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是二鬼子理论

《汪丁丁：走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2005年02月24日 《财经》杂志）报道：

当代中国人目前难得地享受着较长期的和平，难得地第一次不再感受到“救亡”之紧迫，第一次可以倡言“启蒙”，可以实行并且反思启蒙，谁敢断言这一历史契机不是“千载难逢”的呢？谁愿意虚掷这段时光，让昨日的情绪继续遮蔽今日的思考呢？

约100年前，1905年9月2日，科举废止。“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此举非同小可，非经历过极大刺激而不能为。这极大刺激，远者起自英伦，近者来自日本。后者向西方学习，表面看去，与李鸿章等人“兴洋务”的举措差不多。可是两相较量，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居然全军覆没，于是分出来“器物层面”与“制度层面”两种不同的西化方式。由器物层面的改革深入到制度层面的改革，逐渐变得激烈起来，按照余英时先生的看法，不仅导致了“新文化运动”，而且最终导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每叙及此，我都要援引另一重要思想史家发表的与余先生的看法一脉相承的看法：近代和现代中国历史的第一大难题在于，我们似乎养成了一种试图以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努力来解决一切问题的惯式，殊不知，许多器物层面的问题不能以思想层面的努力来解决(林毓生教授2004年6月19日在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演说)。

十分贴切地，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把100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概括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在启蒙与救亡这两重同等紧迫的使命之间徘徊，从一个极端跳跃到另一个极端，似乎永远不得解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中苏社会主义大论战，甚至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救亡”之呼声似乎始终压抑着“启蒙”之诉求。

为什么我们只能在“救亡”与“启蒙”之间徘徊？追究历史，是因为在过去100多年里，我们只能在“强权”与“公理”之间求我们的生存。不仅中国人和日本人，而且欧洲人，或者主要是欧洲人，在过去几百年里，又何尝不是在马基雅维利的强权与康德的道德律令(公理)之间求他们的生存呢？

洋人里面，有守护公理者，也有滥用强权者。如上所论，这是他们过去几百年生存方式使然。那么，国人的态度呢？让我转引“涵庐”在《每周评论》1919年5月11日发的一番感慨：“我编了这篇青岛交涉失败史，我心中很有几重感触：(一)觉得现在的世界，尚不是实行公理的时候。……(三)觉得中国外交失败，无一处不是‘卖国贼’播弄成熟的。(四)觉得实行国民的外交，平民主义的外交，是一刻不容迟缓的。愿国人快快的起来！”这番感慨，代表着当时与眼下许多中国人的感慨。

如果篇幅允许，我还打算转引水均益那篇著名的号召国人抵制日货的长文——“日本，听我对你说”。历史数据表明，当年“抵制日货”的国民运动确实对日本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同时，根据1939年公布的几份研究报告，我们相信，这一运动也对中国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双输局面，当然是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一个弱小民族，它用来抵御强权的，只有公理而已。惟公理之不昌，弱小民族才转而求强权——以强权对抗强权。然而，强权毕竟是双刃的。纵观历史，让人类走出双输局面的，还是交往和贸易。

强权可恨，学生抗议强权却遭军阀镇压尤为可恨。激愤之中，让我转引一段更冷静的文字。“涵庐”发了那番感慨几天之后，梁漱溟先生写道：“我算是北京大学的一个人，……我也同大家一样的气恼。但我今天拿我与大家不同的意思来投稿在大家认为学生派的报纸上贡献于我同人。……试请大家举目四观，国人中除了仰脸的就是低头的，除了低头的就是仰脸的。再看一个人，除了仰脸的时候就是低头的时候，除了低头的时候，就是仰脸的时候。寻一个事事晓得不肯横行，与不受横行，实在不容易得。……这个毛病不去掉，绝不能运用现在的政治制度，更不会运用未来社会改革后的制度。质而言之，就是不会作现在同以后的人类的生活。不会作这种生活，不待什么强邻的侵略，我们自己就不能在现在世界上未来世界上存在。”(《北京国民公报》，录自《每周评论》第22号特别附录，1919年5月18日)

 梁先生早年发表的这番感慨，结合着“文革”期间他面对群众大批判时发表的平静回答：“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足以震撼国人的灵魂。不过，我们举目四观，许多国民还是怀着那样的心态，还是除了仰脸横行的时候就是低头顺受横行的时候，还是缺少那种不肯仰脸横行且不肯忍受横行的国民。后者今天被称作“公民”——因为他们是启蒙了的国民。我们何时才有“公民意识”呢？我们何时才有在全人类心中确立“世界公民”理念的高远志向呢？

康德说：启蒙，就是每一个人敢于运用他自己的理性能力，做独立思考。福柯接着说：启蒙，就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对占据主流位置的传统，持永恒的批判态度。

我们当代的中国人，目前难得地享受着较长期的和平，难得地第一次不再感受到“救亡”之紧迫，第一次可以倡言“启蒙”，可以实行并且反思启蒙，可以深入到西方文明传统的内部去探求启蒙理性的种种特征与种种利弊，可以反省中国文化传统的种种特征与种种利弊，务求融合之、改造之、发扬之。谁敢断言这一历史契机不是“千载难逢”的呢？谁愿意虚掷这段时光，让昨日的情绪继续遮蔽今日的思考呢？

至于我们是否愿意或是否有能力走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是否愿意或是否有能力发扬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来弥补这一尚徘徊在强权与公理之间的世界的缺陷呢？各位读者，见仁见智。

在斯密和康德倡导的“世界公民”的视角下，审视世界历史，我们看到，过去100多年及至未来的100多年，很可能是人类对欧洲经济发展方式进行反思和转而寻求更高级的发展方式的时期。100年前力促中国社会变革的那一代有识之士，以梁启超为首，已经看到了欧洲发展方式的致命缺陷。关于欧洲的命运，欧洲思想家们有更为深刻的反思，这一反思把我们的视野扩展到了西方历史的源头，从那里出发，世界历史逐渐地演变成为西方的历史，又在当代成为有识之士反省和批判的对象。这一反思尚未完成，它将把人类带往何方？我较为悲观，心态也较为复杂。可是不论如何，问题毕竟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呼唤着更具智慧的解答。

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追思在那场惨烈战争中的死难者们——中国人、日本人、以及死难者当中其他国家的人类成员。又以此文，反省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中日关系事件——包括“砸王直碑”事件。

谢选骏指出：李泽厚是个二鬼子，也就是所谓的“同路人”——他们一面追随毛泽东，一面背叛毛泽东。他们把追随毛泽东叫做“救亡”，把背叛毛泽东叫做“启蒙”——他们所经历的，不是“启蒙与救亡”，而是“救亡与启蒙”。他们的双重变奏，就是二鬼子理论，是两面人。至于这个汪丁丁，就不仅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了，而是共产党。所以他要走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回到共产党红歌里。