古时代渗透成了筛子，新疆东部的焉不拉克文化，甚至还出现了甘肃人反客为主后来居上的情况。

具体情况不说了，反正郭女士这一点主要还是受了骑马民族无敌论的影响，以为商朝晚期驯化马暴增，肯定商朝统治者就被骑马民族给篡夺了。

在这一点上，作为中国最早驯化马的新疆人、甘肃人泪流满面，我们架着战车给商朝送去了驯化马的技术，还TM要兼职当人殉，这叫无敌吗？

反正是，我们甘肃人，在这一点上给骑马民族丢人了，我们就是打不过商朝这些祖籍河北的河南人。

另外一个，就是刚翻到的，郭女士认为……

陶寺灭亡，是因为石峁遗址的“草原蛮族”征服了陶寺。

嗯……

石峁又一次被扣上了草原蛮族的帽子。

反正我要说的是，远古时代甘肃、陕西境内，是文明人！哪怕其后裔中有一些羌人和匈奴人，但主体后裔依然是华夏。就算商朝的“羌”、周朝的“戎”也都是先秦时代华夏的组成部分。真正的“蛮族的羌族”也就是汉朝羌族的先祖，是战国时代青海的无弋爰剑。齐家文化、寺洼文化繁荣发达，要是后代只会披发放羊，这得退化成啥程度才行啊？

编辑于 2018-05-12 09:29

之五：

郭女士乃犹太族裔，曾任职于苏联科学院，是文献学、考古学、艺术史的大家，也接受过思想史的一定训练。

她看殷商巫觋文化，必然与国内学者不同。站在某某圈外看某某，大概这个意思。

没读过此书，曾草草读过同一作者的《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她对“神明”之理解，与众不同，颇为新奇，所以记得。

郭女士曾在台湾中研院文哲所呆过，她的特质就是思维极为跳跃。由于这一特质，再加非华裔，所以看问题比较跳脱，超越出中国史学界固有的定式思维框架，从这个角度切入比较好。例如她认为“神明”的意思是指“神由下向上，明由上往下”的意思……或者反向，记不清了。就记得她观察角度颇为新颖独特。新颖独特，嗯。编辑于 2019-02-11 01:01

谢选骏指出：综合来看，犹太女人郭静云的《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与其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考古研究学术著作”，还不如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跳跃狂想”，就像她所崇拜的骑马民族一样。所以我认为，她的著作不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而应该有“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当然，上海古籍出版社也许更加适合出版这类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