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女魔头与人斗其乐无穷

《》（2020-12-28 时代周报）报道：

“有些人一辈子都活在太阳的照耀下，也有些人不得不一直活在漆黑的深夜里。” ———东野圭吾《白夜行》 逃亡20年后，46岁的劳荣枝终于在12月21日走上审判庭。

与一年前落网时流出的照片相比，劳荣枝脸颊臃肿了不少，脸色也多有憔悴。2019年11月28日，劳荣枝被福建厦门警方抓获。这一消息即刻引爆网络。在没有互联网的20多年前，她和男友法子英是令人胆寒的“亡命鸳鸯”。

1996年，劳荣枝涉嫌和法子英在南昌杀害一家三口后，流窜温州、常州、合肥等多地作案。1999年，法子英在合肥落网。劳荣枝躲过此劫，隐姓埋名，与过去一刀了断，以“洪叶娇”、“Sherry”等多个假名在不同城市潜逃。以两人为故事原型改编的悬疑电视剧，在2000年播出广为人知。 20多年后，劳荣枝色诱男子，将他们骗至出租屋内，绑架劫财，和法子英涉嫌杀害7人的往事重提，以更为高效地方式占据流量热点。关于劳荣枝的一切都被围观、被解构、被分析，种种旧闻、新闻、传闻，皆成猎奇谈资。 被捕时，她身穿军绿色外套，脸色淡然，毫无普通嫌犯的慌张和窘迫：微侧着头，目光轻柔，莞尔一笑。看起来，劳荣枝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这张照片流传广泛，“如何看待劳荣枝落网拍照微笑事件？”仅在知乎平台就获得了10万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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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荣枝的家人、同事、邻居，都成为媒体采访对象。她的私生活也被挖掘。落网前的最后几年，她以“Sherry”之名在厦门一家酒吧工作，向客人推销酒水赚取提成，是“很受欢迎，业绩挺高”的“女神”。即使与辩护律师起初会面，劳荣枝仍不想别人知道她的身份，“你叫我Sherry就可以了”。 在酒吧工作的Sherry，还结识了新男友，被身边人形容为温柔、开朗、风情万种、生活有品位的漂亮女人。而“坐台女”、“杀人女魔头”等更具感官刺激的俗称，又将劳荣枝的人设指向另一个极端。这个中年女子留给人们的印象，粗暴且割裂。 12月21日上午9点，劳荣枝涉嫌故意杀人、绑架、抢劫一案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理。这是劳荣枝被捕后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时代周报记者全程旁听了庭审。 这场迟到20年的庭审前后横跨两天，累计持续了890分钟。劳荣枝在庭审上的一言一行，都经在场媒体的报道实时对外转播。大众关心“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的朴素伦理能否得到再次印证，案件审判能否公正进行。关心这场庭审的人，也希望通过庭审画出一个真实的劳荣枝。

在890分钟的庭审中，劳荣枝多次辩称自己遭法子英胁迫，当庭抗议故意杀人罪，只承认犯了绑架罪和抢劫罪，还时有“不要离负能量的人太近”、“众筹赔偿受害人家属”等惊人之语。劳荣枝当庭表现被指“表演”。受害人陆中明的妻子朱大红更当庭质问，“你的心是肉长的么？” 关键受害人皆已身亡，法子英早在1999年12月28日也已被执行枪决。在法庭上，劳荣枝的辩护人为劳荣枝作了轻罪辩护，认为部分案件细节缺乏证据，应“重物证轻口供”。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认为，劳荣枝与法子英杀人、绑架和抢劫属于共犯，均属主犯，其犯罪后果极其严重，手段极其残忍。公诉人希望法庭公正判决，但没有给出量刑意见。 围绕劳荣枝案的争议和讨论，远没有平息。庭审前一天，劳荣枝的二哥劳声桥即已表明态度，无论结果如何，都将上诉。

合肥是劳荣枝和法子英共同流窜作案的最后一站。在合肥期间，劳荣枝化名沈凌秋，法子英化名叶伟民。 1999年6月21日，两人从杭州乘“依维柯”来到合肥。法子英入住安庆路的西海饭店，劳荣枝住在三孝口的红旗饭店。两家饭店的直线距离不到两公里。 6月底，这对逃命鸳鸯看中了双岗路虹桥小学恢复楼二楼209室。这套房两室一厅，租金500元/月。7月1日，法子英付下三个月的租金，预谋再次绑架杀人。 随后，法子英花费150元，以“关狗”为名定制了一个100厘米×100厘米×70厘米的铁笼，再花5块钱让民工踩着三轮车抬到了出租房。据法子英供述，焊铁笼当天，劳荣枝下午4时到附近的旧货市场花500块钱添置了一台旧冰柜。“这两样东西搞成后，我和劳荣枝就开始物色被绑架对象。”法子英供述。

7月15日，“沈凌秋”成了夜总会“三九天都”的一名陪侍小姐。说话软糯、长相温婉，很快获得了客人的青睐。时年35岁的殷建华，是“三九天都”的常客。他频频向“沈凌秋”示好，多次要求和她外出发生关系，均被沈凌秋拒绝。 殷建华是合肥安吉达电气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出手阔绰，每次去“三九天都”夜总会，随手从身上掏出几包中华烟“啪”地扔在桌上。在那个年代，殷建华属于“先富起来”的人之一。他成为了法子英和劳荣枝的绑架目标。 7月21日，夜总会前堂负责人陈瑾刚和殷建华吵了一架，“殷总要带沈凌秋出去，我不准他带沈走，我们有规定（不能带人外出）”。

第二天上午，妻子刘敏（化名）出门上班，殷建华还在睡觉。待妻子走后，殷建华在10点左右拨通了“沈凌秋”的呼机。接到信息后，“沈凌秋”给殷建华回了电话，把他带到了出租房。21年后，走上被告席的劳荣枝在庭审时回忆，在带殷建华上楼时，她也犹豫过。

这番说辞，真假难辨。即使的确曾有过犹豫，这个善良的念头，终究只是一闪而过。

进屋后，房门被迅速关上，法子英用刀抵住殷建华。“坐下。动，我就宰了你。”法子英拿绳子绑住殷建华的双手，把他推进放置在客厅的铁笼。

法子英用铁丝牢牢地扎住笼门，解开殷建华的双手。他和劳荣枝想把铁笼抬进卧室，太重，抬不动，最后“殷建华自己举着铁笼走进卧室”。

“我就是吃绑架这碗饭的。”法子英把枪拿来给殷建华看。

殷建华连忙回应，“我知道，我知道。”

“你出多少钱？”法子英开门见山。

“二十万。”

法子英没吱声。

殷建华又说，“三十万”。

“我之前杀过人的，你相信不？”法子英接着说，殷建华没吱声“你也不怕，等一会，我做给你看，你就相信了。对你我都有好处，可以促成这笔生意（指勒索）成功。”

接着，法子英再用绳子把殷建华的手、脚、脖子和铁笼绑在一起，并让劳荣枝看着，叮嘱“他如果叫，你就勒死他”。

走出恢复楼，法子英来到合肥市六安路，以家中有木工活为由，把木匠陆中明诱骗到出租房。

法子英用尖刀把陆中明当场杀死，肢解了尸体。陆中明才31岁，撒手留下妻子朱大红和年幼的三个儿女。

法子英残杀陆中明时，劳荣枝在卧室看守殷建华。劳荣枝与陆中明被杀害的厨房，仅相距3.1米。据劳荣枝在庭上的陈述，她全程听到了陆中明的惨叫，“声音给了我很大的感官刺激”“这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当公诉人向劳荣枝展示当时陆中明被杀现场照片，劳荣枝吓到尖叫，并将头别到一旁，不敢看照片。

为防止尸体发臭，法子英将身体和头颅分离的尸体存放在预先购置的冰柜中。

7月22日晚9点，法子英恐吓殷建华写下两张纸条，其中一张写着，“小刘，你好。我又给您添麻烦，我真对不起你。这几天我没法跟你联系，你回临泉想尽一切办法把钱搞到。我求求你，要不然，我就没命了。”

殷建华还打电话给妻子，嘱咐她准备好钱，二十分钟后到长江饭店与法子英见面。

刘敏按约准时抵达长江饭店，等待与“穿着黑色T恤、留小胡子的大哥见面”。法子英未能如约赶到约定地点，刘敏一直等到9点45分，未能见到法子英，就返回了家中。

晚上11点多，法子英再次命令殷建华打电话叮嘱刘敏，次日上午准备一万元，“见面再谈”。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法子英让殷建华再写一张字条。“写好后，我就叫劳荣枝看守殷建华并对她说，我如果十二点钟不回来，就被抓起来了。你就给我报仇，把他杀掉”。法子英供述。

这一次，刘敏见到了“操着标准普通话”的法子英。刘敏问怎么回事，法子英没回答，反问：“你怎么不关心你丈夫？”

法子英让刘敏请他到家中，刘敏说，“我请你去”。在路上，法子英掏出殷建华的钥匙给刘敏看，到家后，法子英掏出一把铁制转轮手枪给刘敏看，说“枪是真的，可以检查”，刘敏没有去碰枪。

刘敏声称要半个小时出去筹钱。在熟人处借得一万块钱后，打电话给法子英，“我拿到钱了，在（回家）路上”。

刘敏没有回家，选择了报警，迅速赶到的警方将法子英包围。双方对峙多时，警方遂向法子英躲藏的屋内投射了催泪弹。中午12时10分，法子英受不了熏人的烟雾，持左轮手枪向屋外逃窜，被警察开枪击中右腿后擒获。被抓时，法子英的枪中还有4发子弹。

落网后，法子英坚称自己叫叶伟明，拒不交代犯罪事实和同伙劳荣枝。这为劳荣枝的出逃创造了时机。

殷建华究竟被谁所杀？21年后，这仍是“劳荣枝案”庭审关键。

法子英曾供述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版本。其一为，法子英出门前对劳荣枝曾述“我如果十二点钟不回来，就被抓起来了，你就给我报仇，把他杀掉”；另一供述为，“（7月23日）上午10时许，我用老虎钳和铁丝拧殷建华颈部，致其当场死亡。杀死殷建华后，携带自制手枪及殷写好的字条去见殷的老婆”。

据时代周报记者获得1999年11月18日审判法子英的庭审记录，对这一关键细节也有具体记录：

“殷是谁杀的”。

法子英回：“我”。

“你是何时杀殷的？”

法子英回答：“公诉人说什么时间就是什么时间吧”

“用什么方法杀害？”。

“用刀，用绳子，什么手段都有。”

据劳荣枝在此次庭审时所述，7月22日晚十时，趁法子英让她出去买宵夜的间隙逃跑，否认杀害了殷建华。

法子英落网后，殷建华在哪仍是谜团。7月28日，楼下住户联系209室房东，租客不见踪影，屋里传出恶臭味。至此，警方才发现殷建华和陆中明的尸体。

法医鉴定，殷建华系被他人勒颈窒息死亡，陆中明系左侧颈总动脉、右侧头臂干和肺脏刺破急性大失血并头颅躯干分离。

合肥是法子英和劳荣枝绑架杀人作案的最后一站。

据劳荣枝落网后的供述，法子英喜欢冬天赖床，所以每次作案都选择在夏天或不冷的季节。当年12月28日，背负7条人命、恶贯满盈的法子英被执行枪决。2019年11月28日，隐姓埋名20年后，劳荣枝在厦门警方“云剑行动”中落网，但拒绝承认真实身份。12月3日，警方通过DNA比对鉴定，确认了劳荣枝的身份。

“亲爱的”

恋人、同伙，相爱、胁迫——劳荣枝和法子英之间的复杂关系，缠绕交织，无人真正知晓。

劳荣枝说，她是在7月22日当天晚上离开合肥。当时，她给法子英留下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亲爱的，我走了，我在家里等你。爱你。”

劳荣枝解释说，写字条是为了安抚法子英，显示自己希望能够和法子英一起回到重庆的出租屋，进而保护家人。重庆是他们的“大本营”和“安全屋”，“我们在重庆不作案，我在重庆也不坐台的。”劳荣枝说，在重庆约定的地点没有等到法子英，最后独自逃往厦门。

从法子英案到劳荣枝案庭审，律师刘静洁一开始便担任朱大红的法律援助律师。她认为，对殷建华被杀前后两个版本的供述，互相矛盾，可见法子英有意为劳荣枝开脱。

刘静洁说，被警方抓捕后，法子英处处维护劳荣枝。1999年7月29日，法子英落网六天后才交代案件的地点等关键信息，这让劳荣枝有充分的逃跑时间。期间，法子英还曾一度供述出另一名“坐台女”的名字，称与她一起作案，混淆办案人员。

据时任法子英辩护律师的俞晞回忆，法子英不关心案情，询问最多的还是劳荣枝的情况。他最后一次见法子英是在他被执行死刑前。法子英向俞晞最后一次询问劳荣枝是否归案。在这之前，他已多次向俞晞询问，始终没有得到回应。权衡之下，俞晞告诉了他，“还没有”。听后，法子英笑了。这是俞晞唯一一次看到法子英表露情绪。

法子英曾告诉俞晞：“你不要看我这样，我也有温柔细腻的一面，不光是打打杀杀，那是个武夫。”

劳声桥记得，劳荣枝曾经对他说过，法子英对她很好，甚至愿意为她付出生命。

庭审现场，劳荣枝所描述的法子英，则全无温柔男友形象，而是彻头彻尾的恶魔。

劳荣枝说，与法子英相处的几年，自己先后为他堕胎四次，“我不是既得利益者，而是受害者”、“我一直受他胁迫，是法子英的性侵工具，也是他的赚钱工具”。

劳荣枝回忆，一起逃亡时，两人开销很大，一天要花费200块钱左右。法子英“人很懒”，冬天的时候常常躺在床上一整天，“所有的抢劫都是在夏天进行的”。法子英爱打麻将，常把劳荣枝反锁在屋内后扬长而去，打麻将一晚上就输一、两千块。

法子英不时掐着她的脖子，对她进行殴打，导致劳荣枝被打成颅骨凹陷，身上多有淤青。劳荣枝坐班的夜总会要求穿短裙，但因腿上常常是青紫的，她只能穿长裤上班。

不过，劳荣枝在庭审述说的部分细节还是能印证二人感情甚笃。

“我要分手他不肯，他要分手我又不肯。”庭审现场，劳荣枝说到这里，略微停顿，随即又补充说，“他经常打我、骂我，我没有任何自由。他还要接送我上下班，给我做饭，我说我打车去（上班）他也不同意。他允许我坐台，但不允许我在外过夜”。

独自逃亡后，她看新闻才得知法子英的结局，“我当时很开心，感觉是为民除害。”

公诉人在庭上出示的证据似乎也证实，二人间存在着某种更为复杂而紧密的联系。

公诉人称，1996年南昌案发后，在受害者熊起义的家中，劳荣枝不仅明知放任受害者死亡，而且担心指纹留在现场，还对法子英说“不如一把火烧了这个家”，但这一行为被法子英制止。

两人逃离案发现场后，法子英面露后悔神色。劳荣枝很看不起这种“做了又后悔”的态度，把法子英骂了一顿。对此，劳荣枝当庭辩解称，自己当时带着情绪，“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

这是二人首次作案。此后，两人陆续流窜广州、常州、南宁、厦门、东营、黄梅等地，每到一地，就由劳荣枝坐台谋生。

18岁的小学老师

庭审前，劳荣枝在南昌的看守所里度过了46岁生日。

1974年12月14日，劳荣枝出生在江西九江市。父亲是九江石油公司的消防员，50年代从一江之隔的湖北黄梅县迁入九江。劳家共两子两女，劳荣枝年纪最小，比二姐劳国枝小2岁。

那时，石油公司周围还是大片农田，厂区内部还有专为职工及子女设立的医院和学校。这是一个让外人艳羡的家庭。“每到过年，石油公司发的水果吃都吃不完。”劳声桥回忆。

这也是一个高度自给自足的生活环境，同事们住在一起，彼此熟识，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成为大家的谈资。

“我们一家人‘出了名的老实’，住在郊区，从来不到市区玩，生活很单调。”劳国枝说。

80年代中后期，劳荣枝的大哥、二哥相继参加工作。在二哥眼中，劳荣枝从小听话、懂事，学习成绩不错，“姐姐穿过的衣服留给她穿，她也从来不说”。

1989年，15岁的劳荣枝初中毕业，中考成绩足可以上九江市重点高中。“读高中，也不见得就能考上大学。中专出来当老师蛮好，包分配。那时候，（大学）录取比例很低。”劳荣枝听从了劳声桥的建议，选择了九江师范学校的幼教专业。

开学那天，劳声桥骑着自行车带着妹妹去报到，“她就坐在自行车前杠上，后座上放着被褥、脸盆和塑料桶”。

在当年同学们的印象里，劳荣枝长得漂亮、身材好，喜欢唱歌跳舞。邻居们评价，劳荣枝气质挺好，“也很阳光，喜欢打扮，挺时髦”。劳声桥则说，妹妹不爱化妆，也很少买新衣服。

1992年，劳荣枝中专毕业，顺理成章地进入九江石油化工公司，成为下属子弟学校的一名小学语文老师，每月工资两、三百元。

参加工作那年，她才不过18周岁。给学生上完课，她还时常被上级领导叫去跳舞，有时候要到凌晨一、两点钟才回家。劳声桥觉得，正是那段经历让妹妹的心思开始“活”了。

1994年，在一场同事婚宴上，劳荣枝偶然结识了比自己大10岁的法子英。当时，法子英已经成家，并有了女儿。好勇斗狠的法子英在当地“小有名气”，诨名“法老七”。

那次婚宴结束后，法子英骑着摩托车把劳荣枝送回了家。两人由此正式开始交往。

摩托车在当时还算是稀罕物，但劳声桥说，妹妹绝不可能受一辆摩托给诱惑。劳家的孩子都参加了工作，生活水平比一般家庭好上不少。劳荣枝的姐夫就有一台花了七、八千块钱买的摩托车，很少骑，经常放在家里。俞晞说，法子英曾述，劳荣枝有“英雄情结”，很崇拜他敢于打打杀杀。

在旁人看来，法子英身材矮小，面相丑陋，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和劳荣枝不登对。劳荣枝的父亲曾让劳声桥去法子英曾经工作的单位打听，但也没探出个究竟。

那时，劳声桥有下海做生意的念头。据劳声桥回忆，劳荣枝曾对他说，法子英的姐姐是当地五交化公司的经理，他哥哥也认识不少人，可以让他们帮忙找个门面。

两人交往尽管遭到家人反对，但妹妹年纪大了，也不好干预过多。此后，劳荣枝回家的次数渐渐变少，家人常常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1995年，子弟学校将被撤销的传言满天飞。劳荣枝借着机会停薪留职。家人反对，反复劝阻，但还是没能改变劳荣枝的决定。临走前，劳荣枝告诉二哥，她和朋友一起去深圳做生意。劳声桥不知道妹妹口中的“朋友”，就是法子英。

“当年，我20岁出头。法子英诱骗我停薪留职的时候，我刚刚21岁，只知道外面的钱很好赚。”劳荣枝带着毕业证去找工作，法子英不让，而让她去坐台。两人去深圳，随身带的6000块钱一个月就花完了。法子英就让劳荣枝坐台赚钱。

“法子英控制、利用我，（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受着折磨。我忘记了我的家人，我对不起我的家人。”劳荣枝自称，“不想做这种龌龊的事情，瞧不起这些通过不正当手段挣钱的行为”。

劳声桥认为，自从认识法子英之后，妹妹的人生就被彻底毁了。

“可以说我不优秀，但不能说我不善良”

逃亡20年，劳荣枝自认循规蹈矩，除了炒股没有一件事做错，“可以说我不优秀，但不能说我不善良”。

庭审第一天上午9时，两名法警押送劳荣枝进入审判厅。受限于疫情防控需要，劳荣枝家属及受害人家属均在法院内通过视频观看了庭审过程。

12月的南昌，阴冷潮湿。劳荣枝穿着青灰色菱格花纹棉服、圆领黑色毛衣，全程佩戴口罩，鬓角已有些许白发。

劳荣枝声音细软，一开始还带着一丝怯生生的味道，全程表现得体礼貌。每次被审判员要求回答问题时，劳荣枝都会说，“你好审判长”；结束后，也会说，“我回答完了，谢谢审判长。”

庭审现场，公诉人代表南昌市检察院指控劳荣枝涉四起犯罪事实，分别是：在南昌、温州、常州、合肥与法子英共同实施故意杀人、绑架及抢劫犯罪。

与法子英1999年时所受的指控相比，劳荣枝所受的指控多出了常州绑架案。劳荣枝称，这是她主动供述才作的并案处理。

劳荣枝及其辩护人对所涉抢劫、绑架罪的犯罪事实未作过多辩解，但否认致被害人死亡的情节，否认检察机关故意杀人的指控。

劳荣枝只承认，在法子英的协迫下参与了对受害者的绑架和抢劫，但不承认曾与法子英合谋杀死受害者。她并不知道法子英最后是如何对待受害者的。一直到合肥案发，法子英在出租屋将陆中明杀害，劳荣枝才意识到法子英原来真的会杀人，并被要求配合推动装有陆中明尸体的冰柜。“我和他隔着一个冰柜的距离，我害怕极了，看着他，毛骨悚然”。劳荣枝说。

第二日庭审上午，公诉人将全部证据出示完毕。殷建华的死亡时间成为本案的最大疑点之一。公诉人和辩护人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多次交锋。

据公诉人出示的尸检报告，殷建华死于7月24日左右，而法子英则在7月23日中午已被抓获。据此，公诉人指出，劳荣枝有杀害殷建华的重大嫌疑。

劳荣枝说，自己是在7月22日晚上10点左右，趁法子英让她出去买宵夜的间隙逃跑，但无证据表明这一行为。

公诉人则认为这个说法并不成立，一是没有其他人证、物证可以佐证，二是如果劳荣枝如果是22号逃跑，法子英不会老老实实待到23号，再去跟殷的老婆拿钱的，“未拿到赎金就杀人是不具备合理性的。”最后一点是，法子英被捕后，劳荣枝有杀死殷自保的杀人动机。

辩护人称，尸检报告显示殷建华死于7月24日左右，准确时间无法判定，且尸体腐烂程度受环境因素影响大。法子英案的判决书显示，殷建华是法子英用铁丝勒死的，但铁丝、老虎钳、铁笼已无实物存在，无法进行指纹鉴定。没有生物学证据可直接证明劳荣枝参与杀害受害人，这是这几桩案件中共同存在的问题。

案发时间久远，公诉人出示的证据均为照片，作案工具已无法进行重新鉴定。据此，辩护人表示，检方指控的事实存在证据瑕疵。尤其是对其故意杀人罪的指控，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

劳荣枝对多个关键供述当庭“翻供”。

在此前讯问笔录的南昌案部分，劳荣枝曾四次提到“不如一把火烧了这个家”、“我没有考虑到后果，我只是想消灭掉指纹”等话语。

在庭审过程中，劳荣枝仅承认说过一次“放火”，其他的内容则是在接受讯问时，受“杭州保姆纵火案”影响，“临时发挥的”。

除此之外，在合肥案中，劳荣枝否认了此前在询问笔录中自己说过“杀一个人给你看”等话语，“我是不会说这种话的，我平常是一个给人传播正能量，远离负能量的人”。

劳荣枝还否认在合肥购买了旧冰柜，而此前她对此曾予以承认。她说，自己已经不太能记得清是不是自己买的冰柜了，“证人（的证言）说买冰箱的人是小眼睛，而我是公认的大眼睛。”

公诉人当庭表示，劳荣枝对关键问题存在逃避行为，她的当庭辩解是无力的，“劳荣枝，你当时已经25岁，身背5条人命。你说你自己对冰柜和字条内容不记得，现在又记住了一点。劳荣枝，你是否还能记得起更多？”

南昌市检察院公诉意见书认为，被告人劳荣枝为系列犯罪主犯，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犯罪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其主观恶性极深，应当承担故意杀人罪、绑架罪、抢劫罪相应刑事责任。

辩护人表示，目前，证据是有缺失和瑕疵的，没有过硬的证据证明受害人的遇难与劳荣枝有关，也没有证据证明劳荣枝致人死亡。

在庭审现场，劳荣枝极力辩解自己受法子英协迫。她多次谈到，自己热爱生活，向往正能量，如有合法身份，会有非常好的未来。

多名观看庭审的人士称，在890分钟的庭审中，劳荣枝表现出与自身教育背景不符的法律素养。劳荣枝提到，法子英一直在营造出“多人团伙作案”的事实。说到这个词时，劳荣枝停顿了一下，随即解释称，“虽然我没有受到过高等教育，但是我热爱学习”。劳荣枝自述，常州案为她主动供述，在法子英案中“没有并案处理”。

在最后陈述环节，劳荣枝从棉衣的左边口袋中拿出几张纸，准备进行发言。

审判长打断了她：“能不能不要念？”劳荣枝解释自己文化素质不高，这些内容都是自己口述的。审判长同意她继续念稿。

劳荣枝向受害者家属道歉，称自己的道歉是“迟到了20年”，“我对受害者家属表示哀悼和深切的同情，希望他们安息。”“我承认自己有罪，我也愿意赎罪。”

“这段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不敢想任何人求助，也一次次放弃了投案自首的机会。1999年，我才24岁，我对生活充满向往，同时我内心也很恐惧，我害怕面对，所以我选择独自逃亡”。

说到这里，劳荣枝再次向受害者家属道歉，“对不起，虽然现在说这些于事无补”。

劳荣枝称，她2010年患上宫颈癌，2019年归案后，一直心灰意冷。她在被捕归案的时候感觉得到了救赎，之前一直不敢向所有人诉说自己的经历。

说完这句话，劳荣枝情绪激动，泣不成声。

提及父母时，劳荣枝再次痛哭，“2005年，父亲去世，我没有尽孝。如今母亲已80岁，也从来没有赡养过。我在家只做过两顿饭。一顿饭，鱼没有煎；另外一顿，米没有放水。”

“我经常（凌晨）2、3点不舍得睡觉，总觉得每天都是最后一天。”最后，劳荣枝以“请给我一个赎罪机会，一个改革自新的机会，回馈社会”结束了陈述。

近日，劳荣枝辩护律师对外发声，称劳荣枝要求法援律师介入。起初，她更多关心外界和媒体的评价和报道，“哪怕判无期徒刑，我也要求判我死刑算了”。经过16次会面后，劳荣枝的心态开始改变，求生欲变强，日渐关心案件进展，并主动要求案件公开审理。

3万元存款和10多万元外债

20年足够改变一个人。同样是女人，劳荣枝用20年伪装自己，活成了别人眼中“温柔、开朗、生活有品位”的女人。安徽农妇朱大红用20年侍奉婆婆，独自抚养三个子女长大成人。

1999年7月，陆中明为给刚上学的儿女筹集学费，离开家乡长丰县，前往合肥打工。此去不再复返。

朱大红今年50岁，只比劳荣枝大4岁，白发丛生，留海挡不住额头的皱纹。她身高约1.5米，素面朝天，着黑色长裤和皮鞋，背着深蓝色皮包。身上青色短款大衣，是小女儿过年时给她买的。丈夫被害那年，小女儿才只有2岁，大儿子也不过7岁。

朱大红和代理律师刘静洁坐在四名公诉人的背后，参加了为期两天的“劳荣枝案”庭审。庭审全程，朱大红只发言了两次，每次听到丈夫惨死内容时都忍不住双手抹泪。

1999年，陆忠明的尸体从冰柜里被发现时，现场没有任何可以直接证明身份的证件。当地警方在报纸发布启事，20多天了还无人前来认领尸体。

一开始，朱大红家对丈夫的失踪并未在意。好几天过去，陆中明仍然音讯全无。朱大红和家人这才前往合肥报案，警方拿出陆中明遗留在现场的木工箱，家人一眼辨认出。

“他是个好爸爸，也是一个好丈夫，从来不让我操心太多事。我只管带孩子，什么事都是他扛着。”在庭审结束的当晚，朱大红回忆说。

陆中明和朱大红“情感很好，没有矛盾”。“陆中明很尊敬别人，对人讲话很留余地。每次回家都是笑眯眯的，遇到谁，他都笑，三岁小孩子他都不得罪。”朱大红眼中的丈夫是本份人。

这20年，朱大红“过得很不容易”，“这两个杀人犯害得我母子几个好可怜。没办法，遇到‘鬼’了，没有办法。”陆忠明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朱大红不得不顶上，就像撑住家里马上要倒的房子一样。

“第一次到她家里去时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刘静洁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墙上裂了一条很宽的缝，缝里塞满塑料纸挡风。后墙感觉马上就要倒了，是斜靠在墙上的粗木在撑着。”

刘静洁找乡政府申请了一些免费的砖瓦，将陆家的屋子稍微加固了一下。随后，刘静洁又找到媒体帮忙报道，合肥当地的一家企业愿意解决孩子的上学费用。1999年，她们已对法子英提出过民事赔偿，但由于法子英没有钱，因此“法院判决免赔”。

丈夫没了，如何拉扯三个孩子长大是朱大红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农村生活特别不容易，种田全靠劳动力。如果家里没有劳动力，一个女同志你就干不了。”朱大红回忆，“就说种稻灌溉，灌田的水明明你家也有份，我家也有份，但我家就搞不到。因为家里没有男人，人家就欺负你。现实生活中真是残酷。”

在农忙之余，朱大红还要出门打工，就这样过日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孩子看到家里的状况，也帮我下地干活。不像其他人家的孩子有父母宠着，我家孩子才几岁就要跟我下地栽秧”。

“我的苦、我的煎熬，都能烧到头发梢子。”朱大红哽咽着说，“那些日子，天都是黑的，看不到亮。”陆中明的死更给朱大红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压力。“劳法二人给我家重重一锤，让我的家成了一个破碎的家庭。我的人生，包括孩子的命运都被彻底地改变了。”朱大红没想过改嫁，“父亲走了，我是孩子的母亲，如果再放弃孩子，就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

朱大红认为，法子英犯罪就是家庭的环境导致的，所以她“不能让孩子成为没人管的孩子”。

陆中明被害当年，三个孩子还小，但左邻右舍也会跟他们讲“你爸爸在合肥被杀了”。朱大红一直没有向儿女讲述过多情况，“讲多了会伤心”。2019年11月28日，劳荣枝被抓后，儿女儿们通过新闻报道得知了更多细节。

两个儿子现在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朱大红开始着急，“如果丈夫还在，这个心不要我来操”。

至今，朱大红还欠着十几万元的外债。“钱都是从亲戚那借的，小孩上学、我前年动手术、修房子，都是借的钱。两个儿子都是初中学历，小女儿读书多一点，高中学历。”

劳荣枝被捕后，刘静洁代表朱大红依法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劳荣枝赔偿陆中明的丧葬费、死亡补偿费和子女抚养费等，劳荣枝表示愿意赔偿，但她只有3万元。

“劳荣枝说只有3万块钱，怎么赔？”朱大红说。朱大红及其代理律师认为，劳荣枝对于陆中明的死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求民事赔偿，且拒绝调解。

丈夫去世后的头几年，朱大红每隔几个月就去问刘静洁，“刘律师，劳荣枝到底抓到没有啊？”后来，朱大红开始有些绝望，问询的间隔也变长，但在陆中明每年祭日，依然会雷打不动地询问刘静洁。

朱大红20年的日子“看不到亮”，劳荣枝在庭上也称这20年逃亡生活“暗无天日”。

这一说法没有得到刘静洁的认同，“她天天没事遛遛狗、弹弹琴、画画、品红酒，过着高品味生活，想过那被杀的七条人命吗？”刘静洁顿了顿，又补了一句，“想过冤死的陆中明，还有他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苦苦挣扎在贫困线上吗？”

刘静洁为朱大红喊冤：“她没用过化妆品，没有听说过养生 ，她这二十多年一直为老人孩子操劳，唯独没有善待自己。”

劳荣枝归案后，她在厦门的男友称，在两人交往期间，劳荣枝谈起自己的过去总是一带而过，生活注重衣着外表，喜欢弹钢琴、画画，“在酒吧维系客人有自己的方式，因此客人非常多”。

“劳荣枝说自己善良，愿意帮助所有人，哪怕是不认识的人。如果有心，为什么20年来没有暗中给过陆中明遗属分文赔偿？”刘静洁脸色愠怒。

庭审结束后，刘静洁认为劳荣枝有“高超的反侦查意识”、“强大的心理素质”，“把所有罪过都推到法子英身上”。“我没想到，她这么能讲，有这么强的表演能力。她在法庭上面滔滔不绝，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刘静洁说。

没有人能真正窥见劳荣枝的内心。20年来，背负令人战栗的罪恶徐徐而行，隐姓埋名的劳荣枝生活在皇皇日光下，内心却如同最深最黑的夜，没有人真正知道：她因何快乐，为何悲伤。

对劳荣枝的任何解读，都难免落入无知的困局。太阳底下无新事，《白夜行》里，女主人公雪穗说：“我的生活里没有太阳，只有黑夜，但是有亮光替代太阳。”

劳荣枝的太阳是什么？

谢选骏指出：上文以为女魔头活在黑夜里，它哪里懂得女魔头始终与太阳同行，她的太阳就是毛泽东思想——“与人斗其乐无穷。”她的受审，就是像毛泽民一样隐瞒身份、编造谎言、蒙混过关、假装可怜。共产党会比盛世才更加愚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