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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13日星期六

联邦制就是更为彻底的封建制(谢选骏全集第137卷)


联邦制就是更为彻底的封建制

The federal system is a more thorough feudal system


目录

序言 联邦制是更为彻底的封建制

001长官腔调与美国的地方自治

002美国的封建保守性格

003美国不是美国

004美国人的数学因为种族而差

005为什么互联网只能成功于美国

006美国政府沦为非法组织

007美国公立大学跨州上学的费用高出几倍

008美国没有哲学只有实用主义

009美国退化为“食草动物的费拉社会”

010暗度陈仓潜入美国下腹部

011多难兴邦,天佑美国

012美国总统的秘辛总是围绕着美元

013美国的权贵资本主义

014赤字赤字,最后会把国家赤化——饮鸩止渴的美国赤字

015美国也有政教合一的一面

016美国这是在围魏救赵吗

017龟壳主义的美国实践

018美国的强大就在于民营、法律、基督教

019美国有个第三世界

020美国深陷社会主义化的危险

021白人美国的最后挣扎

022美国陷入鸦片战争

023族群政治与美国解体

024美国独立中的奴隶制因素

025美国宇航局所确认的思想主权论

026美国独立为何强化了奴隶制度

027美国加快社会主义化的步伐

028两个精神病人争夺美国

029逃税政治家君临美国

030美国在衰落还是在新的崛起中

031祝贺美国开始向帝国转变

032社会固化是美国衰落的重要特征

033美国新闻自由的限度

034谁是美国的寄生虫

035美国为何进入灾难周期

036美国的皇族化与帝国化

037有钱能使美国之音推磨

038美国进入恐怖竞赛

039美国没落的可靠标志

040美国黑人多由白人混血而成

041美国食物的超级革命意味着什么

042美国费城的中文独立宫图书馆

043把美国大学生改造成为共青团员

044美国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守

045司徒雷登代表了美国的败退

046美国的敌基督力量十分猖獗

047美国缺乏“神化的标本”

048美国加速走向虚无主义

049美国会不会发生军事政变

050美国还来得及换口气吗

051第四美国与第四危机

052小布什的“救市”彻底分裂了美国

053美国革命就是要推翻法院的判决

054美国是“信奉‘华盛顿教’的国家”

055美国是律师干出来而非谈出来的

056美国试图逃离“大国蚁民”的宿命

057美国如此打造帝国的基础

058无神论者的美国结局

059美国苹果公司就像“不和的金苹果”

060美国社会是无政府主义的楷模

061美国总统为何成不了暴君

062美国总统也成了“民主”(人民的主人)了

063第四美国进入司法议题

064美国国务院再度遭到共产党渗透

065一根筋的麦卡锡如何救了美国

066美国社会的穷则思变

067你的美国梦只是一所房屋吗

068美国是否要放弃自取灭亡的历史机会?

069第四美国是一条下坡路吗

070隐瞒共产党员身份触犯美国移民法

071美国假隐士的终南捷径就是妓者

072美国两大奸商分食低端高端

073美国为何缺少公共厕所

074美国国会领导人变成老鼠

075美国更伟大还是更趴下

076艾森豪威尔为什么出卖美国

077美国参院力避沦为美国残垣

078美国能够强大的秘诀何在

079美国的健康预期寿命指数为何偏低

080美国2015年才开始思考第二次太平洋战争

081美国精神就是和稀泥的实用主义

082美国是“国会主权国家”

083美国会不会完全彻底地投靠魔鬼

084“让美国再次伟大”是个二流子口号

085美国国会成了乡巴佬聚餐

086美国外交失败是由于联邦制作祟

087第四美国2020年进入了倒计时

088再论美国医生治疗感冒的方法错误

089美国主流社会的堕落呼唤一个大政府

090第四美国难产的阵痛如此剧烈难熬

091第四美国的愿景——联邦向各州宣战并征服各州

092美国开始运用我的客卿策了

093奸商和演员如何拯救美国

094美国校园暴力的根源

095第二次内战将使美国成为全球政府

096美国每年X个航母编队沉沦

097格林斯潘搞乱美国的原因终于暴露出来了——卧底和犹奸

098善用非法移民将使美国成为世界帝国

099美国的问题是花费太高收益太少投机成风

100保护美国必须接管美国

101艾森豪威尔为什么污蔑美国

102黑人是美国的特权阶层

103美国开始红色恐怖的进程

104不听党的话使得美国变得伟大

105选举人团制度基于美国联邦制度

106白富美的美国不敌黑穷丑

107我怀疑美国不对流感进行消炎处理的办法是错误的

108美国的伟大就在于可以吸收小人物的影响

109美国开始焚书坑儒

110可惜美国的农民太少了

111红色美国的崛起

112社会主义祸害美国

113国源于分裂的事实

114美国联邦制度已经动摇

115美国联邦制度溃败于全球化过程

116地方自治阻碍美国进军全球

117无神论的流行让美国出现了《毒疫》


序言 联邦制是更为彻底的封建制


网文《联邦制和中国古代的分封制有什么区别》报道:


1、分封制和联邦制是根本不同的:分封制是从上至下,先有一个中央(天子版)再由这个中央将疆域封权给大小诸侯;而联邦制是完全反过来,先有各邦各州,再由这些地方政权组合出一个中央政权。所以两者只是“地方自治”的表象相同,然而运作方式实际是完全不同的。


2、由于运作方式的不同,分封制之下的天子是天下共主,实力胜于中央者自然会垂涎三尺,取代之而后快。而联邦政府权力发源于各州,加入/离开联邦的权力也在各州政府;而且更重要的是,联邦政府并不是美国的“天下共主”,其地位与各州政府是平等的,因此即使某个州真有野心成为尊长也毫无意义。

3、再有,中国的分封制下,各诸侯有自己的军队,因此一旦中央掌控能力衰弱,各地就会以自己的军队扩充地盘,形成军阀混战;而联邦政府之下,军队、外交权力只有联邦政府持有,各州没有军权,自然很难出现各州之间的攻伐。

4、美国历史上也并非完全没有互相攻伐的事情:林肯总统期间,南方各州由于不满联邦政府法令而脱离联邦建立美利坚邦联,自行组织邦联军和联邦军/联邦政府开战,是为南北内战。


简单的理解,联邦成员原来不是一家的,后攒在一起的,是朋友联盟性质,成员内也可以脱离容联邦独立。分封制,原来就是一家的,家长把地分给(赏赐)子女,被分的地只要家长不收回,可以给儿子继承,但是不可以分裂独立,否则家长会揍你并把地收回。


周朝的分封制和当今美国的联邦制的异同?现在能从周朝的走向推断出美国未来的走向吗?


两者虽然同属分权政治,区别却很大,简单说一个只分了一小半,一个分的很彻底。周的分封只适用镐京与大小诸侯国之间关系的调整;而镐京内与诸候国内进行的依然是独裁政治或宗族政治。周朝的分封共和,并不是想要一个分权政治,而是当下的权宜措施,以期平均相互制衡曾为商治下的方国势力发展与周内部的贵族矛盾,巩固镐京的优势地位。骨子里不管镐京或诸侯国,大宗或小宗都有假以时日必取而代之王道天下的想法,从王朝后期发展中看不乏其例。


美国一样怕人做大,怕集权政治生成庞然怪物,怕任何个体彭膨胀后对弱势群体的吞噬,怕假以时日我为王你为奴的念头开花结果,所以联邦制定立同时,三权分立也应运而生。从联邦政府到州到市区到县镇的政体构成都是三权制衡。


周称王,美国称总统。周王至尊,美国宪法至尊。诸侯国君由周王分封产生世袭承继,权利由上至下授予。美国联邦州长由所在州民选产生,权利由下至上授予。周王世袭,总统普选。周王拥有绝对立法权,总统没有立法权。


无论古今中外,都是谁掏钱为谁办事,联邦雇员由联邦政府财政付薪水,他的最高行政长官就是总统;联邦军队受命与总统,军队经费也出自联邦财政。州府,市府,县镇办公室雇员由各级政府财政买单,州雇员只听州长的,市雇员只听市长的,依次向下类推,他们的任免升迁只听命与各级政府的最高行政官。国民警卫队的经费由州财政划拨,也就受命于州长,联邦政府有指导权无指挥权。总统无权任免州长,州长无权任免市长,以此向下类推。


诸侯得受周王周礼制约,州长只受宪法与州法制约,周王与诸侯是上下级下关系,总统与州长是平级关系,岁月流传周王王者不王,礼崩乐坏。美联邦代言人总统越来越风光,宪法依然是宪法。


谢选骏指出:上述作者不太懂得,政治上的“天子”并非凭空产生,也是由地方诸侯整合而来,然后才有权力推行分封的。所以有人会说,“联邦制就是分封制的升级版,欧洲的领主制度的升级版。”当然,既然是升级版,就不同于原版了,因此联邦制比起封建制来,是更为彻底的封建制了。例如,联邦制下没有首都,只有特区,而国会其实就是个州的代表。无疑,联邦制的这种小政府格局对于社会发展甚为有利,所以当今美国独大;但对整合全球,联邦制的这种小政府格局却只有说服的力量,没有推行的力量了。


001长官腔调与美国的地方自治


(一)


纽约市切尔西区当地时间2016年9月17日晚21:00左右发生爆炸案件,造成至少29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严重。


2016年9月18日,纽约州州长Andrew Cuomo声称:该爆炸事件为恐怖主义活动,但目前还没有发现哪个国际恐怖主义参与其中。但同时,应该负有直接责任的纽约市市长Bill de Blasio却声称,爆炸事件显然是故意的,但幕后动机尚不明确。纽约市市长却声称:动机尚不明确。显然,这两个吃干饷的家伙对于“恐怖主义”的定义具有天壤之别。而且有人还企图推卸责任,否则就无法交待大笔的“反恐经费”花到哪里去了。


切尔西区属时尚区,酒吧、餐馆林立,周末晚间光顾者众。目击者称,事发时听见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随后看见人群四散。有关官员其后向媒体证实,在距离爆炸现场不远处发现了第二枚爆炸装置。据报道,执法人员发现了一个压力锅,上面缠有电线,并接上了一部手机。纽约市警察局(NYPD)局长奥尼尔此前表示,警方同时在调查距离爆炸位置不远处的另一处地点。事发前数小时,临近的新泽西州海洋郡发生炸弹爆炸,当时现场快将开始一场慈善长跑比赛。


美国纽约州州长Cuomo18日在事发现场对记者们表示:我们决不让此类威胁和此类人打乱我们的生活。我们不允许他们夺走我们的自由、民主。


纽约市市长18日de Blasio说,爆炸事件极端严重,但还不清楚动机是政治性的,还只是私人性的,现在没有证据显示任何恐怖组织要对纽约市制造恐怖行动。


显然,这两个长官对于“恐怖主义”的定义具有天壤之别。州长认为“私人性的”恐怖活动也算恐怖活动,市长认为“私人性的”恐怖活动不算恐怖活动!


州长市长都是长,为什么说话却是南腔北调,甚至故意别苗头?这是因为,美国具有地方自治。各级政府的权力来源都是选民,而不是上级官吏。


(二)


据美国驻华大使馆提供的《美国城市美国的地方自治政府》一文(Ellis Katz),美国的地方政府生存在美国联邦主义建立的政府间关系的复杂网络之中。联邦主义限制地方政府可以做什么,与此同时赋予它们开展原本不能开展的活动和计划的权力。在这里关于美国地方自治政府的研究中,作者—坦普尔大学(Temple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审视了自治和联邦主义思想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组织和职能。 


根据《合众国宪法》(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的规定,应建立一个有限权力的全国性政府。虽然这些权力非常宽泛,并自1789年《宪法》诞生以来有了极大的扩充,仍被认为全国性政府只享有《宪法》赋予它的权力;所有其他权力归属各州。《宪法》没有提及地方政府;人们普遍将地方政府管理理解为州而非联邦政府之事。 


这并不是说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没有影响。譬如,联邦《宪法》禁止州和地方政府侵犯其居民的民权和自由;不允许制定歧视他州公民的法律;禁止阻碍他州商业的税收和管制政策。此外,城市和其他地方政府部门参与联邦政府的资助款制度,联邦政府以拨款方式每年向州和地方政府提供2250多亿美元用于从社区发展到教育和儿童营养等诸多目的。尽管如此,地方政府依然是州而非联邦政府之事。 


根据传统的法学理论,地方政府是由州政府建立的。前者的组织结构由后者明确,前者的职责由后者确定,前者的征税权力都由后者赋予。事实上,是州政府给予地方政府“活命的一口气”,没有它地方政府甚至无法生存。不论法学理论怎么说,政治现实是:美国的城市和乡镇享有程度可观的自主权和独立权。 


1、酷爱人民权力至上论——约170年前,法国记者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著作中写道,美国地方政府的模式反映了美国人酷爱人民权力至上论。他的意思是说个人和家庭共同形成地方社区,社区又联合起来形成州,州最后导致全国性政府的建立。除了有些夸大应该原谅外,托克维尔的看法的确抓住了这一重要事实,即地方政府单位不是由州或全国性政府那样的上级当局,而是由人民自己建立的。他的看法还确实表达了我们对美国地方政府的普遍和持久的看法。 


2、多种多样的社区——美国人生活在多种多样的地方社区里。今天,美国总共有近3.6万个城市和乡镇。近4500万美国人居住在人口超过25万的大城市里,还有4000万人生活在人口介于5万至25万的中等城市中,再有4000万人以人口介于1万至5万的小城市为家。尽管美国是一个“城市的国度”,1.23亿美国人几乎为总人口的一半,是人口不到1万人的小城、非自治镇或小镇,或农村地区的居民。(谢选骏指出:还有5230万美国人哪里去了?)地方社区的人口规模影响可提供的服务的种类和公民生活的性质。在美国,许多非常小的地方社区提供不了自己的公安和消防服务、学校和图书馆,或污水和垃圾处理系统。这些小社区经常与附近其他社区分享这些服务,或与州或县政府订立合同以获得上述服务。与此同时,光是非常大的城市的规模就对政府的结构和公民生活的质量产生影响。譬如,大城市倾向于强有力的市长领导政府的制度,因为据信只有一个有权势的个人方能在一个多元化的大社区中进行领导和动员各种资源力量。许多中等或较小社区规定由非党派、经过专业训练的城市管理经理来监督政府的日常运作。而小镇经常有委员会形式的政府,立法和行政权交由这个选举产生的委员会掌握。在更小的社区,每个居民有个亲戚或朋友认识某个(当地的)重要政治领袖并不少见。因而,个人与决策者的接触在小社区比在大城市容易得多。 


3、自城区搬迁至郊区——从城区迁向郊区一直是影响美国人居住在何处和如何生活的巨大人口趋势之一。这一迁徙导致广袤的大都市区的建立,它可能包括一个或更多有相当规模的城市和许多周边较小的独立社区。城区-郊区生活的模式给管理带来种种难题。譬如,费城(Philadelphia)有大约150万居民,但居住在费城大都市区(狭义上说,只包括费城和周边4个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的县的人口近400万,政治上分为3个城市,92个自治村镇(通常是少于1万人的小城市)和145个小镇。典型的现实是,一个人可能是一座城市或镇的居民,他还作为一个独立的学区、几个特别区、一个县、州和全国性政府管理下的居民而交税和选举官员。因而,今天美国有50万名民选政府官员就不足为奇了。 


世界上许多国家会无法容忍如此的政府扩散,而且城市扩展时就并入周边的地区,或建立起某种包罗万象的大都市政府。小的郊区政府至少要被合并到较大单位中去。然而,在美国,公民们抵制这样的做法,并且在探索协调公共服务的同时保持其当地社区完整性途径上一直有所创新。一般情况下,州宪法和州法律将自治市和非自治镇和非自治行政区规定为多职能的地方政府,将县规定为州政府的管理分支部门;还规定学区和超过3.3万个其他为有限目的服务的特区,这些特区在不建立更大政府单位情况下提供和协调垮管辖区的服务。 


4、地方政府的分支——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和罗得岛州(Rhode Island)除外,其他各州都划分成县。县是州的分支。县通常占有大面积土地,而且由于在面积上各县差异很大,州总是按人口将它们分类。因此,县政府的权力可能随人口数量而略有不同。县可能包括城市、郊区或农村人口(或甚至这三者的结合);不足为奇的是,它们的职能可能随人口类型而变化。它们的主要职能是司法管理、公共安全、组织选举,虽然近年来它们承担起种种新职能,如固体废物处理、公共卫生、图书馆、技术和社区学院及环境保护。 


小镇原先是县政府的分支,主要负责道路维修。今天,小镇发挥着一个完整系列的政府职能,如公安与消防、垃圾收集、规划分区与土地使用、娱乐与经济发展。州法律通常按人口数量或密度将他们分类。在许多州,除了没有市特许状外,它们无法与小城市区分。市是根据州授予的特许状进行运作的自治市政当局。直到18世纪下半叶之前,通常的做法是由州针对每个自治市的需要授予特许状。19世纪下半叶时,由于城市化步伐加快,大多数州制定了通用的自治市特许状(有时有些可供选择的特点),这样人口一旦达到一定数量(一般是1万人)后,地方社区即可向州申请特许状而成为一个自治市政当局。 


典型的情况是,人口数量不等的地方社区获得不同类型的特许状,因而大城市的特许状倾向于建立一个不同于小城市特征的政府形式,而且它们还倾向有比小城市更多的课税和管理权力。但是,无论如何,只能紧扣字面地铨释赋予自治市市政当局的权力。根据约翰·狄龙(John Dillon)法官1868年著名的裁定意见:这是一个被普遍接受和无可争辩的论点,即一个自治市政当局拥有并能行使如下而非其他权力:首先是那些以明确词语赋予的权力;其次是必然或公正地包含在或附属于明确赋予的权力中的权力;第三,那些对完成已宣布的市政当局的目标和目的至关重要的权力有任何公正、合理、实质性的怀疑,由法院作出不利市政管理当局的裁决而该权力即被否认。虽然这项成为“狄龙裁定”的裁决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看是正确的,但是它悍然不顾仅37年前托克维尔观察到的历史和政治现实。 


5、地方自治——为了抗衡狄龙限制地方权威的观点,州采取一种新办法来特许设立地方政府,这是一种继承美国人民权力至上传统的另一种方式。譬如,以密苏里州(Missouri)1875年为开端,州开始修改宪法为地方社区的自治作出规定。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宪法关于地方自治的条款具有典型意义,并规定“自治市应有权利和权力制定地方自治区特许状”。在这样的特许状下运作,“自治市可以行使本宪法、自治市的地方自治纲领或州议会不否认的任何权力或职能。”宾夕法尼亚州还通过立法将地方自治的选择延伸至县和小镇。 


今天,许多州的宪法有关于地方自治的某种规定。根据大多数地方自治规定,地方社区的居民撰写和通过起到宪法作用的其城市自治纲领。虽然地方自治纲领在恢复地方社区历史性的独立和自主方面作用卓著,但公民们不得通过冒犯州宪法或州法律的纲领。此外,州法院被要求解释地方自治纲领,并且经常求助于“狄龙裁定”而采取狭隘的观点对待地方当局的权力。 


6、学区和特区——除了县、镇和自治市外,州还设立学区和其他特区。学区是说明地方和州力量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好例子。历史上,州法只授权 (有时是规定) 地方社区开办公立学校。地方社区组织、管理和资助这些公立学校。随着公立教育日趋复杂和州承担着大部分教育费用,州在如课程设置和学校人员重要事项上的作用扩大了。今天,为了控制社区内的学校,地方和州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继续存在。出于两个原因,与固体废物处理、公众交通运输、或消防或其他事项有关的特区得到发展。一是州宪法限制地方负债,有时建立特区是为了通过发行公债资助大型基本建设项目。二是因为有些问题涉及几个地方政府,设立特区为了是应对一个特定的、垮管辖区的问题。不论这些特区的精确结构和权威如何,它们已被证明卓有成效地防止小地方政府单位并入较大的地区性政府。 


7、负责的地方自治——想到地方自治时,关键的问题或许是:地方政府对谁负责?在有些国家,地方政府确实是当地的管理机构,地方官员对某个主管当局负责。在这样的国家,收入的收取集中化比较普遍,中央政府经常审计地方开支,而且有时甚至由某种委任的长官来监督地方官员的活动。然而,在美国,地方官员主要是对当地公民负责。地方社区创造了收入的大头,来自州政府中心机构的审计极其有限,州政府的社区事务部门之所以设立仅仅为了向地方社区提供服务,而不是监督其运作。但是,地方政府并不是完全自治和独立。它们生存在州宪法和法律的整体框架里,如同美国各州生存在《合众国宪法》的框架里一样。的确有几个州,如康涅狄格州、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和新英格兰(New England)地区,以及中部滨大西洋州(Middle Atlantic States)的许多州,州政府运作得就像是当地社区的联邦政府。然而,在其他一些州,如爱达荷(Idaho)、新墨西哥(New Mexico),以及许多西部和南部的州,实际上权力较为集中,并小心谨慎地控制着其地方社区的运作。 


无论怎样将地方和州的关系概念化,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地方自治倡导者和集权倡导者之间总会存在紧张关系。存在这种关系,以及地方社区和州之间就各自权限的讨价还价的事实足以证明,托克维尔19世纪关于我们多么珍视我们的地方机构的看法仍然是美国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


曼哈顿的爆炸案令纽约人人心惶惶。而网上则有人以“我是纽约炸弹制造者”为网名发布博客称这起爆炸是为了反抗。这个帖子同时称,“我不打算住在一个支持仇视女性、排外主义、种族主义以及仇恨伊斯兰教的国家,而这个国家的共和党候选人还在竞选美国总统。”这个帖子同时说,“这不是结束,这只死一个开始。人们将记住我,我要与众不同。我要在一切都太晚之前消灭我的目标。”帖子同时鼓励同性恋团体的人们用武力进行反抗。据悉,就在曼哈顿昨晚的第一起爆炸案后不久,有人致电911,称还将有更多爆炸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就两起声明进行调查。


这个发布于Tumblr的帐号“我是纽约炸弹制造者”随后被删除。这位匿名用户称,“我不知道夺取人们的生命是什么感觉,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不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就不会有人关注”。他声称,同性恋者面对压迫和歧视经常选择自杀,但是没人在意。所以,自制炸弹才会有人关注。


谢选骏指出:现在,形形色色依靠纳税人的血汗养活的政客们应该可以出来说说了:这到底是不是一场“恐怖袭击”?长官腔调虽然也算地方自治的产物,但决不能代替地方自治!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1805—1859年),法国记者,著有《美国的民主》。


中部滨大西洋州一般是指纽约州(New York)、新泽西州(New Jersey)、宾夕法尼亚州,广义还包括特拉华州(Delaware)和马里兰州(Maryland)。


002美国的封建保守性格


《紐時揭波音787夢幻機型:重生產速度、忽視品質》(編譯盧炯燊 2019年04月21日 )报道:


紐約時報20日報導,在檢視過飛機製造巨擘波音公司數百頁內部電郵、公司文件及與聯邦政府的往來紀錄,從而揭發波音工廠只重視生產速度,而忽視質量的公司文化。

此外,波音工人曾向聯邦政府提出了大量安全投訴,由低劣製造過程乃至遺留在飛機上的工具以及碎片等,然而都遭到充耳不聞。

由於波音787 MAX機型疑與早前印尼及衣索匹亞兩宗空難有關,紐約時報於是展開調查,採訪了在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波音787夢幻客機(787 Dreamliner) 製造廠的十幾名現任和前任員工,同時審閱了數百頁內部電郵,公司文件和聯邦政府往來紀錄。影片來源:YouTube

據報導,波音向該廠工人施加壓力,要求加快生產,但卻忽視員工對潛在安全風險及製造缺陷的投訴,揭發只重生產速度而忽視質量的公司文化。

報導指,波音工人曾向聯邦政府作出大量安全投訴,除包括劣質的製造程序,飛機上留有工具和廢料,也有工人表示他們遭公司施加壓力,不准向當局投訴違規行為。

調查也發現,波音公司的工人在飛機上安裝了有缺陷的部件,甚至有飛機在試飛時,在引擎或尾部竟然帶有工具和金屬屑等碎片,造成潛在的安全隱患。

不過波音公司否認夢幻飛機存在製造問題,又指“波音的南卡州的團隊,正在生產波音歷來質量最高的飛機”。不過紐約時報的報導指出,至少有一家主要航空公司,卡塔爾航空公司對該特定波音工廠所製造的飛機感到沮喪。自2014年關始,卡航僅選擇其他波音工廠所製造的787夢幻客機。

不過波音787項目副總裁兼總經理扎巴克(Brad Zaback)在20日發給波音員工的電郵中,指紐約時報的報導,存在偏差及與事實不符。又指有關報導是扭曲了信息,重新講述很久以前,已被擱置的舊故事及謠言。

但無論如何,適值波音737MAX在全球停飛,這篇報導再次引起外界關注其製造過程。


谢选骏指出:同一个波音公司,在不同地区的厂家,为何质量不一?这是因为美国的封建性格。我刚到美国就发现,美国的各州截然有别,不仅车牌不同,规则也是各异,体现了明显的封建性格。说的好听是地方自治,说的不好就是各自为政——不像一个国家而像一个拼盘。但是,这可能就是美国的长处,这些不同为美国提供了许多空间与缝隙,免得创意窒息了。虽然在对外竞争时,这些多种族环境造成的参差不齐的多元性,让美国的效率大大降低了,所以美国产品的质量无法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美国的封建性格,是美国民主的重要基础,也是美国人民自豪感的来源之一——它不是人为设计的,而是历史形成的,所以很难改变。谢选骏:美国封建性格


《紐時揭波音787夢幻機型:重生產速度、忽視品質》(編譯盧炯燊 2019年04月21日 )报道:


紐約時報20日報導,在檢視過飛機製造巨擘波音公司數百頁內部電郵、公司文件及與聯邦政府的往來紀錄,從而揭發波音工廠只重視生產速度,而忽視質量的公司文化。


此外,波音工人曾向聯邦政府提出了大量安全投訴,由低劣製造過程乃至遺留在飛機上的工具以及碎片等,然而都遭到充耳不聞。

由於波音787 MAX機型疑與早前印尼及衣索匹亞兩宗空難有關,紐約時報於是展開調查,採訪了在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波音787夢幻客機(787 Dreamliner)製造廠的十幾名現任和前任員工,同時審閱了數百頁內部電郵,公司文件和聯邦政府往來紀錄。

據報導,波音向該廠工人施加壓力,要求加快生產,但卻忽視員工對潛在安全風險及製造缺陷的投訴,揭發只重生產速度而忽視質量的公司文化。報導指,波音工人曾向聯邦政府作出大量安全投訴,除包括劣質的製造程序,飛機上留有工具和廢料,也有工人表示他們遭公司施加壓力,不准向當局投訴違規行為。

調查也發現,波音公司的工人在飛機上安裝了有缺陷的部件,甚至有飛機在試飛時,在引擎或尾部竟然帶有工具和金屬屑等碎片,造成潛在的安全隱患。

不過波音公司否認夢幻飛機存在製造問題,又指“波音的南卡州的團隊,正在生產波音歷來質量最高的飛機”。不過紐約時報的報導指出,至少有一家主要航空公司,卡塔爾航空公司對該特定波音工廠所製造的飛機感到沮喪。自2014年關始,卡航僅選擇其他波音工廠所製造的787夢幻客機。

不過波音787項目副總裁兼總經理扎巴克(Brad Zaback)在20日發給波音員工的電郵中,指紐約時報的報導,存在偏差及與事實不符。又指有關報導是扭曲了信息,重新講述很久以前,已被擱置的舊故事及謠言。

但無論如何,適值波音737MAX在全球停飛,這篇報導再次引起外界關注其製造過程。


谢选骏指出:同一个波音公司,在不同地区的厂家,为何质量不一?这是因为美国的封建性格。我刚到美国就发现,美国的各州截然有别,不仅车牌不同,规则也是各异,体现了明显的封建性格。说的好听是地方自治,说的不好就是各自为政——不像一个国家而像一个拼盘。但是,这可能就是美国的长处,这些不同为美国提供了许多空间与缝隙,免得创意窒息了。虽然在对外竞争时,这些多种族环境造成的参差不齐的多元性,让美国的效率大大降低了,所以美国产品的质量无法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美国的封建性格,是美国民主的重要基础,也是美国人民自豪感的来源之一——它不是人为设计的,而是历史形成的,所以很难改变。只知道美国的开放包容,不知道美国的封建保守,就会产生致命的误判。


003美国不是美国


《无证华男移民监狱内摔伤致残 欲控告联邦政府无门》( 2019年12月18日 


纽约一名无证华裔男子去年9月上庭后,出来时被等在外面的移民局执法人员逮捕,在送往外州一家移民监狱关押时,不幸的他在监狱吃饭时于大厅内滑到摔成重伤而落下残疾。至今行动不便也无法工作的他想状告监狱求偿,但法律人士认为向联邦提告胜算的可能微乎其微。


家住布碌仑的华裔男子王先生(化名)于2000年偷渡来美,并背上了递解令。之后一直辗转中餐馆辛苦打工的他因一个意外事件,被当地警方以伤害罪告上了法庭。2018年9月他出庭应诉时,结束庭审走出法庭的他被等在外面的移民局执法人员逮捕,之后被送往阿拉巴马州的一间联邦移民监狱关押。


据王先生讲述,去年11月中旬的一天,在监狱吃饭时,饭堂大厅里盛水装置漏水,当时没有看到的他一下滑到重摔在地上,左腿膝盖当场骨折,他被监狱送到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经医生检查发现他的膝盖骨被摔成三片,为此他接受了手术,被植入三颗钢钉和钢板等。在医院手术后他住了3天院,然后又被送回移民监狱。这期间纽约法庭对王先生的伤害案还在审理中,但法庭并不知晓他已被移民局抓走,移民局也没向法庭通报。久不见他出庭的法庭遂以逃庭罪通缉王先生,如此警方才得知他被关押在外州监狱,于是前往将他带回纽约。就这样,王先生才逃离了移民监狱得以重见天日,目前他要定期前去移民执法部门报到。


不幸中的万幸是王先生面临的伤害罪一案,最终经过法庭审理认为不存在而被取消,还了其清白。但他在监狱里被摔伤的腿却落下严重残疾,不能弯曲,也不能承重,令他无法再外出打工糊口。面对自己的境况,他想状告联邦和移民监狱求偿。


法律人士对王先生的遭遇深表同情,但他表示阿拉巴马州是美国几个出名的保守州,当地的法律规定只要原告有1%的过错也无法获得赔偿,何况王先生在监狱里吃饭时滑到摔伤难以求证,即使当时有其他犯人在场能作证,但因他们的犯罪背景而不会令人采纳。另外,状告联邦的诉讼不会有陪审团,由法官说了算,胜诉的可能微乎其微。


谢选骏指出:有人说“美国反对美国”,这还算好;殊不知这里还有“美国不是美国”——美国有五十个州,每个州的法律都有所不同;每个州又有若干个县市区,各地的法规也有不同。结果呢?就是“这里的美国不是那里的美国”!有人在美国国外,听说朋友要到美国去,就说“你去美国帮我带点东西去美国吧”——他们哪里知道朋友要去的美国距离他要带东西去的美国,根本是天南地北。这里的美国好像欧洲的王宫,那里的美国好像非洲的灾区。所以我说“美国不是美国”比“美国反对美国”更加接近实际情况。


004美国人的数学因为种族而差


《国人迷思:老美数学这么差,竟出这么多牛科学家?》(2019-09-25 这才是美国)报道:


很多人都无从得知自己的天赋,因为找不到相信他们的老师。于是他们深信自己很笨。

——《心灵捕手》

一位朋友说,“美国给不热爱数学的学生最基础的数学教育,而给热爱数学的天才最高水平的数学教育。”听起来有点绕,但我举双手赞成。

长久以来,中国人的迷思是:为何“美国人数学这么差,还能出这么多大牛科学家?”

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被答烂了,其实,美国学生的数学一点都不简单!

下面我就结合自身的经历,系统地给大家科普一下。

确实,不少美国学生的数学仅够“生活自理”。

首先先说:“美国给不热爱数学的学生最基础的数学教育”。

美国的每个地区,对于高中毕业的学生,应该有何种的数学修养,大多是有硬性规定的。

比如麻省(Massachusetts),每年对特定几个年级的学生有统。这个统考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数学,数学不过关的,高中是不允许你毕业的。所以基本上每间正规高中,也都对数学水平有最基本的要求才准毕业。据我所知,这个标准大概在会运算简单的三角函数就可以了。

这个水平,以咱们的标准来看,确实不算高,而且很多人还都是勉强混过去的——美国的高中课真的很轻松……

这种低要求的直接结果就是,美国99%的学生(99%这个数字并不夸张,可能更高)的数学都停留在“生活勉强可以自理”的水平上。

做微积分就像解四则运算一样简单的,也大有人在。

好了,到了说“给热爱数学的天才最高水平的数学教育”的部分了。

以高中为例,对于一些数学比较好的“不安分分子”,为了安抚他们,不给社会添麻烦,学校(不是每间学校都有这个条件)会提供AP课程 (Advanced Placement,大学预修课程)。

以数学为例,高中最高级的AP课程,叫做BC微积分,2005年我上高中的时候,课本是下面这个:

Calculus 5e,by James Stewart。

微积分,美国大学普遍使用的教材。

我们的任务则是把这本书,每一页都要学得通通透透。

值得注意的是,只要你前面的课程成绩都好,你几年级修这个课是没有限制的。

我上学时班上最年轻的同学是一位俄裔美国人,他修此门课程时才上十年级(相当于我们高一),最后这门课的成绩是A+。

在我们学校,意味着每次考试的成绩,都在95分以上,实在是“学校公害”。

这位大哥后来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修读材料科学专业。

这本书的内容,大家都可以查到,人家高一就学这个,国内不少家长自诩家里小孩是数学学霸的,要颤抖了吧?

基本上到学向量微积分之前,这本书就学完了,做起微积分来绝对像做四则运算般自如。

我还选修了AP物理,课本是这个。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查查这本书的深度如何。

Fundamentals of Physics,by Halliday, Resnickand Walker.基础物理学。

让孩子有多余时间做“闲事”

教材不是统一的,AP的任课老师可根据自己喜好选择教材。

另外老师会推荐一些课外读物,供“不安分”的小同学消耗能量。AP课修够一整年后,就可以报考全国的AP考试了。

说到这就差不多了,中心思想和开始提到的一样:

可能论数学物理的平均水平,美国学生确实远远不如中国学生,但是谈到“给天才/精英的教育”时,中国的教育制度,则还停留在60年前。

到了大学,中美教育的差距就越拉越大了,到了研究生阶段——绝对没有鄙视国内读研读博的朋友的意思,但真的不能和美国的“高等教育”相提并论。

国内的院校,资金条件,师资条件和科研硬件条件,都比发达国家相差太远了。

还记得《心灵捕手》里马特·达蒙饰演的那个数学天才吗?

主人公只是一个麻省理工学院里的清洁工,却凭借自身卓越的数学天赋实现了人生逆袭。所以说,“美国学生学的数学比我们简单”根本是个伪命题,不存在这样的事情。

这种制度,从侧面看,很大一个好处是,年轻人可以把多余的时间和精力,专注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上。

很多比较聪明的学生,高中最后一年基本没有什么数理课程了(全提前学完了),学学哲学、历史、艺术,玩玩乐团、体育,对成长都有帮助。

前面那位后来上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俄裔学霸,还是该地区的长跑冠军,真是“令人讨厌”。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学霸们可以一起上课、一起玩耍。

不要小看这群“书呆子”,他们聚在一起,能量可是很大的,一折腾就是个创业项目。

难道你没发现,在你们现在打工的地方,老板们年轻时都是学霸吗?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美国人”只是一个国籍概念,而美国社会“种族拼盘”的现状就使得“美国人的数学成绩”只能得到“全球各国的平均值”,而无法得到“发达国家的平均值”——因为多数发到国家都没有美国这么繁多的种族,因此也不会像美国这样“数学成绩因为种族而差”了。作为全球唯一的“全球国家”,美国平均数学成绩如此差劲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005为什么互联网只能成功于美国


(《站在互联网上的思想》之一)


网文《为什么被人遗忘的苏联互联网从开始就注定失败》指出,对12岁的奥列格·吉马奥特迪诺夫(Oleg Guimaoutdinov)来说,在苏俄学计算机编程就意味着埋头书本。枯燥的理论很快让他的许多同学放弃了编程。但是吉马奥特迪诺夫不想放弃——他被计算机迷住了,“渴求”计算机时代的来临,他说。于是,他和几个朋友开始四处求人。


在20世纪80年代初,计算机终端都在大学和公司里,中小学没有计算机——而大多数经理并不喜欢有小孩进出。但是吉马奥特迪诺夫和他的伙伴们找到了几个好心的经理,他们获准在这些公司的计算机上练习编程。当时,很多计算机都是美国计算机的仿制品。


当时他们或许尚未意识到,这些他们成天盯着的显示器和笨重的键盘代表了某种特别事物的开端——有可能加速促进苏联经济发展的本土互联网的雏形。


数十年来,一些研究者一直在催促政府官员批准他们建立计算机网络,把苏联的数千台机器连接到一起。这一网络本有可能匹敌美国和西欧当时正处萌芽状态的网络。后者发展为今日的互联网。


“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互联网1.0.版,”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大学(University of Tulsa)的研究员、《如何阻碍一国建立网络:让人唏嘘的苏联互联网的历史》(How Not to Network a Nation: The Uneasy History of the Soviet Internet)一书的作者本·彼得斯(Ben Peters)说,“一个管理计划经济体内所有信息的流动的实时的、分布式、有等级的计算机网络。”但是苏联的这个名为OGAS的计划一直未能完成。下面是事情的来龙去脉。


苏联互联网最初是维克多·格卢什科夫(Viktor Glushkov)的创想,他也是控制论的鼻祖之一。但是他的部分灵感来自比他更早的网络爱好者阿纳托利·基托夫(Anatoly Kitov)的工作。早在1959年,基托夫就设想用网络把苏联联系起来。网上可以找到一部名为《互联网上校》的关于基托夫的俄罗斯纪录片,开头比詹姆士·邦德(James Bond)的电影还精彩。


但是,自从基托夫写信给当时的苏联领袖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rushchev),陈述自己的提议,人们就发现要想启动这一计划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技术问题只是挑战的一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苏联当时就有计算机网络——不过都是军用网络,”彼得斯说。但是可能影响经济的民用计算机网络就是另一回事了。


格卢什科夫在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了OGAS计划的工作。理论上,每个在苏联工作的人都有理由连接网络,所以首先要收集苏联工作人群的数据和生产层面和市场层面的所有数据。到1970年,格卢什科夫制定了一份详细的计划,并提交至苏联高层领导。


当共产党领导人开始讨论这一话题时,财政部部长站起来发言,表示完全反对这一想法。他称,机器已经可以控制鸡舍的照明。没有必要为机器建立一个全国网络。有谣言称,财政部长实际上是担心OGAS可能会影响到财政部与中央统计局(CSA)之间的权力平衡。


格卢什科夫的提案得到了一些官员的支持,但是最终仍被否决。但是他的想法并未就此终止——实际上,在接下来的12年他继续为此奋斗。


(苏联的互联网计划遭到政府官员的反对,原因是他们担心这会影响到政府各部之间的权力平衡。) 


一些城市建立了小规模的局域网。数年后,当吉马奥特迪诺夫在新西伯利亚(Novosibirsk)的一所大学时,他发现一台直接与3000公里外的莫斯科联网的计算机。“网线是实心金属的,很重,”他说。彼得斯说,但这只是网络的雏形,而不是真正的网络。


根据乌克兰维克多·格卢什科夫控制论学院的柏瑞思·马利诺夫斯基(Boris Malinovsky)的说法,人们投入了大量精力研制运行网络所需的计算机。他著有多部关于苏联计算机产业的书籍,其中一部是用英语写的。然而,制造并不总是能够保证效率,无法按期完成。


这也导致人们开始担心完全实施OGAS所需要的巨额成本。一些人估计需要付出200亿卢布,相当于现在的1000亿美元。还可能需要30万人为此进行工作。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苏联的互联网最终没能建成。


阿纳托利·基托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基托夫(Vladimir Kitov)非常了解苏联时代网络技术工作的一些情况。弗拉基米尔现在在莫斯科的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Plekhanov Russi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工作。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他为军方编写程序,用于辅助管理庞大的坦克制造厂。他认为OGAS正如它早期的支持者所希望的那样,本可以对苏联的经济产生积极的作用。


吉马奥特迪诺夫记得一些讲座称颂网络将带来的益处。“听起来让人兴奋,就好像日常运算在减少人力的情况下,还能变得更为精确,大幅提高效率,”他说。数据的优化和简便的分享方式有可能帮助苏联政府官员管理高度集中的经济。


但是苏联的体制非常僵化,弗拉基米尔说。“虽然有计划,但是你不能超越计划做任何事,” 吉马奥特迪诺夫说,“他们生产棕色鞋子和黑色鞋子,没人喜欢这些颜色,但是所有的商店到处都是这种鞋。”


与此同时,各部门和各地方常常陷入争论——弗拉基米尔说,各方都担心失去自己的优势。


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迫切需要变化。最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解决了苏联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但是,OGAS没被列入计划。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格卢什科夫过早去世。他是苏联互联网的总设计师,在争取建立互联网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格卢什科夫于1982年因病去世,享年58岁。“就好像航海时失去了舵手。”


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公共媒体和学校里开始讨论OGAS计划。吉马奥特迪诺夫正是在此时详细了解了这一计划。在一段时间里,其他人接过了格卢什科夫未完成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国际象棋大师、计算机科学家米哈伊尔·博特温尼克(Mikhail Botvinnik)。他对早期国际象棋程序进行了实验,并试图开发出模拟国际象棋大师的大脑的软件。他的算法被用来辅助规划苏联发电站的维修日程。


根据彼得斯的看法,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时,八十多岁的博特温尼克试图引起叶利钦对通过计算机网络拯救经济的兴趣。但是就同格卢什科夫、阿纳托利·基托夫和很多前辈一样,博特温尼克也未能取得进展。就在数年后,从美国开发的阿帕网(Arpanet)发展出来的互联网成为全球热点。


苏联互联网的故事在很多方面反映了苏联的本身的历史。它也反映了当时的技术幻想——我们现在早已超越了那些技术,但在当时这样的技术只存在于想象中。


彼得斯提到在格卢什科夫手下工作的充满激情的控制论科学家。他们拿“网络乌托邦”开玩笑,为自己制作假护照。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们现在都使用的社交网络的初级版本。


“世界第一个民用计算机网络诞生于通力合作的资本主义者中,而不是竞争激烈的社会主义者中。”彼得斯在他的书中写道,“当社会主义者的做法像资本主义一样时,资本主义者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做事。”


苏联本土的互联网从未成为民用领域的游乐场。它也没能有机会在苏联最黑暗的日子里帮助经济复苏。它是一个从未实现的宏大计划。


现在我们生活在互联网的世界里,我们才能发现OGAS计划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时代。阿纳托利·基托夫、格卢什科夫、博特温尼克这些人知道未来将围绕互联网展开。


苏联可能在互联网的竞赛中输了,但是他们绝对还是这场游戏的玩家。


谢选骏指出:苏联发展互联网就像纳粹发展核武器的结局一样。这是体制作祟还是民族性搞鬼?是命运的捉弄还是上帝的安排?靠我们的头脑也许想不明白。但是,别说苏联,就连日本在这个问题上都败给了美国。1990年代的时候,全世界的电话费奇贵,即使德国和日本这样的精密国家也敲诈勒索公众的口袋。是美国首先打破了垄断,结果从日本和欧洲回拨美国,比直接打美国还要便宜。这样就迫使世界各国(除了中国迄今为止)不得不降低话费。这种趋势经过二十一世纪是多年的发展,已经到国际电话基本免费的地步。


需要说明的是,上面所说的美国不是指美国政府或美国公司,而是指美国社会的整个环境,包括涌入美国的各国力量。美国正是依靠源源不断涌入美国的国际力量,得以创造了今日世界。


那么,美国为何能够吸引国际力量,并听凭他们在美发展,翻转改变全球社会?


这不得不归结为美国形成的历史过程。


这一过程如此强大,远远不是用“制度”二字可以概括的。所以,即使加拿大、澳洲这些英语国家,也不具备美国的条件。至于“民主”、“法治”这些词汇,在描述美国状态时就更为苍白无力了。“制度”、“民主”、“法治”这些要素确实在美国起了很大作用。与此同时,“野性”、“开拓”、“冒险”这些相反的要素,也在美国起了很大作用。


这些要素,苏联没有,德国和日本也没有,甚至英国也不具备。所以像原子弹和互联网(以及电、汽车、飞机……)这些东西,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但只能成功于美国。因为只有美国这个巨大的吸盘,可以充分容纳这些能量,并给予这些能量以最大的扩张空间。


这不是因为美国具有先见之明,而是因为美国具有前述的种种条件,无人能及,因此即使美国想要推却这些成功,都不可能。所以,即使美国自己,也无法维持自己的孤立主义政策。


006美国政府沦为非法组织


白宫网站的“奥巴马出生证”,显然是伪造的。如果没有一个真实的“奥巴马出生证”原件,那么,非法当选的奥巴马就是一个“伪总统”。如果奥巴马是一个伪总统,那么他的政府就是伪政府。而且此后的美国政府只要不对此追究到底,美国政府的合法性从2009年开始以来就已经中断了!从那以后,美国政府将是一个非法组织。


2016年12月,谢选骏在《奥巴马的出生纸张真的是假的》的一文里指出:


白宫自己网站上的“奥巴马出生证”,显然是伪造的。


如果说这白宫自己网站上的“奥巴马出生证”也是黑客篡改的,那么是否还有一个真实的“奥巴马出生证”的原件存在呢?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个事件发生几天以来,绝大多数美国媒体都避而不谈这个话题。因为这个问题太大了,大到了像金融黑洞一样“大到不能倒”了。


有人因此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十分失望。


这又是何苦呢?


毕竟,在美国还是可以谈论这个事情。


这就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伪善”。所以有的马屁精说:“有伪善总比没有伪善好。”民主总比专制好。因为廉洁的专制不是人类可以做到的。


这就是“兼听则明”,其反面就是“偏听则暗”了。


……


现在过了一个多月,眼看奥巴马就要开溜了,但事实真相却依然被笼罩在一片无尽的黑暗之中……


美国的法统已经断裂!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修补它!


否则,从2009年开始的美国政府,都是伪政权了!


这意味着:一个合法的美国已经灭亡了!


美国宪法已经遭到实际废除了!


美国政府已经沦为非法组织!


————————————————————————————————


美国政府是非法组织

The US government is an illegal organization


(美国的霸权、共产、中国、政治、社会、选战)

(Hegemony, Communism, China, Politics, Society, Election--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7年—2016年

2016年第一版


历史的初稿·第九卷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 Volume IX


谢选骏全集第六十九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IX


〔另起一单页〕

内容简介


白宫网站的“奥巴马出生证”,显然是伪造的。如果没有一个真实的“奥巴马出生证”原件,那么,非法当选的奥巴马就是一个“伪总统”。如果奥巴马是一个伪总统,那么他的政府就是伪政府。而且此后的美国政府只要不对此追究到底,美国政府的合法性从2009年开始以来就已经中断了!从那以后,美国政府将是一个非法组织。

本书是谢选骏先生的网络文集,主要写作于2007年—2016年间,其主题涉及美国的霸权、共产、中国、政治、社会、选战。现在第一次结集出版。


Synopsis

White House website "Obama birth certificate" is clearly forged. If you do not have a true "Obama" birth certificate, then, the illegal election of Obama is a "pseudo-president." If Obama is a pseudo-president, then his government is a pseudo-government. And since then the US government as long as this is not investigated in the e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US government has been interrupt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09! Since then, the US government will be an illegal organization.

This book 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Mr. Xie Xuanjun, written and published between 2007 and 2016. Its theme is " Hegemony, Communism, China, Politics, Society, Election--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Covering Europe and America, Japan, Russia, the Asia-Pacific region. Now the first collection published.


〔另起一单页〕

谢选骏《历史的初稿》序言


有句俗话说:“新闻就是历史的初稿”(Journalism is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其实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东西,一切新闻不过是老调重弹,于是呢,在“新闻就是历史的初稿”的同时,“历史也就是新闻的底蕴了——人们都是按照既有的历史观念来看待事情、发掘新闻的。

虽说“新闻记者只要记住‘记’而不‘议’的原则”,但其实“记”只需要写下一“己”之私,而“议”才可能抵达公“义”。况且所有的记忆,都是有选择的,所有的观察都是取决于观点的。但是许多记者并无历史意识,也未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所以让我觉得需要帮助他们把话说透、把题点破。

这里的文字,都是根据上述原则书写出来的,十多年来发表于各种电子媒体,并且因此已经融入了当代意识和当下生活的洪流之中。

现在把它们结集出版,只是为了检索的方便。

〔另起一单页〕

目录

第一章

美国霸权

第一节

“美帝国主义”何去何从?

第二节

联邦主义者正在“弄死美国” 

第三节

美国与沙特关系反驳亨廷顿假说

第四节

只有军国主义能够救美国

第五节

美国与君主立宪制

第六节

美国鹰之折翼

第七节

美国霸权的社会基础

第八节

美国正在失去霸权

第九节

改革移民制度,造就世界国家(上)

第十节

改革移民制度,造就世界国家(下)

第十一节

美国要向世界各国征收“国际安全税”

第十二节

美国可以增设“枪支拥有税”、“枪支保险费”

第十三节

美国的拉美化加剧国际无政府状态

第十四节

基辛格旁证希特勒确是犹太人

第二章

美国中国

第一节

排华法案是否违反人权

第二节

祝贺美国参院全票通过排华法案道歉决议案

第三节

中文开始渗透美国思想意识

第四节

“中美两国谁也离不开谁”与特洛伊木马计

第五节

中国要对美国进行共产主义改造

第六节

基辛格《论中国》一书的常识性错误

第七节

中美重演“更大规模的德英争霸”

第八节

新华社鼓励美国借债上瘾

第九节

美国人为何贪图中国货

第十节

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和绞杀发生了戏曲变化 

第十一节

美国禁止网络调查与中国的网络实名制

第十二节

美国给中共指出了两条路

第十三节

从大选辩论看中美关系和新的冷战

第十四节

台湾独立配合美国全球战略

第十五节

美国夏波议员不可分裂中国主权

第十六节

美国可能运用香港事变制裁中国

第十七节

美韩军演 剑指中国

第三章

美国共产

第一节

美国独立宣言是“反共产党宣言”

第二节布什正在把美国建成一个共产党国家

第三节

多数选民反对美国共产主义化

第四节

美国深陷共产主义化的危险

第五节

华尔街应该取消共产主义分赃制

第六节

华尔街的真理故意隐瞒了什么东西

第七节

共产主义入侵美国企业

第八节

共和党政府正在走向统购统销

第九节

警惕美联储的共产主义倾向

第十节

美联储实际上就是独立于三权之外的第四权

第十一节

林肯之死是美联储的胜利

第十二节

格林斯潘应该闭嘴了

第十三节

格林斯潘本末倒置的半瓶子醋

第十四节

华盛顿纪念碑的三K党造型

第十五节

美国正在第三世界化

第十六节

“占领华尔街”是反共活动

第十七节

军方应把承包商工作收回给军人做

第十八节

下级检察官可以指控上级检查官

第四章

美国政治

第一节

发达国家的病

第二节

林肯总统认为他自己就是上帝

第三节

美国独立中的奴隶制因素

第四节

美国独立为何强化了奴隶制度

第五节

美国债务违约是玩火自焚还是浴火重生

第六节

美国的国债与商纣的鹿台

第七节

电影业表明美国像希腊而非罗马

第八节

美国正在越过临界线

第九节

奥克拉荷马州的无情牛仔

第十节

同性恋国家能不能打仗

第十一节

美国联邦政府停摆,对百姓生活没有影响

第十二节

拥枪权是公民权利的最后表达

第十三节

怀纳的辞职与南方朔的无知

第十四节

长官腔调与美国的地方自治

第十五节

美国的新闻自由也是争取来的

第十六节

从总统辩论看茶党运动的两面性

第五章

美国社会

第一节

美国内心的荒野

第二节

连环杀手的教养

第三节

“硬汉”海明威的文与人

第四节

牧师没有杀人,人因牧师而死

第五节

美国也有“社会溃败”吗? 

第六节

玛丽莲梦露的灵魂价值50美分

第七节

美国国会图书馆纪行

第八节

Google不是一个完整的搜索引擎

第九节

美国式的安乐死

第十节

美国式的安乐死再添新例

第十一节

苹果公司的乔布斯智力偏低

第十二节

苹果公司的乔布斯生前涉嫌违法犯罪

第十三节

为什么要对巴菲特的出身欲盖弥彰

第十四节

“巴菲特税”只是一个宣传噱头

第十五节

美联社机器人记者每季度撰写三千篇新闻报道

第十六节

Ian Buruma(伊恩·布鲁玛)的玩世不恭

第十七节

解读维权律师陈光诚来美事件

第十八节

技术创新为什么不再是美国经济重要动力

第六章

美国选战

第一节

奥巴马为什么淡化穆斯林恐怖

第二节

美国与罗马共和国

第三节

美国需要向世界帝国转变吗?

第四节

美国开始“共和国向帝国”的转型

第五节

美国大选结局关系人类未来命运

第六节

奥巴马正在开创第四个美国

第七节

第四个美国诞生的标志事件

第八节

白宫的黑色囚徒

第九节

罗姆尼会不会发动第二次冷战

第十节

罗姆尼失去总统竞标之谜

第十一节

奥巴马真的是个穆斯林

第十二节

奥巴马的出生纸张真的是假的

第十三节

奥巴马送给共产世界最后玫瑰

第十四节

第四个美国诞生的标志性事件

——“特朗普”不过是对“奥巴马”的反动

第十五节

川普是美国的最后希望

第十六节

“特朗普”与满洲人

第十七节

川普是坏人Trump is the bad guy

第十八节

疯狗川普挑动群众斗群众,必将恶有恶报

第十九节

特朗普(川普)是狗娘养的

第二十节

用动物学研究川普(特朗普、床破、创普)

第二十一节

川普(特朗普)与希特勒

第二十二节

基辛格向川普讨要官职

第二十三节

基辛格鼓励川普蔡英文进一步热线

第二十四节

比尔盖茨暗示川普可能遭到暗杀

第二十五节

川普让台湾的什么完了

第二十六节

《纽约时报》煽动暴乱

第二十七节

习近平催生了特朗普@川普

第二十八节

美国政府沦为非法组织


007美国公立大学跨州上学的费用高出几倍


《遭到不公平待遇?中国留学生抱怨美国学费太高》(2018年11月24日 美国之音)报道: 


当一些美国学生在校园里看他们超过36万名中国同学时,他们认为自己看到的是不必为钱发愁的国际学生。


病毒式传播的新闻报道显示,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驾驶着高端汽车,并不需要为学费发愁。但许多中国学生说,他们的家人多年来一直在存钱,以供他们在昂贵的美国大学里接受教育。中国留学生占美国100多万留学生的30%。


张怡明(Yeming Zhang,音译)是一名中国家长。她说:“我通过精打细算和攒钱来准备学费。”张怡明每年要花9万美元供女儿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大学读书。她说,为了给女儿攒学费,她卖了10年的建筑工业设备。


琳达·周(Linda Zhou, 音译)表示,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她在英语语言中心和国际学生中心做接待员,每周工作15个小时。美国签证对国际学生的工作人数和地点有限制。


许多其他的中国学生也通过工作来支付食物和衣服等开支。马萨诸塞州汉普郡学院的赵学萌(Xuemeng Zhao,音译)说,他同时做四份工作,每天只睡六个小时。来自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周薇薇(Vivi Zou,音译)是一名咖啡师,每周工作8小时。


在美国100多万国际学生中,大约65%的学生自掏腰包支付学费和杂费,费用来源包括父母、个人工作或本国政府的奖学金。根据华盛顿国际教育研究所(IIE)的数据,有超过80%的本科生由个人或家庭来支付学费。


许多留学生来自中产阶级或中上层阶级家庭,他们每年支付的学费在2.7万美元到7万美元之间。当他们申请学生签证时,必须证明他们能够负担得起每年的费用,而不仅仅是飞往美国的机票。


密歇根大学发言人里克·菲茨杰拉德(Rick Fitzgerald)解释称:“拥有F-1、F-2、J-1,J-2和G系列[外交]签证的国际学生必须出示足够的资源证明,以便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就读时支付费用,联邦法规限制财政援助。”


尽管费用高昂,许多中国家庭还是为孩子的大学教育做了多年的准备,认为他们的孩子值得接受良好的教育。


赵明军(Mingjun Chao,音译)的孩子就读于南加州大学。他说:“我认为上美国的大学为我儿子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平台,来拓展他的视野和社交圈。我们用存款来支付学费。”


同样,张叶明(Yeming Zhang,音译)说:“我把孩子送到美国大学接触多元文化,适应多元化社会。”


但中国学生到达美国后,发现他们支付的费用远远超过大多数国内学生,有人开始质疑这种差异。


“对于国内学生来说,学费低于国际学生是可以理解的,”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中国学生刘天泽(Tianze Liu,音译)表示。 “他们应该得到自己国家的公共服务。“然而,有时我们的学费是他们的10倍。”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招生管理副教务长丹曼解释说,“国际学生的学费通常较高,因为他们不支付联邦税或州税,而这些税款为大学运营和研究机构提供资金。”例如,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一名学生将在马萨诸塞大学支付州内学费,但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所公立大学就像国际学生一样支付州外学费。在2016-2017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中,州内居民和州外居民的学费和杂费分别是15397美元和43411美元。


IIE的研究和战略高级顾问拉伊卡·班达里(Rajika Bhandari)表示,在过去30年中,美国公立学校的成本增加了213%,私立学校的成本增加了130%。学费的持续攀升与高校的公共资助减少有关。


华盛顿的无党派机构“预算和政策优先中心”在其网站上指出,去年国家对公立两年制和四年制学院的资助比2008年低近90亿美元。该机构说:“自大衰退的十年来,国家对公立学院和大学的支出在近期有所增加,但仍远低于历史水平。”


根据国际教育协会的数据,国际学生在2017-2018年度为美国经济贡献了420亿美元,涉及高等教育、住宿、餐饮、零售、电信、交通和医疗保险等领域。他们帮助支持美国超过45.5万个工作岗位,这意味着每七个国际学生就创造了三个工作岗位。


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城市研究所”的高等教育金融专家桑迪·鲍姆(Sandy Baum)说,中国学生“支付的费用不超过标价”。“相比收获的教育,他们的花费很值得。在大多数私立大学,所有学生都得到补贴——包括中国学生。只是全薪学生得到的补贴要小于经济援助。”


据报道,一些中国学生接受了美国大学的经济援助。来自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新闻学院的大四学生亚历克斯·孔(Alex Kong,音译)称,他在三年内获得了7600美元,包括奖学金和经济援助。“这非常鼓舞人心,促使我把更多时间投入到我的学习,” 亚历克斯说。“我申请了经济援助和奖学金以减轻家人的负担。这也是我在经济上独立的第一步。”亚历克斯通过谷歌搜索了解到如何从他的大学获得援助,并按照步骤完成了表格。但是,“我的很多朋友似乎都不知道援助和奖学金。如果你自己不问这个问题,没有人会告诉你,” 亚历克斯说。


中国学生说,他们觉得毕业后有必要通过高薪工作赚回学费。“如果不是我的父母支付我的全部学费,我会更快乐,受到的压力也更少。他们这样做让我感到内疚,”在田纳西州范德比尔特大学上大四的中国学生琳达·周(Linda Zhou)说。 “学费就像我父母对我的投资,我必须给予奖励和回报。如果我没有这样做,我会对自己感到失望。这一点很重要。”琳达说,当时决定上大学时,她优先考虑大学排名而不是经济援助。她说:“申请美国大学时,我对经济援助和奖学金知之甚少。但如果我可以再次选择,我会申请经济援助和奖学金,并接受给我钱的学校,即使它可能排名较低。”


谢选骏指出:受到网络封锁的禁锢,共产党中国的留学生们限制了大脑的发育。他们也许因此无法理解,别说国际学生们了,就连美国国内学生要在公立大学跨州上学,其费用都要高出几倍——因为美国的“每个州其实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特殊的制度,也防止了白宫主人沦为独夫民贼。所以,还是选择去读美国的私立大学比较好,至少那里没有“州际歧视”!由此看来,基督教会还是比世俗国家优良得多,那毕竟是普世的,是一切普世价值的源泉。


008美国没有哲学只有实用主义


《美国哲学家的预判:2050年的中国、美国与世界》(凤凰网 2019-11-26)报道:


2004年7月,73岁高龄的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访问上海,与复旦大学哲学系师生座谈,题为“哲学家的展望:2050年的中国、美国与世界”。在这次演讲中,罗蒂批判后现代主义一味解构,却无益于解决实际问题;他还主张,面对人类目前面临的危机,应当建立一个更强大的世界政府来捍卫世界和平。他提出的这些具有前瞻性的论述,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听来颇为震惊。是年9月在“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年”上,复旦大学哲学系张庆熊教授以“西方技术文化时代的问题和出路——回味罗蒂在复旦大学的讲演”为题,对罗蒂的这次报告内容作了回忆和评论。本文转自“经略网刊”,原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髮,以飨读者。


西方技术文化时代的问题和出路——思考罗蒂在复旦大学讲演的深层含义


罗蒂眼中2050年的世界


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2004年上海天气最热的时候来到上海,于7月20日与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师生座谈,题为“哲学家的展望: 2050年的中国、美国与世界”;并于次日做了题为“美国大学与社会正义的希望”的报告。罗蒂的话浅显明白,罗蒂的姿态随和低下。我记得,听了罗蒂的报告,复旦大学的有些研究生站起来用充满哲学奥义的术语反驳他的观点,他却用连中小学生都能懂的词彙答覆。不少人说罗蒂的报告太平澹无味了,我当时也有同感。现在回想起来,可能那时天气太热了,我们不够冷静,过多地与他辩论一些枝节问题,没有领会他的报告的主题的实质内容和深刻含义。


当大热天渐渐过去,我才慢慢品味到他的讲话的用意。正巧,本次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年会的主题是“西方哲学文化与后现代哲学”,而从这一角度考虑,我想最能把握罗蒂选择他的复旦大学之行的报告的题目的良苦用心。我记得罗蒂在复旦大学时说过如下一些警句性的话:


*人类活过了原子弹造出以后的五十年,这纯粹是偶然的。人类要再活过核弹阴影下的五十年,除非有一个全球性的处理核武器问题的机制,否则人类难逃厄运。


*后现代主义不是一条出路,后现代主义多半是破坏性的,没有什么正面的建树。


*马克思主义要比后现代主义好,因为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个乌托邦,而后现代主义没有提出乌托邦。


*在杜威的实用主义那里,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的合理成分,推动了30年代至50年代的美国的社会正义的改革,这包括分配公正,社会保障和普及教育。


*大学成了美国左派的温牀。


*60年代和70年代的美国大学的教授和学生起来反对越战和掀起美国的民权运动,特别是反对种族歧视。80年代至今美国的社会正义事业进展不大,如果说有的话,那么只是女权运动和承认同性恋的合法地位。


*8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正义事业进步不大的原因之一是美国的左派出于对前苏联的极权主义的反感抛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热衷于福柯之类的后现代主义,侈谈多元文化和相对主义,没有提出新的乌托邦,从而缺乏新的社会改革的蓝图。


*2050年的中国会像美国一样充当世界监护者,儘管现在的中国人意识不到这一点,也不愿意担任这个角色。美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也像今天的中国人的心态一样,但经济实力的发展会推动中国走到这一步。


*中国和美国可能会发生战争,这不仅是因为国家主权问题,而且还因为争夺石油资源的问题,或者是由于恐怖主义的活动而造成的某种误解,如恐怖主义者在美国爆炸了某个核装置,美国误以为是中国乾的,于是中美两国的导弹就互相对攻地飞了起来。


*世界和平和社会正义事业的希望在于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其中的重要环节是建立一支世界政府领导下的世界警察队伍。


*不要把美国政界看成是铁板一块。如果是共和党候选人布什上台的话,他会继续执行地缘政治的路线,遏制中国。如果民主党的候选人克里上台的话,那么他会与中国领导人共同展望未来的五十年,共商维护世界和平的大计。


人类危机与世界政府


对于罗蒂带来的这些信息,我们的第一反应是罗蒂简直不是在做哲学报告,而是在做国际政治报告。罗蒂像是为民主党的竞选拉选票,可惜他找错了谈话的对象,因为中国人并无美国总统的选举权。美国自己抛开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现在美国人感到陷到这场战争中去了,为脱身,所以想引诱中国出来充当世界警察。我记得有一位复旦大学哲学系的教师问罗蒂:“你是不是民主党?”“你说里根、布什的共和党政府的施政路线是把穷人口袋里的钱更多地转到富人口袋里去,你又说美国的劳工组织却倾向于投共和党的票,而大学知识分子却倾向于投民主党的票?这是否合乎逻辑?”罗蒂回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国独立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的教师,属于美国的左派,支持民主党的路线,这包括他自己在内,但不得不承认不知道为什么许多工人和农民却支持共和党。


在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复旦大学的教师和学生都批评罗蒂的报告没有谈到世界不安定的根源。我们指出,当今世界存在不合理的经济秩序,美国执行单边主义的政治路线,西方的强势文化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的延续和生存。如果世界上的这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安定的根源没有被消除,光靠建立世界警察的队伍是没有用处的。罗蒂则一再强调,在现代这个科技高度发达的世界上,恐怖分子只要花点钱,就可能搞到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世界就可能发生一场灾难。恐怖分子是一些狂热分子,没有什么思想文化的基础。随后的辩论则转到恐怖分子到底有没有思想文化的基础的问题上去。有的研究生起来教训罗蒂:谁都知道生命的重要,恐怖分子搞自杀性爆炸,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没有强烈的思想文化信念的支撑怎么可能?


然而,在当今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我想在这个重大的问题上罗蒂的头脑是清醒的。人类发展起来的科技到了现代已经能摧毁人类本身。人类毁灭的最大可能已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类自己创造的科技。在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中还有什么比人类生存的问题更加重大的呢?人类能否再活过核弹阴影下的五十年,这绝非是一个危言耸听、杞人忧天的问题。有人告诉你,家门口放了一颗炸弹,你会非常担心;而现在不论离你远近,核弹的爆炸都可能会影响你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你却不当一回事。人类活过了原子弹造出以后的五十年,这确实是偶然的。当年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赫鲁晓夫或肯尼迪的一念之差,就可能发生一场核灾难。今天核武器已不仅仅掌握在少数几个大国手里。一个巴基斯坦的科学家可以在世界的军火黑市上把核武器的技术买来卖去,再加上生化武器的技术也可能失控,人类毁于核武器或生化武器的概率大大提高了。面对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不论是恐怖分子或其他什么人图谋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这都变得无关紧要了。最最重要的是能在世界范围内把这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监管起来。


在当今工业化的时代人类面临的第二大危机是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的紧缺。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已经无法依赖国内资源维持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从2001~2020年,如果中国的GDP翻两番,以2000年能源消耗13亿吨为基数算起,需要增加到52亿吨。中国经济对资源的需求已经并将继续引发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而经济结构的调整往往会引发一系列重大的地缘政治的结果。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美国是排在中国之前的最大的资源消耗国,并且惟有美国具有全面遏制中国获得资源的能力。从美国对马六甲海峡的关注来看,美国正在有计划地“控制”中国石油进口的来源。罗蒂警告中美之间不仅可能因为国家主权问题而且可能因为石油问题而发生战争,这决非是没有依据的。


如何处理世界所面临的最重大问题呢?罗蒂也给予了回答。他说要有一个新的乌托邦,而这个乌托邦就是他所说的“世界政府”。世界政府的最重大任务是维护世界和平。为了维护世界和平,需要建立一支世界警察队伍。全世界的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要由世界政府监管,世界警察要维持世界秩序,打击恐怖分子。如果哪里有人在製造和偷运核武器、生化武器等,世界警察就要到哪里去,把它们收缴起来。世界政府也将在合理地调配世界的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公正等方面起积极的作用。


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国联”的构想,但这一构想没有得到美国国内民衆和国外政治家的支持。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联合国被建立起来。但是联合国还没有什么实权,在世界事务中还不能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美国的小布什政府在伊拉克等国际事务中奉行单边主义的政策,把联合国踢在一边。


罗蒂鼓吹“世界政府”,是要提升联合国的权力。建立一支世界警察队伍,让联合国控制核武器,就是让联合国拥有军权。鑑于目前民族国家仍然在世界事务中佔据主导地位,罗蒂有关“世界政府”的构想不免被当作空想。哪个核大国愿意把核武器交给联合国?美国政府会把核武器交给联合国吗?美国对于联合国还不是想利用就利用,想抛开就抛开?罗蒂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称它为“乌托邦”。但是罗蒂认为,除非这个“乌托邦”成为现实,否则世界就将毁灭。世界之所以至今还没有毁灭,这纯属偶然。


那么什么是这一空想转化为现实的条件呢?罗蒂寄希望于美国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罗蒂看来,美国的大学是左派的温牀,美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关心社会的正义事业。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应该是先知先觉者,应该明白什么是世界当前的头等大事,什么是关係人类命运的头等大事。美国的政治力量不是铁板一块。美国的右派不会对世界政府感兴趣,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维持美国当前的霸权地位,因此不遗馀力地要遏制中国这样的经济实力正在上升的国家。但是美国左派的眼光要远大得多,他们会从世界和平和社会正义的视角出发作出政治决策。美国左派(在罗蒂看来,民主党代表美国左派)如果上台的话,完全有可能与中国政府共商未来五十年的美国、中国和世界格局的大计。美国和中国还是有可能在反恐、反核扩散等问题上联合起来,继而考虑有关世界警察等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罗蒂要到中国来大谈世界政府、美国左派、美国大学和社会正义的用意所在。在他看来,这些问题都是联繫在一起的: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和左派应该意识到人类用自己发展的高科技毁灭人类本身的可能性,而避免这一悲惨结局的出路是建立世界政府。


在后现代主义废墟上寻找新的“乌托邦”


罗蒂的讲演究竟有没有哲学意味呢?这取决于从什么角度看。如果认为只有使用了“先天综合”、“超验还原”之类的专门哲学术语的讲演才算有哲学味道的话,那么罗蒂的讲演确实没有哲学味道。但是罗蒂哲学的吸引人之处就在于他是一位把3000个最常用的英文单词用得最好的一位哲学家。从另一个角度看,罗蒂在中国的报告确实传达了重要的哲学信息。本次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年会的主题是“西方技术文化与后现代哲学”。这一题目多少暗示着把后现代哲学当作解决西方技术文化所面临的问题的一条出路。罗蒂的报告则敲响了后现代哲学的丧钟:后现代主义不是一条出路,后现代主义多半是破坏性的,没有什么正面的建树。光是这一宣判,就有根本性的哲学意义。


要知道罗蒂本人也被认为属于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哲学家之一。他在发表于1999年的《哲学与自然之镜》中写道:


伟大的教化哲学家都是反动性的,他们提供的是各种讽喻、戏彷和警句。他们知道当他们所反对的那个时期过去之后,他们的著作就会失去自己的意义。他们是特意使自己边缘化的。伟大的系统哲学,就像伟大的科学一样,是为了永恆而建构起来的。伟大的教化哲学是为了它们自己那一代的缘故而摧毁。


如今,罗蒂自己宣佈,后现代哲学一味解构,不搞建构,不提出新的乌托邦,不解决实际问题。后现代主义反对系统哲学,即反对各种形而上学的体系哲学。但是反对系统哲学是否意味着反对乌托邦呢?把形而上学抛弃了,是否意味着势必抛弃乌托邦呢?罗蒂在复旦大学的报告在这一问题上提出了新的看法。从他的言谈看,他重视经验,特别是重视历史经验,反对那种凭藉纯粹理性建立永恆真理的体系的做法。他不但不想去建立那样的体系,而且不想使用任何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术语。但是他现在强烈地意识到,如果后现代主义在反对系统哲学时把任何乌托邦都反掉的话,则进入了一种误区。他回顾美国社会正义事业发展的历史,认为80年代以来进展不大,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新的乌托邦,他甚至把这归咎为后现代主义的失误。


罗蒂把马克思主义称为乌托邦或许会引起许多中国学者的不快。但是在罗蒂的用语中,乌托邦并不是一个贬义词。罗蒂认为杜威的社会改革思想已经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成分,即包括分配公正、普及教育、社会保障在内的社会正义的思想,而摈弃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不合理成分,即计划经济、阶级斗争和权威主义。罗蒂认为,杜威的社会改革方案在罗斯福时代的美国和北欧的社会福利国家已经得到部分实现。后现代主义热衷于讨论文化多元、价值相对,而在社会正义这个大问题上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左派本来是喜欢马克思主义的,只是由于苏联的斯大林主义而造成对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感,才转向福柯之类的新马克思主义,但福柯之类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现在罗蒂正如他当年宣告形而上学的系统哲学的终结以及分析哲学也走入死衚衕一样,又宣告后现代主义是无用的。我想罗蒂的这一转向不仅是他个人思想历程中的转向,而且也预示了后现代主义已不被看好。


后现代主义没有乌托邦,而罗蒂呼吁新的乌托邦;后现代主义不解决关係到人类生存和社会正义的重大实际问题,而罗蒂期待解决这样的实际问题。 罗蒂来复旦大学宣告的乌托邦就是“世界政府”的乌托邦。我告诉他,2001年哈贝马斯来复旦大学讲演的主旨也关係到“世界政府”,但是哈贝马斯没有像你那样直说,而只是说希望建立一种“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 罗蒂回答说: 他在政治问题上,与哈贝马斯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当谈到他与哈贝马斯的差别的时候,罗蒂回答:“有人认为我更强调经验,而哈贝马斯更强调理性,我不知道这种说法对不对”。我对罗蒂说:“我所敢肯定的一点是,哈贝马斯喜欢用複杂的术语说话,而你喜欢用简单的词语说话。例如,你直接说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而哈贝马斯则说要建立一种‘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


哈贝马斯为什么不直接说要建立世界政府呢?这是因为哈贝马斯从其交往理性的思想框架出发考虑到,“这样的一种政治必须以寻求和谐而不是以强迫一致为指导方针。它的长远目标是逐步克服世界社会分裂和分层,又不妨碍各自的文化特性”。罗蒂为什么直接说要建立“世界政府”呢?这是因为罗蒂遵循实用主义的思路:从问题出发,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世界面临着核战争的毁灭性灾难;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大胆的设想是“世界政府”;中美等大国可以在反恐等问题上联合起来,中美两国的左派在维护世界和平和社会正义方面可以达成共识,因此,“世界政府”这个乌托邦仍有实现的可能。


谢选骏指出:美国没有哲学只有实用主义,因为他们心里没有上帝,也不敬畏神。就拿这个罗蒂来说,他成人世界政府的必要性,却又将之称为乌托邦——太可笑了,是吧。他声称和哈贝马斯希望建立一种“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实际上就承认了他们的内在矛盾是一致的——他们都是妄图在现代主权国家的体系之上建立世界政府,而不懂得必须摧毁这一体系,才能建立世界政府——“平定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政府”,这就是我所主张的“中国文明整合世界”。没有哲学只有实用主义,无法建立全球政府的宝座。按照实用主义,只能得出罗蒂这样的胡说——“人类活过了原子弹造出以后的五十年,这纯粹是偶然的。人类要再活过核弹阴影下的五十年,除非有一个全球性的处理核武器问题的机制,否则人类难逃厄运。”为何他这是胡说呢?因为他在代替上帝发言了。事实上,即使核战争全面爆发,也在能有毁灭西方文明,毁灭不了原始人类。所以毛泽东不怕核战争,因为他的部下可以像老鼠一样生存——直到他死后四十多年的去年(2018年),他的部下的后代不是还说可以吃草就活下去吗。


谢选骏:美国退化为“食草动物的费拉社会”


沙特阿拉伯等九个阿拉伯国家跟同样是阿拉伯国家的卡塔尔断交,这种“阿拉伯国家互咬”,被有人说成是《九个阿拉伯国家的断交勇气》(2017-06-09 自由亚洲):


沙特阿拉伯等九个国家跟卡塔尔断交,是罕见的外交现象。除了1971年联合国通过2758号决议,驱逐了蒋介石政权的代表,导致很多国家与中华民国断交之外,从未有在和平时期,突然很多国家跟一国断交的政治景观。更何况被断交的卡塔尔是个很小的国家,面积只有一万多平方公里(不到台湾的三分之一),人口仅二百多万(台湾的十分之一)。

不要说与其断交的全部九国,仅仅是其中的埃及,其9000万人口就是卡塔尔的45倍,土地是其100倍;沙特阿拉伯人口是卡塔尔的15倍,土地是其200倍。

卡塔尔被指控:支持伊朗(德黑兰是全球恐怖主义的幕后黑手),支持巴勒斯坦的恐怖组织哈马斯,支持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支持被埃及政府列为恐怖组织的穆斯林兄弟会。而且卡塔尔出资办的半岛电视台,在阿拉伯世界煽动极端伊斯兰主义,是导致周边中东国家内乱的根源之一。

如此一个小小的卡塔尔怎么能有这么大的能量和胆量?主要因为它有钱。它的富有不是因为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而是因为幸运:地底下有石油,其储藏量排全球第13位,天然气排第3位。这种幸运使卡塔尔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一,高达8万8000美元(是台湾的近四倍)。

正因为它有钱,所以才有“实力”支持恐怖主义。例如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的近两万枚火箭炮,被报导说都是卡塔尔出资的。而且全球恐怖主义的头目就藏身在卡塔尔,这是公开的秘密。

早在2012年,卡塔尔就跟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周边中东国家交恶,因它力挺在埃及崛起的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曾一度在埃及掌权,但很快被(军方出面)推翻,但卡塔尔仍予支持,由此与埃及高票当选的总统塞西政府发生严重分歧,而沙特阿拉伯则是埃及的最亲密盟友。2014年,沙特和埃及等国曾一度撤回了驻卡塔尔大使,外交关系降级。

卡塔尔是世袭王朝,1995年老国王去瑞士度假期间,儿子发动政变夺取了王位。这个儿子国王有很强的伊斯兰主义,因而倾向伊朗。三年前他把权力交给了自己的儿子。

卡塔尔不仅很小,且地理位置特殊,是个半岛,三面环海,陆地与沙特接壤。沙特已宣布关闭与卡塔尔的陆地通道和海空领域。这对卡特尔的经济造成很大影响,因为该国的主要物资(包括食物等)都是从陆地运进。今后卡塔尔的主要食物,尤其建筑材料等都只能从海上运进,这将增加巨大成本,甚至造成通货膨胀。长期下去,很难维持。

尤其是卡塔尔正在新修首都多哈的机场,还在建新的港口。更重要的是,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在多哈举行,其赛场和旅馆等建筑原材料更需从陆地运进。沙特关闭边境,对卡塔尔的建筑业打击严重。北京官方媒体报导说,中国有多达43家企业在卡塔尔有投资,包括参加修建首都机场、新港口等。甚至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在卡塔尔断交风波中,也被质疑要“短路”。

一般来说,两个国家断交,可能发生,但多国同时跟一国断交则比较难,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而今天发生的与卡塔尔断交事件,就再次展示出沙特阿拉伯在中东的领袖地位。

沙特阿拉伯以前给人的印象,就是病病歪歪的老国王,毫无生气。现代沙特阿拉伯建于1932年,开始老国王就定下规矩,王位在他的37个儿子之间传。所以沙特的国王都是垂垂老矣,到了2015年91岁的阿卜杜拉国王去世时,他接班的弟弟萨勒曼已经79岁。但萨勒曼上任后打破父规,决定不再传位给兄弟,而是把侄子纳伊夫定为第一王储,儿子默罕默德定为第二王储;并锐意改革,原来政府的12个委员会被废除,代之两个机构:国防外交,由纳伊夫负责;经济司法,由默罕默德负责。等于是把国家管理权给了侄子和儿子。

纳伊夫今年56岁,曾在美国留学,是个亲美派。他的掌权令美方高兴。默罕默德今年31岁,更有革新劲头。这两人掌权后,沙特的经济、军事、外交都发生重大变化。

在经济上,两人倾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要把政府控制的石油公司上市,走民营化道路;在军事上,更增兵扩军,沙特的军费在其国民生产总值(GDP)中占的比例全球第一(13.7%,美国是3.3%,台湾今年是1.86%);在外交上,则组织了多达34国的联军,打击也门的胡塞伊斯兰集团。胡塞武装受到伊朗支持,颠覆了也门的民选政府。在美国奥巴马政府软弱的外交政策期间,沙特阿拉伯则挺身而出,承担了中东反恐的领袖责任。萨勒曼国王的儿子默罕默德领导34国联军反恐,声望大振。三千万人口的沙特阿拉伯,70%的人30岁以下,是个年轻的国家。青年人对王子默罕默德的改革相当支持。美国媒体彭博社去年在采访默罕默德的报导中称赞说,这个王子正在改变世界。

沙特阿拉伯、埃及等九国与卡塔尔断交的风波还在继续。近日约旦也与卡塔尔外交降级,并取消了半岛电视在该国的执照。美国总统川普则公开在推特上说,谁在金援恐怖组织,大家指向了卡塔尔。这等于变相支持沙特阿拉伯等国的断交行动。卡塔尔的唯一支持者只有伊朗。德黑兰表示要全力支持卡塔尔,派船只向卡塔尔运送食物等(当地人民已抢购食品),但这种海上运输难以维持长久。

卡塔尔的最后选择,很可能是妥协,放弃支持恐怖主义的政策。这样的结果将是中东反恐的重大胜利,而领导这场反恐之战的沙特阿拉伯,在中东的领袖地位将更会彰显,也可强化它力挺的埃及世俗政府,使前将军塞西总统领导的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打击更加顺利。中东地区伊斯兰主义的弱化,不仅是该地区之福,也增加全球的安全与稳定。所以,这次九国与卡塔尔的断交之举,有利于世界的长久安全。


网民achedanv2评论:


卡塔尔被作为替罪羊拿出来牺牲了,其唯一的罪过可能是支持了信仰伊斯兰民主主义的穆斯林兄弟会,相应OM总统的号召,支持了埃及等国的伊斯兰民主主义。何为中东的恐怖主义,米国定义的根据是以色列安全需要,欧洲是跟屁虫;海湾逊尼派国家一直支持对以色列以外几乎所有国家的恐怖主义,对此米国的态度是非常暧昧的,是不是在暗中支持令人联想。


谢选骏指出:上文显然不了解海湾局势,更不了解阿拉伯国家。在阿拉伯国家,互咬是不需要勇气的,不互咬才需要勇气。正如在中国,打内战是不需要需要勇气的,不打内战才需要勇气。打内战是食草动物的本事,他们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当一个民族从对外扩张的文化民族退化为对内维稳的费拉民族的时候,食肉动物的行为方式就被食草动物的行为方式取代了。


正当沸沸扬扬之际,又传来新的消息——


《伊朗力挺卡塔尔 派5架飞机空运食品过去》:


据法新社报道,伊朗官员证实,伊朗刚刚向卡塔尔派出了5架飞机运送食品,以帮助卡塔尔稳定物资供应。卡塔尔食品供应严重依赖进口,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沙特、阿联酋、巴林等海湾邻国。随着断交风波的开始,沙特等国叫停了与卡塔尔的物资交易,还封闭了与卡塔尔的陆地边界。数以千计原定运送物资过境的卡车滞留沙特。


此前报道:


在阿拉伯多国与卡塔尔断交的背景下,该国居民纷纷抢购食品和饮用水。


据阿联酋Zawya新闻网消息,卡塔尔40%的食品供应是从沙特阿拉伯进口的。


“这里的人都在囤积食物和物资。”一位正在卡塔尔游玩的迪拜居民称。多哈新闻网站也报道了卡塔尔居民囤积食物和物资的消息。


据此前报道,利比亚政府与马尔代夫政府相继宣布与卡塔尔断交。继埃及、沙特、阿联酋、巴林、也门之后,与卡塔尔断交的国家已达七国。


阿拉伯国家互咬诚然不需要什么勇气,因为那只是食草动物的行为。但是伊斯兰教国家互咬需要勇气吗?不还是食草动物的行为吗?


就上述意义而言,美国也有退化为一个“食草动物的费拉社会”的危险:


《柯米因禍得福 演講費飆到10萬》:


前聯調局長柯米因禍得福,雖然今年2017年5月因“通俄案”調查被川普總統突然開革,但隨著本周在國會作證獲得民眾廣泛關注,柯米現在有望靠演講賺得盆滿缽滿。

娛樂新聞網站TMZ報導,名人演講者公司的多位經營者一致表示,柯米現在每場演講可輕鬆賺入7萬5000元至10萬元。

業內人士透露,這個數字是名人演說費用中的高級別價碼,在此之上的就只有美國總統俱樂部(POTUS)成員演講有此價碼。

近期正在四處演講的前總統歐巴馬,一場40萬元的演說費甚至打破眾人紀錄;前總統柯林頓的開講費則在20至25萬元之間。

此外,保守派團體通常比自由派組織支付更高報酬,但眼下柯米已經與右派結下樑子,因此這些團體恐怕不會花大錢請他開講,同時也將導致他無法長久依靠演講“賺錢”。


谢选骏指出:食草动物一般比食肉动物体型更大,但他们生来就是习惯内斗和被人吞噬的。肉食动物一般体型较小,但他们生来就是习惯搏击异类并且吞噬之的,因为异类是他们的食物来源。


什么时候,当一个社会的成员主要以吞噬自己人为务了,这个社会就开始进入费拉时代了!


010暗度陈仓潜入美国下腹部


《被川普抛弃的“第51州”要靠中国人拯救》(2017-9-2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大西洋上有一座吹着加勒比海风的美丽小岛。岛上居民明明操着一口西班牙语,身份又是美国公民,可他们在美国大选中又没有投票权。


这就是波多黎各自由邦的尴尬现状。虽然今年6月,波多黎各人举行公投,97%选民赞成加入美国,成为第51个州,但目前来看美国丝毫没有接纳波多黎各的意思。


今年4月,爹不疼娘不爱的波多黎各陷入偿债危机,特朗普却专门发推特声明:拒绝援助波多黎各!无奈之下,债务违约的波多黎各人只能宣告破产。


讽刺的是,波多黎各在西班牙语中本意为富饶的港口,但名不副实的波多黎各现在却深陷巨额债务。


不过岛上居民最近有了新的期盼。他们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希望通过各种措施吸引中国投资者和游客,前来拯救这个加勒比海岛脆弱的经济。


岛上将修建中国风主题乐园?


每经小编注意到,8月31日,波多黎各方面公布了一项计划,旨在吸引中国人前往波多黎各旅游和投资。


据彭博社报道,8月31日波多黎各政府方面批准了一项价值约2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亿元)的主题乐园修建计划。这座中国风情主题乐园将由中方财团进行投资,准备在阿雷西博市一块废弃的蔗糖田地上修建,距离首府圣胡安只有一小时车程。


中方投资者将于今年9月与波多黎各高官洽谈政府补贴的细节,主题公园计划于明年5月破土动工。


这个主题乐园综合体内将包含39项独立设施,展示中国风情的饮食、音乐和文化艺术。主题乐园将配套酒店和豪华别墅,希望吸引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游客在这里过夜,增加旅游支出。


当地一位公司CEO卡尔迈克表示,这个主题乐园被寄望能招徕更多的中国商人。


中国生意人习惯将私人旅游和商务工作相结合。


如果这个乐园让他们感到宾至如归,那他们可能就会在这里多待几天,顺便多做些投资或者多买几栋别墅。


投资方希望这个主题乐园能带给阿雷西博市新的经济活力,就像当年环球影城(Universal Studio)的建成让破败的奥兰多城焕然一新。


每经小编注意到,波多黎各岛对外商投资有着很优惠的税收政策。


波多黎各经贸部长拉博伊表示,对于主题公园、高尔夫球场、旅馆等大宗项目投资,波多黎各会给予外商40%左右的税收优惠。计算下来,外商在波多黎各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实际税率大约仅为4%。


波多黎各期盼中国投资?


每经小编发现,中国人在波多黎各的存在其实也有很长时间了。


只不过在19、20世纪,中国人主要作为劳动力输出,来这里卖苦力谋生存。而如今世殊时异,波多黎各人张开双臂,欢迎中国人以投资者和游客的身份光临这个加勒比海岛。


和周边的古巴等岛国一样,波多黎各长久以来依赖热带作物初级加工和旅游观光作为经济支柱行业。


在19世纪下半叶,当时还是西班牙殖民地的波多黎各开始逐步出现规模化工业生产,特别是蔗糖厂需要大量劳动力进行生产。


从这一时期开始,一些中国人远渡重洋,凭借低廉的工资要求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在波多黎各的工厂里谋得职务。苦力(Coolie)一词也随着中国人的流入被波多黎各岛民熟知。一些中国人也开始和当地人通婚,从此世代定居。


但现在,陷入长期债务危机的波多黎各需要的不是劳动力,而是投资和消费。


波多黎各经贸部长拉博伊就很直白地表示:


以波多黎各破产的现状,今后也不可能再从国际债券市场上贷到一分钱了。


我们的经济想要起死回生,必须依靠私人部门的投资。中国人的资金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拉博伊希望,波多黎各优厚的税收减免和宽松的移民政策能吸引更多的中国人来这里直接投资。


根据罗德姆集团的计算,2016年中资在美国的直接投资额约为462亿美元。而美国旅游协会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游客赴美超过200万人次,平均每人每次在美国消费7200美元左右。对于身为美国未合并领土的波多黎各来说,他们急切想要从这两块大蛋糕里分得属于自己的部分。


每经小编注意到,近两年中国资本的确开始关注起了这个加勒比海岛。


2015年5月,一个由16名成员组成的中国代表团来波多黎各进行为期一周的考察,受到波多黎各旅游局和经济发展商务部极高规格的接待。


代表团长李树棠对埃菲社表示,波多黎各的投资机会非常诱人,中国和波多黎各在一些产业上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双方的经贸合作成果显着。


2016年11月,盈科律师事务所也在波多黎各开设了盈科加勒比海中国中心,为在该地区投资、旅游、进行文化教育交流的人士提供法律支持。


在今年3月举行的波多黎各中国投资论坛上,盈科执行主席杨女士表示:


一方面来讲,债务危机显示了波多黎各存在的一些投资风险。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危机之后才有新的开始,新的投资机遇将在这里产生。


据美联社报道,今年9月,波多黎各经济发展商务部还将派团来北京与中国投资者洽谈合作。


昔日富庶港口人均负债22.8万


波多黎各(Puerto Rico)在西班牙语中本意为富裕的港口(Rich Port),但经过长达数十年的失败治理,波多黎各的债务水平累计到了不可持续的惊人程度。


2014财年,波多黎各政府支付了约15亿美元的债务利息,光是利息支出就占当年财政预算的9.6%。


据波多黎各政府发展银行的报告,波多黎各的债务水平达到了GDP的68%。在进入破产保护之前,波多黎各未偿还的政府债券超过700亿美元,另外还有中央政府欠下的500亿美元养老金,公共部门的债务合计高达1200亿美元。


按照波多黎各347万人口计算,平均每个岛民要背负3.46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2.8万元)的公共债务!


2016年6月,奥巴马签署法案,成立联邦金融监督委员会监管波多黎各财政,并着手开始债务重组谈判。委员会与债主集体谈判后,将偿债最后期限定在了2017年5月1日。


今年4月27日,特朗普强硬拒绝了波多黎各向联邦政府发出的求援,使得波多黎各政府在5月1日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违约状态。在债主的诉讼之下,波多黎各只好比照美国本土法律,宣布进入破产保护程序。


每经小编注意到,波多黎各实际上还曾被世界银行归入了发达地区的行列。2016年波多黎各人均GDP为2.9万美元,略高于波兰和葡萄牙等国。


但是富裕的老底也经不住长期的折腾。波多黎各至今连续12年进入经济衰退状态,美国联邦政府的各项福利补助大幅减少,让波多黎各人的生活水平逐年下滑。


网民评论   


yala 19分钟前

美国政府都不要是有原因的,波多里各的政府都把自己搞成破产希望被美国接受救济。三百三十万人口却负债750亿美元谁敢要?冤大头敢要。上回援助个委内瑞拉500亿到今天国家几乎破产,连卫生纸都没有。


kshdjj 59分钟前

诸位如要去加勒比海旅游,能与夏威夷海滩比美的是美国属地 Virgin Islands:“St Thomas”, 它位于 英国的属地British Virgin Islands 西部。它南部的平坦的海滩较多又干净,适合爱海滩游泳的旅客。最美的是北部多个平坦海滩湾犹如仙境,太美了。不过只是开车路过没下海,不知海水温度是否适合游泳。注意:(1)英国的驾驶交通规则“靠右行驶”(2)旅馆房间$300/日也不便宜,饮食价格同美国一样。


kshdjj 今天 06:34

波多黎各有著名的旅馆,旅馆边的海滩大部分是黑色火山岩石造成,看上去令人害怕,没看见有人游泳。目前波多黎各小博物馆没钱都关门不接客。波多黎各游览胜地是教堂,以及西班牙时期的建立的大型海边火炮防御工事,很雄伟。注意,波多黎各不是美国的一个州,对移民美国毫无作用。


奇人奇文 今天 04:10

替别人养孩子够丢人的啦,还出来吹牛逼。脸大不害臊。


谢选骏指出:确实的,假装投资波多黎各,可以达到暗度陈仓、潜入美国下腹部的目的,因为波多黎各是美国的软肋。显然,这样一来,所谓的“中国人拯救”就不是“中国人拯救波多黎各”,而是“波多黎各拯救中国人”了。


011多难兴邦,天佑美国


《上百万人逃难 佛州、乔州引发油荒》(2017-9-8世界日报)报道:


面对强烈飓风厄玛直扑而来,佛罗里达和乔治亚州沿海地区上百万居民奉命疏散,可是当地加油站供应不继,加上一些主要公路出现交通瓶颈,严重影响疏散作业。


厄玛预计9日晚上抵达佛罗里达南部,并引发2005年的丽塔飓风(Hurricane Rita)迫使德州和路易斯安纳州370万人逃难以来美国规模最庞大的疏散作业。


佛罗里达的2000多万居民,已有3万1000人离开礁岛区(Keys)。州长史考特警告其他居民赶快疏散,因为怪兽级的厄玛威力非常强大,可能引发高达10呎的暴潮,能够淹到许多房屋的屋顶,而且一旦风暴展开,援救人员将无能为力。


佛州东南部的迈阿密─岱德郡滨海地带有超过65万居民奉令强制疏散;邻近的乔治亚州也下令沙凡纳市和其他沿海地区的30多万居民强制疏散,显示美国东南部对厄玛可能造成的破坏愈来愈恐慌。


居民纷纷在汽车上装满清水和其他补给,并与邻居互换连络资料,准备上路避难,虽然许多人决定留守保护家园。


离开佛罗里达半岛的唯一路线是北上,可是沿途许多加油站已缺货关闭,还在营业的加油站则大排长龙,甚至为了抢加油而吵架或打架。


德州石油重镇遭到哈维飓风重创,原已影响佛州燃料供应,现在疏散民众又抢着加油,引发油荒,有些地区多达四成加油站油料售罄。


史考特州长表示,他已要求白宫和联邦当局豁免管制规定,为佛州增加供油。他也指示警察护送油罐车尽快为加油站补货。


随着北上车潮接近迈阿密、迈尔斯堡和沙拉索塔等大城,主要公路开始塞车,形成交通瓶颈。公路巡逻警察和国民兵尽力维持道路开放,必要时甚至准许车辆从路肩通行。


佛罗里达电力公司表示,厄玛的规模和威力可能使佛州大部分地区受到影响,导致长时间停电;史考特表示,拥有两座核子反应炉的火鸡岬发电厂可能关闭。


《核飓风直扑迈阿密 佛州州长呼吁逃命》 (2017-9-8世界日报)报道:


摧毁威力惊人的超强飓风厄玛(Hurricane Irma),正在朝着美国本土步步逼近,根据最新气象预测,随着飓风眼行经路线改变,首当其冲的“最糟糕受灾点”,可能就是佛罗里达州大城迈阿密。佛州与乔治亚州均对沿海地区发布强制撤离令,几十万人的车潮已导致许多公路大塞车。


因应国家接连遭到飓风重创,五位前美国总统卡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与欧巴马7日联手推出“‘一个美国’的恳求”(One America Appeal)募款活动,为哈维飓风重创德州、路易斯安纳州以及即将登陆的厄玛飓风可能造成灾情,筹募救灾善款。


国家飓风中心(National Hurricane Center)7日发布的飓风最新动态显示,本周末可能为佛州带来重大灾情的厄玛,飓风眼移动路线突然改变,9日或10日可能夹带具有高度杀伤力的狂风骤雨,堂堂登陆佛州南部。


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气象学者沙特尔(Tom Sater)分析,虽然厄玛飓风眼行径改变只有20哩而已,“却让迈阿密因此沦为最糟糕的受灾点”。迈阿密滩市长李文7日要求民众尽速撤离时,形容厄玛是“核子飓风”,恐造成家园数个月无法居住。


厄玛以五级飓风的大军压境势态,7日继续重创加勒比海地区,官方公布死亡人数累计已有13人。虽然厄玛在7日仍距离美国本土有600哩之遥,但让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Turks and Caicos islands)饱受摧残,包括迈阿密、佛罗里达礁岛群(Florida Keys)全部岛屿以及部份乔治亚州沿海地区,均已发布强制撤离令。


佛州州长史考特(Rick Scott)7日再度呼吁民众一定要配合撤离,赶快逃命要紧。他在记者会上说:“如果你住在任何发布撤离令的地区,但你现在还没出门,马上撤出!”他强调:“千万不要想要撑过这次飓风,当暴风雨开始降临的时候,我们根本救不了你的。”


史考特同时下令,所有州级政府办公室、学校、大学院所将从8日起至11日全面关闭,以便挪出空间做为灾民收容所以及急难应变中心。史考特7日再度呼吁民众尽速撤家园,他说:“这是佛州前所未见的灾难风暴。”


根据Google即时交通路况卫星地图,7日当天有超过50万民众为躲避厄玛,造成高速公路大塞车,从迈阿密一路延伸到沙瓦纳(Savannah)仿佛变成超大型停车场。为了确保驾驶人都可以加到汽油,以便驶向安全地区避难,运送汽油的专用卡车还出动警方护送。


乔治亚州州长迪尔(Nathan Deal)下令5000名国民兵投入救灾,以及95号州际公路以东的所有地区一律撤离,估计超过50万居民受影响。

 

谢选骏指出:多难或许可能兴邦,但是现在,“人解决”的办法已经用尽,只能祈求“天佑美国”了。


012美国的权贵资本主义


《班农就批评小特朗普“叛国”公开认错道歉》(JEREMY W. PETERS, MICHAEL TACKETT 2018年1月8日)说:


一本新书引述史蒂芬·K·班农的话说,小唐纳德·特朗普与俄罗斯人在2016年的会面为“叛国”,班农试图扭转他的言论,表示小特朗普“不仅爱国,而且是个好人”。 Hiroko Masuike/The New York Times


华盛顿——被政治盟友孤立、遭金主切断支持之后,特朗普总统的前首席战略师斯蒂芬·K·班农(Stephen K. Bannon)在周日发表了一份惊人的认错声明,对他批评总统长子的言论表示道歉。


在一本新书的引述中,班农将小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Jr.)与俄罗斯人在2016年的会面称为“叛国”,他试图转变他的言论,称小特朗普“不但爱国,而且是个好人”。他说,他的“叛国”说法并不是针对总统之子,而是另一名参加了2016年在特朗普大厦那次碰面的竞选官员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我的言论针对的是保罗·马纳福特,他是一名资深竞选专业人士,他对俄罗斯人如何行事有足够的经验和知识,”班农在一份首先被Axios报道的声明中说。“他应该知道他们奸诈、狡猾,不是我们的朋友。我重申,这些评论针对的不是小唐纳德。”


周日早间,特朗普政府继续抨击班农,总统的高级政策顾问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在一场激烈的CNN采访中表示,那本新书引用的班农的言论“脱离现实”、“充满怨恨”,而且“荒唐可笑”。


在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f)的《炮火与怒火:白宫内幕》(Fire and Fury: Inside the Trump White House)中,班农说特朗普“已经技穷”,并且将小特朗普和总统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参加的与俄罗斯人的碰面称为潜在的叛国行为。


在为总统辩护时,米勒将特朗普称为一位“政治天才”,说他可以在应对新闻事件时出口成章,然后将它们“完美无暇”地传达给竞选活动的观众。周六,总统对这本书说他在工作中的行为极不稳定作出了回应,称自己是一名”非常稳定的天才”。


在CNN节目《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的采访中,主持人批评米勒“态度谄媚”,并且“对唯一的观众”说话,采访随之变得十分激烈。在结束前,主持人告诉以对政治对手和媒体的强硬攻击闻名的米勒,他正在浪费观众的时间。


在Twitter上,特朗普称米勒在采访中“完爆了”主持人。


谢选骏指出:一般认为,“权贵资本主义”是共产党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特产,其实,美国也有此物——从布什的父子相袭,到克林顿的夫妻店,再到川普的女儿公然入主白宫——那个“超党派”“跨党派”的线索相当明显,瞎子都能看见,白痴才会否认。现在,声称代表“美国蓝领”的班农大人刚说了半个不字(因为是通过采访人的口说出的),没有三天就公开认错道歉了!可见美国的权贵资本主义之强悍,不是任何“蓝领代表”可以招架得住的。“蓝领代表”都快变成“人大代表”了——这就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威力。你不服不行,美国的民主与法治不服也不行。不谄媚左派的社会主义权贵,就要谄媚右派的资本主义权贵——全世界资产者已经跨国跨党联合了起来。罗马共和国,当年就是被蓝领阶层而不是被贵族阶层给结果了的。从权贵资本主义到凯撒主义,只有一步之遥。我虽然讨厌谄媚权贵,但知道帝国必不可免。呜呼哀哉。这就是文明的晚期现象。


013赤字赤字,最后会把国家赤化——饮鸩止渴的美国赤字


《美中对抗?北京一抛美债很多人就慌了》(2018年2月18日转载美国之音 莉雅)报道:


在美国把中国视为威胁其经济、安全与价值观的战略竞争对手之际,它向中国借贷的债务也在急剧攀升。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索恩伯里表示,欠一个重大的战略竞争对手的债是有问题的,显然会使事情更为复杂化。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也认为,美国需要控制预算赤字,从而减少对中国所欠的债务。


被美国视为战略对手的中国也是它的最大债权国


美国的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美国在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时候,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也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


美国财政部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务总额达到1.18万亿美元,比一年前增加了1265亿美元,增幅为13%,年升幅创2010年以来最高。


在过去10年的时间里,中国基本上一直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美国的盟友日本目前是美国的第二大债权国。


美国一直有一种担心是,中国会把它拥有的美国债务当作对付美国的武器。现在,美国的对华战略发生重大转变,明确把中国视为威胁美国安全、经济和价值观的战略对手。有人因此质疑,美国在向中国借贷巨额债务的同时又准备与中国进行对抗的做法是否是个问题。


索恩伯里:欠你战略对手的钱从来都是个问题


对此,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州的共和党籍议员麦克·索恩伯里(Mac Thornberry)回答说:“对你的重大战略竞争对手欠下债务从来都是有问题的,它显然会增加复杂性。”


不过,索恩伯里说,他不认为美中之间会不可避免的爆发战争,但是他同时也认为,中国尊重实力。他说,美国新的国防预算案向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显示,美国会捍卫自己。


弗里德伯格:美不应当欠中国的债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认为,美国应该改变欠中国大量的钱的局面。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理想的情况是,我们不应当欠我们的重大战略竞争者大量的债务。这是存在了相当一段时间的一个问题。这不是因为他们很容易利用这种情况可能给他们带来的任何杠杆作用,而是因为至少有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我认为,我们不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会使我们处于更好的一个境地。”


弗里德伯格:美应该减少对中国的脆弱性


这位曾经担任过切尼副总统办公室政策研究室主任与国安事务副助理的中国问题专家表示,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如何减少对中国的债务。


他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除了其他方面,我们必须控制我们的预算赤字。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而这会减少流向中国的资本,这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美元资产。”


弗里德伯格星期四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就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作证时也表示,美国应对中国的一个长期战略包括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脆弱性,尤其是减少美国在经济方面易受制于中国的脆弱性,而减少美国对中国所欠的债务是其中之一。


中国减持美国国债的报道一度引发市场恐慌


上个月,彭博新闻社有关中国想减持美国国债的报道引发市场的恐慌,不过中国当局后来否认了有关报道。投资人担心,如果中国减少购买美国国债,美国政府将不得不寻找其他的买主,而且也可能还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利息。


但是很多分析人士怀疑北京会在与美国的贸易争端中把它持有的美国债务当作一个政治武器来使用,因为这种做法会在多方面引发发弹,包括影响全球的经济增长以及损害中国自己的工业。购买美国国债被认为是相对安全的一种投资。


美国预算赤字继续攀升


在9月30日结束的2017财政年度,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达到666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800亿美元。这是2013年以来最大的预算赤字,也是有记录以来第六高的赤字。这个赤字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5%,比上一年略有增加。


谢选骏指出:赤字赤字,最后会把国家赤化。实际上,共产党专政都是在正常国家破产以后才能建立起来的,而国家破产的原因无疑不是因为赤字,不论沙俄还是国民党中国,都有前车之鉴——所以我说,赤字赤字,最后会把国家赤化——饮鸩止渴的美国赤字,也正在使得美国殊途同归,几几乎不可逆转也!


《FBI承认失误 会彻底检讨》(2018年2月18日 转载世界日报)报道:


佛罗里达州道格拉斯高中重大校园枪击,造成17人死、14人伤的惨剧,这场校园悲剧原可避免,如果FBI重视上个月初的举报。


联邦调查局今天发表声明表示,该局1月5日在公众报案专线(Public Access Line)收到线索,报案者称他与19岁的克鲁兹(Nikolaus Cruz)很熟,克鲁兹有枪、易怒、社交网站发布令人不安的讯息,并且有意杀人,举报者甚至警告FBI:克鲁兹可能会发动校园枪击。


依照惯例,FBI总局必须评估每个举报,以了解是否会对任何生命造成威胁,这个资讯也必须被转到FBI迈阿密分局做进一步调查。但FBI说,这样的惯例并未被遵循,“举报未被调查,也未被转到迈阿密分局。”


FBI局长雷伊(Christopher Wray)在声明中说,该局仍在调查该案,会彻底检讨此案。他也提醒所有美国人都应该保持警惕,“当公众与我们联系时,我们必须正确迅速地采取行动。”


雷伊称,该局与受害人及家属沟通,对于悲剧对这些家庭造成的伤痛感到悔恨,FBI每一份子该保护每个美国人的安全。》


谢选骏指出:这个致命的疏忽是否由于经费短缺、政府关门造成的?不该如此但可能如此。如此,则赤化过程已然成型矣!


015美国也有政教合一的一面


《葛培理牧师遗体将在国会圆形大厅供人瞻仰 生前与中国有不解之缘》(2018年2月23日 转载)报道:


美国福音传教士葛培理在中国江苏省淮阴对中国基督教信徒讲话。(1988年4月20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瑞安的办公室周四说,著名福音牧师葛培理(Billy Graham)的遗体将被安放在国会圆形大厅让人瞻仰。


瑞安在周三的一份声明中称葛培理“扎根于正直、谦恭和爱中”。


葛培理星期三去世,享年99岁。他经常被视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传道士。他为20世纪晚期最有权威最著名的人物做过祷告和建议,包括从杜鲁门到奥巴马的每一任美国总统。


美国福音牧师葛培理和夫人钟路得在她在江苏省淮阴的出生地前留影。(1988年4月19日)


葛培理家族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葛培理牧师的妻子钟路得(Ruth Bell Graham)就出生在江苏淮安市(时称清江浦),她的父亲在清江浦主持教会医院。钟路得在中国生活了17年,因此她称自己为“淮安的女儿”。


1988年,葛培理牧师夫妇访问了中国。2006年,中国教会圣经事工美国巡展得到了葛培理牧师的大力支持,其中第一笔海外捐赠就是来自钟路得,她还与美国前总统卡特一同担任展览筹委会的最高荣誉主席。钟路得在2007年辞世。


葛培理几十年来在全球各地布道,感召了千百万人。他曾于1975年在台湾主办了据信有20万人参加的大型布道会。他在1956年、1975年和1990年三度访问香港并举办大型布道会。


谢选骏指出:由上可知,美国也有政教合一的一面。由此可见,美国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国家,用任何一种标签其实都是无法概括的。


016美国这是在围魏救赵吗


《美国宣布将对600亿美元中国出口商品征收关税》(2018年3月23日 转载澎湃新闻记者虞涵棋韩声江)报道:


北京时间3月23日0时50分许,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特朗普当场宣布,将有可能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


参与签字仪式的有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总统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等人。


根据白宫新闻稿,美国将对航空航天、信息通信技术、机械等产品加收25%的关税。


中国商务部此前表示,中方绝不会坐视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必将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坚决捍卫自身合法权益。


根据当天签署的备忘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在15天内制定对中国商品加收关税的具体方案。同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将就相关问题向世界贸易组织起诉中国。此外,美国财政部将在60天内出台方案,限制中国企业投资并购美国企业。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


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已经失控。他还称美国与欧盟、韩国的贸易也不公正。


随后,他宣布,将依据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自去年开展的“301调查”对自中国进口的商品加收关税。“涉及到的商品可能将达600亿美元(It could be about $60 billion)”,他说。


特朗普边签署贸易备忘录边说,“这只是开始(This is the first of many)。”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


莱特希泽在讲话中指责了中国涉嫌所谓“强制技术转移”。罗斯则表示,他认为这项举措会促成中美两国协商,而非贸易战。


在备忘录签署前,有美国官员透露这次加收关税将涉及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这一数字比特朗普最终的现场表述低了100亿美元。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去年8月宣布对中国发起“301调查”。所谓“301调查”源自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该条款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可对他国的“不合理或不公正贸易做法”发起调查,并可在调查结束后建议美国总统实施单边制裁,包括撤销贸易优惠、征收报复性关税等。这一调查由美国自身发起、调查、裁决、执行,具有强烈的单边主义色彩。


美国信息技术创新基金会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如果特朗普政府对从中国进口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征收25%的关税,这将导致美国经济未来10年损失约3320亿美元。


谢选骏指出:既然能给美国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中国为什么这样着急,美国为什么这样积极?显然,上文报道隐瞒了什么重大的实情。真相可能就是——这是美国救亡图存、维持老大地位的最后机会。否则,再回头已百年身。


017龟壳主义的美国实践


《华裔发明危急关头保命神器 悄然流传》(2017-10-10转载侨报)报道:


距离10月1日枪林弹雨洗劫赌城拉斯维加斯惨剧的发生,已有一周多时间,“枪支暴力”的创伤会随时间被人遗忘,然而几名亚利桑那州华人工程师和他们的“研发团队”正在用他们的方式铭记悲剧、反思悲剧。从去年开始,亚州枪友会会长崔鑫、中国工程师张传忠以及Phillip Liu开始投入研发一款便携防弹盾。这项研发的开始,也同样来自于一段当地华人记忆中的创伤。

2016年1月16日,就读于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中国留学生江玥驾车被追尾,而后竟惨遭美国中年女子戴维斯枪杀,中国留学生的无辜死亡震动了每一颗中国留学生以及旅居他乡的人的心,事情发生了近半年后,亚利桑那州枪友会会长崔鑫、中国工程师张传忠以及Phillip Liu决定痛定思痛,潜心数月研发并设计了一款便携防弹盾,以轻便、易操作为特点防弹盾专利,可以被放置在公共场所以及车子副驾驶位置,以备随时使用。崔鑫表示:“看到拉斯维加斯发生的一切,我们更加觉得,在危急关头自我保护的重要性,此次枪击屠杀事件中,死伤的大部分民众是由于枪弹的溅射所致,如果当时的音乐会现场可以安设我们的设计的便携可摺叠防弹盾的话,民众在逃跑的过程中,便可以规避不少伤害。赌城事件带给我们这些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的挥之不去的恐惧,更激起了我们所有人对当年江玥无辜惨死的悲愤,不过也更加坚定了我们整个研发志愿团队最初的意愿:单纯的悲痛和就事论事的高谈阔论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无论是地方政治还是关于枪支的议题,短期也不会有任何答案,但我们至少应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改变,不让江玥白白牺牲。”崔鑫表示:“当年江玥的事情震惊了所有在美留学生群体,今日的赌城事件则重创了整个美国。我与周围的工程师朋友们反复讨论,到底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甚至反复回顾当时江玥的案情,:其实当时江玥是有时间可以跑掉的,只是在紧急情况下慌了手脚挂错了档位。于是,我门萌生出一个想法:如果当时江玥的车窗上装有防弹设备,在发现戴维斯手上有枪时,立即采取防弹措施,那么接下来的逃生是不是会更加从容一些呢?想到这里,我与身在中国的工程师朋友张传忠决定发动身边材料工程师、机械工程师等等各类技术人才,一起研发一款可供在行车途中使用的防弹设备。”


而后,张传忠与Phillip Liu和研发志愿团队经过不断探究、设计,所有样品也是出自张传忠之手。去年四月“一代防弹装置”出炉。拿到样品之后,崔鑫及志愿者研发团队通过枪友会的关系,采集到各种各样的枪支对“防弹装置”进行试验,效果得到了这群技术人才的基本认可。但是,这款一代産品并不尽如人意, 材料上由于里面使用了太多的弹簧以及金属,导致防弹装置过重,使用起来并不轻便,于是他们又针对“一代産品”进行材料和设计的改良,再一次送去加工。目前这款设计成熟的防弹盾已经正式走上市场,悄然流传开。


谢选骏指出:这可以说是把长城精神的龟缩主义创造性地发展到了美国,是毛泽东思想的顶峰——“深挖洞、广积粮”加上了“韬光养晦、绝不出头”!但是,作为“龟壳主义的美国实践”,也可以说是“发美国的国难财”。问题是,他们的盾牌管用吗?如果不是骗局,为何不推销给美军使用,而要“悄然流传”呢?


018美国的强大就在于民营、法律、基督教


“美国的强大就在于民营”,而美国的民营又在于法律保障,美国的法律保障又在于基督教传统。这是无神论中国永远也追赶不上的。看看苏联的例子就明白为何败于美国手下了。美国政府无论犯下多少错误,都不可能毁灭美国,因为它的手脚被民营、法律、基督教捆住了;但中国政府只需要要动动指头,中国马上就会陷入灾难。——这才是致命的差距!


《一台美国发动机就足以掣肘中国科技》(2018-04-17 工业智能化)报道:  


哭了!一台美国发动机就足以掣肘中国科技 让中国万亿级产业瘫痪


01

现在贸易战是子弹上膛,只待扳机扣响,人人都在犯嘀咕,特朗普这家伙究竟图啥啊?

解决贸易逆差、提振就业、为中期选举造势?坚持主张中国为非市场经济、维护国际贸易体系的运作?

是特朗普目光长远、脑袋灵光?这一点很难下结论。但他的直觉很可怕。

他将301调查这个重磅武器利用到了极致。这场贸易摩擦起先是以知识产权争端为由头,最终白宫却理直气壮亮出全面压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意图——今年3月美国提出的增税领域,恰恰是《中国制造2025》规划重点发展的十大高新科技产业和高端制造业领域。

这已不是简单的贸易不平衡问题。这是两个大国之间的产业较量,是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科技崛起的全面遏制。



02


美国媒体对中国的科技崛起高度警惕,甚至不缺微信自媒体上“美国被吓尿”的调调。

早在今年2月份,美国知名地缘政治智库斯特拉福战略预测公司(Stratfor)发布《即将到来的对华科技战》。报告大赞中国近年来在高超音速导弹、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和量子卫星领域取得举世瞩目之成就,读来隐隐有自豪感在胸中激荡,字里行间里也时时质疑美国科技公司能否赶上中国同行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

人工智能对于军事、民生都将带来一场彻底的变革,而中国在这方面对美国步步紧逼。2017年底工信部发布的人工智能三年计划显露了中国在核心技术领域想要实现自给自足的雄心,中国官方甚至还和民间科技巨头强强联手组起了“梦之队”。


(中美两国的研发经费对比,请注意,单位是10亿美元)

在中美双方针锋相对的前一周,英国《经济学人》用封面报道《中美技术争霸》也凑了热闹,表示“机智的我早已看透一切”:

“加州设计,中国制造”,苹果手机背后的字样曾经代表了全球最大的两大经济体的分工。如今斗转星移,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技术威胁令美国慌乱。中美技术争霸会引发贸易战吗?


《纽约时报》用词更狠,中美贸易战会让全球最先进的行业加速进入新冷战时代,比美苏冷战更冷,比美日贸易战更难解:

以前,日本在科技上是竞争对手,但在军事上是盟友。苏联在国防科技上是对手,但商业上远远不如……但中国在争夺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下一代无线互联网等前沿领域时,拥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和资金。


明摆着,西方媒体都不认为这是一场大豆高粱、一钢一铝的贸易战。美国很忌惮中国近年来在顶尖科技领域的成就,并且足以为此发动一场科技争霸战。

难道真是如此厉害了我的国?这几年中国在高精尖领域已强劲到有压倒美国之势?

为了再度增强心中的民族自信心,我认真、主动、元气满满地搜了中美在顶尖科技领域的差距,结果?呵,真是对这些美国同行的专业能力感到非常不满!

高能预警,以下你将看到美国人对自己国情严重的认知不足!


03


美国在顶尖科技领域,究竟如何登峰造极,如何令人发指。

(1)美国用一台发动机就能掣肘中国制造

为什么中国首架国产大飞机C919只相当于50年前美国的波音737?

为什么中国目前拥有的高原性能最优秀直升机是80年代向美国购买的美国“黑鹰”?

为什么中国战机的争气机歼-20和美国的F-22相比还有10左右的差距?

最关键的都是“心脏”的问题。标志一个国家最高精尖、最强大、科技力最密集的领域,当属被称为“现代工业皇冠”的航空工业,而皇冠上的那颗明珠,就是航空发动机。而中国竭尽半个多世纪之力,至今还没造出一个成熟可靠的核心机。

目前美国掌握的顶尖科技是:成熟的民用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第四代军用低涵道比大推力涡扇发动机、第五代军用非几何结构变换变循环涡扇发动机、军/民用大功率涡轴/涡桨发动机……(普惠公司研发的F119发动机)

因为两台后燃推力达156千牛的F119发动机,美国战机F-22可以做出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机动动作,它也是世界上唯一不开加力就可以超音速巡航的战机,对于美军霸权至关重要。

因为四台推力分别为191千牛的TF39涡扇引擎,美国C-5银河号敢大声说自己是世界上现役最强运输机,没有之一。上层舱可载运75名乘客。在满载的情况下可以2300米的距离内起飞,并在1493米的距离内降落。机身可装载量可约估算为:100辆大众甲壳虫/6辆灰狗巴士/6架阿帕契直升机/2辆M1A2主战坦克/1架C-130。1961年开始研制,1970年服役。(通用电气公司研发的TF39发动机)

航空发动机需要在高温、高压、高转速和高载荷的严酷条件下工作,并满足推力/功率大、重量轻、可靠性高、安全性好、寿命长、油耗低、噪声小、排污少等众多十分苛刻而又互相矛盾的要求。

因此也牵涉了材料学、气动热力学、结构力学等数不胜数的学科,是当今世界上最复杂、多学科集成的工程机械系统之一,任何一个学科存在短板,都会导致航空发动机水平受限。毫不夸张地说,航空发动机的水准就是一个国家基础科学的水平和制造业的高度,当然,还要加上烧钱的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作为“山寨大国”,研究了这么多年,却至今拿不出一款代表中国高端制造的量产型发动机。在这一高精尖的领域无法突破,自然也能明白为什么当起赛车手的韩寒会抱怨中国给不出一台像样的汽车发动机。

(2)美国独有的巨型天文望远镜称霸光学领域

日常生活中的高品质数码相机尼康、佳能都是来自日本,但事实上,当美国在发射哈勃望远镜(携带2.4米直径的巨型透镜)时,日本还加工不了0.5米级的同类型设备。

美国才是世界上最高端的光学强国,能加工出超大直径光学透镜的,也只有美国。

让你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近日,NASA称原定于今年服役的被称为“史上最强大望远镜”的韦伯望远镜将推迟到2020年,以便让工程师有更多时间确保任务成功。

这个巨型望远镜的口径是哈勃太空望远镜的3倍,比哈勃灵敏约100倍,质量却只有哈勃的一半,承担主要任务是调查作为大爆炸理论的残余红外线证据。部署之后,能让天文学家史无前例地窥探宇宙初期形成的第一批银河。

而美国在研制直径100米的超级薄膜透镜设备时,中国还在攻关4米直径的大型巨型透镜设备,科技鸿沟赤裸裸啊。

更要命的是,巨型透镜设备体系是军用光学侦察卫星和侦察系统的核心关键设备。

当今最先进的光学成像侦察卫星是美国的锁眼-12(KH-12),地面分辨率达到0.1-0.3米,足可以清点沙漠中的坦克,帐篷和人员。

美国民用遥感卫星也不赖,拍摄出0.35米级上海市浦东新区卫星照片

发动机和光学这两大高端技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航天航空技术能走多远。近十年来中国的确取得不少突破,但和美国的差距依然巨大。

另外,美国在重型/超重型火箭的设计及制造、空间站技术、月球探测技术、深空探测技术等领域的成就仍无人突破。


(3)颠覆产业的新材料

在关键部件用对了新材料,很可能实现对全产业的颠覆。除了发动机风扇上的耐热新材料,美国的新材料运用还有多牛?

先来说说“机密”级别的。

美国这架科幻感十足、曾让全世界颤栗的B-2幽灵,世界上唯一的隐形战略轰炸机,每台造价24亿美元。B-2大部分表面被一层特殊的弹性材料覆盖,使表面保持均匀的电导率以减少来自接头或接缝处的雷达波反射。而在设计中不能依靠外形进行隐身的部位(如进气口)就要涂上雷达吸波材料(RAM)了,其组成成分至今仍是高度机密。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研制,1997年服役。

另一个外星长相的杰作,实战记录中没被任何敌机或防控导弹击落过的侦察机SR-71,黑鸟,至今仍是世界上有人驾驶最快的飞机。黑鸟的技术突破在于热障上,三倍音速以上就是热障区,黑鸟最大速度是3.35马赫,在这个速度上航空铝会变脆变软,所以黑鸟所采用的低重量、高强度钛合金和复合材料是真正的技术关键。


再来看看比较“接地气”的:

A. 锂空气电池有望颠覆电动汽车行业

美国特斯拉Model S的最远续航里程540公里,用的是“三元锂”电池,已经是目前所有电动车续航里程里面最长。

但是近日,美国又传来了一个消息,他们造出锂空气电池,极大振奋电化学储能领域。

这款拥有极高理论能量密度的电池已成功充放电700次,打破了之前锂空气电池只能使用纯氧、且循环寿命短的限制,有望取代目前为止最成功的充电电池锂离子电池、突破电动汽车里程瓶颈。

B、不能轻易挑战的半导体霸主

“半导体王者”英特尔宣布今年陆续推出几款3D XPoint内存,单条最大容量512G起。业界惊呼这是PC领域的革命。

而清华紫光预计今年推出DDR4内存条,单条容量最大128GB。目前还停留在第三代技术DDR3,单条最大容量64GB。

半导体材料从手机芯片到巡航导弹的控制器、从民用到军用,分布广泛,是电子信息产业的最核心技术。美国半导体生产已多年占全球市场48%的份额,仅英特尔一家的研发开支就已经达到整个中国芯片业的4倍之多。

根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的统计,整个中国市场每年半导体销售额约1000亿美元(中国自给率不到10%),其中美国公司市占率接近60%,美国公司出口到中国的金额至少在500亿美元以上。

但美国在半导体领域对中国的“封锁战”从没放松过。

冷战时欧美日等国在组织了一个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限制对外技术出口,冷战结束后巴统解散。不过美国随即联合多国设立了瓦森那协定,继续限制对外技术出口,特别是高新科技,半导体技术就是其中的重点。所以,根据美国的出口条例,14nm芯片工艺制造可以搬到中国来,但是Intel的X86 CPU设计和其他关键技术的设计绝不能离开美国本土。

随之近年来中国在半导体行业上数百亿美元的投资、中国制造2025中对芯片制造提出自给自足的要求、以及清华紫光、海思跻身全球半导体公司前十强,美国对中国半导体更加严防死守。

在本次中美贸易战谈判中,特朗普要求很明确,希望中国要继续加大对美国半导体芯片的进口。

与此同时,美国当局近年以“国家安全”为由,多次中国企业收购美国半导体企业发起的收购案:

2015年12月,清华紫光以230亿美元收购美国芯片存储巨头美光;

2016年2月,华创投资和华润牵头,以26亿美元收购美国的仙童半导体;

2017年9月,有中资背景的私募机构Canyon bridge以13亿美元收购美国芯片公司莱迪思;

……

2018年2月,中国半导体投资基金湖北鑫炎亿5.8亿美元购买美国半导体测试设备商Xcerra;

2018年3月,一宗新加坡博通收购高通案,被否决的原因是高通公司是为数不多做长期投资的无线芯片公司之一,另一个则是华为。特朗普担忧高通被收购后,华为会取而代之成为5G无线标准的领导者。

(4)暴利却又利民的生物制药

美国式生物制药领域的绝对领先者,生物制药公司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华尔街的资本对生物制药也是疯狂追随,2017年生物制药公司IPO全球TOP25中,有11家美国公司。

比如肿瘤药物。据中国科学院俞德超教授介绍,过去几年美国批准了48个新药,基本上每个肿瘤都有1-5个新药上市。比如说肺癌五年前医生只有3种药可以选,今天医生可以选十几种治疗肺癌的药物。美国的肿瘤的发病率、死亡率直线下降。今天,美国患肿瘤五年的存活率是70%,而中国连30%都不到。

比如疫苗。美国目前基本是多糖疫苗,没有活菌,而且要求严格,不能使用苯酚类的杀菌剂,甚至已经开始上市靶向性更强、免疫性更强的蛋白结合苗。

而中国国内疫苗的主力还是活菌的、20世纪初的卡介苗之类的减毒疫苗,毒性减到多少才是真正的安全,根本没有绝对的指标。

中国的高端药物基本要从欧美国家进口。说到这儿也不得不提医疗设备和医疗耗材,市场上几乎以国外品牌为主导,其中,通用电气在核医学类、超声影影像类、磁共振MRI、CT类妥妥割据市场。

(5)人工智能

这项被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认为会改变未来战争的性质和冲突形式的顶尖科技,美国一样保持领先优势。

苹果手机上熟悉的人机交互功能Siri,是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DARPA在2003年投资的CALO计划,而此计划同样可以追溯到斯坦福大学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人工智能课题研究上。

谷歌开发的Alpha Go是第一个击败人类职业围棋选手、第一个战胜围棋世界冠军的人工智能程序。

在过去的一年里,谷歌的Waymo在加州的自动驾驶路程达到了35万英里,而脱离自动驾驶模式、由驾驶员接管的次数仅仅63次而已。

除了美国自己拥有的,通过资本与法律,美国可以掌控的顶尖科技多得超乎想象。

比如中国武直10的发动机,试飞时采用的是加拿大的民用型号产品,这个型号比中国当时最好的军品都好用,但美国说不行,加拿大就不敢再出售。导致中国武直10不得不最后关头重新设计。

比如民用计算机系统,数据库。中国现在大型央企国企内部仍要向微软购买系统,向甲骨文购买数据管理服务。

这张2013年麦肯锡发布的中美科技差距雷达图到现在仍不过时。中国要赶上美国现在的科技成就,至少要花上20年。


当经济鸿沟越来越小的时候,中国更应该关注科技的鸿沟是不是也能保持相应的速度在缩窄。

虽然西方近些年一直在聚焦中国取得的科所进步:

世界上第一个研制出高性能量子雷达的是中国,第一个设计出量子计算机的是中国,第一个研制出量子通信卫星的是中国,第一个完成反通信量子试验的是中国,第一个突破全电推进技术的是中国,第一个突破四翼倾转旋翼机技术的是中国,第一个独立建设空间站的是中国,第一个实现连续开采可燃冰的是中国……

中国的确有中国制造2025的信心,但也要看到真实的差距。中美科技鸿沟的背后不仅是大国对科技研发投入的比拼,还有几代人的刻苦专研、坚持创新和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保护。

04

中国制造业的残酷现实:国外一个小小的企业,就能让中国万亿级产业瘫痪

作者 江必旺(作者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这是一篇深度分析国内制造业的好文章,说透了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和一些关键性问题,涉及技术、人才、制度、政策等诸多领域,也点中了中国工业化的软肋和痛处,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要解决这些问题实属不易,作者也提出了解决路径和方法。

产业“隐形冠军”是指在某个细分市场绝对领先,在自身领域成为世界前三甲,但鲜为人知的中小企业。大部分“隐形冠军”位于产业链上游,因为不与终端消费者产生直接联系,公众知名度比较低,故名“隐形”。

但却因掌握行业核心技术,关键部件或关键材料,享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是产业的真正幕后控制者。据称,全世界3000多家隐形冠军公司,德国拥有1307家,数量最多,而中国虽然是世界制造大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很多产业规模也做到世界前茅,但这些产业往往大而不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材料大都垄断在国外“隐形冠军”企业手中。请加微信公众号:工业智能化(robotinfo)马云都在关注

因此,中国的产业要由大变强,拥有话语权,就需要更多的“隐形冠军”企业,专注解决产业关键技术、核心部件和特殊材料,提供专业化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众所周知,尽管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近几年呈跨越式发展态势,但对外依存度极高的“缺芯”问题却始终是最大的痛点: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关键部件和材料长期被国外企业所垄断,国内芯片90%依赖进口,2016年超过2200亿美元。中国众多的产业都像电子产业一样,因为缺“芯”,体量大却没有话语权,如:

中国的钢铁产量是世界第一,但特种钢铁却大量需要依赖进口;

中国的高铁是中国的名片,但核心的动力系统、控制系统必须来自于西门子、ABB等国外公司,甚至连螺丝钉都依赖进口;

中国的圆珠笔产量世界第一,却做不出圆珠笔芯的滚珠;

中国的PC产量第一,但计算机的芯片基本被美国Intel 和AMD垄断;

中国汽车市场名列世界前茅,但发动机却一直受制于人。

纵观中国产业发展,虽然规模大,但由于缺“芯”这样致命的短板,导致在产业发展上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弱势,而发达国家则通过控制核心技术和关键材料或关键部件牢牢掌控着产业主动权。

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新闻,说京东方烧钱上千亿人民币,成为全球平板显示最大的生产企业,智能手机液晶显示屏、平板电脑显示屏等出货量已位居世界第一、液晶电视显示屏世界第三,改变了中国每年进口总值高达数千亿人民币液晶显示屏的局面。

说实话,看到这个新闻后非常感概。一方面可以看出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众多产业就像平板产业一样从空白变成世界规模最大,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提升了中国GDP。国家也从“一穷二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外一方面,则更引发了长期以来对中国产业发展大而不强、重产值轻研发、注重规模体量忽略核心技术的担心和忧虑!中国目前很多产业的核心技术、关键材料和部件都被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企业垄断,而这些垄断企业大多是产业的隐形冠军,是世界上唯一或极少数几家可以把现代高端产业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关键部件和材料做到极致的公司,大到精密机床、半导体加工设备、飞机的发动机,小到园珠笔芯、高铁的螺丝钉、电子产业的芯片、液晶显示用间隔物微球、微电子链接用的导电金球、分析检测用的色谱柱填料、生物制药用分离纯化层析介质等。可以说,国外一个很小的隐形冠军企业如果不供应相关材料,就可以让中国万亿级的产业瘫痪,这可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们面临的残酷现实。

因此,只要不可替代的关键部件和材料掌控在国外的隐形冠军企业手里,中国的产业再大也无法摆脱“装配工厂、低端运行”的被动局面。当前,中国要主导任何战略性产业,促进国家经济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不是靠依赖投资更多的下游巨无霸组装和加工工厂,而是需要培育更多拥有自主核心技术,关键材料和部件的上游隐形冠军企业,从而在重大产业上拥有核心竞争力,才能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瓶颈。隐形冠军,将成为中国从一个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决胜着力点和关键所在。

中国产业迅速扩张的资源优势分析

近年来中国已逐步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很多制造领域的规模都跃居世界首位。这得益于中国独有的四大资源优势:

一是市场优势。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人口的大国,购买力巨大,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市场潜力越来越大。庞大的消费需求,使得中国企业得以快速发展,极易形成规模化产业。目前中国很多市场需求都已跃居世界第一,如钢铁、塑料、食品、电子器件等等;

二是劳动力优势。中国人口众多,可以为产业发展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因此,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如服装、纺织、玩具、皮革等及下游的组装产业如平板显示在中国都有绝对的发展优势;

三是资本优势。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资本,能够为产业发展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

四是体制优势。中国是中央集权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可以集中各类资源和力量办大事。为了提升战略性产业的竞争优势,国家层面可以出台相关优惠政策,甚至不计成本投入巨资予以扶持。无论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京东方液晶面板产业,还是我们引以为豪的高铁就是很好的案例,通过国家的支持,可以迅速改变中国落后的液晶平板显示生产技术,结束每年进口数千亿液晶显示屏的局面,国家大力支持京东方投入上千亿人民币建设液晶面板线,即使公司连续多年巨亏也可以持续下来,最后变成全球液晶面板出货量最大的公司。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政策和金融支持,完全依赖市场化运行,京东方恐怕是无法挺过来更无法持续发展的。同样的,中国的高铁之所以能快速扩张成为世界第一,也是因为有国家财政和政府资源的强大支持。

规模化背后的打工模式探究

中国相当多的产业在短时间内快速扩张,而且在不缺市场、不缺人、不缺钱、不缺政府支持的强大背景下,为什么始终是规模化有余、竞争力不足?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短,技术积累少,研发能力弱,很多核心技术及关键材料都被发达国家所垄断。

中兴芯片事件、华为内存事件就清楚暴露出中国产业脆弱、不堪一击、话语权缺失的尴尬与无奈。以液晶显示产业为例,中国液晶面板产业虽然规模很大,但基本是属于加工组装型,不但生产线要从日本进口,而且制造面板的很多关键材料也都必须依赖进口。

因此,看似红红火火的生产,其实挣大钱的都是日本的设备和材料生产厂商。日本人把液晶面板转移到中国来只是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土地资源及大量的资本,他们靠关键材料和设备的垄断,就可以轻松的从中国获取巨额利润,然后再把这些利润用于开发新的显示技术,升级换代后再卖到中国去赚取更多的利润。结果,处于产业链下游的中国企业一直在买买买,从5代线买到6代线,再到7代线8代线,到现今的10代线,每条线投资都高达上百亿。更令人咂舌的是这些投资惊人的生产线需要用日本的关键技术和材料才能进行生产,也就是说生产线的开动,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同时购买大量的日本材料,一天断供,这些上百亿投资的生产线就立刻瘫痪。

日本一个掌握关键材料的隐形冠军企业,就可以卡住中国上万亿产业的脖子。也就是说,中国人如果不拥有核心技术,产业体量做得再大也只能是处于任人宰割的被动地位。

那么,中国为什么不依靠已有巨大的显示屏产业规模,众多的应用人才,以及国家的资本支持,开发创新自有的显示屏生产技术,摆脱给别人打工的被动局面呢?不是我们不想做,而是因为开发新的显示屏技术往往需要上游材料厂商的配合,目前上游关键材料却大多被日本隐形冠军企业所垄断。中国显示技术的科学家即使有很好的技术和主意,但如果没有上游材料厂家的供应和配合就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难以把技术落地,无法把技术转化成产品。这就是中国面临的严峻现实!

要想真正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让中国制造成为全产业链条的良性互动,不是依靠购买更多的,规模更大的,更先进的下游组装线,虽然依靠购买组装线可以增加就业,快速扩大GDP,而必须下决心从源头抓起,引导和支持企业专注于核心技术和关键材料的研发制造,专注于把核心部件和上游产品做到极致,专注于成为细分市场的隐形冠军企业,在突破关键材料与核心部件制造的瓶颈方面杀出外国公司的重围,为中国产业重构发展路径提供坚实的基础。

解开制约关键技术的“密码”

一个国家的产业规模往往取决于市场、劳动力、土地资源及国家资本实力。中国凭借市场大、劳动力资源丰富及强大国家资本实力的优势,在极短的时间内把众多产业成功地做大。但是,现代产业关键材料和核心部件的发展,则与市场、劳动力、土地资源及国家资本实力没有太大关系,而是依赖一个国家的整体科技创新能力、工业化水平和综合国力。这些恰恰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角度来看,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能力决定着企业竞争乃至国际竞争的成败,甚至会对国家安全和民族生死存亡有巨大影响。中国不少领域关键技术长期受制于人,只有突破关键材料和核心部件的技术瓶颈,打破国外公司的长期垄断,中国重大产业在世界才有话语权,中国产业才能由大变强。从现实情况来看,要想实现上述目标,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我们要清醒认识当前制约关键材料与核心部件研发突破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多的是外部环境和国家政策,以及企业认知和企业家胸怀等深层次问题。

基础原料和装备差导致研发速度受阻

高端新兴产业如液晶显示对关键材料和部件性能和质量要求极高,因此研发和生产技术难度大。中国虽然是基础原料生产大国,如不锈钢及众多化工基础原料生产的产能都位居世界首位,但由于缺乏高性能不锈钢和高质量的化工基础原料,导致以其为原料生产出来的相关材料和设备不能满足高端产业的生产需求。可以说基础原料的质量好坏,直接影响产业关键材料和部件的研发进展和产业化成功。我回国创业做液晶显示用“间隔物微球”材料遇到的基础材料质量导致产业化过程拖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液晶显示屏由“间隔物微球”“混迹”于液晶之中、“立身”于玻璃面板间,主要发挥“骨架”作用,可以精准控制玻璃面板的厚度。它好比是人体骨骼中的钙,没有它,液晶面板就“站”不起来。


虽然液晶“间隔物微球”只是由普通的聚苯乙烯和二乙烯基苯材料组成,但用于液晶显示的聚合物对微球质量和性能要求极高,必须具有高度的粒径精确性、极窄的粒径分布、优异的机械强度、光滑的表面性能、极高的洁净度和极低的金属杂质等性能,因此制备技术壁垒极高,长期以来全世界只有日本两家公司可以生产。我们在开发液晶间隔物微球材料时,首先就遇到国内基础原料质量差的问题。苯乙烯是通用化工单体之一,国内生产产能位居世界首位。但国产苯乙烯和二乙烯基苯杂质含量高(尤其是奈杂质含量高),用其生产出来的间隔物产品机械强度低、变形大,不能满足控制液晶显示的要求,不得已公司只好花大量的时间去解决单体纯度的问题。

另外我们在产业化过程中还遇到由于不锈钢性能差引起装备不合格的问题。生产高性能微球需要用不锈钢反应釜,经多次试验,发现用国产反应釜生产的液晶屏用间隔物微球产品铁含量超标,无法满足液晶显示的高端要求,后来花了一年的时间,尝试了很多家国产反应釜都是一样的问题,而用进口的铁含量就达标。付出如此大的时间成本、花费了巨大的人财物,竟然得到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国内不锈钢质量就是这样,很少有真正的不锈钢,高性能的不锈钢都需要进口!

因此,虽然我们开发了比日本先进的微球制造技术,但由于国产的原料质量及不锈钢性能问题,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解决这些基础原料差的问题,才最终实现间隔物微球产业化。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到,中国做高科技产品研发尤其是做现代产业关键材料和关键部件的难度有多大:不仅要解决关键技术壁垒而且要解决配套的基础原料和设备质量差的问题!我想这也许是为什么中国培养了众多的科研人员,发表的文章全世界最多,而成果转化率却极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要解决现代产业关键材料和核心部件,首先必须提升整个中国基础原材料以及仪器设备的质量,否则即使我们拥有众多解决关键材料和核心部件制造技术的人才,也难以做出高性能的材料和部件以满足现代产业的需求。

社会浮躁,基础创新不足,导致研发驱动力受阻

改革开发以来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全社会的浮躁和急功近利,并引发一些极不合理的现象。如飞速上涨的房价让炒房的人得到巨大财富,而相比之下辛苦干活的人却越来越穷。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合理导致投机心态越来越严重,破坏了中国勤劳致富的传统美德,整个社会也就越来越急功近利,缺乏沉下心来专注做好一件事情的耐性和坚守。

但几乎所有产业需要的关键材料和技术研发和产业化都需要长时间的投入和经验积累才有可能成功。

然而,中国很少有企业愿意花十年的时间去开发一项技术和产品,大家都喜欢短平快的项目,不愿意把资金和时间投入到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的先进技术研发和材料制造领域。欧美日的隐形冠军企业无不是在一个领域深耕细作几十年把一个材料或部件做到极致才形成的。因此中国要培养隐形冠军企业首先要有更合理的财富分配体制,社会财富应该倾斜于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才而不是投机的人,才能让技术人才可以长时间沉下心来把关键技术做到极致,让更多企业成为隐形冠军。

另外一方面,国家虽然投入大量科研经费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的发展,但由于目前对高校科研人员的评价体系,主要是依赖发表文章数量,科研人员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如何发表更多文章而非深入研究原创技术或实用技术以解决产业核心技术。在以论文数量为王的评价体系以及不合理经费的控制和分配体制,让科研人员无法沉下心来做原创性科研,或专注于产业化核心技术,而是去做容易出文章的研究。让科研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如中国虽然在纳米技术领域发表文章数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但文章数量与国内产业化技术发展极不匹配,纳米应用技术和纳米材料的产业化基本空白。因此,只有对科研评价体系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整,完善激励机制,才会实现让国家科研投入能有更多成果转化,更好地为产业服务,更好地回报社会。

社会浮躁与政府的政策也有很大关系。由于以往的政策是以GDP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各级政府都愿意投资发展能快速做大并容易增加GDP和就业人数的下游组装产业。同时由于地方政府过度投资,很多产业到中国后形成恶性竞争,如太阳能面板产业就是一个政府过度投资带来产业过热问题的典型。上游关键材料和部件需要长期的研发投入,规模也不会快速放大,因此政府在这方面的投资意愿和力度就明显不足。

国内市场推广难度大 研发成果推广受阻

由于当前中国大多新兴产业都是依靠引进的国外技术,且关键材料都使用国外进口产品。因此中国企业开发出来的关键材料要导入市场就面临先天不足的问题。

首先,关键材料和部件对终端产品性能影响极大,如果质量有问题,会给终端客户造成巨大损失,因此一般情况下,客户不愿意承担这种风险,导致国产材料替换进口材料的难度很大。即使客户有意愿导入国产品牌材料,验证周期也非常长。有的材料虽然单价非常高,但在整个设备的成本比例比较低,客户更没有意愿去做新产品尝试和替换。比如说间隔物微球,虽然单价很高,但由于用量少,占整个显示屏材料成本不到1%。而这个材料对整个显示屏的质量又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客户往往不愿冒险采用国产产品。

其次,国人对国产和进口产品的偏见也会导致国产产品导入困难。长期以来,中国生产厂家习惯于生产中低端产品,对技术和产品质量重视不够,因此普遍的印象是国内产品质量不行,用起来不放心,客户对国产产品导入会非常慎重甚至会提高导入门槛。更有甚者,如果客户使用了国产产品出问题,第一时间会怪罪到国内原材料的质量问题;而如果客户用的进口材料生产出问题,反而会反省自己工艺有什么问题。因此国产产品要导入客户,不仅要有超高的产品质量,还要贴近客户需求,熟悉客户工艺,遇到问题时可以及时帮助客户解决实际问题。

要解决国产产品市场推广问题,需要多方结合、达成共识:一方面生产材料厂家确实要做好质量控制体系,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和高效用,要有耐心去培育市场、贴近需求,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验的累积,国产的产品质量会越来越好甚至有可能超越进口产品。另外一方面,下游厂家也需要有更加开放的心态,积极与上游国产材料厂家配合。上游关键材料和部件成功产业化会极大促进下游厂家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互利共赢。同时国家也应出台一些政策鼓励下游厂家使用国产材料。

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研发能动性受阻

由于目前国内法律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因此经常出现投入很长时间大量资源开发出的产品和技术被仿造,被偷走,甚至整个技术团队给挖走,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的情况。由于中国知识产权得不到尊重,造成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严重限制了企业对关键材料和部件开发的动力。因此很多企业都愿意聚焦在短平快的低端制造业上或风险相对小的下游组装上,不愿意投入技术研发长,风险大的高技术产业。有的企业即使想做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开发也会因为担心技术泄密而不得不采取一些保密手段。

本来高技术开发需要共享信息,激发大家的灵感才容易促进新的想法,解决遇到的问题,但由于保密的原因很多信息无法在技术团队上分享和交流,严重影响了项目的进展,并限制了技术研发的快速进展和试验成功。因此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用法律为自主研发企业保驾护航,才能让中国真正投入研发创新的企业得到回报,让靠投机或剽窃技术的企业得到惩罚,营造企业成长为隐形冠军的良性发展环境。

税收政策局限性导致关键材料研发企业发展受阻

关键材料和核心部件的制备具有技术壁垒高,附加值高等特点,但同时也具有研发投入大、周期长的风险。这种企业的活化劳动成本主要在研发投入、人员工资、产地租金等方面,大大高于传统企业,如果按中国现行的增值税抵扣方式,该部分成本不能抵扣,从而使企业的税负较高,大大降低了企业盈利能力,使得企业在前期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在更多的研发新产品新技术上。其实中国政府也意识到增值税会影响高科技企业发展,因此在一些特殊领域如软件、芯片及生物制药产业都有特殊的增值税政策。而与这些产业异曲同工的关键材料制造企业目前却不能享受这些特殊政策。

因此,国家要解决关键材料和核心部件问题,就必须完善支持企业创新的普惠性税收政策,拓展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行业范围,切实解决先进材料制造企业面临的税收窘境,为企业减负,为创新添翼,才能有利于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才能让有志于与国外垄断企业抗衡的科技研型企业真正走上隐形冠军的强企之路。 

培养隐形冠军企业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破局之举”

中国要真正完成经济转型,从一个经济大国变成强国,必须把解决好产业的关键材料和部件放在首位,必须培养更多的隐形冠军,才能真正实现产业发展的大而强,才能拥有独立自主的话语权。“隐形冠军”是指那些非常专注、具有全球性或区域性市场领袖地位的中小企业,他们的产品可能很小,不跟消费者直接见面,不易被人觉察,加上自身低调,公众知名度比较低,但在各自行业内往往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是产业发展无可撼动的霸主。基于此,中国的企业要想成为隐形冠军,需要有极强的创新能力,坚持长期不懈的研发,用匠心、耐心、恒心和信心,把技术和材料做到极致。

坚持创新占据技术制高点

一个公司能否在全球的竞争中成为隐形冠军,取决于这个公司是否拥有强大的创新能力,是否占据世界关键材料制备技术的制高点。无论是电子产业的芯片,还是飞机发动机,还是看去简单的圆珠笔芯和高铁的螺丝,都是凭借先进的技术和精湛的工艺制作而成。要做到一个领域制高点的技术,往往不是靠人多或短期砸钱就可以快速获得的。中国过去那种凭借众多劳动力资源和大量投资来迅速把产业做大的模式是行不通的。当前,中国最需要的,是要形成一种创新的科研环境,吸引一批世界顶尖科学家可以安下心来,通过长期的创新和技术积累占据技术的制高点,从而解决关键材料和部件的国产化。

坚持专注和坚守做到持之以恒不动摇

中国发展到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资本、人才、市场、产业链,最大的短板是缺乏耐心和坚守。现代产业的发展越来越精密化、自动化、高性能化,这些发展趋势对关键材料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由于关键材料和部件对下游产品性能影响极大,因此在材料领域往往赢者通吃的局面,即做得最好的企业逐渐成为产业的隐形冠军,形成独霸一方的垄断局面,做得质量差的企业基本无法生存。中国已经拥有强大的组装能力,只要拥有了关键材料和部件就会迅速做出相关产品,同样,谁垄断了这些关键材料,谁就在产业链拥有至高无上的话语权。隐形冠军企业就是要坚守一种使命感和民族情怀,不忘初心,一但认准一个目标就持之以恒做下去直到成功。这种专注和长期坚持的精神在当今浮躁社会里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坚持工匠精神把产品和工艺做到极致

“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工匠精神的核心内涵是精益求精,要把产品和工作做到极致,必须靠一丝不苟和严谨务实的态度,对产品不断改进、创新和优化,必须把掌握行业内最顶尖的技术,打造质量最高的产品作为矢志不渝的追求。我曾参观过德国一家生产工业风扇的中小企业,为了检测风扇运行时的噪音,特意建造了先进的静音实验室,置身其中,可以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为提升品质舍得投入,敢于投入,这样的产品无疑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工匠精神不仅是精益求精,更是一种追求、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是耐得住寂寞的承诺。我想,这也应该成为中国隐形冠军企业的追求,用最好的技术制造最好用的产品。 

目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瞄准国际标准,弘扬工匠精神,中国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道路上已经进入新时代。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加强研究,突出关键共性技术重点拓展科技项目,强化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倡导创新文化,等等,国家正在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和举措,目的就是为了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向价值链高端迈进,从根本上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而其中的核心就是要培养更多的隐形冠军企业,掌握相关产业的关键材料和部件,突破发展瓶颈、打破国外垄断,实现全产业链材料、加工自主可控,为高质量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制造大国真正变成一个制造强国。


网民狂吠:


新天狱博 30秒前

说明赵紫阳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是短视的,行不通的。还是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中国各族人民自己的力量】,靠别人施舍、靠【邓文革式傍大款】发展中国经济是小市民思想,这样的人不适合当领导。反思改开的经验教训势在必行。


破棉袄 18分钟前

根本不需要发动机和芯片,那些平时看起来不显眼的免费软件,才是天朝大国跨不过去的门槛,我刚才粗略查了一下,如下软件都被美国商务部出口法律管辖:WINDOWS,LINUX的主要版本,IOS,JAVA,PYTHON,C/C++/GCC/GNU,Apache等等。没有这些工具,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数万亿的中国“高科技”都是笑话。中国的所谓高科技公司,都是站在美国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做了最后5%的工作,就声称自己设计了。想自己搞一套这个FOUNDATION吗?可以啊,不是很难,但是以后自己必须搞维护和升级,这就难了。


谢选骏指出:这篇文章啰里啰嗦半天也讲不清楚的一个道理——“美国的强大就在于民营”,而美国的民营又在于法律保障,美国的法律保障又在于基督教传统。这是无神论中国永远也追赶不上的。看看苏联的例子就明白为何败于美国手下了。美国政府无论犯下多少错误,都不可能毁灭美国,因为它的手脚被民营、法律、基督教捆住了;但中国政府只需要要动动指头,中国马上就会陷入灾难。——这才是致命的差距!


019美国有个第三世界


《美华人餐馆老板家门口遭杀 家中5次遭劫》(2018-04-18 综合新闻)报道:


据美国“先驱太阳报”网站报道,近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一家中餐馆的老板遭歹徒枪杀,留下妻子与两个孩子。


事发4月15日星期日晚上11点15分左右,今年42岁的郑宏(Hong Zheng,音译)与妻子Shirley Chan关店后开车准备回到位于Hope Valley North的家中,他们在家门口准备停车时遭遇歹徒抢劫,郑宏被开枪击中,不幸丧生,妻子逃过一劫。


据郑宏家人讲,这起枪击事件是一起有企图的抢劫。这是自2015年以来,第5次有人试图抢劫或闯入他们的家中。郑家人认为此次作案的歹徒与之前几次试图抢劫者是同一拨人。作案者认准了他们亚洲人的身份,并且因为他们经营着餐馆,被认为很有钱,因此早就成为这些人的抢劫目标。


郑宏家人说:“他们对我们非常了解,包括我们停车的地点、家庭成员、作息规律等。”


事发时正在下大雨,郑宏的两个孩子、女儿Jade和儿子Easter正在家中往外张望——他们在等候父母平安回家,自从家里多次遭遇抢劫后,这就成了两个孩子的例行动作。


据Easter讲,他看到两辆车先是停在那里,车上至少有9个人。随后他的父亲正要停车,然后母亲从自家车里出来,然后有三四个人开始靠近她,其余的人则围攻那辆车里的郑宏。Easter见状拿了一把枪冲出去递给母亲。


Easter回忆称,Shirley边跑边组装枪的时候,匪徒们就开枪了,至少听到3声枪响,她的右腿也中了一枪。更糟糕的是自家的枪卡住了,匪徒们就跑向了屋子。


母亲现在为了保护孩子,已经顾不上还留在车里的丈夫郑宏了。她冲到家里保护两个孩子,并开枪还击。她呼喊着丈夫,但没有回应。


直到歹徒离开,等Shirley走回去查看老公和车子时,发现车窗上有弹孔,郑宏靠在座位上一动不动——他被打了两枪,一枪打在脸上,另一枪击中脖子,最终不治身亡。


郑家人认为当地警方保护不力,自己家已经多次遭遇抢劫,但警察却总是在有人遇害后才真正关心情况。


达勒姆警察局正在调查此案,目前尚未对案件发表回应。


郑家人在这一地区已经住了15年,此前曾4次遭遇劫匪:


2015年感恩节前,他家第一次被人破门而入,当时家里没有人。家中许多值钱的东西,包括钱包、首饰和电视被抢走。家人回家后,发现橱柜和抽屉已经被洗劫。


警察随后前来调查并录取了一些指纹,但最后不了了之。


这起案子发生后,郑家安装了防盗系统。


到了2016年1月,家里再次遇劫。两个孩子当时在卧室里睡觉。Shirley和一位朋友准备进家的时候,被藏身在灌木丛中的3名男子用枪顶着头,命令她开门。其中一人还动手在她脸上打了一圈。


进门后匪徒将Shirley用枪逼到孩子的房间内,并命令不能抬头看。3人在抢走钱包、相机和手机后逃窜。


2016年6月,有人试图破窗而入,但报警器响起,歹人当即逃窜。郑家随后报警,警察来做了记录后没有下文。


2017年夏天的一天,郑家家中无人之时,有人试图用力踢开房子前门,但触发了警报器,歹人未能得逞。


现在郑家通过媒体呼吁,希望能有人提供线索,帮他们找到犯罪嫌疑人。


网民评论:


和谐之父 12分钟前

资本家被黑人无产革命者击毙,中共以前没收财产再将人枪毙,金庸的父亲枪毙完成还向死者家属追讨子弹费。


me4you 24分钟前

可怜哪,在美国中国人活得提心吊胆,我每天也要把房子挨个检查才能入睡。


谢选骏指出:美国是个发达国家,但是美国社会的许多综合评分在发达国家中却是偏低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美国有个第三世界——那就是美国的黑人社区。那里有种萧索肃杀的气氛,满街纸屑,草坪残缺,商店稀疏甚至门可罗雀,让人觉得背后发凉,时刻警觉会不会突发什么事件……但是只要把这里和非洲一比,就会觉得这里还是完全不同的。这使得我这个经常具有批判思维的人,也不得不佩服美国社会能把黑人也教化得如此具有教养,并且取得了他们在非洲无论如何也无法取得的非凡成就。有人说美国犹太人如何杰出,但是只要把美国的犹太人和东欧的或是中东的犹太人一比,就会觉得美国的犹太人要比东欧的或是中东的犹太人杰出得多,显然,是美国社会给予了犹太人非凡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美国的一项成就。尽管,美国有个第三世界。


020美国深陷社会主义化的危险


2016年7月12日BBC报道,美国国会披露汇丰洗钱案细节 称“案件大到难以起诉”。这说明:美国深陷社会主义化的危险。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征就是“权大于法”。


在美国官员拒绝对洗钱罪行成立的汇丰银行进行司法起诉后,美国国会7月11日公布了一份报告,指责前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误导了国会决策。显然,美国官员正在使得美国面临社会主义化的危险!


汇丰银行在2012年卷入一起洗钱丑闻,被指违反美国制裁禁令,对一些贩毒集团提供洗钱服务。随后,汇丰同意向美国政府支付19亿美元,汇丰洗钱案达成和解。


截至目前,没有任何汇丰银行高管遭到刑事起诉。美国官员解释对汇丰免于起诉的理由是,这样做可能导致一场“全球金融灾难”。


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彼得·卡尔称,作出免于起诉的决定考虑了多方面因素,包括“是否会对无辜的第三方比如雇员、客户、投资人、养老金领取人以及公众造成负面影响”。


国会报告指出,考虑到汇丰银行对金融市场的“重要性”,霍尔德忽略了一些美国政府普通职员起诉汇丰的建议。


借口之一:“起诉汇丰将导致灾难”。——国会报告称,调查结果并不缺乏汇丰犯罪行为的证据,但财政部的内部文件显示,司法部高层拒绝了起诉汇丰的建议,因为这些官员担心起诉这家银行会“导致全球金融灾难”。美国司法部和汇丰银行达成了一份价值高达19亿美元的罚款协议。一些政治人物指责这样的结果对这家银行过于宽大。2013年,霍尔德出席国会听证时表示,一些金融机构大到难以进行司法起诉。他还补充说,“如果我们发现银行或金融机构做错了什么,且错误超过了合理的范围,他们将受到起诉”。国会报告指责称,根据财政部职员的邮件,有人建议对汇丰进行起诉。而霍尔德的这些言论明显误导了最终决定。


借口之二:“来自英国政府的压力”。——英国监管部门同样向美国财政部表达了类似担忧。国会报告称,英国的监管部门“阻碍”调查并“影响”了最终结果。“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对调查进行了干涉,他写信给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对美国调查一家英国银行表示了担心”。在这封信中奥斯本说,起诉汇丰“可能严重影响金融和经济稳定,尤其是对欧洲和亚洲市场”。结果:“汇丰洗钱案”无罪。


2012年 汇丰签署的和解协议透露了洗钱案的细节,汇丰向来自伊朗、利比亚、苏丹、缅甸以及古巴的客户提供的服务违反了美国的制裁决议。汇丰向墨西哥的锡纳罗亚贩毒集团以及哥伦比亚的北河谷卡特尔贩毒组织提供账户,洗钱金额高达近9亿美元。这份和解协议承诺不对汇丰银行或任何高管进行刑事起诉。如果受到刑事起诉,汇丰就有可能在美国被撤销银行牌照。


美国国会披露汇丰洗钱案细节 称“案件大到难以起诉”。这说明:美国面临社会主义化的危险。


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征就是“权大于法”。——在美国官员拒绝对洗钱罪行成立的汇丰银行进行司法起诉后,美国国会7月11日公布了一份报告,指责前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误导了国会决策。显然,美国官员正在使得美国面临社会主义化的危险!


021白人美国的最后挣扎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2016年8月31日晚间发表更“强硬”的移民政策,将推动十道遏阻无证移民的方案,《华盛顿邮报》分析,川普新宣布的优先驱逐计划将使600多万非法移民立刻被逐出美国,他的政府也将增加人力加强执行移民法。


川普大谈驱逐“无证移民”也就是非法移民数周之后,31日终于在凤凰城说明他的强硬政纲,不只主张驱逐所有曾犯罪的无证移民,也将优先驱逐签证期满仍留在美国的人。


他拒绝支持立法为无证移民提供获得合法身分的途径,以及主张扩大员工身分电子查核系统,都使这些移民更难留在美国。


川普也宣称要把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探员增加两倍,并成立驱逐作业专案小组,负责追查构成最严重安全威胁的非法移民。他说,警察和司法人员都很清楚这些人是谁,虽有心对付却莫可奈何,反而遭到嘲弄,而他上任第一天这些人都会被赶走。


移民政策研究所估计有69万无证移民曾触犯重罪和严重行为不检,使他们构成安全威胁,其他一些专家更宣称这个数字接近200万人。


此外,在美国的无证移民估计约有四成是签证期满逾期居留,总数约有450万人。两者加在一起,川普的优先驱逐对象共有大约500至650万人。


川普以前一直没有讲明他打算如何处理现在美国的1100万无证移民。他曾誓言成立“驱逐部队”把他们赶走,可是最近为了争取温和派选民态度似乎软化。但是,他在凤凰城断然宣称:“我们将打破特赦和吸引更多非法移民的循环。不会有特赦。我们要向全世界发出信息:你们不能借着非法进入我们国家获得合法地位或成为美国公民。”


谢选骏指出:川普此举,显然是白人美国的最后挣扎。如果川普上台,美国“有色人种化”的进程就会降低速度;如果川普失败了,美国“有色人种化”的进程就会加快速度——转眼之间,白人美国就会消失。因为现在美国的医院里的新生人,多数已经不是白人了。川普的政策,是白人美国的最后挣扎。


022美国陷入共产党发起的鸦片战争


(一)


网文《这张照片震动了整个美国》(2016年9月10日观察者网)称:


美国俄亥俄夫妻嗑药过度飙车 后座4岁男孩被吓傻——最近,有这样一张照片震动了整个美国:俄亥俄州的一对夫妇嗑药过度,在半昏迷的状态下飙车,当警察拦下车后,发现后座坐着一个被吓傻了的4岁小男孩……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9日报道,事情发生在当地时间9月7日下午。当时,俄亥俄州东利物浦市的交警拦下了这辆车,发现坐在驾驶座上的男子已经神志不清,而副驾驶的女子不仅没系安全带,整个人朝驾驶员靠过来,而且脸色发青,呈半昏迷状态。而车的后座上,正坐着一个被吓到呆滞的4岁小男孩。警察被这一幕深深地震撼了,他们将照片发到Facebook上,说:我们觉得需要替这些无辜的孩子发声,希望那些吸毒的人在注射药物之前,能够为自己的孩子想想。


照片立刻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截至北京时间9月10下午,已有2.5万转发和4000多条评论,美国的各大媒体也纷纷报道此事,标题中都使用了“shocking”(震惊)一词。网友们一致为孩子的遭遇感到同情,谴责不负责任的父母:可怜的孩子!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我太生气了!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制止这种行为?


这真是一张可怕的照片。我觉得这张照片应该被更多的人看到,太多的人在吸毒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到会伤害别人!但也有网友质疑警察不该将孩子的高清照片放到网上,因此美国的各大媒体在报道时,都将照片打了码。


据了解,孩子的父亲叫James Lee Acord,47岁,母亲叫Rhonda L. Pasek,50岁。在他们清醒之后,警察逮捕了他们,并联系了儿童服务中心。Acord因嗑药后驾驶以及危害儿童而被判坐牢180天,他表示没有异议。但Pasek面对扰乱社会治安、危害儿童以及不系安全带的指控却不接受。目前还不清楚Acord和Pasek用的是什么毒品。


华盛顿邮报报道称,俄亥俄州正在经历阿片类药物和海洛因等毒品泛滥的阵痛,2015年,该州有3050人死于吸毒过量,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于使用芬太尼类药物(Fentanyl),这是一种效力比海洛因强了近50倍的麻醉药物,因为原材料是化学品而非罂粟,制作过程更简单,而且成本更低。


而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整个美国因吸毒过量而死亡的人数也急剧上升,从1999年的1960人上升到2014年的10574人。东利物浦市的公共服务和安全中心负责人Brian Allen说,这个城市只有11000人,但当局每天都要处理毒品问题:“昨天我们刚抓了两个吸毒过度的,今天又摧毁了一个毒品经销窝点,并逮捕了一名吸毒的人。”Allen表示,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安置这些瘾君子了,“我们逮捕了他们,没地方安置,只能再放走他们,然后他们就接着吸毒。”


俄亥俄州哥伦比亚纳县(Columbiana County)咨询中心的化学依赖专家Kathleen McCoy说,文章开头那张照片里的女人,光看她的脸,就像得了某种可怕的疾病。McCoy认为毒瘾是一种可以被治疗的慢性病,人一旦对毒品上瘾,戒毒需要花费比治疗其他疾病更大的精力。Allen认为更多的人需要了解毒品现状的严峻性:“有时候真相会被掩盖,但那张照片就是血淋淋的现实”。目前还不清楚Acord和Pasek用的是什么毒品?


谢选骏指出:他们使用的,很可能就是“中国女孩”!


(二)


《“中国女孩”太毒,害死加州数百人!》(2016-09-09 世界日报)报道:


所谓中国女孩,就是芬太尼类药物(Fentanyl)。芬太尼浓度极高,通常医用剂量仅有两粒食盐那么大。合成鸦片类止痛药如“芬太尼”(fentanyl)在全美各地日益猖獗,这种街头昵称为“中国白”(China White)或“中国女孩”(China girl)的毒品,在加州至少已造成了数百人死亡。因其浓度极高且易于获得,已引起洛县公共卫生局和执法部门的紧张,已有警员因在办案时吸入了微量的该毒品送医。


联邦疾病防治中心(CDC)表示,含非法生产、比吗啡药效强100倍合成药物“芬太尼”(fentanyl)的止痛剂,是造成美国用药过量致死事件激增的主要原因。这种来自中国的新型鸦片,已经在鸦片战争将近两百年之后,入侵美国。4月间美国摇滚乐坛传奇巨星王子(Prince)就是因不慎服用芬太尼过量而身亡的,此药已充斥全美各地社区。


而该药品多产自中国和墨西哥,加州常成为它们走私入关的首站。洛杉矶近来就曾查到一批整整500磅的芬太尼试图非法入关。专家表示,正常医疗剂量的芬太尼只需要两粒食盐那么大小,可以想象其极其危险。洛杉矶市警(LAPD)对此十分担忧,甚至发出警告要求警员们在办案中注意避免接触任何可能含有芬太尼的物品,尤其当它以粉末形式出现时,很容易被吸入,或者触摸时被吸收。查办毒贩的市警们不得不随身携带鼻雾的解药。


糟糕的是,芬太尼在加州却没有更严格的法律管制。加州共和党参议员、即拨款委员会副主席Patricia Bates提出的相关法案本月初在众院被卡。该法案要求将包括芬太尼在内的危险毒品贩卖者的刑期提高到十年,但因加州如今正在尽力减少监狱人口,该法案遭遇极大阻力。洛县公共卫生局医疗主任蔡盖里博士(Gary Tsai)表示,根据法医数据,每年基本都有40多人死因与芬太尼有关,去年有46人,而2014年更有62人,从2011年至今都逐年增长。今年仅4月一个月期间,沙加缅度县就有40人使用该药过量,另有十人使用过量死亡。


由于芬太尼本身作为止痛药就存在于许多合法处方药物中,许多中国的非法实验室不断改变芬太尼的配方来绕过美国的禁令,让它们可以公开向美国客户兜售这些产品。因此虽然洛县没有今年的相关死亡报告,但由于芬太尼极容易获得,因此具有巨大隐患。蔡盖里6日在县政委员会例会上向县方汇报了公共卫生局对此做的教育和推广工作。他表示芬太尼和另一种被称为“香料”(Spice)的合成大麻都是当局目前最为担忧的毒品,后者因为成分常有变化,街头毒贩各有配方,有时混入十分危险的成分,但使用者却不自知。他当日还汇报了该局未来将进行的工作,包括和急救人员、执法部门合作,以及继续积极与媒体和社区组织合作,宣导这些药品的危险性等。


谢选骏指出:针对美国的鸦片战争,已经打响!


(三)


网文《美国面临毒品和药物滥用难题》说:


近年来,制度漏洞、监管不力等原因造成美国毒品致死人数持续增加。图为2015年8月10日,美国海岸警卫队在东太平洋地区缴获约29.9吨的可卡因,价值高达10.1亿美元。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日前发布报告称,2014年,毒品使用过量造成美国超过4.7万人死亡,比交通事故和枪支暴力造成的死亡人数还多。这一数字与2013年相比增长14%,创下新高。从2001年至2014年,因精神药物滥用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2.8倍,其中鸦片类药物过量使用致死人数最多,可卡因致死人数增加了42%,海洛因致死人数增加了6倍。


获取便捷是毒品致死率高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美国各个年龄段,不同性别、种族吸食毒品人数都有所上升,女性、白人男性等此前毒品吸食率较低的群体,吸食毒品的数量也增加了1倍以上。从各州来看,加利福尼亚州毒品吸食过量致死人数达到4521人,为各州之最。西弗吉尼亚州、新墨西哥州、新罕布什尔州、肯塔基州、俄亥俄州是毒品致死率最高的5个州。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汤姆·弗里登说:“毒品和鸦片类药品的滥用,破坏了美国家庭和社区。毒品吸食过量致死人数上升值得警惕。”弗里登表示,要改变这种局面,相关部门必须加大执法力度,减少普通人获取海洛因等毒品的几率。


获取便捷是吸毒致死人数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比如,吸食海洛因致死人数的迅速增加,主要就归因于海洛因相对其他精神类处方药物价格较低,也较容易获得。但是海洛因纯度高,吸食过量极容易导致死亡。


大麻合法化运动为毒品流通推波助澜——伴随毒品致死人数不断上升的,则是美国的大麻合法化运动。目前,美国共有23个州通过了大麻合法化议案。雅虎新闻网预测,2016年,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等9个州可能也会实现大麻合法化。科罗拉多州是美国首批实现大麻合法化的州之一,该州允许21岁以上的成年人自行购买最多不超过1盎司(1盎司约为31.1克)的大麻。科罗拉多州州长约翰·希肯卢珀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大麻合法化的初衷是将之前隐藏在地下的行为拿到‘阳光’下,对吸食大麻进行严格监管,规范大麻销售。因为不管是否干预,这种行为始终存在。”


据《丹佛邮报》报道,根据非政府组织“全国毒品使用与健康”的调查数据,自大麻合法化以来,科罗拉多州12岁以上居民使用毒品的比例由2011至2012年的10.4%,上升至2012至2013年的12.7%,居全美第六。2014年1月1日,科罗拉多州成为第一个正式允许合法销售大麻的州,但在同年,科罗拉多州12岁以上的青少年中,每8个人中就有1人使用过毒品,升至全美第二位。此外,很多游客特意前往科罗拉多州进行大麻体验之旅,网络流传的大麻消费“攻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麻合法化后的这一段时间内,吸食大麻人数明显上升。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一份研究显示,2014年大麻销售产生的效益预计将达到6.06亿美元。大麻等毒品泛滥引起家长担忧。华盛顿特区居民凯利告诉记者,孩子即将进入青春期,在华盛顿特区买到大麻并非难事,十分担心孩子会尝试吸食大麻。


利益驱使致鸦片类药品监管阻力重重——美国吸食毒品过量致死人数与毒品走私等有密切关联。而《今日美国报》2015年底就美国鸦片类药物和毒品泛滥发表社论认为,医生也对毒品使用过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与多数人的想法相反,美国多数鸦片类止痛药和精神药物并非来自专科医生开具的处方,而是由全科医生或护士提供的,因此许多人能够轻松得到治疗过程中并非必须的药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调查显示,约有半数全科医生对鸦片类药物的成瘾性认识不足,对患者利用医生处方骗取鸦片类药物的动机也缺乏足够了解,很多医生在开处方的时候甚至不愿在本州信息登记系统核查病人是否曾通过医生处方骗取毒品。


鸦片类药物的广泛使用给制药公司带来了数十亿美元利润。《今日美国报》进一步指出,美国止痛医学会反对针对鸦片类药品的使用限制。该学会每年从鸦片类药品制药公司获取30万美元的捐赠,约占其总收入的10%,而制药公司的高管还担任该学会的领导成员。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鸦片类药物划为滥用风险较高的“二类药品”。但是美国医疗保险数据库的信息显示,美国家庭医生、内科医生、护士等开具的鸦片类药品处方数量很多。斯坦福大学负责药品滥用研究的乔纳森·陈博士认为,此前疾控中心把重点放在打击处方类止痛药的黑市交易方面,而这样做显然不够。


为了遏制毒品泛滥的局面,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死亡数字的同时,宣布了应对措施,包括尽量不使用鸦片类药物,加大对药物与毒品成瘾人员的治疗,统筹打击毒品非法交易等。据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披露,2015年12月初,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曾经拟定计划,加强对处方药的管理,但是遭到各大医药公司的反对。打击毒品和药物滥用,美国还面临诸多问题,需付出更多努力。


谢选骏指出:上述来自“人民日报”的文章,绝口不提共产党中国在“对美鸦片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但是显而易见,没有共产党政府的支持,大规模走私是不可能在共产党专政的中国红区出现的。



023族群政治与美国解体


网文《被唤醒的魔鬼:美国大选中的族群政治》(王天逸)说,美国黑人的特性使他们的经济地位窘迫,使其对族群自尊和利益得失极为敏感,同样类似的是欧洲的穆斯林。随着美国白人中下层经济地位的削弱,白人民族主义同样开始抬头,并成为特朗普崛起的主要支持力量。


2016年的大选注定是一条具有历史意义的分界线。(谢选骏指出:这是肤浅的看法。其实,2016年的颠覆性大选,只是对于2008年黑人上台执政的更大颠覆的一个小小反动。只是以前碍于政治正确主义,大家不像挑明罢了。)


在这场政治鏖战中,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和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为了赢得选举胜利,不惜进行族群政治动员,诉诸于那些不可控的危险意识形态。


特朗普在党内初选的开始阶段,声称“墨西哥人是强奸犯”,以迎合中下层白人工薪阶层对非法移民的不满情绪和族群意识。希拉里阵营为了稳固基本盘,击败咄咄逼人的对手,不惜刻意放大拉丁族裔的族群意识,从而增强拉丁族裔对于特朗普的憎恨,并凝聚民主党基本盘。在2016年的民主党党代会上,著名演员朗格利亚(Eva Longoria)就曾向拉丁裔选民喊话,声称“得克萨斯曾经是墨西哥的一部分,我的家人从来没有越过边境,是边境越过了我们”(Texas used to be part of Mexico.My family never crossed a border.The border crossed us)。


奥巴马为了帮助党内盟友希拉里打败特朗普,刻意鼓动黑人的族群认同,以加强黑人群体对希拉里的支持度。2016年9月,奥巴马号召黑人社区投票希拉里,就被外界诠释为愈来愈明显的“种族选票”动员。这种族群政治动员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政治新秀特朗普通过这一手法,轻易击败了共和党内声名显赫但思维保守的传统政客们;希拉里则把自己打造成少数族裔利益的捍卫者,凭借黑人和拉丁裔的坚定支持,扛住了暴风骤雨般的丑闻攻击;特朗普则在中下层白人族群意识的狂热拥护下,在几乎众叛亲离的困境下保持住了基本盘;同样,在2008年和2012年大选中,奥巴马凭借黑人的族群认同,两次轻松扫荡共和党。


事实表明,通过鼓动族群意识加强政客选战地位的政治策略,其威力是以往任何政策选战都不能比拟的:它投入的成本是如此的低廉(如特朗普初选花费最少),催生的效果是如此的显著,形成的盘面是如此的牢固,以致于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族群政治都足以成为选战政治中的无上神器。恰似勇士爱宝剑,登徒好美人,瘾君子痴迷毒品,只要有利可图,权力动物们就必然会对族群政治爱不释手——这是政客的本能。然而,族群政治寓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于美国这种族群结构日渐多元化的大帝国,从来都是不可控的政治核弹,这种意识形态的壮大将威胁到美国本身的存在合法性。


对于这一点,杰出的政治家、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亲王无疑具有相当清醒的认知。在打败拿破仑的战争中,相比于施瓦琴贝格这样热衷于鼓动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军人,梅特涅深刻地意识到,奥地利作为一个缺乏主体民族的多元帝国,她军事胜利的道义基础只能建立在“君主神圣”的固有原则之上,任何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为政治根基的战争胜利都将催生更加不可控的新动荡,并加剧帝国的瓦解。


就像梅特涅自己所阐述的那样:“之所以必须消灭拿破仑,即是因为这是一个民族主义偶像,他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威胁将到帝国存在的合法性。是以,奥地利的胜利必须是君主的胜利,而非德意志民族的成功。”奥地利帝国皇帝弗兰茨二世也曾哀叹:“我的国家像虫蛀的房子,移动任何一小块,谁也不知道会坍塌多少。”——作为一个族群成分复杂的多元帝国,奥地利帝国以及后来的奥匈帝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拿破仑,也不是沙皇,更不是俾斯麦,而是民族主义——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今天的美国。


与民族主义破坏力对应的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不可控。历史事实表明,在缺乏主体民族的多元帝国中,一旦民族主义的魔鬼被唤醒,除非造成毁灭性的灾难,否则其绝不会轻易沉睡。历史学家阿尔杰农·塞西尔就曾对梅特涅最终毁灭的政治悲剧心怀感伤地评价道:“对于梅特涅来说,他的不幸就在于他不得不以政治家的手法去抗拒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是不可能被镇暴骑兵的铁蹄击败的,这是人类动物的本能。”


在法国大革命中,革命者为了反抗君主,借用了民族主义的力量,结果这股思潮在拿破仑覆灭后的100年里,依然震撼着欧洲政局,并使无数古老君主国家化为齑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的君主们为了赢得战争,不惜祭出民族主义的魔鬼,在动员国内民众的同时,通过分离性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削弱敌国的作战意志,结果不但造成多元帝国奥匈和奥斯曼的自我崩溃,也埋下了苏联建立、纳粹崛起和殖民帝国瓦解等一系列灾难的种子。


同样,民族主义的潜在政治危害,对于缺乏主体族群的当代美国来说,并不会有所例外。更重要的是,在美国这种族群成分复杂的开放国家中,各个族群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壮大,亦是不可遏制的自然政治趋势。


实际上,美国族群政治的出现和壮大,不仅源于政客们的不负责任,更是政治规律自然遴选的结果。一方面,美国族群结构的剧烈变迁,使得族群政治逐渐能够成为选战致胜和政客们崛起的捷径;另一方面,各个族群中下层民众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窘迫,使其在族群交往中对利益与自尊的得失非常敏感,也更容易催生族群的自我认同,从而沦为族群政治的天然拥簇。


所以,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多元帝国,此次美国大选中释放的民族主义狂潮,并不会随着大选的结束而结束。而一系列数据也已经表明,美国的族群结构将会进一步倾塌,随着白人中下层民众的经济地位在全球化浪潮下的不断削弱,以及由此引发的不满情绪滋长,可以预见的就是,美国各个族群的民族主义,将在不远的未来无可避免地急剧扩张。


因为,民族主义不但是人类社会不可抗拒的政治本能,也是社会动物意识形态中的固有引力。她既能奠定一个民族的崛起,也能招致伟大帝国的灭亡。而美轮美奂的山巅帝国,如同曾经的奥匈帝国和苏联帝国,也将在族群意识的不断觉醒中走向既定的终点。毕竟,历史的垃圾桶里,早已堆满了失败的多元国家,这是他们千年不变的宿命。


谢选骏指出:这是肤浅的看法。其实,2016年的颠覆性大选,只是对于2008年黑人上台执政的更大颠覆的一个小小反动。只是以前碍于政治正确主义,大家不像挑明罢了。而早在此前2007年发表的《小国时代——中国崛起?美国衰落?》(又名《秦人与楚魂的问答——从小国时代到全球民族》)我就指出过了:


如果非法移民合法化的议案顺利过关的话,那就是为五十州联邦的解体运动,打响了起跑的第一信号枪。美国从此步上苏联和其他各个殖民大国的后尘,走向不可避免的解体。当然,这个运动可能像冷战一样需要半个世纪来完成。首先,美国会分裂为英语的美国和西班牙语的美国;其次,美国会分裂为白人的美国和少数民族的美国。这都不是暂时的政治分裂。


秦人:好。我们假设你讲的美国解体变成了现实,那么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楚魂:世界会进入一个深不可测的全球格局,漩涡中不再有任何稳固的中心。2007年1月23日纽约市长援引谘询公司麦肯锡的一份报告,指出纽约正在丧失竞争力,很有可能在十年之内失去“全球金融之都”的地位,华尔街人员进行的研究报告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秦人:那就是“小国时代”向纵深度全面展开了?


楚魂:对。微软创办人盖茨预言,互联网将在五年内颠覆电视的地位;难道小国群体再花五十年还不足以解体几个残余的大国吗?网路时代的精神是每个人都可表达心声及创意,甚至成为举世焦点,也可以随时选择心爱的节目。个人如此,国家亦然。小国时代的精神是每个国家都可表达心声及创意,甚至成为举世焦点,也可以随时选择心爱的节目。


在同书第七章《人类同源,全球一体》里还有以下分析和预测:


4、我们正在经历的沉默时代


秦人:那么你讲的这些人类学和全球化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是否可以说,既然人类拥有共同的祖先,那么原来人们用想象加以区隔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会崩溃呢?


楚魂:是的。我观察到,“夏娃理论”在1990年代的出现,是与全球化时代在1990年代的开始,同步的。2001年开始的反恐战争揭开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序幕,导致大国解体。失去国际制衡的状态,导致“两个美国”的出现: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美国;英语和西班牙语的美国;排斥移民和非法移民的美国;美元的美国和赤字的美国——自我孤立、自行其是,导致美国的盟国急剧减少,美国的国际体系趋于解体。这是一个“我们正在经历的沉默时代”,伊拉克战争可能正在瓦解最后一个全球霸权:美国的庞大力量。


5、反恐战争与大国解体的关系


从更高的角度考虑,英雄不得志也是社会的福气──为了社会的福气,让英雄们牺牲自己吧,而且我们知道,随着多国时代的过去,强者会再度抬头。例如现在各国正在发生的“右翼革命”〔包括中国形式和美国形式〕,就是强者抬头的前兆。


而我们藉以起源的中国古代文明,却是与当代景观有些不同的。它最大的与众不同处,即在于它的平衡精神〔“阴阳调和”〕。中国的阴阳调和,是建立在自然主义信念上。它相信,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状态,可以产生巨大而又持久的生长力量。这就与欧洲近世以来的科学人文主义所主张的人与自然对立、渴望“征服自然”的奇想,有所区别。


秦人:这么多东西正好都发生在1990年代,确实不是偶然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的链节功能,这实际改变了地球的距离,非洲和美洲之间现在都是个零距离。原来国家概念和族裔概念的形成,是基于人类的隔离,反过来又强化了人类的隔离,但现在,科学技术却打破了国家和族裔的分割,这样会不会使得国家概念的继续存在,受到直接的挑战?在过去,“保卫祖国”、“捍卫疆土”是神圣的概念,因为土地是人们生存的最大资本;但现在,只有傻瓜才去抢占别人的领土。


楚魂:像阿以冲突就是傻瓜之间他死他活的斗争,是毫无意义的同室操戈、互相屠宰,因为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都是闪族人。这种国家主义搏杀游戏,其实在二战以后就已经退出全球的主流社会了。只剩下一些无足轻重的代理人,在傻乎乎地流血牺牲。


秦人:对啊,现在完全可以利用电脑攻击或是金融陷阱,把一个国家全部掏空,这种侵略手段才是不流血的战争,像是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和二十年前日本的遭遇的金融陷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那么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间,所造成的国家改组究竟如何?我需要你给出一个答案,因为我们毕竟在揭示“小国崛起·大国解体”的历史规律。例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像美国这样的科技强国、军事强国、经济强国,能够一直保持优势呢?还是最终将被其他国家如中国追赶上来,牵制其力量,幷削弱之?在冷战时代我们都看到了两大阵营,各自都有内部矛盾;当其中一个阵营解体以后,另外一个应该是超强了,但现实却不是这样,因为美国独霸天下后,它遇到的敌意、受到的批评,不是降低了,而是升高了。许多国家对美国产生不满甚至仇恨,极端情绪就变成了恐怖分子的温床。


楚魂:全球化对于美国而言是双刃剑,从短期看使它的强大,从长远看会削弱其力量,因为任何强国都是在跟其他强国的对垒中走向强盛的,而且强权存在的理由就是有别的强权存在,如果其他强国没有了,唯一的强国必然被内部腐化给削弱掉。此外,这个强国也因此而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例如,以前欧洲和美国关系很好,因为害怕苏联进攻,现在苏联消失了,美国的霸权对欧洲已经不是保护而是障碍,因此法国与德国都敢于和美国说“不”。在冷战期间,法国在反美方面就比较胆大,因为和苏联集团中间隔着一个德国;德国在反美方面就相当怯懦,甚至唯美国的马首是瞻,因为直接面对苏联的威胁,哪像现在这样胆敢反美?


秦人:那你觉得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是不是全球历史的起点或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楚魂:九一一事件是个标志性的事件,而且相当戏剧化,其发生本身就是受到美国电影的启发,发动袭击的恐怖分子还都是美国的飞行学校训练出来的,就是本拉登,一度也是美国的亲密战友。从长期历史看,九一一事件的爆发,也和非法移民大量潜入美国是默契的,甚至互相配合。现在总结一下,发现有案可查的在美非法移民,已经有一千两百万,也就是说现今每二十个美国居民,实际上就有一个非法移民。这和恐怖分子的行动,都是“外国力量在美国作乱的结果”。


6、非法移民导致大国解体


秦人:恐怖分子是作乱,非法移民怎么是作乱呢?


楚魂:“非法”本身就是作乱,不一定要杀人越货才是作乱。非法移民大量涌入,对美国意味着什么?意味美国正在“国际化”、“世界化”,美国正在丧失它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特性。也就是说,美国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霸权,现在连非法移民都控制不了,这意味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正在走向解体。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们要看到,非法移民不是单方面地入侵,而是在美国国内有其强大的内应:美国国内存在“对于非法移民的巨大需求”,要不是有那么多人雇佣他们、那么多人租房子给他们住,他们如何生存呢?要不是银行贷款给他们、地产公司出卖房屋给他们,他们如何能把子女送入美国学校,享受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所以我说非法移民源源不断进入美国,是一个表面现象,其背后是美国已经建立了“需求非法移民的日常机制”,就像瘾君子需要药物,就像大胖子需要饭店;所以单纯的禁令已经无济于事。现在非法移民比合法移民还要理直气壮,公开走上街头、要求获得美国的公民权。这等于是世界各国在要求美国取消边界、要求美国变成一个“人人可以进入的世界帝国”。如果美国同意了,幷要求世界各国也都如此做,那岂不等于世界大同立即实现了?这不是开玩笑,是真刀真枪的。2006年和2007年的“五一劳动节”,非法移民两次在美国策动数十万人的示威游行,这就代表“历史正在转向”,那就是,经济的全球一体化,导致各国边界形同虚设。不仅美国,而且欧洲,所有发达社会都成为“逆向殖民”的牺牲品。不仅非法穿越边界很容易,而且非法移民可以买卖房屋。外国人买卖房屋和偷越国境在国家主义时代被看作入侵,但现在全球时代仅仅被看作是自由流动。1990年代的日本就不允许外国人购置房屋,这说明它比较落伍,还停留在国家至上时代,但欧洲、美国甚至中国现在都允许外国人购置房屋,这等于是“使外国入侵合法化”。这不仅意味着“小国崛起·大国解体”的时代已经接近尾声,而且意味着“消灭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政府”的时代,正在展开序幕,因为这已经不是孤立的美国现象,而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大家都要学习这一课程,考试不及格的就不能毕业了。


秦人:美国衰落到一个什么程度,它所遇到的挑战现在美国自己也看到幷且承认了,所以你从政治逻辑的现实着眼,其分析结果可说是已经是事实而不是未然,但是最终产生逻辑结果,美国真正解体或是全面衰落,可能还需要漫长的时间,因为其可控力量在可见的短期内,还很强大。首先美国占有全球的大量能源,其次美国具备军事上控制世界的能力,第三美国的科技、文化、经济对全世界的渗透力量,是任何国家都无法相比的,所以你讲的应该是比较长的历史时期以后的事,而且这期间,还要发生某些戏剧化的事件,例如有另外一个强国能够取代美国的地位,但是另外一个强国是谁呢?是统一以后的德国?还是统一以后的南北韩?还是现在大家讲得最多的,中国?中国会不会以传统的方式崛起呢?传统的崛起就是民族主义极度地集结,通过战争的方式来强化自己民族的意识形态。


…………


现在(2016年),距离《秦人与楚魂的问答——从小国时代到全球民族》的发表(2007年)不过九年,情势的演变就如此突飞猛进,如果再过九年,情势又将如何呢?


024美国独立中的奴隶制因素


英国曾是世界上头号贩奴国家,但是在美国革命的独立战争期间,英国却扮演了奴隶解放的角色,和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林肯政府不谋而合,这是为什么呢?


(一)


大西洋奴隶贸易,或称为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是指16世纪至19世纪时期(也有人认为早至15世纪,并持续至20世纪),在环大西洋地区将非洲大陆人民作为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美洲大陆殖民地地区的一种贸易。奴隶的来源主要是非洲西部和中部,黑人被欧洲人通过贸易或袭击、绑架等手段抓获贩往美洲大陆。这一贸易活动在近代也被称为黑奴贸易,然后实际上这一说法并不妥当,因为早在中世纪之前,就有黑奴的贸易活动在伊斯兰世界出现了,所以应当在近代的废奴贸易之前,加上“跨大西洋”字样。


“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者包括(根据规模排序):葡萄牙人、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美国人。部分贸易者在非洲的海岸拥有前哨,前哨有他们收买的当地的部落首领为他们提供奴隶。在长达约400年的带有强烈殖民主义色彩的黑奴贸易中,目前估计约有1200万人从非洲运到美洲的奴隶,部分学者得到的数据相对更高,尤其是从非洲得到的。将航运死亡的一千万人计算入内后,非洲人口损失数据可以达到三千万。


1、背景起源——最早开始从非洲贩卖黑奴的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据统计,穆斯林阿拉伯帝国时期共抓走1300万黑人做奴隶。


2、新航路的开辟——14世纪-15世纪,随着欧洲各国对抗伊斯兰教的斗争日益炽热,其本身也开始模仿穆斯林的蓄奴恶习。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对于财富的渴望需求也愈加强烈。因在欧洲大陆反抗伊斯兰教的成功,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终于冲出欧洲、探寻新航路以突破奥斯曼穆斯林的包围。终于在1492年,收复西班牙半岛的当年,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赞助下发现了中美洲;而在1519年葡人麦哲伦同奉西班牙王命到达了美洲最南端、菲律宾、好望角并最终回到西班牙完成环球旅行。


3、非洲奴隶制——奴隶制度在非洲、欧洲、亚洲、和美洲的一些部分存在了许多世纪,先于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开始。有证据显示有的非洲国家将奴隶贩卖到非洲的其它地区、欧洲和亚洲,早于欧洲对美洲的殖民历史。非洲奴隶贸易将大量奴隶送往欧洲和穆斯林国家。


起初,葡萄牙人与刚果王国关系良好。内战使得葡萄牙趁虚而入,刚果人被沦为奴隶。大西洋贩奴贸易不是唯一的非洲奴隶贸易,但是确实规模最大、最残酷的历史。正如伊利卡·米柏克龙在《外交世界》所述:“非洲大陆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渠道无所不通。跨越了撒哈拉,通过红海,印度洋港口,跨越了大西洋,非洲奴隶至少遭受了10个世纪的奴役(9世纪-19世纪)以造福于穆斯林国家……四百万被奴役人民通过红海出口,另四百万通过斯瓦希里港口到达印度洋”。


根据约翰·K·桑顿的观点,欧洲人常常与非洲国家发生战争,掠夺战俘作为奴隶。有的非洲人从邻近的部落抓奴隶来贩卖。这一行径的备忘录记录在十九世纪早期英格兰就贩奴贸易的辩论中:“所有的老作家……赞成战争不单单是为了抓奴隶,而且是由欧洲人煽动的,以支持上述观点。”住在沿尼罗河地区的人们从这些市场中被送到沿海,卖给欧洲人,以换取火枪和其它工业品,如衣服或酒。然而,欧洲人对奴隶的需求在已存的贸易上,开拓了广大的新市场。那些卖到非洲其它地区的奴隶还有希望逃跑,而送上船的人则再无回乡的希望。


4、殖民主义的开始——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葡两国走上了殖民之路并从海外获得了巨大财富,一跃成为欧洲最富有的王室。而因此从16世纪末17世纪初起,英国、法国、荷兰等国也几乎同时起步,成为新兴殖民国家并希冀超越两位始作俑者。自此,非洲、拉美直至南亚各地,处处都有欧洲“探险家(conquistador)”和“商业公司”的足迹。欧洲国家也常因为海上霸权和殖民地纠纷大打出手。为了从殖民地获得更多的财富,早期的殖民掠夺等抢劫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于是欧洲人开始着手经营殖民地。他们在北美种植园里种植烟草和棉花,在西印度群岛种甘蔗,在中美洲、南美洲开发金、银等矿藏,在印度种植茶树等等。最初在种植园和矿山劳动的多数是白人契约工,他们是欧洲各国横渡大西洋而来的贫苦移民,这些人在原居住地与种植园主或海外劳务公司签订契约,到美洲后用几年劳动来偿付为他们垫付的旅费,契约到期后,便成为自由民。因白人契约工大多不适应美洲酷热的天气和繁重的劳动,随着种植园的发展,劳动力严重不足,于是欧洲殖民者不得不寻找新的劳动力来源。殖民者最初试图奴役美洲本土的印第安人,但并未获得明显收益。直至后来他们发现了黑人的力量远大于印第安人,并且黑人对于热带的疾病有很强的免疫能力,所以在种植园或矿山使用黑人奴隶劳动要比使用白人契约工的分摊成本要便宜的多,又便于管理。于是,三角贸易便自此正式开始,而且逐渐成为一桩赚钱的买卖兴隆起来。


远在大西洋航线开辟前,奴隶制一直在非洲,欧洲、亚洲和美洲的一些地方存在了若干个世纪,证据表明很早时起非洲一些国家就在向另一些非洲、欧洲和亚洲国家贩卖奴隶,远在欧洲人殖民美洲之前。非洲奴隶制的盛行给欧洲人看到了巨大的奴隶来源。


5、殖民主义与美洲奴隶制——不光是在西非沿岸,在美洲,欧洲人也开始探索新商业机会。1492年,通过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探索,欧洲基督教国家首先得知美洲。然而,在与非洲接触的第一个世纪中,当地居民对欧洲人的入侵极力反抗,并且取得了一些成就。在加勒比地区,西班牙定居者与一些当地美州人联合,与其它部落竞争,控制了较大岛屿。有些族群,例如加勒比岛的小安的列斯群岛人、委内瑞拉岛的卡利娜人和阿拉瓦克人成功反击了西班牙在加勒比地区的基地。他们的土著小船更小、更适合在海岛中间穿梭,他们成功打退了西班牙船只。


在十五和十六世纪,欧洲殖民者也开始在无人居住的大西洋荒岛定居,如马德拉和亚速尔群岛。由于没有奴隶可卖,出口货物成为主要的产业。


6、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大西洋贩奴贸易一般被分为两个时期,被称作第一和第二大西洋系统。


第一大西洋系统主要是奴役非洲人,将他们送到南美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帝国;它只占大西洋总贸易的3%多一点。贸易开始于1502年左右,持续到1580年,此时葡萄牙暂时与西班牙联合。当葡萄牙直接参与贩奴贸易时,西班牙帝国依赖座位系统,为商人提供执照,方便他们为自己的殖民地贩奴。在第一大西洋系统中,大多数贩子是葡萄牙人,他们几乎垄断了当时的贩奴贸易。有的荷兰、英国、法国商贩也参与到活动中来。在联合之后,葡萄牙受制于西班牙法系,被禁止直接参与贩奴贸易,被迫将大量的市场份额输给了荷兰、英国和法国。


第二大西洋系统是奴役非洲人,主要是由英国、葡萄牙、法国和荷兰奴隶贩子组成。主要地点是加勒比殖民地和巴西,欧洲国家在那里建立起以蓄奴为主的新世界经济殖民地。在1450年到1600年间,约有3%多一些的奴役人口从非洲送走,在十七世纪则为16%。


据估算,在十八世纪中,约有半数被奴役人口被贩卖,不列颠、葡萄牙、法国成为主要的奴隶贩子,在送出非洲的奴隶中占9/10。到了十七世纪九十年代,英国成为从西非贩卖奴隶最大的贩子。他们在十八世纪保持着这个地位,成为跨大西洋最大的奴隶运输队。


7、三角贸易——三角贸易是其在贸易进行中采取了形状呈三角形航线而得名。殖民者在长期贩卖黑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一本万利的“奴隶贸易制度”。这种“三角航程”指的是:最先贩奴船满载着购买奴隶用的枪枝弹药和消费品,从欧洲港口出发,航行到西非海岸,称为出程;在西非海岸用货品交换大批奴隶,然后横渡大西洋,驶往美洲,称为中程;在美洲用奴隶换取殖民地的原料和金银,运回欧洲,称为归程。一次完整的三角航程需要6个月,奴隶贩子仅需一次便可以做三笔买卖,获得100%到1000%的利润。


约翰·K·桑顿指出:欧洲奴隶贩子通常是从进行当地战争的非洲贵族手中买到奴隶,也有一些非洲黑人成了专事捕捉相邻部落的人口用于赚钱的商人。尼格河流域的人就这样从内地的市场辗转到了海边,再出售给欧洲人用以交换火枪(1540-1606年间是火绳枪,之后是燧发枪)以及其它工业品,如布匹和酒精。不过欧洲人的大量需求使得原有的市场大大扩大了。


8、劳工与奴隶制——由于欧洲殖民者希望剥削新大陆的土地和资源作为资产利益,导致了劳工短缺,成为大西洋贩奴贸易的市场需求原因之一。美洲原著居民首先被欧洲人奴役,但由于苦役和旧世界传来的疾病,他们大多死亡。另一种劳工来源如契约劳工,则无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很多作物无法在当地变卖获利,而从新大陆向欧洲出口的奴隶农作物常常比在欧洲大陆的自由生产更为划算。这产生了大量奴隶劳工的需求,种植园需要密集的劳动力来种植、收获、处理热带作物。西非的一部分甚至被称为“奴隶海岸”,以及蔓延到了中非,成为满足劳动力的主要来源。


持续劳动力短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大量廉价的土地和大量寻求工人的地主存在,自由的欧洲移民在短暂的劳动过后就可以成为地主,因此产生了对劳工的需求。


万恶的奴隶主托马斯·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年),将对奴役劳动力的使用归咎于气候,其实,奴隶劳工给他带来的闲暇享受才是原因:“在如此炎热的气候中,要是有人伺候就没人会干活。这是千真万确的,有奴隶的人从来就没干过活。”


9、黑人所参与的黑奴贸易活动——非洲黑人在贩奴贸易中直接扮演了相应角色,他们将战俘或囚犯卖给欧洲人当奴隶。被出售的战俘或囚犯常常来自发生摩擦的其它部落。这些奴隶被认为是“外人”,而不是本族人或是“部落自己人”;非洲国王也不对他们负责。有时,囚犯被出售是为了防止他们在当地继续行凶作乱。剩余的奴隶大多来自诱拐,或是被欧洲人扫荡而得。但是,有些非洲国王拒绝出售他们的俘虏或是囚犯。奥波博国王贾贾曾经是个奴隶,他完全拒绝与奴隶主做交易。然而,阿里克·沙哈达注意到由于欧洲对奴隶的商业需求,导致俘虏敌人不再是战争的结果,而成为发动战争的原因。


10、黑奴贸易中欧洲白人所参与的活动——虽然欧洲白人成为奴隶的大买主,但是他们害怕热带疾病,担心反抗,很少深入非洲内陆。奴隶多被送到海岸港口以换取货物。在非洲国家进行扩展的战争中,奴隶成为主要的副产品,有时他们故意支持赞助这项活动来换取利润。在国家快速发展时期,在阿散蒂王国和达荷美王国,奴隶制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元素,被欧洲尽情剥削:正如萨拉女王向葡萄牙法庭的申诉所揭示的,这一系统“要么卖给欧洲人,或被卖给欧洲人”。在非洲,囚犯的惩罚是被奴役,当奴隶制变得有利可图时,这一刑罚变得越来越普遍。大多数国家没有监狱系统,囚犯大多被卖入当地市场成为奴隶。


1778年,托马斯·基钦估算欧洲人每年将52,000名奴隶送往加勒比海,法国人将大多数非洲人送往法属西印度地区(每年13,000人)。在刚果内战爆发之际,大西洋贩奴贸易在十八世纪最后二十年中达到最高峰,此时,沿尼日尔河居住的伊博族小国之间发生战争,土匪则趁火打劫。而奴隶供给剩余的其它原因是由于国家扩张,如达荷美王国、奥约帝国、和阿散蒂王国。


在大西洋贩奴贸易结束后,欧洲的主要征服、扫荡、和奴役活动也随即告终。一个例外是对恩东戈的征服——即现在的安哥拉。在恩东戈亡国后,奴隶、勇士、自由人和贵族都被葡萄牙征服者扫荡,掠为奴隶。


11、非洲奴隶制与新世界的对比——非洲与新世界的奴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从总体上讲,非洲奴隶制不是继承性的,就是说,奴隶的孩子是自由人。然而,在美洲,只要母亲是奴隶的,孩子都是奴隶。这与其它特色是有关联的:西非奴隶制并非种族或宗教少数群体所特有,而欧洲殖民地则不同。但是存在特例,如索马里奴隶制中,班图人成为他们的奴隶。


在非洲,奴隶的待遇也与美洲的不同。举一个极端的例子:达荷美国王一次性杀死数以千记的奴隶用于祭祀,喀麦隆也会杀死奴隶用作牺牲。另一方面,奴隶常常受到家庭成员般的待遇,“领养儿童”有许多权利,包括未经主人允许娶嫁。苏格兰探险家蒙戈·帕克写道:“我认为,非洲奴隶对比自由人为3:1。除了获得食物与衣物以外,他们只是辛苦劳作,主人依据心情好坏对他们仁慈或苛刻……内陆来的奴隶可以分为两个独特阶层:第一种是生来为奴,由被奴役的母亲所生;第二种,是生来自由,但在日后出于种种原因而被奴役。第一种的数量最多……”


在美洲,奴隶们无法自由娶嫁,主人基本上不将其视为家庭成员。叛乱或行凶的奴隶会被处决,但新世界殖民者不会因祭祀而牺牲奴隶。新世界奴隶十分有用,照顾和维持都相对昂贵,但是依然属于主人的财产。


12、奴隶市场的地区参与——欧洲人买卖奴隶、向西半球运输的主要地区有八个。被奴役人口卖入新大陆的数量因买卖的不同而不同。就贩奴活动的分布来看,有些地区比其它地区更加兴盛。在1650年到1900年间,约有1024万非洲奴隶从这些地区离岸,前往美洲:


塞内冈比亚塞内加尔和冈比亚:4.8%

几内亚上部(几内亚比绍、几内亚和塞拉利昂):4.1%

胡椒海岸(利比里亚和科特迪瓦):1.8%

英属黄金海岸(加纳和科特迪瓦东部):10.4%

贝宁湾(多哥、贝宁和尼日尔河三角洲以东的尼日利亚):20.2%

邦尼湾(尼日利亚、尼日尔河三角洲东部、喀麦隆、赤道几内亚和加蓬):14.6%

非洲中西部(刚果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安哥拉):39.4%

非洲东南部(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4.7%

达荷美国王哥祖迫于不列颠的压力终止了黑奴贸易。


在1502到1853年间,当巴西成为最后一个废除跨大西洋贩奴贸易的国家时,非洲有超过173个城邦国受到影响。在这173个国家中,不到68个国家有足够的政治和军事基础来称雄四方。今天,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都有前殖民地历史,有时非洲帝国必须和欧洲奴隶贩子列席来做交易。


(二)


1、种族——在送往美洲的奴隶中,种族与贩奴所在地区密切相关。超过45个不同种族被带入美洲。在这45个种族中,有10个种族受害最深,地方黑奴档案如下。


1.刚果和安哥拉的刚果人

2.几内亚上部的曼登人

3.多哥、加纳、贝宁说吉布语的人

4.加纳和科特迪瓦的阿坎族人

5.塞内加尔和冈比亚的沃洛夫人

6.尼日利亚东南的伊博族人

7.安哥拉的姆邦杜人

8.尼日利亚西南的约鲁巴人

9.喀麦隆的昌巴人

10.莫桑比克的马夸人


2、人员伤亡——跨大西洋贩奴贸易导致非洲奴隶大量的伤亡,数量至今依然不明。大约120万到240万非洲人在送往新大陆的旅途中死亡。奴隶在到达目的地后也出现大量伤亡情况。奴隶在被买卖的过程中死亡人数一直是个谜,但是可能大于幸存的人数。上述的数字没有包括新大陆黑奴因劳动、暴乱、疾病而死亡的人数。贩奴贸易野蛮的本质对个人和文化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数据显示在跨大西洋贩奴贸易中,人数最多为1100万人。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一数字为1500万人,近年的修正将数据调低。根据帕特里克·曼宁的估算,在16-19世纪期间,约有1200万奴隶进入跨大西洋贩奴贸易,但有150万人死在船上。约有1050万奴隶到达美洲。除了这些死在途中的奴隶,许多非洲人死于扫荡以及前往港口的跋涉途中。曼宁估算约有400万人死在非洲境内,很多人年纪尚轻。曼宁的估算涵盖了1200万前往美洲的奴隶,以及600万送往亚洲市场的奴隶,800万送往非洲市场的奴隶。


3、冲突——基马尼·尼胡斯博士称,欧洲奴隶贩子改变了非洲社会对侵略的反应。之前,罪犯会受到某种形式的惩罚,但如今刑罚成为奴役,并将犯罪者卖给奴隶贩子。根据大卫·斯坦纳德的《美国大屠杀》所述,50%的死亡出现在非洲当地内战,后者则制造了大量奴隶。这不但包括死于战乱的人,而且包括从内地向港口跋涉而死的人。在战争中奴役敌人或者村民,这在非洲西部和中西部极为流行,虽然战争起初并不会制造奴隶。贩卖奴隶主要是部落或国家战争的副产品,以便在胜利后扫除异议者,或是为进一步战斗筹款。然而,有的非洲群体特别偏好奴役的残忍,例如奥约帝国、贝宁、伊加拉、克尔白、阿散蒂王国、达荷美、阿罗、和邦加拉军阀。


在向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的信件中,刚果曼尼(国王)阿方索一世写道,葡萄牙商贩的涌入,是贩卖黑人贸易的缘由。他要求葡萄牙国王停止派遣商人,改为转派传教士。在其中一封信中他写道“贩子们每天都在拐卖我们的人——这个国家的孩子,贵族诸侯的孩子、甚至是我们自己家里的孩子。腐败和堕落广为散布,以至于整片土地都荒无人烟。我们的王国只需要祭司、教师,除非是为群众提供酒和面粉,否者我们不需要商人。我们希望王国不再是奴隶贩卖或运输的地点了。”我们的很多臣民贪求葡萄牙商贩带进国门的商品。为了满足这种异常的胃口,他们抓走了很多原本自由的黑人同胞……贩卖他们。在之后他们把这些囚犯秘密地或趁着天黑带到海岸……一旦俘虏落入白人的手中,就会被烧红的铁烙上印记。


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刚果已经出现奴隶制。阿方索一世认为奴隶制应当遵守刚果法律。当他发觉葡萄牙人非法奴役他人,拐卖人口时,他于1526年致信若昂三世,要求他终止这一暴行。


达荷美国王将战俘卖入跨大西洋贸易中,否则战俘就会在年度祭祀仪式上成为牺牲品。达荷美是西非主要的奴隶国家之一,与邻邦交恶极深。和东面的班巴拉帝国一样,卡索王国的经济也依赖奴隶贸易。家族地位的象征是拥有奴隶的数目,导致许多战争因掠夺奴隶而爆发。贸易使得卡索与非洲西海岸的欧洲人往来密切,特别是与法国人来往甚多。


在16-17世纪中,贝宁因与欧洲贩奴而获利甚多;内陆敌国的奴隶被拿来贩卖,用荷兰或葡萄牙的船只送往美洲。贝宁湾很快成为了“奴隶海岸”。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达荷美国王哥祖这样说:贩奴贸易是我的治国之策。这是财富的来源和荣耀……母亲哄孩子入睡时就说敌人已经被打倒,成为奴隶了……


1807年,不列颠议会通过法案禁止贩奴贸易。邦尼国王(现今为尼日利亚)对此感到惊恐:我们认为这一贸易必须继续下去。这是神谕和祭司的裁定。他们说虽然贵国十分伟大,但是神明自己规定的贸易是不可以被阻止的。


4、运送——在西非各港口,殖民者用木枷和锁链锁住被剥去了衣服的奴隶,供奴隶贩子像挑选牲口一样挑选。被选中的奴隶接着被火红的烙铁在身体上烙上标志表明隶属,然后装上贩奴船。贩奴船的舱板之间的高度最低的不到半米,奴隶们只能席“地”而坐。奴隶贩子为了多赚钱,总是超额一倍,甚至更多倍载运奴隶,把奴隶塞进船舱,使他们像“汤匙”一样卷曲着身体,人挨人地挤在一块。由于船舱拥挤、潮湿,空气污浊,经常出现传染病。患传染病的奴隶往往被投入海里,活活淹死。1874年“戎号”贩奴船一次就把132个患病的奴隶抛入大海。如果航行途中遇到风暴等恶劣天气,延误航期,致使船上淡水、食物不够时,奴隶贩子也会把部分奴隶抛入大海。


5、竞争——奴役非洲人,卖入跨大西洋的贸易活动源自十五世纪葡萄牙水手对西非沿岸的探索。在此之前,北非巴巴里海盗曾袭击葡萄牙口岸和船队,对沿岸村庄进行烧杀掳掠,葡萄牙人则前往非洲奴隶市场赎回自己人。新大陆最先奴役非洲人的欧洲人是西班牙人,他们将奴隶用作探险的支持,以及岛屿,如古巴岛或伊斯帕尼奥拉岛上劳动力的后备力量。当地人口锐减使得首部皇家保护法令出台(布尔戈斯法案,1512–1513)。第一位黑奴在1501年登上伊斯帕尼奥拉岛。1545年左右,当葡萄牙人成功地在巴西北部建立起糖料种植园(engenhos)后,葡萄牙商人开始在北非沿岸搜罗奴隶,卖到种植园。起初,种植园主几乎全部依靠当地的图帕尼人作为单一劳动力,但是由于流行病对早已支离破碎的图帕尼社会带来了灭顶之灾,在1570年后葡萄牙人开始进口非洲人。到了1630年,非洲人取代图帕尼人成为巴西糖料种植园上的最大劳动力。这使得欧洲中世纪传统家奴制得以告终,而巴西收到了非洲黑奴最多,糖料种植和加工业导致84%的非洲人被送往新大陆。


当不列颠成为最大的海上霸主,盘踞北美和西印度群岛后,他们成了最大的奴隶贩子。起初,贸易是由皇家非洲公司垄断运作,总部设在伦敦。但是,公司在1689年失去垄断地位,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贩子则更加积极。到了十七世纪末,驶离利物浦的船只中有1/4是奴隶船。曼彻斯特城的财富,以及周边郡县都是在十八世纪末建立起来的,而十九世纪经济的绝大部分都是建立在奴隶采棉和纺织工业的基础之上。其它不列颠城市也从中获利。伯明翰成为当时不列颠最大的枪支制造地,为交易提供武器。种植园75%的糖料被送往伦敦,在获取暴利的咖啡店里被一饮而下。


6、新大陆目的地——1502年,第一位黑奴来到新大陆伊斯帕尼奥拉岛(现为海蒂及多米尼加)。1513年,四个奴隶第一次到达古巴。1518年,4000个奴隶第一次被送到牙买加。1526年,奴隶开始被送到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


1526年1月,当西班牙试图在南卡罗来纳的詹姆斯敦开设殖民地时,第一个非洲奴隶上岸了,该地日后成为了美国的基础。到了11月,300名西班牙殖民者只剩下了100名,奴隶人数从100个减到70个。因为奴隶发生暴乱,加入了临近的部落,而西班牙人则干脆放弃了殖民地。哥伦比亚在1533年迎来了第一个奴隶。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佛罗里达分别在1541年、1563年和1581年开始了奴隶贸易。


十七世纪船运能力大增,非洲人在1619年来到英国位于弗吉尼亚的殖民地詹姆斯镇。第一个被捕的非洲人被用作契约劳工,在服役七年后获释。传统奴隶制在1656年写入弗吉尼亚法律,殖民地在1662年采取了partus sequitur ventrem 政策,即奴隶妇女生下的孩子都是奴隶,父亲是谁无关紧要。1651年,爱尔兰移民将奴隶带到蒙塞拉特岛,1655年,奴隶被带入伯利兹。


1802年,俄国殖民者注意到“波士顿”(美属)船只在阿拉斯加东南用奴隶换取特林吉特人的水獭皮。


(三)


奴隶制经济学:新大陆种植园经济是建立在奴隶劳工上的。70%的被奴役劳工被送往新大陆被迫种植糖,这是劳动密集型农作物。其余的则种植咖啡、棉花和香烟,有时则从事采矿。欧洲势力西印度殖民地都是最重要的财富,以至于他们在保护财产上走了极端。例如,在1763年的七年战争之后,法国同意放弃新法兰西的大片土地(现在的东加拿大)来保留瓜德普罗小小的安替列群岛。


十八世纪法国种植园对投资者的回报约为6%;对比国内其它收入的5%来说,这高出了20%的利润。对于个人出海来说,航海风险和商业都十分重要。投资者通过在同一时间分散购买许多船只的小份额来缓和风险。这样,他们将风险稀释掉了。在航程中,船的股份可以自由买卖。


在1800年,最有价值的西印度殖民地当属联合王国。在进入糖殖民地生意之后,不列颠海上霸权和对主要岛屿的控制,如牙买加、特立尼达拉岛、背风群岛、巴巴多斯英属圭亚那都使得英国较之竞争对手大为领先;大多数英国人没有获利,少数人获得小部分财富。1791年奴隶叛乱,1793年以自由为名的法国大革命和随后的反对英国的革命使得法国失去了它最重要的殖民地圣多米尼克(现西伊斯帕尼奥拉岛,即海地),英国的优势更加显现了。在1791年前,不列颠糖产业必须加以保护才能与相对便宜的法国糖竞争。


在1791年之后,不列颠属岛屿出产的糖最多,不列颠人很快成为最大的消费者。西印度糖成为印度茶必备的添加物。据估算,在十八世纪后半叶的工业革命时期,不列颠经济中每12英镑中就有1英镑来自奴隶贸易和西印度种植园的贡献。历史学家瓦尔特·罗德尼认为奴隶贸易开始于十六世纪,虽然欧洲与非洲在技术上差距甚大,但是这不是本质问题。两个大陆都在使用铁器时代的技术。欧洲最大的优势是造船业。在蓄奴期间,欧洲与美洲人口出现爆炸性增长,而非洲人口增长则停滞不前。罗德尼认为蓄奴所获得的利润为欧洲和美洲的技术进步提供了经济基础。根据艾瑞克·威廉姆斯早些时候的理论,他认为工业革命至少在某些地方从美洲农业那里获益。他引述了各项发明,如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就得到了加勒比种植园主的赞助。


其它历史学家对罗德尼的方法论和精准性大加攻击。约瑟夫·C·米勒认为社会变革与人口增长停止(他对非洲中西部进行了研究)主要是由于内部原因。有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反事实论点,假设如果跨大西洋黑奴贸易没有出现时,非洲的人口增长会怎样。帕特里克·曼宁认为奴隶贸易没有对非洲人口和社会制度造成重大影响,反而饥荒或干旱的影响比较大。


没有学者否认奴隶所受到的伤害,但是对非洲社会的贸易则争议颇多,这是由于许多产品被买进了非洲。贩奴贸易的支持者,如阿奇博尔德·大佐认为非洲社会很粗野,贸易对它没什么影响。十九世纪欧洲废奴主义者,特别是戴维·利文斯通博士对此反驳,认为孱弱的地方经济和社会因贸易因此备受打击。虽然奴隶制对非洲经济的负面影响铁证如山,特别是人口锐减的恶果,有的非洲统治者还是将自己的臣民卖给欧洲奴隶贩子,从中牟利。除了葡萄牙控制的安哥拉以外,沿海非洲统治者“基本上控制着口岸的出入权力,有能力阻止对其臣民和普通民众的直接奴役。”因此,非洲学者约翰·桑顿称非洲统治者允许黑奴贸易继续下去,是因为他们能与欧洲人的贸易中获利。例如,贝宁王国在1715-1735年间自愿参与黑奴贸易,令荷兰贩子颇为惊诧,感到受宠若惊。


虽然许多世纪以来,贝宁都拒绝参与贩奴,但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它再次敞开大门。这些利益包括军事技术(特别是枪支和火药)、黄金、或是干脆与欧洲国家保持良好关系。贩奴成为一些非洲权贵获得经济利益的手段。历史学家瓦尔特·罗德尼估算,在1770年前后,达荷美国王向欧洲奴隶贩子出售战俘和奴隶,每年可以获得约250,000英镑。桑顿和费奇都认为非洲权贵都是黑奴贸易的最终获益人,权衡不参与贸易的损失后,他们决心一搏。在费奇的文章《西非历史中的奴隶制和贩奴贸易》中,他注意到西非人除了出售奴隶以外“没有什么可以巩固国家政治、动员经济的有效劳手段。”


1、对不列颠经济的影响——历史学家艾瑞克·威廉姆斯在1944年说到,不列颠从殖民地糖园或贩奴贸易中获取暴利,成为支持工业革命的主要财务来源。同样,他说在1833年废奴时,奴隶制在经济上不再有利,不列颠遂即抛弃了它。(谢选骏指出:因为这时候的英国,已经开始了机器取代人力的工业革命。)


在学术界中,这种“威廉姆斯理论”遭到了其它研究人员和历史学家的强烈反对。(谢选骏指出:这些人忽略了英国是个商贩国家,见利忘义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结果英国还没有停止贩奴,就开始贩卖鸦片,整个大不列颠帝国沦为毒贩集团。)


大卫·理查德德总结贩奴贸易占不列颠国内投资不到1%。经济史学家史坦利·恩格曼发现即便不排除贩奴贸易的相关成本(如运输成本、奴隶人口死亡、不列颠人口死亡、防御成本)或利润再投资,在工业革命期间西印度贩奴贸易总利润占不列颠经济不到5%。恩格曼的5%指数不单单将不列颠贩奴贸易相关成本进行列举,而且它假设充分就业,将贩奴毛利润算入不列颠全国收入的贡献当中。在威廉姆斯出书前,历史学家理查德德·裴瑞斯在文章中分析从西印度种植园所获利润对工业革命造成的影响,认为对西印度投资为工业带来巨大利润发生在《解放奴隶宣言》之后,而不是之前。(谢选骏指出:凡此种种,都是护短之言。)


西莫·德雷舍尔和罗伯特·安思提认为贩奴贸易直到叫停时依然有利可图,废奴的主要动力是道德的,而非经济的。他们认为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奴隶制依然有利可图,因为农业进步了。(谢选骏指出:这些人显然不懂:跷跷板原理。正因为有利可图,才有人极力维护。同样,“废奴的道德”也是因为有利可图。)


没法从英国捞到便宜的犹太人流亡者卡尔·马克思在他的著作《资本论》中恨很有声地说:“将非洲变成商业性黑皮肤狩猎场,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到来。”他认为贩奴贸易时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这种“非资本主义式”的财富积累先于,并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做了财务铺垫。


2、人口统计学——贩奴贸易对人口的影响颇富争议。瓦尔特·罗德尼认为人口大量出口是一场灾难,给非洲带来了永久性的打击,导致整片大陆无法摆脱贫困。他指出非洲人口在这一期间没有增长,而同时期的亚欧两州人口则飞速增长。罗德尼称,经济的其它分支受到打击,大商贩抛弃了传统行业,改行抓奴隶,底层民众则被奴役。(谢选骏指出: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理论,完全没有提及为何非洲国家乐意出卖自己的人口。)其它人挑战了这一观点。J·D·费奇对大陆整体进行了相关对比。大卫·艾尔提斯对比了这一时期欧洲移民的数量比率。在十九世纪,有超过5000万欧洲人前往美洲,比起非洲人来说高出很多。其它学者指责罗德尼错误地将非洲与欧洲的贸易归类。他们称非洲人,特别是非洲权贵故意巴结欧洲奴隶贩子,欢迎他们加入早已存在的黑奴贸易。


约瑟夫·E·印度尼西亚柯尔认为,地方历史显示这一事件依然毒害着当地人民。他认为非洲当时的经济模型与欧洲的截然不同,无法承受如此大的人口损失。某些区域的人口损失造成了广泛问题。所以当贩奴贸易被废止后,非洲人口立即飞速攀升,甚至没等现代医学到来就有了大幅增长。欧文·阿里克·沙哈达也称贩奴贸易不但造成总人口的锐减,而且对居住方式、流行病、繁衍和社会发展都造成了深远影响。


3、种族主义——毛拉纳·卡伦加博士称奴隶制的结果是“对人类道德恶魔般的毁灭,包括向世界重新定义非洲人,毒害过去、现在和未来彼此关系,让我们单单从这种刻板印象中知悉,由此毁坏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关系。”他说这是对文化、语言、宗教和人类的空前破坏。沃尔特·罗德尼称:“最重要的是美洲奴隶制度最终促成了种族偏见,它最直接的后果是灭绝了非洲文学和对欧洲内部的联系。新世界奴隶制充分证明种植园社会是现代种族歧视。主人对黑奴的蔑视和恐惧可以用宗教、科学和哲学词汇形容,成为欧洲人甚至是非洲人的固有观点,并代代相传。虽然,种族主义哲学在贩奴贸易前后都有出现,在白人奴役黑人的四个世纪中,形成了种族主义和肤色歧视,不但产生了个人种族主义者,而且种族主义在整个社会泛滥,以至于久而不闻其臭。用生物学支持人类种族多样性从来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科学家和普通人相同的意见植根于现实,欧洲人已经成功地将非洲人贬低为畜生等级了。”


沃尔特·罗德尼称:“在鼓励种族偏见和意识形态上,有多种角度来细细看待奴隶制所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在美国。简单的事实是,若是不编造高人一等的套子出来,没有人可以奴役他人四个世纪,当人们的肤色和其它特征截然不同时,偏见不可避免地推出了种族主义的形式。”艾力克·威廉姆斯指出,“总把种族扭曲归结于经济现象。奴隶制度不是因种族主义而生,相反,种族主义是奴隶制度的结果。”


谢选骏指出:凡此种种,我认为多多少少都是本末倒置的说法。例如,根据历史记载,非洲黑人从契约劳工降至奴隶身份,失去自由的过程,是渐变的。


在弗吉尼亚早期历史上没有涉及奴隶制的法规。但是,在1640年,当约翰·彭琦试图逃避契约时,弗吉尼亚法院将他判为奴役。1654年,黑人契约劳工约翰·凯瑟成为民事案件中第一个被认定为奴隶的人。他向官方举报自己的雇主安东尼·约翰逊,称后者在契约期满时依然不放他走。邻居罗伯特·帕克告诉约翰逊如果不放凯瑟走的话,自己就出庭作证;根据当地法律,如果约翰逊输掉官司,就可能他失去土地。在逼迫下,约翰逊释放了凯瑟,后者则与帕克签订了七年的契约合同。约翰逊感到被骗,指控帕克,要夺回凯瑟。北安普敦郡法庭判决约翰逊胜诉,认定帕克非法占有凯瑟,他的主人合法地“终身”将其占有。


由于非裔生来并非英国臣民,他们通常被英国习惯法认为是外来人种。伊莉萨白·凯·格林斯蒂德是个混血妇女,1656年她向弗吉尼亚法院上诉,通过举证自己是英国自由人托马斯·凯的女儿,成功赢得自己和儿子的自由。她同时也是受过洗的基督徒。她的律师、儿子的父亲也是英国臣民,这也帮助了案件的审理。


在伊莉萨白·凯和类似案件后,弗吉尼亚州于1662年颁布法律,采取了partus sequitur ventrum 的政策,即母亲为奴的,无论父亲身份如何,孩子也为奴。这是对习惯法的叛逆,因为习惯法认定孩子继承父亲的身份地位。这改变了奴隶主和被奴役妇女之间的权力关系,使得自由白人男子无需为混血儿们负责,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混血儿和异族通婚的公开丑闻有所限制。


弗吉尼亚1705年奴隶法进一步将奴隶定义为来自非天主教国家的人,以及被其它美洲原著人卖给殖民者或被欧洲人扫荡得来的美洲原住居民。这就为奴役非欧外来人口提供了法律依据。


1735年,佐治亚董事会颁布法律,禁止在新殖民地蓄奴,在1733年就已经鼓励让“有价值的穷人”和被迫害的欧洲新教徒能争取新生。奴隶制在其它十二个英属殖民地都是合法的,临近的南卡罗来纳州的特色是大量蓄奴。佐治亚董事会想要消除奴隶起义的后患,使得佐治亚可以更好地防御南部的西班牙,后者对潜逃的奴隶给予自由。詹姆斯·爱德华·奥格尔索普是殖民地背后的驱动力,是唯一常住佐治亚的董事。他同时用道德和实用的观点来反对奴隶制,为废奴主义积极辩护,驳斥疯狂的卡罗来纳奴隶贩子和地产投机者。但是他这么干的目的,显然不是道德考虑,而是政治估算。


苏格兰高地新教徒定居在佐治亚达里恩,他们在1739年《新因弗内斯居民请愿书》中加入了废奴道义辩词,在当时实属罕见。到了1750年,佐治亚在全州认可奴隶制,这是由于英国在十八世纪早期经济好转,契约劳工人数不足所致。


在绝大多数英国殖民时期,奴隶存在于所有殖民地。北方的奴隶主要从事家仆、工匠、劳工、手艺人,很多人居住在城市里。南方则依靠农业经济,奴隶数量和比重明显大得多,这是经济作物是劳动密集型所致。早期,南方奴隶主要从事农业,在农场或种植园上种植靛蓝、大米、烟草;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后棉花成了主要农作物。轧棉机的发明使得短纤维棉花大量种植,导致南方腹地成为棉花王国。烟草和大米是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南卡罗来纳在1720年约有65%的人口是奴隶。种植园主(历史学家定义为拥有20名奴隶以上的人)用奴隶来种植经济作物。他们也在大农场或南方城市里做手工业。未开垦地区主要是农民,十八世纪后的大批定居者,前往阿帕拉契亚山脉或偏远地区,他们很少拥有奴隶。


有的英属殖民地担心新进口的非裔会暴动,试图废止国际贩奴贸易。涉及此类内容的弗吉尼亚法案被英国枢密院否决。罗得岛在1774年禁止进口奴隶。到了1786年,除佐治亚以外的所有殖民地都禁止或限制从非洲进口奴隶。佐治亚在1798年采取了类似行动,但是有的法案之后被否决。


总计有约600,000名奴隶被送进十三个殖民地,从非洲运往美洲的1200万奴隶中美国占了5%。非洲奴隶绝大多数被送往加勒比海和巴西的蔗园殖民地。由于奴隶寿命较短,不得不持续补充数目。美国奴隶的寿命较长,使得奴隶人口数目开始增长;这导致奴隶人数大幅度膨胀,在1860普查时达到400万人。从1770到1860年,北美奴役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比欧洲各国都快,几乎是英国的两倍。


(四)美国革命中的奴隶制因素


不列颠岛从来没有承认过奴隶制的合法地位。1772年,皇家首席法官曼斯菲尔德伯爵的决议使得习惯法中奴隶制无法执行,但是决议无法限制大西洋贩奴贸易,也无法应用在殖民地上。绝大多数奴隶都居住在殖民地里。一系列废奴案例递交给了英国法院。许多逃亡奴隶希望前往英国以获得自由。奴隶们相信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向着他们,反对奴隶主,导致独立战争前的紧张关系;许多殖民地奴隶主担心反对国王会导致英国刺激奴隶暴动。


1775年早期,弗吉尼亚皇家总督邓穆尔伯爵给达特茅斯伯爵致信,称自己愿意释放奴隶来平息叛乱。


1775年11月7日,邓穆尔伯爵发布戒严令《邓穆尔伯爵公告》,称所有效忠皇家、离开奴隶主、加入英国皇家军队的奴隶都会被给予自由。这比林肯的解放黑奴,要早了将近一个世纪。起义的奴隶约有1500名服从公告;绝大多数人死于疾病,无法参战。只有300名成功抵达英国,获得自由。


北方诸州在革命年代倾向于废奴。佛蒙特州1777宪法废止奴隶制,将年过21岁的男子和年过18岁的女子定为自由人。宾夕法尼亚州在1780通过了《废奴渐进法案》,宣布所有儿童在该法案颁布后获得自由。马萨诸塞藉助1783年夸克·沃克案件在全州立即废奴。作为对英国为叛逃奴隶提供自由的响应,当英军控制某一区域时,独立军中奴隶主治下数以千计的奴隶试图加入英军。例如,在南卡罗来纳,将近25,000名奴隶(奴役总人口的30%)逃跑、迁徙或死于战乱。在整个南方,奴隶人数锐减,很多逃逸。奴隶从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逃逸,参加占领纽约的英军。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英军从沿海主要城市疏散了20,000名自由人,将超过3,000转移至新斯科舍,其它人送往加勒比群岛和英国。英国人也将保皇派奴隶与这些自由人一道遣送。例如,超过5,000名保皇派奴隶在1782年从萨瓦娜送到牙买加和圣奥古斯都。同样,超过半数的保皇派黑奴离开了查尔斯顿,来到西印度和佛罗里达。


在革命年代,所有参加独立运动的殖民地都禁止或暂停国际贩奴贸易。但是这主要是出于策略因素,所以许多州日后又重新贩奴。


谢选骏指出:英国这个世界上头号贩奴国家,在美国革命的独立战争期间却扮演了奴隶解放的角色,这不是出于抽象的正义感,而是和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林肯政府不谋而合,都是出于政治考虑。林肯本人十分歧视黑人,但这不妨碍他大打黑奴解放牌。与其类似,英国本土不能蓄奴,所以它可以在贩奴的同时宣布解放敌人的黑奴。这就是可以和“奴隶制经济学”并驾齐驱的“奴隶制政治学”。


025美国宇航局所确认的思想主权论


《思想主权论》是谢选骏的一本书。谢选骏本人把《思想主权论》这本书,比喻成为自己全部著作的一个塔尖。


那么,美国宇航局怎样确认了《思想主权论》呢?


原来,NASA验证了曲速引擎,使得超光速宇航科幻或许成真。


世界上最快的是什么?


不是光。而是思想。甚至,连光都是思想的产物。因为圣经上说了: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可见,光是上帝的思想创造出来的。


现在,2015年5月4日,美国航空航天局说曲速引擎可行,科幻中的超光速星际旅行将变为现实。这证明了光不是终极之物。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科学家公布“不可能”的曲速引擎(warp drive也称EM Drive)可行,科幻中的超光速星际旅行可能在不久将来变为现实。


宇宙飞船如果利用曲速引擎,到达月球仅需4个小时,如此一来,人类前往4光年之外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约需100年就够了。


据此可以推测,将来有望实现超光速旅行。


曲速引擎的非常规动力原理引起热议。


曲速引擎可以不用常规的火箭燃料。这种非常规的动力机制,引起星际旅行爱好者、科学家与工程师的热议。


在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科研网站nasaspaceflight.com上,《曲速引擎的研发及其在宇航器中的应用》留言帖子自2014年12月发布以来,被点击阅读次数约达74万。


据techtimes.com 2015年5月2日报导,美国航空航天局鹰工厂(NASA Eagleworks)的工程师鲍尔.马尔希(Paul March)在 nasaspaceFlight.com的论坛上说,已经在约翰逊太空中心( Johnson Space Center)的高度真空中成功检验曲速引擎。


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表示,以前没有对曲速引擎的可行性作结论,是因为未在真空下检验。科学家相信,曲速引擎可以通过同行的评议以及重复试验的检验,届时空间站等太空研究将有很多受益,比如可以减少向空间站运送燃料的任务。


曲速引擎利用封闭容器中的微波作为动力,而不需要燃料。其原理相对简单,即光能(如利用太阳光)电池产生电能,之后生成微波,继而微波在闭合容器的空间内产生动力。

 

美国航空航天局科学家在论坛贴出关于曲速引擎试验的图片。


马尔希在留言帖中描述了试验的信息及其背景。4月29日,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罗斯.罗达(José Rodal)博士等人在评估曲速引擎的文章中说,目前为止,论坛讨论中尚未找出曲速引擎的漏洞成分,而且马尔希认为,曲速引擎尚需50年的时间才能具有实用价值。


曲速引擎动力打破物理学基本原理:另据inquisitr.com 近日报导,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曲速引擎项目让每个人都为之兴奋,因为这种引擎制造的飞船可以实现70天内飞抵遥远的火星。报导说,2015年3月,航空航天局认为该装置不可行,现在却验证成功。而且让这些科学家不解的是,曲速引擎能产生动力的原理不符合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动量守恒,不是根据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原理,甚至推测能获得的超光速不符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光速不变假设。


英国《每日邮报》在2015年5月1日的报导中说,2014年8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科学家奎杜.菲达(Guido Fetta)发表论文,阐述据相同原理研制的Cannae引擎可以产生30微牛顿-50微牛顿(micronewtons)的极小推进力。不过,该实验未在真空中进行,因为科学家根据量子真空理论推测,该引擎无法产生电离动力。


美国航空航天局科学家却在论坛贴出图片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曲速引擎可以将超光速科幻变为现实。现在航空航天局在高度真空中验证该引擎可行,即电磁驱动装置是可行的,这是全球第一个曲速引擎的成功案例。而且科学家称,从前许多被认为是荒谬的理论,近年来陆续成为现实,不久的将来曲速引擎也有望获得更多进展。 


又据科技信息网站cnet在2015年4月29日的报导,如果未来的飞船使用这种技术,那么人类会在太阳系内外实现更快的、更廉价的及更有效的太空飞行,甚至可以达到超光速飞行。


航空航天局官方没有对这项实验作以评价。但是,参与曲速引擎研究的约翰逊空间研究中心(JSC)工程师马尔希在论坛中写道:“在检测曲速引擎的实验室‘鹰工厂’,我的工作内容是继续研究阻碍阿波罗登月计划载人宇宙飞船的基本问题,以及破除火箭方程枷锁而开发强大有效的能源和推进技术的可行性。”


曲速引擎是2000年伦敦科学家罗杰.索耶(Roger Sawyer)设想的一种不使用燃料而进行太空飞行的新动力装置。因其原理不遵守目前的物理定律,而受到科技界的大量批评,但是无人能证明曲速引擎在理论上不可能。有趣的是,曲速引擎却成为科幻影片《星际旅行》中最常见的超光速推进系统。


有人依据物理学的时空弯曲理论,分析利用曲速引擎的宇宙飞船能达到超光速不是幻想。科技信息网站iflscience.com在2015年4月27日的一篇文章《NASA真的发明了曲速引擎吗?》中论述,这个实验证伪了爱因斯坦相对论认为的光速不可超越的认识。证明了爱因斯坦是个科技骗子。因为研究人员发现,在曲速引擎的谐振空腔照射激光后,产生了一些超光速的光束,这说明可以制造时空泡等改变时空的东西,因此能在未来成为驱动宇宙飞船的动力。这种造出来的时空泡会在飞船前压缩时空,裹住整艘飞船,然后在飞船末端恢复原状。


确切的说,曲速引擎改变了飞船周围的时空,使时空超越了光速。飞船在引擎制造出来的比光速更快的时空中,当然飞船具备了超光速的能力。因此,可以实现科幻中的超光速飞行。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300年前,物理学的奠基者、著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牛顿曾预言,人类会在某一日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旅游。但是,牛顿的想法在那个时代受到嘲笑。他提出力学三大基本定律,其中包括曲速引擎所不符合的动量守恒定律。现在,是从更高的角度嘲笑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时候了。


“美国宇航局(NASA)造了颠覆时空定律的机器,震惊全世界”:超光速旅行已经迈出了小小的一步,如果说之前研究仅仅停留在理论上,那么这回超光速飞船的建造已经进入了工程阶段,这对百年星舰、戴达罗斯等科幻级的计划是个好消息。美国宇航局的“不可能”再生引擎试验成功,打破了物理定律,电磁驱动再生引擎可以使宇宙飞船在10周内到达火星,让微波在封闭空间内反射产生强大的推动力。科学家们仍然不确定这是如何发生的,因为它颠覆了物理定律,美国宇航局已经使用一种改进的实验过程进行更多的测试。


这种电磁驱动通过微波在密闭空间内的反射生成强大的推动力,仅仅利用太阳能,该想法第一次被提出时人们觉得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它违背了物理定律——然而后续的测试表明这个想法可以彻底改变太空探索现状。


根据美国宇航局的最新测试结果显示,这种引擎在现实中的确可以工作。德克萨斯约翰逊航天中心电磁驱动推进器工程实验室的工程师保罗·马奇称NASA在早期的测试中已经成功减少一些误差但仍然发现一些原因不明的推力的存在。


在之前的实验中测试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因而无法反映出太空中的条件,最近美国宇航局测试似乎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洛伦兹力的力是一个磁场施加于一个移动的电荷,但仍然可以发现不明推力工程师仍然不能解释是什么产生了它。


谢选骏指出:“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这就是“思想主权论”的要义所在。


026美国独立为何强化了奴隶制度


美国独立强化了奴隶制度:历史学家估算在1790年到1860年间,约有100万奴隶进入西部或南部。很多奴隶来自马里兰、弗吉尼亚和卡罗莱纳,当地的农业导致对奴隶的需求减少。在1810年以前,主要的目的地时肯塔基和田纳西,但是到了1810年后,佐治亚、阿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成为接受奴隶最多的州郡。肯塔基和田纳西开始出口奴隶。


到了1815年,国内贩奴贸易已经成为美国的一大主要经济活动,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废奴为止。在1830-1840年间,将近250,000名奴隶被送过州界。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超过193,000名奴隶被运送,历史学家估算将近有100万名奴隶被强制移民,经过了这个新中间通道。到了1860年,美国奴隶人口已经逼近400万人。1860年,在15个蓄奴州的1,515,605个自由家庭中,将近有400,000个家庭拥有奴隶(近1/4,或25%),这占全美家庭的8%。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美国的独立反而强化了奴隶制度?这说明了人性的矛盾之处,这种矛盾也体现为所谓的“双重标准”:我要民主自由,但不是给为了你。这也是《圣经》所揭示的: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因为人类受到了“两个律”的束缚,当他想做好事的时候,就有恶与他同在了。


(一)


美国宪法于1787年完成,包括对奴隶制的讨论。其第一条第九款规定“现有任何一州认为应予接纳的人员移居或入境时,国会在1808年以前不得加以禁止;但对入境者可征收每人不超过10美元的税金或关税。”。第五条规定“在1808年前所制定的修正案不得以任何形式影响本宪法第一条第九款之第一、第四两项”。通过阻止联邦在二十年间废奴,第五条成功地将时间拖延至1808,给予美国各州20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这一时间中,南方各州的种植园主进口了数以万计的奴隶,比之前的殖民地历史中的任何二十年都多。


为了保护奴隶制,代表们通过了第四条第二款,即“凡根据一州之法律应在该州服兵役或服劳役者,逃往另一州时,不得根据逃往州的任何法律或规章解除该兵役或劳役,而应依照有权得到劳役或劳动的当事人的要求,将其交出。”


在与弗吉尼亚詹姆斯·麦迪逊的商讨时,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各州人口数目指自由人总数加上所有其它人口的3/5”,成为美国官方人口计数,以为众议院指定人选和征税指标。这使得南方诸州在国会长期称霸,深刻影响了联邦国家的政治和立法。种植园精英掌控南方国会议员席位和美国总统一职,将近50年。


宪法授权国会将奴隶制保护到1808年,这二十年中南北诸州立法院都积极立法废奴,使得在1810年时美国自由黑人数量和比例大幅上升。在北方以及在南方的北部,自由黑人占总黑人人口的比例从1%提升到10%,但是黑人的总人口有所上升。但在1810年之后,轧棉机使得处理短纤维棉花更加容易,种植该作物有利可图,南方腹地开始大量种植棉花,陡然提升对奴隶的需求。


虽然政府在1808年前无法废除奴隶进口贸易,但是国会在1794年进行了第三次管控,通过《奴隶贸易法案》来限制在港口造船或是贸易。之后的1800年和1803年间,国会通过限制进口投资、限制向废奴州的进口来进一步限制奴隶制。最终的《禁止奴隶进口法案》在1807年通过,在1808年生效。


但是宪法中对奴隶制的保护,最终还是增强了南方代表的政治力量,南方经济在全美范围内都有联系。正如历史学家詹姆斯·奥利佛·霍顿所说,南方奴隶主和经济作物对全美政治和经济都有极大的影响;例如,纽约经济通过运输业和制造业与南方密切相连。到了1822年,棉花占了出口的一半。霍顿称:


自从乔治·华盛顿到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的72年间,奴隶主独占美国总统宝座有50年,在整个期间里,能获连任的总统全部都是奴隶主。


(二)


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后,从1777-1804年间,废奴法案在俄亥俄河至梅森-迪克森线以北的所有州都被颁布。到了1810年,北方75%的美国黑人都获得了自由。到了1840,北方几乎所有黑人都获得了自由。佛蒙特1777年宪法不允许奴隶制。在马萨诸塞州,1783年夸克·沃克在法院为自己的自由申诉,成功地挑战了奴隶制,使得麻省在1780年将人人平等写入州宪法。但是在北方,获释奴隶依然处于种族隔离的状态,很多州郡又经过了几十年的奋斗才给予他们公民权。


大多数北方州郡通过立法渐进废奴。作为这种渐进的方式,纽约在1829年为它最后一位奴隶给予自由,罗得岛在1840年人口普查时依然有5名奴隶,宾夕法尼亚在1847年为最后一名奴隶提供自由,康奈迪克特直到1848年才完全废奴,而新罕不什尔和新泽西直到1865年全美废奴时才完全废奴。


在北方,主要推动废奴的组织有宾夕法尼亚废奴会和纽约解放会。北方废奴导致当地自由黑人数量加增,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的几百人加增到1810年的50,000人。


托马斯·杰佛逊在1784年最初的废奴提议,在国会缺少一票未能通过。


独立战争后,北方人主导了西进运动;在立州时,他们集体投票废奴。邦联议会1787年颁布的西北条例,宣布在俄亥俄河西北部废除奴隶制,当地奴隶依然多年存在,但是无法被买卖了。同时俄亥俄河以南以及密苏里允许奴隶制。


俄亥俄在1803年、印第安纳在1816年、伊利诺伊在1818年。北方自由州形成一个连续的地理区域,共享废奴文化。而沿俄亥俄河的南方定居者,例如,州郡南部,如印第安纳、俄亥俄、伊利诺伊都共享南方文化和蓄奴立场。


尽管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德拉维尔是蓄奴州,但是贵格教会和卫理公会牧师在敦促奴隶主释放奴隶上特别积极,这使得美国独立之后,立法废奴变得更加容易。到了1810年,在这些州郡获释奴隶的数量和比例急剧上升。超过半数获释黑人集中在南方北部。南方北部的黑人人口中,获释黑奴的比例从1792年的1%增长到1810年的10%。德拉维尔州在1810年有将近75%的黑人都获得了自由。


(三)


全美在1810年自由黑人人数达186,446人,或全部人口的13.5%。在此之后,获释黑奴人数稀少,这是因为棉花种植园有所发展,南方腹地短纤维棉花需要大量奴隶,刺激了国内贩奴活动的积极性。


轧棉机在1793年被发明出来,使得处理短纤维棉花变得更加经济,这种发明是棉花工业的革命,使得棉花单日产量增加了50倍,因为短纤维棉花很容易地在高地生长,而且比在低地生长的长纤维棉花更容易存活。在1812年对英战争末期,全美只生产了不到300,000捆棉花。到了1820年,数量增加到600,000捆,到了1850年达到4,000,000捆。


对棉花需求的日益增长,导致许多种植园主西进,以寻求合适的土地。同时南方腹地棉花种植的爆炸性增长,极大地增加了奴隶劳工的需求。解放活动在南方急剧减少了。可见道德良心远远不是贪婪物欲的对手。


南方腹地的农业经济爆炸导致奴隶被迫大批西进和南进。历史学家估算在1790年到1860年间,约有100万奴隶进入西部或南部。很多奴隶来自马里兰、弗吉尼亚和卡罗莱纳,当地的农业导致对奴隶的需求减少。在1810年以前,主要的目的地时肯塔基和田纳西,但是到了1810年后,佐治亚、阿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成为接受奴隶最多的州郡。肯塔基和田纳西开始出口奴隶。


到了1815年,国内贩奴贸易已经成为美国的一大主要经济活动,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废奴为止。在1830-1840年间,将近250,000名奴隶被送过州界。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超过193,000名奴隶被运送,历史学家估算将近有100万名奴隶被强制移民,经过了这个新中间通道。到了1860年,美国奴隶人口已经逼近400万人。1860年,在15个蓄奴州的1,515,605个自由家庭中,将近有400,000个家庭拥有奴隶(近1/4,或25%),这占全美家庭的8%。


当国内贩奴贸易成为美国奴隶制的一大特色时,个体与家庭和家族失去了联系。早期定居者磨光了他们的来源,而许多奴隶又来自不同的部落,很多非洲后裔失去了他们在非洲部落时的知识,因为他们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多年。


历史学家伊拉·柏林把这种强迫移民称之为“第二条中间通道”,因为它再现了奴隶从非洲运往北美的许多残忍一幕。这种大批量奴隶迁徙导致家庭破裂,造成困难与痛苦。历史学家彼得·科尔钦写道:“通过破坏已有家庭,强迫奴隶迁徙到远方,到无人知晓的外地。”这种移民“再现了”大西洋贩奴的“许多恐怖景象”。此事成为独立战争和内战之间许多奴隶生活的“中心事件”,对此柏林写道无论奴隶被直接带走,或是唯恐自己和家人将被最终带走,“大批量转移沉重打击了黑人,无论是被奴役者还是自由人。”


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有将近300,000个黑奴被转移,阿拉巴马和密西西比各接受100,000个。在1810-1860之间的每个十年,至少有100,000个奴隶从他们的驻地移走。在内战前的最后十年间,有250,000人被转移。迈克·特德曼在《旁观者和奴隶们:老南方的主子、贩子和奴隶》(1989)中写道约有60—70%的跨地区移民是由于贩奴造成的。比起横跨大西洋来说,穿越美国南方的奴隶死亡率要小得多,但是依然比正常死亡率要高。


贩子将2/3的奴隶送往西部。只有少部分人与家人、主人同行。奴隶贩子对购买和转送家属毫不关心;在早年间,种植园主只想要壮年男奴来做苦役。之后,为了“自己生产劳动力”,种植园主开始均等购买男奴和女奴,以便繁殖小奴隶。柏林写道:除了种植园自己以外,国内贩奴贸易成为南方最大的产业,可能在使用现代交通工具、金融、宣传上是最先进的。贩奴贸易业开始生成自己独特的语言,术语有“能手、年轻男人、生殖丫头、情妇”都成为常用词。


当需求刺激贩奴价值的加速增长时,跨州贩奴贸易的扩张促进了“沿海萧条州郡的经济复苏”。


有的贩子将他们的“黑色牲口”通过海路运输,从诺福克到新奥尔良是最常见的路线,但是大多数奴隶被迫走陆路。其它奴隶则顺流而下,市场从如路易斯维尔沿俄亥俄河,那切兹沿密西西比河。奴隶贩子建立了日常贩运通途,有一系列贩奴围栏、场地、仓房作为暂住地点。另外,其它商贩为奴隶提供衣服、食物和补给。伴随跋涉,有的奴隶被卖掉,新的奴隶被买入。柏林总结到:“总之,在贩奴贸易中,从枢纽到地区中心,深入了南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极少南方人,无论黑白,能置身于外。” 


当旅途结束时,奴隶们所面对的边区生活比起南方各州来说极为不同。清理树木、在处女地上种庄稼是极为艰苦的劳动。加上营养不足、水源不好、旅途疲劳、工作繁忙,都极大地消耗了新到奴隶的体力,造成伤亡。为了方便运输和出行,新种植园常处在河边。蚊子和其它环境因素导致疾病散播,要了许多奴隶的命。他们在之前的驻地才刚学会有限的治疗措施,但新的地方死亡率很高,以至于在开垦种植园初期,有的种植园主用尽各种办法来租借奴隶,以便节省自己的奴隶人员的消耗。


边区严酷的环境加重了奴隶的反抗,导致奴隶主和监工不得不依赖暴力镇压。初来乍到的奴隶不认识棉花地,对这种“从日出到日落的班组劳动”也不适应。相比在东部种植烟草和谷物时,奴隶们要辛苦得多。奴隶们没有时间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无法像在东部那样饲养自己的牲畜或种植蔬菜来交换或是食用。


在法属路易斯安那,法国殖民者建立了甘蔗种植园,将糖作为主要的出口经济作物。在1803年路易斯安那并购后,美国人进入该地,加入种植。在1810和1830年间,种植园主从北方买来奴隶,奴隶人数从不到10,000增加到42,000多人。种植园主偏好年轻男子,占总奴隶购买的2/3。种植甘蔗比种植棉花更加耗费体力。年轻、未婚的男性奴役劳动力使得奴隶主依靠暴力来进行控制,使得过程“极其野蛮”。


新奥尔良成为全美重要的奴隶市场和港口,奴隶通过蒸汽机船从密西西比河上游运送到种植园;在下游的路易斯维尔市场也同样如此。到了1840年,它成为北美最大的奴隶市场。基于贩奴贸易和相关产业来算,它是全美最富有的第四大城市。贸易季节从9月持续到5月,即收获季节之后。


(四)


在美国独立之后,奴隶的待遇因境遇、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待遇基本上是暴虐、贬损、非人性的。鞭打、处死、强奸都是平常事。根据阿达尔韦托·阿吉雷的诉说,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间,约有1,161名奴隶被处死。当然,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特例;例如,有的奴隶雇佣白人做工,奴隶医生可以为上流社会的白人看病,以及出租劳动的奴隶。到了1820年后,出于无法从非洲进口奴隶,有的奴隶主改善了奴隶的生活条件,劝服他们不要逃跑。


殖民地和州郡基本上否决奴隶学习读写的机会,以防止他们获得灵感,逃跑或是起义。有的奴隶从种植园主的孩子们那里学到知识,有的从身边的自由劳工那里学习。


对奴隶的医疗照顾则是限制医学知识,医护基本上是由其它奴隶或是奴隶主的家人提供。很多奴隶有些土法来彼此照顾,或是从非洲带来的治疗办法。他们根据美国当地的草药找到新的解决办法。


有的州郡禁止奴隶的宗教性集会,特别是1831年奈特·特纳起义之后。种植园主担心集会可以彼此交流,导致起义。(谢选骏指出:这和蒙古人的元朝、满洲人的清朝、苏联人及其儿子党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惊人地相似。)


根据安德鲁·费德的观点,如果奴隶“完全顺服在主人的绝对控制之下时”,奴隶主杀死奴隶会有刑事责任。例如,北卡罗来纳法院在1791年定义故意杀死奴隶是刑事犯罪,除非遭遇反抗或是仅仅是给予普通的更正时除外。


奴隶受到的惩罚包括鞭打、镣铐、上吊、殴打、火刑、烙刑、监禁。当奴隶拒绝服从或是故意违抗命令时会给予刑罚,但是奴隶主或监工为了重申自己的绝对掌控时也常常虐待奴隶。在较大的种植园上,待遇通常更加残忍,他们常常被监工虐待。而在较小的蓄奴家庭中,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关系相对较好,可以形成人性化的环境。威廉·威尔士·布朗是名逃跑的奴隶,他称在种植园上,男性奴隶每天必须摘80磅棉花,女性奴隶要摘70磅;如果没有摘够,他们就会受到鞭刑,少一磅抽一鞭。鞭子就放在棉花秤的旁边。


历史学家劳伦斯·M·弗里德曼写道:“十部南方法典将虐待奴隶定义为犯罪……在路易斯安那1825年民法(art. 192)中,如果主人‘被判残酷虐待’,法官可以责令将被虐待的奴隶出售,应该是卖给更好的奴隶主。”


由于制度的权力关系,美国女性奴隶常常受到性侵和强奸的威胁。很多奴隶对性侵加以反抗,很多在反抗过程中遇害。其它人则留下心理和身体上的伤痕。性侵奴隶特别植根于南方父系文化中,后者将黑人妇女视为财产和牲畜。南方文化强烈反对白人妇女和黑人男子之间的性往来,以保证种族纯凈,但是,在十八世纪之前,混血儿已经出现,揭示了白人常常占女性奴隶的便宜。富有的单身种植园主,特别是约翰·威利斯和他的儿子托马斯·杰佛逊,纳女性奴隶为妾;都生育了六名孩子:相应的是伊莉萨白·海明斯和她的女儿莎莉·海明斯(杰佛逊后续妻子的半妹妹)。种植园夫人玛丽·切斯纳特和范尼·肯布尔都写道了内战前南方的相应问题。有时,出于亲属和血缘关系,种植园主将混血儿作为家仆或宠爱的艺术家。


从现代标准来看,奴隶的生活状况是贫穷的,罗伯特·福格尔辩称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时,所有的劳工,无论是自由的或是被奴役的日子过得都不容易。


为了维护奴隶与主人之间的关系,在法律将奴隶视为财产,制定奴隶法。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奴隶法,但很多概念都在各州共享。根据奴隶法,教授奴隶读书写字是非法的,但儿童们常常互相教育读写。(谢选骏指出:所以推动历史前进的往往是青年甚至儿童,许多伟人的创造思维,都是在其童年形成的!)


虽然奴隶法有很多共同点,每个州都有相应的特色以适应当地的需求。例如,在阿拉巴马,未经书面允许奴隶不得离开主人,奴隶彼此不得有贸易往来。在弗吉尼亚,奴隶不得在离主人一英里的范围内或是集会时公开饮酒。在俄亥俄,获得自由的奴隶不得再度回来。奴隶在蓄奴各州不得拥有武器。


哥伦比亚特区法案将奴隶定义为“人类,依法剥夺他或她的人身自由,是另一个人的财产。”


(五)


为什么美国的独立反而强化了奴隶制度?这说明了人性的矛盾之处,这种矛盾也体现为所谓的“双重标准”:我要民主自由,但不是给为了你。这也是《圣经》所揭示的: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因为人类受到了“两个律”的束缚,当他想做好事的时候,就有恶与他同在了。


027美国加快社会主义化的步伐


2016年9月25日记者发自北京的报道——《微软客制Win10 迎合北京当局》:


微软宣布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成立合资公司“神州网信”,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担任副董事长,他透露,将为中国政府和国企用户提供安全可控的Windows 10作业系统,打造中国版Windows。


美国入侵中国网路多年,2013年爆发以代号为“棱镜”进行网路监控的“棱镜门事件”后,共产党中国政府对资讯安全高度重视。自此之后,外企要进入中国市场,大多选择与中国IT类国企合资,以满足中国政府、国企等客户的安全要求。


神州网信于是微软透过成立合资公司,可以让最新的Windows系统重返中国政府采购名录,与此同时也让美国资本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方向、投入共产党的怀抱。


神州网信设在湖北武汉,中方占股51%,并在董事会中有三票,微软占股49%,在董事会中有两票。很明显,社会主义控制了资本主义。共产党中国的电科董事长兼任神州网信的董事长,而微软将协助中国电科软体发展网络战争的能力。


微软的亚太区总裁透露,神州网信将开发首个中国政府专用Windows 10,合资公司的产品核心保证是与中国政府透过深度合作一起开发出来的。  


从微软资本的角度来看,合资公司是在“服务特殊的企业用户”,即中国政府和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国有企业。因为这些用户的要求比一般企业高,需要提供定制化的服务。他认为,微软是跨国企业,要融入中国市场就必须做中国合伙人,与当地的企业一起发展。神州网信的成立也意味外国企业今后要在中国大陆市场发展,必须迎合新合资时代,才能打入市场核心。


微软的个案不是孤立的。不仅在外资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存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倾向,中国也通过投资使得资本主义国家逐步社会主义化。


谢选骏指出:在2007年出版的《小国时代》里,我就提出了——在中国迅速资本主义化的同时,美国正在同样迅速地向社会主义的方向挺进。世界两个最大国家就在以这种奇特方式相撞,并且裹挟各国走向全球化的灭顶之灾。现在将近十年过去了,这一趋势有增无减,而且愈演愈烈。


028两个精神病人争夺美国


“9·11”事件15周年纪念活动上,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来利险些晕倒在保姆车前,此事彻底激起了社会舆论对其身体健康的忧虑。而今又有人发现眼神僵硬,精神系统似乎有问题。


据英国《每日邮报》网站2016年9月22日报道,希来利21日在奥兰多参加竞选活动,其间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ABC)主持人萨莉娜·法赞的采访。后者的提问相当刁钻,宣称因为希来利上了年纪的关系她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性随之增加,询问其是否会接受神经系统检查。


“没有必要做这个。”希来利并未被对方抛出的问题激怒,而是开玩笑回应称,“很抱歉,我得了肺炎。抗生素能够搞定它,这令我感到太高兴了。而这些都过去了。”希来利强调,她披露的关于自身身体健康的信息符合过往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达到的标准。


然而,法赞并未就此放弃,而是步步紧逼,她告诉希来利说她的兄弟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并且曾经给希来利手下的员工做过手术。但希来利不改立场,她坚称:“没有必要。(我们披露的健康)信息已经很清楚了,正如我所言,这些信息符合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过往所达到的标准。我很高兴我们达到了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标准。”


68岁的希来利还不忘把这个棘手的问题引到对手——70岁的川普的身上。“我必须说,我的对手没有达标。所以我很高兴我们公布了所有的信息,说明了我的健康状况。我的生理和心理都很健康,适合担任美国总统。”


《每日邮报》指出,有一件事情希来利没有提及,那就是川普的父亲佛瑞德晚年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而在川普向媒体公布的体检报告里没有说明这一点。


目前,美国大选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希来利急需出现在大众面前力证她有体力和精力担任总统。但是最近几天,她不仅临时取消一场重要的筹款活动,还被发现出席活动时眼神僵硬,两眼转向不同方向。


美国《镜报》表示,根据希来利19日在费城演讲的视频,她的眼球从一边飞速转动到另一边,“她的两只眼睛似乎无法同步,左眼看上去斜得很厉害,在她看向左边的时候尤其明显”。这使得外界纷纷开始猜疑,难道希来利的健康又出了问题?有人甚至据此推断希来利的神经系统出了毛病。


川普和希来利都是近代历史中最不孚人望的总统候选人。不过两人也都殚精竭思,试图挖掘对方墙角,并希望借由辩论在选民心中烙下印象,让大家认清自己较对手更具备统帅的资格。


面对战斗力旗鼓相当的川普,希来利在对决前的准备,重点除了放在川普的性格上,也将确立自己在纽约长岛霍夫斯彻大学的辩论议题要表达的立场。在事前演练中,她将试图了解大半生在商界打滚,自诩为“媒合者”(deal maker)的川普,在辩论中的可能表现。


在距投票日仅六周之际,希来利阵营已把26日辩论视为最后一次关键机会,向选民展示,她若当选总统希望推动的施政,并将设法缓和外界对她的诚信及可亲的质疑。


对川普而言,他首次参加的一对一总统辩论,让他有机会展现掌握议题的能力,并说服亟思改变的选民,他才是值得选择的对象。


华盛顿邮报说,最大的变量在于难以逆料到时出现的是“哪一个川普”。华邮说,川普表现捉摸不定,有时他放言无忌,对争议不管不顾,有时在竞选团队的包装下,他表现得较深思熟虑,也比较按章法行事。


谢选骏指出:川普的父亲佛瑞德晚年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而希来利现在的神经系统就出了毛病——难道美国这次总统大选是两个精神病人在争夺美国?


029逃税政治家君临美国


《特朗普究竟是如何避税18年的?》(纽约时报 2016年11月1日)报道:


1990年,唐纳德·J·特朗普在大西洋城,当时他正在争取让特朗普泰姬陵赌场获批。

现在,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自豪地承认自己连续多年未交纳联邦所得税。他坚称自己只是合法地利用了任何亿万富翁都可以利用的税收漏洞,并且是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担任参议员的多年里未能堵上的那些漏洞。“她为什么不尝试改变那些法律,这样我就无法利用它们了?”特朗普在上月举行的一个竞选造势活动上问道。但新获得的文件显示,这家伙在90年代早期手忙脚乱地减轻经济损失时,就通过利用一项避税策略来规避申报数亿美元的应税收入。该策略在合法性上非常可疑,以至于特朗普的律师告诉他,如果他接受审计,美国国家税务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可能会宣布这种做法非法。

凭借这项策略——后来被美国国会宣布为非法——特朗普漏交了数千万美元的联邦个人所得税。由于特朗普拒绝公布自己的纳税申报表,甚至是纳税申报表摘要,所以无法知道确切金额。他的这一举动打破了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遵循了40多年的常规。

替《纽约时报》审查新获文件的税收专家表示,特朗普的避税策略是从技术性很强的法庭税务裁决所构成的模棱两可的条款中生造出来的,明显超出了当时的税收法允许的范围。“这里不是‘利用’已有的漏洞,而是滥用漏洞到面目全非的程度,”无党派机构——税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高级研究员、曾在90年代初参与起草税收法的史蒂文·M·罗森塔尔(Steven M. Rosenthal)说。

此外,税收专家称,该策略通过亏损他人的大量资金——在此事中,资金投资者和银行委托特朗普在大西洋城建造一个赌场帝国——来给特朗普带来巨大的税收利益,践踏了美国税收政策的核心原则。

1990年代初,当这个帝国举步维艰的时候,特朗普迫使财务支持者们勾销了他无法偿还的数以亿计的债务。虽然取消了这么多债务给特朗普的赌场注入了新的生命,但也在国家税务局那里制造了一个棘手的潜在麻烦。从国税局的角度说,一美元的取消债务与一美元的应税收入是一回事。这意味着特朗普面临着一个痛苦的前景:必须像上报数亿美元的应税收入一样,上报数亿美元被取消的债务。但特朗普采取了大胆的避税策略——不向国税局上报被取消的债务。“他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获得了一些东西,”曾在1993年和1994年国会税收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担任负责人的约翰·L·巴克利(John L. Buckley)在采访中说。

这批新的文件包括特朗普税务律师的通信以及债券发行公告声明,它们可能也有助于解释特朗普如何在1995年的报税表中填写了9.16亿美元的巨额损失——《纽约时报》在上月率先发布了其中部分内容。

《纽约时报》掌握的特朗普1995年纳税申报表中的一栏显示,美国税法允许特朗普使用9.16亿美元的损失来抵消等值的应税收入。但对于特朗普如何能够合法宣布抵消这么大一笔数额,税务专家一直在进行争论。他们注意到的其中一个问题是,特朗普赌场的巨大损失应该和他数亿美元的应税收入相抵消,而这笔应税收入必须是以取消赌场债务的形式上报给了国税局。

不过,通过避免上报赌场被勾销的债务,特朗普这9.16亿美元的减税额便不会被削减数亿。他可以把减免额度留下来,用来免除出书、电视节目或者品牌交易中的应缴税款。根据在1995年生效的法规,用这9.16亿美元损失可以在18年间每年抵消超过5000万美元的应税收入。

特朗普拒绝就本报道置评——“你们发来的电子邮件显示,你们不是对法律存在根本的误解,就是在故意误读法律,”特朗普的女发言人霍普·希克斯(Hope Hicks)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你们的文章不只是在批评特朗普先生,还批评了所有不惜花费时间和金钱,只为做到既遵守令人眼花缭乱而又含混的税法,又不会缴纳不必要的税款的人。特朗普先生并不认为纳税人应该为了化解所有疑虑而进行有利于国税局的纳税申报。此外,你们咨询的所有税务专家都是在进行主观臆断。这里面没有新闻。”

目前尚不清楚是谁首先帮特朗普想到了避缴巨额税款的办法。但他采用的基本手法,实际上是曾被一些企业奉行多年、针对被勾销债务的争议性避税策略的新变种。

这种策略——税务从业人员称之为“债转股”——靠的是数学上的花招。比方说,一家公司从银行借了1亿美元,但只还得上6000万美元。如果银行同意免除余下的4000万美元债务,这家公司就要缴纳一大笔税款,因为必须把被勾销的4000万美元债务当成应税收入上报。

聪明的税务律师们找到了一个解决这种麻烦的办法。该公司只需把无法偿还的4000万美元转换成股份。这样一来,看上去1亿美元债务就全部得到了清偿,而且立马就不必为那4000万美元被勾销的债务纳税了。

最棒的是,就算股票的实际市场价值远远抵不上4000万美元被勾销的债务也不打紧。(一家实际上处于破产状态的公司,其股票很容易就变得几乎一钱不值。)与密不透风的税务法规博弈是一个晦涩而缜密的行当,即便在这个前提下,这种独特的手段也显得颇为魔幻,一家公司挥舞一下魔杖,纳税义务就消失了。

上述办法显然有可能被滥用,感到不安的国会和国税局曾在上世纪80年代多次采取措施遏制这种避税巫术,并于1993年全面禁止所有公司如此行事。不过,当政策制定者忙于阻止公司采用这一特殊策略的时候,创意无穷的精英税务顾问俱乐部正在研究避开禁令的方法,这次是借助合伙企业。

这是一种对特朗普尤其有利的转变。特朗普夫妇之类的富有家庭常常通过合伙企业而非公司持有房地产以及其他资产。举个例子,特朗普在大西洋城共拥有三家赌场,全部通过合伙企业持有,年景好的时候,这种安排可以让他对赌场的盈利直接进行个人税务申报。

但如果年景不好呢?如果特朗普的赌场合伙企业无力偿还欠债券持有者的数亿美元债务呢?如果债券持有者经劝说同意免除这笔债务呢?这难道不会迫使合伙企业——也就是特朗普——去申报体现为被勾销债务的数亿美元应税收入吗?

税务顾问带着他们的大胆方案现身了:何不通过把债务转化为“合伙企业股份”,让源自被勾销债务的所有应税收入消失不见,就像公司把债务转化为公司股份时一样?

国税局和国会的确已经明确表示不赞成这里涉及的基本概念。在乔治·布什(George Bush)政府中担任过国税局长的弗雷德·T·戈德堡(Fred T. Goldberg)接受采访时回忆,国税局讨厌合伙企业进行债转股的原因,跟讨厌公司进行债转股的原因一模一样。“其中的谎言是,合伙权益与债务等价,”他说。《税务笔记》(Tax Notes)的特约编辑李·A·谢泼德(Lee A. Sheppard)于1991年写道,为这种手段寻找法律上的正当理由,就如同试图证明“尼斯湖水怪的存在”。

曾为国会税收联合委员会幕僚长,后来又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担任过民主党首席税务顾问的巴克利表示,不论国税局反对与否,特朗普在这种情况下的避税之举都违反了美国税法的核心原则。“他用别人的损失获得了减税,”巴克利说。这话的意思是,只有同意免除特朗普旗下赌场未清偿债务的那些债券持有者,才应该被允许用他们的损失来抵消未来的收入,少缴纳一部分税款。特朗普用同样一笔损失来抵消自己的应税收入,最终会让其他所有人的税务负担变重,巴克利解释道。“他这完全是双重揩油。”

不管怎样,特朗普再也不能用同样的手法为自己谋取利益了。国会已经在2004年采取行动,禁止合伙企业进行债转股,就如同在1993年禁止公司进行债转股一样。在当初投票支持终结这一漏洞的国会议员当中,就有纽约州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


谢选骏指出:特朗普显然是一个逃税天才,如果这样的天才君临美国,也就到了天下大乱的时候了——因为政府是负责收税。而特朗普只是一个抗税的能手,他怎么可能好好治理国家呢?


030美国是在衰落还是在新的崛起中


网文《马刺主帅狂喷川普6分钟 美国人有病得治》说,唐纳德-川普最终赢得了美国大选,成为美国第45位总统。NBA中有很多球员和教练不喜欢川普,而格雷格-波波维奇可能是其中最激烈的一个,日前,波波老爷子狂喷川普,令人吃惊。


波波维奇平时总是安静的,但是当他开始思考关于美国下一任总统的问题时,他就不会保持沉默了。


日前,波波维奇狂喷川普,这件疯狂的事情始于一个记者告诉波波维奇,很多人想知道他对于大选和川普的看法,而波波维奇回答说:“我不认为我的声音有那么重要。”


记者随后告诉他,他的声音非常重要。波波维奇就开始解释自己的看法,他说了差不多有6分钟,这期间,他谈到了为什么川普把他吓到了,他认为国家选出这样一个总统令他感到沮丧。


“不是因为共和党赢得了大选还是什么的,而是因为他那些恶心的语气和言论,排外、歧视同性恋、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我所在的国家,有一半的人忽略了这一切,选择了这个人,对我来说才是最可怕的。”


波波维奇还说川普公开嘲笑残疾人记者,并试图通过出生的合法性诋毁奥巴马,这让他感到非常失望。同时,波波维奇还认为川普有明显的种族歧视,他想知道为什么公民们会投票给他。


“我是一个富有的白人,但是我想到这个事情还犯恶心,”波波维奇说,“我实在无法想像,作为一个穆斯林,或者女人,或者非洲裔美国人,拉丁裔或者残疾人,他们的感觉会是怎么样,他们的权利被剥夺的感觉是什么样。任何给川普投票的人都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所以最后,我的结论是,我们现在就是当年的罗马。”


“当他成为美国总统的时候,我们会训斥我们的孩子,我们会和他谈这个,为了让他们理解这件事,我们会说到面红耳赤,”波波维奇说,“让川普负责我们的国家,这太恶心了。”


“我们是罗马(we are Rome)”这是什么意思?波波维奇其实早就说过这句话,10月初,波波维奇在接受《Esquire》采访时解释过。


“我担心——或许是我有点悲观了——但是我开始觉得我们就是当年的罗马。罗马的堕落不是20天或者30年完成的,它是用了几百年才完成了这个堕落的过程。”波波维奇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堕落的过程中而不自知?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这不仅仅是两名总统候选人的问题,整件事都出了问题,需要治疗。”


谢选骏指出:“我们是罗马(we are Rome)”,这个感觉不错。但是要说这个罗马就是“堕落”的代词,就不那么十全十美了:“罗马的堕落不是20天或者30年完成的,它是用了几百年才完成了这个堕落的过程。”这是因为在多数人看来,堕落也不错,只要堕落能够带来财富和权力。所以剩下的问题是:美国是处在“罗马——堕落”的哪个阶段?是霸权过后的堕落呢?还是走向霸权顶峰阶段的“堕落”呢?(尤指道德堕落。)换言之,美国是在衰落还是在新的崛起之中?这才是其他国家的人比较关心的问题。不过在我看来,衰落、堕落、新的崛起,这些都是评价,因为实况永远都是“此起彼伏”的。例如,罗马帝国的堕落和灭亡过程,正是基督教会的诞生和崛起过程。


031祝贺美国开始向帝国转变


(一)


《微信疯传 特朗普可能后悔当总统了》(温哥华港湾 2016年11月12日)报道:


中国受众多达亿万的微信今天广传特朗普可能开始后悔的文章,因为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不仅安全警卫严密,出行严格受限,他一言一行也被限制不能像以往一样信口开河,更有甚者是他要离开亿万豪宅而搬进白宫,对他来说,小如玻璃房的白宫像是平民窟。


据微信传送的文章说,特朗普当选以后,作为候任总统,保卫级别迅速提高,特朗普想出去溜达溜达 都没被允许,他显得很懊恼,感到总统这个活儿很不好玩,开始有点后悔。传说,他当选后,私下里发牢骚:我是来选着玩的,没想到真被选上了。文章说,美国历史上的总统没有一个像特朗普这样有钱,爱张扬,并坦率的承认自己喜欢美女。美国有很多亿万富豪,但特朗普与诸如盖茨、扎格伯格等人不一样,他的日常生活是奢靡的。他住的地方,有的像阿拉伯国王的王宫,珠光宝气,金碧辉煌;有的大得出奇,他在佛罗里达州的别墅就有58个房间,32个卫生间。过惯了这样生活的人,住进白宫,会觉得像进入了平民窟一样。日常生活住的差了,行动不方便了,自由基本被剥夺了。作为一个总统,特别是世界第一强国的总统,是不能随便胡说的。在美国竞选时他可以说竞争对手希拉里“一个连自己丈夫都不能满足的女人,还能满足美国人民吗?”但在国际场合,他是万万不能这样的话的。文章还说,特朗普在花钱方面也将受到限制。因为这次选举,他花的全是自己的钱。但是,他在总统位置上,即便是花自己的钱,只要奢靡,媒体就会抨击,他会怎么面对呢?因为,美国是一个清教徒文化流行的国家,对铺张是极为反感的。文章还说有一点可以肯定,特朗普进入白宫后,他的后悔不会太少,前后差别太大了。


谢选骏指出:祝贺美国开始向帝国转变!因为这是走向我早就预言的“走向全球政府的关键一步”。


(二)


2011年10月1日谢选骏在《全世界的富人正在联合起来——美国如何向帝国转变?》里写道:


2011年8月12日的《亚洲週刊》控诉说:“美国中下阶层日子渐难过,超富裕阶层挥霍无度”。美国中下阶层日子逐渐难过,但超富阶层却挥霍无度,顶级奢侈品供不应求,家长用私人飞机送子女上夏令营,高级服饰、高级轿车等越贵越受欢迎。史家忧虑美国会如罗马帝国般堕落。


美国国债多如天文数字、华尔街股市连连重挫、全美失业人口高居不下、中下层阶级大叹日子难过之际,美国社会却出现有钱人和超级富有者挥霍无度、顶级奢侈品供不应求的情况,在经济持续低迷声中形成一种“享乐须及时”、“朱门酒肉臭”的畸型现象。


例如曼哈顿高级百货公司“柏道夫.古曼”(Bergdorf Goodman)出售一双售价一千四百九十五美元的LV高跟鞋,销路奇佳,店员经常要补货。“诺斯特姆”(Nordstrom)高级百货公司陈售的香奈儿(Chanel)大衣,一件要九千美元,欲购者须排队等候。“尼曼.马可士”(Neiman Marcus)高级百货公司代销的Christian Louboutin "Bianca"木屐型高跟便鞋,一双七百七十五美元,各种尺寸一下子就卖光。德国高级轿车宾士(Mercedes-Benz,朋驰、平治)七月份在美国的销售量,为五年来最好的一个月份。据一份信用卡使用统计报告,七月份的奢侈品消费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十一点六。


二零零八年夏秋是美国经济不景气的高峰,经济学家认为是二、三十年代经济大恐慌以来的首次经济萧条。二零零八年十月奢侈品的销售量即比二零零七年十月掉了百分之十七点九,这种衰退一直持续至二零零九年五月。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了,有钱阶级利用过去两年股市大涨百分之八十而收入暴升的优势,拼命花钱。儘管最近华尔街因华府与国会为了国债上限的对抗而一路跌,又因标准普尔信评机构(Standard & Poor)八月五日破天荒地把美国政府的债信等级从最高的AAA降至AA+,而严重影响股市,但“超有钱者”却照样大把大把钞票往外送。


纽约不少卖高级品的百货公司和精品店眼看生意好转,纷纷把货品价格提高。曼哈顿着名的“萨克斯第五大道”(Saks Fifth Avenue)百货公司三年前一双最贵的Louboutin马靴是一千五百七十五美元,现要卖二千四百九十五美元。三年前,“柏道夫.古曼”百货公司卖 Creme de la Mer顶级面霜,十六盎司一盒一千三百五十美元,现为一千六百五十美元,生意仍相当好。闻名全球的“第凡内”(Tiffany's,总店在第五大道)珠宝店,今年第一季度营业额比去年同期上扬百分之二十而达到七亿六千一百万美元。拥有Louis Vuitton(LV)和Givenchy名牌的LVMH公司,今年上半年营业额亦比去年同期多了百分之十三而达到一百四十九亿美元。出售Gucci、 YSL和其他奢侈品的PPR公司,今年上半年营业额亦涨了百分之二十三。一条二百五十美元的Ermenegildo Zegna领带和一个二千八百美元的David Yurman戒指,卖得出奇的好。


BMW豪华轿车公司今年第二季度的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十六点五。Porsche高级跑车今年上半年利润比去年上升百分之五十九。宾士轿车的高级车(其中有些一辆二十万美元)在美国的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多了百分之十四。


缅因州机场私人飞机多:有钱阶级与超富人士对奢侈品的狂热追求之外,亦可从他们对待孩子的方式,看到豪掷万金的另一面。据《纽约时报》报道,今年夏天,富庶家庭非常流行使用自己拥有的私人飞机或租用小飞机载送子女到夏令营。大部分家庭是从纽约、康乃狄克州、新泽西州、佛罗里达州和其他州送子女到东北部的缅因州、佛蒙特、新罕布什尔和纽约上州景色怡人的乡间参加夏令营。为期七週的夏令营,费用约一万美元,从纽约市到缅因州包一架七人座小飞机来回费用为三千八百美元。不少家长常在週末搭自用飞机或租小飞机去看子女,缅因州州长保罗.拉佩基(Paul LePage)最近一个週末在该州奥古斯塔(Augusta)州立机场搭机时,赫然发现有五十多架小飞机等候升降。拉佩基大乐,他说机场越热闹,对缅因州经济越有帮助。


过去数十年的习惯是,每逢暑假开始,家长即开车载子女去参加夏令营,现在变了。大家都有能力亦愿意花钱坐小飞机,省时又方便。但一位已离婚的女律师抱怨说,听那些家长吹嘘坐私家飞机,听得耳朵都疼了。她不想和那批有钱的三姑六婆混在一起,她今夏把子女送到欧洲去参加夏令营。这也是有钱阶级跨海耀武扬威的方式。


美国有钱人越来越有钱的现象,“自古已然,于今为烈”。乔治亚州亚特兰大艾默利(Emory)大学心理学教授祖鲁.韦斯顿(Drew Westen)在八月七日《纽约时报》“週日评论”版上发表一篇《奥巴马究竟出了什么事?》的长文中说,奥巴马喜用“历史之弧”(the arc of history)这个形容词,但是当四百个超富所控制的财富比一亿五千万人所拥有的还多时,历史之弧并不倾向于一般美国人;当中产阶级在过去三十年的收入呈停滞状态,而百分之一超富的收入却是天文数字跃升时,历史之弧并未公平地对待一般美国人;当股市大亨只缴百分之十五的所得税甚或更少,而中产阶级却要缴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所得税时,历史之弧到底垂青于谁?韦斯顿又说,美国国债臻天文数字,前总统小布什要负很大的责任,他在八年任期内减免超富阶级的所得税将近二兆美元(一兆等于一万亿),而侵略阿富汗和伊拉克又花了一兆。小布什接下克林顿的职位时,联邦有数百亿盈馀,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日下台时,他留下了数兆国债。穆迪分析公司(Moody's Analytics)首席经济学家马克.章迪(Mark Zandi)说,当今美国顶尖收入前百分之五的人的花费,即佔了美国开销的三分之一;而顶尖收入前百分之二十的人的花费,亦佔了美国开销的百分之六十。这也证明超富阶级花钱如流水!


与超富的穷奢极欲适成对比的是,许许多多人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全美劳动市场至少有一千四百万失业人口,失业率百分之九点一左右。沃尔玛(Wal-Mart)出售各种小包用品(如卫生纸),因很多顾客买不起大包用品。卖女性内衣的“维多利亚的秘密”(Victoria's Secret)和“孩子的地方”(Children's Place)也都不敢涨价太多,生怕顾客不上门。


罗马帝国盛极而衰的例子:有些美国历史学家对一些超富者的挥霍无度颇为忧心。他们认为过去罗马帝国的盛极而衰及残垣断柱的下场,和当今美国的现状颇多相似之处。十八世纪英国史家爱德华.吉朋(Edward Gibbon)在其六卷本的旷世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指出,罗马乃亡于犯罪、愚昧、灾变、淫逸、贪婪、放纵、宗教分裂、武事不振和帝国过度扩张。前耶鲁大学史学教授帕利淦发人深省地表示,在罗马帝国时代,仅有少数人可以为所欲为,但今天的美国,却是“人人皆可堕落”。他说,罗马人虽然放纵,但比今天的美国人更具负责任的态度。


历史虽不一定重演,但人类却常一错再错,很少从历史中学到教训。天真的美国人也许会认为罗马帝国长存了将近一千五百年,美国建国才不过二百三十五年,在历史长河中仅是一小段的刻划。但政客的无知与自私、茶党的极右意识形态、超富的奢靡、中产阶级的处境日艰、动盪不安的世界局势以及迅雷不及掩耳的核战,都能使美国掉进深渊,亦可结束一个文明。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亚洲週刊》的控诉是因为“不明白全球化的奥秘”。


全球化的奥秘就是“全世界的富人联合起来”。


“美国中下阶层日子渐难过,超富裕阶层挥霍无度”,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不二法门。其实,这不仅是布什政府开始推行的“右翼政变”的一个自然结果;也是国家间财富跨越国界的流动所致。例如美国的富人,很多钱并不是从美国人身上赚得的,而是从

中国人、印度人和一切血汗工厂那里赚得的。


国家间财富跨越国界的流动,不仅导致国家资本的扩张,也导致全球政府的最终出现。


骄奢淫逸的不仅是美国的富人,而且还包括中国的富人,中国的富人甚至比中美的富人更甚。因为“全世界的富人正在联合起来”。


现在的问题不是“全世界的富人正在联合起来”这样的扩张和转变好不好,而是如何顺应“全世界的富人正在联合起来”这样的扩张和转变。


美国的这一转变对于全球政府的建立是否有利?


美国如何向帝国转变?


是大力推动“全世界的富人正在联合起来”的过程呢?还是大力缓和“全世界的富人正在联合起来”的过程呢?


这是“美国如何向帝国转变”的两条路线。


而对此“富人路线”的不同选择,将大大影响美国或其他“全球政府候选者”的命运。


如果参考一下古代中国的做法,也许会有启发:《商君书》有《弱民》一篇,开篇就指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的现象,强调“有道之国,务在弱民”的解决方案。《商君书》认为,一个国家的政策,如果树立了人民所憎恶的东西,人民就弱;政策树立了人民所喜欢的东西,人民就强。人民弱,国家就强;人民强,国家就弱。人民所喜欢的当然是人民强了;但如果人民强了,而政策又使他们更强,结果国家的兵力就弱而又弱了。人民所喜欢的是人民强;如果人民强了,而政策又使他们转弱,结果,国家的兵力就强而又强了。所以实行强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弱而又弱,国家反而会削弱;如果实行弱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强而又强,就能成就王业。用强民的政策治理强民和弱民,强民会依然存在;用弱民的政策攻治弱民和强民,强民就会消灭。强民存在,国家就弱;强民消灭,就能成就王业。可见,用强民政策统治强民,国家就会削弱;用弱民政策统治强民,就能成就王业。”


“民”被区分为“强民”和“弱民”。在《商君书》看来,要成就王业,就要消灭或者压制“强民”;而实行“弱民”政策,就能“成就王业”:秦国的成功,就是遵循了这一原则;秦朝的失败,也是因为这一政策执行得过了头。


 (三)


2012年9月11日谢选骏在《美国需要向世界帝国转变吗?》里指出:


2011年8月16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研究教授怀特(Hugh White)在《悉尼先驱晨报》发表文章说,多年来我们被告知说,不要害怕中国变强,因为美国仍然是强国。澳大利亚的总理吉拉德6个月前就曾在美国国会说过,“美国无所不能”。但现在大家已经惊呆了,因为中国崛起的同时,美国在加速沉沦。中、美两强的力量平衡正更快、更危险地被打破。首先,美国经济过去几十年来面貌大变。其中最重大的变化是制造业衰落。创造大量高收入工作职位的制造业,曾经是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基础。30年前,2000万美国人在制造业工作;今天只剩下1200万人,而且以平均每月5万人的速度递减。最主要的原因是无法和中国制造业竞争。

 

美国制造业的地位,正被新兴的“知识”产业取代。但知识产业并不能创造大量待遇优厚的工作职位,其高薪职位只能提供给少数人。结果导致美国经济第二大长期变化──美国人的平均收入过去30年来停滞不前。这和澳大利亚30年来平均收入稳步上升,形成鲜明对比。此外,知识产业产品的价值难以捉摸,就连华尔街的银行家也说不清楚,过去二、三十年知识产业为美国经济贡献了多少价值。相比之下,当年底特律汽车制造业的价值一目了然。

 

这就带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如美国后工业化时代的知识产业型经济,足以支持美国的全球实力吗?知识产业能创造数以百万计收入丰厚的工作职位,填补传统制造业失去的职位吗?美国能够在不重建制造业的前提下,继续保持高工资的经济吗?还有,美国在面临中国竞争的情况下,如何重建制造业?

 

美国作为商品和创意相对开放的市场,重建制造业的唯一道路,就是压低美国的工资,使其和上升的中国工资有得一比。但这种措施能否生效,变数极多。美国政治就是一大干扰因素。过去几十年来,治理美国越来越难。因为政治无处不在,又无处不是涉及财富分配的第一要务。在财富多到足够分配时,作政治抉择想对容易。现在可供分配的财富相对较少,作政治抉择变得越来越困难,政治恶斗也激烈起来。

 

在债务飙升的形势之下,美国政府和人民,都企图通过继续借债来回避作出政治抉择。其次,美国政治形成两极化,选民却难以决定,选什么样的人才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第三,人民更易受那些花言巧语的政客左右,这些人让选民相信,作出艰难抉择的时刻尚未到来。美国人相信小布什的大话,认为美国能够在入侵伊拉克的同时减税。美国人把奥巴马“我们能够做到”的骗人鬼话,当做对人民的承诺,以为还不需要作出艰难抉择。现在,许多美国人似乎又相信茶党,认为减税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今后几十年,美国仍将保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仍然具有左右世界事务,为美国人提供良好生活条件的能力。但是,美国今天面临着19世纪南北战争以来最艰难的抉择──如何振兴经济,善用各方面的力量。目前美国的政治制度似乎无力作出抉择,澳大利亚人因此为之担心,因为澳大利亚人需要一个强大的、治理良好的美国。


澳大利亚人看到了“美国今天面临着19世纪南北战争以来最艰难的抉择──如何振兴经济,善用各方面的力量。”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


在美国的两大党(共和党与民主党)中,一般认为共和党是比较保守的,民主党是比较开放的,。共和党的“大社会小政府”当然是好,但实际上却是把美国束缚在传统的主权国家的框架以内。束缚在传统的主权国家未必不好,但结果却是被动挨打、日益萎缩,无法向前走入世界国家。实际上,能够领导美国走向世界国家的,恰好是民主党。


“美利坚共和党合众国”与“美利坚民主党帝国”:这就是美国未来的方向选择。萎缩的“合众国”只有被人吃掉,而扩张的“帝国”才能吃掉别人。


从“平定主权国家──创立全球政府”的角度看,如果布什政府开始推行的“右翼政变”真的是的中产阶级破产了,那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头,是美国这个唯一霸权正在进入其角色的尝试──类似于进行某种“从罗马共和国到罗马帝国的转变”。这一转变也许令许多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但不如此,美国这个主权国家就无法完成向着全球政府的职能转变。


那么,美国的这一转变是否违背民主原则呢?


并不见得。


我记得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类比法,就其绽露了历史的有机结构而言,对历史思考本是一件幸事。类比的技巧,由于在发展中受到了一种综合观念的影响,本应导出必然的结论和逻辑的定论。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对类比的理解和运用却使其变成了一种祸害,因为它使历史学家只知顺应自己的趣味,而没有严肃地认识到,他们首要的和最艰巨的任务是关心历史及其类比的象征主义,结果,历史的问题甚至至今还没有获得理解,更别说获得解决了。这些类比在许多时候只是表皮的(例如把恺撒称作官办报纸的创始人),有些类比甚至比表皮更糟(例如给古典时代的不仅极端复杂而且我们全然陌生的现象加上种种现代的标签,如社会主义、印象主义、资本主义、僧侣主义等),有时甚至荒诞到了歪曲的程度──雅各宾俱乐部把布鲁图斯(Brutus)视作他们的偶像就是明证,这个巧取豪夺的百万富翁曾以寡头政治理论为借口,在贵族元老院的同意之下,谋杀了那位民主人物。”(见该书第一卷《第一章导言》之二)


这里所说的“民主人物”,就是古罗马著名的首任独裁者凯撒大帝。用现代的民族主义观点看,也可以说凯撒就是民众领袖。而且确实,他的侄子屋大维后来也是通过群众的拥戴而转败为胜的。


这样一来,“美利坚帝国”的出现,非常类似历史上出现过的“罗马帝国”。


美国需要向世界帝国转变吗?当然。


不然,美国就会成为世界帝国的食物。


向世界帝国转化,需要作出相应的改变。


如果参考一下古代秦国向世界帝国转变的做法,也许会有启发:《商君书》有《弱民》一篇,开篇就指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的现象,强调“有道之国,务在弱民”的解决方案。《商君书》认为,一个国家的政策,如果树立了人民所憎恶的东西,人民就弱;政策树立了人民所喜欢的东西,人民就强。人民弱,国家就强;人民强,国家就弱。人民所喜欢的当然是人民强了;但如果人民强了,而政策又使他们更强,结果国家的兵力就弱而又弱了。人民所喜欢的是人民强;如果人民强了,而政策又使他们转弱,结果,国家的兵力就强而又强了。所以实行强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弱而又弱,国家反而会削弱;如果实行弱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强而又强,就能成就王业。用强民的政策治理强民和弱民,强民会依然存在;用弱民的政策攻治弱民和强民,强民就会消灭。强民存在,国家就弱;强民消灭,就能成就王业。可见,用强民政策统治强民,国家就会削弱;用弱民政策统治强民,就能成就王业。”


谢选骏指出:小富人当总统有其弊端,但是小富人2016年当美国总统总比2008年穷人当美国总统好一些,就像吃饱了的蚊子,吃相也许不再那么穷凶极恶了。


032社会固化是美国衰落的重要特征


(一)


网文《美國人愈來愈懶 經濟難重振》2017年4月16日说了,美國人越來越追求安穩的生活,這正在對經濟發展造成不利影響。數據顯示,美國人的創業熱情已經大不如前,而且愈來愈追求安穩的生活,這正在對美國經濟造成不利影響。


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柯文在他的新書《滿足的階層:美國夢的自我毀滅》(The Complacent Class: The Self-Defeating Quest for the American Dream)中表示,美國人越來越懶導致了近年來國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停滯不前。即使所有人都聲稱正在努力工作,美國經濟的增長率和勞動生產率也大大不如1960、70和80年代。


柯文說:“創新是痛苦的,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創新變少的原因。”他在書中表示,正是1960年代和70年代的動盪讓人們在幾十年後渴望安於現狀。他說:“看看現在的人們如何帶孩子吧,有時候他們甚至不想讓孩子出去玩。”而且,雖然美國近年來在科技領域創新成就不小,但大多數創新的墓地都是為了讓人們更好的宅在家裡放鬆休息。柯文說:“科技發展不錯,而且很有趣,亞馬遜可以送貨到家門口。但是我們的問題正是在於,這樣的生活太注重享受,太安逸。所有這些科技創新都在鼓勵人們宅在家裡享受。”柯文認為,我們已經太過注為孩子們創造安逸又閉塞的生活環境。他表示,無論是從種族或階層來看,如今的社會都已經固化。在南部,非裔學生在以白人為主的學校中的比率在1988年達到43.5%的頂峰,但如今僅有23.2%,倒退至1960年代的水平。


有一些人認為生活在所謂“鐵鏽帶”人們屬於“滿足的階層”,但柯文認為美國幾乎所有人都很滿足,他指出美國的交通極為不便,基礎設施尤其差。柯文表示,正是因為美國人普遍安於現狀,所以大規模變革一直沒有發生。他相信,在教育領域也存在這一現象,大多數學生甚至不能達到最基礎的水平。甚至是在科技業蓬勃發展的矽谷,人們的生活也愈來愈閉塞,他們將自己與其他不在同一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的人區別對待。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對川普當選總統表示驚愕不已。柯文認為,川普的當選可以被看做一次“大洗牌”的嘗試。他在書中指出,除去通膨影響,美國白人2015年的薪資甚至不如1969年。然而,他仍然認為川普會讓他的選民失望:“川普當選只是這些人的安慰獎,雖然他一直在呼籲變革,但目前來看他什麼也做不了。”


那麼,美國人該如何走出自己的舒適區?柯文警告道,從歷史上看,這恐怕需要一次大災難,例如戰爭或者大型自然災害。不過,他還表示,美國人同時也總是具有自我革新的能力。對於未來兩年,柯文預測道:“川普看起來會是個無能總統,他已經卡在國會和最高法院之間。不過,國家已經醒悟,我們需要的是更大的緊迫感,雖然這一過程可能比較緩慢。”


(二)


美国社会阶层是否固化严重?网民对此评论不少。


@裘Benjamin说:


首先,从金额上讲,美国确实各个阶层都变富有了。但是如果除去通货膨胀,实际上整个中产阶级在过去10年中收入是下降的。美国中产阶级收入与1970年代中期相比几乎没有上升。而1976年,美国顶端1%的人的财富仅占全国财富的9%,到2012年时则超过了40%。所以,占领华尔街的99%的诉求,当然是受数据支持的。


那么回到社会流动性问题。


美国社会流动性高不高,这要看和谁比。和发达国家比,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当然是较低的。请不要用什么“美国过去几十年社会流动水平基本保持一致”来回避这个问题。


社会流动性主要看的是“代际收入弹性”(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Elasticity),也就是父母的经济水平和子女的经济水平有多大的相关性。最高为1,就是彻底固化,没有人能离开父母的经济阶层。最低为0,也就是没有社会阶层固化,子女和父母的经济阶层没有任何相关性。


首先看这张图:美国的相关性是0.47,英国0.5,法国0.41,日本0.34,加拿大0.29,丹麦0.15。


可见,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在发达国家中是比较低的。它甚至比不过巴基斯坦(0.45)。而且,美国最为严重的问题是,最穷的一部分人的流动性大大低于一般人。


比如美国收入最低的20%人的子女之中,有42%会留在这个阶层,而丹麦(25%)、英国(30%)都要优于美国。美国最低20%的人的子女,只有8%会进入最高20%,也低于丹麦(14%)和英国(12%)。所以,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比,美国的阶层固化水平确实很严重。号称国家正常发展都会产生如此严重的社会固化,这也是错误的。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显著低于美国的水平。

有朋友问中国怎么样。中国早年间流动性比较好,1970年代代际收入弹性约在0.315左右。但近年来逐渐下降到了接近美国的水平(0.442,http://www.lepp.zju.edu.cn/upload/2013-05/13053119134762.pdf),趋势很不好。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统计数据并不十分完备,所以最终计算数据与实际情况可能有一定出入。

有的人对阶层固话持完全轻视态度,总觉得阶层固化是必然的,无所谓。

阶层固化不是说要么有,要么没有。而是一个程度的问题。父母的经济水平与子女的经济水平完全无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如果固化严重,那么下层一定会不满。因为下层看不到希望。

这会产生两个结果,第一,当一个人看不到晋升希望的时候,他会选择消极劳动。干好干坏一个样,那为什么要敬业呢?

第二,阶层流动性下降,会导致阶层之间沟通降低,社会各阶层互相不能了解,也不能理解。反映到现实政治上,就是政治对立越来越严重。民主体系本身是一个建立在妥协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如果对立严重,立法、行政效率都会大幅下降(冷哲:中纪委也治不好美国的病,请不要介意标题和小标题,那个不是我起的)。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就会威胁到民主制度本身的存在,使得整个体制转向专制,这个情况在委内瑞拉可以看得很清楚。查韦斯屡屡破坏民主体制,却一直能当选,这个原因,不难理解——对于民众来说,吃饭总比一个什么虚无缥缈的民主更重要,如果过去的民主当选者帮助不了他们改善经济条件,那么为什么不让查韦斯试试呢?

更可怕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当分配极度不合理的时候,居于劣势者会倾向于消灭自己的财富而让有钱人付出更大的代价。

这是个心理实验,叫做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就是有100块钱,两个人来分,一个人决定如何分配,另一个人决定是否接受。如果第二个人不接受,则两个人都拿不到钱。

如果按照经济学原理,或者任何的理性人博弈的原理。只要第一个人分给第二个人的金额不是0元,第二个人都该接受。因为这总比什么都拿不到要好。但实验结果却不是这样。当第二个人得到的金额少于20元时,第二个人常常都会选择两人都不拿钱。所以,以为“所有人都在变富”就觉得大家都会比较满意、没有怨气,或者认为不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都是错误的。当分配严重不均时,穷人很可能会选择破坏整个经济制度,就算这会让所有人都付出代价。所以,分配不均和社会固化,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


Li Carly说:为什么说“这个时代,寒门再难出贵子”?


最近正好看到一本书,是一个哈佛教授写的,讲关于美国贫富孩子之间差异的,叫做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里面有一些挺有意思的分析和观点,有些观点也挺有普适性的,选几个图分享下,图后面加上我自己的评论:


1. 穷人的孩子缺少生活中的榜样,父母很难给出思维或者处事上的好建议,也缺乏足够的教育投入。


可以看到,美国父母学历低(作者认为的“穷人”家庭里)的孩子们,同时也更有可能来自于单亲家庭——单亲+父母学历低,一个后果就是孩子没有一个良好完整的成长环境和思维观念。


学历低/贫穷的家庭,父母花在孩子教育上的时间,精力也比高学历/富人家庭要少。


2. 结果导致了不少穷人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3. 由于不注重健康饮食和锻炼,穷孩子的肥胖率也更高


而肥胖率高与身体素质和健康也很有关系。此外,肥胖儿童在学校和社会里还可能不受到欢迎,自信心也可能受到影响。(反过来的正面例子可以看看知乎里的健身成功例子)


4. 即使科技面前人人平等——富人的孩子们用电脑来求职充电进步,穷人的孩子们常常用电脑来打发时间


“Compared to their poorer counterparts, young people from upper-class backgrounds (and their parents) are more likely to use the Internet for jobs, educa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engagement, health and newsgathering, and less for entertainment and recreation,” Putnam writes. “Affluent Americans use the Internet in ways that are mobility-enhancing, whereas poorer, less educated Americans typically use it in ways that are not.” ——书中说


翻译过来大意是: “相比于穷人家的孩子,富人的孩子们更善于利用互联网来找工作,进行在线学习,社会活动,搜集新闻和管理健康——让他们更上一层楼。而穷人的孩子们更常把它用来娱乐休闲,不思进取……”


这个发现让我挺惊讶的。即使科技让知识的获取变得更加容易,我也没想到不同的孩子对同一种科技的利用会有很大不同。


5. 课外活动的参与


课外活动是一种社交也是一种学习,而在美国大学的录取体系中,课外活动是很重要的。


6. 信任度


如果对社会对他人不信任没有信心,又怎么能够混得开呢?


最后想到一个有国内特色的,但美国其实也差不多的:学区房!其实学区房的概念美国更早就有了。


PS除了开头提到的书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以外,另外一本Charles Murray的书Coming Apart写的也不错。


其中就提到了super zips(超级社区)的概念,从小出生在富裕地区的孩子,很可能没有接触过普通人或者穷人,也对他们的生活完全不了解 (非褒非贬)。


对此,美国的公共广播系统PBS也写了一个趣味测试,看看你是否生活在”泡泡”里。


Do you live in a bubble? A quiz


有兴趣可以看看。


(四)


首先,美国的阶级固化是很严重的。最简单的数据请看维基百科social mobility词条下的The Great Gatsby Curve:这个图里,一个点越靠右代表这个国家贫富差距越大,一个点越靠上代表这个国家“代际流动性”越差。代际流动性指任何一个阶级的人,他的子女收入离开这个阶级的比例。


很明显,越靠上的点代表了这个国家阶级固化越严重。


美国的情况乍一看还不算太糟糕,中间偏上。但仔细看看,不要说人间天堂的北欧诸国和富裕强大的日本德国,就连式微的法国和不靠谱的西班牙,甚至名声不佳的新加坡都比美国低。整个发达国家圈子里,除了英国和向来脱线的意大利,美国的阶级固化几乎登顶了。


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这张图里最刺眼的点毫无疑问是比美国还要高出一大截的中国,这一点没什么好否认的,美国的阶级流动性比我们国家还是强的。


但是从图里我们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大致发展趋势是沿图向左下的,中国作为一个尚挣扎在脱贫路上的大国,这项指标难看还有借口好遮遮羞,美国就不同了。


另外,看到这个趋势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既然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向左下,那么坐拥全球第一强国地位,怀揣全球最高素质的人才和最丰饶的财富,美国在二战之后是不是应该在通往理想国的道路上大步前进呢?可惜答案是否定的,正如排名第一的答案所指出,美国的社会阶级流动性,在过去几十年里变化不大(网上能搜到哈佛的研究报告,关于这一点有更多的数据支持,实际上部分数据还支持流动性上升,比如top1%的富人,199X年-2005年有40%+还留在top1%,而2005年-2012年则只有25%左右保留下来。但个人认为这是09金融危机的作用)。换言之,美国人辛勤建设国家四十余年之后,社会流动性指标仍然毫无起色,继续一只脚留在发展中国家里……这未免太难看了。


排名第一的答案说“占领华尔街”没有数据支持,这是不确切的。美国老百姓为什么要在乎穷国老百姓怎么向上爬?同为发达国家,他们爬得最困难,这就有足够的理由愤怒了。而更糟糕的是,这个困难程度多年未变——须知美国阶级固化的现状,不是“良好望保持”,而是“亟待改善”;过去几十年的没有变化,不是可喜的“没有恶化”,而是可悲的“从未变好”。


下面说个人体验吧。


第一件事,不理解有知友说,在美国小城感觉不到阶级。我曾经在美国一小城交流,那还是理工科大学,还是公校——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大学校园里看见开宾利的本科生和坐加长林肯的学生家长。我的母校坐落于德国数得着的富庶小城,我从来没在校园里看见过豪车——除非奔驰宝马的老总来访。


而校园外的公共汽车站上就能看见肥成一座山的美国穷人,身上挂着奇奇怪怪的杂物,蹒跚着不知走向哪里去。


这不叫阶级,还有什么叫阶级。


身在欧美大学校园混迹多年,一直觉得,造成美国阶级固化的原因之一,是高昂的大学费用和拼爹的推荐入学制度。比如常青藤联盟的本科部其实就是个阶级圈子。


有藤校的朋友执教,课上被小屁孩顶嘴:我们都是prestigious的家庭的子弟。


也有学生自述曾被Harvard面试,一切顺利,最后问,你爸爸妈妈是Harvard的吗?你家有人是Harvard的吗?都没有?太可惜了小姑娘,如果你家有一个Harvard校友,我们一定会收你。这个小姑娘后来来了我们学校,最后是magna cum laude荣誉毕业。


我的一个老师曾被Harvard录取,但是付不起高额的学费,于是去念了州里的公立大学……


后来我对常青藤联盟的本科生完全免疫了。


德国的大学收500欧学费的时候,我母校的热血青年们就上街裸奔抗议去了,现在我在美国的学校的学费是40000刀。如果一个普通工人的孩子在德国申上了慕尼黑工业大学,他可以放心大胆去念。而在美国他可能第一个要担忧贷款,当然更多情况下他就去念州内公立大学了。


美国贫富差距大,阶级固化严重,所以美国梦不复存在了。照这么说,人人都该去北欧追梦才对,可是事实上我们知道,北欧虽然宁静祥和,效率并不高,日子一天一天没有任何不同,真要去追梦,最后可能都改冬眠了。


什么地方值得去淘金?不能是阶级完全固化的地方,不然你怎么奋斗都出不了头,但也不能是阶级一点也不固化的地方,不然你再出头,儿女也不沾光。贫富差距不能太小,否则你出头不出头没区别……所以,The great Gatsby curve上,上方的国家固然积弊从生,下方的国家也难免死气沉沉,有活力的国家都集中在中间以及中偏下的位置上(这个位置上还有些2B国家这里不讨论了)。用美国阶级固化来说明美国梦式微,没啥说服力的。


至于为什么会觉得美国梦不再,我觉得一方面是时代大机遇过去了,另外一方面中国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使得美国不再是唯一一个可以淘金的地方,金矿分散了。


阶级固化让老百姓不爽的不是没有梦可追,而是美国人辛苦追梦了那么多年,现在累了,想要和别的发达国家一样,活得简单一点,不要整天发梦了。把山顶拉低一点,大家都好爬一点,不要像以前那样红着眼卯着劲往上冲,爬两步喝口茶多幸福。


会不会改变,我不知道……美国不仅是美国人的美国,它还在不停地吸纳全球人才,包括最有进取心的那部分人。美国老百姓爬腻了的山,仍然有很多人愿意爬。


(五)


desp ulti引用《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的观点与数据:


一、观点

相对欧洲一些国家,美国的社会阶层固化更严重。


二、数据


如果流动性充分的话,最底层的20%将只有20%人的孩子会继续留在最底层。这方面,丹麦的数据是25%,英国的数据是30%,而在美国是42%。


最底层的20%进入最上层的20%的机率,丹麦是14%,英国12%,美国是8%。


美国知名大学中学生构成比例:9%来自底层50%的人群,74%来自上层25%的人群。而教育在美国影响收入的程度是比较高的。来自低收入家庭但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中有29%大学毕业,来自高收入家庭但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中有30%能大学毕业。


看到有些人用那种犬儒的态度说“这很正常”,我觉得很不正常。


社会阶层的固化是否是社会发展导致的?这点请具体论述,不要信口开河。并区分现象客观存在性与现象合理性。


所谓的社会发展是指什么?长期的历史视角吗?像我在某人回答下评论的:从西方社会来看,奴隶制是否比罗马崩溃后的庄园制、城镇制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更大?中世纪是否比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阶层流动性更大?贵族制是否比现代的民主制社会阶层流动性更大?如果从短期来看,比如美国从工业化开始到现在,是有阶层更趋固化的事实,但你如何解释丹麦等国的社会阶层流动性?印度的阶层流动性与发达程度都比美国低,你如何用“社会发展”来解释?


再者,即使有这个客观事实的存在,就一定是“这很正常”的吗?谁要说存在即合理,请自动跳楼,因为你没文化却装作有文化。客观存在这样的事实,并不表明这种事实就正常、合理。社会阶层固化,带来的是收入差距的不可改变,这会极大降低社会的效率和激励,对于因合作而繁荣的人类社会这才是不正常的。相关论述我不想重复,很多文献都有,最新、最通俗的可以看斯蒂格利茨的《不平等的代价》。即使是赞同完全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政治家也不会同意社会阶层固化是个正常现象,相反,他们认为是我们的错误政策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固化,而非市场的规律造成的。


“固化很正常,任何国家都一样,任何地方都需要精英阶层,各阶层之间的高速流动才可怕……试想一个普通百姓坐上国王宝座,一个没有尝过权力滋味的人有多可怕……”——这种观点相当要不得。需要精英阶层,并不表示就需要阶层固化来支撑,而阶层流动并不是“高速”到普通百姓瞬间变成国王,这是在用一种极端的、不存在的例子来论证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再者,从普通百姓坐上国王宝座的多了。


如果对这些不公我们都持着“这很正常”的观点,我们就不会去打破、不会去争取。黑人并不认为他们被歧视是正常的,经过长时间的争取,才有了今天的黑人总统。


(六)


和过去比,美国高收入高学历的人群,现在更愿意与层次相似的人通婚,这总的来说不利于阶层间流动,但是也要考虑到和过去比女性的受教育水平的进步大大超过男性。像《广告狂人》里面那样,公司合伙人与女秘书结婚的普遍情况,已经一去不返,主要因为已经有大批受更好教育的女性 available。这期的《经济学人》有露骨标题为 “选择性的交配” 的文章 Assortative mating: Sex, brains and inequality,其中一张图说明问题。可以看到60年代以来,至少受过部分大学教育的男性与类似教育背景的女性通婚的比例往往翻了不止一倍:


至于流动性(即与父辈相比在收入阶层间的跳跃),70年代初以来没有太大变化。从71年到82年出生的这些人,收入上来自底层20%的家庭的后代在26岁时进入顶层20%的概率,一直保持在约10%。顶层20%的后代还留在那里的概率,一直为30%左右:可见,“占领华尔街” 那些人要求改变的诉求,并不受数据的支持。他们更像电影 “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The Dark Knight Rises” 里面的那些曼哈顿极端民粹。因此‘08年金融风暴之后闹了一阵很快就销声匿迹。


(七)


美国的社会阶层固化还是挺严重的。


夫妻两人带孩子移民美国,孩子正是上幼儿园的年龄。夫妻二人就寻找合适的幼儿园,找到一环境很好的私立幼儿园孩子看了不肯走,学费自然很贵,然孩子喜欢那就上吧。


孩子的同学自然都是家境极好的,每个周末啊节假日什么的都会有聚会啊旅行啊什么的反正没事儿就约在一起玩。


一年学费换算成软妹币的话大概20w+还是多少我记不清了。然后夫妻俩就觉得有点吃不消了,就在考虑要不要换成公立的幼儿园。


玩的比较好的一个家长知道了他们的想法之后就来劝说这个孩子妈妈,说是他们家好不容易进入了他们这个圈子里,如果去上公立幼儿园的话出了这个圈子以后再想进来就难了。


后来当然还是换成了公立幼儿园,果然这些家庭后来的聚会什么的再也没有邀请过这个孩子了。


(八)


考察一个国家社会阶层固化,先从高等院校入学来看,众所周知,中国高校学费较低,还有相对公平的唯分是从的招生制度,因而独特的中国特色招生制极大地平衡或隐藏了阶层固化的现实,人情社会,固化是深刻的,参见就业事实,Guanxi makes sense。


再回归正题说美国,高校依赖名流巨贾赞助是社会现实,与美国高度私有化和市场化有关,当然也和自由这个词有关(如美国高法判例多支持自由,欧洲看重平等)。充满竞争的美国社会远没有一些中国人想的那么乌托邦,是,他们的孩子看似独立,其实秉持着长子承父业的上层传统,中上层子弟是带着富贵镣铐跳舞,最终要划入奢华的舞池。


看美国基尼系数变迁,收入差距呈显著的波峰和波谷式震荡,的确,泡沫或新兴经济形态的塑造会从中下层相对地掠夺财富,从而补充收入上层人群。我们没法用价值规律曲线麻痹人们,像是life is full of ups and downs,毕竟这些年差距是拉大的,中下层是痛苦的。从巨大的收入差距看,假设阶层固化严重,那么反映民意的大选议题会往“社会主义”方向走,参照大选事实,我只能说,是的,差距在拉大,Bernie Sanders备受青年人青睐。我们从不能说阶层固化增强,因为美国经济还足够有活力,可以产生强大动力对冲固化的加深,但参照知友问答,阶层固化的确没有好转,这是个现实,而非命题。


想必有此思考的人是想要通过美国参看中国,在回答的开始我就做了对比,中美差异巨大,但在阶层固化方面是难兄难弟。在不粉碎现有社会模式的状况下,在保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情况下,坚持现有招生框架,不盲目照搬美国,或许是对冲固化的良方,良方绝不完美甚至不优良,但是比起能拖垮民族的过分福利或者经济大危机,要稳妥的多。毕竟,即使是高考下的人大,用得着助学金的学生已经寥寥无几,社会的演进,反而会造成资源的集中,而人为二次分配或干预资源配置又会削弱活力,这是一个永恒悖论,要效率还是公平,我们总妄图兼顾,然而一个大国从未做到,我们会是例外吗?恕我无知,希望某一天的我能说服今天的自己,或找智者来启迪我,谢谢。


(九)


美国七种主要社会阶层的特点


1.上上层(不到1%)。上上层是承有大量遗产,出身显赫的达官贵人。他们捐巨款给慈善事业,举行初次参加社交活动的舞会,拥有一个以上的宅第,送子女就读于最好的学校。这些人是珠宝、古玩、住宅和度假用品的主要市场。他们的采购和穿着常较保守,不喜欢炫耀自己。这一阶层人数很少,当其消费决策向下扩散时,往往作为其他阶层的参考群体,并作为他们模仿的榜样。


2.上下层(2%左右)。上下层的人由于他们在职业和业务方面能力非凡,因而拥有高薪和大量财产。他们常来自中产阶级,对社会活动和公共事业颇为积极,喜欢为自己的子女采购一些与其地位相称的产品,诸如昂贵的住宅、学校、游艇、游泳池和汽车等。他们中有些是暴发户,摆阔挥霍浪费的消费形式是为了给低于他们这个阶层的人留下印象。这一阶层的人的志向在于被接纳人上上层,但事实是,其子女达到的可能性比他们本人更大。


3.中上层(占12%)。这一阶层既无高贵的家庭出身,又无多少财产,他们关心的是“职业前途”,已获得了自由像职业者、独立的企业家以及公司经理等职位。他们注重教育,希望其子女成为自由职业者或是管理技术方面的人员,以免落人比自己低的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善于构思和接触“高级文化”,参加各种社会组织,有高度的公德心。他们是优良住宅、衣服、家具和家用器具的最适宜的市场。同时,他们也追求家庭布置,用来招待朋友和同事。


4.中间层(32%)。中间层是中等收人的白领和蓝领工人,他们居住在“城市中较好的一侧”,并且力图“干一些与身份相符的事”。他们通常购买“赶潮流”的产品。25%的人拥有进口汽车,其中大部分看重时尚,追求“一种良好品牌”,其理想居住条件是“在雏市中较好一侧”。有个好领导的一所好住宅”,还要有“好的学校”。中间层认为有必要为他们的子女在“值得的见识”方面花较多的钱,要求他们的子女接受大学教育。


5.劳动阶层(38%)。劳动阶层包括中等收人的蓝领工人和那些过着“劳动阶层生活方式”的人,而不论他们的收人多高、学校背景及职业怎样。劳动阶层主要依靠亲朋好友在经济上和道义上的援助,依靠他们介绍就业机会,购物听从他们的忠告,困难时期依靠他们的帮助。度假对于劳动阶层来说,指的是“呆在城里”,“外出”指的是到湖边去,或常去不到两小时远的地方。劳动阶层仍然保持着明显的性别分工和陈旧习惯,他们偏好的汽车包括标准型号或较大型号的汽车,对国内外的小型汽车并不问津。


6.下上层(9%)。下上层的工作与财富无缘,虽然他们的生活水平刚好在贫困线之上,却无时不在追求较高的阶层。他们干着那些无技能的劳动,工资低得可怜。下上层往往缺少教育,虽然他们几乎落到贫困线上,但他们千方百计“表现出一副严格自律的形象”,并“努力保持清洁”。


7.下下层7%。下下层与财富不沾边,一看就知道贫穷不堪,常常失业或干“最肮脏的工作”,他们对寻找工作不感兴趣,长期依靠公众或慈善机构救济。他们的住宅、衣着、财物是“脏的”“不协调的”和“破的”。


(十)


在此写一个我看到的侧面


美本录取时对成绩以外的活动文书推荐信等的看重本身就给了官二代富二代优势,对本国学生也一样。如果说成绩可以靠智商与勤奋来实现,那钱和资源带来的活动、文书与推荐信的差异是远比成绩难弥补的差距。


推荐信的署名者是谁很重要。政界商界学界等成功人士的推荐信,分量你懂的。可是谁更容易拿到这样的推荐信呢?


基础教育阶段,美国各个学区里面的公立学校很大一部分资金来源是本学区纳税人的钱,于是富人区公立学校狂好(毕竟缴税多资金足),穷人区的学校呵呵。一个外教和我说过他以前在某美国穷人区高中教书的情景:有一半学生脚踝上套着有GPS的脚圈,这是定位假释期犯人用的,校长办公室旁边就是警察值班室。


私立学校的学费是只有富裕的家庭可以承担的,跨区上公立学校需要全额学费,所谓穷人当然送小孩去本区公立学校免费上学。还有一小部分穷人区的学生可以通过抽签去上别的学区的magnet school(纯靠运气)(以我在美国一个学区的规定手册里所见,如果学生没有居住在该学区,那他如果在该学区学校学习需要交全额学费。)有的学区公立学校入学政策是居住在该学区的学生优先入学,其次是父母在该区工作的学生。然而很多穷人工作的地方,例如CBD,依然属于烂学区(富人中产都住在郊区)。


有能力拿针对高中生奖学金的也是极少数。住在穷人区就基本只能上穷人区的烂学校。不会说像中国一样一场中考,烂初中的优等生有机会考上好学校。烂学校从学生退学率,到设施,到课程(regular honor AP可理解为美式系统里三个不同的难度level,好学校连AP都开得全得不行,烂学校honor都不一定全),大学升学率,教育质量,学生学业平均水平,是全方位的烂。


大学?美国也只有100多学校对本国学生申请FA也是needblind(此数据来自某大学官网上的宣传)。公立大学确实对本州学生更便宜,可是加州系统和密西西比的州立系统是一个水平吗?而如果一个学生要去别的州上公立大学,他又要面对高昂的学费。(当然,和私立学校动不动五六万刀一年的学费比起来,已经便宜些了)再加上美本的录取制度,高等教育机会其实非常不平等。


在这样的机制下,阶级流动的困难度可想而知。


美国和中国同样“拼爹”,只是“拼”法有所不同。


“拼爹指数”这一戏称指的是“代际收入弹性系数”(IgE),用来表明父母和子女(成年后)收入的相关程度。如果该系数为0,则说明两代人的收入流动性大,个人收入多寡完全取决于他们自身。反之若为1,则说明该国家个人收入水平完全由他们家庭背景所决定。根据2011年的数据,中国的“拼爹指数”高达0.6,在样本国中仅次于秘鲁(0.67)。这说明在中国门第出身的差别不可小觑。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孩子更有可能打开财富之门,而这扇门对于穷人家庭有可能世世代代关闭下去。


美国官方和学界对这一系数的解读是,富裕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医疗等投入更多,父母的言行举止对子女示范性作用也会影响到他们未来的工作态度。再加上直接的经济支持,诸多因素造就了某种程度上人人并非生而平等的现实。美国近年大力发展公立教育等一系列政策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此原因。

中国更高的“拼爹指数”除了与美国共同的原因,还有自己的中国特色,如中国大量农业人口一代代的固化:根据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数据,中国92.8%的农业生产者就出身于农民家庭,他们当中98.4%是农业户口,89.8%居住在农村。同时户籍制度也限制了代际收入的流动性,不同地区在政策层面就很难实现平等。


“拼爹”国度,贫富分化更严重


该研究还表明,在一个国家里家庭出身对个人收入的影响越大,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就越明显。这种相关性被形象地称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The Great Gatsby Curve)。盖茨比作为美国家喻户晓的悲剧小说人物,代表人们在财富与社会地位里的挣扎。


其中“双高”的典型代表是拉美国家,紧随其后就是中国。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最新基尼(Gini)系数为0.47(图中仍采用渥太华大学研究发表的旧数据),连续多年超过国际贫富差距警戒线。而下一代许多孩子又输在了“拼爹”起跑线上,这个怪圈不得不使人警醒。


最后要说明的是“拼爹系数”中固定与隐性资产是未被计入的。IgE研究者称,如果扩大财富的统计口径,则这种相关性会更明显,“拼爹指数”将上升。在中国当前环境下,这个上升幅度有很大想象空间。


美国严重,中国更严重,全球横向对比,比拉美化的南美国家好点。


(十一)


谢选骏指出:


野蛮社会是社会固化的社会,文明初起时刻,打破了社会固化。


但是,当文明社会开始衰落的时候,社会再度走向固化。


社会固化是文明衰落的重要特征。


美国社会的严重固化,显然是美国衰落的重要特征。


033美国新闻自由的限度


网文《美国之音强行遭到掐断 背后的黑手是谁?》说:


2017年4月19日,“美国之音”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件事情,就是直播节目正在进行时候被强行叫停,而且根本没有任何预兆,过程完全不容商量。简直可以说彻底叫人崩溃,这难道是美国发生的事情吗?


究竟是什么力量能够做到这些,在号称新闻自由高于一切的美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令人不堪的是,无论是什么原因,美国之音几十年打造的标杆和旗帜形象完全毁于一旦!导致美国之音中断的强大势力究竟是谁?


事情是这样的,美国之音(VOA)今天早晨专访神秘富豪郭文贵,之前,郭已经在海外明镜电视台两次曝光过大陆官场的猛料。就在专访将要举行的时候,中国外交部称:郭文贵已经被红色通缉。不过,郭认为,红色通缉,其实根本没啥了不起,就是国际保安拿钱办事。他准备花10个亿美金告国际刑警组织。


美国之音这次专访郭,等于是给郭一个更大的舞台。美国之音的预告播出后,可谓海外内万众瞩目。该台北京分社社长周一就被中国外交部约谈,问及专访郭文贵是怎么回事?为何单方面给郭文贵一个平台?美国之音表示,也可以给大陆同样的平台。大陆怎么会咬弦呢。


美国之音今晨原定三小时专访郭文贵,共分三节,时长应该在2个半小时左右,但到一小时20分就寿终正寝。郭文贵在第一节透露,上周五有关他的专访节目预告之后,他本人接到招呼,包括来自大陆“常委”级别的关心。他说,要感谢红色通辑令,中国官方第一次站出来,答复了他的爆料。


郭文贵指,他有长达40多小时和现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的电话录音。他过往是受国家领导人和安全部的委托,动用自己的财力接触海外敏感人物,包括达赖喇嘛与海外民运人士;他并与达赖喇嘛有多次见面。


郭文贵指他与中纪委在英国伦敦有过三次见面。中共常委级别的高官,暗中要求他调查现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家族腐败。傅政华提供线索和黑材料,威胁并要求他调查现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至于他与中方国安人员的关系,他指中国国家安全部对有影响的商人,都有 “商业挂靠”,他认识前安全部副部长马建,中纪委在他的北京盘古大楼设有办公室。他说,在中国官方“以黑反腐、以贪反贪”,捉了他的家人威胁办案,“不捉家人,怕你跑了”。现在还发展到,“给钱的人被灭口”,中国的国家机器不为人民服务,“办案不是在查案,是在灭口”。


对于“红通”上有他的中国身份证,郭文贵指20年来没有使用中国身份,他是美国居民。在中东三个国家与欧洲共有11本护照,已经不是中国公民,身份证被国家安全部注销。


郭文贵越讲越带劲,参加直播的美国之音中文部主任龚小夏多次重复“免责声明”,主持人东方的表现也大不如往常。而且,堂堂美国之音的直播节目质量可以说,比私人文化公司制作的还不如。不仅画面粗糙,收音更是一塌糊涂。


在郭文贵谈到王岐山的妻弟的所谓“贪腐”问题时,美国之音出现了完全让人无法想到的一幕:刚刚离开的主持人龚小夏在画面外对直播中的主持人东方说:必须停下来。还没容东方反应过来,画面立即被切断。然后放了美国之音的静止LOGO,过了至少一分钟,东方才说:因为一些原因,节目必须中断。说罢,讯号立即中断。


观众完全没有料到会出现这样的一幕,纷纷惊诧莫名。


有专家分析,导致节目被中断的原因无外乎三种:美国广播理事会(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缩写:BBG)受到高层压力,强令节目停止。第二:因害怕引起外交纠纷,美国之音高层临时决定中断。第三:大陆方面紧急通过美国政府直接给美国之音施压。


这件停播事件必将引起轩然大波,不信的话,吃瓜群众接着坐在板凳上慢慢看吧。


谢选骏指出:这个事件,突出显示了“美国新闻自由的限度”。在《美国的新闻自由也是争取来的》一文中我早就指出过这一点了。新闻自由,是一个变量,不是一个恒量,是需要用法律和暴力不断争取和不断维护的——法律遭到歪曲的时候,需要法外的武力来予以纠正。


034谁是美国的寄生虫


《美國1/5家庭 無人工作——非裔、西語裔遠超白人、亞裔》2017年4月21日报道:


聯邦勞工統計局的資料顯示,去年美國有1606萬9000個家庭沒有任何人工作,比前年增加1萬9000個,相當於美國五分之一的家庭沒有人工作。


(谢选骏指出:如果“把这些多余的人清除掉”,可能有助于“美国的再度强大”。)


這項研究包括由已婚夫婦或未婚男女主持,家裡有不滿18歲的孩子或沒有孩子的家庭,而去年這些家庭總數有8209萬2000個。這項統計排除了幾千萬個單獨居住的人。


勞工統計局1995年開始計算沒有人工作的家庭總數,而這些年來其數量大致相當穩定;去年這類家庭在美國所有家庭占有的比率從19.7%微降至19.6%。


1995年美國有18.8%家庭沒有人工作,這個比率在2011年達到20.2%高峰,其後逐漸下降,2012和2013年為20%,2014年為19.9%。


勞工統計局說,非裔家庭沒有人工作的比率仍然最高,達到10.9%,其次是西語裔的8.7%,都遠高於白人家庭的5.7%和亞裔家庭的5.6%。


家裡有孩子使父母更可能積極投入人力市場。有不滿18歲孩子的家庭,去年有80.4%擁有工作或積極找工作。相形之下,家裡沒有未成年孩子的家庭,這種比率只有56.7%。


超黨派“工作製造者網”會長歐提斯說,決策人員應促進訓練和保護入門階層工作,協助家庭尋求良好的事業途徑。他說,有20%家庭沒有任何人工作,顯示勞動市場仍有弱點,可是問題不在於缺少工作。


歐提斯說,美國現有570萬個職缺,其中有幾百萬個年薪大約5萬元或更高,而決策人員必須解決使那些沒有工作的家庭無法把握這些現成的好工作的技術差距。


川普在競選總統期間,就不斷批評歐巴馬總統的經濟措施。他的競選搭檔潘斯也呼應這種說法,宣稱年齡正處於賺錢能力最強階段的美國家庭,有將近四分之一沒有任何人工作,而所有美國家庭有五分之一根本不事生產。


不過,一些分析家指出,沒有人工作的家庭大部分是成員上了年紀的退休家庭,也有許多成員較年輕的家庭,因為家人殘障、上學或為了照顧孩子而沒有工作,不能因人口就業比率似乎不理想就認為經濟有問題。


(谢选骏指出:有人主张,要美国再度强大,就要消灭这百分之二十的社会寄生虫,至少也要把他们驱逐到国外。不过,如果真的这样了,那么美国也可能会在未来失去许多潜在的人才,例如像是奥巴马总统一家那样的奇葩。)


《公民夢破滅… 無證移民報稅減》2017年4月21日报道:


大批民眾趕在18日的最後期限報稅,包括數百萬非法移民;但是跡象顯示,今年報稅的無證客人數比往年少。


社會普遍認為,非法移民不報稅;但是國稅局說,去年幾乎有450萬沒有社安號碼的人向聯邦政府報稅,其中有很多非法移民。


很多無證客使用“個別納稅人識別號碼”(ITIN)報稅,雖然外國投資人或學生也用ITIN,但是據瞭解,多數使用ITIN報稅者是非法移民。


國稅局把ITIN發給須要報稅,但是沒有或沒資格獲得社安號的人。不論移民身分,都可申請ITIN,不過這個號碼並不是合法工作許可,也不提供享用社安福利的資格。


根據國稅局的“納稅人維權服務”數據,使用ITIN報稅的人,去年繳納了幾達240億元的聯邦稅。但是因為川普政府取締非法移民,有傳聞顯示,今年較少移民使用ITIN報稅。在舊金山提供免費納稅服務的莫伊-博根(Max Moy-Borgen)指出,他的很多客人說,往年覺得較有希望出現成為公民的途徑,但是最近希望逐漸幻滅。


整體而言,舊金山灣區的報稅準備業者表示,使用ITIN報稅的人減少20%。在內華達大學教授稅法的佛蘭心 利普曼(Francine Lipman)指出,美國其他地區的報稅準備業者,也通報類似的情況。


利普曼說,把列有目前地址和資料的稅表寄出去,對無證移民而言是令人非常坐立不安的事,但是不報稅等於白白放棄退稅。雖然除了有限的情況以外,國稅局被禁與其他政府機關(例如國安部)分享資料,但是利普曼說,很多ITIN報稅者不確定是否可信任這道防火牆。


谢选骏指出:俗话说,坏有坏的好处。非法移民抢着报税,因为他们怀有“梦想法案”,如果梦想法案随着奥巴马一起报销了,非法移民的好处也没有了,他们也就不想再有交税记录了。那么,谁是美国的寄生虫呢?是报税的人,还是不报税的人?


035美国为何进入灾难周期


《川普入主白宫75天:“绝对是一场灾难”》2017年4月27日报道:


《洛杉矶时报》一篇社论的出现很受欢迎,题目是简单的“一场绝对的灾难”。这是一个非常扎实和有系统的标题。特朗普企图清除所有能够帮助普通人、劳动者、中产阶级和街头的人的一切事情。但是,他试图推动和推进增加最有权势的人的财富和权力,或增加使用武力的所有事情。


唐纳德·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已经75天了。在国际领域,特朗普扩张了美国在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索马里的军事行动,恢复向巴林出售武器。星期一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埃及领导人塞西将军,与此同时在这个国家数千名积极分子继续被关押。


在联合国,特朗普政府带头抵制为了禁止核武器的对话,同时施加压力以便让美国扩大它的核武库,并且还开展反对朝鲜的多边行动。


在环境领域,特朗普任命否定气候变化的人领导美国环境保护局(EPA)和能源部,同时大幅度减少环境保护局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特朗普要求增加540亿美元军事支出,同时取消十多项环境、外交、住房和教育的计划。


特朗普还要求增加近30亿美元为国土安全部提供资金,大部分用于支付扩建与墨西哥边界的隔离墙,为边境巡逻和移民与海关办公室雇佣1500名新的特工。但是,特朗普的议程必须面对某些司法和立法的失利。联邦法庭已经阻止总统两项旅行的禁令生效,这影响到六个国家的大多数穆斯林。特朗普在国会没有实现废除“奥巴马医改法案”时,就已经剥夺了2400万人的医疗保险,同时向富人赠送大规模削减税收。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正不得不面对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他选举之前与俄罗斯关系的调查。所有这一切正在形成一个在全国发展的抵抗运动。


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国家在特朗普政府上台75天以后的情况,我们请来世界上最有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美国语言学家和积极分子、美国马萨诸塞工学院教授诺姆·乔姆斯基,他在该学院任教已经50多年。他是一百多本书的作者。最近出版的一本题为《美国梦的安魂曲:财富和权力集中的十项原则》。


问:我们从特朗普执政这75天开始,如何评估在这最初的两个半月已经发生的事情。 


诺姆·乔姆斯基:我认为《洛杉矶时报》一篇社论的出现很受欢迎,题目是简单的“一场绝对的灾难”。这是一个非常扎实和有系统的标题。特朗普企图清除所有能够帮助普通人、劳动者、中产阶级和街头的人的一切事情。但是,他试图推动和推进增加最有权势的人的财富和权力,或增加使用武力的所有事情。


这就是特朗普正在有意识地做的事情;我猜想某种类型的制度正在两个级别上起作用,对非常有系统的结果难以质疑。班农——特朗普的班子想确保控制负责人。因此不论他们做什么事情,人们都将其看成是一个又一个疯狂的举措,这意味着当新的负责人出现时原来的负责人就被忘记了。所以,没有任何人再谈论曾经将选票投给希拉里·克林顿的300万非法移民了。我们忘记了这个方面,进入下一个点。就在此事继续推进的同时,预算行动和保罗·莱恩工厂的计划也继续没有声息地被放到后面,继续破坏政府能够帮助人们的任何事情。这指的是破坏环境系统。


不仅是削减环境保护局。大部分环境计划原来是能源部提出的。它的研究计划和活动已经遭到严重的削减。


问:特朗普的重大失败之一是他没有能力结束“奥巴马医改法案”。关于这个国家的医疗制度,您能告诉我们看到潜力在哪里,他们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乔姆斯基:几天以前出现的一份关于这个问题很有趣的调查,调查询问人们对这方面的偏爱是什么。共和党人的回答是可能性很小。我相信大约15%的居民准备接受特朗普的法案。比例更高的人认同现在的名为“奥巴马医改”的制度。


必须注意到很多人不知道“奥巴马医改”法案是“可以得到的医疗关注的法律”。但是由于所有反对它的宣传,你会看到人们对奥巴马医改法案否定的态度和对“可以得到的医疗关注的法律”态度更多。更多民众的选择否定—大约50%——被称为公众的选择,这是一个由政府保障的医疗计划,其结果相当令人吃惊,因为没有任何人公开为它辩护。但是几十年来在调查中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结果,当向人们问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时,他们说这是自己的选择。


事实上这是唯一有意义的回答。美国的医疗制度是一个国际丑闻。它的人均成本大约是水平可以比较的国家医疗费用的两倍,尽管它的结果更坏,主要是因为它已经私有化了,严重不足,官僚化,发票成堆,官员成堆,成吨的金钱被浪费了,医疗掌握在只是追求赚钱的机构手里,它们当然不是医疗机构。


几十年来人们倾向于任何其他国家以某种方式拥有的东西:一个直接的国家医疗,或是由政府控制的医疗,比如瑞士的情况。有些时候其支持之高令人吃惊。比如,在里根的最后几年约70%的居民认为有保障的医疗应当是宪法的一项保障,因为它是一种最迫切的愿望。约40%的居民认为这已经写在宪法里。宪法是一种所有合理的事情神圣的“收集”,因此应当收集在里面。


但是,人们可能想象的事情无关紧要。当奥巴马提出他自己的计划时,公众选择的支持几乎是三分之二,但是确被简单地撤消了。此事有时在媒体上讨论,在《纽约时报》和其他报纸上讨论。提及此事他们说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这是正确的,意味着你不能赞同它,超越制药公司和金融机构。在政治上是可能的,我们将其称之为“民主”。有时他们引证说“缺乏政治支持”,也就是说机构是确实重要的。此外,这是一类我们可以抛弃的人。


问:您认为对特朗普可能有一种“尼克松在中国”的时机吗?过去他(尼克松)表明支持一个唯一的付款者。现在特朗普对“自由的核心会议”非常恼火。他还没有决定在这件事情上谁是最顺从的人,是“自由的核心会议”或是民主党人。走着瞧吧。您认为他能拒绝一切吗?或是将做像我们这几天正在看到的,这里好像将恢复“自由的核心会议”所需要的东西?


乔姆斯基:我认为特朗普可能重新审查此事。特朗普表明他不是连贯的。你不知道他想的事情。他说几乎所有的东西来到他的头脑都在凌晨三点钟。但是实际上他正在横幕中间调制政策——特别是赖安的极右共和党人——人们知道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想通过系统的政策破坏对一般公众有利的医疗制度的任何方面。


可能发生的事情是承诺的类型,正在进行讨论,在这里各州将有权与联邦的计划脱离关系,此事可能让“自由的核心会议”满意,使现在共和党人的建议恶化。今天我想堪萨斯州已经拒绝扩大“医疗补助计划”。也就是说必须取消所有能够服务于帮助穷人的一切东西。


问:我想问这几天的消息中经常出现的的事情。显然这是所有的有线电视频道都在谈论的事情,即所谓“俄罗斯干涉美国的选举”。对于一个在全世界干涉过那么多政府和选举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您能告诉我们您关于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观点吗?为什么如此强调这个问题?


乔姆斯基: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件,当然也是一个玩笑。世界的一半都在笑。美国不仅干涉选举。推翻它不喜欢的政府,建立军事独裁……很简单,只是在俄罗斯的情况下——作为最低限度——克林顿主持下的美国政府曾经无耻和公开干涉,以后试图掩盖它,以便通过所有的手段做到选举出它需要的人:叶利钦。因此这将美国变成世界的笑柄。


为什么民主党人正集中力量攻击此事?事实上成为非常关注特朗普计划的一个因素,这是相当合理的,在这么多的昏暗中间这是唯一的光线:试图减少与俄罗斯的紧张?因为在俄罗斯边界上的紧张紧张情况特别严重。紧张情况可能增加以至达到发生一场重要的战争。减少紧张的努力应当受到欢迎。几天以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杰克·马特洛克出来说,不能相信正在对政府为了建立与俄罗斯的联系表面上的努力给予这么多关注。他说:“这正好是应当做的事情”。


当政策正在一步步强加于人的时候,结果这是唯一担心和批评的问题,是特别具有破坏性的,并造成伤害。这样人们知道,俄罗斯人可能试图“干涉选举”。但是这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在竞选运动期间也许特朗普的人与俄罗斯人交谈过。这不是重要的事情,正在不断叙说的事情更不重要。我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唯一的问题似乎是激起民主党反对派,好像它是唯一有某些道理和在某个方面是合理的一样。


问:当然,因为民主党人感到这是理由,他们以某种方式输掉了选举。结果有兴趣的是詹姆斯·科米这个星期说正在调查特朗普选举运动与俄罗斯的一致性问题,当时正是科米本人对希拉里·克林顿(选举中)的失败可能有部分责任,他说在调查唐纳纳德·特朗普的同时也在调查希拉里,尽管实际上他从来从来也没有说过这个。 


乔姆斯基:可以理解民主党的领导人试图因选举操纵非常糟糕的事实找到某种罪过,找到一个完美获胜的机会,结果成了反对派。但是这几乎没有理由允许将特朗普的政策悄悄强加于人,因为他的许多政策不仅对居民造成损害,而且有极大的破坏性,比如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没有集中力量做可能意味着前进一步某种事情,比如进行调整,为减少正在俄罗斯边界上出现的日益增加危险的紧张做出严肃的努力提供便利,在那里可能发生一次爆炸。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演习在距俄罗斯边界只有几百米的地方进行。俄罗斯的飞机正在接近美国的飞机。这是可能轻易地失控的事情。与此同时,双方都在增加它们的军事力量,比如美国正在补充让俄罗斯人非常担心的装备,在靠近俄罗斯的边界建立反导系统,当然美国说是为了保护欧洲,防备并不存在的伊朗导弹,但没有任何人相信这是真的。


这种态度可以解释为进行第一打击的威胁。这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像威廉·佩里这样有杰出的专业,而且是一个绝对不习惯于制造惊慌的人,他说我们正在回到冷战最糟糕的时期之一,如果不是更坏的话。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我们必须以积极的方式接受致力于使这种气氛平静下来的努力。我们必须从思想上对待俄罗斯的边界。那不是墨西哥的边界。不存在华沙条约在墨西哥的演习。那是一条俄罗斯人合理的敏感的边界。在上个世纪实际上有几次机会受到破坏正好是从那个地区进入(俄罗斯)。


问:您担心日益增加的核军备威胁,还有面对朝鲜海岸的演习,以及我们最近几天听到特朗普总统的讲话,如果中国不解决朝鲜问题,美国将解决它。您能向我们谈谈美国正在对朝鲜和中国实施的政策吗? 


乔姆斯基:我们应当看看背景。美国断言:“我们已经试图做了一切,但没有任何东西起作用。因此我们必须使用武力”。“没有任何东西起作用”是真的吗?在所有这一切之后,存在一些背景。回忆这些背景是有意思的:


1994年克林顿(美国前总统)制定了名为“与朝鲜的框架协议”,根据该协议朝鲜结束它发展核武器的努力。美国将减少它的敌视行动。这或多或少起作用了,尽管任何一方都没有完全达到(协议的)高度,在2000年朝鲜没有重新启动它的核装备计划。但是乔治·W.布什(美国前总统)上台后立即对朝鲜发动一次攻击。


我们已经知道他将朝鲜列入“邪恶轴心”,进行制裁等。朝鲜重新生产核武器。2005年在朝鲜与美国之间曾有一项非常合理的协议。朝鲜准备结束它的核武器的发展。作为交换,要求美国签署一项不侵略的协议。结束敌视的威胁,减轻制裁,向朝鲜提供一项供应用于医疗目的的低贫铀的制度和不侵略。乔治·布什立即撕毁这项协议。在几天之内,美国就企图强制中断朝鲜通过澳门和其他地方与其他国家的金融交易。朝鲜合乎逻辑地重新走上开始制造新的核武器的道路。也许你可以说,它是历史是更坏的制度,但是它一直在执行一项非常合理的针锋相对的政策。


朝鲜为什么要发展核武器?因为它的经济很差。无疑可能在利用这些资源。所有的人都理解这是一个“说服的因素”。实际上他们有一个摆在桌上的目标。中国和朝鲜建议,朝鲜结束它发展核武器的计划,交换条件是美国放弃与韩国一起面对朝鲜的边界进行军事演习。这是一个合理的目标。


但是被所谓的“好事情”排除了。事实上奥巴马也排除了这种可能。存在可能减轻会变成一场严重危机的步伐。如果美国决定利用武力反对朝鲜,根据我们掌握的军事来源,立即做出反应的将针对韩国的首都首尔,它将立即被朝鲜的大规模炮击抹掉。谁知道从现在起我们可能走到哪里?获得一项经过谈判的外交协议的可能性不像是古怪的事情。我要说和想到的是,中国——朝鲜的这项建议值得严肃地考虑。


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有它的记忆。实际上它曾被历史上最密集的轰炸破坏。我们应当阅读美国空军关于轰炸朝鲜的官方历史。那是破坏性的轰炸,将这个国家夷为平地。没有节省任何目标。美军甚至决定直接攻击水坝,这当然是一种战争罪,无话可说,我讨厌提到它。


确实应当阅读历史——在官方历史上强调《空军季刊》及其他刊物——看到大规模的洪水淹没整个朝鲜,毁掉收成是重大的事情。对亚洲人来说,水稻的收成就是他们的生命,而这个被美军摧毁了。朝鲜人承受了所有这一切。装有核能力的B—52侵犯朝鲜的边界不要看作是一个笑话。


但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是,存在一个外交措施部分成功、制裁和强硬措施全面失败的记录,存在可能工作的谈判桌上的选择。现在我们不要关注是否某个人与俄罗斯人谈过话,这类事情是应当做的,应当很严肃地进行工作。因此,这是民主党人或任何相信某种和平与正义方式的人应当进行的工作。


问:我们谈到中国。特朗普总统说:“如果中国不解决朝鲜问题,我们将解决”。您担心由于特朗普作为一个总统得到的支持率更低,遭到一个又一个失败和攻击,将集中于一个外部的敌人吗?但是同时中国领导人正在美国。特朗普在私人度假胜地湖海庄园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重要的是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如何? 


乔姆斯基:正如人们记得的,最有兴趣的事件之一是在私人度假胜地喝着咖啡,对重要的安全问题进行一次公开的讨论。也许将记者留在外面,但不会将宾客留在外面。事情不可预测。


但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一个特别严肃的问题。中国在它主要的要求上将不会后退,比如关于台湾。特朗普认为中国提出的要求大部分是不可接受的,在国际上是不可接受的。但是,但是通过使用武力做出反应是特别危险的。也就是说在国际问题上你不能进行这种博弈。我们非常接近破坏我们自己的可能性。


在这个核时代,只要看一眼正在进行的不合理的行动就足够了。我们幸存下来几乎是个奇迹。为了对风险有一个很好的评估,只要看一下我们面临的全球安全形势最好的监视器就足够了,也就是说看看“原子科学家公报播放器的钟表”就足够了。这是在核时代初期的1947年由一批严肃的专家、科学家、政治分析人士及其他人确定的评估,试图测定人类面临的危险。如果时钟指到半夜意味着我们完蛋了。


在1947年钟表固定在半夜7分钟。1953年正好是在美国和苏联试验热核武器氢弹之后,为半夜确定为2分钟。这是我们最接近全面的灾难的一次。正是现在特朗普上台后,为半夜移动到两分半钟,因为人们承认核威胁是严重的,前些年没有考虑的环境灾难的威胁已经在我们头上。


现在我们面对这些最关键的问题,让人喘不过气来气。所有其他的事情与这些问题相比都被打消了。从文字上说,这是生存的问题。到半夜两分半钟意味着一种特别的风险。应当成为关注的焦点。看到无视它的方式是让人打寒颤。实际上在整个竞选运动期间对这些问题本身没有任何提及。共和党的任何一个候选人都不承认正在发生的事情,温和的共和党人如杰布·布什和卡西奇也没有提及,他们说:“也许事情正在发生,但是并不重要。对此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问:美国在联合国刚刚领导抵制对核武器的禁止。 


乔姆斯基:不幸的是美国与其他核大国联合,还质疑禁止所有核试验的条约。现在有三个核大国已经拒绝批准该条约:中国、美国和以色列。如果核试验再次开始,存在一种特别严重的危险。如同我说过的,正是第一次核试验导致将将钟表播放器拨到半夜差2分钟。


我们还有“限制战略武器的新条约”,这是一个从冷战结束以来减少核武器重要的条约。这意味着该条约将发展核武器。俄罗斯和美国拥有核武器的绝大部分。应当减少它们的数量,也减少其他更有威胁性武器的数量。


特朗普已经指出,将会这样做,尽管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想说什么,他称对美国那是一项坏协议,也许我们应当抛弃它,这可能是灾难性的事情。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刚刚讨论这个事实以压倒的方式反映了当代文明的水平。


问:我想问的是,处在左派地位的人们已经习惯于考虑美国政府、政治家们基本上是为资本主义的阶级服务的。过去偶尔有一个洛克菲勒或是资本家阶级的一个成员进入政府。但是现在特朗普的这届政府里非常富有的人数量特别多,他们直接进入政府。但是,我们正在看到的说法是他们得到了这个国家白人工人阶级的支持。您能向我们谈谈这些直接占据政府管理的资本家吗? 


乔姆斯基:您说得好,永远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方面如为竞选运动提供资金不仅对选举的胜利,而且甚至对政府的政策是一个很有用的指数。一个世纪以来就是这样。如果看看对政治态度的分析,在学术界的政治科学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将民众的态度与公共政策进行比较。这是相当简单的。公共政策是看得见的。通过广泛的调查我们对民众的态度了解很多。


结果是相当令人吃惊的。70%的投票者(也许是选民的一半)——70%的投票者实际上被剥夺了投票权,他们的收入最低——做到让他们自己的代表关注自己的态度和偏好。如果你知道收入的级别,你知道力量对比更多的东西,就知道会有更大的影响。


处在顶层的人可能是1%的部分,如果你能够得到数据,你会发现正是在那里决定政策。现在,特朗普政府是此事的一幅漫画。但是这里说的事情如同是故意炫耀这个国家是由高盛投资公司和亿万富翁领导的,没有其他任何人的参与。这几乎是一部创作性的讽刺剧,如同他们说的:“是这样,我们都知道这确实是真的,我们会向你表明这一点。”


有趣的问题是,如果他们不断被打脸,如何能保持人们的支持?这里有一系列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很多特朗普的投票者(白人工人阶级的投票者)2008年曾为奥巴马投票。如果我们回头看奥巴马的竞选运动,当时刺激的词是“希望”和“变革”。当萨拉·佩林问“变革和希望这种事情在哪里”时,她不是在说傻话。很快就清楚了,“希望”和“变革”都不存在。工人阶级感到幻想都破灭了。


在马萨诸塞人们非常愤怒,他们感到被奥巴马承诺的竞选运动欺骗了。他们转向曾让他们痛苦的阶级敌人,至少它对他们用自己的语言说话。共和党人掌握谈话的技术,如同你是一种普通的人,是在一个酒吧里遇到的那类人。这可以追溯里根(美国前总统)和他的“有色种人流行乐队”,讲话很差的布什(美国前总统)等。是进行博弈,不是一种诈骗。但是不存在反对派,这就起作用了。


当存在反对派时会发生什么?这是非常令人吃惊的。最近几次选举最令人惊奇的事实是桑德斯(民主党总统预备候选人,初选时败给希拉里·克林顿)的成功意味着一个世纪的美国政治历史。


你可以准确地预测选举的结果,只要你注意到对竞选运动提供的资金。存在其他加强这种情况的因素。桑德斯来了,过去没有任何人听他讲过话。他没有得到富人的支持,没有得到公司的支持。媒体无视他或蔑视他,甚至对他使用一个吓人的词“社会主义者”。以至人们不知道他在哪里。如果不是奥巴马——希拉里的党领导人捣鬼让他出局,他可能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他可能成为总统。


他一事无成离开了。这意味着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破裂。表明当他提出的政策满足大部分居民普遍和公正的关注时,可能发生的事情。


问:如果他再次出面,您认为还可能获胜吗? 


乔姆斯基:几周以前福克斯新闻网有一项调查,在向人们问到谁是你支持的政治人物时,桑德斯远远领先于所有其他的人,还没有计算口头的支持,没有计算权力集中的证词:媒体和公司。事实上如果你看看政治的倾向,会看到类似的事情。我们已经提到医疗的问题。在这个问题和其他问题上,大部分人实际上正将票投给领他们痛苦的阶级敌人。


问:我们搜集的问题之一是特朗普喜爱利用恐惧,请扩充您对“特朗普政府可能实施一次打击”的评论,您想到在历史上有什么类似的情况吗? 


乔姆斯基:事实上我的讲话完全被封杀了。不像媒体指出的那么有力。我所指出的事情—所有的人都意识到的事情—这种欺骗很快将不起作用。人们将会明白政府不会为他们恢复工作岗位。他们不能恢复到政府曾经向他们承诺的画面,那里他们有工作岗位。他们不会再相信任何东西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必须做点事以便保持控制。特朗普明显是在寻找一个替罪羊。将罪过归于移民、穆斯林或任何人。但是这并不能蒙骗多久。我已经说过,下一个步骤将是一次所谓的恐怖主义的袭击,这将是很容易的事情。事实上事情几乎是正常的,像康多莉扎·赖斯说的“核蘑菇”。这些所谓的打击是容易准备的。


另一个可能性是一次更小规模的打击的升级。可能是强硬的吗?采取联邦调查局正连续使用的技术,即制造陷阱形势的技术。我们设想其中之一走得很远,那么让它停止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无法预测这件事的发展,但是这是有可能的。这是一个非常使人害怕的国家,可能多年来美国就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让人恐惧是很容易的事情。


问: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阿隆·布里拉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本周将伊朗说成是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我的问题是:美国为什么为了一场与伊朗的战争坚持建立强大的基地? 


乔姆斯基:美国多年来就是这样。在奥巴马的年代曾经认为伊朗对世界和平是“最大的威胁”。这个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所有的选择都是开放的”,这是奥巴马的话,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想使用核武器,我们可以这样做,因为伊朗对和平是可怕的危险。


对此我们可以做一些有趣的评论。其中之一是存在着被称为世界舆论的东西。世界认为什么是对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我们知道从在美国进行的民意调查,如盖洛普的调查指出美国处在任何其他威胁的前面,没有任何国家接近它。巴基斯坦排在第二位,被认为是一种很低级的威胁。调查几乎没有提到伊朗。


为什么美国认为伊朗对世界和平是“最大的威胁”?对此我们有一个来自情报机构授权的回答,情报机构向国会提供关于世界战略形势正规的评估。两年前情报机构在它的报告中——当然总是谈到伊朗,它的报告是相当坚实的—说伊朗的军事支出很小,甚至对本地区的水平来说,比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和其他国家都低。


它的战略是防御性的。试图对攻击进行足够的说服,以便使用外交的手段。两年前美国情报机构做出的结论是:我们不知道伊朗是否正在发展核武器,如果他们正在这样做,那是它说服战略的组成部分。


现在,美国和以色列为什么更加担心这种说服战略呢?说服让想使用武力的人担心。那些想有使用武力的自由的人非常担心说服潜在的后果。他们认为,如果伊朗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于是我们就可以使用武力。


问:今年是马丁·路德·金博士在河畔教堂发表“在越南之外”的演说满50周年,他在那里说美国是“地球上最大的暴力提供者”。 


乔姆斯基:金的那个演说是非常重要的,在那个时期其他人也发表了重要的演说,这严重损害了美国在北方自由派中的声望。他无可争辩地谴责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认为那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罪行。他想做的另外的事情是建立一个没有种族区分的穷人的运动。


问:关于马丁·路德·金和穷人运动这个问题,您在《美国梦想安魂曲》的一章中谈到有名的“鲍威尔备忘录”,那是1971年鲍威尔法官寄给美国商会和其他企业家团体的,他在备忘录中说企业家正在失去对社会的控制,必须做点事情来抵消这种力量。现在他是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正在发表类似的看法。您能向我们谈谈企业界团体为了打败60年代的运动的这种努力吗? 


乔姆斯基:实际上他是在说这些事情不久之后被任命为最高法院的法官的。那个时候他是一名为烟草公司工作的律师。他写了一份很有意思的备忘录寄给美国商会。猜想那是一份内部的备忘录,基本上是为企业界的团体写的,但是被透露出来了。这种事情发生过多次。


实际上,他没有说企业正在失去控制。他说的事情是企业正在受到大规模左派力量的打击,他们已经占领了一切,甚至提到正在领导运动的“魔鬼”:拉尔夫·纳德,他努力维护消费者的安全;赫伯特·马尔库塞正在动员大学生进行革命。


他说已经做到控制了媒体和大学,实际上控制了整个国家。与此同时穷人和筋疲力尽的企业界团体在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打击下几乎只能幸存下来。这是一幅很有趣的图画。必须关注说辞。如同是一个正在吃奶的三岁孩子希望拥有一切,当某人夺走一颗糖时他就愤怒了。


世界正在完蛋,这就是大体上的形象。当然,企业领导着一切,但是不是全部。在60年代存在民主化的倾向。人们介入公共事务,这被认为是一种威胁。因此号召企业界团体保卫自己对付这种魔鬼般的攻击。


他说:“你们看,在所有这一切之后,是我们拥有资源。我们有资金。我们是大学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我们应当保护自己,防备这种正在消灭‘美国的道路’和企业的攻击等。”这就是“鲍威尔备忘录”。实际上人们理解教训,不仅是听他说。对60年代的活动产生一种反应。60年代经常被称为“问题的年代”。那时国家正走向“文明”,这是特别危险的。


另一份统治的政治阶层的出版物也很有意思,即同一个时代由“三边委员会”出版的题为《民主的危机》的书。这个“三边委员会”由三个主要的资本主义的中心:欧洲、美国和日本自由派的国际法学家组成。这个团体政治上的复杂性由配备了几乎完全由卡特政府的人员组成这一事实显示出来。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是哈佛大学教授,是有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什么是“民主的危机”?实际上这与“鲍威尔备忘录”是同样的。他们说“存在过多的民主”。人习惯消极和冷淡的东西,如同是设想必须是如此,在公共领域为他们的要求施加压力,对国家来说这结果是过分的。他们没有提到一个团体:公司的利益。这是国家的利益,这对要求温和与民主的人来说是特别的利益。他们特别关注“负责训导青年的机构”:大学、中学、教会。设想必须训导青年,但是没有在做它的工作,比如可以看到所有这些青年在那里游荡,要求妇女的权利和结束战争,等等。


因此我们必须更好地训导青年。他们还担心媒体。他们说媒体正在过多地反对他们。如果你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是另一个玩笑,如同鲍威尔的情况那样。他们说媒体没有受到控制,不遵守纪律,也许国家不得不介入,对此做点事情。这就是自由派,是自由派阶层的结果。


他们担心这两份出版物结合在一起。在说辞上有差别。“鲍威尔备忘录”从文字上说是一种“无名火”。《民主的危机》说的是温和知识分子的大话。但是意义差别不大,很简单,都在说民主是一种“威胁”。


居民必须保持在私密的状态,这样一切都会好。事实上,享廷顿作为美国的学者说出让人怀念的事情:杜鲁门靠许多公司的高管人员和华尔街律师们的合作领导国家。过去的好日子就是这样,当时民主发挥作用,不存在如此多的要求。他们回忆这是那个阶层自由派的结束。“鲍威尔备忘录”是更强硬的极端,在文字上说是一种“无名火”。


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框架内——不是开始但是协调了——评估过去一代人新自由主义的反应,在所有的阵线上包括教育、经济都在破坏政治民主的职能和所有的因素,导致人们的幻想破灭和愤怒,结果将选票投给了特朗普,投给了他们的“阶级敌人”。


值得提出的是这些人有公正的和非常严肃的担心。从最近某些明显的透露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看到如此突出的事情是在中产阶级、中下层阶级、美国白人工人阶级之间,在中等年纪的美国白人之间死亡率正在上升。这在发达社会是不理解的事情。一般来说死亡率继续下降。但是在美国死亡率正在上升。它的根源在于我们所说的“绝望的疾病”。


人们不相信未来,这有很充分的理由,如果你了解有关的事实的话。男人的实际工资处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水平。2007年在对经济仍相当高兴的时代,人们在很温和地做一切事情,经济学家赞扬阿兰·格林斯潘成为自从摩西或类似的人物以来最伟大的人物,——称他为“圣阿兰”——正好在高兴的顶峰,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比1979年更低,当时新自由主义的试验正在开始。这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


他们没有饿死,不是最穷的人。他们知道以某种方式幸存下来,但是没有希望,没有尊严、价值和对未来的希望的感觉,没有感觉到你的生命有某种意义,经常以很有破坏性的方式做出反应。


问:关于中东,最新的消息称反叛者控制的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地区,那里成为某种毒气攻击的目标,这一次化学武器攻击造成一名不到8岁的孩子死亡,数百人受伤。您对发生的事情有何评论?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联合国、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海利星期五都说,美国正在改变立场。但是尽管他们认为人们不喜欢阿萨德,但不会为推翻他做任何事情。之后我们面对这场攻击。关于叙利亚、俄罗斯和美国您怎么想? 


乔姆斯基:叙利亚是一场可怕的灾难。阿萨德政权是一种道德上的不幸。俄罗斯人和他们正在采取可怕的行动。理由很简单:叙利亚是俄罗斯在整个地区唯一的盟国。不是一个密切的盟国,但是俄罗斯在地中海唯一的基地在叙利亚。叙利亚是一个或多或少和他们合作的国家。俄罗斯不想失去自己唯一的盟国。这就是正发生的事情。


与此同时谈到了机会,比如我们谈到的朝鲜情况曾经有机会结束恐惧。2012年俄罗斯人的一项倡议没有实施,因此我们不知道是否是真正严肃的倡议,但是有过谈判一项协议的建议,让阿萨德以逐步的方式退出政权,而不是立即退出。这没有起作用。但是在谈判的过程中可能达成某项制度和某项协议,通过协议他可能离开政权。


但是西方将不会接受,不仅是美国,法国、英国都拒绝考虑此事。那个时候它们以为可以打败阿萨德,因此不想接受协议,战争继续推进。我们从来不知道是否起作用,但是可以工作。与此同时,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正在资助吉哈德分子的团伙,他们和“伊斯兰国”区别不大。在两个方面存在恐怖的历史。叙利亚人民正在被消灭。


问:美国派出了400多名士兵到叙利亚。但是如果美国与俄罗斯有一种更好的关系,能够改变所有这一切吗?(此次采访发生在4月7日特朗普攻击叙利亚空军基地之前) 


乔姆斯基:这可能导致某种更好的关系,以某种方式达成一项经过谈判的外交协议,这将是奇妙的事情,但是至少将降低暴力的水平,因为这个国家正在悄无声息地被撕裂,正在自杀。


问: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会见了埃及的塞西,星期三会见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对他们说将不会再提人权问题。您对此有何看法?当然还有对以色列—巴勒斯坦有何想法? 


乔姆斯基:提出人权问题已是事实,但是不会再多提,因为我们有沙特阿拉伯的例子,它是世界上违反人权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但那是美国喜爱的国家。在那里出售我们的武器。奥巴马向它出售的武器比他的任何前任都更多。塞西特别不幸,他的独裁将埃及引向最糟糕的日子。


美国曾支持他,不是以公开的方式,但是给予坚定的支持,特朗普正在这样做。对特朗普来说,所有的时间发生的事情是一部讽刺剧。正常情况是支持残暴的独裁者,如果不是热情支持,确实是在手腕上的敲打说:“你看,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是很好”,这里他说的是“你是一个天才。我们喜欢你。你已经知道,继续前进,对你的人民进行拷打和暗杀”。对于埃及人民这是一种可怕的打击。约旦是一种混合的历史。但是这些步伐是非常倒退的。


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特朗普实际上已经从原来的立场后退了。但是他和他的政府原来的立场在安置问题上不存在任何错误,那对和平不是一个障碍。如果你看到几年来对安置问题处理的方式,当然那是完全非法的。


正在破坏巴勒斯坦人任何权利的希望。那是回应以色列一项非常系统的计划,从1967年就是这样。以色列企图没有声响地占领对他们有价值的所有约旦河西岸地区,尽管排除巴勒斯坦居民集中的地区。因此以色列将不去占领纳布鲁斯或图尔卡雷姆,但是将会占领具有重要性和价值的所有一切地方,留下数十个也许数百个巴勒斯坦居民集中被孤立的飞地,那里在腐烂,没有更多的办法,人们也许会离开。但他们不关心可能发生的事情。


事情永远是这样。现在如果我们回到1980年,美国联合世界不只是为了说安置点是非法的,而且也为了要求以色列撤销它的安置点。我认为那时通过了联合国安理会第465号决议。因此以色列必须撤销一些非法的安置点。随着时间推移,这被削弱了……被里根和克林顿削弱了,被奥巴马减少了。特朗普没有准备支持和平。与此同时,美国为库什纳基金会提供资金,继续对以色列提供资金和支持,以便实现建设大以色列的计划。


应当说对这个问题一般的讨论特别有欺骗性。在所有的地方——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国际上的人士——所说的确实的事情是有两种选择:或者是根据很久以前国际上确定的共识达成一项为了两个国家的协议;或者是一个唯一的国家,一个种族隔离的国家,巴勒斯坦人可能没有权利,可能开展一场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以色列可能面对被称为“人口问题”的事情:在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有过多的非犹太人。但是这不是选择。


存在第三种选择,就是实际上正在进行的选择,即建设没有“人口问题”的一个大以色列,因为已经将巴勒斯坦居民密集的地区排除在外,慢慢地将这些地区的巴勒斯坦人转移出他们想占据的地方。这样我们将看到所谓的耶路萨冷可能是原来面积的五倍,直到约旦河西岸。


存在着通向东部的走廊,打破土地留下的东西;马莱阿杜明大部分是克林顿的年代建设的,部份直到约旦河西岸。北部还有其他的城市。所说的C地区被以色列完全控制,约旦河西岸大约60%通过大型结构计划正慢慢加入以色列。这项计划正在我们眼前实施。美国对此提供外交、经济和军事的支持。将让巴勒斯坦人实际上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将有一个大以色列出现而不必面对让人担心的人口问题。


问:关于拉丁美洲,在这个地区我们有一个社会巨大进步十年的时期:所有的政府具有社会的思想,减少了收入的不平等,拉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核武器的地区。但是最近几年我们看到正在倒退。许多民众的政府除厄瓜多尔以外都被赶下台,在委内瑞存在越来越深刻的危机。对那里发生的事情您怎么想?在做出很多承诺之后,这个地区怎么突然倒退了? 


乔姆斯基:在拉美取得了现实的成果。但是左派的政府在利用它们拥有的机会建立可持续和可行的经济时失败了。几乎所有的国家——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和其他国家——依靠原料价格的上涨,而这是一种暂时的现象。


原料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于中国需求的增长。石油、大豆等产品的价格上涨了。拉美国家没有试图发展一种依靠工业、农业的可持续经济——委内瑞拉有潜力,是一个富有的农业国,但是它没有发展农业——简单地能够出口的原料。这是一个损害很大的发展模式,因为当你向中国出口谷物时,他们向你出口制成品,这取消了你的工业,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此外,政府中存在着严重的腐败。巴西工党实施重大的措施,却不能将国库掌握在手里,这令人痛心,让特别腐败的精英们加入进来,他们所有的时间都在盗窃,执政党也参与其中,这使他们自己威信扫地。


但是其中存在进步,因为拉美国家取得了现实的成功,其中许多必须保持下去。但也存在倒退,他们必须重新寻找更诚实的力量,首先要承认需要发展有牢固基础的经济,而不是仅仅建立在出口原料的基础上。其次应当靠真正诚实的人,以便实施正规的计划,同时不要贪污。


问:关于委内瑞拉您想说什么? 


乔姆斯基:委内瑞拉确实是一种灾难的形势。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以石油为基础,过去曾达到很高的水平。腐败、贪污等是严重的,特别是在查韦斯(前总统)去世以后。如果我们看联合国的人文发展指数,委内瑞拉的表现在巴西之上。在这里存在重建与发展的希望和可能性。但是前些年的承诺已经令人失望。


问:您能谈谈在美国法西斯主义的高潮吗? 


乔姆斯基:人所共知,“法西斯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个恐吓的词。但是法西斯主义的许多方面没有深藏在表面之下。我们回到上个世纪40年代,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布雷迪写了一本题为《业务系统的权力》的书,指出在所有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名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某些经济走向法西斯主义的机构结构。


他没有考虑集中的领域和“火葬场”,只是考虑机构的结构性质。这些全是虚假的。到1980年前后,我们看到伯特兰·格罗斯所说的所谓“友好的法西斯主义”的内容。这是没有“火葬场”的法西斯主义类型的结构,不是法西斯主义本质的或必要的部分。


我们应当记得在上个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政权在西方享受相当有利的地位。罗斯福称墨索里尼为“令人钦佩的意大利绅士”,也许他被希特勒欺骗了。1932年一本主要的企业家杂志在头版发表了一篇题为“意大利面条正在自我展开——贬义暗指意大利人”。


意大利人最后在墨索里尼统治下共同行动。“火车正点到达”。企业家的团体很团结。到30年代末美国国务院对希特勒的忍让——实际上我不能说“支持”希特勒——因为在极端的右派和左派之间美国持有一种温和的立场。美国那时正在镇压工人运动。在另一个极端对于右翼分子和极端民族主义者,政府以某种方式控制他们。


因此我们应当对它有一个忍让的态度。实际上最有趣的事情是乔治·凯南,他是一名虔诚的重要外交官,是美国驻柏林的领事。直到1941年,他一直在写对希特勒有利的评论,称不应当对他那么严厉,“他也做过些好事”。现在我们与有犹太人大屠杀恐怖现实历史的法西斯主义结合。但不是这样就被认为是法西斯主义,甚至得到了英国企业家团体更有力的支持。允许和他们做生意。


在很大程度上由企业领导的政权支持德国,因为通过债务和军事支出创造了诸如全面就业等事情,获得了胜利。


我们能够在这个方向上运动吗?过去是这样承认的。现在可能在占统治地位的报纸上看到这一点,人们在问:“在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可以创立格罗斯的‘友好的法西斯主义’的因素吗?”这不是新鲜事。


也许需要十年,建制派主要的杂志《外交事务》有一篇有趣的文章,作者是弗里茨·斯特恩,他是德国主要的历史学家之一。文章的题目是“下降到野蛮行为”。讨论德国受到破坏的方式,在上个世纪20年代德国事实上也许处在西方文明的顶端,十年以后达到历史的深度。他写过一篇关注美国的文章,说的是布什政府的时代。他没有说布什是希特勒,而是说存在着我们应当注意的信号。他说:“有时候我担心地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在这个国家让我摆脱了法西斯主义”。


问:您认为唐纳纳德·特朗普对媒体的攻击是走向法西斯主义倾向的组成部分吗?他说过“媒体是人民的敌人”。 


乔姆斯基:这是危险的,但是尼克松(前总统)做了同样的事情。请记住阿格纽等人。这是危险的,但是我认为还远离我们考虑法西斯主义的事情。不应当排除这一点。我认为能够轻易看到——在美国是否有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能够动员恐惧、暴怒、种族主义,一种失去属于我们的未来的感觉——这个国家怎么可能实际上处于危险之中。


我们是幸运的,从来没有一个具有超凡魅力和诚实的人物。麦卡锡首先是一个持强凌弱的人。尼克松是特别不诚实的人。我认为特朗普首先是一个“滑稽可笑的人”。因此我们是有运气的。但是我们将不会必然总是有运气。


谢选骏指出:诺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1928年12月7日)苏联犹太人逃亡者后人,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研究领域是语言学、分析哲学、认知科学。他的“生成语法”被认为是20世纪理论语言学研究上的重要贡献。他对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所著《口语行为》的评论,也有助于发动心理学的认知革命,挑战1950年代研究人类行为和语言方式中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他所采用以自然为本来研究语言的方法也大大地影响了语言和心智的哲学研究。他的另一大成就是建立了乔姆斯基层级:根据文法生成力不同而对形式语言做的分类。据艺术和人文引文索引说,在1980年到1992年,乔姆斯基是被文献引用数最多的健在学者,并是有史以来被引用数第八多的学者。


乔姆斯基虽然博学多才,但是历史研究却不是他的专业。因此,作为一个热衷于政治宣传的人,他在上面的采访中所发表的言论,也就充斥了胡说。因为乔姆斯基对自己评论的事物,缺乏一个纵深的历史维度的观察与了解,因此得出的结论不仅肤浅,而且支离破碎。例如,他不了解以下基本事实:美国之所以进入了“一场绝对的灾难”,是因为二十一世纪的美国正处于“第三美国”与“第四美国”的过渡期。这就是我在《第四美国的诞生第一卷特朗普帝国的崛起》一书中所叙述的重点所在。在这一背景之下,即使真的能把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送进国际刑事犯监狱,也不能解决美国的问题。换言之,美国的问题并非小布什、奥巴马、川普等人及其团伙造成的——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的问题仅仅在于他们没有能力处理美国所面对的,但却冒充自己能够。不是“世界正在完蛋”,而是“乔姆斯基的世界正在完蛋”。毕竟,他已经快九十岁了。这就是我要在《第四美国的诞生第二卷特朗普帝国的瓦解》一书里将要讲述的故事。


036美国的皇族化与帝国化


《美国:通往独裁之路》(大西洋月刊 MARCH 2017)报道:


[提要] 现在万事俱备,这份攻略可供唐纳德·特朗普引领美国走上反自由主义之路——这是2021年,特朗普总统即将宣誓就职连任。这位第45任总统在过去的四年间明显地衰老了许多。在为数不多的公开露面中,他极度依赖于女儿伊万卡(Ivanka Trump)的搀扶。但是他很幸运,无需大力竞选来谋求连任。他一直是位广受民众欢迎的总统:利用大减税,大开销,大赤字成功地玩了个老套的经济扩张魔术。特朗普任期内,工资——尤其是没有大学文凭的男性的工资——有大幅度的增长,即使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已经开始侵蚀这项增长带来的实利。这位总统的支持者们赞许他限制移民的政策和特朗普工程基建计划。


与此同时,来自该总统的批评者们的抗议和抱怨却难以找到听众。参议院对于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俄国黑客入侵的调查陷入没有结果的党派争吵。对特朗普涉嫌公私利益冲突问题的担忧激发了华府争论但从未得到美国公众的广泛关注。对“特朗普工程”及其它项目中的舞弊行为和自我交易的指控也同样为人们所不屑一顾。特朗普总统定期在推特上发布新工厂开张和大招工的通告,一再重复“我给你们带来了工作。”选民们似乎很相信他的话,也很感恩。


多数美国人凭直觉感到他们的总统及其亲属在过去的四年里越发暴富了。但是关于贪污受贿的传闻很容易被漠视,因为特朗普从未公布他的税表,无人知晓真相。


再说,难道不是人人如此吗?就在2018年国会选举的前夜,“维基解密”公布了民主党主要议员们数年的投资报表,显示他们的投资回报长期以来一直都高于大盘。随着对内线交易和裙带资本主义的指控四处充斥,公众陷入厌倦与愤世嫉俗之中。共和党继续控制国会两院,而特朗普的忠实追随者们将他之前的领导者撂到一边。


商业界早早地接受了教训。据报道,一次在特朗普一条愤怒的推文导致他公司的市值暴跌数十亿之后,这位总统曾对他的一位主要联邦承包商说,"你是来为我干活的,不是来批评我的。” 聪明的商业界领袖们于是开始把任何好消息都归功于特朗普的个人领导力,同时避免任何可能引起总统或其家庭成员不快的言论。


媒体也已变得对特朗普明显地友好得多了。其时,AT&T与时代华纳(Time Warner)的合并已经推迟了一年多,在此期间时代华纳旗下的CNN加倍努力地尝试着满足特朗普对“公平报道”的定义。根据与司法部达成的解决反垄断控诉的协议,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已经出让了他在华盛顿邮报的股权。这家报纸的新主人——位于斯洛伐克的一个投资者组织——关闭了该报的印刷版,将报纸的重心转移到对都市政治和生活方式的报道。


同时,社交媒体上谣言疯传,日甚一日。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要弄清事实真相很费功夫。


当然,没人废除宪法第一修正案,美国人照旧可以直言不讳——只要他们能忍受自己的脸书和推特时间线上留满来自挺川网喷大军的污言秽语和疯狂威胁。不想与喷子打交道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转移到诸如Snapchat和Instagram之类不大涉及政治的社交媒体。


对特朗普持批评态度的媒体仍旧能找到精英听众。他们的调查仍旧能获得普利兹奖;他们的记者接受邀请去参加关于腐败、数字化新闻的标准、北约的终结、民粹威权主义的兴起等问题的焦虑不安的讨论会。然而不知为何,所有这些热切的努力与美国政治越来越不相干。特朗普总统通过他的推特帐户直接与人们交流,将他的支持者引向福克斯(Fox News)或布莱巴特(Breitbart)新闻网上对他有利的信息。


怨也罢,忧也罢,与四年前相比,这个国家在许多方面的变化比人们害怕的或希望的都要少很多。不管共和党人的计划如何雄心勃勃,与大多数人切身相关的美国社会福利制度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基本没变。预料中的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的浪潮从未真正发生。数目庞大的非法劳动力仍然滞留在这个国家;双方的默契是:只要这些移民避开政治,保持低头闭嘴,没人会大费周折的去找他们。“现代国家的控制者与其说是受益于以权力迫害无辜者,倒不如说是受益于以权力保护有罪者。”

在大多数州里,非洲裔美国人、年轻一代、以及新入籍的移民感觉投票越来越困难。但尽管有很多关于民权倒退的说法,美国的大型企业仍然在追求录用员工的多样化。同性婚姻仍然是这块土地上的法律。美国人说“圣诞快乐”不比特朗普就职前多,也不比那时少。


人们开玩笑说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局监听他们,但他们并不十分认真;毕竟,今天的色情短信在美国并不比四年前少。不过,在黑客攻击和信息泄漏——尤其对于那些政治上直言不讳的人——不断发生的这些日子里,在你的电邮或电话里说话小心一点毕竟是有益的常识。什么时候政治不曾是肮脏的生意?什么时候有钱和有权的人不是想怎样就怎样?聪明的做法是对政治言论充耳不闻,各人自扫门前雪,享受一个相对繁荣的时代,把问题留给喜欢惹事生非的人。


***


宪法是一台“自动运行的机器”——在1888年的一次演讲中,詹姆斯·罗素·洛艾尔(James Russell Lowell,本刊创始人之一)对这种美好的假设提出了异议。事实上洛艾尔是对的,权力分立制衡是一个比喻,并不是一种机制。


上文设想的情形,和下文将要描述的所有情况,只有除唐纳德·特朗普以外的很多人都让其发生,才会变成事实。如果公民个人和国家官员做出正确的决定,这些情况就能够被制止。这里讲述的故事,如查尔斯·狄更斯的“未來圣诞幽灵”一般,不是将来的必然,只是一种可能。其他路径仍然开放。美国人民将要决定这个国家所要走的道路。


任何一个社会,甚至如美国这般富有和幸运,都不能保证一个成功的未来。当美国先辈写下 “永恒的警惕是自由的代价”等字句,绝不是为了给未来汽车保险杠贴纸提供陈词滥调。他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以威权为常态的社会,那时的统治者惯于把国家的权力和资产占为己有。


今日,社会政治权力的操作固然与当年不同,但是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迥异。拉里·戴蒙特 (Larry Diamond),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社会学家,把过去的十年描述为“民主衰退”的阶段。在世界范围内,民主国家的数量在减少。在很多尚存的民主国家里,治理的质量已然下降。


2010年以来的匈牙利是一个先例,也给未来的政治强人提供了蓝图。匈牙利是欧盟成员国,也是欧洲人权公约的签署国。它有民主选举,互联网无须审查,然而它已经不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这种政权过渡一般是非暴力性的,甚至经常缺乏戏剧性。持不同政见者并没有被杀害或者监禁,虽然其中很多人会受到建筑检查和税务审计的骚扰。如果他们在政府做事,或者服务于某些可以被政府施压的公司,表达自己意见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尽管如此,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移民出境,有资产者也可以把财产带走。一天又一天,政府运作依赖诱导多于恐吓。法庭充斥着政权的盟友,并且对这样的盟友宽大为怀。政府的朋友以高价承包国家的合同,也能够从中央银行以很优惠的条件借款。局内人因为这样的偏袒越来越富有,而局外人因为整个经济的下滑而受苦。有一个精明的观察者最近从匈牙利访问回来,告诉我说: “现代国家的控制者与其说是受益于以权力迫害无辜者,倒不如说是受益于以权力保护有罪者。”


匈牙利的奥班·维克多,已故的前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与南非的雅各布·祖玛全部将他们的国家由自由民主制变为盗贼统治。世界范围内,民主正在丧失阵地。(肖恩 戛鲁普;艾利 昆立夫/摄像;柴斯诺;盖帝图像)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总理对匈牙利的统治仍然需要依靠选举。这些选举多多少少还是开放和自由的—— 至少在选票统计的意义上是准确的。但是选举并不公平。选举人制度的游戏规则使得在台上的掌权者明里暗里得益; 独立媒体在政府压力下失去广告收入; 每年越来越多的媒体机关到了政府的合作者手中; 面对坏消息时,政府巧妙地制造无穷无尽的争端来维持民众支持,使得文化上保守的匈牙利人感到被自由主义者、外国人和犹太人误解和伤害。


民主渐行渐远的类似情况也在这些国家发生: 纳尔逊·曼德拉继承者统治的南非,暴徒盗犯乌戈·查韦斯掌权的委内瑞拉,以及大开杀戒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管辖的菲律宾。在波兰,类似的变化正在开始。如果法国民族阵线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当选总统,那么法国也难逃命运。


在伊斯兰世界之外,二十一世纪并不是一个以意识形态主导的时代。十九世纪宏伟的乌托邦愿景已经不再风行。二十世纪噩梦般的极权主义试验项目也被推翻或者分崩离析,只剩下如古巴和北韩等过时的残余。如今在世界传播的是一种压迫式的盗贼政体。领导人的动机已经不再是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等疯狂“理想主义”,而是贪婪。这样的统治者减少了对恐怖手段的依赖,转而利用对规则的扭曲,对信息的操纵,以及与精英的合作。


美国不容置疑地拥有一个非常牢固的民主制度,然而没有一个人类的设计能防止所有的篡改,更不用说宪政民主。美国制度中有很多功能,能够非常强烈地抑制滥用职权: 联邦政府内的权力划分;联邦和各州政府之间的职权分工;联邦机构以其独立性自豪; 司法制度庞大,复杂,并有能力抵抗不当的影响。


如果这些发生在洪都拉斯,我们都会一眼认出它。但是现在发生在美国,却使我们困惑了。然而,美国制度也有容易被攻破的脆弱性。虽然其存在已为人熟知,却不会由此减弱其危险性。在这些弱点中最高危的是对掌握巨大的权力的总统私德的依赖。英国总理如果失去议会多数的支持,会瞬间失去权力。然而另一方面,对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制约,最重要的是其本人的道德规范和服务公众的精神。如果缺乏这些素质的人物当上了总统,会是什么后果?


我们在过去的一代已经亲见美国政治制度被破坏的不祥征兆:国会的共和党人在2013年宁愿把美国国债推到违约的边缘,只为在预算谈判中得分; 而奥巴马总统行使单方面行政权给予数百万在美非法移民合法身份,尽管他之前自己承认总统并没有这个权力。


然而唐纳德·特朗普代表的,远比这些更加激进。是谁的上台过程十有八九至少部分归功于外国敌对情报势力的隐蔽干预? 是谁用霸凌式的平台对付批评他的个人?是谁创造出名不符实的“盲目信托”,邀请其子女参与并混淆公私事务?谁能够不知如何地逼迫同一政党里持不同意见者要么支持他的决定,要么对其无可奈何? 如果这些发生在洪都拉斯,我们都会一眼认出它。但是现在发生在美国,却使我们困惑了。

 

***


“雄心必须以雄心来平衡。” 200多年前,《联邦主义者文集》作者们用这些话阐明了美国宪政制度最重要的保障。接着他们加上了这项承诺:“在共和政体中,立法权必须占支配地位。”国会制定法律,拨付资金,批准总统任命。国会可以传唤记录,问讯官员,甚至弹劾他们。国会可以保护美国政体不受专横总统的危害。


但真的会如此吗?


随着政治的两极化,国会越来越变得只是对反对党总统进行制约。最近几任在国会享有本党多数的总统——如奥巴马在2009和2010年,小布什从2003到2006年——通常都遇事无阻。而在特朗普内阁时期,国会的监督多半会更加无力。


特朗普总统和国会共和党人之间离奇的角色颠倒是令人担心监督无力的第一个原因。通常情况下,应该是新上任的总统满怀热切的政策想法,因而是总统必须适应——并常常容忍——国会议员们的人性瑕疵和品德缺陷,以利推进自己的议程。这一次却得是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Paul Ryan)来担当推进和容忍的角色。


特朗普对国会共和党人的想法缺乏兴趣,不分享他们的意识形态,也不关心他们的命运。只要对自己有利,他能够而且会在一瞬间对他们背信弃义。然而他们已经到了这一步,他们数年甚至数十年以来的所有希望临近实现。他们能够得到这个机会,全都归功于特朗普在少数几个州——威斯康星、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赢得关键选票的能力,而这为一个无法赢得全国普选多数票的政党提供了成为有决策权的国会多数党的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他们的所有项目和计划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因素,恰恰是给了他们这个机会的同一个X因子:唐纳德·特朗普,以及他出了名的反复无常的个性。令特朗普兴奋的是他的支持率,他的财富,他的权力。终有一天,为了更有利于达到他这些目的,他会抛弃传统的共和党,转而支持一个即兴组建的民粹联盟,并将国家主义与慷慨大方的社会支出相结合——这样的组合对于象波兰这种地方的独裁者曾行之有效。谁会怀疑特朗普不会这么做?不是保罗·瑞安,也不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继1840年约翰·泰勒(John Tyler)政府之后,国会多数党不得不担心他们的总统会叛离他们而不是反过来,这还是第一次。


一个执意想要凌驾于法律之上为自己和党羽谋私利的总统有许多手段。涉及总统的丑闻同样也可能摧毁国会共和党领导人多年来想要完成的功业。然而,不管他们如何熟练地管理其它事情,他们没法阻止这样的丑闻。不过有一件事他们可以做:尽可能地视而不见。“你对班农(Steve Bannon)进入白宫担不担心?”CNN的塔珀(Jake Tapper)在十一月问过瑞安。“我不认识班农,所以我不担心,”这位众议院议长回答,“我相信唐纳德(特朗普)的判断力。”


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CBS)“60分钟”节目上被问到是否相信特朗普宣称的有“数百万”非法选票存在时,瑞安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不大关注这些事情。”


那特朗普的公私利益冲突问题呢?“这不是我在国会所担心的问题,” 瑞安对CNBC说。特朗普应该“想怎么就怎么”处理他自己的问题。


瑞安是吃过一番苦头才学乖的。特朗普以前谈论他如何骚扰女性的视屏曝光后,瑞安说他将不再为特朗普助选。不到10天,瑞安在共和党人中的净支持率下降了28个百分点。作为曾是党内无懈可击的人物,他突然发现45%的共和党人不喜欢自己了。


随着瑞安所看重的一些计划越来越接近总统的签署,国会对总统的屈膝顺从很可能会日益更甚。无论是面对关于俄罗斯黑客攻击民主党内部通信的指控,还是关于特朗普家族敛财自肥或为特朗普生意伙伴提供优惠的指控,国会的共和党议员们都很可能会发现自己被强征为特朗普的卫道士。


历史上,与众议院相比,参议院为异议者提供了更多的空间。然而,连参议院也将发现自己处于压力之下。参议院的两位最重要的对特朗普抱怀疑态度的共和党人,亚利桑那州的杰夫·弗莱克(Jeff Flake)和德克萨斯的特德·克鲁兹(Ted Cruz),将面临2018年的连任竞选。他们将不愿意触怒一位本党的总统,尤其是总统所在党为了惩戒异议者输得起一两个席位的时候。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是一个比保罗·瑞安更注重结果的政客,而且他的妻子赵小兰已被提名了一个内阁职位,这可能会使他进一步偏向特朗普。


雄心会对抗雄心,直到雄心发现遵从更有利于帮助他实现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国会作为本当制约总统权力的立法机构,反而成为总统最强有力的推手。


国会议员们将被迫就范,不仅由于党的领导集团和捐款者的强制,而且还因为福克斯新闻台势不可挡的影响力。特朗普与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并不是2016年唯一一次专横傲慢的男人与克制忍耐的女人之争;同样性质的竞争也发生在福克斯的哈尼提(Sean Hannity)与凯利(Megyn Kelly)之间。在这两个事件中,早期迹象似乎都更青睐女性这方。然而,最终却是男性一方获胜,哈尼提甚至比特朗普赢得更大。哈尼提肆无忌惮地把他的脱口秀节目变成了特朗普的资讯广告,该节目在福克斯电视网中的收视率排名在2016年10月中旬跃居首位。凯利的节目下跌至第五位,甚至排在下午5点播出的圆桌评论节目“这五位”(The Five)之后。当然,凯利后来转危为安,但福克斯也吸取了教训:特朗普能赚眼球,批评性的报道不能。大选之后,该电视网把以前属于凯利的9点档给了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与哈尼提如出一轍的特朗普粉。


从典型的共和党国会议员的角度来看,福克斯依旧强大无比:对于共和党政治家,它是从他们所关心的选民那里获取知名度和肯定的最重要资源。在2009年茶党运动的酝酿期间,南卡罗来纳州的鲍勃·英格利斯(Bob Inglis)触犯了福克斯:他批评了格伦·贝克(Glenn Beck),并在一次民众集会上叫人们关掉格伦·贝克的节目。他被嘘声淹没,下一年又在初选中败落,只得到29%的选票。这个结果是对一位毫无丑闻的在位议员毁灭性的否决。


福克斯的强大还要归功于一整个航母舰队的援军: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s)、智囊团、保守派网站和社交媒体公众人物,如今甚至包括了以往被社会唾弃的Breitbart和Alex Jones之类。只要这个舰队目标一致,除非公众舆论急剧转向反对总统,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对特朗普总统的监督极可能是谨慎、有限和有条件的。


***


特朗普并不会一上手就着手建立一个威权政府。他当总统似乎首当其冲的要务是中饱私囊。但在中饱私囊的过程中,他还需要面对法律的挑战。特朗普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他无论如何都会想要报复批评他的人。他会构建一个保护自己报复他人的国家机器。这个过程开始时会是杂乱无章和见机行事的,但进程会加速,因为别无选择。


如果国会不作为,特朗普能做什么?一个更好的问题是,有什么是他不能做的?


用法律约束一位不合作的总统有多难呢?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十二月的一次电台采访上,这位比特朗普还口无遮拦的前任议长谈到了特朗普把女儿和女婿带进白宫的问题。这是否违反反裙带关系的法律原则呢?纽特说:“说句实话,总统有非常开放的赦免权。他完全可以说,‘我想让他们做我的顾问;如果有人要因为裙带关系找他们麻烦,我就赦免他俩。’从技术层面,按照宪法他是有这个权力的。”


纽特所说的是事实,同时也揭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美国虽然是一个法治国家,但法制的有效性依赖于执行者的能力和操守。一个执意想要凌驾于法律之上为自己和党羽谋私利的总统有许多手段。


赦免权就是这些手段之一。手握赦免权的总统不仅可以荫蔽自己的家人,也可以保护一切维护他的利益、掩盖他的错误的人。此外,任免权也是这些手段之一。总统可任命或者罢免国税局局长。他可以任命或者罢免在内阁和联邦各主要机构负责监管内部运作的监察长们。他可以任命或罢免93位手握联邦起诉权的联邦地区检察官。他还可以任免司法部长、副部长、刑事局局长。


当然,这些权力都有相应的限制,有些是宪法上的,有些是习俗上的,譬如国会对于官员任命的批准权。但是这些限制在未来很可能会不如过去那么有效。


按照惯例,对联邦地区检察官这样的肥缺,总统在任命这个职位时都会找本党当地的参议员商量。但这次情况比较特殊。对特朗普来说,纽约和新泽西的检察官任命至关重要——他主要的产业和生意往来都集中在这里,然而这两个州都没有共和党参议员。虽说佛罗里达检察官的任命也同样重要,因为那里有马阿拉歌庄园(Mar-a-Lago)和特朗普的很多地产,但那里的共和党参议员恰恰是特朗普最蔑视的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


从联邦执法机构到广义的公务员群体,独立性和职业操守都具有深厚的传统,这个传统对总统的行政权起着约束作用。但是在未来的几年里,这些传统可能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坚不可摧。长期以来,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一直在敦促政府简化开除公务员的流程。听上去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但如果上述改革在接下来的两年发生,时间点将会非常敏感。官僚机构的运转是内部政治力量和职业操守相制衡的结果。如果在政治力量进击的时候对官僚组织进行改革,很有可能打破维持两者平衡的结构。由于曾披露俄罗斯对特朗普竞选活动的帮助而触怒总统,情报机构将会处在一个尤其容易被报复的位置。“你们也能看出来,特朗普很喜欢开除人。” 新泽西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在七月党代会对一屋子共和党金主开玩笑说。这将会是一个极其有用的巨大权力。



特朗普家庭成员——梅拉尼娅,伊凡卡,艾立克和小唐纳德——聆听十月份位于密苏里州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第二场总统辩论。……法院当然也是权力制衡的重要环节,虽然它们会被偏向现任总统的法官们逐渐占满。但让总统为他自己的金融违规行为负责已经难上加难。特朗普曾在11月22日对纽约时报记者宣称,总统并不像一般的行政系统人员一样受到利益冲突原则的限制。他并没有说错。


从吉米·卡特之后的每一任总统都自愿公布税表,以平衡这一特权。在一月十一日的记者会上,特朗普明确表示自己并不愿意遵从这一传统。他的律师坚持声称公众需要了解的一切都已经体现在他按照法律必须公布的年度财务报告里。但是只要扫一眼这份报告,就可以看出缺陷。这份报告是为股票和证券撰写的,包括抵押负债、延期高管补偿等信息,却并没有为我们解开特朗普企业复杂的合作和品牌授权网络。真相都在税表里,但不会让我们看到。


更甚者,民选官员的受贿非常难以起诉;2016年最高法院的一起判例让起诉难上加难。最高法院以8-0多数逆转了前任佛吉尼亚州长鲍勃·麦克唐奈尔(Bob McDonnell)受贿案。麦克唐奈尔及其夫人曾经接受现金和奢侈品,随后帮送礼者与能够为他提供帮助的官员牵线搭桥。陪审团甚至接受了“送礼”和“办事”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过去许多未能成功定罪的贪腐案都败在这一环。麦克唐奈尔夫妇曾被定罪20多条罪名。


但是最高法院称次级法院对法律条文的解读过于宽泛。次级法院援引的法律条文只覆盖“官方行为”。法院对于官方行为有严格的定义,并判决“仅仅是安排会议,与其他官员沟通,或组织活动并不算在‘官方行为’之内”。


特朗普已经摆出了一副要混淆政府活动与商业活动的架势;其大胆程度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只有苏联解体后的共和国领导人能够匹敌。他的家族借政治手段中饱私囊的行为在过渡阶段已经可见端倪,在四年任期内也很有可能再露苗头。特朗普的印度合作伙伴与新任总统在特朗普大厦合影留念、发上脸书,向他们的家乡人炫耀他们如今不可忽视的重要性。阿根廷媒体报道称特朗普在接受阿根廷总统的贺电时,提到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新建的特朗普大楼的工程进度(随后被阿根廷总统发言人否认)。特朗普的女儿直接参与了特朗普与日本首相的会面——一个很有用的会面,因为她同时也在与日本一家国有银行大量注资的公司进行执照谈判。


引人联想,令人不安。但在麦克唐奈尔案之后还能说这是违法的吗?有多少能直接被总统罢免的官员愿意陪上乌纱帽发起调查?


特朗普执政的几年,宪法中的薪酬条例可能会被重复提起:“美国不得授予贵族爵位。凡在美国政府下受俸或任职之人,未经国会之许可,不得接受外国国王或君主之任何礼物,俸禄,官职或者爵位。”


但这个条例有很多的漏洞。第一,它只适用于总统本人,并不覆盖他的家人。第二,它只限制来自外国政府和国家企业的收益,而不包括私有企业。第三,特朗普的律师称这只覆盖礼物和爵位,不包括商业交易。第四,“国会的许可”是什么意思?如果国会知道一个“俸禄”的存在,但拒绝采取行动制止,是否可以算作是一种许可?最后,如何强制执行该条例?有人能把特郎普总统告上法庭要求判决吗?谁来做?怎么做?法庭会受理吗?这个条例似乎假定有积极的国会和警惕的公民群体存在。但如果不存在呢?


我们需要认识到的一个关键点是,特朗普不止会利用他的权力喂饱他自己的钱包,他还会喂饱很多其他人的钱包,不仅包括位高权重者,并且为了公众形象有时也会包括一些相对无权无势的人。委内瑞拉的民主制度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都保持稳定,但它最终因乌戈·查韦斯长期利用国家资源给他的支持者发放各种好处,被偏袒政治败坏了。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甚至有固定的节目来播送人民获得新房屋和免费家具喜极而泣、感激涕零的样子。美国人最近也预览了这个节目的美国版——印第安纳州开利公司(Carrier)的员工对着摄像机感谢当时的候任总统特朗普保住了他们的工作。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人,他甚至还没有就职总统,就来跟我们公司谈判。”TJ·布雷,一位32岁的开利公司员工对《财富》杂志称,“我很震惊。很多工人都很震惊。我们没法相信好事终于发生在我们头上。感觉我们这些小人物终于赢了一次。”


特朗普会竭力在他的任期内营造凸显他慷慨大方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下,贪腐不要紧,因为规则制度不要紧。他会努力把经济上的好处和个人恩惠紧密联系起来。他会创造出一批死忠支持者,并把其他人牵扯进他的贪腐行为中。长此以往,这是会颠覆民主和法治的根本要因。如果引不起大众的关注,特朗普可以随意任免的司法部门调查者的权力将进一步递减。


***


“我们上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我们的公民们从那些威胁我们社区的犯罪、恐袭和无法无天中解放出来。” 唐纳德·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这样说。然后,这位刚获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列出了一系列的袭击和暴行,尤其是针对警察的那些。


“当我们达拉斯的警官被如此残忍地处决的时候,美国备受震惊。达拉斯之后,我们持续不断地看到对执法警员的威胁和暴力。最近这些天,司法人员被枪击和杀害的案件发生在在佐治亚,密苏里,威斯康星,堪萨斯,密歇根,田纳西。


“这个星期天,更多的警察在路易斯安那的巴吞鲁日城(Baton Rouge)遭到枪击。三个警察被杀死,还有三个伤得非常,非常,严重。对警察的攻击是对所有美国人的攻击。对每一个威胁着我们街道的安宁和我们警察的安全的人,我有话对你们说:当我明年宣誓就职的时候,我要恢复我们国家的法律和秩序。”


从特朗普的话语中,你绝对不会了解到在奥巴马任期内警察遇害案件的年均数量比1990年代早期要低接近三分之一。这与总的暴力犯罪下降趋势一致,实为美国社会之福。2014年和2015年警察遇害数比历史最低的2013年稍高,但也只是增高到2012年的水平。毕竟不可能每年都创历史最佳。


相当多的人错误地以为,犯罪已经失控,美国大地上到处游荡着恐怖分子,警察经常性被枪杀。这种误解是唐纳德·特朗普的一笔可观的政治资产。特朗普的选民中有78%相信在奥巴马任期内治安恶化了。


社会动荡对特朗普政权来说不是麻烦,而是资源。特朗普不会压制它,而是会张扬它。在真正的警察国家里,统治者靠监控和压制来维持权力。但在民主倒退的国家,这不是统治者夺取和维持权力的方式。促成现代非自由政权产生的,是极化,而不是迫害。或许是靠狡诈,或许是靠直觉,特朗普懂得这一点。


每当特朗普遭遇到什么麻烦,他的应对方法就是挑起一个分裂社会的斗争。当华尔街日报发表关于特朗普的女婿贾瑞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的超乎寻常的公私利益冲突的文章的第二天早晨,特朗普就发推说焚烧国旗的人应该坐牢或者被取消公民身份。那个晚上,就好像计划好了似的,一小群奇怪的人在纽约的特朗普国际酒店门口对着照相机焚烧国旗。猜猜哪个故事会主宰第二天的新闻运转?


社会动荡对特朗普政权来说不是麻烦,而是资源。特朗普不会压制它,而是会张扬它——保守派娱乐——公愤制造联合体会热切地帮助特朗普。移民抗议者举着墨西哥国旗游行;珍视黑人生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的示威者打着反警察口号——这样的反对派图景,正是特朗普希望他的支持者看到的。抗议者越出格,特朗普越满意。


算计好的激怒是政治上的老伎俩,但是美国政治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像唐纳德·特朗普这样如此积极和频繁地使用,也没有人像他这样获得如此的成功。如果特朗普政权采用严酷的执法,这样会帮助特朗普,不是因为严酷执法能够压制造反,而是因为它能够燃起更多的造反,印证特朗普在共和党大会讲话里反复描述的末日乱世场景。


***


特朗普在密西根大急流城的支持者们在一场特朗普选后答谢之旅现场……在十二月份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的一次集会上,特朗普提到了弗拉基米尔·普京。“然后他们说:‘你知道他杀死过记者,’”,特朗普对听众说。“我不喜欢这样。我完全反对这样。另外,我痛恨这些家伙中的一些人,不过我不会杀死他们。我恨他们。不,我想,不——这些人,老实说——我诚实地说。我诚实地说。我绝不会杀死他们。我绝不会。啊,我想想——不,不会,我不会。我绝不会杀死他们。不过我真的痛恨他们。”


在特朗普就职前过渡时期早期,尼克·道维斯(Nic Dawes),一位在南非工作过的记者,给美国媒体提出了一个不祥的警告(文章链接)。“你们做好准备被蔑称为“反对党”,他写到,“主意很简单:构陷问责新闻业为党派服务,然后人们就不认为新闻业是可靠的了。”


倒退中的民主体制的统治者厌恶独立媒体,但他们不可能消灭独立媒体。就像南非总统雅各布·祖玛(Jacob Zuma)和他的党员所做的那样,他们会用恐吓不友好的记者的方法来抑制媒体对批判性报道的胃口。不过,更多情况下,现代强人会试图诋毁整个新闻行业,他们否认独立评判是存在的。所有的报道都有目的性。真相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各种为了夺权的竞争。


虚假新闻的提供者往媒体空间塞满稀奇古怪的捏造的谣言和厚颜无耻的抵赖,他们希望用正义的怒火来动员潜在的支持者,也可以让潜在的反对者丧失士气,感觉所有人都撒谎,什么都没用。对试图窃国者来说,与其用虚假信念来欺骗追随者,不如散布愤世嫉俗的情绪。因为,虚假信息的信众得知真相后会理想破灭;而那些认为万事都是谎言的人,在谣言被揭穿的时候一点也不会义愤填膺。灌输愤世嫉俗情绪起到的效果是打破了以下这两种媒体的区别:那些不完美但尽力去报道真相的媒体,和那些为牟利或意识形态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媒体。《纽约时报》将会变成大众心目中的《今日俄罗斯》(RT,俄罗斯的外宣机构);《华盛顿邮报》变成了布莱巴特(Breitbart,大型另类右翼媒体);美国国家广播电台(NPR)变成了Infowars(一个虚假新闻网站)。


下面这个极为令人不安的新闻,是这种伪造手段的极好的例子。去年十一月和十二月间,加州缓慢的计票过程,逐渐把希拉里和特朗普的普选总票数的差距越拉越大:一百万,一百五十万,两百万,两百五十万。特朗普的得票率的最终数字,低于1960年的理查德·尼克松,2000年的阿尔·戈尔,2004年的约翰·克里,1976年的杰拉德·福特,2012年的米特·罗姆尼,仅仅略微高于1988年的迈克尔·杜卡基斯。(注:这些都是总统大选中输掉的候选人。)


这个结果显然让当选总统万般难受。11月27日,特朗普发了一个推特声称他其实“赢了普选票,如果把那几百万非法投票者的票减掉的话”。随后他又发了一连串不断升级的推特和转推来加强他的这个惊人的,完全凭空捏造的声明。


这种令人屏息的大胆指控让人难以想像。如果是真的,最少也需要开始一个犯罪调查,而且跨多个州。但是当然这个指责完全是假的。除了他自己受伤的情感和互联网上臭名昭著的假新闻网站的废料之外,特朗普没有一丁丁点的证据。但是当这位侯任总统利用他的地位来发布这个疯狂的指责之后,对很多人来说,非法投票成了一个事实。與观公司(YouGov)的一个民调显示,至12月1日,43%的共和党选民认定了2016年有数百万的非法投票。


一个明显的谎言忽然之间就变成了有争议的可能性。当CNN的杰夫·泽勒尼(Jeff Zeleny)在11月28日正确地报道特朗普的推特毫无根据时,福克斯电视台的肖恩·哈尼提指责泽勒尼有媒体偏见 - 而后敦促即将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对白宫新闻团采用新手段,来惩罚泽勒尼这样的记者。“我觉得是时候重新考虑媒体并且改变传统的白宫和媒体的关系了,” 哈尼提说。“我今晚对媒体的话很简单:你们完蛋了。你们是虚假的,有自己的目的,串通一气,现在都暴露了。你们就是虚假新闻机构。”


这可不仅仅是哈尼提的特异性脑电波。前一天的早晨,小布什政府的新闻秘书阿里·弗莱彻(Ari Fleischer)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提出一个类似的主意,建议白宫可以取消那些“太自由派或不公正”的媒体参加白宫新闻发布会的资格。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建议特朗普完全取消开新闻发布会。


推特,不需经由媒体的介导,已被证明是特朗普极端有效的通讯工具。煽动那些带有潜在暴力倾向的推特拥趸来对抗那些媒体评论分析员,已经成为特朗普执政的标准手段。梅根·凯利责怪特朗普和他的社交媒体总监煽动他的粉丝来对抗她,以至于她不得不聘用武装保镖来保护她的家庭。我和一些资金充足的特朗普支持者交谈时,谈到照搬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an)和俄罗斯的普京控制社交媒体空间的手段,也就是聘用一支网喷大军,恐吓那些批评人士,并用暴风雨般的攻势来散布疑惑和虚假信息。维基解密特别工作组最近发了一个推(随后又很快删除),暗示它会建立一个数据库来追踪推特上所有认证用户的个人与财务信息,而这些认证用户,很多都是主要媒体的记者的帐号。不难想象,这些采集的信息可以如何被用来进行骚扰或恐吓。


即便如此,特朗普总统不太可能会直接把媒体赶走。他太渴望被媒体注意了。但是他和他的团队已经通告了一个新型政府-媒体关系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所有的批评,按照定义,就是对抗,所有的批评者都会被视为敌人来对待。


生于俄罗斯的记者玛莎·格森(Masha Gessen)在纽约书评杂志网络版有一篇文章,非常精彩地指出了唐纳德·特朗普和他无比崇拜的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一个共同点。“撒谎就是讯息”,她写道。“并不仅仅是普京和特朗普都撒谎,而是他们用相同的方式、为相同的目的撒谎:明目张胆,将权力置于真相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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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喧嚣的群众运动——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遗留给我们一种对21世纪的威权主义的过时的想象。


不论其它方面会发生什么,就像美国人再不会手摇留声机或跳火鸡快步舞一样,他们也再不会在阅兵式上集合走方阵了。在一个几乎没人步行上班的社会,为什么还要鼓动年轻人统一着装来占领大街?如果你想要称王称霸,你会让你的帝国冲锋队(注:星球大战里的storm troopers)到网上去,那才是更重要的流量。群众煽动家们再不需要挺立在麦克风前演说几个小时,只需要在手机上发推说谎就够了。


“民粹推动的民主制度倒退是很难对抗的”,两位政治学家安德烈·肯德尔-泰勒(Andrea Kendall-Taylor)和埃里克·弗朗茨(Erica Frantz)去年写道(文章链接)。“因为它是细微的渐进的,不会出现一个单个的时刻来激发起广泛的抵抗或焦点议题使反抗力量得以凝聚……民主制度被零零碎碎地侵蚀,因此,也只会激起碎片化的抵抗。” 他们的这个观察根植于从菲律宾到匈牙利等许多国家的经历。我们这里也可能适用。


如果人们撤回到私人生活中去,如果批评者声音逐渐减弱,如果愤世嫉俗成为常见病,腐败就会慢慢变得更加厚颜无耻,对反对者的威吓就会变得更强烈。那些用来保证可问责性或防止贪污或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就会被削弱。


如果总统使用他的职位给他和他的家庭攫取几十亿的财富,他的支持者们就会感觉有能力来攫取几百万。如果他成功地使用权力来惩罚敌人,他的继承者们就会效仿他的手段。


如果公民们得知生意场或公职场的成功取决于总统或他的统治集团的恩惠,那么会变化的就不止是美国的政治。经济也会败坏,整个社会也随之败坏。这个社会接受了贪污是常态,和当权者的关系比规则更重要,理论上合法的言论和行为会受惩罚——这样的文化很难重新回到宪政主义,自由,和公共诚信。


那个被无数次辩论的问题 “唐纳德·特朗普是法西斯主义者吗?”并不容易回答。他的身上当然带有法西斯的成分:社会被二分为朋友和敌人;爆棚的雄性和对暴力的喜爱;认定人生就是为获得主宰权的斗争,只有一些人能赢,其他人必须输。


不过把法西斯这样的邪恶标签放到特朗普身上也有一些不协调甚至荒谬之处。他对被关注的渴望强烈到令人可怜的程度,毫无廉耻的以自我为中心,毫无专注力。法西斯主义推崇坚韧,牺牲,和斗争——这些品质很少能与特朗普联系起来。


对试图窃国者来说,与其用虚假信念来欺骗追随者,不如散布愤世嫉俗的情绪。或许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或许关于特朗普更好的问题并不是“他是什么样的人?”,而是“他会对我们做什么?”


所有的早期迹象都表明,特朗普的总统任期会侵蚀公共诚信与法治,并且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西方联盟和世界民主规范产生难以估量的破坏。这种破坏已经开始了,并且很难在短期内被修复。至于能容忍多少破坏发生是一个开放问题,也是近期美国政治中最重要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极其个人的问题,因为它的答案取决于另一个问题的答案:你会做什么?你呢?而你呢?


当然我们愿意去相信最终结局会没问题。但是,此时此刻,这个可爱的习惯性的美式假设,恰恰是最终结局能够得以挽回的最大障碍。如果故事的结局是我们的共和国没有受到大的损伤,那不会是因为我们臆想了危险,而会是因为公民们发起了抵抗。


我们之中那些因为意识形态或党派或别的原因倾向于赞成特朗普总统和他的议程的人,更应该肩负起抵抗的责任。未来的几年不仅危险,也充满诱惑:这是一个罕有的政治机会来推进多数美国人通常会反对的议程。谁知道这样的机会何时能够再次出现?


宪政政体的基石在于人们都认同:政治体制的最根本在于信守规则。规则比结果更重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希拉里·克林顿多赢了数百万张选票但仍然认输给特朗普。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加州这样的大州尽管几乎以2:1的比例反对特朗普,但仍然接受了联邦政府的权威。


或许现代保守主义之父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的这段话值得遵从。“如果日后我被指责忽视了我的选民的‘利益’”,戈德华特在《保守主义者的良心》中写道,“我会回答说我认为他们的主要利益是自由,这才是我为之尽最大努力的事业。” 那些容许以使宪政制度遭受缓慢腐蚀为代价来达到减税或医疗改革目的的保守主义者,应该谨记这段话。


特朗普将会做的最恶劣和最颠覆的很多事情也将是非常受欢迎的。选民喜欢那些为了让开立公司(Carrier,美国空调厂家)把工作岗位留在印第安纳州而给出的威逼利诱。自1789年起,明智的美国领袖们用了巨大的聪明才智建立起这套体制,以保护选民整体不受到因自己一时兴起的肆意举动的伤害:法庭,军队里的职业军人,公务员,联储局——并且用宪法保障,尤其是权利法案,作为这一切的基石。唐纳德·特朗普比美国历史上所有的总统,至少从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时期算起,都更加热衷于颠覆这些体制。


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对一件事最依赖:公众的漠不关系。在九月份被问起选民是否希望他公开税表的时候特朗普说:“我认为没人在乎”。“没人在乎这个”,他在十一月份的60分钟节目中又如此重复。海外投资涉及的公私利益冲突?特朗普在11月21日发推特说他相信选民也不在乎这个:“在选举之前大家都知道我在全世界各处都有房产生意。只有那些骗子媒体把这当成大事似的!”


特朗普认为美国人毫不在乎他们的民主制度以及这个民主制度依赖的惯例常规。未来四年会发生什么,就取决于特朗普的这个看法是否成立。如果美国人出乎他的意料,他们就可以约束住他。


公众意见,公众审查,公众压力,仍然在美国政治体制中起到巨大的作用。在一月份,突如其来的选民的愤怒阻止了废止独立的国会道德操守办公室的企图。这种防御需要被重复很多很多次。在本期杂志的另一篇文章里,乔纳森·劳奇(Jonathan Rauch)描述了美国人正在建立的一些防御网。


养成给你的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本地办公室打电话的习惯,尤其是你住在红州的话。敦促你的参议员保证在选择检察官和法官的时候是根据其独立性,并且使他们的独立性得到保障。支持立法在总统不情愿的情况下强制财政部公布他的税表。敦促新的立法来澄清薪酬条款也适用于总统的直接亲属,并且不仅仅适用于直接来自外国政府的礼物,也适用于从与外国政府关联的企业来的酬劳。责成称职的专业人员来独立调查外国情报部门在2016大选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这些机构与任何美国公民(如果有的话)的联系。表达你对那些受到社交媒体的喷子攻击的记者的支持与理解,尤其是那些最常被当作靶子的女性记者。褒扬那些因为拒绝执行不合理命令而被开除或强制辞职的公务员。认真提防官员有罪不罚的文化的兴起,提防那些掌权者的朋友和支持者们践踏本应被所有人遵守的法律。


某些公民想象着在加固的堡垒里抵抗暴君,这样的人没有弄明白在现代官僚国家里自由是如何受到威胁的:不是靠勒令和暴力,而是靠缓慢的,打击士气的腐败和骗局。保卫自由的方式不是靠业余武器,而是靠不懈地坚持要求美国各种机构及掌管人的诚实,廉正和职业精神。我们正在经历着今世所见过的对美国自由政府的最危险的挑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取决于你和我。不要害怕。这个危险的时刻,也正是你身为一个公民和一个美国人的最好时刻。#


作者:大卫·弗洛姆 (David Frum),《大西洋月刊》资深编辑,智库“政策交流”主席。2001-02年任小布什总统的演讲稿撰写人。


谢选骏指出:川普就任总统后,白宫和政府官位仿佛成川普家产了。川普连日在中东、欧洲访问,夫妻、女儿女婿和沙特阿拉伯王室交际,国王、亲王、王子、公主齐聚一堂,和川普家族拉关系,但美国总统是否也皇族化,引起讨论。


《纽约时报》以《川普一家的外交之行,呈现权力家族化的美国》(2017年5月23日)为题报导,指白宫快沦为家族企业。目前白宫血缘关系与政策顾问,出现不容忽视的重迭,川普眼中两者几乎没有区别。


外人看来,川普把治理国家当成办企业,误解总统大选只是选总统,不是选皇帝,胜选并不意味国家变自己的“产业”,可为所欲为。他要求联调局长柯米“效忠”、官员不听话就开除;把女儿、女婿都纳为高级顾问,搬进白宫西厢上班。库许纳介入和中国修好谈判,可能和“通俄”有关联、电话介入上千亿元的对沙乌地军售,被质疑超越法律界线的风险很高,川普家族却毫无警觉。


权力和外交都家族化,川普游走在灰色地带。美国政坛虽重视“家庭关系”,历史上有名的政治世家,如民主党甘乃迪家族、柯林顿夫妻,共和党的布希家族都是例子,他们都曾垄断权力。


但和川普不同的是,这些政治家族做法和分际拿捏比川普高明。譬如先后在白宫、国会或地方任职,各有选票基础和职司,不给外人包揽印象。外交场合,西方人夫妻一同亮相属正常;外访时家人如要搭便车跟随去旅游,有些地方需自费,并避免公开活动,有些场合须避嫌,不招摇。


打个比方,如果习近平、彭丽媛外访,兄弟姊妹或三大姑、八大姨都跟随;或陈水扁出访,吴淑珍因车祸后遗症宿疾,但儿子陈致中、女儿陈幸妤和女婿赵建铭都随团参加,并公然介入政事,无论专制或民主体制,恐怕民众都无法忍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荒谬举动。


美国人似乎授给总统很大权力,可聘用政治顾问,介入国家机密操作。川普迄今表现,只信任自家人,疏远外人。伊凡卡、库许纳深入参与白宫决策。外交场合,周旋在与沙国、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国政要之间,仿佛代表美国人民。但美国人谁授权他们这样做?这样和“家天下”有何区别?非常荒谬不得体。


当然,以川普家族财力,他们可以是义务无给职,不支薪。但国家名器这样用,不是不支薪就没问题。川普家族在为长远利益布局。库许纳介入惯例有高额回扣的军售,伺机建立和各国王室、领导层关系,即使川普卸任后,都能运用在商场,无往不利。


这些法外和公众看不到的经营,美国不是没法律可管,国会也不会永远沉默。或许是风暴正酝酿中,川普家族却愈陷愈深,毫无自觉。


……


谢选骏指出:美国政府的家族化与帝国化并非始自川普,而是大小布什、克林顿夫妻以来的一个趋势,是二十一世纪美国的总体趋势,也可以说是“第四美国”的一个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不是美国独力产生的,而是全球化的一个综合结果。正如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是全球化加速度、全球化压力的综合结果。美国如果不能充分地皇族化与帝国化,就无法有效地领导世界,就无法镇压全球社会的骚乱势力,也无法安慰全球社会对于君权的普遍渴望。在这种意义上,美国的皇族化与帝国化,与伊斯兰国的崛起是一体两面的映象,是全球最终走向统一的不可缺少的步骤。


037有钱能使美国之音推磨


《美国之音让美国媒体人蒙受奇耻大辱》(2017年5月18日,程凯)报道:


美国媒体人对美国之音四月十九日采访中国富商郭文贵爆料中共高层贪腐丑闻现场直播原定三小时却在进行到一小时突然中断事件的关注,多于对郭文贵爆料本身。郭文贵曝的猛料,毕竟是中共党内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在十九大之前的互相撕咬,而美国之音现场采访郭文贵直播中断,则事关美国的所有媒体与每一位媒体人的气节、人格、尊严与独立精神。美国之音中断直播,毫无疑问是因为受到中共政府的压力,美国媒体二百多年的历史,成千上万美国媒体人,从来没有的奇耻大辱,在四月十九日这一天,美国之音让他们蒙受了。


美国之音不同于美国的其它媒体,它隶属美国国务院,宣扬美国价值观,有不受外力干预的独立的编辑方针。中共政府当然清楚美国之音的重要,美国之音被中共渗透,过去时有传闻,四月十九日得到证实,而且触目惊心。美国之音女台长阿曼达·贝内特,“双规”了参与采访郭文贵包括中文部普通话语组主任龚小夏在内的五位采编人员,却放过了被普遍质疑的亚太执行主编张晶。张晶是中共《人民日报》首位驻美记者张彦之子,四月十九日那一天,是他下达或者传达的停播命令。据美国中文《明镜》网报导,停播事件涉及美国之音的高层人员,从台长到执行副台长、副台长,贝内特台长竟然说中共政府对美国之音的压力是零,美国之音公关部也发表此地无银的声明,表示“中国政府的压力没有对决策过程发生任何作用”。贝内特是普利策奖获得者,她睁着眼睛说瞎话,她身上的普利策精神荡然无存。人们有理由怀疑,贝纳特才是受中共政府渗透和操控的第一人,在美国之音停播事件中,首先应该被“双规”的,应该是贝纳特。


中共政府对美国之音的渗透与操控能力有多大?至少大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朗普上台三个多月来,排斥和用刻薄的语言咒骂《纽约时报》、CNN等左派媒体,但他无可奈何,他对美国的媒体毫无影响力,不但止不住左派媒体对他的批评,反而使得批评的声调越来越尖锐。媒体独立和新闻与言论自由,是美国立国的基石,正如美国的伟大总统杰斐逊两百年前所说:“如果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可悲的是,特朗普与任何美国总统都做不到的事情,中共政府轻而易举做到了:它让美国之音停播就停播,让美国之音闭嘴就闭嘴,它甚至无需像特朗普那样大动干戈,它只需做几个简单的动作:中国外交部约见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中国驻华盛顿大使崔天凯向美国之音打个招呼,就让美国之音匍匐在自己的脚下。


我在二零一三年曾写文章,提醒美国人,注意中共对美国的渗透操控。那时,中共的渗透与操控只达到影响美国中文媒体的程度,其它领域,也不过是打进大学开办孔子学院,在纽约时报广场租下液晶广告牌宣扬中共形象等等。后来事态越来越严重:中央电视台在美国开设分台,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进入了美国有线电视网络;重金收买美国智库和大学研究机构,要他们向美国政府决策层提供有利中国的研究报告;他们可以让美国地方政府的旗杆上升中国的五星红旗,可以让原本接纳中国盲人政治异见人士陈光诚的大学对陈光诚下达逐客令;而仅仅不过三年,中共就有能力操控美国的主流媒体了,可以让美国政府主管的美国之音按自己的指令行事。


当代世界,对西方文明与普世价值构成威胁的,一是伊斯兰极端主义,一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通过恐怖袭击实现他们的目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则是通过“大外宣”达成他们的目标。前者消灭西方人的肉体,后者摧残西方人的精神。中共从十多年前开始,每年编列数百亿美元预算,实施“大外宣”战略,西方国家懵然不知。当西方国家的政治领袖们热衷于与中共政府绥靖之时,“大外宣”已大见成效,这一成效的最新标志,就是让美国之音停播事件。


西方世界再也没有像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那样远见卓识、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高度警惕绝不妥协的政治家了,放眼望去,皆是浅薄无知、目光短浅、见利忘义的政治庸人。因此西方国家战胜共产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相反,西方世界的文明与普世价值以及西方世界的民主制度本身,终有一天要被共产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摧毁,这样的事在美国、在欧洲正在发生。认识到危机的人们阻止其蔓延,最后一道防线就是媒体的独立精神和新闻与言论自由,但四月十九日美国之音现场直播停播事件发生,这一条眼看也要崩溃了。


被“双规”的五位美国之音中文部编辑记者发表声明,要求美国政府彻查停播事件,近来网上每天都有谴责美国之音的文字,受邀担任美国之音中文部时事评论嘉宾的几位中国学者发表声明拒绝再与美国之音合作。但我不相信特朗普政府能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彻查美国之音停播事件,更不相信特朗普政府能从事件中引起对中共政府渗透和操控美国媒体的警觉。特朗普上任之初,曾为人们带来右翼保守主义重回美国政治的希望,人们甚至期待特朗普成为美国的又一位里根总统,但三个多月下来,特朗普当初所说“美国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分歧根本不可能调和”音犹在耳,不看中国脸色办事、不向共产主义妥协的姿态历历在目,但在四月初的佛罗里达湖海庄园“特习会”后,一切都成了泡影。美中关系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现在的情形是:特朗普处处迎合习近平以致到巴结的地步,不但美中贸易战硝烟不起,解决朝核危机也要看中国的脸色,巡航南海的美国军舰也撤走了。人们不知道特朗普吃了习近平什么样的迷魂药,会有如此大的变化:一夕之间,特朗普便与坚守共产主义的独裁专制者、被“记者无国界”组织确认为“新闻自由的公敌”、曾被他指称强暴了美国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成了当今世界政治领袖中最亲密的一对兄弟。


美国之音采访中国富商郭文贵现场转播一小时突然停播事件的后续,是刚刚开始还是就此了结,是有更多黑幕被揭露出来还是被掩盖下来,中国政府渗透、操控美国媒体的情形是继续恶化还是被阻止,人们正拭目以待。但无论结果如何,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九日,将被写进美国的新闻史,那一行字是:这一天,美国之音让美国媒体人蒙受奇耻大辱。


谢选骏指出:上文写的慷慨陈词,可是不免有些书生意气。试想俗话说的“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人乎!难道美国之音不是人组成的吗?难道美国新闻界能够摆脱人性吗?有钱不仅能使美国之音推磨,还能使美国之音的上级推磨……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难道美国政界的丑闻还不够多?这个世界上,只有钱是最大的公约数,“见钱眼开”不能免俗。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怕死——那岂不成了理想的乌托邦了。这只有在战争年代可以做到,在和平时期不可能也,因为一切都要靠着钱币运行。


038美国进入恐怖竞赛


《女星提川普断头拍照 这下自己人头悬了…》说:


女谐星凯西·葛里芬(Kathy Griffin)拍摄自己提着川普总统断头模型的血腥照片引起譁然,事后她虽然已经公开道歉,但还是无法平息众怒;田纳西州纳许维尔市一家便利店就挂出霓虹灯招牌,宣布悬赏5万元奖金,给能将葛里芬项上人头“递送至此”者。


56岁的葛里芬曾连续10年担任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跨年夜特别节目主持人,上月30日,她因这张提着川普断头模型的血腥照片在网路疯传而被狠批,川普总统夫妇也公开谴责;CNN于次日宣布中止与她的合作。


英国每日邮报报导,“路易斯乡间商店”(Lewis Country Store)的这块广告牌被一名驾车经过的司机拍下照片后发给当地一家报社,该民众在写给报社的邮件中说:“我知道这看起来明显是个糟糕的玩笑,但是这合法吗?我不确定它是否受言论自由保护。”


这并非该店首次公开对川普的支持,去年10月总统大选白热化时期,川普身陷性骚扰指控丑闻,这家同时经营加油站的商舖摆出大胆标语公开支持川普,随后不久,壳牌(Shell)石油公司便决定终止与该店的合作。


此次悬赏取葛里芬人头标语招来非议后,该店于2日把标语改为“美国第一,你们都滚开”,此事才算告一段落。


然而,葛里芬的照片风波却没能如此简单地平息,在由摄影师席尔兹(Tyler Shields)拍摄的恶搞照片中,身穿蓝色上衣的葛里芬模仿恐怖分子将人质斩首的行为,右手提着血淋淋的川普人头模型。


葛里芬的“斩首川普”搞笑照片引发巨大争议,支持川普的田纳西州方便店因此悬赏5万要取她的人头。


尽管葛里芬已在30日发推文道歉,她写道:“对不起,我太超过了,我做错了。”但是CNN仍然在31日上午宣布,将不再与葛里芬继续合作。


葛里芬2日也在加州举行的记者会上哽咽地说:“这件事情之后,我不认为自己还能保有什么事业。老实说,他(川普)把我给毁了。”她表示,虽然自己的幽默并非人人都能接受,也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在网路上持续遭受恶意攻击。她说:“我一直收到各种死亡威胁,内容都很具体。”


谢选骏指出:我将发起一个民意测验,看看“谁更恐怖”——


1、刺激女星制作“提川普断头拍照”的总统政策;


2、女谐星凯西·葛里芬(Kathy Griffin)拍摄自己提着川普总统断头模型的血腥照片;


3、这张提着川普断头模型的血腥照片在网路疯传后,CNN于次日宣布中止与她的合作;


4、田纳西州纳许维尔市一家便利店就挂出霓虹灯招牌,宣布悬赏5万元奖金,要取得葛里芬本人的项上人头。


无论调查结果,都表明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恐怖竞赛”的历史阶段。


其实,恐怖竞赛这一恶性循环的出现,比其中出现的任何人都更恐怖!这说明美国已经呈现一个暴力循环的机制了。


039美国没落的可靠标志


《美国老人变得越来越富 年轻人却愈来愈穷》2016年8月24日报道说:


美国的富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富,这一点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但另外还有一个趋势,它正在不动声色地扩大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


据CNBC报道,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1989年至2013年间,只有65岁及以上这个年龄群的财富中值实现了增长。


在这期间,该群体的家庭财富中值增长了67%,至21.1万美元,这是年龄在35至49岁群体的家庭财富中值的3.5倍以上。


对于年龄在50至64岁之间的群体,财富中值下降了15%;年龄在35至49岁的群体,财富中值下降40%,至5.8万美元;年龄在35岁以下的群体,财富中值下降23%,至仅有1万美元。


在美国,人们的资产往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但由于学生贷款和就业市场疲软不利于年轻一代,而年长一代则受益于房价反弹和股市走高,该趋势近年来有加速的趋势。


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也曾得出类似结论。该中心在对美国人口调查局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人口代际间的财富差距自2005年以来扩大了一倍多。


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还指出,美国最富裕人群和其他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


1989年至2013年间,美国前10%最富有人群的财富增长了54%,中间群体的财富仅增加了4%,25%最贫困群体的财富减少6%。


报告显示,2013年美国的家庭财富总值为67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PD)的四倍。家庭财富中值约为8.1万美元。其中,10%最富裕的群体拥有全部家庭财富的76%,50%最贫困的群体拥有全部家庭财富的1%,中间那部分则拥有23%。


另外,受教育程度不同,其家庭财富也呈现出较大差异。拥有大学学历的群体,其家庭财富中值为20万美元,是仅有高中学历群体的近四倍。


1989年至2013年间,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家庭,其家庭财富中值显著上涨;拥有本科学历的家庭温和上涨;但学历更低的群体则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甚至出现下降。


谢选骏指出:老人越来越富,年轻人愈来愈穷,是一个社会没落的标志。这意味着,一个社会的财富严重泡沫化了。年轻人没有未来,这个社会就没有未来。中国也有类似的问题,所以兴起了“啃老族”。川普声称要改变这一现状和趋势,但其实他只能加剧这个现状和趋势。所以现在许多年轻人巴不得老年人早点死掉,以便腾出社会资源,让他们早点享用。这种社会分裂,反过来强化了美国的衰落。


040美国黑人多由白人混血而成


《DNA揭秘!第一夫人混杂血液述说黑奴与白人故事》说经过长期的调查发现,美国第一夫人也由白人混血。


身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的欧巴马(Barack Obama),由于母亲是白人,所以拥有1/2的白人血统。而经过追踪和DNA检验后发现,美国第一夫人蜜雪儿(Michelle Obama)也同样具有白人血统,同时也意外找到蜜雪儿的祖先及散居各地的远亲。


根据《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报导,第一夫人蜜雪儿原先和许多非洲裔美国人一样,只大略知晓自己有白人血统,除此之外一无所知。然而历经2年的调查追踪及DNA检验,即可确定曾蓄养黑奴的棉花田主人亨利·席尔兹(Henry Wells Shields)就是蜜雪儿的祖先。而蜜雪儿的其余白人远亲,则散居在乔治亚、阿拉巴马和德州等地,其中多数人不晓得自己还有“黑人亲戚”,更别说知道自己与第一夫人是血亲。


此外,一名现年69岁的白人老太太琼·崔柏(Joan Tribble)也在调查中现身,出面表示亨利·席尔兹是她和蜜雪儿的共同祖先。1852年时,蜜雪儿母亲的高祖母梅尔文妮雅(Melvinia)到亨利的棉花田当奴隶;8年后,梅尔文妮雅约15岁时产下一名黑白混血的儿子多佛斯(Dolphus)。根据研究显示,亨利当年20岁的儿子查尔斯(Charles MarionShields)很可能是多佛斯的父亲,这显然强奸的产物。而多佛斯即是蜜雪儿母亲玛丽恩·席尔兹(Marian Shields)的曾祖父。


虽然担心有可能因祖先的蓄奴行为和强奸罪行而遭受外界批评,琼·崔柏依然决定将这段家族历史公开,并希望有天可以和拥有血缘关系的蜜雪儿见面。因为,惨遭强奸的黑奴后代,现在已经是第一夫人了!


谢选骏指出:从外观上就可以看出,没有一个美国黑人有非洲黑人那么黑。为什么?因为美国黑人多由白人混血。这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能够成功的生物学理由。因为杀害和排斥自己的亲人毕竟会在良心上引起不安。所以白人不得不对黑人作出让步。有的华人抱怨自己的地位不如黑人,是因为他们忘记了这层远近亲疏。如果将来种族杂交多了,华人的地位就会上升。在此之前,没有办法。所以看看,在美国获得成功的华人,多有异族背景,就可以会心一笑了。


《杂交研究:美国白人嫁黑人飙升两倍》指出:


最新研究发现,美国白人与黑人通婚较三十年前显着增加。其中嫁给黑人男子的白种女性飙升两倍,佔近一成四;黑人女子嫁给白人则只达百分之六。 


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华裔教授钱振超(音译Zhenchao Qian)与其团队,分析美国二○一○年人口普查数据,发现在一九八○年仅有百分之五黑人男性与白人女性通婚;但到○八年,数字飙升两倍至近一成四;而黑人女性与白人男性通婚,在八○年只有百分之一,到○八年则升至百分之六。当中又以教育程度高的黑人或白人溷婚比率较高,黑白通婚的数字又远高于其他族裔溷婚。 


虽然黑白通婚渐见普遍,钱振超指数字仍偏低。他指异族藩离看似模煳,但仍存在。 


黑白配仍然未广为接受,今年一月,底特律一对黑白夫妇被两名男子邮寄绞刑索和处死黑人的照片恐吓;上月在阿肯色州,更有人向一对黑白夫妇的屋掷燃烧弹。


谢选骏指出:这种“飙升”不是毫无来由的,而是“血浓于水”、“基因战胜思想”的体现;因为基因也是一种“生物思想”、遗传密码。血缘关系比逻辑理性更有说服力,因为血缘关系乃是自然的逻辑。


041美国食物的超级革命意味着什么


《美国食物的超级革命:Soylent,“食物终结者”?》2015年3月11日报道说:


最近几天,小编收到了半年前从网上订购的Soylent, 亲自品尝了一下,觉得味道还行。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其实它在美国大名鼎鼎,是一种综合了人体营养元素的粉状物,混合了水之后变成糊糊,可以替代日常饮食的需要。也就是说,有了它,忙的时候无需做饭和吃饭,吃糊糊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省时。这种食品去年曾名噪一时,被称为食品革命。今日特此刊发《纽约客》2014年刊登的一篇文章,因为这个食品的诞生过程非常有趣。


《〈纽约客〉:美国食物的超级革命》(LIZZIE WIDDICOMBE)报道:


2012年12月,在旧金山田德隆区一间逼仄的公寓里,三个年轻人正热火朝天地忙着他们的科技创业项目。他们已经从创业孵化器“Y组合”(Y Combinator)那儿获得$170,000的资金,但是制造低成本手机信号塔的计划却失败了。现在只剩下最后的$70,000了,他们决定将这笔钱继续用于开发新软件,直到资金全部用完。但是怎样才能让资金维持得更久点呢?房租已经是沉没成本了。他们没日没夜地工作,早就没了社交生活。最后再看看预算,就剩下一个大开销——食物。


平日里,他们基本上只吃面条、玉米热狗和在科斯科买的速冻墨西哥薄饼,饭余再补充点维生素C片,预防坏血病。然而,即便是这样,账单还是像雪花一样飞来。创业者之一,罗布·莱因哈特(Rob Rhinehart)开始对“人要吃饭”这事儿愤愤不已,前不久还跟我说,“吃饭实在是太大的负担,既费时又费事!我们只有一个小厨房,还没有洗碗机。”他曾经身体力行《超码的我》(Super Size Me),每天只吃麦当劳和小凯撒的五元披萨。可一周后,他就觉得自己“要死了一样”。甘蓝也一度风靡——而且还很便宜,所以之后莱因哈特又试了试“全甘蓝宴”,不过最后也没坚持下来,“实在是太饿了”,他说。


25岁的莱因哈特在佐治亚理工大学读电气工程专业,现在他觉得,其实吃饭也是一个“工程”问题。“你需要摄入的不是牛奶本身,而是氨基酸和脂类;不是面包,而是碳水化合物。”他说道,“蔬菜和水果能提供人体需要的重要维生素和矿物质,但实际上他们的大部分含量都是水分。”莱因哈特渐渐觉得要想让自己摄入赖以生存的物质,吃饭实在是一个低效率的方式。“这(吃饭)是一个又复杂、又烧钱还很脆弱的体系。”


那如果直接食用化学成分的原料呢?莱因哈特在开发软件试验的间歇研读了营养生物化学的教材,并浏览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农业部还有医学研究所(U.S.D.A.)的官网。最后,他列出了一张包含35种营养物质的人类生存需求清单。紧接着,他没有去杂货铺,而是从网上把材料买齐——大多是粉末状或粒状,然后把所有的东西加上水倒进搅拌机。出锅后的化学浆剂看起来就像粘稠的柠檬水一样。莱因哈特跟我说,“我就指着它活了。”


受1973年查尔登·海斯顿主演的科幻电影《超世纪谍杀案》(Soylent Green)的启发,他给自己做的饮剂命名为“Soylent”。那部电影讲的就是在反乌托邦的未来社会,由于人口大爆炸和环境污染,人们只能吃一种叫做“Soylent”的神秘饼干度日。在电影的结尾揭露了一个惊悚的真相——原来这些所谓的Soylent是用人肉制成的。


莱因哈特的室友们对他这一举动持怀疑态度。其中一个跟我说,“感觉好诡异啊!”他们还继续去科斯科买吃的。1个月后,莱因哈特在自己的一篇博文里发布了实验结果,博文的题目叫《我是如何停止吃饭的》。文章通篇都是“发现新大陆”似的调调。莱因哈特写道,那副化学饮剂“味道好极了”,“感觉是我这辈子吃过最棒的早餐!”


服用Soylent帮他省了不少时间和金钱,现在他每月的伙食费从$470骤降到$50。而在体质上,他说自己就像“无敌金刚”一样。“我的体质明显变好了,皮肤很润滑,牙齿更白,头发更浓密,连头皮屑都没了!”最后,他在文章里总结说,“这30天我一口饭都没吃,我的生活改变了。”几周后,他的文章登上了科技圈的八卦网站“骇客新闻”(Hacker News)点击量第一,评论呈现两极化趋势。其中一条留言就写着:“安息吧,罗布。”但也有人过来向他要配方,秉着“资源共享”的精神,他把配方也发在网上了。


在过去10年间,硅谷的文化输出之一就是“生活黑客”(life hacking)理念,旨在寻找一些诀窍来将每天必做的事情简单化,从而节省出更多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莱因哈特的“明日之食”看来就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法。各地的生活黑客们开始亲自试验,并制定出自己的配方。红迪网(Reddit)上还有些人在争论放钙镁粉的合适剂量为多少。3个月后,莱因哈特发觉他的饮剂正是成立公司的好创意,“它带给我的价值远远超过任何软件应用。”他和室友们把软件思想搁置到一边,开始从事合成食品的生意。


为了筹集资金,莱因哈特和室友们求助于互联网。他们在网上设立了融资活动,以$65的价格向人们出售一周剂量的Soylent制成品。他们将目标定在一个月内吸金$100,000。但当他们开始接受赞助时,莱因哈特说,“我们两个小时就把钱集齐了。”就在一周之前,第一批30,000单位的商业制造Soylent被送往全美的顾客手中。除了众筹,他们的产品还得到了硅谷风投的资助,其中“Y组合“和蓝筹股投资公司安德森·霍罗维茨(Andreessen Horowitz)赞助100万美元。


Soylent被媒体预言为“食物终结者”,这听起来多少让人有些失意,它如魔咒般开启了一个没有必胜客和墨西哥卷饼摊的世界——我们的厨房里再也没有香蕉面包,而是屯满了米黄色的粉末;原本是吃意大利面和冰淇淋的夜晚只能一口口抿着各种汤浆。不过莱因哈特说,这不是他预想的版本。“很多人都顾不上吃饭”,他说。他期待的未来生活,是“人们可以将社交性和功能性饮食加以区分。”Soylent绝对不是为了替代周末聚餐,而是要替代那些速冻墨西哥卷饼。


上个月,就在第一批Soylent发货之前,我参观了莱因哈特和他的团队的新总部。这栋大房子位于洛杉矶环球影城(六个月前,他们为了找租金便宜的地方搬离了旧金山)。莱因哈特穿着黑色V领T恤、牛仔裤、黑色网球鞋,站在门口迎接我。他看起来气色不错,让人颇受鼓舞——要知道,过去这一年半里,他几乎靠Soylent代替了90%的常餐。


在驱车前往Soylent的总部之前,我停在了一家价格不菲的加利福尼亚果汁吧前,买了一瓶价值9美元的冷榨果汁,装在一个玻璃牛奶瓶子里。莱因哈特认真检查了这瓶饮料,就像它是一个火石制成的箭头一样。“这太老套了,”他说着,并指出这饮料里几乎全是糖。“你看看,它的设计看起来好像是纯天然、无公害、饮用舒适,但实际上呢,对身体很不好。”


莱因哈特带我参观了Soylent的总部:闪亮的黑地板,白色的组合沙发,巨大的窗户,再加一个后院水池。只不过地下室里用称量好的大包白色面粉并不是卡洛因,而是营养品——蛋白质、钾和黄原胶(一种稠化剂)。厨房里空空的,只有一个搅拌机。莱因哈特打开冰箱宣称:“未来的大学生冰箱。”里面装着米勒淡啤,调味料和一大罐的Soylent。我注意到一袋小胡萝卜:食物!莱因哈特把不是Soylent的食物都称作“零食”,他解释道,他的一个室友买这些小胡萝卜吃着玩儿。


莱因哈特拿出Soylent。他和他的团队定制的配方里,涵盖了大多数的食品种类:加拿大菜油里的脂质,麦芽糊精和燕麦粉里的碳水化合物,还有大米包含的蛋白质。他们还加了鱼油(欧米加-3;素食者可以用亚麻油替换),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镁、钙和电解液。莱因哈特不愿在Soylent里加入任何香料,所以现在它只有很少的三氯蔗糖,以掩盖维他命的味道。这似乎与他的意愿相符,Soylent应当成为一种功效食品。“我认为最好的科技就是让科技本身消失”,他说,“水没有很多味道,而它就是世上最受欢迎的饮料”。他举起这罐浅褐色的液体,“这就是你身体需要的所有东西,”他说,“你想要来点吗?”


人们会发现Soylent的味道似曾相识:它主要有一种像面糊一样的口感。液体很柔滑但在嘴里会成粒状,带有一种酵母味的令人舒欣的温和感。我听说尝过的人把它比作麦粉(Cream of Wheat)和“爷爷的的美达施(Metamucil)”。我啜了一口,并没有好似我在吸一碗被水冲淡的煎饼糊糊那种不舒服的感觉。还不错。我又啜了一点,然后,突然间,不得不停下来。“我感到太饱了,我刚刚喝了多少?”莱因哈特查看了一下杯子。“152卡路里,”他说,“大概一个格兰诺拉燕麦棒那么多。”


和我聊过的医生都认同Soylent能够维持生存。但这是不是一个好方法呢?其中大部分争论都是围绕着实际食物中包含的物质,尤其是植物中的营养素。虽然这些混合物还未被确认对生存起至关作用,但是在流行病学研究中,他们显示着提供了重要的健康益处。使西红柿发红的物质叫作番茄红素,它可以降低前列腺发病率。类黄酮化合物,这类使蓝莓看起来是蓝色的物质(同样在巧克力中也被发现)与降低糖尿病的风险相关联。这些物质具体如何在人体中产生作用,仍不得而知。但是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营养部主任华特.维列特(Walter Willett)说如果就这样遗漏了他们就太不明智了。他对我说,“倘诺我们自称知道一切有关优化健康膳食的内容,那就太自以为是了。你可以不依靠植物营养素而生存,但是你可能不会活得长久,也不能够具备最佳的体能状态。我们所关心的远远不只是生存。”


莱因哈特自然对这些评论持质疑态度。“历史上,有多少人甚至真的吃过西兰花和西红柿呢?”他告诉我在研究Soylent配方时,他曾经考虑着增加一些植物化学物质,但在阅读了大量非结论性和对立研究文献后,他发现它并不是一种可以有效利用的资源。


Soylent的配方就挂在网上,他要如何盈利呢?很难想象可口可乐会做这样的事。但是Soylent的投资人、也是Reddit网站的创始人之一的阿莱克西斯·奥哈尼恩(Alexis Ohanian)却说:“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棒的营销方案,尽管他们自己不这么想。”这群在家里鼓捣自己的Soylent配方的人被称为“自助者”(D.I.Yers),他们已经形成了Soylent的一个粉丝群,这有助于进一步优化Soylent的产品并提升大众对Soylent的认知度。奥哈尼恩说:“这是我们的理想。”而莱因哈特的表达则更具哲学意味:”如果其他人找到了更好的办法,一样会让全人类受益。”


看到大家对自制Soylent的热情,我知道总有一天我自己也会忍不住试试。工业制成的Soylent是粉末状的:一日的份量装在一个小塑料包装里,可以提供1500卡路里热量。另外有一个单独的小瓶装着油脂,可以提供五百卡路里热量。包装颇具太空风格,上面印着极简风格的黑白两色文字,风格像宝美奇洗发水。里面还有两个小配件:一个金属挖勺和一个带密封盖的水瓶。如果你要“做饭”的话,就用勺子把粉末盛到小瓶内,加上水,油和冰块(自选),再摇一摇即可。包装袋上印着一句不带任何感情的说明:“若Soylent疑似变质,请立即丢弃。”


自制Soylent就会麻烦一点。如果说工业生产的Soylent属于“万用型”,那自制Soylent就是挑食者的天堂。在网站上,我找到1400多种莱因哈特食谱的变体,简直像个聚宝盆,其中包含了各种口味的、针对过敏体质的、针对宿醉的、还有针对特定兴趣的配方:足球运动营养源,杜松子豆油大麻套餐,型男肉桂糖棒,白瘦男孩组合餐,蛋头博士兴奋剂,杏仁大麻餐,超级套餐,大猩猩餐,脑力加倍套餐,加拿大套餐,站立办公套餐和巴黎风情餐。


营养“就像一副拼图”,莱因哈特对我说,“你可以用很多种方式把它拼起来”。自制Soylent网站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它能为你算出拼图的方式。一旦知道自己的营养需求,你就能找到不同的方式满足它们。如果你输入一种成分——比如,20克奇异籽——网站就会自动适配你的营养学标签。然后它会告诉你摄入这种食物后,你离每天所需的营养还差多少——热量,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纤维,不饱和脂肪和维生素——这样就可以相应地调整食谱。我需要的成份包括乳清蛋白,燕麦粉,半熟粗玉米粉,大豆油,红糖和碘盐。配方中还有一些奇怪的粉状矿物质和维生素——酒石酸胆碱,葡萄糖酸钾——这些都是我从iHerb.com网站上订购的。我在本地的杂货店里购买可可粉,此外,和很多人一样,我每天服用复合维生素以避免把它们混到这个配方里来。


在收到工厂生产的Soylent包裹时,我着实松了一口气。它基本上沿用莱因哈特的做法,味道就像之前我在洛杉矶尝到的那样:浓浓的,棕褐色液体,酵母颗粒状,带一点甜味。比起我的巧克力版本,普通的Soylent好吃多了。(办公室试吃报告的结果是:“这是稻壳做的蛋白质奶昔”,比做结肠镜检查前喝的玩意好多了。)


周末大概有3天,我只吃这种混合物。之前听说的许多小贴士被证实的确有用。Soylent在冰箱里过夜后味道会好一些。(一个自制Soylent的人告诉我“这是因为各种成分能够凝结”。)在体力活动之后它也会显得更吸引人——饿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真的挺想吃它。但气味仍然是一个问题。上周五,经过几个小时之后,它那股黏糊糊的味道似乎无处不在,在我的嘴里,在我的呼吸里,我的手指和我的脸上。而且,我的胃似乎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液体食物:一直到下午,我都感觉自己像个行走着的水气球。


Soylent当然也有它的好处。就像莱因哈特所说,它能让你一整天都“顺利航行”。如果你正坐在电脑前,又感到饿得慌,你不需停下手边的事情去吃午餐,能量水平也将保持稳定:“下午不会昏昏欲睡,也不会撑到脑子不转。”下午也会像早上一样有效率。


我和莱茵哈特跟着加里米蒂走进了一个西班牙风格的庭院,里面的音乐正起劲,自行车堆成一堆,一个学生正因熬夜在沙发上补觉。在用餐区,大部分Skurves正摆好了餐具准备用餐。附近有十个学生围着桌子坐成一圈,被笔记本电脑和习题集环绕,无视身边的餐时骚动:这都是“Soylent”的饮用者。其中几个握着水瓶,里面盛满了浅褐色的粘稠物。


学生们认出了莱因哈特,而他也已经习惯了自己这书呆子名人身份。他们热烈称赞着莱因哈特的发明。“它可以一下喂饱你五个钟头”,艾利克斯,这个主修计算机科学的学生说,“这对我们的学习很有利。”


从学期一开始,他们就试着自“Soylent”。“这是个严肃的迭代的过程”,学生尤金说道。“我第一天就买了包50磅的玉米粉,现在我可不能退出”,主修数学的尼克表示,如果你不是一名“Soylent”饮用者,那么会很难在里克茨楼呆下去。他告诉我们:“我记得大家以前一起出去玩的时候,都在讨论着各自的食谱”。


在立克茨楼中,莱因哈特问学生们是否还有其他问题。尼克问:“在许多人吃了Soylent后,它占据了人们的生活,你对此有什么想法?”


莱因哈特笑了笑。“不错的问题”,他说。“事实上,针对这个我想了很多。”他伸出胳膊,展示他健康的体格。“我已经食用Soylent一年了,而你现在看到的一切都是它所支撑的。”


谢选骏:看来,我说“美国退化为‘食草动物的费拉社会’”又多了一个例证——美国人正在成为“吃素的民族”。自从佛教进入中国鼓吹吃素以后,中国的尚武精神日益衰退,沦为一个任人宰割的社会,就像西藏人和蒙古人那样。现在,佛教在西方社会也日渐流行,想必有一天,当佛教获得正统地位的时候,就是素食占据主流的时候,也就是武力衰退、国破家亡的时候了。那时,少数强人就可以控制多数,就像一个小组的日本兵,就可以控制中国一个县城;几十万共产党,就可以控制整个大陆中国。


042美国费城的中文独立宫图书馆


2017年6月,美国费城的独立宫(Independence Hall)旁边,出现了一个中文字样的“独立宫图书馆”。在英文的名称下,用更大的字体端端正正地写着正体中文!


其实,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共图书馆,因为坐落在独立宫旁边,所以如此命名。但是初来乍到,难免误会这是独立宫属下的图书馆呢。


但是这还是让人诧异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有人认为,这是为了吸引中国游客。


但其实,这里的中国游客并没有其他游客那么多。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这里离开费城的唐人街的较近,大约五个街口,


可是唐人街一直在那里的,已有好几十年了。


有人认为,这是与中国文化认同,虽然他不用共产党中国流行的简体字。


我想,不论出于什么原因,这件事情都表明中国元素正在增强。


而且,能和英文这种“拼音文字“分庭抗礼”,似乎只有“汉字方块”,别的文字,都太接近英文了。


好在中国没有照着毛泽东的想法乱搞下去,走上“世界各国共同的拼音化方向”,否则,我们就看不到“独立宫图书馆”的字样了。


独立宫是美国著名历史纪念建筑。在费城国家独立历史公园独立大厦内。


1732~1753年建造。独立大厦原为殖民时期宾夕法尼亚州的议会大厦。1774年9月和1775年5月在此召开第一次和第二次美洲大陆会议。1776年7月2日,13个英属美洲殖民地代表组成的大陆会议在此举行,7月4日通过了由杰克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宣布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建立“自由独立的合众国”。独立宫是美国独立的象征。

 

参观独立宫和自由钟是免费的,这比欧洲各国都要好得太多了,那里连上个厕所都要被搜刮口袋一番。这里只要先到Visitor Center领取参观的门票,工作人员会帮你安排参加一个解说团,由专业解说员带领大家一起参观独立宫。领取了门票后,我们来到独立公园的入口处,排队等待安检。安检处的工作人员认真,负责,绝不是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地走走形式,所有的游客被要求脱掉大衣,拿出身上口袋里的手机,钥匙,打火机等所有物品,还要解掉皮带,检查得很严格。不过游客们也都很配合,毕竟这是比美国的历史还要悠久的古迹,大家对它极力保护,珍爱之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经过了安全检查,先到放置自由钟的Liberty Bell Center,一座四周都是落地玻璃的建筑。宽阔的空间被隔成一个个小间,按时间顺利展览着自由钟的历史。


走出了Liberty Bell Center,走向了著名的独立宫Independence Hall。 独立宫建立于1732年,原为宾夕法尼亚州的州政府。这是一座两层的旧式红砖楼房,乳白色的门窗,乳白色的尖塔,塔上镶嵌着一座大时钟,塔顶就是当年悬挂自由钟的地方。整座建筑朴实无华,却又透露着庄严,令人肃然起敬。独立宫的两翼还有两座对称的小楼,一样的红色砖墙,一样的建筑风格,分别是当年的旧议会大楼和旧市政厅。独立宫的入口在楼的背面,所有的游客进入后,先在一楼一个房间休息,讲解员进来后自我介绍,活跃了一下气氛,随后开始了滔滔不绝的讲解。


1774年,北美殖民地人民对英国统治者残酷,霸道的统治极其不满,要求独立的呼声日渐高涨,当时13个殖民地的51名代表齐聚费城独立宫,讨论如何应付这种困难局面,革命的风雨在慢慢地酝酿,一触即发。在第一、二次大陆会议上,由于多数代表对于英国统治王朝还抱有幻想,独立革命被搁置。但历史的发展令代表们逐渐意识到,只有革命取得真正的独立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1776年7月4日,以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弗逊、本杰明·富兰克林为首组成了5人起草小组,由托马斯·杰弗逊执笔起草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最重要的文献——《独立宣言》。《独立宣言》在第3次大陆会议上获得通过,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独立宣言》首页写下:“人人同样被造。”“人人拥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简洁,清晰,却又强烈有力。


独立宫(Independence Hall)无论怎么讲都可以称之为美国的诞生地。这是一座两层旧式红砖楼房,乳白色的门窗,乳白色的尖塔,正屋和塔之间镶嵌着一座大时钟。就是在这座朴实无华的楼房里,诞生了《独立宣言》和宪法。这里还曾是美国独立战争的指挥中心,故而成为美国历史文物建筑,被命名为“独立宫”,室内保留着当时的会议场景和家具装饰。《独立宣言》在这里通过,联合宪章(或联邦宪法)也是在这里讨论、起草并通过。这个迄今最为古老的联合宪章是由当时的13个殖民地中的12个的代表们共同商定的,当时只有罗得岛殖民地没有派出代表。乔治.华盛顿主持了这次1787年5月到同年9月的讨论会。这个由前言和七个章节组成草案被提交给当时的13个州,经过9个州的批准后生效,1788年六月21日新罕布什而州作为第九个州批准了这个草案,次年的3月联合宪章正式实施。


在费城300多年的历史中,这些在这篇土地上发生过的重大事件,默默无声地在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唤起着人们的记忆,提醒着现代人,费城,是美国革命的发祥地,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摇篮,是人类追求自由与民主的见证人。

 

独立宫一楼的会议室,是《独立宣言》和宪法的签署地。当年华盛顿将军、富兰克林、杰弗逊、各州代表坐过的桌子、椅子,用来签名的鹅毛笔、墨水,华盛顿当时宣读《独立宣言》的会议室前台等等都以当年的原始状态呈现在我们面前。寂静的空间里,让游人们回想起200多年前在这里发生的激烈辩论。是他们的勇气与智慧改变了美国的命运,也奠定了当今美国人民价值观念的基础。独立宫二楼是一间长方形的公共活动室,长条餐桌上摆放的都是当年建国领袖们用过的餐具原物,全都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活动室边上还有两件简易的图书室和餐厅,室内都保留着当年的家具装饰。


走出独立宫,就是独立宫正前方的华盛顿将军的塑像。


谢选骏指出:最近,美国费城的独立宫(Independence Hall)旁边,出现了一个中文字样的“独立宫图书馆”。在英文的名称下,用更大的字体端端正正地写着正体中文!


其实,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共图书馆,因为坐落在独立宫旁边,所以如此命名。但是初来乍到,难免误会这是独立宫属下的图书馆呢。


但是这还是让人诧异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有人认为,这是为了吸引中国游客。


但其实,这里的中国游客并没有其他游客那么多。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这里离开费城的唐人街的较近,大约五个街口,


可是唐人街一直在那里的,已有好几十年了。


有人认为,这是与中国文化认同,虽然他不用共产党中国流行的简体字。


我想,不论出于什么原因,这件事情都表明中国元素正在增强。


而且,能和英文这种“拼音文字“分庭抗礼”,似乎只有“汉字方块”,别的文字,都太接近英文了。


好在中国没有照着毛泽东的想法乱搞下去,走上“世界各国共同的拼音化方向”,否则,我们就看不到“独立宫图书馆”的字样了。


最后我想,“独立宫图书馆”的中文字样,可能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启示,那就是中国正在走上美国“独立革命”的道路。中国要脱离苏联的残余势力,就像美国脱离了英国的猥琐统治。


中国需要一个独立宣言,中国会有一个独立宫。


043把美国大学生改造成为共青团员


《封闭、充满魔力的国家 谁还想去朝鲜旅游?》2017年6月22日报道说:


去朝鲜旅游已经被很多人看成是一种探险活动。但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尔比(Otto Warmbier)的死可能会引发旅行者的再三思考:因为好奇而到这个世界上最秘密的国家去旅游,到底是否真的值得做。


奥托的朝鲜行成了黄泉旅,位于中国的“少先队旅行社”怎么说?眼下去朝鲜的绝大多数其实是中国人。那么,围绕去平壤旅游有哪些争议?


进入朝鲜的大门敞开着的为数不多,组团旅游是其中之一。朝鲜特别吸引的,是那些希望猎奇和冒险的人。


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尔比的朝鲜行成了黄泉旅。这会不会让游客三思,获得新奇感受和需要冒的风险比比,值吗?


给朝鲜送“炮灰”?


从网上旅游讨论社区的留言来看,人们对去朝鲜旅游的观点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一部分人非常、非常想去,另一部分不仅自己不去、还强烈反对任何人去。


支持的人说,去朝鲜观光可以加强交流、增进理解;反对的人则说,去平壤花钱是赞助金家、助纣为虐。想去的人对朝鲜的怪异仍然充满好奇,要实地考察、亲身感受。他们说,只要小心遵守规则、安全应该没问题。


反对的人除了担心安全之外还会质疑,就算你去了,线路都是朝鲜当局审批的、旅行全程有陪同监视,你看到的是真实生活?做到是真正互动吗?


最重要的,他们认为去朝鲜旅游其实是“赞助残忍的金家当局”。儿子死后,奥托的父亲也曾强烈谴责旅行社“引诱”美国人去朝鲜,指责旅行社这是在“给朝鲜送炮灰”,奥托就是“炮灰”。


充满“魔力”的国家


提供赴朝项目的旅行社在广告中通常会抓住人们的好奇心做文章,使用特别能抓眼球的字眼,比如,形容朝鲜是“封闭、充满魔力的国家”,“世界上最后一个没有被碰触的地方”,会给你“一段超现实、回味一生的经历”。


奥托去朝鲜参加的是中国“少先队旅行社”(Young Pioneers,也有媒体译作“青年先锋旅行社”)组织的团,这家旅行社由英国人约翰逊(Briton Johnson)2008年创办。


“少先队旅行社”曾经形容朝鲜是一个“妈妈不想让你去的地方”。大多数旅行社都很清楚游客担心有风险,也都会使用各种方法解释、安抚,但他们一致强调,朝鲜是安全的旅游目的地。奥托去世之后,BBC曾联系多家旅行社,大多数都不愿意受访,只是告诉BBC可以去查阅他们在网上发表的声明。


“从来没碰上麻烦”


“少先队旅行社”的主要目的地是朝鲜,但也组团去其他一些同样“人迹罕至”的目的地,比如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广告称其为“黑暗旅游”。


奥托被囚禁在朝鲜期间,“少先队旅行社”曾长期保持沉默。几天前,他们就奥托之死发表声明,表述对奥托家人“最为深切的同情”,并谴责朝鲜当局对奥托的处理“骇人听闻”。


不过,“少先队旅行社”在接受nknews.org网站采访时说,他们仍然认为只要采取妥善的预防措施、朝鲜是安全的。并说过去10年已经带领8000多名游客去朝鲜,奥托是唯一被抓的。


位于柏林的“平壤旅行社”的Andre Wittig也认为朝鲜是安全的目的地。他告诉BBC,他们“从来没有碰到过麻烦事,一次都没有。”他承认奥托之死是悲剧、希望永不重演,但是他说,个人并不认为今后这会阻止游客去朝鲜。


不带美国人去?


“少先队旅行社”在声明中说,今后将不再组织美国游客前往朝鲜。其他提供朝鲜旅游项目的旅行社也做出类似表述,称将重新检查是否接待美国游客。一般来说,美国公民去朝鲜旅游是合法的,但是美国国防部警告国人最好别去,而且也在考虑是否采取禁止性措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美国正在考虑是否有必要推出某种朝鲜旅行限制,不过目前还没有定论。


半岛局势紧张,人们担心平壤会不会无端逮捕游客、做外交谈判的筹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公民自然是首选目标。


目前仍然有另外三名美国人被关押在平壤。不过,现在最多去朝鲜的其实是……具体数字很难查获、而且也不甚可靠,据估计,去年共有10万外国游客去朝鲜,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其他外国游客的总数估计在8000到10000之间。


除了聚焦朝鲜的怪异之外,现在赴朝旅游也包括一些“正常”的度假项目,比如沙滩冲浪、山区滑雪等。朝鲜当局也在争取发展旅游业。两年前,朝鲜表示,要在两年内把外国游客的数量增加10倍,达到100万!到2020年,“社会主义乐园”游客总数要达到200万!


据说这个计划是金正恩亲自批准的。值得一提的是,朝鲜发展旅游业的目的看起来和旅行社组织游客去朝鲜的动机有异曲同工之处:除了给国家创造经济利益,也要改善世界对朝鲜的认识。


大国博弈之下


眼下去朝鲜旅游仍然被看作很“另类”,规模不大,但是过去一年,稳定的客源还是给朝鲜带去一笔收入。不过,近来半岛局势持续紧张,奥托之死预计会让事态进一步升温。


2016年10月韩国政府就曾表示,朝鲜吸引外国游客是要为实现核武器与导弹开发创汇。而中国游客占据朝鲜海外游客的九成左右,如果中国不出手,就不可能切断朝鲜的这一外汇来源。


中国被视作朝鲜的主要盟友,美国一直在要求中国加大对朝鲜的压力。


目前国际间对朝鲜的制裁措施仍然不包括旅游。但是,大局动荡,大国博弈,旅游有足够的“免疫”力吗?能坚持多久呢?


至于个人游客,权衡完安全、考虑完道德,如果是你,你还会举手报名吗?案例—这种局面下我肯定不去——Megan Lacina,28岁,来自洛杉矶,4月曾参加平壤马拉松。她说,搁在眼下的话,她不会做同样的决定:去之前我问朋友,“哦,如果我被关起来,你会一生努力争取我的获释吗?”那是开玩笑,但是话说回来,确实听说过那些事。


我担心作为美国人我会受到怎样的待遇,但是对方确实讲的很清楚:你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所有的人都很善良。我们遇到的人都很胆小、内向,但并不是不友好。


记得我听说过酒店里有禁止游客前往的楼层,奥托是在那里摘的宣传画。我可以理解,在酒店感觉很舒服的,可能会忘记了你身在何处。


跑马拉松期间,体育场内座无虚席。我听有人说,他们被告知必须来。我最喜欢的是跑马拉松期间。我们可以和人交流,他们和我击掌,为我欢呼。我很高兴我去了,经历了。但是,如果我的朝鲜行是在下星期,考虑到目前的局势,知道了奥托的遭遇,无法想象我还会去。


谢选骏指出:魔力其实就是“魔鬼的力量”。而魔鬼的“善恶”就像共产党的“客观规律”一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美国人对大学生的死亡感到不可思议。其实,比死亡更大的威胁就是变成植物人。而向往朝鲜的美国大学生就真的变成了植物人!“植物人”,这就是“把美国大学生改造成为共青团员的终极目标”。“朝鲜人民”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不仅把朝鲜大学生都变成了只有机械反应的动物人,甚至变成了连机械反应都没有的植物人,就像站岗的门卫和哨兵那样。去朝鲜旅游吧!那真是“深度旅游”!一去不回地旅游!连告别仪式都免除了。这就是“美国学生改造为共青团员的示范”——既然选择与魔共舞,就别怪魔鬼下手狠毒了。可怜的奥托,被迫去见了马克思。


044美国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守


《郭文貴爆料的政治后果》(2017-07-05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郭文贵爆料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后果?谁是这一事件的输家和赢家?这个问题已成为许多人关注的重点。


有分析认为,郭文贵爆料后,王岐山19大进常已无可能。笔者认为这个判断很可能是对的,但完全排除王岐山入常,为时尚早。因为中共高层的权力博弈,不到最后一分钟都不算数。根据郭文贵的爆料,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江泽民、习近平对王岐山的一些重大问题其实早已知情。而且,何频还透露,王岐山18大进常委主管中纪委,是江的安排,并非习近平一人的主张。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江、习明知王岐山的问题,还这样安排?我虽然没有足够的信息,但从江、习的角度来看,王既有能力,也有把柄,在无官不贪、不反贪政权会崩盘的情势下,用王岐山反贪,以恶制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为什么不选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我相信懂点政治的人都明白,在人人皆贪的局面下启用好人反腐,或者是推不动,但更可怕的是,反贪可能危及自己。


习近平是否真想让王歧山留任常委?这个问题恐怕只有习自己知道。但王歧山的利益显然是留任,否则太危险了。不过,无论是否安排王歧山留任常委,习近平都不希望王歧山的问题曝光,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郭文贵还是把王的问题曝光了,这就打乱了习近平对19大的部署。笔者为什么不敢完全排除王岐山留任的可能?主要的逻辑是,如果习近平在高层权力博弈中形成了对王岐山的过分倚重,而王岐山出局意味着习近平会成为孤家寡人,那习近平还是有可能选择与王岐山联手拼死一搏。至少,习近平会以这种可能来威慑对手,以赢得时间和20大之后继续掌权的机会。这恐怕就是习近平继续让王歧山公开露面的用心所在。习近平在这个时刻“力挺”王岐山,不仅向党内的政治对手,也向一切挑战和可能挑战他权力的力量,包括外国力量发出了重要信号:不要以为有机可乘,不要逼我做出更强硬的反应。习近平做出这样的姿态不难理解,却难以达到他希望的结果。郭文贵爆料的国际政治后果,很可能就是加速中国和整个西方阵营关系的紧张。事实上,在郭文贵爆料前,美国上层,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形成了对中共不利的共识。有人透露,连“中国的老朋友“基辛格都支持特朗普联俄制华。郭文贵爆料让西方看到了更多中共上层的腐朽内幕,看到了高度腐败的中国体制对西方民主政治乃至全球金融秩序的威胁,这必然会增强西方对中国更加强硬的共识。


对中国社会来说,郭文贵最有杀伤力的爆料可能是上层的淫乱,但对美国和西方社会来说,最触及他们切身利益的是中国权贵在海外大规模洗钱和隐匿资产对国际金融秩序和法治的威胁。法治和金融秩序是自由社会生存的命脉。在力不从心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可以对中国践踏人权,盘剥百姓闭上一只眼,但这绝不意味着,西方不敢为维护自己的自由命脉而战。


谢选骏指出:按照上文所说,则意味着“美国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守”。为何下此论断?在于我对上文的解读:如果说“普世人权”、“人权高于主权”是西方世界对极权国家的“战略进攻”,那么“国家利益”、“美国优先”则显然是转入战略防守的标志。其背景,则是由于力量过度透支所造成的疲软状态,在力不从心的情况下,只能选择“不要脸面”了。


045司徒雷登代表了美国的败退


《司徒雷登为何不受毛泽东和蒋介石喜欢》(2017年4月10日转载光明网)报道说:


在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里,毛泽东以“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概括了司徒雷登对共产党中国的意义。然而,司徒雷登的意义真的只有这些吗?他离华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在中国,他除了留下“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的印象外,还留下了什么?本文摘自共产党光明网。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前夕,国民党南京政府仓皇决定“迁都”广州。正当国民党感到万念俱灰之时,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拒绝随同南迁的消息犹如晴空霹雳传出,震惊了世界。


作为蒋介石盟友的美国,为什么在国民党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反而要落井下石呢?我们还是从为美国政府提出这一建议的美国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说起吧!


司徒雷登为何对共产党爱恨交加?


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杭州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家庭。1904年他从纽约协和神学院毕业,不久就重返中国,开始了他在中国的传教生涯。


1919年,司徒雷登就任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燕京大学的校长,开始从神学教育,涉足更广阔的世俗高等教育。是年,正是五四运动在中国兴起的时候,司徒雷登先生对中国学生的爱国激情予以了高度的评价。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他更是公开支持中国的反帝立场,认为外国列强应首先显示其以平等国家对待中国的诚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中国人民掀起了全民的抗日浪潮。司徒雷登不仅亲自参加燕大爱国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而且顶住日伪的压力,陆续接纳了许多东北流亡的爱国学生。随后,在回美国为燕大的发展募集经费的时候,他向美国社会宣传了中国人民抗日的爱国事业,呼吁美国民众应当支持中国人民。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司徒雷登一方面要求美国政府给予中国包括经济、军事在内的援助,以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同时他利用自己的声望,也给予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事业力所能及的帮助。出于基督徒对和平的追求,司徒雷登也参与了蒋介石集团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媾和活动,并因此同蒋介石政权的许多要人建立了重要的关系。


众所周知,早在1927年,蒋介石同宋美龄结婚后就皈依了基督教,传教士出身的司徒雷登同蒋介石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在多次前往重庆的日子里,司徒雷登接触并了解了蒋介石的宗教生活,共同的宗教信仰使双方的友谊也不断增强。但是,随着对国民党政权了解的增加,他逐渐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独裁、无能和腐败。这恐怕才是司徒雷登在关键时刻放弃国民党政府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他同蒋介石的关系也渐渐疏远,并最终走向对立。当然,这是后话了。


同当初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相比,司徒雷登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却是充满了矛盾,可以说是爱恨交加。一方面他对共产主义充满了敌视的态度,早年他就强调基督教同中国共产党难以共存,因此同情并支持蒋介石对中共的“围剿”;另一方面,他又时常对中共发出许多赞美之词,称共产党有远大的理想抱负,有严明的组织纪律,不谋私利,勤俭节约等。中国共产党在对待司徒雷登反共的问题上表现出了自己博大的胸怀,不仅不同他计较,反而一直对他充满了友好的情谊。1940年秋,司徒雷登不幸坠马受伤,毛泽东亲自发电慰问。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曾当面称赞司徒雷登对中国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1946年,司徒雷登70华诞的时候,叶剑英向他祝贺。这些都显示了中共对他的尊敬和善意,司徒雷登对此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在同国共双方长期的交往中,他的内心世界也在逐渐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随即把美国在中国的侨民全部拘禁,司徒雷登也在其中。后经过美国政府的交涉,日本陆续释放了大部分的美国侨民,但由于司徒雷登特殊的身份,日本一直把他扣押,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司徒雷登才得以重见天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世界和中国的政局都陷入扑朔迷离之中。由于司徒雷登在中国特殊的经历及对中国深刻的了解,更由于他与国共双方均保持了良好关系,1946年7月马歇尔使华后不久,便向司徒雷登提出了请求,邀他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这一要求很快得到了杜鲁门政府的批准。从此,司徒雷登便开始了他在中国的外交官生涯。


国共美苏交易中共因何成唯一输家


就在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前后,世界和中国的形势正经历着剧烈的动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使中国坚持抗日战争,借中国之力阻止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攻势,为美军在太平洋的作战提供战略支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对国共双方的抗日武装均采取了支持和合作的立场。1941年12月,在重庆举行了中、美、英三方联合军事会议,确定设立中国战区统帅部,由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总司令,并授大元帅衔,名义上拥有指挥中国、泰国和印度支那境内盟军的权力。随后,美国通过滇缅公路给蒋介石政权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与此同时,美国和中共的相互信任也有了新的转机。1944年7月,美国政府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反对,向延安派出了军事观察小组,随后美方曾认真考虑过向八路军提供军事援助及美军由八路军策应,在日本占领的山东沿海进行大规模登陆作战的问题,美国和中共的战时合作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开始,美苏之间的矛盾日益变得公开而巨大,犹如冰山浮出水面。


苏联参战之初,主要目标是为了保卫国家的生存和独立,但随着红军的节节胜利,在战后长久地保证国家的安全,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战略利益的最大化,成为了苏联一项现实而又紧迫的任务。


美国是一个对共产主义充满了仇恨的国家,这在美国早期的对苏政策中就有体现。十月革命后,美国不仅出兵干涉苏俄,而且长时间不承认苏维埃政权。二战期间,美国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与苏联结盟,但反对社会主义苏联的立场从未改变过。正如罗斯福在给美国驻苏大使约戴维斯的信中所说:“不论我,还是你,都不接受共产主义,但是为了过桥,我向魔鬼伸出手来。”


这种人间沧桑的变化不仅波及全球,而且也使中国的国共双方被深深卷入其中,无法幸免。


在远东,美苏都试图在击败日本后建立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新秩序,1945年2月的“雅尔塔协定”就是双方争权夺利的产物。


美国从条约中得到了苏联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承诺,而这正是美国政府考虑远东问题的核心,因为这样可以在中国扶植亲美的蒋介石政权,从而抗衡苏联。


苏联放弃了对中共的支持,并承诺要出兵帮助美国对日作战,它也因此得到了大量的利益:外蒙古的独立得以维持,这使苏联在战后可以预期的两大阵营对抗中,在危机四伏的远东地区取得了重要的战略缓冲地带;千岛群岛、库页岛南部交还苏联,租借旅顺港和在大连的优先权益,使苏联战后在远东取得了重要的战略支撑。这些实实在在的利益显然比支持弱小的中共划算得多,即使承认国民党政权,苏联也认为可以接受,况且,实际操作中变通的余地还是很大的,苏联并没有因此而束缚住自己。


蒋介石虽然吞下了外蒙古独立和出让东北诸多权益的苦果,但毕竟得到了美国和苏联的支持。


无疑,在这场交易中,当事的四方只有中共成了输家。


对中共来说,苏联的做法确实令人失望,苏联的退缩无疑推动了美国对华政策迅速演变为扶蒋反共。道理很简单,连苏联都不敢公开支持的中共,美国会在其身上下赌注吗?


1944年10月,对中共颇有好感的美军驻华总司令史迪威因同蒋介石的矛盾被撤换,这实际是美国扶蒋反共的一个重要信号。


1945年初,接替史迪威的魏德迈向美军驻华人员训话,声称驻华美军的首要使命是支持中国现政府。


雅尔塔会议美苏交易达成后,由于苏联的支持,美国更加快了这一步伐。1945年4月,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而明确地宣布:美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不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援助。终于,美国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恐惧并随之而进行的围剿也落到了中共的头上,虽然中共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并不同于苏共,但这不影响问题的本质。


1945年6月,在美国的迫使下,蒋介石与苏联开始洽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于同年8月正式签订。


抗日战争胜利之际,美国先是支持国民党政府禁止八路军接受日本投降的命令,接着又动用飞机和军舰把西南的“国军”精锐向中国北方的战略要地急运。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数字,这一期间,美国共运送40-50万蒋军至新的阵地,派了5万美军陆战队预先守卫这些阵地。蒋军还得到了缴获的120万日军的绝大部分装备和物资储备。


1946年3月,美国成立了军事顾问团,帮助国民党策划内战。6月,就在司徒雷登就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前夕,美国国会通过了《军事援华法案》,决定向国民党政府提供5170万美元的补给装备。同时,美国政府还决定向国民党军队提供1000多架飞机、7000多门大炮以及其他军火。8月,美国政府又与国民党政府签署了《中美战时剩余物资出售协定》,将其存放在印度、中国及太平洋17个岛屿上的原价9亿美元的物资以1.7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国民党政府。


在外交上挤压、军事上威胁的同时,美国对中共也以“政治和谈”进行拉拢,先后派赫尔利和马歇尔使华充当“调停人”,力图促使国民党召开有各主要政党参加的国民大会,通过和谈,让这些政党在国民党政府中有几个代表席位,以此引诱中共交出军队,从而在中国建立以蒋介石为核心的亲美反苏政权,不战而控制中国。


然而,蒋介石“剿共”的决心已定,这种决心更由于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而变得肆无忌惮,国共内战注定会步步逼近,这决不是马歇尔、司徒雷登之辈可以阻止得了的。然而,中共武装斗争的决心和力量都大大超出了美国人的预料,中国局势的演变也足以令全世界的人们惊讶。貌似强大的国民党政权的失败终于变为了美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司徒雷登无缘抓住最后一次与中共交好的机会


随着中共在解放战争中的不断胜利,美国支持蒋介石政权统一中国,从而在远东抗衡苏联的战略企图即将宣告破产。


司徒雷登亲身经历了这一苦涩的历史时期。自从担任大使以后,他曾竭力在国共双方游说,劝说双方放弃战争。当这一切努力付诸东流以后,他忠实地代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本意,当然地站在了蒋介石政权一边,极力主张给蒋介石政权全面的援助。但随着他与蒋介石接触的增加,蒋介石的真面目也日益暴露在司徒雷登的面前。蒋介石的反复无常、刚愎自用,蒋所领导的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使司徒雷登痛心疾首,他开始后悔当初选择了支持蒋介石政权。其实,司徒雷登的这种心态代表了当时许多美国政界要人的内心世界。


随着中共的不断胜利,蒋介石的溃败显然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司徒雷登也终于对蒋介石政权完全失去了信心。他不能不面对现实,开始思考着如何修补美国同中共之间的关系。


1949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美国当前的目标应当是阻止中国成为苏联力量的附庸,这一政策于同年2月由杜鲁门总统批准而执行,这在美国也被叫做“脱身”政策。它也使司徒雷登坚定了与中共接近的信心并开始付诸行动。


3月10日,司徒雷登致函美国国务院,要求批准他与中共高层接触,以增进双方的谅解。美国国务院批准了他的请求,司徒雷登从此便开始了一系列活动。


4月22日,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亲自拜会司徒雷登,请求他率领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随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司徒雷登拒绝南迁,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篇所写的一幕。


耐人寻味的是,苏联驻南京的大使馆却悄然南行。其实,斯大林看得清楚,伴随着美国势力在中国大陆的淡出,苏联的进入已是必然,虽然他大喜过望,但还是没有急于求成,他十分谨慎地处理着中国巨变可能给美苏关系带来的冲击,巧妙地把握了事情的节奏和介入的尺度。


苏联期待着美国平静地退出而不是公开地干涉中国内政。


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4月27日,司徒雷登草拟了承认中共的备忘录。


与此同时,中共也在密切关注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动向。司徒雷登滞留南京的举动无疑是向中共伸出了橄榄枝,但碍于当时双方的敌对局面,中共同美国的接触十分谨慎。


就在南京解放的第二天,中共派出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的黄华就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主任。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外交行动。


5月13日,经过慎重的准备,黄华以学生的身份同司徒雷登进行了首次会面,随后双方又进行了多次接触。


6月初,司徒雷登向黄华表示,他有意于6月24日返回燕京过生日,其用意昭然若揭。


6月28日,黄华拜访了司徒雷登,正式向他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欢迎他到北平的消息。


在接到中共的邀请之后,司徒雷登犹豫再三。考虑到此时美国国内的政局十分复杂,国务卿艾奇逊又胆小怕事,此事通报国内肯定难以成行。司徒雷登起初想“先斩后奏”,等上飞机的时候再给国务院发电。但在最后的关头,司徒雷登改变了主意,他在随后给美国国务院的信中写道:此行定能推进相互之间更好的了解,并增强中共内自由派反苏分子的力量。它将为美国官员提供与中共首领进行非正式会谈的唯一机会。


7月2日,在经过激烈的争吵之后,美国国务院复电司徒雷登,不同意他北平之行的请求,司徒雷登闻之只能是扼腕长叹了。


从当时的客观情况和后来的资料显示,傲慢的美国政府是在等待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向美国乞求,他们期待着与中共接触的更佳时机,但这种机会确实从此不再了。倒是美国对新中国表现出的傲慢和敌视态度反而推动毛泽东走上了并非美国人所期望的道路。


其实,美国也早已为失去中国作好了准备。随着蒋介石的溃败,美国逐步将远东战略重点由中国转向昔日的对手日本,准备将日本变成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和遏制中苏的前沿阵地,这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必然归宿,而撤离中国大陆前的种种试探已变得没有意义。


驻美大使不受毛泽东、蒋介石待见


北平之行被否决后,司徒雷登奉诏回国。国民党政府曾一再要求他在返美途中先到广州停留,以显示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美国国务院也电令他前往广州。司徒雷登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并采取拖延的战术,最终也没有到广州履职。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返美途中经过冲绳岛时发表声明,赞成承认中共并与之维持商务关系。美国政府不准他的声明在国内发表,并电令他不准再擅自发表言论。


8月5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种种的辩解。为了开脱失去中国的责任,白皮书甚至公开了司徒雷登当年向美国政府的许多不宜公开的进言。司徒雷登先生不仅充当了美国失去中国的替罪羊,而且也陷入对蒋介石的不仁不义之中。


8月18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别了,司徒雷登》,对美国政府的白皮书进行了无情的批驳。毛泽东写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但却没有人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平心而论,毛泽东对司徒雷登先生本人并无恶意,但他毕竟代表着美国政府。


1949年8月10日,司徒雷登终于回到了华盛顿。


真是祸不单行,正当司徒雷登陷入“失去中国”的一片责难声中的时候,11月30日清晨,他突然患了严重的中风,随即被送到海军在马里兰的医院抢救,翌年3月出院。


1951年6月24日,司徒雷登诞辰75周年,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顾维钧获邀参加庆典活动。顾维钧行前专门请示蒋介石是否以蒋的名义赠送鲜花,蒋介石讲了一句“不必了”,并公开表示他不欢迎司徒雷登被派往台湾,把他对司徒雷登的仇恨溢于言表。


1952年12月28日,伴随着杜鲁门任期的临近结束,司徒雷登也把自己的辞职信交给了杜鲁门并很快得到了批准。这样,他为期6年的驻中国大使的生涯划上了句号,须知,这是以失去中国为代价的。


谢选骏指出:司徒雷登为何失败?因为美国政客鼠目寸光,不舍得花钱消灾,不肯像苏联全力援助共产党一样援助国民政府——苏联把关东军的全部装备移交中共,让林彪的四野从东北一直打到了海南岛,也成就了一个“战神”的传说。结果呢?美国不得不在三年之后立即在朝鲜战争中投下了血本,接着又在越南战争投下了大量骨肉……如果美国政客有点先见之明,只要拿出朝鲜战争十分之一的代价,中国就可以避免落入国际共产主义之手,北朝鲜还可能发动战争南侵吗?那样,连北越都不会出现了,哪里还会有什么越南战争。话说回来,正是美国在中国的绥靖政策,间接鼓励了北朝鲜的冒险行动——我看到现在,亚洲形势似乎又在更加不利于美国的轨道上重演一遍了。


046美国的敌基督力量十分猖獗


《美国官员会前祷告被诉,引发确立国教之争》2017年7月27日报道说:


美国的一家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最近在一起涉及宪法不得确立国教条款的诉讼中做出了一项具有争议的判决。败诉方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他们正在考虑将此案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并且对反败为胜持乐观态度。此案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它触及了美国人对宗教问题的敏感。


官员会前祷告遭到起诉


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7月14日判决说,北卡罗来纳州罗恩郡郡政委员会官员在公开会议之前进行祷告并邀请与会者加入的做法构成违宪。罗恩郡郡政委员会多年来在举行公开会议之前,都会奉“耶稣基督”之名祷告,并邀请与会者一同站立祷告。此举惹怒了三名经常到会的非基督徒。


2013年,他们在美国民权联盟北卡分部的帮助下起诉了罗恩郡政府。他们指称,政府官员的做法是在偏袒和宣扬基督教,让他们感觉受到迫使和排挤。


原告之一南·伦德(Nan Lund)说:“我们郡有很多不同宗教的代表,除了有基督徒之外,还有犹太教徒、穆斯林、佛教徒、巴哈伊教徒和人文主义者。郡政委员会只允许某一宗教代表祷告,看上去是在为政府促进这个宗教。”


美国民权联盟北卡分部法律部主任克里斯·布鲁克(Chris Brook)阐述法律依据时说:“我们提出,这个做法违反了宪法的不得确立国教条款。该条款禁止政府胁迫个人参加类似这种祷告行为的宗教活动。”


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显然支持原告提出的论据,并适用于其管辖下的北卡罗来纳、南卡罗莱纳、马里兰和维吉尼亚和西维吉尼亚等州。布鲁克表示,包括原告在内的个人从此不必担心会被强迫去参加一些宗教活动。


政府律师强调三权分立


但是,罗恩郡郡政委员会反驳说,他们的做法并不象原告所指控的那样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不得确立国教条款,他们只是让作为基督徒的委员会成员以自己看为合适的方式祷告,而且郡政府既没有祷告方面的官方政策,也没有强迫任何人站立祷告,人们可以坐着祷告,也可以自由离开会议室。


这个案子中代表罗恩郡郡政府的“全国生命和自由中心“的主席及法律总顾问戴维·吉布斯(David Gibbs)说,当选官员以祷告等庄严的方式开始会议的做法在美国具有悠久的传统,它自美国建国以来就已经存在了。因此,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原告的做法是在力图淡化美国的这一历史和传统。


吉布斯认为,法官不应该对当选官员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指手画脚。他说,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做法是抓取宪法从未赋予它的权力。他说:“我们认为,法庭命令当选官员,即这起诉讼中的罗恩郡郡政委员会官员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工作和召开会议,这是不应该的。我们把这称之为分权。我们认为,法庭在试图审查和控制这些官员的祷告上走得太远了。”


此案走向如何扑朔迷离


回顾这起历时4年的诉讼,可以看出联邦下级法官对待祷告的态度莫衷一是。2015年,一个联邦地方法院判定,罗恩郡郡政委员会违宪,并下令其停止会前祷告的做法。2016年,位于维吉尼亚州里士满的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3人审议庭判决说,只要不强迫与会者加入,委员会就不构成违宪。但是,今年7月14日,该院由15名法官组成的全庭以10比5的多数维持了地方法院的判决,认定罗恩郡郡政委员会在公开会议前进行祷告并邀请与会者加入的做法带有强制性,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不得确立国教条款。


一些法律专家提出,2014年,在格雷斯镇起诉加洛韦(Town of Greece vs. Galloway)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曾经判决说,政府邀请基督教牧师在开会前带领祷告的做法符合宪法。因此,鉴于这一判决先例,一旦此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法院也同意受理,其判决很可能有利于罗恩郡郡政府。但是,维吉尼亚州里士满大学法律教授卡尔·托比亚斯(Carl Tobias)指出,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先例与罗恩郡郡政府一案中的法律事实有所不同。他说:“(在格雷斯镇起诉加洛韦一案中),最高法院认为不存在宪法问题,因为提供祷告的不是当选官员,而且祷告是自愿性质的。他们还允许所有信仰的代表加入,基督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都被允许提供祷告。”


谢选骏指出:此案表明,美国的敌基督力量十分猖獗。他们正利用法院来瓦解对于上帝的信仰,以便把美国推入更深的深渊。他们的生意十分兴隆,他们的计划十分成功,即使遇到阻力他们还会不断近攻,以便把上帝的应许之地,变成鱼龙混杂的丛林社会。


047美国缺乏“神化的标本”


美国的美好就在于可以如此恶意地挖苦总统,而不会有杀身之祸——


《纽约时报请读者为川普说句好话 结果…》(2017-07-31 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说:


是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确获得了更多选票,但是他得到了超过6200万人的票——我很确定自己不认识其中任何一个人。你可以在华盛顿和曼哈顿上西区这样的地方讲一个关于唐纳德·特朗普的粗鲁笑话,并且确信这话不会造成任何冒犯。


很久以来,我一直以为,如果我们的新闻界能像英国那样,拥有公开坚持自己观点的媒体就好了,比如伦敦的《卫报》(The Guardian)等报纸。他们的作者和记者并不隐藏偏见,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读者也可以相应地鄙视他们的想法。


好吧,自从特朗普非常有可能成为总统以来,我们就有了那个我所渴望的世界,我却不太确定我想要它。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和其他权威媒体已经在他们的新闻部分对特朗普表现出肆无忌惮的、可笑的敌意,就像在“观点”版块中一样。也许这种敌意是正当的。事实上,我觉得可能是的。

但是,歪曲报道或是寻找反特朗普角度则是不正当的。公开希望——如果不是假设——会有什么东西出现,好让我们摆脱这个失控的酒店老板,也是不正当的。弹劾应该是一种偶尔出现的、万不得已的悲剧,而不是替代选举结果的另一种工具。

当特朗普获胜时,我本以为会看到为自由派媒体的大量自我批评,所有人都想知道他们怎么会忽视了特朗普广受欢迎这个惊人的现象。当然,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但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多。相反,自由派媒体上充斥着对这个家伙无休无止的诋毁,以及关于我们如何摆脱他的猜测。

事实上,因为所有这些诋毁,人们对特朗普与俄罗斯共谋窃取2016年选举的惊人可能性已经变得麻木了。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入狱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他表面上的罪名是做伪证,但实际上是因为向俄罗斯人提供秘密文件。

朱利叶斯与埃塞尔·罗森伯格(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夫妇也是因为类似原因被处以死刑。现在我们每一天打开报纸或是电视新闻,都会发现又有一个人加入那个愈来愈拥挤的、据说进行了密谋的房间。

今年早些时候,《纽约时报》同意我向读者提出一个问题:“那个人毕竟是我们的总统,你们就说不出一句关于他的好话吗?”我们在第一个里月收到的近2000封电子邮件回复大都是半开玩笑的,其中有一类笑话说:因为他太糟糕了,所以让这个国家团结一致地讨厌他。如果事实的确如此,这个笑话还能好笑一点。

还有一大类别,有人讽刺地夸赞他打破了一些竞选中的承诺,例如说他会把“梦想者”(Dreamers)驱逐出境。这些来信通常以“到目前为止”或其他同义词结束。特朗普因为(到目前为止)抑制住了解雇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的冲动而受到赞扬。而且因为直到最近,“都没有威胁要起诉希拉里·克林顿”而受到赞扬,还因为他“(至少暂时)停止宣称特朗普大厦的电话遭到窃听”而受到赞扬。

因为每天反对特朗普的海量文章之中出现了这样一篇亲特朗普的文章,数量惊人的读者要求取消订阅。如果说他做了那么多坏事,总算也做了一件好事,那算不算是亲特朗普的言论呢?当然,有一位读者指出,特朗普因为如此令人反感,从而令报业得到了复兴。

同样,一位作者赞扬总统促使“一群多样化的美国人超越我们自身往往很狭隘的议程,团结起来,共同打击这届行政当局屡屡将不公正制度化的尝试。”我想,如果你是唐纳德·特朗普,你可以将之视为赞美。

一些参与者被事件打动。“我确实喜欢对叙利亚机场的轰炸,”一位作者愉快地承认。她说,这表明了总统愿意“划出界限”。不幸的是,从这位作者给我们写信到现在的几周期间,特朗普(在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帮助之下)抹去了这条界限。

有数量可疑的人来信赞扬特朗普选择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担任国防部长。马蒂斯粉丝俱乐部要么规模很大,要么就是组织得非常好。这是好事,因为国防部需要一个两者兼备的群体。

我不知道一些来信是不是在开玩笑。“没有特朗普,”一个人有点神秘地写道,“我都不知道玛克欣·沃特斯(Maxine Waters)真的很棒。”马克西姆·沃特斯很棒很多年了,不过她应该高兴地看到,反对特朗普总统令她得到了更高的声望吗?也许是这样。

还有一封意义含煳的来信写道:“我承认我觉得唐纳德·特朗普是有感染力的,他讲笑话的节奏感令人钦佩。”而且,他“非常善于让自己的名字持续出现在新闻里。在天生的智力平平的情况下,他能在商业和政治方面取得成功。”

有个人赞美特朗普的血统,但是附带点讽刺。“他的母亲来自苏格兰”,然而“他的牙齿似乎很好”。尽管事实上“这个男人喜爱优质烘焙食品”,然而“虽然他很胖,但他不怎么爱出汗”。当然还有他的头发。“他让我对自己的发型感觉良好,”一个自夸者写道,而另一个人只是表示赞赏:“他的遮秃发型非常赞。”

我可以继续引用不少来信,比如“他不养狗,这对所有的狗来说都是好事。”但是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形成了我们的观点。或者说,我们已经为任何希望自己形成观点的人提供了足够的材料。

我这个项目的研究助理伊齐·洛德(Izzy Rode)观察到,几个星期以来,针对特朗普、针对《纽约时报》与针对我的辛辣讽刺出现了减弱的趋势。这是互联网上的普遍现象。愤怒通常难以持续,而且不可避免地开始出现重复。

天哪,你知道他真的并不是那么糟糕。不,等等,他确实很糟糕。这种话我可是不会随便说的。

(作者Michael Kinsley是《名利场》(Vanity Fair)的专栏作家与《老时代:初级者指南》(Old Age: A Beginner’s Guide)的作者。翻译:晋其角)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可以如此恶意地挖苦总统——就是一种美好?因为这至少说明,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人享有“神化”的权力。因为这然后说明,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能受到“神化者”的侵害。因为这最后说明,在美国,社会发展不会因为任何一个“神化的标本”而遭到中断甚至逆转,就像在中国“周期性发作的痉挛”那样。美国的美好还在于它的复杂,美国复杂到了缺乏“神化的标本”依然可以维持和运作下去!总统的行政命令遭到了否决,这个国家居然不乱——中国曾经类似如此文明的时候,是在千年前的唐宋了,那时臣子甚至可以当面批判皇帝而不会坐牢杀头或迫害致死。可惜历史上的中国,还是神化了皇帝,所以最终遭到了那些窃取了皇位的恶霸和蛮夷的轮番蹂躏。其余毒,化为心理雾霾,至今无孔不入也。


048美国加速走向虚无主义


《皮尤调查:世界人口32%是基督徒 约1/3称无信仰》(BYSTOYAN ZAIMOV基督邮报记者2012年12月19日)报道说:


英国基督徒减少13% 统计显示仅59%自称基督徒


研究发现:福音派信徒的委身程度远胜于天主教徒


美国一调查显示1/4基督徒活得“不太像基督徒”


调查:大多数新教徒并非每天阅读《圣经》


报告显示:美国一直存在着对基督徒的敌视


皮尤研究中心一份关于宗教和公共生活的国际性调查显示,基督教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的信徒数量依然最多,同时,全球约有1/3的人没有宗教信仰归属。


这份调查全面涉及到世界范围内的230多个国家与地区,并要求受访者确认,如果有宗教信仰的话,他们所信仰的是何种宗教。结果显示,世界人口的32%,即22亿人是基督徒;23%即16亿人是穆斯林,15%即10亿人是印度教徒,7%即5亿人是佛教徒。非洲人、亚洲人、印第安人以及其它地区的民间信仰依然在6%的世界人口即4亿人当中盛行。接近1%的人相信其它团体,如巴哈伊信仰、耆那教、锡克教、日本之神道教、道教、天理教、巫术崇拜以及拜火教。同时,犹太人的数量仅占到0.02%,即大约1400万人。


皮尤的民调发现,世界基督徒人口中,几乎有一半是天主教徒;37%的人声称是新教传统中的某一种,包括英国国教教徒。正统教派的人数占到12%,而一些少数教派,有时候被人认为是“异端”的,如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只占到全球基督徒人数的1%左右。


“世界上拥有基督徒数量最多的10个国家的基督徒人口总数,约占据了全球基督徒人口数的一半(48%)。其中,所占份额最大的是美国(11%),紧接着是巴西(8%)、墨西哥(5%)、俄罗斯(5%)、菲律宾(4%)、尼日尔利亚(4%)、中国(3%)、刚果民主共和国(3%)、德国(3%)和埃塞俄比亚(2%)。”


除了基督教之外,几乎其它的宗教信仰都集中在某一个地区或几个地区,而基督教几乎均匀地分布在六大洲上。


印度教徒、佛教徒、民间和其它宗教组织几乎完全集中在亚太地区。而“无宗教归属”者也大部分集中在亚太地区,在欧洲也占有显著的比例。然而,基督徒人口依然占欧洲、北美、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部分地区。在以穆斯林为主的中东地区,基督徒所占的比例很小。


在印度教徒和基督徒为主要人口构成的地区,这两大宗教信仰的人口数几乎占了大部分。97%的印度教徒居住在印度、毛里裘斯或尼泊尔;而在157个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信仰的国家中,基督徒人口数占到了87%。


与此同时,声称没有宗教归属的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国、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中国香港、日本和朝鲜。


皮尤论坛所定义的“无宗教归属”是指那些没有选择某一具体宗教信仰的人,包括但并不仅仅限于无神论者。当前,这些通常被称为“无宗教信仰”的人数正在增长,特别是在美国,据皮尤论坛10月份的调查称,1/5的成人说他们没有宗教信仰。


皮尤调查从2010年反映人们意见的25000多份人口普查中取样,皮尤指出,最近来自特定国家的调查可以呈现出更多更新的数据。


谢选骏指出:看来,中国、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中国香港、日本和朝鲜,是虚无主义最为盛行的地区。此外,虚无主义特别是在美国发展迅速。这种趋势可能危及美国的世界霸权,使得美国在精神层面“未老先衰”,也就是说,美国有可能在获得古代罗马帝国的那种权力之前,就先失去了古代罗马人民得以统治世界的那种美德。


049美国会不会发生军事政变


《罕见 美军方4大将领同声谴责种族主义》(2017-08-16世界日报》报道:


在夏洛兹维尔暴力事件发生后,美国军方四大将领16日罕见地同时发声谴责种族主义及极端主义,不过他们在推特以及书面声明中,都没有提及川普总统的言论。


传统以来,军方都避免介入政治,按照传统的看法,军方领袖及官员的职责是向部队强调固有的核心价值,例如种族平等及忍耐等,因此这次发声可说是非常罕见;其中一个原因是,涉嫌驾车冲向人群导致32岁女子海耶死亡的20岁白人男子费尔兹(James Fields),据称曾在2015年入伍接受陆军基本训练,但四个月后据称因未能符合训练标准而退伍。


海军军令部长李察逊上将(Adm. John Richardson)首先就夏洛兹维尔暴力事件在推特贴文,强调事件"不可接受及不能容忍";而他在其后发出的完整声明中,指事件令人"羞愧"。


他的发言人表示,李察逊发出声明,纯粹是对夏洛兹维尔事件感到羞愧及不可接受,而别无其他动机。


之后,陆战队司令尼勒尔将军(Robert Neller)、陆军参谋长米勒(Mark Milley)及空军司令戈芬将军(David Goldfein)也先后在推特贴文,主要都是强调不能容忍种族主义及极端主义,不过并没有具体提及夏洛兹维尔。


他们又透过发言人表示,发出有关声明都别无其他原因。


在他们发声前,国防部长马提斯14日在回应记者查询时,只表示对事件感到悲伤(saddened),并未谴责。


谢选骏指出:军方将领开反对国防部和总统,按照美国的标准,这种极端反常现象意味着美国已是“发生了美国式的军事政变了”。


可以印证的是,《布什父子罕见发联合声明批评 川普怒了》指出就在同一天(2017-08-16),大小布什罕见发联合声明批评:


上周六维珍尼亚州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发生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与反对者的暴力冲突,终演变成造成一人死亡的流血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极右的暧昧立场惹来多方不满,其中由他成立、由粒粒商界巨星组成的顾问委员会,更因不满他的立场,先后辞职。


顾问团成员相继与他划清界线,特朗普老羞成怒,在Twitter上发文,宣布"唔玩",解散由他领导的"美国制造业委员会"及"策略及政策论坛"。演活"是我不要你,不是你不要我"的戏码,以免更多人继续跳船。


曾获商界支持的特朗普,愈来愈多商界领袖因他的言行而划清界线。多名商界领袖宣布,退出总统特朗普成立的制造业委员会,以示对总统偏袒种族主义的不满。继早前美国制药公司默克(Merck & Co)行政总裁弗雷泽(Ken Frazier)高调辞任委员一职之后,Intel、Under Armour等6名行政总裁,亦陆续辞任委员。


连锁超市沃尔玛(Walmart)行政总裁董明伦(Doug McMillon)是特朗普的坚实支持者,周二(15日)他亦忍不住向员工发信,罕有批评特朗普处理维州暴力事件的手法:"我们能看到总统特朗普在上周末回应整个事件的态度,我们也认为他错失了让国家团结一致、明确拒绝‘白人至上’主义者骇人行动的重要机会。"但董明伦表明,不会辞任制造业委员。


众叛亲离之下,特朗普仍旧强硬,曾声称会填补每一个退出委员会的商界领袖位置。怎料,数小时后,特朗普就"发难"宣布解散团队,还要加句"多谢!"。


这个由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制造业委员会,本意是让制造业巨头定期与特朗普碰头,并就政府有关制造业的政策担任顾问一职。美国制造业委员会委员都是在美国制造业执牛耳者,包括杜氏化工行政总裁利伟诚(Andrew Liveris)、Tesla创办人马斯克(已离职)、晶片生产商英特尔行政总裁克尔札尼奇(Brian Krzanich)(已离职)及通用电汽的伊梅尔特(Jeff Immelt)等。


在特朗普宣布填补空缺与解散顾问团期间,共和党重量级人马、前总统老布什及小布什罕有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种族偏执、反犹主义及仇恨"。


父子俩的声明没点名提到特朗普,但以他们的身份及联署的分量,明显是针对特朗普就冲突各打五十大板,未有强烈谴责极右份子的态度。


周六造成人命伤亡的示威持续发酵,特朗普不愿强烈谴责极右,令事件没完没了。他周二又召开记者会,再就事件回应,但他竟在会上为抗议拆掉罗伯特.李将军雕像的示威者辩护:"我已谴责了新纳粹主义者,我亦谴责了不同的组织。但不是所有示威者都是新纳粹主义者,相信我,亦不是所有人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不止如此,他亦提到"另类左翼",指他们"非常、非常暴力",称他们亦需承担责任:"拿着棍棒挥动,他们有没有问题?"


特朗普这种类比,在美国社会引起讨论,被特朗普称为"假新闻"的部分美国媒体更大力鞭挞。CNN称,特朗普的这番说话很危险,是总统任期的黑暗时刻;而《华盛顿邮报》的社论题为《这国家只能哭泣》(The nation can only weep),称对种族主义者来说,这是"美好"的一天,因为有特朗普为他们背书。


谢选骏指出:军队是各个国家的中坚力量,没有军队的同意,要在美国发起白人至上主义革命,看来殊非易事。这不,连现任总统,都遭到了“政变”。参加这一行列的,不仅有军界、政界和新闻界,甚至还有前任总统。


050美国还来得及换口气吗


《影子总统班农:与中国的经济战就是一切》(2017-8-17德国之声)报道:


特朗普的首席战略师班农接受媒体采访称,美国与中国正在一场“经济战”中。他说,鉴于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不会有多少新的举措,没有理由不对中国进行强硬的贸易制裁。


"美国正与中国处在一场经济战中",特朗普的首席战略师班农在新闻网站prospect.org周三发表的采访中说道。


"我们有一方在25年或30年内将成为霸主;如果我们继续走老路,那成为霸主的就会是他们。"班农称,在朝鲜问题上,中国只是"顺着我们",那只是一场"次要的演出"。班农称,鉴于中国不大可能在朝鲜问题上"多做多少事",没有理由不对中国进行强硬的贸易制裁。他说,他可能会考虑签订一项协议:中国要通过对朝鲜进行可确认的核查,让该国冻结核武器的研发;美国则从朝鲜半岛撤军。但这样一项协议看起来遥不可及。


与特朗普此前"炮火与怒火"的威胁不同,班农说,朝鲜的核威胁"没有军事解决"的选项,"忘了吧"。"除非有人能解决这部分问题,告诉我如何能保证首尔的1000万人不会在常规武器开打后的30分钟内死去,否则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里没有军事解决方案,他们抓住了这点。"


"对我来说",班农说道,"与中国的经济战就是一切。我们必须发狂般地集中精力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继续占下风,我想,5年、最多10年,我们就会到达一个临界点,之后再也别想重整旗鼓"。


班农的方案是,使用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来应对在华美企被迫进行技术转让,并对钢铁和铝制品倾销提出申诉。"我们对这些家伙要一举制胜。我们已经得出结论,他们在(打)一场经济战,他们正在粉碎我们,"班农在prospect.org的采访中说道。


本周一,特朗普签署一项行政备忘录,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就是否调查中国在政府支持下从美国技术和国防企业窃取知识产权作出决定。


班农在采访中还提到,他认为应对中国贸易采取更强硬路线,在美国政府内部受到阻力。他说,不应该陷入"一厢情愿的陷阱",寄望于中国作为"诚实的斡旋者",会帮忙克制金正恩,因此把对中国贸易行为的申诉放在次要的位置上。


朝鲜媒体周二报道称,金正恩要先观望美国的举动,再作出有关向关岛附近发射导弹的决定。周三,特朗普发推称,金正恩的决定"十分明智",其它的选择将会是"灾难性和不可接受的"。


韩国总统文在寅周四表示,特朗普承诺在对朝鲜采取任何选项之前,都将寻求与韩国的协商、征求其同意。


《美国必须疯狂地和中国打经济战》(2017-8-17凤凰网)说:


“美国已经在和中国打经济战了”?!至少,白宫首席战略顾问班农是这么认为的。在本周三的一次电话采访中,这位白宫核心智囊毫不避讳地说,“对我来说,和中国的经济战争就是一切。”在接受美国杂志《美国展望》专访时,班农表示,“我们正在和中国打经济战”,“(中国)可以毫不羞涩地说出他们正在做什么。在未来25年到30年内,我们两国中的一个势必将成为世界霸主,而如果我们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那很显然这个角色将由他们来扮演。他们一直在朝鲜问题上利用我们,但这只是一个次要问题。”班农称。“对我来说,和中国的经济战争就是一切。我们需要疯狂地执着于此。如果我们输了它,我想在五年后,最多不过十年后,我们就要迎来一个下滑的转折点,而我们将再也无法恢复元气。”班农在采访中这样说道。报道称,班农的计划中还包括限制中国从美国公司购买技术、进一步限制中国倾销钢铁和铝等。


就在班农爆出一系列火药味十足的言论之际,这位“白宫师爷”自己却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包括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等多名白宫内部高官都曾向川普表达过对班农的不满,还逼迫川普解雇班农,甚至有传言称班农可能会很快“被辞职”。而在16日发布的采访中,班农本人也委婉地承认了自己所面临的窘境,他称自己在推动对华贸易强硬路线时,“每天都得和其他白宫高层幕僚做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有记者问道:据报道,美国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昨晚接受媒体采访称,美中正在展开“贸易战”,只有一方会胜出,美方应在双边贸易投资领域采取更强硬政策。你对此有何评论?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我刚刚看到了有关报道,现在还无法核实报道的真伪。但我可以强调一点,正如中方已经多次强调的,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事实上,中美两国长期的经贸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任何没有偏见的人都会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事实。贸易战没有前途,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打贸易战没有赢家。我们希望有关人士不要以19世纪、20世纪的零和思维看待或试图解决21世纪的问题。


我还想补充一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中美两国领导人和两国各界人士都愿以更加积极的态度维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应加强对话沟通,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妥善处理彼此关切的问题,共同努力确保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只有这样才最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网民评论:


achedanv2

邪恶米国佬不想那真金白银来跟中国交换商品,它们想的是如何空手套白狼,白吃、白喝无数中国的商品也就是中国人的血汗和污染环境的代价后,赖掉一切。


寻找五毛

潜伏在美国的共谍还没有收买到这位仁兄,看来要准备集中精力了


谢选骏指出:美国还来得及换气吗?令人存疑。果然,过了还不到一天,代表美国政府观点的美国之音就发言了:《白宫:班农的言论只是“个人看法”》——


在川普总统有关维州暴力事件的一些表态继续引发强烈反弹之际,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与一家自由派媒体的电话采访成为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班农在这个采访中大谈他与白宫以及其他政府部门里的对手之间的内斗,并表示,美国正在与中国打一场经济战,而朝鲜问题上并没有军事选项。针对班农的这个采访所引发的关注,白宫一位发言人表示,班农的有关表态“是个人看法”。


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星期二与美国自由派杂志《美国展望》的编辑罗伯特·库特纳的电话交谈内容被公布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


库特纳在16号发表在他的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表示,星期二下午,班农打电话给他,要与他讨论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立场的问题。此前库特纳写了一篇“在美朝对峙中中国是赢家”的文章。班农说,在对中国的问题上,他和库特纳所见略同。


班农:美国与中国进行经济战


谈到中国,班农说,我们正在与中国进行一场经济战。他还说,“这体现在他们所有的文字资料里。他们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毫不避讳。我们之中的一个在今后25年或是30年的时间里会成为霸主。如果按目前的路走下去,他们将会是赢家。在朝鲜问题上,他们只是陪着我们玩。”他说:“在我看来,与中国的经济战事关一切。我们必须一心扑在这上面。如果我们继续输下去,我想再过五年,最多10年,我们就会达到一个拐点,之后就再也无法重振旗鼓。”


班农:朝鲜问题没有军事解决方案


班农还表示,朝鲜问题根本没有什么军事解决方案。他说:“除非有人能够向我展示,首尔的一千万人不会在头30分钟之内死于常规武器的攻击,否则就是在胡说八道,这里没有军事解决方案。”


班农的这个立场与川普此前做出的美国“锁定了目标而且弹药上了镗”的声明形成鲜明对照。


班农:他的对手正在尿裤子


让库特纳感到更为诧异的是,班农在电话中还毫不掩饰的谈到他如何与他在国防部、国务院、财政部以及白宫内部的竞争者之间的内斗。他说,他们正在尿裤子,而且还详细的描述他将如何扳倒他在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对手,或是减少他们的影响力。他说:“我正在换掉国防部负责东亚的人。我正在把鹰派人士弄进来。我在把董云裳弄出国务院。”


董云裳是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


班农还直言不讳的说,“这是他每天都在进行的斗争。我们仍然在斗。有财政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科恩和高盛的游说势力。”他说,我们必须得这样做,总统默认的立场是这样做,但整个政府机构都要疯了。


班农试图在对华贸易问题上与左派建立同盟


班农解释说,他的策略是,在对付政府内部的贸易鸽派人士的同时,在外部建立一个包括左右两派的贸易鹰派人士的联盟,这就是他主动打电话给自由派人士库特纳的原因。


班农:白人至上主义者是“一帮小丑”


在被问到他的经济民族主义与白人民粹主义之间的联系时,班农对极右派的看法也让很多人感到震惊。他把极右派称为是无关紧要的边缘分子,说“这些家伙是一帮小丑。”他还表示,他希望民主党人每天都谈论种族主义,“如果左派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种族和身份认同的问题上而我们谈论经济民族主义,我们就能战胜民主党人。”


让库特纳以及其他人感到诧异的是,在大家都在谈他在白宫的位置不保的时候,他却在大谈他如何在白宫里内斗,如何在外部培植盟友来推动他的中国策略。


班农会被解职吗?


有观察人士认为,这个电话交谈内容的爆光只会加速他的离职。前不久,川普任命的白宫联络主任斯卡拉穆奇就是因为他在与《纽约客》一位记者的电话交谈中用粗话骂他的同行,包括班农,结果在川普新任命的幕僚长凯利的建议下,被解职。


川普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被问到班农的去留问题时说,“我们要等等看。”但他也表示,班农是一个好人,是他的朋友,媒体对他很不公。


鉴于川普的不可预测性,班农的去留可能是川普以及班农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班农自己曾经表示,他预计自己在白宫任职的时间不会超过8个月,因此他会充分利用他在白宫的每一天来推动他想做的事情,即兑现川普总统的竞选诺言。


班农:他的采访成功的把火从川普身上引开了


在库特纳的文章发表后,班农身边的人最初的回应是,班农不知道他的这个电话交谈是要被公开的。但是这些人现在的说法是,班农同意接受这个采访是在川普总统因为维州暴力事件的反应而遭受批评的时候转移人们注意力的一个计策。班农本人对英国《每日电讯报》也表示,他的这个采访“把火从川普身上引开了”,成功的改变了媒体对于川普的注意力。


白宫一位女发言人星期四下午做出反应说,班农的有关说法“自成一体”(stand on their own),并建议想了解更多情况的人与班农直接联系。


谢选骏指出:确实,正如班农所说的,历史留给美国的时间也许真的不多了。俗话说得好:当命运女神来敲门的时候,你不给她开门,她就再也不会来了。在与中国争霸的问题上,二十一世纪的美国已经错过了太多的机会了。命运会对美国格外开恩吗?美国在其沉没之前还来得及换口气吗?


051第四美国与第四危机


《中美较量 必有一战?魔咒修昔底德陷阱》(2017年8月23日 BBC中文网)报道:


面对中国崛起引起的猜疑和担心,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强调中国发展要和平共荣,还呼吁西方大国吸取历史教训,接纳中国,避免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存在的统治霸权竞争时,双方都面临类似公元前5世纪雅典崛起引起陆地霸主斯巴达警惕的局面,现有霸主面对崛起强权的挑战多以战争告终。雅典同斯巴达经过长达30年的战争后均走向灭亡。


唐太宗曾经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1400多年后的中美竞争似乎到了狭路相逢的境地,中美决策者能够从历史中吸取什么教训呢?


“中美竞争,赢者通吃”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佛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格雷厄姆·艾里森曾用“修昔底德陷阱”来比喻当前美中关系面临的危险。


格雷厄姆·艾里森说,二战后,美国占世界经济市场的50%,到了1980年,这个份额下降到了22%。而经过30年中国飞速经济增长,美国的份额降至16%,而中国由1980年占世界经济的2%发展到了2016年的18%。


刚刚离开白宫的特朗普总统的前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不久前曾说,美国同中国正在进行一场赢者通吃的较量:“我们正在与中国打经济战。25或30年内,我们中的一个将成为霸主,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霸主将是他们。”


“与中国的经济战争决定一切,我们必须疯狂地关注这一点。我认为,如果我们继续落败,我们就离到达一个我们永远无法恢复的拐点只差5年,至多10年。”


虽然班农离开白宫后(8月19日)对媒体表示会继续同反对特朗普的人作战,“无论他们是在白宫、媒体还是企业界”。同一天,美国对中国启动了经济战机器,开始了“301调查”。而这个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问题的调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主导,此人是资深对华鹰派。


班农绝非白宫唯一的,也不是最资深的经济民族主义者。早在班农进入特朗普的核心圈子之前,特朗普本人在2011年的经济宣言中就坚称:“中国不是我们的朋友”,“要对中国强硬”。特朗普写道,“中国偷走了我们的工作,破坏了我们的制造业,快速盗取我们的技术和军事能力”。


特朗普任命鹰派学者彼得·纳瓦罗负责新成立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纳瓦罗曾写过《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和《致命中国》。他指责中国“操纵货币”,力主美国惩罚中国的“作弊”行为。


美国的危机 &“修昔底德陷阱”


班农认为,美国目前经历的“是美国历史上的第四次大危机”,而之前的危机,诸如独立革命,内战和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无一不以战争结束。他认为大规模冲突是解决这些历史危机的办法。


2010年班农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了目前的危机,“社会各层次债务积累构成了对美国的威胁。目前的危机同美国革命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美国正不可避免地走向更大的暴力冲突。”


班农的危机导致战争的逻辑暗合中美必然走向“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中国自30年前改开以来在经济、政治、军事等综合实力方面的崛起,一直招致来自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中国威胁论”怀疑。


一般认为类似公元前5世纪雅典和斯巴达力量失衡导致战争的经典案例还表现在16世纪前半叶欧洲哈布斯堡王朝挑战法国主宰欧洲,以及随后在16和17世纪,哈布斯堡王朝又受到了崛起的奥斯曼帝国的挑战。在这些情况下,已有强权和崛起强权进行竞争,最后导致战争冲突。


1494年于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的小镇托尔德西利亚斯,西班牙同葡萄牙缔结了分新世界达成了《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避免了战争。


一般认为1914年奥地利王储斐迪南大公爵在萨拉热窝刺是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按照“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当时,在法国和俄罗斯支持下的英国就好比历史上的斯巴达,而统一后经济崛起成为当时欧洲第一大经济体的德国类似历史上的雅典。


一个巴掌拍不响,一战爆发的背景,除了德国崛起,另外一面是现存大国对眼中“威胁”的反应,两者相加导致战争不可避免。英国一直是欧洲最强国和大陆力量的平衡者,竭力压制崛起的德国。


2013年出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秘密根源》(Gerry Docherty and Jim Macgregor)一书认为德国扩张导致大战爆发是刻意伪装的历史谎言,正史充满了战胜国价值判断。作者通过大量档案和史实分析指出在大战爆发前差不多十年期间,摧毁德国一直是伦敦政治决策圈的目标。


拿破仑曾说“历史是对待过去事件的看法中,人们能够达成一致的版本”。而广为接受的正史也不断受到挑战和修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呢?


以史为镜知兴替?


在哈佛大学的一项应用历史研究在总结过去500年历史时找到16次国家崛起撼动了主宰强权的例子,研究人员认为其中12次符合“修昔底德陷阱”模式,因为竞争结果都导致了战争。但是还有4次最后并没有发生战争,避免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些案例对中美竞争有多少借鉴呢?


第一次是15世纪晚期葡萄牙同西班牙的竞争。在15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葡萄牙率先探索世界并且展开国际贸易,葡萄牙实力崛起令其传统的对手和邻国西班牙卡斯提利亚王朝不安。到十五世纪末开始振兴的西班牙开始挑战葡萄牙主宰地位,西葡两国走到了战争边缘。


20世纪初英国让步避免了同崛起的美国迎头相撞,使美国确立了在西半球的主宰地位,也为后来两次世界大战中英美结盟以及后来的“英美特殊关系”奠定了基础。


但在教皇亚历山大6世的调解下,两国在1494年于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的小镇托尔德西利亚斯就瓜分新世界达成了协议,避免了战争。


15世纪世界尚未进入民族国家阶段,主权国家疆界尚未布满全球,尚有“新世界”可以瓜分,因此在伊比利亚半岛上西,葡这两个航海强国避免了殊死争斗。


第二次是20世纪初英国同美国的竞争。美国经济实力在19世纪末超过了大英帝国,当时美国舰队已经具有了能够挑战英帝国皇家海军的潜力。当美国开始在西半球建立主宰地位的时候,英国正忙于对付其更直接的威胁和挑战,因此容忍了美国这个前殖民地的崛起。


英国让步避免了同美国迎头相撞,也使得美国确立了在西半球的主宰地位。这也为后来两次世界大战中英美结盟以及后来的“英美特殊关系”奠定了基础。


第三次是上世纪30-80年代美国和苏联的竞争和对抗。二战后美国成为无可争辩的超级大国,掌控全球GDP的一半,具有令人畏惧的常规兵力以及对热核武器的垄断。


但是美国的霸主地位很快受到二战期间的盟国苏联的挑战。虽然美苏关系经常紧张,似乎是核威慑下的冷战成功地使美苏避免了“修昔底德陷阱”。但回顾历史,苏美在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数次接近了战争边缘。当时美国智囊欢呼冷战胜利,认为冷战以苏联解体告终,是美国及西方盟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结果。


第四个案例就是1990s到现在的英国,法国同德国的竞争关系。在冷战后两德统一令许多人担心统一的德国会重新恢复过去的霸权野心。虽然统一的德国注定要再次成为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大国,但是德国崛起在英法眼中很大程度上是良性崛起,统一后德国致力于经济整合主导欧洲。


不过英,法同德国竞争仅限于在欧洲,再者德国的战败经历已经排除了德国使用军事手段的选项。


中国一再提醒美国中美“在贸易战中没有赢家”,“19世纪或20世纪的零和思维不能被应用于处理21世纪的问题。


对比历史案例,年贸易额超过五千多亿美元的双边经贸关系使中美关系同美苏冷战有了本质不同。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经济,政治和军事强国正面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全方位崛起,已经不同于欧洲范围的竞争案例。


另外,在世界主权国家比比相邻,世界政治地图呈饱和状态的时候,虽然中国领导人多次对美国强调说,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发展,但实际上中美竞争已经没有了15世纪西葡竞争同样的空间。【谢选骏早就指出了:“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这是一句不祥的“共同毁灭的战争预言”。】


经贸关系往往被说成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如果美国启动贸易法案的301条款调查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行为,引发美国同中国的贸易战,那么随着中美关系中被形容成“压舱石”的稳定因素降低,对抗因素就会加剧。


中国一再提醒美国中美“在贸易战中没有赢家”,“19世纪或20世纪的零和思维不能被应用于处理21世纪的问题。”一战前一边是热衷结盟的英法俄,一边是德国和奥匈帝国结盟,争取和平的外交努力相对决策者的阴谋和猜忌显得微不足道。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历史给人们的教训就是:人们从来都不知道汲取历史的教训。


谢选骏指出:上文“‘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不可避免的铁律,如果大国采取谨慎措施消除误会,战争可以避免……”,这一说法可能只是中国给美国的止疼药,是一种“新型的化学合成麻醉剂”。刚刚离开白宫的特朗普总统的前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不久前曾说,美国同中国正在进行一场赢者通吃的较量:“我们正在与中国打经济战。25或30年内,我们中的一个将成为霸主,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霸主将是他们。”应该说,这是相当绝望的呼吁。这个呼吁表明他相当怀疑能否度过这次危机。为什这样说呢?因为,早在二战结束时,美国就是全球霸主了,何需等待“将来”呢?而班农的重点其实是在说:中国可能成为世界霸主。如果那样,班农就将成为“搬弄”了,因为他说出了“中美互置”的“大翻身运动”。第四美国能够度过第四危机吗?如果不能,美国必将失去一流地位。当然,在核威慑的核保护下,这一翻身也许不需军事冲突,而是通过谢选骏所撰写研究的“新的文化战争”(New Cultural Wars)。至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那条普鲁士王国的乏走狗,不说也罢。


052小布什的“救市”彻底分裂了美国


《前总统小布什感到痛心 罕见跳出来表白》(2017-10-19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星期四为美国的政治分裂感到痛心,他说,“有的时候,那些把我们强行拉开的力量似乎比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力量要大。”


美国第43任总统布什是共和党人,从2001年到2009年入主白宫。他在纽约发表演说期间从来没有点川普总统的名字,但是他的讯息似乎直指川普的一些做法,包括经常使用推特奚落政治对手、试图遏制移民以及放弃国际贸易协议。


布什说:“我们看到,随性的冷酷降低了我们的话语格调。争论太容易转变成敌意。分歧升级为诋毁人格。”他说:“偏见的胆量似乎被壮大了。我们的政治似乎更容易受阴谋论和彻头彻尾的杜撰左右了。”


布什说:“跟其它国家不同,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身份认同不是由地理或族裔、土地或血缘来界定的。这意味着,来自每个种族、宗教、族裔的人都可以成为完全而平等的美国人。这意味着,任何形式的偏见和白人至上主义都是对美国信念的亵渎。”他还说:“太多的时候,我们用其他群体最坏的例子来论断他们,却用我们最好的意图来论断自己,忘记了我们从彼此应该看到神的形象。我们看到民族主义被扭曲成为本土主义,忘记了移民一直给美国带来的活力。”“我们看到对自由市场和国际贸易的信心在衰退,忘记了随着保护主义而来的是冲突、动乱和贫穷,”布什说,“我们看到孤立主义情绪的回潮,忘记了遥远地方的混乱和绝望直接威胁着美国的安全,那些地方往往会滋生恐怖主义、传染病、犯罪团伙和贩毒这样的威胁。”


布什卸任后很少公开发表政策声明,在继任他的民主党人奥巴马入主白宫期间,基本不参与华盛顿的政治辩论。


去年,布什支持他的弟弟、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出马竞选总统。杰布·布什和一大群问鼎白宫的共和党人在党内初选中败给川普。川普最终赢得共和党提名并在11月的大选中击败民主党对手、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成为第45任美国总统。


谢选骏指出:小布什装聋作哑甚至贼喊捉贼,其实正是他在2008年抽瘦补肥的“救市措施”,促成了1%对99%的敲骨吸髓,从而彻底分裂了美国,直接导致黑人总统的出现。其后,“占领华尔街”运动席卷美国。而川普的出现,其实就是“小布什救市”的后果的后果——小布什催生了奥巴马,奥巴马催生了特朗普(川普)。所谓救市,就是用纳税人的钱,去填补华尔街的黑洞,从而把美国带入无底的深渊。小布什难辞其咎也。所以他下台以后销声匿迹,企图让人忘记他的罪孽。现在将近十年过去,他以为时过境迁,又可以探出脑袋来了。但群众虽然短视,历史的记忆却会长存的。若非克林顿和大银行一起松绑裤腰带,若非小布什用美国的脑袋去救市大银行,若非奥巴马用假出生证当选总统,川普又怎么可能用如此鲁莽的方式登入白宫的呢?


053美国革命就是要推翻法院的判决


《废清洁电力计划? 麻州总检察官:提告!》(2017-10-10唐嘉丽)报导:


麻州总检察官希莉(Maura Healey)9日联邦环保署长普伊特宣布将签署废除“清洁电力计划”(Clean Power Plan)法案后,严厉斥责川普政府放弃清洁能源计划的决定“违法”。她说,就如他决定退出巴黎协议一样,“危及地球未来”。希莉指出,能源部必须解决现存化石燃料电厂、美国最大的碳污染源问题,以减轻气候变化对经济和健康的危害。麻州与有志一同的伙伴奋斗多年才制定现有法规,麻州将控告这个企图开倒车的政府,以保护清洁能源计划。“清洁电力计划”是欧巴马任内为限制煤碳发电厂的废气排放而制订。普伊特9日在肯塔基煤矿区指出“煤碳战争已结束”,“没有一个联邦机构能用职权向任何一部分的经济领域宣战”。


谢选骏指出:美国革命就是要推翻法院的判决。网文《殖民地时期的美国》指出:


与英国的情况相比,生活在殖民地时期美国的人们处境就要糟糕得多,他们的家远没有英国同胞们的家那样神圣不可侵犯,因为法律上就已为政府强制执行英国海关的相关营收工作进行了明确规定。截止1750年,治安官手册中定义的唯一一种搜查令就是通用搜捕状。在这段被学者威廉·卡迪希(William Cuddihy)称为“通用搜捕状的殖民地瘟疫”时期里,殖民当局拥有几乎无限的权力,来在任何时间对任何地点进行极少受到监督的搜查。


马萨诸塞州律师詹姆斯·奥蒂斯抗议英国在北美殖民地使用通用搜捕状


1756年,马萨诸塞殖民地颁布法案,禁止使用通用搜捕状。这相当于美国历史上首部旨在限制扣押权力的法律,其出现很大程度上源于引起公众强烈抗议的1754年海关法,该法给予收税官无限的权力,可以任意审问殖民地居民有关其使用的货物中涉及海关商品的问题。法案还允许收税官使用援助令状来对殖民地居民的住所进行搜查,扣押所有“禁止和未报关的”商品。


1760年10月23日,英国国王乔治二世逝世,不过这个消息一直到同年12月27日才传到波士顿。由于所有通用搜捕状都会在国王去世后6个月内自动失效,必须有新国王乔治三世重新签发后才能继续有效,因此其死讯也导致了一场危机的爆发。


1761年1月中旬,一组由律师詹姆斯·奥蒂斯为代表,总数超过50人的商家请求法院针对这个问题举行听证。在1761年2月23日举行的这场5小时听证中,奥蒂斯强烈谴责了大英帝国的殖民政策,其中就包括通用搜捕状和援助令状的使用。之后将成为美国总统的约翰·亚当斯当时就在法庭上,他将这一事件看作是“点燃美国革命的火花”。但是,法院最终作出了不利于奥蒂斯的判决。


奥蒂斯对搜捕状的强烈批评给他带来了广泛的支持,他接下来入选马萨诸塞殖民地立法部门,并协助通过立法要求法官只有在海关官员立誓保证的情况下才能发出特殊援助令状,并禁止继续使用其它搜捕状。然而,殖民地总督认为该法案与英国法律和议会主权存在冲突而将之推翻。


1776年6月12日,弗吉尼亚殖民地议会通过了弗吉尼亚权利法案,其中明确禁止使用通用搜捕状。这一禁令也成为第四条修正案的先例:


That general warrants, whereby any officer or messenger may be commanded to search suspected places without evidence of a fact committed, or to seize any person or persons not named, or whose offense is not particularly described and supported by evidence, are grievous and oppressive and ought not to be granted.[4]  

●译文:为官员或执法人员签发一般搜查证或逮捕证,使其在未获得犯罪事实的证据之前可借此搜查可疑地点,或逮捕未经指名或其罪行未经具体说明且无证据佐证的人,这实属一种严重的错误和压迫行为,绝对不应签发。


由约翰·亚当斯起草,1780年通过的马萨诸塞《权利宣言》是马萨诸塞宪法的一部分,其中的第十六条增加了所有搜查必须“合理”的要求,是第四条修正案文本上的另一个基础:


Every subject has a right to be secure from all unreasonable searches, and seizures of his person, his houses, his papers, and all his possessions. All warrants, therefore, are contrary to this right, if the cause or foundation of them be not previously supported by oath or affirmation; and if the order in the warrant to a civil officer, to make search in suspected places, or to arrest one or more suspected persons, or to seize their property, be not accompanied with a special designation of the persons or objects of search, arrest, or seizure: and no warrant ought to be issued but in cases, and with the formalities, prescribed by the laws.

●译文:每个公民均有权利使其人身,住宅,文档,及所有的财产免于无理的搜查,扣押。所以,搜查或扣押授权(warrant)的理由或根据若没有事先得到誓言或代誓宣言的支持,是侵犯此种权利的;授权中给与世俗政府官员的命令,对嫌疑处所的搜查,或对嫌疑人的逮捕,或对他们财产的扣押,若没有特别指定搜查,逮捕或扣押的人员或目标:除依法律规定的情况外,此种授权令不得签发。


到了1784年,已经有8个州宪法包括有对通用搜捕状的禁令。


谢选骏指出:由此可见,革命与暴力才是立法权的来源。


054美国是“信奉‘华盛顿教’的国家”


《华盛顿的旅游景点 传统与现代化艺术相结合的国会大厦》(2016-11-14走四方旅游网)说: 


美国国会大厦位于华盛顿特区湖滨公园的西北高台上。国会大厦是一座融现代化艺术和传统风格为一体的建筑。主楼高3层,附近18层的大楼有上下议院、宴会厅、图书馆、办公室和会议室等。大厦对外开放,也可在国会开会时旁听。但需预先到管理事务处(Setiausaha Dewan Rakyat Parliament)联系,以取得参观许可证。在国会大厦中心有建筑的废墟。每天都有一面镜子——共365面——把阳光投射到大厅里。


(谢选骏指出:这很像阿拉伯多神教的365为轮流值日的阿拉。)


人把国会大厦建在屋顶的螺旋形斜坡上。在此可以欣赏到天空的美景,还可以在屋顶咖啡厅里小憩。


整幢国会大厦是一座三层的平顶建筑,其中央是一座高高耸立的圆顶,也分三层。圆顶上还有一个小圆塔,塔顶直立着自由女神铜像。她头顶羽冠,右手持剑,左手扶盾,永远眺望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国会大厦的东阶通常是举行总统就职仪式的地方,从1829年杰弗逊总统就职之时到20世纪末,大多数总统就职仪式都是在这里举行。偶尔也有例外,里根总统和克林顿总统均在国会大厦的西阶举行过就职仪式。


国会大厦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中央圆形大厅,游人一般从东门进入。东门又称哥伦布门,铜铸的门扇上浮雕着哥伦布的事迹。从东门走进国会大厦即进入中央圆形大厅。内高53米,大厅直径30余米。圆形的墙壁上,有8幅大油画,记载了美国历史上的8个重大事件。中央圆形大厅的南侧,是环立着形形色色人物雕像的雕塑大厅。到20世纪90年代初,雕塑大厅共有94尊铜像和石雕像,其原形都是各个领域的一代英才。国会大厦内部共有大小房间数百间。值得一提的是原最高法院即那个1/4球体状的屋子。1800年国会在这里举行迁都后的第一次联席会议,1801年和1805年杰弗逊总统在这里宣誓就职,1810-1860年,美国最高法院就设在这里。1844年5月24日,电报发明者莫尔斯在这里当着国会议员和法官们的面,拍发了世界上第一个电报。


穿过雕塑大厅向南走就到了众议院会议大厅。参议院的会议厅在国会大厦北翼,与众议院会议厅相对称,设有100个席位。参议院举行会议时,在国会大厦的北翼升起国旗;众议院举行会议时,则在大厦的南翼升起国旗。911前,国会大厦向游人免费开放。参众两院举行会议时,有兴趣的公众亦可前去旁听。在恐怖活动的阴影下,出于安全的考量,这一沿袭了多年的传统已有了调整。目前,国会大厦正在修建访客中心,以协调开放和安全的矛盾。假以时日,游客们将又可自由轻松地造访国会。


内部装设严肃雄伟。大厅正门向东,有3座巨形铜门。铜门叫哥伦布门,有十吨重,上面刻着描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浮雕。圆形大厅内部空间高旷宏敞,金碧辉煌,直径约30米,高55米。四周墙壁上挂着8幅巨大的油画,展现了美国的发展史。仰望圆穹顶上,可见风格浪漫的天顶画,中央绘着“华盛顿之神”(Apotheosis of Washington),又在这位开国总统的两边,画上胜利女神和自由女神,另外又画了13幅女神,代表立国13州。它是19世纪意大利画家康士坦丁·布伦米迪(ConstantinoBrumidi)画的。画上的人物有4米多高,这样,观众仰望时就感到自然逼真。可惜布伦米迪只完成他的作品的一部分,便从脚手架上跌下来,几个月后就去世了。


(谢选骏指出:这可能是因为得罪了真正的上帝。)


后来,他的学生按布伦米迪遗留下来的草图把天顶画完成,而最后的补白是1953年完成的。


《实拍美国国会大厦的雕塑和油画(组图)》(2012-1-25综合报道)说:


国会大厦,别名国会山莊。建在华盛顿最高点上,傲视全城,意喻民有、民治、民享政权的至高无上。游览国会大厦,老牛印象最深的是大厦里那些雕塑那些画。堪称艺术精品的雕塑和油画集中在大厦三个大厅里。


游客中心大厅:每州都有雕像,全美50个州共100尊雕像。不一定是州议员或高官,但一定要是各州对社会有杰出贡献的名人。

中央圆形大厅:仰望圆穹顶上,可见风格浪漫的天顶画,中央绘着“华盛顿之神”。往下,就是记录美国历史重大事件的浮雕。再往下看就是大厅,四壁挂有8幅记载美国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巨幅油画,周围环立着许多与真人大小完全相同的人物雕像,都是杰出总统华盛顿、杰斐逊和林肯等历史名人的雕像。


雕塑大厅:中央圆形大厅的南侧,是环立着形形色色人物雕像的雕塑大厅。到20世纪90年代初,雕塑大厅共有94尊铜像和石雕像,其原形都是各个领域的一代英才。


《美国国会大厦“华盛顿成神”巨画的诠释》(疍·布朗(Dan Brown))说:


转帖:ws


美国国会大厅是共济会的圣地,这里的所有符号都反映了古代奥义的信念。


从人到神的转变被称为‘神化’,不管你是否了解,这一论说——人转变为神——就是这个圆形大厅符号的核心。(注:神化,原文为 apotheosis。“apotheosis 一词就是‘转化为神圣’的意思——人成了上帝,这是从古希腊语来的:apo 意思是‘成为’,theo意思是‘神’。”)


国会大厦圆顶上最大的一幅画就名为“华盛顿成为上帝”—— Apotheosis of Washington。


《华盛顿成为神》,这幅四千六百六十四平方英尺的巨幅壁画布满了整个国会大厦圆形大厅的穹顶,完成于1865年,作者是康斯坦丁·布伦米迪。


布伦米迪在大厅最高的画布——天花板上完成了一幅壁画,被誉为“国会大厦的米开朗琪罗”,他在圆形大厅施展的抱负,犹如米开朗基罗之于西斯廷大教堂。像米开朗琪罗一样,布伦米迪曾在梵蒂冈完成过最好的几幅作品。


然而,他于一八五二年移居美国,离开了上帝的最大圣殿,为了一个新的圣殿——美国国会大厦,如今这个地方处处闪现着他的隐秘符号象征——从“布伦米迪走廊”立体感极强的错视画,到副总统厅的天花板壁沿。许多历史学家公认,覆盖整个国会大厦圆形大厅穹顶的巨幅壁画是布伦米迪的最具代表性的杰作。


对大多数人来说,你盯着《华盛顿成圣》的时间越长,就越感陌生。


这是华盛顿,站在油画的中央, 你看到了吗,他身着长袍,旁边侍立着十三名少女(与男性神共15位神祗),坐拥祥云,脱凡入圣。这是他登升的一刻……他变成了神:


近旁,你们可以看见时空错乱的人物系列。很奇怪吧,古代的神祗正向开国先辈奉上先进的知识——密涅瓦向我们国家最伟大的发明者本杰明·富兰克林、罗伯特·富尔顿、塞缪尔·莫尔斯奉上技术灵感。


那些人物——那儿,是火神优尔甘正在帮助我们制造一台蒸汽机。他旁边是海神,正在展示如何铺设横跨大西洋的电缆。再旁边,是刻瑞斯,司掌谷物的女神,她的名字是谷类食物(cereal)这个单词的词根,她坐在麦考密克收割机上,农业技术的突破使这个国家在粮食生产方面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


这幅壁画相当显豁地描绘了我们的国父们从众神手里接获伟大智慧的情形。知识就是力量, 而正确的知识可以让人们创造出神祗般的奇迹。


很少有人知道,可是这圆屋顶上有一个六角形的花格镶板,旋转一下就能打开,就像一个入口。入口,是一个比喻性的用词——一个通向并不存在的地方的入口也是一个隐喻。


华盛顿这个手的姿势——食指和拇指向上伸出——是古代神秘学说中众所周知的符号,世界各地的古老艺术中都曾出现过。也见于莱昂纳多·达·芬奇最著名的编码杰作——《最后的晚餐》、《三博士来朝》、《施洗者圣约翰》。那是神人之间神秘关联的密码符号——如其在上,如其在下。现在,这疯子选择的古怪用语让人觉得有些关联了。


这个圆形大厅早先只有一座巨大的华盛顿塑像像神祗一样被供奉。


他所处的位置就如宙斯在万神殿的位置,华盛顿胸膛赤裸,左手握着一把剑,举起的右手张开拇指和食指。


这幅作品,乔治·华盛顿是按宙斯的形象塑造的。


当霍拉提奥· 格林诺夫在圆形大厅首次将胸膛赤裸的华盛顿雕像展示在公众面前时,许多人开玩笑说,华盛顿这个姿势的意思显然是竭力要向上天讨一件衣服穿。


随着美国宗教理想的改变,那些开玩笑的批评转为激烈的争议,这座雕像被挪走了。


最近它安身于史密森学会管理的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凡在那儿见过那座雕像的人,都不会怀疑它是最后遗留的一个与过去时代的关联——那时国父如上帝一般俯瞰美国首都——就像宙斯在万神殿上。


(注:霍拉提奥·格林诺夫(Horatio Greenough 1805—1852) ,美国雕塑家。)


谢选骏指出:上述情况可能为人忽略,但它们清楚说明:美国其实是一个“信奉华盛顿教的国家”,它的神是华盛顿,华盛顿的众妻就是各州女神,它的圣经是美国宪法,它的念珠是美元,它的大教堂是国会,小教堂是法院,它的教士是议员和律师,它的十一奉献是税收,它的赞美诗是美国国歌,它的圣徒是国会大厦里中央圆形大厅的南侧环立着形形色色人物雕像……因此从基督教的观点看,美国其实是一个异教国家,它的偶像就是著名的华盛顿方尖碑,那是三K党的服装造型的灵感来源。那么,三K党是“华盛顿教”国家的内在群众组织吗?


055美国是律师干出来而非谈出来的


景来律师事务所转载的易中天《美国一部宪法和一个国家》,认为美国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对解读中共十九大报告多了一个思路,我认为美国是不同政见的律师谈出来的,而不是打出来的,是律师们妥协的结果,被历史所证明是一个伟大的妥协结果。建立法治国家,不仅仅是靠执政党和政府,而是全体国人应尽的责任,法治国家不是靠暴力革命大出来的,而是靠和平非暴力谈出来的,是各界委派律师谈出来的,是律师代表谈出来的,是律师们妥协的结果。

   

《易中天:美国一部宪法和一个国家》(2017年11月09日转载景来律师事务所)报道:

 

一、“打出来的”和“谈出来的”


美国这个国家很有些奇怪。她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


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美国人的建国也经历了一场战争,这就是著名的“独立战争”。但与众不同的是,胜利后的美国人并没有立即建立起他们的联邦政府,那些手握兵权功勋卓著的将帅们也没有趁机登上王位。也就是说,他们打下了江山,却没有去坐江山,而是和自己的士兵一样一哄而散,解甲归田。战争胜利4年后,即1787年,美国各州的代表才被迫重新坐到一起,讨论起草一个宪法。又过了两年,即1789年,宪法才被通过,联邦政府才开始工作,美国人民也才选出他们的第一届总统华盛顿。直到这时,一个在我们看来“像模像样”的国家才算是真正建立起来了。


然而美国的建国日却定在十三年前,即1776年的7月4日。这是他们发表《独立宣言》的日子。这时,为期八年的“美国革命”才刚刚开始一年。那时的美国,既没有总统,也没有宪法,更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政府,当然也没有国旗、国徽、国歌和首都,而只有一个“自由独立”的“美国理想”。但在美国人看来,这就是建国了。于是,美国的建国过程竟是这样:先有一个关于国家的理想和一种精神,然后有宪法,最后有政府和总统。


那么,在独立宣言、联邦宪法和国家机构这三个环节之中,哪一个最重要呢?我认为是宪法。因为如果只有独立宣言,美国就永远只是一个理想或理念,不是一个国家;而如果只有政府和总统,则美国未必是美国,没准还会是伊拉克。可以这么说,正是美国人在1787年起草的这部宪法,不但使《独立宣言》的理想变成了现实,而且保证了这个现实的国家最大限度地符合《宣言》的精神和理想: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是要经过被治理者的同意才能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违背这些目标时,人民便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这个新政府赖以奠基的原则及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


现在我们知道,美国人民恪守了他们制定宪法时许下的诺言,并为确保《独立宣言》的精神和理想不受伤害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二百多年来,美国的宪法没有修改过一个字,而所有违宪的或者有违宪嫌疑的行为都受到了惩罚或付出了代价,不是遭到国会弹劾,就是自动辞职下台(如尼克松)。就连华盛顿这样在我们看来当之无愧的“国父”,也是在宪法被批准之后,才由美国人民根据宪法选举为第一届总统的。所以我们说,没有联邦宪法,就没有美利坚合众国。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正是一部宪法缔造了一个国家。


这就把一般人心目中的建国程序完全颠倒过来了。因为在大多数国家那里,都是先建国后制宪的。但正是在这种“倒行逆施”中,人类追求了上千年的宪政精神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这种精神认为,不是国家创造了法律,而是法律创造了国家。美国的建国过程便体现了这一精神,美国也确实是最地道的宪政国家。惟其如此,美国宪法在1789年生效以后,世界各国便纷纷效尤,相继制宪,并以此作为自己立宪的参照系甚至楷模。


这也毫不奇怪。毕竟,在1787年费城会议上起草的联邦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宪法。依据这部宪法选出的总统,是世界上第一个民选总统。根据这部宪法建立起来的美利坚合众国,则是最典型的共和国。它甚至被称作“共和国之祖国”(梁启超语)。而且,正是由于它有着迄今为止最完备的共和制度和宪政精神,这个国家在不过一二百年的时间内,迅速由一个大西洋沿岸狭长地带的松散联邦,崛起为举足轻重的超级大国。其影响之深远,已让许多历史悠久的大国望尘莫及。美国宪法的意义,岂是可以小看的?


可是这部宪法却差一点胎死腹中。


首先是制宪会议开得很不顺利。这次会议的时间,原本定在1787年5月14日,正式代表74人,但实到只有55人,而且拖到5月25日才达到法定人数,正式会议因此延期11天。会议开始以后,因种种原因中途退场的又有13人,坚持到底的只有42人;而这42人中,又有3人拒绝在宪法文本上签字,罗德岛则始终拒绝派代表参加。这样,最后在宪法文本上签字的,只有12个邦的39名代表,包括他们的主席、弗吉尼亚代表乔治·华盛顿。再加上一个证人、会议秘书威廉·杰克逊,签字的一共40人,只不过比74人的半数稍多一点(55%)。至于会议过程中充满唇枪舌剑和讨价还价,则更是不在话下。所以这次会议便从1787年的5月25日,一直开到9月17日,足足开了三四个月之久。最后,许多人最初的意见,都被别的代表修改得面目全非。对于珍视自己思想的人而言,这种结局当然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华盛顿认为,这部宪法能维持20年,就算不错了。


好不容易才草成的宪法,在交由各邦批准时又遇到了麻烦。特拉华、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三个邦倒是爽快,当年就予以通过。特拉华和新泽西的议会一致通过,宾夕法尼亚则以2:1的票数通过。到1788年6月,批准联邦宪法的邦已达到法定的9个,但还有两个举足轻重的邦,即弗吉尼亚和纽约,迟迟不肯批准。这样,又经过一番斗争和妥协,这两个邦才勉强同意批准,美国宪法也才得以于1789年3月4日正式生效,一个“神形兼备”的美利坚合众国,也才算是真正建立起来了。


这无疑是我们中国人看不太懂的过程。我们制定一部宪法,当然也要充分讨论,但不会像他们这样一个会开三四个月。中央批准之后,也用不着各省批准。美国宪法如此“难产”,只能归结为美国有着特殊的国情。但恰恰是这种特殊的国情,不但决定了这个国家是谈出来的,是由宪法和法律创造的,而且决定了它的宪法也一定是最能体现共和与宪政精神的。


那么,美国究竟是怎么回事?


二、从殖民地到合众国


多少读过一点美国史的人都知道,在《独立宣言》发表之前,北美大地上并没有什么国家,只有一些殖民地。它们在理论上属于大英帝国,实际上由自己管理,即“主权王有,治权民有”。在1607-1732年之间,这样的英属殖民地一共有16个。后来,有3个殖民地被兼并。因此,到独立战争时,北美大地上的英属殖民地一共是13个。按照从北到南的顺序排列,它们是: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罗德岛、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所谓美利坚合众国,起先就是由这13个殖民地联合而成的。


把它们联合起来并不容易。首先,这些殖民地虽然都号称英属,但相互之间却并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什么瓜葛。每一个殖民地都是以个案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其政治权力直接来自英国国王的特许。大英帝国对它们进行“垂直领导”,并没有在当地设立过统一管理这些殖民地的政府机构。所以,这些殖民地之间是互不相关的,也是可以互不买账的。


其次,这些殖民地的性质也不相同。它们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公司殖民地,比如弗吉尼亚,就是弗吉尼亚公司建立的;马萨诸塞,则是马萨诸塞湾公司建立的。第二类是领主殖民地,是英国国王封给某个或某些领主的。而且,就像当年周天子分封诸侯一样,这类殖民地也可以再分封。比如以英国王后玛丽命名的马里兰,就是封给第一代巴尔的摩勋爵乔治·卡尔弗特的,而巴尔的摩勋爵又分封了60个庄园。第三类殖民地是自治殖民地,也叫契约殖民地。它们既不属于国王,也不属于领主,是自由移民自己根据他们之间的契约建立起来的,比如罗德岛和康涅狄格就是。这三类殖民地,各有各的情况,各有各的利益,各有各的想法,并不那么容易就能拢起来。


第三,这些殖民地的人口也很复杂。有白人,也有黑人。白人当中,除英格兰人外,还有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德意志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瑞典人等等。根据1790年的统计,当时的白人人口中,英格兰人占60.1%,苏格兰人占8.1%,爱尔兰人占3.6%,德意志人占8.6%,荷兰人占3.1%,法国人占2.3%,西班牙人占0.8%,瑞典人占0.7%,其他人占6.8%。这说明北美殖民地是一个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的多元文化社会。多元必多样,也必定多心,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何况他们原本互不相属,各自为政,哪里就能一下子统一起来?


这就为他们的联合设置了障碍,也为他们走向共和奠定了基础。但在一开始,他们的联合却是因为迫不得已。这些具体的原因说来话长,不说也罢。反正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原本“不搭界”的殖民地的代表开始坐到一起讨论问题,一次又一次地开会,直至谈出一个美利坚合众国来。


我们就来看看美国究竟是怎么“谈出来”的。


最早是在1754年的6月,有7个殖民地的代表在阿尔巴尼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这次会议虽然只是为了应付法国人及其印第安盟友所造成的威胁,是一次临时的动议,但这些殖民地能够想到结盟,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开端。联合开始了。


我们知道,事情只要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而且,第二次肯定会比第一次更进一步。果不其然,11年后,即1765年,又有了一次“反印花税法大会”。这次大会是根据马萨诸塞的倡议在纽约召开的,有9个殖民地派代表参加。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克里斯托弗·加兹顿提出了“美利坚人”(Americans)的概念。他说,在这个大陆上,不应该再有人自称新英格兰人,新约克郡人。我们都是美利坚人。这个说法得到了人们的响应和认同。于是,生活在北美英属殖民地上的人民第一次有了共同的民族概念,美利坚民族诞生了。


又过了9年,1774年9月5日,第一届“大陆会议”在宾夕法尼亚的费城召开。来自各殖民地的55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并通过了《权利宣言》,宣布殖民地人民有生存、自由和财产的权利。他们向英国国王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废除一些“不可容忍的法令”,并同时决定一致抵制英货,停止对英出口。


这下子事情闹大了。这种原本有限的反抗被英王乔治三世视为叛乱,宣称这些殖民地人民“必须用战斗来决定他们是属于这个国家(英国)还是独立”。殖民地人民也不含糊。1775年5月10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会议决定组建“大陆军”,并任命乔治·华盛顿为总司令。独立战争打响了,而且一打就是八年。


实际上,1774年第一届“大陆会议”以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原本互不相属各自为政的那些北美英属殖民地,现在已变成了“联合殖民地”(United Colonies)。他们有了一个相互联系的平台,也有了合众国赖以孕育的母体。于是,到1775年至1779年第二届“大陆会议”期间,就发生了质的变化。1776年1月5日,新罕布什尔率先通过了自己的宪法,建立了自己“主权、自由和独立”的政府,其他北美英属殖民地则在两年间纷纷效法(马萨诸塞则在1780年6月16日通过新宪法,以取代1776年的旧宪法)。这样一来,原来的“殖民地”(Colonies),就变成了具有“半国家”性质的“邦”(State),因为它们都有自己的宪法和依法成立的政府。惟其如此,1776年7月4日发表的《独立宣言》才可以这样说:“这些联合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理应成为自由独立之邦”。


不过,1776年7月2日,当大陆会议讨论是否公布《独立宣言》时,特拉华代表约翰·迪金森投了反对票。9天以后,迪金森向大会提交了又一个法案,这就是《邦联与永久联合条例》,简称《邦联条例》。这是《独立宣言》之后、《联邦宪法》之前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它于1777年11月15日在大陆会议通过,并于1781年3月1日生效。根据这个条例,“联合殖民地”(United Colonies)在名义上又变成了“联合之邦”(United State)。这个联合之邦的名字,条例开宗明义就作了规定,叫“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 of America)。


三、在历史的岔路口上


现在,我们可以为美国的建国史大致拉出一张时间表了:1754年以前,北美大地上已经有了13个英属殖民地。1754年,他们开始联合。1765年,他们有了一个独立新民族的概念(美利坚民族)。1774年,他们有了一个相互联系的平台和一个国家议会的雏形(大陆会议)。1776年,他们有了一个关于未来国家的精神和理想(美国理想)。1777年,他们又有了这个国家的国名(美利坚合众国)。而且,从1774年开始,他们做了三件事:首先是把互不相干的“英属殖民地”变成“联合殖民地”,其次是把“殖民地”变成“邦”,最后则是把“邦”变成“邦之联合”(邦联),进而变成“联合之邦”(联邦)。


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起初联合起来的是殖民地,现在殖民地已经变成了邦,原来的“联合殖民地”现在也就当然应该是“联合之邦”了。于是,美利坚人便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的社会组织由“非国家”(殖民地)、“半国家”(邦)变成“国家”(美国)。问题是,当那个“邦之联合”(邦联)建立起来时,世界上就当真有了一个名叫“美国”的国家吗?


没有。


当然,美国人自己是不这么认为的。在他们看来,只要有了《独立宣言》宣布的那个“美国理想”,他们就算有自己的国家了,何况后来又有了一个国名?剩下的事情,也就是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所以,1783年《巴黎和约》签订以后,他们便欢天喜地地放下武器,回自己的邦和庄园过日子去了。直到4年以后,这些傻乎乎的(或者说天真的)美国人才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可不是只有理想和国名就行的。


实际上那时的“美利坚合众国”,也既不像样子,又情况不妙。这个“国家”没有国家元首,没有政府首脑,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政府。许多本应由政府来行使的权力(比如对外宣战、和约缔结、外交主导、货币制造),是由国会来行使的。国会的权力其实很小,比如组建海军、从各州招募军队、解决各州争端等,就需要三分之二邦的同意。这就难以巩固和发展独立战争的成果,无法有效抗衡西部印第安人的反抗、英国人在海上的骚扰、以及本国农民的起义,也实在承担不起诸如协调金融贸易、调节市场流通、保卫国家安全之类的重任。原本松散脆弱的“联合之邦”,甚至面临动乱、内战、无政府状态和分崩离析的危险。没法子,胜利之后分道扬镳的各邦,只好派出自己的代表,重新开会讨论解决的办法。这就是后来被称作“制宪会议”的1787年费城会议。


不过,这次会议的任务原本不是制宪,与会各邦给代表们的训令也只是修改《邦联条例》。因为在许多人看来,问题就出在《邦联条例》上。1777年通过的《邦联条例》,是美国革命时期的产物,自然存在明显的草创性和过渡性,在许多原则问题上是含糊其辞甚至含混不清的。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所谓“美利坚合众国”,究竟是独立主权国家的结盟,还是高度自治地区的联合?也就是说,它是1个主权国家,还是13个主权国家的联合体?如果是1个主权国家,那么,构成这个国家的13个State就是“州”,美利坚合众国就应该叫做“州联”(事实上也有人主张用这种方式来翻译United State)。相反,如果是13个主权国家的联合体,则United State就是“国联”,State也得理解为“国家”。可惜“州联”和“国联”的理解都不准确,因此我们只好把这时的United State称为“邦联”。


邦联不是国联,也不是联邦。也就是说,在邦联制度下,那些联合起来的State ,既不是国,更不是省,也不是后来联邦制度下的州,而是具有“半国家”性质的“邦”。《邦联条例》明确规定,这些邦“保留自己的主权、自由、独立、领域与权利”,除非他们同意将这些权力和权利部分地授予邦联。所以,这个时候的United State of America(美国),还只是“邦之联合”(邦联),而非“联合之邦”(联邦)。组成邦联的State,也还只是邦,不是州。因此本文将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在说到邦联时,称它为邦。在说到联邦时,称它为州。


但这样一来,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就有些不三不四、非驴非马了。他们甚至自己也弄不清楚这究竟是1个主权国家,还是13个主权国家。43岁的马萨诸塞代表艾尔布里奇·格里在7月5日的会议上就说,事情难就难在“我们既不是同一个国家,又不是不同的国家”。这其实是《独立宣言》留下的老问题。当《独立宣言》宣布“这些联合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理应成为自由独立之邦”时,似乎没有人想到要去说清楚,这究竟是13个殖民地组成1个主权国家宣布独立,还是13个主权国家相邀凑齐了一起同时宣布独立?不过当时并没有人计较这些。那时最重要的是从大英帝国独立出来。至于其他,也只能独立以后再说。


独立战争胜利了,而胜利后的国家状况并不那么理想,甚至充满危机。1787年费城会议的发起人之一、后来被称作“美国宪法之父”的弗吉尼亚代表詹姆斯·麦迪逊,在他当年年初写给乔治·华盛顿的信中说,我们其实只有两种选择:13个邦的完全分裂或全面联合。麦迪逊显然是主张全面联合的。要实现全面联合,就必须有一个高于各邦政府的“全国最高政府”,更必须有一部高于各邦宪法的根本大法。因为只有这样一部法律,才能约束独立的各邦,并对新成立的“全国最高政府”授权。


这可不是修改一下《邦联条例》就行的。与会代表很快就发现,他们其实也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对《邦联条例》进行其实无济于事的修改,要么另起炉灶,重新制定一个文件,即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前一种选择等于什么都没做,实际上能选择的就是后一种。于是,原定修改《邦联条例》的会议就变成了制宪会议。


不过我们要说清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主张全面联合的。他们更愿意保持现状,实行松散的联合,这样各邦就能保留更多的主权。但这只是不切实际的一相情愿而已。因为各邦的过分独立和自大,恰是这个国家的祸乱之源;而没有一个“坚强之全国政府”,则势必造成整个国家的积贫积弱。毕竟,独立于英国不是各邦的个体行为,而是13个邦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样,也只有共同的努力,才能保证共同走向昌盛和繁荣。维持现状,任凭各邦独占山头,妄自尊大,其结果则只能是动乱、内战和崩溃。


幸而,在历史的岔路口上,美国的开国领袖们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抛弃邦联制,实行联邦制,并为此制定一部《联邦宪法》。


剩下的事情,就是宪法如何制定了。


四、走向共和


1787年费城会议制定的《联邦宪法》,堪称惜墨如金,一共只有七条。其中第一条讲立法,第二条讲行政,第三条讲司法,第四条规定各州(State)与联邦的关系,第五条规定修宪的程序,第六条规定宪法的地位,第七条规定宪法的生效,几乎没有一句废话。


但在这个简洁的文本中,却包含着一个精巧的设计。根据这一设计,国家权力既被纵向地分解为联邦的权力和各州的权力(其实是独立各邦部分让渡权力,变邦为州),又被横向地分解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分。其中,立法权属于美国国会,行政权属于美国总统,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以及国会不时规定和设立的下级法院,而立法权又分属参众两院。只有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法案才能成立。而且,总统对通过的法案有否决权,最高法院也可以判国会通过的法案“违宪”。由实行终身制的大法官组成的最高法院虽然有裁决权,但大法官要由总统任命、参议院同意。总统虽然可以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但这一否决又可以由国会以三分之二的票数再否决。也就是说,没有哪个人或哪个机构可以大权独揽,说一不二。


这就怪了。他们不是要建立一个“坚强之全国政府”吗?怎么结果会是这样?


其实这正是制宪会议的难题之一。也就是说,既要把各邦的主权和权力收缴上来,交给一个“坚强之全国政府”,但又决不允许这个政府是专制主义和君临天下的。如果取代邦联制的,竟是专制制或独裁制,那么,不但美国人民不同意,与会代表自己也不会同意。要知道,美国人民毅然进行独立战争,不是为了取得统治权,反倒是为了不受统治。这正是他们打下了江山却不坐江山,联合起来争取了独立,胜利以后反倒分道扬镳的原因。现在他们重新坐到一起,来讨论建立一个“坚强之全国政府”,实在是出于迫不得已。只要还有一点办法,他们就不会要这个政府。如果弄了半天,只不过是将英国国王换成了美国国王,把英国人实行的专制统治换成了美国人自己的专制统治,岂非前门驱虎,后门揖狼?那才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呐!防止专制的唯一途径是分权,而制宪会议的目的却是要集权,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在这里,美国的开国领袖们表现出惊人的政治智慧。他们的办法,是既不集权于人(比如总统),也不集权于机构(比如国会),而是集权于法(宪法)。具体的说,就是用一部宪法把这个国家统一起来。所有的人,所有的机构,所有的邦或州(State,在宪法生效以后,我们将称它为州,不再称它为邦),都必须遵守而且不得违背这部共同约定的宪法。《联邦宪法》第六条规定:联邦宪法,依据宪法制定的联邦法律,根据联邦授权已经缔结或者将要缔结的条约,都是全国的最高法律。当各州的宪法和法律与之相抵触时,每个州的法官都应受全国最高法律的约束。联邦参议员和众议员,各州州议会议员,以及合众国和各州所有的行政官员和司法官员,都应宣誓或作代誓宣言拥护本宪法。也就是说,在人与法的关系中,法是第一位的;在法与法的关系中,最高法律是第一位的;在最高法律中,宪法是第一位的。


这就是法治了。法治不是法制。它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以法治国”。依法治国(法制)也可能是人治,只不过这个“治国之人”在行使治权的时候,要以法律为手段和依据而已。以法治国(法治)则相反。在法治制度下,治国的不是人,而是法。司法官员也好,行政官员也好,都不过是执行法律的人(执法者),是法律体现自己意志的工具和手段。显然,法治和法制是不同的。法治是以法律为主体,人(执法者)为手段;法制则可能是(当然不一定)以人(统治者)为主体,法律为手段。二者之区别判然,岂可混为一谈?

 

美国以宪法为立国之本,用宪法来统一和治理国家,将立法、司法、行政和各州权力都置于宪法之下,这就保证了集权而不专制。在宪法的统辖之下,各州(State),包括后来加入联邦的各州(现在已共有50个之多),都享有充分的主权、独立和自由。他们都各自有着自己的宪法,自己的法律文字体系,自己的司法范围和法院系统,并按照自己的宪法由自己的人民选举自己的议员和官员,不受联邦政府的左右,只要不违背联邦宪法就行。很清楚,美国的50个州,是用法(作为最高法律的联邦宪法)联合起来的。而且,联合之后,仍有相对的独立和高度的自由。

 

这就是共和了。共和之要义有三,一曰公,二曰共,三曰和,也就是“天下为公,政权共享,和平共处”。“天下为公”并不是要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将所有人的财产都收归公有,而只是确认国家权力乃天下之公器。这就是“公”。正因为“公”(共有),才必须“共”(共享和共治)。既然是“共”,就不能你死我活,非此即彼,参与政治事务和处理政治纠纷的方式也必定并必须是和平的。这就是“和”。显然,所谓共和,就是因“公”(公共、公用、公众)而“共”(共有、共享、共治),因“共”而“和”(和平、和睦、和谐)。

 

要共和,就必须限政,即不能允许任何人、任何机构(政府或国会)独自坐大或者一统天下。绝对的权力必定导致绝对的腐败和绝对的专制,独自坐大和一统天下的结果只会是专政,不会是共和。所以,仅仅集权于宪法是不够的。如果对宪法的解释权和执行权集于一人或某一机构,就会变成宪政名义下的专政。因此,还必须在立宪集权的前提下立宪分权,通过宪法规定哪些权力属于哪些部门和哪些人。这就有了将立法、行政和司法分开来的“三权分立制”,以及参议院、众议院分别立法的“参众两院制”。

 

这就是宪政了。宪政并不只是“宪政”(依照宪法行政),更重要的还是“限政”(限制政府行政)。不但要限制政府,还要限制国会,而且首先是限制国会。因为作为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国会如果不受限制,同样会造成专政,甚至更恐怖。这是一定要把国会分成参众两院的意义。总之,必须最大限度地限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权力,并让它们相互制约,这样才能防止它们单独或者联合起来以国家的名义剥夺公民的正当权利。

 

现在看来,美国的开国领袖在创建他们的国家时,真可谓用心良苦。他们创造的这种政治制度,也堪称精巧的设计。我们当然很想知道它是怎么想出来的,知道它得益于哪些天才人物的政治智慧。但如果你知道制宪会议的全过程,那你也许就会感到失望。因为这个精巧的设计并不是什么天才的产物,它甚至只不过是讨价还价和相互妥协的结果。

 

五、伟大的妥协

 

前面说过,1787年的制宪会议开得并不顺利。先是有人迟到,后是有人早退,最后又有3人拒绝签字,罗德岛则始终不肯派代表参加。会议过程中充满了唇枪舌剑,许多人最初的意见都被改得面目全非。所以宪法草成后感到不满的其实不止3人,只不过另外那些人最后决定妥协,同意签字而已。可以说,没有大多数人的妥协,就不会有美国宪法。

 

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正如詹姆斯·麦迪逊所说,他们其实只有两种选择:13个邦的完全分裂或全面联合。而要全面联合,就只有接受这部宪法。35岁的宾夕法尼亚代表古文诺·莫里斯的最后发言很能说明问题。古文诺·莫里斯说,他也有反对意见,但考虑到大多数人已决定赞同,他也应该受此决心的约束。他强调指出,最大的问题还是:要一个全国政府,还是不要?结论是要。那就只好签字。

 

我们知道,古文诺·莫里斯是制宪会议的积极参与者。他是这次会议上发言次数最多的一个人,共发言173次(次为同一个邦的代表詹姆斯·威尔逊,160多次;再次为弗吉尼亚代表詹姆斯·麦迪逊,150多次)。而且,由于他文笔精巧细腻,宪法文本最后主要是由他来定稿的。这样一个人都对宪法草案不满,何况其他?

 

古文诺·莫里斯发言后,平时很少发言的37岁的北卡罗来纳代表威廉·布朗特接着表态。威廉·布朗特说他曾宣布过他不会签字,也不愿意以誓词支持这个方案。但他也不想使自己妨碍一个事实,这就是:这个方案是制宪会议上各邦的一致行动。这其实也是古文诺·莫里斯和其他一些人的共同想法,即不管怎么说,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不能分裂,13个邦应该一致行动。有了这一共识,事情就好办多了。

 

不过,方向的一致不等于方案的相同,更不等于意见的统一。尤其是当方案涉及到各自利益时,那就会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制宪会议好几次差一点就不欢而散。81岁高龄的宾夕法尼亚代表,德高望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博士甚至提议聘请一位牧师,在每天开会前主持祈祷,恳请代表们放弃“惟有自己正确”的观念。事实上,正是由于争论的双方都表现出冷静理智的态度,居中调解的一方又能提出合理的建议,制宪会议才从走投无路转向柳暗花明,并最终达成协议。

 

比如国会问题。

 

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需要一个联邦议会,这一点大家并无分歧。问题是国会如何设置如何组建,席位如何分配如何安排,制宪会议上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提出和赞成《弗吉尼亚方案》的人坚持民主原则,主张实行两院制,其中第一院(众议院)议员由选民选出,第二院(参议院)议员由第一院议员选出,两院席位都按各邦人口比例分配。提出和赞成《新泽西方案》的人则坚持共和原则,主张实行一院制,席位按邦分配,每邦一票表决权。

 

当然,民主原则也好,共和原则也好,都是我的说法。他们的说法是按比例还是讲平等。按比例有按比例的道理。因为既然要民主,则民意代表(议员)的名额当然应该按选民的人口来分配。讲平等也有讲平等的根据。因为既然要共和,各邦的主权就应该平等。何况所谓作为邦联的“美利坚合众国”,本来就是平等各邦每邦一票联合起来的。这倒也都对。所以他们都理直气壮,都振振有词,却又针锋相对。

 

不过,冠冕堂皇理由的背后,是利益的驱使。主张按比例的,主要是弗吉尼亚代表詹姆斯·麦迪逊和宾夕法尼亚代表詹姆斯·威尔逊。他们代表大邦的利益。主张讲平等的主要是新泽西代表威廉·佩特森和特拉华代表刚宁·贝德福德。他们代表小邦的利益。讲到利益,话就不好讲了。小邦代表坚持认为,大邦的意图就是要吞噬小邦。因此他们扬言宁肯投靠外国,也决不亡于大邦。大邦代表也不让步,甚至连剑与火、绞刑架之类的话都说出来了。会议由唇枪舌剑,转为胶着僵持,眼看就要开不下去。

 

幸亏这时康涅狄格代表奥立维·艾尔斯沃斯等人出来调停。他们代表中等邦,可以不偏不倚。在他们的斡旋之下,制宪会议于7月16日达成妥协:众议院实行国内法原则,按人口比例分配席位,照顾大邦;参议院实行国际法原则,不论大小,每邦1席(后改为2席),照顾小邦,尤其是特拉华和罗德岛。危机解除了。

 

这次妥协后来被美国宪法学家称为“伟大的妥协”,我认为是当之无愧的。这倒不光是因为它帮助制宪会议走出了僵局,还因为它创造了一个民主原则与共和原则共存的成功范例。众议院民主,参议院共和,两大原则共存于国会,岂非一种比单一共和制度更高境界的共和?危机的解除带来了意外的收获,这真让人额手称庆!

 

这是很值得我们中国人深思的。中国人不喜欢讲妥协。谁讲妥协,谁就是懦夫,就是叛徒,就是胆小鬼。所以我们要么讲中庸,和稀泥,捂盖子,各打五十大板;要么讲斗争,寸步不让,你死我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结果怎么样呢?不是专制,就是无政府状态,或者停滞不前。实际上,历史的进步往往因于妥协。不妥协,历史就会跟着胶着僵持,或者相反,双方僵持不下,崩溃。就算一方压倒另一方又如何呢?绝对的权威只会导致绝对的专制,那难道是历史的进步?

 

其实妥协是一种政治美德,因为只有妥协才能实现共和。至少,它也是走出困境的一种方法。对此,富兰克林有一个很好的说法。他在6月30日的会议上说,木匠做桌子的时候,如果木料的边缘厚薄不匀,他就会两边各削去一点,让连接的地方严丝合缝,桌子也就平稳了。现在,我们这艘船为大家所共有,难道不该由大家来共同决定冒险的规则吗?

 

富兰克林的说法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64岁的康涅狄格代表罗杰·谢尔曼说,没有人愿意就这样一事无成地散会。62岁的弗吉尼亚代表乔治·梅森更是情绪激动。他说他宁愿把自己这把老骨头埋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愿意看见制宪会议就这样如鸟兽散,陷他的国家于不堪。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许多代表(主要是大邦代表)决定妥协,以保证邦联不会分崩离析。可见妥协并不等于放弃原则,更不等于没有责任感,只不过更高的原则使他们放弃个人的和局部的原则。用一句中国话说,就叫“顾全大局”。


六、最不坏的就是最好的

 

妥协保住了草拟中的宪法,宪法也体现了妥协的精神。事隔多年,当我们蓦然回首,重新审视这部宪法时,我们就会发现,妥协并不仅仅只是制宪代表的权宜之计,它也是制宪工作的思想方法。那些取得了制宪会议高度一致的看法,就写成宪法中的刚性条文;那些取得大致相同意见的观点,就写成宪法中的柔性条文;那些达成初步共同意向的部分,就留下今后继续发挥的余地;而那些实在达不成统一的问题,则干脆只字不提,暂付阙如。因此美国宪法虽然二百多年来没有修改过一个字,却又有一系列的“修正案”,而且几乎从它批准之日起就有了。二百多年后,美国人民仍很感激先辈们的妥协,并庆幸他们不是“完美主义者”,庆幸他们在那个时候就能有这样一个观点: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也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能做到最不坏,就是最好。

 

这个观点也是富兰克林博士提出来的。他在9月17日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深情而智慧的书面发言,并由宾夕法尼亚代表詹姆斯·威尔逊代为宣读。富兰克林说,他承认,对这部宪法的若干部分,他到现在也仍然不能同意,但他没有把握说永远不会同意。相反,活了这么大的年纪,深知没有人能够一贯正确。不管是这一次还是下一次,每个人来参加会议,固然会带来自己的智慧,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同时带来他的偏见、激情、错误观念、地方利益和私人之见。因此,无论召开多少次制宪会议,也未必能制定一部更好的宪法。从这种感觉出发,他同意这部宪法,连同它所有的瑕疵,如果它们确实是瑕疵的话。他也希望其他代表略为怀疑一下自己的一贯正确,宣布我们取得一致,并在这个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同样来自宾夕法尼亚的代表古文诺·莫里斯赞同富兰克林的观点。他说他对宪法也有反对意见,但考虑到这已是目前达到的最佳方案,他愿意连同它的瑕疵一并接受。这又是我们中国人很难说出的话甚至很难接受的观点。如果是中国人,他多半会这样说:我可以同意这部宪法,但我只同意它的正确的部分。对它的瑕疵,我保留不同意见。

 

表面上看,我们这样说似乎并没有错。坚持真理么!但如果往深里想,我们就会发现这种部分的同意其实是不同意。因为每个人认为是精华或瑕疵的地方都不会和别人完全相同。你认为是瑕疵的地方,我可能认为是精华。我认为是精华的地方,你又可能认为是瑕疵。如果每个人都只接受他认为的精华,不接受他认为的瑕疵,最后,把所有的“不接受”加起来,很可能一个方案的每一处都会有人不接受。这也就等于全部不接受。即便并不是每一处都有人不接受,也不行。因为每一个方案都是一个整体。修改一处,别的地方也得要动,即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如果我们要接受一个方案,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即如富兰克林和莫里斯所说,连同它的瑕疵一并接受。

 

这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所以,不要以为妥协很容易。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比不妥协,比坚持还困难。因为坚持只是和别人作斗争,妥协却是和自己作斗争。要妥协,就要说服自己,反对自己,否定自己,对抗自己,放弃自己认为是真理的观念和坚持已久的看法,去接受自己无法接受的东西。对于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来说,这可真是谈何容易!

 

拒绝签字的人同样痛苦。在威尔逊宣读完富兰克林的书面发言后,34岁的弗吉尼亚代表爱德蒙·伦道夫接过话头,起立对自己拒绝签字表示深深的歉意。他说,尽管有那么多德高望重的姓名都对宪法的智慧和价值表示嘉许,但他自己却仍然只能受责任心的支配,等待未来的裁决。当富兰克林再一次苦口婆心地劝说爱德蒙·伦道夫,希望他暂时把反对意见放在一边,和自己的兄弟们采取一致行动时,爱德蒙·伦道夫回答说,拒绝在宪法上签字,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坏的选择。但他的良知迫使他这样做,不可改变。我们知道,爱德蒙·伦道夫不是等闲人物。他是制宪会议的发起人之一。正是他,作为会议的第一位正式发言人,向代表们陈述了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和意义。他代表弗吉尼亚提出的制宪方案甚至又称《伦道夫方案》。他以揭开会议主题开始,却要以反对会议决议告终,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爱德蒙·伦道夫说完后,43岁的马萨诸塞代表艾尔布里奇·格里也站起来,表达了他此时此刻的痛苦心情。艾尔布里奇·格里是美国革命的先驱者之一,曾先后在《独立宣言》和《邦联条款》上签字,现在却成了“反革命”,心里当然不会好受。何况在整个会议过程中,艾尔布里奇·格里也是全身心投入讨论的。所以他表示,如果还有更好的办法,他不会采取拒绝签字的方式来表示态度。但现在已逼上梁山,他别无选择。

 

这样两个人拒绝签字,就使我们产生了疑问:这部宪法草案到底该不该通过?

 

这就要看我们怎么看问题了。

 

首先我们要肯定,它确实是最不坏的方案。什么是最坏的结果?一是内战和分裂,二是专制和独裁。现在看来,这两种后果都被避免了,只不过当时对第一种后果能否避免有分歧。32岁的纽约代表亚力山大·汉密尔顿就忧心忡忡,认为几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拒绝签字,很可能会燃起潜在的火花。亚力山大·汉密尔顿是向会议提交过制宪方案的。因此他对爱德蒙·伦道夫说,谁都知道,没有一个人的观点比他本人的观点离现在这个方案更远。但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和动乱,应该支持这部宪法。然而爱德蒙·伦道夫和艾尔布里奇·格里则认为,万一宪法得不到批准,混乱局面就将接踵而至;而在他们看来,批准的可能性恐怕是很小的。与其匆匆忙忙把这个方案拿出去,还不如搞得更稳妥些。也就是说,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最不坏的方案,或者对这一点表示怀疑。

 

乔治·梅森和他们有些不同。

 

乔治·梅森也是拒绝在宪法上签字的人。他对联邦宪法草案的批评和否定几乎是全面的。大至众议院没有代议实质,参议员不是民选代表,联邦司法权力过大,议会权力含义广泛,小至总统没有宪法顾问,副总统既不必要又很危险等等。但他最得到广泛同情的一条意见,是联邦宪法没有宣布公民权利的条款,没有宣布言论和出版自由。人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连习惯法的好处也享受不到。因此,在他看来,这不但不是什么“最不坏”的方案,而简直就是“很坏”。

 

那么,乔治·梅森又是怎么回事?

 

七、限法之法才是法

 

62岁的乔治·梅森是弗吉尼亚代表。他是一个农场主,有300多名奴隶,但他本人却坚决主张废除奴隶制度。他曾经参与制定弗吉尼亚宪法,起草了其中的“权利法案”,从而使弗吉尼亚宪法成为最初13个邦的宪法中唯一具备权利条款的。对于他来说,权利法案比什么都重要。制宪会议既然否决了他增加权利条款的提案,他当然要拒绝签字。

 

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很多人都对联邦宪法缺少保障公民权利的条款不满。曾执笔起草《独立宣言》的托马斯·杰斐逊在巴黎公干,没有出席制宪会议,事后大声疾呼要进行弥补。法国的拉法耶特侯爵在看到会议主席乔治·华盛顿寄给他的联邦宪法文本后,也指出了缺少权利条款这一缺陷。拉法耶特侯爵是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的,曾在华盛顿的麾下当一名少将。他也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写第一稿),可谓“两个世界的英雄”。他的话,当然分量不轻。

 

那么,如此重要的条款怎么没有写进宪法呢?是那些“联邦主义者”不重视公民的权利吗?当然不是。在这一点上,“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并无分歧。分歧仅在于何为当务之急。在前者看来,最重要的是尽快建立“坚强之全国政府”,以免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陷入内乱、分裂和无政府状态。因此,费城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建国、制宪和授权。至于其他问题,只好以后再说。何况,在1787年,大多数的邦都已经有了自己的“权利法案”,明确保障个人权利。现在要做的,是对联邦政府授权。只要明确联邦政府的权限,它就不能做未经授权的事情。相反,如果一一列举应该得到保障的个人权利,反倒可能授人以柄:凡是没有被列举出来的,就是政府可以做的。这岂不是更糟糕?

 

应该说,这也不是全无道理,但是美国人民不同意。在他们看来,“个人权利”比所谓“国家利益”和“政府权力”更重要。因为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而人民则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没有个人,就没有人民,也就没有人民授权的国会和政府。而且,人们之所以要建立政府,正是为了保障每个个人的这些权利。这正是《独立宣言》的精神,也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精神。因此,许多邦(比如马萨诸塞)的议会在通过联邦宪法时,其决议都附上了要求增加权利法案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宪法不能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我们就宁愿不要宪法,也不要什么美利坚合众国。

 

联邦主义者同意了这一条件,力主增加这些条款的乔治·梅森也因此被看作是“权利法案之父”。于是,第一届联邦议会就有了一系列宪法修正案。这些法案分别列举了民众个人的一系列权利,声称这些权利无论如何必须得到保障,是政府和国会不能蚕食、侵犯、剥夺的。美国国会于1789年 9月25日通过了这10条宪法修正案,将其作为美国宪法的补充条款,并于1791年12月15日得到11个州(这时它们应该叫做“州”而不是“邦”了)的批准,开始生效。这10条法案通常称作“权利法案”,是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

 

第一修正案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即“联邦议会不得立法建立宗教,不得立法禁止宗教活动自由;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得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表达不满、要求申冤的权利”。这就是著名的“不得立法”条款。它用最简单最直截了当的语言规定,国会不得起草通过有可能侵犯民众个人基本权利的法律。

 

很显然,这一条款的矛头不是对准政府的,而是对准国会的。这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宪法正文中已经有过类似条款了。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九款规定,联邦议会“不得通过任何褫夺公权和追溯既往的法案”。紧接着,在第十款中,惜墨如金的美国宪法又重复了一遍,规定各州也不得通过这样的法案或法律。可见,这是美国宪法一以贯之的精神。


这样一来,不但行政机关要受到限制,立法机关也要受到限制。于是,我们就从中看出了民主与宪政的区别,──民主关注的重点是授权,宪政关注的却是限政。在宪政主义者看来,绝对的权力必定导致绝对的腐败和绝对的专制,哪怕这一权力来自人民或掌握在正人君子手里。民主和道德并不是绝对可靠的。民主完全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从而使“人民民主”变成“群众专政”;道德则很有可能导致“理想的暴政”,由理想中的“人间天堂”变成实际上的“人间地狱”。靠得住的只有宪政。因为宪政要考虑的问题不是授权,而是限权。它的任务,是把行政机关和民意机关的权力都尽可能地限制在不会侵犯公民权利、不会导致专政和暴政的范围之内。

 

联邦宪法其实已经体现了这一精神,比如三权分立,比如两院立法,比如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相互制衡等等。但美国人民还是不放心。他们强烈要求自己的宪法还必须明文规定,即便通过法案的条件完全具备,──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总统不否决,最高法院也不判其“违宪”,某些法案仍然不能成立,甚至不能考虑。比方说,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等等。美国人,在我的心目中一向是大大咧咧的。建国之初的美国人,给人的感觉也不过是蛮荒大陆上的乡巴佬。没想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竟如此较真!

 

那么,为什么不但政府的行政权要受限制,国会的立法权也要受限制呢?因为在法治国家(在法制国家也一样),法,尤其是宪法,有着极其崇高的地位。政府只能依法行政,民众也只能依法从事各种活动。政府和民众,个人和个人,在法律面前是完全平等的。但如果那法是“恶法”,我们岂非“平等”地受害?而如果立法权是无限的,立法单位岂不是会成为非个人的君王,其所立之法岂不是会成为非人格的暴君?暴君还有死亡的那一天,恶法却可能贻害无穷。这又岂能不防?难怪大大咧咧的美国人在这一点上不肯马虎。他们刚刚从大英帝国的统治下把自己解放出来,知道个人和政府、和法律对抗会是什么下场。因此,他们在建国之初就要求把自己最基本的权利毫不含糊地写在宪法上,哪怕法学家们认为这些权利原本题中应有之义,写出来纯属多余。

 

这就迫使我重新思考究竟何为法治,何为宪政。看来,法治决非简单的就是“以法治国”(更非简单的就是“依法治国”),宪政也不简单的就是“据宪行政”。更重要的是,宪政和法治首先要求宪法和法律本身合法,要求宪法和法律本身受限。这样看来,宪政就不但是“限政”,也是“限法”。也就是说,只有“限法之法”,才是“宪法”。

 

二百多年前那场争论,终于以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方式做出了结论,但由此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却仍然值得我们深思。我最感兴趣的,是在这一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原则和思路。宪法正文体现出来的原则和思路是:在人与法的关系中,法是第一位的;而在诸法之中,宪法是第一位的。第一修正案体现出来的原则和思路则是: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中,人民是第一位的;而在人民之中,个人是第一位的。这两种原则和思路看起来似乎相反,其实一致。因为第一种原则和思路中所说的“人”,是指议员、官员和法官。他们实际上是“国家”(政府)。国家必须服从宪法,而宪法之所以高于国家,则因为它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作为个人的公民第一位,作为公民集合体的人民第二位,保障公民和人民基本权利的宪法第三位,由宪法派生的法律第四位,由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国会、行政机构和法院最后一位。这就是美国人建国的思路和原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和实现《独立宣言》的思想: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


谢选骏指出:一看上文,就知道作者纸上谈兵,没有实际了解美国。因为美国的律师工作,绝对不是谈谈那么简单;也不是详细地了解法律条文、精巧地扣住法律进行辩论那么纯粹——美国的律师工作和政治斗争一样,需要寻找证据、甚至制造证据,也需要逃避证据、甚至消灭证据……因此我说,“美国是律师干出来而非谈出来的”。这个“干”,就包括了证据战争、证人战争以及他们背后的金钱战争甚至种族战争……所以司法战争和军事战争一样,都是靠金钱和人命支撑的。钱多不一定赢,没钱却一定输——正因为如此,美国司法系统乃至政治系统,才发展出极为复杂的游戏规则也就是“拳击规则”,尽量追求“司法正义”和“政治公平”——但是其核心乃是“干”,而非“谈”。这个干,当然包括谈,但绝不仅限于谈,而是同样也包括了街头抗争、暴力冲突,和关键时候的直接战争——例如恐吓、暗杀、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世界大战。只有打完了仗,律师才有用武之地,例如组成“国际战犯审判法庭”什么的。大家应该清楚——历史不是由律师创造的,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会严重误导中国呆子,徒然让他们在“维权”的道路上一条路走到黑,直到陷入了必然的绝境。


056美国试图逃离“大国蚁民”的宿命


网文《“以时间换取空间” 纽约客宁花90分钟通勤》(颜嘉莹纽约报导2017年11月16日)说:


纽约房价年年抬高,迫使年轻人以时间换取空间,搬离城市。像纽约这样美国一线城市的房价太贵,许多人宁愿住在较便宜的郊区,每日通勤上班。据统计,纽约居民平均每周的通勤时间超过6小时,在全美各大城市中通勤时间最长。


每天单程超过90分钟或更长的通勤时间,除了在大城市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全美也有愈来愈多州因为租金上涨,人们不得不搬离城市。更有许多人选择在家办公,省去风雪兼程的通勤时间。


纽约人通勤时间 6小时18分全美最久


根据纽约市主计长斯静格(Scott Stringer)2015年公布的报告,在全美30个大城市中,纽约人平均每周花六小时18分钟在通勤上,为全美最久;第二名的芝加哥平均通勤时间为五小时25分钟;费城以每周平均通勤时间五小时一分钟居第三名。


但全美并不只有这些城市的居民每天为漫长的通勤时间所苦。据统计,2010年到2015年间,每日单程花费90分钟以上的通勤人口数量急遽增加。交通专家和房地产分析师将责任归咎于持有房产者不愿搬离,更遵循“物以稀为贵”的原则抬高房价,让很多人无法负担,只能被迫搬到便宜的郊区,“以时间换取空间”。


纽约大学鲁丁运输政策与管理中心(Rudin Center for Transportation Policy and Management)城市政策教授莫斯(Mitchell Moss)说,“郊区已经黯然失色,真正的变化是人们直接从城市搬到内陆去。”这样的情况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更加严重,“金融危机的长期影响是人们不愿搬离,因为他们不知道经济是否会再次崩盘。”


房租涨幅 〉平均收入 不得不离开城市


分析师表示,愈来愈多人宁愿耗费长时间通勤,而自2010到2015年期间,房屋的平均租金上涨幅度高于平均收入水平,许多人不愿居住在城市里的现象,也反映出更多经济趋势。


知名租屋网站Zillow在2015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高收入者的通勤时间,过去十年没有太大变化,反而是低收入劳动者的通勤时间愈来愈长。虽然包括纽约州、麻州、华盛顿州、加州等地方政府都致力建设平价屋或政府楼,希望帮更多低收入户在城市中也能安居生活,但城市中腹地难寻、供不应求的现实只能说是杯水车薪,若想改善问题,还得找出问题的根本。


谢选骏指出:“改善问题,还得找出问题的根本”,那就是从沿海地区的超级城市直接搬到内陆的乡下。美国的这一动向,说明它正在努力挣扎,试图逃离“大国蚁民”的宿命。“大国蚁民”的宿命,已经抓住了许多国家,其表现形式就是“超级都市”的蜂窝状态。美国能够逃离“大国蚁民”的宿命吗?也许可能,因为互联网络的普及,正在使得这一逃离成为可能。而“大国蚁民”的宿命,正是全球政府的有力助手。逃离蜂窝城市,可能阻滞凯撒主义的蔓延。


057美国如此打造帝国的基础


罗马帝国和罗马共和国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中产阶级(自耕农)的萎缩、城市游民的大量增加。现在,随着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无形之中正在打造罗马帝国的坚实基础。同样的现象也以不同的形态发生在中国,那就是“大国蚁民”、“城市蚁族”的遍地开花。城市游民乃至全球游民(体现为难民潮)的泛滥,已经为全球政府的君临,备好了浸透人血的红地毯。


《“两个家”的通勤超人:我像过客 生活破碎》2017年11月16日报道:


“美国大城居,大不易”,催生一种“超级通勤人(super commuter)”现象,逐渐获得舆论的关注。


Philly.curbed.com近日登载一篇由Lola Arellano-Fryer所撰的个人经历。在费城购屋,于纽约工作,他已过了半年“超级通勤人”生活。摘译如下:


我幻想通勤的美好  可看没时间看的书


我在费城成长,大学主修历史,常搭火车到纽约逛博物馆,也常想着毕业后找工作要移居纽约。后来,我与当时的未婚妻决定定居费城市郊,我们都爱这个地方,买了房子,也累积了许多朋友。

我清楚最好的工作前景是在火车距离一个半小时的纽约,也在那找到一份艺术杂志的工作,开始幻想每天通勤的美好,可以看许多平常没时间读的书,可经常待在我最喜欢的机场、车站等,这些人类学家称为现代生活中“非地方(non-place)”的地方。

纽约中央车站每天挤满了各州到曼哈顿工作的通勤族。(Getty Images)


晨赴纽约晚回费城 在家时间都在睡觉


第一个礼拜,我每天一早6时搭美铁到纽约,下班后为了省钱搭平价巴士BoltBus,通常到家已是午夜。一周下来,发现所有在家的时间都是睡觉。我知道很多人能这样生活,但我没办法。

我改在布碌仑租房 每月约可省下200元

纽约往返费城不限次数月票要1339元,为了省钱,我决定在布碌仑租个房间,仅衣柜大小,月租650元,加上十张车票优惠价594元,每月约可省下200元。


每个周末回到费城 与妻聊聊这周的故事


我的每周作息:公司准许我周一在家上班,所以每周二早上6时半,妻子上班顺路送我到火车站,7时27分搭上车,车程约1小时20分,我通常在路上看书。周三至周五,不用早起赶车,我可以赖床。周五晚9时半回到费城,我通常与妻子在家门前喝啤酒,聊聊这个礼拜的故事。下周又是再一次轮回。


有人问起来自何处“介于纽约及费城之间”


这六个月来,我已培养起自己的时间感,听到“下一站纽瓦克”,就知道纽约近了。而看到某些铁道旁的广告看版,也能反应已接近北费。一次有人问我来自何处。我回答“介于纽约及费城之间”,对方兴奋高喊“你是新泽西人,我也是!”

原以为两个住处OK 但生活反而是破碎的


现在我什么东西都有两组,盥洗用具、偏爱的咖啡店,甚至床边读不完的书也各有一堆。在纽约时总觉得自己是过客,纽约像个“非地方”。


我原本以为,有两个住处没问题,但后来发现,生活不可能是双重,反而是破碎的。


谢选骏指出:这文作者的问题,是他还没有适应游民的生活。作为新时代的游民,他不应该有两组东西,而应该只有一套东西随身带着。这样,他就不会再有破碎的感觉了。这样他就会舒舒服服地生活在“非地方(non-place)”的世界中心啦。例如我自己就深有体会。旅行的时候,睡在车站和机场,比住在旅馆更有意思——因为不会孤独,且能看到形形色色的众生百态——这才是“真正地活着”、“彻底地活着”。


058无神论者的美国结局


美国无神论者协会(American Atheists)是一个美国的非营利活动组织。该组织旨在捍卫无神论者的公民权利,主张美国应进行完全的政教分离。该组织有面向大专院校、俱乐部以及新闻媒体的发言人。该组织已出版一些书籍。另外,该组织还拥有季刊美国无神论者杂志(American Atheist Magazine)。该杂志目前的主编为帕梅拉·威舍尔(Pamela Whissel)。该组织是由Madalyn Murray O'Hair于1963年创建的。她是推动废止美国公立学校的强制祈祷的人士之一。


网文《无神论者奥海尔》写道:


奥海尔(Madalyn Murray O’Hair)是上个世纪轰动美国的无神论者。她宣扬自己的信仰直率粗鲁:“这里没有上帝,这里没有天堂,这里没有地狱,这里没有天使。你死之后,埋于地下,那里的蛆虫啃咬着你。” 她对于教堂修女的攻击尖酸刻毒,不仅令淑女们掩耳,就是宽宏大量的基督也会气得脑充血,一阵眼黑,从云端栽下来。


“可怜而风干了的老女人们孤独地卧在蒲团上,幻想着基督在一天夜间现身,取走她们的处女膜。等到她们意识到基督不会来时,那处女膜已经不是处女膜——抱歉——那是一个塞子,没有男人可以打开,就算基督用木棍子捅都不行。”


她对于圣经的熟悉胜过许多教会人士,善于从圣经的字里行间捉上帝的马脚。在电视镜头前,语出惊人;和教会人士论战,大言不惭;写出文章,不论是笔下生花,还是笔下生疮,都让人呜呼啊呀。有人说奥海尔是个泼辣的“大嘴巴”(BIG MOUTH),奥海尔说自己是不可救药的“臭嘴巴”(BAD MOUTH)。


美国文化造就的无神论者


奥海尔愤世嫉俗,恨勇好斗,好像总是攥着拳头,随时准备出击。她的语言风格,使人们猜想她一定出身市井,教养不深,阅世不浅,属于闯荡江湖式的人物。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奥海尔出生于1919年,父亲是彼斯堡的一个钢铁业承包商,家里有数个男佣女仆,由专职司机伺候进出。少年时期,这个资本家娇小姐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去教堂里,她迷恋那里优雅庄严的音乐。


在学校里,奥海尔属于天才学生,她不断跳级升班,跳过三年级、五年级、七年级、九年级,十五岁完成高中学业进入大学。在大学她戴上了法学博士、哲学博士两顶学位帽子。顺手又摘取了精神病理学硕士,历史学硕士两面牌子。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海尔应招服军役,她的IQ测试值达到150,军方直接调她加入军官培训。1945年,她在盟军最高司令部做密码破译员(the cryptographic staff at the Supreme Allied Headquarters),军衔中尉。战后,返回大学继续深造。


随着奥海尔的知识愈来愈博深,她的精神却与上帝渐行渐远。后来完全变成一个无神论者。在五十年代时候,无神论者和共产主义分子被认为是异名同类,受到社会排挤歧视。奥海尔的汽车在街上会被涂鸦破坏;子弹会穿窗而过射进屋里;在街上,几个孩子一面揍着奥海尔的儿子一面喊:“嘿!基督爱着你呢,共产小子!”


感到生活压抑的奥海尔曾产生移民海外的念头,她悄悄到苏联大使馆申请移居苏俄,不幸被拒绝。多年后她才明白那不是“不幸”而是“有幸”。在苏联尽管可以不信基督,但是要不信苏共这尊神的话,后果更不堪设想。


申请移民失败,反而使奥海尔加强了正面直对社会的决心,随着麦卡锡时代结束,自由空气恢复,奥海尔放胆放言,以政教分离,信仰自由为旗帜,批判宗教对无神论者的压迫。


美国最可恨的女人


1960年,奥海尔起诉巴尔的摩马里兰学校教区(Murray v. Curlett),她指责公立学校让学生背诵圣经和祷告,违犯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类似的诉讼也发生在Abington学校。(Pennsylvania, Abbington School District v. Schempp,)这样,两个同类案件合并,交由美国最高法庭审判。1963年开始审理,奥海尔的两个儿子作为证人一起出现在法庭(Jon Garth, then 9, and Bill Murray, 16),陈述他们在学校被迫祷告以及受到同学和学校当局歧视的经历。最后,最高法院以8:1判定奥海尔胜诉,从此,美国禁止公立学校让牧师入校组织宗教仪式。


最高法院的判决在美国造成轰动,奥海尔也因此成为著名人物,赞扬她的人和攻击她的人两极分化,情绪激烈。1964年,纽约杂志《生活》把她列为“美国最可恨的女人”。奥海尔对这个恶名坦然接受,也毫不忌讳地自我介绍:我是美国最可恨的女人……

奥海尔得到全美国无神论者的支持,有人提议创立无神论者基金,奥海尔成为最有号召力的募款者。她成为“美国无神论者”协会主席(American Atheists),协会的徽标是一个原子核模型,大写字母“A”位于其中,表现了现代化气息和唯物主义精神。


奥海尔还创办无线电台,出席电视访谈节目,建立无神论者图书馆,出版杂志《无神论者消息》。奥海尔经常发表文章,鼓吹政教分离,信仰自由。她屡屡起诉美国政府部门实行有宗教倾向的政策,除去上述反对公立学校祷告案胜诉之外,其它均为败诉。有些案件,从立案开始就知道法官会驳回,没有开庭希望,她还是坚持走完法律程序。她不停地擂动无神论战鼓,有时不是为了打仗,只是在制造响声。无神论者从此在美国公开抛头露面,登上公众舞台,成为人权运动中一支新的力量。


和大儿子的决裂


1980年,奥海尔的大儿子比尔离家出走,宣布皈依基督教,并且指责他的母亲是一个罪恶化身。比尔追忆1963年他在法庭上的举动,归结为是母亲纵容的结果。他年幼无知,只是一个木偶。实际上学校当局对他没那么严重歧视,同学们对他也不算太粗暴。他很后悔那次在最高法院为母亲作证,使他成为母亲手里的一根木棒,把牧师赶出学校。


比尔在一篇文章里说:“从那次标志性的诉讼案件判决之后,三十年来,青少年暴力犯罪从万分之13.7上升到万分之40,少女怀孕从万分之15.3上升到万分之35,少年自杀率增加了4倍……其原因在于部分美国家庭离弃了上帝。”所以,他要做一名传教士,宣传福音,弥补以前在神面前犯的罪过。


比尔的背叛声明,对奥海尔来说是当头一棒,她的精神遭受猛烈一击。然而,奥海尔毕竟是奥海尔,她很快稳定情绪,立定脚跟,宣布比尔的背叛是不可饶恕的。她要和比尔彻底断绝母子关系,只当没生过这个儿子。声明中她还不忘记幽默一下:这是她亡羊补牢的措施,算是一个母亲的后天性堕胎。


从此,在奥海尔有生之年,再也没和比尔来往。母子二人各为自己信仰奋斗,互相抨击,如同宿敌。


惨遭杀害


1995年8月28日,奥海尔和她的小儿子乔恩及孙女茹宾(Jon Garth Murray, 40, Robin, 30)一起不辞而别,留在办公室桌子上的留言写着:奥海尔一家临时需要外出一段时间,归期尚不肯定。


茹宾是比尔的女儿,大儿子比尔背叛了奥海尔,可是孙女一直站在她这边,积极参与无神论协会工作,这给了奥海尔很大安慰。

人们很快发现,无神论者协会的全部基金70余万元也被提取一空。协会开始一片混乱。各种议论纷纷出现。其中最流行的推断,是奥海尔一家卷款潜逃,到海外享乐去了。一年以后,一位女记者说她在新西兰一家墨西哥饭店,看到奥海尔在悠闲地品尝墨西哥菜肴。奥海尔的敌人更乐意接受这种说法。可不是嘛!一个不信上帝的人,怎么会有高尚的品质?贪婪渎职,监守自盗,丑恶灵魂终于暴露了——似乎奥海尔的卷款潜逃,早在他们意料之中。


还是比尔对母亲了解,比尔认为,母亲从事无神论宣传虽然是一项罪恶,但是母亲不会侵吞无神论协会的基金,做出危害无神论事业的行为。接近奥海尔的人也说,奥海尔经常有出人预料的举动,但决不会偷走协会的钱。比尔希望警察深入调查,奥斯丁市(Austin)的警察不凉不酸地说:“人们失踪了,这不违反法律呀!”


圣安托尼奥的记者约翰(San Antonio, John MacCormack)觉得奥海尔的失踪不如舆论描绘的一样。围绕着这位美国最可恨的女人,故事后面还有故事。他发觉办公室的雇员戴维(David Water)很乐意向媒体提供奥海尔在海外消闲的消息,而戴维在奥海尔一家三人失踪之前,秘密和两位刚从监狱释放的暴力抢劫犯丹尼和加里(Danny Fry, Gary Karr)接触,丹尼从佛罗里达到奥斯丁市,并且住在戴维的公寓,而戴维却说不认识这个人。


约翰和另一位私人侦探合作,展开私人调查,他们很快发觉,远在达拉斯市的一名无头男尸,就是刑满释放犯丹尼。案情撕开了一角,此时联邦调查局FBI和国税局IRS也从不同角度切入案件,终于在2000年5月前,令案件水落石出:


办公室工作人员戴维串通丹尼和加里,绑架奥海尔一家三人。他们威逼乔恩合作,将无神论协会的基金全部提取出来,其中60万元,兑换成金币。这个过程花了一个月时间。财产到手之后,他们用塑料袋套在乔恩和茹宾头上,令两人窒息而死。奥海尔被戴维敲破脑袋毙命。因为奥海尔曾在文章里揭露戴维虐待自己亲生母亲,令戴维咬牙切齿,这次绑架劫财,杀人灭口,算是报仇了。


随后他们将一家三人碎尸,斩成小块放入桶里,运到一个冷僻农场埋掉。这些丧失人性的工作由丹尼和加里完成。待一切处理干净,戴维与加里联手,火并丹尼。他们用枪打死丹尼,将脑袋、胳膊去掉,躯干抛到达拉斯市附近的一条河里(Trinity River)。丹尼施之于奥海尔一家的血腥手段,转身就被同伙再施加于自身。


案件的凶残令人发指,在尸骨挖掘现场(Camp Wood),许多人对这一堆支离破碎的残骸不忍目睹。最后他们还是从一段金属关节的产品制造号码,辨认出奥海尔的遗骨,奥海尔生前做过股关节手术。


德克萨斯被惊呆了,全美国被惊呆了。一个改变了美国宗教信仰风景线的人,就这样凄惨地消失在地平线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奥海尔对宗教的火爆攻击,以及舆论对她卷款潜逃的污蔑等等——作为历史表层的覆盖,会渐渐风化。凸现出来的是奥海尔的思想和她的一些有哲理的论述:


无神论者以热爱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人来取代热爱上帝,一个无神论者认为:天堂是一处我们现在正为之工作、所有的人都可以享乐的场所——它就在地球上。一个无神论者认为:祷告是毫无用处的,人们只有靠激发自身内部的信心和力量去适应生活,抓紧生活,驾驭生活,享受生活。


“An Atheist loves himself and his fellow man instead of a god. An Atheist accepts that heaven is something for which we should work now—here on earth—for all men together to enjoy.An Atheist accepts that he can get no help through prayer, but that he must find in himself the inner conviction and strength to meet life,to grapple with it,to subdue it and to enjoy it.”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网文作者大概是奥海尔的粪丝,冒出来的大致属于溢美之词,但是即使如此,还是透露了事情的梗概——“丹尼施之于奥海尔一家的血腥手段,转身就被同伙再施加于自身。”——这就是无神论者的宿命。这是因为,无神论者没有底线,很容易走向自我中心的极端。无神论者可能爱别人吗?即使可能,那也是没有担保的,因为他们既然不信上帝,就没有力量可以阻止他们作恶了。例如,奥海尔连自己没有父亲的儿子都不爱,怎么可能爱其他人呢?她最后死的时候,还带走了自己的小儿子和大儿子的女儿,这样的结局不能说她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绑架和杀害她的凶手,正是她以前的同伙!因为知道她不可告人的秘密而讹诈她、绑架她、杀害她,明显是无神论团伙分赃不均的结果。这些无神论者,就是这样“适应生活,抓紧生活,驾驭生活,享受生活”的。奥海尔她自己活够了,却搭上了自己的儿子和孙女。三十多年,但报应还是来了。可悲。


要知道比较接近真实的故事,可看2017年的新片《美国最可恨的女人》(The Most Hated Woman in America ,2017)。


059美国苹果公司就像“不和的金苹果”


《为何苹果巨无霸对美国出口的贡献是零?》(2017-11-15 FT中文网)报道:


苹果在海外销售的产品,只增加中国出口却对美国出口毫无帮助;目前贸易统计方法已经过时,不适合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贸易形态。

苹果公司已经连续6年保持着美国上市公司市值冠军头衔。如果美国股市的牛市再持续几个月,苹果公司将成为第一个突破万亿美元市值的巨无霸。与那些远离民生让普通消费者一头雾水的高科技公司不同,苹果公司是凭借向全世界消费者兜售电脑,智能手机,智能手表甚至电视,来发家致富的。它的产品几乎遍布全世界每一个角落。毫不夸张地说,有手机信号的地方就有iPhone的使用者。

2015年苹果公司的年销售额达到2340亿美元,其中65%来自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与十年前相比,苹果公司的销售额增长了17倍。海外市场是苹果公司销售额快速增长的主要来源。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竞选连任时曾说,要依靠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在五年之内,让美国的出口实现翻番。毫无疑问,苹果公司的产品都是引领潮流的高科技产品。最近刚上市的iPhoneX已经用上人脸解锁技术。但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无论苹果公司在海外销售多少台iPhone,iPad和iMac,这些产品的销售对美国的出口没有任何影响。苹果公司每年海外上千亿美元的销售,对美国出口总量的贡献是零!中国的果粉每年在苹果产品上花费的上千亿人民币,也没有让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加一个美元,丝毫没有降低美国对中国的赤字。

为何苹果公司对美国出口的贡献是零?谜底就印在每件苹果产品的背面:“由苹果在加州设计在中国组装”。任何一个国家的出口数据都是由这个国家海关统计的。当货物运出国境时,海关工作人员把货物的价值记录为这个国家的出口。货物是否通过一国的海关,是统计进出口的基本原则。由于所有苹果产品都是在中国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美国海关只有从中国进口苹果产品的记录,没有任何苹果产品从美国出口到其他国家的记录。如果我们依据现代贸易统计数据,来分析苹果公司对全球贸易的贡献,就会得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当代爱迪生乔布斯创办的高科技公司,为中国出口立下了汗马功劳,为美国带来的只有令人烦恼的贸易赤字。

苹果公司在海外销售的产品,只增加中国的出口却对美国出口毫无帮助,这一令人匪夷所思表面现象的深层原因,是目前的贸易统计方法已经过时,不适合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贸易形态。自从现任CEO蒂姆.库克加盟苹果公司,苹果公司就开启了去工厂化的过程。利用全球价值链和贸易自由化的红利,苹果公司逐渐把产品零部件的制造,组装和测试,全部外包给日本、韩国。中国等地的公司,自己则仅仅专注产品研发,设计和销售。这种运营战略使苹果公司可以充分发挥技术和品牌优势,在知识产权法保护下最大限度地获得垄断利润。尽管苹果公司在全世界销售的都是有型的电子消费品,其本身早已演变为“无工厂制造商“(factorylessgoodsmanufacturer)。通过对最终产品产权的控制,苹果公司向全世界消费者销售的是附着在每件产品上的技术和品牌的附加值。

虽然美国贸易数据无法记录苹果公司在海外的销售额,苹果公司通过销售产品在海外市场上获得的收益,都被一一记录为美国企业在海外的收入,成为美国国民收入的一部分。苹果公司从海外获得的盈利,则支持着苹果公司股票价格不断创出新高,让美国的养老基金和持有苹果股票的美国居民赚得金钵满盆。苹果公司在海外市场获得的收益对美国国民收入的贡献,与出口汽车和大豆对美国国民收入的贡献是一样的。这些收益是外国居民对美国真金白银的转移支付。因此,没有把苹果公司从海外的收益算作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是已经过时的贸易统计的大错误。

高居不下的贸易赤字一直是美国总统和许多经济学家头痛的问题。面对7千多亿美元的赤字,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抱怨现行贸易体系对美国不公平。中国作为美国第一大贸易顺差国,时常被美国指责为“不公平贸易”实践者的代表。然而,如果把苹果公司的海外收益算作美国的出口,美国总体贸易赤字会有显着的改善,与中国的贸易赤字也会有显着的下降。

根据笔者的计算,2015年苹果公司利用其技术和品牌在海外市场获得的收益,如果计为美国的出口,可以让美国的贸易赤字下降7.5%。中国是苹果公司最大的海外市场。2015年苹果公司在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大中华地区的销售额是587亿美元。其中,苹果公司利用其智慧产权获得的收益为235亿美元。如果把这235亿美元算作美国的出口,美国对大中华地区的出口就会增加13.1%,与大中华地区的贸易赤字则会相应减少6.7%。

苹果公司仅仅是美国“无工厂制造商”的一个代表。美国的许多跨国公司已经进入了“无工厂制造商”时代,例如,全球最大的运动鞋制造商耐克公司也没有任何工厂,仅仅依赖品牌和产品设计获取收益。如果把所有美国“无工厂制造商”在海外获得的收益计算为美国的出口,全球贸易体系就没有特朗普总统想象的不公平,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也会大幅缩小。(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 邢予青)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从中国立场出发,没有看到苹果等跨国公司“国际吸血”的后果,对美国也产生了一种“厉鬼效应”,那就是造成了社会断裂。因为,大公司的财富都被少数人掌握了,而美国工人却失去了工作,中产阶级急剧萎缩,劳苦大众比例上升。这就使得美国社会充满了爆炸因素。在这种意义上,美国苹果公司就像古希腊神话中挑起了特洛伊战争的“不和的金苹果”一样,是灾难的开端!


060美国社会是无政府主义的楷模


《预算问题波及 美驻中使馆官网暂停更新》(2018年1月22日 转载)报道:


美国政府因预算问题陷入部份停摆,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今天透过微博宣布,大使馆官网及社群网站消息在状况删除前“不会定期更新”。中国网民对此反应各异,不少人出言讥讽,但也有人相挺。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今天中午透过新浪微博宣布,由于“拨款问题”未决,美国大使馆社交媒体推送将“不会定期更新”。在拨款问题未决期间,所有常规和紧急领事及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将照常执行。


这项宣布提到,有约在先的签证及美国公民服务申请人“应按约定时间出现”。除非有紧急的安全和安保讯息,在全面恢复运行前,使馆网站将“不会定期更新”。


北京消息人士告诉中央社记者,位在北京的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对中国民众的领事事务处理,截至今天下午暂未受到影响。


中国网民对美国大使馆这项宣布,反应各有不同。其中不少人留言,发表诸如“需要多少美刀(美金),给个数吧小编”、“你的工资还能发吗”、“Make America shut down Again”等讥讽言语。


也有网民看似嘲讽美国、实则反讽中国地说,“贵国人民要不要移民我们天朝(中国),别的没有,就钱多”、“只要说不给钱,就冻结中国官员在美国的资产,那么分分钟就有钱了”。


有网民则力挺美国说,“政府倒闭又咋(怎样),一样可以坚持为人民服务一百年!看好灯塔国(中国网民对美国的戏称)”、“民主的政府,他有自己的纠错能力。美国成熟的管理体系深入人心。就算停摆也不会对人民生活有很大影响”,但却招来不少立场相左者的辱骂。


谢选骏指出:政府停摆不会引起社会混乱,这说明美国社会是无政府主义的楷模。


无政府主义(英文:Anarchism),又译作安那其主义,是一系列政治哲学思想。其目的在于提升个人自由及废除政府当局与所有的政府管理机构。

英语中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sm”源于希腊语单词,意思是没有统治者。所以被翻译成中文时,根据这一最基本的特征译成“无政府主义”,也有文献音译为“安那其主义”。

无政府主义包含了众多哲学体系和社会运动实践。它的基本立场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其政治诉求是消除政府以及社会上或经济上的任何独裁统治关系。对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无政府”一词并不代表混乱、虚无、或道德沦丧的状态,而是一种由自由的个体自愿结合,以建立互助、自治、反独裁主义的和谐社会。

一如其他政治哲学思想,无政府主义包含不同的分支和流派。虽然他们都有着反对国家的共同特色,但却在其他议题上有着不同的立场,包括是否进行武装斗争、或以和平非暴力建立社会的问题上产生分歧,而在经济的观点上也有显著的差异,从主张财产彻底公有化的集体主义流派,至主张私人财产和自由市场的个人主义流派,政治光谱分布相当广泛。

无政府主义的弊端是“群龙无首”。即便社会各个环节都到了各归各位、互不侵犯、井然有序、调配周全的理想程度,而没有政府在内部的贯穿链接作用,就难发挥出社会的整体聚集力量。


社会起源


在信史前的狩猎时代,人类主要自发地以大家庭的形式聚居;没有所谓政府和国家,只有小规模的财富积累和劳动分工,也没有法令和统治者。无政府主义者主张这段时期为原始的无政府状态。

有人认为可以从道家圣人老子、庄子的作品发现无政府主义的宗旨,例如“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同样,无政府主义倾向也可以溯源至古代希腊哲学家的观点,比如斯多葛派哲学创始人芝诺,还有阿瑞斯提普斯,他说智者不应该为政府放弃自己的自由。之后的社会运动参与者包括中世纪的自由人(Freien Geistes)、再洗礼派教徒、英格兰的掘地者(Diggers)和激进者(Ranters)团体,也都被认为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概念。

最早的“无政府”的使用出现在前467年埃斯库罗斯的戏剧《七将攻忒拜》。其中,安提戈涅公主的哥哥波吕尼刻斯参与攻打忒拜,统治者因此禁止埋葬波吕尼刻斯的尸体作为惩罚,安提戈涅公开拒绝接受禁令,说“就算没有别人来,我也要自己埋葬他,并独自承担埋葬我的亲兄弟所带来的危险。对这种挑衅对抗城市统治者的无政府行为,我并不羞耻(ekhous apiston tênd anarkhian polei)。”

古希腊也被西方认为是首创了作为哲学思想的无政府主义,斯多葛派哲学家芝诺作出了这一贡献,他被克鲁泡特金称为“古希腊最好的无政府主义诠释者”。按克鲁泡特金的总结,芝诺“批判了国家万能、干涉和管制,并提出了个人的道德法则的重要”。在古希腊哲学体系之内,芝诺无政府自由社群的主张和政府论相对,后者的代表性表述为柏拉图共和政体和乌托邦。芝诺提出人有自卫本能,这让人变得利己,自然也相应的赋予了人类另一本能——社会性。像一些现代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他相信如果人们按照本能行事,就不需要法律、法院或是警察,不需要寺庙和公共偶像崇拜,也不用钱(赠品经济代替交换)。年代久远,我们只是通过引文支离破碎地了解芝诺的信仰。

16世纪欧洲的再洗礼派教徒往往被认为是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宗教先驱。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再洗礼派教徒“批判所有的法律,他们认为所有好人都被圣灵指引……以这个前提他们到达了共产主义……”。小说《Q》则描述了这一活动及其革命性的意识形态。1548年,埃蒂安·德拉博埃蒂(Etienne de la Boetie)写了Discours de la servitude volontaire(志愿性服从之道),一篇探究人们服从统治者的文章。17世纪英国内战时,掘地者中的Gerrard Winstanley则出版了一个小册子,提倡公社所有制、以小块耕地为单位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它也被认为是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先驱。

第一篇明确提出没有政府的文章是埃德蒙·伯克的《为自然社会而辩护》(1756年),他还匿名写过其他一些文章,但他声称那都是讽刺文学。尽管如此,一些学者怀疑伯克的声明是由于详尽论述的论点和文章的严肃性。1793年 威廉·戈德温出版了《对政治正义的评论》,其中他借批评政府发表他的自由社会的观点。有些人认为这是首次无政府主义论述,把戈德温称作“无政府哲学的创立者”。除了出于个人在面对外来侵犯时会自发联合,戈德温反对其它任何有组织的个人劳动合作,认为这会妨碍善行,他甚至反对管弦乐团。他是早期的自由主义支持者,支持个人私有产权,并定义它为一种“帝权,使每个人有通过勤劳获取产出的资格”。但直到这个时期无政府主义的运动仍未存在,而“无政府主义者”一词也仍然是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用以羞辱其他较激进派系的负面用语。


个人主义/利己主义


麦克斯·施蒂纳(英文名:Max Stirner)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一书中,主张一般社会所公认的制度—包括国家的概念、“财产是一种权利”的概念、自然权利的概念、和一般对社会的概念—都只是幽灵在脑海里作祟的幻象,主张“个人便是社会的本质”。他主张利己主义和一种形式的非道德主义,个人只有在切及他们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才会联合起来成为“利己主义者们的组织”。对他而言,财产只是由能力决定的:“知道如何去拥有它们、保护它们,那便是他的财产”并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内的,便是我的东西。只要我能显示出自己占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这个东西的所有人。”

施蒂纳从没有自称他自己为无政府主义者—他只接受“利己主义者”这个称号。不过他仍被许多人视为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反对国家、法律、和政府,同时他的理念也影响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对他的理念的解读有着许多分歧。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如本杰明·塔克都宣称受了施蒂纳的影响,爱玛·戈尔德曼也在演讲中宣扬他的理念。


个人无政府

 

个人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反抗集体主义的哲学思想,以及特别强调个人地位和个人自治权的无政府主义流派。个人无政府主义主要是在美国发展,他们最显著的特色是拥护对劳动产品的私人所有权。个人无政府主义也源自于一些欧洲的思想家,包括了威廉·戈德温、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王尔德、麦克斯·施蒂纳等人,不过个人无政府主义的大部分理论主要还是源自于美国的思想家如莱桑德·斯波纳、约书亚·沃伦 、本杰明·塔克、史蒂芬·皮尔·安德鲁斯、和亨利·戴维·梭罗等人的影响。个人无政府主义有时也被视为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分支,因此也被一些人称为“自由无政府主义”。其他19世纪的个人主义者包括了赫伯特·斯宾塞、史蒂芬·皮尔·安德鲁斯、维多·尤拉斯(Victor Yarros)。

个人主义的经济理论(互助主义)则是根基于劳动价值理论上,认为产品的价值是根基于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量大小所决定的,因此他们认为将一件商品的价格调高超过了生产的成本是不道德的,这也被称为“成本即为价格限制”理论。为了确保劳工能取得“产品的全部价值”,他们主张商品被收购时的价格应该与生产时的劳动程度相等。如此一来劳工们取得的价值便与劳动程度相等,而那些没有劳动的人则不会取得任何价值。这样一来雇主便无法透过雇佣关系从雇员的劳动中取得任何利益,以避免剥削的产生。而贷款所获得的利息通常被认为是高利贷的行为,因为这种收入被视为是不劳而获的。对个人主义者而言,来自利息、雇佣、和土地租金的利润只有可能在政府主导的“垄断”(强迫性垄断)和“特权”下才有可能产生,因为只有政府的力量才能限制市场的竞争并且集中财富于少数人手上。


美国个人无政府主义


美国个人无政府主义的背景可以追溯至美国革命,以及1794年抗缴酒税的威士忌酒反抗(Whiskey Rebellion),和其他在美国独立后类似的地区性反抗行动。社会契约论正当化了北美殖民地从大英帝国分离的举动,西部边疆的开拓者进一步延伸这个理论,主张开拓者们在以村庄为根基的小规模社区生活,这些郡和市镇应有权脱离美国联邦。虽然威士忌酒反抗被乔治·华盛顿平息了,西维吉尼亚州还是在美国内战时从维吉尼亚州里分离出来,维吉尼亚州则加入了脱离联邦的美利坚联盟国。

美国的个人无政府主义的特色是极为支持对于劳动产品的私人所有权,和一个竞争性的自由市场经济。在1825年,约书亚·沃伦参与了罗伯特·欧文所领导的社群主义实验,试图建立一个和谐的移民社区,但不久后实验由于众多内部的冲突而告失败。沃伦指责失败的原因是因为社群里的成员缺乏自我所有权,以及缺乏私人的财产。沃伦继续组织了几次在他看来是尊重“自我所有权”的无政府主义实验社区。在1833年沃伦撰写出版了The Peaceful Revolutionist期刊,一些人认为这是第一份无政府主义的期刊。本杰明·塔克称沃伦是“第一个阐述并公式化了无政府主义原则的人。”(Liberty XIV(1900年12月)

本杰明·塔克在认识了约书亚·沃伦和威廉·贝奇德·葛林后开始对无政府主义产生兴趣。他编辑并出版了Liberty期刊,从1881年8月至1908年4月为止,这份期刊被广泛认为是英语世界里所发行过最好的个人无政府主义期刊。塔克的个人无政府主义概念结合了许多理论家的概念:葛林的互助银行的概念、沃伦的“成本即为价格限制”的概念(一种非正统的劳动价值理论)、普鲁东的市场无政府主义、麦克斯·施蒂纳的利己主义、和赫伯特·斯宾塞的“平等自由的法律”概念。塔克强烈主张个人应有权占有他们劳动所得的产品为他们的“私人财产”,并相信应以市场经济来贸易这些产品。不过,如同其他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反对智慧财产的权利,也反对其他在土地和自然资源上的所有权,而支持所谓的“占有并使用”的概念。他主张在一个没有国家控制的真正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里,缺乏竞争的存在将能消除利润、利息、和租金的产生,并能保证所有劳工可获得他们劳动的全部成果。许多个人主义者(如塔克和尤拉斯)支持市场保护那些进行生产的劳工、占有并使用土地的农民。


无政府资本主义

 

无政府资本主义是以美国为根基发展的一种理论,主张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在这样的体制里将没有权力机构能禁止任何人经由自由市场提供各种服务—也就是那些在现代大多数政府都允许自由提供的服务,除了某些由国家垄断的服务如国防、对私人财产的保护(警察)、立法/管理机构(法庭)和环境的保护。由于无政府资本主义并不反对利润、租金、利息、或资本主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拒绝承认无政府资本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一种形式。一些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如西班牙的全国劳工联盟和英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联盟(Anarchist Federation)都明确表示反资本主义的立场。不过,一些学者的确将无政府资本主义看作是无政府主义的一种形式。

穆瑞·罗斯巴德综合了古典自由主义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观念,发展成为当代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理论。罗斯巴德派的无政府资本主义者相信私人财产只有可能是从劳工们生产的产品里产生,而这只能透过贸易、送礼、或抛弃的程序来进行转换。一些小政府主义者如艾茵·兰德和罗伯特·海因莱茵也影响了无政府资本主义。但绝大多数的无政府资本主义者都相信,如果没有了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绝不可能存在,因为若没有国家的阻挡,任何自由的社会将自然地而不可避免地发展出资本主义。也因此,罗斯巴德称“资本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最佳路线,而无政府主义也是资本主义的最佳路线。”

无政府资本主义通常根基于互不侵犯原则上,先行使用暴力便是在道德上错误的行为。这和正义战争理论(Just War Theory)类似,先行侵略是错误的,但报复的反击(同比例的)是被允许的。支持这种自然法原则的无政府资本主义者指出大多数人都能接受在个人层次的互不侵犯原则,但却无法接受其套用在政府的层面,也因此给予了政府一种超高道德的地位。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坚持应该将互不侵犯原则套用在政府层面上。其他的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则以功利主义的基础来解释,认为政府的垄断有着和其他垄断一样的缺点,例如昂贵却品质低下的公共服务。

一些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包括一些自由意志主义的历史学家,认为类似无政府资本主义的哲学在罗斯巴德之前便已存在,例如古斯塔夫·德·莫利纳里和奥伯伦·赫伯特(Auberon Herbert)。莫利纳里和赫伯特都曾明白拒绝无政府主义的标签,将无政府主义与当时盛行的社会主义流派画上等号。莫利纳里只自称为经济学家,赫伯特则自称为自愿主义者(Voluntaryism)。

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理论难题在于,如何在无政府的前提下维持资本主义体制。


无政府主义第一人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通常被认为是第一名自称无政府主义的人,他在1840年出版的《什么是财产?》一书中以此自称,因此一些人主张普鲁东是现代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创立者。普鲁东发展了一种以自发性秩序为根基的社会理论,称为互助主义(mutuellisme),在这种社会里,并没有类似政府的中央控制机构,使个体得以依照各自的意愿追求他们自身的利益。他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和既定宗教制度的反抗启发了许多之后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使他成为当时主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对普鲁东而言:

“资本……在政治领域上是和政府类似的东西……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政府或权力机构的政治、和教会在神学上的观点三者都是同样一种概念,以许多形式互相连结。攻击其中任何一者便等同攻击全部三者……如同资本对劳工的影响、国家对自由的影响、教会对心灵的影响一般。这种三位一体的专制制度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是有害的。压迫一个人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同时地奴役他的身体、他的意志、他的理性。”

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普鲁东著名的宣称“财产权是一种偷窃”,在书里他反对建立一种“财产权”(propriété)的制度,以避免财产所有人得以随意“使用和滥用”他们的财产—例如剥削劳工以求取利润。然而普鲁东的看法在后来完全改变,他改为宣称“财产权是一种自由”,认为个人能以财产权来抗衡国家的权力。表面上看来普鲁东的理论是自相矛盾的,但如同在他死后才出版的《财产权理论》(Theory of Property)一书里主张的,普鲁东“强烈地对比他所谓的‘财产’—依据平等和正义的原则有限制的运用资源、资本和产品的权利—与现代‘财产权’的形式”,但他最后也“承认了只有在所有权不受任何大小限制的情况下,自由才得以获得保证”。在这个理论基础上,普鲁东说:

“我们应该从哪里找寻对抗国家的制衡力量?只有财产才能办的到…完全的国家权利是与完全的财产所有权利相冲突的。财产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力量。”

普鲁东的互助主义根基于在工作场所、土地、和房屋上对于私人财产的对抗,主张这些东西应该被他们的使用者“占有”(“所有累积的资本属于社会的财产,没有人可以独占其所有权。”)同时他也反对共产主义,主张应该支付劳工报酬,但他也反对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如某人纯粹借由他人的劳动赚取利润)。他进一步主张劳工们应该“将他们自行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民主社会,所有成员应享有同等的身分,以免再次沦为封建制度”

普鲁东的观念影响了法国的劳动阶级运动,他的追随者也在法国的1848年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中相当活跃。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如彼得·克鲁泡特金则反对普鲁东支持劳动产品的“私人财产”(如报酬,或称之“劳动结果的酬劳”),而是主张由劳工们自由的分配产品。


普鲁东厌恶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观点。而巴枯宁原本还相当同情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了俄文。但之后巴枯宁也与共产主义断绝了关系,但他仍然保持中央集权的概念,成为无政府集体主义。无政府集体主义支持支付劳工酬劳,但仍坚持在革命后转型为共产主义体制的可能性,由共产体制依据每个人的需求来分配产品。巴枯宁的学生詹姆士·季佑姆(James Guillaume)将巴枯宁的概念写入论文里Ideas on Social Organization(1876):“当……生产的速度高过消耗的速度时……所有人将能从社会所储备的商品里拿取他所需要的部分,无须担忧匮乏;如此一来将能大幅提升自由而平等的劳工们的道德感,将能避免、或大幅减少滥用和浪费的现象。”

Joseph Déjacque是早期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之一,他也是第一个自称为自由社会主义(Libertarian socialism)的人。与普鲁东不同的,他主张“拥有产品的权利并不属于生产它的劳工,而是属于那些需要使用它的人”。

 

克鲁泡特金通常被视为无政府共产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在他所著的The Conquest of Bread和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里描绘出他的经济理想,克鲁泡特金觉得合作会比竞争更有益,主张合作是自然状态的现象。他主张借由人们自行“没收全社会的财富”来废止私人财产,并以一个由人们自愿组织、无阶层分别的网络来协调经济运作。他主张在无政府共产主义里“房屋、田地、和工厂都不再是私人财产,而是归属于公社或国家的。”而货币、工资、和贸易将会被废止。个人和团体将会使用并控制他们所需要的资源,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目标便是将“收割或制造出的产品分配给所有人,让每个人自由的使用他们。”除此之外,他重复的强调道(如其他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将不会强迫个人接受共产主义,主张“占有他们所能耕种的土地大小”的小耕农们、“居住在对他们人数而言大小适当的房屋”的家庭们、和“使用他们自己的工具或纺织机”的工匠们都能自由的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一些人认为无政府共产主义在占有和财产的观念上与普鲁东的一些理念类似。

其他重要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还包括爱玛·戈尔德曼、亚历山大·贝克曼、和艾力格·马拉泰斯塔(Errico Malatesta)。许多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也认同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目标。

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则厌恶将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融合。一些个人无政府者批评废止私人财产是和自由不相容的。例如本杰明·塔克在他出版的作品里批评无政府共产主义是“假冒的无政府主义”。


第一国际

 

在欧洲,1848年的革命招致了严厉的镇压。到了1864年,国际工人联合会——有时简称为“第一国际”成立了,联合了欧洲各地革命的流派,包括法国那些普鲁东和巴枯宁理念的拥护者、英国的工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由于它确实连结了各地激进的劳工运动者,第一国际成了相当重要的组织。

卡尔·马克思是当时第一国际里的领导人和委员会里的成员。普鲁东互助主义的拥护者则反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支持政治的节制(abstentionism)和小资产的拥有人。米哈依尔·巴枯宁在1868年也加入反对马克思的行列,结合了第一国际里反独裁主义的社会主义区块。首先,拥护马克思的集产主义劳工将第一国际推向更具革命性质的方向,接着第一国际开始分裂为两个派系,两派各自以马克思和巴枯宁为领导人。两派最明显的差异是在战略上的,围绕着巴枯宁的无政府集产主义者(依据克鲁泡特金的说法)“只在经济上直接与资本主义斗争,而不去介入在政治上的议会体制”。相反的马克思和其拥护者则专注于在议会政体的活动,并寻求一个有着中央领导和掌控的政党组织以进行斗争。

巴枯宁批评马克思的理想为独裁主义,并预言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夺取了权力,他们将会变得和他们所反抗的统治阶级一样糟糕。在1872年,第一国际中冲突达到顶点,马克思主义者靠人数优势在海牙大会 (1872)投票逐出了巴枯宁和巴枯宁主义者,并将第一国际的总部迁往纽约。这通常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冲突的由来。

许多现代左翼内部的争论都可以追溯回当初巴枯宁和马克思的争论,他们对于革命政党所应扮演的角色以及革命后的社会问题上产生分歧。许多左翼份子、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传统的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以领导革命的政党来组成新国家的概念,这一部分是因为历史上苏联的失败,也是因为这样的革命只是以一个新的官僚阶级来取代原有的独裁官僚罢了。


无政府工团主义是一种将劳工运动作为革命主要角色的无政府主义形式(“工团主义”一词源于法文syndicalisme,意味着“工会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主张建立革命性质的工会以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夺取对生产工具的控制、并以直接行动和总罢工等手段来推翻国家。无政府工团主义追求废止工资制度,并废止对生产工具的私人所有权—他们认为那是造成阶级分裂的原因。 在1871年的镇压后,法国的无政府主义再度出现,影响了Bourses de Travails自治劳工团体和工会。到了1895年,法国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CGT)成立了,成为第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主要运动。1914年后CGT开始远离无政府工团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采纳了合作主义。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后开始与马克思主义的第三国际合作。

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工会联盟在1870年代至1910年代间形成,最成功的是在1910年成立的全国劳工联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 CNT)。在1940年代前CNT是西班牙劳工阶层最主要的政治势力,在1934年拥有158万名会员,CNT在西班牙内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拉丁美洲的无政府主义也有着强烈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成分。拉丁美洲主要的工会联盟都采纳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计划,最显著的是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在葡萄牙、意大利、德国、和日本也有显著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CNT在1922年加入了国际劳工协会(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无政府工团主义为取代第一国际而创建的联盟,在欧洲和拉丁美洲等15个不同的国家有将近2百万名成员。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是在西班牙,由西班牙联合总工会(Confederación General del Trabajo, CGT)和CNT组成。CGT宣称拥有定期缴交会费的成员60,000人,并在选举中获得超过一百万张选票。其他活跃的工团主义运动还包括美国的劳工团结联盟(Workers Solidarity Alliance)和英国的团结联盟。具革命性质的产业工会主义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也依然存在,宣称拥有2,000名定期缴交会费的成员。


俄国革命


1917年的俄国革命对无政府主义的运动和理论都产生极大震撼。

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原本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政变。然而,布尔什维克很快就转过头来对付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左翼反对派,冲突在1921年的克伦斯塔叛变中达到顶点。在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被大量逮捕,或者转为地下组织,有的人则加入了掌权的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由内斯托尔·马克诺所领导的无政府主义农民军队在俄国内战中同时与白军与布尔什维克作战。

被驱逐出境的美国无政府主义者爱玛·戈尔德曼和她的丈夫亚历山大·贝克曼回到俄国后,与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一同见证了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和对克伦斯塔叛变的镇压,两人都在这时写下了他们对俄国革命的看法,以揭露被布尔什维克掩盖的真相。对他们而言,巴枯宁当初所预言的马克思主义掌权的后果可说是再真实不过了。

布尔什维克在10月革命和接下来的俄国内战中的胜利严重损害了国际间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许多劳工和激进份子将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当作是革命的榜样,共产主义的政党大幅成长,大幅削弱了无政府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运动。在法国和美国,主要的工团主义运动如法国总工会和世界产业工人联盟都重新进行组织,远离无政府主义的路线,向第三国际靠拢。

包括内斯托尔·马克诺在内的许多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流亡至巴黎,他们认为必须发展一种新形式的组织以与布尔什维克作区隔。他们在1926年发表了宣言,被称为“自由共产主义组织纲领”(Organisational Platform of the Libertarian Communists),被许多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支持,不过也被许多人反对。

这份纲领持续影响一些现代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他们相信无政府主义运动应该围绕着“理论的团结”、“战术的团结”、“集体责任”、和“联邦主义”的原则。以纲领为原则的团体还包括爱尔兰的劳工团结运动(Workers Solidarity Movement)和北美的东北部无政府共产主义联盟(North Eastern Federation of Anarchist Communists)。


在1920和1930年代,无政府主义与国家的冲突本质被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改变了。在许多情况下,欧洲的无政府主义面临不同的选择——是否要加入由改革派民主主义者和倾向苏联的共产主义者联合组成的人民阵线同盟以对抗法西斯主义。从意大利流亡的无政府主义者Luigi Fabbri对此说道:

“法西斯主义并非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政府而已,它如同其他所有政府一般使用暴力,它是所能想像中最独裁而又最暴力的政府。它代表了对权力原则的理论和实践的极度赞扬。”无政府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首先在意大利出现。无政府主义者在反法西斯的组织“Arditi del Popolo”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团体在意大利是无政府主义色彩最浓厚的一个,并且取得了多次的胜利,包括1922年8月在帕尔玛的堡垒击败了数千名法西斯黑衫党党员。不幸地,无政府主义提出的联合起来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呼吁被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们所忽略,直到后来大势已去。在西班牙,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CNT)最初拒绝加入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选举联盟,CNT的弃权导致右翼在选举中获胜。但在1936年CNT改变其政策,无政府主义者们投票支持人民阵线重新掌权,一个月后,统治阶层发动了政变,西班牙内战(1936-1939)爆发。

为了对抗军队的叛变,由无政府主义主导的农民和劳工们在武装民兵的支持下攻占了主要的城市巴塞罗那,以及其他面积广大的乡村地区,在乡村实行集体化。但最后法西斯主义还是在1939年获胜,无政府主义者在与斯大林主义者的斗争中也节节败退。CNT的领导阶层往往陷入混乱和分裂,一些成员参与政府导致极大争议。斯大林主义的军队也迫害反对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

自从1970年代以来,无政府主义者又开始与新崛起的新法西斯主义团体斗争。在德国和英国,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与激进的左翼马克思主义团体合作,一起对抗法西斯主义。他们主张直接以自身的力量与法西斯主义战斗,而不是依赖政府采取行动。自从199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产生类似的倾向。


无政府主义


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倾向于现世的文化,要不就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不过,一些宗教信仰里服从上帝的传统,也与服从国家和人治政府有着冲突。

基督教无政府主义相信没有任何权威能高过上帝,并反对世俗间的政府和国教的权威。他们相信耶稣的教诲以及早期基督教会的实践是无政府主义的,但在“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后便被腐化了。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相信耶稣所指示的“有人打你的左边脸颊,你就把右边脸颊也给他打”,坚持严格的和平主义。最知名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是列夫·托尔斯泰,他写了《上帝之国在你心中》一书,主张社会应该以怜悯、非暴力原则和自由为根基。基督教无政府主义也时常组织实验性的无政府社区。他们有时也会抗缴税赋。

除了基督教之外,佛教无政府主义以1920年代的中国影响力最为深远,代表性人物为释太虚,其思想受到了托尔斯泰和井田制度的影响。除此,佛教无政府主义在1960年代由盖瑞·施耐德等作家所复兴。

新异教主义则注重于环境保护和社会的平等,以及强调分权的自然状态,使许多新异教徒成为新异教无政府主义者。


行动宣传


由于许多引人注目的暴力行动包括骚乱、暗杀、暴动,和一些人采取的恐怖主义行动,无政府主义者时常被描绘为是危险而暴力的。一些19世纪后期的革命者鼓励政治上的暴力行动,例如进行炸弹攻击和暗杀国家元首。这类行动通常被称为“行动宣传”(Propaganda of the deed)。这一词的原本涵义是指做出示范性的直接行动,以鼓舞群众进行革命。不过行动宣传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非暴力的。

无政府主义者们并没有对使用暴力的效用和正当性有一定的共识,以米哈依尔·巴枯宁和艾力格·马拉泰斯塔为例,两人认为暴力是必要的,有时也是革命中的理想手段。但他们也指责单独的个人恐怖主义行为(巴枯宁, "The Program of the 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1869)和马拉泰斯塔, "Violence as a Social Factor" (1895))。

其他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则被看作是和平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彻底的非暴力。列夫·托尔斯泰的理念通常被视为基督教无政府主义(Christian anarchism),他便是著名的非暴力抵抗的拥护者。美国个人无政府主义者也强烈谴责行动宣传。


环境保护


自从197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开始专注于自然环境的保护上,生态无政府主义和绿色无政府主义。另一方面,支持自由市场的环境保护者认为大多数的环境问题都是因为公共灾难(Tragedy of the commons)和缺乏对财产权利的适当定义而造成的。两种说法都支持生态的多样性和永续性。生态无政府主义者通常以直接行动来对抗那些被他们视为是地球破坏者的制度。当中最突出的是1980年代的地球优先!运动,他们采取了占据树林以阻止伐木作业等行动。另一个重要的流派是生态女性主义,她们认为压迫自然界便等同压迫妇女。米哈依尔·巴枯宁针对社会生态学的著作、大卫·华生(David Watson)在杂志上的文章、史蒂夫·布斯(Steve Booth)针对绿色无政府主义的著作等都促成了绿色无政府主义和生态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运动。

原始主义(Primitivism)是西方哲学中一种主张回归工业时代和农业时代前的社会的思想。它发展出对工业文明的批判,批判人类的科技和进步导致人与人的疏离。这个理论在19世纪英国的卢德派(Luddite)破坏纺织机器的行动中展现出来,也在让-雅克·卢梭的著作里出现。原始主义也在地球优先!、收复街道和地球解放阵线等运动中发展。无政府原始主义主张许多“原始”和狩猎时代的社会都具有反独裁的本质,也因此是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中的社会。


文化现象


最容易在大众文化里代表无政府主义形象的,便是那些自称为无政府主义的名人,不过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仍拒绝聚焦于某些知名的在世人物以避免精英主义。以下的人物是一些相当突出的无政府主义者:

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教授诺姆·乔姆斯基

科幻小说作家娥苏拉·勒瑰恩

社会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

人种研究学教授华德·丘吉尔(Ward Churchill)

作家爱德华·艾比(Edward Albee)

作家罗伯特·安顿·威尔森(Robert Anton Wilson)—虽然威尔森的理念可能较接近左翼自由意志主义

图画小说家爱伦·摩尔(Alan Moore)

演员和作家汉斯·艾尔佛森(Hans Alfredsson)

终极格斗大赛(UFC)拳击手和冠军杰夫·孟森(Jeff Monson)

女性主义者、作家和评论家吉曼·基尔

在丹麦,哥本哈根的下城于1971年形成了一个自治形式的克里斯钦自由城。在大多数西欧国家的房屋和失业危机产生了许多的自治社区和开垦区。虽然他们并非全都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一些在德国的反新纳粹团体、和在法国及意大利的自治马克思主义暴动、境遇主义者、和自治论者的运动也将反独裁、反资本主义的思想进一步宣扬。

在许多风格的音乐里,无政府主义的主题开始流行,音乐开始与无政府主义相连结。当中最知名的是庞克摇滚,不过2013年来hip hop和民俗音乐也成为散布无政府主义理念的重要媒介。在英国,无政府主义与朋克文化相连结,Crass乐团便以其无政府主义及和平主义的理念闻名。


其他流派


无政府主义产生了许多折衷和融合的理论及运动。自从西方国家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社会骚乱以来,有许多新的运动和学派陆续出现。这些立场发展的规模大多相当有限。

后左翼无政府(Post-left anarchy)——后左翼无政府试图将自身与传统的“左翼”(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划清界限。也试图划清自身与一般意识形态的界线。后左翼无政府主张,无政府主义已经被固执的“左翼”运动和一些个别的议题(反战、反核能等等)长期附着而逐渐弱化。他们主张综合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以及一些在左翼环境以外的特定反独裁革命运动。主要的团体和个人包括Anarchy: A Journal of Desire Armed杂志,和杂志的编辑如鲍伯·布莱克(Bob Black)、哈基姆·贝(Hakim Bey)等。

后无政府主义(Post-Anarchism)——后无政府主义一词原本是由所罗·纽曼(Saul Newman)提出,指一种融合了古典无政府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思想。之后这一词的涵义被改变了,用以称呼包括自治主义(Autonomism)、后左翼无政府、境遇主义(situationism)和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在本质上后无政府主义反对那些有着一定宗旨和理念的共识。也因此人们很难判别后无政府主义的归属定义。但主要的思想家包括所罗·纽曼、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加达里(Felix Guattari)。

暴动无政府主义(Insurrectionary anarchism)——暴动无政府主义是革命无政府主义的一种形式,批判传统的无政府工会和联盟。暴动无政府主义提倡非正式的组织,包括小型的联系团体,以各种形式的反抗行动来进行斗争,以群众的组织作为基本架构,可以募集那些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但也遭受剥削的个人。


谢选骏指出:美国政府不断关闭一事说明,美国社会才是无政府主义的楷模。


061美国总统为何成不了暴君


《美国狂人渐成暴君!不效忠者难留》(2018年3月15日 转载世界视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怒炒国务卿蒂勒森,是狂人上任一年多以来被撤换的最高级别官员。一如既往,特朗普率先在Twitter发布消息,蒂勒森是在传媒查询时才知悉被炒。


蒂勒森“命不久矣”早在外界预期之内,首先是政策上的分歧。特朗普最近答应与北韩领袖金正恩会面,事前却未有谘询蒂勒森。另一方面,出身石油公司CEO的蒂勒森拥抱自由贸易,对特朗普悍然开展贸易战大不以为然。


蒂勒森胆敢“批逆鳞”亦是其“死因”之一。据报他去年在国防部会议上直呼特朗普“白痴”,特朗普反唇相讥挑战蒂勒森,要跟他一起做智力测验。同样重要的是,蒂勒森为人低调,未能好好适应华盛顿政圈的权力斗争,他在特朗普团队的“盟友”本来就寥寥可数,白宫幕僚长凯利差不多是唯一的例外,但“白痴风波”过后,凯利也认为蒂勒森“朽木不可雕”,拒绝施以援手。


政治从来都是跟红顶白,既然蒂勒森失宠有迹可寻,国务院官员以至驻外使节自然不会对这位弱势领导有多尊重。早前特朗普公布预算,国务院沦为削资重灾区,对蒂勒森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对于特朗普内阁再现人事变动,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批评,这显示特朗普管治不稳,担心削弱美国的对外威信。但不管外人如何评价,类似人事更迭,恐怕终特朗普一朝还将陆续有来。在他心目中,官员就跟公司员工差不多,要求看不顺眼者卷铺盖走人自然不过。特朗普曾表示,他喜欢白宫内有“冲突”,喜欢两派不同意见激烈辩论,然后由他作最后“圣裁”。当然,所谓“冲突”,所谓“不同意见激烈辩论”,很可能只是“引蛇出洞”的代名词,让那些异议者自我暴露,谁对特朗普个人效忠,谁就有得留低。


可以说,人事更迭频繁本来就是特朗普管治的最大特色,现在人们关心的是,继任的原中情局局长蓬佩奥同样是军人出身,特朗普内阁里的军方势力更盛,美国的对外政策会否进一步向鹰派靠拢,值得各方关注。


谢选骏指出:上文无知,因为“不知美国出不了暴君”。美国总统为何成不了暴君?因为他只能拿手下的官迷出气,而奈何不了升斗小民。但真正的暴君,则是官民通杀,甚至可以欺男霸女。如果美国少些官迷,总统只好辞职了事。呜呼哀哉。最要命的是四年一次的选举,到了后半总统就成了跛脚鸭,他哪里还有余力施暴于人呢。呜呼哀哉。美国总统怎么成为暴君呢。呜呼哀哉。除非,美国总统也成为终生执政,甚至成为世袭职务——那就是美国向帝国体制的转化,变成一个新的罗马帝国。


062美国总统也成了“民主”(人民的主人)了


《被开除的FBI副局长保留着录音 川普惨了》(2018-03-17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媒体17号报道说,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安德鲁·麦凯布(Andrew McCabe)保存了他和川普总统谈话的详细记录。


麦凯布几个月来一直受到川普总统公开批评;司法部长塞申斯在距离麦凯布退休还有两天的星期五宣布开除为联邦调查局工作超过20年的麦凯布。


塞申斯引用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向媒体进行未经授权的谈话,在多个场合——包括宣誓的情况下有不诚实行为”做为开除麦凯布的理由并立刻生效。


自今年1月休假的麦凯布一度是联邦调查局的第二把手。他本来打算这个星期天生日的那天退休,并且享受所有的退休福利。现在他被开除可能会损失一些或所有福利。


麦凯布星期五发表声明称他被开除是遭受“报复”,他说他被当作打击目标是因为“我在(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被开除的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和我的行动以及我目睹的后续事件。”


特别检察官穆勒正在调查2016年总统大选俄罗斯的影响以及川普竞选班子是否与俄罗斯有串通行为。他还调查川普总统的行动包括开除科米是否构成了妨碍司法。媒体报道说穆勒掌握了麦凯布与川普互动的详细记录。


麦凯布被开除不久川普总统发推文表示“这是一个民主的伟大日子”。


川普还称前联邦调局长科米是“道貌岸然的詹姆斯·科米“,并且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称麦凯布“知道FBI上层所有的谎言和腐败”。


科米星期六发推反驳说“总统先生,美国人民很快就能听到我的故事。他们可以自己判断谁值得尊敬,谁不值得尊敬。”


川普在2017年解除了科米的职务,科米也保留了他和川普谈话的记录。


科米2017年6月在国会作证时说他相信川普试图让他停止调查川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白宫官员散布谎言来掩盖开除他的真相。


2016年总统大选前几天,麦凯布的妻子吉尔·麦凯布——2015年维吉尼亚州参议院民主党候选人——被揭露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朋友,当时的维吉尼亚州长麦考利夫控制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收取了大批竞选捐款。

当时的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利用这一事件质疑联邦调查局在调查希拉里·克林顿私人电邮时是否能保持公正。联邦调查局后来拒绝对希拉里·克林顿提起刑事诉讼。


当时联邦调查局说麦凯布咨询过联邦调查局的道德事务官员,他和联邦调查局律师在涉及维吉尼亚政治事务的联邦调查局调查事务中采取回避制度。


但是有关的争议在川普2017年5月突然解雇了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后一直困扰着麦凯布。塞申斯在科米被解雇后任命麦凯布为代理局长。


谢选骏指出:川普把自己的决定说成是“民主的胜利”,这样一来,美国总统岂不也成了“民主”(人民的主人)了。不过好在,美国的议员还没有沦为“人民代表”——


《川普炮轰通俄门调查 同党议员发警告》(2018-03-18 中央社)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左)18日加大力道攻击“通俄门”调查,共和党重量级国会议员对川普提出警告,强调任何开除穆勒(右)的企图都将造成严重后果。(左图中央社档案照片;右图取自维基共享资源,版权属公共领域)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加大力道攻击“通俄门”调查,认为对他有偏见,不过火力没有针对特别检察官穆勒。国会议员则警告,若穆勒遭到开除,将会跨越“巨大的红线”。


法新社报导,川普一大早又是一阵推文,坚称穆勒(Robert Mueller)调查团队充斥对他有偏见的“冷酷无情”民主党人。


川普写道:“有任何一个人认为这样公平吗?根本就没有勾结!”他昨晚推文说:“穆勒调查这种事根本就不该开始。”


川普对穆勒调查的对抗日增,这是他发出的最新一把火。穆勒不仅锁定2016年总统大选时,川普阵营是否跟俄罗斯勾结,也在调查川普就任后是否寻求妨碍司法。


另外,川普也瞄准已遭革职的前联邦调查局(FBI)副局长麦凯比(Andrew McCabe)。


麦凯比的律师布隆威契(Michael Bromwich)对此毫不留情推文回应说:“我们不会对总统幼稚、诽谤、令人作呕而且虚假的推文一一回应。这些推文倒是证实了,他已破坏导致麦凯比去职的整个过程,并且使其不合法。”


就连共和党重量级国会议员今天都对川普提出警告,强调任何开除穆勒的企图都将造成严重后果。


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葛兰姆(Lindsey Graham)告诉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他(指穆勒)有一分证据办一分案。我认为,让他不受干扰做好自己的工作,这很重要。有此同感的共和党人还有很多。”


谢选骏指出:看来,美国目前还不会成为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感谢上帝。 


063第四美国进入司法议题


第四美国,是谢选骏提出的概念,指的是美国进入第四个“七八十年”的历史周期。


《美退休大法官:管控枪支应废除宪法第二修正案》(2018年3月28日 转载法广RFI 旧金山特约王山)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退休大法官史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27日投书《纽约时报》指出:如果想在枪枝管控方面获重大进展,就应该废除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


1791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Second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保障美国人民持有、携带武器的权力。尽管美国枪支泛滥,恶性枪案频发,但宪法第二修正案是拥枪派所持的法律依据。


史蒂文斯认为,废除宪法第二修正案之后,将可削弱“美国步枪协会”(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对于枪枝控管立法的阻挠,也可以让枪枝改革更有效率和长久。


现已97岁高龄的史蒂文斯,1975年获福特总统提名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2010年退休。史蒂文斯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期间,总共经历七位总统。虽然他是由共和党总统提名,但一直被认为是温和保守派,后来更偏向自由派。


对于宪法第二修正案当年立法背景,史蒂文斯指出:当时美国人民担心联邦军队可能对于各州安全带来威胁,让第二修正案因此诞生,这项修正案让有组织的民兵卫队得以存在,为各州独立自主提供安全保障,人民持有并携带武器的权力也不容侵犯。史蒂文斯写道:“而在今天,如此考量已经属于18世纪的遗迹了。


史蒂文斯指出,在华府以及全美各地的“为活命而走”(March for Our Lives)示威大游行应该获得尊重,年轻世代参与重大议题讨论,有助于订定能够减少学童遭到屠杀风险的立法。


谢选骏指出:第四美国,是谢选骏提出的概念,指的是美国进入第四个“七八十年”的历史周期。好像为了验证这一理论,美国最高法院退休大法官史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趁机提出:如果想在枪枝管控方面获重大进展,就应该废除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为第四美国进入司法议题,打开了大门。这是美国走向帝国体制的重大步骤。


《第四美国的诞生》

(The Birth of the Fourth United States)



谢选骏 评述


2017年第一版


(第一卷:特朗普帝国的崛起)


谢选骏全集第八十一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XI


The Birth of the Fourth United States


This book expounds the birth of the Fourth United States. Every country has a fundamental change every seventy or eighty years. There have been three stages during the past 24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1776; and they can be called "three United States". The first United States was Washington’s independence. The second one was Lincoln's reunification. The third was Roosevelt's superpower. Now the fourth United States has been born. All the Ancient mythologies, medieval philosophies, and modern science believe that new things would be born of chaos and whirlpool. Although no one understand so clear what is the mission of the fourth United States that has just been started, the vision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has caused deep impact. The finishing of 60 Presidencies means the starting of a new greater period. Will the changes caused by the birth of the fourth United States be greater than that by the previous three? After all, this is a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entire contents of this book are taken from the news review that the author has published on the Internet, including: the fourth United States,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President Trump, response of the nations,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social transformation, immigration competition, the United States & China, fronts of faiths, political skills, the media, the global world, summary of thoughts.


第四美国的诞生


这本书阐述了第四美国的诞生。任何国家每隔七八十年都会有一个根本的变化。自1776年美国成立以来,240年有三个阶段,可以称为“三个美国”:第一个美国是华盛顿的独立,第二个是林肯的统一,第三个是罗斯福的超强。现在,第四美国已经揭开了序幕。古代神话、中世纪哲学和现代科学,都相信新的东西会从混沌和漩涡中诞生,尽管第四美国的主题是什么,目前还没有人清晰地知道,但“让美国再强大”已经引起震撼。毕竟60次总统任期的结束,意味新的更大周期开始了,第四美国的诞生,引起的变故可能大于以往三个美国的诞生,毕竟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本书的全部内容取自作者在互联网上发表的新闻述评,包括:第四美国、历史转折、川普总统、各国反应、心理调整、社会转型、移民角逐、中国美国、信仰战线、政治技巧、新闻媒体、全球世界、思想总结。


前言


《无知即力量?》(保罗·克鲁格曼,2017年2月14日)说作者在亚洲旅行时,经常在机场看到有人举着牌子,写着“保罗先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姓在前,名在后,日本首相在国内被称为安倍晋三(Abe Shinzo)。如果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在接一位教授时犯了这种错误,是完全可以被原谅的。但如果美国总统在欢迎我们最重要的经济和安全伙伴的领袖时犯同样的错误就非常不能原谅。但这种事还真发生了:唐纳德·特朗普把安倍首相叫成了晋三首相。

保罗·克鲁格曼说据他所知,安倍没有称川普为唐纳德总统:

你觉得这事无关紧要?呃,如果这是个孤立事件,你可以这么说。但它不是。在过去三周里,我们在各个方面看到了可怕的一无所知。更糟糕的是,不管是白宫还是它在国会的盟友似乎都不觉得这是个问题。他们似乎认为,专业知识或对某个话题的基本了解是懦夫才需要的,无知就是力量。

我们在法律问题上看到了这一点:在一份被广泛引用的分析中,法律专家本杰明·维茨(Benjamin Wittes)将关于难民的臭名昭著的行政令描述为“被无能冲淡的恶意”,称它读起来“好像完全未被称职的律师审核过”——这是在法庭上败诉的捷径。

我们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看到了这一点:总统继续依赖一名似乎从右翼阴谋论者那里获得战略信息的首席顾问,且不提他与克里姆林宫那令人生疑的亲密关系。

我们在教育领域看到了这一点:教育部长贝茜·德沃斯(Betsy DeVos)的听证会表明,她甚至对最基本的问题都一无所知。

我们在外交方面看到了这一点。让国务院的某个人确保白宫把外国领导人的名字弄对有多难?显然是太难了:在弄错安倍的姓氏之前,英国首相特丽莎·梅(Theresa May)国事访问的官方日程多次把她的名字拼错。

在经济方面——呃,完全没人在家啊。本应提供技术专业知识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已经被从内阁降级,不过那也无所谓了,反正没人获得任命。还记得关于1万亿美元基础设施计划的那些讲话吗?如果你还记得,请你提醒白宫,因为它还没提出一丁点儿具体方案呢。

不过我还是不要对这位Twitter统帅太过苛刻了:在他的党内,对专业知识的鄙视很常见。比如,最有影响力的共和党经济学家不是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严肃学者——这种人其实很多——而是连数字都弄不对的著名笔杆子。

或者想想共和党目前对医改法案的恐慌。共和党内的很多人似乎震惊地发现,撤销奥巴马法案的任何主要部分都将导致数千万人失去保险。任何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都本可以在多年前告诉他们医改的各个部分是如何整合到一起的以及背后的原因。实际上,我们很多人都多次解释过。不过,称职的分析并不被需要。

那当然才是问题的关键。称职的律师可能会告诉你,你的穆斯林禁令违宪;称职的科学家会告诉你,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称职的经济学家会告诉你,减免税额不会没有成本;称职的选举专家会告诉你,并不存在数百万非法投票;称职的外交官会告诉你,伊朗核协议是合理的,而且普京不是你的朋友。所以,称职必须被排除在外。

在这方面,有人会说,“如果他们那么蠢,怎么会赢?”一个原因是,对专家——对不起,是“所谓”的专家——的鄙视引起了很多选民的共鸣。偏执并不是在选举中起作用的唯一黑暗力量,还有反智主义以及对“精英”的敌意——精英们认为,观点必须基于认真的研究和思考。

另外,竞选与统治截然不同。当新闻媒体把更多的时间用于报道对手的伪丑闻而不是对所有切实政策问题展开研究时,尤其如此。

但现在,他们要处理的是现实的事务,但各种迹象表明,掌管大权的人在各个方面对自己做的事情一无所知。

在某些方面,这种一无所知可能是好事:敌意的确可能被无能淡化。不只是在移民问题上的诉讼失败。共和党的无知把对奥巴马法案的突袭变成了泥潭,成百上千万人因此受益。人们对特朗普工作认可度的骤降可能帮助减缓独裁进程。

不过与此同时,谁在掌控大局?危机发生时,我们的顶层存在一个智识的真空。要警惕,要十分警惕啊。

……


谢选骏指出:保罗·克鲁格曼之所以会对“无知即力量”的现象感到震惊和迷惑,就是因为他不理解他所看到的实际上是一次革命。而一切革命,正如我所说的,不仅是一次死亡,而且还是一次诞生,而任何诞生,都出现在混沌和漩涡之中——远古的神话、中古的哲学、现代的科学,都这样认为。尽管第四美国的主题是什么,目前还没有人清晰地知道。但“让美国再强大”已经引起震撼,毕竟60次总统任期的结束,意味新的更大周期开始了。第四美国的诞生,引起的变故甚至会大于以往三个美国的诞生。毕竟,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本书所要阐述的是,任何国家每隔七八十年都会有一个根本的变化。美国从1776年到2016年已经建国240年,经历了三个美国:华盛顿的独立,林肯的统一,罗斯福的强权,现在,第四美国的诞生已经揭开了序幕。


谢选骏全集第八十一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XI


谢选骏指出:现在,我正在着手撰写《第四美国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Fourth United States)的第二卷:《特朗普帝国的覆灭》(The collapse of the Trump empire)了。这是一年前我在撰写《第一卷:特朗普帝国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Trump empire 2017年)的时候,我已经过构思完成了的。预计2021年出版。


064美国国务院再度遭到共产党渗透


《美国现在要把台湾给扶起来》(2018-03-29 美国之音)报道:


不久前美国国务院网站移除台湾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一事,曾经引起华盛顿及台北的争议,在《台湾旅行法》生效后,双方恢复原来的正常往来。不过有美国议员担忧,国务院将具有台湾“主权象征”的国旗“正式移除”的做法,可能创下危险先例,导致台湾更加被边缘化。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约霍(Ted Yoho)星期一在《国家利益》网上发表文章,呼吁终结这种边缘化台湾的做法,因为中国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还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在这种情形下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健康发展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而引领美台关系的外交官应该做的是“极大化”台湾赖以存在的灰色地带,而不是让正式移除台湾“主权象征”的做法成为先例,导致台湾在国际社会上被边缘化。


约霍表示,中国以统一为导向的一中原则,与美国“对于台湾是否为中国一部分没有定论”的一中政策,两者立场有显著不同,尽管在美国的一中政策下美国与台湾维持非官方关系,但台湾是“存在一个未定义的空间”,国务院有灰色地带可以操作,美台应该寻求扩大这种空间,而不是减少它,而移除台湾的旗帜限缩了这种灰色地带,损害了台湾,也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及美台共享的价值。

约霍说,即便看起来只是移除几张国旗照片档(flag.jpg)的小事,不过对台湾来说,任何涉及其地位的微妙意涵都具有重大影响,尤其在台湾正不断受到北京打压之际,移除国旗对台湾的尊严及国际地位都是一个打击,他担忧,这种举措是美国外交官做出的一种“思虑不周但却故意”的选择,国务院官员的说法,掩盖了他们在川普总统上任后,执行的是奥巴马政府批准的政策的事实。

约霍提到一个鲜为人知的备忘录,叫做“与台湾关系指导方针”(Guidelines on Relations with Taiwan)。他说,这个由国务院发布的不公开备忘录,控制了美台交往的重要层面,外界无法得知内容,甚至国会也一般看不到这个备忘录,但这个指导方针“为美台之间的外交互动设立规则与限制。”

约霍说,基于美台关系的独特性质,他得知国务院2015年发布的更新版“与台湾关系指导方针”,其中包括了一条新的规定,禁止在美国政府官网或互联网账号上展示台湾的“主权象征”,因此国务院代理东亚助卿董云裳(Susan Thornton)2月14日在国会确认提名听证会上,答复参议员鲁比奥(Marco Rubio, R-Fl)关于国务院网站为何将中华民国国旗撤除的问题时,她的说法就与事实不符。

董云裳说,美国不承认代表中华民国的国旗,因为中华民国并非是一个与美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美国的政策是“不在政府官网上显示中华民国国旗”,但约霍认为,与董云裳的说法正好相反,“看起来备忘录中的新规定,而不是长期政策,才是移除台湾的旗帜真正的原因。”

约霍说, “一个简单的网络历史存档搜寻”就可以发现,自2012年到2017年9月,国务院东亚事务局网上都展示了这个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图像,“要说一个领导美国亚太外交的办公室,竟然有5年时间都没有注意到这么明显的政策违规,这实在令人难以相信。”

约霍同时也指出,“没有美国政策”反对在政府官网上显示来自与美国无邦交地方的旗帜,因为“朝鲜国旗就在美国国务院官网上骄傲地飞舞着”。

在美国国务院官网的朝鲜网页上可以看到朝鲜国旗,网页上在关于美国与朝鲜关系的部分说,美国与朝鲜没有外交关系,瑞典驻朝鲜大使馆照管美国利益,并为美国公民提供有限的领事服务。

对于美台非官方关系的操作,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已退休研究员简淑贤(Shirley Kan)告诉美国之音,对美台高层接触的限制,是美国政府自我设限的结果,尤其是来自国务院的限制,而川普总统在3月16日签署的《台湾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则鼓励美台所有级别官员的互访,这是来自国会与总统的重要政治及超党派宣示,具有重要意涵。

简淑贤说,事实上美国国会议员或行政当局官员并不需要《台湾旅行法》就可以到台湾,早在有这个法律之前美国内阁级官员就访问过台湾,但是否这么做“一向是一种政策决定”。

她说,无论有没有《台湾旅行法》,最重要的是“与台湾关系指导方针”能够改变,“允许美国国防部自己决定”,是否派高级别将领或办公室主任级以上的高级官员到台湾访问,“无须国务院的书面批准”,这才是关键问题。

另外,关于董云裳出任亚太助卿一职的问题,在川普总统提名中情局局长彭佩奥出任国务卿之后传出可能有变,《华盛顿邮报》3月15日在一篇报道中称,在蒂勒森下台后,董云裳的人事案可能陷入困难。报道说,外委会成员参议员鲁比奥已经表明不支持董云裳的提名,希望彭佩奥上任后川普总统能提名别人出任这个职务。鲁比奥认为,董云裳在国务院服务期间削弱美国战略盟友,例如台湾,还淡化中国人权侵害及输出专制主义,宁可选择与北京的双边关系顺畅而不是平等互惠及现实情况。


谢选骏指出:依据上面的报道,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国务院再度遭到共产党渗透,因为它竟然挥舞共产党朝鲜的旗帜,而撤掉了美国二战盟友中华民国的旗帜。美国国务院上次遭到共产党渗透是在1940年代,导致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国务院再度遭到共产党渗透,是否会导致中国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极权阵营呢。看来,对于上述报道是否属实,确实需要进行深入的调查。


065一根筋的麦卡锡如何救了美国


《麦卡锡:救了美国却被自己人背叛》(阿波罗新闻网 2018-02-25 讯:作者:Conservapedia 译者:九喻)报道:


指控共产党对国务院(the State Department)进行渗透,以及联邦政府存在安全和忠诚上的风险,使得麦卡锡在1950年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原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


约瑟夫-雷蒙德-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1908年11月14日-1957年5月2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在1947年-1957年代表威斯康星州(Wisconsin)任职参议院。从1950年开始,麦卡锡成为挑战共产党对美国政府的渗透的最出名的公众人物。他指控有大量共产主义者、苏联间谍和同情苏联的人,在联邦政府内部从事削弱美国的阴谋活动。这一指控被包括解密的Venona文件(Venona files)在内的政府文件和听证会证明是正确的。最终,在共产党在内的麦卡锡的对手的有效运作下,他在参议院内受到非难。“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这个名词,在1950年特指暴露共产主义者的努力,后来很快被用到类似的教义性行为。


早年生活


麦卡锡出生并成长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农场,1935年获得Marquette大学(Marquette University)法律学位。他于1939年被选为威斯康星州历史上最年轻的巡回法院法官(circuit judge)。当麦卡锡接手法官职位的时候,这间法院积压的案子超过200件。他延长了工作时间,至少有十多次,过了半夜他的法庭还在开门受理案件,他还打破了很多官僚程序,从而很快的清理了这些积案。根据一份地方报纸的说法,麦卡锡法官“高效的伸张正义,他有很好的法律知识和判断力。”


军人生涯


尽管法官被免除了服兵役的要求,33岁的麦卡锡志愿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他在1942年8月入伍成为一名中尉(first lieutenant),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麦卡锡在所罗门群岛(Solomon Islands)服役,任职轰炸机中队(bomber squadron)情报官。他冒着生命危险,志愿作机尾机枪手,参加了许多战斗任务。麦卡锡在1952年荣获十字飞行荣誉勋章(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在30个月的从军期间,麦卡锡的表现得到他的直接上级和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Admiral Chester Nimitz)的一致称赞。尼米兹海军上将这样评价麦卡锡上尉的服役:


“(麦卡锡)1943年9月1日到12月31日期间在所罗门群岛服役,他作为情报官和轰炸机中队俯冲轰炸机机尾机枪手的表现是卓有成绩的。他参加了大量战斗任务,在正常工作任务以外,他还承担了航空摄影师的工作。他冒着敌人猛烈的防空火力,出色的拍摄了敌人火力位置的照片,在物质上为随后的轰炸作出了贡献。尽管腿部受伤严重,他拒绝去医院治疗,而是继续高效完成情报官的任务。他勇敢的表现在海军服役传统上也属于最好的。”


另外,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空军的副司令(Assistant Commandant of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少将Field Harris在给麦卡锡的信里说:

“亲爱的麦卡锡法官:我满意的告诉你,你在30个月的服役中卓越的表现,特别是在战斗区的表现,得到了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的赞扬。毫无例外,你服役其间所有的指挥官都对你的表现给予最高的评价。

海军陆战队不会忘记你的贡献。主要是靠你这样的优秀美国人的付出和牺牲,海军陆战队才能保持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时间、无论遭遇什么情况都能击败敌人的传统。

我对你的服务表达诚挚的感谢,希望你在今后的日子继续取得成功,并祝好运。”


最后,在麦卡锡的直接上级E.E. Munn少校的推荐信里,Munn少校不但称赞麦卡锡志愿承担机尾机枪手、情报员和航空摄影师的战斗任务,还特别提到他自己参加的轰炸任务。这包括遇到猛烈抵抗的区域,例如Kolombangara,Ballale,Bonis,Kara,Kahili和Buka。这封推荐信提到:“麦卡锡上尉一直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尽责,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最佳典范。”


美国参议员


指控共产党对国务院(the State Department)进行渗透,以及联邦政府存在安全和忠诚上的风险,使得麦卡锡在1950年进入了人们的视野。2月9日,在西弗吉尼亚(West Virginia)Wheeling的McClure饭店(McClure Hotel)的Colonnade Room,麦卡锡在演讲中说道:


“我手上有57个案件,牵扯共产党员或忠于共产党的人,但是他们仍然参与制定我们的外交政策。”麦卡锡开出了与这57个威胁相关的一个名单,并公开了名单上的几个名字,包括John S. Service,Gustavo Duran,Mary Jane Keeney,Harlow Shapley,和H. Julian Wadleigh。这些名字来自于“李名单”(Lee List),这个名单是由1947年众议院拨款委员会(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的检察官在审理未解决的国务院安全案件过程中拟定的,委员会的首席检察官是罗伯特-李(Robert E. Lee),这个名单是他负责准备的。


麦卡锡在1950年2月20日在参议员作了一场6个小时的演说,这个演说不断被怀有敌意的参议员打断,其中的4个人--Scott Lucas(打断61次),Brien McMahon(打断27次),Garrett Withers(打断22次),Herbert Lehman(打断13次)——一共打断演说123次,麦卡锡提出,有大约80人曾经在国务院、或者象“战争情报办公室”(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OWI)和“经济战争署”(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BEW)那样的战时单位工作。民主党人坚持要麦卡锡给出名字,麦卡锡回应说,“伊利诺伊州(Illinois)参议员大声要求我给出全部名字。我告诉他就我所知,那是不合适的。我没有得到关于这些人的全部信息……但是我有足够信息相信,或者他们是共产党员,或者他们给共产主义者极大的帮助:我可能错。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除非参议院要求我那么做,不然我不会把名字公开,但我愿意把名字提供给参议院的任何一个委员会,并愿意让委员会在办公时间监查这些人。有可能名单里的一些人是清白的……”


有些人说麦卡锡曾经宣称,“我手上有一个205人的名单--这些名字已经通报给国务卿,告诉他这些人是共产党员。”这个说法只涉及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Wheeling的那次演讲,而不是指他在其他城市所作的关于对美国政府的颠覆活动的演讲。205这个数字出现在另一个演说里。1950年2月20日,在参议院的一次演说中,麦卡锡正式解释了这个问题:


“我面前这封信,来自1946年国会记录的副本,A4892页。这封信的作者是前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F. Byrnes,1945-1947年在杜鲁门政府任国务卿)。信的内容是关于对第一批大约3,000人的监查。之后还会有多次监查。这只是一个开始。”


这封信是关于监查的第一组3,000人。总统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监查从战争部(War Department)的那些战时机构转到国务院来的雇员,我认为是个智慧的做法。这些战时机构有几千名背景特殊的人。伯恩斯国务卿在他的信里说道:根据行政命令,大约有4,000名雇员从各种各样的战时机构(例如OSS,FEA,OWI,OIAA)转到国务院,其中大约3,000人的背景经过了初级监查,结果285个人被你在信中提到的监查委员会认定不同意长期雇用,


也就是说,前国务卿承认,285人是有安全隐患的。他还说只有其中的79人被解除了雇佣关系。提到的571人里,一些来自这205人,一些来自之后的监查,但还没有解除雇用关系。我要说国务院的调查机构的工作很出色。文件显示,他们调查了很多细节以便发现共产党人。唯一的问题是,当调查机构正确的认定这些共产党人之后,国务院拒绝解聘这些人。我会给出具体的例子。”


麦卡锡指出,杜鲁门总统(President Truman)和民主党对共产党人软弱,甚至和共产党人结盟。杜鲁门反对麦卡锡的说法,杜鲁门不知道破译的“薇诺娜计划”(Venona project),该破译证实了叛逃过来的前共产党间谍Elizabeth Bentley的供词。

麦卡锡的支持度和受欢迎度在1954年初达到顶峰,1954年1月的一次盖洛普调查(Gallup Poll)显示,50%的受访人总体对他持正面看法。麦卡锡在“最受尊敬的人”里排名第四。1954年3月9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播出了爱德华-默罗(Edward R. Murrow)的攻击麦卡锡的电视片“See It Now”。


Venona文件


1995年,Venona文件的文本解密,更多苏联间谍在美国活动的详细信息得以披露。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是美国政府里少数几个了解Venona文件的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胡佛把Venona文件的信息透露给了麦卡锡。实际上,胡佛提供给了麦卡锡错误的信息,或无关的文件,以便给Venona文件里真正的嫌疑人的亲属、朋友或关系紧密的同事施加压力,威胁他们如果不合作,不透露他们可能知道的相关人员的活动和联系,就会把令人颜面扫地的信息公开。没有迹象显示麦卡锡意识到自己被胡佛以这种方式加以利用。


1950年2月7日,麦卡锡的Wheeling West Virginia演讲之前3天,胡佛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时说,反间谍“和处置犯罪案件的目的不同。对反间谍工作更重要的是确定间谍的联系人,间谍的企图,情报来源,以及联络方法”,“而拘捕和公开信息只是最后不得已的方式”。他总结说,“只有完全了解间谍网的活动,我们才会安全,因为那样我们就可以让他们的活动失去作用。”


有人说麦卡锡曾经声称,“我手上有一个205人的名单--国务卿知道这些人是共产党员。”这个著名的“名单”,正如人们知道的,一直都引起很多争议。205这个数字出现在麦卡锡和胡佛的一次口头谈话里,谈话是关于当时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的间谍嫌疑人。联邦调查局自己已经发现了5个二战期间活动在美国的间谍;叛逃的苏联间谍Elizabeth Bentley在此之上又加上了81个她知道的间谍;Venona文件是一个验证,一个有真实名字的完整名单已经出现在1957年联邦调查局的一份备忘录里,之后这个名单又有添加,总数是206人。


围绕这个题目一直有很多混淆。尽管最保险的鉴别间谍的文件--联邦调查局/Venona文件--使用了206这个数字,而麦卡锡在Wheeling演讲里只是提出共产党员和其他安全隐患,而不是间谍活动。一个美国共产党党员造成的安全隐患,并不必然意味着这个人曾经或正在从事间谍活动。Venona文件显示,还有大量的间谍没有被联邦调查局掌握。当人们问麦卡锡这个数字从哪来的,他指出来自“李名单”(Lee List)提到的安全隐患,胡佛曾尝试通过这个名单来找出已知的安全隐患对应的没有侦查出来的间谍代号。胡佛没有公开Venona文件已经发现的间谍。在1946年进行的联邦调查局和“军事信号情报服务部门”(Army Signals Intelligence Service)联合调查中,胡佛根据破译的Venona文件,用同样的办法让杜鲁门的一个心腹产生错误印象。胡佛报告说,一个可靠来源告知“华盛顿有一个大型苏联间谍网。”在间谍名单的14个名字里,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和Nathan Silvermaster名列其中。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Undersecretary of State Dean Acheson),名单上还包括其他令人不可接受的名字,从而降低了对希斯和Silvermaster指控的可信度,这实际上达到了他让人产生错觉的目的。于是,杜鲁门政府一直怀疑胡佛和联邦调查局用指控行政官员是苏联间谍的办法玩弄党派政治伎俩。


Venona文件明确给出了349个活动在美国的间谍的代号,其中包括美国公民,移民,永久居民,他们以不同方式与苏联情报部门合作,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发现。在麦卡锡领导的“调查委员会”(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PSI)的公开听证会上,有83个人使用了“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反对自我归罪权”(the fifth amendment right against self incrimination)。另外还有9个人依据宪法拒绝参加不公开的听证会,他们的名字都没有公开。在使用宪法第五修正案的83个人里,有几个人后来被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和联邦调查局认定是Venona文件里提到的苏联间谍。几个著名的例子是:


Mary Jane Keeney:联合国雇员,她的丈夫Philip Keeney在“战略服务办公室”(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工作;

Lauchlin Currie,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手;

Virginius Frank Coe: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分部主管(Director of Division of Monetary Research, U.S. Treasury);布雷顿森林会议技术秘书(Technical Secretary at the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illiam Ludwig Ullman:参加联合国宪章大会(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Conference)和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代表;

Nathan Gregory Silvermaster[26]:美国财政部采购分部主要计划人(Chief Planning Technician, Procurement Divisi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Silvermaster间谍网头目;

Harold Glasser:美国财政部驻意大利联盟高级代表处代表(U.S. Treasury Representative to the Allied High Commission in Italy)

参议院有关劳工权益的委员会“LaFollette公民自由委员会”(LaFollette Civil Liberties Committee)的4个工作人员;

Allan Rosenberg:外国经济管理局主管(the Economic Institution Staff, 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理事(Counsel to 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所罗门-阿德乐(Solomon Adler):任职美国财政部,去了中国并加入毛泽东政权(1994死在中国);

Robert T. Miller:泛美事务协调办公室(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美国国务院近东事务部(Near Eastern Divisi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苏联档案里的“Gorsky备忘录”(Gorsky Memo)也提到了他;麦卡锡指证案例第16号,“李名单”第12号;[27]

Franz Leopold Neumann:经济福利委员会顾问(consultant at 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战略服务办公室中欧部副主任(Deputy Chief of the Central European Section of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纽伦堡战犯法庭第一研究主管(First Chief of Research of the Nuremberg War Crimes Tribunal);也出现在苏联档案里的“Gorsky备忘录”(Gorsky Memo)里;

Laurence Duggan:美国国务院美洲共和国分部负责人(head of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ivision of American Republics);

Leonard Mins:战略服务办公室研究分析部俄国处(Russian Section of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Division of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Cedric Belfrage:英国安全协调部;《National Guardian》周刊创办人;

Gerald Graze:美国国务院;“李名单”第29号, Lee List#29,从苏联档案里的“Gorsky备忘录”得到证实,Stanley Graze的兄弟;

Sergey Nikolaevich Kurnakov:《每日工人报》(The Daily Worker,共产党机关报);

David Karr:战争信息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记者Drew Pearson的主要助手。

Venona文件证实了,参议院“民权委员会”(the Senate Civil Liberties Subcommittee)里至少有4个工作人员是克格勃间谍,这个委员会的前任主席是参议员Robert LaFollette, Jr.,他在1946年的选举中被麦卡锡击败。这4个克格勃间谍是:

John Abt,委员会首席律师(Chief Counsel)。

Charles Kramer,他还任职于其他3个国会的委员会。

Allen Rosenberg,他还任职于“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经济战争委员会”(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BEW),“外国经济管理局”(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FEA),后来他还曾在美国最高法院辩论案子。

Charles Flato,他还任职于“经济战争委员会”和“外国经济管理局”。

这4个间谍都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也是共产国际成员。

尽管有共产党渗入美国政府的前提是正确的,很多受到麦卡锡怀疑的人并不是间谍。近期学者发现,在1950-1952年期间受到调查的159人里,9人有来自Venona文件或其他来源的确实证据,证明曾经为苏联谍报部门服务。其他人虽然没有直接的间谍证据,但很多人被认为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


已知的安全威胁和忠诚隐患


1947年6月,“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提交给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一份秘密备忘录,请他注意国务院内部已经发展而且仍在发展的安全隐患。备忘录写道:

“有证据显示,有一个周密的、精心计算的方案,不但保护身居高位的共产党成员,而且弱化安全和情报保护措施。联邦调查局一份关于苏联对美国的间谍活动的初步报告指出,有很多国务院雇员卷入了间谍活动,其中一些人担任高级职务。”

罗伯特-李(Robert E. Lee)是拨款委员会的主要调查员,负责准备这份名单。“李名单”使用了数字而不是直接使用人名,这个名单在委员会内部发表。

这个备忘录里列出了9个国务院官员,指出他们“只是国务院雇员里的几个代表,国务院里有几百名这样的雇员,他们受到保护并允许继续工作在那里,尽管事实上他们对国家安全构成明显的威胁。”到6月24日,有10个人的名字被从名单上去掉。但是从1947年到麦卡锡发表Wheeling演讲的1950年2月,国务院没有因为忠诚和安全原因解雇任何人。而在政府其他部门,在1947-1951年间,因为忠诚原因就有超过300人被解职。

尽管不是全部,但麦卡锡参议员提出的大部分案例,都来自“李名单”或李议员在1947年为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整理但是还没有解决的国务院安全案例的“108人名单”。Tydings委员会(The Tydings subcommittee)也有一个名单。除了上面已经列出的Venona文件证实的间谍以外,还有一些麦卡锡参议员指证的安全和忠诚隐患被证明是正确的:

Robert Warren Barnett夫妇,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48号和49号,李名单59号。

Esther Brunauer,美国国务院;麦卡锡名单47号,李名单55号。

Stephen Brunauer,美国海军,爆炸物研究部门的化学家。[38]

Gertrude Cameron,美国国务院,信息和编辑专家;麦卡锡案例55号,李名单65号。

Nelson Chipchin,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23号。

Oliver Edmund Clubb,美国国务院。

John Paton Davies,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

Gustavo Duran,美国国务院,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助手,联合国社会事务部文化活动分部主管(Chief of the Cultural Activities Sec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pad Erdos,美国国务院。

Herbert Fierst,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1号,李名单51号。

John Tipton Fishburn,美国国务院;李名单106号。

Theodore Geiger,美国国务院。

Stella Gordon,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40号,李名单45号。

Stanley Graze,美国国务院情报部门;麦卡锡案例8号,李名单8号。Stanley Graze的兄弟Gerald Graze被克格勃档案证实是间谍。

Ruth Marcia Harrison,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7号,李名单4号。

Myron Victor Hunt,美国国务院;麦卡锡名单65号,李名单79号。

Philip Jessup,美国国务院,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军事政府事务和管理海军学院副院长(Assistant Director for the Naval School of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派驻联合国代表,无任所大使(Ambassador-at-large),太平洋关系研究所主席(Chairman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Research Advisory Committee);麦卡锡案例15号。

Dorothy Kenyon,纽约市法官,美国国务院任命的派往联合国妇女状况委员会的代表(U.S. State Department appointee as American Delegate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Leon Hirsch Keyserling,哈里-杜鲁门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President Harry Truman's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Mary Dublin Keyserling,美国商务部(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Esther Less Kopelewich,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24号。[59]

Owen Lattimore,共产党控制的“太平洋关系研究所”(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董事会成员,“太平洋关系研究所”期刊《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编辑。

Paul A. Lifantieff-Lee,美国海军部;麦卡锡案例56号,李名单66号。

Val R. Lorwin,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54号,李名单64号。

Daniel F. Margolies,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41号,李名单46号。

Peveril Meigs,美国国务院,美国陆军部;麦卡锡案例3号,李名单2号。

Ella M. Montague,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34号,李名单32号。

Philleo Nash,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哈里-杜鲁门总统的顾问。

Olga V. Osnatch,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81号,李名单78号。

Edward Posniak,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77号。

Philip Raine,美国国务院,地区专家;麦卡锡案例52号,李名单62号。

Robert Ross,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32号,李名单30号。

Sylvia Schimmel,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50号,李名单60号。

Frederick Schumann,美国国务院合同雇用的讲师,威廉大学(Williams College)教授;不在李名单上。

John S. Service,美国国务院。

Harlow Shapley,美国国务院任命的派驻联合国UNESCO代表,National Council of Arts, Sciences, and Professions主席。

William T. Stone,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46号,李名单54号。

Frances M. Tuchser,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6号,李名单6号。

John Carter Vincent,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2号,李名单52号。

David Zablodowsky,美国国务院,联合国出版部主管;麦卡锡案例103号。

莫罗在《See It Now》电视节目中对麦卡锡参议员的攻击

对麦卡锡参议员最著名的攻击之一,是由爱德华-莫罗(Edward R. Murrow)主持的电视系列记录节目《See It Now》的一集,播出时间是1954年3月9日。到莫罗制作这集攻击麦卡锡的电视片的1954年,对麦卡锡的猛烈攻击已经持续了几乎4年。根据麦卡锡传记作者Arthur Herman的记录,莫罗和他的工作人员花了2个月时间精心编辑画面,以便把麦卡锡包装成最坏的形象。没有一个镜头以正常工作状态展示麦卡锡。不像莫罗宣称的那样,这部电视片“根本不是一个报道,而是全方位的攻击,使用的手法恰恰是批评人士指责麦卡锡的‘捕风捉影’。”

电视片大部分镜头都是麦卡锡处于最不雅观的状态,包括“打嗝,挖鼻孔”。在这些镜头里,麦卡锡指责民主党“背叛美国20年”,因为民主党政府在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和波茨坦会议(Potsdam conference)上对共产主义苏联让步,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ACLU)描绘成“为共产党服务,做共产党的工作”,斥责Zwicker将军,因为Zwicker宣称他会保护其他在军队里提升共产党的将军。莫罗把五角大楼密码室雇员Annie Lee Moss描绘成麦卡锡的无辜受害者,尽管后来证实,联邦调查局因为她和共产党的关系警告过军队和民事服务局。

甚至一些麦卡锡的批评者都被莫罗这部一边倒的电视片激怒了。Commonweal的 John Cogley多年来一直反对麦卡锡,他“毫不留情的抨击莫罗和电视制片人颠倒事实,筛选镜头。”Cogley指出选择另外一些镜头可以很容易的把麦卡锡包装成非常正面的形象,进而警告这种不当利用电视的方式。他和另一个《Saturday Review》的反对麦卡锡的人都认为,“那不是个令电视新闻业感觉自豪的时刻”。

为了迎击负面宣传,麦卡锡在1954年4月6日出现在《See It Now》节目,说明自己干的工作,以清除莫罗的节目造成的误解。麦卡锡指出他的委员会“把为苏联服务的共产党清除出政府和要害军事部门。”他还说,“比如,238人接受公开检查;367人在执行程序内接受检查;84人拒绝就与共产党相关行为作证,因为如果他们说出事实,可能会进监狱;24人因为共产党背景被解除从事机密、超级机密材料的工作,是我们的委员会揭露了这些人。”麦卡锡还指出莫罗的左派背景,以及他之前与共产党组织的关系。

莫罗的报道,同一年电视转播的“军队-麦卡锡听证会”,和持续4年的反麦卡锡媒体的报道,是导致全国民意转而反对麦卡锡的主要原因。然而,著名主播Eric Sevareid说,莫罗的攻击“来得很晚。年轻人回头读那段历史,以为媒体里只有一个人挑战麦卡锡,这让很多人感觉不好,包括我自己,因为那个节目其实很晚才出现。”

甚至莫罗也不承认自己在麦卡锡的受欢迎度下降上起了那么大的作用。他宣称,“上帝啊,我没做什么事情。(《时代》杂志专栏作者)Scotty Reston和很多其他人写和我一样的内容,说一样的话,长达几个月,长达几年。我们跟在后面。”

不管怎么样,尽管《See It Now》节目出现的很晚,尽管这个节目制造假象,反麦卡锡的历史学者还是把功劳归给莫罗,认为在打击麦卡锡从事的消除美国政府的安全威胁的工作上,莫罗起了主要作用。


遭到的谴责和Watkins委员会


尽管麦卡锡参议员在几年前就受到了来自左翼自由派和共产党人的不计其数的充满偏见、无法证实的攻击,正式谴责并试图把麦卡锡从委员会主席的位置上除去的有组织的努力,开始于1954年3月。


参议院里的反对


1954年3月9日,来自佛蒙特州(Vermont)的保守派反共参议员、共和党人Ralph E. Flanders发表了一次演说,批评麦卡锡参议员所谓“把与共产主义的战斗引向错误的方向”,以及他在“使我们在世界上失去尊重”上扮演的角色。Flanders认为美国应该更加关注外面发生的“共产主义势力在世界各地的令人担心的扩张”,而那种扩张将使美国和加拿大成为“自由世界的最后据点。”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政府的内阁官员让Flanders“释放”,而艾森豪威尔总统给Flanders留了一个对他的演讲表示感谢的条子,但并没表示反对或赞成。在1954年6月1日的演讲里,Flanders强调了苏联如何在没有消耗自己的资源和人力的情况下在亚洲取得军事成功,还说美国“是共产主义通过经济手段进行征服的另一个例子。”他补充说,“共产主义独裁和法西斯主义独裁的一个标志就是全体被统治者都互相监视。”Flanders对参议院说,麦卡锡的“反共手法和希特勒给无助的少数派心中植入恐惧的手法完全类似”;他指责麦卡锡散布“分裂和迷惑”,还说“如果麦卡锡是为共产党工作,那他干的就不可能更漂亮了。”

1954年6月11日,Flanders发起提案指控麦卡锡“行为失当”,要求他离开委员会主席的位置。在接受了John Sherman Cooper参议员、J. William Fulbright参议员和左翼自由派的“有效国会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an Effective Congress)法律顾问的意见后,他修改了提案以便与“之前的谴责动议一致。”提出了谴责动议之后,Flanders就没有参与负责这项谴责动议的Watkins委员会组织的听证。麦卡锡对Flanders没有什么个人怨恨,有报道说,在听证会开始之后,麦卡锡还接受了他的邀请和他共进午餐。


Watkins委员会


终于,麦卡锡被指控有46项行为不当,为此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评估这些指控,委员会主席是参议员Arthur Watkins。这是5年来对麦卡锡进行的第5次调查。这个委员会于1954年8月31日开始调查。经过2个月的听证和分析,委员会只对最初提出的46项指控里的2项指控建议进行谴责。对其他指控都认定不成立。

1954年11月8日,参议院就这2项指控召开特别会议进行辩论。这2项指控是:

1)麦卡锡在1952年“没有与‘参议员权利和选举分委员会’合作”,在一项旨在把他逐出参议院的提案上配合就他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某些方面展开的调查。

2)在一次主持参议院质询时,麦卡锡对Ralph Zwicker将军“表现过分”。

关于Zwicker将军的指控被参议院否决,因为认定麦卡锡的做法有可能是由Zwicker自己当时的表现“引发”的。很多参议员感觉军队表现出对委员会主席麦卡锡的敌意,他们不顾麦卡锡在1954年2月1日写给他们的信件,而在第二天让Irving Peress荣誉退伍。因此,参议院作出结论,麦卡锡在2月18日对Zwicker的行为没有违规。

于是,关于Zwicker将军的指控在最后一刻被放弃,代之以如下的指控:

2)麦卡锡把“Watkins委员会”称为共产党的“愚蠢的女佣”,把参议院特别会议称为“私刑聚会”,“表现不合参议院伦理原则,有可能让参议院蒙羞,阻碍参议院的宪法程序,损害其尊严。”1954年12月2日,尽管有十几名参议员告诉麦卡锡他们不愿投票反对他,可是因为面对来自艾森豪威尔政府和两党领袖的巨大压力不得不投票反对他,参议院最后以67:22票通过“谴责”麦卡锡在两项指控上的行为。民主党参议员全部支持谴责麦卡锡,共和党一半支持,一半反对。


对谴责案的分析


人们批评对麦卡锡的谴责案是企图消灭参议院里调查美国政府的安全和忠诚风险的最响亮声音。如果仔细检查这两项对麦卡锡的指控,会发现它们都存在重大问题。

先分析第一项指控“没有与‘参议员权利和选举分委员会’合作”,事实是那个分委员会从没传唤麦卡锡,而只是“邀请”他去作证。这个分委员会里的一个参议员和两个工作人员因为对麦卡锡的不诚实表现先后辞职。在这个分委员会1953年1月2日最后的一份报告里写道,他们调查的事件“因为1952年的选举而变得无法决定。”直到那时的整个美国历史,还没有任何一名参议员因为在前一届国会期间的行为或没有接受作证“邀请”而被惩罚。因此,对麦卡锡的第一项指控完全是骗局,是意图损害麦卡锡的造势行为。

第二项指控比第一项指控问题更大。麦卡锡因为自己在参议院外发布的对“Watkins委员会”和参议院特别会议的批评意见被谴责。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World Report)1957年6月7日那期杂志上,David Lawrence在社论里指出,其他参议员指责麦卡锡在宣誓下撒谎,接受不当金钱,从事选举欺诈,诽谤,作出错误指证,要挟勒索,为共产党服务,与Roy Cohn和David Schine的“个人关系”有问题。然而,这些参议员从没受到“表现不合参议院伦理原则”或“损害参议院尊严”的谴责。只有麦卡锡被要求对自己说的话承担责任。


最后的日子


麦卡锡继续追查身居美国政府高位的共产党,但是他的权力和调查力度被严重削弱了。在1954年共和党失去对参议院的控制之后,作为少数党成员的麦卡锡不得不依赖公开演讲,来继续提醒美国大众共产主义的威胁。在之后的两年半时间里,他做了一系列重要演说。

1957年1月,麦卡锡夫妇领养了一个女婴,起名Tierney。不幸的是,几个月之后的1857年5月2日,麦卡锡因急性肝炎死于Bethesda海军医院,终年48岁。

麦卡锡被以国葬待遇安葬,70名参议员参加了他的葬礼。麦卡锡是17年里第一个葬礼在参议院举办的参议员。几千名大众在华盛顿特区向他的遗体致敬,估计有超过3万威斯康星人到他的家乡Appleton的圣玛丽教堂(St. Mary's Church)对他表示敬意,神职人员在超过1百名牧师和2千名大众面前举行庄严宗座安魂仪式。3名参议员George Malone,William E. Jenner和Herman Welker,把麦卡锡的灵柩从华盛顿护送到他的家乡,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参加了威斯康星的葬礼。麦卡锡被埋葬在圣玛丽墓地,留下他的妻子Jean和领养的女儿Tierney。


对麦卡锡的再评价


在保守派作家Ann Coulter的畅销书《背叛者:从冷战到反恐战争期间左翼自由派的背叛行径》里,她这样评价麦卡锡:

“半个世纪之后,只有一些无害的怪物还自称共产主义者的时候,人们很难捕捉麦卡锡发动的反共战役的重要性。但是今天‘共产主义者’这个词听起来和‘君主制主义者’一样可怕,不是毫无原因的--那绝不是因为大无畏《纽约时报》的社论谴责麦卡锡,赞美哈佛大学教育出来的苏联间谍。是麦卡锡使得当共产党主义者成为可耻的事情。美国内部的共产主义运动再没能恢复元气。”

当Ann Coulter要求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主持人Bill O'Reilly举出一个被麦卡锡折磨的无辜人的例子时,O'Reilly提出Dalton Trumbo,他是“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HUAC)指控的“好莱坞的十个人”之一,O'Reilly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个委员会的目的是调查美国共产党对好莱坞的渗透,曾要求“好莱坞的十个人”的剧作者、导演和制作人于1947年到国会作证。而麦卡锡是在1950年才开始他的反共战斗。

1953-1954年,麦卡锡调查新泽西州Ft. Monmouth的高级秘密设施松懈的安全管理。当时他被左翼自由派和共产主义者攻击,他们宣称Ft. Monmouth没有安全问题。然而多年之后,Barry Goldwater参议员在《没有什么好道歉的:美国参议员Barry M. Goldwater的个人、政治回忆录》里(With no apologies: The personal and political memoirs of United States Senator Barry M. Goldwater)。解释了为什么把美军在Ft. Monmouth的超级秘密部门悄悄搬到亚利桑那州(Arizona),他说:“Carl Hayden1955年1月成为有很大权力的拨款委员会主席,他私下告诉我,Ft. Monmouth搬家了,因为他和其他多数党民主党委员都相信,Ft. Monmouth的安全网已经被攻破。他们不愿公开承认麦卡锡的指控是正确的。他们唯一的替代选择就是把整个设施从新泽西搬到亚利桑那。”

尽管麦卡锡的调查证明他的怀疑是正确的,很多年过去了,而且直到今天,左翼自由派仍在散布谎言说麦卡锡在Ft. Monmouth什么都没发现。

Carl Bernstein于1989年出版他的《忠诚:一个儿子的回忆录》(Loyalties: A Son's Memoir)一书之前,他的父亲Albert Bernstein表示紧张,因为这本书会揭示共产党对美国政府和社会其他方面的渗透。Albert Bernstein宣称:“你会证明麦卡锡是正确的,因为他说的就是整个系统里到处都是共产党。他是对的……我对你即将写的这本澄清麦卡锡的书表示忧虑。问题在于每个人都说他是个骗子;而你说他是对的……我承认共产党在这个国家是一个势力。”

Albert Bernstein和妻子Sylvia Bernstein从1940年代开始就是共产党员。Albert Bernstein是工会活动人士,Sylvia Bernstein在1930年代在战争部当秘书,克林顿政府时期,她志愿在白宫回复写给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信件。1950年代,Sylvia Bernstein使用宪法第五修正案,以避免向国会暴露她的共产党员的身份,但她公开为两个定罪的间谍服务,这两个人Julius Rosenberg和Ethel Rosenberg,于1953年因间谍罪被处决。


Venona文件和苏联文件


苏联崩溃以后,莫斯科的克格勃文件和内务部档案第一次向研究人员和公众公开,这些文件证明了麦卡锡的怀疑符合事实。在美国方面,“莫伊尼汉保密委员会”(Moynihan Secrecy Commission)负责对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文件加以保密和调查,这些文件有超过40年的保密期。保密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发现:

“只要有指控,就有否认……只要有人认为政府里有共产党渗透,就有人认为政府捏造指控冤屈无辜。对这个时期历史的平衡认识开始显现:Venona文件肯定会提供大量事实,给这件事一个结论……

第一个事实是,在华盛顿、纽约和洛杉矶,存在大量共产党间谍活动,但主要参与人都有系统的否认他们的活动。”

中央情报局负责监督历史情报收集的Hayden Peake指出,“还没有一个现代政府像美国政府那样被全面渗透。”


谢选骏指出:麦卡锡的困境在于,他是一根筋,但他所生存的美国却是一个商业社会,就像股票市场一样,什么都是拿来卖的,包括民主、自由,虽然不可侵犯,但却可以主动出让,只要价格合适就行。当然,不是一次买断,因为那是奴役,是违法的,但可以分期出卖,因为这是合约,是合法的。麦卡锡不懂这个,勇往直前,当然成为输家。也许,美国政府的强大正在于它像商场那样被全面渗透——就像股市一样。一根筋的麦卡锡如何救了美国?就用他的矫枉过正。


066美国社会的穷则思变


《美国经济到危险边缘 底层人群被“榨干”》(2017-10-22 凤凰网)报道:


北京时间10月23日凌晨,据美国商业内幕网站(business insider)消息,在看似稳定的美国经济之下,隐藏着一个可怕的小数据,那就是美国消费者债务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大衰退前夕的水平。


美联储目前为止的最新数据显示,二季度美国家庭负债总额同比增加了超过5000亿美元,达到12.84万亿美元,而这个数字约为美国目前年GDP的三分之二。其中,拖欠债务占比为4.8%,与一季度持平,但信用卡债务逾期率显着上升。


“美国经济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市场分析公司720 Global的联合创始人Michael Lebowitz表示,“大多数消费者,尤其是处于底层的80%的人群,已经被榨干了(tapped out)。”


Lebowitz称,“他们已经把能借的钱都借了,在未来几年里,偿还这些债务将会像一条湿毛巾一样拖累美国的经济增长。除非薪资增长能够快于实际的通胀成本,否则这个问题只会进一步恶化。”


据了解,本月初,IMF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也关注了有关家庭债务的问题。报告称,家庭债务攀升短期内会促进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但从中长期来看易引发金融危机。高负债水平往往会使经济下滑更严重、更持久。随着家庭负债的增加,未来美国的GDP增速和消费将会下降,而失业率则会相对于平均水平上升。“当初始债务水平已经很高时,家庭债务的持续攀升就意味着更高的风险。”


谢选骏指出:俗话说“穷则思变”,底层人群被“榨干”的处境,推动川普上台,因为“打破现状”成为大家的希望了。这就是美国的穷则思变。不过,这可不仅仅是“美国的经济到了危险的边缘”,而是“美国的社会到了危险的边缘”了。


067你的美国梦只是一所房屋吗


《“我的美国梦烧光了” 北湾华人家园成废墟》(记者李荣旧金山湾区2017年10月10日)报道:


 Karen早上回到现场,住家已被烧光,宛如战场废墟。


北湾周日晚间的暗夜大火,数千人遭撤离。住在圣他罗莎十多年、担任护士助理的华人Karen Lin Tang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深夜被邻居敲门叫醒,带着爱犬以及皮包与文件就开车往外逃;几小时后天亮了回现场查看,房子已全毁,“整个社区都没有了,像战场一样。”


Karen早年随父母移居旧金山,2008年时买下现住的房子,当时看上圣他罗莎环境清幽,且学区不错,就用39万买了四房三卫的独栋屋,“一切都非常好,我们不断地装修,今年才全部完成,非常棒,每个月好像都是(在做)美国梦。没想到,就这样一无所有”。她表示,自己是在9日凌晨约1时许被邻居敲门,一开门就听到白人邻居气急败坏地说:“Karen,你必须撤离。”


当时外面已经烟雾弥漫,几乎不能呼吸,情况颇为危急;因此她带着重要资料,以及同住的妹妹一家人,立刻到男友父母住的邻近城市Sebastopol避难。


“中间我们去加油,光是排队加油就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Karen说,当时避难的人很多,加油站大排长龙,终于排到以后,普通汽油87可能因为存量已低而供油特慢,后来选了91汽油才较为顺畅,“没人想到会在周日晚上出现这样的大灾难,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事情。”


Karen的住家就在圣他罗莎凯萨医院附近不远处,9日上午天亮后她回到现场,发现包括凯萨医院、希尔顿酒店、以及101公路边上的Applebee’s餐厅、麦当劳速食店等,全部遭大火吞蚀。


她回家一看,家已不成家,住了十年的房子,完全被烧掉,“应该是从半夜1点一直烧到早上6点,我早上到的时候后院围篱还在起火,很多飘散的树枝上都还有火星。”


“好多房子都被烧光了,还有余火、在冒烟,像战场一样。”Karen说,或许是当晚风势强劲,加上圣他罗莎树木多,因此火星到处飘散引起连串大火。


现在家园全毁,还好在房屋保险公司的协助下,已经准备在找未来的临时栖身之地,并慢慢重建房子,回归寻常生活。

 

在圣他罗莎住了多年的华人Karen Lin Tang,去年圣诞节在家中开心与家人合照,没想到一夜之间住家全毁。


天亮后,圣他罗莎很多地方都还有余火。


谢选骏指出:你的美国梦只是一所房屋吗?如果华人的美国梦都这么可怜,他们的中国梦又能是什么呢?


068美国是否要放弃自取灭亡的历史机会?


《马云:美国是否要放弃巨大历史机会?》(2018-04-12 新京报)报道:


马云去年在美国底特律市举办的“美国中小企业峰会”上,同来自美国各地的中小企业主和农产品种植户交流。 

4月11日,《华尔街日报》刊发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署名文章——《贸易战扼杀就业、机会和希望》。

马云认为,美国农户和中小企业家是贸易摩擦的最终受害者。在特朗普政府有意挑起贸易摩擦的阴影下,文章以致力于连接中美两国企业和市场的企业家视角展开论述,提出了特朗普政府必须考虑的关键问题:美国是否要放弃进入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巨大历史机会?

“这将是历史性的战略误判”

就近期美国政府的一系列表态与举动,马云通过文章论述称,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摩擦看不到对美国经济有半分好处,“‘贸易逆差’是个错误的问题,贸易摩擦是以根本错误的手段,放弃打开世界最大市场的重大历史机会,最终受伤害的是农民和中小企业。这将是历史性的战略误判”。

美国中小企业特别是中西部农产品种植户群体,是美国尤其特朗普阵营“听得懂听得进”的案例。马云以去年在底特律举行的“阿里巴巴美国中小企业峰会”为例解释,当时,来自美国各地的中小企业主和农产品种植户相聚在一起,探讨如何通过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与拥有庞大消费者群体的中国市场建立联系,而贸易摩擦一旦开始,受害者首当其冲是美国的农户和中小企业者,这本身就远远背离了特朗普保护就业的初衷。

美国政商界也对此予以关注,即贸易摩擦会对美国的就业与出口带来什么损害。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本·萨斯(Ben Sasse)在最近一份公开声明中表示:特朗普政府的方法是对美国农业“放了一把火”。

定义“贸易逆差”伤害经济是个错误

在马云看来,把“贸易逆差”当作一个伤害经济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他解释称,中国的制造业对美国来说是“贸易逆差”,但是美国的服务业对中国何尝不是“贸易逆差”?同时,由于30年来鼓励制造业外包,留下创新、技术和品牌的经济政策,美国公司拿走了大部分利润,美国事实上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利润顺差。

据美方公布数据显示,2018年3月失业率仅为4.1%,为十七年来新低。马云以此举例称,今天美国的经济指标至少说明一个事实,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对美国经济似乎并不是坏事。

就业也是特朗普政府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近期研究显示:如果中国发起反制措施,将会影响到分布在美国2783个县的两百万个工作岗位,而这两千多个县中,有82%的县在2016年的选举中,都投了特朗普的票,“可以说,这个特朗普最为在乎的群体,将在此次贸易摩擦争中失去最多”。 


谢选骏指出:马云是一个极为聪明的滑稽小丑,他所问的问题其实是这样的——“美国是否要放弃自取灭亡的历史机会”?但作为一个极为聪明的滑稽小丑,他总是习惯于正话反说,于是,“美国是否要放弃自取灭亡的历史机会?”就被说成了“美国是否要放弃巨大历史机会?”


069第四美国是一条下坡路吗


(一)


《美国太平洋霸权五年内或许不保》(2018-04-17 江夏编译)报道:


法国《世界报》发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史学教授麦科伊(Alfred W. McCoy)的文章说,正当俄国的网络攻击和北韩的核导弹威胁引人注目之际,另一种大国对抗——美国和中国的海上博弈,正悄悄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展开。如果今天世界主要强国间爆发战争,很可能是和南中国海的中国军事基地发生了海上冲突,而不是对抗北韩的导弹攻击,或俄国的网络攻击。


中国正在发展远洋海军,在阿拉伯海和南中国海建设第一批海外军事基地。尽管中国海军很难和全球存在的美国海军抗衡,但中国似乎决心支配从非洲之角经印度洋直到韩国的辽阔弧形海域。北京的海外基地博弈从2011年悄悄开始。当时北京投资2.5亿美元,把巴基斯坦西南阿拉伯海沿岸一个沉睡的渔村,建设成了距波斯湾仅370英里的瓜达尔港。2016年,巴基斯坦海军宣布正在瓜达尔港建设一个海军基地,欢迎北京的战舰停靠。


2017年8月,北京在非洲之角的东非国家吉布提,建成中国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使中国海军进入了石油资源丰富的阿拉伯海。与此同时,北京在斯里兰卡建设了战略性港口汉班托塔港,为未来的军事用途埋下了伏笔。北京从2014年4月开始扩建海南岛的龙波海军基地,用作四艘导弹核潜艇的母港。同时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七个环礁填海造岛,建筑军用机场和海军锚地,使之成为实际的军事基地,布置有防空导弹、大型雷达等军事设施。


自从2012年由前苏联航母瓦良格号翻新的辽宁号航母入役,担负起培训舰载机飞行员的重任,北京就大力建造航母,希望有朝一日有一支足以和美国航母舰队抗衡的航母大舰队。北京正在建造的两艘航母中的第一艘,只能搭载24架“飞鲨”战机。预计明年下水的第二艘,可搭载40架战机,采用速度更快的电磁弹射系统。预料到2030年,中国将拥有足够的航母,确保使南中国海成为五角大楼口中的“中国湖”。


北京以每年新建两艘的速度,大力扩建潜艇舰队。目前中国海军已有57艘潜舰,其中既有常规柴电潜艇,也有四艘每艘装有12个弹道导弹发射管的核潜艇。预料北京的潜艇舰队很快将达到80艘的庞大规模。


美国海军情报局认为,中国海军将在最近五年内,完成1990年代开始从近海海军到现代化远洋海军的转变。届时中国海军将具有持续远洋行动能力,能在世界范围执行包括全方位海战行动在内的多种任务。换句话说,中国海军五年内将成为70年来,第一支足以挑战美国海军太平洋霸权的海上力量。

 

(二)


《川普叫停对俄经济制裁 担心美俄紧张升级》(2018-04-16 澎湃新闻)报道:


当地时间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了对俄罗斯实施附加经济制裁的初步计划。


就在前一天,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妮基·黑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刚刚宣布,美国政府准备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黑莉表示,白宫可能将在16日宣布对俄罗斯公司的制裁措施。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的消息称,除非莫斯科当局发动新一波网路攻击或一些其他挑衅的活动,否则特朗普不太可能批准此事。


“这次(黑莉)大使的谈话有点过头了,”这位要求匿名、处理相关事务的高阶政府官员向路透表示。


熟悉该制裁计划的几个人透露,特朗普告诉身边的国家安全顾问,自己对于正式实施制裁一事感到不安。


而前述要求匿名的高级官员对路透表示,美国上周末才刚对俄罗斯支持的阿萨德发动袭击,特朗普担心若立即实施更多制裁,将会干扰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及网络维安等议题进行协商的努力。


这名官员表示,特朗普曾表示担心若政府不谨慎着手,美俄间的紧张形势可能危险升级。目前美俄关系已处于冷战以来最差状态。


在被问到对此看法时,白宫给出了与稍早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法完全相同的回应。桑德斯称,“我们正在考虑对俄罗斯的更多制裁,将在不久的将来做出决定。”


针对黑莉15日宣布的制裁,俄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美国以制裁威胁作出“不正确”选择的俄罗斯人民,制裁只针对俄罗斯寡头、政治家和军人的声明不符合实际。


(三)


《特朗普律师透露第3名神秘客户惊呆法庭》(2018-04-16 多维)报道:


特朗普私人律师柯恩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搜索查扣相关事证,他在法庭上还透露了第三名客户——此人竟然是福克斯知名的电视台主持人汉尼迪。


柯恩是特朗普忠心耿耿又能言善辩的私人律师,目前是“通俄门”的重点调查对象。


德国之声4月17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长期私人律师柯恩(Michael Cohen)遭执法人员突击搜查办公室和住宅。16日,柯恩出庭应讯。在法官伍德(Kimba Wood)的要求下,他的律师透露柯恩接手第三名客户是福克斯电视台主持人汉尼迪(Sean Hannity)。法官在听取各方主张后,预计稍后作出裁决。


据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早前到柯恩的办公室及寓所带走大批文件,柯恩在15日要求在他审视该批文件并确认是否涉及“律师保密义务”后,才让检察官翻阅。法官在聆讯中提出,若柯恩想文件保密,必须列出三个“重大客户”给法官判断。


《纽约时报》4月9日报道,FBI突击搜查了柯恩的办公室,缴获了电子邮件、税务文件和业务记录等资料。据悉,FBI的调查内容还包括柯恩向一名女艳星的汇款记录,该演员此前曾声称与特朗普有染。不过,朗普曾否认了解付款一事。


柯恩的律师群先说了两个名字,一个是大家知晓的特朗普,第二个是富商布罗伊迪(Elliott Broidy),之前曾经发生婚外情,让对方怀孕后要求她堕胎,柯恩为他谈判庭外和解。柯恩的律师们不情愿给出第三个名字。


法官说,“我了解当事人可能不想揭露自己的名字,但按照法律规定,这样不够。”


于是,律师们又给出的第三个名字是:肖恩·汉尼迪。现场顿时爆出惊呼声与笑声。


56岁的汉尼迪是福克斯电视(FOX News)的当家节目主持人,也是特朗普的强力支持者,曾猛烈批评特别检察官穆勒(Robert Muller)。他的名字被公开后,他在自己的广播节目上对他的1,300万名听众说,他时不时会和柯恩进行法律相关的小讨论,是因为他想要听听柯恩的看法。随后他在推特(Twitter)上说,他取得的建议几乎完全是关于房地产。


汉尼迪16日表示,从没为柯恩的服务支付费用,也没聘请柯恩担任自己的代表律师,只向他征询保密的法律建议而已。


联邦调查员上周突击柯恩办公室跟住宅,搜查到许多文件。柯恩此次现身法庭,原是要以“律师保密义务”为由,说服法官不要让联邦调查员使用那些文件。不过,在汉尼迪的名字被揭露后,柯恩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法庭。法官伍德尚未做出裁决,但她也要求调查人员要在下次出庭前,将搜索到的文件副本给柯恩。


据报道,还有另外7名客户也都从柯恩那里收到了非法律上的“策略建议”。他在审理中告诉法官,他不会透露其他客户的姓名,因为他们可能会因为他遭查而受到牵连。


法官称,她会考虑由中立的第三方机构审查此前FBI在柯恩处搜寻到的材料,避免触及“律师——客户保密特权”。同时,法官花了超过两个半小时,聆听柯恩的律师团、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和特朗普代表律师的主张。她预计稍后作出裁决。


《纽约客》刊文指出,特朗普或只剩最后一口气了。毫无疑问,美国这周正进入特朗普任期最后篇章的书写阶段。这不是一个预言,它只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


文章的结论是,这些问题的答案将部分决定他们(特朗普及其孩子们和柯恩)是否进监狱,如果是的话,监禁多久。“通俄门”调查不再局限于特朗普与俄罗斯勾结这个问题之内,而是现在至少有两项调查,包括对柯恩的通信进行彻底的审查。


《纽约客》认为,柯恩一直是特朗普家族和其全球合作伙伴之间的主要媒介,在与寡头们结成全球伙伴关系的扩张时期,他是特朗普的首席顾问和交易撮合者,他知道所有事情,并记录了大部分,如今检察官也会很快知晓这些事情。


虽然并不确切知道未来几个月内即将发生的情况。但文章认为,本周是一个转折点,现在处于特朗普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


(四)


谢选骏指出:上面三条新闻,像是串珠一样指向了“第四美国是一条下坡路吗”的议题。如果川普总统遭遇不测,那么他象征的第四美国的“让美国再强大”的最后挣扎,可能也会遭到腰斩甚至付诸东流了。“第四美国”因此不得不成为一条俯首称臣的下坡路吗。


070隐瞒共产党员身份触犯美国移民法


《美“外交政策” 杂志:中共正在美国各大高校建立党组织》(2018年4月20日 转载RFA)报道:


中国大陆留学生人数近年剧增。有海外媒体关注,中国政府为了控制海外留学生群体,协助他们在美国高校成立了中共党组织。


美国权威杂志“外交政策”4月18日刊登了一篇独家报道,名为“中共正在美国各大高校建立党组织。”报道说,中国当局正在为数众多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美国学校成立中共党支部,其成员有的受到了国内党组织的委派。


报道引证了华中科技大学官网发表的一篇通告说,2017年7月,九名来自华中科技大学、正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访问的学生和学者在学校一宿舍成立了中共党支部。其后,他们时常召开党员会议、讨论党的理论思想,并在一面中共党旗前拍了集体照。


在这些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之后,他们的中国母校华中科大委派他们在美国学校成立中共临时党支部,并在去年10月中共十九大召开时要求支部党员观看大会直播。


报道还提到,一位不具名的中国交换学生透露,他们还被要求向上级汇报其他中共党支部成员的反动言论,并在回国后逐一与武汉母校老师私下面谈,讨论他们在美国交换学习时的表现并揭发他人的不当行为。


现普林斯顿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项目研究员朱波(Andrew Chubb)指出,中共在海外发展党支部既没有大肆宣扬也算不上偷鸡摸狗。虽然这个现象还没有达到系统性的规模,但是海外高校还是应该给与充分重视,因为这和西方学术自由和监管透明是相悖的。“我认为增加透明度应当是中国高校应做的最起码的事。中国高校应履行告知其海外合作伙伴的义务,如实通报与交换学者项目相关的政治活动。”


文章同时强调,伊利诺伊的大学并不是个例。中国学生学者在美国高校成立的中共党组织近年来遍地开花。2017年7月,上海商学院的一行教师在西弗吉尼亚大学建立了党支部,并与同校的孔子学院一同举办活动。8月,八名来自浙江科技学院的教师和访问学者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成立了一个党组。同年11月,中国的一行访问学者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成立了一个党支部。报道说,微信上发布的中文文章显示中共党支部遍布美国各大州,包括康涅狄格州、俄亥俄州和北达科他州。


现居纽约的时政评论人士胡平对本台记者表示,中共这样的举措是顺应自费出国的留学生和公派学者数量迅速攀升的形式而采取的新举措。“在海外,大家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不像国内。等于说海外这些留学生群体的这些党组织至少起到耳目的作用,它能够让当局知道一般留学生的状况。”他还指出,中共在海外高校安插党支部的现象在世界范围都很特殊。如今,屈指可数的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完全不能向中国一样输出大批留学生,而这也体现了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共亟需统战海外留学人员的艰巨挑战。


这样的新局面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16年印发的一份“关于加强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建设的意见”中得到了体现。“意见”提到,欧美同学会是中共领导的统战性群众团体,起到对留学人员政治引领、弘扬留学报国传统的作用。


据党媒中国日报报道,2017年,中国大陆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超过60万人,同期归国人员达到48万人,再创历史新高。


谢选骏指出:上述报道没有提到的是,其实在美国,共产党员的身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而且十分复杂。在美国发展共产党组织,发展者对于他们在中国国内的领导当然有所交代了,但是对于加入者以后在美国的生存和发展却极为不利。因为隐瞒共产党员身份,将会触犯美国移民法。而且可能具有更为严重的后果:


《ICE扫荡违反人权逃犯 4中国人曾在母国涉强迫堕胎 全驱逐出境》(编译黄秀媛 2018年04月20日)报道:


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本周在全美15个大城进行执法和驱逐作业,逮捕33名涉及违反人权罪行的逃犯,包括四名曾参与强迫堕胎的中国人,这些人都将被驱逐出美国。


ICE于19日发布新闻稿指出,在18日截止的三天作业期间,ICE透过在亚特兰大、巴尔的摩、波士顿、芝加哥、丹佛、底特律、休士顿、洛杉矶、迈阿密、纽奥良、纽约市、费城、凤凰城、西雅图和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办事处,逮捕这些人犯。


这些被捕的外国人都有驱逐令在身,其中八人曾被判定触犯殴打、非法持有武器、酒醉驾车和拒捕等罪行。


他们包括四名曾在中国参与强迫堕胎和绝育手术的中国人,其中有些是医院人员;一名曾在中美洲监视和逮捕数十人使其受到刑求的前情报特工;一名曾带领部队到某个村庄杀害居民的中美洲军人;一名曾提供监视情报,导致目标遭到逮捕、刑求和杀害的中东高级情报人员;东非一个以暴力残割女性生殖器的集团头子。


自2003年以来,ICE已逮捕超过395名违反人权的外国人,驱逐835人,并促使另外112人离开美国。


国土安全部还在调查130多人,并正追查涉及95个国家民众的1750多个线索和驱逐案。自2003年以来ICE已发布超过7万4000件有关通告,并阻止234名嫌犯进入美国。


“ICE这项持续的行动,确保不让在其本国触犯人权罪行的人,把美国当成庇护所。”ICE副局长贺曼说,“我们将继续把追捕这些人列为优先执法目标,用我们独特的权力,调查犯罪活动和执行移民法。”


这些试图躲到美国逃避司法正义的人,包括曾参与迫害、战争罪行、种族灭绝、刑求,私刑杀戮,以及使用或招募娃娃兵的人;他们可能使用不实身分或假造的纪录进入美国,企图混进美国社区。


ICE敦促民众如知道这类外国人,可以向ICE的免费专线电话通报,号码是1-866-347-2423,国际电话是001-1802-872-6199;他们也可以使用电邮:HRV.ICE@ice.dhs.gov或填写ICE的线上通报表格 (online tip form)。


谢选骏指出:由此可见,美国可能也在开始进行某种程度的社会动员,以便顺利过渡到新冷战状态。


有的左派报纸更是惊呼“狼来了”——


《中国学生在美设党支部 未登记或触刑事罪》(2018-04-20 世界日报):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Hopkins Hall宿舍楼三楼公用房里,参加UIUC暑期ISE(信息科学与工程)课程项目的华中科技大学自动化学院、电信学院中九名师生党员组成的“临时党支部”由四名带队老师组织,去年7月20日集会上党课。(取材自华中科技大学 电子信息与通信学院官网)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官网18日刊出一篇“中共在全美多所大学建立党支部”(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Setting Up Cells at Universities Across America)的报导指出,美国多个州的大学校园,都有成立中共党支部的情形,香槟伊利诺大学(UIUC)一位中国交换学生说,他被要求向党支部汇报同学间是否有违背中共宗旨倾向的意见。

“外交政策”报导,从华中科技大学到香槟伊利诺大学参加暑期信息科学与工程 (ISE)交换计画的九名师生,去年7月在校内霍普金斯宿舍大楼(Hopkins Hall)三楼,由四位带队老师成立“临时党支部”;该支部并在华中科大的“电子信息与通信学院”网站,发布成立消息及照片,同时提到,临时支部举行数场专题探讨,并上党课,加强党员学生对于“高举思想旗帜、坚定思想方向”等方面的认识。报导指出,至少有两所与UIUC有交换计画的中国大学,在伊大校园内成立了中共支部,并通过此组织监视与控制来自中国的学生思想。

一名参加2017年UIUC秋季课程的中国交换生接受“外交政策”访问时说,在出发赴伊利诺州前,他们必须参加有关“法轮功危害”的讲座;抵达后,他们原来在中国就读的大学,会要求他们成立临时党支部。

他们也被要求汇报在海外期间,是否有同学出现任何违背中共宗旨倾向的情形,“回到中国后,我们要与老师作一对一的汇报,谈的是自己和其他人在国外的表现。”

文中还说,不仅在伊利诺州,加州、俄亥俄、纽约(专题)州、康乃狄克、北达科他和西维吉尼亚等州内大学,都有成立中共党支部的情形。

报导提到,中共对于成立海外党支部的讯息并不忌讳,官媒“环球时报”去年11月报导,海外党支部的不断增加,展示了中共影响力日增,海外党支部也负责推动中共政策。

UIUC校方未回应是否对此知情,但透过声明表示,“我们重视所有学生的安全,同时在学生们选择到伊利诺州求学后,努力确保学生有自由追求全面教育经验的机会。”

去年11月到戴维斯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Davis)参与交换计画的七名中国学者,在抵达戴维斯加大后,也在校园内成立了中共临时党支部,大连理工大学还刊文介绍。

该党支部成立于11月4日,旨在吸收新党员,并帮助他们“防止西方思想的腐蚀”。该党支部书记穆兴森(Mu Xingsen,译音)接受“南华早报”访问,确认该党支部成立十多天后,因为尊重当地规定已经解散。

没登记 违法恐触刑事罪

中国交换学生学者在美国大学成立中共党支部,可能触犯美国法律;芝加哥一位不具名的律师指出,中国学生若在校园内成立党支部却未登记就运作,可能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恐触刑事罪;另依移民(专题)法,若申请美国签证时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移民局查获后,可以将其递解出境。

芝加哥一位不具名的资深华裔律师指出,美国联邦法对于“共产党员”的相关规定,主要包括“共产党管制法”(Communist Control Act)、“外国代理人登记法”(The US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s Act,简称 FARA),以及“移民法”三方面。

“共产党管制法”规定,如果任何人声称为共产党员,并鼓吹暴力等理念、思想,将会被判刑;不过,此法制订逾60年,虽未废弃,却也未认真执行,几乎没有人因为此法而被判刑。

“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规定,若替外国政府或政党执行任务或行动,须事先向联邦司法部登记;若未登记就成立或运作,可被判定触犯“刑事法”,后果严重。

该律师指出,如果美国各大学内的中国交换学生、学者在校园内成立党支部,有党员、党书记等,都可能被控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移民法”规定,若自认为共产党员,就无法取得美国签证、绿卡及入籍成美国公民;以中国交换学生、学者身分在校园内成立中共党支部,假使他们在申请美国签证时,未承认是共产党员,却出现在党支部活动照片中,移民局一旦追究,就可依法启动“递解程序”。

不过原本为共产党员者,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申请绿卡或入籍。律师表示,过去曾是共产党员者,在申请绿卡、入籍时,可提出已不是党员的“合理解释”,就能规避这项禁令。

他举例,通常曾是共产党员者所提出的解释,包括“我当时并非信仰改变,而是为了上学、升迁或利益等关系而入党,而且早就没缴党费脱党了”。

伊利诺州立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德育19日表示,中国国力增强,透过孔子学院的扩增,在海外展现“软实力”,中共党支部的成立,更显示中国政府有意进一步控制在海外学习者的意识形态,以免他们受到自由主义影响。

王德育说,美国地区的大学须确保这些学生,“可以不受政治干扰地自由学习。”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本来就是地下党,见光就死。结果1949年之后,经不起权力的诱惑,登上了天安门,共产党就名存实亡了——从革命者变成了反革命。现在,共产党又在美国开门营业了,这不是自取灭亡吗?


071美国假隐士的终南捷径就是妓者


《现代隐士 自我封锁媒体》(陈韵涵 2018年05月02日 )报道:


哈格曼会在咖啡馆里用耳机听白噪音。


川普当选总统让不少自由主义者感到沮丧,许多人投身政治、筹画大规模抗议,或资助川普的对手竞选新总统。不过,俄亥俄州男子哈格曼(Erik Hagerman)选择回归最根本的生活方式。这种自我孤立的生活方式,让他与众不同。

53岁的哈格曼曾为国际知名运动品牌耐吉(Nike)资深创意经理,但在川普2016年11月8日当选总统之后,他决定抛开所有新闻媒体与社群网路,藉由这种“无声抗议”逃避政治喧嚣。哈格曼搬到俄亥俄州东南部雅典市郊的一个养猪场,过着遗世独立的隐居生活。

哈格曼小心翼翼地避开所有关于美国政治的事物,他不只是不看“假新闻”,而是全部的新闻都不看。换句话说,哈格曼对于当今川普政府的肥皂剧,包括川普行政团队人事流动率超高、特别检察官针对俄罗斯疑似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的“通俄门”调查,以及维吉尼亚州夏洛兹维尔市白人种族大会变调而引发的新纳粹游行、美国史上死伤最惨重的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好莱坞知名导演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连续爆出不当性丑闻而蒙羞等轰动社会的事件,一概不知。

此外,哈格曼拒绝接触所有的社群媒体,包括脸书和推特。意即他不清楚脸书身陷客户个资遭英国数据分析公司“剑桥分析”滥用争议,也不知道脸书执行长查克柏格到国会作证的表现,遭网友讥称宛如外星人或机器人。

哈格曼严格且彻底地执行“媒体禁令”隔离实验,并请亲朋好友不要谈论时事。他觉得,需要给这个实验取个名字;他想过临时性太强的“禁令”(The Embargo),或像是发牢骚的“抵制”(The Boycott),最终决定称呼这种方式为“封锁”(The Blockade)。

哈格曼每天一早会开车半小时到离家最近的邓肯咖啡馆,戴着耳机聆听白噪音,以免人们谈话的声响传进他的耳朵。咖啡店老板娘安姬·派尔(Angie Pyle)说:“咖啡师都知道他的想法,不会提起那些会让他不舒服的话题。”

哈格曼会收看他热爱的美国职篮克里夫兰骑士队(Cleveland Cavaliers)赛事转播,但是总是关掉声音。哈格曼说:“我看看天气,这很有趣。”他自称习惯了一种许久没有体验过的感觉,“我感到乏味,但这并不困扰我。”哈格曼被朋友嘲笑与社会脱节,但他发现,身心灵比往常任何时候都还要健康。哈格曼身体力行的“封锁”生活模式,让他反思为何要接收媒体讯息。他说:“过去数十年来,我天天关心新闻时事,却从未因此做过什么事。”这样的自我“封锁”让他换个方式思考,“我们为什么要每天关注遥不可及的政治动态?这么做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又为什么天天掌握推文讯息内容呢?”

哈格曼说,他本来只想要进行几天这种反常的“封锁”实验,且坦言最初的一个月并不觉得特别快乐。他说:“这让我感觉像是个奇怪的市民,就好像明明知道这样的结果不会被认同,但仍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里。”

不过,种种考量和忧虑随着时间消逝,没想到一晃眼就过了一年多。在美国现代历史上最多变的篇章之一,他试图体现“出世”的生活,令人震惊。他对时事的“无知”,更达到现代市民难以想象的程度。

这种乏味需要缜密规画才办得到。哈格曼采用“方法演员”(method actor)的艰困方式,努力将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套用在自己身上,包括在咖啡馆里听白噪音录音带、朋友尴尬的责骂,以及禁用社群媒体,但这些方式重塑了哈格曼的生活。“方法演员”是俄罗斯戏剧大师史坦尼斯拉夫斯基(Constantin Stanislavsky)提倡的表演方法,演员必须完全融入角色的性格,务实地演绎角色的心理状况与生活。

哈格曼自我孤立的故事经各大媒体报导传开后,哈格曼被喻为“现代隐士”或“终极菁英式的自我陶醉”(the ultimate elitist self-indulgence),但也招致不少严厉批评。一些人形容他是“美国最自私的人”,并对他拒绝与社会接触感到不屑。哈格曼居住地的地方报纸总编辑谴责他忽视住在美国最穷社区之一、过着清苦日子的邻居。

对于这些批评数落,哈格曼并不以为意。他的妹妹邦妮·哈格曼(Bonnie Hagerman)则说:“他(哈格曼)有能力建构自己的世界,把他不想知道的事情隔绝在外面,这是一种特权。”在维吉尼亚大学女性、性别与性学系担任助理教授的邦妮·哈格曼说:“我们都想构筑梦想中的世界,他只是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实现它。”单身、独居的哈格曼委托旧金山一名财务顾问负责管理他的投资,但哈格曼自称他收到的投资季报看都不看就扔了。

在俄亥俄州出生、长大的哈格曼并不是“怪咖”,他在达特茅斯学院取得历史学士学位,并于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取得心理学硕士文凭,师从马歇尔学派。哈格曼的专业领域跨足企业创意行销到艺术,他曾担任运动用品巨擘耐吉(Nike)创意经理,并为零售巨擘沃尔玛(Walmart)、跨国媒体集团迪士尼(Disney)等大企业,乃至私人新创公司设计电子商务。拥有艺术天分的哈格曼还在网路上贩售自制艺术品长达15年。

哈格曼三年前决定搬回俄亥俄州,住在距离年迈母亲不远的地方。不久前,哈格曼买下一个废弃露天煤矿场约45英亩的荒地与湿地,并打算花费毕生积蓄的一大部分,整顿这片有鹿、河狸、火蜥蜴和高大树木的自然环境,让它变成公园再捐出来回馈社会。

 

AVAAZ团体在华府前摆放100尊脸书执行长查克柏格的人形立牌,他们身上的T恤写着“修复脸书”,抗议脸书未能保障使用者个资安全。

 

哈格曼刻意过着自我孤立生活。(取材自尼纳·泰柯兹(Nina Teicholz)推特)


哈格曼会以静音收看NBA克里夫兰骑士队转播。(欧新社示意图)


哈格曼的妹妹邦妮认为,哥哥比别人更有能力建构自己的世界。


谢选骏指出:大家都被这个美国假隐士的花招欺骗了——这个一辈子默默无闻的球鞋经理,终于用这个方法一举成名了!他为什么不读新闻?因为他自己想变成新闻人物——这就是美国假隐士的终南捷径。这就是球鞋经理比别人更有能力建构自己的世界?这样一来,倒是又让报社老板能多卖了几份卖不出去的报纸。可笑的美国新闻。这些娱乐记者犹如妓者。


072美国两大奸商分食低端高端


美国两大奸商沃尔玛和苹果公司,前者攫取低端人口的利润,后者攫取高端人口的利润。


《苹果承认故意放慢旧手机速度 违背消费者权益遭起诉》(2017年12月25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


很多苹果用户在使用iPhone一两年之后,会发现他们的手机速度开始变慢。苹果最近承认,这是公司出于提升用户体验,故意所为。苹果因此成为众矢之的。

苹果公司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暗自将电池老化的iPhone处理器的速度调慢,这样的做法已经在美国遭到起诉。苹果公司被指违反消费者权益相关法律。

率先发起诉讼的是加州的两名iPhone 7的用户,他们起诉苹果损害了用户的知情权,擅自干涉用户的设备,对他们造成经济方面的损失,并且要求苹果予以赔偿。

此后,又有芝加哥和北加州的多名苹果用户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称苹果公司的做法是“具有欺骗性和不道德的”,违反了美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美国跑分系统Geekbench 4软件的开发者,Primate Labs创始人John Poole是第一个发现并且证明苹果电池老化会影响到CPU处理器速度的人。起初Poole以为,伴随着锂电池的衰退,处理器的性能也会衰减。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一些旧版iPhone手机用户在更换电池之后,处理器的性能得到明显的提升。他们的另一个发现是,每次苹果升级iOS系统后,旧版iPhone用户的手机性能就会下降得更快。

于是Poole认为,iPhone电池的衰退和处理器的性能一定有关联,并且苹果通过每次改变iOS系统来限制处理器的速度。

Poole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在我们研究的10万部iPhone样本中,发现更新了系统的旧版iPhone手机的速度明显变慢,并且出现意外关机的现象非常普遍,涉及的设备数量规模庞大。其中受‘减速’影响最严重的是使用iOS 10.2版本和iOS 11.2版本的iPhone 6S以及使用iOS 11.2版本的iPhone 7。”

Poole的这份跑分测试是与美国社交网站Reddit共同完成的。Reddit在上周爆出苹果公司故意让iPhone手机的速度“变慢”后,引起了用户的激烈抗议,这对公司的声誉将产生巨大的影响,苹果公司也可能因此陷入史上最严重的公关危机。

此前,苹果一直选择对锂电池的问题保持沉默,这被认为是刻意向用户隐瞒产品信息,引导用户去购买新机型而非更换电池。

直到Geekbench 4的跑分数据被公布后,苹果才终于做出解释。

Poole称,苹果公司是故意通过掩盖电池性能让用户误以为是自己的手机应该换了,他们不会想到电池才是触发手机性能下降和意外关机的主因。

根据苹果公司的声明:“锂电池在低温、低电量和长久使用后所能提供峰值电流需求的能力会有所下降,并无法提供即时的极高性能需求,这将可能导致意外关机,是为了保护手机内部的电子元器件。”

苹果公司承认从去年开始,公司对iPhone 6、iPhone 6S、和 iPhone SE发布了一个“新特性”,就是平滑过渡iPhone的即时极高性能需求,以避免由此产生的意外关机现象。“现在,这个特性也被引入到了安装有iOS 11.2的iPhone 7上,未来还会支持其他款手机产品。”苹果说道。

现在苹果iPhone新款手机的均价已经超过700美元,价格如此高的手机产品,如果性能连一两年都无法保证,这无疑会让苹果失去很大一部分用户的支持。

Poole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尽管苹果有理由将处理器的速度调低以避免意外关机的情况发生,但是苹果也应该向用户说明电池的状况。“苹果目前的做法不够透明。”Poole说道。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苹果不能设计出一款既不会自动关机,也不用刻意变慢的手机呢?这理论上是完全可能的!

Poole的团队在对安卓系统手机做了同样的研究后,初步分析未发现类似在苹果iPhone上出现的大规模意外关机或者速度变慢的状况。这有两个解释,一方面是因为iPhone手机比安卓手机更依赖于电池的能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安卓手机的电池能量要更大一些。


那么未来苹果有没有可能在电池设计的时候,在电池的能量密度和使用寿命之间做权衡?对于这个问题,苹果可能已经有答案了。根据苹果分析师郭明池爆料,苹果已经通知小型的供应商,到2019年,将会为iPhone提供能量更大的电池。

此外,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电池专家Marca Doeff也表示,他们正在提供解决方案,让手机电池满足更高的需求。一种方案是设计内部结构更加复杂的电池,另一种方案是配备一个比实际需求容量更大的电池,这也会让手机体积变得更笨重。

但比起手机跑不快或者在关键时候“掉链子”的情况,用户或许更加愿意欣然接受一款稍厚一点的iPhone。

在苹果没有找到很好的提升iPhone性能的解决方案前,公司是否应该考虑为消费者免费更换电池,或者至少能够以更加低廉的价格让更多消费者享受更换电池的服务呢?可惜的是,苹果仍然选择沉默。


谢选骏指出:为了验证上述新闻是否捏造事实,我专门在沃尔玛买了一款最老式的苹果手机4S,来做实验。这个手机标价43美元,买下来却花了将近60美元,原来是还要外加抽税和运费。可气的是,东西寄到了一看,没有电线,根本不能开机,于是送佛送上西天,再花10个美元买了一个充电线,将近70美元了。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连FaceTime都无法好好连接。苹果公司先是欺骗顾客说,这个机型已经不能提供直接注册了,需要到网上间接注册;当在网上注册完毕之后,还是不能连线——永远在连接之中……这就是美国两大奸商沃尔玛和苹果公司联手完成的榨取活动,前者攫取低端人口的利润,后者攫取高端人口的利润——两者联合了起来,把所有的人都给坑害了。难怪这两家都在中国赚了大钱。


073美国为何缺少公共厕所


《种族歧视风波后星巴克开放厕所:不希望变成公厕》(2018年5月14日 转载美国之音)报道:


在上个月发生两名非裔美国人在费城一家星巴克被逮捕的事件后,星巴克表示,无论顾客是否消费,都可使用咖啡店内的厕所。


星巴克主席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说,他不希望星巴克变成一个公共厕所,但是认为星巴克的员工所有时候都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舒尔茨上周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一个活动上说:“在厕所问题上,我们想要确保我们不会变成一个公共厕所,但是我们也会在100%的时候都做出正确的决定,给人们钥匙。因为我们不希望来到星巴克的任何人觉得,好像我们不给他们用厕所是因为他们不配。我们希望他们受到尊重。”


4月12日,两名非洲裔美国人在费城的一家星巴克咖啡店被逮捕。他们在店内等待另一位商业伙伴,没有消费,其中一位要求使用厕所被拒。几分钟后,店长叫了警察。被逮捕的两人后来被释放。


这起事件被人们用手机拍了下来,视频传到网上后引起轩然大波。抗议者聚集在事发的星巴克内外,抗议星巴克种族偏见。


这起事件发生后,今年1月发生在加州的另一起事件也引起了关注。根据网友上传到网上的视频,一名非洲裔男子声称他在加州一家星巴克要求使用厕所被拒,而另一名白人男子则被允许使用,这两个人都没有购买任何咖啡或食物。


星巴克主席舒尔茨上周表示,发生这样的事,责任在他和管理层身上。他说,星巴克以前采取的是一种“不严格的政策”,只有消费的顾客才能使用厕所,但最终还是取决于店长的决定 。


星巴克之前表示,为防止歧视行为,5月29日美国的八千多家星巴克将停业一天,对所有17.5万名员工进行反歧视培训。


本月初,尼尔森和罗伯逊与星巴克达成和解,和解金额没有披露,但是两人可以获得免费的大学教育。此外,两人还与费城政府达成协议,政府向他们支付象征性的一美元,并承诺设立一个20万美元的项目,帮助年轻企业家创业。


谢选骏指出:美国缺少公共厕所,因为美国的公共厕所不像欧洲那样收费勒索过往行人,所以一些地铁车站宁可关闭厕所也不接待旅客。这就增加了美国商店的如厕压力。有些商店比较聪明,预先写好“只有顾客可用”的通告,有些商店比较仁慈,无偿借给失控者使用。现在倒好,连大学和政府都要擅自挪用公款,加入厕所的分流行列。是何道理,呜呼哀哉。大概现在管不住自己的人越来越多了。


074美国国会领导人变成老鼠


《命令司法部调查FBI 川普造成宪政危机》(2018-05-21 美国中文网)报道:


不用再等待总统川普会引发的宪政危机。它已经出现。


《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文章说,川普星期天通过推特要求司法部进行一场政治调查,其目标是抹黑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资深专业人员,同时污蔑上届政府。川普唯一的目标就是质疑特别检察官穆勒(Robert S. Mueller III)接近完成的调查。


评论说,川普玩弄权力是肆无忌惮地滥用总统权威,危险地偏离长期标准。俄罗斯总统普京等政治强人利用司法体系惩罚敌人并转移对其罪行的注意力。美国总统在星期天之前没有那么做,但星期天的推特例外。


川普在推特中写道:“我特此要求司法部,就联邦调查局或司法部是否曾基于政治目的、渗透或监视川普竞选团队,以及上述要求是否由奥巴马政府内的人士指使!”


评论称,司法部没有反驳或者为法治辩护,而是试图安抚总统,至少表面上让他如愿以偿。国会领导人就像老鼠一样保持沉默。不可逾越的界限就这样被轻易跨越。


邮报的评论说,川普的借口就是一名FBI和CIA长期线民--据说是一名已退休的大学教授--在2016年大选之前同川普竞选团队的三名助理联系,而那是FBI最初调查俄罗斯干涉的一部分。


在右翼媒体的支持下,川普声称这个人是“间谍”,“为了政治目的被安插进我的总统竞选团队。”评论说,这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说法,川普要人们相信谎言。


那名线民不是被安插进竞选团队。他只是要同几名竞选团队的人物联系,而他们的名字已经出现在FBI反情报调查当中。在俄罗斯试图影响美国大选的轮廓已经出现时,如果不查看佩奇(Carter Page )和帕帕多普洛斯(George Papadopoulos)等川普顾问同俄罗斯的关系就是一种严重的失职。


川普声称这是美国“历来最大的政治丑闻”,因为他宣称,司法部和FBI利用“间谍”试图为他和他的竞选团队罗织罪名,帮助希拉里赢得大选。评论说,这种阴谋理论有太多漏洞,很难知道从何处开始。


真相恰恰相反。记录显示,司法部和FBI他们在大选之前几个月或几个星期非常不愿意调查某个竞选团队,以免看起来选边站。当时的FBI局长是科米(James B. Comey),人们听到他一再谈论希拉里的电邮,却丝毫不知道对川普竞选团队如此成熟的调查。


穆勒的调查涉及川普的内部小圈子,联邦当局已突击搜查了川普个人律师科恩(Michael Cohen)的住处和办公室之后,总统似乎处于恐慌。


问题在于这种关于“间谍”说法的胡言乱语是为了破坏穆勒调查结论的可信度还是就像尼克松“星期六之夜大屠杀”那样,把它作为试图结束调查的借口。


司法部对川普推特要求的回答是要总监察长处理,副部长罗森斯坦可能希望避免摊牌。


评论说,这既不正常,也不可接受。我们政府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法律,包括总统。但是没有胆量的国会却拒绝保护这一神圣传统。


川普决心利用司法部和FBI惩罚自己认为是政敌的人。这是一场危机,并且正在恶化。


谢选骏指出:按照新闻大亨们的看法,美国国会领导人变成老鼠了;不过还好,报纸大亨们还没有指控美国国会已经完全变成了老鼠窝。事实上,川普与新闻的撕扯,表明了美国社会的分裂程度,也表明流氓大亨与新闻大亨的决裂程度。


075美国更伟大还是更趴下


《急庆祝?白宫发行川金会纪念币 专家批:传递错误讯息》(陈韦廷 2018年05月22日)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计画下月举行峰会,但双方核谈判都尚未开始,白宫却发行印有两人侧脸相望的纪念币,遭外界批评为时过早,且给予金正恩不应有的地位。

卫报报导,许多观察家担心制作纪念币的举动,恐传递错误讯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汤姆尼柯斯(Tom Nichols)说:“这不仅为时尚早,且正是金正恩希望从这个糟糕想法上获得脱身的正当性。”报导并指出,金正恩在硬币上的头衔为“最高领导人”,但在北韩并无此官职,而南韩釜山大学政治系教授凯利(Robert E. Kelly)也借机在推文中嘲讽称可能拼错了字,希望自己能帮忙改成“欧威尔式流氓暴君金正恩”(Orwellian Gangster Tyrant Kim Jong-Un)。


《金正恩威胁取消川金会 川普惊怒不安 怕变政治笑话》(王丽娟2018年05月22日)编译:


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预定6月12日在新加坡会面,但近日金正恩威胁取消,让川金会横生变数。


北韩上周突然威胁取消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川普总统的“川金会”,这项意外的强硬举动,令川普既惊又怒;“纽约时报”报导,川普愈想愈不安,连日来多次追问幕僚甚至急电南韩总统文在寅,询问是否应继续“川金会”,唯恐这次历史性峰会最终成为一场政治出糗。

为抗议南韩与美国的“超级雷霆”联合军演,北韩16日威胁,若不停止军演,将考虑取消预定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北韩还说,绝不接受北韩“单方面”先去核的安排。这类威胁虽是北韩惯用伎俩,但由于数周来北韩态度和缓,新威胁听来格外刺耳。

“纽时”报导,北韩16日威胁取消“川金会”后,川普在17、18两日一再追问幕僚,举行“川金会”是否明智,19日川普又致电文在寅,问他为何北韩的公开言论与文在寅在会晤金正恩后私下对川普的保证不同。

应邀前来美国访问的文在寅已于21日下午抵达华府,川普总统22日将与文在寅在白宫会面,讨论北韩去核问题,但川普日前已迫不及待致电文在寅;一些官员认为,这凸显川普的不安,已等不及两人会面再谈,尽管并无迹象显示川普正考虑退出“川金会”。

川普的幕僚也越来越不安,原因是川普太渴望“川金会”能马到成功;川普曾说,“人人都认为”他应该拿诺贝尔和平奖。幕僚十分担心,金正恩感受到川普的急切,做出一些日后无法兑现的承诺。

川普本月宣布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也导致“川金会”的赌注升高。川普势必要让“川金会”的成果高于前总统欧巴马的伊朗核协议,否则难以说服美国人“川金会”是一次成功峰会。

幕僚还担心川普对北韩核子计画细节的掌握程度,以及他能否坚持北韩去核必须做到的关键要点,这些幕僚说,他们对川普简报这些核武计画细节时,川普不太想听。根据文在寅和美国国务卿庞培欧等人说法,金正恩对北韩核子计画则是了若指掌。

对于“川金会”可能破局,相对于川普对金正恩发出新的威胁,南韩朝野则怪罪白宫国安顾问波顿(John Bolton)。“华盛顿邮报”21日引述曾于2004年7月至2006年初出任南韩统一部部长的现任国会议员郑东泳说,川金会前有许多地雷,其中一个刚引爆,就是波顿,暗指波顿对北韩的强硬发言,尤其强调北韩“废核”,要采“利比亚模式”,让北韩十分反感。


谢选骏指出:“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计画下月举行峰会,但双方核谈判都尚未开始,白宫却发行印有两人侧脸相望的纪念币”——白宫这是在玩弄自封凯撒的游戏吗?好在川普不懂中国智慧,否则他就可以为自己辩解说,这是“以大事小”,是仁政了。——“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语出《孟子·梁惠王》下篇:孟子对曰:“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整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文言翻成白话为:  只有仁人能以大国的地位侍奉小国,所以商汤曾侍奉葛国,文王曾侍奉混夷。只有聪明的人能以 小国的地位侍奉大国,所以周太王曾侍奉獯鬻,勾践曾侍奉吴国。能以大国地位侍奉小国的,是乐于听从天命的人;能以小国地位侍奉大国的,是畏惧天命的人。乐于听从天命的能安定天下,畏惧天命的能保住他的国家。《诗经》上说:“畏惧上天的威严,才能得到安定。”

不过呢,川普的所作所为,既非“以大事小的仁者”,又非“以小事大的智者”,不仁不智的川普,想让美国更伟大,结果让美国更趴下——美国竟趴下到和小国北韩平起平坐。虽然,这很贻笑大方,但却印证了谢选骏“小国时代”的英明论断。


076艾森豪威尔为什么出卖美国


《1945年德国为何投降两次》(王昱2015年08月12日大众网-齐鲁晚报)报道:      


这一个小时的时差刚好横跨了一天,因此成为东西方冷战时期“互找别扭”的争夺点所在:西方国家往往有意在5月7日或8日纪念二战。与之相对的,苏联则一定要选在每年的5月9日进行红场阅兵。在这一天之差的背后,是昔日的苏联和今日的俄罗斯不被西方认可的孤独。

1945年5月8日深夜,德国签署投降法律文书。苏方由朱可夫元帅代表苏联签字。

1945年5月7日,德国政府代表约德尔上将在法国兰斯签署德国无条件投降书。


5月9日,俄罗斯将举行庆祝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虽然仪式的排场不小,规模超过二战胜利60周年时的阅兵式,但美英等西方国家却显得很不给“面子”,大多拒绝参加。也许在俄罗斯人看来,在这样一个德国投降、欧洲战场的战争结束的标志性日子,美英等国如此冷落昔日盟友,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但对于美英等西方国家来说,所谓“二战欧洲战场胜利纪念日”与俄罗斯人认定的并非同一天。而这一切,都源于二战结束时纳粹德国所进行的两次无条件投降。东西方对于二战的不同认识,其实早在这场战争结束时就已经种下了种子。

把头功“让给”苏联

一切应该从1945年年初说起,当德国在二战中的最后一搏“阿登森林反击战”在1944年的冬天破产后,所有人都不难看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已经行将崩溃,剩下的最大悬念变为了东线的苏军与西线的盟军谁会攻克柏林,抢下欧洲战场的头功。在这项“竞赛”中,盟军本来有与苏军一较长短的可能。

当时,艾森豪威尔带领英美盟军成功抵达了西距柏林城几十公里的易北河沿岸,而朱可夫带领的百万苏联红军也快速推动到了东距柏林城仅几十公里的尼斯河一线,两军已经形成了对纳粹德国首都两面夹击之势,双方一度几乎等距。凭借着美英等国的武器装备(尤其是空军)优势,是可以尝试赶在苏联之前攻克柏林的。事实上,当时的英军统帅蒙哥马利也有此打算,其所率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在1945年的3月对柏林展开了攻击阵型,一副要抢先摘桃子的架势。但就在此时,蒙哥马利收到了一份令他目瞪口呆的电报,该电报是由盟军欧洲战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发出的,电文称盟军的作战计划已经变动,主攻方向由原来的柏林改为东南方向的慕尼黑和莱比锡。至于英国人念兹在兹的“攻克柏林”,艾森豪威尔在信中洒脱地说:就“让给”苏联人去完成吧。

艾森豪威尔这封电报,是当年爆炸性的事件。不仅蒙哥马利大为光火,英美两国的领导人也纷纷表示“看不懂”。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获知该消息后评价他“毫无政治头脑”,而英国首相丘吉尔则直言不讳地指责说:“俄国人(丘吉尔对苏联私下里的一贯称呼)一旦进入柏林的时候,就将产生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这一切都将使世界产生‘天下是俄国人打下来’的错觉。”

作为纳粹德国政治的心脏,攻占柏林在政治上无疑具备相当重要的意义。艾森豪威尔为什么要将这项荣誉拱手让人呢?其实,作为后来问鼎美国总统的“军中政治家”,艾森豪威尔不但并非政治白痴,反而比他的同僚们看得都远。这位盟军最高统帅的决定主要是顾虑了攻克柏林所需付出的人员伤亡代价。困兽犹斗的纳粹德国此时已经将柏林打造成一座布满碉堡铁丝网的“钢铁堡垒”,艾森豪威尔认为攻克柏林至少将让盟军损失10万士兵。在他看来,在战事已成定局的当下,再如此浪费士兵的生命去争取虚幻的荣誉是不符合美国价值观的,这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没有帮助。更何况,他意识到战后东西方阵营对德国占领区的划分肯定要以把德国从南到北一分为二的易北河为界。如此一来,即便盟军费尽千辛万苦打下柏林城,将来战后也必然要交还苏联,既然如此何必为他人做嫁衣呢?

艾森豪威尔“出让”柏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美军此时已经开始与纳粹德国就投降问题讨价还价,预判到了德军在穷途陌路时一定会率先向美国人无条件投降的可能性。如此一来,对德的投降仪式依然将由西方主导,苏联辛苦打下的柏林,将是一座没有政治意义的空城。

后来事情的发展验证了艾森豪威尔的预判,当年4月16日,苏军发起对柏林的总攻,29日,希特勒在绝望中自杀。5月3日,苏军在付出30万人伤亡的代价后完成了对柏林的占领。然而,打下柏林的苏联人却没等来德国的投降代表。不仅如此,他们之后还愤怒地获知,德国正式的投降代表已经在前往美英占区的路上了。

美英“阴招”坑苏联

原来,希特勒在自杀前,任命了德国海军元帅邓尼茨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作为二战中德军潜艇战的名将,机智的邓尼茨在“即位”后显然头疼于怎么收拾德国的烂摊子。可能是因为苏德战争过于惨烈,苏联红军在占领德国东部后实行了十分恐怖的报复。鉴于这一局势,如果德国先向苏联投降,在东线作战的几百万德军都由苏联受降,这些投降者恐怕很难活着回到德国。为了避免战后的德国再丧失本已所剩不多的青壮年,邓尼茨决心尝试同盟军单独媾和,尽快在西线实现停火。

就在柏林被攻克的5月3日,邓尼茨的专使——新任海军总司令弗里德堡已经到达盟军第二十一集团军驻地。第二天,弗里德堡就与蒙哥马利签署了西线局部投降书。投降书签署后,弗里德堡马不停蹄地赶往盟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法国兰斯,想探一探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对于与其单独媾和的口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艾森豪威尔以弗里德堡级别太低为由拒绝与其会谈,邓尼茨不得不改派名将约德尔前往兰斯,全权代表德方商谈投降事宜。会谈就这样被拖到了5月6日才开始。

面对德国人主动“上门投降”,艾森豪威尔之所以先摆了个架子,真正原因是还没做好演这出戏的准备。考虑到苏联强大的力量和在二战中所做出的无法否定的贡献,美英想与德国单独媾和显然是不现实的,但白白放过德国主动投降的机会,又无法弥补将柏林让给苏联人的遗憾。思考再三后,艾森豪威尔耍了个手腕,他特意找到苏军在兰斯的联络官、名不见经传的苏斯洛巴罗夫少将,建议由他代表苏联签署“兰斯投降书”。艾森豪威尔显然知道,作为二战欧洲战场的总投降仪式,一个身为联络官的少将显然是不够格的,但这样的安排恰好能够起到压低苏联为战争胜利所做贡献的作用。

面对艾森豪威尔突如其来的邀请,苏斯洛巴罗夫少将赶忙向莫斯科做了汇报,但莫斯科却没能及时给予回复,后来历史学家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苏斯洛巴罗夫根本没有权力直接同克里姆林宫联系,他的请示转了好几道手才到达斯大林的办公桌上,所以延误了不少时间。

可怜的苏斯洛巴罗夫少将此时陷入两难之中,在没有得到斯大林具体指示的情况下,他贸然签署这份协定固然不妥,但如果选择拒绝,苏联就要冒纳粹德国单独同西方盟国媾和的风险,这对苏联战后获取战胜国利益将是巨大的损害。权衡再三之后,苏斯洛巴罗夫少将不得不硬着头皮参与了谈判,并代表苏联在投降书上签了字。据苏斯洛巴罗夫后来回忆:“我虽然签了字,但附加了一个说明,那就是如果任何一个盟国请求,新的投降仪式还可以在别的地方举行。”不过,在当时,他这句话显然没受到什么重视。

1945年5月7日,德国政府代表约德尔上将在驻法国兰斯的盟军最高司令部同美国、英国、苏联三国代表签署德国无条件投降书。5月7日当天,投降仪式现场呈现的是非常奇葩的一幕——美、英、德等国出席投降仪式的都是战场名宿,唯独苏联代表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将,坐在一堆名将中显得气场十分不足。这个细节给了西方媒体极大的解读空间,纷纷质疑苏联在二战中的作用,认为盟军才是击败纳粹德国的主力,东线只是牵制德军兵力的次要战场。苏联在这场投降仪式中,把攻克柏林的风光劲儿又输了回去。

德国被迫“二进宫”

艾森豪威尔在投降仪式上用“闪电战”的方式黑了苏联一把,英美当然很开心,但消息传到莫斯科后,斯大林很生气。他先是指责英美这样重要的仪式为何事先不与苏联协商,在稍作冷静之后,斯大林问身边的工作人员:“那个擅自代表苏联政府签字的人是何方神圣?”在得知苏斯洛巴罗夫直到1944年时才授衔少将后,斯大林立马叫人拨通了其所属的炮兵司令部的电话,并用挖苦的语气质问苏斯洛巴罗夫的上级:“我很好奇,‘著名的’苏斯洛巴罗夫少将到底获得了谁的授权?”惹得斯大林同志如此不高兴的苏斯洛巴罗夫后来自然没有好果子吃,在被撤职后接受了漫长的审查。一次贸然的“代表”,奠定了这位少将悲剧的后半生。

在处置完“内鬼”后,斯大林于5月7日当天正式向英美两国发出了抗议,他表示:“今天,在兰斯,德国军队签署了预备性的无条件投降书。然而,这场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不是由西方盟国,而是靠苏联人民的流血牺牲换来的。不在柏林,不在法西斯侵略的中心签署投降书的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我们已与各同盟国商定,把在兰斯签署投降书一事只当做投降仪式的预演。”

斯大林对于投降仪式的高度敏感和强硬态度,让美英不得不放弃了艾森豪威尔精心布好的那局棋。于是,在1945年5月8日,刚刚承受过一次战败之辱的德国人不得不再次强打精神,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霍斯特进行第二次“正式的”投降仪式。这一次,苏联派出了元帅朱可夫主持该仪式,而在苏联的要求下,美英等国也不得不派出高级别军官参加仪式。投降书第1条强调:“德国控制下的一切陆、海、空军,向红军最高统帅部,同时向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无条件投降。”朱可夫更是代表苏联在投降书上第一个签字。苏联总算获得了其想要强调的突出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与“兰斯投降”相比,“柏林投降”在场面上对德国更不客气,德国代表凯特尔元帅率领着德国代表团来到签字厅时,礼节性的举起权杖向盟国代表行礼。但是,盟军方面无人还礼。凯特尔元帅在尴尬而屈辱的气氛中签完了所有9份投降协议。两场投降仪式截然不同的氛围,也暗示了东西方日后对德国不同的处置态度。


这段签订两次投降书的插曲,造成了东西方之间后来一个很有意思的公案。根据“兰斯投降书”,“所有德军在欧洲中部时间5月8日晚上11时01分起停止军事行动”。因此,在欧美国家的观念中,二战欧洲战区的最终战日期应该是在5月7日或8日。而苏联所认定的柏林投降书是于5月8日深夜签订的,并规定从5月9日零时开始生效。由于德军在“兰斯投降书”签订后已经向战斗部队传达了该命令,因此,当“柏林投降书”在9日凌晨生效时,德军事实上已经放下武器一个小时了。这一个小时的时差刚好横跨了一天,因此成为东西方冷战时期“互找别扭”的争夺点所在:西方国家往往有意在5月7日或8日纪念二战。与之相对的,苏联则一定要选在每年的5月9日进行红场阅兵,突出自己才是二战中的中流砥柱。认定哪一天作为停战日,成了一个严肃的站队问题。苏联解体后,这个琐碎的争论曾一度沉寂,2005年5月9日,西方各国首脑出席俄罗斯的庆祝仪式,曾被看作是对于苏联二战贡献的肯定与承认。然而,今年,西方各国元首纷纷拒绝出场。在这一天之差的背后,是昔日的苏联和今日的俄罗斯不被西方认可的孤独。


谢选骏:艾森豪威尔把对德胜利的头功让给苏联,把苏联培养为超级大国和美国的死敌——这显然是在出卖美国的利益。这厮作为统帅为什么还要出卖美国?而这个出卖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后来又为什么还能更上层楼甚至选上美国总统?历史学家也许用两个字来回答:“狗屎”!——历史就是由这些莫名其妙的狗屎堆砌出来的吗?


077美国参院力避沦为美国残垣


《美参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 列中俄为威胁来源》(中央社2018年05月25日)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5月25日通过7,160亿美元年度国防政策法案,与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一同将中共与俄罗斯列为对美国与盟友的威胁来源。


据中央社报导,这项法案称为“2019年国家国防授权法”(NDAA),内容包括针对中俄两大“战略竞争者”的相关措施,像是交易规定的压制,以及禁止国防部与任何使用华为与中兴通讯电信装置或服务的实体交易。

 

这项法案延长限制美国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同时“表达参议院的意见”,即美国政策是强化对欧洲盟友与伙伴的防卫,以遏止俄罗斯侵略;且为了抵御中国(中共)与俄罗斯的威胁,督导陆军能取得短期作战能力,补上巡弋飞弹防御的落差。

作为美国国会每年通过的少数重大立法之一,《国防授权法》包括范围广大的政策措施,从决定军队薪饷与福利,到翻新、购买或停用何种船舰或战机等不一而足。

今年参院与众院版本的法案也同样将土耳其视为目标。土耳其作为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盟友,最近几个月与华府关系日益紧张。

美参院军委会通过法案 要求公布中国南海活动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25日以25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参议院版本的《国防授权法》草案,根据军委会公布的大纲,《国防授权法》要求公开报告中国(中共)在南海的军事与威吓活动,并鼓励国防部长公布南海空拍照,以说明中国(中共)在当地令人关切的活动。

草案也禁止美国国防部与使用华为或中兴通讯生产的电信设备或服务的公司签订合约,并要求美国国防部限制孔子学院在各大专院校的中文课程补助。

对国防部每年发表的中国(中共)军力报告,草案也要求纳入中国(中共)的恶性影响,包括企图影响美国媒体、文化机构、企业、学术与政策圈等。

至于台湾部分,由于军事委员会尚未公布参议院版本的《国防授权法》草案,目前尚不清楚。据了解,与众议院院会刚通过的版本差异不大。


谢选骏指出:美国参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列中俄为威胁来源一事表明,美国终于从1990年代“冷战结束”的“胜利迷惘”中醒悟了过来,知道冷战并未结束,只是进入了第二阶段而已。这个长达二十七之久的“胜利迷惘”,类似1918到1939年之间二十一年的“胜利迷惘”——但其实,后者不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过渡而已。世界大战的二十一年休战,培养了一个希特勒德国;冷战的二十七年休战,培养了一个新的中俄联盟——北朝鲜就是一个冷战先锋。美国参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列中俄为威胁来源,意在力避美国沦为残垣乎。


078美国能够强大的秘诀何在


《特朗普来信把中学英语老师愁坏了:错误太多难及格》(2018-05-27 海外网)报道:


近日,美国一位退休的中学英语老师表示,自己收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来信,但她认为信件内容出现许多语法错误,很难及格。因此她对信中的错误进行了修改,并将信件寄回给了白宫。


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伊冯·梅森(Yvonne Mason)是美国南加州一所中学的英语老师,执教17年,去年刚刚退休。梅森此前给特朗普写信,希望特朗普能与在今年2月份美国佛罗里达州帕克兰校园枪击案中失去亲人的家属单独会面。不久之后,她收到了这封回信。


梅森发现特朗普的回信中有不少语法错误,其中11处词语有书写不当之处,包括“President”、“State”这些单词的专有名词形式使用错误(英语中专有名词的首字母需要大写)。尽管梅森称,这封信很可能是工作人员代替特朗普写的,但梅森表示,“这是政府最高首脑的来信,希望至少能保证形式上是正确的。”


梅森说:“如果这是初中生写的,我会给它一个C或C+,如果是高中生写的,我会给它一个D。”不过,她并没有在寄回给白宫的那封信上附上成绩评定等级。


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常在社交媒体以及公开场合发表犀利言论,但因其语法、措辞使用不够标准,还不时出现一些错误遭到网友和媒体的嘲讽。美媒此前报道称,特朗普推文中出现的这些小插曲其实是白宫工作人员有意为之,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体现特朗普的个人风格。报道称,白宫工作人员故意使用不标准的语法和短句,他们使用感叹号、大写字母、分散的句式、不常用的词语和语法错误,以尽量接近特朗普的风格。


谢选骏指出:这个中学老师不知道,川普是通过枪手作弊代考,才能继续升学的,所以川普信件里出现语法错误,这才说明是他本人干的好事——如果普通的工作人员,至少受过基础教育,也就不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了。但是这个事件的另一方面,却体现了美国能够强大的秘诀,一是川普这样一个下三滥,都可以当上总统,美国真是有容乃大!二是任何人都可以向任何权威进行质疑甚至提出挑战,与此同时,还能基本保持社会大致不乱;美国不仅没有失控,还能在宽容异议的同时顺便创新。


谢选骏:美国的健康预期寿命指数为何偏低


《世卫:中国人均健康预期寿命首超美国》(2018-05-31 观察者网)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WHO)5月17日在日内瓦发布最新报告《世界卫生统计2018》。根据世卫组织数据,中国婴儿出生时的健康预期寿命首次超过美国。


数据显示,根据2016年的数据,中国婴儿出生时的健康预期寿命(Healthy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首次超越美国,中国为68.7岁,高于美国的68.5岁。


不过,美国婴儿出生时的人均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 at birth)达到78.5岁,仍高于中国的76.4岁。但报告称,美国人最后10年的生命质量不容乐观。


据路透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艾莉森·克莱门特-亨特(Alison Clements-Hunt)指出:“对比健康预期寿命时发现一个特点,在中国,日本,韩国和一些其他亚洲高收入国家,人们失去健康的岁月要比高收入的西方国家少。”


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索马里、阿富汗、格鲁吉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5国的出生时健康预期寿命有所下降。


新加坡2016年的新生儿前景最好,他们平均可拥有高达76.2年的健康时间,紧跟其后的是日本、西班牙和瑞士。在这项数据排名中,中国排名第37,美国排第40名。


路透社分析指出,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正在追上美国,2027年将超过美国。


艾莉森指出,“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正大幅增长,目前已经超过了部分高收入国家。”与此同时,美国人均预期寿命则在下降,2014年的79岁已成为峰顶。


艾莉森表示,这反映出由于药物摄入过量而致死的比率增加,尤其在美国不太富裕的地区,中年人会服用鸦片类药物、自杀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致死。


数据也显示,日本是人均寿命最长的国家,高达84.2岁,这也意味着2016年出生的日本婴儿,能够期待见证下个世纪的到来。


平均预期寿命是在一定的年龄别死亡率水平下,活到确切年龄X岁以后,平均还能继续生存的年数,它是衡量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区居民健康水平的一个指标。它以当前分年龄死亡率为基础计算,但实际上,死亡率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平均预期寿命是一个假定的指标。健康预期寿命也是一个相对数据,估算的是一个人在完全健康状态下生存的平均年数。


据世卫组织官网介绍,婴儿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反映了总体死亡率,总结了特定年份所有年龄组的死亡率模式,包括儿童、青少年、成年人和老年人。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婴儿出生时预期寿命为72.0岁(女性为74.2岁,男性为69.8岁),非洲地区的数据为61.2岁,欧洲地区为77.5岁。


2016年全球婴儿出生时健康预期寿命为63.3岁(女性64.8岁,男性为62岁),非洲地区的数据为53.8岁,欧洲地区为68.4岁。


数据显示,世界各地的女性寿命总体比男性长,2000年两性之前的预期寿命差距为4.3年,到2016年几乎保持不变(4.4年)。


根据世卫组织2016年的统计报告,2000年至2015年,全球人类预期寿命增长了5岁,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最快增幅。然而,国家内部、国与国之间的健康不平等现象依旧存在。


世卫组织界定的非洲区域表现最佳,创最大增幅。受益于儿童存活率的提高、疟疾有效控制和治疗艾滋病病毒的进步,非洲地区预期寿命增长了9.4岁,至60岁。上世纪90年代,由于艾滋病肆虐,非洲区域的人类预期寿命呈现下降趋势。而过去15年扭转了这一势头。


据世卫组织官网,2018年的《世界卫生统计》报告也显示,目前世界上仍有半数人口无法获得所需的卫生服务。全球每年70岁以下人口中有13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糖尿病和癌症,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国家;2016年平均每天有1.5万名5岁以下儿童死亡。


谢选骏指出:美国的健康预期寿命指数为何偏低?这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多种族国家,犹如“全球联邦的缩影”——这与其他发达国家完全不同,所以其他发达国家的指数都比美国看起来要好。而根据“种族三特性”,黄种人发育最晚、寿命最长,白人次之,黑人第三。为何“美国人均预期寿命则在下降,2014年的79岁已成为峰顶”?因为在这2014年前后,美国出生的婴儿中,少数民族例如黑人、拉美人的人数已经超过了白人。


079美国2015年才开始思考第二次太平洋战争


《美专家:中国有意图、能力和战略重演珍珠港袭击》(VOA 12/9/2015)报道:


本周,在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一场座谈上,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商学院教授彼得·纳瓦罗称中国的军事崛起对美国乃至世界安全构成了威胁,而中国新研制的中远程弹道导弹使其具备了发动珍珠港式袭击的能力。中国官媒《环球日报》批评这篇文章的观点过于牵强。

 

12月7日,正值珍珠港事件70周年纪念日,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商学院教授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在新美国安全中心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举行座谈会,讨论他的新书《卧虎:中国军事化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 (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 。纳瓦罗教授说,中国有扩张领土的意图、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和发动战争的策略,而美国近年来在亚洲事务上的参与度始终不足。他强调说,如果美国不采取有效行动遏制中国的军事崛起,珍珠港事件很有可能在10年内重演。

 

纳瓦罗从意图、能力和战略三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军事崛起的意义,以及为什么中国可能成为当年日本帝国的翻版。他指出,中国近年来建设攻击型武器,企图恐吓邻国并将美国排挤出亚洲事务,这就对世界安全造成了威胁。此外,他说,北京宣称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和台湾岛为中国所有,还宣称拥有南中国海80%的主权,这清楚表明了其扩张领土的危险意图。


纳瓦罗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印度洋和非洲的活动也是其扩张意图的表现之一。他说:“当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以外建立军事基地,这就构成了对全世界的威胁。不管是在巴基斯坦的瓜尔达港,还是在斯里兰卡,或者非洲的东西海岸线上。”


中国和东非国家吉布提政府最近都证实中国将在吉布提建造其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


2015年10月,中国企业岚桥集团以5.06亿澳元获得澳大利亚达尔文港99年的租赁权。澳大利亚媒体称,近期,美国国防官员与澳大利亚近期持续举行“紧急磋商”。有专家认为,这项租赁协议可能影响美军舰只在该港口的出入,还可能有情报泄露的危险。纳瓦罗评论说:“中国直接进驻达尔文港,这就是俗话说的‘咄咄逼人’。问题是很多东亚盟友和澳大利亚一样,和中国之间有很多经济贸易往来,但是他们又在战略防御上依靠美国。因此,中国试图试用其经济影响来阻断他们同美国的联系。”


在能力方面,纳瓦罗说,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雷库之一、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常规柴电潜艇舰队,还有各式“硬杀伤”和“软杀伤”的反卫星武器。他尤其强调了中国新研制的导弹:“中国现在拥有世界最大的多种导弹武器库,从短程战术导弹到洲际导弹。他们还有‘地下长城’,我们还不知道里面究竟有多少导弹。他们的反舰弹道导弹,可以从几千公里外攻击航母。他们还有速度高达10马赫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除此之外,中国还不受《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限制。导弹是他们的相对优势,是他们的作战先锋。仅这一点就必须引起美国的重视。”


纳瓦罗教授在座谈会上还指出,来自中国的日益增长的网络攻击也不容小觑。他说:“在我们说话的同时,他们正在攻击五角大楼和我们的商业机构,他们甚至还偷窃了我们所有的主要武器系统,包括F22战机、 F35战机、鱼鹰直升机、神盾战斗系统。美国人相信自己拥有最先进的武器,但他们正在偷窃我们的武器系统,并且拥有优越的生产能力,那么现在谁更有优势呢?”


至于战略方面,纳瓦罗教授认为,即使中国在技术层面上不能赶超美国,这依然不妨碍他们实施不对称战。


此外,他还表示,美国应对中国的计划早就开始,但因为中东的动荡局势一直没能得到全面贯彻。纳瓦罗教授说:“911时间前夕,布什政府已经察觉到中国的崛起,准备重返亚洲,但911事件后,这一计划就搁置了。2003年,布什政府准备出兵伊拉克,朝鲜重新加工8000支曾经使用的核燃料棒,尽管他们承诺过我们不会这样做。但我们的注意力都投入到了中东。这就是朝鲜获取核武能力的开始。”


纳瓦罗教授上个月在《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发表文章,称巴黎袭击可能标志着美国再次将战略重心从亚洲转移到中东,使得中国能够在亚洲悄然发展其势力。


针对美国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应对中国,剑桥大学政治系美国研究主任斯蒂芬·哈尔伯教授(Stefan Halper)认为,美国政府要实施强制性法律行动,迫使中国遵守国际规则;其次要加强美国及其盟友的公共外交项目,对抗中国的意识形态宣传;最后,美国必须持续进行‘航行自由’任务和其他联合海军行动,提高东亚盟友的信心。


哈尔伯教授指出,美国目前应对中国的策略正在失败,商业、贸易和网络间谍领域的情报已经揭示了这一事实。他说:“比如,今年10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达到了惊人的329亿美元。当我们把重心重新转移到东亚的时候,我们面对了新的现实。北京正在利用其民族主义,在东亚传播其影响。”


纳瓦罗教授也对美国之音表示,应对崛起的中国,美国必须寻求经济上更加强大。他说:“我们不能再让贸易逆差继续下去,我们要像川普和桑德斯所说的那样,打击中国的货币操纵和非法出口。我们还需要重新考虑中美经济关系。我们正在买‘中国制造’的商品,让中国获得利益,然后建造武器并有攻击美国的能力,这种关系是不对的。”


中国官媒《环球日报》12月9日发表文章,称“中国发动珍珠港式袭击”这一观点耸人听闻,过于牵强,“没有看清楚中美关系和平健康发展的大趋势”。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1月底在出席巴黎气候大会时会晤。奥巴马赞扬了两国的合作,但同时也指出了两国领导人坦率地讨论了在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争议岛屿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习近平强调说,两国应坚持不冲突不对抗,要管控好分歧和敏感问题。


谢选骏指出:纳瓦罗教授的这一观点为何值得报道?甚至多少有些值得大惊小怪?难道这说明美国朝野直到2015年才开始思考有关第二次太平洋战争的问题?然而,早在此之前八九年,我就讨论过这一话题了——


《谢选骏:走向对美宣战的中国(001)》(博讯2006年03月05日发表)


2006年3月2日中午,我在纽约开始阅读日本人实松让所写的《偷袭珍珠港前365天》一书。实松让1941年在华盛顿担任驻美海军助理武官,长期从事情报工作,所以对当时日美交涉的内幕经过比较了然。这书就是根据他亲身的经历和回忆,并参阅了大量有关文件档案资料所写成的。这本书虽是1969年出版,体现了事后聪明,但总体上是可信的。它描述了密电码全遭美国破获的日本,如何在美国的遏制下,一步步陷入太平洋战争的灭顶之灾;而美国又因为罗斯福知情不报的苦肉计而遭到珍珠港事变的严厉摧残:


“光阴似箭。1941年12月8日早晨七点,日本广播协会的前身东京广播电台的广播员,在威武雄壮的《军舰进行曲》和《拔刀队》的乐曲声中,以激动的语调反复播送大本营发布的第一号临时新闻公告:“帝国陆海军于今天八日凌晨在西太平洋与美英军进入了战争状态”,把爆发太平洋战争的第一个消息告知全体国民,从此,如同梦游一般地度过了28年的漫长岁月。”


读完这本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1940年前后的日美关系和2006年前后的中美关系,具有某种奇怪的历史相似性;相形之下,那时使得日美关系不断恶化的中国问题,多少有点像当今使得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的台湾问题。


《偷袭珍珠港前365天》一书的作者实松让以典型的日本人的精细也就是“小家子气”回顾这场战争,认为它给人们留下许多疑问:“为什么在开战之初去进攻珍珠港?当时日本海军把优秀的航空母舰都投入进去,采用世界海战史上前所未有的远洋奇袭战术直捣敌营。为什么一定要孤注一掷、断然进行如此大规模的作战?究竟是谁和在什么时候提出这一作战设想的?在使之具体化和执行这一计划时,经历了哪些曲折?为达到作战目的,曾采取了什么措施?结果如何?等等。”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问得是相当迂腐甚至有点愚蠢的,因为它没有切入问题的实质,那就是日本要建立西太平洋的霸权而美国决心阻止日本建立这一霸权。


在我看来,尽管那时的日美关系和今天的中美关系具有种种不同,国际形势也千差万别,而阻碍日美关系的“撤军中国问题”和阻碍中美关系的“威胁台湾问题”也可以说是大相径庭……但是在维护西方尤其是美国自身在西太平洋优先地位的意义上,那时的日美关系和今天的中美关系却又是具有本质的相同。尤其考虑到那时的苏联和现在的俄国都处于相似的半孤立状态,由于缺少了这一制衡因素,那时的日美和今天的中美就多少处在正面对峙的状态下,进而不知不觉滑入对抗乃至全面冲突的漩涡。至于说到现在的日本,正如一位亲美的日本学者私下告诉我的那样,现在的日本实际上只是美国的“属国”。也就是说和那时的菲律宾差不多,尽管现在的日本具有较之那时的菲律宾远为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力量,但属国地位决定了日本在中美的较量中,只能发挥“装饰性的作用”。


到了3月2日晚上,我已经读完实松让所写的《偷袭珍珠港前365天》一书。于是回到东亚的现实中,对比一看使我惊骇:这样一条前所未见的新闻出现眼前——《北京将“终统”事件提到联合国 并向德俄等表示“严重关切”》(新加坡《联合早报》2006年3月3日,叶鹏飞[北京特派员])。


这篇报导说,台海局势在台湾总统陈水扁宣布“终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后持续升温,北京日前开始了密集的外交布局,试图利用国际压力制约台独的发展势头。“新华社昨天报道,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在纽约当地时间3月1日下午,分别约见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第60届联大主席埃利亚松,向他们转达中国政府对陈水扁终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的严重关切。报道称,王光亚特别强调这是对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挑衅,是对台海和平的严重挑战。据王光亚转述,安南对陈水扁言论引发的危险局势表示关切,并表示将在适当的公开场合正式表明联合国反对这一做法的立场。”


于是我去查新华网,发现还有消息说,国家副主席曾庆红3月2日会见俄国内务部部长努尔加利耶夫的时候说,台湾当局的做法是对国际社会普遍坚持的一中原则和台海和平稳定的严重挑衅。中国将继续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允许台独把台湾分割出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2日则“应约”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说台湾当局决定终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是对国际社会普遍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的公然挑衅和对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严重破坏。


新加坡《联合早报》则说,与此同时的中国外交部紧锣密鼓与各国使节沟通:副部长层级的外交部官员接连约见了各国大使,重申了北京对陈水扁“终统”的立场。一名驻北京外交官对本报指出,外交部的做法是要让各国清楚陈水扁“终统”的严重性,希望各国能够出于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的共同利益,联手遏止陈水扁的台独企图。同时,国台办也积极与智囊学者开会,讨论应对陈水扁的策略。“本报从侧面了解,国台办官员在一场会议上透露了大陆当局新策略背后的想法”:据称,国台办官员在会议上表示,向国际社会宣传陈水扁“终统”是走向法理台独,并强调其中的危险性,一来是希望国际社会能一起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共同向陈水扁及台独势力施压,劝阻他们别错估形势;同时,如果国际社会无法遏止陈水扁及台独势力继续走向法理台独,就不能责怪中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对付台独势力。


我为什么会对《北京将“终统”事件提到联合国 并向德俄等表示“严重关切”》新闻感到惊骇呢?因为这是一条史无前例的、完全不同的东西。


回顾以往再看现在:


一、2004年之前,中国是把台湾问题当作“内部问题”处理,但这样就与美国的关系日益紧张;


二、于是2004年开始,中国改采联合美国共同维持两岸局势的方针,一度使得布什出面批评台湾执政者。中国的这一转变,可以解释为“为了缓和对美关系”。


三、但这一次不同,这一次是广泛公告国际社会;从而完全放弃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这一传统立场。


四、这一转变是相当陌生的。既然它是陌生的、完全不同的东西,在它背后肯定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重大事情。


那么,这是什么事情呢?


通过反复思考,我倾向于认为,这个不同寻常的重大事情就是“中国正在走向对美宣战的道路”;而将来的人们回顾时,可能认为2006年3月2日就是这一倒计时的开始。


下面,我将把有关的思考逐一展开,这也是长期以来我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所支持的。有关的思考还可以名之为:“中国:对美宣战”、“中国走向对美宣战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宣战”、“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向对美宣战的道路”等,总之其意思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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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e,Xuanjun:China that is moving towards a war against the US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lianzai/2006/03/200603050459.shtml) 


谢选骏指出:美国2015年才开始思考第二次太平洋战争——太太太晚了!


081美国精神就是和稀泥的实用主义


今天是六四屠杀29周年。很有意思的是,美国今天的两个判例,让我想到了“美国精神就是和稀泥的实用主义”。


《最高法院裁定:科州蛋糕店有权拒绝服务同性伴侣》(颜伶如综合 2018年06月04日)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4日早晨以7票对2票表决裁定,科罗拉多州一家蛋糕烘焙业者有权拒绝不卖结婚蛋糕给同性婚姻伴侣。


2012年,科罗拉多州雷克伍德(Lakewood )“杰作蛋糕店”(Masterpiece Cakeshop)负责人菲利普斯(Jack Phillip)以不符个人宗教信仰为由,拒绝为同性伴侣克雷格(Charlie Craig)与穆里林斯(David Mullins)提供结婚蛋糕。


克雷格与穆里林斯援引科罗拉多州反歧视州法,向科罗拉多人权委员会(Colorado Civil Rights Commission)检举“杰作蛋糕店”涉嫌歧视,明显违反州法。根据科州州法规定,对社会大众提供服务的店家,不得以种族、宗教、性别或性倾向为由歧视消费者。


科罗拉多人权委员会以及后来的科州最高法院,都裁定克雷格与穆里林斯胜诉。但菲利普斯则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最高法院4日裁定,菲利普斯有权基于个人宗教拒绝为同性伴侣提供服务。


由最高法院大法官甘乃迪(Anthony Kennedy)负责撰写的多数意见(majority opinion)判决书中指出,由于菲利普斯宗教信仰的关系,科罗拉多人权委员会在处理这起案件的过程中对他充满敌意,侵犯了菲利普斯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保障的权利。


谢选骏指出:最高法院一边通过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强制措施,一边却又不给同性恋者伴侣充分的人权——这是明显的两面派、和稀泥。


无独有偶。

 

《周立波持枪藏毒撤销 只判交通违规》(记者朱蕾纽约2018年06月04日)报道:


周立波和妻子胡洁在庭审结束后开心接受采访。


中国脱口秀演员、“海派清口”创始人周立波被控持枪藏毒案4日开庭,长岛纳苏郡(Nassau)刑事法院法官Teresa Corrigan裁定,撤销周立波的非法持枪、持毒等罪名,只判其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交通违规,罚金加上额外费用共238元。周立波当庭承认了交通违规。


庭审结束后,周立波的律师表示,“周立波从一开始就是无辜的,他非常配合调查,提供自己的DNA,调查结果显示枪支上根本没有周立波的指纹和DNA。很高兴法官撤销对他的所有控罪。”


周立波在法庭外表示,“今天这个结局是我至今所见最豪华的交通罚单。法官判定枪和毒和我没有关系,但是枪和毒怎么到周立波包里的,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我将在不久后通过媒体说出真相。”


谢选骏指出:美国地方法院和美国最高法院的做法如出一辙,那就是要体现美国精神就是和稀泥的实用主义,美其名曰“民主政治的要义就是互相妥协”。它的判决就是让周立波案件的双方不输不赢,或说是各有输赢。


这类似于“政教分离”——例如,在六四屠杀的问题上,美国一方面道义谴责,一方面实际宽容;道义谴责属于宗教价值,实际宽容属于政治经济。这和英法1930年代对待纳粹德国的态度如出一辙,慕尼黑协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形成的。直到后来,无法收拾。现在,中美濒临“贸易战”的边缘。因为在此之前,六四屠杀形成的“血汗工厂体制”可以让中美双赢;但现在美国才发现,“血汗工厂体制”已经危害到美国自身的安全了。


082美国是“国会主权国家”


《弹劾特朗普?先来了解一下程序运作规则》(CHARLIE SAVAGE 2017年5月18日)报道:


周三,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总统走下空军一号。 Doug Mills/The New York Times


前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詹姆斯·B·科米(James B. Comey)称,特朗普总统曾向其施压,要求停止调查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T·弗林(Lt. Gen. Michael T. Flynn),此事进一步加剧总统批评者的不满,他们认为他的行动或许构成了妨碍司法公正,并成为弹劾的依据。

“要求FBI停止调查是妨碍司法公正,”佛罗里达州民主党众议员特德·多伊奇(Ted Deutch)周二在Twitter上表示。“而妨碍司法公正是可弹劾的行为。”

但两党的多位法律专家警告说,在事实尚不清晰之际讨论弹劾为时过早;白宫则否认特朗普曾敦促科米停止调查。

不过,前期讨论让人们对于弹劾程序如何运行兴趣日浓。以下是你需要知道的信息:


什么是弹劾?


根据宪法的规定,如果有足够多的议员投票认定总统犯有“叛国罪、受贿罪和或其他严重罪行和不检行为”,国会可以在总统任期未满前解除其职务。

只有三位总统面临过弹劾程序。其中两位虽遭到弹劾,但被宣告无罪并得以留任:1868年的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以及1998和1999年的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第三位是1974年的理查德·M·尼克松(Richard M. Nixon),他为免遭弹劾而辞职。


弹劾程序是怎样的?


首先,众议院会就一项或更多弹劾条款投票表决。如果以简单多数通过至少一项弹劾条款,总统就会被弹劾——其实相当于遭到起诉。(在尼克松和克林顿的案例中,都是先由众议院司法委员会[Judiciary Committee]对事情加以仔细斟酌。)

接着,程序向前推进,参议院在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首席大法官的督导下进行审讯。扮演检察官角色的是来自众议院的一组议员,他们被称为检控干事。总统会有辩护律师,参议院则充当陪审团。

如果有至少三分之二的参议员认为总统有罪,总统便会被解职,由副总统接替其职务。


规则是怎样的?


没有标准规则。参议员首先会通过一项列明审讯程序的决议。

“参议院决定我们的审讯采用哪些规则时,的确是且行且定,”曾在克林顿弹劾案中为其辩护、后来给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当过白宫法律顾问的格雷格·克雷格(Greg Craig)表示。

举个例子,克雷格说,那个案子的初始规则是,共和党检控干事有四天时间阐述定罪理由,接下来总统的法律团队有四天时间为他辩护——实际上相当于开案陈词。参议院随后决定是否听取证人的证词,以及如果听取,是让证人当庭作证,还是提交作证录像带。最终,参议院允许双方分别对七名证人以录制录像带的方式进行庭外取证。

参议院在对克林顿的审讯中采用的规则——包括限制证人数量和口供证词长度——让该案更难与联邦法庭上的审讯相提并论,曾在那场审讯中担任众议院检控干事的前佐治亚州共和党众议员鲍勃·巴尔(Bob Barr)说。巴尔还是一名前联邦检察官。

“弹劾是自成一体的,”巴尔说。“刑事案件中的陪审团不会为案件制定规则,也不能决定他们想要看或者不想要看什么样的证据。”


标准是怎样的?


宪法规定,可以弹劾或罢免犯有“叛国罪、受贿罪和或其他严重罪行和不检行为”的总统。但没有哪个监管机构能对议员们选择如何解释该标准加以制约,从而让它变成了一个既关乎法律分析又关乎政治意愿的问题。

以克林顿案中的审讯为例,当时的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伯德(Robert Byrd)告诉同僚,他认为克林顿显然犯有伪证罪,但将其解职是一个糟糕的主意。

“鉴于整件事引发了党派之间严重的政治分歧,现在就让达摩克利斯之剑落下,只会进一步损害早已千疮百孔的公信力,”他说。“因此,虽然不太情愿,我还是会投无罪票。”

弹劾克林顿的是一个参众两院都由反对党把持的国会。而特朗普面对的情况是,两院均在他所属的党派掌控之中,这让他们很难产生弹劾他的政治意愿。


第二十五修正案是怎么回事?


1967年生效的第二十五修正案提供了另一种解除总统职务的机制。它适于应对总统无法履行职责而非违反法律的情况。

按照其规定,如果副总统和内阁的大多数成员都向国会表示,“总统无法行使职权和履行职责”,副总统便可立即成为代总统。如果总统对这一结论提出异议,但两院有三分之二的议员站在副总统这边,那么副总统仍然可在余下的任期内担任代总统。


谢选骏指出:弹劾不弹劾总统,不由人民说了算,而由国会说了算,因为美国是一个“国会主权”的国家,不会像台湾那样动不动就要搞一下“全民公投”的闹剧。


国会主权亦称法律主权,19世纪英国学者奥斯丁(John Austin)认为“法律乃主权者之命令”,主权者可为一人,亦可为多数人。由于当时英国国会至上,因此被其他学者引申,既然法律由国会制定,则主权者当是国会。19世纪末学者戴雪(Albert Venn Dicey)集其大成,提出主权可分成“法律主权”和“政治主权”,法律主权决定法律上国家最高意志,政治主权为国家最高权力之所在,故具法律、政治最高权力的英国国会拥有主权,即“国会主权”。


现代民主是建立在人民主权的概念上。但与卢梭的民粹政治看法不同,代议政制允许将主权的行使过程从民众转移至议会。议会主权(国会主权,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指的便是在代议民主制里,最终的主权属议会所有,而不是行政的权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比较政治制度上议会主权乃英国国会特有类型,其他国家国会则是代表行使国民主权。英国及承袭体制的纽西兰采不成文宪法,由惯例与国会制定法律而定;其他成文宪法的国家需有特定修宪程序,且国会制定法律不能抵触宪法,表示国会在宪法架构下非最高性而为国民之代表。


正是因为“国会主权”的存在作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国会竟然通过紧急授权,用公款救济倒闭破产的大银行,从而把美国变成了一个典型的“权贵社会主义国家”或曰“资本社会主义国家”。


想了解弹劾特朗普的可能,先来了解一下美国有几任总统遭弹劾—— 


在美国历史上,总统的弹劾程序共启动过三次,即约翰逊案、尼克松案和克林顿案。


1、约翰逊案


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启动总统弹劾程序的是第20届(第17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1865年至1869年)。约翰逊任国会参议员期间,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1860年底以后,南卡罗来纳等南方几个州相继脱离联邦,成立“南部同盟”。在南方议员纷纷退出联邦国会的时候,约翰逊却坚决留在国会,并在参议院中强烈谴责南部脱离联邦。故此,1864年由林肯提名为副总统,1865年在林肯遇刺后就任总统。就任总统后,倾向南方,主张允许南部各州只附带有限改革条件就可重新加入联邦,给予获得自由的奴隶以极少的公民权利,并对参加叛乱的种植园主予以大赦等等。国会中的共和党激进派为了制衡约翰逊,提出了三个法案:(1)《官吏任职法案》,规定总统不得任意罢免官员,除非得到参议院的同意;(2)《赦免法案》,剥夺了总统赦免叛乱分子的权力,这是针对约翰逊的《大赦宣言》而制定的;(3)军队指挥法案》,对总统指挥军队的权力作了限制。当时的副总统是激进派的韦德,如果约翰逊下台,则可由韦德继任总统。在1866年的国会选举中,激进派共和党人以压倒优势大获全胜,使共和党看到弹劾约翰逊的一线希望。1868年2月25日,美国众议院126票对47票通过“违反官吏任职法和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等11项弹劾条款,向参议院提出要求弹劾约翰逊。同年3月,参议院在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萨蒙·蔡斯的主持下,对约翰逊弹劾案进行缺席审理,投票表决结果是以35对19票(美国当时为27州)一票之差没有得到定罪所需全部的2/3,约翰逊被宣告无罪。


2、尼克松案


第二位启动总统弹劾程序的是第46届和第47届(第37任)总统理查森·尼克松(1969年至1974年)。启动弹劾程序的主要原因是“水门事件”。1972年总统竞选活动中,共和党派人潜入设在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进行偷拍文件和安装窃听器等活动,当场被捕。事件发生后,因真相不明,没有因此影响尼克松的连选连任。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证明尼克松不仅与此事有关,而且还参与了掩盖活动。在水门事件揭露后,司法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辞职,尼克松提名埃利奥特·理查森任司法部长。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要求理查森作出不干预为水门事件而任命的专门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的决定和行动的承诺,作为批准其任命的条件。理查森作出了承诺,参议院批准对其的任命。考克斯下令从白宫调文献和录音磁带,遭到尼克松的拒绝。考克斯坚持,尼克松于是命令理查森解除考克斯的职务。理查森由于向参议院作出了承诺,只好辞职。尼克松于是提名威廉·萨克斯比为司法部长。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从萨克斯比那里同样的承诺后,参议院批准了其任命。新的特别检察官利昂·贾沃斯基同样下令调尼克松召开的有关水门事件会议的磁带,尼克松以贾沃斯基为其下属无权要求他交出录音磁带而拒绝。最高法院裁决:批准贾沃斯基的任命以前的协议,意味着尼克松已放弃了对贾沃斯基下命令的权力。尼克松被迫交出录音磁带。录音磁带表明,尼克松曾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掩盖水门事件。1974年7月27日至30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投票通过了弹劾尼克松的三条罪状,即阻挠司法工作、滥用总统职权和蔑视国会传调录音带的命令。大批共和党议员纷纷倒戈支持弹劾尼克松,民意测验也表明尼克松的声望一落千丈,8月9日尼克松在众议院全体会议表决前被迫宣布辞职,弹劾程序停止,由副总统福特继任总统。9月8日福特宣布赦免尼克松在其任期内,“所犯下的或可能犯下的或参与的所有不利于美国的罪行”,从而免除了普通法院对尼克松刑事案件的司法追诉。


3、克林顿案


自克林顿和白宫前实习生莱温斯基之间的“婚外情”暴光之后,特别是在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公布调查结果后,克林顿终于被迫承认与莱温斯基有过“不适当的关系”,并恳求国人谅解。但在众议院占多数席位的共和党启动了弹劾总统的程序。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由21名共和党议员和16名民主党议员组成,从1998年12月10日开始以党派为界线进行弹劾辩论,至12日通过了四项弹劾条款:第1条指控克林顿今夏就绯闻案向大陪审团作证时,蓄意提供虚假和误导的证词;第2条指控克林顿在琼斯民事诉讼案中向联邦法官提供了虚假和误导的证词;第3条指控克林顿妨碍司法,包括教唆莱温斯基向法庭作伪证以及串通他人隐蔽证据等;第4条指控克林顿引用行政特权抗衡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的调查,以及11月在答复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海德提出的涉及绯闻案的81个问题时,作了虚假误导的陈述。


1998年12月19日,众议院就其司法委员会提出的对克林顿的4项弹劾条款,在辩论之后进行了表决。众议院共和党的议员为223人,民主党议员为211人,众议院以228对206票通过了上述第1项弹劾条款,以221对212票通过了第3项弹劾条款。另外两项指控被否决。这是在经过了整整130年之后,美国众议院全体会议再次通过弹劾现任总统的条款。


在众议院表决后,数十名民主党议员驱车前往白宫会晤克林顿,以表达他们对总统的安慰和支持。克林顿表示对自己私生活方面的不检点行为承担责任,并希望参议院能尽快找到一种合理的、两党一致的和相称的解决办法。与此同时,尽管众议院通过了两项弹劾动议,据多项民意测验表明,美国人对克林顿的工作满意度却达到了72%。克林顿坚称不会辞职,并自信地说:“我仍然会尽力为人民、两个政党及国家做到最好,6年来我一直如是,未来两年我会继续努力,直到任期届满为止。”


克林顿未来政治命运的走向有三种可能性:一是在参议院表决前宣布辞职;二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参议院审判前达成妥协,在参议院通过联合“公开申斥”决议解决危机;三是等待弹劾审判后的表决结果。克林顿基于居高不下的民意测验的支持率和党内的团结支持,已经排除了第一种可能性;经过选举后的新一届国会于1999年1月6日会期开始,新的参议院中共和党仅以55对45票比民主党多10个席位,民主党要达到弹劾克林顿所需的超过2/3即67票应当说是较为困难的。因此,第二种情况及经过表决认定克林顿无罪这两种可能性的概率最大。


美国总统的弹劾程序及其实践,证明美国确实属于“国会主权国家”,而非“人民主权国家”。


美国宪法第1条第3项第6款规定,参议院有审讯一切弹劾案的全权,合众国总统受审时,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应为主席;第2条第4项规定,总统、副总统和合众国的所有文职官员,凡受叛国、贿赂或其他重罪轻罪的弹劾并被判定有罪时,应被免职。


美国这个国会主权国家,表面上却是一个“总统制国家”,总统不仅是国家元首,而且实际掌握行政权,拥有巨大的权力。为防止总统违法和滥用权力,需要设计对总统的弹劾程序。在美国,总统由选民选举产生,向选民负责,理应由选民予以弹劾。而宪法规定由参议院审理弹劾案,同时规定由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担任主席。在制宪时设计这一制度的基本考虑是:(1)弹劾带有政治性,“其管辖范围属于担任公职人员失职所造成的犯罪,换言之,即对某种群众委托的滥用或背离”,弹劾的结果是免去被认定有罪者的职务,因而,应当由政治性机关行使审讯权。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在国会中参议院代表各州,同时参议院由选举产生,由参议院行使最为恰当。(2)如果由联邦最高法院担任这一角色,受其司法性质和司法程序所决定,裁决结果可能难以令人信服;弹劾是使被弹劾者失去全国的尊敬、信赖、荣誉和报酬,在被弹劾后,其还要作为平民接受审判,这一审判的结果又可能使其失去生命和财产,一个机构同时拥有这两项巨大的权力,对当事人而言是不公平的。(3)由联邦最高法院所有法官与参议院联合组成弹劾法庭,其弊病与上述相同。而由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担任弹劾法庭的主席,既有利于提高司法机关的权威,又有利于弹劾案的审理。(4)如果另行成立一个能够代表人民的法庭,法官人数将“多到从经济上考虑达到不合理的程度”;财政上的负担将加重,国家的政治机器也将更加复杂。(5)参考英国和各州的做法,“在大不列颠,提出弹劾属于下院的职责范围,而由上院裁决,若干州宪就是以此为样本的”。(6)作为立法机关制约行政机关的一种手段。


在弹劾程序中,众议院是作为起诉人的角色,而参议院充当弹劾法庭的角色,行使弹劾案的审判权。众议院的起诉程序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表决通过弹劾总统条款,全体会议进行辩论并表决,如超过1/2的议员赞成弹劾,该议案即呈参议院。参议院的审理程序是:(1)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负责收集双方证据,为审理弹劾案做准备;(2)由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主持审理过程,100名参议员为弹劾法庭的法官,听取控辩双方的辩论和有关证人的证词;(3)众议院以其司法委员会主席为代表扮演控方的角色,白宫则组成辩护团,审理开始后,双方先各进行1小时的陈述,然后传唤有关证人作证;(4)在控辩双方盘问证人和辩论结束后,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就弹劾指控按姓氏字母顺序一一点名询问每个参议员,后者只能回答“有罪”或者“无罪”。如果有2/3以上的参议员,就任何一项指控回答“有罪”,总统即被弹劾,由副总统接任总统,被弹劾者将终身不得担任任何公职。如果犯有刑事罪行,在其恢复普通平民身份后由普通法院进行审理。如果被认定为“无罪”,总统可以继续完成其任期。


谢选骏指出:由此可见,美国这个表面上的“总统制国家”,其实是经不起“国会主权”的敲打的。


083美国会不会完全彻底地投靠魔鬼


《同性伴侣领养孩子成美高院下一场较量?》(2018年6月8日 转载VOA)报道:


2017年12月5日,两名支持同性婚姻的女青年在联邦最高法院外的集会上高举“这不关乎蛋糕”的标语。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日前在一起涉及同性伴侣婚礼蛋糕的诉讼中作出了有利于蛋糕店主的裁决后,有些人士猜测,保守派领养机构和同性伴侣就领养孩子问题所出现的法律之争,很有可能成为联邦最高法院下一步要审理的案件。


从蛋糕到领养孩子问题


联邦最高法院6月4日作出有利于科罗拉多州“杰作蛋糕店”店主杰克·菲利普斯的判决。菲利普斯信奉基督教。他因信仰的缘故拒绝为一对同性伴侣制作婚礼蛋糕,从而被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以违反该州反歧视法为由告上法庭。菲利普斯的律师称,他的蛋糕艺术创作属于言论表达的范畴。联邦最高法院在裁决中指出,菲利普斯的言论自由权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总部设在亚利桑那州的基督教保守派组织“捍卫自由联盟”在这个案子中代表菲利普斯。该组织的资深法律顾问马特·夏普(Matt Sharp) 认为,菲利普斯在最高法院的胜诉为面临领养诉讼的宗教组织决提供了法律上的动力。


他说:“正如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因菲利普斯对待婚姻的宗教立场将其分别对待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认为同样的原则也将适用于以信仰为基础的领养和寄养机构,它们同样因为信仰的原因受到类似的政府委员会的攻击。”


同性伴侣领养难道加大


但是,位于科罗拉多州的同性恋权益组织“运动推进计划”的政策主任娜奥米·戈德伯格 (Naomi Goldberg)介绍说,该组织最近刚刚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尽管因为2015年的判决使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但是,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家庭仍然成为一些州法律针对的目标。


戈德伯格说:“我们注意到,过去几年,一些州通过宗教豁免法,允许儿童福利机构根据他们的宗教信仰,而非孩子的最佳利益,决定哪些家庭最适合领养,比如说接受纳税人钱的儿童福利机构可以决定不把孩子交给同性伴侣或未婚伴侣领养,基督教组织也可以决定不把孩子交由犹太教伴侣领养。”


目前,全美共有9个州通过法律,允许州政府资助的宗教领养机构基于他们的宗教信仰拒绝同性伴侣领养孩子。这些州是堪萨斯、俄克拉荷马、阿拉巴马、密西西比、密西根、北达科他、南达科他、得克萨斯、维吉尼亚。


下级法院诉讼迭起不休


2018年,费城“天主教社会服务部”到联邦法庭起诉了费城市政府,原因是市政官员因为该机构反对同性婚姻的立场而停止把孩子交给它的领养家庭。


反过来,2017年,美国民权联盟代表声称在领养孩子过程中受到歧视的同性伴侣到联邦法庭起诉了密西根州政府,要求推翻该州2015年通过的法律。该法律允许州政府资助的领养机构基于宗教信仰拒绝同性伴侣领养孩子。


2017年,一名联邦法院的法官推翻了密西西比州一项实施了16年的禁止同性伴侣领养孩子的法律。这名法官表示,基于联邦最高法院2015年作出的使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判决,密西西比州的禁令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


由于联邦下级法院在同性伴侣领养孩子的问题上尚无定论,一旦出现上诉,联邦最高法院介入其中的可能性很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在菲利普斯一案中明确指出其判决只限于此案,法庭的判决原则是否适用于未来的诉讼,特别是同性伴侣领养孩子的诉讼,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谢选骏指出:显然,美国最高法院已经陷入了逻辑混乱,因为那里已经成为属灵的战场了。


《美一联邦法庭驳回无神论者提起的诉讼》(2018年6月08日 转载VOA)报道:


最近,美国的一个联邦法庭驳回了一起由一些无神论者和宗教人士提起的诉讼。这些人士以维护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为由,要求把“我们信仰上帝”的国训从美元货币上除去。此类诉讼并非第一次提出,也不会就此了结,它反映了美国社会中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在宗教问题上持续不断的较量和冲突。


无神论者诉讼被驳回


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审议庭日前驳回一起由一些无神论者和宗教人士提起的诉讼。加州无神论律师迈克尔·纽道尔(Michael Newdow)代表大约49名原告,在2016年到俄亥俄北区联邦地方法院起诉了美国国会。


纽道尔表示,美国国会要求把“我们信仰上帝”作为国训印在美元硬币和纸币上面,很明显具有基督教一神论的意思,因此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不得确立国教条款,而且对基督教以外的其它宗教和无神论者构成歧视。


纽道尔说:“我提出,政府的做法违反了不得确立国教条款,因为它不仅对某一宗教构成偏袒,而且把它写入我们的国训,印在每年制造的上亿个纸币和硬币上。但是,有些美国人对这个具有争议的宗教训词是完全不赞同的,政府的做法是在支持某一宗教,这正是不得确立国教条款所不允许的。”


纽道尔还提出,国会1993年专门通过《恢复宗教自由法案》(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规定政府不能干预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除非有迫切的政府利益,否则不能对人们的宗教活动施加沉重的负担。他认为,政府没有迫切的利益非要把“我们信仰上帝”作为国训印在美元货币上。


专家提出不同的观点


但是,维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道格拉斯·莱科克(Douglas Laycock)指出,美国法律中有一个叫作“琐事例外”(de minimis exception)的原则,成为法庭拒绝审理一些琐碎或事态轻微案件而经常使用的一项原则。


莱科克说,美国法庭一般不愿意在无伤大雅的案子中,要求执行不得确立国教条款。他强调,美元纸币和硬币上印有的“我们信仰上帝”只是一个通用术语,并未提及某一特别宗教,而且字迹小到人们几乎都注意不到的程度。


莱科克说:“《恢复宗教自由法案》旨在保护个人宗教信仰不受政府的控制,例如政府不能强迫你在安息日工作,也不能强迫穆斯林或犹太教徒剃掉胡须。原告在此案中提出,强迫使用印有‘我们信仰上帝’的货币,对人们的宗教信仰构成了负担,但这不是《恢复宗教自由法案》要解决的问题。”


据莱科克教授介绍,美国政府从事的很多事都涉及宗教,例如总统的感恩节宣言就具有基督教色彩。此外,美国很多地方的地名也都和基督教有关,例如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城市名叫Corpus Christi,中文意思是“基督的身体”。莱科克说,法庭不认为这种做法严重到必须通过判决来进行干预的程度。


保守派人士支持判决


保守派组织“美国正义研究所”在这个案子中代表12万会员以及38名跨党派的国会议员,作为非诉讼方向法庭递交了法庭之友陈述书表明他们的观点。该组织的律师马修·克拉克(Matthew Clark)驳斥了起诉方的立场。


他说:“从根本上说,原告的法律依据是,他们不相信有一位上帝,并且感到被一件事实所冒犯,亦即很多年以来,我们的货币是美国国会根据这个国家成立的历史先例授权制作的。美国是建立在宗教原则基础之上的国家。包括这一点在内的很多观念都包含在了印有‘我们信仰上帝’的货币里面。”


克拉克说,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在这个案子中明确地判决指出,把“我们信仰上帝”的国训印在美元货币上的做法并没有违反宪法不得确立国教条款,因为上帝存在于美国人生活中的传统观念已为人们所接受。他说,就在法庭驳回此案的次日,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在另一起类似的诉讼中判决说,美元上印有“我们信仰上帝”不构成支持某一宗教,因此不违反宪法。


纽道尔说,他准备提请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全庭重审此案。由于联邦下级法院在这个问题上的判决各不相同,有关问题最终可能上达联邦最高法院。


与高院交锋并非首次


其实,纽道尔与联邦最高高院交锋并非首次。他曾经在2000年把他女儿所在的加州艾克格洛夫学区作为被告告上联邦地方法院,同时把女儿列为原告之一。他提出,政府要求公立学校学生背诵效忠誓词,特别是在效忠誓词中加入“在上帝之下”的词句,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不得确立国教条款。


在联邦地方法院作出不利于他的判决后,纽道尔继续上诉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法庭在2002年做出有利于他的判决。判决指出,纽道尔有资格提出诉讼,挑战干涉他指导自己女儿宗教教育的做法。判决还指出,国会1954年在效忠誓词中加入“在上帝之下”的词句,违反了宪法的不得确立国教条款。加州和艾克格洛夫学区要求学生背诵效忠誓词的法律和政策违宪。


2004年6月14号,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说,纽道尔没有资格代表他女儿提起诉讼,因为孩子的抚养权属于已经和他离异的前妻。联邦最高法院根据程序法的要求推翻了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先前作出的判决。不过,联邦最高法院没有就法律事实本身,即效忠誓词的宪法性作出判决。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在公立学校背诵效忠誓词的问题上没有定论,有关法律争议至今仍在继续。


谢选骏指出:美国是靠上帝变得合法而且发家致富的,现在,美国会不会彻底放弃上帝、完全投靠魔鬼呢?如果真的那样,美国就会彻底没落,没有希望再度伟大了。


084“让美国再次伟大”是个二流子口号


网文《让美国再次伟大》报道:


“让美国再次伟大”出自里根在1980年总统竞选时的海报,还有里根在1980年总统竞选时的 "Let's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图钉按钮为证。 


川普在2016年竞选时头上所戴的,标志性的大写的"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红色鸭舌帽,即出于此。


资料上说:“让美国再次伟大”(英语: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缩写:MAGA)是一些美国政治家使用的竞选口号。第一次是在198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被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隆纳·雷根使用。后来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又被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川普使用。


历史


这是在1970年代,美国在越战失败后,在吉米·卡特总统任内,美国经济上面临石油危机、伊朗人质危机、与苏联入侵阿富汗等一连串的进逼后,正在遭受高失业率、通胀时提出的口号。


在雷根1980年美国总统选举时,短语“让我们将美国变得再度伟大”(英语: "Let's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口号出现在按钮和海报上。而这个短语被用来代表雷根政府。


在雷根卸任后,这个口号由唐纳·川普竞选时再次使用,正巧美国也一如当年般整体国力出现下降,不同的是,美国在巴拉克·欧巴马总统任内,虽然总体上经济复苏,但社会上出现更严重的撕裂及深层次矛盾。美国亦牵涉多个国家的内战或战争,包括美国自2001年进行的反恐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内战、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叙利亚内战、利比亚内战、也门内战、乌克兰内战及克里米亚危机等,美国都深入其中。此外,2008年以来,金融海啸及经济结构转型导致白人蓝领的高失业率、与中国崛起导致中国在南海、东海的军事扩张,加上朝鲜核问题等的强大挑战。


川普在他的2016年竞选时申请了商标,在竞选早期,他通过戴有这个口号的帽子将这个口号变得流行起来。


虽然特朗普已经申请了商标,其他候选人在演讲中也说了这个口号,例如泰德·克鲁兹和斯考特·沃克。


流行文化


参议员岩士唐的角色在2013年的电子游戏合金装备崛起 复仇在剧情画面中使用了这句口号。在美国动画南方公园第19季第2集《Where My Country Gone?》里,葛屁老师竞选美国总统,而这句话出现在葛屁老师的支持者身上。在 Fall Out Boy 的专辑 Make America Psycho Again 引用了这个口号。喜剧演员 David Cross 有名为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的单口喜剧。


谢选骏指出:“让美国再度伟大”(英语: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缩写:MAGA)这个口号只是一个二流货色,不仅因为这是演艺界的产物,而且因为他仅仅想到让美国回到过去,而不是让美国继续前进!让美国回到过去,最多只是一个超级大国;而让美国继续前进,才能出现一个全球政府!这才是“让美国更加伟大的升级版”!这才是一流的口号。因为后退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向前才是活路。一流思想、一流口号,导致一流事件、带出一流人物;二流思想、二流口号,只能导致二流事件子、带出二流子人物——此殆无疑义也!


085美国国会成了乡巴佬聚餐


《谷歌与华为的交易 让美国议员震惊》(2018-06-09  美国侨报网)报道:


近日,脸书公司因向华为分享数据遭国会质询后,与华为有合作的谷歌也开始遭到审查。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一名资深参议员周四表示,他已经要求谷歌母公司Alphabet和推特提供他们与中国供应商达成任何数据共享协议的情况。此前脸书在本周稍早披露,与多家中资企业有此类合作。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人沃纳(Mark Warner)表示,他已于周四致信上述公司,并公开了信件内容。


脸书周二称,与至少四家中国公司存在数据分享的合作关系,其中包括受到美国情报机构安全审查的华为。脸书领导层表示,将在本周末以前终止与华为签署的相关协议。华为是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机生产商。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该交易在2010年之前就已经达成,这份协议授予了华为获得脸书用户数据的权利。该公司表示,该数据允许用户访问脸书,同步他们的地址信息,并可以在没有脸书应用的情况下,将照片直接上传到脸书。这在交易的早期阶段是特别有用的,因为当时并不是每个设备都可以在应用商店中找到脸书。


Alphabet先前已宣布与华为、移动设备生产商小米以及中国科技平台腾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沃纳询问Alphabet执行长佩奇(Larry Page),该公司是否与中兴通讯、联想或TCL存在“第三方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是否进行过审计以确保这些企业对消费者数据的处理方式恰当。他还询问推特执行长Jack Dorsey,该公司是否也与华为有关系。


谷歌周四在一份电邮中称,“我们与全球几十家(制造商)有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华为。我们不会(向他们)提供接触谷歌用户数据的特别许可,我们的协议中包含隐私与用户数据安全保护条款。”


中美技术冷战似乎越来越激烈。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脸书披露这一消息后,谷歌与华为的交易让几名国会议员感到震惊,他们希望更多地了解这一合作关系,包括谷歌是否可以向华为共享任何级别的数据。这些知情人士说,这些议员正在考虑采取正式的选项,包括要求谷歌回答有关这笔交易的问题,而这可能会将此事扩大到对谷歌与华为整体关系的广泛审查。


2018年年初,谷歌与华为达成一项协议,允许华为生产的设备使用谷歌的安卓消息服务发送短信、照片等。而在过去的两年中,谷歌已经宣布与十多家运营商和手机制造商建立类似的合作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谷歌日前决定不再与美国国防部续签一份人工智能的合同。因此,知情人士称,一些国会议员还计划对谷歌与华为的持续合作表达不满。


据悉,美国情报部门一直怀疑华为等企业有可能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早在2012年,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就此有关于中兴和华为的调查报告,认为这两家中国通讯企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为他们的设备被美国公司采用后可能成为中国监视美国的根据。美国五角大楼2018年5月初就已经禁止其雇员购买华为集团或中兴集团生产的手机,理由是这些手机有无法接受的安全风险。


《华尔街日报》认为,针对脸书和谷歌的新审查突显出美国政府对华为和中兴日益增多的攻势。


自 2012 年美国国会发布一份报告称华为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后,华为一直受到美国国会的调查。美国政府甚至警告美国电信公司不要购买任何华为的网络基础设施。前不久,以国家安全问题的理由,五角大楼还禁止在军事基地使用华为智能手机。


脸书和中国手机厂商的协议被曝光后,多位美国政府议员提出质疑。“我期待更多地了解 脸书 如何确保有关用户的信息不会发送给中国服务器。”美国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副主席、参议员沃纳(Mark Warner)向媒体表示自己的疑问。


剑桥丑闻后,脸书在世界各地受到政治压力。美国国会就隐私、不实信息和审查问题,对脸书首席执行扎克伯格进行了问询。


现在,向手机厂商共享数据这一消息的曝光对于 脸书 来说是不利的。在经历了剑桥分析丑闻之后,全球各地的政府们正在重新审查 脸书。如果又被发现在使用用户数据方面违规,脸书 可能还会面临巨额罚款。


谢选骏指出:从敌人那里才能看到自己的真相,这就是所谓的“照镜子作用”。按照共产党的上述报道来看,现在,美国国会已经沦为“乡巴佬聚餐”。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看来,美国国会不能理解“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的事实,结果让自身沦落在主权国家的最后晚餐里。美国国会如果仅仅代表美国选民的利益,就会脱离迅猛发展的全球化过程——那样下去,美国国会就会成为区域力量的代表,而非全球力量的代表,就会沦为乡巴佬的俱乐部了。


086美国外交失败是由于联邦制作祟


网文《美国搞垮中华民国,究竟是糊涂,还是战略故意?》(原作者:诸玄识,曾节明整理及改写)报道:


(曾节明评:原作者固然有其国民党党派局限性,但其论述依据基本上都是事实,其对国际政治的洞察,视角独特,观察独到,堪称精绝)


1927-1949年,由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的大陆民国南京政权,是一个命途多舛的短命王朝——它犯了很多错误,但它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在至深的内忧外患中,及时完成国家统一;

在世界经济大危机(1930年代“大萧条”)的逆境中大力地推进了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黄金十年”——同期地欧、美、日负增长,中国经济两位数高增长,而后毁于日本侵华战火);

三十年代,蒋记民国的成就如此耀眼,就连平生仇视国民党的美国汉学家、哈彿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遗著《中国新史》之时,也承认:“如果不是日本侵华战争,南京政府的富国强兵和现代化就会成功。” 

蒋记国民党对中国的形式统一,及在德国大力支持下的工业化措施,令中国奇迹般地摆脱北洋时期四夷交侵、列强瓜分的险境,继而通过抗日苦战,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和收回了租界和失土(如台湾),稳固了边疆,并跻身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如果没有民国的南京政权,苏俄和日本这两个虎狼之国就会吞噬中国的陆疆海疆(1941年的“日苏条约”就会提前发生,而且其所分割的,不仅是蒙满两疆,而是中国全境)。果真如此,欧美列强稍后加入或取代日本(俄罗斯攫取东北、西北和长城以北,英国兼并西藏合于印度、兼并云南合于缅甸,法国保有越南而夺占广西,美国囊括中国沿海及岛屿);

蒋记民国,还培养了最多的世界级的科技人才。

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还推动了东亚、东南亚及印度次大陆的各民族独立、摆脱殖民统治,蒋政府始终帮助这些地区的流亡政府和外侨团体,蒋介石并冒险访问印度,南京政府反对殖民主义的种种作为,招致了英国的刻骨的仇恨,这也是英国在二战中对民国一毛不拔,并在印度多次打劫美国援华物资的原因。

今天中国内外许多文化买办心态的自由主义精英,想当然地认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会按照对待“四小龙”和日本的标准,来对待被征服民族的;他们其实不懂得地缘政治的道理:中国周边的“幸运者”,吃的其实是“西方对华战略”这碗饭——西方大国利用它们的“地缘政治价值”来对付中国,才让它们或多或少地分享西方繁荣的蛋糕。 

而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权能够在赤匪叛国、军阀混战的的内乱中,在东西方列强的环伺和敌意中,只用了短短十年的时间,就实现了中国的腾飞!不能不说是一个世界奇迹。


那么,如此卓越有为,且自晚明以来三百年领导中国第一次战胜外敌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何战后这么快就土崩瓦解了呢?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帝国主义——美苏英三强——对中国的报复,它们不能接受中华民国的崛起,因而联手把她做掉(就像后来以美、英、日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愿“中国崛起”一样,因而故意绥靖和扶持中共政权一样)。

二战后中华民国遭迅速颠覆,有苏联赤化和美国坑害两大原因,绝大多数人以为苏联是主因,其实美国才是主因,因为如果没有美国的因素,苏联赤化不了整个中国大陆,而中共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到天下的。 


大陆中华民国在二战后之所以迅速沦亡,有三大原因:


一,遭盟国美,英以国际条约的方式出卖,陷入险恶的战略境地。

美国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用理由之一,是反对所谓“秘密外交”(1917年四月,威尔逊总统发表“十四点”);但讽刺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却大搞秘密外交。

1945年2月,美、苏、英三国领导人,撇开盟国中华民国等国,也不经过当事国的政府和人民之允许,就私自订立了分割战后世界的条约——雅尔塔协定,由此形成了两大阵营。在雅尔塔协定中,美、英并违背了几年前美英两国所签署的《大西洋宪章》——东欧和东亚诸国的版图和社会制度,均被私下变更,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侵吞的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外国领土被合法化;

面对民国代表在香港问题上的质疑,英国丘吉尔干脆撕下“绅士”的遮羞布,出尔反尔赤裸裸耍流氓,称:《大西洋宪章》不适用于大英帝国,香港不能归还!

本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俄与日本订有“互不侵犯条约”(分割中国的蒙古和满洲),因此,苏俄没有理由重返东方,来抢夺中国抗战的胜利果实,来攫取中国领土和劫掠工矿资产。然而,美国用蒙古和满洲来诱惑苏俄出兵中国,对日作战。《雅尔塔密约》竟有这样一个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之条款,即“苏联将恢复1905年之前俄罗斯帝国在满洲的一切利权”。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总统送给斯大林一项额外的“大礼”,即东亚大陆的共产化——首先是中国的共产化。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承认:“《雅尔塔密约》(雅尔塔协定的一部分),简直就是共产主义征服中国的蓝皮书。”

雅尔塔协定还导致了朝鲜半岛北部的共产化。美、英否定了由国民党所扶持的、代表整个朝鲜半岛的“大韩民国流亡政府”,罗斯福总统公然违背《开罗宣言》中关于“朝鲜独立”的承诺,与斯大林分割朝鲜半岛,从而令朝鲜民族在摆脱了日本殖民统治之后,又死了500万人,并分裂至今。


当然,美国人对苏联并非白送“大礼”,它要“投之以李,报之以桃”,斯大林也很“明礼”,即撤回了对西欧及希腊各国共产党的援助,导致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夺权失败。 

雅尔塔协定,注定了战后的国民党政府,一开始就陷入了战略困境当中,而中共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在美国的邀请下,苏联占领中国东北后,立即把东北的控制权交给了抢进东北的中共,使得东北成为全世界共产极权势力的交汇处,中共取得了背靠苏联建国的条件,进可攻退可守;国民党要进入东北,就必须从关外一城一城地打,即便能够夺回东北,也处于共产极权势力苏联、蒙古、北韩的三面包围之中,东北遂成为中国国民党的战略死地。


二,美国挽救中共的“调停”。


战后,以马歇尔为首的美国斡旋团队,无视中共武装割据,拒不交出军队,且频频进犯国统区的现实,强令国民党与中共组织联合政府,这种“联合”简直就是笑话!作为“马歇尔计划”的制定者和实施者,马歇尔真有这么糊涂吗?当然不会有这么糊涂。马歇尔对国共的“调停”,无非是捆住国民党的手脚,阻挠国民政府对中共的打击。

1946年5、6月间,国军携抗日胜利之余威,以少胜多,大败林彪的东北共军,国军孙立人将军的装甲师,已经打到距哈尔滨60公里的地方,中共在东北的势力濒临崩溃,眼看内战大局就要扭转,国民党胜利在望,斯大林一度成变色龙,声明尊重中华民国,以确保《中苏友好条约》之实施;但作为国共内战“调停人”、美国的马歇尔将军,则气极败坏,发出最后通牒,以全面停止对华援助为威胁,威逼蒋介石停火;结果,东北共军逃过灭顶之灾,不久又获得了大批苏联援助,遂重整了旗鼓,苏联新打造的林彪共军,武器精良、粮草充足、兵多将广、训练有素,半年后卷土重来;而国军则士气沮丧,军火不济,再难力战。国共内战大局从此逆转。


三,战后美国背信弃义地断绝了对中华民国的援助。

今天盲从西方地文化买办型知识分子,总是以讹传讹地夸大美国对中国抗日的“慷慨援助”,其实即便在二战时,其实美国对中国的战时援助并不慷慨,且条件相当苛刻的,整个二战期间及战后初,美国对华援助约16亿美元,其中日本投降前14.69亿美元,但绝大部分援助在印度被英国抢走,中国国民政府拿到手的仅2.45亿美元,民国获得的美援,不仅数量远少于对美国对苏联和英国的援助,几项许诺的缓解经济与财政危机的救济款均被取消,且美国要求:到手的有限物资,大部分不能国内抗日战场,而只能用于赴缅甸配合英、美的作战。1946年7月之后,直至国民政府迁台之前,美国的对华援助基本完全终断。

对此种苛刻条件,史迪威和罗斯福的理由是:国民党政权绝难坚持下去,美国不能让美援落到日本手中。这其实不过是借口,美国真实的心态是见死不救的,甚至期待国民党政权于二战胜利在望之际,被日本所灭,这样中国战后就会四分五裂。英国希望民国灭亡的心态更为迫切,因为如果国民党政权为日本所灭亡,那么,它先前为中华民族所挣得的生存权——从归还租界、取消英国在华特权、“四强”地位、到香港问题的妥协——便会一、一自动作废,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更可保无虞。


例如,1944-45年日本发起“一号作战”,由华北向华中、华南大规模进攻时,美国却强迫国军主力远征缅甸,对中国战场釜底抽薪,导致中国国土再一次大规模沦陷;事后,史迪威和中共不约而同地大骂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对国民党政权极尽妖魔化之能事,而蒋介石却有口难辨,在美国的操办下,国民党政府第一次蒙受了千古奇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除了战争暴发户美国和豪夺“战利品”的苏联之外,凡是战争创伤的国家,如果没有“美援”,则必面临生存危机,甚至有赤祸的危险;中国乃显例,而希腊则是一个反面例子;后者已建立共产党政权,但在英美援助到来时就被推翻。

美国在援救希腊的同时,却拒绝援救中华民国。前来调停“国共内战”的马歇尔将军无视中共武装割据,并蓄势而发全面进攻国统区的恶劣形势,一再要求国民党:“先改革,后援助”,这不过是拒绝援助的托词而。

不仅不给援助,马歇尔团队还对国民党政权极尽妖魔化之能事,使之尽丧民心,使之备受国际社会之谴责。


更令人匪夷所思地是:1946年7月29日,美国政府在马歇尔建议下,伙同英国对华实施军火禁运,直到1948年11月才解除武器火禁运,1947年3月21日,国民政府的弹药供应已达到危急程度,这其实才是国军“三大战役”失利的首要原因。而整个内战期间,中共却源源不断地从苏联手里得到了逾九亿美元地军火物资援助,关键时刻美国的制裁,大大加速了大陆中华民国的败亡。

美国的对华军火禁运和制裁,集中地反映出美国搞垮大陆中华民国,纯属故意的性质,因为当时美国政府完全清楚中共源源不断从苏联得到援助的事实,美国政府更不可能不知道:单方面制裁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大陆民国的败亡和共产党夺得天下。


有许多异议人士说美国政府被毛共骗了,相信中共是不同于苏共的”农民民主党“,但美国的政治精英真的有那么傻吗?当然不会有那么傻。美国的战后援助计划很清楚:它首先援助的是西欧(包括希腊)——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与根据地,于是,“马歇尔调停”必须为“马歇尔计划”(西欧复兴)扫清道路,即以确保共产主义东扩而牺牲中国,以换取斯大林不支援西欧共产党。 这也是远比《慕尼黑协定》更出卖弱国的《雅尔塔密约》产生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大陆中华民国亡于美、苏、英的合力,其中美国起了首要的作用。“二战”后,美国实际上促成了一个剿杀中国民族主义(中华民国)的“神圣同盟”——国际的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结盟(美苏英三强的“德黑兰-雅尔塔体系”),以及国内的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结盟(中共称之为“统一战线”)。

中国国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流,被美国的褒共贬蒋的舆论导向所左右(美国当时对华宣传,以中国共产党代表进步和民主,而把国民党描绘成“保守、专制与黑暗”),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用西方民主来压倒民族主义、以拥抱共产主义来实践民主;他们的代表乘坐美国飞机到延安,进行“政治协商”。


而中国的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联手的主要中间人,是美国的资深学者和老牌特工费正清(美国情报机构OSS驻华负责人,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曾向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揭发费正清送情报给苏联和中国共产党)。

美国人费正清其人,毕生极端仇视中国文化与国民党,他认为中国国民党在三方面对西方构成潜在挑战,其理由是:

A.国民党继承儒家道统和“平天下”;

B.国民党看重“帝国遗产”(朝贡制度),有意充当“亚洲领袖”;

C.国民党领导下的大陆中华民国,会填补日本帝国的权力真空。


费正清的思想,强烈地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尤其是他的那句口号——“共产主义不适合美国,但很适合中国。”(中共喜欢费正清;大陆民国沦亡二十三年之后,费正清作为“中美蜜月”的月下老人和特别嘉宾,随同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原因皆在此)。 


二战后的国共内战,实际上是一场国际战争。“欧洲第一”主导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和战后之外交,而国民党政权则是这一政策的连续受害者——战时,它牺牲极大,却很少受益于《租借法案》;战后它又被当作“丢卒保车”的棋子,即美国用它来向苏俄换取西欧的安全。除此之外,美国还要“借刀杀人”,用苏俄出兵中国来扼杀国民党政权,以防止中华民国之崛起、从而挑战美国的太平洋霸权。


可见,送掉大陆中华民国,不是什么杜鲁门、马歇尔等当年美国领导人“受骗”的结果,而是一个最迟在雅尔塔会上就设计好的国际战略。直到今天,美国的主流政治精英都认为认为俄罗斯(包括前苏联)属于北极型大陆地缘,难以挑战美国的海权,而中国共产党则具有向内搞阶级斗争(包括向内压榨农民工、“低端人口”)的内向性,威胁不了美国的霸权,加上两者“面和心不和”,所以它俩对美国的威胁相对较小)。

宁愿让共产党统治东亚,也不要中华民国,这就是美国谋划《雅尔塔密约》,以蒙古、满洲诱惑苏俄对日作战,其用心就是把共产主义这股祸水东引,搞掉中华民国,以防中国崛起。


所以,与美国单方面制裁国民党同时进行的,是斯大林不仅装备了上百万中共的军队,而且还调用了以万万计的日本战俘与朝鲜军人,以及大连兵工厂和朝鲜半岛的铁路运输,服务于中国革命。美国对此,则袖手旁观,幸灾乐祸,其对国民党实行武器禁运,也简直就是在配合斯大林。

 

美国有意搞垮中华民国,根本原因是不愿意中国强大起来,直到今天,美国的主流政治精英都有一个潜在共识:即大陆中华民国一旦兴起,其对西方白种人文明的威胁,要远超过苏联,这也是美国长期对苏共施以围堵对抗,而对中共大行绥靖、勾兑的根本原因。


美国不愿中国崛起的心态,集中体现在美、英对国民党民族主义的仇恨中,而美、英对国民党民族主义的仇恨,又集中地反映于英、美对蒋介石的暗杀上,其中英国除掉蒋介石的动机尤为强烈:


1943年11月,蒋介石夫妇坐专机赴埃及参加开罗会议,中途在印度短期停留,丘吉尔素来深恨蒋介石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对蒋介石在印度会见甘地和尼赫鲁,更是深入骨髓,于是召集英军参谋长伊斯梅上将、陆军情报部长卡尔格特中将等人开秘密会议,并指定英国驻华大使馆陆军副武官查尔斯上校全权负责,查尔斯等人进入机场,企图望蒋介石夫妇停在机场的座机安装定时炸弹,但因为戴笠的军统特务看守严密,而无从下手。


丘吉尔自然不甘心失败。狡猾的英国人发现蒋介石对英国存有戒心,而极为信任美国人,于是心生一计,联手美国人谋划对蒋介石的暗杀,计划利用帮助蒋介石维护座机的美国空军机械师,再次实施定时炸弹暗杀,史迪威与英国人一拍即合,史迪威以两点理由说服了罗斯福:一是蒋介石“我行我素,很不听话”;二是二战结束后,中华民国将会填补日本帝国垮台后的权力真空,构成美国亚太霸权的新障碍。于是,罗斯福欣然批准英美的暗杀行动。

英美打算在1944年2月下旬,乘蒋介石夫妇去印度视察中国军队的机会,以定时炸弹炸毁蒋夫妇的座机,制造一起喜马拉雅山上空难天气恶劣导致飞机失事的“空难”。岂料人算不如天算,1944年2月,日本发动“一号作战”,大举南侵,中国战场吃紧,蒋介石临时取消出访。史迪威不得不垂头丧气地密令拆弹,为期三个月的暗杀计划流产。

讽刺的是,要蒋介石命的是盟国,救蒋介石命的,居然是敌国日本。


第三次是以政变的方式。1944年春,英、美两国军情系统,与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领袖李济深勾结,打算乘蒋介石到桂林演讲之机,由李济深在桂林发动政变,英国派两个空降师配合,杀死蒋介石。然而,戴笠特工抢先行动,软禁李济深,使这次政变胎死腹中。事后蒋介石怒觉英、美参与,但考虑到“盟邦”的关系,只能不了了之。(Yu Maochun:Oss In China)


英、美为何仇恨蒋介石?无非就因为蒋介石是一个能带领中国强大起来的领袖人物,英、美都目睹了南京政府带来的中国“黄金十年”,事实上,在1934年的南京阅兵大典上,英国对中国的德械师就已经非常嫉恨了。


阻止中国崛起,直到今天依然是美、英、俄、日的共同战略,其中美国仍然发挥着首要作用,而阻止中国崛起的主要方式,就是勾结、绥靖和扶持中共,因为有中共在,就不可能有中国的真崛起。俄国是中共的亲爹,它勾结中共是自然,美、英、日不是民主国家么?他们为什么一直以来就绥靖,甚至勾结和扶持中共呢?原因即在于此。

被捧为“反共大招”的美国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战,并不要求中共撤销防火墙,更不要求中共政改,其核心的要求,就是要中共放弃“中国制造2025”——即打压中国的科技和制造业,也就是“反华而不反共”,原因也在于此。

阻止“中国制造2025”,而绥靖中共专制,这其实也不是特朗普一个人的意思,而是美国两党的主流共识。

但今非昔比,时过境迁,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世界不同的是,今天的世界已经多极化:德国复兴并再成欧洲龙头,与中国战略互补意愿增强、英国深度衰落、日本去势且经济衰退、俄美重趋对抗、美、欧关系疏离,在中国问题上,西方国家与俄国再无可能象上世界四十年代那样联手一致行动,在新形势下,美、英昔日的以共制华、以亚制亚法术越来越不灵了。


【美国成全中共上台,是否出于误判?兼透视贸易战


对于二战后美国搞垮大陆中华民国,成全中共上台的事实,一直以来英美粉坚称:这是美国无意之错——美国的本意是去除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专制独裁,帮助中国实现民主,结果无意中成全了中共。

针对此种“无意之错”的说法,笔者最新举出了《雅尔塔协定》之密约、及1946年7月——1948年11月美英对华军火禁运的史实,指出:


把外蒙及中国东北出卖给苏联的雅尔塔协议,其中有“必要时美、苏、英三国采取一致行动,强迫中国蒋介石政府接受之”的条款,这也是英美的“无意”?

在完全知晓中共源源不断获得巨额苏联援助的情况下(其中苏联“托管”的大连兵工厂,开足马力为中共生产军火,令共军的活力对国军据有了压倒优势),美、英坚持单方面对大陆国民政府实施军火禁运,对大陆中华民国造成了釜底抽薪式的致命打击,这是否也算“无意”?

对我的揭示,英美粉无言以对,转而辩称美国之所以搞垮大陆中华民国,是因为误判了中国共产党,相信中国共产党有别于苏共的“农民民主党”,能够为中国带来民主。

其实,所谓当年美国政府的决策层“误判”中共,以为中共是有别于苏共的“农民民主党”,是另一天大的谎言:

其一,杜鲁门尽管厌恶蒋介石夫妇,但他不可能不知道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对于中共一直听命于苏共的国际共产极权分支性质,杜鲁门的特情系统是了如指掌的,艾奇逊也一样,而且艾奇逊的反共反苏立场,比杜鲁门更加强烈;因此,所谓杜鲁门、艾奇逊相信中共是有别于苏共的“农民民主党”,纯属英美粉的臆测;

其二,马歇尔是强硬的反共分子、及战后美国对抗共产主义的战略设计者和实施者,更不可能“误判”中共。二战战后的形势,中国与希腊极为相似,都面临着共产党势力的颠覆,且抗共内战都从 1946年打到1949年,而同期马歇尔在中国和希腊截然相反的两副面孔,反映出马歇尔对中共的成全,根本不是出于误判:

希腊共产党比中共更加开明守信,且具有组建希腊联合政府的诚意——本来在战后之初,希腊共产党武装(也称“人民解放军”),对英国扶持的希腊国民军握有绝对优势,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整个希腊,但1945年一度响应组建组建联合政府的号召,部分地放下了武器,参与谈判,这与中共丝毫不放下武器,一再违反停火协议,频频进犯国统区,形成了鲜明对比……但马歇尔却从未“误判”开明的希腊共产党,接手英国后对希共采取铁腕政策,以“马歇尔计划”的大量援助,救活了在内战中濒临失败的希腊国民政府,反而彻底击败了受南斯拉夫铁托支持的希腊共产党势力。

以马歇尔在希腊问题上的强硬反共及精明来看,他岂会不知道中共是什么货色?真相信马歇尔受骗的人,自己才是真正的二百五。

其实在中国问题上,马歇尔、艾奇逊之流与当时美国东亚国际政治“国师”费正清是高度一致的,美国反华战略文化特务、老牌特工费正清怎么不知道中共是什么货色?费的名言:

“共产主义不适合美国,但很适合中国”,如此“己所不欲,偏施于人”的座右铭,对他自己大力帮助中共,以成全中国赤化的心迹表白,还不够鲜明么?


欧洲的多国共产党,都比中共开明得多,美国为何从不“误判”它们?美国为何以“马歇尔计划”的大力援助,扶持西欧各国政府,以铁腕遏制西欧、中欧、南欧各国的共产党,而唯独“误判”和成全中共?

因此,“误判”说是说不通的。

那么,当年美国政界人士人士当年对中共难道就没有天真受骗的吗?的确有天真受骗的人,但他们基本上都不在决策层,如谢伟思、司徒雷登之流。


美国之所以活生生地搞死大陆中华民国,成全中共上台,真正原因就是费正清所说的:如果中共失败了,中华民国就会在国民党的领导下,迅速地强大起来,从而挑战美国在东亚的霸权。

美帝国主义者认为:中华民国一旦崛起,威胁将超过苏联,因为苏联是缺乏不冻出海口的北极地缘国家,难以挑战美国的海权,而中华民国则有温带和亚热带的漫长海岸线,和环太平洋岛屿……共产党属对内压制的极权,刚好可以压制中国的崛起。

美国右派则认为:黄种人的中华民国一旦崛起,其对白人主流文明的挑战,将大过共产党极权的苏联。当然,也有不少正直、睿智的左派、中派和右派人士,强烈反对此种对中华民国的谋害政策,如:陈纳德、赫尔利、魏德迈、麦克阿瑟等人。

因此,仇视国民党政权而成全中华民国,并非只有“白左”,在当年的美国,是一种跨党派的共识,它以美帝国的世界霸权为主导,既糅合有左派的亲共理想主义昏热,又更深刻地植入了美国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文化。


唯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够看得清主导世界至今的“雅尔塔”体系的成因及效果。


应该说,习近平上台之前,“雅尔塔”体系在中国基本上收到了效果,唯一的两次意外,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朝鲜战争是斯大林为套牢毛共而发动的战争,越战则是毛泽东为当国际领袖昏热的结果,两次战争令美国付出了代价,但无伤元气;

毛共的共产和大内耗,确实收到了令中国强不起来的效果,以致于1977年的中共国的GDP,竟不如比海南岛大一点的台湾中华民国。

邓小平上台后,全面投美,美国二次全面扶持中共,并获取了中共国巨大的市场,但美国的扶持,是以中共国成为利益输送国为交换的,美国期望的中美关系,要向沙特和美国的关系看齐,即:我美国扶持你的专制独裁统治,纵容你侵犯人权,你必须向我输送利益,这就是邓氏的共产党,邓共政府,也就是美国最想要的中国政府。

美国不希望中共垮台,最希望邓小平式的共产党长久统治中国,这就是美国不支持中国民运的根本原因,因为美国的援助极其微薄(特疯子上台后基本断绝),因此,中国反对派的境遇特别悲惨。

邓、江、胡、温时期,中共国靠充当东亚的沙特,获得了经济的腾飞,飙升为GDP世界第二,因此习近平上台后飘飘然起来,转而弃邓走上大中华伪民族主义次品法西斯的道路,要做红色帝国的毛二世,要扫平“港英余孽”、武统台湾,完成毛始皇未竟大业,这就会激化与美国的矛盾,导致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转向。

但是,迄今美国政府追求的,仍然是中共回归邓小平路线,而不是中共的垮台,美国政府多次表示:中共垮台会导致中国大乱,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实际上其不便启齿的是:中共垮台后,中国会真正强大起来,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特疯子对华贸易战的核心条款,是反对“中国制造2025”,而谈判条款中根本没有要求中共拆解防火墙或政改等内容,条款的“反华不反共”,也证实了美国迄今仍不希望中共垮台,如果习近平逼迫太甚,美国宁愿策动倒习政变,也不会支持中国民运。

除非中美之间爆发战争,否则美国不会支持中国民运,而且即便美国转向支持中国民运,它也只会支持汉奸买办民运,所以,中国反对派为了成功,必要时需要学习刘邦的精神,如能上台,不惜自我伪装成厚颜无耻的汉奸买办。】


谢选骏指出:上文差矣!不论原作者还是整理及改写者,都没有认识到,所谓的“美国搞垮中华民国”其实是“美国外交失败”,这种外交失败并非孤证,而是经常发生的,例如在中东,在越南,在朝鲜,在古巴,在世界各地,中共并非唯一的得利者。细细分析这些失败,更是不难发现,美国的这些外交失败,表面上看看似乎是“糊涂”或是“战略故意”,其实都是因为美国自己的联邦制束缚了美国的选择,使之不能及时应变。远的不说了,看看美国社会在2020年武汉肺炎席卷美国这一“外交灾难”中的反应迟钝和表现低劣,就可以略知一二了吧。


087第四美国2020年进入了倒计时


《佛洛伊德之死:BBC记者经历的华盛顿宵禁夜》(冯兆音

BBC中文驻美记者 发自华盛顿2020年6月1日)报道:


周日(31日)傍晚,我的手机突然持续震动起来。原来是我所在的首都华盛顿政府发出了宵禁告示,宵禁从晚上11时持续至次日早上6时。


非裔男子乔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在被警方拘捕时死亡,引致全美多地暴发抗议种族歧视的示威,联邦政府所在地华盛顿也不例外。


当天下午,数百名示威者聚集在白宫前的拉法叶广场,许多自制标语上写上了“我不能呼吸了”——那是佛洛伊德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一名亚裔示威者举着“黑人的命是我们的命”的中英文标语。


有的人单膝跪地,高喊着“单膝跪下(take a knee)”、“不要再杀黑人了”,表达对警方滥用暴力的不满。


单膝跪地是非裔民权活动近年来的标志性姿态。美国橄榄球球员卡波尼卡(Colin Kaepernick)让其为全美所知。他在2016年一场比赛开场前奏国歌时,并没有起立致意,而是单膝跪地以示抗议。他当时意指的是旧金山一起种族冲突事件,非裔男子伍兹(Mario Woods)被警方连击20枪毙命,涉案警员却无一被起诉。


离白宫不远处,一些华盛顿警察也单膝跪地,握住了示威者的手,立即赢得了掌声与欢呼声。在美国多个城市都有警察单膝跪地,与示威者站在一起,呼吁透明公平执法。


但这片刻的和谐稍纵即逝,入夜后,气氛急转直下,示威者与警察的冲突对峙愈演愈烈。白天井然有序的口号呼喊,被警笛声和发射胡椒弹的声音所取代。


停在路边的汽车被纵火,一些商铺被破坏抢劫。

示威者将美国国旗投进火堆。

一些示威者向防暴警察投掷石块或其他物件。

防暴警察守在白宫之外,防止示威者靠近。然而媒体报道指,总统特朗普周五晚在为紧急情况而设的地堡避难约一小时。

美国媒体CNN网站当晚的头版标题是:火与怒席卷全美。

部分示威者在华盛顿市区四处纵火、毁坏路边商铺,甚至出现了趁火打劫的状况。华盛顿警方拘捕了88人,其中半数被以暴动罪起诉。组织行为学专家称,当人们看到不公义的事件时,道德体系崩塌,就会以激烈举动来维护他们所理解的道德。


当美国人看到佛洛伊德无法呼吸的视频时,他们看到的不只是佛洛伊德一人的悲剧,浮上脑海的还有"弗格森事件"中的密苏里青年布朗(Michael Brown),手无寸铁的他在2014年被白人警员枪杀。


人们可能还想到了被警察勒死纽约小贩加纳(Eric Garner)、拘捕押送期间致死的巴尔的摩青年格雷(Freddie Gray),3个月前在乔治亚州住所附近慢跑却被误认为是通缉犯而被枪杀的亚伯里(Ahmaud Arbery),还有在美国种族冲突漫长历史中的诸多悲剧。


仅仅数日前,美国社会才刚刚就一起发生在纽约中央公园的口角发起激辩。一名非裔男子提醒正在遛狗的白人女子把狗拴好,女子却打911报警,强调“一名非裔美国人”正威胁她的生命。美国警方被指对非裔美国人存有犯罪率可能性高的刻板印象。由于缺乏社会流动性,非裔警员比例常年偏低,难以减少歧视性执法。批评者指责白人女子有意利用美国警方的种族偏见,对非裔男子进行威胁。


佛洛伊德之死不仅揭开警民冲突从未愈合的伤疤,还激化了新冠疫情带来的社会高压。在疫情期间,数千万美国人失去饭碗,根据路透社与芝加哥大学近期的联合民调,比起白人,拉美裔、非裔受经济寒潮打击更重。贫富差距正在拉大,华盛顿智库政策研究学会研究报告指,今年3月美国2200万人失业的同时,国内亿万富翁的财富却还增长了10%。


由于收入水平与医疗资源配置不均,非裔美国人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偏高。美国疾控中心的分析显示,截至5月20日,23%的美国新冠肺炎死亡案例中,死者为非裔,而非裔只占美国人口的13%。


人群聚集的示威活动中难以保持防疫的社交距离,全国性抗议还将为美国防疫带来新的挑战。周日晚,特勤人员与国民警卫队在白宫周边建起保护屏障,发射胡椒弹迫使示威者后退。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总统特朗普上周五晚曾在地堡避难近一小时。


他在推特上警告,如果示威者冲破路障,"迎接他们的将是最凶恶的狗和最凶狠的武器",然而,特朗普却始终未就持续一周的全国抗议作出公开讲话。


两张摄于华盛顿的照片一夜间传遍全球,一张是白宫在周日晚罕见地熄灭所有灯光,四周弥漫着浓烟;另一张在华盛顿上空拍摄的照片,则显示市中心地标华盛顿纪念碑附近多处窜升火光。示威者周日聚集在白宫外抗议,一些示威者高举双手示意并无武器。

我的住处离白宫大概一公里,周一凌晨时分,宵禁令下几乎没有汽车在街上行驶,只有几盏路灯发出亮光。窗外不时传来直升机的轰鸣声,我没能听见两个街区外多家商铺门窗被砸碎的声音。

周一清晨,我的手机又频繁震动起来了:身在中国的朋友们纷纷发来信息,关心问候之外,也向我求证“示威者闯进白宫”、“华盛顿全城断网”等等在中文舆论圈传播广泛的谣言。


不断发酵的美国抗议活动,经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后,在大洋彼岸的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场"吃瓜群众的围观"。许多人庆祝美国的“报应”,讽刺其在民主自由上的“双标”。也有人指出,中国官媒高调报道美国示威,却未监督中国警方的粗暴执法。


离白宫咫尺之遥的圣约翰教堂地下室被纵火。该教堂是一处建于1816年的历史建筑,史上每位在位的国总统都在这里做过至少一次礼拜。

离佛洛伊德去世已过了一周,本周一发布的独立尸检报告,公开了佛洛伊德致死的原因。两名警察压在他的背部,其中一人以膝盖按住佛洛伊德的颈部,导致血液无法流向他的头部,肺部也无法吸入空气。佛洛依德因窒息而死。


周一日间,华盛顿街上的气氛明显比前几日更为紧张,警笛声频传,远处传来的直升机低鸣声几乎未停。在周末幸运躲过一劫的市区商铺,纷纷安装大块胶合板防御,据说胶合板已开始缺货。


华盛顿市长宣布,今明两晚将再度宵禁,并提前至日落前一个半小时、晚上7点开始。尽管市内大部分地区似乎一切如常,华盛顿正隐藏着不安宁的暗涌。


星期天,美国各地城市的愤怒示威者将因乔治·弗洛伊德之死的抗议活动持续到第六个晚上,这增加了他们与寻求实施夜间宵禁的警察再次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洛杉矶、芝加哥、迈阿密、底特律和费城等主要城市已下令禁止游行者在天黑后上街。得克萨斯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州长在各自的州实施了紧急状态。


在过去的五个晚上,发生了纵火、破坏公物、抢劫和暴力——其中大部分是针对警察的。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的游行者,不仅对于警察对黑人男女的严厉对待表示愤怒,而且对美国的系统性种族主义也表示愤怒。


警车和政府大楼被纵火焚烧。商店的窗户被砸碎了。公园里的纪念碑被喷了漆,遭到了破坏。


防暴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士兵经常在周六发生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喧闹但基本上是和平的街头示威中警戒。但随着夜幕降临,宵禁被忽视,一些抗议活动演变成暴力行为,促使警方以胡椒弹、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作出回应。


示威活动始于明尼阿波利斯,46岁的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铐住双手,面朝下,一名警察的膝盖压在他的后颈超过8分钟后死亡。


目前,全国各地部署了共有约50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另有2000人准备在接到召唤时应征。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理解人们对弗洛伊德之死的愤怒,但他表示,所有抗议活动必须是和平的。他谴责暴力行为,并威胁说,如果示威者不听从警察的警告将会使用强制措施。


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表示,“我们国家对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在明尼阿波利斯的遭遇的愤怒是真实和合法的。”他接着说:“必须追究他死亡的责任,目前正在通过包括州和联邦一级刑事司法系统的正常程序在进行。这个系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工作。已经提出了初步指控。这一进程继续向前推进。正义将得到伸张。”


谢选骏指出:奥巴马不是第四美国的开始,特朗普也不是第四美国的开始——现在的武汉肺炎激起的全美暴乱,才是“第四美国进入了倒计时”!进入倒计时!进入倒计时!9、8、7、6、5、4、3、2、1——起爆!


088再论美国医生治疗感冒的方法错误


《肺炎疫情:科学家称患过普通感冒或为你提供一些保护》(BBC 2020年5月19日)报道:


科学家称普通感冒也能让你身体做好对付新冠病毒的准备。科学家称,他们在那些感染其他冠状病毒而引起感冒者的血液中找到了可以对付新冠病毒(Covid-19)的细胞。


这一发现为人们带来希望,这意味着有些人可以从中获得某种程度的保护。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感染新冠肺炎后症状较轻,而另外一些人病情非常严重。


冠状病毒有多种,其中就有能引起普通感冒的病毒。也就是说,虽然你只是患普通感冒,但你的免疫系统在遇到新冠病毒时其实已经做好了应战准备。


这一研究发表在《细胞》期刊上。


根据这个研究,人体的T细胞(T-cells)与抗体不同,它可以发现那些被感染的细胞。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免疫学教授戴维斯解释说,当细胞感染了冠状病毒后,该病毒蛋白分子会分裂成小碎片附着在被感染细胞的表面。


当T细胞发现这些分子并在它们开始繁殖前(因为之前体内从未出现过这些异类)就会做出反应。这时,人体中的T细胞杀手就开始攻击被感染细胞。


另外一些辅助型T细胞也开始向其他细胞发出信号,比如,来产生抗体。跟抗体一样,T细胞在抗击感染后并不消失,而是留在人体中。


这项最新研究是由美国加州免疫学研究所(the La Jolla Institute for Immunology in California)进行的。


科研人员观察了新冠康复者血液中的T细胞,然后又对比了那些没感染新冠但患过感冒者的冷冻血液,看是否有类似的T细胞。他们发现大约一半人有针对新冠病毒的抵抗活动。但这毕竟是试验室的试验结果。至于在现实生活中患普通感冒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你免得新冠还有待证明。


科学家说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有人病得严重,有人症状较轻的原因。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近日重新更新了新冠病症的症状,把突然丧失嗅觉和味觉正式包括在内。


而之前,主要把高烧和持续干咳作为新冠肺炎的主要症状,并建议只有出现发烧和干咳的人才应该自我隔离。但其他国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突然丧失嗅觉和味觉列为新冠症状之一。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表示,这样做有助于阻止疫情进一步蔓延。世卫组织说,除了最常见的发烧、咳嗽、疲倦外,新冠感染者还可能出现以下症状:


浑身疼痛

嗓子疼

腹泻

结膜炎(红眼病)

头疼

丧失嗅觉和味觉

皮疹或是手指/脚趾变色

胃疼


谢选骏指出:2018年12月29日我曾发表过《美国不对流感进行消炎处理的办法是错误的》,这是在武汉病毒、新冠疫情席卷美国之前一年多的时候——一年多来的事态发展表明,我是多么英明啊。要是美国医学界早点听取了我的意见,美国社会就不会有十几万人遭到灭顶之灾了!现在我再引上文来重申我的看法——再论美国医生治疗感冒的方法错误。那就是他们不用消炎药而听凭病人“自愈”也就是自生自灭的刚愎自用和狂妄自大。


089美国主流社会的堕落呼唤一个大政府


《美国95后的政治观念: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沉思的托克维尔 2020-06-16)报道:


2020美国大选将发生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千禧一代(1983-1995)将代替婴儿潮一代成为最大的选民群体,二是Z世代将第一次(1996-)大规模参加总统大选,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2020大选最大的Z世代已经24岁,预计符合条件的Z世代选民多达2400万,他们将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决定美国大选的结果。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Z世代的政治观点即使相比千禧一代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Z世代白人比例大幅降低,少数族裔增多,同时他们普遍支持大政府,认为应该是政府而不是企业发挥作用,即使是年轻的共和党人,依然认为大政府有其合理性。


随着Z世代逐渐成为选民的主力,桑德斯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大,而特朗普和共和党将成为失去年轻人支持的没落政党,如果不进行重大变革,共和党只能落得国民党的下场。

一、Z世代画像:少数族裔多,大学生多——相比于之前的美国人,Z世代最大的变化就是少数族裔急剧增加,而白人急剧减少,白人只占其中的52%,而拉丁裔一跃成为最大的少数族裔,占比高达25%,黑人占14%,亚裔为6%,这表明拉丁裔将成为未来政坛的重要力量,而拉丁裔大部分支持民主党。


根据最新的调查,62%的拉丁裔声称他们倾向民主党,而只有34%的拉丁裔倾向共和党。相比于Z世代,婴儿潮一代82%是白人,千禧一代61%是白人,正是这些白人撑起了共和党的江山,但随着白人比例的减少,共和党的支持率只会越来也低。在美国西南部,拉丁裔已经和白人平分秋色,在得州和加州,拉丁裔数量几乎和白人相当,得州的南部,拉丁裔比例普遍超过了70%,这使得共和党将失去其最大票仓得州,成为万年在野党。


除了少数族裔增多,Z世代还有一个鲜明特点,那就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增加。到2018年,已经有57%的Z世代接受过大学教育,而X世代仅有43%,同时还有44%的Z世代双亲中至少有一个拥有学士学位,而这一比例在婴儿潮一代中仅为15%,千禧一代中为33%,Z世代是美国有史以来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大学历来是左派盛行的地方,在政治正确的氛围下,即使是理工科学者也会倾向自由派,Z世代大学生比例的增加,标志着民主党的票仓继续扩大,在2020美国民主党初选中,77%的年轻人选择了桑德斯,大学生群体一直是桑德斯最坚实的支持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桑德斯的势力无疑会越来越大。


二、Z世代更支持大政府、同性恋、倾向民主党——传统的美国价值观一直主张小政府大社会,共和党一直是亚当斯密守夜人政府的最大拥护者,但随着年轻世代的崛起,这一观点越来越不受欢迎。年轻人越来越希望政府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70%的Z世代认为政府做的还不够,而只有29%的Z世代认为政府管得太多了,应该交给企业和个人。相比之下,婴儿潮一代有49%的人认为政府做的太多了,而沉默的一代更是有60%这么认为。这深刻表明,年轻一代已经不再认同传统的美国价值观,他们摒弃了小政府的理念,希望出现一个更有作为的大政府,这又与桑德斯的理念一致。


在对美国的态度上,Z世代和千禧一代一样,国家自豪感不高,只有14%的Z世代认为美国比其他国家好,而婴儿潮一代这么认为的有30%,沉默的一代更是高达45%,这表明年轻一代已不再认为美国是最伟大的国家,他们逐渐失去了对国家的自豪感,认为美国存在种种问题。


在性别问题上,59%的Z世代认为性别选项应该多于两个,应该考虑同性恋跨性别者的感受,而只有37%的婴儿潮一代同意这么做,这表明,美国年轻人对同性恋、跨性别者的接受度更高,认可他们的权利。


即使是Z世代中的共和党,与老一辈共和党选民也有着本质区别,在黑人受到不公正对待上,43%的Z世代共和党人认为确实存在,而处于沉默的一代和婴儿潮一代的共和党人,只有20%认为这个现象属实。同时52%的Z世代共和党人认为政府应该做更多事,而千禧一代共和党人只有38%这么认为,X世代只有29%,60岁以上的共和党人更是几乎没人这么认为。Z世代的共和党人,政治观点更倾向于民主党,和老一辈共和党人有本质差别,他们是民主党的潜在选民。


三、共和党将成为第二个国民党,桑德斯是最大受益者——对于Z世代的调查为共和党敲响了警钟,年轻人的观点越来越倾向民主党,共和党那些陈旧的美国价值观越来越不受到欢迎,共和党作为一个白人中老年政党,他代表的都是日落西山的群体,每一年白人和老人的数量都会减少,而年轻人、少数族裔的数量每一年都会增多,每过一年,民主党都会更强大而共和党则更衰弱。


如果共和党不改变观念和策略,那么共和党将成为第二个国民党,被民主党彻底消灭,正如台湾那个迂腐不堪缺乏新鲜血液的国民党一样。特朗普2016年的胜利,不过是灭亡之前的回光返照罢了。


2020大选,亲民主党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将发挥他们不可估量的作用,决定特朗普和拜登的命运。但在大选的背后,真正感到高兴的,还要属桑德斯和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同盟,美国走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马克思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将诞生在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预言,有可能变为现实。


谢选骏指出:托克维尔果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大家都知道自由社会的核心就是小政府。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小政府必须公民的自律来予以配合。然后我告诉大家,美国主流社会早已腐化堕落,不仅自肥,一年几千万美元地瓜分社会财富;而且吸毒,一年几万人的死亡——没有一个大政府来管束他们,美国社会就会更加两极分化了!所以我说了,美国主流社会的堕落正在呼唤一个大政府的君临。现在在大家只能祈祷了,但愿这次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魔鬼。


《弗洛伊德事件后,美国各地警察为何纷纷辞职?》(2020-6-17 上观新闻)报道:


在美国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活动持续数周后,美国社会正陷入一场关于警界执法权力的大讨论。与此同时,在不断的抗议和争议声中,全美各地的警察掀起了 辞职潮 ,警察部门内部也面临危机。


多地警员辞职——在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地明尼阿波利斯市,自 5 月抗议示威开始以来,已有至少 7 名警察辞职,还有一些人在办离职手续,这些警察中不包括四名已被解职的涉案警察。该市警察局发言人约翰 艾德表示,目前离职警察数量还不是很多,不构成问题,辞职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有警局现任和前任官员告诉当地媒体,警员辞职的理由是缺乏部门和市领导的 支持 。


迫于压力,明尼阿波利斯市警方上周发布公开信,谴责前警察肖万在弗洛伊德事件中的锁喉行为。此外,警察们对该市市长在抗议期间放弃第三区警站的决定十分不满,认为是对示威活动的妥协。明尼阿波利斯市一位退休军官和武力使用专家迈伦·马森表示,他们(警察)觉得不被赏识,认为现在每个人都讨厌警察,每一个人。


在另一个抗议示威中心地亚特兰大市,上周又发生一起美国白人警察枪杀非洲裔男子事件,进一步激化了当地的抗议示威活动。亚特兰大市警察局表示,本月已有 8 名警察辞职,高于今年该市平均每月辞职警察数 2-6 人。而自抗议示威爆发以来,该市已有 19 名警察辞职。其中一些警察因对非洲裔大学生暴力执法遭起诉。


而在美国其他城市,警察们也不约而同地掀起一股辞职潮 。在南佛罗里达,已有10名警员从该市反恐特警组辞职,原因是担忧抗议示威将危及自身安全,以及感觉警方行动 受到政治化的限制 。一些警员致信警队高层,抱怨现在他们只能最低限度地持有装备,训练不足,行动受限,并对警队高层向抗议示威者单膝下跪的举动表示不满。


多重因素——媒体及分析人士指出,近来美国多地出现警察辞职有多方面原因,但基本都与弗洛伊德事件相关。


首先,在弗洛伊德事件后,美国警民关系更趋紧张。美国民众对警察暴力执法素有怨言。美国警察的执法权力相对较大,因此也更容易造成冲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近日刊文指出,与包括七国集团(G7)在内的发达国家相比,遭美国警察枪杀和监禁的人数要高出很多。美国司法统计局(BJS)一份数据估计,从 2015 年 6 月到 2016 年 3 月的 10 个月里,有 1348 人可能因被捕而死亡,这意味着平均每天约有 4 人因暴力执法死亡。弗洛伊德事件后,这种紧张关系加剧。为了平息民怨,警察们的一举一动受到制约;很多之前警察暴力执法的片段在网络上流传,更加激化了矛盾,越来越多民众加入 讨伐 ,质疑警察暴力执法的合理合法性。一些警员表示,现在他们都会被要求藏好工作牌,除了上班尽量不要穿着制服。随着冲突持续,现阶段已经很难再安全、有效地执行警队任务,也无法确保自身及家人的生命安全。


其次,警察自觉缺乏内部支持。迫于抗议示威压力,一些城市的警局高层选择向示威者放软档,却不愿意公开声援自己的下属。一些市长甚至公开指责警方,开始削减对警察的拨款。也有报道指出,一些官员为了地方选举会更在意民众手中的选票,而不敢为警察发声。媒体指出,抗议示威正导致警方内部产生分歧,管理层和执法者之间互不理解,一方面高层希望通过社会支持来获得更多经费,但另一方面警员却觉得执法力度被削弱了。


此外,弗洛伊德事件后,也有一部分警察认为该事件有辱警察形象,希望抗议示威能尽快结束。但在警方内部,这种支持示威者的言论显然很不合群。


新令治标不治本?——美国当前糟糕的警民关系和执法部门困境已惊动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 16 日签署一项关于警察改革的行政令,试图为现状带来改变。


特朗普表示,他采取的行政令 将为来自不同种族、宗教、肤色和信仰的美国人提供一个安全、有保障的未来 ,并将鼓励警方采用 最高、最强 的专业标准为民众服务。他表示,对警方来说, 减少犯罪和提高标准并不冲突 。


行政令中特别提到,除非警察的生命受到威胁,否则将禁止锁喉。不过,一些业内人士表示,尚不清楚由谁来判定构成生命威胁的情况,或如何对执法机构问责,地方领导人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这一职责。行政令还将为警察部门提供财政激励措施,以鼓励警员们遵循最高专业标准,同时鼓励建立警员和社工的联合响应机制。在诸如心理健康问题、毒瘾、无家可归者等非暴力诉求中,社工将加入警方工作。在颁布行政令前,特朗普同几位在与警方互动中身亡的非洲裔美国人家属进行了私下会面,表达了哀悼和问候。但在随后的记者会上,特朗普又话锋一转,谴责社会上对减少警务资金的呼吁,并表示警方工作理应得到尊重。


华盛顿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此举能给民众和执法部门各有交代,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两头,但这项行政令治标不治本,不足以对美国警界进行结构性改革,也不触及种族不公、警察暴力执法等根本性问题。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部成员克里斯蒂娜·罗斯表示,行政令对美国警察系统的改革就如同在枪伤上贴邦迪。


美联社认为,在美国当前政治环境下,执法公正问题不可避免地被当成一项政治议题。目前,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都在努力推进相关法案。民主党的立法将从多个方面采取措施,包括禁止锁喉和 免敲门 逮捕令;一些民主党高层还批评特朗普的新令 做得远远不够 。另一边,共和党人也展开行动,已要求参议院非洲裔议员蒂姆 斯科特领导一个工作组,专门制定警察执法改革措施。美联社称,目前尚不清楚两党会否就立法达成共识,真正推动改革。


谢选骏指出:大政府就需要一个警察国家来支持——现在,民主党主张大政府却反对警察暴力,缘木求鱼也。


090第四美国难产的阵痛如此剧烈难熬


《白宫门前惊现“黑宫自治区” 特朗普发推威胁被警告》(2020年06月24日 综合新闻)报道:


美国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非裔男子弗洛伊德死亡引发的抗议示威持续发酵。


近日,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抗议者试图效仿西雅图抗议者成立“国会山自治区”的举动,打算在白宫外成立“黑宫自治区”。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网站6月22日报道,在白宫门前抗议种族不公的示威者说,他们22日曾试图在白宫附近的拉斐特公园建立一个“黑宫自治区”。随后他们被警察驱散了。


抗议者试图在白宫外建立“黑宫自治区”


22日晚,抗议者在白宫北侧的圣约翰教堂外立柱上涂上了“BHAZ”,意为“黑宫自治区”,这一口号并不仅是对白宫的反讽,这些抗议者是打算效仿西雅图的“前辈”们,在美国首都的核心地带划出一片地盘,建立一个没有警察的“自治区域”。


不过,和西雅图抗议者的遭遇不同,华盛顿的抗议者们面临警方的强力驱逐。打算在白宫外安营扎寨的抗议者被大批警察赶走,他们设立的路障也被清除。


23日,白宫以北的街区已被封锁,禁止人员进入,道路也被水泥墩阻挡,白宫附近的街道随处可见警车,警方严阵以待,防范抗议者卷土重来。


示威者在家门口搞事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很生气。


23日一大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威胁说:“只要我还是总统,在华盛顿特区永远都不会有什么‘自治区’,如果他们胆敢尝试,将会面对严重的武力。”


不过,尴尬的是,特朗普的这条推文再次被推特平台标注“违反规定”,原因是“对明确的群体发出伤害威胁”。


特朗普推文被推特平台标注“违反规定”——而这已不是特朗普首次被推特“警告”了。


推特5月首次在特朗普两条关于2020年美国大选采用邮寄选票方式投票的推文上贴上了事实核查标签。


此后,特朗普5月底就弗洛伊德之死引发暴力示威活动所发的推文再次被推特贴上“煽动暴力”的标签,内文也被隐藏。


特朗普在该条推文中称抗议者为“暴徒”,并写道:“一旦他们开始抢劫,那就应该对他们开枪。”


作为反击,特朗普曾发推特指责推特平台干涉2020年总统选举。“推特完全扼杀了言论自由,作为总统,我将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他还威胁要关闭推特。


特朗普的最新推文被“警告”,特朗普肯定会用发推特的方式反击。如果他真的一怒之下关闭推特,那么问题来了,他该如何推特治国呢?


谢选骏指出:这种暴力撕裂,可以说是“第四美国临产难产的阵痛”。而且,这种临产难产的阵痛里现在又夹杂着武汉病毒的感染,而且是全球规模的,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五十个州国的范围!


《抗爭延燒“總統山”也遭殃 示威者揚言炸毀》(記者顏伶如/綜合報導 2020年06月24日)报道:


最近傳出反警察暴力示威者計劃毀壞位州南達科他州的著名總統山國家公園的總統石像。


反對種族歧視、奴隸制度的示威抗爭全美延燒,除了南方邦聯(Confederate)紀念雕像、旗幟在過去幾周遭到毀壞及移除,包括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內等前總統雕像也引起抗議;近日部分抗議人士揚言,打算炸毀俗稱“總統山”的拉什摩爾山(Mount Rushmore)花崗岩石四大總統頭像。


共和黨籍南達科他州長克莉絲蒂·諾姆(Kristi Noem)23日表示,她保證會好好守護拉什摩爾山的四大總統雕像。


諾姆回覆保守派專欄作家夏皮洛(Ben Shapiro)推特發文時寫道,在她的監督管理之下,拉什摩爾山四大總統雕像將不會遭受破壞。


拉什摩爾山四大總統雕像屬於聯邦紀念碑,主管機關為美國內政部;拉什摩爾山國家紀念公園內,有四座高達18米的四位美國總統頭像,分別是華盛頓、傑佛遜、羅斯福及林肯,是電影經常取材的代表美國經典場景,自1927年起興建,約有400人的工作團隊共計花了14年才完成。


靠近白宮的拉法葉公園(Lafayette Square)裡,前總統傑克遜(Andrew Jackson)雕像過去幾天就成為抗議人士鎖定目標;一群示威者22日企圖以繩索將雕像拉倒,但警方後來將群眾驅離。


這起事件引來川普22日晚間在推特發文寫道,某些民眾因為在拉法葉公園破壞公物而被捕,傑克遜雕像遭到惡劣破壞,隔著一條街的聖約翰教堂(St. John's Church)外牆則被人塗鴉。


川普在推文中警告說:“根據退伍軍人紀念維護法(Veterans Memorial Preservation Act)可處十年有期徒刑,要注意!”


包括紐約市在內的某些地方政府機關,已經決定自行移除遭到抗議人士點名的雕像;某些地方政府則出動警察,對於引發抗議的特定紀念雕像提供保護。


谢选骏指出:我曾经把“拉什摩爾山四大總統雕像”作为封面背景,配上当选总统川普的头像,撰写了《第四美国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Fourth United States),于是2017年3月出版。川普大约看到了,就就开始依葫芦画瓢地假戏真做了。这真是“蝴蝶效应”,历史影响何其深远。可惜,他做的太太太不好了,简直不及格。


《白宮外再爆示威“傑克遜像”被噴漆 川普不忍了:頒行政令保護》(編譯陳韻涵/綜合 2020年06月24日)报道:


川普的推文違反推特規定,被推特加註標籤。

在華府示威者計畫在華府成立佔領自治區。工作人員23日正在白宮前拉法葉公園內清洗被示威都塗鴉的第七任傑克森總統雕像。


大批抗議群眾22日試圖以繩子拉倒聳立於白宮外拉法葉廣場(Lafayette Square)的第七任總統傑克遜(Andrew Jackson)雕像;川普總統對此不滿,授權逮捕試圖摧毀聯邦雕像的嫌犯,並將頒布行政命令,保護各地歷史人物雕像和紀念碑。


川普22日推文寫道,“多人在拉法葉廣場犯下丟臉的破壞行徑而落網”,他警告破壞者“根據退伍軍人紀念保護法可能面臨十年徒刑,當心!”


川普23日告訴記者,執法人員阻止了對“偉大紀念碑”的攻擊,“多人今日入獄或將被捕。”他也在推文寫道,“只要我當市你們的總統,華盛頓州絕不會有‘自治區’,他們如果嘗試,將受到嚴厲打擊。”


抗爭延燒“總統山”也遭殃 示威者揚言炸毀


推特(Twitter)隨後將這則推文加上警告標籤,指其違反平台關於辱罵行為的規定,但推特認為,讓人們繼續可存取這則推文,可能符合公共利益。


傑克遜的雕像目前仍豎立於底座之上,但社群媒體流傳的畫面顯示,示威者爬上雕像並試圖繞繩拉倒它。


國家公園局發言人表示,公園警察噴灑辣椒噴霧,驅逐試圖破壞雕像的暴徒。


“我們不會屈服於無政府主義分子,法治將戰勝一切,司法將獲伸張。”內政部長伯恩哈特(David Bernhardt)發表聲明說,傑克遜的雕像外觀遭人破壞,當局會確保這種事不再發生。


公園警察發言人表示,公園警察和特勤局將避免雕像遭破壞;內政部發言人表示,當局逮捕多名在拉法葉廣場破壞雕像的嫌犯,但拒絕詳述。


傑克遜是田納西州的奴隸所有人,他逝世時仍有150名奴隸;他也曾簽署法案,驅逐密西西比河東側的印第安人,強制趕到西部,此舉造成約4000名印第安人喪命。


川普敬佩奉行民粹主義的傑克遜,2017年曾造訪傑克遜在賀米塔吉(Hermitage)的植物園。


川普23日表示,他準備頒布強化既有法律的行政命令,懲處破壞紀念碑的人。他說,“我們將對這些破壞者祭出長刑期,這些人是無賴、無政府主義者、煽動人士;部分人不喜歡這類詞彙,但這就是他們的為人,他們是壞人,不愛我們的國家;容我說清楚,他們不會拉倒我們的紀念碑。”


反警察暴力的示威者22日晚試圖推倒位於白宮對面的第七任總統傑克森的雕像,後遭警方制止。一對父子遊客23日自遠處觀看遭到示威者塗鴉的傑克森雕像,基座上被噴潻“劊子手”。


谢选骏指出:川普以为,保护以前的总统像,就是在保护他自己——有次他就可以享受和历史上的各个美国(第一美国、第二美国、第三美国)的总统人物(第一美国的开创者华盛顿、第二美国的开创者林肯、第三美国的开创者罗斯福)一样的历史地位……但是事情总有两个方面,川普的这一“保护”,却也使得他被归入“前总统”的行列了,而无法作为“第四美国的开创者”载入史册了。由于川普的无缘于第四美国的开创者,所以第四美国难产的阵痛如此剧烈难熬。


091第四美国的愿景——联邦向各州宣战并征服各州


《美国波特兰示威:特朗普派联邦执法人员抓捕示威者,引发滥权争议》(2020年7月20日 BBC)报道:


自美国非裔男子“佛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引爆“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示威以来,奥勒冈州波特兰市(Portland)的抗议活动延续至今。


最近,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要求国土安全部出动“联邦执法人员”平息骚乱,引起轩然大波。该市市长认为联邦执法人员的到来是“火上加油”, 要求他们离开。


波特兰骚乱——波特兰市市长泰德·惠勒(Ted Wheeler)呼吁联邦部队离开该市,并指责部队对示威者使用“虐待性的手段”。惠勒周日(7月19日)对美媒CNN说:“部队是在加剧情势的升级。”


今年5月弗洛伊德死于警察抓捕执法中。两个月来该市每晚都有示威活动,抗议警察暴力。美国联邦政府则表示,正在努力恢复波特兰的秩序。


从“我会改变世界”到“我无法呼吸”, 佛洛伊德入土为安——惠勒说,该市有“数十名甚至数百名联邦政府军”,并补充说:“他们的到来实际上引发了更多的暴力和破坏。”他又说:“我们不欢迎他们,也从没要他们来。事实上,我们希望他们离开。”惠勒的评论与该州州长布朗(Kate Brown)的说法相呼应,后者将特朗普政府的联邦军的到来,描述为“纯粹的政治秀”。布朗告诉MSNBC,她已于周二(14日)要求联邦政府军队撤离,并说:“你(联邦执法人员)正在升级本来就险峻的局势。”


市长与州长发声前,奥勒冈州总检察长艾伦·罗森布拉姆(Ellen Rosenblum)对联邦政府提起诉讼, 称联邦政府拘留示威者的举动为非法。在诉讼中,罗森布拉姆请求发出限制令,阻止美国国土安全部,法警局,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和联邦警卫局在该市继续逮捕人。


罗森布拉姆在声明中说:“这些行动必须停止。”


该诉讼又称,联邦官员的行为侵犯了示威者行使其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下的集会权。此外,联邦官员的“无证”逮捕和拘留示威者亦违反了第四修正案和第五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


要求调查——与此同时,周日(19日)众议院民主党人签署文件,要求调查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所属的监督机构,在这几个月的示威期间,是否针对示威者“滥用紧急权力中赋予正当使用武力”之做法。


此信是由众议院内三个委员会主席共同签署,其中特别提到了波特兰以及六月抗议活动期间,发生在华盛顿特区拉斐特广场(Lafayette Square)的驱散行动。


信中写道:“这是最紧迫的问题。” “公民忧心政府是否已经部署了一支秘密警察部队,后者不是在调查犯罪,而是威吓它们认为是政治对手的人,而此等做法将在扩散到全国。”


波特兰发生了什么事?

特朗普部署的联邦部队进入该市后,向示威人群发射催泪瓦斯。 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Chad Wolf)之前称抗议者为“暴民”。


上周六(16日)晚些时候,有人看见示威者拆除联邦法院的围栏。


奥勒冈州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在推特上发文说,这些围栏的目的是“降低抗议者与执法人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呼吁人们不要对此有所动作。


在波特兰警察协会大楼被纵火后,警方正式宣布情势为“暴动”。


上星期,抗议者和联邦执法人员之间的暴力冲突升级。后者是特朗普在两周前部署,为了平息国内的骚乱。


奥勒冈公共广播电台(OPB)引述目击者报道称,在波特兰发现身穿迷彩装和未佩戴识别证的联邦执法人员,驾驶没有车牌的车辆,在没有向当事人说明下,当街抓捕示威者并驾驶离开。


一名示威者佩蒂伯恩(Mark Pettibone)向该电台描述在7月15日当天,他是怎样 “被扔入”一辆载着身穿防弹衣人士的车子里头中。


佩蒂伯恩称,他之后被带到联邦法院的一个拘留所里,被告知遭到正式逮捕。 但他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后被释放,没有任何罚单或逮捕记录。


OPB称,联邦官员已指控至少13人犯罪。


特朗普政府说法——在周日(17日)的一条推文中,特朗普为联邦政府的行动辩护。他说:“我们正在努力帮助波特兰,而不是对该市造成伤害。过去几个月,该市领导权丧失,让无政府主义者和煽动者取得控制权。”


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表示,联邦执法人员做得“出色”。


他在上周一(13日)表示:“波特兰之前已经失控,但联邦执法人员介入后,我想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入狱”; “我们非常希望平息动乱。”


代理国土安全部部长沃尔夫周四抵达该市,为联邦特别执法人员抵御“无政府主义者”辩护。他批评该州和市政府未能“恢复秩序”,并称“波特兰市已连续47天遭到围困”。


谢选骏指出:上述动态已经展示了第四美国的走向——联邦向各州宣战并征服各州,从把联邦制变成帝国制!


《佛洛伊德之死:特朗普可否“调兵”平乱的法律依据——〈叛乱法〉》(2020年6月3日 BBC)报道:


抗议示威、骚乱不断,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派兵”平息。


乔治·佛洛伊德之死在美国引发的大规模动荡,暴力程度成为自1968年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


“如果哪个城市、州拒绝采取必要行动保卫居民的生命和财产,那么我将调用美国军队,为他们迅速解决问题。”日前,特朗普在白宫玫瑰花园做出上述声明。但是,一些州政府说,没有州政府允许,白宫无权派联邦军队进驻。


美国示威抗议活动如何在中国互联网引发一场“围观”——三个事实告诉你,佛洛伊德之死令整个美国愤怒的原因——新闻人物:乔治·佛洛伊德和他生命的最后三十分钟——美国半个世纪以来几次重大种族暴力骚乱——特朗普有权派兵吗?简言之,特定情况下,美国总统有权派兵。


首先,我们以及看到,美国有20多个州调用大批国民警卫队参与平息暴力。但是,国民警卫队(National Guard)是美军后备役,成员平时都是“平民”。


此次骚乱期间,国民警卫队是在各市、州政府提出申请后部署的。


美国联邦法律规定,通常情况下,现役部队——包括陆海空三军——不能参与国内执法。


特朗普威胁“派兵”时没有明说,但法律界共识是,他需要启用美国1807年通过的《叛乱法》(Insurrection Act)。


《叛乱法》说,美国总统可以不经国会批准,调动联邦现役部队参与“镇压任何州的任何暴动、国内暴力、非法聚集或串谋”。也就是说,该法案授权总统在特定情况下派兵参与国内执法。


什么是《叛乱法》?

依据《叛乱法》,如果白宫认定,某州局势已经恶化到无法执行美国法律、或者民权受到威胁的程度,总统可以在不经州长同意的情况下在该州部署军队。


《叛乱法》1807年通过时授权总统派兵打击“印第安人的恶意入侵”。后来,该法案屡次修订,涵盖内容扩大:允许调用军队参与平息国内骚乱、保护民权。


美国法律专家告诉BBC,《叛乱法》可以给总统派兵提供足够的法律授权,


得克萨斯大学法律教授切斯尼(Robert Chesney)对BBC说,“关键点是,这是要由总统下决心,州长无需请求帮忙。”


总统如何启用《叛乱法》?


特朗普首先要警告“叛乱分子”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2006年文件,启用《叛乱法》前,总统首先需要发表声明、要求“叛乱分子”解散。如果局势仍然不能恢复稳定,总统就可以签署行动命令派遣军队了。


通常来讲,总统启用《叛乱法》的依据是,某些情况下,地方政府不能、或者不愿恢复秩序;另外一些情况是,地方可能需要军队的增援。不过,也有评论人士警告,此次如果特朗普派兵,有可能激化紧张。


《叛乱法》以前用过吗?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资料,历史上,美国曾数十次启用《叛乱法》,但是过去将近30年内没有先例。


1808年,杰佛逊总统启用过《叛乱法》,19世纪期间其他美国总统也曾有同样举动,但是,最频繁启用是在20世纪中期美国民权运动高涨的时代。比如1943年罗斯福在底特律;1957年艾森豪威尔在阿肯色;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遇刺后的骚乱期间,林顿·约翰逊向三个城市派兵。


1950、1960年代,三任美国总统曾启用《叛乱法》,其中包括在州长反对的情况下。比如1957年,阿肯色一所学校内黑人和白人孩子同校事件导致抗议、骚乱,局面迅速失控,州长被指“无为”,艾森豪威尔总统派遣联邦军队前往。


1960年代之后,美国鲜有启用《叛乱法》。不过1989年,飓风“雨果”给维珍群岛造成严重破坏,引发严重抢劫,当地政府请求联邦政府帮忙,老布什总统依据《叛乱法》派兵帮助。


美国上次启用《叛乱法》是什么时候?

1992年洛杉矶骚乱,国民卫队和联邦军在洛杉矶参与行动

上一次启用《叛乱法》是在1992年。当时洛杉矶发生严重骚乱,时任总统老布什应加州州长请求、调用近四千官兵前往平息事态。洛杉矶骚乱的导火索也是美国警察被指执法时对黑人使用过度武力。


2006年飓风卡特琳娜号给美国造成极大破坏,国会修订《叛乱法》,旨在提升军队参与救灾的效率。但是,在遭到多州州长反对后,修订案被废除。


谢选骏指出:第四美国的愿景就是——联邦向各州宣战并征服各州!其途径是——联邦政府把各州视同印第安部落各个击破,把各州州民视同印第安人一一征服……从而把联邦变成帝国,把各州州民变成真正的美国公民!


092美国开始运用我的客卿策了


(一)


《余茂春教授:推动特朗普实施对华强硬政策的中国人》(高见高论 2020年7月21日)报道:


【编者按:这篇文章其实就是编译《华盛顿时报》戈尔茨的文章,在文章里不注明这一点应该说是有问题的。点击这里查看本文信息来源的文章。】


特朗普在上台之后,美国一改以往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转变为强硬的对华遏制政策,明确提出要对中国进行围堵、打压和遏制。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修正主义国家”和“压制的政权”。而在2018年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中,再次确认将中国视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


在过去,中国国内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大都认为特朗普对华政策强硬,主要是源于身边对华坚持强硬立场的执政团队核心成员班农、纳瓦罗、蓬佩奥、波廷格等人。很多学者发表不少文章对特朗普团队中的对华强硬派的思想来源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但最近美国《华盛顿时报》刊发的一篇文章,揭示了美国对华强硬政策及其内容实际上更多是由美国国务院一个以华裔学者为关键角色的“中国班”制定的。这的确让许多研究美国的学者大跌眼镜。担任这个关键角色的曾经的中国人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到美国留学后加入美国,现在担任美国海军学院教授的余茂春(英文名Miles YU)。


余茂春1962年生于重庆,1979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历史系。据他自己称,他在南开大学就读期间,有几位美国人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在当时的南开大学交流并进行教学,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认为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历史叙述是浪费时间,而美国总统里根“美国代表着地球上人类最好的和最后的希望“的理念激励着他到美国去寻找新的生活。余茂春1983年南开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继续求学,1985年进入宾夕法尼亚斯沃斯莫尔学院并获得硕士,1994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后进入了美国海军学院任教,现在担任东亚和军事史教授。


余茂春在接受华盛顿时报采访时说,他经历了疯狂的WG时代,虽然当时还年龄小,不能体验到政治上的疯狂,但激进革命的暴力荒谬和意识形态上的尖叫,对生命、社会信任和公共道德的破坏以及对任何西方或资产阶级的仇恨,颠覆了他童年最纯真的认知。


余茂春现在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和规划首席顾问。他被蓬佩奥视为美国对华政策规划团队的关键一员。特朗普执政三年以来,余茂春一直是特朗普政府内重塑美国对华强硬政策中国问题专家。美国把中国重新定义为最重要的战略对手,余茂春发挥的作用尤为突出。


在蓬佩奥的领导下,余茂春和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迪威组建了一个由对中国理解深刻的现实主义学者组成的“中国班”,其中包括在香港出生的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教授蒋濛等华裔。余茂春是这个班底中的关键人物,一直以来在帮助蓬佩奥和史迪威制定和实施特朗普在”美国优先”原则指导下的对华政策。史迪威多次表示余茂春是美国国务院定期战略会议的关键人物。


余茂春被特朗普团队认为是为数不多的能够解读中国共产党术语的人。他们把余茂春视为与其他所谓中国专家相比较能够更好地发现中国领导层弱点的真专家。在余茂春的指导下,特朗普执政团队将中国现在外交的做法视为“原则性的现实主义”,将中国使用的“双赢”、“相互尊重”和等术语解读为“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特朗普政府据此也在重新系统性地调整以往美国政府对北京的“绥靖政策“。


蓬佩奥认为,余茂春在共产主义中国长大,理解民主和独裁的区别,并在这一点上比任何人都能更好的进行解释。余茂春本人对美中两国的学说的确也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他不仅从学术角度而且从政策实践的角度来推动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史迪威把余茂春视为美国的“国宝”和特朗普外交团队的宝贵资源。国家安全副顾问波廷格则称赞余茂春是一个对冷战和美中苏关系有清醒认识的人,能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和意识形态在战略制定中的重要性。


余茂春提出中共通过利用美国的民主开放和政治交流,争取了很大一部分政治精英通过资本和智囊的游说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并对中国示好,而美国的很多对华政策则不断受到所谓“边缘疯子”的批评。余茂春的这个观点在这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特朗普政府开始限制中美人文交流。


余茂春认为特朗普是美国第一个认识到北京打出的“美国牌”远远好于美国打出的“中国牌”的政府。他对特朗普执政团队称,中国的体制实际上是由一个不愿受外部影响的共产党管理的、决心建立自己世界秩序的体制,而这个体制在马列主义和中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的支持下,已经成为一个美国必须高度重视和严肃对待的战略对手。中国的这种西方和传统结合也使其试图把自己定位为世界的道义和政治中心,而对西方的自由秩序和民主不屑一顾。蓬佩奥将余茂春视为其团队政策制定的核心组成部分,认为余茂春在如何应对中共挑战以保护美国民众和美国自由上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


余茂春表示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取得了进步,但是由于在特朗普执政之前美国国内关于中国的几个关键政策理念错误,导致从上世纪70年代美国与中国建立关系以来对美国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能力过于自信。他认为在冷战时期,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以为成功的打“中国牌”削弱了苏联,但实际上中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打了“美国牌”,这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余茂春向美国高层指出,现在美国政府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区分或充分表达中国民众与执政中共之间的差异。中国民众现在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的狂热追求和在政治上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漠不关心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但是美国的政策文化精英们经常把这种狂热追求与中共马列主义的僵化教条混淆起来。美国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把中国民众和中共主导的政权区别开来。正是在余茂春的理念影响下,蓬佩奥在最近的讲话中都特别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别开来,指出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中国人民是中美双边关系的问题。


余茂春还提出,美国对华政策认识的一个重大不足,就是政治精英没有正确评估北京的弱点和脆弱性,并采取相应的全面对策。他向美国外交高层指出,美国几十年来制定的中国政策是通过基于预估中共美国的愤怒程度,而不是以什么最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来制定的,这就导致美国经常会屈服于中共的虚张声势的政策。美国的这种做法是对中国策略的根本误解,因为中共最擅长于把愤怒程度提高到最高水平,然后看美国的反应如何,而不幸的是美国常常被中共的策略牵着走,最终往往是通过对中国政策进行调整来安抚中共的虚假愤怒,进而避免与中共进行想象中的和夸大的直接对抗。但是美国没有意识到其对独裁政权的巨大影响力和现实优势,实际上中国政权的核心是脆弱和软弱的,他们害怕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对抗。


余茂春对中国具有现实性的评价,随着其在美国对华政策团队中发挥关键作用,终于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得到了应有的体现。余茂春多年来一直警告中国正在有系统地进行商业盗窃和欺骗,现在蓬佩奥也在公开的讲话中直接抨击中国的网络攻击、盗窃知识产权等问题。余茂春现在在美国外交团队中的核心关键地位,是美国对过去华政策进行调整的一个重要表现。


余茂春向美国政府呼吁了好多年美国应该调整对华政策,但一直没有得到美国往届政府的重视。特朗普上台执政后,在其操弄民粹主义不断激发美国民众和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认识后,余茂春在如何调整美国对华政策和如何遏制中国上的措施建议终于与美国的社会民意走到了一起。这是余茂春成功的必然原因。美国的外交政策团队能够让一个后入籍的中国人在对华政策制定上承担如此重要关键的角色,说明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围堵正在向着更深层次和领域。这些对中国政治和社会了解深刻的中国人,也必将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注入更多的针对性内容。显而易见的是,美国未来对华政策将会给中国的发展外部环境造成更多难以逾越的障碍,未来中国的对美政策也必须及时根据这个情况进行调整,并作出相应的应对之策。


(二)


《陈俊杰: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余茂春何以成了美籍反华智囊?》(陈俊杰 昆仑策研究院 2020年07月21日)报道:


就在2020年特朗普等美国政要鉴于国庆节期间疫情积重难返而被迫低调走秀之际,《华盛顿时报》刊文爆料美国对华强硬政策及其内容实际上主要是由其国务院的一个以华裔学者为关键角色的“中国班”制定的,担任这个关键角色的曾经的中国人是20世纪80年代东欧剧变期间赴美留学后担任美国海军学院教授的余茂春(英文名Miles YU),1962年生于重庆,1979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历史系。


据他自己称,他在南开大学就读期间有几个美国“富布莱特学者”(“富布赖特科学奖学金计划”是美国与150多个国家的学术交流计划,始于二战尾声,但一直没正式登上台面。2006年美国务院举行“大学校长会议”,美国副国务卿休斯宣布计划将是美国2007财年预算中“科学交流计划”的一部分,旨在通过教育、文化交流增进美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该计划由参议员富布莱特提出,1946年通过富布赖特法案,以后又因通过1961年教育文化交流法而得以加强,富布赖特奖学金的申请者须有学士学位并提交一年内能完成的学习计划或项目报告)在南开大学交流教学,彼时里根鼓吹的“美国代表着地球上人类最好的和最后的希望”的理念促成了他去美国寻找“新生活”的决心。

余茂春1983年南开大学毕业后到宾夕法尼亚斯沃斯莫尔学院求学,1985年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1994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入美国海军学院任教,现任该校“东亚和军事史教授”并兼任蓬佩奥的“中国政策和规划首席顾问”,特朗普班底鼓吹美国对华强硬政策的“首席中国问题专家”。 余茂春曾与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迪威组建由“对中国理解深刻的现实主义学者”组成的“中国班”,其中包括在香港出生的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教授蒋濛等华裔。余茂春是这个班底中的关键人物,帮助蓬佩奥与史迪威制定乃至实施特朗普在”美国优先”原则指导下的对华强硬政策的华裔智囊“一把手”。


美国对华政策认识的一个重大不足是其建制派精英没能正确评估北京的弱点或脆弱性何在,美国对华政策主要是通过基于预估中共对美国的愤怒程度而不是以什么最符合美国的利益来制定的,这就导致美国建制派经常会屈服于“中共的虚张声势”,美国的此类做法是对中国策略的根本误解,因为中共最擅长于将国内舆论的愤怒程度推高到顶天水平,然后看美国如何反应,不幸的是美国经常被中共的策略牵着鼻子走,直至通过调整对华政策安抚中共的“虚假愤怒”,进而避免与中共展开“想象中的、夸大的直接对抗”,但美国没能意识到其对中国的重大影响与现实优势,其实中国是害怕来自美国的对抗反华强硬声浪的!


余茂春在特朗普外交团队中的关键地位是美国调整对华“绥靖政策”的一个重要表现,蓬佩奥主导的美国外交政策能让一个后入籍的中国学者在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承担如此重要关键的角色,至少足以证明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与围堵正在向更深的层次与领域推进。当年骆家辉作为第一位华裔美国驻华大使曾靠一张华人的脸蒙蔽了不少中国公知,误以为美国的华裔政客会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美籍华裔“中国末日学者”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在中国大陆早已臭名昭著,误导了美国对华政策二十多年而效果乏善可陈。现在横空出世的余茂春对中美关系的危害性较之于上述两位显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未来他还将对美国的很多对华政策产生更重要的影响。


美国对华步步紧逼的挑衅套路本该是出自声名显赫的班农、纳瓦罗、蓬佩奥与博尔顿之流,但让中美关系空前风雨飘摇的其实反而是余茂春式美籍华裔“中国通”!反特朗普的美国建制派暗中操盘的《华盛顿邮报》不惜“家丑外扬”,让中国恢复高考后被“天之骄子”一般无比重视培养的留学生余茂春原形毕露。追根溯源,美籍反华智囊余茂春到底是怎样炼成的?


第一,辜负祖国培养。1979年,17岁少年余茂春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83年毕业后赴美求学(那个年代大部分属于公派),先后获得宾夕法尼亚斯沃斯莫尔学院硕士学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任教之余兼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和规划首席顾问”!在美国的高校里任教的科研人员对那个年代的出国留学生来说并不意外,但余茂春的特殊之处至少有两点。一是美国海军学院属于军方院校,除非特别原因不会让中国大陆留学生留人教职,因为美籍华裔学者美国军方的院校任教职很容易触及军方的机密信息;二是美国军方院校的教职意味着务须参与涉及军事的课题研究,包括针对“敌对国家”的情报分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是美国制造新自由主义信徒的大本营,曾被其豢养的盘踞印尼长达四十年的“伯克利黑帮”与贻害拉美的“芝加哥兄弟”都是美国为培植买办代理人的策源地,南开大学历史系呢?余茂春不是主攻经济学的博士,但在伯克利分校那样的氛围中也耳濡目染了某种特殊癖好,这也是他被美国军方大学看重的缘由,被中国“名校”公派留学后留美并从政反华,现在中国的有关部门是不是肠子都悔青了?中国的少数“名校”会否及时“止损”?


第二,赴美绝非心血来潮。余茂春自称在南开大学就读期间受到几位美国“富布莱特学者”与里根鼓吹的“美国代表着地球上人类最好的和最后的希望“的理念的影响,可见他赴美追求“新生活”绝非一时冲动。据美国建制派操盘的很多媒体报道,余茂春早就呼吁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但一直没能得到美国往届政府的重视。特朗普上台后以民粹主义手段推高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认识,余茂春对美国遏制中国的措施建议终于与美国的鹰派官僚沆瀣一气了。特朗普将中国重新定义为“最重要的战略对手”,蓬佩奥曾任中情局局长,抹黑造谣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原来还有这么个“内行”,余茂春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尤为突出,到底是南开大学的什么样的“历史学”教育让余茂春如此丧心病狂地辱华反华?


第三,若干反华诡计。蓬佩奥搭建的鹰犬班子里不止余茂春一个华裔,此类华裔干过的专门危害祖国的勾当何等无耻!美国参议院、美国众议院、美国国务院都有专门针对中国的“工作小组”,尤其是美国国防部竟然早在2019年就设立了专门针对中国的副助理部长。在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邀请美国代理防长沙纳汉与美军参联会主席邓福德参加的2020财年美国国防预算听证会上,二人蓄意夸大中国的国防预算而渲染中国的“军力威胁”。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各部每周都要召开例行会议协调涉及中国的行动。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迪威曾公开表示,余茂春是美国国务院定期战略会议的关键人物。


余茂春对美国下列对华政策有过重大影响:


一是导致美方限制中美人文交流。余茂春竟然妄言中共通过利用美国的民主开放与政治交流争取了很大一部分美国精英通过资本或智囊的游说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事实上,美国数以百计的基金会(包括“富布赖特科学奖学金计划”)渗入中国,有的甚至嚣张到公然与中国官方机构联合发布“学术”报告的程度。


二是渲染或企图制造中共与中国人民的离心离德。余茂春曾扬言美国政府最大的错误是没能区分或充分表达中国人民与中共的差异,谎称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狂热追求与政治上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漠不关心早已是普遍现象。事实上,美国的政策文化精英经常将此类狂热追求与马列主义教条混淆起来,尤其是蓬佩奥在最近的讲话中特别将中共与中国人民分别开来,认为中共而非中国人民才是中美双边关系的关键问题。


三是贩卖美式自由主义。蓬佩奥将余茂春视为其团队政策制定的核心成员,认为他在如何应对中共挑战以保护美国特色自由主义方面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事实上,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学习政治经济法律等各类人文社会科学,回国后很多人身居要职而改变了很多传统外交的理念与行为,不可能只是影响自然科学农业医学等领域,中美两国到底是谁在影响谁?


四是煽动美国肆意挑衅或强硬对抗中国。余茂春认为中国是害怕来自美国的对抗声浪的,因此竭力鼓吹美国反华肆无忌惮。事实上,中国自中美建交以来从未主动挑衅美国的利益,更无任何取而代之或挑战美国霸权的意愿,余茂春这种荒诞的贼喊捉贼伎俩不可不谓用心险恶。


五是捏造或虚构所谓的中国盗窃行为。余茂春一直警告中国有系统地对美商业盗窃乃至科技诈骗,导致蓬佩奥在公开讲话中渲染中国的所谓网络攻击、盗窃知识产权,蓬佩奥本身就以撒谎欺骗为能事,余茂春这种小人在背后的扇阴风点鬼火更是“居功至伟”!


事实上,二者是典型的一丘之貉臭味相投,美国的国家安全副顾问波廷格甚至称赞余茂春是一个对冷战与美中苏关系有清醒认识的华裔学者,能清醒地认识到文化与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战略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性。


余茂春煽动美国对培养自己的祖国如此痛下杀手,不是华人败类还能是什么?煽动美国污蔑抹黑妖魔化自己祖国同胞的美籍华裔学者算什么东西?章家敦之流喊“中国崩溃论”二十多年的确给了美国政客不少聊以自慰的安慰剂,用金灿荣教授的话说则是无意中成就了中国的韬光养晦外交战略;骆家辉阴谋败露后不得不提前终止大使任期,成天撒狗粮秀恩爱的“美满家庭”刚回到美国就离婚散伙了。余茂春式汉奸的危害渲染要远远大于其他两个恶棍,其阴谋诡计贻害的不仅是自己的祖国,误导其美国主子之后也迟早会人走茶凉而晚节不保!


通过南开大学教授任东来的《一个了不起的铺路架桥者》一文不难推断余茂春“师承”何人:“在杨生茂的直接帮助和推荐下,他在80年代培养的三位硕士研究生王心扬、余茂春和徐国琦先后赴美留学,并在90年代分别从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和哈佛大学获得了历史学博士,成为最早的一批从美国名校历史系毕业的中国大陆研究生。”


杨生茂又是“何方神圣”?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中国美国史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一代宗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985-1991)、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世界史组成员(1986-1990),等等。1917年生于河北省涿鹿县,7岁入私塾,11岁入高级小学,1931年入宣化初中,1934年入北平高级中学,1938年至1941年就读于司徒雷登任校长的燕京大学,1941年秋赴美学习,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1941-1944年)、斯坦福大学研究院(硕士,1944-1946年)读书,1946年回国,1947年到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1956年被评为副教授,1961年晋升教授。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代主任(1949-1950)、世界史教研室主任(1957-1964)、历史系副主任(1962-1964)、美国史研究室主任(1964-1984)等,兼任历史系学位委员会主任(1985-1988)、南开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1985-1988)、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985-1991)、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世界史组成员(1986-1990)、《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约编辑(1992-2010)、《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历史教学》编委(1951-2010)、《博览群书》编委(2003-2010)、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与顾问、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近代史学会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等等。1959年起招收世界近代史研究生,1978年起招收美国史硕士研究生,1984年被认定为博士生指导教师。据说杨生茂曾“支撑着当前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半壁江山”,所获奖励有天津市总工会劳动模范(1961年)、天津市总工会“七五”立功奖章、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84年、1991年)、天津市研究生教育学会优秀论文三等奖(1987年)、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88年)、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中国图书奖”二等奖(1990年、1991年)和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1991年),等等。学术观点主要是:历史认识具有相对性,但相对主义是与绝对主义相通的;具有良好的社会效应才是优秀著作;优秀著作应吸收中外已往的优秀研究成果,应答当前社会提出的问题,启发对未来的思考;对外来文化应鉴别吸收,“全盘吸收”观念同“固步自封、”“妄自菲薄”观念一样都是蒙昧的表现;尽管外交决策受到种种易变因素的影响甚至左右,但经济因素是决定国际关系的终极因素;经济是外交决策的基础,政治是实现经济目标的手段,外交策略口号服务于政治要求;外交政策实质上是内政政策的延伸;只要国家这一现象存在,外交政策总是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但一意追求损人利己的沙文主义对外政策会无视权力的极限,陷入霸道主义强权政治的自我损毁的深渊。他曾与张芝联、程秋原合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美国历史百科词典》,曾获“中国图书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天津市劳动模范”,等等。如此学富五车载誉而归且“桃李满天下(主要在美国)”,尤其是教出余茂春这样的“优秀”毕业生,中国其他“名校”师生当如何看待此类同行?!


至于鼓吹杨生茂的南开大学教授任东来,1961年生于吉林长春,1982年、1985年、1988年先后从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获得历史学学士、国际关系法学硕士与世界史博士学位,是中国大陆第一个美国历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1988年起任教于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1990年被评为副教授,1998年晋升教授。1999年获得南京大学首届华英文化教育基金会出国访问进修奖,2002年起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2003年起担任南京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生指导教师。1992年起以高级访问学者或客座研究员身份先后前往美国、挪威、意大利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大学与研究机构访学。除了在《历史研究》、《美国研究》、《世界历史》、《抗日战争研究》、《欧洲》、《战略与管理》等刊物发表一系列外交史或国际关系领域的学术论文,任东来还曾以“东来”的笔名在《书林》、《读书》、《博览群书》、《南方周末》、《学术界》、《社会科学报》、《世界知识》、《联合早报》(新加坡)等报刊发表学术评论或国际评论,2002年起为《南方都市报》撰写每周一期的国际评论专栏。其公开出版的著作有《最有权势的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小视角下的大历史》(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在宪政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政治世界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宪政历程:塑造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当代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的成长》(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美国对外政策史》(合著,人民出版社,1991)。“拔出萝卜带出泥”,从任东来到杨生茂再到余茂春,中国“名校”的“名师”是怎样发迹的?物以类聚使然!


看看南开大学“优秀”毕业生余茂春的“历史学著作”何等雷人吧:


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ese Security (Routledge Pub, UK, June 2015),ed, with Lowell Dittmer


New Interpretations in Naval History: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Fifteenth Naval History Symposium (The Naval Institute Press, April 2009),ed.


The Dragon’s War:Allied Operations and the Fate of China, 1937-1947 (The Naval Institute Press, August 2006)


美国间谍在中国——美国档案馆绝密档案(香港、纽约:明镜出版社,1999年7 月)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New Haven and London:the Yale University Press, March 1997)


余茂春早在南开大学就读期间就认为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历史叙述”是浪费时间,在美国任教后曾接受华盛顿时报的采访,自称经历了“疯狂的文革时代”,尤其是“激进革命的暴力荒谬和意识形态上的尖叫,对生命、社会信任和公共道德的破坏以及对任何西方或资产阶级的仇恨”颠覆了他的“童年最纯真的认知”。蓬佩奥认为,余茂春在“共产主义中国长大,理解民主和独裁的区别,并在这一点上比任何人都能更好的进行解释。”


余茂春本人对美中两国的学说的确也有深刻的了解,从学术乃至政策实践的角度推动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史迪威甚至将余茂春视为美国的“国宝”、特朗普外交团队的“宝贵资源”。由于余茂春之类的美籍华裔反华学者变本加厉的摇唇鼓舌,美国未来对华政策将会给中国的外部环境造成更多障碍,中国对美外交也必须及时根据这种变化及时作出相应的反制策略。多年读史的经验告诉我,读史一旦钻进牛角尖就会用显微镜看待“历史遗留问题”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尤其是会对历史虚无主义那一套小资产阶级历史观失去免疫力。当然,在这个领域有免疫力护体的才有可能是真正有强大气场的国之重器。比如同样是历史系本科出身的钱三强,1936年大学毕业时抗日战争已在眼前,他觉得学理工科而不是历史虚无主义更有可能精忠报国,于是改学物理学专业留洋深造而直至跻身于新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之列。


回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国家视角,哪个国家诞生之初不曾猥琐发育野蛮成长?包括现在被街头暴乱推倒雕像的美国开国元勋们,哪一个不曾有过难逃历史局限性的“不当”(其实只是用现在的眼光去审视才显得过时了)言行?更毋庸说普通人的莘莘学子历程了,玩世不恭未必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寒窗苦读心路历程,但至少青春叛逆都是不同程度地绕不过去的。谁会因为自己当年的少不更事而对自己中老年高深莫测的“蜕变”全盘否定?更毋庸说大到一个国家的草创乃至开疆拓土了,何况是经过战争或革命而凤凰涅槃的全新国家?对一个人吹毛求疵并不难,对一个国家吹毛求疵就更容易“罄竹难书”了,但国仇大于家恨,吃里扒外的秦桧、汪精卫式政客无论怎样被公知翻案都挣不脱历史的耻辱柱,这才是货真价实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正确”。当年汉朝太监中行说帮匈奴单于设计的细菌战害死了一代名将霍去病,古今中外的历史教科书对其汉奸角色的盖棺定论罕有歧见,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更有戈兰伐甘式“铜头蛇”被盖棺定论为“美奸”,余茂春乃至杨生茂、任东来之类的“历史学家”当如何提前为自己在历史教科书上的盖棺定论“量身定做”?无论革命还是割据,无论内战还是国际战争,胳膊肘往外拐调炮往里揍的内奸都是不可能衣锦还乡的,除非中国这种昔日的半殖民地甘心被殖民。


(三)


《Miles Yu是一面镜子》(乔桥 中美印象 《美中关系快报》第60期 2020年07月21日)报道:


6月15日,在美国算是小报的《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 Times)发表了该报记者戈尔茨(Bill Geertz)题为“从毛的中国到雾谷:余茂春是对北京新战略的主要推手”的文章(Bill Gertz:From Mao's China to Foggy Bottom: Miles Yu a key player in new approach to Beijing)。


《中美印象》在7月1日发表《美中关系快报》第56期,题为“特朗普中国政策团队成员简历”。《快报》编者按是这样说的:


2020年6月15日,《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 Times》记者比尔·戈尔茨(Bill Gertz)在该报发表了题为“从中国农村到雾谷:余茂春是美国对华新战略的重要推手”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戈尔茨提到国务院对华政策团队的主要成员。他们分别为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David Stilwell)、政策研究室官员余茂春(Miles Yu)、国务卿科技顾问蒋濛(Mung Chiang)和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克里(Kelley E. Currie)。这些人都曾做过什么?他们的背景是什么?了解这些也许对我们读者判断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有一些帮助。除了这四位,我们还在这个名单里加上了两位在白宫工作的成员,纳瓦罗(Peter Navarro)和博明(Matthew Pottinger),他们是白宫中国政策制定的主要推手。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受其经历的影响。余茂春在跟戈尔茨的访谈中详细介绍了自己如何从安徽乡下进入南开大学,又到美国留学,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美国历史学博士学位,去美国海军学院教书,最后作为中国问题专家进入美国国务院。余茂春应该是改革开放之后到美国留学的中国人中进入美国国务院决策圈的第一人。


7月6日,微信公号《高见高论》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推动特朗普实施对华强硬政策的中国人是谁?”这篇文章后来被删除。《中美印象》在转载此文时的编者按是,“这篇文章其实就是编译《华盛顿时报》戈尔茨的文章,在文章里不注明这一点应该说是有问题的。”


7月19日,胡锡进在自己的博客“胡锡进观察”里发文,题目是“美国制定的恶毒对华政策,据说很多是出自这名华裔”。胡总编辑说,一个人22岁就离开中国了,而1985年之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形成的关键时期,它经历了政治动荡和市场经济加速发展的反复洗礼,余茂春显然对中国国家道路形成之不易、对共产党越来越深地融入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与人民休戚与共缺少现实的感受。他离开中国太早了,那个时候中国还太弱了,年轻人和知识分子满脑子对西方全是崇拜,缺少后来逐渐形成的辨别力。


(杨生茂,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一代宗师,为中国世界史学科特别是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从事世界近代史和美国史的研究,在美国外交史和美国史学史方面尤有重大建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985-1991)、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世界史组成员(1986-1990)等。)


他还说,“余茂春受到了网上一些极端声音的误导,他以为那些极端声音就是中国民间受到压抑的真正呼喊。”


7月21日,国内智库昆仑策微信公号发表了陈俊杰近8千字的文章,题目是“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余茂春何以成了美籍反华智囊?”


这篇文章可以算是“奇葩”。它在说到余茂春的时候牵涉了很多机构(比如南开大学、富布莱特访问学者计划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和个人(比如已故的任东来教授、中国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杨生茂和他的学生王欣杨和徐国琦),因为余茂春本人是华人败类,这些机构和个人也都成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公敌”。文章不仅捕风捉影,而且逻辑不通。比如,文章说余茂春决定到美国留学是受了到南开大学访学的美国富布莱特访问学者的影响,这些作者没有提出名字的学者好像跟余茂春攻读博士学位的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一样,都是要为推翻中国培养人才。如果是这样,作为美国对华新政的主要策划人之一,余茂春为何要敦促“美方限制中美人文交流”。作者在解释这一罪名时说,“余茂春竟然妄言中共通过利用美国的民主开放与政治交流争取了很大一部分美国精英通过资本或智囊的游说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事实上,美国数以百计的基金会(包括‘富布赖特科学奖学金计划’)渗入中国,有的甚至嚣张到公然与中国官方机构联合发布‘学术’报告的程度。”


(任东来,江苏宜兴人,1961年生于吉林长春, 国内第一位美国历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1988年7月开始执教于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起担任南京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生指导教师。2013年5月2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


陈先生文章还用近2000字的篇幅罗列了杨生茂教授的个人简历和学术成就,然后话锋一转,说,“‘拔出萝卜带出泥’,从任东来到杨生茂再到余茂春,中国‘名校’的‘名师’是怎样发迹的?物以类聚使然!”南开是名校,杨教授也是名师,作者难道是要说南开大学与杨生茂教授也是美国安插在中国的敌对势力?这样的文字与文革期间的“大字报”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知识越多越反动。


文章的最后一段写的生涩难懂,不过最后一句话拟要传达的信息十分清楚:“无论革命还是割据,无论内战还是国际战争,胳膊肘往外拐、调炮往里揍的内奸都是不可能衣锦还乡的,除非中国这种昔日的半殖民地甘心被殖民。”中国目前和将来都没有被殖民的危险,不但没有,按照目前流行的说法,中国模式还要走向世界呢,不知道作者为什么对中国的前途如此没有信心。


余茂春在美国,对美国当下的对华政策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有待历史去评估。出人意料的是,他目前更大的作用似乎是一面镜子,折射了国内一些意见领袖和智库对美国、中国和中美关系的看法究竟有多离谱。


【编后:此文发布后,又看到台湾的中央新闻社在7月20日发表了一篇与余茂春有关的文章,题目是“川普對付北京靠他:出身中國的智囊余茂春”。此文没有任何新内容,但提到了胡锡进的“观察”。《中美关系快报》还注意到另一个叫“台海论坛”的公号发表的文章。作者叫卫泱,文章题目更耸人听闻:“果然有汉奸!美国对华的恶毒政策是他提出来的”。作者说,他的文章的主要信息来自胡锡进微博和占豪。卫泱在文章里说,“中美关系发展到这个地步,其实真正的坏人就是蓬佩奥和余茂春,他俩合谋把中美关系推到了断交的边缘。”他还说,“美国千方百计想打压中国,但美国自己真的做好与中国决裂的准备了吗?想过和中国决裂的后果吗?如果没想清楚,如此草率地把中美关系推到断交乃至“新冷战”的地步,甚至用美国的国运来赌博,那是非常愚蠢的选择。接下来,美国政客拍拍屁股走了,那么美国人民承受得起吗?”观察网在同日也发表了一个博客,署名“我是小泥童”,博客题目是“议论彭胖身后的美籍华人智囊余某春”。作者希望大家不要过高估计余茂春的影响力,美国人重用他是因为自己没有智慧和人才。他说,“其实,也没有必要高估他的作用,主要还是美国有这样的急需要,并且,美国人信他,我觉得,说明美国人自己已经找不着北了,不得不挖掘于中国实际情况已经山隔重重的化石级华人,以补脑短路,也挺可怜的。并且,或许,余也会如前几十年国内公知一样,以崭新的中国崩溃论,迷得美国佬团团转,成为崭新时期的战略忽悠优秀人物。这样想来,也挺爽的。美国人的智商,由此当代常凯申化,实在不是一件不赏心悦目之事。”】


(四)《果然有汉奸!美国对华的恶毒政策是他提出来的》(卫泱 台海论坛 (2020年07月21日)报道:


原标题:美国制定的恶毒对华政策,据说很多是出自这名华裔


最近,美国对中国的对抗空前加强,以前只是经济上制裁,现在却发展到了军事上。


在众多制裁中,有一个中国人被媒体曝光了。它叫余茂春,一名在美国的华裔学者。


美媒报道说,余茂春是1985年20岁出头时从大陆前往美国留学并定居的,1994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博士学位后,在美国海军学院教书,现在他的一些学生在五角大楼和国务院担任和中国有关的职务,仍然管他叫“余教授”。报道还说,余茂春现在是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他的办公室离蓬佩奥的办公室仅几步之遥。美国有人称余茂春是美国的“国宝”,他对中国有百科全书般的认识,是“极权主义最有力的敌人之一”。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依然在该校教书,是该校“东亚和军事史教授”,同时兼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和规划首席顾问”。


这个以他为班底的中国政策和规划首席顾问团队,负责给蓬佩奥提供针对中国的政策建议。由于他的特殊角色,他事实上成了特朗普政府鼓吹敌视中国的“首席中国问题专家”,再加上他的立场和态度符合现在美国政府的态度立场,所以他的建议更能获得采纳。在特朗普政府内,他在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都扮演角色。


历史告诉我们,“汉奸”狠起来,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会比敌人更狠,历史上这种情况我们见多了。在这位身上,实际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美国政府现在的对华政策,可以说是新中国以来最畸形、最变态的对华政策,这种政策果然出自中国人之手。


美国政府如此仇视中共,且能把那么变态的政策进行讨论作为选项,其目的是想分化中国执政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从而找到颠覆中国政权的空间。在看来,美国这种天真幼稚的政策也的确更像出自中国人之手,一个对自己的母国心态畸形的人。


美国政府受余茂春的影响有多深?


我们可以来看看美国防长埃斯珀最近的表态,他在上周六也明确将矛头对准了中共,他说“一个崛起的中国并不让美国领导人担忧,但一个在中共统治下崛起的中国就让美国担忧”,他还明确指出中国对美国威胁比俄罗斯更大,原因是中国有足够多的人口和足够强的经济实力来取代美国。


说白了,他的意思就是,美国能够控制的中国才是美国想要的中国,在中共控制之下的中国不受美国控制,所以他才作上述表述。这也是为什么余茂春给美国政府建议把矛头更尖锐地对准中共的原因,他浅薄地认为,这样可能分化中国执政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从而促使中国内乱。


中美关系发展到这个地步,其实真正的坏人就是蓬佩奥和余茂春,他俩合谋把中美关系推到了断交的边缘。


坦率说,一个三十多年前到美国的人,已经对现代中国基本没什么实质性了解了,他根本不了解现在的中国人的状态,也不了解现代中国人的心态,他是在以1980年代时的心理状态看待中国。


今天中国人的心态,一方面是对美国极度不信任,这是美国政府过去几年极度敌视中国带来的;另一方面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通过这两三年与美国的斗争中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美国其实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中国也没有想象得那么弱小。这两件事决定了,美国政府这种小儿科的手段,压根就没几个中国人会相信他们,而且只会让更多中国人更加敌视美国。


虽然,美国千方百计想打压中国,但美国自己真的做好与中国决裂的准备了吗?想过和中国决裂的后果吗?如果没想清楚,如此草率地把中美关系推到断交乃至“新冷战”的地步,甚至用美国的国运来赌博,那是非常愚蠢的选择。接下来,美国政客拍拍屁股走了,那么美国人民承受得起吗?


当然,美国的心美国人自己操,我们只需要做好最坏打算,做好一切准备就可以了。就像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所说: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美国一定要打压中国,一定要把中国作为对手,那中国就奉陪到底,做一个合格的对手给你看!


(五)


《我是小泥童:议论彭胖身后的美籍华人智囊余某春》(观察网 2020年07月21日)报道:


据多方说,彭胖背后,是一个1962年生于重庆1979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历史系,20世纪80年代东欧剧变期间赴美留学后担任美国海军学院教授的余茂春(英文名Miles YU)的美籍反华智囊,在出谋策划。


有朋友便恨恨说,唉,华人搞起华人来,格外狠辣,历来如此!不过,我倒认为,其实,也没有必要高估他的作用,主要还是美国有这样的急需要,并且,美国人信他,我觉得,说明美国人自己已经找不着北了,不得不挖掘于中国实际情况已经山隔重重的化石级华人,以补脑短路,也挺可怜的。并且,或许,余也会如前几十年国内公知一样,以崭新的中国崩溃论,迷得美国佬团团转,成为崭新时期的战略忽悠优秀人物。这样想来,也挺爽的。美国人的智商,由此当代常凯申化,实在不是一件不赏心悦目之事。


比如,智囊为他们提出,对手是“中共”而不是“中国”,献上一出离间计,接着就来了准备禁止中共党员签证,这样的神助操作,对中国目前所有人的精神转型与提升,实在是太给力了。因为,这样,就把最根本的问题,党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明明白白地摆到全体中国人面前,原先稀里糊涂想捣捣浆糊的,也没法捣了。


朋友指出,改革开放的年代严重忽略了中华文化认同感,不知道是彻底否定文革的惯性很大,还是国际接轨的惯性很大,八九十年代出国留学的一代,现在都在五十以上了,演变成了反华势力的中坚。他们让中国人在国际上很丢脸,也是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失误的一个症状,前一阵子的芳芳,算是一个典型。反观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出国就拼命推销他们的制度,很少看到听到西方人在外国人面前践踏他们自己的国家和制度的。


确实有诸如此类现象,我想,主要还是新中国史三十年断裂后,一直到八十年代末风波,积存下的后遗症太厉害了,并且一直没有办法明确治疗。历史因此在一些人心里,断裂得不轻。并联着想,几十年来,对文革的全盘妖魔化惯势,被轻易引导到对全民族全历史的妖魔化,造成对新中国整体历史,产生了一种至今艰难解决中的综合心理断裂症,无论学术层面还是舆论层面,表现为高校出了那么多反类公知,依然是那么厉害,也极大助长了这类认同断裂症向社会各层面延伸。当然,这类认同断裂症,以八九十年代出国,政治经济民运历史专业的一些人,尤为强烈。并且,他们又错过了近二十年中国的发展,相对中国的新近,已经变得如此陌生而不着边际,原有骄傲的心气,难免有点委曲,导致内在的心理失衡,尤其强烈,主观上,也更容易决绝认同,因此,国外,表现于余某春为代表的一班人身上的种种异相,一点不奇怪。至于反映在国内,就是方方梁梁们为代表的老文人抱团怨怼,不余遗力。


总之,一些人,内心对中共的不认同,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中共曾经的与现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被无限放大成一种符合西方洗脑符号的绝对理念,完全无视更多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是从文革全盘妖魔化始,到八九风波落下灾难性伤口,埋下情感对立的种子。随着中国大发展大变化,生产力的蓬勃生产力,腐烂的快腐烂,文化在国际接轨的名义下,被不断颜色化渗透,到零九年,达到全面灿烂的程度,种种事实上恰恰是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的离异种子,也同时全面被催生发芽生长,最可观的成果,就是以方方怨怼中全面展现的“老文人”抱团出演为标记。


同时空间,中共自己,也有着自己的命运变化,随着发展与问题的丛生,到零九年后,就出了种种政治异象,以不厚事件为标志。然后,种种或阴或明的危机迹象,招至健康力量急速集结,毅然进入新时期,大力施政,暗治内伤,主动刮骨疗毒。应该说,已有非常起色。可许多老文人至今迷恋于那么一点自我感觉,不可自拨,无法客观看待这一切崭新变化,并且,对既得文化地位的骄傲,对智商的自负,导致其往往意识到不自己的思维与情感,正在被全新的历史悄然遗弃。


这样想来,美国佬也真是的,二十年前,坐等中国崩溃,信心满棚,耐心极好,因为,按照他们的理论,一直相信,富裕起来的中国中产阶层,一定会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从而在中国推行他们格式化的“民主”。可等了四十年,没有如愿。培养了一轮又一轮以华制华的谋士,期望着一辈又一辈的和平演变,却几乎都成了一轮又一轮的自我忽悠笑剧。如今,随着自己大乱方寸,一切有点傻眼中。


历史大概就是这样,从否定文革开启改革的喜剧开始,经历思想解放文艺化闹剧(另类文革?),终遭遇风波悲剧拷问;再经历经济化势利大潮七转八弯冲刷,一切进入了一个几乎事前难以设想的全新的开阔地。尤其以人民对老人家思想的不断热潮与再发现为标志,一切真是奇妙,一个学习型智慧民族的特质,越显精彩!


让余某春方方们以他们的文科逻辑谋他们的春天好了,让美国人的智商系于他们的思路好了。中国,大概注定是要走一条空前自由自主的新路的。


(六)


谢选骏指出:2004年发表的《全球政府论》里我就提出,中国历史上得以进行了成功征服的异族政权,都是运用了“客卿策”——从秦朝的客卿制度,到五胡、北朝、辽金元清的“汉奸现象”,无不如此。在这方面日本比较失败,因为他奉行的是大众的种族主义,而不是精英的种族主义。相比之下,苏联就成功得多,扶植了中共作为代理。可惜苏联本身没有中国的客卿服务,所以最后还是失去了中国,结果不如蒙古人成功。现在,将近二十年过去了,美国开始改弦更张,开始运用我所提出的中国客卿策了。这就是“思想扩散的速度和频率”。如果运用得宜,美国就能征服慢慢中国,而后利用中国去征服世界,就像规模较大的蒙古人、规模较小的满洲人那样。


093奸商和演员如何拯救美国


《闹崩!川普使出大招 普京却在中国享浪漫》(2018-06-09 牛弹琴)报道:


刚刚,西方七国(G7)彻底闹崩了。


特朗普在推特上破口大骂东道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你这个人,太虚伪太弱小。


一次国际会议,能开出这样的戏剧性效果,确实是罕见,非常罕见。


特朗普火冒三丈。最后,G7联合声明,美国也拒绝支持;G7领导人大合影,特朗普也不照了。愤怒的他拂袖而去:我要去新加坡开历史性会议了,你们接着玩吧。


美国老大很生气,小弟们一脸懵X。以后,G7还维持不维持下去?


在特朗普看来,G7再不应该这样,如果要开,以后应该加个老朋友——普京。


别看特朗普总是吹,自己对普京最严厉。但在西方,很多人用BROMANCE这个词,来形容两人之间的关系。


ROMANCE(罗曼史),大家都知道啥含义,前面加一个Brother(大兄弟)的大写字母B,特朗普和普京的关系,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了。


在前年大选中,虽然特朗普一直不被看好,但普京公开站出来,夸特朗普“非常聪明,才华横溢” 。


特朗普立刻投桃报李,称赞普京,是一位“不同于这个国家领导人的领袖”,反正肯定比奥巴马强。


但可恨,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


反正,美俄关系越来越也糟糕,2014年俄罗斯也被逐出了八国集团(G8),G8开成了G7。现在,G7又快变成了G6。


因为钢铝贸易关税,特朗普遭到西方六国集体抨击。G7变成了G6+1,在小弟们眼里,原先的美国带头大哥,现在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油腻大叔。


既然这样,感情特朗普也豁出去了,于是强烈要求:G7必须把我俄罗斯大兄弟请回来。


特朗普是这样说的:


俄罗斯应该参加这次会议。没有俄罗斯参加,我们为什么要开会?


不管你是否喜欢,也可能政治上不正确,但我们得管理整个世界,现在的七国集团曾经是八国集团,他们把俄罗斯赶了出去。他们应该让俄罗斯回来,因为我们应该让俄罗斯在谈判桌上。


特朗普的意思也是明确的:


第一,我们以前是G8,你们赶走了俄罗斯,这是不对的。


第二,我提议,现在就该让俄罗斯回来,好处大大的。


第三,我知道,这政治不正确,但这是我想说的。


反正特朗普想啥说就说啥,但西方六国真是傻了眼。当初将俄罗斯驱逐出G8,就是美国带头干的,这是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反击;现在克里米亚已经落入俄罗斯之手,美国说要请俄罗斯回来。


有一个特朗普已经够受的了,现在特朗普还想把普京拉过来?你是想两个双普合璧?


可以想见,西方六国把头摇得比拨浪鼓更猛烈。


法新社则点评,这件事意味着特朗普与盟友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决裂”。


【谢选骏指出:看看特朗普的作为把共产党的牛郎高兴得都弹起琴来了。】


西方的内讧,按下不表。特朗普使出这一大招,普京就一定会乐滋滋接招吗?


结果可能也出乎他的意料。


俄罗斯的答案是:我们正在忙别的。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西方当年把G8变成了G7,俄罗斯接受了这个决定,现在俄罗斯在上合组织、金砖国家、G20模式下运转很好。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更直言不讳:俄罗斯正在集中精力参与除G7外的对话形式。


什么意思?


查一查日历就知道,普京现在正在中国,正在高高兴兴参加上合组织峰会,自然不care这个G7。而且,几乎就在特朗普抛出橄榄枝的时候,普京正坐在奔驰的中国高铁上。


算起来,这还真是普京第一次坐中国高铁。央视画面上,高铁在快速奔驰,车速很快就达到了每小时300公里。中国领导人向普京介绍了高铁的时速、规划等情况。


央视的同期声显示,坐在高铁上的普京很感慨,说坐火车总有一种浪漫的感觉。


从央视画面看,普京可能说的也是他以前乘坐火车的感受。但毕竟,他当时正在乘坐高铁,这种感觉肯定也包括中国高铁。坐中国高铁很浪漫,相信这也是普京对中国高铁的感觉。


西方彻底闹崩了,特朗普向普京各种招手,普京却在中国忙其他事,欧洲小伙伴各种目瞪口呆,很有意思的几个看点吧:


第一,特朗普很热盼很无奈。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合纵连横。中俄关系正进入快车道,从某种程度上,这真得感谢美国,这是美国战略挤压的必然结果。但特朗普也在想尽办法诱惑普京,但偏偏美国国内又不买他的账,甚至他本人也被各种攻击。特朗普心里估计也是苦啊。


第二,普京有失落也有盘算。 对于特朗普,普京原来也是寄予厚望的。去年两人德国第一次见面,原来只安排聊一刻钟,最后整整聊了一个多钟头,以至于当时的美国国务卿都对外解释,两人产生了化学反应。但显然,特朗普不靠谱,还是中国够朋友。这次,中国第一次颁授最高荣誉的友谊勋章,普京就是获奖者。别看这是小小勋章,背后则是中国领导人的外交功力和水平。


第三,普京果然非等闲之辈。 现在普京应该乐看西方闹崩,在东西方之间,他现在更游刃有余。另外,按照央视的统计,很多国家领导人都乘坐过中国高铁,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泰国总理巴育等,但很多人夸奖,用词大多是快捷、方便、舒服等等,只有普京说,乘坐高铁很浪漫。普京啊普京,你真会来事啊。


但你这样说,你让特朗普情何以堪啊!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国际政治真是越来越精彩了。


谢选骏指出:“国际政治真是越来越精彩了。”这是为什么?因为越来越像国际政治越来越像国际商场了。什么东西都拿来买卖,奸商法则要改写国际规则。这是萎缩,而非扩张。由此想到,“让美国再度伟大”(英语: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缩写:MAGA)——这个口号只是一个二流货色。因为他仅仅想到让美国回到过去,而不是让美国继续前进!让美国回到过去,最多只是一个超级大国,而让美国继续前进,将出现一个全球政府!这才是“让美国更加伟大”(英语:Make America Greater,缩写:MAG)!这才是一流的口号。


094美国校园暴力的根源


《华裔女童被同学打伤 误当家暴 学校不放人》(黄伊奕 2018年06月26日)报道:


一名在麻州上学的八岁华裔女童日前在学校被同学欺负,脸部遭打伤。结果学校却误会是父母家暴导致,并通知当地儿童福利与保护局(Administration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涉入,将女童带走。虽然之后法官判案件不成立,要求将女童归还父母,但学校仍以保护女童为由,拒绝让女童回到父母身边。


学校25日以不能透露任何学生信息为由,拒绝对此事回应,仅表示本周会和女童的家人见面沟通。


女童的母亲黄女士25日带着大儿子赶来纽约,向美国亚裔社团联合总会求助。她表示,小女儿Abby今年八岁,就读于麻州Amherst镇的Fort River小学。3月22日女儿回家时脸部有伤,她便询问伤势从何而来。一开始女儿支支吾吾,随后说是在学校被撞的。黄女士觉得奇怪,便让在同一所学校就读的大儿子去问,结果得知女儿被一名同学欺负致伤,当即将情况告诉了老师,老师带着去医务室进行了简单处理。


没想到,第二天女儿上学时脸部伤势从红变青,学校误以为是她遭家暴,便立马报告了当地的儿童福利与保护局。黄女士说:“因为女儿刚来美国不久,英文不好,老师问她伤势怎么来的时,她支支吾吾,老师便以为是在家被打不敢说。”


儿童福利与保护局很快将Abby带走,好在经过法庭对案件的审理,相信她并没有遭家暴,便判决Abby可以回家,但学校和相关机构却拒绝让她回家。黄女士尝试与学校沟通多次,想约见面就此事进行讨论,但学校也一直没有回复。“他们以女儿不愿回家为由,不肯把女儿还我,我每周能见她一次,她明明很想回家。”

律师楼表示,既然法庭已经判决,学校与相关机构则没有任何权利拒绝将女童归还父母,黄女士可请律师向法官说明情况,申请强制执行令。


谢选骏指出:做梦吧,无非再让律师骗走一些钱,外加伤口撒盐。但是这个事件,确实揭示了美国校园暴力的根源——那就是学校当局绝不作为,尸位素餐,推卸责任,日久天长结果积非成是,郁积的怒火毒化了幼小的心灵,一旦成熟了,就会爆发出来,演变成为一幕又一幕的枪击大案。


095第二次内战将使美国成为全球政府


《美国5年内将发生内战?民调:31%美国人为此担忧》(2018-06-28 海外网)报道:


近一段时间,美国因移民等问题陷入更为广泛的政治分化,以及特朗普政府多位官员与民众爆发公开对抗,都令广大的美国民众感到不安。据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几乎三分之一的美国选民都认为,美国境内可能正在酝酿一场新的内战。

据“今日美国”网站报道,当地时间27日,拉斯穆森报告给出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31%的美国选民们认为美国“可能会在未来5年内经历第二次内战”,其中的11%甚至表示发生战争是极有可能的。其中,民主党人(37%)要比共和党人(32%)更为感到担心。尽管也有超过半数的美国选民(59%)认为美国不太可能再次发生内战,但认为国内绝无可能打响战争的人只有29%。

除了忧心内战,还有59%的选民担忧那些反对特朗普的人会选择诉诸暴力,其中的33%对此格外担心。相比前总统奥巴马在其第二个任期内分别为53%和28%的占比,此次的数据都有所提升。


此次的调查在6月21日到24日实施,对象为1000名可能会在下届大选中投票的美国选民。在特朗普就职之前,有一半(50%)的选民认为美国在奥巴马总统执政8年后成为了一个更加分裂的国家。而在特朗普当选后,55%的选民认为美国已经更加分裂。 

美媒指出,此次的民意调查正值特朗普政府因其“零容忍”移民政策而遭到猛烈批评之时。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包括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和白宫顾问斯蒂芬·米勒,在移民政策等问题上都面临着来自其政治对手和公众的公开对抗。


《美国会陷入“第二次内战”吗?》(2017年08月23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


美国会陷入“第二次内战”?这不是侠客岛耸人听闻,而是《洛杉矶时报》前不久的一句感慨。

不久前,美国发生了轰动性的骚乱。围绕内战中南方将领罗伯特·李雕像的拆掉与否,形成了激烈对立的两方——主张拆掉的认为,不应该让拥护奴隶制的雕像出现在市政府、议政厅这样的公共空间;反对拆掉的则认为,这是在消解白人的主体认同。反对者中,也不乏“白人至上主义”、新纳粹、3K党等种族主义者。而特朗普刚开始对冲突双方“各大五十大板”的言论,更是招致了美国主要媒体以及朝野的猛烈炮火。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也许未来若干年后回看这一事件,会发现某些种子已经种下。在我们看来,在冲突与骚乱的背后,更深层的问题是美国的“身份政治”。对美国社会来说,它曾引领社会进步,也可能是一项长期困扰。

美国今天发生的事情或许足以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借鉴,包括中国。因此,我们专访了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作为深谙美国种族主义历史的学者,范教授的讲述会给我们更深层次的历史和现实观察。侠客岛进行了编辑整理,分享给各位。


1、


从民族国家的构成来看,所谓state building(国家建构),任何一个统一的国家,都要构建凝聚性的文化,把不同的民族人口往一个方向凝聚。美国历史上也是这样,也有很多重要的例子。

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历史上,美国曾经一度德裔比英裔还多,差不多是后者的两倍。当时的美国政府怎么做的?强行禁止讲德语,拆散德国居民区。爱尔兰后裔历史上也经历过很多压抑,看电影都能看出,在纽约,好多爱尔兰裔从事着下层黑社会、黑手党、洗衣房的生意。再比如曾经增长迅速的东欧裔、俄罗斯裔,包括亚裔、黑人,都是一样的——只有你接受主流文化,才不会被排斥。包括华人,甚至我们的留学生,到美国第一件事就是学美国腔,特别有意识地去学习发音。这是个普遍现象。

今天我们看到美国似乎种族冲突、分裂很严重,但实际上从美国建国到1964年之前,都是在实行民族同化的政策。他今天批评其他国家“不尊重少数民族的权益”,但他们以前也一直都是这么干的。马丁路德金那个时代的黑人依然没有平权我们就不说了,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美国还强行从印第安家庭中带走儿童,送到学校里“洗脑”。

说起来呢,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这些可能都无可厚非,因为要形成“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英国历史上的苏格兰、威尔士,法国的布里塔尼亚地区,西班牙的加泰洛尼亚、巴斯克,这些国家的中央政府都曾严厉打击这些地方的分离主义势力。这是很正常的历史过程。但是美国的缺点在于,相对于欧洲统一、融合的过程,美国的“大熔炉”并未完成。

最大也最明显的隔离就是白人与黑人的界限。1863年林肯宣布解放黑奴,1865年内战结束,但到1896年的“普莱西案”,联邦最高法院从法律上确立了白人与黑人“隔离但平等”的原则。包括林肯、杰斐逊这样的总统,也都认为黑人应当解放、但应该送回非洲,或者另辟一块地。黑人的“黑豹党”、穆斯林组织,也经常呼吁“黑人黑土地”。今天的利比里亚,实际上就是美国的解放黑奴回到非洲建立的共和国,国名Liberia都是美国殖民协会给取的。

而从二战后拉美裔大量进入美国开始,问题开始起变化了。这个族群有个特点,一是特别自信,基本不接受英语文化;二是家族伦理观念很重,七大姑八大姨聚居,很容易形成一大堆讲西班牙语、信天主教的移民群体。事实上如果你在美国工作过就会发现,只要你办公室有一个拉丁人,那大家上下班打招呼都会用西班牙语。很有趣。

所以1960年代开始,在拉美裔聚居的加州,这些人开始抗议,要求实行双语教育。要知道,美国从建国到1960年代都是单语教育,其他语言从来没有获得过合法性,包括曾经是主流语言的德语,都硬被打下去。但在60年代“平权”的东风下,双语教育的游行获得了理想的结果。所以亨廷顿在《我们是谁:挑战美国的民族认同》中就不断说“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两个国家”,很担忧。而在拉丁裔之后,其他的族群也就跟上了这一潮流。

那么美国为什么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搞平权运动?这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


2、


今天一般我们说“平权运动”,我更倾向于将其译为“积极行动”。它有多方面因素的压力和推动。

首先,美国当时面临来自外部世界、尤其是苏联的挑战。1917年,苏联先实现了女性的普选权,美国是1920年;黑奴解放,英国、法国、西班牙都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做了,美国拖到1864年,而一直到1954年的布朗案,黑人才逐渐有平等权利;更重要的是,苏联的民族自治共和国制度,给美国国内以不小的冲击和压力。

事实上,如果你今天去跟年纪稍微大一点的美国人去聊会发现,1960-70年代的时候,有相当大比例的美国知识分子是认为“苏联会赢”、“美国国内社会主义会兴起”的。当时,全世界最流行的政治形式是“阶级政治”,这一点我们都很熟悉。如何对抗、消解掉“阶级政治”?就是推出了“身份政治”。

身份政治当然是多元的,社会中的族群以身份划定。这个身份可以是肤色,可以是语言,可以是移民地……逐渐地,也可以发展到性向、甚至是不同的意见。黑人、拉美裔、亚裔、印第安人、女性、不工作的穷人、老年人(senior citizen)、LGBT(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到奥巴马下台前,其实这种身份政治已经走向极端。

身份政治消解了阶级政治,又带来了什么后果呢?答案是在压抑了“阶级”之后,导致了社会不平等,积聚了矛盾。大量的劳动阶级,包括工人、白人,在过去30多年事实上长期受压抑。在经济ok的时代,政治正确有“道德光环”不敢说。那代人在70年代“美国梦”的高峰买车、住郊区别墅,生活过得去。但事实上,这些劳动阶级的实际工资收入下降了30年,虽然消费力并未衰减——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廉价商品的涌入,也使美国在70年代后长期维持了低物价水平。

美国劳动生产率与非管理层工资水平变化曲线,下面为工资线

但在2007年之后,矛盾集中爆发了。这些人发现,40年过去了,自己丧失了一切斗争的土壤。特朗普上台,我们说很多处于“锈带”的白人劳工支持他——是的,这些劳动工人,就是戴棒球帽、开皮卡的那些人,突然发现自己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没有代言人。而这些投票给特朗普的人,其实跟四年前八年前投票给奥巴马的人,是同一拨人。奥巴马说要改变,要change,而这些人的确期待改变。奥巴马时代过去了,情况依然没有改变,所以转头去投特朗普。就是这样。

那么我们看今天的“白人至上”。之前“身份政治”,几乎都是少数人。但白人是多数。当白人也开始搞身份政治这一套,攻击的方向就多了。这里面掺杂了阶级政治——事实上这场骚乱可能跟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都是一脉相承的。当时占领华尔街,大家心里还有进步主义的成分,指出“1%”和“99%”的现实差异固然勇敢,但是其实并不知道那1%是谁。到最后这些人发现,无论自己怎么投票怎么选,那1%都在台上。如果说六年前大家还有攻击上层精英的成分在,6年后,攻击的对象就变成了跟自己的阶层接近的人。

比如,纽约时报有个文章就说,这些愤怒的白人中产最恨谁呢?恨比自己稍微高一点、又能接触到的,比如律师、教授、医生等倾向;他们不恨失业者、不恨无家可归者,恨那些吃社保的移民。反对的矛头,一方面指向倾向自由主义多元化的“白左”,一方面则指向移民。这次骚乱机会,开车冲撞人群的是白人,撞死的也是白人。他们之间的差异只是见解的差异,而非肤色族群的差异。

事实上,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还有更深的历史和现实背景。标准的叙事是“1864年林肯解放了黑奴”,但其实,解放黑人之后,北方政治势力搞不定南方,南方强大的政治势力还经历了一个重建时期,于是南方政治又回到南方精英手中。而这一时期,恰恰才是空前绝后的黑人悲惨时期——他们失去了农场的保护,也在市场上经受残酷奴役。那些跑到北方的大多赤贫,比以前还惨。

最关键的是,南方的奴隶主文化没有被肃清,在美国有很深的土壤。美国建国时,元勋一半北方、一半南方,联邦主义有一定的南方贡献;而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言论自由,代表分裂、引发此次骚乱的邦联旗、内战人物雕像,也没有去清算,甚至是在1920年代重新抬头。要一直到二战后,六七十年代民主党兴起,南方在文化上才发生转变。

在过去民主党得势的三十年中,这次骚乱中很扎眼的3K党也是被压抑了,现在又重新冒头。在以前,3K党都得穿白袍蒙住头,现在居然都能剃光头、穿希特勒言论的衣服招摇过市,甚至头目都可以去参加选举。中国俩游客在德国行纳粹礼就被捕了,美国人在德国行纳粹礼被打了,但美国国内呢?这一次有不少纳粹的东西。很明显,这是历史的遗存,也是美国在肃清种族主义上不彻底的表现。他们甚至不像欧洲那样规定这些东西是非法的。

其实,种族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公平问题。1960年代为什么黑人不闹事?因为给了他们公平的权利。现在呢?现在是普遍不公平、普遍不满意,所以种族主义会回潮。当蛋糕没有办法再做大的时候,分蛋糕就会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黑人小孩写一百遍“Black live matters”(黑人的生命很重要)就能被名校录取这种例子,对普通白人来说会不会是“逆向歧视”?几乎也接近“按闹分配”了。

在任何一个国家,“身份政治”无原则地推进都不是好事。身份政治信奉的多元主义,必然导致对共同体的背离。如果共同体内的所有人都只考虑个人,一定会导致分裂。所以政治学上才会有那个经典的命题:个人权利、公民美德、社会秩序三者究竟应该如何排序?哪个更大?美国和西方在全世界推行的就是一套权利观念,本质上又和国家、共同体建构有矛盾。经济过得去的时候,也许玩得转,当经济条件差的时候,一定行不通。用孟德斯鸠的话说,小共和国亡于外部威胁,大共同体亡于内斗。

3k党头目喊话特朗普:回家照照镜子,记住,是白人让你当选的!

而美国的政治制度恰恰又是信奉多元民主的,其制度设计初衷就是要让不同的群体在制度中发出声音。毕竟,如果下层没有团结和组织能力,就一定会让资本精英阶层控制政府。但问题在于,在单一民族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点或许行得通;但在移民国家中,就会出现bug。你的人口不是均质化的,分各个部分;为了阶级、资产阶级统治搞了多元政体,各个族裔也会借这个发声。

这导致的结果就是,一个政治家要当选,就要计算选民的结构,就会刻意迎合某个族裔、甚至是海外移民给他们投票。白人占主体是吧?但是白人主体的政见可能是比较稳定的,共和党民主党各50%,虽然占大多数,但不是变量。变量就在少数上。比如这次特朗普当选,很多华裔就要摆到了共和党这儿。因此,在这样的选举体制中,少数族裔反而变成了关键变量;因此,任何一个政党上台,都要迎合移民和少数族裔,也就会强化族裔和身份证址。

说实话,这是真正的“体制问题”。别说特朗普,任何总统上来,如果还是这个政体、这样的玩法,身份政治的势头是不可能逆转的。


谢选骏指出:美国的敌人希望美国发生内乱,最好发生第二次内战。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次内战使得美国成为西半球的统治者,第二次内战可能将使美国成为整个地球的统治者——因为那将完成美国再次蜕变——从“仅仅对自己选民负责的共和国”,变成为“还要对上帝负责的全球政府”。


096美国每年X个航母编队沉沦


《人民币汇率连续大跌 原因到底在哪里?》(2018-07-03 观察者网)报道:


【7月2日,离岸人民币兑美元跌破6.66关口,日内跌超200点。在岸人民币兑美元逼近6.65关口,日内跌近300点。一时关于人民币贬值的忧虑弥漫在互联网上,那么,该如何理解这波人民币汇率走势呢?本文从经常项目的角度提供一个解读。】


前几天,网络上在广泛传播一张G7峰会的照片,照片中,德国总理默克尔怒气冲冲的面向特朗普,似乎在表达强烈的抗议,而特朗普则抱着双臂,一副“你们不能把我怎么样”的表情。


当时网络上一片为默克尔打CALL的呼声,但是我们对应着看另一张图,就会有不同的理解。


下图是2017年主要国家和地区联盟的经常项目的规模,最大的经常项目顺差国是欧盟,2017年顺差4439亿美元,如果剔除欧盟这种地区联盟,那么最大的经常项目顺差国是德国,2017年顺差2971亿美元,第二是日本,顺差1958亿美元,第三是中国大陆,顺差1649亿美元。第四是荷兰,顺差848亿美元。第五是韩国,顺差785亿美元。


再看一下逆差方,从逆差的情况来看,最大的逆差国是美国,2017年逆差4662亿美元,遥遥领先,其次是英国,逆差1065亿美元。因此美国可以说是欧盟、德国、日本的独一无二的唯一“金主”,那么我们就会明白,默克尔的种种表现,仅仅是一种用于国内宣传的政治姿态。就像乙方私下里也会抱怨甲方,但是真等见了甲方,立马会下跪叫爸爸。


通过这个图,我们也可以明白,中欧或者中日韩在撇开美国,谈自由贸易区的一个核心难点,在于谁做逆差方?德国,中国,日本,韩国占据全球前五名顺差国的四个席位,大家都是卖家,谁是消费者?


我们具体来比较一下前三大经常项目顺差国,德国、日本、中国的经常项目的结构,详细数据如下:


横向来看,2015年,德国经常项目顺差最高,中国其次,而且与德国相差不多,中、德的顺差明显高于第三名的日本;2016年,德国仍然是顺差第一,而中国已经低于日本,但是与日本相差不大;2017年,德国第一,日本第二,且明显高于第三的中国。


纵向来看,2015-2017年,德国的经常项目顺差缓慢抬升;日本2016年的顺差较15年有明显增长,17年保持稳定;中国过去三年顺差逐年下降。


从结构上看,德国的经常项目以货物为主,投资收益为辅,服务逆差很低;日本的经常项目以投资收益为主,货物为辅,服务逆差也很低;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全部依赖于货物,服务和投资收益都呈现逆差,中国经常项目下降的主因就在于货物顺差下降,而服务逆差增长。


我们再来看一下2018年中国的月度经常项目的表现,2018年目前披露了1-5月的月度数据。从月度数据上看,剔除春节的扰动,2018年的经常项目较前两年出现了明显下滑,其中1月、4月、5月表现的更加明显。尤其是刚刚公布的5月单月的经常项目,出现了罕见的非春节月度逆差,经常项目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恶化。


2018年经常项目的下行,一方面是货物顺差的减少,另一方面是服务逆差的增加。货物顺差减少,源于随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的抬升,以及环保标准的提高,使得劳动力密集型、高污染型产业的外迁。而服务逆差增加,主因是旅游项逆差的增加,旅游逆差的增加,一方面是出国游的增长,另一方面是海外代购的增长,这反映了国内对海外高质量商品的需求。


但是消息并不都是悲观的,我们再来看一下金融账户中的直接投资科目。从2017年的直接投资的国际比较上看,中国仍然吸引了全球最大规模的直接投资,顺差663亿美元。第二名是巴西,顺差641亿美元,第三名是瑞士,顺差557亿美元。


那么直接投资的投资方是谁呢?第一名是日本,对外净投资1497亿美元,第二名是英国,净投资847亿美元,第三名是美国,净投资757亿美元。


综上所述,今年以来,中国的经常项目出现了明显的下滑,部分原因是中国劳动力成本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被动外迁,部分原因是中国主动提高了环保标准,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被我们放弃。因此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中国经常项目的下滑,是中国主动去杠杆、调结构、促转型,在经常项目上的一种“映射”。但是考虑到经常项目是一个国家货币的最坚实和最稳定的支撑,因此随着中国经常项目的下滑,人民币汇率自然出现贬值走势,这是人民币跟着经济基本面走的自然逻辑。那么相应的,随着中国去杠杆等政策的深入推进,短期内人民币仍然有继续贬值的压力和空间。


但是另一方面,从目前看,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受欢迎的直接投资流向国,尤其是中国现在又在大力推动对外开放,放宽外资投资限制,尤其是中国的短板,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可以预计,在未来随着中国去杠杆、调结构、促转型取得成功,人民币也将重回升势。


谢选骏指出:现在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国是美国,2017年逆差4662亿美元,等于损失了几个航母舰队,遥遥领先世界第二大贸易逆差国的英国1065亿的4.5倍,难怪美国军事陷入预算困境,而英国的舰队几乎停摆了。那么,美国每年到底损失了几个航母舰队呢?


《航母编队究竟价值多少钱?一算吓一跳——中国花千吨黄金击沉都不亏》(2016-04-12 无名高地)报道:


航空母舰编队是现代海军不可或缺主战兵器,有了航空母舰,就算战场远离国土上万公里,仍然可以不用依托当地陆基基地对目标发动凌厉攻势,就算在和平时期一条航母战斗群所带来的威慑力和控制力也远非任何一条大洋战舰编队所能媲美的。所以中国和美国都在极力发展6万吨以上的航空母舰战斗群。但是要养活这么一条大家伙究竟要花多少钱呢?

航空母舰就是天然的吞金兽,单纯建造一艘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就至少需要35到50亿美元,这还是只航空母舰的建造成本,装满舰载机和配套的维护保养设备需要与建造一艘航梦等价,至少35亿美元,再算上2艘驱逐舰,2艘巡洋舰,还有1-2艘潜艇,这些建造完毕就至少需要50亿美元,单单建造一条航空母舰编队最多可能要花上150亿美元,这个价格是在2000年左右尼米兹级的价格,这算到现在的等币值大约在450亿美元左右,这跟构成美国现在最新的福特级航空母舰战斗群的价格差不多了。

航空母舰造出来不单单是停在那摆设的,要训练,要好有,要消耗更新舰载机,这费用大约是建造费用1:5,这样算来,以30年航母战斗群构造单价,按现在美元来算,一条航空母舰战斗群就至少要花2250亿美元。粗略算下,现在一吨黄金价格为0.5亿美元,一整条航母战斗群30年的运营费用,就是4500吨黄金!这个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单价上都吓了人一跳。

不过要击沉美国航母编队的话要花费多少钱呢?根据美国智库发表的《红色警戒》的研究报告:中国现在已经建成了以短程,中程,远程3个距离层次区分的反介入战略体系构架,针对不同范围内,有不同的武器来执行对区域内航母战斗群的打击任务,这会是美国航母战斗群群在亚太地区最严重的安全威胁。中国现在已经有了反舰导弹导弹,反舰巡航导弹,高性能五代战斗机,无人攻击机,先进智能化水雷,隐身能力超群的潜艇,还有反卫星武器等区域拒止装备,使得美国航母战斗群不得不在这些武器射程外活动,让美军的战斗效率大幅降低。

这三层拦截网会组织美军自由进出相关区域,迟滞美国的脚步,通过袭扰战术降低美国的行动效率,让美国航母战斗群畅通无阻任意通行的神话就此破灭。

最里层是短程拦截系统,比如S-400和红旗-9防空导弹可以拦截美军舰载机,鹰击-83反舰导弹150公里的射程,部署在前出基地上,可以有效控制近岸地区,也是最终的防御手段之一。

中间层则是由各种潜艇,歼-11,JH-7攻击机和轰-6G/K轰炸机还有052C,052D这些大型水面舰艇发射的反舰导弹,例如鹰击-12,鹰击-18超音速反舰导弹。由于这些导弹搭配的作战平台活动富裕度较高,活动空间大,最远可以覆盖作战半径达1500公里,这是对美国航母战斗群最有效的反击范围,也是美国人所谓的可怕风暴中心。


最远端系统是由东风-21D和东风-25等有“航母杀手"反舰弹道导弹构成远距离拦截网,中国甚至可以对阿拉伯海上的目标予以精确打击,这回迫使美国航母战斗群彻底远离中国走遍,对中国无法构成任何实质威胁。


根据美方智库的分析,中国构建这套拦截体系已经花费了超过30年时间,构建这套拦截体系中国至少已经花费了超过500亿美金的总价值。按照上面我们计算的已经是接近1000吨黄金了!但是就是这样,我们仍然不亏,只要能击沉一艘航母,哪怕是打残一艘航母都会对美国来说是巨大的挫败。但是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如果一旦动用这3层防御体系,中美之间极有可能会上升到核大战层级,事态会脱离现有控制范围。中美双方目前只能是冷观而不能实质碰撞,碰撞的代价是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承担的,这就是美国智库的最终结论。

全文结束,谢谢大家之前的指教,欢迎更多理性点评和互动!


谢选骏指出:按照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花费2250亿美元估算,美国2017年贸易逆差损失的4662亿美国,足够建立两个航母编队的了。由此可见,美国每年逆差贸易损失,可以建立两个航母编队。换言之,这等于美国每年有两个航母编队沉沦掉了。这样下去,美国还能支撑几年?


7097格林斯潘搞乱美国的原因终于暴露出来了——卧底和犹奸


《格林斯潘:我为什么反对川普打贸易战》(2018-07-07 侠客岛)报道:


7月6日,中美贸易战开打,双方之前公布的提高关税政策正陆续生效。但“开战”首日,也是故事多多。


那艘可怜的美国大豆船最终没有跑进12点,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贸易代表处突然发布一个通知说,那些会被贸易战影响的从中国进口产品的美国企业,可以有90天的时间向美国政府申请有效期1年的“关税豁免”,如果某个产品被豁免,那进口该产品的美国企业就都不会被征收额外关税。


刚开打就着急给美国企业开“后门”,这说明贸易战已经让美国企业感到了恐惧,白宫也不想因为贸易战得罪一批企业家。3个月后如何?美国中期选举开始,在这个冲刺阶段,川普可不愿赢得了普通选民选票,却丢了企业界的支持。虽然还不能就此下定论说川普开始“动摇”,但这纸通知明显让外界看到了川普的痛点。

其实,对于这场中美贸易战,美国国内反对声音不小。


今天,侠客岛推荐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最新的演讲,也就是7月7日,在第四届中国财富论坛上,格林斯潘表达了他对贸易战的忧虑。他认为,“美国对外施加的关税,实际上是由美国国民在买单。美国应该停止继续施加高关税。如果不削减,美国之前所有的,从企业营业税减税以及减少监管所得到的发展上的优势,包括各项节约和投资,都会被关税政策抵消。”


原发言很长,侠客岛做了编辑整理。


所谓的贸易战,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刚刚开始,起因我就不赘述了,大家都非常清楚。

但是我想讲一讲它所引起的一些变化,以及背后的本质是什么?

首先,钢铁和铝行业对它的反应,这其实是一个潜在的政治问题。我们发现,钢铁和铝在美国总统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必须要在这个领域做得更好。为什么?

给美国总统投票的选民主要在美国的铁锈地带,也就是在美国的中部,其次是偏东部的地区。这些选民应该得到严密的关注,钢铁和铝行业所呈现的趋势与他们紧密相关。

比如,对于钢铁来说,美国占全球总的钢铁产量从1976年的占到23%,下降到了2015年的5%。另一方面,中国的钢铁产量所占比例从3%增长到50%。

我们在铝行业看到类似趋势。对于美国来说,铝的产量曾经占到全球产量的40%。但是到2016年的时候,已经下降到了3%。相反,中国产量所占比例则从1960年1.5%增长到2016年的40%多。这样的变化是有非常显着的政治影响的。

对于美国总统来说,他必须要做出一些反应,慢慢地演变成了两大经济体间的贸易战,现在有所扩散,我们也知道它的影响力逐渐扩散,但是我们并不明确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动向。

但是,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美国的经济展望。

我要给大家呈现美国的现状。中国和美国人均GDP的变化,其实能够很好地反映人们的生活水平。中国人均GDP占全球增长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而美国则在下降。这对美国的政治体系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中国能够以这么显着非凡的速度增长,意味着中国的产出,就是中国的资本投资效果是非常显着的,这是所有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所在。

我们可以比较两国的储蓄率。在美国,我们的储蓄大约占到GDP的20%,而中国的比例则明显高很多,特别是在最近几年。这也告诉我们,当你得到的资本越多,投资就越多,经济增长也会显着增加。但基本的储蓄以及投资的显着增长,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谜题——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喜欢储蓄?

但美国的GDP增长又来自哪里?对于美国经济来讲,路在何方?

我们可以看美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和总储蓄占GDP的比重,两者差距在缩小。随着我们的福利越来越多,我们的总储蓄就受到了影响,它正在挤压储蓄占GDP的空间。因为美国的律法决定了福利的支出,所以福利并没有受到压缩。是的,美国现在是福利正在挤压储蓄的空间。

 很明显,这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现象。在现有的立法之下,据我所看到的未来,社会福利占GDP的支出还会不断上升,这也就意味着总的国民储蓄在GDP的占比将会不断下降。国民储蓄能够为投资提供融资,这方面中国就有非常大的优势;而美国储蓄在下降,美国的优势就没有那么大。

在1980年之前,美国储蓄对投资的影响非常明显。但自从1980年之后,储蓄并不是唯一一个正在推动国内投资的因素,或者我应该这么说,它并不再是历史上我们能够看到的唯一影响因素。1983年或1986年之后,我们看到,对于资本投资来说,它找到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借贷。我们开始更多的借贷为资本投资融资,从而推动GDP增长。

美国资本账户的亏损到1990年之前都是比较适中的,但在这之后,我们看到美国在全球的借贷金额已经达到了8万亿美元。但最近我们在季度数据中可以看到,美元的这些债权国不再想像过去一样为美国融资了。

为什么出现了这些变化呢?资本存量是生产力增长的一个基础。但生产力的增长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减速,包括在很多的西方国家,都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过去五年,个人生产力增速不超过1%的现象。换句话说,这是生产力增长停滞不前。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西方国家,包括欧洲、美国出现了非常显着的民粹主义问题。

现在民粹主义正在席卷美国大陆,同时也在席卷西欧国家,而且还在不断扩散。民粹主义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它是一种哲学思潮,但是不同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民粹主义并不是固定的,或者在哲学方面并不是非常稳定的一种思潮。民粹主义实际上是对于帮助的一个需求,对帮助的一个呼喊。在美国、西欧以及其它国家,实际上反映了当地的人民头脑中灰暗的未来。任何一个政客能够站出来迎合这个思潮,就能得到更多的选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现象,主要在南美和北美,现在欧洲也面临这样的挑战。

这实际上并不是理性分析就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的,而且我们也很难去捕捉到问题的核心。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承认这是非常不寻常的现象。这是这个时代出现的根本性的变化。

接下来,我想简单谈一谈关税,以及关税给我们带来的令人恐惧的问题。

美国一些政府人员认为关税是他们阻碍中国发展的一个方式,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当你去施加关税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短期的税负。现在,我们看到关税不仅仅被施加在一些比较小的商品里面,像是钢铁、铝,而且它现在已经扩大到几乎所有的商品。

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些人说,不仅仅是美国政府,其它政府也有这样的想法,当你增加税的时候,你想给出口商品的国家制造麻烦,但实际上,这个关税是由你自己的国民在买单。在我看来,当你提升关税的时候,实际上你也影响到了施加关税国家的购买力,换句话说,如果有人说想要施加十亿、百亿美元的关税,这就相当于对你自己的国民收十亿、百亿美元的税。我们认为是政治上无法接受的,它并不是很容易能够实施的。

这就像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税负。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中能够看到,你能够对经济收税,而增税会导致经济陷入衰退。我们现在已经接近了这一点。

所以,我认为应该停止继续施加高关税。美国这样的关税政策,不仅仅会影响到美国本身,也会影响到欧洲、亚洲,尤其是中国,它可能会有一些积极影响,看到一些统计数据上逆差的改善,但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不削减关税,美国之前所有的,从企业营业税减税以及减少监管所得到的发展上的优势,包括各项节约和投资,都会被关税政策抵消。关税可以变得非常高,但也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这是现在重要的问题。

中美贸易战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最大一场规模的贸易战,我想大家也没有办法从曾经经历的其它贸易战中推测出这场战争的影响到底有多远。这种战争会带来经济下滑,整个西方世界可能都会陷入这样的经济问题。我认为在真正开启这场战争之前,我们一定要及时止损,不然会遇到更严重的问题。我只能说“希望在未来”。


谢选骏指出:十几年前我就指出过,格林斯潘通过金融作弊搞乱了美国。现在,长期诡秘行事、隐蔽了几十年的“格老”终于在临死之前忍耐不住,自我暴露出来了——格林斯潘2018年7月7日在第四届中国财富论坛上的站台和领赏,说明他很可能就是一个卧底和犹奸。


098谢选骏:善用非法移民将使美国成为世界帝国


《美国“内战”已打响?》(2018-06-30  侨报网)报道:


随着“红母鸡”餐厅大战事件的发酵,近日,餐厅老板威尔金森已辞去了在当地一个商业集团的职务。尽管如此,各界对“红母鸡”餐厅大战的讨论还在继续。比尔·克林顿批评特朗普:他已把“毒药”倒在了“美国的喉咙”。“美国正迈向内战吗”?近日,田纳西大学法学教授雷诺兹(Glenn Harlan Reynolds)撰文称,美国社会的种种迹象以及近期白宫官员在餐馆的经历表明,新一场内战已经打响。


“骨肉分离”政策成众矢之的


随着“红母鸡”餐厅大战事件的发酵,6月26日,威尔金森在压力之下辞去了列克星敦主街(Main Street Lexington)总监职位。据悉,该集团的工作是对弗市的市中心进行改善。


“考虑到上周末的事件,威尔金森认为自己应该放弃这个职位,她觉得这对列克星敦主街继续取得成功是最好的。”列克星敦主街董事会主席伊丽莎白·布兰纳(Elizabeth·Branner)在一份声明中说。


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威尔金森表示,(桑德斯)如果再到餐厅就餐,她还是会做同样的事,要求她离开。


值得关注的是,据华盛顿当地媒体报道,6月19日晚8时左右左右,当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Kirstjen Nielsen)与一名身份不详的男子在华盛顿一家墨西哥餐厅吃饭时,抗议人群很快聚集在DXDC Cocina Mexicana这家餐厅外,并抗议其进入墨西哥餐厅吃饭。尼尔森不得已离开了餐厅,钻进了自己的车里。


一周之内,特朗普的最新移民政策(“骨肉分离”政策)引发其政府官员两度被轰出餐厅。这传递出一个信号:人们强烈反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


The Daily Beast专栏作家兼SiriusXM电台主持人Dean Obeidallah近日表示,被此类型抗议而感到震惊的人根本无法掌握那些特朗普抗议者的情绪水平。


他表示,自己每晚都会听到相关言论,而且会在第一时间看社交媒体的反应。甚至特朗普本人在几周前告诉他的支持者,他的反对者不只是生气,而且“真的很生气,很生气”。


因此,有些人则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成员也应当承担责任就不足为奇了。毕竟,特朗普政府官员捍卫特朗普强硬的政策。他们是完全自由的选择为特朗普工作,因此当抗议者评级他们时,他们则不应感到震惊。


Obeidallah还希望明确一点,这并不是因为某人是共和党或保守派而被要求离开。如果是这样,则是不对的。这是针对那些公开参与制定和捍卫特朗普“不道德”政策的那些人。


事实上,人们并没有冲着尼尔森大喊“离开这里,因为你是共和党人”,反而是告诉她“你听到婴儿在哭吗?”“如果孩子不能安静的愉快的吃饭,你也不能!”这实际上是对权力讲出真相。


Obeidallah表示,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样的事情可能会让人想起在《民权法案》之前,法律曾经禁止黑人在餐厅吃饭。就像近日有人抗议“有权拒绝为同性恋夫妇的婚礼提供专业服务”的事情,甚至又像是一个拥有枪支的人不允许穆斯林未经许可进入他的地盘。


但是桑德斯,甚至尼尔森的情况跟那些歧视的例子完全不在一个领域里。没有人因为种族、宗教或者性取向的问题而针对她们。


Obeidallah认为,对许多人来说这是她们个人捍卫特朗普政策的结果。事实上,尼尔森曾在支持特朗普的“骨肉分离”政策上撒谎,而桑德斯甚至援引《圣经》的内容告诉记者,“执行法律是非常合乎圣经的。”


从法律角度来讲,由于政治观点不同,可以要求一个人离开一家私营机构。比如,4月份纽约市的一名法官驳回了一名特朗普支持者的起诉,他曾在一家酒吧带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而被要求离开。


Obeidallah最后表示,在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人公开反对那些捍卫特朗普政策的官员。但其实事实是,特朗普正试图彻底将美国转变为特朗普帝国(Trumpistan),对许多人来说由于担心风险太高,无法保持沉默。


值得一提的是,桑德斯因在“红母鸡”餐厅就餐时被拒而成为“网红”之后,据一名执法官员透露,特勤局将会在桑德斯家中为其提供临时的安全保护。


近日,桑德斯的父亲,前阿肯色州州长霍克比(Mike Huckabee)抨击“红母鸡”餐厅对他女儿采取的不礼貌行动。


他在推特上称:“自大,是‘红母鸡’餐厅菜单上的一道菜,你也可以要一盘‘仇恨菜肴’,前菜则是‘小盘的狭隘观念’”。


6月23日,民主党众议员沃特斯(Maxine Waters)呼吁更多人当众骚扰特朗普的幕僚,称如果在餐馆、百货商场或是加油站看到他们,就去聚集一批人把他们赶出去,以此表明他们到哪里都不受欢迎。图为沃特斯。


桑德斯在“红母鸡”餐厅就餐被赶之前几天,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Kirstjen Nielsen)在华盛顿一家墨西哥餐厅与抗议人士对峙,后者高喊“可耻!可耻!”最后,这名曾为特朗普政府强硬移民政策辩护的官员不得不离开餐厅。


“毒药”被倒进“美国喉咙”?


对“红母鸡”餐厅大战引发的热议,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近日批评特朗普说,他已经把“毒药”倒在“美国的喉咙”了,并暗示至少有部分原因是其缺乏政治文明。


据国会山(The Hills)报道,克林顿在6月26日接受《每日秀》(The Daily Show)的特雷弗·诺亚(Trevor Noah)采访时说,“一切自他开始称墨西哥人为强奸犯和凶手的时候开始。”克林顿指的是当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2015年的演讲中所说的话。


在演讲中,特朗普说墨西哥并“没有送来他们最好的东西”。“他们带来毒品,他们带来罪犯。他们是强奸犯。其中有些人,我假设是好人,”特朗普曾经如此表示。


“自2016年的竞选活动起,许多的‘毒药’则已开始倒在了‘美国的喉咙’中,”当在桑德斯被“红母鸡”餐厅赶出门外之后,克林顿被要求为文明发声时表示。


克林顿还表示,“真的很难不向人们的口中倒入毒药,也很难让吞下毒药的人起死回生”。他说自己“非常尊重”这家餐厅的所有员工。


“我十分尊重桑德斯对这件事的处理方式,”克林顿在和詹姆斯·帕特森(James Patterson)(克林顿新书《失踪的总统》的合著者)被联合采访时如此说。


克林顿意指桑德斯当时表现得非常有教养,她没有责骂也没有称他们为“热爱移民的暴徒”,她只是起身并表示愿意付钱。


克林顿表示,如果大家想要要文明,就需要先停止骂人并树立榜样。


正处于“软内战”开端?


除了比尔·克林顿批评之外,在一些专家学者看来,美国社会的种种迹象以及近期白宫官员在餐馆的经历表明,新一场内战已经打响。


上海观察者网报道,“美国正迈向内战吗”?田纳西大学法学教授雷诺兹(Glenn Harlan Reynolds近日在“今日美国”撰文,认为美国社会的种种迹象以及近期白宫官员在餐馆的经历表明,新一场内战已经打响。


这不是雷诺兹一个人的观点。6月23日,民主党众议员沃特斯(Maxine Waters)呼吁更多人当众骚扰特朗普的幕僚,称如果在餐馆、百货商场或是加油站看到他们,就去聚集一批人把他们赶出去,以此表明他们到哪里都不受欢迎。


上周,好莱坞演员彼得·方达(Peter Fonda)放话称,应该把特朗普幼子巴伦·特朗普从他母亲的怀抱中拽出来,“关进恋童癖者的笼子里”;民众应该包围政府官员子女的学校,以回应“骨肉分离”政策。


在彭博社6月21日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威尔金森(Francis Wilkinson)指出,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加上那些为他辩解的言论,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政治对立情绪,也加剧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人之间的分歧。


政治学家托马斯·夏勒对彭博社表示,“我认为我们正处于‘软内战’的开端,我不知道美国能否走出困境。”


近两年,美国国内在很多事件上都显露出了严重分歧。2017年8月,美国发生了轰动性的骚乱,围绕内战中南方将领罗伯特·李雕像的拆掉与否,形成了激烈对立的两方。


主张拆掉的人认为,不应该让拥护奴隶制的雕像出现在市政府、议政厅这样的公共空间;反对拆掉的则认为,这是在消解白人的主体认同。反对者中,也不乏“白人至上主义”、新纳粹、3K党等种族主义者。 当时,《洛杉矶时报》曾感慨美国会陷入“第二次内战”。


谢选骏指出:有关美国移民问题的争议,其核心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要不要“善用非法移民”?正如美国第一次内战的前夕,要不要“废除奴隶制度”,是争议的核心。善用非法移民,将在事实上开放了美国公民权,这将使美国成为事实上的世界帝国。从此,世界各国人民将可以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与此相应,美国军警也可以随意进出世界各国——世界大同、全球政府,就这样实现了!


099美国的问题是花费太高收益太少投机成风


《哈雷刚走,川普又遭第一大汽车巨头警告》(2018-06-30 纽约时报)报道:


特朗普政府近来将贸易战火引向进口汽车,继哈雷戴维森欲把生产线迁至海外躲避报复性关税之后,通用汽车公司也站出来对特朗普发出警告。分析认为,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终会令美国利益受损。


6月29日报道,通用汽车警告称,如果特朗普(Dpnald Trump)继续推动针对进口汽车征收关税,可能会适得其反,导致公司减少投资,工作机会缩减,员工工资待遇下降。报道称,通用汽车表示,特朗普对进口汽车和零部件征收关税的威胁,以及之前的一系列处罚可能会导致汽车价格上涨数千美元。


通用汽车公司在提交给美国商务部的报告表示,“受打击最严重”的可能是无法承受价格增长的普通消费者。这将会导致汽车需求下降,产量减少。所有这些“都会导致通用汽车规模萎缩”。据报道,特朗普政府于5月宣布,正在讨论以安全保障为由对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追加关税,将目前2.5%的乘用车关税最多提高至25%。


哈雷戴维森(Harley-Davidson)已于6月25日宣布,为避开来自欧盟的关税还击,降低成本,将部分摩托车生产线转移到美国境外。哈雷方面表示,改变生产策略不是“公司的偏好,而是唯一可持续的选择。 ”对此,特朗普在推文中称,“哈雷公司永远不应该在另一个国家建厂,他们的员工与客户已对此感到十分愤怒,如果他们走了,那我们就瞧着吧,这将是该公司走向灭亡的开始。他们投降了,他们放弃了,光环已经褪去,他们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税收。”日本经济新闻评论称,但在难以判断前景的现状下,企业只能将额外关税转嫁到价格上,导致商品竞争力下降,或者为了消化增税而牺牲自身和零部件承包商的收益。这两种情况均有可能对美国的就业和消费造成负面影响。


在经济不断迈向数字化的背景下,在与中国争夺主导权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半导体产业也处于严峻局面。在美国对华追加关税名单中,包含大量与半导体制造相关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国际半导体设备与材料协会(SEMI)表示,“有可能对(本国产业)造成严重影响”,充满了危机感。


谢选骏指出:川普这个投机商人哪里懂得——美国的问题是花费太高、收益太少、而且社会投机成风,所以左支右拙、捉襟见肘了。就说他自己吧,连税单都不敢交出来看看,这说明他的舞弊行为肯定不少。如此的人在鼓吹“美国强大”,岂不是贼喊捉贼?在我看来,美国的问题很好解决,就是减少铺张浪费、降低生活水平。这其实也是美国这二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为何美国需要的就是降低生活水平?因为美国不像是北欧瑞士等小国,无需承担世界责任;美国是一个霸权,霸权的花费极大,除非美国向各国能够收取我早就主张的“国际社会安全税”也就是保护费,否则,要么放弃霸权,要么勒紧裤腰,没有第三个办法。其他的做法,要么徒劳无功,要么在耍花招。——美国不可能在不降低生活水平的前提下,维持世界霸权,除非它能从这一霸权中获得除了“出售美元”之外的直接的经济利益。此理至明也。因为,“出售美元”的政策,已经使得美元自二战结束以来的七十多年贬值了五六十倍,从三十多美元一盎司黄金贬值为将近两千美元一盎司,而且欠下许多外债内债,实在无以为继了。依靠华尔街投机成风,是无法解决这样债务问题的了。尤其要命的是,因为极权国家的孙悟空,已经通过“世界贸易组织”,钻入市场经济的铁扇公主的肚皮里来了。


100保护美国必须接管美国


《政府“宫斗”、国防部“封口”,美军命运正被改写…》(瞭望智库 2020-09-02)报道:


8月20日,美国国防部称,军队确诊人数已超3.4万人!


数月以来,由于政府和军方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治领域的种种疏漏,五角大楼本部、大批国内外军事基地以及战机、战舰均未能幸免,感染人数不断增加。


在国内,美军官兵的生命被忙于宫斗的政客们视如草芥,处境堪忧;国防部下令封口,严控媒体报道;种族矛盾如原癌基因一般被激活;军工产业遭遇暴击


环顾全球,作为最大的新冠毒源,美军驻海外基地无疑成为病毒扩散的完美介质,不安分的美国大兵们四处惹是生非,引起相关国家一片恐慌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美媒忧心忡忡地发出质疑:当军方无法保护自己的时候,又如何能保护美国呢?疫情中,美军到底发生了什么?


美军疫情告急,呈现三大特征——


之一:确诊数字攀升


4月9日,美国《新闻周刊》公布了一张美军感染地图,称全美41个州150多个美军基地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人数已超2000人。


5月2日,美军逐渐成为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灾区,已确诊病例7145人(含现役军人、文职人员、承包商、家属),其中现役军人4704人。


7月20日,疫情在美军内部迅速扩散,感染者人数增长率超过了20%,感染人数已经突破2万。仅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基地参加生存训练课程的110名特种兵中就有90人被测出阳性,同时美军驻科威特贾贝尔空军基地有30名士兵确诊,表明军内疫情已呈集体暴发趋势。


8月12日,国防部公布,美军共有32299例新冠肺炎病例,520人住院治疗、4人死亡。


3月30日,国民警卫队上尉Doug Hickok成为第一个死于冠状病毒的美国军人。


8月20日,美军感染新冠肺炎已达34584人,75名国防部人员死亡,其中包括5名军人(含1名现役、4名预备役)、47名文职人员、7名家属、16名承包商。情况最为严重的是海军,随后是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


目前,美国抗疫形势不容乐观,大量感染者并未及时得到治疗,美军仍有发生二次传染导致更多官兵感染的可能性。军队感染者的数量,已远远超出美军医院所能提供的治疗能力,死亡人数可能继续增加。


之二:国内外基地成重灾区


从上文提到的美军感染地图来看,在疫情暴发初期,美国东部沿海地区确诊人数较多的军事基地数量明显多于其他地区,华盛顿州陆军路易斯-麦科德联合基地、基特萨普-班戈海军潜艇基地,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和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珍珠港海军基地,等等,形势较为严峻。内华达州法伦海军航空站、内利斯空军基地及西点军校、海军军官学校等也不断有新增病例。


到了8月初,在美国南部和西部,大量美军基地处于C级状态,仅次于D级最严格限制状态。几乎美国境内所有军事基地都有确诊或疑似病例报道。


美军海外基地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2月25日,驻韩美军士兵出现首例确诊病例;


3月6日,驻欧美军首位感染者出现在意大利那不勒斯;


3月14日,关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罗斯福号航母的数名患者被送往关岛海军医院;


3月22日,美海军陆战队驻夏威夷的史密斯营出现第一例感染者;


3月28日,驻日美军横须贺基地、嘉手纳空军基地出现多例感染者,美军宣布关东平原和东京四周的美军基地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4月11日,驻伊拉克1名美军士兵确诊,美军在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军事基地,有数十名感染者被隔离;


4月23日,美国非洲司令部称,美军吉布提军事基地因新冠肺炎疫情进入为期30天的预防性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据美联社7月25日统计,美军全球基地中45%面临新冠病毒持续的社区传播的现实危险。8月初,驻韩美军累计确诊123例,日本冲绳多个基地确诊273例,德国和澳大利亚美军基地也出现疫情。


之三:战舰潜艇中招


3月底,罗斯福号航母因暴发新冠肺炎疫情被迫靠岸中断部署,航向关岛接受隔离,4800名舰员中有4000多人离舰上岸;疫情最轻的里根号航母5月展开恢复性训练,6月8日才开始巡逻任务。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蓝岭号两栖指挥舰等也有病例。


4月中旬,田纳西号战略核潜艇因出现8名确诊病例被召回港,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艘因疫情而瘫痪的核潜艇;基德号驱逐舰有95人呈阳性,占全部舰员的30%,该舰成为美海军最早在海上发现新冠病毒蔓延的舰艇。27日,一位匿名海军军官透露,受疫情影响的美军战舰已超40艘,超过舰艇总数1/10。


7月30日,布什号航母上的部分舰员在接受新冠病毒检测时结果为阳性。


考虑到新冠病毒的强传染性,以及船员受隔离影响,不排除航母上出现个别关键部门瘫痪、关键岗位人员短缺的现象。


鉴于之前几艘军舰疫情大暴发的案例,为控制住疫情,海军把生活在军舰上的舰员严格地管控起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舰员的生活受到了极大影响,生活十分艰难,绝望、沮丧以及愤怒的情绪在舰员中蔓延。7月22日,海军阿梅利亚埃尔哈特号干货船上的一名军官因压力过大自杀。


追责:为何严重到失控边缘?


美军疫情为何蔓延得如此迅速,几乎达到失控边缘?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4个原因:


其一,美国政府难辞其咎。


疫情暴发后,特朗普政府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为了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获胜,他们将疫情政治化,淡化本国疫情形势,拒绝与世卫组织合作,急于甩锅嫁祸他国。因此,美国政府遮遮掩掩,非但不能主动作为且行动迟缓,甚至在疫情全面暴发时限制相关信息的公开,对民众的预警和帮助严重缺乏,疫情扩散后,仅动员了3万多名国民警卫队员支持地方政府。至今每天仍有大量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民众上街游行。


雪上加霜的是,近期有消息称,五角大楼试图让几个负责军事医疗保健的机构在5年内削减22亿美元,将950万军人、退休人员和家属的部分医疗费用转嫁给私营部门。此举必将使疫情下军人的医疗服务状况更趋恶化。


其二,美军自身准备不足。


美军在应对大规模疫情引发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准备上的表现令人失望,在检测试剂研发、物资储备、防疫预案等方面的偏差尤为突出。


数月前,美军严重缺乏相关医疗器械、防护用品、药品等,仁慈号与舒适号两艘医疗船虽先进却不是应对传染病的专用船只,充分暴露出床位、设备、人员不足的问题;还有许多部队不得不临时自行采购或制作口罩和简陋的防护用品。


6月19日,海军公开了罗斯福号航母感染事件报告,除直指最初的病源来自靠泊越南岘港期间外,报告中揭露出的防疫措施之疏漏令人咋舌:


围绕着是否需要检测全体舰员是否需要所有人尽快上岸是先检测还是先上岸先检测了再把阳性的人弄上岸还是先弄上岸再进行检测,海军作战部、海军司令、太平洋舰队、第七舰队、编队,各个层级嘴仗打得不亦乐乎,唯独耽误了确诊治疗隔离的时间;由于口罩严重缺乏,舰长无奈竟授权官兵临时使用阻燃面罩来实施自我保护,效果可想而知。


因担心受到感染,艾森豪威尔号航母甚至创下了连续206天不靠港的美国海军新纪录!8月,冲绳县施瓦布美军军营接受14天隔离的士兵竟收到了发霉的食品。


其三,基地空间有限、人员密集。


美军基地、战舰等场所空间极为有限、人员高度密集、流动性较强,很难控制病毒的传播,人员之间相互传染几率极高。


3月,正在筹备军演的美国驻欧陆军司令克里斯托弗卡沃利中将因疑似感染新冠病毒而被隔离。一些部队的对策基本上是等,等感染者症状趋向明显才实施隔离,往往失去了最佳治疗和防护时间,加上基地和舰艇的隔离条件、隔离措施都不过关,容易造成疫情大规模暴发。


并且,美军几艘航母未及时采取强制隔离措施,却让感染者自行在宿舍隔离,被媒体称为非常儿戏的操作手法。


其四,缺乏有效管控。


美军对军事人员跨国流动管控不严,并未彻底切断或有效控制传播途径。


7月4日,数十名美军士兵不顾疫情防护规定,借休假之机在韩国釜山街头燃放烟花爆竹,持续大约2小时,与当地警方和民众发生肢体冲突;


13日,3名由美国返回日本岩国基地的士兵故意瞒报行程,私自乘坐客机经东京羽田机场直接飞回岩国机场,随后被确诊;


8月2日,泰国国防部宣布暂停与美军进行的联合训练计划,理由是12名泰国士兵从夏威夷返国后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


8月1日至15日,5名美军士兵在从美国抵达韩国后被确诊。近期,有日本媒体爆料称,美海军今年3月曾计划把包括确诊患者在内的数千名船员移送至日本冲绳县及神奈川县驻日美军基地。


在如此特殊的时期,美军还坚持举办环太这样的多国联合大型军演,又将兵力从德国转至波兰和国内、从中东大规模撤军。这些举措,在无形中扩大了病毒的传播范围。


如何补救?美军终于行动起来


数月来,美国新冠病毒特别工作小组的专家与军方高层多次会晤,讨论如何在疫情当下保证军队的作战能力。


第一,加强预防措施。


目前,国防部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


发布《全球流行性传染病防御计划》和3版《新冠肺炎疫情的部队健康防护指南》,全面指导美军应对疫情;


指导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与联邦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协调,开发蛋白疫苗;


为军事人员提供适当的装备,如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要求官兵必须戴口罩,在开始训练前先使用消毒液,保持约1.8米的间距;


官兵及其亲属在出入境时要进行病毒检测并自我隔离;在纽约、洛杉矶等大城市周边的部分军事基地建立隔离中心;


寻找为官兵提供娱乐、互联网、电话服务等服务的途径,鼓励部分岗位的官兵网上办公;


军事人员可以到基地外的餐馆叫外卖,但不得进入酒吧、夜总会、健身房等。


陆军要求新兵训练时保持相应间距,佩戴口罩,分小组进行基础训练,减少接触。


空军要求士兵对战机和模拟器进行定期消毒,在空中交通管制塔台、飞机和航线上工作时必须戴口罩,每日的飞行简报会也被缩短或取消。


海军颁布新版《防疫指南》,规定舰艇启航前全部14天隔离观察、如何照顾隔离病患、隔离观察时间从14天延长至21天、密切接触时间从30分钟缩短至10分钟;军人必须在检测结果为阴性的情况下才能出港执勤;核电站、桥梁和作战信息中心将重点配备医疗人员。


5月,美国海军军官学院举行缩水版毕业典礼,少量毕业学员代表参加,领导讲话全部采取录音和视频播放的方式。作为疫情重灾区的海军也取消了各舰船上的士兵晋升考试。


3月,美军要求2600名驻欧洲军人自我隔离,2500名美军士兵轮驻澳大利亚的计划也被搁置。国防部长埃斯珀命令美国所有海外驻军在未来60天内停止人员流动防止疫情蔓延。海军医学防护部队和海军医疗研究中心人员登上第七舰队的舰船,为船员检测。


4月,美军规定自德、意等国返回的所有官兵必须接受隔离。美军方要求所有人员在进入掩体前自行隔离14天,以避免将病毒带入内部。


注:位于科罗拉多州夏延山的军事指挥所,是北美防空司令部的一部分,可抵御核打击,被称为末日掩体。


8月16日,韩国境内所有美军基地的卫生防护级别从B级提升至C级,即严格限制有关人员聚会和流动。


另外,在疫情形势严峻情况下,美军也开始强调纪律的严肃性。美军驻德、意军事基地有数名士兵因违反社交距离被罚款;日本佐世保,一名美军军人家属因违规在酒吧上班,以及一名隔离期间偷偷在酒吧喝酒的国防部承包商,都被吊销了进入军事基地的许可。


第二,分批实施检测。


由于新冠病毒检测试剂供应有限,五角大楼正把首要重点放在检测那些履行对国家安全最重要职责的军人身上。


4月,以保持军队正常运转、满足应对国际安全威胁的迫切需要为原则,国防部确定了军队接受病毒检测人员的优先顺序:


第一梯队,核威慑武器部队军人,如洲际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机组人员,以及随时准备执行反恐任务的指定特种作战部队人员;


第二梯队,驻扎在世界各地的美军部队人员,包括驻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和韩国等部队;


第三梯队,即将部署的部队人员或即将返回的部队人员;


第四梯队,才是军队的所有其他服务人员。


美军参联会副主席约翰海顿将军称,要完成对全军的检测将花费整个夏天,因为物资供应不足导致美军没有足够的检测能力。


美军检测病毒视频中,护士将一根20厘米长的棉签插入受测者鼻腔,受测者浑身颤抖、眼泪直流,网友惊呼看着都疼!


第三,严控媒体报道。


美国政府对外宣称一切都在控制中,但是,国防部长埃斯珀称:为了国家安全考虑,避免对备战和威慑力造成不利影响,美军将禁止报告内部疫情情况。


美军现在仍会公布每天军队内的确诊人数,但不会公布任何可疑被视为美军弱点而被敌对方利用的信息。这种方式不得不使外界猜测美军疫情达到了何种严重程度。


尽管海军通过一些渠道确认了数十艘战舰被病毒攻陷的事实,但其并没有通过官方渠道通报这些军舰的具体名称和确诊人员数量,显然还在极力掩盖疫情的详细情况。


原因不难理解,美军担心,将疫情全盘通报会加剧外界对其海军战斗力的质疑,让对手借这一特殊时间点找麻烦。直到基德号驱逐舰的疫情过于严重,美军才不得不向外界披露。


被解职的克罗泽舰长


而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罗斯福号航母舰长被解职事件,造成前代理海军部长莫德利因不当言论辞职、海军官兵士气低落甚至公然抗命,可见美军对于疫情期间的信息外传已经开始保持高度警惕,以便重塑军队形象,增强内部凝聚力。


美军横行世界,疫情改变美军


毫无疑问,次此疫情对美军的战备状态及在全球部署能力等都产生了严重影响,必将引发新一轮变革。


首先,改变美国国家安全概念。


美军退役中将大卫巴尔诺的说法尤其让人印象深刻:


二战后美国保持着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将其部署在世界各地。然而,这场流行病表明,部署在前沿的大规模军队不能有效地保护美国人,使其免受非传统安全威胁。美国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已经超过美军在越南阵亡的人数,失业率比大萧条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高。最终的损害如此巨大,以至于病毒大流行之后,保护美国人民免受国内毁灭性威胁的迫切需要,将迅速取代外国威胁,成为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


这场全球疫情即将深刻改变美国军方的角色,五角大楼并未意识到保卫本国免受灾难性威胁,比保卫远离美国海岸的外国更为紧迫。


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


除保持原有的军事职能外,人们还意识到,这场疫情可能会彻底改变现存的地缘政治,对美国安全造成新的、不可预测的严重威胁。巨大的国防预算曾用于装甲坦克等武器系统设计制造,以对抗大规模军事冲突,但现在这种威胁正变得不那么突出。


这是一个挑战,五角大楼必须预测并迅速做出调整,因为未来的主要威胁可能不是来自中国或俄罗斯。这种威胁可能是另一场病毒疫情,可能是一场网络攻击,甚至是国际性气候变化,这些威胁都将削弱美国军队,美军至今仍然是一个依赖数十亿美元用于传统作战舰船、飞机、坦克和导弹的军队。


美国媒体称,国防部已开始反省美国投入军队的大部分资金都被用于加强硬件装备,军队对于其他灾害的应对能力并不强,可见五角大楼主要针对的还是俄罗斯、伊朗等国,一次疫情便让美军全面崩盘。


其次,削弱美军海外影响力。


美军在全球176个国家和地区总计驻扎近25万人。疫情在全球大流行,驻外美军也难免受伤。由于疫情侵入而造成的行动暂停和人员隔离,美军在全球的军事准备和行动也受到影响。


4月,由于太平洋舰队4艘航母均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美军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没有部署一艘航母,这种情形极为少见。


当月,负责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安全的美军第82空降师第1旅2500名士兵因海外基地疫情获准撤回本土,这仅是数批撤离队伍中的一部分,数个大型基地已移交伊拉克军方,撤离的美军仅携带随身装备;第82空降师第3旅300多名伞兵在从阿富汗返回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后也开始隔离。


撤回驻军将使美国目前在中东的处境更加尴尬,不仅受疫情影响兵力无法展开,同时要面临有可能与伊朗的军事对峙甚至发生冲突等风险。


此外,中东的反美武装和极端组织也没有因为疫情而停止针对美军的袭击行动。8月14日,美军驻巴格达机场遭到多枚火箭弹袭击。


约1.2万名美国士兵从德国撤离


然而,为了减少疫情对兵力部署的影响,数月来,美军仍硬着头皮继续从东欧和黑海等方向挤压俄罗斯安全空间,屡屡派舰机在中国周边寻衅挑事,大规模将驻德美军调动至波兰和国内,向中东地区部署兵力,表明其维护全球霸权、逐渐恢复军事行动的野心。


第三,减少训练演习,降低战备水平。


3月,海军宣布将压缩和取消加利福尼亚州海军陆战队山地作战训练中心的部分训练科目;随后,该州彭德尔顿营将于4月举行的演习也被取消。


在美军吉布提基地出现1名确诊病例后,美军非洲司令部4月份取消了原定举行的几次多国军事演习。北约被迫缩减25年来欧洲最大防卫者-欧洲20演习规模,美军仅调遣约6000人,而非预计的1.7万人。


5月以来,美军部分军事训练和演习已经停止。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杰克逊堡基地主要负责陆军新兵的基础训练。此前,该基地一个940人的新兵营里有63人确诊,基地不得不紧急调整训练模式,暂停新兵训练2周,为数十年来罕见。


原计划于8月17日至31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举行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参与国由26国减至10国,时长也由1个月缩短至2周。海军表示,为防止病毒传播,此次演习不会有任何陆上活动,如大型陆基训练、水兵上岸休假和社交聚会。


海军规定士兵必须检测为阴性才能出港执勤的规定,被质疑会影响到主力舰队的作战能力;由于美军要求航母补给不能上岸防止感染,必须由直升机运送补给品,导致一些巡洋舰的直升机和机库因过载使用受损却无法维修。


通过限制演习和军事行动来防止病毒流行,对美军而言,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在准备假想冲突与保护士兵健康之间,美军指挥官面临着举步维艰的折中方案选择。


第四,国防军工企业备受打击。


伴随着美国制造业的流失,美军工企业也逐步放弃了商业业务,长期缺乏商业订单导致军工企业平均成本增高,运营出现困难。


疫情失控,如波音、通用电气等军工巨头纷纷关闭生产线,大量进行裁员。对于靠科技武装的美军而言,这是致命的打击。


以F-35战机为例。3月,由于F-35战机的本土试飞基地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出现疫情,导致这型头号战机的生产计划遇挫,影响了交付进度,正在基地内进行的F-35战机初级作战能力测试与评估工作被迫暂停;日本、意大利的F-35战机整机组装线也因疫情停工。


4月,国防部副部长艾伦洛德称,疫情对航空业的供应链造成了负面影响,10509家主要承包商中有106家被关闭,主要供应商中有427家被关门。


8月12日,美国海军采购主管表示,国防部将为海军造船业支付一笔额外的新冠肺炎疫情补贴,需要约47亿美元,防止军舰现代化项目和军舰交付时间被拖延。海军也将获得22亿美元,用于采购医院船、两栖攻击舰和海上训练机。


美军此举意在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国防工业的影响,同时帮助一些军工大鳄渡过难关。


第五,撕裂美军官兵价值观。


4月2日,罗斯福号航母舰长克罗泽因泄露军队机密遭解职,令美军士兵意识到,政客的野心与自身保家卫国的价值观存在巨大的背离。越来越多普通士兵对政府和军队高层的领导力表示非常失望。


美军士兵普遍认为,在自己国家没有遭受攻击的情况下,在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关的海域、冒着随时可能病毒夺去生命的风险,只为满足政客的野心与利益,这与保家卫国的理想毫无关联。


更为讽刺的是,美国高层为平息舰长解职事件,派海军部代理部长托马斯莫德利向罗斯福号航母官兵训话。


没想到,莫德利在讲话中竟怒斥克罗泽舰长故意泄露信息给媒体,是有意造成美国士兵及民众恐慌,他还指责向军方高层写信求援给直属上司带来了麻烦,是对上级的不信任,也是对海军高层的背叛,以及士兵让十几亿美元的装备闲下来就是最大的浪费。


这严重打击了士兵们的爱国热情,许多人在会场大骂莫德利,恶劣影响在军中持续发酵,最终导致其辞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高压之下,种族矛盾如原癌基因一般被激活。


如此隔离?推特上的视频反映了美军疫情的严峻形势


近期,推特上热播一段视频,一名疑似感染的黑人士兵被其他战友扔到荒山隔离,他趴在担架上,口罩上印有特别标记,身边还拉起了隔离线。录制视频的士兵绝望地喊道:如果你认为胡德堡屠杀事件还不够悲惨的话,那么请看我们如何对待感染新冠的自己人,而有的士兵竟大叫这位黑人士兵该死!


美军长期引以为荣的爱国主义和价值观教育面临严重挑战,进一步弱化军人与政客、军人与军人之间的信任。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即便情况已经恶化到了这一步,白宫仍无动于衷特朗普宁愿把时间花费在拉选票和政治斗争上,也不愿采取措施拯救受到感染的士兵。


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美国政府正依靠军方抗击疫情。美媒对此表示出深沉的忧虑。比如,《新共和》杂志称,这一致命病毒的高峰期离美国还有几周时间,现在还不清楚美军是否能保护好自己。《大西洋月刊》更直截了当地提出质疑,当军方无法保护自己的时候,又如何能保护美国呢?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在一片混乱之中,美军要保护自己,就必须首先保护美国,而要保护美国,必须首先接管美国——从业已陷入瘫痪状态的联邦制度之下。这就是美利坚联邦走向美利坚帝国的“国家进化之路”。


101艾森豪威尔为什么污蔑美国


《长崎 历经原子弹爆炸“被遗忘”的城市》(2018-08-09 BBC中文)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四(8月9日)访问日本长崎,这是1945年8月9日长崎遭到原子弹爆炸攻击之后,首次有现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在原爆纪念日当天在长崎参加周年纪念活动。和长崎相比,另一个日本城市广岛,在3天之前就已经先遭到原爆的毁灭性袭击,因此提到原爆,大多数人先想到的都是广岛,而长崎则经常被人忽略。

不论是知名人物的到访,或是媒体的报道,长崎在战争的集体记忆里始终占据第二位,就好像有一本叫做《广岛》的畅销书描述原爆经验,而没有《长崎》这本书,有一部法国电影叫《广岛之恋》而没有《长崎之恋》。


即使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他在2016年到访日本广岛,成为二战之后第一个访问广岛的现任美国总统,但长崎也不在他的访问行程当中。奥巴马访问广岛,但却没有到长崎,让73年前死于原爆袭击的5万人的亲属和幸存者感到失望。


广岛原爆最终死亡人数达13.5万人,远远超过长崎的两倍以上,尽管落在长崎的原子弹威力更强。

投在广岛的原子弹代号为“小男孩”,是一枚鈾原子弹,爆炸威力相当于15000吨TNT炸药。

投在长崎的原子弹代号为“胖子”,是一枚钚原子弹,爆炸能量相当于20000吨TNT炸药。


由于广岛和长崎两个城市的地理环境和人口结构的不同,威力较大的原子弹在长崎造成的伤亡反而较少。

广岛地势平缓,长崎位于两座河谷之间,地形因素降低了原子弹的毁灭程度。

另外一个原因是,从军事角度来看,广岛原爆是经过详细计划和精确执行的一次军事任务,而长崎原爆则并非如此。


“小仓的运气”

首先,长崎从一开始就不是美军原子弹攻击的首要目标。

这座日本当时第四大城市在1945年4月时,是17个潜在目标之一,但是因为地形结构不利空袭而被排除在外,在1940年代当时,雷达并未被航空广泛使用。

此外,长崎附近有同盟国战俘营,因此也不是理想的轰炸目标。

相比之下,广岛和小仓地势平缓,并且具有工业区和都会区等重要的战略目标,更符合军事轰炸要素,原子弹爆炸能造成有效的伤害。

事实上,第一批候选目标还包括另外两个城市:横滨和京都。

后来横滨被排除在外,因为当地已经遭到多次常规轰炸的破坏,即使投下原子弹也看不出来原子弹的威力。

京都后来也被排除在外,因为美国担心如果在历史悠久的京都,优美的建筑、皇宫和寺庙投下原子弹,美国将永远成为日本人痛恨的对象。


长崎到最后一刻才被列入成为原爆目标。

事实上,长崎作为原爆目标似乎是一个仓促的决定,在一份日期为1945年7月24日的最高机密文件中,长崎的地名被人用笔潦草的写在这份整齐打字的文件里,即使在当时长崎也是一个替补目标。

轰炸任务的飞机抵达小仓上空,却发现小仓笼罩在云雾之中,根本无法通过目视来确认投弹目标,而当时轰炸机队被要求一定要看到目标才能确保有效轰炸。

因此,他们在最后一刻放弃轰炸小仓,转向次要目标:长崎。

直到今日,日本人还会用“小仓的运气”来形容命运的安排。

真的需要吗?

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根据美国官方的说法,原爆攻击是为了迫使日本投降,以避免使用常规武器入侵日本本土可能会造成的更大人员损失。

但是历史学家质疑美国的官方说法,并指出当时日本有可能已经准备好放下武器。

战后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63年出版的自传里也批评这两次原子弹攻击。


2016年,奥巴马成为二战之后第一个访问广岛的现任美国总统,但长崎并不在他的访问行程当中

非机密性的美军文件也指出,军方一直在考虑实施两次原子弹攻击,作为评估铀原子弹和钚原子弹潜在的毁灭性破坏威力。

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的战略研究教授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表示,“如果广岛原爆是迫使日本投降的手段,那么3天后向长崎投下原子弹又是为了什么?”

“日本成了实验白老鼠,美国向世界展示了拥有可怕的毁灭性武器。”

二战后,纽伦堡审判(Nuremberg Trials)的首席检察官泰勒(Telford Taylor)在1970年代出版的一本书里,也暗示长崎原爆构成战争罪行。


广岛和长崎原爆幸存者在日本有一专门词汇:“被爆者”

展示实力

长崎原爆是第二颗,也是最后一颗在战争中使用的原子弹,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在长崎投放原子弹也是向莫斯科展示实力。

1945年8月8日,广岛原爆两天之后,苏联向日本宣战,苏联入侵日本的可能性让美国深感忧虑。

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历史学家塞尔登(Mark Selden)说,“向俄罗斯展示实力,比结束在日本的战争更加重要。”

塞尔登也表示,美国研发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花费庞大,杜鲁门政府面临压力急需证明其正当性。

2010年,长崎原爆幸存者谷口稜曄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讲述经历

被爆者世代

“被爆者”(Hibakusha)是一日语词汇,指那些1945年广岛和长崎原爆灾难中幸存下来的生还者。

虽然生还,但被爆者受到放射线威胁,面临康复,生活重建等挑战。

因为美国否认原爆会给人体带来长期影响,所以一开始,被爆者并不为世人所知,直到1957年,日本政府赋予被爆者免费医疗,1978年,外国人被爆者(主要是被迫在日本劳动的韩国人)也享有免费医疗。

在广岛和长崎原爆之后,一共约有65万人获得被爆者身份,根据2018年3月最新的估计,约有15.5万名被爆者仍然在世。

和平努力

和广岛一样,长崎也成为一个致力于和平的城市。

长崎市长田上富久(Tomihisa Taue)曾经公开质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什么日本不参加联合国禁止核武器条约( UN Nuclear Prohibition Treaty)的谈判。

田上富久说,“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战争时期遭到原子弹爆炸的国家,我呼吁日本政府重新考虑依赖核保护伞的政策,并尽早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

在广岛和长崎原爆造成如此苦难和毁灭破坏的73年之后,现在的日本却作为美国盟友,依赖美国的核能力防卫。


谢选骏指出:艾森豪威尔在1963年出版的自传里批评美国对日本的两次原子弹攻击——这等于是在污蔑美国过度使用武力、犯下了战争罪行。艾森豪威尔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实为自由世界的叛徒,出卖了东欧给苏联匪帮,所以他谴责美国对日作战,一点也不奇怪。究其原因,可能因为他具有黑人血统,所以仇恨美国主

流社会。不过,这也使得他愿意出面保护黑人学生,结果彻底改变的美国历史——


《美国小石城事件:101空降师保护黑人学生》(2013年01月07日 何帆)报道:


艾森豪威尔几经斟酌,最终还是决定出兵。首先,与州法相比,联邦宪法与法律才是最高法律。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已经用一场内战解决了的问题,没必要再令今天的总统犹豫纠结。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二战”时曾任盟军统帅,战后当选为美国总统。1957年9月,他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到底要不要调兵南下?兵锋所向,并非欧亚大陆,而是本国阿肯色州州府小石城。军队需要完成的任务,不是平叛镇暴,而是执行最高法院判决。

1954年之前,美国南方各州仍施行种族隔离措施。这类制度强迫黑人接受劣等教育,使用不完善的公共设施,令他们蒙受了无休无止的伤害与侮辱。这年5月17日,最高法院在“布朗诉堪萨斯州托皮卡市教育委员会案”中宣布:“公共教育领域绝不允许‘隔离但平等’原则存在。在教育机构内推行种族隔离,实质上就是一种不平等。”至于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则违反了宪法关于“州……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法律平等保护”之规定,应尽快废除。

“布朗案”判决受到民众欢迎,却遭遇种族主义者的强烈抵制。此案宣判一年后,南方八州还没有一所公立学校真正取消种族隔离。与此同时,来自南方的国会议员联合发布《南方宣言》,宣布“布朗案”是一起“滥用司法权力”的错误判决,是“联邦司法机构篡夺立法权限”的又一起恶例,号召人们以“完全合法的方式”抵制最高法院及“布朗案”判决。

其实,美国建国之初,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曾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论证过,最高法院既无“钱袋子”,也不掌握“枪杆子”,是“三大政府分支里最弱势的部门”。换句话说,如果最高法院的判决得不到承认与支持,司法权威亦将荡然无存。在美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19世纪30年代,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甚至带头顽抗最高法院的判决,调兵强行将切诺基族印第安人从佐治亚州驱逐到西部。

为落实“布朗案”判决,1957年夏天,小石城教育委员会选拔了9名黑人学生,拟安排他们在这年9月转入当地之前只招收白人学生的中央中学就读。这些学生个个成绩优异,智力超群,史称“小石城九人”。然而,就在开学前夜,阿肯色州州长福伯斯突然发表电视讲话,严重质疑最高法院判决的合法性,并宣布将派遣国民警卫队赶往中央中学,阻止黑人学生入校。开学当天,国民警卫队员如期而至,将黑人学生挡在校门外。

在联邦政府的压力下,福伯斯撤回了国民警卫队,但是,由于他一再煽动、纵容,校园周边已聚集了大量对黑人充满敌意的人群,许多暴徒开始闹事,一些黑人记者被误认为是即将入校的学生,遭到野蛮殴打。支持种族融合的小石城市长只好向联邦政府求助。

其实,艾森豪威尔对最高法院废除种族隔离的判决,也持保留意见,认为这么做未考虑到南方的社情民意,行动过于仓促。而且,一旦调联邦军队进入州境,发生肢体冲突,甚至闹出人命,比如打死妇女儿童,种族融合计划又将如何收场?如果南方其他城市也发生小石城这样的事件,又该怎么办?是不是要像南北战争之后的“重建时期”那样,直接实施军管?此外,在艾森豪威尔心目中,公共教育是地方事务,各州政府应担负主要责任。他必须考虑,联邦军队一旦出现,会不会授人以柄,犯了“联邦不得干预州权”的忌讳。

艾森豪威尔几经斟酌,最终还是决定出兵。首先,与州法相比,联邦宪法与法律才是最高法律。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已经用一场内战解决了的问题,没必要再令今天的总统犹豫纠结。其次,近些年的历史已经表明,法院的指令若得不到执行,只会沦为废纸一张。在得克萨斯州,由于州长艾伦·希弗斯带头拒绝执行法院判决,当地黑人学生根本无法进入公立学校。最后,作为前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曾目睹许多黑人士兵浴血奋战,实践已经证明,种族隔离是一种不公正做法。

1957年9月23日,艾森豪威尔决定动用“必要的武力,清除执法障碍,落实联邦法院的判决”。他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根据宪法赋予美国总统的权力”,我“命令所有妨碍执法者马上停止或结束抵抗,立刻解散”。为避免激起过多对抗,艾森豪威尔刻意派出在美国人民心目中富有威望的第101空降师。这支部队参与了诺曼底登陆,经历了“巴登战役”,付出了巨大牺牲,是一支打出来的威武之师。

9月24日,52架飞机载着1000名伞兵,赶到了小石城,并迅速部署在中央中学周围。第二天早晨,骚乱人群再次聚集时,发现校园已被军队封锁。一些人公开辱骂士兵,向他们投掷石块。为避免造成伤亡,伞兵们尽量将刺刀放低,但还是弄伤了少数人。当天,一名男子被刺刀捅伤,还有一人头部被枪托砸伤。上午9点25分,黑人学生们被军用吉普车送进中央中学。伞兵们排着整齐的队列,刺刀朝外,一路护送着9名学生,沿台阶步入校园。相关照片经报纸刊载,迅速传遍世界,也令世人见识了美国联邦政府维护司法权威,废止种族隔离的决心。“小石城九人”中的明尼吉恩·布朗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我活了这么大,头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一位美国公民”。

第二天上午,街头再无人群聚集。黑人学生们正常入学,也没有什么严重意外发生。民意调查显示,68.4%的美国人支持总统的调兵决定。尽管种族主义者叫嚣:“就算动用军队,总统也不会取胜,因为军人不会一直驻扎在小石城”。但是,联邦政府执行法院判决的坚强决心,还是起到了效果。到1959年,许多南方学校开始逐步实行黑白同校。


今天的中央中学,已是美国最好的公立学校之一,2000名在校生中,有52%是黑人,42%是白人。在距离这所学校一英里远的地方,人们可以看到切诺基族人大酋长的妻子的墓碑。当年,因总统对抗最高法院判决,她和族人们被迫迁徙,最终病死途中。这座墓碑和中央中学,共同承载着一段法治往事。学校与墓碑的距离虽短,但是,这个国家在它们象征的两个判决之间,却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不过,目标最终还是变成了正确的方向。


谢选骏指出:没有艾森豪威尔就没有马丁路德金;正如没有艾森豪威尔就没有苏联霸占东欧的可能。


网文《美国的黑人为什么不黑了?》(纽约君)报道:


美国社会有一个神奇的现象。


那些被白人居民称为“黑人”的人,很多看上去一点也不黑,非但与非洲的黑人毫无相似之处,甚至可能比我们还白。但在美国社会的话语体系里,这些人就是不折不扣的黑人,和其他白人不可同日而语。


这事关美国社会曾经有过的一个畸形潜规则“一滴血法则”,让很多人的黑人身份来得不明不白。而这,有时也被作为美国种族融合不力的一个例证。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1、黑人的“新世界”


1619年,20名黑人被一位荷兰船长带到了詹姆斯敦,成了第一批到达新英格兰地区的黑人。与很多人认知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是第一批黑人奴隶,相反,在抵达北美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身份和白人契约工相当。


穷人不分黑白,但穷人之间也分黑白。


在殖民地的草创时期,“人多力量大”是一句真理,而人一多就不好管理,用奴隶制这种剥夺人性的集中管理方法是最简单粗暴的。殖民者从非洲大量收购黑奴让他们成为主人的财产,等同于法律地位上的“物”。


but,王侯将相你有种乎?!


1783年独立战争结束后,北美十三州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但奴隶制和黑人地位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最终触发了南北战争。虽然北方为了占据舆论制高点发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但黑人直到战后也并未得到与白人同等的权利。相反,美国当局在“废除“了奴隶制以后又出台一系列法规限制黑人权利,甚至从法律上确立了种族隔离政策。


谈及美国的种族隔离,“一滴血法则”是绕不过去的话题。


1865年,佛罗里达州率先宣布跨种族通婚为非法行为,并定义了“有色人种”的概念:任何人,只要是有八分之一及以上的黑人血统,就被认为是有色人种。这也就是“一滴血法则”的最初版本。


到了南北战争战后重建时期的几十年,“一滴血法则”被众多州写入法律(多是南方州),对人种的划定标准也更为严苛。1924年,弗吉尼亚州的《种族完整法》甚至规定,对白人来说,只要自己祖上有一丁点非白人血统,那他就不是白人;对黑人而言,只要他身上有一丁点黑人血统,那他就是黑人。在这种文化和法律环境下,跨种族通婚当然是被鄙夷的。


当时美国人坚定信仰的,是保护白人血统的纯洁性不被其他“次等血统”污染,否则怎能算得上高贵的美国人?


但这种坚持自然有着现实的落地困难。二战后,受到亚非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鼓舞,加上工业化的发展,大批黑人流入美国城市,但为数众多的黑人却居于一个“半人”的尴尬地位,这样的社会结构早晚要出事。


1955年,蒙哥马利市黑人为反对种族隔离大规模抵制乘坐公交车,为平权运动打响了声势浩大的一炮。而后,运动采取抵制、静坐、游行、和平进军等方式,于1963年达到高潮。在民权运动的巨大压力下,国会于1964年通过了《美国权利法案》,1965年通过《选举权利法》,正式结束美国黑人在选举权方面受到的限制和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制度,“一滴血法则”也于1967年被判定违宪。


但社会认知却不是那么容易清除的,即使没有法律的干扰,种族区分也仍旧遍布各个角落。“一滴血法则”忽视个体的成长环境,生活经历和自我认知,影响了太多黑人移民。即便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自己的国土不会被认为是黑人,在美国社会却完全被当作黑人看待。这也就诞生了美国街头很多一点也不黑的“黑人”。


2、不黑的黑人


美剧《越狱》的帅气男主“米帅”温特沃斯·米勒的父母都毕业自耶鲁大学,是高知家庭的后代。他的父亲有牙买加、英国、德国血统,母亲是白人,有俄国、法国、叙利亚、黎巴嫩和荷兰血统。从理论上来说他是个酷炫的八国混血。


八国混血吊炸天……


但父亲的牙买加血统导致了一些问题。令米勒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当他少年时期的女友得知他的家谱时,大吃一惊并对他说“滚回你的农场去吧,黑鬼!”这是他第一次因自己的血统受到极大的伤害。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因为身世受到的歧视让米勒一度偏激异常,对自己的认同感很低。


在2003年的电影《人性污点》中,米勒饰演了主角的青年部分。这个一生都无法认同自己种族身份的角色让具有相同种族背景的米勒产生了极大的共鸣,举手投足都是戏,赢得四方好评也是顺理成章了。


流行侦探类美剧《美少女的谎言》中,饰演主角之一Spencer的气场女神特莉安·贝利索里奥在镜头前可以白得发光,但也逃不了黑人的身份。她的母亲是非洲人和克里奥尔人的结合,他的父亲则有意大利和塞尔维亚血统,她白人血统很多,但在一些种族歧视者的眼中这位也是“一滴血黑人”。


“我就是长了张欺骗大众的脸……”


打摔角娱乐出身的明星巨石强森也是位黑人。他的血统异常复杂,多数人想破脑袋也猜不出来,知情者甚至手绘了一幅家族族谱来解释他的血统。简单来说他的父亲是非洲裔加拿大人,母亲是萨摩亚人,属于南方蒙古人种和澳大利亚人种的混合类型,也是波利尼西亚人的一支。大概正是这扑朔迷离的身世让他这么能打。


同样因《速度与激情》名震四方的范迪·塞尔也算是个黑人。他的母亲来自欧洲,但他并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父亲。由于继父是黑人,范常说自己是“有色人种”。但他并没有在公开场合谈论过自己的亲生父亲,也并未确认父亲是黑人。


“兄dei别打了,咱俩都是黑人……”


世界最畅销的女歌手之一玛丽亚·凯莉的皮肤是健康的橄榄色,可能会让你忽略她的“有色人种”身份。她的父亲是非洲裔美国人,母亲是高加索白人,理所当然,她也是位黑人小姐姐了。


其实还是比纯黑小姐姐白不少……


篮球迷可能会知道,NBA“萌神”库里实际上是个黑人,因为他的父亲是黑人。类似,底特律活塞队大前锋/中锋格里芬也是个黑人。从肤色来看,虽然他不黑,实际上外貌中还是带有黑人特征的……头发卷且硬,且颜色介于黄和黑之间。他的父亲是一位纯种黑人,母亲是不折不扣的白人。


除此之外,NBA中肤白的拉文,克莱·汤普森,小里弗斯都是“一滴血法则”下的黑人。


3、我是黑人我骄傲


米帅少年时的经历算不得愉快,也让很多“一滴血黑人”有意识地隐瞒自己的身世。但与此同时也有人坚定不移地说自己是黑人。


比如在介绍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时,“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这样的限定语十有八九会出现。其实奥巴马的妈妈是美国中部白人,爸爸是肯尼亚人,显然他拥有“半黑半白”的血统,单方面强调他是一个黑人也是不合理的。但是奥巴马对外总是自称非洲裔美国人,社会也认同这一说法,这还是与“一滴血法则”脱不开关系。


“哈哈哈我就是个黑人总统……”


在今天的美国社会,“一滴血法则”中的歧视的成分已经淡化不少。自民权运动以后讲究“政治正确”时代的到来,一滴血黑人在大城市里甚至成为了一种荣耀的象征。这样一看,奥巴马把自己、别人把奥巴马说成是黑人也就很好理解了——这都源于那段复杂的、带有偏见的历史所处的、以及所造成的文化环境。


在西方政治正确的舆论大背景下,在涉及到种族、性别和其他“强势者”与“弱势者”之间差异的话题上,人们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只能站在弱者的立场上说话,否则就有歧视的嫌疑,是“政治不正确”的。公众人物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因为社会声誉是他们的生命线和财富之源。


无奈,可这就是现实……


奥巴马认定自己是黑人,是反向塑造了一个最强大的政治正确立场,连他的对手对他的批评也只能点到为止,说多了还会导致自己声誉受损。媒体热衷于说他是黑人总统,一方面是由于“一滴血”法则带来的惯性思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自己找到政治正确的立场,提升口碑。


其实如果我们再严格一点来看奥巴马的身世,会发现这位前黑人总统的身份还有更多可疑的地方:奥巴马的爸爸来自肯尼亚,并不属于若干年前奴隶制桎梏中逃出来的美国黑人群体,当然也并不在“一滴血”的话术体系里。


呵呵,出门右拐美国梦了解一下?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确实是美国历史的进步。


最后,人们都说“既然黑人都能当上总统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呢?”


谢选骏指出:维护苏联、污蔑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很可能就是一个不黑的黑人。


102黑人是美国的特权阶层


《美国教授承认多年假扮黑人:“时时刻刻撒谎”》(BBC 2020年9月5日)报道: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一位专门研究非洲和非洲移民的教授承认自己假冒黑人身份,引起轰动。


这位名叫杰西卡·克拉格(Jessica Krug)的教授承认,自己实际上是来自堪萨斯城的犹太人,祖辈都是白人血统。克拉格写道:“将自己一辈子的人生建立在暴力的反黑谎言之上,撒谎就像呼吸一样,时时刻刻。”


她在出版和社交媒体发布平台媒介(Medium)上发表文章说,我假冒了多种黑人身份,那些我根本就没有资格冒领的身份:先是北非黑人、其后是生活在美国的黑人,接着是根源在加勒比海的纽约布朗克斯黑人。“我与很多信任我、关心我的人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但实际上我既不值得信任更不值得关心。人们与我一起争取权益,为我争取权益,而我一直假扮是加勒比海来的黑人身份不仅是个错误,而且不道德、反黑人、殖民主义。”她为自己辩解说,这些谎言都是因为精神有问题以及她在早年所经历的创伤,但是她也表示,所有这些都不足以成为自己假冒黑人身份的借口。


克拉格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副教授,她的学术研究包括2018年出版的一本论述非洲人和非洲移民社会政治及文化的书籍。


根据媒体的报道,她还作为黑人权益活动人士曾自称是杰西卡·拉·博姆巴勒拉(Jessica La Bombalera)。在今年年初发布的一段视频中,她痛斥纽约人“没有给黑色、棕色的土生土长纽约人留出发言时间”。


克拉格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非洲、加勒比海及移民历史课程。该大学表示已经了解到克拉格在“媒介”上发表的文章,很多她的同事和学生感到“伤害”,她下学期将不会授课。


社会反响


威斯康星州黑人遭枪击后,美国体育明星拒绝比赛

克拉格承认自己假冒黑人身份轰动美国,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她的同事、学生及朋友在网上或在媒体采访中表达了他们的感受。格拉格在“媒介”上的文章虽然承认了自己的假冒身份行为,但却并没有解释她为什么现在承认以及导致她承认的原因。


不过她的友人之一、剧作家哈利·兹亚德(Hari Ziyad)透露,她承认的原因是“她被发现了”,而不是“良心发现”。根据密歇根州立大学移民研究副教授尤迈拉·菲古洛尔(Yomaira Figueroa) 的说法,最近有拉丁黑人裔的学者开始质疑克拉格的身份,询问了她的黑人家庭背景。她在推特中写道:“并没有人搞猎巫清算活动,但是划清界限还是有必要的。克拉格成为新闻人物因为她被揭穿了。”还有研究人类学的教授雅丽玛·博尼拉(Yarima Bonilla)表示,自己被克拉格蒙骗了,不过一直以来总觉得她有些不对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她的确忽悠了我们。不光是让我们觉得她是个黑人,而且让我们觉得自己在政治上、智力上都不如她。”


黑人身份/“肤色论”:脱胎自种族主义的偏见

克拉格并不是美国第一个假冒黑人被曝光的案例。2015年,假冒黑人争取种族权益的活动人士瑞秋·多勒扎尔(Rachel Dolezal)的新闻也曾轰动一时。此前多年,她一直以黑人身份活动,并就职于反种族歧视机构NAACP。 她的父母向媒体表示,她并没有任何黑人血统,祖上几乎都是白人,只有很少美国原著民血统。


对此多勒扎尔解释说,自己从小就自认是黑人。不过媒体爆料称,早在2002年她曾经诉讼历史悠久的黑人大学——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因为她是白人而对她有歧视行为。当时她的名字还是瑞秋·摩尔(Rachel Moore),从霍华德大学获得艺术硕士学位。但是法庭文件显示,她的这一指称被法庭驳回,裁定并未找到霍华德大学歧视她的证据。


改头换面

克拉格假冒黑人身份的事件,让人想起美国著名小说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2000年出版的小说《人性污点》(The Human Stain)。该小说在2003年曾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由著名演员安东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和妮科·基德曼(Nicole Kidman)主演。小说背景发生在1990年代,担任大学教授的科尔曼·希尔克被两名非洲裔学生指控在课堂上有种族歧视言论。希尔克愤而辞职,感觉自己受到排挤,妻子也因此事心脏病发作离世。随着故事的展开,读者发现原来希尔克本人实际上出生在一个黑人家庭。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被误认为是犹太人,之后他完成大学,娶妻生子,却一直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


罗斯的这一小说曾被选为21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在评论人士看来,小说讲述的是一个时代可以如何塑造甚至摧毁一个人的生活,探索的是美国的身份和自我创造问题。


而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究竟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中的什么力量让人如此“改头换面”?


谢选骏指出:这和个犹太女人和其他白人冒充黑人,说明这种冒充可以得到很多好处,换言之,这些诡诈的冒充说明了,黑人是美国的特权阶层——享受着大量的特殊优惠。


《黑人抗议与“白人特权”:一则推特收获二百万点赞的原因》(BBC 2020年6月29日)报道:


美国非裔嫌疑人佛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暴力执法丧生,引发全国各地持续数日的抗议示威和骚乱,把几个历来极富争议的概念推到人们眼前。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 “白人特权”(又称“白种特权”,White Privilege)。


6月第一个星期,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上点赞最多(200万)、转发最多(61.68万)的帖子,是得克萨斯州南方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考古学副教授,44岁的麦考伊(Mark McCoy)发的,说自己也曾和弗洛伊德一样,因为涉嫌用一张20美元假钞购物被警察逮捕,但结局有天壤之别。他说: “这就是白人特权。”


那么,这个概念到底指什么?怎么来的?有着怎样的内涵外延?


正文:我和乔治弗洛伊德都因涉嫌用一张20美元假钞被捕。对乔治弗洛伊德,与我同龄的那个人,两个孩子的父亲,那意味着死刑。对我,则只是一段有时会在聚会中分享的故事。那就是“白人特权”。转发:61.68万,赞:200万


麦考伊的故事

麦考伊教授在《新闻周刊》言论版撰文,回忆了那段经历。1994年,他18岁,某天去商店买东西,付账时递出去一张20美元钞票,结果被发现是假钞,然后懵懵懂懂就被警车带到警局,蹲了一晚上号子,最后被判6个月假释。虽然这种意外遭遇对一个自小是好孩子的白人青年来说心理打击很大,但回头反思,尤其是在黑人佛洛伊德之死引爆全国抗议骚乱的背景下,麦考伊发现两种经历清楚地诠释了“白人特权”这个概念。他说,从白人特权角度看,那就是我进去时就预期会得到公平对待,没有一刻担心事态会完全失控。


麦考伊教授后来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说,自己的推文被那么多人转发,其实心情比较复杂;有头脑的人都在呼吁应该多听听有色族裔的心声,但推特上转发最多的却是他这个白人的文字,但另一方面这也说明大家都开始看清现实,希望“借此促进对话”。


欧洲殖民者贩卖黑奴,又在美国制定了所谓一滴血规则,即欧洲人是白人,但凡身体里有一滴非洲人的血,就不能算白人。一直到1967年前,美国许多地方仍禁止不同族裔间通婚


词典定义


根据牛津和剑桥英语词典的定义,“白人特权”是指在一个多种族共存并且存在种族不平等状况的社会中,相对于其他种族的群体,白种人群体仅仅因为肤色而拥有与生俱来的、其他族裔所没有的优势。这些优势在社会资源分配方面,比如教育、医疗、就业、法律等领域最明显。


剑桥英语词典的例句:“白人特权这个概念解释了为什么白种人更容易进入一个社会的法律和政治机构。”社会学家认为,白人特权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隐形的,拥有这些特权的人通常不会意识到这点,也不愿承认。


这种由肤色赋予的特权嵌在种族多元社会的肌理中,因为不是靠实力挣得,也不被其他族裔认可,所以成了多元种族社会的一个潜在冲突源。和大部分涉及种族、歧视的概念一样,“白人特权”自诞生以来就争议不断。


批评者认为,它用肤色/白色特征来代表阶级,忽略了其他权力结构和各种社会属性所附带的其他一系列内在特权。还有不少人认为它具有攻击性,冒犯性。


来胧去脉

不同肤色、不同族裔的人对“白人特权”有不同的理解;这种特权在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收入群体和不同的历史时空里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英国伯明翰大学的黑人研究教授,同时也是英国黑人权益活动人士,克辛德·安德鲁斯(Kehinde Andrews)教授认为,这个概念最早出自193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活动家威廉·杜波伊斯(William Du Bois)笔下;他用这个概念来解释美国白人劳工如何因为肤色而得益于种族隔离政策。


另一种较普遍的观点认为,“白人特权”是美国社会学家佩吉·麦金托什(Peggy McIntosh)1988年在一篇论述白色特权和男性特权的文章里提出的,还开列出近50种表现形式各异的“白人特权”。她在1989年的“白人特权:打开隐形背包”一文中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这篇文章发表在《和平与自由》杂志上,后来被视为了解“白人特权”的入门读物。


麦金托什称之为“无形的、没有重量的背包”的白人特权,可以体现为特殊待遇、保障、工具、地图指引、解码手册、通行证、护照签证、服装、制南针、救生服,以及空白支票。也就是说,白人特权可以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包括就业、教育、医疗和个人发展等多方面成为体制的一部分。这包括对自我价值观的文化认可,与生俱来的特殊社会地位和不言而喻的各种社会生活自由和权利。她提出这个概念的目的之一是希望白人意识到自己与生俱来的特权,意识到根据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理念,自己有责任尽可能减少这种特权,因为"白人特权"造成了种族社会关系不平等的现状。


从那以后,“白人特权”就经常被用来解释移民国家多元种族社会的内在权利架构,以及这种体制性的隐性特权如何使白种人享受更多社会资源、利益,同时将有色人种置于劣势、弱势地位。华裔美国NBA篮球明星林书豪(Jeremy Lin)在推特上对奥斯卡颁奖礼上洛克的亚裔“笑话”表示强烈不满。


华裔和白人特权

2016年2月,美国发生了两件与华裔直接相关的事,一是纽约华裔警察梁彼得执勤时开枪,子弹弹跳击中没有武器的黑人,被判过失杀人。判决出来后引起华人社区抗议,认为梁彼得案判决存在种族歧视。


另一件事是奥斯卡颁奖礼上主持人洛克将3名身着西服、提公文包、戴眼镜的亚裔儿童请上台,说他们是“最敬业、最专业、最勤奋” 的会计师,还说 “如果你对刚才这个笑话不满,欢迎你用手机发条推文。不过你的手机也是这些孩子们做的。”这番充满对华裔歧视性刻板印象的调侃立刻招致一片抗议声。


《外交政策》撰稿人傅亦沁在《亚裔在美国的尴尬处境》一文中指出,这两件事凸显了美国亚裔被白人排挤,被其他有色族裔敌视的现状。“他们一方面确实因为外国移民比例高、文化上重视教育而取得了高学历、高文凭,另一方面也要面对种族歧视;一方面被白人认为‘不够白’,在学校、职场受到排挤,另一方面又被其他少数族裔认作'白人特权阶级'的一部分,因而找不到在平权运动、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


2020年明尼苏达州黑人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暴力执法致死引发示威和骚乱,一片抗议声中还可以听到一些针对华裔的敌意,比如华人挣钱够多,已经进入白人特权阶层了,等等。


从华裔的角度看,在努力“融入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的过程中,也和其他少数族裔一样,不由自主地接纳了白人特权这种社会主流意识“隐形资产”,包括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表现。


白人特权不代表什么

英国广播公司BBC Newsbeat曾请到二位社会角色迥异的嘉宾分享他们怎么理解白人特权。


一位是英国伯明翰大学的黑人研究教授,同时也是英国黑人权益活动人士,克辛德·安德鲁斯(Kehinde Andrews)。他是黑人团结组织(OBU)创办人,黑人研究协会(BSA)联席会长。


另一位是26岁的JT弗劳厄斯(JT Flowers),居住在英国的美国饶舌歌手,学生,社会活动人士。他们认为,多元族裔社会,享有白人特权并不代表人生道路坦荡顺畅,没有挫折磨难,或者就因为是白人生活就必然比有色族裔好。


但白人特权确实意味着肤色不会导致生活更艰难,更多挫折和失败。弗劳厄斯对这一点很有感触。他认为有些人抵触这个词,可能主要出于误解。他解释说,一个白人也可能很穷,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或者在职场遭遇语言障碍;作为白人并不等于不会陷入各式各样的弱势、劣势。


在他看来,白人特权意味着白人不必时刻想到自己的肤色,而这一点对有色族裔来说是一种奢侈。


白人特权还意味着出门在外不必担心因为肤色而受到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或压迫。JT弗劳厄斯说,社会各界各族裔应该成为非裔的“同谋”;单单做盟友已经不够了


“心理作用”

安德鲁斯教授认为,“白人特权”带来的好处更多是心理上的,在某些情况下因为是白人而受到区别对待,这是一种令人愉悦的感受。当然,还有其他衡量的维度,比如有些白人比另一些更有特权,有更多种类的特权。


从心理层面看,不少学者指出黑人比白人多了一层担忧,担心别人会怎么对待自己。汤姆·汉克斯主演的好莱坞获奖影片《绿里奇迹》(Green Mile)对此有细致入微的揭示。


影片中一个大个子黑人被控奸杀白人少女投入死囚监狱,最后真相大白,他具有某种特异的疗伤救命能力。他偶然遇到遭白人恶棍奸杀的少女,正设法救她时被逮捕,定罪。现实生活中以肤色、以外貌区别待人的例子也不少。


BBC广播一台音乐节目主持人Ace是黑人,身材魁梧,留着大胡子。他承认自己的外表对有些人来说挺可怕。他说,在街上看到一个白人女性从对面走过来时,我会穿过马路到对面去,这样她可以不紧张,但这么做也让他自己感到尴尬。


白人特权和种族主义

白人特权不同于种族主义、种族歧视、白人至上主义和逆向歧视等。在白人占主导的社会中,白人被认为是正常的标准,因此白人与生俱来拥有的隐性利益被其他族裔视为白人的特权。对白人特权的利用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


种族主义的特点是主动、行为、选择,通常会对弱势族裔造成伤害;白人特权则是被动、与生俱来,是隐性利益,而且许多人往往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享受这些隐形资产。但这种约定俗成、世代相传的社会潜意识为种族偏见、种族歧视、白人至上主义提供了土壤和基础。


美国社会中亚裔、非裔、拉丁裔和白人的种族关系话题近年来不断引起媒体关注。


种族主义在殖民地时期达到顶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民权运动迭起,种族平等逐渐在法律和政策层面得到保证。但在现代多族裔移民国家,种族关系错综复杂,各族裔间的关系和少数族裔与白人群体的关系交错并存,紧张、矛盾和冲突难以避免。


谢选骏指出:黑人抗议“白人特权”,这说明他们认为自己的黑人特权还是不够,比不上白人特权来得优厚——为此他们在一则推特上面就发动了二百万点赞!这恰恰说明黑人已是美国的特权阶层——如果亚裔叫苦,就没有这样的声势。


103美国开始红色恐怖的进程


《马纳福特欺诈案主审法官称收到死亡威胁》(2018年8月18日 转载美国之音等)报道:


8月17日,前川普团队竞选主席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经济案的主审法官埃利斯三世(T.S. Ellis III)披露,他已因该案遭到威胁,目前出行需法警保护。川普总统当天也对记者表示,他认为审判马纳福特对美国来说是悲哀的一天。


负责审理川普前竞选主席保罗·马纳福特被告欺诈案的法官埃利斯表示,他收到了死亡威胁,目前受到美国法警局的保护。


美国联邦地区法官埃利斯星期五告诉记者,联邦法警们和他“如影随形”。他还说:“我甚至不能单独去酒店;我不说酒店的名字。” 


记者周五敦促埃利斯公布陪审员名单,但他以安全为由拒绝了这一要求。埃利斯称,公布名单可能导致陪审员也遭到威胁,他希望保护陪审员的“安宁和安全”。


周五,陪审团对马纳福特案的审议进入到第二天,川普同日称对马纳福特的审判“令人悲哀”。


川普周五在白宫告诉记者说:“我认为对马纳福特的整个审判非常令人悲哀,当你看到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时。”


“他为我工作了非常短的时间,” 川普补充说:“但你知道吗?他恰巧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并且我认为他们对马纳福特的所作所为非常令人悲哀。”


川普拒绝回答是否有可能赦免69岁的马纳福特。


星期四,由六名男子和六名女子组成的陪审团在维吉尼亚州的一个法院闭门审议了大约七个小时。在此期间,他们向法官提出四个问题,包括对“合理怀疑”含义的澄清。根据美国法律,必须证明被告人的罪名“超出合理怀疑”,否则不能对其定罪。


其它问题涉及马纳福特涉嫌逃税和银行欺诈的具体细节。


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星期四做了最后辩论。检方说,马纳福特的生活“充斥着谎言”,他购买了宫殿般的豪宅、名贵的西服、汽车、电子产品和其它昂贵物品。


检察官格雷格·安德烈说:“马纳福特在有钱的时候,为了保住更多的钱,他说了谎,当他没钱的时候,为了获取更多的钱,他又说了谎。”


但是辩护律师理查德·威斯特林对陪审团说,马纳福特应当被宣布无罪。他说,政府并没有拿出充分的证据,无法“超出合理怀疑而证明有罪”。


威斯特林说,正因为如此,辩方决定不传唤任何证人,而且也不让马纳福特本人作证,便结束举证。


威斯特灵攻击了公诉方的说法,也就是马纳福特在离岸账户隐瞒千万美元资产,以逃避向美国纳税,从而维持他的奢侈生活。威斯特林说,马纳福特在2016年年底的经调整后的净资产是2130万美元。


威斯特林说:“有鉴于这样的证据,我们怎么能说他没钱?”


威斯特林还攻击了检方的明星证人、马纳福特的前助理、前川普竞选阵营副主席里克·盖茨,说他是撒谎者和窃贼。


在马纳福特案开审前,盖茨已经认罪,承认帮助马纳福特隐瞒巨额资产,以逃避向美国交税。盖茨正等待量刑裁决。


检察官安德烈指称,总的来说,马纳福特没有交税的收入“超过1500万美元”。


政府公诉方声称,多数的钱财来自马纳福特为前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的游说工作。亚努科维奇在基辅2014年的民众起义中被推翻,逃亡俄罗斯。


本案得到全美关注,因为这是穆勒团队的检察官的第一起审判。穆勒团队正在就俄罗斯对2016年选举的干预展开范围广泛的调查。


他们正在调查川普的助理是否为帮助他赢得总统大选而与俄罗斯合谋以及身为总统的川普是否通过试图破坏调查而构成妨碍司法。


马纳福特常年在华盛顿担任说客。但针对他的案件与川普的竞选基本不沾边,几乎所有指控都事关他的金融交易以及他如何处理银行贷款和从亚努科维奇那里拿到的钱财。


美国地区法院联邦法官埃利斯三世之所以拒绝公布马纳福特案陪审团成员信息的要求,是因为他相信,如果把陪审团名单公开,这些人也会遭到威胁,正如他当前的境遇一样。


埃利斯表示,目前他无论去哪里,都有美国法警(U.S. Marshals)陪同。


埃利斯是在陪审团审议案件的第二天透露了这一惊人的消息。


埃利斯是一名办案严谨的法官,在对马纳福特进行庭审的几天中,他多次批驳特别检察官穆勒(Robert Mueller)团队的指控,引发了媒体的格外关注。


公布陪审团成员名单的动议是由《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和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CNN)等数家媒体联合提出的,他们想获知案件的进展,包括陪审团信息。


埃利斯法官也拒绝公开庭审会谈及法官与双方律师的私下谈话记录。但他表示,在审判结束时,这些文件都会公诸于众。


经过近三周的审判,面对十八项逃税及银行欺诈指控的马纳福特正等待判决。但马纳福特否认犯有上述罪行。


川普周五就马纳福特一案发表了评论。他在白宫告诉记者,审判马纳福特的整个事件令人悲哀,“当你看看正发生什么事时,我想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很悲哀的一天。”川普指出,马纳福特只为他工作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但他认为马纳福特是个很好的人。而且,关于穆勒团队对马纳福特所做的一切,他觉得非常令人悲哀。


不过,当记者问及川普是否打算赦免马纳福特时,川普干脆地拒绝:“我不谈论这个。”马纳福特是因通俄门案件涉入穆勒调查的。由于施压无效,挖不出任何不利于川普的证据的穆勒严厉报复马纳福特。如果穆勒的指控成立,69岁的马纳福特或在监狱度过余生。


谢选骏指出:如果说白色恐怖是国家暴力,那么红色恐怖就是群众专政和民间暴力了。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开始了社会主义进程,现在美国已经开始了红色恐怖的进程了吗。或者是文革那样的国家暴力和民间暴力的有机粘合?


104不听党的话使得美国变得伟大


《怒斥川普帮大银行剥削学生 他愤而辞职》(2018-08-29 观察者网)报道:


周一,负责监管1.5万亿美元学生贷款的美国联邦政府高官宣布辞职,怒斥大银行“剥削学生”,并称特朗普政府削弱其部门,使工作步履维艰,“辜负了学生借款人的期望”。


8月27日,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披露了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以下简称CFPB)学生贷款监察专员赛斯弗罗曼(Seth Frotman)的辞职信。


弗罗曼宣布于9月1日起辞去职务,称该局的领导层“背弃了年轻人和他们的财务前景。”他在信中指责CFPB代理局长麦克马瓦尼(Mick Mulvaney)和特朗普政府,称其削弱了该机构保护学生借款人的能力。


“很不幸,在你的领导下,CFPB已经抛弃了由国会指派我们保护的消费者,”弗罗曼对马瓦尼写道,“相反,你利用该局为美国最强大的金融公司服务。”他还爆料称,“去年有证据显示,美国一些最大的银行在全国范围内剥削学生,对他们收取法律上存疑的费用,然而CFPB的领导层却把这事压了下去。马瓦尼任由学生遭受(银行的)‘掠夺’,而拒绝将这一现状公之于众。”


NPR认为,这封辞职信抛出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即联邦政府是否愿意监督学生贷款市场并保护学生的权益。据悉,美国的助学贷款分两种:联邦助学贷款和私人助学贷款。


联邦助学贷款由美国教育部发起并资助,是大多数美国学生的首选。而私人助学贷款由银行或财务公司拨付,没有政府机构担保,利率和费用较高,一般只在学生贷款超出联邦借款限额的情况下使用。


据华尔街见闻报道,美国的学生贷款规模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超过4400万美国学生背负贷款,对于20-30年的长期贷款,每个学生每个月平均要还款约350美元。


助学贷款重压带来诸多社会经济问题

2017年,彭博社的报道称,美国大学生平均每人拥有3.4万美元的学生贷款债务,大约有5%的学生拥有10万美元的债务。沉重的助学贷款负担,严重影响了借款人的生活,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2007年至2015年间,美国年轻人的住房拥有率显著下降,原因之一就是高额学生贷款债务。助学贷款还让借款人的父母被“套牢”。CFPB和美国教育部共同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90%的私有金融机构助学贷款是由父母或者祖父母共同签署的,也就是说如果大学生本人不能按时还款,那么其父母或者祖父母将需要承担还款的连带责任。美国公民金融集团发布的一项报告则显示,美国大学生的父母中,有94%感受到了孩子助学贷款的压力,超过一半的父母认为孩子的助学贷款会危及他们的退休计划。


助学贷款不仅让借款人本人及其家庭备受压力,直接导致消费支出减少,也让美国政府有点“喘不过气”。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16年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17—2026年,联邦政府在助学贷款项目上的损失可能高达1700亿美元。然而,在同一时期,联邦政府还需要再发放1.1万亿美元的助学贷款,这和现在1.4万亿美元的助学贷款总额几乎持平。而私人金融机构发放的助学贷款坏账同样会形成巨大的金融风险。


CFPB助力学生贷款市场监管,却被特朗普政府边缘化

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金融业的弊端,奥巴马政府于2011年成立了CFPB,旨在“促进公平和透明的抵押贷款,信用卡及其他消费金融产品和服务”。


据NPR报道,自2011年以来,CFPB处理了超过6万份学生贷款投诉,并通过调查和执法行动向受害的借款人返还了超过7.5亿美元。


过去三年,弗罗曼一直担任CFPB的学生贷款监察专员,审查了数千起学生借款人关于私人贷款方,贷款服务商和收债员可疑做法的投诉。然而在过去的一年中,特朗普政府却在将该机构边缘化。


去年8月,美国教育部宣布将停止与CFPB分享有关联邦助学贷款的信息,称该局“管得太宽”,迷惑借款人和贷款服务商。


今年5月,马瓦尼呼吁对弗罗曼的部门进行重大改组,将其并入该局的金融教育办公室。作为回应,弗罗曼在辞职信中写道,“CFPB当前的领导层屈服于政治压力,削弱了该局监管助学贷款市场的权限,辜负了学生借款人的期望。”


CFPB前助理局长霍莉彼得雷乌斯(Holly Petraeus)告诉NPR,她为曾和弗罗曼共事而感到“荣幸”,称“弗罗曼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他辞职的动机很纯粹:他想帮助背负贷款的学生。”


对于弗罗曼辞职一事,CFPB官方声明表示,不会对具体的人事问题发表评论,希望离职员工在其他方面获得成就,并感谢他们所做的工作。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的“观察者网”可能想象不到也无法理解,正是“不听党的话”才“使得美国伟大”——弗罗曼辞职正是“不听党的话”,是典型的“吃党的饭、砸党的锅”。共产党中国严禁“吃党的饭、砸党的锅”,因此也就没有这样“不听党的话”的官员——中国如何能够伟大呢。不过不用过于悲观,因为这样的官员迟早都会出现的,因此历史上中国曾经伟大的时候,确有这样的好官。


105选举人团制度基于美国联邦制度


《选举人团制度将毁掉美国》(2020-09-10 纽约时报》报道:


上周,民调分析师内特·西尔弗(Nate Silver)在Twitter上发布了一张图表,阐释乔·拜登(Joe Biden)如果在11月赢得多数选票,成为总统的几率会有多大。


这个“如果”可能是不必要的。很难有人对拜登将赢得最多选票的说法提出异议。这不是自由派的幻想。前不久,在四名资深共和党竞选经理的小组讨论中,一人承认,“我们将失去普选。”另一人回答说:“哦,肯定的。”真正的问题是,相较于川普总统,拜登是否能赢得足够多的选票,以克服今年选举人团中的偏差。


西尔弗的分析令人振奋。如果拜登以五个百分点或更高的优势胜出,如果他以超过700万张选票的优势击败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那么他将会稳操胜券。如果他比总统多赢得450万张选票,他仍然有四分之三的机会成为总统。

但如果不是这样,拜登的胜算就会一落千丈。假如拜登仅以300万张选票获胜,川普连任的可能性就会陡然增大。如果拜登的优势下降到150万张选票——大约是罗得岛州和怀俄明州人口的总和——那就别想了。在这种情况下,拜登当选总统的几率不到十分之一。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这让我很生气。是的,我知道美国从来没有通过直接普选选出它的总统;我为此写了一整本关于这方面的书。我仍然无法理解,在一个基于所有选票平等原则的代议制民主制度中,为什么赢得最多选票的人可以——而且确实是一再地——输掉这个国家最具影响力的选举。


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她赢得的选票比唐纳德·川普多出近300万张,差距超过两个百分点,但是由于在三个州的选票不足8万张而落败。距离选举日还有两个月,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的几率高到令人不安。这是一件坏事。总统是唯一一个必须平等代表所有美国人的职位,无论他们住在哪里。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必须从全国各地的所有美国人那里赢得最多的选票。


当今的选举人团制度运作情况尤为鲜明地提醒人们,我们的民主是不公平、不平等和不具有代表性的。世界上没有其他先进的民主国家使用这样的东西,它们是有充分理由的。正如川普会说的那样——尽管不是出于正确的理由——选举受到操纵。


如今,选举人团制度的主要问题并非如其支持者和反对者所认为的那样,在于它赋予小州的权力过大。这些州的权力确实从手中参议院的两张选举人票中得到了提升,但与真正的罪魁祸首——全州赢家通吃的法律相比,这种好处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些法律是建国初期各州为获得政治优势而通过的,尽管制宪者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各州将所有选民的选票都授予在本州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其结果是抹杀了该州所有未投票给领先候选人的选民。


如今,有48个州采用赢家通吃的办法。因此,大多数州都被认为是“安全的”,也就是说,一方或另一方可以轻松获胜。再多的竞选活动也无法改变。唯一对双方都有影响的州是那些“战场”州,尤其是像佛罗里达和宾夕法尼亚这样的大州,在这些州,几千张甚至几百张选票的摇摆,就能使整个选举人团票从一个候选人转向另一个候选人。


这一制度的害处并非只是现在才引起注意。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对各州赢家通吃的规则也感到非常不安,他认为这是选举人团制度在19世纪初形成时的主要缺陷之一。


正如麦迪逊在1823年的一封信中所写的那样,采用赢家通吃规则的州“就像一串珠子”,并不能反映其公民真正的政治多样性。他非常不喜欢这种做法,并呼吁通过宪法修正案禁止它。


不仅仅是自由派明白赢者通吃的问题。1950年,得克萨斯州众议员艾德·戈赛特(Ed Gossett)在国会发表演讲,抨击不公平的选举制度——这个制度令一些选民仅仅因为自己的居住地,就能在选举中比其他人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当时,纽约是美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摇摆州,决定其摇摆方向的选民是大城市地区的少数种族和民族。


“那么,请理解我不反对在哈莱姆区的黑人投票,也不反对他的选票被计数,”戈赛特说,“但我确实不喜欢两党都会花一百倍的金钱去争取他的选票,而且他的选票在国家政治的天平上,价值是得克萨斯州一个白人的选票的一百倍。”


“仅仅因为他们(少数种族和族裔)恰好位于两三个大的工业枢纽州,就如此重视他们的几千张选票,这是否公平,是否诚实,是否民主,是否符合任何人的最大利益?”他还说。


在詹姆斯·麦迪逊那封信发表200年后,一州赢家通吃的规则仍在削弱我们的政治,人为地分裂我们。每隔四年,在真正的总统选举开始前,数千万美国人的选票就已经神奇地消失了——大约在选举日的六周后,538名选举人聚集在全国各地的州首府投票选举总统。“蓝州”把他们所有的选举人票都给予民主党人,不管有多少共和党人投给他们的候选人;“红州”则正相反。


鉴于种种原因,废除选举人团制度目前还不在讨论范围内,因此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像麦迪逊在两个多世纪前试图做的那样:废除各州层面赢家通吃的法律。这可以通过《全国普选州际协定》(National Popular Vote Interstate Compact)来实现,该协定是各州之间达成的一项协议,规定将自己的选举人团选票投给全国(而不是各州境内)赢得最多选票的候选人。当代表多数选举人票的州加入时,该协议就将生效,这会使得所有美国人的选票都与彼此有关,而且每个人的选票都是平等的。得票最多的人将自动成为总统。


如果你认为这是心怀怨恨的民主党人为了获胜而策划的阴谋,那么试想得克萨斯州将会变成蓝色。也许今年不会,也许到2024年也不会。但它正朝着那个方向发展,当它成为蓝色时,共和党人将面临一个令人不快的意外。2016年,唐纳德·川普在得州赢得了大约450万张选票。一旦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赢得更多选票,所有这些共和党选民就会突然消失,共和党候选人入主白宫的希望渺茫。正如艾德·戈赛特所问,这怎么公平?


每当最新的总统大选全国民调公布后,随之而来的都是异口同声的回应:谁在乎呢,全国普选毫无意义。好吧,我在乎。还有几千万美国人也在乎。


唐纳德·川普也在乎。“选举人团制度是民主制度的灾难,”他在2012年大选之夜发推说。为什么?因为当时他相信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会赢得普选,输掉选举人团票数。他不仅从未删除这条推文,还继续声称自己在2016年赢得了普选。除非他内心和我们其他人一样,相信获得最多选票的人应该获胜,否则他为什么这么在意地提出这个问题?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作者大概不是美国人。因为它竟然不懂选举人团制度基于美国联邦制度,说“选举人团制度将毁掉美国”,意思大概是“选举人团制度不能适应美国的发展”;否则它就无法解释,为何奉行选举人团制度两百多年来,美国越来越强大这一事实。


网文《美国选举人团》报道:


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是美国总统选举的方式,是一种间接选举,旨在选出美国总统和副总统。根据《美国宪法》,美国各州公民先选出该州的选举人(也就是参众两院议员),再由选举人代表该州投票;由于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并考虑到各州的特定地理及历史条件,采取选举人团制度保障各州权益,并且代表50个州共同选出联邦总统。


制度

一个州为一个选举人团单位。各州的选举人数意即该州在参众两院议员总人数。例如:纽约州有2位参议员与27位众议员,所以共有29张选举人票。目前共538名选举人,结构为100位参议员与435位众议员,外加首都华盛顿特区特有的3张选举人票。各州当中以加利福尼亚州选举人票最多,达55张;得克萨斯州38张,纽约州、佛罗里达州29张;而阿拉斯加、特拉华、怀俄明等州最少,只有3张。

1961年批准的第二十三条宪法修正案给予华盛顿特区选举权,同时规定特区所拥有的选举人票数不得超过人口最少之州的选举人票数(即3人),因此华盛顿所拥有的选举人至今为3人。

得到超过半数选举人票(即获得270票)的总统候选人获胜。

除了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加州两个州是采用众议员选区方式。在每个众议员选区的总统选举获胜者各获得一张选举人票(可看作是众议院选票,一个选区只有一位众议员所以只有一张选票),在全州总统选举获胜者获得剩下的两张选举人票(可看作是参议院选票,每个州都只有两位参议员所以只有两张选票)。从而达到选票分散的目的,但至今为止仍未出现选举票分裂的情况,因为各选区的选出的人选仍是同一位。其余48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均实行“胜者全得制”(Winner-take-all),即把本州的选举人票全部给予在该州获得相对多数普选票的总统候选人。

如果所有候选人都未能获得半数以上的选举人票,则由众议院从得票最多的前三名候选人中选出总统。1824年,约翰·昆西·亚当斯即在此种情况下,最后由众议院投票选举为总统。

选出方式

总选票制(General ticket system;Unified ticket system):

美国总统选举时,选民直接投票选举总统的选举人,然后在选举人票制度的基础上进行计票。计票采取“胜者全得制”的原则,各州选举人票之和,即为该候选人最终获得的总选举人票。总选举人票超过半数(即270张)就可当选。


一个典型的选举程序如下:


各党派推出自己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在各州注册;

各党派在各州推出自己的选举人,通常都会选择那些长期为本党服务的忠诚党员;

在选举日进行普选,计算各党选举人之总票数,确定各州获胜者;

在各州获胜者所属党派推出的选举人成为该州选举人团(一般遵行“胜者全得制”,只有内布拉斯加和缅因两州稍有不同);

各州选举人在各州首府集会投票选举总统和副总统。

各州通常都会要求选举人宣誓保证将票投给他所属党派推出的候选人(也就是在本州普选中获胜的候选人),绝大多数选举人必须根据该州的选举结果,全数投给胜出该州的总统及副总统候选人。在少数情况下,选举人会因为个人感情或者粗心等原因没有这样做而成为失信选举人,然而失信选举人一直未有明确的处罚。


历史/制度的诞生

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选举总统。不过当时还没有“总统”(President)的提法,会议初期提出的弗吉尼亚方案和新泽西方案以及后来的讨论和各项决议中,都只是使用了“行政官”(Executive)的一般措辞,直到最后由莫里斯起草宪法文稿时,才采用President的头衔来称呼新政府的首长。行政官的选举方式,在制宪会议上主要有四种方案:由国会选举,由各州州长选举,由全国人民直选,由选举团选举。


由各州州长选举和由人民直接选举的方式一开始就遭到了较多的反对,选举方式于是只能从国会选举和选举团选举中选择,其中国会选举的方式在一开始就占了上风。制宪代表谢尔曼先生的意见很有代表性,“由国会选举,并且要行政官绝对依赖议会,因为行政要做的事,就是执行议会的意志”,“世上若有所谓暴政,其实质就是行政独立于最高立法部门”。但到7月17日讨论议会对行政官的弹劾罢免权时,由国会选举的方式引发了相当的争议。莫里斯、威尔逊、麦迪逊等人认为行政必须与议会分开,“如果行政官既由议会选举,又由议会罢免,行政官不过是议会的产物”,因此,他们主张让行政官摆脱对议会的依赖,因而反对由议会选举行政官。经过麦迪逊等人的反复说明和辩论,会议代表们最后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大部分制宪代表认为:一是由人民直接选举总统极其困难,因为国家幅员辽阔而当时的交通又不便,况且南北方的差别较大,人民不能全面了解情况,容易受少数阴谋家的操纵。二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应该相互独立,相互制约,所以总统不应受到国会的控制,不应由国会选举产生,“行政官的选举应该交给别的源泉”,而用选举人替代人民大众选举行政官,才能最有效地绕过这些弊端。最后,制宪代表们达成妥协,采纳了选举人团的方案。同时对于选举人产生的方式代表们的意见还存在分歧,于是就这个问题暂时搁置起来,留给各州议会自行决定。


“胜者全得制”的形成


美国选举团制度的特别之处还在于,除了缅因和内布拉斯加两个州外,其余48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均实行“胜者全得制”(又称“赢家通吃制”,the winner-takes-all System),即把本州的选举人票全部给予在该州获得相对多数普选票的总统候选人。其实这种“胜者全得”制度并非一开始就确立,它的形成源于1800年美国总统选举。这次选举中,政党登上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美国在建国之初,不管是华盛顿还是杰斐逊等建国之父都是反对政党竞争的,但是后来由于政见不同,汉密尔顿、亚当斯等人和杰斐逊交恶。1792年杰斐逊辞去国务卿之职,着手组建民主共和党。在18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杰斐逊及其搭档伯尔胜出,亚当斯落败,可由于当时宪法并没有规定选举团分别投票选出总统和副总统,而是各位选举人每人笼统投出两票,导致杰斐逊与伯尔两人票数相同。后在众议院的复选中,经过多轮选举杰斐逊未达当选票数,最后在汉密尔顿的劝说下,联邦党的支持者转为支持杰斐逊才最终选出总统。


1800年美国总统选举直接导致了宪法第十二修正案对总统选举制度的补充。修正案改变了每个选举人投两票,改成投一票给总统,另外投一票给副总统。同时这次修正案在没有明文出现“政党”(party)字眼的情况下正式承认了政党的合法活动地位。自此以后,总统和副总统的候选人开始在政党组织下搭配竞选。政党在全国范围内推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相应在各州推出自己的选举人团。1824年美国总统选举后,大选举团的选举人都是由全州民众选举产生的,民众投票以前都知道什么选举人将会投什么总统候选人的票。现在,虽然选票上直接印的是总统候选人名字,但50个州及华盛顿特区的选民在投票时,实际上还是选择所在州的选举人团。获胜的选举人团在12月的一天就代表该州投票选总统,一般都选胜出该州的总统候选人。值得说明的是,各州的总统选举人在当选前一般都需向选民承诺支持某党的总统候选人,但在实际投票时,仍出现了少数“失信选举人”现象。


“胜者全得”制度实际上是以各州选举的相对多数制为基础的。由于政党组织竞选和各州普选选举团,这样即使民众在开始投票的时候比较分散,但只需一党获得相对多数就可赢得本州的全部选举人票,因此大选举团在各州首府正式选举总统时,获胜的总统候选人支持率一般都能超过半数,这也有效解决了总统选举时的票数分布分散的问题。在历届总统竞选中,人口较多的州由于众议员较多,选举人票也就较多,就成为候选人竞争非常激烈的地区;同样,由于“胜者全得”的制度,小州至少也有三张选举人票,总统候选人也不敢忽视。大选举团的设置使得当选总统所得到的支持在地域上的分布比较平衡,用来弥补由于人口密度和分布的不均衡而造成的地域上的不平衡,这一点在客观上对于幅员辽阔、各方面差距很大的联邦制国家是十分重要的。


各州选举人票数

根据联邦宪法的规定,美国人口调查局每10年会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其结果将决定各州选举人票的数量。美国进行的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是在2010年,根据其结果,美国各州的选举人票数如下:


州名 选举人票数 州名 选举人票数 州名 选举人票数 州名 选举人票数

亚拉巴马州 9 印第安纳州 11 内布拉斯加州 5** 南卡罗莱纳州 9 (+1)

阿拉斯加州 3 艾奥瓦州 6(-1) 内华达州 6(+1) 南达科他州 3

亚利桑那州 11(+1) 堪萨斯州 6 新罕布什尔州 4 田纳西州 11

阿肯色州 6 肯塔基州 8 新泽西州 14(-1) 得克萨斯州 38(+4)

加利福尼亚州 55 路易斯安纳州 8(-1) 新墨西哥州 5 犹他州 6(+1)

科罗拉多州 9 缅因州 4** 纽约州 29(-2) 佛蒙特州 3

康涅狄格州 7 马里兰州 10 北卡罗莱纳州 15 弗吉尼亚州 13

特拉华州 3 马萨诸塞州 11(-1) 北达科他州 3 华盛顿州 12(+1)

佛罗里达州 29(+2) 密歇根州 16(-1) 俄亥俄州 18(-2) 西弗吉尼亚州 5

乔治亚州 16 (+1) 明尼苏达州 10 奥克拉荷马州 7 威斯康星州 10

夏威夷州 4 密西西比州 6 俄勒冈州 7 怀俄明州 3

爱达荷州 4 密苏里州 10(-1) 宾夕凡尼亚州 20(-1) 华盛顿特区 3

伊利诺州 20(-1) 蒙大拿州 3 罗德岛州 4 总数 538

** 缅因和内布拉斯加两个州是采用众议员选区方式(在每个众议员选区的总统选举获胜者各获得一张选举人票,在全州总统选举获胜者获得剩下的两张选举人票)


争议

美国总统选举所采取的选举人团制度是美国建国以来的选举制度,一直有效运作。但是也有正反意见存在:


其支持者的观点有:


选举团制度可以更好照顾小州和偏远地区的利益,巩固联邦。

方便计票,可以早出选举结果。

在候选人选票接近时便于对争议地区复查。

有观点认为选举团选举并非不民主,只是以各州为计票单位后全国相加,不能简单谓其不民主。

一方面具有了民主的功能,另一方面又实现控制,不仅能照顾到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更体现了对小州人民的尊重和关心。

选举人团以州的选举人为计算单位,可保障小州权益,避免大州长期取得较多普选票可控制全国政局。

就强化了两党制缺点而言,如果两党都不支持,可以投其他候选人。

在21世纪改变此制度仍然有一定困难。

其反对者的观点有:


违背选举“多数决”原则:

普选票较多未必能当选总统。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这种情况,例如1824年的约翰·昆西·亚当斯、1876年的拉瑟福德·B·海斯、1888年的本杰明·哈里森、2000年的乔治·W·布什、2016年的唐纳德·特朗普等当选人,其普选票都少于对手(除1824年之外,皆为共和党赢得选举)。就算在这种情况下“验票”也不容易翻盘,因为美国过去27次验票中只有3次翻盘。

因为会违背选举“多数决”原则,所以可能会因为部分总统的争议政策,间接产生美国甚至全球性的社会问题,例如布什因为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现任的特朗普也因为2018年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争执而声誉下滑。

无人赢得选举人票的绝对多数时,将由众议院按每州一票选出总统,不仅忽视民意,也会产生幕后交易问题,如1824年的总统选举。

违反了“一人一票、每票平等”的原则,大小州选民的票值不等。例如,在阿拉斯加州,每张选举人票代表着11万2000人,而在纽约州是40万4000人(依据1990年的数据),到现今怀俄明对得克萨斯也差不多的情况。

选举人不能代表该州的全部选民,如候选人在该州仅取得相对多数的普选票,但在胜者全取下,候选人可全取所有选举人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这种情况,选举人票及普选票差距甚大,例如1972年的理查·尼克松(61%普选票;520张选举人票(97%))、1984年的罗纳德·里根(59%普选票;525张选举人票(98%));或仅取得相对多数的普选票,但借由选举人票胜出,如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43%普选票;370张选举人票(69%))。

选举人可以不按照该州选民的意愿去投票,即失信选举人,这在过去选举中亦曾发生,但不曾改变选举结果。

强化了两党制,实际上限制了选民的选择权

部分选民在投票前已知道,例如共和党不可能在加州胜出,而民主党亦不可能在得州胜出,因此放弃投票,影响投票率(除了他们认真求翻盘或现执政州政府大部分做不好外,也因此美国总统投票率只介于49至62%之间,其他国家则介于60到85%之间)。

美国有史以来,除了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之外,独立候选人从未当选过总统。

另外众院选区不当划分也影响不小投票率。美国企业也会鼓励员工参加期中选举投票。

候选人只须集中在摇摆州拉票,不用顾及所有州,这仍会令部分州(大州以外)的权益受损。

选举团制度是针对18世纪的问题,当时美国只有13个州,制度当时只是为了平衡南北各州利益,但已经不适应21世纪的需要了,过时就需要修改,甚至废除。

增加选举舞弊的风险,因为只要能够在摇摆州舞弊就可以影响结果,如果换成普选则必须在大部分地区进行才有效果。例如俄罗斯可能干预2016年总统选举就是一个可能案例。

依照美国国会研究人员的统计,截至2000年12月共有1028份建议修改或废除选举人团制度的国会议案,几乎占了修宪案的十分之一,而最早的提案还可以追溯到第一届国会。


然而选举人团制度是维护美国共和制、联邦制和分权制衡原则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多种利益间妥协与协调的结果,而且已成为维护两党制的重要工具,尽管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与弊端,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合理性。


废除的计划/宪法修正案

1969-1971年的国会会期曾就废除选举人团推动宪法修正案。由于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是当时历来最接近的一次,理查·尼克松只以不到0.5%的普选票胜出,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高达81%的美国人希望由自己而非选举人团来决定谁当总统。此后十年间,有关废除选举人团制度的主张开始进入国会辩论。1969年,在美国律师协会(ABA)等院外团体的强力游说下,美国众议院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一个法案,主张废除选举人团制度,尼克松总统也对此表示支持。但此宪法修正案在参议院无法取得67票(三分之二),未能通过。


卡特提案

时任总统卡特在1977年3月22日给国会写了一封改革信,其中还包括他基本上废除了选举团的表达。


柯恩提案

2017年1月5日,代表史蒂夫·科恩(D-Tennessee)提出了一项联合决议,提出一项宪法修正案,将取代选举团与总统和副总统的民选。但是与之前在1970年代的Bayh-Celler修正案40%的门槛不同,科恩的提议只要求候选人选出“最多票数”就可通过。


网文《全国普选票州际协定》报道:


全国普选票州际协定(National Popular Vote Interstate Compact)是美国若干州份之间的协定,其目的旨在改革美国目前在总统选举中施行的选举人团制度,间接实现全民普选。协定规定,一旦所有加入协定的州份所持有的选举人团票总数超过全国总数的一半,加入的各州就会把所有选举人团票投给全国普选票中的胜出者;届时加入的各州便能以压倒性多数使全国普选中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而在以上条件尚未达到的情况下,各州依然按照现行制度投票,保持现状不变。


背景

在目前的制度下,每个州持有一定数量的总统选举人团票,票数为该州在国会的议员人数。绝大多数州把全部选举人票投给本州普选票中的胜出者,即所谓“赢者通吃”,只有缅因、内布拉斯加两个州除外。在这个制度下:


选举人团票的分配倚重小州:

小州每单位人口的选举人团票数比大州多(如德克萨斯州每七十万人一张选举人团票,怀俄明州每二十万人一张选举人团票);

大州某区域的意愿可能被同州的其他区域淹没,最终无法左右全国结果,人口和该区域相同的小州的意愿却一定作数;

各州皆是“赢者通吃”,在某州小赢和大赢(或小输和大输)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因此候选人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摇摆不定的州份上,其他州份遭到忽视,选民投票意愿相应受到影响;

最终结果中,可能出现当选者不是全国多数选民所投的候选人的情况,例如1824年大选、1876年大选、1888年大选、2000年大选、2016年大选所产生的结果。

由于以上弊端,改革总统选举制度的呼声在美国长期存在,并在民间享有较高的支持率。但选举人团制度是美国宪法明文规定的,如果要从法律上废除选举人团制度,就必须修正联邦宪法。联邦宪法的修正必须由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以三分之二的多数提出,再由四分之三的州议会批准,门槛很高;而废除选举人团制度影响各个小州的利益,阻力极大,因此很难完成。1970年就发生了相关提案在众议院通过后,在参议院无法突破小州参议员反对,中途夭折的情况。


然而,美国宪法只规定了总统选举应采用选举人团制度,却没有规定各州选举人团票应该如何分配,各州可以自行立法规定分配方式。美国在20世纪前,各州采用五花八门的分配方式,20世纪时才统一到现行制度(缅因、内布拉斯加两州除外)。全国普选票州际協定事实上利用了这一点。协定规定,一旦所有加入协定的州份所持有的选举人团票总数超过全国总数的一半,加入的各州就会把所有选举人团票投给全国普选票中的胜出者;届时加入的各州便可以以压倒性多数使全国普选中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换言之,协定实际上是以绕开宪法的方式达到普选的目的。协定在形式上保留选举人团制度,因此不触及修宪,只需要修改各州的成文法,理论上比修宪更容易操作。


不过,协定似乎是以立法之名行修宪之实,事实上触及整个联邦的体制,一旦实行在即,亦有可能被告上最高法院,最终无法实行。


现状

2006年至2007年间,此提案在42个州议会提出,截止2019年6月,协议仅在马里兰、新泽西、伊利诺伊州、夏威夷、華盛頓、麻薩諸塞、佛蒙特、加利福尼亚、羅德島、紐約、康乃狄克、科羅拉多、德拉瓦、新墨西哥、奧勒岡15个州以及華府突破下院、上院、州长的层层門檻而生效,然而这些州的选举人团票数总和为196票,不足全国票数的一半(270票)。因此,协议离生效还有相当的距离。


合法性问题

此项协定的合法性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

有人认为此项协定试图绕过修宪的高门槛达到在事实上修宪的目的,这种行为违反美国宪法;或者认为协定的内容违反了1964年民权法案和/或1965年选举权法案。由于联邦宪法和法律的效力高于州法律,此项协议应当被宣告无效。

也有人认为此项协定并不违反美国宪法或联邦法律,但在生效前还应当获得国会的同意。雖然美国宪法第1条第10款规定州际协议需经美国国会批准,但是联邦最高法院曾将其解释为只有可能侵犯联邦至高條款(原文“encroaches on federal supremacy”)的协定才需要国会批准。有人认为此项协定规定直接介入联邦总统选举,因此符合“侵犯联邦至高條款”的條件,所以必须经过国会批准。

协定的支持者则认为:美国憲法规定各州自行指定本州选举人,联邦最高法院也曾明确裁定各州有权约束本州选举人的行为,在现行体制下即有权强制本州选举人将票投给本州普选获胜者。既然如此,各州也自然有权利规定本州选举人应当将选票投给全国普选获胜者。最高法院也在判例中指出选举人是代表各州在行使权利,各州如何规定选举人的投票行为属于州权的范畴,也不会影响联邦政府的权威。

可以预见,如果加入协议的州不断增多,反对此项协议的团体将会提出訴訟,使其合法性最终由美国最高法院进行裁决。


网文《失信选举人》报道:

失信选举人,又译作不忠选举人(英文:Faithless elector)指美国选举人团中,没有将票投给自己宣誓支持的总统或副总统候选人的选举人。严格地说,失信选举人与未宣誓选举人(Unpledged elector)并不相同。

产生原因

美国总统选举并非直接选举,而是经间接选举选出的特殊选举制度。美国宪法规定,各州议会指定、或规定一种方式产生一定数量(与本州参众议员总数相同)的选举人组成选举人团(在美国宪法第二十三修正案通过后,哥伦比亚特区也可指派三名选举人),再由选举人团投票选出总统与副总统。在美国历史早期,大部分州都由州议会直接指派选举人,因此美国总统选举是间接选举制度。从19世纪开始,越来越多的州通过普选结果来决定本州选举人名单。如今,所有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都采用了这种制度。


一个典型的选举程序如下:


各党派推出自己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在各州注册;

各党派在各州推出自己的选举人,通常都会选择那些长期为本党服务的忠诚党员;

在總統大选日於各州进行普选,确定各州获胜的總統候選人;

各州获胜的總統候選人所屬之党派所推出的选举人成为该州选举人团(一般來說是贏者全拿,内布拉斯加和缅因两州稍有不同);

各州选举人在各州首府集会投票选举总统和副总统。

各州通常都会要求选举人宣誓,保证将票投给他所在党派推出的候选人(也就是在本州普选中获胜的候选人),绝大多数选举人也会这样做。在少数情况下,选举人因为个人感情或者粗心等其他原因没有这样做,就成为失信选举人。


各州采取的措施

为了避免出现失信选举人,各州通常都立法约束选举人的行为,常见的规定例如:

选举人在投票前必须正式宣誓将票投给在本州获胜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否则将被撤换;

投票以记名方式进行;

选举人如违规投票,所投选票无效;

失信选举人将受罚款等处罚。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52年的Ray v. Blair一案中裁定:按照宪法,选举人是在代表各州行使权利,因此各州有权约束选举人的行为,也有权撤换拒绝宣誓的选举人。但是,宣布已经投下的选票无效还存在违宪的风险,不过目前尚未出现相关诉讼,最高法院也就没有对此进行违宪审查。


历史上的失信选举人

美国历史上总共出现了158位失信选举人,其中71人是因为他们宣誓支持的总统候选人在投票前死亡,2人因为不同原因弃权,其余85人因为各种原因将票投给其他人。可能的原因通常与个人喜好有关,也有一些可能是意外。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所有失信选举人的行为都没有改变大选的最终结果。也没有选举人因为失信而受法律制裁。


以下是历史上部分失信选举人的列表:


1812年以前

1796年:宾夕法尼亚州选举人山繆·迈尔斯宣誓投票给联邦党候选人约翰·亚当斯,但实际投票支持民主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杰斐逊,他将另一张票正确地投给了聯邦黨的湯瑪斯·平克尼。此外有18名选举人雖有確實投票支持亞當斯,但拒絕投票給平克尼。


1800年:纽约州规定选举人公开记名投票,但选举人Anthony Lispenard要求秘密投票,未获批准。一般认为,他要求秘密投票是因为他试图将两张票都投给阿龙·伯尔。最终,他还是将一张选票投给了托马斯·杰斐逊,另一张投给伯尔。一些历史学家据此认为,如果Lispenard的秘密投票要求获准,伯尔可能会以74:72战胜杰斐逊当选总统;但是另一些人也指出:选举人将两张票投给同一位候选人是非法的,因此他的选票会被宣告无效,使得杰斐逊和伯尔二人各获得72票,仍然为平手。


1808年:6名紐約選舉人宣誓投票给民主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詹姆斯·麥迪遜和副總統候選人喬治·克林頓,但实际投票反而支持克林頓當總統,其中3名投麥迪遜作副總統,另外3名投詹姆斯·門羅作副總統。


注:在1800年及以前,法律上并不区分总统候选人与副总统候选人,每位选举人投两张总统票,获得最高票者当选总统,次高票者当选副总统。在1800年,这种制度差点导致了选不出总统的危机(详见条目1800年美国总统选举),此后美国紧急通过憲法第十二修正案,从1804年开始,总统、副总统选票被分开。


2000年至今

2000年:哥伦比亚特区选举人芭芭拉·萊特西蒙斯宣誓投票支持民主黨候選人阿尔·戈尔和乔·李伯曼,但在投票中弃权,作为对“特区的殖民地状态的抗议”。(特区居民有权选举总统及副总统,但在国会中只有无投票权的“列席代表”,没有国会议员,引起众多特区居民的不满。)


2004年:明尼苏达州的10位选举人本应将总统票投给民主黨候選人约翰·克里,副总统票投给民主黨候選人约翰·爱德华兹。可是在点票时发现,有一人投票支持“约翰·爱华兹”为总统。(约翰·爱德华兹的英文名为John Edwards,选票上将其写为John Ewards,记票时仍然记给了约翰·爱德华兹。)因为明尼苏达的选举人秘密投票,10位选举人中没有任何人承认自己投下了这张选票。由于10张副总统选票均投给了约翰·爱德华兹,因此可合理地认为这是一次因為筆誤造成的意外。在此事件之后,明尼苏达州议会修改了法律,规定选举人记名投票,并且违规所投选票无效。


2016年:普選投票結束後,已經有多名選舉人表明不會按照選舉結果投票。不少民主黨的支持者因不滿選舉結果(民主黨的希拉里·克林頓在普選票較共和黨的唐納·川普多290萬張,但因選舉人票少74票以落敗,她及競選團隊已承認敗選結果),要求共和黨選舉人不要把選票投給共和黨的唐納·川普。但最後只有兩名應該投給特朗普的共和黨選舉人(皆來自德州)轉投德州前眾議員讓·保羅及俄亥俄州長約翰·凱西克,其中一人的副總統選票投給共和黨候選人彭斯。反而民主黨則有五名(來自華盛頓州及夏威夷州 ,分別有4票和1票),分別投予前國務卿科林·鮑威爾(3票)、印地安民權領袖費思·斯波蒂德·伊格爾(1票)以及民主黨前總統參選人伯尼·桑德斯。總計7名的失信選舉人,是1872年以來首次出現超過1名失信選舉人。


谢选骏指出:失信的选举人存在这一事实,说明选举人团制度的基础十分牢固;所以,若不修改联邦制度,则无法修改选举人制度。换言之,如果废除了选举人制度,势必撼动美国的联邦制度。


网文《为什么美国坚持实行选举人团制度?》(知乎)报道:


选举人团制度简介(选举人团制度简介)


在刚刚结束的美国大选中,现任总统奥巴马虽然在全国普选票上只以50.5%:47.9%的微弱优势(310万票差距)领先共和党挑战者罗姆尼,却在“选举人票”上以332:206大比分获胜,成功连任。尽管这回并没有出现2000年那种情况——赢得了全国普选的戈尔,只因在佛罗里达比小布什少获537张普选票,最终以266:271输掉大选——,但普选得票率与选举人得票率之间的巨大差异,仍然再次引发了人们对“选举人团”这一美国大选特有制度的讨论。


选举人票与摇摆州


不同于其它民主国家的元首,也不同于美国国会议员或各州州长,美国总统并非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是选民先把票投给各州的“选举人”,再累计各候选人在“选举人团”中的得票,得到大选结果。全国选举人票共538张,除首都特区3张外,其余各州的配额等于其在国会中的席位数(每州有联邦参议员2人;联邦众议员席位则按各州人口比例分配,从1人到53人不等)。任何候选人只要夺下全国一半以上(至少270张)选举人票,就能赢得大选。


根据宪法第十二修正案,如果无人获得过半选举人票,则由联邦众议院从得票前三名的总统候选人中选出总统(每州众议员合算一票),参议院从得票前两名的副总统候选人中选出副总统(每名参议员一票)。在第十二修正案通过后,众议院曾在1825年决定总统归属,参议院则于1837年选出过副总统。今年投票前,由于选情胶着,不少人曾严肃考虑过以下可能性:奥巴马与罗姆尼各得269张选举人票,罗姆尼被目前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抬进白宫,而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则选择该党副总统候选人拜登成为他未来的搭档。当然,这种戏剧性的场面最终没能出现。


目前50个州有48个采用“赢者通吃”的方式分配选举人票,即由在某州选民中得票率最高的候选人独占该州所有选举人票;只有缅因与内布拉斯卡两州将部分选举人票按选区分配。这样一来,多数州由于两党支持者人数差距过大,成为大选中牢不可破的“红州”(共和党基本盘)和“蓝州”(民主党基本盘),竞选的主战场便集中在寥寥几个“摇摆州”。今年大选中,双方阵营在竞争最激烈的佛罗里达、俄亥俄、科罗拉多等州,分别投放了3900万、2800万、1500万美元的电视广告,铺天盖地的宣传让科罗拉多一名四岁小女孩哭着说自己受够了选举;而在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这些非摇摆州,电视上一个大选广告都见不到。


近数十年来,蓝州的人口一直多于红州,共和党在基本盘上处于下风,夺取摇摆州的需求也更为迫切,尤其是选举人票大户佛罗里达(29票)和俄亥俄(18票)。历史上从没有哪个共和党候选人,在失掉俄亥俄的情况下还能当选总统。不过这次罗姆尼不仅没能赢得这两个州,而且一气输掉了9个摇摆州里的8个,可谓惨败。


谁是选举人


不同于许多人的误解,选举人团并非只是存在于纸面上的、冷冰冰的计票方式。选举人是真实存在的个体,他们将于12月初在各州首府集会,填写自己的总统、副总统选票。这些选票将被当场封缄送往首都,直到次年1月6日才由国会正式开启并宣布大选结果。


根据宪法规定,各州可以自行决定选举人的产生方式,唯其不得由联邦公职人员担任。建国之初,选举人多由州议会直接任命,普通民众无权参与总统大选。不过历史上最后一次由州议会直接任命选举人的情况发生在1876年的科罗拉多州;在这之后,各州均一直采用普选的方式产生选举人。各州党组织或候选人的竞选委员会,需要在大选前几个月确定各自的选举人人选,并在总统选票上加以说明,这样选民在投票给总统候选人时,同时也就自动选择了对应的选举人。


一般而言,当选的选举人会宣誓效忠民意,将自己的一票投给本州选民青睐的候选人。但1960年大选中,阿拉巴马与密西西比两州的民主党组织因为支持种族隔离、抵制该党候选人肯尼迪主张的种族平等,而开出了包括许多拒绝向肯尼迪宣誓者在内的选举人名单。民主党在这两个州获胜后,两州19名选举人里只有5名在最后填票时选择了肯尼迪,其余则投给了支持种族隔离的民主党参议员哈里·伯德(Harry Byrd)。


这种因为地方党组织与党内候选人立场相左而导致选举人拒绝宣誓的情况,在历史上较为罕见。相反,选举人宣誓后因为各种原因“背叛誓言”之事却层出不穷,迄今已有158人次之多:其中有的是出于预谋,比如1836年弗吉尼亚23名选举人,因为不满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理查德·约翰逊与女黑奴同居生子一事而集体叛变,导致约翰逊票数不足,最终通过参议院投票才得以当选副总统;有的是迫于无奈,比如1872年候选人贺拉斯·格瑞里(Horace Greeley)在选举人填票前意外去世,他麾下的许多选举人也临时改投别家;还有的纯粹只是一时犯浑,比如1988年西弗吉尼亚一名选举人填反了总统候选人和副总统候选人的名字,而2004年明尼苏达一名选举人则把本该属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的一票投给了子虚乌有的“约翰·爱华兹”(很可能是副总统候选人“约翰·爱德华兹”的笔误)——这场笑话也让明尼苏达制定了一项新法律:该州选举人必须严格按民意投票,否则其选票将被视为无效,当场加以更换。


与明尼苏达有相同规定的只有密歇根。此外有24个州的法律对背叛誓言的选举人有所处罚,但其力度往往非常轻微,并不足以起到实际的震慑效果。对选举人背叛誓言的预防主要来自党组织内部:尽量甄选忠诚可靠的党员担任,如多年来为党务与竞选尽心竭力的基层志愿工作者;除此之外,还要及时发现并扼杀任何“叛变”的苗头。今年9月,艾奥瓦州共和党提名的一位选举人声称自己会把票投给党内初选的落败者荣·保罗(Ron Paul)而非罗姆尼,因此被组织“谈话”,最终辞职。


诞生与争议


选举人团制度是历史的产物。美国立国时,部分制宪者对民主抱有忧惧的心态,认为民众易被煽动蛊惑,应该把挑选总统的权力交给更靠得住的精英。不过对大众民主的防范只是选举人团制度入宪的次要动力,其更根本的成因在于大州与小州、北方自由州与南方蓄奴州之间的妥协。人口稀少的州担心一旦实行直选,自己将在总统人选上完全失去话语权。而南方蓄奴州既不愿赋予黑奴投票权,又不想“浪费”掉庞大的黑奴人口,于是极力鼓吹按人口分配选举人票的办法,作为加入联邦的前提之一。而北方州则以每名黑奴只能换算成3/5人口,作为接受选举人团制度的条件。


这一制度自诞生起便饱受争议。在其支持者看来,它是美国宪法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既维护了美国的联邦制体系、保障了小州的利益,又充分利用了选举人的个体能动性,比如能够及时甄别不合格的候选人,或者在当选者意外身亡时迅速做出反应,决定适合的替代者。还有人觉得,各州普选票分开统计,有助于把涉及票数差距的争议“隔离”在各州内部,避免引起全国性的纠纷。最后,一些支持者认为选举人团制度造就了美国两党轮替的格局,为政策连续与政治稳定提供了基础,抵御了大众民主中潜在的多数暴政与民粹主义风险。


然而在反对者眼中,这些理由远不令人信服。首先,选举人团制度非但没有保障小州的利益,反而让摇摆州——尤其是摇摆州中的大州——的利益挟持了国家政策。为了获得连任,现任总统往往会在选前一二年就开始给予摇摆州大量的政策倾斜与优惠,而红州与蓝州的许多需求却遭到忽视。其次,被地方党组织推举为选举人的,往往是缺乏实际政治事务经验的基层志愿者。这些人对候选人能力与品格的判断显然不如大范围的民众直选结果靠谱,遑论历史上选举人曾经闹出的各种笑话。此外,2000年大选中,佛罗里达某些郡在投票机与选票设计上的失误所引发的一连串纠纷也表明,以州为单位的计票模式非但无法“隔离”争议,反而会大大加剧管理混乱、计票误差、选举舞弊等地方性问题可能对全国大选结果造成的影响。至于两党轮替格局与政策的连贯性,许多研究已经指出这是单选区议会选举等投票机制与社会政治潮流共同作用的结果,与选举人团制度关系不大。


除了实践中的种种弊端外,选举人团这种设计最根本的问题仍然出在缺乏民主合法性上:无论是各州在大选中权重的显著差异,还是赢者通吃的模式下,“红州”民主党支持者和“蓝州”共和党支持者手中总统选票意义的大为丧失;无论是选举人屡见不鲜的“背叛誓言”,还是历史上曾经5次(1824、1876、1888、2000、2016年)出现过的、总统候选人赢得全国普选却输掉选举人票的情况,都与现代民主政治中一人一票、人人平等的基本价值观背道而驰。


改革前景


据华盛顿邮报与哈佛大学2007年的联合调查,72%的美国选民认为选举人团制度已经过时,希望将总统大选改为直接选举。但政界对制度改革的热情则远没有这么高昂。在主张维持现状的人中,一部分是因为前述的种种理由,不过更多人还是出于利益上的考虑:摇摆州议员自然巴不得本州获得尽可能多的政治资源,但一部分非摇摆州的议员同样不希望本党在州里的绝对优势因为制度变更而遭到削弱;一些民主党议员担心,由于美国选民整体上偏向保守,总统直选将对保守派的共和党更为有利,而一些共和党议员则担心,少数族裔人口的迅速增长,会让更受少数族裔青睐的民主党在直选制中势不可挡。


由于“选举人”这一设计是明确写在宪法里的,而修宪的门槛又实在太高,需要在参众两院分别获得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因此历史上多次修宪废除选举人团制度的动议,都仅仅因为少数议员的抵制便胎死腹中。其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1969-1970年,修宪动议在众议院以339:70的绝对多数得到通过,并获得总统尼克松的背书,但在参议院却遭到了36名参议员的集体阻挠议事,最终未能交付表决。这些参议员主要来自支持种族隔离的南方各州,本来就已经对当时民权运动席卷全国之势深为不满,自然担心若实施直选,南方州在大选中的权重会被大大蚕食。


修宪之路难如登天,主张改革者只得另辟蹊径。2001年,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伯特·贝内特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既然宪法允许各州自行决定如何产生选举人,那么改革派完全不必触动宪法,而可以通过一个“全国普选票州际协议(National Popular Vote Interstate Compact National Popular Vote Interstate Compact)”来改变各州选举人票的分配方式,让这一制度名存实亡:一旦加入这一协议的各州选举人票达到270张,该协议就会启动生效,把所有这些选举人票全部给予全国普选得票最高的候选人。这样一来,候选人只要在普选中获胜,就能自动获得全国半数以上选举人票,从而当选总统。


这个协议看似简单,却在法律效力上存在两个可能的障碍。首先,1965年《选举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规定,对于某些存在长期种族歧视历史的州、郡,其选举方法上的任何改变都要事先得到司法部的核准、确定不会侵害少数族裔的投票权之后,方能生效。不过司法部今年刚刚核准了加利福尼亚加入该协议的请求,从而清除了这一障碍。


其次,根据宪法相关规定以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若一项州际协议扩大了州权、削弱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则必须由国会投票批准后方能施行。“全国普选票州际协议”是否属于这一类,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多数人认为,选举人票如何分配本来就属于各州权力范围内的事务,因此这一协议并没有扩大州权;但也有人认为,既然这个协议肯定会深刻改变联邦政府的政治生态,就理应在生效前得到国会的批准。不过话说回来,就算后一种意见最终占了上风,由于批准协议只需要简单多数票即可,比三分之二票的修宪门槛低得多,因此到时候该协议获得国会批准基本上是不成问题的。


自“全国普选票州际协议”的思路提出以来,已有八个州连同首都、共132张选举人票加入了该协议,纽约(29票)与宾夕法尼亚(20票)的议会目前也在对此加以考虑【更新:在这篇文章写完后迄今为止近三年间,罗德岛州和纽约州先后加入协议,但宾州没有加入;截止到2015年8月,协议中一共有165张选举人票】。乐观估计的话,或许再过一二十年,“摇摆州”等美国大选特有的概念,就将成为历史名词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是着眼于“各州”之间的关系,却没有看到“联邦结构”的存在才是选举人团制度的基础。因为美国既然是联邦就没有中央,就无法通过一人一票来保障各州的权力。所以我说,选举人团制度与美国联邦制度是绑定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与此同理,华盛顿也不是美国的什么“中央首都”,而只是一个各州选举出来的“联邦特区”而已。


106白富美的美国不敌黑穷丑


《影响大批华人 收入不足6.2万难拿绿卡》(2018年8月31日 转载华网)报道: 


川普政府收紧移民政策,享受社会福利难拿绿卡,今年3月流出的移民草案里更有提到收入不达贫困线的250%,则无法获得绿卡批准。


最近,美国的移民专业智库移民政策研究所(MPI)日前发布新分析结果,发现美政府通过遵循“公共负担”规则(“Public-charge” Rule)的行政手段,进行事实上的“财务测试”,可能会极大改变未来的合法(亲属)移民格局。


原本有3%的非公民可能面临因为“公共负担”规则而被递解的风险;但根据流出的相关行政令草案,这个数字将上升到47%之多。这使得该规则引发极大关注。


MPI分析了这份协议发现,如果拒绝收入或金融资产低于贫困线250%——大约相当于一家四口年收入约6.2万刀的人入籍或取得绿卡!


按照这个标准,过去5年抵达美国申请绿卡的400万人中,有56%,也就是230万人达不到这个标准。


其中,亚洲移民、拉美美洲移民和非洲移民的数量将减少,而亚裔移民所受负面影响最大。


MPI列出的不符合财务标准的人数排名前15的移民来源国中,中国有大概25.4万人,高居榜首。


排名第二的是墨西哥,有20.5万。


来自印度的非公民则有13.7万未能达到这个财务标准。


在不符合这项标准的人中,有71%的墨西哥和中美洲移民;


69%的非洲移民;


52%的亚洲移民未能达到这一门槛;


而来自欧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移民只有36%没能达到这个财务标准。

  

即使是美国本土出生的人,也有40%的人达不到这个门槛!


这意味着,在美华人,一半以上都会被拒。


这个形势看上去是非常严峻的,但是单身者应该比较容易达到标准。其实,按照联邦的贫困线标准,单身只要年收入达到3.1万美元也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一年3.1万,平均每个月的收入是2583.3美元。


按照美国的经济情况,在餐馆、按摩店这样的行业打工,只要勤劳吃苦,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除此之外,川普政府还有一项新规广受华人关注:凡曾使用公共福利计划的合法移民,其合法移民身分恐被剥夺,并将难以拿到美国永久居民身份(绿卡)或入籍成为美国公民。


在美国合法居留的移民,如果个人或家庭成员曾曾享用过奥巴马健保、使用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儿童医疗保险、粮食券(food stamps)、妇女及婴幼儿营养计划(WIC)以及其他福利计划,其合法移民身份可能被剥夺,申请绿卡时也将面临更大阻力!


这一政策也是遵循了“公共负担”规则的行政手段。


川普表示,“那些进入我们国家的移民必须至少在5年之后养活自己,并不享受美国的福利。”


该份文件也指出,“获得公共福利的非公民是无法自给自足,并且仰赖美国政府、州和地方政府提供资源,而非由他们的家人、赞助者或民间组织。”


“外国人所接受的公共福利,是由纳税人负担费用,而获得公共福利的机会,可能鼓励外国人移民美国。”


据悉,这个变化是美国合法移民制度的最大变化,并估计可能会有超过2000万移民受到影响!


并且,这样的规则可以允许政府从“后台”进行,合法移民制度的全面改革,根本无需通过国会批准!政府将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


想在美国拿绿卡或是入籍真的越来越难了,反观邻国加拿大,移民政策却越来越宽松。加拿大就真的承受得了这么大的“公共负担”吗?


谢选骏指出:如果草案通过了,那就会真的出现一个“白富美的美国”了吗?如果美国和加拿大的上述反差持续一百年下去,加拿大就会成为一个“黑穷丑”的国家了吗?白富美的美国,就是白人富裕美好的国。一个白富美的美国,不会过于女性化吗。过于女性化了,那就是白左了,如果白左,那就是白做了,那就敌不过黑穷丑了。


网民评论:

waitforu  2天前 


白人国家难免会走向白富美,因为白人的最大种族优势其实就是女人外表美丽。白人的种族特征太适合于女人了,黄发蓝眼睛雪白透红的皮肤,身体圆满性感。这是任何其他种族都无法比拟的外表优势。如此一来,有色人种的男人总是想搞到白女,搞不到就强奸也行,总之是想开洋荤,甚至想要混血儿。白女人明白了自己的外表优势,当然既希望凭外表捞取经济好处,同时又保持自身种族纯净,确保子孙后代继续美丽诱人,绝对不愿放弃种族优势。这就是白女人与有色人种男人无法相处的原因,最后不是强奸就是种族隔离。


网民哀嚎:

防龟祖 〉 waitforu 2天前 

脑残基督龟儿,来复习一下我的旧贴:

中国是自古厌恶西域印欧胡种的浓毛黄须胡臭鹰鼻深目的,从没觉得他们好看过。“康僧渊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调之。”可见这都是受嘲弄的对象。欧洲来的洋人初入中国的时候,无论南北,都称呼洋人为鬼,南方称鬼佬鬼妹,北方称鬼子,又称红毛,毛子,都是因为其与庙中泥塑红毛鬼类相似,又体毛浓密,尖鼻深目,蓝绿幽幽可怖。看看晚清时期文人的各种记录和诗歌就可见一斑。陆嵩说:“白者乃真鬼,语音如禽鸟,胫长面多毛,眼绿疾顾瞭。”同时期文人多类此述,比如:白鬼黑鬼毛发卷,秽若负涂豵与豣。比如:名都人文区,乃与鬼为伍,其来因互市,薄俗为所尽。衣不尚布帛,翻重织毛羽,味复厌粮稻,毒烟烧出土。既飞鬼衣食,仍使鬼阿堵,钱文镂头面,银薄宝如楮。比如:白者寒瘦如蛤灰,黑者丑恶如栗煤,发卷披耳髭绕腮,羊睛睒睒秋深苔,言语不通惟笑咍。汪仲洋诗云:“鹰嘴猫眼须发赤,锦缠花腿到腰身。”诗后有小注写道:“英夷之腿极长,青布缠裹,直立,不能超越腾跑。睛争碧,畏日光,卓午不敢睁视。”义和团的传单上则是:男无伦,女鲜节,鬼子不是人所生。如不信,仔细看,鬼子眼晴都发蓝。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阻住天。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日本人,本称“倭寇”,“倭”只是侏儒,到底还带个人字旁,属于人。后来日本之被称“鬼子”,纯粹是沾了西洋的恶光,不过也通常还得加个定语以区别,“日本鬼子”或者“小鬼子”。就是到了鲁迅这时代,也仍是觉得洋人长得惨,《略论中国人的脸》说,“我一向只留心西洋人。留心的结果,又觉得他们的皮肤未免太粗;毫毛有白色的,也不好。皮上常有红点,即因为颜色太白之故,倒不如我们之黄。尤其不好的是红鼻子,有时简直像是将要熔化的蜡烛油,仿佛就要滴下来,使人看得栗栗危惧,也不及黄色人种的较为隐晦,也见得较为安全。总而言之:相貌还是不应该如此的。”

可见中国人初见西洋人,都是觉得极丑恶的,以为是鬼到人间。但是后来怎么又觉得西洋人好看了呢?西洋人强大强盛,权力崇拜足以改变审美观。基督教又拜白耶稣,讲爱最后都是落实到性爱,用白男耶稣像对中国基督徒进行性崇拜暗示。华人基督女拜白耶稣,就觉得白男高大上性吸引力强,基督男拜白耶稣,就觉得白男英武,自愿将女人拱手让给白男而自己自觉地当个谦卑的龟公。所以基督教推波助澜力莫大焉。对鬼子态度的变化也反应在称呼的变化上,现在中性的“老外”已经完全取代了“鬼子”。


waitforu 〉 防龟祖  2天前 

你说的都是过去式啦,而且还带有强烈的种族自卑感,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那时的中国人与西方接触极少,得出来的结论不算数,长期接触后才能形成最终的结论。鲁迅这种白痴,只会说反话,心理变态。至于你,整天去读垃圾文章,怎么可能心理正常。

说实话,白女当然长相有巨大优势,总是有色男人想上白女。这个情况不仅存在于东方,也存在于世界所有角落。这个甚至可以通过统计学加以证明。中国汉人也一样喜欢维吾尔女子,这与西方基督教毫无关系。男人的这种审美观和性爱好是有科学依据的,从理论上可以说明白女最受欢迎,甚至有这方面的科学文献。

至于宗教和舆论,其实影响不了性爱好。


防龟组 〉 waitforu 2天前 

放你的龟屁,多读点书。中国接触胡人又不是最近才开始,比如西域龟兹吐火鲁之类,称为骚胡。骚胡找汉人度种,以直须为美,也是汉人强盛时的审美品位。觉得洋人不好看又不是鲁迅一个人,我引用了那么多材料,反映的是民俗意见……


谢选骏指出:防龟祖变成了防龟组,就是“组织大于祖先”的数典忘祖了。


107我怀疑美国不对流感进行消炎处理的办法是错误的


《上个冬季 美国竟有8万人死于流感》(2018-09-27 加广中文)报道: 


在2017-2018年的冬季,据估计有 80,000 名美国人死于流感及其并发症,这是 40 年来因流感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医生(Robert Redfield)在本周二晚对美联社的记者透露了这一消息。


数字超过往年


流感领域的专家们说,大家都知道去年的冬季非常糟糕,但这个数字的确有些令人惊讶。


范德比尔特大学 ( Vanderbilt University)的疫苗专家威廉姆·史佛内(William Schaffner)医生说,他说,这个数字很高,几乎是卫生官员们预估的两倍。


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近年来,与流感相关的死亡人数从一年大约 12,000 人到 56,000 人不等。


去年秋冬,美国经历了近年来最为严重的流感季节之一,有更多的人进了医院,特别是幼儿和老年人。


这一个流感季节在今年的 2 月初达到顶峰,持续到 3 月底基本上结束。


加拿大去年因流感死亡 302人


根据加拿大公共卫生署 (Public Health Agency of Canada)公布的数据,去年冬季,在加拿大有 302 人因流感死亡。


相比之下,2016-17年的冬季,加拿大因流感导致的死亡人数是 388 人。


加拿大的卫生专家们说,去年是流感严重的一年,而且流感疫苗的效果不佳。


不过,专家们表示,即便疫苗的效果有限,还是要接种,因为疫苗可以减轻流感的严重程度,可以挽救生命。


CDC 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医生在纽约表示,我希望看到更多的人接种疫苗,去年,我们因流感而失去了8万人。


美国的统计


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官员并不是确切知道每年有多少人死于流感。


这是因为流感很常见,不是所有的流感病例都被报告,而且流感会导致一些致命的并发症,包括肺炎、中风和心脏病发作。


在死者的死亡证明上,通常不把流感列为死亡原因。因此,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 使用经过定期修订的统计模型来进行估算。


对于去年冬季的死亡数字,疾控中心的官员称,这个 8 万人的数字是初步的,可能会略有修改,但他们表示预计不会下降。


今年的迹象要 “更令人鼓舞”


然而,去年冬天不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流感季节。


历史学家估计,1918 年开始的持续了近两年的流感大流行,造成 50 多万美国人死亡。


本周四 (9月27日),美国卫生部门的官员在华盛顿专门举行媒体活动,强调接种疫苗的重要性,以防止即将到来的冬季流感。


对于今年冬天的情况,CDC的流感专家丹尼尔·杰尼根(Daniel Jernigan)医生说,到目前为止,已经检测到的流感属于一种较轻微的菌株,早期的迹象表明今年的疫苗会比较管用。他说,当然我们不能知道今年冬季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但目前看到的迹象比去年要好一些,可以说更加令人鼓舞。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加拿大只有三百多人死于流感,而人口十倍于加拿大的美国却不是三千多人死于流感,而是八万人死于流感——死亡率高于加拿大二十多倍!我怀疑,这是由于美国不对流感进行消炎处理的办法导致的。对付流感,美国医学界的一般做法是不予处理,等候病人自然痊愈。或是借口要鉴别是细菌性的感染还是病毒性的感染而要先做个化验,这个化验一般需要一周的时间。一周以后,病人如果没有自然痊愈,再进行消炎处理。但其实,很多病人可能根本就挺不过这个关键的一周,而引起并发症甚至一命呜呼了。美国医学界这么做的原因,是防止抗生素使用过度,促成抗药性的超级细菌的崛起。这个用意是好的,但为了这个未来的好意,现在就死了这么多的人,值得吗?也许,这是一种摆脱社会负担的办法?也许,这是为了推销感冒疫苗?人心险恶,好自为之吧。


108美国的伟大就在于可以吸收小人物的影响


《性侵受害者围堵麦凯恩门徒 大法官提名剧情反转》(VCG 于 2018-09-29)报道:


当地时间2018年9月28日,美国联邦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以11票赞成1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卡瓦诺(Brett Kavanaugh)第一阶段的投票。所有共和党议员投了赞成票,民主党议员则都投了反对票。但在最后一刻,共和党参议员弗雷克(Jeff Flake)同民主党一起强硬表态,迫使白宫在参院表决之前对卡瓦诺性侵指控进行进一步调查。


弗雷克在发言中表示:“在和民主党同僚商议之后,我决定我们应该进行尽职调查。我认为推迟卡瓦诺在参议院的投票是正确的事。在1周时间内,FBI可以在限定范围内对目前已经提出的指控进行调查。在这个条件下,我将投票使提名进入下一阶段。”由于两党在司法委员会中人数比为11:10,弗雷克的表态便成为了多数意见的决定性因素。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已同意FBI对卡瓦诺展开为期1周的补充背景调查。


当地时间2018年9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下令FBI重启对卡瓦诺的调查,不过这项工作须在不到1周内完成。报道称,该项调查成为卡瓦诺任命案关键。此前,特朗普称,他相信指控者可信度,但无意撤换卡瓦诺的提名。卡瓦诺则通过白宫副发言人指出,在提名过程中他已接受FBI访问及参院多次的背景调查,他此前也已回答参议员询问的所有问题与要求。


弗雷克最后一刻的反转可谓充满了戏剧性。在距离投票还有几小时前他曾表示,自己将支持卡瓦诺在司法委员会的提名,也并未提及FBI调查事宜。然而就在投票前的最后一刻,弗雷克被两名曾经遭受性侵的受害者堵在了电梯门口。她们愤怒地表示,忽视这项指控将对妇女和儿童造成难以预估的影响。


其中一名女性哭着说:“我曾经被性侵,没有任何人相信我。女性保持沉默是因为即使她们说出真相也会被忽视。你们在告诉全美国的女性她们应该闭嘴。因为即使公开事实,你们也只会帮助男性变得更有权力而已!不要逃避我的眼睛,请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在我身上发生的事不重要!”


接着有一名男性在走廊里愤怒地喊:“为什么不开展FBI调查!没有任何损失!为什么!”记者评价说,在历史上从未见到过这一幕的发生。从始至终弗雷克都在电梯里低着头,显然这个短暂对峙给他带来了极大震撼。


到当时为止,共和党参议员们均表示了对卡瓦诺的支持。但当参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示意弗雷克发言时,他青着脸挥了挥手,表示并不想说话。之后他突然走到了民主党参议员一边,示意民主党参议员孔斯(Chris Coons)出去聊聊。


在场的全部民主党参议员陆续离开会议室,到另一个小屋和弗雷克开起小会,以至于投票不得不暂停。约1小时后之后,弗雷克和民主党人回到了会议室,发表了支持FBI调查的声明。


弗雷克的举动不仅让共和党同僚大吃一惊,更让民主党议员震撼。第一个被弗雷克叫出来的民主党人孔斯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弗雷克是一个真正的保守派共和党人。我和他在政见上有很大分歧,但我们有着共同的严重担忧,”此时孔斯突然哽咽,几乎要哭出来。


稳定了一下情绪以后他继续说:“我们对美国参院机制本身有极大担忧。如果两党不能以一种互相尊重的方式协作,我不知道这对美国或全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弗雷克想要做的,是进行一个简短但公正的调查,并通过自己的行为展示给美国人民,两党是可以合作的,虽然他的行为有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弗雷克对我们现在的党派分歧给世界造成的关于民主的错误印象深有感触。”


只有参议院全院表决通过,卡瓦诺才能最终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美媒报道称,目前,共和党和民主党所占参议院席位为51比49,不过仍有包括弗雷克在内的3名立场较为中立的共和党参议员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因此,1周后的全体表决依然充满悬念。如果出现50票赞成、50票反对的平局,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将赴参议院投下关键一票。


《金融时报》报道称,若卡瓦诺出任最高法大法官提名得到确认,可能会使保守派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在美国最高法院中占据多数。


谢选骏指出:我猜想弗雷克是个基督徒,在关键时刻,他身上的基督精神被唤醒了,愿意倾听小人物说话!在上帝眼中,任何一个小人物都是珍贵的,都是和任何大人物一样同等被造的!美国的伟大就在于可以受到小人物的影响,因此能够吸取形形色色的能量包括暗能量。


109美国开始焚书坑儒


《美国教授讲解中文填充词“那个”遭停课 误会还是歧视》(BBC国际媒体观察部2020年9月12日)报道:


8月20号的讲座之后,巴顿教授已经停课。一位美国大学教授的停职事件引发关于使用看似无害的中文单词的辩论。美国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的教授巴顿(Greg Patton)在传播学的课堂上讲到填充词时,他说英文中有“嗯、额、你知道的”。


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视频显示,巴顿教授说:“在中国,比较常见的填充词是‘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一词的中文发音近似以N开头的歧视非裔的英文单词。他遭到部分学生反对,并被投诉至校方。校方回复称,巴顿教授今后将不再教授此课程。


系主任加勒特( Geoffrey Garrett)说:“教师在课堂上使用会边缘化,伤害和损害学生心理安全的单词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校方表示,在因为投诉受到调查期间,巴顿教授自愿停课。


争论的消息传到中国后,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对巴顿教授的惩罚是对讲中文的人的歧视。


翻译失真

中文语境中,“那个”是人们在犹豫或试图找到合适的单词时常用的填充词。但该词的确引发过误会甚至暴力。2016年7月,广州地铁上发生一起斗殴,起因就是一名黑人听到一名中国人说“那个”并将其误认为是N字。斗殴影片在网上流传开来,画面中黑人扇中国通勤者耳光并大喊“你敢再说一次”和“再也不许那样说!”


今年4月,台湾新闻网站UDN报道说,由于同样的误解,两名男子几乎在一家餐馆外打起来。甚至中国篮球明星姚明都谈到过在美国国家篮球协会(NBA)比赛时这个词给他带来的“麻烦”。

普遍错误

南加州大学的陈姓学生为巴顿辩护,她认为这显然是“关于交流的学术讲座”,而教授“则描述了交流中普遍存在的普遍性错误”。她说:“仅仅因为中文词语听起来像是英语贬义词,而且在教学背景下发生,就对他进行审查是一个错误,而且不合适。它也驳斥了这样的事实:中文是一种真实的语言,并且自己的发音与英语无关。”


现在有1万1千多人签署请愿书,要求让巴顿教授复职。在中国,有关大学的反应是否太极端的讨论也在进行中。


在新浪微博上,有1000多个帖子使用#美国大学教授说中文词那个因种族歧视被停课#的话题标签发表评论,许多人将此举视为对中国言论的压制。


一位用户称这一事件为“当代的焚书坑儒”。在中国,针对教授使用歧视性语言的指控开始演变为对汉语歧视的指控。“现在禁止在美国说中文吗?”一位新浪微博用户问。


“与政治有关”

近几个月,许多中国人表示对“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声援。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新冠病毒是“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甚至是“功夫病毒”。他的语言经常被中国媒体引用作为对中国人仇外态度的例子。


新浪微博上的一些用户认为,南加州大学选择了“政治正确”而不是真正的改变。其他人则对此表示乐观,认为这个故事将提高人们对文化差异的认识,而不是将其边缘化。许多人认为,近几个月来共同反抗歧视意味着亚洲和黑人社区应该相互理解,而不是相互对抗。


一位微博用户写道:“应该尊重差异。”回到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对巴顿教授停职一事做出回应。南加州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联合主席吴成彦(Chengyan Wu,音译)对大学的学生新闻组织说:“没有一种语言比另一种语言优越。”他说:“重建一个少数群体的权利不应以侵犯另一少数群体的权利为代价。我们有权使用自己的语言。”


谢选骏指出:不论秦朝的焚书坑儒,还是清朝的文字狱,都是类似中共朝代的思想斗争,多数案例都是出自附会夸大、上纲株连的。上述案例也是如此,属于穿凿附会、然后上纲上线,根本就是无稽之谈!这清楚说明,美国社会已经开始了焚书坑儒的历史进程,可与中共暴政东西辉映,互相称帝矣——这岂不就是战国末年的“西帝秦国”、“东帝齐国”的历史再现乎?


110可惜美国的农民太少了


《党媒:川普这句话震醒了所有中国人》(2018-10-12 参考消息网)报道:


正在持续对华施压的特朗普,“一不小心”暴露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中国人好日子过太久了!”


10月11日,当美国总统的这句话通过美媒传出时,全球哗然。


这句完全撕掉伪善包装、透着特朗普式“实诚”的话语,在激怒国人的同时,也令大家进一步认清了这场贸易战的实质。   

“原来特朗普就是见不得中国人过得好!”


“中国人好日子过太久了,我猜他们觉得美国人都是蠢货。美国人可不傻,我们过去在贸易问题上领导不力。”


11日,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频道“福克斯与朋友们”节目中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在特朗普看来,中国人能过上“好日子”,都是拜美国所赐,因为在他之前的美国总统们放任中国实施所谓“不公平的贸易政策”。“这一切该结束了。”他说。


“结束”这一切的手段,就是特朗普一直挂在嘴边的“贸易战”。他宣称:“中国遭到严重冲击,他们的经济严重下滑,而如果我想做的话,我能做的事还多得多。”


虽然特朗普已经不止一次对中国发出过升级贸易战的论调,但这次更为露骨且直接指向民众日常生活的威胁,无疑激起了更多人的愤怒。网友们纷纷表示:特朗普就是见不得中国人过得好!


来自中国普通人的反击——


特朗普这番“心里话”在震醒国人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在隔空“呼应”了美国副总统彭斯。


彭斯4日刚刚在华盛顿一家智库发表了“夸耀美国实力,揭露中国野心”的演讲。他说,美国在与中国的交往过程中提供了种种好处,甚至宣称美国在过去的25年里“重建了中国”。


如果和特朗普的言论连起来,那么美国领导人先后强调的大白话就是:瞧瞧,我们给了中国人这么多好处,他们还以为我们蠢呢!颠倒是非、混淆视听。事实上,一周以来,中国各界人士已经对彭斯的演讲全文进行了逐一驳斥。


7日,台湾时事评论员黄智贤在台湾中时电子报发表文章,有理有据地反驳彭斯言论。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彭斯“对真实完整的历史,显然并不知悉,或故意不提”,而“中国从来不亏欠美国什么”。“美国基于渴望掌控全球霸权,所以对中国的富强,有负面的想象。现在美国为了压制中国,对中国发动了立体式、全方位的围堵。”黄智贤写道。


9日,人民日报客户端刊发署名为“几位中国青年”的公开信。青年们在信中直指,彭斯的演讲大多是一些“选择性记忆”,许多并不符合史实。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还手持“双重标准”,孤悬在旧时代的岸上。“我们乐见美国‘重新伟大’,但这样的伟大,不是建立在一家独大的基础上的,更不是建立在打压其他国家基础上的。这也是为什么彭斯的演讲,会让中国的年轻一代感到深深失望,乃至愤慨。”青年们说。


而一名驻美记者在给中国媒体写的一封信中指出,过去几个月来,美国对华政策的问题,已不仅仅是缺乏大格局,而是几乎连常识都守不住了。华盛顿宣扬的”美国吃亏“论,明显同大多数普通民众的体验相左。“看一看那些困境中依旧强调‘不论联邦政府怎样,我们将继续同中国合作’的美国地方各州县,就不难发现华盛顿的做法,与大多数普通民众的愿望背道而驰。”这名记者写道。


不仅如此,曾任新华社驻华盛顿分社记者的徐长银,也在今天(12日)通过“华语智库”发表文章,历数曾亲历的在美被监视监听、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银河号”事件、南海撞机等一系列事件,并以此质问彭斯:“这是在帮助中国搞建设吗?”


“美国不应低估中国的决心和意志”


无论是外交部对“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多次强调,还是社会各界对美方荒谬言论的密集反击,都指向一个不争的事实——特朗普政府对形势的误判。“美国有人认为,只要美国继续提高关税,中国就会退让。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国商务部长钟山日前对美国彭博新闻社说,“即使出口商品面临更多关税,中国也不会屈服于美国的要求。”钟山说:“这个不屈不挠的国家在历史上曾多次遭受外国的欺凌,但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也从未屈服。中国不希望爆发贸易战,但一旦爆发贸易战,它将勇敢应对。”“美国不应低估中国的决心和意志。”香港《南华早报》评论称,这番言论表明了北京面对华盛顿不妥协的立场。特朗普政府误判的不仅是中国从上至下的决心和意志,还有美国民众和企业的“抗压能力”。


据路透社11日报道,根据今年前9个月的统计数据显示,由于中国减少从美国进口大豆而转向巴西,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已经为巴西带来农业繁荣,而美国农业大州艾奥瓦却是一片萧条。不少美国农民对路透社说,他们担心失去的市场将一去不复返,“现在这里非常悲观”。


谢选骏指出:可惜美国的农民太少了,没有中国这样的八亿农民,因此再登广告也无法影响美国政治,反而落人口实了。美国虽是农业大国,但农业产值仅占美国经济1.2%。美国有3亿多人口,其中住在农村地区的人仅占约2%,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不到1%,其中又只有半数将农业作为主业。美国农民平均年龄接近60岁,并且近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从表面上看,美国农业呈萎缩之势,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但通过走访美国农业大州艾奥瓦发现,美国农业依然具有强大生产力,农业发展不存在后继无人的情况。


网民哀嚎:


软弱 20分钟前

那些给国人和华人看这文章的,真是想害苦中国人。美国人的好日子过得太久了。都忘了提高警惕性了。现在才明白自己吃亏上当受骗。


叽叽喳喳 今天 08:32

要不,回到过去每人每月半斤油,一斤肉

,一斤鸡蛋的“好日子”去?


LBSD 今天 07:46

稍微有点阅读能力的人都明白,“好日子”是指中美贸易中单方面的获利。


AYA_ 今天 07:39

这是一个典型的各说各话的题目。中国人理解的意思和美国人理解的完全不同,甚至风马牛不相及。作为美国总统,这句话是说,翻译成中国人能列解的意思就是,从要加入WTO时,中国就心知肚明地打算,用当时朱镕基总理的话就是,无论什么条件答应先加入再说。这个你懂,全中国人民懂,西方不懂。一个把严肃的契约当成投机,甚至自己都认为很难做到还欺骗组织,欺骗组织内的成员国,连美国聪明的克林顿总统都被蒙骗,竟然天真地认为中国是诚心诚意要开放市场。加入组织后近二十年几乎就完全不顾当时加入的承诺,能拖就拖,市场开放程度离要求很远不说,连外企在中国的投资企业行为也受到各种要挟,以市场换技术成了免费技术让渡普遍做法,以各种行政,经济手段“合法”迫使企业免费提供(转让)核心技术。这被称为“合法”市场"碰瓷"!经过如此多年的企业颤抖,西方,个别是美国精英阶层几乎高度共识,克林顿政府当时对中国诚意的判断失效,美国基于其的对话经济战略,甚至全部战略以失败而告终。形成这个共识不是个别和短时的检视,而经过近二十年和无数企业痛苦经历的结果,切身体验之醒悟。这对中国,就像被欺骗者的反思,醒悟,反击,虽然不意外,确像一个被人赃俱获的商店扒手被逮到时的瞬间惊慌。该文反映出的思维就是一种企图瞒天过海,继续编制过去加入时的谎言,用不同语言翻译机会,偷换概念,注入

“特色”理论意义。很明显,美国意指靠欺骗过去做法的顺畅时代“好日子”,而此党媒则是企图暗示成民众的不断要求的富裕日子,显然有转移矛盾,激发国民激愤地成分。做法很瘪三,是自毛以来极端左派媒体断章取义的一个基本手段,以蒙骗公众视听!


辛亥革命 今天 06:41

“党媒:川普这句话震醒了所有中国人”——说的很对,醒来的中国人民是时候将黄俄赶出中华大地了!!!!


yesoyes 今天 06:32

楼下正解,虽然川普也确实见不到别人好,但这句话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他还没蠢到会把真实想法直接说出来。


jcx 今天 06:10

同意“中原王师”的评论: “我认为川普这句话是指在他之前的历届美国政府在对中国贸易过于宽容,让中国占了很多便宜。而不是指中国人民过幸福日子太久了。”“党媒”显然想用此话来挑起一般民众的仇恨。


CNS 今天 04:51

盗贼的好日子到头了!


g2j2 今天 01:04

党奴还有什么好日子不好日子的,就是个温饱问题。宪法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是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见过选票吗?公民都不是,就是党奴。


中原王师 今天 01:02

我认为川普这句话是指在他之前的历届美国政府在对中国贸易过于宽容,让中国占了很多便宜。而不是指中国人民过幸福日子太久了。


飞星 今天 00:24

给床铺和他的cohorts和偻倮们提个醒,习总说过一句很铿锵的话:“任何人、任何政党、任何国家、任何势力集团,都别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们核心利益的苦果!”。谋求发展,谋求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绝不容许外国来跟中国讨价还价这个!


BBQPork 2018年10月12日 23:59

支那猪的好日子到头了!等着做午餐肉吧!


A Singaporean 2018年10月12日 23:22

很久以前就看到美国对中国高科技封锁和武器禁运没停过,美国政府的几个媒体对中国政府的抹黑诋毁没有停过,美国政府支持港独,台独,疆独,藏独和中国异议份子没停过,美国对中国的颜色革命没停过。


谢选骏指出:可惜美国的农民太少了,所以能够理解中国农民领袖意思的美国人就更少了。


111红色美国的崛起


网文《美国共和党如果继续执政,美国人将老无所依》(伊萍2018-10-19)报道: 


美国共和党参议院领袖Mitch McConnell于2018年10月16日上彭博新闻网电视接受采访,当被问及美国财政赤字在川普上台后出现爆发性增长问题时,他将矛头对准了最受美国人民欢迎的三个所谓天生权利福利项目(Entitlement Program):老人医保(Medicare)、社会保险金(Social Security即退休金),和社会医保补助(Medicaid)。Mitch McConnell认为,要控制美国财政赤字就必须缩减这三个项目,他指责美国政客们缺乏脊梁骨,不敢向这三个福利项目开刀。人们可以预见,共和党人如果继续执政的话,美国未来的前景将会是怎样。反理性的共和党人不懂得如何搞好经济,美国最贫穷的州全都是共和党州,在共和党执掌之下,美国的财政赤字会大幅度上升,经济逐渐恶化,共和党人对此的解决方法是向社会的最弱势者老人们开刀,砍去老人福利,老人们纷纷早死,反过来起到为共和党节约更多的养老费的作用。


美国有一本畅销书,书名叫做《成功者的七个习惯》(《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作者Stephen Covey在书中指出,要做成功者,必须具备一个重要习惯,即,要具有双赢的心态,而失败者们则往往认为我赢必须以你输为代价。比如,有些人认为,帮助了穷人,就一定会损害富人或中产阶级的利益,帮助了非白人,就一定会损害白人的利益,帮助了老人,就一定会损害壮年或年轻者的利益,或者是要保护好环境或提供好福利,就一定会损害经济发展,这种认为非要牺牲某些人或某些方面的利益,才能保护另一些人或另一方面利益的思维习惯是一种典型的失败者的心态,共和党人的心态正是如此,这是为什么美国最贫穷、最短命、文化水平最低的州全都是共和党州。以Mitch McConnell代表的肯塔基州为例,该州居民的中值家庭收入(Median Household Income)在美国五十个州中排名第四十六位,也就是倒数第五位,大学毕业生所占人口比例是全美倒数第四位,人均寿命排在倒数第七位,可以说,Mitch McConnell所代表的肯塔基州是全美国最失败的几个州之一。令人难以思议的是,Mitch McConnell是目前美国参议院多数领袖,他手中所握有的决定美国未来的权力非常大。


与共和党人相对照的是,美国民主党州抱着双赢的心态,取得了人民富裕和长寿的成绩,美国最富裕、最长寿、文化水平最高的州皆是民主党州。事实证明,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双赢,我们可以既保护好环境,又搞好经济,可以既帮助穷人,又帮助所有其他阶层的人民,老人利益与壮年人和年轻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Mitch McConnell将老人医保和社会保险金等福利项目称为是Entitlement,这一英语词带有天生特权的意思,Mitch McConnell的言下之意当然是指没有人应该享有这样的天生权利,这是为什么他主张剥夺美国人享受老人医保和社会保险金的权利。事实上,美国人所挣的每一张工资单上,都会被扣去一定的社会保险费用和医保费用,美国人进入老年后所享受到的经济或医疗保障。是美国人工作一辈子挣来的权利,而不是什么Entitlement。在Mitch McConnell的眼里,尽管美国人交了一辈子的社会保险费和医保费,可是,他们到了老年,却不配享受社会保险金和老人医保的权利,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吗?政府可以拿人民的钱,却不必负为人民养老的责任。自从川普上台以来,共和党人一直在帮助川普反美国的法治,如今,Mitch McConnell的话暴露出,他们下一步要做的是明目张胆地反美国人民。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段采访,某家美国自媒体去共和党州采访基层民众,问他们是否支持共和党要推翻奥巴马医保的主张,许多白人大叔大妈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有一位白人大叔气愤地指责奥巴马医保是要让非法移民侵占美国利益,可是,在采访结束前,这位大叔透露,自己今年六十二岁,患有糖尿病,没有医保,我看着这位无知的白人大叔,觉得他真是又可怜又可笑。


我希望中国来的华人不会像这位白人大叔一样无知。过去三十多年从中国来美的华人当中,有不少人即将或在未来陆续步入老年,他们绝大多数毕业于中国最优秀的大学,如果当初留在中国,属于特权阶层,虽然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上不了许多海外网站,但享受终身医保并得到中上水平的退休金一般还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美国权力被共和党人长期霸占,美国人将变成老无所依,许多中国来的华人进入老年后的命运会比留在中国的同学要悲惨得多。


谢选骏指出:怪不得那位麦康诺(McConnell)和他的华裔太太赵小兰经常在饭馆里被人赶来赶去的,看来触犯众怒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欺压弱势团体、消灭低端人口、政商勾结、打压舆论——共和党就真像共产党了。如果这样的美梦成了真,这就是红色美国的崛起了。无巧不巧,共和党也是红色的!与此同时,红色中国也在废除公费医疗。欺压低端人口。


《中国拒绝缓解美中贸易紧张遭美指责》(2018-10-21 FT中文)报道: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接受FT采访时表示,中国未表露出任何它愿满足美方要求、以使两国之间可能取得突破的迹象。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指责北京方面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与习近平可能于下月阿根廷20国集团(G20)会议期间举行会晤的前夕未作任何努力来缓解贸易紧张,这一言论给外界对美中经贸战休战的预期浇了一盆冷水。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任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采访时称,中国未表露出任何它愿满足美方要求、以使两国之间可能取得突破的迹象。


今年,美国对2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几乎占中国对美出口总额的一半——加征关税,中国则以对1100亿美元美国输华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报复,不断升级的冲突给全球经济前景蒙上了阴影。特朗普要求中国全面调整经济政策,包括缩减中美贸易顺差、打压工业补贴和强制技术转让等做法。但到目前为止,这些要求遭到中国官员的抵制,他们认为这些要求不切实际且有违他们的利益。


库德洛称:“我们给了他们一份详细的要求清单,比如关于技术的,五六个月来基本未作更改。这件事的问题是他们不作回应。什么回应都没有。完全没有。”他表示:“实际上主席和中共,他们必须作出决定,到目前为止他们并没有,或者他们作出了不采取任何行动的决定,任何行动。我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


中国官员则抱怨美方缺乏灵活性、以及特朗普政府难以捉摸和其内部缺乏统一的声音。如果未来几周没有进展,预计美国将推进其计划,在2019年初把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税率从10%上调至25%,进一步提高双方的赌注。特朗普甚至威胁要对另外267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这将意味着加征关税的范围将覆盖所有中国输美商品。


库德洛的言论将加大北京方面目前背负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上周五,在政府公布十年来最低的季度经济同比增幅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以及中国央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的头头们,费了好大一番周折,来安抚大幅下挫的中国股市。此外,人们也越来越担心,中国可能会策动人民币贬值,来抵消关税的影响。但库德洛表示,他相信最近人民币疲软是由于市场因素,而非刻意的政策使然。库德洛说:“我感觉到了中国的资本外流,我知道它是受控的市场,但我认为他们正在流失资金,人们正往这边来,(美国)现在是全世界最火爆的经济体。”他表示:“我感觉我们必须关注它,它非常重要,是贸易谈判的一部分。但(人民币)疲软更多是市场导致的。”


刘鹤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席经济顾问兼首席贸易谈判代表。他表示中美谈判代表正在“接触”,并称贸易战的影响更多是“心理”的而非实际的。随着11月6日中期选举逼近、以及民主党有较大可能从共和党手中夺回众议院控制权,库德洛表示,他担心特朗普以减税、放松管制和化石燃料生产为基础的经济议程可能会受阻。他还将近期股市出现的紧张情绪归咎于国会权力的可能换手。他说:“最让我担心的是两周后的蓝色浪潮。”库德洛补充说:“我不认为会发生这种情况,但如果真的发生了,那么风险就是他们会推翻我们的政策,我们将停止繁荣……市场知道、而且非常担心这一点。如果他们搞砸了这波繁荣,我们会回到1%至2%的增长。”


多数策略师认为最近的抛售是受外界对美联储(Fed)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推动,较长期债券收益率因此被推高。关于“蓝色浪潮”的猜测已持续了好几个月,而且远在最近的股市下跌之前。库德洛坚持认为,美国经济正在全线增长,其中最令人鼓舞的方面是蓝领和低薪服务业工人工资和就业的增长、以及小企业增长加速。他表示:“信心水平持续上升。现在有更多的人开始创业——他们认为现在要更容易一些,复杂的规定流程和税负也减少了。他们看到了一位正在终结讨商战争的总统。”


现年71岁的库德洛曾经是美联储和华尔街经济学家,后来在CNBC担任电视节目主持人。他表示,债券收益率上升是“增长”的标志,而不是通胀或债务担忧的反映。他说:“通胀预期得到很好的控制”。但他为特朗普最近对美联储的公开抨击作了辩护,当时特朗普曾猛烈抨击美联储主席杰伊·鲍威尔(Jay Powell)收紧货币政策。

 

谢选骏指出:国民党中国号称蓝营,共产党中国号称红区——现在美国也分化为蓝色浪潮和红色美国的崛起了。如果红色美国再干六年,会和红色中国和平相处还是对峙冲突呢?想当年,红色苏联不是也和红色中国对峙冲突了二十多年吗?颜色革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颜色革命的同色操戈。呜呼哀哉。


112社会主义祸害美国


《白宫报告说 社会主义在美国卷土重来》(2018-10-28 NTDTV)报道: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国会两党在医保政策上展开激烈辩论。数据显示,大约半数民主党众议员候选人支持“全民医保”政策,白宫本周发布报告,批评“全民医保”是社会主义政策,将严重危害美国的经济民生。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10月23号发表一篇名为“社会主义之机会成本”的报告。长达72页的报告,开篇第一句话写道:“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社会主义在美国的政治话语中卷土重来”。


同一天,白宫网站刊登文章,总结了报告的主要内容。其中指出,不论过去还是现在,社会主义支持者们将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视为不公平的“剥削”所带来的结果,并主张应该由国家强力干预,通过政府统一买单、高税收等经济政策,提供所谓免费的公共服务。报告引用了一段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话说:“社会主义政府总是花光其他人的钱。”


白宫为何突然发布报告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答案在于白宫当天发布的另一份声明,题目是“国会的民主党人希望从勤劳工作的美国人手中把钱拿走,用来支撑失败的社会主义政策。”声明中警告说,如果美国采取北欧式的社会福利政策,年收入60,000美元的家庭每年将多缴税5,000美元。而部分民主党人支持的“全民医保” ,更会让美国家庭可支配年收入下降19%。


美国总统川普:“你们将必须纳两倍甚至三倍的税,甚至还不够支付全民医保的费用。这将给国家带来灾难,把我们国家变成委内瑞拉,但这不会发生,因为我不会允许它发生。”


《今日美国》网站本周发布统计结果,显示在中期选举的众议员选战中,大约半数民主党候选人支持“全民医保”计划。对此,白宫的声明中直指“全民医保”是社会主义政策。

“全民医保”法案由参议员桑德斯提出,计划把目前仅针对老年人、残疾人和一些重病患者的政府医保计划Medicare,推广到所有人。

在“全民医保”的官方网站上,桑德斯明确提出,要建立一套单一支付者,即政府统一买单的医保系统。

桑德斯本人,则是目前美国唯一公开自称社会主义者的国会参议员。他在2016年大选民主党初选中败给希拉里后,退出民主党,恢复无党派身份。

而根据《今日美国》的报导,民主党中已经有大约三分之二的国会众议员,和三分之一的国会参议员为“全民医保”政策背书。前总统奥巴马也公开表达支持。

国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卡锡周二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美国政治已经“不再是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之争”。

国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 麦卡锡:“而是美国人与社会主义的较量。民主党明确的在走向社会主义”。

2020川普竞选财务委员会成员 楼新跃:“美国和社会主义的竞争,这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政策宣示。表明共和党已经认识到,现在民主党的主流就是主张在美国搞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阵营。他告诉美国人民,你投民主党,就是在主张美国走社会主义道路。”

白宫在周二的一则推文中,毫不客气地说,“社会主义应该丢入历史的垃圾箱”。

白宫报告指出,在全世界,社会主义政策都以失败告终,并造成苦难和死亡。委员会成员分析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古巴和苏联,发现这些非民主政府承诺使粮食更加丰收,结果却导致数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亡。

旅美时事评论员 唐靖远:“我们看到在中国和苏联都曾经发生过在这种绝对平均主义制度下,爆发这种大规模的人群死亡的这种事件,像这样的前车之监,我觉得它足以引起这个美国社会的警惕。”

以委内瑞拉为例。报告警告说,如果美国采用像委内瑞拉那样的高度社会主义政策,美国的实际GDP将至少降低40%。报告中也特别分析了许多民主党人支持的“北欧模式”,指出“北欧模式”并非彻底的社会主义政策,而即便如此,美国人的生活水准仍然比北欧高出15%,政府提供的免费公共服务并未创造出更好的经济与民生。


谢选骏指出:“全民医保”是社会主义政策,但这只是小菜一碟,危害不大。那么,什么是大菜呢?是用公款救济私人银行!这可不是民主党政府干的,而是共和党政府干的。当然,民主党政府的克林顿打开拉链、放松监管,对于金融危机的形成,负有首要责任;但是共和党的布什政府却直接打开了社会主义的大门。而且,这个开门揖盗的决议,还是两党议员合组的国会决议通过的!从此以后,美国终于尝到了社会主义苦果,直到今日——社会主义实实在在地祸害了美国。


《美国人57%不满两党制 期盼有第三党》(2018-10-28 自由时报)报道:


美国盖洛普(Gallup)最新民调指出,57%的美国人相信,只有民主及共和两党并不足够。多数人认为,美国“两党制”天生具有缺陷,需要有第三党反映人民意志。


盖洛普民调显示,美国人有将近3分之1不满两党轮流执政。约38%的受访者表示,两党都做得不好,需要建立一个新的重大政治势力。


54%民主党受访者相信,第三势力的浮现对美国政治有利,但共和党受访者只有38%如此认为。72%的独立选民支持在两党之外出现第三选择。


盖洛普自2006年就开始着手这类调查。自2012年起,支持“两党制”的受访者比例都未超过38%,5年来都呈现此稳定趋势。


过去150年来,白宫和国会都是由两党轮流执掌。自1852年以来,美国总统都是民主党或共和党人。自1856年起,美国国会都是由两大党交替掌控。


批评者抨击,“两党制”已经过时,忽视另类意见,无法充分代表多数美国人口。反对者主张,共和及民主党其实都在同一条船上,代表的是大企业的金钱利益。


谢选骏指出:看来,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加支持两党制,因为两党制比较稳定,容易受到金权操纵——这是与选举人制度紧密相连的寡头制度的组成部分,是封建贵族制度的遗留,可以有效防止人民利益的“过度伸张”。如此看来,现阶段的美国,只能在社会主义与金权主义的夹击中,举步维艰了。“白宫报告说社会主义在美国卷土重来”的反面,就是“黑屋报告说金权主义在美国卷土重来”?这是由人的原罪预定的,呜呼哀哉。


113分裂的美国源于分裂的事实


《美国近250年历史,为何从未发生过成功政变?》(全现在 2021-01-12)报道:


究竟该用哪个词来给1月6日发生在美国国会大厦里的事件下一个定义?


候任总统拜登将特朗普支持者的行为称之为“叛乱”(insurrection):“这不是抗议,这是叛乱!”也有不少议员将其称之为“政变”(coup)。“一群暴徒冲击美国国会想要推翻选举。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政变。”众议员瓦尔·戴明斯(Val Demings)在一条推文中表示。


“叛乱”一词在美国历史上并不陌生,1807年美国就出台了《反叛乱法案》(Insurrection Act of 1807)。倒是“政变”在美国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


那么特朗普的“勤王军”此次冲击国会大厦的行为够得上“政变”吗?自从1776年美国建国以来,为何在其近250年的历史中,从未发生过一次成功的政变?


“未遂政变”


根据政变研究领域的专家乔纳森·鲍威尔(Jonathan Powell)和克莱顿·泰因(Clayton Thyne)的定义,政变是“政体中的军方或其他精英公开企图使用违宪手段推翻现有国家元首的举动”。


美国佛罗里达中央大学高级分析师克莱顿·比绍(Clayton Besaw)据此认为,这次发生在国会大厦的暴力事件并不属于政变,因为暴动中的主体并非现有政体中的精英,他们的行动出于“自身意愿”,而非特朗普意志的执行者,“更何况,特朗普本人也在事态严重后主动敦促支持者回家了。”与比绍的意见稍有不同,美国海军学院教授、《夺权:军事政变的战略逻辑》一书的作者纳尼哈尔·辛格(Naunihal Singh)虽然也认同此次事件不算政变,但在他看来,重点不在于暴力活动的参与者,而是因为此次暴乱没有军事力量的参与:“这不是一场政变。因为那位即将离任的总统没有利用军队、特勤局或政府可以调动的某些武装力量,来达到个人目的。”


不过辛格也指出,并不是每一场政变都需要军队的积极参与。有些情况下,他们的默许和不作为就已经给事件定了性:“很多时候,当武装力量和抗议者建立起了合作关系,那么政变就已经发生了。看看菲律宾和埃及,在那些大规模抗议活动中,军方都站在了抗议者一边。如果美国也发生类似的情形,那么,是的,这就是政变。但我认为我们还没到那个地步。”


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政治学助理教授保罗·马斯格雷夫(Paul Musgrave)认为,“我们目睹的是一场政变企图,是一场违背现有法律框架,试图夺取政权的努力。”


在“未遂政变”发生前,特朗普在1月6日早些时候发表演说,重申“选票欺诈”,并号召人们前往国会大厦支持他。这一行为涉嫌煽动民众制造暴乱。目前他正面临罢免风险。 图片:AFP欧美主流媒体与马斯格雷夫的观点相近。英国《卫报》认为,这是一起失败的政变,是“一群右翼暴民企图违反宪法并把自己意愿另加在选民意愿之上的行径”。《华盛顿邮报》则把重点放在了特朗普身上,“这场未遂的政变是由一个无法无天又高度恋权的总统所煽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也认为这是场“未遂政变”,其目的是“破坏国会对选举人票进行确认的法律程序,进而阻止拜登继任总统。”


宪政教育体系下的美国选民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未遂政变是美国建国245年以来的第一场政变。


在1月6日之前,美国之所以从未发生过民众不顾选举结果,在某位候选人煽动下阻止选票确认程序的“政变”,原因有很多。基于上文中对政变定义的讨论,可以从政变发生的三个必备要素——发起者、参与者和助推者来进行分析。


首先,从政变发生的参与者来看,在特朗普之前的美国选民之所以没成为总统候选人的“马前卒”,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长期有效的宪政教育。人们认同政府通过委任直接选举的方式来确认总统,相信程序正义,尊重大选结果。


1789年出台的美国宪法明确了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具有唯一的合法性。为了让民众接受、理解这套制度,7年后,也就是1796年,政府出台了第一本关于公民政府的教科书,自此开始了长达200多年的宪法教育。


后来,联邦政府还明确要求16至18岁的学生要学习独立宣言、联邦宪法、人权宣言等内容。如今大多数美国人在中学阶段至少受到三次正规的宪法教育。


美国主流媒体普遍认为,此次暴乱之所以会发生,除了特朗普的蓄意煽动,部分共和党议员,如图中的霍利,公开质疑大选结果,在点票程序上故意制造阻碍也是原因之一 图片:AFP像在纽约州,4年级学生,也就是9岁左右的孩子就要在公民教育课程中了解美国宪法与政府的关系。而在7年级和8年级的“美国历史和纽约州历史”课程中,学生要明白宪法基本的法律和政治原则;12年级的公民教育课程则是要让学生理解宪法是如何在支持多数人统治的同时保护少数人权益的。


进入大学,学生还是要继续学习宪法。比如佐治亚州就规定,学生要取得学士学位必须通过四门课程的考试,分别是美国历史、美国宪法、佐治亚州历史和佐治亚州宪法。


通过从小学到大学持续不断的宪法教育,美国人的宪法意识和宪法观念得到广泛普及,人们知道选举权之于民众和联邦政府的重要作用,也理解选举过程中程序正义的重要性。


暴乱结束后,作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共和党元老麦康奈尔重回国会大厦,但他神情忧郁。在他看来,此次事件是一场“未遂的叛乱”。 图片:AFP一个例子是2000年大选,在选举日结果出炉后又持续了36天,从开始重新计票到最后最高法院裁决,程序复杂,过程曲折,但选民却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耐心。因为在那些美国选民看来,相比于最后的当选结果,更重要的是选举过程要公平公正。


而20年后的2020年大选之所以会引发如潮争议,甚至在选举后还会发生冲击国会大厦这样史无前例的危机事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真的有很多选民相信了特朗普、社交网络和种种极端组织所宣称的阴谋论,认定此次大选存在大规模选票欺诈现象,颠覆了程序正义。


要权利,不要推翻政府


宪政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让民众认同宪法,它还强化了人们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塑造了民众与政府对话的方式和思维方式。民众对政府的诉求是“要权利”,而非要推翻它。


由于总统任期只有四年,四年之中还有决定国会席位的中期选举,这意味着选民每隔两年就可以用选票对政府领导人进行评判,并不需要通过冲击政府、要求总统下台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向政府发起的诉求就更为实际和聚焦。200多年来,美国虽然没少发生大规模骚乱,但针对政府的行动要么是抗议政府的不良政策,要么是追求权利平等。


比如1786年的谢斯暴动,其原因是马萨诸塞州政府对农民的漠视,以及乱收选举人头税;1791年发生的“威士忌暴动”,也是因为西部农民不满政府征收威士忌酒消费税。


进入20世纪,越来越多的骚乱源于反对种族歧视的抗议。比如1962年的密西西比大学骚乱和1968年的巴尔的摩骚乱,都与黑人平权运动直接相关;1969年的“石墙暴动”,则是美国历史上同性恋群体首次反抗政府迫害性别弱势群体的事件。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某些特定群体发起的暴乱。比如1932年的“补偿金事件”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数万一战退伍士兵要求及时发放薪饷的要求遭到美国政府拒绝;1971年纽约的阿蒂卡监狱暴乱,则源于囚犯们要求更好的生活条件。


去年,遍布全美的抗议游行活动很多都和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黑命攸关”运动(简称BLM运动)直接相关。但人们的诉求在于惩办凶手、推动警察制度改革、为非裔群体的权利平等发声。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大骂特朗普的人不在少数,但这些组织的领导者和发起人不断强调的是呼吁民众在大选中“投票给拜登”,这本质上依然是在宪法规定的框架内推动政权更迭,而非无视法律框架,直接暴力推翻特朗普政府。


简言之,200多年间不断更新、调整的宪政体制和长期有效的宪政教育,从政权运作的机理上避免了美国民众突破法律底线、沦为政治精英实现个人政治目的棋子的可能性。


不成文的政权交接传统


只是单纯依靠宪政教育当然不能避免政变的发生。1月6日之所以会发生大量民众冲击国会大厦的事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响应了自己认同的政治领袖的呼唤。


当政治领袖有了政变的动机,又有了一呼百应的支持者,那么平和的示威游行就会变成惨烈的暴动与政变。所以潜在政变者的作用不能不考虑。


从美国的国情来看,真正能威胁现有政权的潜在政变者基本就是败选总统。然而自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于1789年就任以来直至2020年大选结束,美国从未发生过败选总统候选人发起颠覆政权的政变行动。


在此之前的100多年里,在选票差距明显,胜负已分的情况下,败选者往往也会接受现实。虽然1860年的大选后发生了南北战争,但两位民主党候选人也接受了败选结果。南北战争从性质上并不算是政变,而是一场因意识形态和政权理念分歧导致的内战。


而在选票差距不大,结果存在争议的时候,败选者虽然公开表达过不满,但也未曾发展成政变。


1824年赢得更多选举人票却最后败选的杰克逊虽然怒火中烧,却还是接受了败选;1876年在选情占优,却遭遇四个州选举人票作废,最后因选举委员会的一票之差输掉大选的民主党人,最终反而和共和党领导人达成“1877年妥协”,避免了第二次内战的同时,还换来了南方州的“自治”。


等到了1896年,美国大选更是迎来了一个重要分水岭。


那一年,民主党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 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获悉自己在大选中败给共和党人威廉·麦金莱( William McKinley)后,立即给对方发去电报:“我想在第一时间表达我的祝贺,我们共同面对了美国人民的选择,他们的意愿就是法律。”


这份电报开启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败选者通过公开声明承认败选。


在过去的120年里,美国人见证了32次这样的公开声明——通过电报、广播、电视直播,最近还有YouTube。虽然没有法律要求任何落选的候选人公开承认失败,但这已成为美国有序权力过渡的固有传统。


在这其中,2000年时,民主党籍候选人戈尔在一次大选里两次承认过败选。


在2000年大选中,戈尔在得知布什获胜后第一时间承认败选并恭喜布什。但随后佛罗里达州面临重新计票,大选结果存在变数,戈尔随即撤回了败选声明。12月,美国最高法院判定佛罗里达州无需重新计票,布什赢得佛罗里达州选举人票后,戈尔又一次承认败选,并表示“这次不会撤回”。总统历史学家罗伯特·达莱克(Robert Dallek)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指出,败选者公开承认失败的举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向支持者发出一个重要信号,即他们需要和落选的候选人一起接受失败。”


简言之,从政变的潜在发起者来看,美国244年没出现政变的原因在于宪政规则、妥协精神和“认输传统”,对拥有大量选民支持的败选者的限制。这套不成文的“规定”不仅为败选者树立起“体面”、“有风度”的人设,更深刻的意义在于确保美国平稳完成政权交接。


被文官体系“驯服”的军事力量


1月6日,在骚乱开始时,国会大厦的警戒力量显得软弱无力,但当华盛顿特区的2700名和弗吉尼亚的650名国民警卫队人员驰援后,局势还是得到了控制。


作为政变者的助推者(甚至很多时候是他们的核心力量),军队在土耳其、埃及、泰国、巴基斯坦等地的政变中都扮演过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为什么在过去近250年中,美国从未发生军事政变?


军事政变若想发生,无非只有如下几种可能:第一,有强烈政治野心的军官控制庞大军队可供调遣,他们本身就具备“兵谏”的能力;第二,控制庞大军队的军官与政治精英勾结。但这两种可能都被美国的制度设计扼杀了。美国遏制军事政变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分权,二是文官管理军队。


先说分权,美国没有哪位军官可以真正控制庞大的军队。在管理上,美国海军、空军、陆军、国民警备队、海军陆战队、特战队全部都是分权管理,没有一个军种可以一家独大。


同时,在军队运行体系中,军政和军令还有分权。


军政就是军队的日常供应和管理,它由国防部来管,国防部的首脑是国防部长,他由总统经国会批准后任命。


军令就是军队的指挥系统。美军实际负责指挥的是各级参谋部门,最高级别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值得一提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没有下达作战命令的资格。美军的军事作战命令都是由美国总统通过国防部长经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给各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和战区司令部,再由各司令部具体实施。所以下达作战命令的人是总统。但总统虽然统领三军,可他要想动用军队,又必须得到参众两院的授权。意味着总统成为军事独裁者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再来说文官管理机制。美国实行的是文官治军的原则,因此,不管是国防部长,还是陆军部长都是文职,都不能由现役军人担任。


这样的安排就是为了避免军事政变。《独立宣言》中曾写道,“总统被任命为总司令,正是为了让一个平民,而不是士兵,登上军事指挥链的顶峰。”


按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院长、前五角大楼官员艾略特·科恩(Eliot A . Cohen)的解释,国防部长之所以要让文官来做,是因为,“对于一个要成为国防部长的人,美国人民需要的是一个有着丰富的平民生活经验的人,一个能从平民视角审视世界的人。”


当然,此项规定也并不是说军人就与国防部长的职位无缘。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是禁止军人在退役后的七年内担任国防部长,也就是说,退伍超过七年的军人依然可以成为国防部长。


过去73年中,美国共产生了28任国防部长,其中至少19任拥有服役经历。但这其中只有两人破例在退役未满七年内就担任了国防部长,他们是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和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已被候任总统拜登提名的奥斯丁有望成为第三位“破格者”,但他还需说服国会两院的议员才能真正履新。


最后,美国政府还明确提出,不准现役军人加入任何政治党派。这就隔绝了军人和政党领袖之间的关系,使军队不会成为政治精英的附庸或打手。


未来怎么办?


深厚的宪政教育让民众认同宪法和选举制度,使其不易成为政变的参与者;相对完善的政权交接机制和不成文却行之有效的政权交接传统让最有可能成为政变发起者的败选总统体面退场;最后,严格限制在文官治军和分权体系下的军队系统也杜绝了军人干政的可能。


这就是自1776年起,美国从未发生政变或军事政变的原因。然而1月6日的“未遂政变”却也暴露了美国现有制度的漏洞。


如何阻止一个拒绝认输的总统煽动民众破坏政权交接机制?在假新闻和阴谋论充斥社交媒体的时代,如何保证言论自由的同时,又能减少谣言对于民众心智的不良影响?


这恐怕是未来美国立法者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


谢选骏指出:上文“深刻思考”了却还是没有意识到,新兴技术对于美国政治的决定性影响——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分裂的美国”,而这个分裂的美国,是源于“分裂的事实”。举两个例子:1、右翼新闻说,美国政府第二次救济款发给每个居民600美元,但是发给非法移民1800美元,目的是要补上他们第一次救济款1200美元的阙如。但是主流新闻却说,第二次救济款和第一次救济款一样,都不发给非法移民,甚至非法移民的子女即使持有美国护照,也无法得到救济款。2、右翼新闻说,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可以宣布军事管制、推迟或取消大选,自己继续执政。但是主流新闻却说,总统没有这样的权力。如果硬干,就是在发动军事政变了。大家想想,如此分裂的事实,怎么可能出现一个团结的美国呢。在我看来,上述分裂的事实,都是由于传媒技术的普及造成的,大家现在都有选择,可以创造自己喜欢的事实,不像以前,事实都掌握在权威机构的手中——例如专制政府,或是三权分立及其第四权的媒体。


114美国联邦制度已经动摇


《选举人团投票:拜登拿下302票 确认当选美国总统!》(综合新闻 2020-12-14)报道:


美国选举人团周一(14日)投票,正式选出下任总统。根据先前的总统大选结果,民主党籍的拜登预计可获得306张选举人票,现任总统川普则拿下232张。美东时间上午10时,佛蒙特州、田纳西州、新罕布夏州及印第安那州率先进行投票。加州55位选举人在美东时间6时许完成投票并全数投给拜登,拜登拿下302张选举人票,确认跨过270张选票门槛,入主白宫。川普得232张,已投票的州份都未出现跑票的失信选举人,目前仅剩夏威夷州的4位选举人尚未投票。


拜登拿下佛蒙特州3张、新罕布夏州4张、伊利诺州20张、内华达州6张、德拉瓦州3张、乔治亚州16张、康乃迪克州7张、纽约州29张、宾州20张、维吉尼亚州13张、罗德岛4张、威斯康辛州10张、亚利桑那州11张、马里兰州10张、新墨西哥州5张、明尼苏达州10张、科罗拉多州9张、华盛顿特区3张、密西根州16张、缅因州3票、内布拉斯加州1张、华盛顿州12张、纽泽西州14张、麻萨诸塞州11张、奥勒冈州7张、加州55张,共302张选举人票。


川普拿下田纳西州11张、印第安那州11张、密西西比州6张、奥克拉荷马州7张、阿肯色州6张、南卡罗来纳州9张、爱荷华州6张、肯塔基州8张、北卡罗来纳州15张、俄亥俄州18张、堪萨斯州6张、南达科他州3张、阿拉巴马州9张、路易斯安那州8张、犹他州6张、佛罗里达州29张、西维吉尼亚州5张、爱达荷州4张、怀俄明州3票、北达科他州3票、缅因州1票、阿拉斯加州3张、内布拉斯加州4张、德州38张、密苏里州10张、蒙大拿州3张,共232张选举人票。


谢选骏指出:这次选举人团投票,没有一个“失信人”出现——两党壁垒分明,但是两党之间的竞逐几乎鱼死网破,已经没有了底线,美国联邦制度命悬一线,岌岌可危也。


《拜登当选 但白宫顾问说会有另类选举人为川普投票》(RFI 2020-12-14)报道:


美国选举人14日将参加本州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会议,并依各州大选开票结果投票选举总统。预料选举人投票完成后,拜登将被确认当选美国第46任总统。但白宫资深顾问米勒(Stephen Miller)说,在出现选举争议的州,将有“另类选举人”(alternate slate of electors)为特朗普投票。


美国法典规定,各州选举人团在大选年的12月第二个星期三之后的星期一进行投票,完成新任正副总统的选举程序。今年的12月14日备受到关注。


全美有31个州加上华盛顿特区有法律规定,选举人必须根据本州选举结果投票,另外17个州的州法则未对选举人有所约束,也就是选举人可以凭个人喜好投票。一般预料,今年选举人投票不至于出现重大意外,几乎不可能有“不忠实的选举人”(faithless electors)出现。


就在各州选举人投票的14日上午,白宫资深顾问米勒对福克斯新闻网(Fox News)说,某些选举人将为特朗普总统投票,不论该州大选结果如何。他说,除了原本就在各州选举人团名单里的选举人之外,在出现选举争议的州,将有一组“另类选举人”出面投票,我们也会把他们的投票结果呈交给国会。如此一来,将可确保特朗普竞选团队的诉求能够获得重视;当特朗普连任的结果获得确认之后,这些“另类选举人”身份将会获得认证。米勒表示,美国宪法规定新任总统就职日期是1月20日,距离现在还有颇长一段时间,因此特朗普仍有充裕的时间,把造假的选举结果修正过来。米勒说,佐治亚州、威斯康辛州、宾夕法尼亚州都应该效法这个模式,国会也应该把握机会做对的事情。他表示:只要把三个简单的宪法瑕疵改掉,这次选举就是特朗普胜利。


根据美国法律,选举人票统计完成后,选举人必须在选举证书上签名,以示确认结果。选举人证书将送交副总统彭斯,因为副总统是参议院议长。选举人证书也要送给联邦登记局(Office of the Federal Register)、各州州务卿、选举人团会议举行所在地的联邦法院首席法官。


国会参众两院将于1月6日联合开会,正式计算选举人票,然后由彭斯副总统宣布选举结果。最后一个步骤便是1月20日总统就职典礼。


谢选骏指出:白宫已经向美国宪法宣战了,它暂时还无法用武力推翻宪法,但是动作频频,不断讹诈,试图动用国防部助阵,已经使得美国联邦制度为之动摇了!


《国会确认关卡 川普最后希望》(2020-12-14 自由时报)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十三日再次前往维吉尼亚州史特林的“川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挥杆,支持者在俱乐部外高举“选举诈欺”、“停止偷窃”等标语。


美国各州选举人团十四日投票选出新任正副总统后,将于明年一月六日由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进行最终确认,为总统大选一锤定音。纽约时报十四日指出,国会这道“最后关卡”是现任总统川普及其支持者的最终希望,因届时议员可对各州投票结果提出异议,并进行表决。纽时认为,尽管如此,大选翻盘几乎笃定不可能发生。


纽时报道指出,五十州及哥伦比亚特区选举人团完成投票,并签署认证书后,将在明年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点票。届时,副总统兼参议院议长彭斯将按照州名字母顺序打开证书,由参、众议员各派两人唱票,最后由彭斯宣布胜选者。选举人票计票过程中不开放辩论,但各州投票结果公布后,国会议员可透过书面方式,并经参、众议员各一人签署后提出异议,计票也将立即暂停。


接着,两院议员各自对异议进行两小时辩论后,再以简单多数决方式投票,决定是否否决该州选举结果,上一次出现两院共同提出异议是在二○○五年;但事实上,自美国南北战争后“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 era,一八六五至七七年)以来,不曾有过两院议员提出异议后,又顺利经两院表决通过。


民主党掌控众院 翻盘难度高


阿拉巴马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布鲁克斯(Mo Brooks)等川普盟友已磨刀霍霍,准备就亚利桑那、宾夕法尼亚、内华达、佐治亚和威斯康星等州的投票结果发起挑战,当务之急是必须找到愿意共同提案的参议员,但目前仍无人公开承诺予以协助。即使最后成功提案,两院进入辩论环节,因民主党掌控众院主导权、共和党目前在参院也仅具些微优势,几乎无法期待可顺利翻盘。


在此情况下,彭斯将面临就任以来“最艰难任务”——或亲口认证川普败选,考验其如何维系对川普的忠诚,并履行副总统的宪政责任。更重要的是,若共和党人成功迫使两院进入辩论环节,他们也会面临两难,究竟该继续支持川普?还是坚持对选举过程的信念?他们的选择,可能会决定共和党之后的路线,并影响共和党基层选民对拜登政府合法性的看法。


谢选骏指出:上述事态发展表明,美国联邦制度已经动摇,但是尚未坍塌;但是假以外力助推,二百余年“美国宪政”的盔甲巨人,可能一夕倾覆,轰然倒地乎。现在,川普集团正在担负起“外力助推”的使命,急于推倒美国联邦制度——他们是不自觉的历史工具,正在莫名其妙地充当“美利坚联邦”向“美利坚帝国”的“渡河的船夫”。


网文《学习逻辑 贵在应用》报道:


有则《哲学家和船夫》的寓言说——


一位哲学家乘船渡河,船行至河中心时,哲学家向船夫问道:“你学过哲学吗?” 船夫答:“没有。”哲学家摇摇头说:“那你已经失去了生命的三分之一。”又问:“你学过历史吗?”船夫答:“没有。”哲学家又摇摇头说:“那你将失去生命的二分之一。”正说时,河上起了大浪,忽然间,一个巨浪把船打翻了,哲学家和船夫都掉到了水里。这时,船夫问哲学家:“你学过游泳吗?” 哲学家答“没有。” 船夫说:“那你将失去整个生命。”


这则寓言耐人寻味:学问固然重要,而实践能力对人的生存更加重要。理论如果不用来解决实际问题,也只是理论而已。


逻辑,作为一门思维科学,是人类长期思维经验的总结,对人的思维活动起规范作用,与人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尤其在现今社会,逻辑思维能力越来越被人看重。不仅考MBA有逻辑题,而且公务员考试也开始加试逻辑测试题。此外,在一些跨国公司的招聘面试中,这类逻辑能力训练题目更是经常出现,它对考察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及思维方式转变能力有着极其明显的作用。所以我们平时加强这类题目的训练,到真正用的时候,就可以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了。


谢选骏指出:川普集团不懂哲学,又不通历史,还不会游泳……他们自己淹死倒是小事一桩,不能把美国联邦送到对岸,却是大事——如果美利坚联邦也随着他们一起掉到河里淹死了,那么美利坚帝国如何诞生呢?


115美国联邦制度溃败于全球化过程


《美学者顶级期刊批评美国:联邦错失抗疫时机,表现堪比意大利》(综合新闻 2020/04/04)报道:


美国在一周之前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最多的国家,目前也是唯一一个确诊超过20万的国家,最新数据则已超过24万。而如此大规模的疫情蔓延只用了74天时间。


当地时间4月2日,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Michelle M. Mello和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系副教授Rebecca L. Haffajee联合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上在线发表观点文章“Thinking Globally, Acting Locally — The U.S. Response to Covid-19”。她们在文中明确表示:新冠肺炎COVID-19已暴露了美国联邦政府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主要弱点。


值得一提的是,Mello是健康卫生法学领域的领袖学者,其研究重点是了解法律和法规对卫生保健提供和人口健康结果的影响。由于其在研究领域的贡献,Mello在40岁时就入选美国国家医学院。


两位作者提到,新冠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能有效地跨越边界,并威胁美国的基础设施和经济。疫情在美国各地的流行程度各不相同,华盛顿、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等州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但总体而言美国的新冠病例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因此,强有力、果断的国家行动势在必行。然而,“美国联邦政府的反应慢得令人担忧,对该病毒的性质和应对措施都混淆不清。”作者们在文中指出,各州和地方一直处于应对疫情的前方,但他们并没有统一行使公共卫生权力。由于基于科学的社会距离和有针对性的隔离措施只有在病毒传播的每一个地方都实施才能成功,因此缺乏跨行政区的协调合作已经付出了生命代价,未来还将继续付出这样的代价。文中指出,美国的宪法将公共卫生的主要责任赋予各州,授权给各市和县。联邦政府的普通公共卫生法律权力较为有限,重点放在预防疾病的州际或国际传播的必要措施上。


然而,在非常时期,各州和联邦政府可以启动紧急权力,以扩大其迅速采取行动保护公民生命和健康的能力。截至2020年3月27日,所有50个州、数十个地方和联邦政府都宣布了COVID-19紧急状态。由此产生的行政权力是广泛的,它们的范围从停止商业活动到限制行动自由,到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以及征用财产。


作者们提到,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紧急法律框架的主要担忧是,它给予官员们太多的自由裁量权,而对糟糕的决策却很少进行审查。通常,人们担心的是,官员们为响应公众要求会采取不适当的强制措施。例如,在2014年埃博拉病毒暴发期间,新泽西州州长下令一名从塞拉利昂返回的护士接受隔离,尽管她的病例并不符合美国疾控中心(CDC)的指导方针。“今天,我们发现处于相反的情况:联邦政府做得太少。”作者们在文中指出,或许是由于联邦政府官员对这一威胁的严重性在早期发表了误导性的声明,公众意见也一直在权衡利弊,不愿采取会给家庭和企业带来困难的措施。股市暴跌带来了进一步的压力,要求投资者保持冷静,避免对企业造成不利影响。


由此产生的联邦政府的反应意味着:通过迅速、统一的国家行动遏制COVID-19的宝贵时机已经丧失,这种情况和意大利类似。截至4月1日,距离美国首次报告COVID-19病例已经过去了72天,33个州和数十个地方发布了“在家办公”的命令,还有少数几个州简单要求非必要的企业关闭,但有些命令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机制。许多司法管辖区继续允许普遍不遵守CDC发布的社会距离建议(例如不得举行超过10人的聚会),作者们提到,“拥挤的春假海滩、自由旅行、开放学校和托儿所、销售不必要商品的繁忙商店、年轻人中的体育活动、孩子们还在公园聚集,这些都是证明。”


两位作者毫不留情地指出:这就是联邦制的阴暗面,它鼓励对流行病采取敷衍应对。美国的做法与韩国形成了鲜明对比,韩国通过迅速实施中央集权的国家战略,防止了社区间的广泛传播。而美国由于缺乏强有力的联邦领导来指导统一的应对措施,“很快就实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预测,即它将成为COVID-19疫情的新震中。”


那么,美国政府还能做些什么来促进统一的应对措施?作者们认为,“很明显,美国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发布白宫和疾控中心的指导方针,因为自愿遵守是行不通的。联邦政府接管所有公共卫生命令将与美国的联邦体制不协调,但还有其他选择。”她们的建议包括:白宫必须扭转其过早减弱现有解决措施的做法,同时应该让州长尽其所能减轻疾病的影响和传播,包括强制执行居家命令、关闭学校,及获得足够的医疗用品和新冠检测;行政部门应召集州长和州公共卫生主任,并敦促他们就一套协调一致的社区缓解干预措施和时间表达成共识;国会利用其支出权利,进一步鼓励各州遵循统一的社区缓解方案,其中包括有效执行公共卫生命令的措施;国会利用其州际贸易权力来监管那些影响新冠病毒跨州传播的经济活动。


作者们在文章中也再次强调,联邦政府和美国CDC应该更有作为。包括政府放弃一些医疗监管要求以促进获得及时批准,让实验室开发的检测试剂盒更容易被投入使用,进一步允许私营企业生产所需物资等。最后,CDC可以对已知接触或出现COVID-19症状的人实施跨州旅行限制。她们在文章的最后写道:在紧急情况下学习是困难的,但COVID-19疫情中得到的一个教训已经很清楚了,当流行病学家警告说一种病原体具有大流行的潜力时,高举地方自由旗帜的时候就结束了。而国家在流行病应对方面的领导作用只有在基于证据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至关重要的是,美国今后对‘COVID-19’的反应不仅要全国性的,而且要理性的。”


谢选骏指出:美国联邦制度形成于将近三百年前的十八世纪,二十一世纪的美国联邦制度,甚至已经没有能力选出一个多数总统了,例如,2001年上台的小布什和2017年上台的特朗普,都是依赖少数选票上台执政的——由于他们无法代表并获得多数人的支持,因此左支右绌,吃相难看,并且迅速带领美国溃败于全球化过程。小布什和特朗普虽属共和党并代表美国的传统,但他们的失败比可疑的奥巴马更为显著和彻底——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小布什和特朗普的失败不仅仅属于他们个人及其团伙,而是代表了“美国联邦制度溃败于全球化过程”。


116地方自治阻碍美国进军全球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控枪难,美国仍是封建社会》2017年10月10日报道: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撰文指出,美国控枪难背后,反映的是的美国“政治衰朽”,而控枪难更多的是因美国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个“封建制社会”。他说,很多人一定认为这简直是儿戏之言:落后的封建制怎么能和如此先进的美国联系在一起?但他说,先别激动。美国这个国家确实在某些方面还带有无法抹除的封建制特征。美国标榜自己为“法治主义”国家,而不可动摇的法治主义即法治至上,其实就是前现代或封建制社会的根本特征之一。他说,杭廷顿50年前说美国是一个“都铎式政体”,就是说美国政体具有某种封建制性质。只是这一定性一直未被重视,亨廷顿不能被理解,以至于美国式法治和政治一直让很多人无比神往。杨光斌说,美国宪法是独立战争之后各个“邦主”即事实上的封建领主或川普总统所说的奴隶主(当时美国经济制度是奴隶制)谈判的结果。在独立战争之前的将近两百年时间里,一帮受英国封建制王权欺压的前现代社会的英国人,跑到北美新大陆建立了最初的13个州,实行所谓的地方自治,奉行封建制社会的习惯法或所谓自然法,强调法律高于一切、不可触犯而且很难修改。这一点很像中国过去的“法祖宗之法”,带有前现代社会或封建制社会的典型特征。他表示,美国宪法进一步强化了法律的不可触动性或“法治至上”原则。美国宪法规定,修宪需要经过2/3州和2/3国会议员的同意。作为立法者的美国建国之父们似乎很有先见之明,即使到了远离奴隶制的大众政治时代,大众依然不可能组成一个整体而达成2/3绝对多数,进而修改这部形成于奴隶制时代的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所谓宪法。而美国公民拥枪的权利就来自这个宪法。他说,从最初13个州依据所谓习惯法的地方自治,到后来难于修改的联邦宪法,都是前现代社会或封建制社会的集中表现。他认为,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什么呢?实行世袭制土地制度的国家,就带有前现代社会的特征;实行土地改革或土地革命的国家,基本都进化成了具有现代性和平等性的国家。某种意义上讲,土地改革乃至土地制度的革命就是一种“变法”,而变法必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因此,强政府和变法很多时候就成了现代性社会的象征。现代化既是一个全球化进程,也是一个国家比赛的游戏。


杨光斌说,如果没有强政权推动的变法,很多长期实行封建制、部落制的国家在生存上会更加困难。当然,美国情况比较特殊,它地广人稀,一开始主要是是信奉基督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同质性民族,因此可以若干自治性封建体联合的形式存在。但当联合自治触碰到根本利益即财产权时,这种自治很难继续维持,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控枪难题。他表示,近些年来,美国枪击案接连不断,而且恶性程度还有所加剧。不久前发生的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再创新高,致死59人,伤500多人,相当于一场中型战争的伤亡规模。每次“大屠杀”后,美国从总统到坊间无不悲痛欲绝,控枪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但最终却总是民意如空气,每次都不了了之,恶性枪击案成为一种常态,说好的尊重民意的“民主”哪里去了?换个角度观之,我们甚至可以说,人人可持枪的美国事实上已处于一种“准内战”的状态。杨光斌强调,枪支泛滥之恶不但是民间之恶,更是“国家之恶”、“政府之恶”。一个国家政权不能保证百姓生命安全而使后者经常处于危险之中,这难道不是一种恶政吗?如果政府为了保护百姓想修宪却做不到,则意味着政府已陷于一种恶政之网,只能看着恶政恶性循环。这种恶政的根源,就在于美国政治制度中的那些封建制因素。他说,在器物层面,美国无疑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之一;在法律性的制度层面,美国却还带着无法抹去的封建制痕迹;在精神层面,美国到处挥舞的普世价值意味着它依然奉行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答案应该是一个十足的矛盾混合体。他说,“政治衰朽”曾是50年前杭廷顿为形容发展中国家政治而创造的名词,如今却被其学生法兰西斯.福山用来形容美国的政治制度,断言美国已处于“政治衰朽”之中,因为美国已经成为“否决型政体”,难以有所作为。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它难以“变法”控枪而保护百姓的生命安全。


(杨光斌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制度理论)、当代中国政治、比较政治、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udn联合新闻网等报道综合)


谢选骏指出:“人民大学”的偏见,使得作者把“地方自治”与“封建主义”画上了等号。如果这样套用,那么毛泽东的“人民公社书记”岂不都成了“红色奴隶主”?


这就是美国:即使同一个汽车公司,在不同的州里,也是因地制宜甚至各行其是,缺乏统一的标准。


我惊诧地发现,这与二十多年前的美国几乎一模一样。那时我发现,美国各州的车站、电话等公共设施竟然都不相同,这和同样奉行地方自治的日本,形成鲜明的反差。


而一个被地方自治所分割甚至分裂的、缺乏统一标准的美国,面对全球化浪潮,显然是阻碍重重的。


这也许等到中国真正发达之后,中国面对中国的挑战时,难以克服的内部危机。


地方自治不仅阻碍美国进军全球,而且威胁美国内政统一——


《明年1月22日起 这些人美境内搭机需护照》2017-10-19报道:


从2018年1月22日起,搭乘美国国内班机的美国人,如果不具有符合“真实身份法” (Real ID Act)的驾驶执照,除非该乘客所在的州获得延期批准,否则将必须出示护照才能登机。


据《商业内幕》报导,作为对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推出的一项防范恐怖主义措施之一,美国国会2005年通过了“真实身份法案”。但这一法案一直没有在全美境内彻底执行。

据悉,为加强机场安全,“真实身份法”严格规范了获取驾照的途径和标准,使得美国居民获得驾照的难度加大,伪造驾照的难度也相应增加。

根据这项法案,州政府在核发驾照时必须涵盖所有例行数据:如照片、出生日期和签名等,而且必须使用内置芯片这种“能让机器读取的科技”,以期减少身份盗窃和欺诈的发生。但是,截至目前为止,全美大约只有一半的州遵守了这一法案。

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年前就已经宣布,所有搭乘飞机的旅客如果想要使用驾照作为身份识别文件登机的话,在2018年1月22日之后必须使用符合“真实身份法”的驾照才行,否则将需要持护照或者其牠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TSA)认可的证件登机。

支持者说“这项法案将会加强国家安全,减少身份盗窃。”

根据TSA网站上的消息,到目前为止,包括亚利桑那州、得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等25个州的驾照发放程序符合“真实身份法”的规定,这些州的居民,明年可以继续使用驾照作为主要身份证件登机。

一些州提出了延期请求,目前国土安全部正在进行审查,如果批准延期的话,将会在TSA的网页上更新信息。这些州包括纽约州、加州和新泽西州等,如果他们在明年1月22日之前没有得到延期许可,那么这几个州的居民搭乘国内航班旅行时就会因为驾照不合格而需出示护照。

下面来自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图片,可以查出美国各州发放符合“真实身份法”规定驾照的进展。绿色州的驾照已经符合“真实身份法”的规定;黄色州的驾照虽未符合“真实身份法”规定,但已经获批延期;淡蓝色州的驾照延期申请真正审查中;红色州的驾照则不符合规定。


查查你所在州的驾照明年1月22日后是否可以搭乘美国国内航班。

要想查看自己所在州获得延期期间时间,请点击国土安全部链接。

明年登国内航班,是否还可以继续使用原来的不合格驾照现在还很难说。因为大部分的延期请求仍在审查中。但无论是批准还是不批准,你最好要提前做好准备,去办理一个新护照,或者确保你现在的版本得到更新。


谢选骏指出:显然,“庇护城市”的存在,说明美国的内政也无法统一,这种现状即高度的地方自治,正在阻碍美国进军全球。事实上,美国的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正是这一内政分裂的结果。


117


无神论的流行让美国出现了《毒疫》


《医生、毒贩和制药公司是怎样毒害美国的》(2018-08-28 中华读书报)报道:


知名调查记者贝丝·梅西(BethMacy)引起高度重视和广泛讨论的新著《毒疫:让美国成瘾的毒贩、医生和制药公司》(Dopesick: Dealers, Doctors, and the Drug Company that Addicted America)8月7日由利特尔布朗公司出版。


从“合法海洛因”……

《纽约时报》以《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药物危机》为题,将《毒疫》称为“叙事性新闻的杰作”。

从2012年开始,梅西走访美国多地,从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乡村到富庶的城郊,从面貌各异的都市街巷到曾经牧歌般的农业小镇,考察美国人民与鸦片类药物上瘾症最近二十余年的苦斗史,探究它样发展成今天难以剪除并还在继续蔓延的全国性药物危机。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公布的数字,仅在2016年,便有将近六万四千人死于鸦片类药物滥用。“你能看到农民、矿工,七十五岁的老爷爷卖掉自己拥有的一切。”她告诉《纽约时报书评》的播客节目,“过去十五年里,我们已经因药物过量死亡而失去了三十万人。我们还将在接下来的五年失去同样多的人。联邦一级却没有什么紧迫感。”

梅西首先拜访判监二十三年的毒贩罗尼·琼斯。他曾以弗吉尼亚州的伍德斯托克镇为基地,运营四通八达的毒品集团,向遍布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广大用户供应海洛因。毒品在这一带肆虐,如同瘟疫般出现爆炸性的增长,家破人亡的事例屡见不鲜。一位名叫克丽丝蒂·费尔南德斯的母亲失去了十九岁的独子杰西,他本是精力充沛的有为青年和前途无量的橄榄球运动员,却死于吸毒过量。费尔南德斯太太一直想知道,好端端的一个阳光男孩,为什么走上了吸毒的不归路。

《旧金山纪事报》8月10日刊登加布里埃尔·汤普森的书评,梳理梅西追踪少年染毒的历程。她一路上溯,发现很多人之所以成为瘾君子,最初都是因为一种名叫奧施康定(OxyContin)的强力止痛药。1996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该药上市。它应用缓释技术,将止疼效果从四五个小时延长到十二小时。生产商普渡制药公司宣称它特别不易上瘾。“如果你按照处方服药,那么导致鸦片类成瘾的风险只有百分之一的一半。”普渡的发言人大卫·哈多克斯说。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奧施康定成了“合法的海洛因”。


……到杀人的海洛因

上市后一年内,滥用奧施康定的现象便已出现。服药者只需把药片含在嘴里吮吸,便可快速溶解包衣,立刻摄取十二小时用量的药力。弗吉尼亚州的圣查理是一个人口只有一百五十九人并且还在不断减少的小村子,村医阿特·范齐成了最早提出警告的人之一。到1998年,周边地区近四分之一的高中生吃起了奧施康定,因注射毒品而引发皮肤脓肿的病人开始光顾他的诊所。范齐给普渡公司的哈多克斯写信求助,并说:“我害怕这里就是前哨地带,一如艾滋病爆发初期的旧金山和纽约。”

范大夫的警告被雪崩般的营销活动淹没了。“就整个行业而言,医药公司对医生的直销开支在2000年达到了四十四亿美元,较1996年上涨了百分之六十四。”梅西写道。普渡公司组织医生们前往度假胜地旅游并包揽全部开销,对新患者则赠以“起步大礼包”,头三十天服用奧施康定费用全免,此举等于照搬了各地毒贩开拓市场时的成功经验。医生怀着强烈的热情给患者开药,虽不至于强迫,但高度建议,实际上等同于不可拒绝。等普渡公司终于在2010年推出防拆包装,已为时太晚。对奧施康定已经形成依赖的人轻易转向了海洛因,死亡数字随即不断攀升。只用了短短二十年,美国人对止痛药的热爱便迅速演变成了蔓延全国的瘟疫。

梅西写道,市中心的黑人青年接二连三地死于海洛因而无人问津,直到城郊的白人开始成批赴死时,才引起媒体的注意。伍德斯托克警方对黑人毒贩罗尼·琼斯实施抓捕,指控他毒害全城。但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在琼斯到来之前,该城居民便已习惯于驱车北上,到巴尔的摩购买海洛因了。

梅西走访了大量成瘾者及其家属,听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一个个惨绝人寰的故事。一位七十五岁的矿工在工伤后服用奧施康定成瘾,最后曝尸荒野,面部中弹,骨肉崩碎,显然因为买毒时起了争执。另一位山区女青年虽一度投入戒毒,却终于复吸,惨死于赌城拉斯维加斯,赤裸的尸身装在大塑料袋里,弃于街头的垃圾桶旁。毒贩不时往海洛因里掺入效力高出百倍的芬太尼,因为一旦有顾客意外死去,该毒贩便会声名大噪,顾客盈门——这小子卖的药质量好啊,药劲足啊。而人类追求更强烈快感的冲动是没有止境的。


作家笔下的利他林小学生

在美国,当你还是小朋友的时候,医生就给你开利他林(Ritalin)了,因为你有多动症,再大一点,你就获得了成天吃止痛药的合法资格。有位母亲告诉贝丝·梅西,她曾带着扭伤拇指的女儿去看急诊,结果医生一次给她开了二十五天用量的奧施康定。

利他林1955年上市,主要用于多动症的治疗。经过多年的宣传,从九十年代起,多动症概念深入人心,该药用量随之大幅增加。天才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在其2011年的遗著《苍白的国王》(The Pale King)中,从侧面描写了美国青少年滥用兴奋剂的问题:

我记得上高中时从一个小孩那儿弄来德太德林,她母亲拿处方开了这些药给她提神醒脑,我还记得那怪异的味道,它们让我在阅读或讲话时数数的问题明显地消失了——大家管它叫黑美人儿——但是过一阵子,它们会让你下背疼痛,给你带来非常非常难闻的呼吸。你嘴里的味道就像在生物课上第一次打开一只不透明的罐子时装在里面的一只死了很长时间的青蛙一样。现在一想起来还犯恶心。还有一段时间,当理查德·尼克松不费吹灰之力再次当选时我母亲非常难过,我记得这件事是因为那阵子我正在尝试利他林,那是我从世界文化课上一个小子那儿买来的,他上小学的弟弟应该在用利他林而医生没太留心自己的处方,有些人认为这玩意跟黑美人儿相比没什么特别的,不就是利他林嘛,但我非常喜欢,一开始是因为它能让我坐下来学习很长时间,甚至觉得有趣,对这一点我真的非常喜欢,但是很难弄到更多的利他林了,特别是有一天这位小弟弟因为没吃利他林而在小学校发了狂,让家长和医生发现处方遭到了滥用,于是突然之间,那个满脸粉刺、戴着粉红色太阳镜、守着高二楼道的储物柜以四美元兜售利他林药片的小子就不见了。


泰鲁眼中的海洛因城

去年秋天,美国著名游记作家保罗·泰鲁在新加坡出生的儿子、英国导演路易·泰鲁(Louis Theroux)拍成三集纪录片《黑暗美国》(Dark States),头一集《海洛因城》讲的就是与梅西《毒疫》一书类似的故事。

在西弗吉尼亚州的亨廷顿,长期以来,患者因为病痛和事故就医,医生普遍会开出强效鸦片类止痛剂,不仅使患者本人成瘾,大量药片堆在家中,也一并毒害了渴求快感、防不胜防的青少年。一俟政府针对奧施康定、扑热息痛(Percocet)和维柯丁(Vicodin)的治理整顿开始,医院断供,用药者便只能求助于街头毒贩。如今,亨廷顿每四个成年人中便有一人成瘾。吸毒过量的死亡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十三倍,十分之一的婴儿带着毒瘾降生。

英国广播公司目前正在旗下视频网站上重播泰鲁的《黑暗美国》。该系列的另外两集分别探访了卖淫猖獗、暗娼遍地的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和枪支泛滥、凶杀频发的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


谢选骏指出:无神论的流行,不仅让美国出现了毒疫,而且让美国出现了《毒疫》——也就是说,无神论的流行,不仅让美国出现了毒疫的现实,而且让美国出现了《毒疫》的解释。那么,为何说“无神论的流行,让美国出现了《毒疫》”?因为人是一种一线的存在,没有上帝的引领就会走向末日的疯狂,或者温和一点的,就需要麻醉和毒品,因为依靠科学所提供的虚无主义,人的心灵是无以为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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