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科林伍德自相矛盾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读柯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国宗笔记 2021-04-25）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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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柯林伍德这句话早已是耳熟能言的史学名言了。不过正如诸多名人名言总是容易被人误读一样，柯林伍德这句话同样被许多人误认为历史研究只是局限在狭义的思想领域。其实，柯林伍德在书中首次完整论述时是这样的：“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即历史学家研究的不是狭义的思想史，而是一切历史行为内在的思想，这个范围包括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宗教史、艺术史等等。历史学家需要关注的正是这些历史行为内部的历史思想，只有思想才能构成历史行为。

在本书的开端，科林伍德首先针对历史学自问自答了四个问题，他认为今天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历史学应当是：“（1）一门科学，或者说回答问题；（2）与人类过去的活动有关；（3）通过解释证据来进行；（4）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 但是历史学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成熟的，实际上历史学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为此柯林伍德首先花费了四个章节回顾了从希腊罗马直到20世纪的西方史学。在对这些阶段历史学或准历史学的分析批判中，我们不仅了解到了西方史学思想的概况，而且能够从中大致总结出柯林伍德的史学思想特点。在后论的七篇文章中，柯林伍德又集中分析了他对历史学的诸多看法。

（一）希腊罗马的历史编纂学

在柯林伍德看来，历史学实际是一个发明，是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的发明。在此之前，统治近东的是神权历史学和神话这两种形式构成的准历史学。而古希腊的思想本质上带有一种强烈的反历史的形而上学的色彩。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特点，那是因为“他们（希腊人）生活在一个历史以特别的速度运动着的时代里，生活在一个地震和侵蚀并以在其他地方罕见的暴力改变着大地面貌的国度里。他们看到的整个自然就是一场不断变化的场面，而人类生活又比任何其他事物都变得更为激烈。” 正因如此，他们特别强调永恒性，只有具有永恒性的事物才算知识，“它本身不能包含有使它自己消失的种子” ，如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自然规律天生就具有永恒性。生活总是瞬时性的，永远在变化，无从捕捉与证明，历史因此便无法存在了，“是企图知道由于瞬息即逝而成为不可知的一切” 。

但希罗多德大大地超越了时代主流思想，使得他成为了历史学之父。除了讲究证据这一点外，希罗多德的《历史》几乎全部包含了上述历史学的四点要求。与之相对的是，柯林伍德对修昔底德的批评就大大降低了，他认为修昔底德非但不是希罗多德的继承人，反倒是“一个把希罗多德的历史思想掩盖并窒息在反历史的动机之下的人” 。但修昔底德的著作却讲究证据。不过截至到亚历山大大帝大扩张之前，希腊的历史学仍是一种特殊主义：“历史在本质上始终都是一个特殊社会单位在一个特定时间里的历史。” 这就使得历史学的视野只能局限在一个狭小的时空。

到了希腊化时代，庞大的帝国使得历史学者的视野大大扩展开了。他们意识到了野蛮人可以希腊化，世界空前扩大；“世界”不再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概念，整个帝国共享希腊世界的单独历史；世界史不能仅凭目击者的证词，需要权威材料的编纂，即柯林伍德反复提及的“剪刀加浆糊”的史学方法。这一时段的代表作者就是波里比乌斯、李维与塔西佗，他们都是“剪刀加浆糊”史学的代表。比如罗马史大家李维，“李维的全部任务就是搜集早期罗马历史的传说纪录并把它们熔成为一篇单一的连贯的叙述，即罗马史” 。

“剪刀加浆糊”的史学在柯林伍德看来其实不算真正的历史学，因此他称之为“希腊罗马历史编纂学”。这种史学的优点是人文主义，将过往的神意从中剥离出来，全力解决人类问题，“都是作为人类意志的直接结果而发生的”。但这种史学也有一个重大缺点——实质主义。实质主义被柯林伍德归结为“建立在一种形而上学的体系的基础之上，这种体系的主要范畴就是实质这一范畴” 。这种主义的导向就是“历史学不能解释一个行动者是怎样产生的或经历过任何行之上的变化；因为行动者既然是一种实质，就永远不可能产生也永远不可能经历任何性质上的变化，这是形而上学的公理。” 简而言之，希腊罗马的历史编纂学只能表明事情是什么，并不能探究事情为什么是这样，从来不能深入事情的内在，更不可能达到将过去的历史在自我心灵中实现复活这样的高度。

（二） 基督教的影响

到了公元第四、第五世纪，基督教兴起，历史观念因此发生重大变化，希腊罗马历史学的两大优缺点因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文主义变成了相信人类行动天然就是盲目性，实质主义则遇到了创世说的挑战，即“除上帝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并且其他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 。上帝的加入使得人们在设想历史学时出现三大倾向：历史过程是上帝目的的时间，承认在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无须任何人的主观设想；开始注重历史人物本身的存在和性质，从实在转向了过程；基督教的普遍主义使得历史学超出了希腊史、罗马史的范畴，开始要求一部世界史，即上帝对人生目的的普遍展开的通史。而根据这些要求写成的任何历史，“必然是普遍的、神意的、天启的和划分时期的” 。

中世纪的史学仍是“剪刀加浆糊”的历史编纂学，然而上述的这些特点却让历史学获得了飞跃，诸多近代史学的核心成分有意识地为基督徒所创造出来了。当然这一时代的史学也存在重大问题，强调上帝与神意，历史叙述中有太多的非历史成分；天然存在一种末世学，即历史的结局早已为上帝所注定，这一点是柯林伍德最为反感的，因为柯林伍德从来不相信历史学能够预测未来。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史学又回到了“一种基于古人看法的人文主义历史观上面来” 了，历史是人的历史，“历史就这样变成了人类激情的历史，被看作是人性的必然体现” 。

在这一时代，历史学获得了人性、批判性以及战胜实质主义的胜利。培根意识到了历史学家不可能预测未来，笛卡尔虽不相信历史学是一种知识，却从反面提出了历史学需要怀疑与批判的原则。17世纪下半叶，笛卡尔派的历史编纂学提出了对权威著作的三大批判要求：没有任何权威能必然诱导我们去相信，我们所知道的事物是不可能发生过的；不同权威必须相对校对并协调一致；权威著作必须用非文献的证据加以核定。 换言之，笛卡尔派开始真正批判权威。

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著名学者一方面继承了笛卡尔派史学的批判色彩，又对笛卡尔派史学诸多原则进行进攻。尤其是历史的事实和观念问题，笛卡尔派竭力区别二者，但反笛卡尔派却认为观念与事实是难以区分的。其中维柯走在时代前面最远，“充分使用了17世纪晚期历史学家在批判方法上所做出的进步，并且把这一进程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要求给知识论以一种更广阔的基础，并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哲学信条的狭隘性和抽象性”。 

迨至启蒙运动时期，史学似乎走上了歧路。由于启蒙运动对宗教以及中世纪的绝对否定，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客观的产物，它的历史观念便从一开始就是战斗的、不宽容的。柯林伍德对此总结为“启蒙运动的历史观便不是真正历史的；在它的主要动机上，它是论战的和反历史的” 。一方面启蒙学家在对一切迷信和不宽容开战，另一方面他们自身就是迷信的和不宽容的，迷信现在与科学，对中世纪和宗教毫不宽容。不过他们的理性精神自身却有超越自我的特点，因此到了浪漫主义时代，历史的观念又有了很大变化。

（三）科学历史学的滥觞

截止到18世纪的启蒙时代，历史学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瓶颈。要想突破，史学家们必须要在两大方面做出进步：第一，历史学家的视野要更加开阔，“以一种更同情去研究被启蒙运动看作是未启蒙的或野蛮的并听任其默默无闻的那些过去的时代” ；第二，18世纪前的人性观是不变的，因为他们将人性比作自然，这一点同样要转变。

卢梭和赫德尔做出了实质性的进步。卢梭是浪漫主义之父，倡导人民史观，而浪漫主义则“要在和它自己大为不同的各种文明中看出一种积极的价值和趣味来” 。启蒙时代狭隘的历史观因此大大扩大，历史同情应运而生。赫德尔则是第一个思想家，“以系统的方式承认在不同人种之间存在差别，而且承认人性并不是一致的而是分歧的” 。但遗憾的是，赫德尔虽然摆脱了人性固定论的窠臼，但是他却认为各人种之间的人性是固定的，而非是一系列历史发展的结果，这就使得他的观点导向了种族主义而为纳粹等极端势力采用。除此之外，赫德尔认为存在本身就是目的，自然和人类缺乏区别，甚至认为人是完美的动物，动物是完美的植物，这种思想就陷入了机械性的自然主义了。

康德是赫德尔的老师，他对赫德尔的史学思想存在不同意见。他将浪漫主义与启蒙思想相结合，提出了进步的普遍历史的观念。他认为历史是不断进步的，推动进步的是人类的知识与道德即理性，与之相对的源动力则是非理性，进步的终点是千年王国。

席勒和费希特是康德的弟子，均继承并发展了康德的史学思想。席勒将未来的千年王国放在当下，声称“普遍历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表明现在” ，并且将艺术史、宗教史、经济史都纳入史学之内；费希特则将康德的自然计划与人性激情等两大先验概念的单纯叠加加以发展，认为“每个时代都是一个单一的观念或概念的具体体现” 。在这里费希特的概念就是历史的推动力，“一个时间序列的各种事件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从而一个事件便必然导致另一个事件，于是我们就能够从第二个事件回头去论证第一个事件” 。很明显，事情发展具有逻辑性以及历史发展具有规律已经在此得到了强烈的暗示，这种线性史观随后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极为充分的描述。

黑格尔充分总结了前人的各项成果，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哲学。黑格尔区分了自然与历史，认为自然过程并不是历史过程。其次，他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这一点柯林伍德是深感钦佩的，“不是要知道人们都做了些什么，而是要了解他们都想了些什么，这才是历史学家的任务所做的确切的规定” 。第三则是黑格尔强调人的理性与热情，历史是展现理性的自我发展，但是非理性的因素却是理性的重要构成，这意味着他摆脱了18世纪那种抽象和静态的人性论。第四，“历史包括经验的事件，这些事件是思想外在的表现，事件背后的那些思想——而不是事件的本身——就形成了逻辑上相联系着的概念的一条锁链” 第五，历史不结束于未来，而结束于现在。这五点在诸多学者看来或多或少存在疑问的，甚至为包括克罗齐在内的史学大家所批判。但这五点意见却是柯林伍德极为肯定的，遗憾的是黑格尔的历史研究仅仅局限于政治史，而不能将放宽历史学的视野。

马克思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不过在柯林伍德看来，马克思的史观是一种倒退，又将历史学纳入了自然科学之中。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在欧洲未对史学潮流产生太大影响，他的影响更多的是政治经济层面。

19世纪是实证主义的时代。这些学者认为黑格尔以及之前的康德、费希特等人的历史哲学统统都是毫无根据的臆测，历史研究要像科学一样。以法国孔德为首的实证主义学派崛起，客观主义史学大行其道。“首先是确定事实；其次是构成规律。事实是被感官知觉所直接确定的。规律是根据归纳法来概括这些事实而构成的。” 这就是实证主义历史编纂学的核心特点。他们将历史考据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产生了一系列伟大史学作品，其考证之精确性、史料之丰富性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然而实证主义自身存在两大弊病，其一是过于注重细节反而导致对大局的视而不见，陷入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之中。如蒙森是实证主义最伟大的史学家，终身致力于罗马帝国研究，但他的《罗马史》却结束于罗马帝国建立之前，柯林伍德对此形容为“空前的掌握小型问题和空前的无力处理大型问题这二者的一种结合” ，可谓一针见血。其二是实证主义主张绝对客观，反对进行事实判断，这就导致了史学家无法理解历史，“拒绝判断事实也就意味着，历史只能是外界事件的历史，而不是产生这些事件的思想的历史” 。

（四）科学历史学

迨至19世纪末叶，历史学又有了新的发展。此时距离柯林伍德仅仅是稍早一两代甚至同时代，因此柯林伍德格外重视这一阶段的历史学，毕竟这一时段的历史学已经发展到了科学历史学的阶段。（但我们要记住科学历史学不是科学）其中绝大多数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染上了实证主义色彩，柯林伍德根据国别分别对英、德、法、意四国的主流史学进行分析与批判。

英国的历史学总体上是实证主义的，尽管其中有反实证主义的浪潮，但这种反对思想本身也是有强烈的实证主义成分，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混合物。

其中布莱德雷是反实证主义浪潮的代表者。他认为考据历史学是存在的，“一切历史学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考据的” 。但是他却认为没有任何历史见证能够保证百分百的原始性，所谓的权威证词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正的权威。其原因在于“我们能够相信这样一桩事实或证词的唯一条件：我必须有保证，见证人是一个像我一样诚恳的观察者，而且他同样也已经用同样的方式证实了他的观察，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判断对于我来说就恰恰像我自己的判断一样”，但是“这些条件使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见证人总是他那时代的一个产儿”。 如此一来，见证人的见证本身就带有其主观色彩与时代精神，他的证词并不能够帮助我们重建真正的事实。柯林伍德认为他的错误在于“把精神生活设想为单纯是感受和感觉的直接流动，缺乏一切反思和自我知识” 。换言之，布莱德雷认识到了证词需要批判思考，但是却忘记了反思的重要性，历史学家通过证词一方面可以在自己心灵重演提供证词的见证人的思想，另一方面同样可以重演见证人正在报道的行动者的思想。历史学家具有透过表明看本质的反思能力。布莱德雷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英国诸多思想者的考虑，陷入了空前的矛盾之中。

奥克肖特突破了这种矛盾，他认为精神有认识自己的权利，实证主义认为 历史是一系列互不干涉的事件，奥克肖特则认为历史是互相关联、互相理解的。不过奥克肖特同样陷入了历史难以认知的误区之中。“一种固定的和完结了的过去乃是一种脱离了现在经验的过去，因而也就脱离了证据（因为证据总是现在的）并且因而就是不可知的。” 这就是说，过去和现在是迥然不同的，它是脱离现在经验的，而重建历史需要证据，但证据本身的解读就是现在，历史学者对证据的利用恰恰是现在。如此一来，历史学就进入了一个巨大的悖论：“历史的过去就是现在的证据在现在所创造的那个观念世界” ，换言之历史就是现在。但柯林伍德用巧妙的方法化解了这个难题，他提出了证据同时具有直接性和传递性的特点。证据是直接的，它存在于现在，现在被解读，此时历史研究的就是现在。证据具有传递性，它承载了过去，现在被解读，历史研究的就是过去。

与英国实证主义思潮不同，德国的历史学者主要对历史学与科学之间的区别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致力于“自然”与“历史”的区别之中。

文德尔班认为“科学以总结普遍规律为其目的，而历史学则以描述个别事实为目的” ，但文德尔班却又认为历史学家的思想是伦理的思想，历史学则是伦理学的分支，这就将历史学绕回科学范畴之内。李凯尔特追随文德尔班的脚步，进一步总结出了四种科学类型：纯粹自然科学、半历史性的自然科学、半科学性的历史科学以及严格的历史学。但这种区分将历史看成了个体事实的堆集，历史不再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变成了互不相关的偶然事件，这就又陷入了实证主义的泥潭之中。

在德国史学家中，柯林伍德认为狄尔泰的成就最高。狄尔泰认为历史文献和资料并不显示过去，“这些资料只是为他在自己的心灵中复活原来所产生出它们来的那些精神活动提供机缘”，“真正的历史知识乃是对其自己的对象的一种内在体验（Erlebnis），而科学知识则是试图理解（begreifen）在他面前出现的现象作为一种外部的景观。” 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柯林伍德史学思想的影子了。然而在如何获得内在体验的问题上，狄尔泰又回到了实证主义的老路子上了，还是认为唯一方法要靠自然科学或者建立在自然主义原则之上的科学。

法国是实证主义的发源地，同时也是实证主义受到最坚强和最出色批判的国家。一方面，法国史学家批判自然科学；另一方面则是对精神生活或者精神过程的概念的阐述。其中突出的是拉希利埃的唯心主义与伯格森的演化主义。

拉希利埃认为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并不能如实把握心灵，心灵的本质乃是能够自我认识，“自然科学并不能由于未能在自然界中发现精神的实在就对它表示怀疑，或者是由于发现它在那里（这是永远做不到的）就证实它；而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由于它本身就是科学家精神活动的产物，而证实了它” 。如此一来，拉希利埃就真正摆脱了实证主义。

伯格森的演化主义则强调生活是各种心灵状态的一一相续。“一种状态并不是跟随着另一种状态而来，因为当下一个状态开始时这种状态并非就不再存在了；它们是互相渗透的，过去继续活在现在之中，和现在融合在一起，并且在它赋予现在以一种从这一融合的事实所得到的特殊性质那种意义上而呈现出来。” 换言之，过去是生活在现在之中的。不过柯林伍德对其批判道：“意识的生活对于他始终是一种直接经验的生活，而没有任何思想、任何反思、任何合理性。” 但历史学本身就是反思，是传递，是思想，这是伯格森所未能达到。

最后是意大利的史学思想，柯林伍德只介绍了克罗齐的史学思想，但也是全书论述篇幅最多的历史学者。

克罗齐早在1893年的论文中就认为历史学实际上是纳入艺术普遍概念之中的，它根本不是科学。“历史学在观赏它，而这就是全部。” 这是克罗齐的第一立场，这个立场就足以使他一举割断了自然主义。

克罗齐的第二立场是1909年的《逻辑学》。逻辑学传统上分为普遍的和个别的，克罗齐却认为这种区分是错误的，普遍的其实本身也是大多数特殊形成的，就如同穆勒把正确的行动定义为获致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行动。个别的本身也蕴含着作者和读者共有的某种伦理和政治观念的体系。历史学与哲学结合成一种判断，主语是个体的，谓语就是普遍的。如此一来，历史学就不再设想是对于个体的单纯直觉，而且哲学反倒成为了历史判断的谓语，成为了历史学之内的组成成分，成为历史学的方法论。

历史学在科学开始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以为科学一开始必须要对各种材料进行剪裁安排，而这些材料本身就是各种历史事实。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这里，柯林伍德进行了经典阐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并非是在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上，即当代史意味着为期较近的过去的历史，而是在严格的意义上，即人们实际上完成某种任务时对自己的活动的意识。因此，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 

根据这种划分，历史学足以划分为真正的历史与编年史。历史是需要心灵的自我认识，是理解过去；而编年史仅仅是根据证词进行剪切，它是历史的残骸。编年史是剪刀加浆糊史学的典范，是克罗齐称为的语言学的历史，是一种伪历史。还有一种伪历史则是浪漫或者诗意的历史，“它的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要发现有关过去的真理，而是要表现作者对它的感情”，这是超出证据之外的事物，根本不算历史，因为“它（真正的历史）允许历史学家所肯定的一切，就只是他面前的证据所责成他去肯定的东西。” 

（五）柯林伍德的历史思想

在上述四编的论述中，柯林伍德的史学思想已经大致获得了论述。后论又收录了他七篇重要文章，进一步系统地展示了柯林伍德对历史性质、题材、特点等独特的认识。笔者在此挑选四个方面进行解读。

（1）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本文开篇已经列举了柯林伍德对“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解读，柯林伍德对此进一步论述为“思想史、并且因此一切的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 。历史学家并不关心各种事件本身，“他仅仅关心成其为思想的外部表现的那些事件，而且是仅仅就它们表现思想而言才关心着那些事件”。

那么历史学家如何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呢？这就需要我们设身处地去了解历史人物的内在，在自我内心中重演相应的经历。如我们要研究皇帝饬令，我们就要认真观察皇帝应当应付的局势，在心中重演皇帝的经验。在柯林伍德看来，思想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死亡，“同一个思想行动就可以经历时间的流逝，并且在搁置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能复活” 。

那么我们怎么能保证现在能够百分百复活过去的思想呢？思想难道不是一瞬即逝的吗？的确，柯林伍德也认为思想具有直接性，但是他同时认为思想也具有转手性。“一种思想行动，除了实际上的发生而外，还能够维持其自身并能够被复活或被重复而不失其同一性。” 正因如此，过去的思想才能够在现在复活。

那么如何能够保证思想经历时空的变化不失去它的原形呢？那就需要证据，需要历史证据，也就是可靠史料的支撑。无论是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还柯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它们都是需要严格的史料支撑的，任何失去史料支撑描述体会就是历史小说或者宣传作品了。

（2） 剪刀加浆糊的史学

何为剪刀加浆糊的史学呢？柯林伍德将之概括为“首先就是决定我们想要知道什么，然后就着手寻找有关它的陈述……在这种陈述中找到了与他的目的有关的某些东西之后，历史学家就摘抄它，编排它，必要的话加以翻译，并在他自己的历史著作中重行铸成他认为是合适的样式” 。简而言之，这种史学就是将各种权威证词进行摘抄和拼凑，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史料堆砌文章，是晚期希腊罗马到中世纪所知道的唯一史学，直到今天许多史学论著依然如此。但是柯林伍德根本不认为这种史学是历史，因此他在书中将此称为“历史编纂学”。历史不应该是仅靠抄录权威证词（史料），需要靠史学家自己去得出结论，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历史。

剪刀加浆糊的史学是缺乏自律性的。因为这些史学家太依赖权威证词，以致于他们只关注权威们陈述的事物，而对陈述一事却缺乏兴趣。而且最为重要的是，这样的伪史学极容易导致历史怀疑主义。何以言之？因为剪刀加浆糊的史学家只以选择材料为能事，这就使得他们难以处理大方面的问题。只有较小的问题才能够做得较为精致，大的问题由于有太多的材料反而无所适从，这与当代史学碎片化难道不是如出一辙吗？柯林伍德对此嘲讽道：“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家由于仔细地选择他所能‘侥幸成功’的主题而保住他自己免得看见他自己的方法的真相，恰好像是19世纪的风景画家由于选择他称之为可画的主题而保住自己免得看见他那关于风景画的理论是全都错了一样。”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避免这样的史学呢？柯林伍德认为我们需要问题意识。剪刀加浆糊的史学家都是在研究时代，他们只是在搜集一定时代的权威证词，但是科学的历史学家则是研究问题。对于科学历史学家来讲，任何东西都是证据，都可以用作证据。举例而言，即便是不可靠的历史叙述（如历史谣言、民歌、占卜、伪书）同样可以作为历史证据。科学的历史学家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提出问题，并且利用证据去解决问题，在心中重新复活过往的历史，用自己的证词而不是权威的证词去书写历史，这才是历史学家的自律性。

（3） 历史学家的题材

既然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是历史学家在心灵中重演的过去，那么有什么是不可以重演的呢？柯林伍德认为有三种情况不可重演，不属于历史。第一，能够重演的必须是经验，它需要有思维，自然界的过程就不是历史过程，并不存在一部自然史，尽管自然界存在时间上的变化。第二，经验本身也不是历史知识的对象，单纯的直接经验，即单纯的意识之流，也不是历史，这种一般特点属于心理科学范畴、第三，思想本身，即“一位个别思想家的生活中的独一无二的普遍联系而作为独一无二的思想行动的那种直接性”，同样不可以重演。因为这种重演意味着本人的复活，这就是神学领域了。

那么什么可以重演呢？柯林伍德认为“它是不同的个体所共有的一种共同性质，而且可以脱离共同享有它的那些个体而加以考虑” 。换言之，它要具有转手性，“思想超越它自身的直接性而存留在和复活在其他的普遍的联系之中的那种方式” 。除此之外，历史需要反思。没有反思便没有历史。“反思的行动可以大致描述为是我们根据目的所做出的行动，而且这些行动是可以成为历史学的题材的唯一的行动” 。根据这个条件，我们可以得出历史行为应该是一切有目的并且实践的行为，首先是设想这个目的，然后是执行这个目的。

毫无疑问，政治、军事、经济、伦理、艺术等等都属于历史行为。那么思想有没有历史呢？一个人难道不能无目的的思想吗？根据柯林伍德的说法，纯意识流的直接经验当然不能算为历史，这属于心理学的范畴。一个从事纯粹理论思维的人是不会没有目的行动的。对于科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来讲，进行工作时内心势必存在一个目的，而“设想一个目的或者形成一种意图，已经就是一种实践活动了。它并不是构成为行动的先行站的思想；它本身就是行为的开始阶段” 。那么思想也有它的历史。

（4） 历史思维所创造的进步

什么是进步？柯林伍德首先明确了进步的两种概念：历史中的进步和自然中的进步。自然的进步就是“进化”。但是什么是历史的进步呢？这就需要评判标准。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许多时候，“从一种观点看来成为一项改进的，可能从另外一种观点看来却相反” 。不过若是如此，那么历史进步便陷入不可知论了。

柯林伍德给了读者一个解决方法，他认为“进步仅只是以一种方式出现的：即心灵在一个阶段里保留着前一阶段所成就的一切” 。换言之，第二阶段的思想解决了第一阶段未能解决问题又未失去第一阶段的成就，这就是进步。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依据来制定进步。也就说第二阶段的思想要包含第一阶段的全部思想，并且有自己新的发展。

举例而言，科学的进步使得一种理论被另一种理论替代，而这一种又可以解释前一种理论的全部。最经典的莫过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牛顿经典力学的进步。哲学、宗教都能自存在这种进步。但是艺术就无法评判，尽管艺术的技巧是有进步，因为“（艺术家）并不是要做他的前人所做过的事、并继续去做他的前人所未能做到的某些事的问题。” 

在这里，柯林伍德全书第一次提出了他对现实社会的核心期待。既然任何进步都势必是在前一阶段的发展，那么全盘否定便是毫无道理的。社会进步应该建立在汲取前一阶段成就，并努力去解决前一阶段未能解决的问题的基础上。“如果我们想要消灭资本主义或战争，而且在这样做时，不仅是要摧毁它们，并且还要创造出更美好的东西来；那么我们就必须从理解它们而开始；要看出我们的经济体系或者国际体系所成功解决了的问题都是些什么，而且这些问题的解决又是怎样和它所未能解决的其他问题相联系着的。” 

换言之，历史的进步是连续性的体现，我们必须要接受前人的种种经验方能实现进步，像是启蒙时代对中世纪的全盘否定完全是误入歧途，这是柯林伍德对现实之中历史进步的真正期待。

谢选骏指出：人说“在本书的开端，科林伍德首先针对历史学自问自答了四个问题，他认为今天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历史学应当是：‘（1）一门科学，或者说回答问题；（2）与人类过去的活动有关；（3）通过解释证据来进行；（4）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我认为上述四点纯属胡说，例如我就不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而且科林伍德自己也主张“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吗？所以说，他企图把历史方法等于法理方法的说辞，完全与此自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