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是“没有良知”

网文《致良知》报道：

致良知，即是指通过自省以实现良知，是明朝大儒王阳明创立的心学的核心思想之一。“致良知”学说对后世儒家、汉字文化圈都有深远影响。“致良知”是中国儒、释、道三家思想融合的产物。

“良知”一词，出自孟子的著作《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而儒家经典《大学》也有“致知在格物”的语句。

阳明学“致良知”的定义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心的本体，认为“至善者，心之本体”。而“心”与“良知”的关系在王阳明《传习录》中有明确描述，是：“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

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出自孟子，但又有进一步的阐发。王阳明认为“良知即天理”。王阳明采纳结合了《大学》中的“致知”思想，遂提出“致良知”之说。当时明朝中叶，传统的程朱理学已走向死板僵化，与科举紧密结合，走向形式化。而理学在理论上没能有大的突破。王阳明提出“致良知”新说，是儒家的一大理论创新。“致良知”可以看作是一种实践论。王阳明虽认为“良知”是“心”的本体，但也倡导“良知是虚，功夫是实，知行合一”，说的是在本体上虽无需用功，但认知与实践、功夫与本体应该融会贯通，合为一体。

“致良知”历史

据王阳明弟子王畿的《刻阳明先生年谱序》记载，王阳明是在谪居贵州龙场极端困苦的环境下提出“致良知”之学的，史称“龙场悟道”：“自幼即有志于圣人之学。盖尝范例于辞章，驰骋于才能，渐渍于老释，已乃折衷于群儒之言，参互演绎，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载，动忍增益，始超然有悟于‘良知’之旨。”

谢选骏指出：人说“致良知，即是指通过自省以实现良知，是明朝大儒王阳明创立的心学的核心思想之一。‘致良知’学说对后世儒家、汉字文化圈都有深远影响。‘致良知’是中国儒、释、道三家思想融合的产物。”——我看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是“没有良知”。因为《孟子·尽心上》明明在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确定了良知的先天性质，而王阳明却胡扯“致良知”，把良知当做了后天学习的知识，然后再用儒家经典《大学》的“致知在格物”的语句进行混淆。简直是欺人太甚了。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心的本体，认为“至善者，心之本体”。而“心”与“良知”的关系在王阳明《传习录》中有明确描述，是：“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

由此可见，王阳明的“良知”概念，不是出自孟子的良知，而是出自佛教的天理。因为儒家讲究人的品质，上智下愚不移；佛教讲究人的修养，所以众生平等。王阳明表面上是个儒家，讲的却是佛教，干的事偷梁换柱。所以说，“王阳明提出‘致良知’新说，是儒家的一大理论创新。“致良知”的实践论，一种在家和尚的两面派——这样一来，就可以“良知是虚，功夫是实，知行合一”了。所以我说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是“没有良知”。正如时论所言——“良知这个东西，就跟天赋是一样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存在唤醒不唤醒。没有良知的人，任凭你什么方式去唤，都是无济于事的。”那么话说回来，王阳明为何号召“致良知”呢？我大胆猜想，王阳明本人“没有良知”，所以他想借用追求知识的办法也就是“格物致知”去获得良知。结果当然可想而知。王阳明无论如何努力也还是没有良知，所以才能继续做官，而且做得更大。就像热爱王阳明的现代豪强蒋介石一样。

Xialing Xie：此說甚佳也（“森卡噯”）。陽明先生有言：不是做不到，是不肯做。孰不知，不肯做就是沒有——我們有點兒邏輯推理能力的，都會推論。（但凡有點兒良知就會去做。不肯做，恰恰因為連這點兒充當推動力的良知都沒有。）

谢选骏：是的。王阳明的“致良知”不仅是“没有良知”，而且还有“不顾公议”、“一意孤行”的意味——这是在明朝文盲皇帝的倒行逆施之下，培养起来的独裁气氛所鼓励的，并且满蒙鞑子所控制的清朝，得到了变态的发展——直到被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所发光广大。

《致良知的修身价值》（夏海《学习时报》2020年10月23日）报道：

致良知是王阳明全部思想的结晶，“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天理即是良知”。良知更是人心，或曰心之本体，“良知者，心之本体，即前所谓恒照者也。心之本体，无起无不起，虽妄念之发，而良知未尝不在”。致良知是良心的彰显和善性的扩充，而不是知识的积累和增益，“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对于人生而言，致良知就是修身，修身既要有本体，又要有功夫，既要在心上用功，又要在事上磨炼。

致良知的前提是良知

良知是本体，没有良知，致良知无从谈起，也失去了目标。孟子是良知概念始作俑者，他以孩童自然而然爱父母、敬兄长为例，说明“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王阳明是良知的拥趸，认为良知是先天内在于人的善性和道德之心，“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在《孟子》一书中，良知概念只出现过一次，并没有展开和论证，而王阳明则充分论证和发挥良知的意义。王阳明认为：“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昭明灵觉意指良知与心、性、灵合而为一，“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只是这个灵能不为私欲遮隔，充拓得尽，便完完是他本体，便与天地合德”。王阳明的良知具有本体和形上意义，即良知是天地的本原，没有良知，就没有天地。“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王阳明在与弟子钱德洪讨论中指出：“良知本体原来无有，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风雨露雷，阴霾饐气，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为太虚之障？人心本体亦复如是。太虚无形，一过而化，亦何费纤毫气力？德洪功夫须要如此，便是合得本体功夫。”

更重要的是，王阳明把良知理解为是非之心，使得致良知不仅有了本体意义，而且有了认识价值；不仅有了目标，而且有了价值判断。王阳明认为，是非之心任何人都是具备的，古往今来都是相通的，“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有了是非之心，就有了辨别善恶的标准，利于立身处世，应对人生和社会的种种问题，“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有了是非之心，就有了修身尺度和人生指南，“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良知原是完完全全的，是的还他是，非的还他非，是非只依着他，更无有不是处。这良知还是你的明师”。

致良知的关键是诚意

诚意就是在心上用功，始终保持心灵的纯静，“如明镜然，全体莹彻，略无纤尘染著”。王阳明是在批评朱熹过程中突出诚意的地位和作用，“明诚相生，是故良知常觉常照。常觉常照，则如明镜之悬，而物之来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朱熹区别心与理，所以要求先格事物之理，然后获得天理，“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在事物之理升华为天理的过程中，朱熹强调敬的作用，“人能存得敬，则吾心湛然，天理粲然，无一分着力处，亦无一分不着力处”。王阳明是心与理合一，所以不同意割裂心与理、物理与天理的联系，认为诚意能使心与理、物理与天理合一；批评朱熹的《大学》新本是“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用添个‘敬’字，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然终是没根源。若须用添个敬字，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直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正谓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敬字。”所以提出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王阳明以孝心与行孝的关系进一步说明诚意的重要性，凸显了主体选择道德行为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求个凊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

王阳明所谓的诚意，就是正心的功夫，“然至善者，心之本体也。心有本体那有不善？如今要正心，本体上何处用得功？必就心之发动处才可着力也。心之发动不能无不善，故须就此处着力，便是在‘诚意’”。诚意是要避免功利之心，纯乎天理之心，“所以谓之圣，只论精一，不论多寡。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便同谓之圣。若是力量气魄，如何尽同得？后儒只在分两上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较分两的心，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此便是实实落落明善诚身的事”。诚意还是致知的过程，推行和扩充良知，“今欲别善恶以诚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尔。何则？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既知其为善矣，使其不能诚有以好之”；“今于良知之善恶者，无不诚好而诚恶之，则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诚也已”。

致良知的途径是知行合一

“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行合一就是要在事上磨炼，而不是单纯的冥思苦想和闭门修身养性，“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知行合一是从源头上消除恶念，鼓励善行。“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说明在道德实践中，善的知比善的行更重要，恶的念头比恶的行为更加卑劣。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就是因为知行分离，容易使人轻视知而重视行，不注意从思想上克服不善的念头，最终导致了恶的行为，“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知行合一，就是要在思想源头上树立善的理念，尤其是一念发动时就要为善去恶，“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知行合一，就是要坚持儒家的常道和践行仁义礼智信。“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其应乎感也，则为恻隐，为羞恶，为辞让，为是非；其见于事也，则为父子之亲，为君臣之义，为夫妇之别，为长幼之序，为朋友之信。是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是亲也，义也，序也，别也，信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知行合一，就是要把人的本心和善性推而广之，惠及他人和社会，“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之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也。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

王阳明强调，在“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的过程中，必须紧密联系社会生活，结合人生实践。知行合一，不能舍弃人伦事物，“使其未尝外人伦，遗事物，而专以存心养性为事，则固圣门精一之学也”。知行合一，不能离开日常生活，“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知行合一，不能回避人心险恶，“不逆、不臆而为人所欺者，尚亦不失为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觉者之尤为贤耳”。

王阳明诗云：“肯信良知原不昧，从他外物岂能撄？老夫今夜狂歌发，化作钧天满太清。”致良知充满着善意和理性的光芒，给了王阳明信心和力量，造就了王阳明的辉煌人生。

谢选骏指出：如果说，“致良知是王阳明全部思想的结晶”，那么显然，我已经揭开了王阳明思想的真实底蕴——那就是“伪君子”。在我看来，有良知的是君子，无良知的是小人——君子和小人，不是通过“修养”可以改变的，否则大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刘少奇，也就不会专职树立毛泽东思想，并且把自己落入那样的下场了。所以说，“致良知”就是企图把没有良知的小人修养成为具有良知的君子——致良知的结果不是造就了君子，而是造就了伪君子！因为如前所述，良知不是通过修养可以得到的，良知是天生的——“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是一种类似智商甚至基因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