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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15日星期四

谢选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导致病毒扩散



《感染病例激增中的北京:不是封城,胜似封城》(KEITH BRADSHER, DAVID PIERSON 2022年12月14日)报道:


北京街头以前到处可见的外卖送餐员已几乎消失,因为他们中很多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由于太多的员工核酸阳性,餐馆已经关门。以前街头随处可见的骑着小摩托车在车流中穿梭的外卖送餐员已几乎消失,因为他们中很多人感染了新冠病毒。药店的感冒药被抢购一空,超市的必需品也告罄:消毒液、抗菌湿巾、啤酒。

中国政府取消了严格的“新冠清零”政策后不到一周,北京看起来像是一座处于封控困境下的城市,只不过这次是民众自己强加的。人行道和步行购物街人迹稀少,曾经繁忙的交通要道现在变得空空荡荡。随着一轮新冠疫情席卷中国首都,民众都躲在家中并囤积药物。

“现在放开没人敢出来,没有人,”北京一家餐馆的老板岳家军(音)说,政府上周允许顾客堂食后,一开始他还挺高兴的,后来才发现感染激增会让顾客不敢来吃饭。

“外卖一样,也没有客人,”岳先生说,不过他承认,就算有人下单,可能也没有足够的外卖送餐员。

整座城市的居民都有一种不祥的意识,那就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已经历过的病毒在出现了三年后,正首次在北京不受限制地、迅速地传播。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充满了全国各地的人们分享感染新冠病毒的消息和患病经历。

“目前亲戚朋友里的阳性大概增加到了50%到60%,”一名网友在微博上写道。

电子商务网站京东的首席执行官刘强东和房地产大亨王石都在微博上分享了他们感染新冠病毒后康复的经历。人气连锁餐厅俏江南集团的创始人张兰也感染了病毒,尽管状态不佳,她仍在网上直播带货,推销维生素和香肠作为治病补充措施。“我在这里就是鼓励你,”张兰告诉她的观众。“调整好心态,多喝水,没事。”

药物已变得很难找到,无论是在医院还是在药店。许多居民抱怨,北京应该对预料之中的疫情暴发有更多的准备,应该提前储备药物。

“最紧缺的是没有药,”一名现年25岁的北京居民说,由于讨论疫情问题的政治敏感性,他只说自己姓王。

王先生说,他周六早上发烧37.8度,喉咙痛,头晕。他在家中做了快速抗原检测,阳性后去了一家医院的发热门诊。

“在家不知道做得对不对,来医院了解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王先生说,还说他想让医生给他开止痛药布洛芬和一种名为连花清瘟的抢手中成药,后者的价格已遭到哄抬。

医生给他开了另一种止痛药洛索洛芬和一种人气没有那么高的中成药——感冒清热冲剂。“因为现在很多药没有,开的其他药不知道能不能有大效果,热门的药基本卖光了,”王先生说。

在北京某医院发热门诊外排队的患者,摄于周日。北京呼吁人们如果没有症状或只有轻症,不要拨打120急救电话。文森特·陈(音)说,他在本地药店或网上都找不到退烧药,后来求他在北京以外的朋友把退烧药寄来。他不得不为此花了一大笔钱快递费,因为普通投递服务忙不过来或人手不够。

“其他快递也瘫痪了,”现年35岁的陈先生说。

人们各有奇招。微博上现在流传着教城市居民如何从农村药店买药的攻略。

囤积的药品不仅限于止咳药和润喉糖。商店里的黄桃罐头现已售罄,因为据信它们富含足以抵御病毒的营养。这种甜品在中国东北地区颇受欢迎,当地人用它来缓解感冒症状,但现在随着人们想方设法战胜新冠病毒,黄桃罐头似乎正在其他地方赢得信徒。官方媒体不得不出面澄清,称没有证据表明黄桃罐头有任何药效作用。

这不是政府上周唯一一次试图平息人们寻找“神药”的狂热。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就中成药价格失控问题向生产商和零售商发出警告,这之前已出现了以高于正常价格三倍多的价格出售连花清瘟的情况。

“严禁哄抬物价,”国家市监局上周五通报说。

自从政府放松新冠病毒防控措施以来,连花清瘟的制造商石家庄以岭药业的股票已在深圳股市上涨了逾20%。

短缺问题似乎没有扩大到食物。北京已一再承诺保持在疫情期间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鉴于首都的政治重要性,北京历来在食物供应上享有优先权。

在北京仍有足够员工维持营业的超市里,橙子、玉米、卷心菜和其他农产品供应充足。只是清洁产品和酒类的货架正在变空,因为顾客们试图为他们需要在室内待多久做准备。

其他生意就没有超市那么幸运了。中国为试图重振旅游业已在上周取消了对国内旅行的限制,但北京的一些酒店已不再接收新客人,因为酒店的员工太少,无法为客人提供服务。

上周解除封控后,工人正在拆除北京的路障。目前很难厘清首都这轮新冠疫情的严重程度,因为政府正在取消大规模核酸检测的做法。

北京疫情的严重程度难以判断。中国正在拆除国内的大规模核酸检测系统,因此无法知道感染人数。北京市周一通报了559例确诊病例和468例无症状感染者,低于12月5日通报的1163例确诊病例和3503例无症状感染者。12月5日是当局要求进入公共场所需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最后一天。

其他可得到的数据表明,北京的感染人数激增。北京市卫健委新闻发言人李昂在周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120急救电话呼入量急剧增加,上周五的呼入量是平时的六倍,全市发热门诊上周的就诊人次是一周前的16倍。

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能否为感染新冠病毒的重症患者或患有其他不相关疾病的人提供所需的救治和医疗服务。北京与农村地区相比有很多优势,拥有国内一些最好的医院。北京上周六呼吁人们如果无症状或轻症,不要拨打120急救电话。

记者上周六先后采访了离开东城区一家医院的几位老人,他们表示得到了治疗,包括透析和脚伤。

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能否为新冠病毒感染重症患者或患有其他与新冠无关疾病的人提供所需的救治和医疗服务。

但是一名66岁的男子抱怨说,他患有慢性腰痛,已经疼了一周,他说没能看成急诊,因为号都挂完了。由于讨论中国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做法的政治敏感性,这名男子只说自己姓高,他说,他来日会再试着挂一次号。

“我现在还是疼,”他说。“我会再来。”


谢选骏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带来了“以病毒扩散为中心”的极端恶果——因为从小妈妈就教育我们“钱是世界上最脏的东西”,因为什么病人都摸它,而且可能在任何情况下摸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岂不就是“以摸钱为生命的中心”?“以摸钱为中心”岂不就是“以病毒扩散为中心”?所以我从“钱是世界上最脏的东西”看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带来了“以病毒扩散为中心”的极端恶果——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强拆了十字架从而变得寡廉鲜耻之后!“钱是世界上最脏的东西”导致这个社会以病毒扩散为中心了!


《恐惧和羡慕:中美眼中的彼此》(MEGAN K. STACK 2022年12月13日)报道:


数十年来,美中两国都将对方的意识形态视为某种感染。

然后,真正的病毒出现了。

这场疫情一直是各国政府的试验场。重视个人权利和公民自由的社会陷入恐慌和困惑,不知该要求人民做出多大的牺牲(活动范围、赚钱机会、上学等等)以阻止病毒传播。这是一条个人与集体、自由与安全之间的断层线,凸显了中美两国早已发现的令彼此羡慕的品质和恐惧的陷阱。

本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再作茧自缚,面对经济疲软和民众动乱这些老生常谈的疫情问题,解除了不切实际的“新冠清零”政策的部分规定。隔岸观火的美国人看到了中国的严酷封控突然向喧闹的抗议屈服的诡异场面。

而在意见分歧空前之大的美国,对中国防疫的态度也从未达成过一致。

2020年,在上任疾控中心主任之前,罗谢尔·瓦伦斯基谈到了中国“非常严格”的新冠政策的高效。但随着时间推移,带着反乌托邦气息的鬼魅之声从上海的高层公寓楼窗户传出,飘入夜晚空无一人的城市;机器狗和无人机在街上巡逻,这些都让美国的旁观者毛骨悚然。

但在美国观察中国之际,中国也注视着美国。中国官媒和官员都将美国的混乱视为我们的制度已经无可挽回地崩溃的证据,因为美国人的自私自利,无数悲剧被一笔勾销,而关键在于,中国将避免这样的命运。即便在“新冠清零”的最末期,当抗议即将在中国各地蔓延,政府还在继续宣传关于美式自由致命弱点的警告。

“美国‘自由’的代价:新冠死亡人数100万+每年枪击死亡4万人+仅2021年就有107622人死于芬太尼,”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1月下旬在Twitter上写道。(准确地说,这个数字是所有药物导致的死亡,并不仅是芬太尼。)“美国人民理应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想要的是保护国民生命,确保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是中国的扔麦时刻。

当然,两国都不能宣称自己取得了真正的胜利。在防控新冠疫情的努力中,两国都深受创伤,经历了严重的经济破坏和政治动荡。因此,它们也更有理由利用民族主义抹黑对方,分散民众的注意力。

从疫情之初,特朗普总统及其支持者就对“中国病毒”和“武汉流感”大加嘲讽。

中国官员则对美国以牙还牙,造谣新冠病毒可能是从美国军方实验室泄漏,或是被感染病毒的美国军人带进了中国。

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2020年3月的推文中写道。美国官员“欠我们一个解释”!

在疫情最初的几个月,中国占据一个优势:管控的机制与习惯已经存在。

与此同时,尽管民众开始以令人心碎的速度离世,美国人仍不能遵守口罩和防疫规定。美国的每一点苦难都在中国媒体上被放大。

2020年秋,中国官媒大肆宣传了一份中国智库的报告,将美国称为“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新华社抨击了“冷酷”的美国政府操弄疫情政治,任由民众死亡,称之为“漠视美国人民基本人权的政治操弄”,还说这是“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政府喉舌宣称,相较之下,中国正在证明自身的优越性。

《人民日报》一篇文章用军事术语激情描述了中国的抗疫行动,反复将之形容为“惊心动魄”的“大战”或“斗争”。该文章还引用了习近平的讲话,他号召全国人民将这场疫情视为制度优越性的证明。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习近平说,“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专注于研究中国技术、信息和审查制度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科学家萧强告诉我:“中国人每天都在接收这样的信息:‘看,这就是我们的制度优势,我们能集中权力,协调好一切,这就是中国更厉害的原因。’”他还说:“这也扩大到了他完整的政治信号之中:‘这就是为什么你们需要习近平,这就是他需要继续掌权的原因。’”

他也确实打算继续掌权。习近平取消了中国宪法对任期的限制,为前所未闻的第三个任期铺好了路。

多年来,民众顺应了政府要求,但无休止的核酸检测和无数日常麻烦的刁难积怨已久。很多人认为,新冠封锁路障是造成11月乌鲁木齐公寓火灾中至少10人——包括儿童——丧生的罪魁祸首。(当局否认这一说法。)世界杯上不戴口罩的人群狂欢的景象也让他们意识到,与官媒渲染的恐怖相反,全世界都在重新享受相对正常的生活。愤怒且疲惫的民众涌上街头,要求结束封锁,逼得习近平别无选择。

毫无疑问,经济困境是习近平放弃堂吉诃德式“新冠清零”的关键动机。尽管如此,中国官员还是难免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他们还是在自己曾经蔑视的自由呼声面前屈服了。

那接下来呢?中国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实施封锁、清理互联网和监视公民之上,对于推动民众接种疫苗活和提升医院救治能力都做得不够。如果随着疫苗接种状况参差不齐的民众混合感染,导致死亡和住院人数成倍增长,中国民众可能会对领导人颇有怨言,尽管多年来都在宣扬民族主义论调,但他们未能采取最显而易见的措施来保护人民的健康。

但让我们先把政府放在一边,重点关注人民。尽管两国领导人的说辞和规划都堪称变幻莫测,中美两国人民都没有按照他们的预期行事。

中国人民受够了无休止的隔离,冒上巨大风险要求更多公民自由。与此同时,一些美国人哀叹——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封闭对儿童的教育和心理健康都会造成极大伤害——本国领导人未能实施更严格的管控。

这让我想起多年前我被派往上海一所高中报道拿下标准化考试全球最高分考生的经历。受采访的中国教育专家所表现出的谦逊令我吃惊。他们担心学生没有学会创造性思考,中国年轻人的学习方法或许无懈可击,但在需要创新精神的领域可能仍然缺乏竞争力。

那时的美国家长焦虑关注着中国的STEM教培,但中国人却带着自己的焦虑回望美国。

我们都渴望自由和安全。而搞砸这二者之间的平衡,似乎正是两国政府在所难免的命运。


谢选骏指出:何以至此?因为这俩国家都以经济为中心了,都以各自的方式强拆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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