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李泽厚就是“驴皮厚”

《长安从此无子期 ——悼念当代翻译大师马元德教授》（仲维光 2014年8月7日）报道：

七月三十号中午，从北京朋友处传来著名翻译家马元德先生两天前，二十八号去世。消息传来顿觉一片茫然，再次感到不知人生生死二字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无法想象亦师亦友的忘年交、挚友马元德先生竟然真的就如此驾鹤西去，再也不可能再见。

就在几天前我还在想，八十多岁的马元德先生竟也难得健康，没有听到什么意外的消息，还在想不知哪日能够回到北京，而回到北京的一大乐事就是与马元德先生深谈，神聊，神侃！可如今一切随风而去，随风而去，再也不复可能……心疼，神痛……斯是人生，令人木然无语！！

马元德先生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一位一生穷困，似乎落魄却飘然散漫的文人。他的译著在当代中文翻译界几乎可说是无出其右者。

一．马元德与罗素

我认识马元德先生是七十年代初期。那时我们那代被文革中断学业的老中学生被驱赶到社会的边缘，在社会中没了正常秩序的道路和人生的阶梯，为此，有些思想和抱负的人各自都在按照自己设想的社会未来，自己对此的人生规划努力。有几位在他那里跟他学外语的中学生，其中有四中的黄其煦与龚继隧，可能就是通过他们老马就认识了我们这个圈子的人。我想我认识老马大约是通过于友泽，即后来笔名江河的所谓朦胧派诗人。很快老马就经常到我家来，我和他的关系，聊天的范围也超过了他和于友泽那些人。因为我从七零年起就转向了经验主义哲学，而这个哲学倾向，后来我发现竟然就是老马的性格倾向。

老马喜爱罗素，思想、文字，为人，他都爱。为此，他翻译了罗素《西方哲学史》（下）、《罗素自传》等……。

我和老马无话不谈，谈哲学当然是最主要的话题，可老马从来不以专门的哲学家自居。他翻译罗素是一种享受，但是却无法挣得来钱。因为他时常是用几周的时间来琢磨几句的翻译。贾岛的那种，僧敲月下门式的推敲在老马的翻译过程中，翻译作品中你都可以看到。就因为这个反复咀嚼，他翻译的《罗素自传》出版搁浅。

我由于认识商务印书馆的创馆初期的老人戴孝侯，因此了解到，六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的编辑都知道，老马翻译的稿子，字迹娟秀清楚、干净，几乎不用任何修改就能够用。这是老马的性格，也是他的特长。我疑心这也是老马受罗素的影响。因为他常跟我说，罗素的文章一气呵成，几乎用不着任何修改。老马把这点特点用到了他的翻译稿子上。

仔细阅读过马元德的翻译作品的人几乎都认为，马元德是那个年代翻译西方名著，尤其是哲学、社会学作品中中国最好的译者之一。因为他爱那些作品，他身上没有那种教条气、党气，没有那种在脑子中已经成型的马克主义教科书概念。

我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是逐字逐句对照英文本阅读的。因为那时候我太太和我如饥如渴地在学习哲学和英文。这本书几乎从两方面来说都可谓是我们的教科书。在对照中，我们在上卷的中文本中发现几十处感到不很合适，乃至不贴切的译法。我们跟老马说了。老马说你们仔细阅读下卷，帮我挑挑毛病。最后我们居然在下卷中没有发现明显的硬伤。事后老马有些得意地说，我那译文，不只是直接对英文的理解翻译，而且对照了其它文的译本做了订正。

我读他翻译的霍夫曼的《量子史话》的时候，虽然从哲学上已经接触了量子力学的哲学，看过赖辛巴赫、波尔、海森堡和玻恩等人的物理学哲学，看过一些量子力学的科普，可还没有在物理上真正学习过量子力学，因此这本深入浅出的书给了我非常多的教益。我非常喜爱他翻译的这本书。老马对我说，他翻译这本书非常注意了这本书的轻松诙谐的行文风格，里面有很多英语文字是双关语，很不好翻译，可他都力图把它们在中文中再现了出来。老马对他的再创造，既有自得的满意，又有非常多的遗憾。

九四年我回北京的时候，老马唯一希望的是我能够给他带一本罗素《西方哲学史》的英文本。过去他翻译用的是公家的书，他希望能够自己拥有一本。那时没有网购，旧书店难寻，但我最后居然是运气地买到带给了他。他非常高兴，可见他对于罗素这本书的“爱”。

我之心慰的还有，我毕竟在几年前，在谁是当代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中记述过一次老马，老马看过这篇文章，并且问我现在如何看西方哲学史的中文译本。我托朋友转告他说，现在感到，叙事方式还不是地道的经验主义叙述方式。老马深以为然，他甚至说，希望能够有机会再翻译一次出版，他相信会翻译得更好。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下中文译本真的可说是老马的生命之作，他在罗素身上寄托了自己所有的心血，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定老马是中国的可数的几位真正的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自由主义者。

二．马元德与同窗李泽厚的不同道路

我那时知道老马是北大数学系肄业，我想大约因为马元德是学数学的，或者说因为他的探究问题的才能才会去学数学，我们都对言之有物，言之有据的经验主义哲学，科学哲学推崇有加，都对那些昏话连篇累牍所谓“精神”哲学不屑一顾。我们都认为被那样的哲学唬住是自己智力的无能。要谈问题就要知道自己谈的是什么，应该如何去谈，不那么谈，结果是什么。

我想，也就因为此，他对那种“假大空”，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党文化天生就有一种抵抗力。尽管经历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洗脑，可老马的语言，说话方式，脑子中的思想毫无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朽气，棒气。

我曾经由于朦胧诗人江河的一再推荐而不幸化了一元七买了一本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我之所以如此说，时过几十年还记忆犹新是因为自从六九年之后我发誓绝对不买四九年以后的人写的书。而一元七在当时一笔大钱，我因为江河之荐破了财、破了戒，更重要的是觉得精神上上了当。买前我想，买前我想的是，如果如江河所推荐，虽然不期待会有罗素等的大家风范，可觉得好的美学书至少应该有王国维的文气与高度。但是买回来我只看了几页，就再也无法看下去。那几页文字间的“气”让我看到的是一个毫无思想的琐碎之作，是令人厌恶的教条。那本书为此到现在还完好如初地躺在我北京家中的书柜中。为这本书，我特别和老马聊了李泽厚，因为我知道五十年代初期，老马和李泽厚都在北大。而我这才知道他其实和李泽厚很相熟。

老马对我说，他和李泽厚在北大时相识，算是不同专业的同学。我问老马，李泽厚如何，怎么我觉得如此糟糕。老马没有直接回答，他首先说，我给你讲件事情，六十年代初期，有一次我打开光明日报，看到整版文章，标题是“五星红旗美在什么地方”，你猜是谁写的？……李泽厚！你说，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的的人能有什么学问，能如何评价。

老马接着说，美学本来就是最容易蒙混瞎扯，没有学术性的东西，李泽厚又是马克思主义美学，那就更是胡说八道了。聪明人怎么能够去搞马克思主义美学而却没有看法？

他接着又告诉我另外一个故事，说与这本《美的历程》几乎是同期出版的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中的康德的德文部分都是找他翻译的，那本书出版后李泽厚不仅没有感谢他，没有送他一本书，而且有一天在人民出版社门口遇到李泽厚的时候，李泽厚赶紧把他拉到一边，悄悄对他说，那德文部分你翻译的，你可千万不要说出去啊！

关于这件事情，我在德国遇到曾经与李泽厚在一个所工作的，学德语的傅海健时，我对他讲了后，他说，他当然相信是真的，他在所里的时候就察觉到，李泽厚定期在所里图书馆借阅德文书籍，可他细心地看了那些书，都没有阅读过的痕迹。李泽厚如此不过是为了留下借阅的记载，而不是为了读书。

大约就在那时，与李泽厚同所的梁存秀也到许良英先生那里谈过李泽厚的为人和政治投机表现。这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被命运嘲弄却又阴差阳错地发迹的人物。李泽厚一心想走姚文元们的路，却居然既无缘又有缘。七六年四人帮倒台前，他给工宣队写信表忠心，工宣队立即在大会上朗读了他的信，可没过几天四人帮倒了台。八三年反对精神污染，他从美国写信给所里表忠心，他的信又被朗读公布，可几天后反对精神污染终止。梁存秀是地下党员出身，在所里的党内有相当的发言权，所以他们否决了李泽厚积极争取入党的要求。我想这大约也是李泽厚至今不是党员又为此得了利的原因。

李泽厚和老马，这一对当年北大的学生，真的是知识分子的两个典型。

回想这两个故事，也让我看到老马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这个影响不细想甚至连我自己有时候都觉不出来。

我对同代人，那位马列美学出身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才能的怀疑和不屑一顾，后来想到，其实是受到马元德的影响。因为他说过，美学是一门最容易胡说八道的东西，更何况马列主义美学。而那个人，甚至那个人获奖后获得的追随者们都从来没有提出过老马提出过的问题——没有质问过美学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美学又是什么东西！他们既无老马的知识基础，也无老马的智力和才气。

认识了马元德，如果你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感觉，我想那是你智力的低能，也是白白认识了有才能的人。进一步细想，不仅一些观点受他的影响，我之自以为是，也是因为认识了一些老马这样的人。

三．马元德谈朦胧诗、音乐及其它

马元德是个有才气，有感觉，有能力的人，是个不平常的人。有马元德在，我真的无法容忍那些装腔作势的平庸。我对所谓朦胧诗人的评价不高其实也处处印着马元德的痕迹。因为我们经常在聊天中谈到他也非常熟悉的那些诗人们，江河、顾城，乃至顾城的爸爸，红色诗人顾工。

马元德对我说，江河让他看他的诗，他一眼就看出那些翻拍自洛尔迦、波德莱尔，聂鲁达的翻译诗句的诗，他对江河解释说这样的写法的特点在西语中是如何来的，如何能够更好。可他看出来，江河根本不知道他模仿的那些诗句好在哪里，人家为什么那么写。

我认为那些朦胧诗人缺乏诗人的素质，不认为那些断行的码字是好的中文诗歌，这个看法是有底气的，因为我和马元德讨论过，对这些问题，有中西学之根底的马元德和我的观点一致，所以我当然知道我是对的。那些朦胧诗人是无根基的，他们既没有中国文字，古文和当代文学的修养，也没有外文阅读能力，所以我绝对不相信，就靠那几句翻译诗和翻拍翻译诗就能够成为诗人，并且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正占有一席之地。天下没有这么容易骗得的事情！没有一种学问和人文的创造可以没有根基。如果沐猴而冠而被认为学有所成和有创造力的大人物，不被质疑。那是我们的无能。他们如今成名是因为我们时代的黑暗，因为政治。因为房龙在《论专制》中所说：专制使庸才成名。当然在专制外，也因为这个时代的缺乏有才能的人，或者说老马这样的人没有发言的机会。

我和老马谈哲学、谈文学、谈历史、谈音乐，有朋友在的时候甚至也谈性。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当时封闭的中国学界的性问题著作专家，据说商务有关于弗洛伊德，有关于性问题的翻译都要找他，或者征求他的意见。因为那时他就看过金赛的性学，而当时不要说看过，就是知道金赛的人都不多。所以没有结过婚，没有过女人接触的老马却是性问题专家。几乎我们当时的每一个认识他的中学生都喜欢向他讨教这个问题。而我那时却是狂妄自信至极，觉得老马有些迂腐而没有豪气，所以很不屑于和老马谈除了具体学术以外的任何问题，尤其是人生问题，自然包括性问题。

我的一位挚友还专门为此到他那里登门讨教：究竟什么样的男人才最行，如何能够更行。记得同去的另一位朋友回来笑着对我说，老马指着他说，你这样的胖乎乎，两眼不大者就不太行。瘦俏、两目炯炯，声若洪钟者，性能力强……。

那些年由于我们经常一起去听音乐会，并且交换音乐磁带，所以我和老马经常聊古典音乐，聊指挥、乐团、录音版本。很多他的见解，我是在其后一二十年才体会到，例如那时他说卡拉扬是酒吧间水平的古典音乐流行指挥家，这对我们这些还未入世、入音乐很深，还在崇洋媚外阶段的青年来说犹如天方夜谭，所以我们更多地把这话当作笑谈。及至出了国，看到了更多的乐评，且自己也听过更多的指挥家的诠释，才发现卡拉扬特有的卡拉扬声是一种缺乏表达力的声音。这尤其是在我反复对比听了福特万格勒、阿巴多和卡拉扬等六七位指挥家指挥的贝多芬第六之后，才突然醒悟老马十几年前的评价。进而去查阅更多的文字才发现那原来几乎可说是国外主流乐评行家们的共论。罗马尼亚出生的著名指挥家切利比达凯（Sergiu Celibidache）甚至在电视采访中说的就是老马的评价，他说，卡拉扬指挥演奏的音乐是酒吧音乐。

老马是看了乐评后的觉悟，还是自己的评价，这我就无从得知了。但是老马对音乐的喜好和挑剔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附庸风雅。因为实在说老马不需要附庸风雅，他虽然穷迫，在人生的夹缝中生活，一生中受尽冷眼与侮辱，可我在和老马交往中最深地感到的就是老马的自我，他不需要社会的承认。所以这也造成了他一生的孤寂、简单甚至可说是简陋的生活。就为此，我看不起老马那一代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却从与老马见面那天起，我从不曾对这个穷困的读书人有任何小视。

为此，我说我和马元德亦师亦友，那真的是千真万确。由于我们接触的太多了，聊的太多了，我耳濡目染受马元德先生学术教益，知识教益，音乐文学教益不可胜数。一九八八年后我离开大陆，期间九四年至九六年三年间每次回去两个多月，再其后就再无缘促膝切磋。这真的是我人生的一个损失。而我“四海无人对夕阳”的哀叹、孤独感，究其根本也有马元德存在的影响！

因为人上有人、天外有天，才让你感到竟然是后不见来者……独怆然而涕下！

四．马元德在北京老三届中学生中的影响

马元德在七十年代的北京“知识沙龙界”，在我们那批老三届中学生中堪称大名鼎鼎，不知道他的人可说是不入“流”，不认识他的人可谓遗憾，他的很多见解在我们那圈子人中有着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

一九七三年，我去五台山玩，并且拜访了当时看庙的尼姑，与那位尼姑聊了半日。据说她当年是北京某大学的经济系学生，后因身体不好而出家为尼，又有说她是当年被美军士兵强奸后的女学生沈崇，后出家为尼。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佛教不是宗教，而是一门对生命认识的哲学。接着她对我们说，即便从唯物唯心主义的角度，人死，生命怎么会没了呢？那么它会到什么地方呢，它的存在形式就是灵魂。我们那时是狂妄的，虽然已经不相信共产党，可还是一套所谓科学世界观、革命理论，根本听不进去。不过回到北京在和老马聊的时候，我问老马是否会是沈崇，他知道沈崇的情况吗。老马对我说，沈崇后来的去向他不知道。但是据他所了解的北京，当年在东单街头是不可能发生那种强奸事件的。那件事情据说沈崇是地下党员，是共产党牺牲沈崇制造的圈套，他觉得这个说法是可信的。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写在教科书上的事件居然可能是个欺世大谎。我当时虽然已经读过《新阶级》，自己也经过过很多共产党的卑鄙行为，可听了老马的话，听到这个就因为需要政治影响就牺牲了女学生一辈子，制造一个事件的事情，还是觉得心惊肉跳。后来知道，那个尼姑不是沈崇，真的沈崇改名为沈峻，在北京外文局工作，嫁给了画家丁聪。

当时处于反叛青春期的我们，拒绝党的一切教导，拒绝一切因循，但是却很容易地接受马元德的很多看法。例如当时我并没有读过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可由于马元德说那本书翻译的文字很好，谈到翻译文字我也就经常转销他的观点。因为这是老马说的，应该没错。他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也因为就在与此同时他对人们都吹捧的钱钟书的英文造诣颇不以为然。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好的文字，修养深厚的文字是使用最简单的文字，却能够表达出最隽永的意义和韵律的文字，这在中外都如此，例如他所推崇的罗素。这我绝对相信他的看法是对的，郑板桥早就有“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之说。

老马说，钱钟书无论中文还是英文都是卖弄文字，寻找最荒僻的字词用。但是他最简单的行文却常常犯非常基本的语法错误。我九五年回国探亲临返回德国的前一天晚上，正在收拾箱子，老马来送别，结果坐在那里，他拿着一篇钱钟书的英文序言，逐字逐句地给我讲解钱钟书到底哪里错了，错成了什么，一口气就是三个多小时。

老马掌握多少门语言我没有问过，朋友对我说他除了英文德文外，俄文、日文也能够阅读。我虽然没有跟老马学过英文，可在很多方面深受他的影响，例如我一直向不同的人推荐韦氏大词典，就是老马的看法。他认为那是最好的英文辞典，是案头必备的。而版本不是最新的好，是此前的一个版本好。因为每个版本修改后侧重不同。

一九八二年我太太被推荐录取到德国留学的时候，老马对我说，德语是个落后的语言。因为一种语言靠那么多的变格来界定，是还在进化的特征。这些变格影响了表达的顺畅，限制了更多的可能。他说，德语常常一句就一页，你要在其中各子句依靠变格寻找关系。他并且说，德语字典没有二十万字根本就不可用。因为两个字一凑就是一个新词，这是德语的特殊特点。六年后，我四十岁的时候也开始了学习德语，并且成了我其后主要运用的阅读语言，如此，老马的这些看法也就一直伴随着我。我虽然在德国生活了二十年，可深知，就语言掌握，无论英语还是德语我都不如老马。而老马也还有一个名言，凡是出国的大都外语不好。老马说这话当然有其深厚的基础和背景，因为他和他所推崇的傅正元先生都是花了力气，一步一个脚印地学习了英语的，他们甚至背诵了很多名篇。

八十年代中期，我翻译《爱因斯坦传》的时候，因为马元德在身边我心里非常踏实，有了问题尽可以去问他。就是他不能够回答的他也会告诉你到哪里去查，或者说这个问题难以或无法解答在哪里。他不会顾左右而言他，让你不知所云、不知所措。

五．超越现实桎梏的马元德

七六年地震的时候有朋友去看老马，回来说，老马一人孤独地躺在塑料棚下，仰望着塑料布，周围是那些街道上的老太太、老头以及妇女儿童。一幅非常奇怪的难以让人说出是什么滋味的景象。那时的老马可能脑子中回响的是门德尔松的第四交响曲“意大利”，也可能正在琢磨罗素的想法和行文。这几乎可以说是老马一生的写照，他一生就是在活在这种糟乱的环境中，你难以想象，他竟出产了那么多好的文字翻译。

我曾经问过老马，有如此阅读量和知识背景，他为何不写点文章，而只是述而不作。老马笑了，对我说，他长期翻译已经不习惯写作，不能够写作了。我沉默思索，对此还是理解。一个看过那么多高超大“家”作品的人，眼高了，如何能够动笔写些泛泛之作。而他又既无条件也无机会稍长时间地集中在一个题目。为了维生他无法专心。当然更重要的是，老马比我们更明白，这是一个根本不让人说“人话”的时代，说“人话”的人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老马已经过了我们的热血年纪。。于是我劝他写点翻译心得，但是老马终究没有动笔。

无法写作，没有写作，老马不是唯一的。没有任何真正的写作空间是二十世纪产生的极权主义社会的有一个特点。智力和品质没有问题的，思想越是纯粹越不可能写作。著名的分析哲学家洪谦先生是另外一个例子。只有那些缺乏品质的人，那些半瓶醋，能为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新话”服务的人才能够并且有机会写作。这在整个四九年后一直是如此。

七十年代初期后，我们那批中学生非常看不起陈一谘、金观涛们那批六六年前的老大学生。看到他们窑洞里的情书等文字，认为到那时还用那种语言和思维，那是一批没有反叛精神，毫无思想能力，充满革命豪情的傻瓜。但是就在这种气氛中，奇怪的是我们从来不曾觉得老马是隔代人。现在明白是真正的知识的追求把我们连接在了一起。

其后的发展果然如此，七六年后，所谓恢复正常的时候金观涛们的文字立即就在党的出版机构、报刊上发表出来，和已经存在的意识形态水乳交融，他们在极权主义的文化中如鱼得水。但是，老马却永远只能够“述”，不能够“作”，而且只能在夹缝中。不仅是七六年后，只要这个制度存在，它的任何放松都不是为老马这样的人预备的，没有他的空间，至多是桎梏有所放松。在这一点上，在知识和精神的位置上，我和老马一样，所以我们依然非常相投。

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一些国家机构人事任用有些放松，而这个放松给老马带来进入国家单位，找一个铁饭碗的可能。为此，我曾经听说社科院以及我后来所在的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可能要他，因为老马的译著已经充分证明他的能力。可阴差阳错，他终究没能进入这两个单位，最后进入北京建工学院教授英语。不过这一出路，在我后来进入自然科学史所工作，并且和那些人有了一些交道后，我为老马庆幸。进了那样的单位，老马最后三十年的日子不会好过。早年在浙大学习物理，后来投身革命，有半生的时间在中国科学院主管意识形态刊物的范岱年曾经说过一句话，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专业是好人不来，差的人做不了的地方。这话的确说出了一些真相。那些才能一般，却充满心机的人，剩下来的就只有嫉妒和内斗了。所以老马竟然可说是运气地没有进入这样的中央单位，而安度了一个晚年。

以老马的才能、感知力、记忆力、理解力，老马如果不是生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至少会成为一位知识巨人，可现在，在地球这个星球上走过八十四年的他却一直是一个在社会夹缝中偷生的人，能够安全生存到八十四岁已属不易。这真的让人唏嘘，让人问天，问地，问社会，这难道就是人生？难道是这个时代的必然结果？

六．北京永远的老马

凡认识老马的人都知道，老马的物质及社会生活，一生不仅与奢华绝缘，而且与所谓主流社会的知识阶层绝缘，可老马嘴里，脑子中永远充满的是这个世上最高的、最富有的精神内容，老马呼出的气永远是才气。

就为此，我和老马从七十年代初期认识开始，一路聊到九六年我最后一次回北京。

回想这二十多年的交往，我和老马之交真的只是君子之交，只有神聊，神交，除了少有的几次他在我家吃饭外，我甚至没有去过他的家，也从没有和他一起下过馆子，但是我和他在精神和知识上的互相渗透却是很深。

对我来说，他最根本地影响了我的是，认识了他这样的忘年交朋友，你如何能够再与平庸之辈敷衍交往！……

马元德和我青少年时期的极少的几个朋友一样，让我终生交友变得落落寡合！

长安从此无子期、人间何处有元德……老马去了，我如何能够想象没有老马的北京，没有老马的人世……焚砚烧书，椎琴裂画，难解我心头之痛！

2014-08-04 德国 埃森

发贴者 仲維光 时间： 凌晨1:03 

5 則留言:

匿名2021年11月6日 凌晨2:28

李泽厚与余秋雨颇为神似。不大记得清楚李的模样，一想起来他仿佛就是余的那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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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維光2022年7月23日 清晨6:49

作者已經移除這則留言。

仲維光2022年7月23日 清晨6:52

這留言絕了！的確如此，我在1985年，伴隨我的老師許良英先生到友誼賓館參加一次思想交流會議，會前突然有一個人跑到許先生桌前，一臉諂媚地說，許先生您是否發言，我最愛聽您的發言了？我很奇怪，這是誰。許先生說，我來了當然要講話。他走後，許先生對我說，你知道這是誰，我說不知道。許先生說，他就是李澤厚。我笑了，跟許先生說，跟我看他的文字後，想象的相貌一樣。——一個站立不起來，沒有氣質的文儈。這評價當然包括余秋雨。

九十年代初，余秋雨和李澤厚在臺灣走紅，讓我感到，臺灣沒人了！時過三十年，果然如此，現在臺灣知識界像一團揉皺了的爛紙，其實早已有此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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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2021年11月6日 清晨5:16

身前身后何需名，一生如此有知音。真学问，从未绝，人类文明若可续，中国不缺有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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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維光2023年7月24日 清晨7:14

終於在老馬九週年忌日前補齊了老馬的簡介。如下：

馬元德，1929年4月1日—2014年7月28日，河北省邯鄲大名府人。翻譯家，早年從北大數學系因病肄業，後以譯稿為生。通德文、英文，能閱讀俄文、日文。譯作有羅素《西方哲學史》（下卷）、霍夫曼《上帝擲骰子嗎——量子物理史話》、L.J.賓克萊《理想的衝突》，柯拉科夫斯基《馬克思主義主要流派：興起、發展與崩解》等。

谢选骏指出：人说——“我曾经由于朦胧诗人江河的一再推荐而不幸化了一元七买了一本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我之所以如此说，时过几十年还记忆犹新是因为自从六九年之后我发誓绝对不买四九年以后的人写的书。而一元七在当时一笔大钱，我因为江河之荐破了财、破了戒，更重要的是觉得精神上上了当。”

我看李泽厚就是“驴皮厚”——李泽厚自己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李泽厚的著作毫无独立的价值。为何说李泽厚就是“驴皮厚”呢？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岂不就是“马渴死驴佞主义”吗。

至于说到“一元七在当时一笔大钱”，我更觉得我妈在此之前好几年的1972年给我四十多元人民币让我买书，是多么难能可贵了，那时候我每月的工资才二十人民币！

所以我宁死也不做一头马克思主义的驴。

仲維光@ar2652006328：

我還有些從哲學所黨支部幹部那裡直接聽到的一手的故事。

他（李泽厚）一直想在政治上捕捉機會高躥，可居然是哪壺不開提哪壺，總不到好處。他給四人幫寫效忠信，可發出不久四人幫就被揪出來了。反自由化時，他立即從美國寫信表忠心，但還沒等他回國反自由化就急剎車了。他積極申請入黨，但被這些知情幹部擋住了。

谢选骏@xxj2040

是的！李泽厚这个鸟人，1950年代就乱咬朱光潜；就像范曾1960年代乱咬沈从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