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乐府是收集社会公议的机构

网文《乐府》报道：

汉乐府，是指专门管理乐舞演唱教习的机构。乐府初设于秦，是当时少府下辖中专门管理乐舞演唱教习的机构。

公元前112年，正式成立于西汉汉武帝时期。乐府的职责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它搜集整理的诗歌，后世就叫“乐府诗”，或简称“乐府”。

乐府介绍

公元前112年，乐府正式成立于西汉汉武帝时期，收集编纂各地汉族民间音乐、整理改编与创作音乐、进行演唱及演奏等。汉乐府指由汉时乐府机关所采制的诗歌。这些诗，原本在民间流传，经由乐府保存下来，汉代叫做“歌诗”，魏晋时始称“乐府”或“汉乐府”。后世文人仿此形式所作的诗，亦称“乐府诗”。

“乐府”是汉武帝时设立的一个官署。它的职责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它搜集整理的诗歌，后世就叫“乐府诗”，或简称“乐府”。它是继《诗经》《楚辞》而起的一种新诗体。

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不同于《诗经》的是，它开创了诗歌现实主义的新风。

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渐趋向五言，采用叙事写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创造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开拓叙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汉乐府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其与诗经、楚辞可鼎足而立。

《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都是汉乐府民歌，后者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与《木兰诗》合称“乐府双璧”。汉代《孔雀东南飞》、北朝《木兰诗》和唐代韦庄《秦妇吟》并称“乐府三绝”。此外，《长歌行》中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也是千古流传的名句。

西汉乐府的扩充和发展是在武帝时期，《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 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乐府的职能在武 帝时进一步强化，它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外，还广泛搜集各地歌谣。许多民间歌谣在乐府演唱，得以流传下来。文人所创作的乐府歌诗也不再像《安世房中歌》那样仅限于享宴所用，还在祭天时演唱，乐府诗的地位明显提高。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武帝时，乐府令下设三丞。又据《汉书·礼乐志》 所言，至成帝末年，乐府人员多达八百余人，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音乐机构。武帝到成帝期间的一百多年，是乐府的昌盛期。哀帝登基，下诏罢乐府官，大量裁减乐府人员，所留部分划归太乐令统辖，从此以后，汉代再没有乐府建制。

东汉管理音乐的机关也分属两个系统，一个是太予乐署，行政长官是太予令，相当于西汉的太乐令，隶属于太常卿。一个是黄门鼓吹署，由承华令掌管， 隶属于少府。黄门鼓吹之名西汉就已有之，它和乐府的关系非常密切。至东汉， 由承华令掌管的黄门鼓吹署为天子享宴群臣提供歌诗，实际上发挥着西汉乐府的作用，东汉的乐府诗歌主要是由黄门鼓吹署搜集、演唱，因此得以保存。

汉乐府分为：

1、郊庙歌辞：主要是贵族文人为祭祀而作的乐歌，华丽典雅。

2、鼓吹曲辞：又叫短箫铙歌，歌辞是后来补写的，内容庞杂。主要是民间创作。

3、相和歌辞：音乐是民间各地采来的俗乐，歌辞也多是“街陌谣讴”。其中有许多优秀作品，是汉乐府中的精华。

4、杂曲歌辞：其中乐调多不知所起。因无可归类，就自成一类。里面有一部分优秀民歌。

内容介绍编辑 播报

《汉书·艺文志》在叙述西汉乐府歌诗时写道：“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 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两汉乐府诗都是创 作主体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激发乐府诗作者创作热情和灵感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件，乐府诗所表现的也多是人们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道出了那个时代的苦与乐、爱与恨，以及对于生与死的人生态度。

两汉乐府诗的作者来自不同阶层，诗人的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因此，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在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相和歌辞中的《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表现的都是平民百姓的疾苦，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呻吟呼号。有的家里“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逼得男主 人公不得不拔剑而起，走上反抗道路。（《东门行》）有的是妇病连年累岁，垂危之际把孩子托付给丈夫；病妇死后，丈夫不得不沿街乞讨，遗孤在家里呼喊着母亲痛哭。（《妇病行》）还有的写孤儿受到兄嫂虐待，尝尽人间辛酸。（《孤儿行》）这些作品用白描的笔法揭示平民百姓经济上的贫穷，劳作的艰难，并且还通过人物的对话、行动、内心独白，表现他们心灵的痛苦，感情上遭受的煎熬。

《东门行》的男主人公在作出最终抉择之后，不得不割舍夫妻之爱、儿女之情， 夫妇二人的对话是生离死别的场面。《妇病行》中的病妇临终遗嘱伤心刺骨，而丈夫无力赡养遗孤的愧疚、悲哀，也渗透于字里行间。至于《孤儿行》中的孤儿， 因不堪忍受非人的待遇，竟然有生不如死的想法，小小年纪便对命运已经完全丧 失信心。两汉乐府诗在表现平民百姓疾苦时，兼顾到表现对象物质生活的饥寒交迫和精神、情感世界的严重创伤。尤其可贵的是，诗的作者对于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贫民百姓寄予深切的同情，是以恻隐之心申诉下层贫民的不幸遭遇。

同是收录在相和歌辞中的《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三诗， 与《东门行》等三篇作品迥然有别，它们展示的是与苦难世界完全不同的景象， 把人带进另一个天地。这三首诗基本内容相同，都是以富贵之家为表现对象；三首诗的字句也多有重复，最初当是出自同一母体。《相逢行》的作者犹如一位导游人员，两度把人引入侍郎府。第一次见到的是黄金为门，白玉为堂，堂上置洒， 作使名倡，中庭桂树，华镫煌煌。第二次见到的是鸳鸳成行，鹤鸣噰噰，两妇织绵，小妇调瑟。这首诗在渲染主人富有的同时，还点出了他的尊贵身份：“ 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这是一个既富且贵的家庭，而且宝贵程度非同寻常。 黄金为门，白玉为堂，是富埒王侯的标志，不是一般的富，而是巨富。侍郎是皇 宫的禁卫官或天子左右侍从，是皇帝信任的近臣，其特殊地位不是普通朝廷官员所能相比。《鸡鸣》和《长安有狭斜行》把表现对象的显赫地位渲染得更加充分， 或云：“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或云：“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诗中的富贵之家不只是一人居官，而是兄弟几人同时宦达； 所任官职也不限于俸禄为四百石的侍郎，而是秩达二千石的高官显宦。

《相逢行》 和《长安有狭斜行》二诗，作者是用欣赏的笔调渲染富贵之家，《鸡鸣》一诗则警告豪门荡子不要胡作非为，以免触犯刑律，带有劝谏和批判的成分。上述三诗对富贵之家气象的展现，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具有示范性，后来许多同类作品都是以此作为蓝本。黄金为门，白玉为堂，到《红楼梦》中演变成贾府的“白玉为堂金作马”。至于三妇织绵鼓瑟的段落，则被单独划分出去，名为“三妇艳”，在古代乐府诗中频繁重复出现，成为富贵之家的象征，积淀成一种具有特定含义 的符号。 [1] 

表现平民疾苦和反映富贵之家奢华的乐府诗同被收录在相和歌辞中，这就形成对比鲜明、反差极大的两幅画面。一边是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一边是奢侈豪华，不知人间还有忧愁事。一边是连自己的妻儿都无法养活，一边是妻妾成群，锦衣玉食，而且还豢养大群水鸟。这两组乐府诗最初编排在一起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它们的客观效果是引导读者遍历天堂地狱，领略到人间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两极世界。

汉代乐府诗还对男女两性之间的爱与恨作了直接的坦露和表白。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在两汉乐府诗中占有较大比重，这些诗篇多是来自民间，或是出自下层文人之手，因此，在表达婚恋方面的爱与恨时，都显得大胆泼辣、毫不掩饰。鼓吹曲辞收录的《上邪》系铙歌18篇之一，是女子自誓之词：“上邪！我欲与君相 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首诗用语奇警，别开生面。先是指天为誓，表示要与自己的意中人结为终身伴侣。接着便连举五种千载不遇、极其反常的自然现象，用以表白自己对爱情的矢志不移，其中每一种自然现象在正常情况下都是不会出现的，至于五种同时出现， 则更不可能了。

作品由此极大地增强了抒情的力度，内心的情感如火山爆发、如江河奔腾，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遏止。两汉乐府诗中的女子对于自己的意中人爱得真挚、热烈，可是，一旦发现对方移情别恋，中途变心，就会变爱为恨，果断地与他分手，而绝不犹豫徘徊。另一篇铙歌《有所思》反映的就是未婚女子这种由爱到恨的变化及其表现。女主人公思念的情人远在大海南，她准备了珍贵的“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想要送给对方。听到对方有二心，她就毅然决然地毁掉这份礼物，“拉杂摧烧之”，并且“当风扬其灰”，果断地表示：“从今以往，勿复相思。”她爱得热烈，恨得痛切，她的选择是痛苦的，同时又斩钉截铁，义无反顾。

《孔雀东南飞》所写的是另一种类型的爱与恨。诗的男女主角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恩爱夫妻，他们之间只有爱，没有恨。他们的婚姻是被外力活活拆散的， 焦母不喜欢兰芝，她不得不回到娘家。刘兄逼她改嫁，太守家又强迫成婚。刘兰芝和焦仲卿分手之后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他们之间的爱愈加炽热，最后双双自杀，用以反抗包办婚姻，同时也表白他们生死不渝的爱恋之情。《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在叙述这一婚姻悲剧时，爱男女主人公之所爱，恨他们之所恨，倾向是非常鲜明的。

两汉乐府诗还有像《陌上桑》和《羽林郎》这样的诗。在这两篇作品中，男女双方根本没有任何感情基础，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男方企图依靠权势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女方。于是，出现了秦罗敷巧对使君、胡姬誓死回绝羽林郎的场面。这两首诗的作者也是爱憎分明，对秦罗敷和胡姬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嘲笑了好色无行的使君和金吾子。

艺术特色编辑 播报

汉乐府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这一特色是由它的“缘事而发”的内容所决定的。在《诗经》中我们虽然已可看到某些具有叙事成分的作品，如《国风》中的《氓》、《谷风》等。但还是通过作品主人公的倾诉来表达的，仍是抒情形式，还缺乏完整的人物和情节，缺乏对一个中心事件的集中描绘，而在汉乐府民歌中则已出现了由第三者叙述故事的作品，出现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情节，如《陌上桑》、《东门行》，特别是我们将在下一节叙述的《孔雀东南飞》。诗的故事性、戏剧性，比之《诗经》中那些作品都大大地加强了。因此，在我国文学史上，汉乐府民歌标志着叙事诗的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它的高度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

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有的采用对话的形式，如《陌上桑》中罗敷和使君的对话，《东门行》中那个妻子和丈夫的对话，都能表现出人物机智、勇敢、善良等各自不同的性格。《上山采蘼芜》和《艳歌行》的对话也很成功。如果和《诗经》的《国风》比较，就更容易看出汉乐府民歌这一新的特色。对话外，也有采用独白的，往往用第一人称让人物直接向读者倾诉，如《孤儿行》、《白头吟》、《上邪》等。

汉乐府民歌并能注意人物行动和细节的刻划。如《艳歌行》用“斜柯西北眄”写那个“夫婿”的猜疑；《妇病行》用“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写那个将死的病妇的母爱；《陌上桑》用“捋髭须”、“著绡头”来写老年和少年见罗敷时的不同神态；《孤儿行》则更是用一连串的生立即将回归带和纠风办瓜车翻覆”等来突出孤儿所受的痛苦。由于有声有色，人物形象生动，因而能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语言的朴素自然而带感情。汉乐府民歌的语言一般都是口语化的，同时还饱含着感情，饱含着人民的爱憎，即使是叙事诗，也是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因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故应麟说：“汉乐府歌谣，采摭闾净，非由润色；然而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诗薮》卷一)正说明了这一语言的特色。汉乐府民歌一方面由于所叙之事大都是人民自己之事，诗的作者往往就是诗中的主人公；另一方面也由于作者和他所描写的人物有着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生活体验，所以叙事和抒情便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做到“浅而能深”。《孤儿行》是很好的范例：

孤儿生，孤儿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如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翻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乱曰：里中一何譊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宋长白《柳亭诗话》说：“病妇、孤儿行二首，虽参错不齐，而情与境会，口语心计之状，活现笔端，每读一过，觉有悲风刺人毛骨。后贤遇此种题，虽竭力描摹，读之正如嚼蜡，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也。”这话很实在，并没有冤枉“后贤”，但他还未能指出这是一个生活体验的问题。《孤儿行》对孤儿的痛苦没有作空洞的叫喊，而着重于具体描绘，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

形式的自由和多样，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以及杂言种种，其中最常用的是新兴的杂言和五言诗。汉乐府民歌没有固定的章法、句法，长短随意，整散不拘，由于两汉时代紧接先秦，其中虽有少数作品还沿用着《诗经》古老的四言体，如《公无渡河》、《善哉行》等，但绝大多数都是以新的体裁出现的。从那时来说，它们都可以称为新体诗。这新体主要有两种：一是杂言体。杂言，《诗经》中虽已经有了，如《式微》等篇，但为数既少，变化也不大，到汉乐府民歌才有了很大的发展，一篇之中，句式、字数不一，有整有散，由一二字到八九字乃至十字的句式都有，灵活多变，如《孤儿行》“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便是十字成句的。而《铙歌十八曲》全部都是杂言，竟自成一格了。另一是五言体，形式十分整齐。这是汉乐府民歌的新创。在此以前，还没有完整的五言诗，而汉乐府却创造了像《孔雀东南飞》《陌上桑》《上邪》《十五从军行》等完美的长篇五言。从现存《薤露》、《蒿里》两篇来看，汉乐府民歌中当有完整的七言体，可我们已看不到了。丰富多样的形式，毫无疑问，是有助于复杂的思想内容的表达的。

浪漫主义的色彩。汉乐府民歌多数是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但也有一些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义色彩，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如抒情小诗《上邪》那种如山洪暴发似的激情和高度的夸张，便都是浪漫主义的表现。在汉乐府民歌中，作者不仅让死人现身说法，如《战城南》，而且也使乌鸦的魂魄向人们申诉，如《乌生》，甚至使腐臭了的鱼会哭泣，会写信，如《枯鱼过河泣》：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鱮，相教慎出入。

所有这些丰富奇特的幻想，更显示了作品的浪漫主义的特色。陈本礼《汉诗统笺》评《铙歌十八曲》说：“其造语之精，用意之奇，有出于三百、楚骚之外者。奇则异想天开，巧则神工鬼斧。”其实，并不只是《铙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陌上桑》。从精神到表现手法都具有较明显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因素。诗中的主人公秦罗敷，既是来自生活的现实人物，又是有蔑视权贵、反抗强暴的民主精神的理想形象。在她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人民的美好愿望和高贵品质。。“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诗人通过“行者”假装歇息，放担凝视、叹赏之至，忘情捋须；“少年”脱帽理巾，亟思逗引罗敷，欲赚得螓首蛾眉，流波一转；在桑林旁的“耕”“锄”者乃至忘了劳作；等等诙谐而夸张的描写，侧面烘托、着力渲染罗敷之美丽动人。这样的侧面描写和，可谓妙笔生花。它一方面使诗歌平添了喜剧色彩、乐观情绪，使叙事的场面、气氛显得无比活跃。更重要的一方面，这样从虚处落笔，烘云托月，借助人类爱美的天性，对美丽异性的本能向往之情的抒，不着罗敷容貌一字，而尽得其“风流”。人们对容貌美的标准，本来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而诗人这样写，就避开了这一“难题”，从虚空处表现了那种不可描摹的绝对理想化的完美。 十分明显，如果没有疾恶如仇的现实主义和追求理想的浪漫主义这两种精神的有机结合，以及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和浪漫主义的夸张虚构这两种艺术方法的相互渗透，是不可能塑造出罗敷这一卓越形象的。尽管这种结合，是自发的、自然而然的，但作为一种创作经验，还是值得我们借鉴。

《薤露》、《蒿里》是汉代流行的丧歌，送葬时所唱，都收录在相和歌辞中。 《薤露》全诗如下：“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这首诗认为人的生命短暂，不如草上的露水。露水干了大自然可以再造，人的生 命却只有一次，死亡使生命有去无归，永远消失。《蒿里》把死亡写得更为凄惨：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这首诗 是用有神论的观念看待人的死亡，写出了面对死亡时的痛苦心情，是以无可奈何 的态度看待魂归蒿里这个不可抗拒的事实。正常死亡尚且引起如此巨大的悲哀， 夭折横死产生的巨痛更是难以诉说，铙歌《战城南》表现的是对阵亡将士的哀悼。 将士战死以后的景象是：“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 作者极力渲染战场变成墓场之后的苍凉、凄惨，是一幅近乎死寂的阴森画面。尤 其令人目不忍睹的是，“野死不葬乌可食”，阵亡者暴尸城外，无人掩埋，乌鸦 任意啄食。人生之惨，莫过于此。虽然诗中的死者故作豪迈之语，但战争对生命 的摧残依然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以上几首诗在描写死亡的凄惨悲哀时，表现出 对生命的珍惜和留恋，对死亡的疏远和拒斥，死亡被写成是无法回避而强加于人 的残酷事件。

两汉乐府诗还表达了强烈的乐生恶死愿望。如何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是 古人苦苦思索的重要课题，两汉乐府诗在这个领域较之前代文学作品有更深的开 掘，把创作主体乐生恶死的愿望表现得特别充分。

恶死和乐生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两汉乐府诗坦率地传 达了人们对死亡的厌恶之情，同时又以虚幻的形式把乐生愿望寄托在与神灵的沟 通上。郊祀歌《日出入》由太阳的升降联想到人的个体寿命。太阳每天东出西入，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远没有穷尽。然而，人的个体生命却是有限的，生为出， 死为入，一出一入便走完了人生的历程，从而和反复出入、永恒存在的太阳形成 鲜明的对照。于是，作者大胆地想象，太阳是在另一个世界运行，那里一年四季 的时间坐标与人世不同，因此，太阳才成为永恒的存在物。诗人期待能够驾驭六 龙在天国遨游，盼望神马自天而降，驮载自己进入太阳运行的世界。收录在杂曲 歌辞中的《艳歌》描绘出一幅进入天国的理想画面。诗人幻想自己升上云宵，来 到神界仙乡，成为那里的贵宾。各种神灵都为他的到来而忙碌，天公河伯、青龙 白虎、南斗北极、嫦娥织女都殷勤备至，甚至连流霞清风、垂露奔星也都载歌载 舞，张帷扶轮，热情地为诗人服务。这首诗表现的是超越个体有限生命，到达彼 岸世界之后的至乐，给许多天体对象注入了生命。使天神地只和诗人聚集一堂。 同类诗篇还有相和歌辞中的《长歌行》、《董逃行》，不过这两首诗中的长生之 乡不是天国，而是仙山，是靠神药延年益寿。

两汉乐府诗在表达长生幻想时，有时还写神界的精灵来到人间，和创作主体 生活在同一世界。郊祀歌《练时日》、《华烨烨》二诗的都是来自天上，铙歌《 上陵》中的仙人来自水中。在描写神灵莅临的时候，乐府诗作者充分发挥想象力， 刻画得非常细致。《练时日》通过对灵之游、灵之车、灵之下、灵之来、灵之至、 灵已坐、灵安留等多方面的依次铺陈，展示出神灵逐渐向自己趋近的过程及风采， 以及自己得以和神灵交接的喜悦心情。《华烨烨》在写法上和《练时日》极其相 似。《上陵》中的仙人则是桂树为船，青丝为笮，木兰为?翟，黄金交错，显得 超凡脱俗。这些作品表面是写神灵来到世间，神灵向创作主体趋近，实际是暗示 诗人借助神灵的力量获得长生属性，即将成为神仙世界的一员。

两汉乐府诗无论是写举体飞升进入神国仙乡，还是写神灵来到人间，都把人 和神置于同一层面。神灵不再是高高在上，和创作主体很疏远，而是人神同游， 彼此亲近。两汉乐府诗是通过人的神仙化、神仙的世俗化，表达作者沟通天人的 理想。

两汉乐府诗在表现人世间的苦与乐、两性关系的爱与恨时，受《诗经》影响 较深，有国风、小雅的余韵；而在抒发乐生恶死愿望时，主要是继承楚声的传统，是《庄》、《骚》的遗响。

背景介绍编辑 播报

汉代从武帝开始，就频繁地发动战争，大量地征调行役戍卒，造成人民的大批死亡，也使很多家庭遭到毁坏。《战城南》的笔触不仅涉及到战场上凄惨荒凉，还延伸到广阔的社会空间，写出战争造成的社会秩序的破坏、农业生产的荒废。《十五从军征》，以“十五从军征”与“八十始得归”写出了兵役制度的黑暗，两个数字之间巨大的距离令人心惊，它带来的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造成家庭“松柏冢累累”的惨象。

取材编辑 播报

热闹的场所（酒店、京都），突发性的事件，都是作者喜好描述的对象。

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讲述了具有完整情节的故事。如《妇病行》《孤儿行》、《孔雀东南飞》等等。有时情节还曲折多变。《孔雀东南飞》扣住兰芝夫妇的坚贞爱情与封建专制的矛盾，展开了丰富而曲折的情节。兰芝不堪刁难，自请遣归，掀起波澜；仲卿求情，似乎能平息矛盾，但焦母态度蛮横，矛盾反而更加尖锐。

焦刘分手前的盟誓，使矛盾稍缓。而兰芝被逼再嫁，又使矛盾激化。情节跌宕起伏，一波三折。　汉代乐府诗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写人的手法十分娴熟。或通过人物言行表现人物性格，或利用环境、景物衬托人物形象。《妇病行》《孤儿行》的细节、《陌上桑》中的对话、《孔雀东南飞》中人物的行为以及环境气氛，都有效地刻画了人物。

写作手法编辑 播报

两汉乐府诗注意剪裁，详于叙事而略于抒情，注重铺陈场面，详写中间过程而略写首尾始末。使作品一方面　两汉乐府诗对中国古代诗歌样式的嬗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了由四言诗向杂言诗和五言诗的过渡。

《诗经》的四言体式，长于抒情而不宜于叙事描写。尤其是先秦之后，汉语双音词增多，但动词仍多为单音形式，四言诗的“二二”式节拍很难使双音词与单音词进行很好的搭配。诗体革新势在必行。《楚辞》的杂言体对四言诗体是一大解放。汉代乐府诗一开始也多用杂言形式，使叙事描写变得方便起来。杂言诗中已有五言句式。东汉时，五言诗在民间创作中增多，进而影响到文人创作体式。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重要体式此时逐渐成熟。

题材编辑 播报

中国诗歌一开始，抒情诗就占压倒优势。《诗经》中仅有几首叙事诗（如《七月》、《东山》《氓》），大多是抒情诗，且多用重章叠唱的形式。楚辞也以抒情为主。到了汉乐府民歌的出现，虽不足以改变抒情诗占主流的局面，但毕竟有了相当多的成熟的叙事诗。现存的汉乐府诗，约有三分之一为叙事性作品。这些叙事诗，大多采用第三人称，表现人物事件比较灵活。短篇则往往截取生活的一个典型片段来表现，使矛盾集中在一个焦点上，既避免过多的交代和铺陈，又能表现广阔的社会背景。如《东门行》，只写了丈夫拔剑欲行，妻子苦苦相劝的场面，但诗歌背后的内容却是很丰富的。又如《十五从军征》，一面是六十五年的从军生涯，苦苦思乡；一面是家中多少天灾人祸，亲人一一凋零。这一切都不说，只说老人白头归来，面对荒凉的庭院房舍和一座座坟墓，人生的苦难，社会的黑暗，乃至更多人的同样遭遇，尽在其中了。

中等和长篇的叙事诗，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则有更多的描绘和情节的展开、矛盾冲突的起伏。完全有理由说，中国古代的叙事诗，是在汉乐府民歌的基础上发　汉乐府诗开创了新的诗体——杂言体和五言体。其杂言诗自由灵活，似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一篇之中从一二字到十来个字的都有（如《孤儿行》）。作者只是根据内容的需要来写。这为以后的杂言歌行开辟了道路。一般认为，五言诗是在汉代产生的。乐府诗中的《江南》、《十五从军征》等是整齐的五言诗。一般认为这两首诗是西汉时的作品。到了东汉，乐府诗中的五言诗越来越多，艺术性也日臻完美。而且和文人五言诗互相影响，共同促进。在汉代乐府民歌中和文人创作中孕育成熟的五言诗体，此后成为魏晋南北朝诗歌的主要形式。

作品影响编辑 播报

我国诗歌创作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历来有诗国的美誉。早在西周至春秋，就有《诗经》的结集。战国期间争战四起，文士热衷于纵横之术或理论思辨，诗歌呈寥落之状。经秦到汉的四百年间，由于在文学上是辞赋的时代，诗歌创作很不景气，直至东汉后期之前，几乎没有值得称道的诗人诗作，寂寞的诗坛大抵呈一片荒芜。然而恰在此时，从汉武帝采诗夜诵到东汉一代举谣言 ，遂使大量优秀的民间诗歌以乐府的形式得以保存，于是不仅适时填补了汉代诗坛的相对空白，而且简直是使荒漠变成了花园 （余冠英《乐府诗选·前言》）。从这种意义上讲，正是汉乐府民歌使中国诗歌从《诗经》开始的现实主义精神，发展成为延续未断的更加丰富、更加具有创作活力的传统，其地位之重要，是不言自明的。

汉乐府民歌对后世诗歌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当然首先表现在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的现实主义传统继承上。正是在汉乐府民歌的滋养下，直面人生的汉代诗人创作才逐渐活跃起来，从开始时的模拟到创新，为建安诗坛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诗家所推崇的 建安风骨 、 魏晋风力 ，又是初唐陈子昂诗歌革新运动的一面旗帜。到盛唐，伟大诗人杜甫 即事名篇 所作的 三吏 、 三别 等不朽诗章，到中唐，白居易、元稹标举的 新乐府 运动，到晚唐，皮日休 正乐府 ，整个唐代，汉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都在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中起指导作用。甚至晚清著名诗人黄遵宪在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时代，仍自觉地取 乐府之神理.至于汉乐府民歌所开创的五言诗体，一直作为中国古典诗体的主流，以及汉乐府民歌在叙事技巧、语言艺术等方面对后世起到的显著作用，都已有目共睹，毋庸赘言了。

经典作品编辑 播报

汉乐府民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具体而深入地反映了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艰难与痛苦。

十五从军征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

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

遥望是君家，松柏冢（zhǒng）累累。

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

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

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

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

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战城南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声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独徘徊。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病妇行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

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

“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

有过慎莫笪笞（dá chī），行当折摇，思复念之。”

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

闭门塞牍，舍孤儿到市。

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

从乞求与孤儿买饵，对交啼泣，

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

探怀中钱持授交。入门见孤儿，

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

“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

孤儿行

孤儿生，孤子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土。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为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反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乱曰：里中一何譊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赏析：清·宋长白《柳亭诗话》说：“病妇、孤儿行二首，虽参错不齐，而情与境会，口语心计之状，活现笔端，每读一过，觉有悲风刺人毛骨。后贤遇此种题，虽竭力描摹，读之正如嚼蜡，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也。”

古歌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

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

令我白头。胡地多飙风，树木何修修。

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饮马长城窟行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

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

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

他乡各异县，辗转不相见。

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

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

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

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

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豨！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

上山采蘼芜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

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

“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

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

“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閤去。”

“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

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

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陌上桑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

罗敷前致词：“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长歌行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译文：园中的葵菜呵郁郁葱葱，晶莹的朝露阳光下飞升。 春天把希望洒满了大地，万物都呈现出一派繁荣。 常恐那肃杀的秋天来到，树叶儿黄落百草也凋零。 百川奔腾着东流到大海，何时才能重新返回西境？ 少年人如果不及时努力，到老来只能是悔恨一生。

赏析： 这首诗从“园中葵”说起，再用水流到海不复回打比方，说明光阴如流水，一去不再回。最后劝导人们，要珍惜青春年华，发愤努力，不要等老了再后悔。这首诗借物言理，首先以园中的葵菜作比喻。“青青”喻其生长茂盛。其实在整个春天的阳光雨露之下，万物都在争相努力地生长。何以如此？因为它们都恐怕秋天很快地到来，深知秋风凋零百草的道理。大自然的生命节奏如此，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不趁着大好时光而努力奋斗，让青春白白地浪费，等到年老时后悔也来不及了。这首诗由眼前青春美景想到人生易逝，鼓励青年人要珍惜时光，出言警策，催人奋起。最著名的千古佳句就是那句“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江南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赏析：这首诗描写了采莲时观赏鱼戏莲叶的情景。这首诗诗为《相和歌辞。相和曲》之一，原见《宋书。乐志》，算得上是采莲诗的鼻祖。主旨在写良辰美景，行乐得时。清人沈德潜评此诗为“奇格”（《古诗源》卷三）。张玉榖则认为此诗不写花而只写叶，意为叶尚且可爱，花更不待言。

大体这种民歌，纯属天籁，最初的创作者未必有意为之，而自然显现一片大自然活泼的生机。余冠英先生认为“鱼戏莲叶东”以下四句，可能是“和声”。前三句由领唱者唱，而后四句为众人和唱。

此为汉代民歌，诗中大量运用重复的句式和字眼，表现了古代民歌朴素明朗的风格。诗歌描绘了江南采莲的热闹欢乐场面，从穿来穿去、欣然戏乐的游鱼中，我们似乎也听到了采莲人的欢笑。

“田田”指荷叶茂盛。

孔雀东南飞

序曰: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kōng hóu），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mǔ），及时相遣归。”

府吏得闻之，堂上启阿母：“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

阿母谓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府吏长跪告：“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

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

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fù）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违吾语。”

新妇谓府吏：“勿复重（chóng）纷纭。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pīng）萦（yíng）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妾有绣腰襦，葳（wēi）蕤（ruí）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wèi）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niè）丝履，头上玳（dài）瑁（mào）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dāng）。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出门登车去，涕落百余行。

府吏马在前，新妇车在后。隐隐何甸甸，俱会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

新妇谓府吏：“感君区区怀！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君当作磐（pán）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

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阿母大拊掌，“不图子自归！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兰芝惭阿母：“儿实无罪过。”阿母大悲摧。

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pián）言多令才。

阿母谓阿女：“汝可去应之。”

阿女含泪答：“兰芝初还时，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

阿母白媒人：“贫贱有此女，始适还家门。不堪吏人妇，岂合令郎君？幸可广问讯，不得便相许。”

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丞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

阿母谢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

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pǐ）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

兰芝仰头答：“理实如兄言。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虽与府吏要（yāo)，渠会永无缘。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床去，诺诺复尔尔。还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谈大有缘。”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语速装束，络绎如浮云。青雀白鹄舫（fǎng），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踯（zhí）躅（zhú）青骢（cōng）马，流苏金镂鞍。赍（jī）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xié）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

阿母谓阿女：“适得府君书，明日来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举！”

阿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晻晻（yǎnyǎn）日欲暝，愁思出门啼。

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未至二三里，摧藏（zàng）马悲哀。新妇识马声，蹑履相逢迎。怅然遥相望，知是故人来。举手拍马鞍，嗟叹使心伤：“自君别我后，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愿，又非君所详。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

府吏谓新妇：“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

新妇谓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执手分道去，各各还家门。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

府吏还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

阿母得闻之，零泪应声落：“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

府吏再拜还，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

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

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1]

东门行

出东门，不顾归。

来入门，怅欲悲。

盎中无斗米储，环视架上无悬衣。

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

“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

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

今时清廉，难犯教言，君复自爱莫为非！

今时清廉，难犯教言，君复自爱莫为非！”

“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平慎行，望君归！”

艳歌行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

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

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

赖得贤主人，揽取为吾绽。

夫婿从门来，斜柯西北眄。

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

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看到，乐府的一大功能就是“观民风”——

《采诗观风：古代中国的乐政与乐治》（2022-11-03 人民论坛 曹胜高）报道：

摘要：采诗是由外交、行政和乐官等行政体系参与的制度性设计，借助歌诗可以深入了解地方风俗、观察百姓好恶、反馈行政得失，形成借助礼乐考察政治得失的施政理念。通过整理、演唱所采之诗，不仅形成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反馈机制，而且塑造了文学艺术关注现实的鲜活面目，建构了文艺参与国家治理的模式。

在中国音乐理论中，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各异，其制作和演奏的乐歌声情、曲调、风格各有差别。国家建立乐政体系采诗观风，以体察民生、了解民情，作为执政的参考；并借助乐歌的传唱来整齐风俗、泄导人情，确立了具有教化功能的乐治学说。

采诗观风的制度形态

早期中国所形成的采诗制度，是借助歌诗所体现风土人情来观察民生疾苦，建构了多个行政系统相配合的采诗制度。《左传·襄公十四年》载，晋国乐师师旷对晋平公说：“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瞽为诗”即乐官采诗或者整理诗。师旷又引《夏书》言：“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遒人”是出使他国的使臣，他们沿途收集歌谣，归国后进行整理。

诸侯派往各地的使节受过专门训练，可以辨声知音。西汉刘歆《与扬雄书》言，行人（注：古代的外交官员）、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僮谣、歌戏”，回来呈报给朝廷。东汉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描述行人采诗的方式：“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将收集来的歌谣交给乐师整理后，献于天子，用以观察民风民俗。

扬雄、班固所言的采诗制度，在汉代得以延续。汉武帝设乐府采诗夜诵，借鉴地方民歌制作十九章之歌，用于郊祀。王莽曾设置风俗使，以观天下教化。有一次，风俗使者八人收集郡国歌谣达三万言。东汉光武帝广求民瘼，观纳风谣，利用歌谣了解民情。汉和帝即位后分遣使者，微服单行至各州县，继续观采风谣。汉灵帝光和五年（公元182年），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①，将流传于民间的风谣作为判断官员善恶的依据。北宋郭茂倩主编的《乐府诗集》中所列的杂曲歌辞、杂歌谣辞，有不少是对官员进行美刺的歌谣，就源于这类采诗活动。

后代延续采诗制度，以乐观政。元嘉三年（公元426年），南朝宋文帝遣大使巡行四方，博采舆诵，广纳嘉谋，亲自观览。后来，梁武帝也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观政听谣。北魏孝文帝遣张彝巡方省察，问民疾苦，张彝将采诗编为七卷呈上。建德五年（公元576年），周武帝下诏周省四方，察讼听谣，将行政巡察与采集歌谣结合起来，观察行政得失。敦煌出土文献《沙州都督府图经》：“右唐载初元年四月，风俗使于百姓间采得前件歌谣，具状上讫。”唐初仍设风俗使采集民间歌谣。南宋陆游曾见唐代卢纶墓碑中言：“元和中，章武皇帝命侍臣采诗，第名家得三百一十篇。”②中唐亦有使臣采诗制度。据北宋僧人文莹《湘山野录》记载，魏瓘修筑广州城时作《感怀》，文彦博听闻之后，采其诗进呈，魏瓘由此进龙图阁直学士，北宋依旧延续着采诗观政的传统。

清代使臣出使时也有采诗职责。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孙致弥作为清朝使节团成员，收集朝鲜朝野流传的近体诗，撰成《朝鲜采风录》，为时人称道。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记名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两人前往各国联络，被要求兼采风谣，以观风俗。

采诗观风是充分利用乐歌的感性表达，来体察不同地区百姓的喜怒哀乐，作为考察风土人情和行政得失的参考。乐歌含蓄而富有情感的表达，可以直感而深刻地反映民风民情，由此形成了早期中国以乐官为核心的社会反馈机制和行政调整体系。

采诗观风的运行机制

采诗制度的运行，依托的是诸多行政机构相互协作的乐政系统，推动着采诗观风机制的高效运行。

基层官员负责采集歌诗。东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宣公十五年》言，在漫长的冬季中，百姓聚集在一起，“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村社设有采诗官，由鳏寡之人担任，在没有录音和记谱的情况下，他们凭借口耳传唱的方式传播这些最为原始的民歌。

乐官负责整理歌诗。基层收集来的乐歌要层层上报，需要在乡、邑、国设有相应的乐官，对乐歌进行甄别与整理。甄别是对各种版本的乐歌去粗取精，使之经典化；整理是对民歌的音声、旋律、歌辞进行加工，将之经典化。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楚简《采风曲目》中有五音各声名所属歌曲的篇目，当是楚国乐官对采集来的民歌按照音乐属性进行的有序整理。《国语·鲁语下》记载，闵马父对景伯言：“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正考父所校的十二篇，正是宋人整理的祭祀殷先王的诸多乐歌，将代表性的歌诗呈献给周太师。今本的《商颂》只有五篇，有可能是周太师选定后才得以流传的。

据《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太师的主要职责有四：一是正音，分辨声的高下、厚薄、急缓、长短，校准乐器，保证乐音纯正。二是作乐，实现五音、六律、八风的妙合无垠，并进行配器、合律、演奏、歌唱。三是教唱，按照风、雅、颂、赋、比、兴的表达方式，教乐工演唱诗作。四是率乐工演奏，在射礼、燕礼、军礼、宾礼、凶礼等场合歌唱乐曲。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设太师，既负责整理邦国的乐歌，也演奏朝廷通用的乐歌。如鲁国的乐工既能演奏鲁国专用的鲁颂，也能歌唱十五国风、小雅、大雅、周颂等王朝通用的乐歌。各诸侯国太师整理的邦国歌诗，充分体现着本邦国百姓的喜怒哀乐。《礼记·王制》言天子巡狩时“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东汉郑玄注：“陈诗，谓采其诗而视之。”实际是天子以采诗的方式来收集邦国呈献的歌诗，让天子从中了解诸侯国的风土人情。③

太师陈诗被视为天子观民风、知得失的行政手段，在后世被效仿。武则天曾仿旧制，要求负责礼乐的太常卿采诗以观风。唐玄宗巡幸各地，诏书中常言“将陈诗以问俗”，要求采集歌诗以观民风。④在《大唐开元礼》所列的朝觐仪式中，还有“命太常卿采诗陈之，以观百姓之风俗”的制度规定，表明乐政体系仍在有效延续。

因此，采诗观风是由各级各类具有音乐素养的官员配合而成的乐政系统。其中，基层百姓参与收集，行人参与汇总，乐官负责甄别、整理、演奏，使得民间“感于哀乐”的乐歌得以经典化，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熠熠生辉的名篇。

采诗观风所体现的乐治理念

古代中国之所以高度重视采诗观风活动，在于其利用自下而上的行政反馈机制了解民情，又借助自上而下的礼乐教化改良民风、改善民俗，形成了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乐治理念。

作为艺术创作，音乐、诗歌、舞蹈体现着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风土之音曰风”⑤，《诗经》十五国风正是不同地区音乐与歌诗的展现。采诗观风，充分重视了民间艺术的原创性，尊重百姓的艺术创造，将生产生活作为艺术创新的来源，《诗经》才存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风雅之作；汉乐府才流传着“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民歌；西曲、吴歌、六镇兵歌才成为新鲜的音乐养分；唐宋的燕乐还能翻新出奇，推动曲子词的发展；北曲南下又推动了散曲和杂剧的兴盛。音乐的每一次推陈出新，都能牵动诗歌形式、格调、品味的与时俱进。中华文化所重视的采诗观风，持续从民间艺术中吸取养分，推动艺术创作不断更新。

作为文化观念，采诗观风高度重视了文艺作品的社会反馈功能。《礼记·乐记》认为诗歌是个人心志的体现，人的喜怒哀乐之情诉诸于语言是为诗，见诸于声律则为歌，付诸于手足即为舞。诗、歌、舞体现人之常情，就形成了最基础的艺术表达。若要建构稳定的社会秩序，就要尊重、理解并恰当引导百姓的喜怒哀乐。尊重是充分认同百姓有表达自我情志的合法性，对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祈所盼感同身受，能理解百姓疾苦，才可以得到民心。理解是通过隐含在乐声、歌辞中的委婉表达，体察百姓在生产生活中的期待，认可百姓赞美或批评的合理性，就可以体察民情。恰当引导是以礼别异、乐合同的方式，鼓励百姓将喜怒哀乐的表达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之内，发乎情止乎礼义，形成中和之音，合乎稳定顺畅的社会秩序。

采诗观风并非是单向地从民间采诗，更是借助采诗了解民间疾苦，将之作为自下而上的社会反馈机制。乐官整理民间流传的歌谣，使之更加优雅整齐，成为官方推行的经典曲目，在重要典礼上演唱。如《诗经》中的《关雎》《采蘩》《采蘋》等歌诗，原本是周南、召南地区的民歌，经过乐官的整理后，在燕礼、射礼、乡饮酒等礼仪中广泛使用。西汉的郊祀歌是汉乐府吸收赵代秦楚民歌整理而成。唐宋教坊演奏的新乐、俗乐和散乐是收集整理全国各地及周边民族的音乐而形成的新曲目。借助采诗观风，中华文化能够做到雅俗共赏，形成了既有经典流传又有艺术活力的文化生态。

作为治理模式，采诗活动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策略。中华文明强调民为邦本，两周设计的行政纠错机制，是期待自下而上地对天子进行劝谏，使之尽可能避免决策失误。《国语·周语上》记载，邵公谏厉王弭谤时说：“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官员用采集、整理或者创作的歌诗委婉劝谏，相互讽喻，共同改善行政措施。有了系统的劝谏、规劝、补察、教诲，以期避免重大的决策失误。

诗具有美刺功能，美是对朝政进行颂美，刺是对决策进行批评。因此，采诗、献诗甚至作诗，常以美、刺两个维度来衡量诗的功用。秦汉之后的行政体系，因更多采用奏疏、谏议的方式讨论得失，音乐、诗歌委婉含蓄批评朝政的功能逐渐淡化。但士大夫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依然期待诗歌能够担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功能，恢复乐治传统。白居易曾呼吁重设采诗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⑥元好问也主张以诗存史，以诗写风土人情、兴亡成败，强化诗的美刺功能，倡导采诗以观得失、作乐以为教化的乐治理念。

因此，采诗观风的核心意义在于建构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和自上而下的教化机制，充分发挥文艺的认识作用、审美作用和教育作用，作为国家治理理念的组成部分。今天，我们可以借鉴古代采诗观风的实践经验，深入田间地头，了解百姓的喜怒哀乐，吸收新的文艺养分，推陈出新，精益求精，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

注释

①[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五十七《刘陶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851页。

②钱仲联、马亚中主编：《渭南文集校注（二）》，《陆游全集校注》第10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32页。

③[清]孙希旦撰：《礼记集解》卷十二《王制》，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28页。

④[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7页。

⑤[南宋]郑樵撰：《通志二十略·通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7页。

⑥[唐]白居易著：《白居易集》卷六十五《策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370页。

谢选骏指出：上述制度使得乐府成为收集社会公议的机构，是古代公议社会的必要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